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六

译没有比三王更完备的，乐没有比五帝更盛大的。不是殷、周的礼就不足以治理天下，不是尧、舜的乐就不足以调和神人。因此，总章、辟雍，冠服、簠簋的制度，有一项不完备于古制，礼就不能施行；干戚、羽旄，屈伸俯仰的尺度，有一项不遵循古制，乐就不能和谐。古今的议论，大多如此。我私下认为，这些话失去了根本，只得到末节，不是通达的儒者所应有的见识。为什么呢？礼乐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生出的，而是先王斟酌人情，建立成为普遍道理的东西。如果能够端正人伦、安定家国，就是掌握了制礼的本意【文集作“也”】；如果能够调和人心、使风俗厚重，就是掌握了作乐的本情。善于沿袭礼的人，沿袭的是它的意义，不是它的名称；善于改变乐的人，改变的是它的制度数目，不改变它的实情。掌握了它的意义，五帝三王虽不彼此沿袭，却都能达到治理；丧失了它的实情，王莽琐琐碎碎地学习古制，也只足以造成动乱。所以说：实行礼乐真实情意的可以称王，实行礼乐外在文饰的就会灭亡，说的就是这个。况且礼以人的形体仪态为根本，乐以声音为根本；文物名数，是用来装饰形体的；器物尺度和节奏，是用来文饰声音的。这是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礼达到极致就无所谓外在形体，乐达到极致就无所谓外在声音。那么如果已经达到治理，声音和形体尚且可以遗弃，何况文饰和外表呢？这样，本末取舍的适宜之处就可以清楚辨别了。如今陛下凭借上圣的资质，守持列祖的制度，即使不作损益，也足以达到治理。但如果确有沿袭或变革，希望陛下审察本末再进行创制。礼，以安定上位者、治理人民为体，以辨别疑惑、防止欲望为用，以玉帛、俎豆为制度，以周旋、裼袭为仪容；制度和仪容可以损益，体和用却片刻也不能失去。乐，以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为心，以中和、孝友为德，以律度铿锵为装饰，以缀兆舞步的舒缓急促为文采；装饰和文采可以损益，心和德却片刻也不能失去。这样，礼得到它的根本，乐通达它的实情，虽然沿袭、变革、损益各不相同，最终都归于治理。乐器的形制和演奏的节奏，是用来使声音具有文采的；这就是圣人的道理。礼达到最高境界，就没有固定的形体；乐达到最高境界，就没有可闻的声音。既然如此，如果已经达到事理的最高境界，那么声音和形体尚且可以舍弃，何况外在的文饰呢？这样一来，治本与治末、取用与舍弃的适宜之处，就可以清楚地辨明了。如今陛下凭借上圣的资质，遵守列祖的制度，即使不加损益，也足以达到事理的最高境界。不过，如果确有沿革变更，希望陛下审察礼乐的本末，再加以制定和创作。礼，以使上位者安定、使百姓得到治理为根本，以辨别疑惑、节制欲望为作用，以玉帛、俎豆等礼器礼数为制度，以进退周旋、袒衣袭衣等仪态为仪容。礼数和仪容可以有所增减，礼的根本和作用却不能片刻丧失。乐，以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为内心，以中和、孝顺、友爱为德行，以音律法度和铿锵声响为文饰，以舞蹈行列的编次以及动作的舒缓、急促为文采。文饰和文采可以有所增减，音乐的内心和德行却不能片刻丧失。这样，礼掌握了根本，乐通达了情感，即使沿袭、损益各不相同，也都归于事理。恢复乐【古代乐器、古代乐曲】问：当时议论礼乐的人有的说，乐随着声音和乐器而变化，音调随着乐曲而改变。如果废弃今天的乐器，使用古代的乐器，哀伤淫靡的声音就会革除；如果舍弃今天的乐曲，演奏古代的乐曲，正始之音就会兴起。这个说法如何看待？回答。回答：我听说乐以声音为根本，声音以感情为根本，感情又取决于政事。政事和谐，感情就和谐，感情和谐，声音就和谐，于是安乐的音乐便由此产生；政事失当，感情就失常，感情失常，声音就失常，于是哀伤淫靡的音乐便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说的声音之道与政事相通。我考察当时议论的人，私下认为他们说得不对。为什么呢？乐器是用来发出声音的，声音的邪正并不取决于乐器是今是古；乐曲是用来表现音乐的，音乐的哀乐并不取决于乐曲是今是古。怎样考察这一点？如果君主政事骄纵荒废，人心动荡而恐惧【文集作“动荡而怨恨”】，即使舍弃今器而使用古器，哀伤淫靡的声音也不会消散；如果君主政事善良美好

译，人心平和，即使演奏今曲、废弃古曲，安乐的声音也不会流失。因此在和平的时代，即使听到桑间、濮上的音乐，人情也不会淫荡、不会悲伤；在乱亡的时代，即使听到咸池、濩、韶、武的音乐，人情也不会和谐、不会快乐。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郑、卫之声，恢复正始之音，在于使政事善美、调和人情，而不在于改变乐器、替换乐曲。因此说：乐不可以虚伪造作，只有明圣之人才能审察并创作。

译我又听说，如果君主的政事和谐平正，人心安定快乐，那么即使拿起土制的鼓槌敲击野外的土鼓，听到的人也一定和乐舒畅；如果君主的政事骄纵放荡，人心困苦怨恨，那么即使撞击大钟、敲打鸣鼓，听到的人也只会感到惨痛忧惧。所以我认为，协调人神、和谐风俗，在于使政事善美、使人心欢悦，不在于改变声音、穷极声乐。议论祭祀。问：圣王设置郊祀和宗庙、重视祭祀，是要舒展诚敬之心来侍奉鬼神吗？还是要借此补助教化、使活着的人得到利益【文集作“想要”】？又问：近来敬意失于鬼神，祭祀中用过度的禳灾祈祷，有僭越、滥行、谄媚的风气；四时祭祀也失去了疏密、丰俭的节度。如今想要使风俗没有过度的祭祀，家家不亵渎神灵，万物减少耗费而百姓生活富足，人人守义而不迷惑，应当做什么、施行什么，才可以挽救这种情况？回答。我听说祭祀的意义，大致有三种：在天地前洁净诚敬地祭祀，是用来教人报答根本；祭祀圣贤，是用来教人崇尚德行；祭祀祖先，是用来教人追念孝道。这三种祭祀施行于天下，万民就会顺从，百姓就会和睦。这就是先王重视祭祀的原因。我又考察，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先王借侍奉神灵来设置教化，借崇敬祭祀来使百姓获利，使人竭尽诚意，使物品尽其美好。美物献给鬼神，利益却归于人。所以完备牲畜，牛羊就不得不繁殖；丰盛黍稷，仓廪就不得不充实；使祭服华美，布帛就不得不精良。不蓄养牲畜的人就没有祭牲，不耕田的人就没有祭品，于是游荡懒惰的人不得不受到惩戒，勤于农本的人不得不受到勉励。这四件事施行于天下，虽然说是在侍奉鬼神，实际上是在使百姓产业丰厚。所以说：礼行于祭祀，天下的各种物产就可以得到充分发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物力有余，奢侈淫靡的弊病就会兴起；祭祀没有节度，谄媚亵渎的苗头就会产生。先王又防备这种情况，因此宗庙有一定数目，丰俭有一定尺度，疏密有一定时节。不合乎尺度的祭祀，鬼神不会享用，礼制也不容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不是同类的祭祀，神灵就不会享用祭品，刑罚也不会舍弃。以上两条施行于天下，那么人和鬼（集本作“神”）就不会互相亵渎，也不会互相伤害了。近代以来，渐渐违背祭祀典制，有时礼物失于奢侈或俭薄，有时巫师和史官借机行淫昏之事。追念远祖的人不明白应当遵从天子的礼文，祈求福祐的人则有谄媚神灵的祭祀。虽然弊端还不算严重，也应当加以禁止。伏望陛下崇尚设置人间的防范，申明国家的典章：对不合礼制的四时祭祀，以礼法加以示范；对祭祀非鬼神之物的禳祷，以刑法加以纠正。所谓保存正道、抑制邪道，这样人们就不会迷惑；彰明诚信、谨慎祭品，这样人们就会厚重地对待生计。这也是整齐风俗、调和人与神关系的大原则。愿陛下详察。忠、敬、质、文的损益 问：忠、敬、质、文，是百代循环相承的教化。五帝为什么不用这些原则？三王为什么又相继采用？是时代有同有异，还是道有高下优劣？而且三代之间，损益各不相同，所尊奉的三才之道，意义究竟在哪里？难道只是要除旧布新，务求彼此相反相异吗？还是为了扶助衰微、挽救弊病，道理本来就不得不如此？如今国家尊崇五帝的传统，取法三王的制度，质、文、忠、敬在当今已经大备，可是人们仍少有质朴忠厚，风俗中多有逐利机巧。想要挽救这种弊病，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回答 臣听说，步行和奔驰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异，质朴和文饰也因制度不同而有区别。五帝用道来教化，三王用礼来教导。道是无为的，因为无为，所以没有过失；没有过失，所以无需变革。因此唐尧、虞舜相承，无所改易。礼是有所作为的，有作为就会产生弊病，有弊病就需要补救。所以殷、周相继而代，有所损益。损益的教化，根本在于三才。夏代的教化崇尚忠，忠以人为根本；人道以善来教导人，这是忠的极致。所以说，忠是关于人的教化。忠的弊病，是人变得粗野；挽救粗野，没有比敬更好的。所以殷代的教化崇尚敬，敬以地为根本；地道谦卑，天所生的万物都由地恭敬地养育。所以说，敬是关于地的教化。敬的弊病，是人变得诡诈阴险；挽救这种弊病，没有比文更好的。所以周代的教化崇尚文，文以天为根本；天道显现文理，人便取法于它。所以说，文是关于天的教化。文的弊病，是人变得虚浮浅薄；挽救虚浮浅薄，没有比忠更好的。这样看来，三王所尊奉的原则不同，并不是想要自行标异、彼此相反，而是因为扶助衰微、挽救弊病，各自顺应了所处的时代。时代如果不同，教化也就不同。虽然忠和敬各自系属于特定时代，但质与文都归于正理。只看教化的标志，制度似乎不同；达到它们的极致，最终却同归一理。这也如同水火彼此相反，却同根于幽冥的造化，共同服务于人的生活。寒暑相互更替，同样根源于元气，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三王之道也是如此。我国仰慕并遵循五帝，取法并彰明三王，祖述那些典章训诰中不变的道理，并将其充分施行；忠、敬相继救弊的教化，也一并采用、兼而施行，可以说是文质协调、礼乐完备的时代。然而臣听说，孔子说过：“殷因袭夏的礼制，周因袭殷的礼制，损益始终，像循环一样。周以后即使相继百代，也可以由此推知。”臣考察周代的弊病：爵赏滥用，刑罚繁重；刑罚穷极之后，秦又反而专用刑名，国运因而中途断绝。到了汉代，杂用霸道和德治，后来又继续衰败。直到魏晋以来，还没有继承并挽救这些弊病的时代。所以周代文饰的弊病至今还留有余风，因而人们少有质朴忠厚，风俗仍然逐利机巧。伏望陛下把继承周代之后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把实行夏代的原则作为合乎时宜的措施，逐渐增加质朴、减少文饰，渐渐崇尚忠厚以挽救浮薄，斟酌教化，委婉地调理人心，使人向前看时，道统能够继承三王；回顾后世时，光辉能够流传万代，那么至善之道、太同之风，就不会只在上古独美了。刑法上 废止刑狱（北齐天保八年策问秀才） 问：帝王治国的权柄，赏罚是最重要的。即使三代有所损益，百代的道理也可以由此知道。没有舍弃赏罚这两条途径而能够弘扬风教、阐明教化的。圣贤治理天下，都出于这个原则。明白狱讼的产生，并不只是衰世才有。孔子任职三日就诛杀少正卯，姜太公一到任就诛戮华士。康王的诰令说，文王制定刑罚，对这种罪行一概不赦。可见设置刑罚在于施用刑罚，并不是废弃杀戮后刑罚自然清明。然而子产辅佐郑国，只杀一人；子文治理军政刑法，终于没有刑罚可用；大禹主动承担罪责，武王见人获罪便流泪。政治措施虽不相同，而治理之理也有相反之处。朕恭敬地统临万国，谨慎地治理万民，把他们看作受伤的人，像对待初生婴儿一样。朕还不能用治理代替刑罚、舍弃法律，也只能减轻刑罚、放宽死刑，逐步达到蠲除刑罚的境地。去掉凝脂般密集的法网，收拾刺骨般深重的怨恨。面对麦熟的秋季便产生惆怅，望见严冬将至便深深怀念。使画衣冠、施象刑的做法可以同唐虞之世相比；废止狱讼、停止罪罚的情形可以同成王、康王之时相比。对于严酷和宽缓都加以治理，应当有所辨析；如果确实还未达到这个境界，希望你们提出其中的办法。

译回答——李德林 回答：臣远远听取风声，仰望追随周文王、周武王，尚未能赶上他们，但确实有这样的志向。大道流行的时代，结绳记事而治理天下；德化衰微的时代，人犯了罪反而感到惭愧，这大概也是上天爱护人的表现。古人只是要建立教化，使神妙的教化感化末世的风俗；也必须设置严密的法网，难道是淳厚的风气已经下降，同往日相比无法追赶，浇薄的法制便自然确定而不能改变吗？然而成王、康王时代的百姓，到幽王、厉王时就遭到毁败；嬴政、项羽时代的百姓，到汉文帝、汉景帝时却达到了刑罚搁置。由此才知道，即使桀、纣处在伏羲、黄帝的时代，也会家家有人可诛；即使功勋如尧、舜的人处在桓帝、灵帝的时代，也只能垂衣而治。只应当像宣尼所说的“去杀”，并且期待百年后见效；周人所说的太平，也要凭借三代才能实现。我国诛杀暴君、斩除凶逆、断斩鳌龙、猎杀野雉，以及牧羊驱鸡之类的法令，烹食鲜鱼、放马归野之类的功业，无不顺应幽微的人心，承受苍天的命令。即使十个轩辕、九个舜，千个尧、万个禹，或者只是一味宣扬、禁防，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至于以简约的法令凭借威势，以军队施用武力，使怨恨兴起于征伐之后，使悲哀集中于触犯法令的罪人，所以从上到下的百官、远近的万民，对风教所遵循、政教所抑扬的一切，都肃然如同严刑就在身旁。但是，像皋陶一类的人仍常常审问案件，像黄沙廷尉那样的人始终手持丹笔。分陕而有召公棠树荫下的德政，剖符任官而有刘宽蒲鞭教化的美名。梁国审理疑狱，不借助陶朱公的玉璧；楚国依法治理，也不需要庄生的金钱。逐渐删简刑书，渐渐施行礼教，使骏马从远方来到，悬知并感受到仁爱之心；使獬豸前来朝拜，却找不到可以触犯的人。然后登上东岳向群臣行礼，面向西方感谢圣人，那又将是怎样的盛况呢？谨此回答。施刑的宽严 问：把狱讼和市政交付给人办理，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宽刑和严刑怎样适宜，在今天也不容易。宽缓了，民情就会放纵欺诈；急切了，奸人就无处容身。曹参之所以殷勤请教廷尉，正是为此而叹息。像韦弦那样折中调和，历代还没有听说过。刑罚的轻重、深浅，等待你提出高明的意见。回答——上官仪 回答：臣振衣面对九流，敞开心怀纵览万古，阅读七书（一本作“玉箓”）的奥义，见到金简遗留下来的文章，观察皇王临朝统治的踪迹，详察政术枢机的关键。无不取法于乾道，张设礼乐；效法雷霆的震威，设置威严的刑罚。即使轩辕氏离开鼎湖，也不是没有涿鹿之战的杀戮；舜帝离开雷泽，也终于有流放到崇山的惩罚。自从皋陶的事业无人继承，怨恨便不断滋长；甫侯制定刑法，也只是空有关于轻重的说法；子产铸造刑书，终究不能挽救衰败。由此可知，风俗淳厚时，连草木也可以作为惩罚的象征；君主偏僻、时世昏暗时，即使黥面凿额，仍有人犯法。我国君主从东方震位兴起，承受上天、继承国家，宰制教化，其功业超过十个尧，远行高举，吞并九个舜而继续上升。可是仍认为周书三典已经疏远难以遵行，汉律九章又偏杂而没有准则。如今正应从古代采纳韦弦的宽严之道，在当今施行折中之法。如果能诏令整治刑法，确定金科玉律的取舍；考察张汤、赵禹，平定丹书刑法的存废，必定能使楚国受金钱之赂而不被庄生责难，使长陵盗掘陵土之事必定采用张释之的意见。谨此回答。刑狱的施行与废止 问：玄默垂拱而治，治理归于最高的德行；法令越多越彰明，事情就集中到浇薄末世。由此，唐尧、虞舜画象以示四种罪行，人们都服从；姬姓、夏代制定三千条刑法，社会反而更加纷扰。所以知道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必在于弘扬仁爱；返还质朴、恢复淳厚，不在于制定众多刑罚。如今希望削减这三尺法书，专门遵循五礼。请陈述刑罚施行和废止的适宜原则，以切合当时的要务。回答——张昌龄 回答：法星在天上显示征象，排列在九重霄汉而照耀；《习坎》分列爻象，疏布六位而光辉灿烂。因此，皇王谨慎使用刑罚，以端正风俗、顺应时代；圣人审慎处理刑罚，使万物开通而成就事务。无不使天下清明，万民和穆。制定上天讨伐的威严，弘扬秋官的典章法度。舜游历妫水之湾，于是除去四种罪人的防禁；汤从镳宫出发，迅速撤除三面罗网。这样看来，质朴和文饰属于不同朝代，兴衰又有不同道路。夏禹、周文王的仁德流布下民，杀戮独夫而流泪，祸患因剖心而招来。自从时运过去、道义消退，淳厚离散、质朴崩解，王道不能胜过浇薄，因而听到了《菀柳》的讽刺。后世德行渐衰，杞（疑作“棘”）、槐的讽刺和制度也由此缺失。望夷宫招致败亡，酷刑比凝脂还惨；函谷关生出灾祸，冤魂充满境界。即使萧何改定法制，开始制定九章律；温舒上奏，仍讥刺其中的过失，法网却漏掉了吞舟之鱼般的大罪。君主如果一味宽纵，律令就会繁多到充满屋阁；官吏又卖弄智巧，古代遗法便遥不可及，这确实属于太平时代应当避免的事。大唐执掌纲纪，承受上天、凝聚国运，王气和教化超过胥庭之上，功业超越前代，扫除天枢的灾气，平定大地的尘嚣。紫微宫中的君主圣明，时运与“得一”之道相合；百姓安居乐业，日日陶然，受到万物各得其性的教化。皇帝承受上天之元气而统摄历法，继承先王的美德；道义如顺风般和谐，契合黄帝之神的无形之象；精诚通达如向着太阳，符合赤运文明的征兆。于是朝廷职位排列着英才，朝班中充满俊杰；升降进退的节制已经明确，礼仪容态和临御甲乙等科正在施行政令。以无为之道端坐拱手而治，想到有罪的人便责备自己；想到独自在角落皱眉的人，便像临近城墙而忧虑。详细询问掌管仓库之人，采纳樵夫的意见，确实应当精心选择负责平反的人，广泛寻求能够审理各种案件的官员。渭桥惊马之事，一定要采纳张释之的意见；宫禁周围射兔之事，不可违背高柔的防禁。像于公那样积阴德，委任其掌管廷尉；像盛吉那样深厚仁慈，授予其执掌宪法官署的职责。像刘宽一样剖符任官，蒲鞭教化可以追慕；像召公一样分陕治理，棠树荫下的德政仍可存在。再加上五种审讯辞证都齐备，诉讼双方也都得到兼顾，以韦弦调和刑政的急缓，以宽严决定审理的迟速。即使獬豸触人，皋陶也要施行恩惠教化；苍鹰停止鸣叫，郅都也不再施行烦苛的刑罚。这样自然监狱空虚，不会有人怨恨黄沙廷尉的罪刑；刑具无需使用，也不施行白粲之刑。这样功业超过成王、康王，道义胜过汉文帝、汉景帝，仁德之外的事自然远去，也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谨此回答。按照法令，星宿垂示天象，排列在九重霄汉之间而发出光辉；《习坎》卦分列爻位，疏列六个位置而光彩焕发。因此，帝王谨慎地施行刑罚，以此端正风俗、治理时代；圣▯施行吉祥之刑，启发万物并成就事务。无不使天下清平，使百姓和睦安宁。制定上天讨伐的威严，弘扬秋官掌管刑狱的典章法令。舜巡游到妫水之曲，于是除去四种防备；汤从镳宫出来，迅速废除三面之网。然而，质朴与文饰因时代不同，兴盛与衰败也有不同的道路。夏禹、周文王的防范与昌盛，使仁德流布于下；纣王这个独夫被杀，祸患则因剖心而招致。自从时运衰落、正道消散，淳厚离去、朴实分散，王道之风不能振作，于是听到了《菀柳》的讽刺。后来德行正趋衰微，杞【疑作“棘”】槐之刺【疑作“制”】也就断绝了。望夷宫招来了败亡，惨酷超过凝脂；函谷关发生灾祸，含冤而死者的精魂很多。即使萧何改定创制，开始制定九章律；温舒上书进言，仍讥刺法网的一项过失，形成了法网疏漏、让吞舟大鱼逃脱的罪过。君主如果只执意宽纵，律令就会增加到满阁那样繁多；官吏又玩弄智巧，久远地背弃遗留下来的法制，这确实与升平之世相称。大唐执掌纲纪，承受上天所凝成的图谶，王者之气的教化超越了胥庭之上，功业超过出【疑】骤之前；扫除干枢之间的灾气，在大地中轴上使喧嚣尘垢归于平静。紫微宫中的君主圣明，时时因“得一”而乘御光明；百姓安居乐业，每日都受到陶铸万物之风的化育。皇帝上承上元而统御历数，下继武王而承续美德，道合顺风之理，契合黄帝神灵无形的境界；精神通达而趋向光明，符合赤运文明的征兆。

译于是，官署中排列着英杰，朝班中汇集着俊才贤能；承载官员升降的制度既已明确，礼仪仪容临近甲乙等第的考核，而当时正处于政事开辟之际。以无为之道端身拱手，想到有罪便责备自己；念及困处一隅、独自忧愁的人，于是如临城隍般忧惧而深思。详细询问掌管仓库的官员，采纳樵夫的荐言，实在应当精心选任负责平反的人，并广泛寻求能够审理各种案件的人。渭桥上发生惊马之事，必定采纳张季的言论；宫禁周围射杀兔子，切不可违背高柔的防范。于公暗中积累阴德，便把廷尉的职司交给他；盛吉怀有深厚仁爱，便授予他执掌宪法曹署的职任。分符出任地方长官，交给刘宽一类的人，蒲鞭不施重刑的教化便可以追慕；分陕治理，趋奉召奭一类的人，召公棠树之下的德政便得以保存。又加上五种言辞都已齐备，诉讼双方都兼顾持平；用韦弦调节急躁与安静，用宽缓与严猛听取迟速。獬豸即使触犯人，咎繇仍推行他的恩惠教化；苍鹰停止鸣叫，郅都也不再施行烦琐苛刻的刑罚。这样，自然监狱空虚，没有人怨恨被判处黄沙之罪；刑具钳釱又哪里用得上，白粲之刑也无从施行。这样，功绩就超过成王、康王，道德就胜过汉文帝、汉景帝；不仁之人自然远离，已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谨此答对。审断案件的道理 问：大道没有隐没，施行教化而不诛杀，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画象刑也没有人触犯。由此可知，金科玉条不能制成淳厚的风俗，严刑峻法只适合施行于交相丧乱的时代。皇家教化超越古代，以无为之德为高；废弃古代的丛棘之狱，停止以嘉石惩罚、以丹笔定罪、将人投入黄沙狱。愿意遵行这种道理，那么防止罪恶萌发的办法就无所依托；如果违背这种原则，削觚归朴的教化就会完全缺失。况且齐国遗冠、楚人封府，都是宽赦制度，前代已不再听闻。想要排斥侥幸求赦的心理，恢复判罪定刑的意义，关于刑罚取舍的原则都应当详细列举。至于法术的兴起，并非没有最初倡导者；律令的产生，本来也有它的先导。哪个王朝废除了锯钻之刑，哪个帝王改变了剥肤之痛？由此才知道，审断案件的道理应当详尽说明；前代的规制幸而还可以逐条陈述，所以这里只列举事实，并非要琐碎罗列。回答——张防信 回答：五种材料交替使用，前代圣人因而设置刑罚；四象交替兴起，古代贤人便据此治理。所以用来彰明辅佐五教，敬慎地成就三德，作为安定君上的鞭策，成为驾驭臣下的防范；以此粉饰帝王的事业，滋润君王的教化。因此轩辕氏设置六项禁令，只用言语告诫便无人违犯；妫帝画出三种象刑，象征显示而无人触犯。后来末世多有邪僻，混乱的政令日益彰显，法网密如凝脂，文辞深刻得刺骨。威势超过夏日的酷烈，秋荼有时甚至比弃灰之禁更残酷，有的刑罚甚至严酷到盗掘陵土。于是使棘林之下鬼哭而呈现妖异，函谷关之前冤魂充满边界。即使汉文帝改变剥肤之刑，汉景帝减轻鞭笞之法，最终仍未能革除弊病、消除烦苛，怎能救火救溺呢？如今正值千载难逢的时运，守成事业再次光大，彰显至德而为罪人流泪，施布深厚仁爱而解除法网。敬重刑罚如同祭祀，重视狱讼如同对待伤者。确实应当削除末世惨酷的刑科，继承至安时代的美政。这样自然可以驾驭三皇、辅佐五帝，超越千古而包容万方。想要废弃黄沙之狱，赦免丹笔所定的罪人。反复思考这个道理，臣私下仍有疑惑。为什么呢？因为德治和刑罚交替施行，宽与严相互补济。由此可知，明君达到大治，并不只任用诗书；贤后圣明，也岂能只施行礼乐？这就是以杀止杀、以刑罚达到无刑，绵延万代而不改变，超越古今而不废替。臣愚以为，应当摒弃像苍鹰一样残酷的官吏，抛弃像乳虎一样凶猛的屠伯，然后举用皋陶来担任士官，任命随防来守职。这样，内在的盗贼自然逃散，不仁之人自然远去；防止罪恶萌发的办法不会缺失，削觚归朴的教化也会有余裕。哪里只是楚国封府式的赦免不施行、齐国遗冠式的宽宥不设置，刑罚取舍的意义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律法的兴起，历史由来已久。大概三光排列光辉，法星附丽于天文；六位形成卦象，《习坎》彰显于《易》的象数。到了贰负，最初沿用拘系的刑科；降及四凶，才开始受到诛杀流放的惩罚。等到庭坚辅佐舜帝，狱律于是能够体察人情；萧何辅佐刘邦，甲令由此着意制定。至于锯钻之刑的废除，班固的书中可以知道；肉刑的兴起，孙卿的论述已经完备说明。谨此回答。《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八。宋代李昉等编。刑法下。恤刑二道；刑法得失一道 历代施行刑罚的是非一篇；因灾祸过失而大赦一篇。停止狱讼、搁置刑罚一篇。论述刑法弊病一篇。使人畏惧、爱戴并悦服一篇。议论肉刑一篇。刑法与礼制一道 恤刑 问：《易》说“议狱”，《尚书》记载“恤刑”，人的性命系于此事，因此最为重大。然而周公姬旦制定三典的适宜原则，萧何确定九章律，汉文帝废除肉刑，汉景帝减轻笞杖之令，彼此沿革，虽然有所不同，意义都在于彰明威严，最终都以慎重用刑为根本。如今既然道德与上古相合，德行与往代相当，教化高到家家可封的程度，时代正当刑罚搁置，却专想以道德整齐礼制，只画衣冠来象征刑罚，返朴还淳，不伤肌肤；又恐怕这种顺应时代的原则不足以惩治像草木一样的罪犯，揆度事情制定方法，赭衣、墨刑又不足以防止他们欺诈。历代刑罚轻重、刑法取舍施用的规矩，请为我陈述一番：怎样做才更合乎风俗？回答——辛崇敏 回答：臣听说，上天播布四时，凭借寒暑而形成一年；国家掌握赏罚两种权柄，谨慎施行赏罚才称得上掌握权力。然而远古上皇时代，以不同的冠服来使人知道禁令；到了后世，才用黥刑、刖刑来惩罚罪过。所以议论狱讼、宽缓刑罚，明白地见于《易》的卦象；“敬慎啊，务必体恤刑罚”，铭刻在《虞书》中。姬旦辅佐周朝，衡量国家政事而制定三典；萧何辅佐汉朝，取用秦法而确定九章律。到了汉文帝、汉景帝仁慈明察的时代，号称刑罚搁置；减轻笞杖的法令，废除肉刑的刑科。降及曹魏，直到司马氏晋朝，有时彼此改变刑罚轻重，删改法文而各有不同。虽然随时代变化而改变，各走不同道路却并行不悖；禁止邪恶、辅助礼教，原则上是一致的，最终都归于同一目标。我国皇帝睿智圣明，敬慎明察，大力承继宝贵国运；道德高远连接陆地，功绩超过伏羲、轩辕。玄妙的德行暗中与万物相通，神圣功业可与造化相比；损己利物，恩惠润泽遍及一切有灵之物。驾驭风俗、调和民风，施行春官的大礼；彰明威严、停止杀戮，删削秋官繁多的刑罚。任用皋陶担任士师，任命张定国担任廷尉。只要明察就能公允，人们自然不敢苟且；家家都有可以受封的人，道路上没有穿赭衣的罪犯。使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使民俗返归淳厚和谐。如此广大崇高，简直无德可称了。五刑、八议，金科玉条，沿革合乎法制规模，损益也恰好合乎刑罚轻重。比较起来，它们如同画一的法令，法律没有两套门户。用教化使时代达到和谐，将要施行时无人触犯，遵循它便可称美。改作并不合宜，谨此回答。同前——刘藏器 回答：结绳记事以前，缺少文字，事迹无法流传；考察事迹以来，图书灿然，可以清楚看到。太阳温暖、月亮清冷，已经用阴阳使万物通畅；左边属春、右边属秋，也以生育和肃杀相应。以四时相比照，取法于天地二仪；震动雷霆来彰显威势，象征上天讨伐而彰明刑罚。至于穿赭衣、用艾草作笔的制度，施用于唐虞朝廷；割鼻、断足、宫刑、剖割等刑罚，施用于夏、殷之时。既用三刺来审问，又用五流来放逐。郑国子产铸造刑书，吕侯制定赎刑；秦朝吹嘘鼎镬之刑，汉代调定菹醢之罚。把三章律改为九章律，把五百刑减为笞二百。经过曹魏而相互采用，到了晋朝而兼行并用。如今德行超过上古，功业高于远古；既已返归真朴淳厚的风俗，又回到仁义的道路。解除法网而为罪人流泪，只是刑罚一经断定便难以恢复；早已采纳缇萦的意见，议论狱讼、宽缓刑罚；长期接受温舒的奏议，做到不轻不重，既不省略也不繁琐。既然合乎时宜，就不必劳烦横加议论。谨此回答。刑法的得失 问：按照五星七宿的法象，以土堵水、以水胜金，这分别是什么刑罚？我深深疑惑其中的意义。卖爵、征收缗钱的法令，越权任官、朝廷防禁的法律，知情不告、腹诽的法令，以及直指使者夏兰所实行的法令，不知是谁制定的？请说明它们的由来。有的人因嬉戏而被加杖，因断绝性命而解斗；有的人触刀而死，像这一类死亡应当怎样判决？丈夫打妻子的脸，导致判处大辟之刑；妇人打婆母的耳朵，却按减死论处。这些判决，按照礼制说来合适吗？鲍昱赦免东海杀人者，陈忠放纵颖川请求代罪的人，这些做法的是非得失，也可以说说吗？回答 回答：臣听说，弓箭用来显示威势，刑罚的踪迹由此产生；于是雷电纷纷出现，审断案件的意义也由此明白。于是有金杖、木杖等不同刑具，施行于舜帝之时；割鼻、断足等不同刑罚，施行于周代。刑法无不随时调整，轻重也依据事情而沿革；若论其数目，各有相应的象征。土堵塞水使它不能流动，对应宫刑的条文；火胜过金而越过墨刑，对应黥刑。七宿各有不同节候的精气，实在是膑刑相应的变化；五星也应随之改变。到了割鼻刑，上郡遭遇旱灾；汉景帝又实行卖爵，南亩因而没有收成。汉武帝于是颁布征收缗钱的法令；越权任官起于张汤，朝廷防禁兴于赵禹。公孙弘创立“见知”之法的渐端，颜异成为“腹诽”之法的开端。直指使者夏兰一类人，产生于残酷刻薄的时代，这些都是虚妄滋生、奸佞之臣造成的。至于因嬉戏被杖打而死、触犯斗争中的刀刃而丧命，既然有误伤造成的缘由，就应当判处罚金。妻子是丈夫的内室，丈夫也被称为妻子的天。虽然说打妻子的脸便陷入大辟之刑，实在令人疑惑；后主放纵对妻子的不敬，正因为此事才导致极刑。妇人侍奉婆母，严格程度超过子女奉亲之道，岂能因这种凌辱而按减死论处？这样看来，鲍昱的判决在义理上是错误的。仲远的驳议，与礼制相合。赦免子女和母亲之间的亲情，并非没有高尚的情趣；放纵兄弟代人受罪，前人已经讥刺过了。谨此回答。历代施行刑罚的是非 问：上天显现法象，圣人仰观而取法；左边主生，右边主杀，这是天道。先宽后严，是君王的法度吗？为什么呢？孔子回到鲁国删定《诗经》，一下车就诛杀少正卯；刘邦进入关中，约法三章，后来却封雍齿为侯。这些是往日事迹中的浮言，还是后世应遵行的法则？如果说刑法不施于淳朴时代，杀戮必用于凋敝虚伪的时代，那么感应雷电的前代皇帝不应沾染刀刃，仰望云气的后代帝王才应显示草缨。对此沉思很久，仍不知谁对谁错。至于“宜狱”“宜犴”，五刑、九刑，清室、黄沙狱的开端，执秩、仆区法的创始，都要追溯根由。墨刑加身而抵罪，防服记载刑罚；错误理解法理而挥刀，刑名错误而伏剑。这些全都隐晦地存在于远古祖先旁边，等待说明根由。请听安于的言论，再迎接温舒的奏议；仰慕埋桐以察理的方法，欣喜听闻观璧以照察奸邪的规矩。想要衡量究竟谁能登上这一道理的阶梯：钟繇、王朗尚且相持不下，叔向、郑侨也还疑惑而争论高下。衡量长短、比较大小，谁最值得作为指南、胜过前贤？“高纵”（音同“踪”）在什么时代才算正确？回答

译回答：天道尚未浇薄，不应把彼我混同于非正道；上德如果有失，也不应迫使聚散之理如驱赶群鸡。所以圣人明察，取法先贤谋划事务；最初创立礼制，崇尚敬慎，由此开启揖让的端绪；设置法令、彰明威严，用来堵塞奸邪的道路。这样，昌户承受历数，在凤墟斩杀凶残之人；寿丘驾驭图谶，在鹿野剪除奸邪之徒。正如给奔马套上嚼环以控制它，兴修堤防以容纳众流；既根据事情施以宽严，也随着时代决定赏赐和诛戮。因此孔子回鲁，先诛少正卯；汉高祖入秦，立即封雍齿。上古圣王像黄帝一样掌握运数，在丹陵承继历法，遵循历代步骤的轨迹，虽然道路不同，却大致相似；养育万物的规制，看起来也大体一致。何况时局困顿、互相争逐时，道理便在于使用干戈；从秦国走向太平、从争战走向夷平，义理归于礼乐玉帛。既然如此，铜兵玉玦，本来可以由轩辕氏采用；艾衣草缨，难道不能施用于唐帝吗？至于“宜狱”“宜犴”，诗人因此作赋来告诫时世；五刑、九刑，晋臣写信来训导风俗。刘邦开启汉朝，在青室诏令中惩治奸邪；司马氏晋朝承接曹魏，建立黄沙狱以整肃万物。晋代疏通执秩法，楚国设置仆区法。令尹治理长安，防止服刑者化作探丸之徒；唐侯光照天下，墨刑加在凿顶之人身上。法律如果错误加刑，李离便伏剑自杀。刑罚疑似滥加而波及无辜，勾践便挥刀自责。适逢安于论述断简残篇，温舒上奏宽缓刑罚；等待埋桐以察理，仿照观璧来照察奸邪。专擅这种高尚的足迹，虽然说值得尊崇，但如果由我们自己开创先例，又何必距离古人很远呢？况且魏朝御史曾议论驳斥钟繇的奏疏，晋室大夫曾写信责备郑产的丑行。戴着刑具使耳朵毁灭，是在六爻中迷失于悔吝；放纵车辙、荒乱心志，是把钦慎体恤寄托于三锾之刑。想要合乎时代而必须议论，那么应当归属谁？不如践行皋陶的美好足迹，诏令于公来衡量长短。详细考察刑书，不因爱憎而淹没实情；揣度内心是否相称，不因刑罚轻重而枉曲法律。这样自然能够约束行为、返归淳厚，与三皇并列其迹；削除雕饰、回归质朴，与五帝比肩而传名远方。谨此回答。因灾祸过失而大赦（礼部试第二道） 问：《尚书》说“因灾祸过失而大赦”，又说“宽宥过错，不论大小”；可是《礼记》说“掌握禁令以整齐众人，不赦免过错”。如果这样，那么难道是以德治理政事还不够，羞于用严厉的法令使人知耻，非要施行刑罚才算合乎礼制吗？《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以此保全自身。”《易经》说：“有利于安定自身，以此崇尚德行。”可是《论语》说：“不要求生而损害仁德，要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如果这样，那么明智通达的人就不能成就仁德吗？牺牲生命的人就不是崇尚德行吗？回答——白居易 回答：圣王把刑罚和礼制看作大事，国家的治乱取决于它们；君子把仁德看作大事，把死生看作一回事。因此，有的国家使用礼制却不能治理，有的国家使用刑罚而达到小康；古人有崇尚德行而远离祸害的，也有践行仁德、坚守死亡的。它们最终所归的道理是可以知道的，关键在于圣王顺应时势，君子实行道义。为什么呢？当王道兴盛、众人心地质朴善良而不善者少时，一人不善，众人都会厌恶他，所以可以赦免他。这是为了表明好生恶杀的心意，并且使社会达到仁爱长寿的境地，于是大赦、宽宥过错的制度由此产生。等到大道隐没、最高的德行衰微，善人少而不善者多时，一人不善，众人都会仿效他，所以不可赦免。这是为了时时惩恶劝善，并且革除浇薄的风俗，于是执掌禁令、不赦过错的制度由此兴起。这是圣王随时建立制度，顺应变化而达到治理，并不是说德政不如刑罚。然而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是因为能把道义放在前面、把自身放在后面；守常时，依道义使自身完善；遭逢变故时，也不因自身而损害道义。所以，明智通达而保全自身也是一种道义。巢父、许由做到了这一点；求取仁德、牺牲自身也是一种道义，伯夷、叔齐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最终却都归于同一原则。用什么来考察呢？看古代圣贤的用心即可。如果守住道义而死，死了却不朽，这并不算真正的死亡；如果失去道义而活，活着却没有仁德，这并不算真正的生存。假使伯夷、叔齐生在唐虞时代，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明智地保全自身呢？假使巢父、许由生在殷周之际，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求取仁德而牺牲自身呢？大概否塞和泰通各自系于时代，生与死却同样归于道义。由此看来，并不是崇尚德行的人不能成为完人，也不是牺牲自身的人不能成为明智通达者。唉！圣王建立教化，出发点相同而名称不同；君子实行道义，思虑虽多而最终一致。这也如同水火相反，却同根于幽深的造化，共同服务于人的生活；又如同寒暑相反，却同根于元气，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这样，搁置刑罚与施用刑罚的道理，保全自身与牺牲自身的意义，就清清楚楚可以知道了。谨此回答。停止狱讼、搁置刑罚（在富裕之后施行教化） 问：成王、康王治理天下时，监狱空虚；汉文帝、汉景帝继承帝位时，刑罚不用。唐太宗教化百姓，人人不犯法，成就这些功业的原因在哪里？桀、纣在上，家家都有人可以诛杀；秦氏为君，穿赭衣的囚徒充满道路。造成这些弊病的原因又在哪里？如今想要鉴戒桀、纣、秦氏的弊病，继承周代、汉代和唐太宗的功业，使人知耻，并且达到刑罚搁置、不再使用，请把事情的始末详细说明，写在篇章中。【从此至卷末，均从白居易集《备制科七十五门》中摘取五篇，这些问答都是白居易拟作。】回答 回答：臣听说孔子的教导是：人口多了以后使他们富裕，富裕以后再教导他们。管子也说：仓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才知道荣辱。这样看来，食物充足、财产丰厚以后，礼教才由此兴起；礼制施行、教化建立以后，刑罚才由此可以搁置。因为前事不能忘记，是后事的借鉴。臣请以往事说明：周成王、康王之时，天下富裕长寿，人们知耻守礼，所以监狱空虚了四十多年。汉文帝、景帝之时，节省费用、劝勉农事，天下富实，人人自爱，不触犯刑法，所以每年审决的案件只有四百件左右。到唐太宗朝，勤俭教化百姓，百姓因此富足，加上德教施行，达到太平，所以一年判处的刑罚不到三十件。这虽然是明圣之君慎重刑罚、贤良之臣体恤狱讼的结果，但也由于天下百姓生活富足、品德端正，过错很少。桀、纣之时，暴虐征税、横征暴敛，万民穷苦，有怨恨而无廉耻，奸邪盗贼一同兴起，所以当时家家都有人可以杀戮。到秦代，赋税沉重以耗尽百姓财产，远方徭役以耗尽百姓力气；力尽财竭，百姓全都成为盗贼，群盗遍布山野，穿赭衣的囚徒堵塞道路，所以每年判罪的人数多达十万。

译这虽然是暴君滥施刑罚、奸吏玩弄法律造成的，但也由于天下百姓贫困而产生邪念，犯罪的人很多。由此看来，刑罚繁多还是简省，取决于罪人多还是少；教化兴盛还是衰废，取决于人民富裕还是贫困。圣王不忧虑刑罚繁多，而忧虑罪人众多；不忧虑教化废弛，而忧虑百姓贫困。所以百姓如果富裕，教化就会兴起；罪行如果减少，刑罚就会简省。因此财产分配不均，贫富相互悬殊，即使以尧舜为君主，也不能平息争斗、减少刑狱；衣食不足，饥寒一同袭来，即使以皋陶担任士师，也不能止息奸邪、消除盗贼。如果根本问题已经失误，却只在末节上求取办法，即使圣贤一同出现，臣私下也认为很难办到。至于审察大小案件，辨明刑罚轻重，在法条中确定加减，凭声音神色判断真伪，这些是有关官吏公平判刑的要领，不是君王体恤刑罚的德行。至于穷尽敬慎体恤的原则，竭尽哀怜怜悯的诚意，使活着的人没有怨恨，死去的人没有遗憾，这才是君王恤刑的德行，而不是圣人搁置刑罚的道理。若想使表端而影直、使源清而流澄，关键在于使百姓富裕，崇尚教化，开辟廉耻之路，堵塞冤枉滥刑之门，使人内心乐于生存，对外畏惧犯罪，那么过错自然会自我省察，刑罚自然可以搁置。这就是使众人的内心都有羞耻，建立不靠严刑的大制度。古代有画出衣冠、区别章服，人民便不犯法的情形，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个道理。论刑法的弊病（参加法科考试、选任法吏） 问：今天的法律，难道不是贞观年间的法律吗？今天的官员，难道不是贞观年间的官员吗？过去为什么能够治理得好，而如今却不能治理？事情相同，效果却不同，原因在哪里？是刑法不适合时代，还是官吏没有选对人？回答 回答：臣以为，如今的刑法就是太宗的刑法；如今的天下就是太宗的天下。为什么过去施用它，风俗便安宁；如今一实行它，人民却没有和平安定？臣认为，不是刑法不适合时代，而是官吏不遵循法律。这是因为朝廷轻视法律学问，鄙视执掌法律的官吏，所以参加法科考试、补任法吏的人，大多不是君子，而是小人。刑法由君子施行，就会诚信而简明；简明，人民就安定。由小人施行，就会欺诈而滋生繁文；繁文滋生，风俗就败坏。这就是刑法相同而用法有两种、法令相同而治理效果不同的原因。何况律令尘封虫蛀于书阁，制诏敕令堆满案几，官员不能全部阅览，法律也没有固定的条文。如今关于条理、轻重的文字，全都要询问法直，这就等于把国家生杀的权柄借给小人。小人的心，什么事情不能忍心做呢？有的贪图财货贿赂，有的倚仗亲爱关系，有的陷害仇敌，有的畏惧权贵豪强，有的欺凌卑贱弱小。因此刑罚的轻重加减，随着个人喜怒而定；法条的出入比附，也由爱憎决定。官员不察明原因，人民也不知道该避开什么。如果这样，即使有贞观年间的法律，假如没有贞观年间的官吏，想要让它施行得好，恐怕很难吧？陛下如果确实想申明旧有章法，革除过去的弊病，关键只在于提高法科的地位，重视法吏。臣谨按汉代制度，以四科征召士人，其中第三科说：通晓法律，足以决断疑难，能够按照法令审察并复核案情、任职御史的人，就征召来任用。伏望陛下把法律学问列为上等科目，那么应试者必定是俊杰；把法吏提升到清要的行列，那么任用者必定是贤良。然后考察他们的才能，奖赏他们的善行；明察而守法的人，提升为御史；敬慎体恤而能根据实情办案的人，升任法官。这样，仁慈宽恕的诚意、公廉平正的气节，就不会消散在简牍之间；贪残剥削的心、舞文弄法的弊病，也不会产生在刀笔之下。这和让愚昧奸诈的小吏暗中玩弄法律相比，功效相差万倍。臣又听说，管仲夺取伯氏的封邑，伯氏没有怨言；季羔砍断守门人的脚，后来守门人获罪又得到宽宥；诸葛孔明罢免廖立的官位，廖立死后还为他流泪。这三个人可以说很会施行刑罚。臣私下思考，哪个时代会没有这样的人呢？关键只在于寻求并任用他们，考察并奖赏他们罢了。伏望陛下反复察看。使人畏惧、爱戴并悦服（严治大罪，赦免小过） 问：治理政事不可过于宽松，宽松了人民就会轻慢；施刑不可过于急切，急切了人民就会受到伤害。所以如果过于宽大疏忽，就会漏过罪犯而形成弊病；如果务求苛细明察，就会追究到泉水之下，反而不吉祥。怎样才能使宽严适宜、疏密合乎制度，使上面施行令人畏惧又使人爱戴的道理，下面产生悦服之心？刑政之中，怎样做才算得当？回答 回答：臣听说，圣人在上，使天下人既畏惧他又爱戴他，既喜悦他又服从他，靠的是严治大罪、赦免小过。

译《尚书》说：“宽赦过错，即使是大的过错也不例外，何况小过错呢？” 惩罚故意犯罪，即使是小罪也不放过，何况大罪呢？所以宽赦小过错，是仁。以仁德包容他们，天下人的心就会爱戴并喜悦他了。惩罚大罪，是义。以义理纠正他们，天下人的心就会畏惧并服从他了。臣私下看到国家施行法令似乎与此不同，为什么呢？纠察官员的政令，对朝廷官员急迫，对外任官员却宽缓；惩戒的刑罚加在小吏身上，对长吏却放纵。因此，权势轻、过错小的人，有时反而受到追究；寄托重任、罪行重大的人，有时反而被赦免。臣伏思此事，恐怕不是先王宽赦过错、惩罚故意犯罪的原则。这样说来，小罪大罪的譬喻，难道不就像鱼吗？鱼在泉中的，体小；察看它，尚且不吉祥；鱼大到能吞舟，漏掉它却不可以。刑罚烦琐，就像水浑浊；水浑浊，鱼就浮游喘息。政令宽缓，就像堤防决口；堤防决口，鱼就逃走。因此善于治理的人，提起纲绳，疏通网眼。纲绳提起，所捕获的就大；网眼疏通，所漏掉的就小。伏惟陛下对长吏提纲挈领，对朝官疏网宽缓，舍弃小过错以显示仁德，治理大罪以彰明义理，那么使人畏惧、爱戴、喜悦、服从的教化，便会暗中日益彰显于天下了。论肉刑【可以废除，不可恢复施用】问：肉刑由来已久，废除它也很久了。前代贤人的议论，是非纷纭。如今想要废弃而不施行，法制或许会违背考察古制的原则；如果恢复而重新使用，又恐怕道义会因拘泥时势而有所失。处在取舍之间，哪一种才是可行的？回答。臣以为，自汉代废除肉刑以来，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其间博闻强识的人士议论其是非的很多。主张废除的人说：刻伤人的皮肤，割断人的肢体，君主忍心这样使用刑罚，仁爱恻隐之心就违背了。这正是缇萦所说的“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的情形。主张恢复的人说：任意使用鞭打，令刑吏施行鞭刑，酷吏便会倚仗它滥杀，滥死的弊端就会产生。这正是班固所说的“以死刑欺罔人民，失去了刑罚的根本”之意。臣认为，议论政事的人应当考察实际效果，施刑的人应当斟酌情理。如果从实际效果和情理来说，那么肉刑可以废除，却不可恢复。为什么呢？肉刑不过是割耳、割鼻、断足、刺面等一类刑罚罢了，就是《尚书》所说的五种残酷刑罚。过去苗民首先滥用它，上天已经降下灾祸；秦人又残酷地使用它，天下也因此离心。既然如此，难道会没有滥杀无辜的事吗？汉文帝首先废除肉刑，刑罚因此清明；我太宗也因而弃用它，人民便不再触犯刑法。既然如此，难道会有以死刑欺罔人民的事吗？这就是臣所说的考察实际效果。臣又听说，圣人施用刑罚，轻重合乎时宜，因时变通，取舍顺应人情，并不一定要恢复古代制度。何况肉刑废除已久，人们没有谁熟悉它。如今突然使用，有的筋被割断，有的骨被折断，有的面部受伤，那么看见的人必定内心痛苦，听见的人必定耳中惊骇，这也不合圣人合乎时宜、因时变通、顺应人情的本意。从实际效果考察，既然如此；从人情斟酌，又是这样；可行与否的征验难道还不明白吗？《传》说：“君子治理政事，重视因循旧制，慎重对待更改创制。”又说：“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法令。”臣认为，恢复肉刑有害而无利，难道可以改变制度、重新创制吗？刑罚与礼制之道【交替发挥作用】问：圣人达到治理的境界，用刑罚纠正人的邪恶，所以人知道劝善和畏惧；用礼制引导人的情感，所以人知道羞耻并归于正道；用道德率导人的本性，所以人返归淳厚和谐。这三者的作用，不可废弃。议论者将要偏重其中一项而施行吗？还是三者同时建立并使用吗？应当根据适宜与否而施行，先后有次序吗？要成就功效，三者有优劣差别吗？那么考察今日所适宜的，斟酌今日所急需的，如果想达到治理，三者应当先用哪一个？回答。臣听说，人的性情，是君主的土地。土地荒芜，就用刑罚来除草；土地开辟，就用礼制来播种；作物生长，就用道德来收获。所以先施行刑罚，然后礼制才能建立；礼制建立以后，道德才能产生。开始时是失去道德，然后依靠礼制；中途是失去礼制，然后依靠刑罚；最后是修明刑罚以恢复礼制，修明礼制以恢复道德。因此说：刑罚是礼制的门，礼制是道德的根。知道这扇门，守住这条根，王道教化就成就了。这样看来，王道教化有这三者，就像天有日月两曜、岁有春夏秋冬四时。废弃其中一项不可以，三项不分次序地并用也不可以，关键只在于施行有次序、安排有条理罢了。为什么呢？刑罚可以禁止人的恶行，却不能防止人的情欲；礼制可以防止人的情欲，却不能率导人的本性；道德可以率导人的本性，却又不能禁止人的恶行。三者循环于表里，交替发挥作用。因此，王者观察社会治乱的深浅，顺应刑罚与礼制的先后：在惩罚邪恶、抑制淫欲、使人知道劝善畏惧时，没有比刑罚更先的；在铲除邪曲、堵塞欲望、使人知耻归正时，没有比礼制更重要的；在返归和谐、恢复质朴、使人敦厚时，没有比道德更大的。因而在衰败动乱的时代，就放松礼制而加强刑罚；到了天下平定的时候，就减少刑罚而弘扬礼制；到了清静无事的时候，就简约礼制而任用道德。这也像严寒时节疏远水而亲近火，暑热时节远离火而亲近水。顺应岁时的人，能够适当运用水火；通达时势变化的人，能够得到刑罚与礼制的适宜安排。运用得当，安排适宜，天下的治理原则就完备了，王者的教化也就成就了。若要比较三者的长短，探究它们的始终，顺应变化而使先后有所不同；完备地使用它们而使优劣各得其宜，那么分开来说，它们各不相同；使它们协调而治理，功效却相同。其要点只在于施行有次序、安排有条理、运用得当、合乎时宜罢了。如今华夏与夷狄各有界限，内外没有忧患，人民希望安宁和谐，风俗已经平和康泰。这正是国家减轻刑罚、崇尚礼乐的时候；文治容易成就，道德容易教化，是因为时机已经合适。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伏惟陛下施行此道，不要失去时机。《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