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八百三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八百四十。宋代李昉等编。《谥议》上【以下两卷，《英华》编排失去年代先后，今加以订正】。《德宗谥议》一首。《敬宗谥议》一首。《宣宗谥议》一首。《懿宗先太后谥议》一首。《驳工部尚书宋庆礼谥议》一首。《驳大师燕国公张说谥议》一首。《御史中丞卢弈谥议》一首。《凉州大都督郭知运谥议》三首。《故太保丞相赠太师苗晋卿谥议》一首。《江陵尹御史大夫吕諲谥议》三首。《驳司徒杨绾谥议》二首。《常州刺史独孤及谥议》一首。《赠司空李揆谥议》一首。《德宗谥议》　许孟容。皇帝没有比羲、轩更伟大的，帝王也没有超过唐、虞、姒氏、商、镐的；他们又继承法度， 모두记载名谥，以发扬光明。征求儒臣的议论，是为了节制并统一谥议。阐发盛大光耀，如同揭示日月。臣恭敬地认为，先帝文思深远明哲，天资纵横而如神授；大明继承圣德，大孝尊奉亲长。遵循大道，考察古制；洗涤心灵，深藏精微。德行巍巍而合于易简，功业赫赫而成就宏大。严肃尊奉祖宗，使上下都昭明；仁爱亿兆，使飞禽潜鱼都显现灵瑞。起初苏醒残破的魂魄，戎狄旌旗尚未停止；于是从雍王府出任统帅军队，洗雪仇耻而奉戴君父，从雍城起兵而升居少海。太子之位开启历数，承受与殷宗相同的谅阴之位【一作立】；依汉代制度以礼制权令，然后咨询谋议、面对上天，端拱而治理天下。当时正逢灾异，盗贼在泚地兴起【缺字】；圣上独自筹算，再次使云雷般的军队迅速奔赴，十天之内平定，焚灭鲸寇而洗雪祸乱。返身自我哀痛，宏大谋略更加尊崇。版泉般的威武，是停止杀戮、哀悼百姓的志向。西方金地和北方边陲，猃狁、昆夷畏缩而强悍的部族，不敢不遵从。丹穴南方边裔、扶桑东方极地，自古未被教化者，也望风而来；如明镜照耀，恩德广大，无不归服。以大本通达大道，这就是中和；鼓舞众人，命名为至乐，以改变繁杂淫靡，使神明和人都归于正道。奉戴圣主，顺从圣主，元侯相继献上九成乐章和八佾舞。圣人创作，明君阐述，垂衣而治，放下兵剑，这是配合《猗那》乐章的表现。观察文化而使天下成就，精心制作万物；《诗经》四始六义，行动都合于《风》《雅》。宏大的声调和伟丽的文辞，光辉灿烂而清楚绵延；立言垂训，这是丹书、玄鸟之类的创作。清除疾病，保全寿命，正是上天之门；方圆广大，普遍施赐，恩泽目光所及无不获利。疫病不再听闻，长久养育万物，推行仁德，施惠齐同天地，如同保护婴儿的诚心。教化从德行礼制出发，人民于是知耻而归正；古代以夏禹为训，我以箴言治理，刑政文书都得到弘扬，哀怜敬慎因此止息，刑具显现其威，大人修治根本而内心惭愧。亲身诚信厚重，使轻薄之风改变；自身清明，使贪婪暴食受到惩戒。接纳不顾自身的直言，没有重蹈毁坏堤防、误使洪水决口的过失；推行辅佐治理的功劳，具有众多贤能如车辐会聚、并进的勤劳。黄金、方士、仙草、神鼎忽然成就，茫然无从追寻，玄妙之理永远幽闭。哀悼车轨将要断绝，仰望伟大声名可以改变；铺陈推演至高功迹，使恩泽流传无穷。谨按经义，参照谥法说：万物变化无穷叫作神，保全重大事业、安定功业叫作武，尊崇仁德、安守义理叫作孝，贯通天地、治理四方叫作文。先帝变化无穷，枢衡大权掌握在手中，没有比这更神明的。凭借金汤般的坚固和善于用兵，豺狼猪豕般的贼寇被安抚驯服，武德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缺字】；君王的法度光明显耀，像黼黻文采一样灿烂，文德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考察坟典史册而征验实际德行，请求上尊谥为“神武孝文皇帝”，庙号为“德宗”。谨此议定。《敬宗谥议》　贾餗。议论说：确定尊贵的名号，考察历代圣王，这是终古以来的重大事务，有关官员应当采用重大而久远的标准。上则取法百王的光明功烈，下则开启千载的成法，参酌天人之意，极尽臣下之诚意，斟酌举定，以端正大谥。因此用“天”来作诔辞，是没有比它更大的；微臣能够参与议论，是没有比它更公正的。所谓重大而久远，大概总括一朝的治理教化、四海的恩惠泽被、夷夏各族各守职分、亿兆百姓所受的恩赐。皇上的圣明是否【疑】临照天下，远近一切大小事务是否系于睿断，也都包括在内。其他如果不足以使盛德有所增减，本来就可以略去不论。臣恭敬地认为，先帝凭借英明睿智的资质，继承宏大的帝业；在盘石般的根基上开启皇室光辉，在少海之位沐浴圣德。每次恭敬承受册命，天下都感动喜悦。登上尊位之后，孝思更加显著；遵循历代圣王之道，依礼而行从不违背。礼行于郊祀，敬意通达于宗庙；使四海富足以奉养亲长，使两宫荣耀而问安；推行恩惠，扩大仁爱，屡次降下宏大恩泽；发布号令施行惠政，恩泽遍及百灵。又天性严正，睿德沉毅。当时天下承受宪宗、穆宗威灵德泽的深厚影响，朝廷和民间都没有事端，百姓得到休息。刚登大位，便把政事交给宰相；年富力强而早有长远蓄积的刚毅明辨。既已阅览各种政务，四方耳目更加通达；英明决断出于自身，任用贤能而毫不疑虑，所以终于光大开启诚明之德，使天下长久安定。横行的议论有时炽盛，圣心反而更加坚定；内外忠臣勋旧共同辅佐，雄才大略于是提出筹办军粮的大计，显示出经营四方的志向；不服王化的藩镇首领首先被消灭。磨砺忠心，奋发节操；在朝廷等待出兵，承受风化、归向教化的人和近处远方都为之震动。不是发怒却有威严，不用交战便能取胜，这是王者之武。由此推广发挥，便可看见尚未形成的功用。可惜名号尚未光照天地，恩泽尚未浸润四海，变故却出于意料之外，远方的忧患触及天关；百姓的惋惜愤怒，哪里能够止尽？七月将至，各地车轨已经会集。臣谨慎地上考国家典制，旁考万物人情，以经义约束，合于谥法，表彰功业，节制恩惠，希望合乎大中之道。《尚书》说：“能够明智地作成圣人。”凭借深远明哲的才质，继承圣明事业；使祖宗成法得到修治奉行而不坠失，礼敬百神，亲爱九族，尊崇儒术，容纳谏诤；铺陈宏大声号，圣德光明显著，不是睿又是什么？谥法说：“威严强盛而显扬德行叫作武。”能够在朝堂之上制胜，威势远行而驾驭四方，不等待车甲兵器，不是武又是什么？从前汉昭帝之所以称“昭”，是因为知晓臣下；谥法也说，明德有功叫作昭。先帝起初虽谦让，最终仍任用刚断，以彰显明德，不是昭又是什么？“愍”这个字，是臣下追悼惋惜之情最深切的表现。谥法说，在国家遭逢灾难叫作愍。圣朝既已讨伐仇敌、平定祸乱，明白告示四方；有关官员应当遵循亿兆百姓的心意，极尽君亲之义。进献诚意，隆重表达感动，不是愍又是什么？谥法说，慈爱惠泽、敬爱亲人，合乎时令、开始享祭，都叫作孝。使恩爱敬意取信于天下，以孝道治理家国；亲自奉行尊奉先祖的典礼，奔走办理各项助祭事务。慈爱广大而德行至高，不是孝又是什么？

译传记说：“以庄重的态度面对他，他就会敬重。” 《礼记》又说：“庄重而恭敬，就会显得威严。”用来比拟盛大功烈的形貌，考察历代的训诫典章。谨上尊谥为“睿武昭愍孝皇帝”，庙号为“敬宗”。谨此议定。《宣宗谥议》　苏涤。议论说：臣恭敬地认为，上天平均施布恩泽，盛德之王充分运用它；施行雷雨般广大的恩泽，万物便得以生长；致力于施恩施威的至仁，四海便得到安宁养育。于是使有灵之物承受安泰，接触同类事物便知道感恩。美好的谥号和盛大的名号，本来就应当相称。臣恭敬地认为，先帝从盘古以来的帝统中降生，承受九五之尊，行为功业超越古今。仁德施及百姓，孝心天生便知，历代少有比得上的。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把四海看在掌中。临朝而不顾风霜劳苦，平定祸乱而不吝惜府库财物。行动总是取法古人，思虑必归于周备。听到善言如同受到惊动，去除弊病务必彻底。前代君王的美事、历代圣人的美好典章，必定扩充而推行。又讲信修睦，任用贤能，兴起人才。追念功臣勋劳，便绘制烟阁功臣的彩像；敦厚兄弟友爱，便设置雍和宴席而施赐。俯身考察才俊，便命令法官、谏官依次入对。爱护怜悯生育万物，便禁止三月、五月采捕。一件事如果没有得到适宜处理，便忧虑如同身陷沟壑；四方稍有不安，便减省饮食以自责。任命将领，千里之外也能坐知军情；指挥踪迹【诏令作纵】，三边都能平定。因此人人都得到【缺字】万物也得以自安。又平定西方羌戎，南方消灭蛮患。三州七关之地，平坦安宁而没有忧患；四镇临海一带的边境都安静太平。于是赈济仓廪，抚恤百姓，免除农民的赋役，并派遣使者。远方没有不肃敬的，近处没有不安定的；奸邪盗贼收敛了心思，权贵豪强也屏息敛迹。京城听不到击鼓鸣桴的声响，边疆没有烽火警报的忧患。可以说是超越三王而跻身五帝，所作所为超过法度、合于准绳了。因此有见识的人说：等到把他安置在云亭祭祀，齐人已经达到仁寿之境；只可惜他不能享有尧的国运，不能登上轩辕黄帝的云亭。难道仅仅是唐人有父死考终的悲哀、杞人怀有天将崩塌的忧怨罢了？谨按谥法：恭敬祭祀、遵行礼仪叫作“圣”，开拓疆土、扩张境域叫作“武”，聪明睿智叫作“献”，能够经天纬地叫作“文”，慈惠爱亲叫作“孝”。先皇帝恭敬地奉行祭祀，不合礼制的事绝不施行，难道不能称为“圣”吗？收复旧有疆土，诛除顽梗桀骜之人，难道不能称为“武”吗？喜好文章、爱惜贤才，兴办善政而不知疲倦，难道不能称为“献”吗？奉行天道，专心致力于典章法度，难道不能称为“文”吗？五十岁仍仰慕父母，向父母问安从不懈怠，难道不能称为“孝”吗？谨奉上尊谥为“圣武献文孝皇帝”，庙号“宣宗”，谨此议定。《懿宗先太后谥议》         杜宣猷 议说：我听说庆都诞生尧帝，唐人的风俗因此兴盛；涂山生育夏启，夏朝的治道因而昌盛。大地之德既已在国家中树立典范，帝王的符命也正传承于久远之世。何况太后的母仪早已显著，宫中的教化自然高明；梦见太阳昭示了吉祥，仿佛上天显现了宏大的庆瑞。光辉尚未显现征兆，逢到时机才彰明；殊异的荣宠不在生前，繁盛的礼仪必将在身后施行。详细考察国史，远远听取自历代帝王以来的事迹，其道理始终一贯。伏惟先太后，顺应天地阴阳而与帝王相配，齐同日月之光而降下祥瑞。承继弄印之荣，德行符合掌握天命图谶的圣人。温柔明达的品德初次显露，慈爱俭朴的风范更加光耀；遵守苹蘩等祭品所体现的协助祭祀之礼，举行纮綖所体现的亲自养蚕之礼。妇女四德的姿态开始显耀，六宫众人的希望都归向她。穿着洗濯过的衣服自我修养，抑制华美奢侈而不加以使用。大行皇帝依靠她的内助之德，礼仪冠绝后宫；远胜于辞却车辇的恭谨声闻，亲自体现了治理衣裳、整饬内政的盛美法则。二河之族的祥瑞难以与她并列，五麓之庆还遥不可及。进用贤才而更加谦恭，辞却进封之礼而志向不可改变。身为天子唯一的母亲却未能享受其福，母仪四海却不能安居于至尊之位。她的行为成为楷模，言语著为箴诫。椒房宫中的名器尚且空缺，桂轮般的光华却突然消失。德行完备而地位尊崇，仪物齐备却仍感不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正值海内安定、黄河澄清的时代，却遇上皇帝升天归于汉天的朝廷〔一作“期”〕。所以先帝的灵车牵动了皇帝深切的哀情，新修的墓道引发了通往丹禁的悲恸。于是悲痛于环佩声的永绝，感伤于《诗》《礼》之教再也听不到。皇帝于是诏令近臣，让他们歌咏先太后的明德淑行和神妙筹策〔一作“笔”〕，增添辞句来抒写悲情；这岂是八个字所能比拟的，也不能与日月星辰同样明亮。感叹缠绵凄怆的哀痛，惭愧没有像存悼亡之词那样的文辞。上天的文象照临，哀悼与荣典都达到了极致。此后一定会有盛大福祸相倚的征验。皇上继承圣明之初，立即思念太后的养育之恩，于是派宫女为副、内臣随行，恭敬地奉告并荐献诚意。规划陵寝的制度，确实遵循了近代礼制。就着墓地形势筑成山陵，改变过去马鬣形的样式，采用靠近鲋隅的形制。玉石宫殿相对而立，兰殿光彩焕发地开启。想象中仿佛覆盖在玉衣之下，香气仿佛还在金屋中游荡。太后升仙的日子，京城百姓不再头簪柰花；追尊荣典举行的时辰，国人徒然吟咏《荇菜》。过去她处在虞舜妃嫔的行列，如今应当享有文德皇后的尊崇。她内在的妇德一向深厚，又因儿子尊贵而显扬祥庆。秦原上的松树与楸树，祥瑞之气长久凝聚；汉代皇后的礼服与仪仗，盛大的礼制很快也施及于她。道德光耀前代，德行冠绝后宫；皇帝因赐衣而发出睿智的感念，因遗留的宝镜而触动孝思。于是举行翟黻〔一作“防”〕的礼仪，以慰藉太后昭明神灵般的慈爱。谨按《易经》说：“元，是众善之长。”谥法说：“宣扬慈爱、惠泽、和顺叫作‘元’，又说彰明德行、建立功业叫作‘昭’。”伏想先太后在待年初期，就已经树立仁慈美善的法则；配享至尊之后，更加彰显温柔和煦的风范，难道不能称为“宣慈惠和”吗？辅佐昌盛的时代，发扬内宫的教化，能够生育圣明后嗣，光大开启中兴，难道不能称为“明德有功”吗？请上尊谥为“元昭皇太后”，谨此议定。一作“皆唐大诏令”。驳工部尚书宋庆礼谥议         张九龄 开元年间〔《通典》《会要》作“开元七年”〕，太常博士张升给赠官工部尚书的宋〔《通典》作“宗”〕庆礼议谥，专门议定说：“太过刚强就会折断，过于苛察就会没有同伴；在东北有事，损失了数以万计的人，这就是所谓损害家庭、妨害国家。谥法说〔二本作“案谥法”〕：喜好功劳、自以为是叫作‘专’。”礼部员外郎张九龄驳议说：“营州镇守着戎夷，扼住其咽喉、截断其言路；叛逆就控制它的死命，顺服就成为它的生〔《通典》作‘主人’〕，这是人们所称的乐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后来停止海运，能够扩大每年的储备，边境亭障安宁，河朔没有骚扰。与兴兵所耗费的资财、转运所付出的劳苦相比，比较它们的优劣，哪一种更有利、哪一种更有害？却说损失了数以万计的人，这是多么荒谬啊！怎么能依据他的行迹来衡量实际，却贬低他的谥号来迎合虚浮的声誉〔《会要》作“乘”〕，只顾虑开始时的毁谤之声〔二本作“以”〕，忘记长远的权宜和利益呢？道理不当，谁说这样可以？请把这项议论重新下交太常，希望能够表彰他的功业，使人有所考寻，而改定谥号的典章也不至于坠失。”谨此议定〔后来谥为“敬”〕。驳太师燕国公张说谥议〔太常寺拟谥为“文贞”，伯成驳斥了它〕 杨伯成

译议说：谥号，是德行的表征、行为的遗迹，是用来激励砥砺风俗、检束名教的，本来就不能用虚假的声誉〔《通典》作“称”〕来尊崇事实记录〔《会要》作“存”〕。根据张说罢相制书说：“不记录微小琐细的人和事，颇为采纳周密谨慎的旨意。”又据致仕制书说：“行为亏损了古人一半的标准，防守自身也不够周全，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然而众口喧哗〔《会要》作“諠”〕，玉石有瑕疵，尚且可以磨治；人的这种污点，哪里能够逃避呢〔《通典》作“焉得逭诸”〕？谥为“文贞”，如何能够达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请下交太常，重新根据他的事迹议定。谨此议定。御史中丞卢奕谥议。独孤及〔当时任太常博士〕 卢奕刚强坚毅而忠诚正直，质朴方正而清廉，专心勉励处理政务，所任之处都有可记载的政绩。天宝十四载，洛阳陷落。当时东都〔文集作“周”，《旧唐书》《会要》作“京”〕人士狼狈逃散，如鹿受惊、如猛虎磨牙争夺他们的血肉；居于官位的人都想保全性命、保全妻子儿女，有的争着抢先逃脱弓箭的射程〔文集《文粹》作“先防高足”〕，有的甚至不以苟且偷生为耻，甘愿饮用盗泉之水。唯独卢奕端正自身、守住职位，践行大义而不离去，以保全死节，发誓不受侮辱；形势困窘、力量用尽时，他仍穿着朝服被捕，依旧慷慨激昂地数说几个叛贼枭獍般的罪行，旁观者都吓得股栗。卢奕面色不变，向西辞别君主〔《旧唐书》作“西北面辞君”，《会要》作“西南辞君”〕，然后才遭受杀害。即使是古代的烈士，也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有人说：洛阳的存亡，掌握兵权的人才确实负有责任，不是执法官吏所能抵抗的。军队失败、将领逃奔，离开那里也就可以了；委身于仇敌而死，谁会怨恨他呢？独孤及认为不是这样：勇敢的人应当抵御，忠臣必定守护社稷；守卫社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抛弃它而离去只是明哲保身罢了。若说忠诚还包括什么呢？从前荀息在晋国以身殉职，是因为不肯违背自己说过的话；仲由在卫国临死前系好帽缨〔《旧唐书》有“食焉”二字〕，是不躲避自己的灾难；玄冥〔《文粹》作“石正”〕尽心履行职守而死于水中，是守住职位而忘却自身；伯姬等待保姆到来而死于火中，是把礼置于自身性命之上。他们四个人死时，对事情都没有实际补益，难道是喜爱死亡而自招祸患吗？他们认为死亡比大义轻，所以践行大义、舍弃生命。古人把这些事记载下来，使侍奉君主的人受到劝勉。既然如此，安禄山之乱比里丕〔文集作“克”〕更严重，孔悝〔《会要》及二《唐书》有“奕”字〕所承担的监察职责比玄冥的官职更为紧要，所受命运的牵系也不只是保姆的责任。叛逆党羽的兵威，比水火更加猛烈；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与执干戈的人共同竭力，拉也拉不来，推也推不走，难道不是因为军队可以失败，苟且偷生却不可取；身体可以被杀，气节却不可夺吗？所以能在白刃之下保全自己的操守，怎么能和贪恋安逸、偷生苟活的人同日而语呢？谨按谥法：谋划国家而忘却死亡叫作“贞”，守持德行、遵循事业叫作“烈”。卢奕在兵马之间执掌法纪，立志藩屏王室，可以说是谋划国家了；国家危急而不能挽救，便继之以死，可以说是忘却死亡了。他历任十一项官职，说话一定正直，办事一定果断，而且清廉守节、不屈不挠，离任时仍像刚到任一样，可以说是守持德行了。先前黄门〔文集有“时”字，非〕以正直之道辅佐时政，卢奕继承了他的忠贞纯正，可以说是遵循事业了。请谥为“贞烈”，谨此议定。故左武卫大将军、持节陇右节度经略大使兼鸿胪卿、御史中丞、赠凉州都督、太原郡开国公郭知运谥议。议说：郭知运勇猛有谋略，善于用兵，从行伍中起身，成为唐朝的上将。当时唐朝兴盛已经一百多年，天下充实富足，太仓有可供二十年使用的储备。玄宗修习〔文集作“循”〕汉武帝的旧事，正专心致力于开拓疆土，郭知运恰好与时代相逢，于是借助天子的威势，奋发施展自己的才力，独自〔二本作“敢”〕与敌虏交战，能够击破默啜可汗，使北庭安静〔文集作“靖”〕，击败吐蕃，诛杀康待宾，陇山以西烽火止息。慰劳并荐举麾下的官吏士卒，任用一定依据才能，往往超出常伦，功绩和才用都很显著。王君〔二本作“英”，非〕以果敢勇猛接替他承担镇守边关的重任；牛仙客出任将领而入朝为相，以清廉能干、诚信谨慎著称，这也显示了郭知运奖掖提拔人才的明察。当时议论者认为郭知运与郭处瓘、王骏、薛讷同为中兴名将，直到今天陇上将士还思念他，有人在旧城残垒建起祠宇，陈列尸像祭祀他。上元年间，肃宗加太公望“武成王”的称号，郭知运列在配享之位；那么他的功勋事业理应有美好的称号来表彰，并为他改定谥名。谨按谥法：使叛者服从、使远方归附叫作“威”。《易经》说“其诚信显现威严”，《系辞》说“弧矢的功用在于威服天下”，《虞书》说“用威严来督察治理”，《左传》说“没有威严、没有怀柔，凭什么显示德行”；由此可见，“威”是圣人用来辅助仁义、治理天下的手段。把这个字施用于谥号，可以表明将帅的德行，请给郭知运上谥“威”，谨此议定。驳郭知运谥议             崔厦 〔当时任左员外郎，附载于《独孤集》〕 议说：郭知运承受恩诏安葬，至今将近五十〔《会要》有“余”字〕年，现在请求改定谥名，我私下恐怕不合礼制。谨按《礼记》〔《会要》作《礼经》〕说：“礼以合乎时宜为大。”又说：“错过时机就不能成礼。”从前卫国的公叔文子去世，将要下葬时，他的儿子公叔成请求君主赐谥说：“日月运行有一定时限，将要下葬了，请求改定他的名号。”这是因为时机不能超过〔《通典》《会要》有“今”字〕。节度使既已〔《通典》有“卒”字〕有了谥名，名实也没有浮夸，几纪之前，门生故吏已经共同谋议谥号；如今才来申请，恐怕是有意而为。节度使的嗣子英乂，近来正逢多事，屡次被任命镇守一方，朝廷把表彰功勋、位列端揆的地位授予他，依附者私下迎合不合礼制的请求，恐怕是无妄的贪求。何况节度使在开元〔文集有“之”字〕初年，赗赠特别优厚，碑志规格逾等〔文集作“并建”〕，全都出于皇帝恩命；追悼优遇也已经适当。如今又冒昧地置典章于不顾，追补过去的遗漏，开启将来冒昧妄求的先例。何况现在裂土封疆者相接于道路，专掌征伐者数以百计；如果一概照此办理，谁能说不会再来请求？不只是主管官署会疲于处理文牍，我还恐怕名器会等同草芥；即使想委曲求全，私下认为也不可行。

译《礼经》又说：已经丧父而突然显贵的儿子，不能为父亲制作谥号。若节度使确实应当有谥号，只是没有在适当时机办理，那么嗣子就是废弃了先君的德行；若本来不合谥号而勉强满足自己的愿望，那么先君反而因嗣子而获得尊崇。若从仆射而言〔文集有“之”字〕，恐怕会招致逾越礼制的责难；若从国家而言〔文集有“之”字〕，又有违彰显善行的体制。请交付太常重新议定，谨此议定。重议郭知运             独孤及 议说：礼制以合乎时宜为大，顺从礼序次之。将要下葬时改定谥名，是因为时机有故；在礼制有所缺漏时追念远人、请求谥号，是顺应礼制。假如诸侯在五月下葬，鲁惠公去世时又有宋军到来〔二本有“太子少葬有阙”六字〕，到隐公元年十月才改葬〔文集作“已”〕，并没有因为超过时限〔文集无“而”字〕就废弃礼制。公叔戍请求谥号，正好在下葬以前；谨按礼经〔《通典》《会要》作“三百礼经三千威仪”〕，从未说已经下葬就不能追赐谥号，何况帝王与诸侯道路不同，不能互相沿袭〔《会要》作“礼”〕。新礼制〔《会要》作“制”〕规定死者一定有谥号，并没有说日月有一定时限。如今请求改名的有五家，无不是下葬以后：苗太师已经一年，吕諲四年，卢奕五年，颜杲卿〔文集作“真”，非〕八年，都蒙受褒奖恩宠，没有异议。唯独郭知运因为儿子不幸，反而因超过时限受到压抑。假如一定要以已葬、未葬为节限，那么八年和五十年在迟缓上是一样的，却施行不同的取舍制度，岂不是不可以吗？议文说“已经丧父而突然显贵，不能为父作谥”，这是说父亲没有官位而儿子居于高官〔《会要》作“贵位”〕，不应当凭儿子的显贵给父亲增添荣宠。礼制不是说过吗：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安葬时仍按士的礼制〔文集作“礼”〕。至于郭知运，身负镇守一方的重任，位列九卿，功勋显赫、名声崇高，可与卫青、霍去病相比；身后饰终的礼制，理应比其他将领高出一等，难道还要等到依靠嗣子之后才为他作谥吗？如今专掌征伐者〔《通典》作“征镇”〕，有的多半出身屠户、商贩、皂隶〔《通典》《会要》有“卒多起屠贩皂隶之中”九字〕，即使遇到风云际会而成为侯王，他们祖父的爵位能与郭知运相等的极少〔《通典》《会要》作“与知运等当请谥者有几”〕，怎么〔《通典》作“何乃”〕能因为害怕名器等同草芥，就因此废弃礼制？我私下认为这近于诬妄。乾元以来，屡次有诏书追赠百官祖父，无论内外文武、各级官员的先人，全都蒙受恩赐；有的声名久已湮没，有的墓木已经合抱，而在九泉之下获得大名和高位的数以万计，从未以去世年代的远近作为限制。赠官和赐谥是一回事：赠官是一时的恩宠，谥号却是不刊之令。如今因为年代久远就废止改定谥号，这是王恩遍及天下，却唯独隔绝于一人。当开元二年，吐蕃以全国军队进入五原边塞，击柝声传到秦地、雍地〔文集作“咸”〕；郭知运与郭处瓘等人讨伐平定了他们，以此张扬王室威势。当时如果稍稍没有郭知运，那么汧水、陇山以西的人就会害怕被迫穿左衽。如今朝廷正要派遣军队〔集本作“出将”〕征讨不服从者、讨伐不来朝者，理应褒奖宠遇他，以劝勉掌握兵权的人。怎么可以因为下葬已久就废弃大典？何况谥法，是考察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事业的邪正，必定用一个字来褒贬，使活着的人听到美谥便仰慕，看到恶谥便畏惧，不必等到赏罚施行，贤者和不肖者都受到劝勉。这一个谥字，比三千条刑罚更有力量。它本来不是给死者子孙作为哀荣和宠赠的器具。假使郭知运没有儿子，而且从未建立功勋，只要他的官位达到上将，谥号也不能废止。难道能因为他儿子的生死来决定是否可以请求谥号吗？我私下考察〔《会要》作“考彼”〕典籍，征验旧有典章，改定谥名的礼制，请依照前面的议论办理。谨此议定。故太保丞相、赠太师苗晋卿谥议。前人 太师秉受上天纯厚美善的禀赋，是唐朝的股肱之臣；在两朝主持国政，各项功业都很允当；论述治道、施行政务，送往事居，合于恭敬地对待东方夷人的礼法，举动无不违背德行。以惠爱和顺增益事业，以明智通达保全自身。从前他曾主管九流，分治四部，刀尺裁量之下没有被搁置的才用，衣被覆盖之内没有贫困的人。镇守洛阳时，东夏安定和睦。天宝末年〔《文粹》作“年”〕两京被戎人攻陷，皇帝车驾向西巡狩，亿万百姓沦为左衽夷俗。太师身处危机而不改变志心，处在全面溃乱之中而不忘记国家；奋身从豺狼口中脱出，志道不受污损，气节不被夺取，这是最大的忠诚。至德、乾元年间〔《文粹》无“之”字，《集》作“中”〕，天下多有变故，皇纲尚未振作，肃宗遵循汉宣帝的旧事，使用刑名来约束臣下；太师以曹参、萧何的治道为师，持守清静、谨守职分，勉力辅翼王道，顺应、辅助政事典章，使人心也安定统一，他的谋略十分盛美。他能够识别人，也能够任用人，慎重选择属官；说到选拔人才，就像斩取荆楚之材，拔出群萃而选取公卿器用之才。不到五六年，与他并肩担任宰辅的人〔《集》无“者”字〕，光彩映照于史册〔《集》作“图”〕，当代人都以此为荣。汉史称胡广与故吏陈蕃并列三司，太师也有这样的荣耀。九种德行都能办成事业，宽厚居于首位；百官各得其时，明哲之人才能施惠于人。太师理应享有上天赐予的长寿，成为国家的元老。古人活着时根据行为观察志向，死后用谥号改变其名字，以表示行为的美恶，取决于行为的大小。后代有用三个字表彰德行的，真惠文子就是这样；有用两个字彰显善行的，鄼文终侯、留文成侯就是这样。大概功绩大、声名盛，礼制就优厚，谥号也崇高。太师的德行冠绝士大夫，地位与周公、召公相等，将要施行诔文和赐谥的制度，应该以鄼侯、留侯为准。谨按戴氏大礼：中正和谐、居于中道叫作“懿”，文德资质有所成就叫作“献”。考察千年的美好典章，将两个字合起来配合他的德行，请谥为“懿献”，谨此议定。故丞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吕諲谥议。前人

译吕諲任职时，处理政务听察敏捷，严肃勤勉而有才能，以才智来润饰吏治。至德年间，他与三司共同审理重大案件，唯独引用律文并依附经义而为之平反，当时终于采用了中等刑罚。吕諲在御史台任职时，虽然拘谨谨慎，没有舍身忘我的才能，但能平正章法制度，坚守职责而不失误。他治理荆州一年便有成效，号令严明完备，赋税征敛公平统一，各种事务都有制度，处理事情都有条理，大体以威严和信用为主。诛杀陈希昂，查办申太芝的奸恶，于是三楚之人都心悦诚服，他的功绩很大〔文集本作“茂”〕。自至德以来，承担受命统兵、持节出征之任、镇守一方的官员有几十人，但将领不骄纵，士卒不堕败，政治修明、人心和顺，像吕諲这样的实在很少〔《集》无“矣”字〕。难道不是因为人心离散已久、军队尚未平息，汲取浊流很难等到清水，整理纷乱的丝线很难建立功绩〔《文粹》作“工”〕？吕諲处在这样的时势，能够用慈惠改变百姓的疾苦，而且训练三军如同臂膀听从手指，整个境内没有拔葵偷枣的盗贼，楚地百姓直到今天还歌颂他。他的才识〔《集》作“才”〕谋略一定有过人之处，即使想不加褒奖，难道可以吗？按谥法：威严德行都能成就叫作“肃”；禁止暴乱是“威”，爱护人民是“德”。考察礼制，议定谥名，并将它比拟于他的形貌德行，请谥为“肃”，谨此议定。驳吕諲谥议。严郢〔附载于《独孤集》〕 议说：伏惟故相国、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赠吏部尚书吕公諲，从前侍奉先朝，多次承担重任。至德初年，国运艰难，公首先披荆斩棘，护送皇帝车驾到灵武，忘却自身、进献忠诚，一天之内多次受到召见。先朝察知他舍身报国的节操，采纳他竭诚进言的谋议，于是任命他为宰相，辅佐调和神人与天下。他美好的谋略、进献正确意见而纠正错误的事迹，入朝则近前进言，出朝则跪拜辞行；宫中温树之事从不泄露，因此很难详知。至于有些事迹光明显著，明白得想掩盖反而更加彰显，请择取而记载下来。乾元年间收复两京之际，两都的士大夫多被关进三司诏狱。御史中丞崔良器审理案件时误将无罪者收入狱中，当时宰相苗太师、崔赵公等虽在朝廷争辩，却不够坚决。吕公有过必犯颜直谏而不隐瞒，援引经义、端正言辞，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因此刑罚得以减省，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大约有数百名。圣明君主收敛霜〔《集》作“雷”〕电般的威势，圣朝施行宽大之典，都是依靠公的力量。古代进贤者受到上等奖赏，《尚书》不是说过吗？咎繇说：“美好啊，在于识别人。”公位居台衡，专心以推举贤能、任用人才为职责。所以故相国房琯、故吏部郎韦陟能够入朝登上左右〔《集》作“左”〕重要职位，都是由于公的举荐。如今相国黄门侍郎杜公到任江陵，是公推荐他担任镇守一方的职务；如今相国中书侍郎元公在杜克〔疑为人名或地名，原文“杜克”含义未详〕任职，是公向他咨询幕府政务。还不到几年，两位宰相就接踵登上台省高位，天地交泰，圣贤相互契合，各项功业都兴盛，五典都能遵行，这正是公举荐善人的功劳。那么，子皮举荐子产、鲍叔举荐管仲、萧何举荐曹参、武侯举荐蒋琬，与前人相比，我们还绰绰有余。公在荆南时，收敛兵戈、和协众人，命令施行、禁令禁止，治理功绩为天下第一；即使古代的羊祜、杜预，也没有能够超过他。如今太常议论荆南政绩已经很详细，却说他“在台司任职拘谨，没有舍身忘我的才能”，这只是扶瑕掩瑜〔《通典》《会要》及集本作“德”〕的说法，不是合乎中道〔集本作“适中”，《通典》《会要》作“中道”〕的话。国家旧例，宰臣的谥号都有两个字，用来彰显善行、表扬德行。吕公文才足以处理政务而不出差错，武略足以禁止暴乱，守贞可以办成事务，尽忠可以使人民得利；他的盛大功烈和宏远谋略，无法一一列举。《左传》叙说八元的德行，称为“忠肃恭懿”；如果用美谥来比拟他的德行，请给吕公上谥“忠肃”。谨此议定。重议吕諲             独孤及 议说：吕諲担任宰相的时间很短，当时肃宗亲自处理一切政务〔文粹作“务”，集作“方”〕，群臣只是畏惧皇威、奉行职事；即使在朝廷上有所谋划，也没有人能够知道。等到他治理荆门时，施行仁政取决于自身，略略显现在政事上；他的恩惠遍及万物，歌谣留在人们中间，所以人们能够称述他。议定谥名之际，怎敢不把疑惑之处暂缺不录，而只记录最为显著的事迹？这是主管官署的职责。他审理真实的诉讼案件，在尚未执掌政权之前，前一份议文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不敢再烦劳申说。至于推荐名贤〔集作“公”〕使他们登上重任，既像温室之树一类的事，又是行状中没有记载的。孔子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大概就空缺不说。”所以不予记载。如今奉诏令必须使用两个字，而且以“忠”配“肃”。谨按旧议，凡死者的故吏都可以把行状送请尚书省赐谥；考察德行、确定谥号则由主管官署掌管〔《通典》《会要》有“朝”字〕，朝廷辨别可否，应当依据众议。如今驳议者撰写谥号异同的说法，竟把这件事专交给故吏，我恐怕会扰乱厨宰与尸祝各守职分的秩序，违背公器不可私用的戒律，也不是唐虞时代众人共同推举、集体认可的原则。从前周道衰微，孔子作《春秋》来规范当代，乱臣贼子因此恐惧。谥法也是《春秋》那种含蓄而深微的褒贬，在于惩恶劝善，不在于哀悼荣宠；在于议论美恶，不在于字数多少。周文王讨伐崇国，周公杀三监、诛淮夷，晋文公重耳一战而使诸侯称霸，周武王的功业盛大，但谥号都叫“文”。以冀缺恭敬的德行、临事时宁俞忠于国家的品德、随会接受劝谏而不忘其师的行为、言及自身却不失去朋友的情操，他们的文德难道不优美吗？但谥号却都叫“武”。由此可知，记载法一定称述大的方面而略去细节，所以称“文”时不称“武”，称“武”时不称“文”。三代以后，淳朴散失、礼制败坏，才出现两个字的谥号。两个字的谥号并非古制，它的源头产生于衰微的周代，施行到战国诸君。汉朝兴起，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都凭文武大略辅佐汉朝〔文粹有“时”字〕达到太平；他们的事业各不相同，认为一个字不足以记载他们的善行，于是便有了“文终”“文成”“景桓”“宣成”等谥号。虽然严重亵渎礼制，但仍然是褒奖而没有错失其人。唐朝兴起，兼用周、汉制度，认为魏征以王道辅佐时政，近于“文”；直言极谏、爱君忘身，近于“贞”，两种德行都很优美，废去其中一个都不可以，所以称作“文贞”。公曾对萧瑀说：“端正刚直、鲠直明亮，近于‘贞’；性情多猜疑反复，近于偏狭。”

译说他偏狭，就会损害他謇直正大的方面；称他为贞，就会遗漏他宏大而又狭细的不同方面，不是一个字所能概括的。所以说“贞褊”。其余各种事例，大体都可以类推，都是有所针对的〔《新唐书》多“为”字〕。如果行迹没有不同道路，事情归于一贯，就只用一个字来称述他。因此杜如晦谥“成”，封德彝谥“明”，王珪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岑文本谥“宪”，韦巨源谥“昭”，唐休璟谥“忠”，魏知古谥“忠”，崔日用谥“昭”。这一类不能全部列举；这些人都是当时声名显赫、凭功名居于宰相之位的人，谥号不过一个字，从未听说他们的子孙、佐吏因为字少而认为受到委屈。由此说来，两个字未必就是褒奖，一个字未必就是贬斥。如果褒贬果真取决于字数，那么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就不如周威烈王、静慎〔集本、《通典》《会要》作“慎静”，《史记》作“慎靓”〕王；齐桓公、晋文公就不如赵武灵王、魏安厘王、秦庄襄王、楚考〔集作“孝”，非〕烈王。杜如晦、王珪以下，或谥“成”、或“明”、或“懿”、或“宪”，也就不如萧瑀的“贞褊”了。历来考察古代训典以及贞观以来的制度，似乎都不是这样。如今所奉的议文说：“国家旧例，宰相一定用两个字谥号。”不知道这一说法出自什么典式，请把相关格式具文说明，以便作为给吕諲定谥的依据〔集作“回示谨当以”〕。何况忠诚是臣子侍奉君主的常道，假如能够恭敬安守职位，谁不是忠臣？若没有特别显著的功绩，就不把“忠”用作谥号。至于审议案件、宽缓死刑、任用贤能、举荐善人，都是美好的德行；然而“肃”是威严德行能够成就的名称，已经足以表彰这些事了。月令说：“孟秋，天地开始肃杀。”《诗经》说：“为什么不庄严和乐？”又说：“庄严肃敬的王命，由仲山甫来执行。”肃，就是严正，也是恭敬，是忠诚的一类。天地不肃整，年岁就不能成熟；宗庙不肃敬，礼制就不能树立；军队不严肃，人民就不会服从。“肃”这个字所包含的时义多么重大啊！以吕諲从政的情况看，他有威严，能够防止邪恶；有德行，能够救济众人，所以用“肃”给他改定谥名，而“忠”已经包含其中了。这也如同随会、宁俞不以“文”为谥，难道一定要再增加一个字才算美好吗？魏晋以来，凭贾诩的筹谋、贾逵的忠勇、张既的政绩才能、程昱〔《通典》《会要》作“普”，非〕的智勇、顾雍的缜密持重、王浑的器量、刘惔的鉴识裁断、庾翼的志略〔《通典》作“智”〕，这八位君子与平定东方相比并不惭愧；他们死时都谥为“肃”。当代并不把“肃”看作贬斥，何曾以一个字、两个字来判定高下呢？” 谨向上考察前代典章，向下参照现行法令，结合礼经，彻底考究他的事迹〔《通典》《会要》作“往”〕，请仍依照前议，谥为“肃”。谨此议定。驳司徒杨绾谥议〔太常谥“文贞”，苏端驳斥〕苏端 议说：古人对于美恶不徇私情，褒贬一定恰当，是要褒奖善人而斥退恶人，作为历代君主的明白典章，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如今谨慎考察此前定为“文贞”的谥号，考核谥法、查验事迹，恐怕并不光明允当，也不能成为后世的训诫。道德博大、见闻广博叫作“文”，清白守节叫作“贞”。况且元载与司徒杨绾友情极深，把他推为长者，首先举荐他担任清要官职，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等到司徒的宠信声望渐高，元载害怕他构成威胁；又知道元载败坏纲纪、对君主怀有二心，既害怕元载猜疑，便因此与他疏远隔绝。人人都知道元载的罪恶，唯独杨绾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有人揭发元载的罪恶，但证据和告发尚未明确，怀抱忠诚而获罪；司徒当时位居上列，上奏说明并不困难，却不能因此揭露事实、正直陈词，保全忠志之士的性命，揭露凶狡之徒的私情，反而安然自处、悠闲度日，使元载的祸乱扩大、最终灭身，竟然劳烦圣上施行雷霆般的法令，难道是守节而不隐讳吗？难道是怀道而不施行吗？不能称为“文贞”，已经很清楚了。等到元载将要谋求不忠，欺罔聪明、蒙蔽圣听，对下吝惜恩惠，对上招致怨恨，使北方边塞的百姓劳苦于超过期限的戍守；西郊敌人入侵，却没有慰问灾民的恩惠；慈、邢等地忠义之士将死而不得复生，梁、宋受伤受害的人有的受寒、有的挨饿；搜访、表彰、抚恤等内外急务，元载全都阻绝，使王恩不能施及下民，成为行路之人的叹息。而杨公正当圣上革新政治之时，处于天下都期待得到贤才的地位，实在应当片刻不等、仓促之间也赶快进言，却寂寥无声、闭口不陈谋议，贪图享受每年万钱的赏赐，徒然承受皇帝一心的眷顾，使黄河沿岸的人家都听到《采绿》〔《会要》作“篆”〕诗般的叹息，使京城近郊各县多有《祈父》诗所说的忧患，这难道是慈惠爱人吗？既然说不上慈、说不上惠，凭什么称为“文”？有隐瞒，有不施恩，凭什么称为“贞”呢？古代诸侯拥有国家，卿大夫拥有采邑，是上对祖宗负责、下为子孙安排的道理。杨公历来享有优厚俸禄，人们称他为儒学宗师，却从未建立家庙，也没有私家宗庙，宁可使人老去而缺少尊敬祖先的礼仪，官位极高却没有祭祀祖先的祢庙〔二本作“祢”〕；凡是士大夫，谁不叹息遗憾？这又违背了大义〔一作“宪”，是〕中成就仁爱、接续礼制的道理。称作“文”和“贞”，怎么可以这样议定？圣人制定谥号，完全出于公心而没有私情〔《通典》作“尽公而无私之谓也”〕，所以周宣王不敢偏私父亲，给父亲谥为“厉”；汉宣帝不敢偏私祖父，给祖父谥为“戾”。这是历代君王的明确制度、历代圣人的共同准则。从前公叔文子有为卫国而死的节操，勤勉奉行班制的功劳，保全了社稷而不受侮辱，才配得上这个谥号；到太宗初年，魏公魏征有匡正挽救、刚直公正的忠诚。中宗末年，苏瓌有保全安定、气节不可夺的操守。因此贤人很多，而谥为“文贞”的不过几位。至于燕国公张说，是先朝掌管文辞的臣子〔二本作“输能”〕，名声节操都很显著，尚且被省司认为不可以授予此谥。直到今天人们仍旧这样称说他，仍然是这样讲的。杨绾能够与他相比吗？请移文太常，重新详细考察其他谥号，以守护常法，希望青史的记载不违背周、汉的制度，使九泉之下也不因比不上苏瓌、魏征而惭愧。谨此议定。代太常答苏端驳杨绾谥议“梁肃”

译谥法说：“拥有国家的典章，活着时根据官位叙定他的德行；死后用谥号改变他的名字。谥名的大小，取决于德行的美恶。大概是记载显著之处而略去细微之处，概括其一生而彰明大义。因此说，谥号用来尊崇名声，节制在于集中表现一种恩惠；这是因为以名声超过行为为可耻。”杨文贞禀性淳厚质朴，具备合乎时中的德行。从位列下等的官职一直到宰辅，持守本心从不改变，举动一定依循正道。这与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开发万物、救济众人，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但他清廉节俭、砥砺风俗，明智通达、保全自身，称为“文”和“贞”，在他身上确实恰当。秉持公议的人，谁会说不对呢？如今所奉的符令说，杨公与元载交情深厚，曾经替元载推荐引进；元载的罪过，全都归到杨公身上。这是昧于观察行为、确定谥号的道理，也不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做法。请分别考察、评论。过去荀爽被董卓举荐，官至三公；等到董卓败坏、扰乱汉朝政事，可以说罪恶极大，而汉史从未把董卓的过错牵累到荀爽荀慈明身上。晏婴与陈氏都侍奉齐侯，陈氏心术邪僻而晏婴志向正直，《春秋》也没有把陈氏的罪恶延及晏平仲。由此可知，道路不必相同，事情不必相同。元载与杨公之间的关系，事情的真相是可以看见的。何况元载执掌宰相大权时，杨公并未参与重大政务。杨载因为当时的声望而仰慕我，我便沉静自守，因疏略而简约，恰好显见他的清节。又有人揭发杨载的过恶，都是泄露言辞而招致的祸患，祸患是自己招来的，难道还可以挽救吗？等到杨载覆败其事，公正好承担重任。他任职时间尚浅，多次以疾病推辞职位，而且不能安于所处之位，难道可以用寂寥的言辞启发他、责备他吗？从前季文子辅佐三位国君，家中没有吃粮食的马，也没有穿丝帛的妾，君子认为他忠诚。杨公凭借显赫的名声和尊贵的职位，出入三朝，却没有一处住宅，没有一套马车，立志保持清白，交往也不谄媚亵渎，难道不能称为贞吗？他掌管训诰，执掌铨选，任职成均，辅佐宗伯，润色王朝法度，没有损害这些美德。又聪敏而好学，见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似的，难道不能称为文吗？谨按谥法，称为“贞”的条例有三种：清白守节叫“贞”，能够完成重大法度叫“贞”，忧虑国事而忘却死亡叫“贞”。“文”的含义有六种：经天纬地叫“文”，道德广博、见闻丰富叫“文”，怜悯人民、以忠信交接礼法叫“文”，不以向地位低下者请教为耻叫“文”，慈爱惠泽人民叫“文”，修养德行而使远方来归叫“文”。既然名义并不完备，事迹又各有不同，怎么能把二王三恪、私庙家祭等方面的缺失，全都归责于一个谥号呢？如果各种美德都必须具备才配用一个谥号，那么士文伯、孔文子尚且没有经纬天地的“文”，孟武伯、宁武子也不是能够平定祸乱的“武”。如果因为废弃礼制而认为他们不配这个谥号，那么臧孙辰即使违背了先后次序举行祭祀，也不应得到“文”；管夷吾即使防守城门，也反而玷污了“文”；孔子不得谥“敬”，由此可知议定谥号的原则，是记录他的长处而舍弃短处，记取他的大德大行而遗漏小节，使善恶由一个字来裁定，使褒贬流传到后世，这大概就是先王制定谥法的方式。若综合考察公论中的名实，应当取其显然明白、远近皆知的事迹；如今却有人迎合他人的意旨，任意发表诬蔑诽谤之辞，所谓挖疵挑骨的说法，并不是正当的议论。况且圣人也不可能样样全能，才德不必完备。郑公征立言严正，因以君主不如尧舜为耻，他的节操很大；但他却不善于知人。许公瓌固执地坚持遗诏，在朝廷上阻止邪恶计谋，他的志向很明白；但最终也不能守住。因此《春秋》替贤者讳饰过错，传记说不能因为一次过失遮蔽大的德行，古语说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这正是二位公卿所以谥为“文贞”的原因。如果说必须具备百行所归、九德全备，如周公的文德、宣父的德行，然后才能议定谥号，那么千古以来将无人能够继承，谥法也就断绝了。难道一两个苏、魏就足以成为确定制度吗？谨以上参照典章礼制，近来考察旧例，请求杨公的谥号依照先前的议论办理，如此而已【后来谥为“文简”】。《常州刺史独孤及谥议》　　　权德舆 议论说：独孤及刚正方直、清廉，根本出于他的天性。他修养自身、治理政务，坚定地处身中正；撰写文章，遣词造句具有古人的风格；辨析论说，裁断正直，彰明德行，堵塞邪僻；疏浚文辞的波澜而去除放荡，取得精华而没有枝蔓。他那些执弟子礼入室受业的门徒，都足以掌管赞书、执掌典册；那么独孤及的文章成就，也可以由此得到验证了。他任博士时，曾上议认为景皇帝不应作为太祖。诏令下达后，他任庶官，便列举夏、殷、周、汉的旧例，说明尊祖配天的大义，认为景皇帝最初受封于唐，是上天所命。于是确定礼仪，成为一代的典章法则。新平长公主的儿子裴仿娶永清公主为妻，想让别的宗族主持婚礼；独孤及当时任礼官，上陈不可，最终得以由裴仆射遵庆主持，当时人都称赞此事。他议定吕諲、卢奕、郭知运的谥号，依据礼制、文辞和法度，取得褒贬的正当尺度。凡是往来应答，言辞旨意都坚定明白。他治理舒州时，正逢连年饥荒旱灾，邻郡因而死亡逃亡十分之四以上，而舒州百姓聚集安居、乐业自得；朝廷颁下优诏加以褒异，随即赐给他金紫服饰。他起初任职于濠州，后来任职于常州，都能依据当地风俗治理，人民爱戴他。虽然没有得到公卿和长帅的职位，但他治理秦、常三郡的政绩，也足以列入文苑，附在循吏之列。按谥法说：博闻多能叫“宪”，能够进献可行之策、替代错误叫“宪”。独孤及斟酌三王四代的典章训诫，撰写文章以辅助教化，这就是博闻；位居内外官职之间，必定能够称职，这就是多能。确定宗庙祭祀的享礼，是能够进献；确定婚姻主持者，是能够纠正错误。有司考察他的美好品行而为他改定谥号，请谥独孤及为“宪”，谨此议定【文粹作“谥”】。《赠司空李揆谥议》

译议论说：李揆端庄、纯粹、温和，谨慎而善良。他凭借文章和学术，资质又适逢时运，发挥自己的才华以取得显贵通达，犹如良厨运刀，毫不碰到筋骨盘结之处。他历任谏官，任左史掌管君王言论，辅佐春官，直到参与评议国家大政，始终在皇帝左右。他必定用文章和义理护卫自身，奉行法令、遵守职分。各官署没有弊政，姻亲宗族中没有因私受宠之人。他束带而立，像山一样挺拔，陈述前代老成之言，庄严而又温和，具有大儒和大臣的气度。他有时被起用，有时被废置，但他的道路非常平坦。从前观射父能够撰写训诰之辞，把事情施行于诸侯；左史倚相能够通晓训典，叙述万物。李揆确实具备这些才能。建中年间，西戎请求结盟，朝廷因他年长而有宿望，派他出使异域，缔结华夏与夷狄的信约，管理衣裳制度的防范。事情办完返回时，正值兴元年间；他为国忘身，辛劳不息，到了河地便去世了。追赠司空，恩宠礼遇格外优厚。按谥法说：“以诚信办理事务”叫“恭”，“不在职位上懈怠”叫“恭”。李揆果断实行、要求自己，官位达到台司；历任官职升迁，前后十八次；周旋办事恭敬谨慎，以此发扬职守功业，难道不就是“以诚信办理事务”吗？等到超过告老还乡的年龄，还奉命出使绝域，接受诏命便上路，把险阻看作平地，坚贞奋勉、竭尽劳瘁，死在车驾之中。难道不就是“不在职位上懈怠”吗？从前韦玄成、翟方进凭借经学明达而担任汉朝宰相，最终都谥为“恭”。考察李揆所走过的道路，可以用一个“恭”字概括：勤于职守而死于公务，光明昭著。有司另行拟定谥号，请用“恭”为谥，谨此议定。《文苑英华》卷八百四十。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八百四十一。宋代李昉等编。谥议下。《驳赠工部尚书马畅谥议》一首。《太尉晋国公韩滉谥议》一首。《左常侍柳浑谥议》一首。《驳右仆射郑珣瑜谥议》一首。《驳左散骑常侍房式谥议》二首。《驳赠司徒李吉甫谥议》一首。《赠太保于頔谥议》一首。《晋世子谥恭议》一首。《改恭太子谥议》一首。《驳赠工部尚书马畅谥议》　　韦奕。议论说：太常考察马畅的品行，列举他夙夜勤于职事、谨慎方正刚劲的“敬”德，以此改定他的谥号，这与不苟且措辞的原则不同。建中、兴元年间，马畅因为父亲有征讨的功勋，凭借父荫推恩而授予爵位。父亲死后，家中财富丰厚，他以酒色自娱。贞元年间，曾经倾尽家产结交宦官，因而献上田宅以求宠幸。德宗鄙薄他这个人，最终也没有信用他。他又因从前与孤侄、寡嫂分居析产而获罪，丑声传遍当时。死后，他的庶子和寡妻揭露奸私，公然议论充满朝廷。这些都是众目共见、众耳共闻的事实，怎么可以谥为“敬”呢？议论者说：先司徒筹划谋略，而马畅能够揣摩领会，没有一项策略遗漏。马畅在内廷之中参与订正，如果所说的话屡屡应验而不可隐瞒，就应当明确指出其实际功效并记录下来，使行路之人不受迷惑；否则，庄武公的才略在典籍上的光彩就会超过他了。如今却粉饰虚辞，夺取庄武公的功劳，为儿子请求谥号，难道不是极其荒谬吗？又说名儒端士都跟随他交游，却不知谁是他的田渔。孟轲说：“尹公他是端正的人，他所结交的朋友也必定端正。” 作为端正之士而到马畅门下交游，何况谥法所说的“夙夜勤于职事”，是因为他的功绩可以记载，并不是说他耗费日月直到终身。所谓谨慎方正、刚劲端直，是说马畅实际任事时应当做到，但他从未仓促地走上这条道路。凭什么可以谥为“敬”呢？大凡议论功勋、评定德行，尊重他的事迹，是为了劝善；贬低他的名号，是为了惩恶，本来就不是庸常之人所能办理的事。像马畅这类人，哪里配玷污典章法度？如果有司因为有所作为而强行这样做，那么就应当依照劝善惩恶的条例办理。请下令太常重新议定他的谥号【博士崔韶改谥为“纵”】。一作“皆《唐会要》”。《太尉晋国公韩滉谥议》　　顾况。议论说：韩滉天生具有风采操守，自能树立名声、取得实际成就；驾驭下属威严厚重，确实建立了功绩。近来天下兴兵，政务在于供给财物粮食，每月计算费用达亿万，王府因此一空。中年时韩滉兼任小司徒，实际专掌出纳和平准事务；以齿角皮革等物资贸易转运，虞衡官府的赋税、邸店没有积压货物，市场上的物品没有不能流通的。又节省开支，几乎再次充盈。等到他持旄节镇守吴楚，封疆数千里，盛大的名声和功烈，哪里值得畏惧？他严令山镇不可轻易沮丧，向维扬晓谕意旨，于是张瑗的谋划被制止；以飞书斩杀将领，于是沈清的叛乱被平定。采卫诸邦的长官、文武属官、倚仗势力的人、凭险固守的族类，无不战战兢兢、恭敬畏惧。况且天宝以来，江左没有物产资助供给，文法逐渐宽松，贪婪之人追逐财利，小人趋附利益，求任这种官职的人十之常有八九。韩滉能够抑制并控制动乱，理顺纷乱；他所到之处，刑罚必定纠正违法之事，并不是因为他才能简略而不知情，而是正要矫正时弊而治理。兴元初年，奸邪盗贼偷偷发动变乱，震惊我军，韩滉首先进献方物，奔赴汉中纳贡，庆贺和赏赐于是得以施行，国用也因此得到救济。贞元初年，年年歉收，秦地将要缺粮，皇帝忧虑财用不足，人心大为动摇；韩滉打开粮仓救济灾民，没有等待一天，万钟粮食接连运到，京兆、河南二府因此都得到供给。从前萧何转运关中的粮饷，寇恂供给河内的财用，都是因为勤劳辅佐君王、治理国家而被推为功劳第一。如果拿敌我形势来比较，韩滉的功劳并不小。于是朝廷任命他为宰相，向他询问财计，让他统领国家赋税；汉代的粮食确实很多，他的才干超过古人，胜过主臣，只是他被起用的时间还短，治道的光彩尚未充分显现；然而累次施行的功劳，已经可以拿来比拟。谥法说：忧虑国家而忘却家庭叫“忠”，使君主安定而不顾自身危险叫“忠”。韩滉使国家免于荒馑，救济君主的艰难，正当时局多忧患时建立权宜措施、整顿赋税，自己遭到危险和怨恨也在所不顾，把家庭忘在脑后而以公事为重，难道不是“忠”吗？谥法说：刚强的德行能够成就叫“肃”，秉持意志而果断决断叫“肃”。韩滉刚强而取得职位，军队凭贞正而取胜；命令发出便只管执行，刑罚必定惩治犯法者，难道不是“肃”吗？我听说举荐善人不必要求他样样完备，改定谥号只取其大德大功。从前谢琰议定谥号，特意用“忠肃”褒奖荣耀；何曾议定谥号，诏令也以“忠肃”追美。考察韩滉的功勋劳绩，并不愧对前代贤臣，伏请谥为“忠肃”，谨此议定。《左常侍柳浑谥议》　　　柳宗元。尚书考功上奏说：鲁国史书的褒贬，虞书的黜陟，彰明善行、厌恶恶行，是王道教化的开端；自周公以来，谥法从未改变。谨按柳公历任清要官职，名节贞正明亮，存心诚实谨慎，合于礼法而纳忠言，是诤臣的表率；出任地方长官，便是善于治理百姓的良吏；刺举监察必有声誉，澄清吏治的功绩可以记载；遭遇危难而大节不被夺取，改定名号而纯诚更加彰显；于是登上宰辅之位以匡正王国，对君上竭尽辅弼之志，退处时又有推让的高尚品格。他的声望如玉圭玉璋，受到众人听闻，因此足以激励在位者，关系到政教，声名传到君王那里。他的事迹很多，褒扬善行、劝勉能臣，本来就不会废弃。宗元既是他的族属，又与他世代通家往来，能够详备记述他的遗留美德；考察他的品行，敢于援引旧例，谨慎具列他的美好功绩，用诚实的言辞公布，依照谥法制度，请按律令办理。谨此上状。太常博士裴堪议谥说：谥为“贞”，奉诏依准。柳宗元是柳浑的侄孙，写成这篇议文上呈尚书考功；也许是裴堪依据他的说法而定谥为“贞”，所以把它载在谥议之中。《驳尚书左仆射郑珣瑜谥议》【太常博士徐复以“文献”为谥加以驳斥】。李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