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五

译《论选举疏》一篇。《谏滥官疏》一篇。《谏卖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职疏》一篇。《请勋戚不拜南省官疏》〔已见于卷六百二十三，题作《论左右丞须得其人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二十三卷〕 刘洎。颇能借灯下的机会纠正浮躁竞争的风气。《请吏部各择寮属疏》〔高宗〕魏玄同。臣听说，制造器物的人一定选择工匠来挑选材料，治理国家的人一定寻求贤才来担任官职。工匠不良，便无法完成工艺；官员不是贤才，便无法实现治理。君主是用来牧养百姓的，臣子是用来辅佐君主的。君主不能养育百姓，就失去了君道；臣子不能辅佐君主，就失去了臣职。任用人才，确实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安危所系。如今百姓没有更加富足，盗贼没有减少，讼狱还未清明，礼义仍有缺失，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下级官吏不能胜任，众多官员不是合适的人才。官职得不到合适的人，是因为取士的方法还没有做到完备。臣又听《尚书》传文说：‘明王顺应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邑，树立后王、君、公等职位，再由大夫、师、长承接，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人民。’古代的都国，就是今天的州县；土地有固定的君主，人民有确定的主人，各自寻求辅佐臣僚，分别选取英俊贤能的人才，其中大臣才由王朝任命。秦兼并天下以后，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汉代沿袭了这一制度，也有沿用、有改革。诸侯可以自行设置四百石以下的官吏，傅、相等高级官职则由汉朝替他们设置。州郡的掾吏、督邮、从事，全都由州牧、郡守任用。到了魏、晋，才开始归于吏部，交相沿袭，一直到今天。用刀笔来衡量人才，查阅簿书来考察品行，任命官员的弊病，形成已经很久了。大概君子看重因循旧制而害怕改革；即使有不得不改变的地方，也应当运用独到明察的智慧，确定卓越明确的议论。如今选官机构所保存的制度，不是上古帝王的完美法典，而是近代的权宜办法，应该迁改，实在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尺和寸能够量到的范围毕竟有限；豆、区、钟、庾这些器具所能容纳的东西，难道就很多吗？不是它所能达到的范围，怎么能够测量？不是它所能容纳的东西，凭什么能够装下？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士人如此众多，难道可以把他们托付给几个人来评定吗？即使他们公平如秤，明察如水镜，力量也有极限，照见的范围也有穷尽。铨选考核的事务既然很多，紊乱失误就会广泛；又因为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历来有时并不合适，岂只是有愧于清明通达、昏昧于甄别考察，也会把自己的平庸妄为耗尽，搅乱那纷繁如乱丝的事务。这样一来，事情一旦实行，还有什么不会发生？贪赃徇私一开头，便会蔓延到万端。甚至替别人选择官职，替自己选择属吏；只顾亲疏便下笔，看权势地位来安排情面。世间尘俗纷乱拥塞，奔走竞争纷纷扰扰，做官游宦竟和市井交易一样。再加上有些人外表厚重而内心深险，险恶如溪谷，即使选择言语、观察行为，仍恐怕不能周全。如今把百种品行、九种才能压缩在一次考察中判断，把僚属和众多官员都专断地交给一个机构决定，不是很困难吗？况且魏人顺应时势而起，所占据的只是三分天下；晋氏迁徙流离，所统治的也不是统一的天下。到了齐、宋以及周、隋，战乱的日子多，安定的日子少，土地瓜分、疆域破碎，各自占据一方。隋朝平定陈朝不过十多年，接着就是兵祸，继而又有饥荒。既有德业不足，或又因时事未暇顾及，并不是说今天一定胜过古代。武德、贞观年间与今天也不同：皇运初兴，百事草创，不只是每天无暇应付，而且人才还很少。上天赐福于大圣，使国运长久，家家都可封为善士，奇异人才不断出现，人人都认为这是有道之世，耻于卑贱失时，不敢懈怠。各种流类的士人每年以千计，群司各有职位，不再另行增加官员；官职有固定员额，人才却没有定数。选集开始时，人才如云雾般聚集；到最后擢拔叙用时，十人中也收取不了一个。好坏混杂，玉石难分；任用和弃置、去留和取舍，得失各占一半。考察眼前造成的弊病，便知道以后会更加严重。夏、殷以前，制度多有缺漏；周代考察夏、商二代，制度灿然可观，大概诸侯的臣属并不全由天子任命。王朝的众多官员，也不专属于一个职位。因此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对他说：‘谨慎地选取你的僚属，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逢迎偏邪、侧身献媚的人，应该选用吉善之士。’这就是命令他自行选择下属官吏的文辞。太仆正不过是中大夫，尚且把僚属交给他选择，那么三公九卿也一定如此。依照《周礼》，太宰、内史共同掌管爵禄的授予和废置，司徒、司马分别掌管举荐贤能、发布政令等事务；当时把职责分给各个官司，再由几个职位统领，各部门各自寻求较小的官吏，王朝任命其中地位较高的官员。把任命权交给臣下并责成其办成，是君主的体制。所委任的人多，所使用的人精，所以能够得到众多贤士，形成茂盛的棫朴。裴子野说过：‘选用官员很难，古人早已说得清楚。居家时观察他的孝友，在乡党中看他是否为人诚信，出入时观察他的志向和节义，遇到忧患困难时考察他的智谋，用事务烦劳他以观察才能，面对利益试探他以考察操守。’《周礼》的选士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评议其表现，把六事报告上去，然后贡举到王庭。在汉代，也还大体如此。州郡积累考察他的功绩和才能，然后由五府征辟；五府举荐自己的属吏，把他们提升到朝廷；三公可以参与任命署理，最后由尚书奏报天子。一个人的一生，要经过许多人的考验；一个士人的进用，所受的考核也很详细。因此官职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很少有败坏政事的情况。魏、晋却反其道而行，失误非常多。裴子野所论说的，不过是区区宋朝，尚且说不能胜任其弊病，何况是当今呢？再说从政任官，不可以没有学问。所以《尚书》说：‘学习古代的道理而入仕做官，议论政事要依据制度裁定。’

译《传》说：‘我只听说学习是为了从政，没有听说凭借从政来进入学习。’ 如今贵族游宦子弟，按惯例很早就取得官职，有的在龆龀之年便腰佩银印艾绶，有的在童丱年纪便承袭朱紫官服。宣文、崇贤一类的学生，以及羽林、期门一类的人，考核既浅，才能也薄，但门第素来高贵，资历声望自然很高。以贤能继承父业，是古代的道理。所谓胄子，必须在学校中裁成教育，修习六礼来节制性情，明白七教来培养德行，整饬八政来防止淫逸，举荐上等贤能来崇尚美德，选择不肖者加以黜退来抑制恶行。年少时接受学业，长大后出仕做官，都应由德行而进用，必须凭才能而升迁，然后才可以发挥作用、辅佐君王，移家为国。年少便做官就会荒废学业，轻率考试就没有才能；这一类人，实在令人惋惜。又如勋官、三卫、流外等人，不等待州县举荐，直接凭书判考试取用，恐怕不是先重德行、后论才干的意义。臣又认为，国家用人，类似于人使用财物：贫穷的人厌弃糟糠，想要粗布短衣；富裕的人肉食有余，穿着轻暖的皮裘。既然如此，在衰败困乏、贤才不足的时候，可以磨砺、收用那些朽钝之材；在太平盛世、人才众多的日子，也应当精心选取俊秀之士来任用。《诗经》说：‘高高错杂的薪柴，要砍取其中的楚木。’ 楚木就是薪柴中高耸突出的树木。用财物作比，选人也应当如此。选人幸而很多，更应当加以精选。臣私下见到，制书常常命令三品、五品官荐举士人，下至九品官也命令他们举荐人才，这正是圣朝广求贤才、虚心待士的意思。但由于褒贬并不十分分明，得失之间没有大的差别，因此上位者不担心被罢黜责罚，下位者也不尽力搜求、荐举人才，只是苟且应付诏命，没有谁慎重对待自己的举荐。况且只有贤人才能识别贤人，这是圣人的确论。伊尹曾经举荐不仁之人，后来都被疏远，仍然留下祸患；官阶虽然相同，人才却有等级差别。自己尚且是滥进之人，哪里能识别人才？如今想务必得到真正的人才，也应当同时选择荐举他们的官主。源流清洁，水流才清；表木端正，影子才端正。如果不考察荐举者的品行才能，却责怪被荐者平庸滥进，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汉书》说：‘张耳、陈余的宾客和仆役，都是天下俊杰。’像那样小的地方尚且能够如此，何况凭神皇的圣明、国家的德业，难道不能建立长久的策略、打下无穷的根基，穷尽求贤取士的方法，却只须仰望魏、晋遗留下来的风气，把心思放在周、隋末年的旧事上吗？臣对此私下感到疑惑。伏愿陛下能够回转圣明的思虑，适时采纳臣这草野之言，大略依照周、汉的规制，分开吏部的选任事务，那么所任用的人就会精审周详，很少有差错。

译《论选举疏》〔武后〕薛登〔天授年间〕。臣听说，国家把得到贤才视为珍宝，臣子把举荐贤才视为忠诚。因此子皮让出国政，子产、鲍叔牙推举管仲，燕昭王把军队托付给乐毅，苻坚把政事托付给王猛。后来子产遭到国人的毁谤，夷吾贪图共贾的财产，昭王赐给乐毅车马来制止谗言，永固杀戮樊世来除掉诬谤。他们处在猜疑嫌隙之中却更加信任，面对毁谤离间而没有疑心，这是由于识人的极高明和察人的极深入。至于宰我受到孔宣尼的知遇，逢萌得到汉光武帝刘文叔的知晓，韩信不被项氏发现，毛遂不被平原君看重，这些都是失去人才的原因。因此君主接受不肖之士，政事就会乖乱；得到贤良的辅佐，时局就会安泰。所以尧凭借八元治理众多政务，周朝任用十位贤臣而天下和平。由此可知，士人不可不考察，官职不可轻率授予。为什么呢？近来举荐人才多不依据才能，只凭借虚假的声誉传播名声，彼此互相推奖，希图润饰自身的小算盘，忘记臣子的重大谋略，这不是报效国家、寻求贤才、符合陛下求贤若渴的期望之道。臣私下考察自古以来取士的方法，确实与今天不同。先考察名声品行的根源，查验乡邑中的声誉；崇尚礼让来勉励自己，彰明节义来树立信行，以敦厚朴实为先，把雕琢文辞放在最后。因此科举旧制崇尚劝勉礼让的风气，士人也除去轻浮的行为。希望做官的人，必须修养坚贞确实、不可动摇的操守，实行难于进取、容易退让的规范。由众人评议来确定高下，郡守便难以歪曲是非。因此，考察贡士的贤愚，就是州县的荣辱；污秽行为暴露，也是乡人的羞耻。所以李陵投降，陇西人为之惭愧；段干木隐居，西河因此获得美名。名声胜过利益，小人的道路就会消失；利益胜过名声，贪婪暴虐的风气就会盛行。由此可知，教化风俗的根本，必须排斥轻浮虚妄。从前冀缺践行礼让而登上朝廷，晋人便知道礼义；文翁用儒术教化风俗，蜀地便崇尚儒学。燕昭王喜爱良马，骏马就来到朝廷；叶公喜爱龙，真龙就进入屋室。由此可知，从来没有上面所喜好的事物，下面却不随之受到教化的。自战国七国末年，虽然杂有纵横家的风气，但汉代求取人才仍然考察百行。因此讲礼守节的人培养德性、自我修养，受到乡里推重，然后才被府寺征辟。魏氏取人，偏爱旷达放任；魏晋、宋以来，只重门第资历，助长了替人求官的风气，违背了授职只取贤能的原则。梁朝荐举士人，尤其喜爱属文；陈朝选取贤才，特别珍重赋咏，所以那里的风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身为务。到了隋朝，余风仍在。开皇年间，李谔向隋文帝论说此事：‘魏代三祖都更加喜好文词，忽略统治君民的大道，喜爱雕虫小技。篇章连篇累牍，不过写月露的形态；案上堆满、箱中装满，也只是写风云的样子。社会风俗以此互相夸耀，朝廷也凭此选取士人，所以文辞日益繁多，政事日益混乱。’隋文帝采纳李谔的策略，于是下诏禁止浮华文辞。那一年，泗州刺史司马防因为奏表不切合实际而获罪，于是风俗改变而振作，政教大为推行。隋炀帝继位后，又改变了先前的法令，设置进士等科，于是后来的年轻人又相互仿效，因循简陋、苟且寡陋，追求迅速、邀取时誉，拼凑小文章，称为秀孝，不以指陈实际为根本，而以浮夸虚饰为可贵。大唐承继历代基业，虽然逐渐革除前代弊病，但若不是陛下君临天下、思考考察人才以共同治理国家、建立根本而崇尚教化，就只能在表彰贤能上下功夫。如今的举人，有的违背充实真实的原则，乡里的评议成了小人的笔墨，品行修养没有长者的议论；策试名次在州府间喧嚣竞争，祈求恩宠不胜其跪拜，有时明文诏令刚刚颁出，便派人四处搜求；他们奔走于府寺门前，出入王公宅第，上书陈诗，只希望得到一点恩泽，甚至从头到脚极尽谄媚，盼望承受提携之恩，所以民间把举人都称作‘觅举’，就是自求进取的意思，并不是人们所应知道的正当称谓。考察他们的品行，衡量他们的才能，人的品格便由此显现。追求自身的心太急切，至公的道理就会违背；贪求做官的本性显露，廉洁的风气就会衰薄。因此，府命虽高，也不同于叔度殷切谦让；黄门已经显贵，也没有秦嘉那样耿耿守正的辞让。即使不能抑制自己而推举贤才，也不肯等到三次征命才出仕。哪里能与白驹洁白无瑕、不杂尘俗，束帛微薄却荣耀超出众物相比量呢？因此耿介之士羞于自我荐拔而陈述辞意，循常之人却舍弃疏远者而选取依附者；于是选官机构在礼部喧然补授，州府贡士在宫门阶前争辩，诽谤议论纷纷合流，渐渐形成风气。竞相追求荣誉的人必定有竞逐利益的心，谦逊的人也没有贪受财贿的拖累。若不是上等智慧的人，怎么能不受改变？既然属于中等之人，道理就会受习俗影响。如果重视谨慎厚重的人，怀念禄位的人必定会崇尚德行来修饰名声；如果打开奔走竞争的门路，求取仕进的人就都会逢迎附会。附会便使百姓遭受它的弊害，洁身自持便使天下百姓享受它的福泽。因此风俗教化的逐渐形成，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如今访察乡里的议论，只知道把举荐归给里正。即使名声有损、礼法有亏，罪名已经写入刑法条文，他们或者冒用户籍来窃取资历，或者求取勋位、偷窃等级；假如用不义的贿赂，便能不触犯乡里的名声，哪里能与郭有道那样的铨量相比？茅容声望很高，受到裴逸人的奖拔；夏统名声也高；若要比较他们的优劣，只不过如此。至于才能足以治理国家的人，只考验他的策论；武力足以制敌的人，只检验他弯弓射箭。如果文章擅长清新奇峭，便充任甲第；文才稍有减退，旋即告归。

译用这种方法取用人才，恐怕会违背实际。为什么呢？乐广借助潘岳的文章，谢灵运把辞章传授给穆之；平津侯的文章不如司马相如，曹子建的文笔却比荀彧华丽。如果把射策作为最高标准，那么潘岳、谢灵运、曹植、司马相如一定都在孙卿、乐毅之上；如果让他们协助谋划机要，那么安仁、灵运也没有辅佐实际事务的益处。由此可知，不能用一种标准概括取人。至于武艺，赵云虽然勇猛，也要凭借诸葛亮的指挥；周勃虽然雄健，却缺少陈平的谋略。假如让樊哙担任萧何的职务，必定失去指挥调度的关键；假如让萧何进入戏下之军，也不会有解除君主危难的功效。冲锋陷阵的将领长于摧锋，谋略将领长于审察事势。因此冯异聚米为山，知道隗嚣可以谋取；陈汤屈指计算，知道乌孙自然会解体。八难的谋略，假使高祖追悔而惭愧于郦生；九拒的计策，使公输班穷尽办法而对攻打宋国死心。谋略将领不长于弓矢，良将又岂能凭射策来选取？哪里能同元长自我表白、妄自修饰辞锋，曹植题写文章、虚饰飞扬文采，来比较他们是否适用呢？伏愿陛下下达明确的诏令，颁布严格的科条；即使千里之内有一个贤才，也不能轻易侥幸冒进，必须建立防范，断绝浮虚文饰，收取实用的良策，不采用没有根据的言论，必定求取忠诚正直的话。文才方面，就用任职的实际成效来考验；武才方面，就让他负责守卫防御。开始既考察言论、观察品行，最后也依据名声责求实际，自然那些侥幸滥竽充数的人就没有地方隐藏自己的虚妄无能。因此晏婴说：‘用言语举荐他，用事情考核他；少说话而多做事，文章笨拙而办事能干，这就是取人得贤的方法。’其中有武艺超绝、文锋挺秀的人，有的只擅长某一专门技能，并无治理国家的大才，却可以充当军队前锋的爪牙，成为词赋创作的标准，自然可以让他试作凌云之策，练习穿札之功；接受皇帝的命令作《甘泉赋》，奉中军之命率军赴敌。既然有适合其才能的任用，就必定没有任非所长的忧虑。臣谨考：吴起临战时，左右有人进献宝剑，吴子说：‘提鼓挥槌、临危决疑，这是将军的职责；只负责一把剑的作用，不是将军的职责。’臣又考：诸葛亮临阵不亲自穿戎服，在渭南统领蜀兵，宣王司马懿手持精锐士卒也不敢抵挡，这难道是弓箭所能起的作用吗？臣又考：杨得意诵读司马相如的文章，汉武帝说：‘只恨不能和这个人同时。’等司马相如到来，最终也只是做了文园令，没有让他处在公卿之位，大概是因为那不是他的职任所长。臣谨考：汉代法律规定，举荐士人的人要终身担保其任用；扬雄因田仪获罪，责备他冒失举荐；成子居于魏相之位，因举得贤才而获赏。责任能够落实，求托请谒的心就会断绝；退让的道义能够彰显，贪竞的道路就会消失。这样朝廷自然没有争夺禄位的人，选官机构也有防止谦让之士。仍请宽定考察期限，允许官府充分访察，精选真正有用的人，让他们试任守职以观察能否胜任，参照考验办事表现来辨别是非。所举不实，就罢免王丹的官职；得到人才，就加给翟璜奖赏。这样自然会有贤才而不隐瞒，享受俸禄而不独占；那么荀彧举荐钟繇，郭嘉、刘陶举荐李膺，朱穆的声势也不会遥远。有称职者，便给予举荐贤才的奖赏；滥行举荐者，便加以欺罔之罪。这样举荐的人自然都能有才有德，君子的道路就会日益兴盛。《谏滥官疏》〔中宗〕韦嗣立〔景龙三年〕。臣听说，设置官职、划分职责，衡量才能来选择官吏，这是以治理百姓、务求使他们安定为根本的。因此《尚书》说：‘在于了解官员、使百姓安定；了解人就是明哲，能够任用官员、使百姓安定就是仁惠。百姓会怀念这样的人；既然明哲而又仁惠，还忧虑什么驩兜，害怕什么有苗呢？’这就是说，官职得到合适的人，天下自然就能得到治理。古代取士，必定先采集乡曲的声誉，然后在州郡征辟；州郡中有声望之后，再到五府征辟；才能在五府显著之后，再升入朝廷。这样任用一个人，所作的选择非常周密；提升一个士人，所经历的考验也非常深入。孔子说：‘譬如有美丽的锦缎，不可以让人临时学习裁制。’这是说明用人不可不慎重选择。用对了他的才能，国家就治理；不是他的才能，国家就混乱。治乱所系如此，怎么可以不深入选择呢？如今取人，有违背这种道理的地方，很多人还没有经过充分考验，就突然得到升迁。趋竞是人的常情，侥幸是人所趋向的。如今一心求进、不避侥幸的人，接踵比肩，遍布文武官员之列。有文才的人如果用来治理内外政务，就会有回邪、贪赃污秽、上下败乱的忧患；有武才的人如果用来统领军队，就会有庸懦怯弱、军队覆没的祸患。补授官职没有限制，空缺的员额不够使用，于是发展到在正式员额之外设置官职，数量是正式空缺的数倍。各曹署的典吏困于供奉承应，府库仓储耗尽于供给俸禄。国家的大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古代悬爵以等待士人，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得到。如果任用没有才能的人，有才能者的道路就被堵塞，贤人君子因此隐遁声名、含恨叹息。况且贤人君子守持正直之道，远离侥幸之门；如果侥幸之门打开，贤者就不再出来。贤者既然退隐，若想求得国安俗化，也就不可复得了；如果国家不能安定，便危险了。陛下怎么能不深思此事呢？《谏卖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职疏》〔中宗〕。萧至忠。

译臣听说，君主设置官职、划分职司，是为了替百姓寻求治理；求得治理的方法，必定在于任用贤才。得到合适的人，公务就能办成；不是合适的人，官职就会荒废。官职荒废，事务便废弛；事务废弛，百姓便受残害；逐渐衰败，大多由此造成。近来选官部门授予职务、任命政事官，有的凭异乎寻常的才能升迁，许多却不是凭德行进用，都是依附权贵要人，彼此替对方粉饰。只要能够得到职位便认为足够，完全没有长远谋划。上下相互防范，谁肯开口说到这些事？臣听说，官爵是公家的器物，恩宠私幸是私人的恩惠；只能用金帛使他们富足，用粱肉给他们食用，以保存私人的恩泽。如果把公器用于私用，公正的舆论就不能实行，劳苦的百姓也会离心。用小的私情妨害最大的公义，私下请托的门路就会打开，正直言路就会闭塞。奸险之人不断升进，君子的道路消亡；日益消减，最终见到凋敝，是因为所任官员不是合适的人。过去汉代馆陶公主替儿子求郎官，汉明帝对她说：‘郎官在上对应列宿，出任县宰便能治理百里，假如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遭受他的祸害。’只赐钱十万而已。这就是至公之道，既不损害恩情，又不改变良史直书的原则，将成为美谈；直到今天人们仍不停止称道它。如今朝廷职位已经很多，冗员又增加了一倍，求请仍不满足，数目日益增加。陛下施降了不可估量的恩泽，近亲外戚却提出无边无际的请求；他们卖官以谋利，出卖法令以徇私。台寺之内，朱紫官员充满，官职越发轻贱，恩赏全都被视为贵重，贪利险恶之徒冒险进取而不知廉耻方正之节，端方雅正的人则知道困难而收敛退避。这样分立官职，便造成有才的人不能任用，所任用的人又没有才能；两种情形相互对照，十人中有五人如此。因此人们不肯效力，官职也不能成为任人的职位；想求得治理，实在很难成功。臣私下看见，宰相和近侍要职的子孙多占据优美的爵位；这些人都是权势要人的亲戚，很少有才艺，却互相请托，空占官位荣誉。《诗经》说：‘东方人的子弟，职事劳苦却得不到任用；西方人的子弟，衣服鲜明华美。私人家的子弟，却在百官中一一试用。’有的只看重他的酒，不看重他的汤浆；佩玉铿锵作响，却不看重他的长处。这是说王政不公平，众官废弃职守，私家子弟列在荣贵的班次中；假如不是合适的人，只是徒然增加他的佩饰。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想到居安思危的道理，实行改弦更张的方法，重视爱惜爵位赏赐，审慎衡量才干与官职，使官职不虚授，人人都真正适合所任的官职。进用大雅君子于枢密近要之位，退斥小人到闲散偏僻之地；政令保持统一，威严和恩惠都取信于人；私情不损害公义，情面不扰乱法令，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恭敬地看到，贞观旧事中，宰相的子弟多任外职。这不只是为了抑制强宗、分散大族，也是为了退黜不肖、选取贤才。伏愿陛下远考旧典，近遵先圣，特地下达神圣诏令，命宰相以下以及各司长官的子弟，都改授外官。这样或许可以分任四方，共同安定百姓，使内外相互统属，远近都得到安定。《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七。宋代李昉等编。刑法。《为侯君集疏》一篇，《论李弘泰疏》一篇，《为魏元忠疏》一篇，《论刑法多滥疏》一篇，《为索元礼首按制狱疏》一篇。《论巡察风俗疏》一篇。《为杨濬疏》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