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八百四十

译议论说：谥号，是用来彰明德行的。德行既已彰明，文字便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因此相国郑公操守端正、特立独行，少言而慎行；等到居于台司之位，有减免拖欠、体恤百姓的美德，有知晓危难而不受污辱的节操。虽然没有荀文若那样荐举人才，没有孟子那样辨明是非，没有赈济施舍的仁德，也没有直言极谏的义气，但已经足以称为贤相了。所谓文人，大的方面是经纬天地，次的方面是润色王道。周文王以最高的德行成为西伯，季孙以道义侍奉君主，都谥为“文”以表示美善，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又何必用两个字才算完备？我私下观察两个字的谥号，有时是兼取两种德行，一个字不足以充分形容盛大德行，所以才产生两个字；然而这也是近古才有的，并非三代两汉的制度。举用典章的原则，应当信从正道，不信从邪说，这是《春秋》的大义。因而两个字的谥号不是《春秋》的正统。相国郑公谥为“文”就足够了，何必再用“献”？如果用“献”就够了，又何必用“文”？两个字兼用为谥，我私下还不能理解。请下令太常寺重新议定，谨此议定。一作“皆《唐会要》”。又一议。议论说：郑珣瑜有美好的德行和清正的操守，坐镇一方以移易风俗，治理百姓而善政普遍施行；担任宰相时谋略缜密，始终如一，事迹在当时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所以表彰贤者而改定谥号，实在应该称为“文献”。“文”是光明显著的大德，“献”是声名高远的美称。合起来褒扬他，自有经义依据。这也如同贞惠文子，多次列举他的美德，直到再三称说，以此劝勉侍奉君主的人。如今奉行驳议，说他没有荐举人才、辨明是非、赈济施舍、直言极谏，这就错了。又说两个字的谥号不是三代两汉的制度，我认为也很奇怪。所谓荀文若的荐举，难道不就是推选群才、把他们带到朝廷吗？珣瑜任司衡铨选官，后来执掌宰相职位，官员品流都得到安排，英俊人才列于朝廷；如果没有奖掖荐举的明证，又怎能做到这样？只是按照来文所说，他少言慎行，所以事情的端倪难以窥见。当先朝之时，皇帝身体不安，奸臣王叔文招揽权力、结党营私，将要危害国家；他把丞相看得如同无物，轻率地到相府议事，不遵循旧章。珣瑜心中虽然能够诛杀他，力量终究不足，于是托病辞职、远远退避，众情都归向他；那么是非之明，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所谓赈济施舍，按礼家说，施舍甚至可以不及于国家。贤人君子以广泛的仁爱为心，无不从根本上开启转移财物的源头，施行厚生养民的政令。从前救济灾患、免除拖欠的租税，也已经符合这一点了。至于厚待亲属、庇护族人，使他们不至于衣食无常、没有固定主人，凡是践行名教的人谁不这样做？如果把分给孤儿寡妇的资财也等同于赈济施舍，那是珣瑜感到羞耻而不愿谈论的事。怎么能说他没有赈济呢？至于直言不顾自身，前一篇议文已经记载，只是写得含蓄委婉罢了。既然承蒙高论，怎敢不明确说明？德宗末年，李实任京兆尹，特别受到皇帝白日接见和权贵宠幸，几乎无人能比；李实又以获得羡余自我夸耀，没有人敢非议他。珣瑜当众诘问其中缘由，向皇帝陈述利害，并且说：“从百姓那里取来东西，却没有偿还他们的价值，怎么能说还有余财？”他的这番话不能说没有直言极谏。谨按本朝宰辅谥为“文”而兼用其他字的，历代都有。所以房玄龄谥为“文昭”，狄仁杰谥为“文惠”，魏征、陆象先、苏环、宋璟、张说、崔祐甫都谥为“文贞”，刘仁轨、刘幽求、姚元崇、裴耀卿、张九龄都谥为“文献”，李元纮、韩休都谥为“文忠”，薛元超谥为“文懿”，卢怀慎谥为“文成”，苏颋谥为“文宪”，杨绾谥为“文简”，其余的无法一一列举。如果认为“文”已经包容全部美德，就不应再用其他字来配合，那么从房玄龄、狄仁杰以下，昭、惠、贞、献、忠、懿、成、简这些字都不合正理了。我大唐声名文物流传二百年，历览群才，发扬王朝法度，难道唯独在议定谥号的制度上没有取得适中标准吗？不然，为什么要轻率阻止这种做法，把驳正设置出来呢？只应当讨论谥号是否恰当，不应追问字数多少。如果不恰当，即使只有一个字又有什么用？如果都合宜，即使两个字又有什么妨碍？如韦巨源依附凶党，李北海夺去他的美名，所说完全出于公心，人们便心悦诚服。如今既说他是贤相，却又非难他，君子对于这种言论，难道可以苟且而已吗？如果说两个字不是三代两汉的规则，那也与我所学不同。威烈、慎静，是周王的谥号；文终、文成，是汉高祖辅佐建立功业者的谥号；霍光谥为宣成，孔光谥为简烈，是中代的功臣德士；刘宽谥为昭烈，杨赐谥为文烈，是东汉郡国的大臣。怎么能说没有两个字的谥号？况且“文”作为谥号，含义很多：有经纬天地的意义，有忠信交接礼法的意义，有孤立自守而不畏惧、坚强而不暴虐的意义，有聪敏好学、不以向下位者请教为耻的意义。这些并非只有一种情况，各有各的适当之处。如果都要等到具备西伯、季孙那样的德行才可以称“文”，那么鲁侯、文伯歜之类也都不能称“文”了。因此诔谥的制度，要根据时势来表彰区别先人的事迹。议论珣瑜的品行，可以说：“他是一代的名臣，这就是他的德行吧？”谨上采礼经，旁考旧史，参照各国典制，以确定两个字的谥号。请依照先前的议论，谥为“文献”，谨此议定。又一议。议论说：郑珣瑜用两个字作谥号，如今太常请求依照原议谥为“文献”。谥号，是《春秋》褒贬的大纲。孔子书写史事，随着类别推衍，即使只用一个字褒贬，文章的意义仍然广大；大概是想指明事功，昭示后代，使后人惩恶劝善，所以不能苟且。谥一个字才是正制，尧、舜、禹、汤、周公、召公就是这样。两个字不是正制，所以谥法没有记载；有时是人臣不守常规，苟且逞行异端，如考烈、慎静；有时是当时君主行使权力，因为功德而加厚对臣下的褒奖，如萧何、霍光、房玄龄、魏征；有时是不应加而僭越，如孔光、刘宽、薛元超、李元纮。三个字就过分了，如贞惠文子，这也是谥法没有记载的，古今都没有先例。公叔文子谥为卫君的过失，是卫国扰乱制度的结果；否则就是记载错误。若在一个美德上再加一个字，那么尧舜禹汤都应当累加几十个字作为谥号了。礼家所记，并没有穷尽圣贤的意旨，也没有穷尽宣尼所述，当时不过是杂记而已。从前后苍撰写曲台礼记，他的弟子戴圣增删刊定为《小戴礼》，今天的《礼记》就是这样来的。

译如果全是宣尼所述，戴圣怎么能够增删呢？从前宣尼修订《春秋》，夏代以后不能再增添一个字，由此可知《礼记》并非全是宣尼所述，所以戴圣能够增删。这样看来，贞惠文子的谥号是卫君扰乱制度的结果，古今没有先例，也不是宣尼所述，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郑珣瑜和顺而有才，修整自身，始终没有缺失，这可以称为美德。至于考功议定他的品行，他的程度超过同辈；但与鄼文成、梁文昭、魏文贞相比，却不能相等，如今给他的谥号却没有差别，轻率使用国家典制，失去了《春秋》的大义。从前鄼、梁几位公卿，都在草创艰难之时经纶国事，辅佐兴起的君王，以道义辅佐君主，使教化达到和洽，光耀千古；谈到他们的人都会肃然生敬，却把珣瑜同他们并列，心中难道没有惭愧吗？这几位公卿，都是当时君主感念风云际会，怀有谋略明智之美，所以在通常的典制之外加以褒奖，以彰明他们的德行，也是为了笃厚君臣之义。然而这不是正制，而是权宜制度。后世之人如果不能与这些贤者相比，就应当遵循常制，以免占据这些贤者的地位。至于刘仁轨、薛元超、李元纮加字的谥号，也都是亵渎国家典制、昧于常伦的做法，说起来令人寒心，哪里应当拿来作为训法呢？其余如姚元崇、宋璟、刘幽求，有的辅佐一代君主，使治理达到太平；有的忘却自身而赴难，成就中兴功业。难道郑珣瑜因为掌管选官而进用善人，因为称病辞职而嫉恶如仇吗？这些说法都只是崇尚口舌和虚伪的辩说，并不是守持典制的确论。难道凡是掌管选官的人都算进用善人吗？如果这样，那么国家拥有天下二百年，为什么只有裴行俭、马戴、卢从愿等几位贤臣当时受到称誉？按照资历授官，只能说是任用有序，这与我所听闻的进用善人不同。况且珣瑜病了数月便去世，难道是装病吗？即使是假装生病，也更加奇怪。从前子路作为家臣而食禄，有杀身赴难的行为；珣瑜身负台辅重任，在危难之际却不能如此，平日享受高爵厚禄，见到危难便保全自身；如果把这当作明辨是非，那么董狐记载赵盾的事情就成了妄作。珣瑜称病辞职，太常却可以诘责他并把它当作德行；君臣之义，并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珣瑜诘问李实，确实击中了他的弊病，可以称为美德。然而珣瑜从最初入仕到临终，接近四十年，历任谏职，执掌风宪；他的忠诚规谏和激励发扬，恐怕还有超过这一点的地方。如今太常只举出他诘问李实的事，已经不算多了。说他直言极谏的人很多，难道能使汲黯、魏征都面有惭色吗？前一篇李巽的议文说：“三代两汉没有两个字的谥号，这是末学者的过错。”说他没有荀文若的进善、孟轲的辨是非、文子的赈施、周舍的直谏，只凭珣瑜品行清正而无缺失，就想以此为理由掩盖他不足以称谥的地方，这种说法不值得辩论。如今所议的两个字的谥号，也不合议论原则，本来就不值得斥责。李巽前文的话虽然过分，但说用两个字的谥号是加等的美誉，并以萧何、房玄龄为例，说明其言并不适用于珣瑜。李巽虽然不敏，但说给谥号以美名来惑乱众听，这是我一向认为激切而不平的地方。我终究不想让珣瑜僭越而与萧何、房玄龄同列，也不想让他仓促地与魏文贞、姚元崇、宋璟、刘幽求那种以正直言论使君主醒悟、具有丰厚功绩和特殊勋劳的人相比。前车翻覆，后车就应当改道；前任有司的过失，后任有司应当设法纠正。如果不纠正，便会因循拖延，最终导致制度混乱，这是国家的警戒。把考烈、慎静、孔光、刘宽、薛元超、李元纮同禹汤文武、萧何、霍光、房玄龄、魏征相比，是前任有司的过失；后世专掌笔削的人，应当设法纠正。如果不纠正，典章礼制就会越来越混乱。有司不能因为前人有过错就跟着效法，也不能偏护自己的见解而继续僭越典制。郑珣瑜两个字的谥号，请下令太常重新议定；如果一个字不足以穷尽珣瑜盛大的德行，必须用两个字，那么我恭候再次告知。谨此议定【最终采纳徐复的再议，谥为“文献”】。《驳左散骑常侍房式谥议》【太常博士陆亘谥为“倾干度”，韦奕加以驳斥】。韦干度。议论说：详细考察贞元末年西蜀的事情，在逆贼刘辟开始制造祸乱时，凶邪之徒共同谋划，呼号聚集；年深日久，事情相隔遥远，十件中已记不得一件。然而心中郁积的不平、锋芒刺骨而创伤深重的事情，仍然藏在骨髓之中，请举出其中一二件大概说说。房式从忠州刺史任上，被故太师奏请授为剑南西川度支副使，后来兼任御史中丞，又分符任蜀州刺史。这时是贞元十八年。房式曾因白天昏睡如醉，过了一夜才醒来，询问身边童仆，却不知道这种情况从何而来。后来过了一年，他又重新担任使职；就在这时，故太师去世。刘辟暗中煽动叛逆谋划，祸乱开始孕育。房式于是迎合奸人的心意，说出诡异怪诞的话，对刘辟说：“先前我在蜀州昏睡生病时，梦见您做了宰相，卢文若做了侍郎，仪仗卫队十分盛大，富贵达到了极点。将来不要忘记我。”贼人听后大喜，在军镇和县邑中到处宣扬，自以为这是神灵授予而非人力所能达到的。贼人每次接见宾客、纵谈议论、抚慰群邪、发布号令，都没有不把这件事放在最前面，深深以为是祥瑞之兆。难道不是因为房式说出异言，鼓动妖孽，迷惑扰乱平民吗？如果他不是坚壮凶险之人，那么小小的蜀地、微不足道的贼寇，王师讨伐何至于耗费万计，艰难跋涉于险阻之中，滞留多年才平定呢？恐怕是因为房式用深厚亲密的言辞使刘辟完全信服，激切地煽动顽固之心，否则为什么会盘根错节、根基如此牢固呢？故太师在永贞元年八月去世。当时韦干度任殿中侍御史，刘辟从度支判官代理行军司马、节度留后。九月初，干度被驱逐，代理简州刺史，名义上是守郡，实际上却是囚禁他。第二年四月，又追令他代理成都县令。当时授予刘辟西川节度使的诏命刚刚下达，东川的围困尚未解除；刘辟于是招募亡命之徒，并收编管内镇兵，张扬虚声，煽动迷惑郡县，发兵七千、马畜三万，号称十五万人；传发文书到鄠县以来的县道驿站，酒肉全都准备好，草料没有隐藏，文书正面署名“辟”，副署名“式”，参与谋划者署名“符载”。命令下达的那一天，妖气猛然升腾，下愚之人沸腾起来，贪图奸赏，奔走响应叛命，车毂相撞，争先恐后地送死。当时邛蜀震惊，田野荒废，百姓逃窜隐伏于山谷，城邑中的百姓和官吏分散在道路上。这种时候的事情，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而是我亲自听闻看见的。

译当贼兵围逼梓州时，又有王师各军陆续到来，猖狂凶暴的贼寇便不能再张扬了。然而我曾考察房式为人柔弱而善于谄媚，不讲义、不守信；否则刘辟、文若、乔规、符载为什么都向他咨询请教，恭敬有礼地侍奉他呢？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操守止境。伏惟圣上效法上天的法度，崇尚接纳污垢的宏大胸怀，虽然玄妙的恩泽广泛流布，鼓荡洗涤一切，但改定谥号的制度在于端正根源，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便不能加以美谥。像房式参与西蜀之事，大节已经亏损，哪里还有脸面求取谥号？“倾干度”这个谥号，和他先前的事实很不相合，请下令太常重新议定，谨此议定。又一议。议论说：房式在西蜀的事情，已经进入人的耳目，大家都很熟悉。本来不是爱护他的人所能粉饰、美化其说辞，也不是憎恶他的人所能剖析、装饰其论说。当时的蜀地，即使妇女和小人也知道凶恶的刘辟很快就会被斩首。然而替他效力的人，只是为了在死亡临近时求得活命；说他没有勇烈之心，这样就可以了。难道可以把所有附会依附刘辟的罪名都加在他身上吗？房式对于刘辟，既不能离开，又不能去死，可以说是求生而伤害仁义的人。可是驳议说：“大节已经亏损，恐怕是过分的言论吧？”这话从哪里听来的？刘辟逃往西山时，把十几个他怀疑和畏惧的人召到庭中，将要全部杀掉，然后才离开；房式也在其中，依靠仓皇混乱之际刘辟党羽有所阻挡，才仅仅免于灾难。按照先前的论断，他不应当如此明白地被责备了。然而处在这种时候，有将要见危授命、杀身成仁的道义；追问他的人说房式毫无惭色，我实在不能相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房式曾离开希烈，治理河南，廉察宣城，为什么没有得到忠诚恭敬的声誉呢？我的看法是：房式没有痛恨任永的恶行，没有堵住吉挹的言论，这是他的罪过；没有王皓舍弃家庭的决心，没有谯玄甘愿受毒的志节，这也是他的罪过。像刘辟那样背叛天子、抛弃祖坟，却说只因房式解说一个梦来收拢他的心，又署写一份文书来壮大他的声势，难道真是这样吗？臣子不幸遭遇这种事情，只有一死而已。然而孟子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何况自孟轲以后的人呢？如果死亡容易做到，那么王谅、李业、虞悝、冯信就不足以尊贵了。难道不是因为不能强求每个人都一定死节，起初不以未死治罪，却因贪生而贬低他，这是另一种议论吗？谥号，是替他改换名号。孔子说：“名是用来使言语取得信用的。”又说：“名号必须能够说得通。”名号不正，言语就不顺，直到刑罚不能适当地施加，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难道这件事可以轻易办理吗？古语说：“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阙疑不说。”恍惚的梦境，驳议之外再无其他证据，如果据此定谥，恐怕不能用来昭示后世。《皋陶谟》说：“五种刑罚都要正确施用。”意思是用刑必须与罪行相当。刑罚伤害人的肢体，只在一时尚且必须与罪相当，何况要把一个人的行为和义理公示千万年呢？《康诰》说：“敬慎地明确你的刑罚。”请依照先前的议论，谥为“倾”，谨此议定。一作“皆《唐会要》”。《驳赠司徒李吉甫谥议》张仲方。议论说：古人改换名号、请求谥号，是礼制的典章。处于高位的人，只举出他的大节，略去各种小的行为，作为当代的规范，昭示后世，然后把它写下来流传不朽。赞美善行、憎恶恶行，不能凭空歪曲。因此举出一个字，就要极其恰当；举出一件事，就要极其明白，以确定褒贬是非的适宜标准，消除异同纷纭的议论。李吉甫禀承气质而生成才干，适逢时运而辅佐治理，博学多闻、深藏才华而文章灿然，调和赞助阴阳，经营治理国家。可惜他天资通敏，却以便利柔媚来取悦容纳，所以屡次践履枢衡，反复补任台衮。大权在自己手中，深谋很少成功；好恶顺从私情，轻率而少信用；谄媚的眼泪挂在脸上，遇到机会便流出来；巧言如簧，遇到机缘必定发作。大臣辅佐拥戴太子，应当端正风俗、实现治理，早晚勤勉，光明发扬各项功绩，平章百官事务。战争是凶器，不可由我首先发动；等到讨伐罪人时，才应当料敌制胜。如今使内有伤害辅臣的盗贼，外有怀藏毒害的姜氏之乱，军队遍布田野，战马出现在郊外。皇上早起晚睡、忧劳国事，公卿大夫又惭愧又羞耻；农夫不能在田地耕作，纺织的妇女不能从事桑蚕；耗损赋税的常规财资，散尽府库中的储藏，积聚边境军备的征发，竭尽运输转挽的劳力；尸体僵卧，血流成河，骸骨堆积如山，痛苦的呼号声四处响起，无辜百姓被杀尽，众生遭到灭绝。到如今已经四年，祸乱的胎兆，实在始于他的谋划；给君父留下忧患，哪里能说是先见之明呢？国家议论大功，不能妄自取得，也不能曲意造成，必须经过谋划筹算，才显著可观。不争功而分担责任，难道会妨碍全美吗？平定西蜀，便说是言语侍从之臣的功劳；擒灭东吴，便说是朝廷谋臣的辅弼之功。比较他们当时的德行便有差异，谈论他们的力量也不相称。为什么要舍弃所重而记录所轻，保存小处而略去大处呢？况且他嗜好奢靡，却说爱人应当节俭；授受之间毫无操守，却说谨慎选才以补救缺失；把进谏的人斥逐在外，难道不是接近于闭塞耳目吗？把忠烈之士广泛举荐，难道不是接近于隐匿偏爱吗？哪里有闭塞耳目、隐匿偏爱、家法没有制度的人，却能够垂示法令、制定规程、作为百官法式呢？谨按谥法说：“敬”，是早晚警戒谨慎叫“敬”。《尚书》说敬慎而明察你的教诫。《易经》说以敬使内心正直；内心不能严肃端正，怎么能在外表显现呢？“宪”就是刑，就是法。《戴记》说：“以文王武王为法式。”又说：“思虑要合乎法义，以此自始至终保持敬慎。”考察他历任官位，从未弹劾一个执法官，也未审断一件小狱。等到居于重位，便以安和平易、宽厚柔和自处。考察他的名号与他的行为并不相类，研究他的事迹与他的治道也不相称。确定谥号的言辞，只能精细审慎。以后详细制定制度，留给史官记录，请等到蔡寇将要平定、天下无事之后，再在都堂聚集议论谥号，也还不迟。谨此议定【诏赐谥为“忠”】。一作“皆《唐会要》”。《赠太保于頔谥议》　　　王彦威。

译议论说：于頔刚强坚毅、卓然自立，博览并游心于文艺，胸怀开创万物、成就事业的志向，具有纵横倜傥的才干。他任湖州刺史时，修复南朝旧有的陂塘，用来灌溉民田；于是盐碱地长出了稻粱，年年获得丰收。得到丁壮人口名册后，便取其中十分之一的租税收入代替贫民缴纳的租赋，所以能够调剂轻重、救济贫困。江南地势低洼潮湿，送葬的人没有悬棺、封土、植树的制度，坟墓高了不能隐蔽，挖深了又会到达泉水，往往棺木周围刚被土填满，水便漫上来而尸骨外露。于頔全都命令用官地收殓埋葬，当时人称赞他。任苏州刺史时，他修缮堤防，疏通开凿田间沟渠，列植树木作为道路标志，决开水道灌溉田地。他任襄阳刺史时，正值吴少诚兴兵作乱，王师从未缺粮，军队也从未退却。他上表说已经攻克吴房，靠山擒得贼将，立即把兵权交给他。他以诚心待人，有古代将领的谋略。然而可惜他不能善终。假如从当初奉行初衷直到后来，防御骄横、树立声名而又自满，不加警戒，那么在有关官署拟议之时，怎么可以不辨明善恶、奖善惩恶呢？元洪任郡守时，因公务获罪被贬谪；宦官奉诏统领部属，取道经过汉地，于頔立即命武士持刀捕捉元洪。把元洪拘捕后，宦官们只得返回；于頔又不奉诏出兵西进，抵达邓州，军威十分雄盛，众人听闻后每天都感到震骇。军队出征必须有军纪；这次出兵没有奉诏，时人无法知道它的意图和归宿。天子功成之后可以制作乐舞，诸侯却不应如此。于頔从蔡州回师时，制作了《文武顺圣乐》；贞元年间，御史防务官为了求得宠幸，有关官署请求编入优诏，皇帝答应了。这是出于一时的恩泽，乐舞却在诸侯的庭院中演奏，实在可惜。然而像于頔这样的人，只知道乐舞可以制作，却不知道礼制规定有些乐舞不可以制作。考察他统驭众人、施行政令的方法，大概起初把兴利除害作为自己的职责，命令推行、禁令执行，源流出于法家一派；文法深密，意旨苛刻，触犯者一概不宽赦，甚至有诛杀全家、同命受刑的惨事。不过他未曾把人的罪状分别清楚，公开示众处死，所以人们直到今天还为之鸣冤。等到天子的恩德下及四方，元侯入朝觐见，朝廷与他重申姻亲之好，又以宰相的礼遇对待他，事情却转而变成儿子获罪、官员被贬，并且接连兴起国狱，士大夫的议论也越来越非难他。谨按谥法：杀戮无辜叫“厉”，刚愎凶狠而放任过错也叫“厉”，请定谥为“厉”。有人说，于頔凭借文学和政事才能，历任中外官职，最终应当承担统率军队、辅弼宰相的重任；推求他的实际任事，也可说难能可贵，那么更改他的谥号时，应当兼举褒贬善恶二字，以端正褒贬。如今特意谥为“厉”，或许有所未尽。安愚认为不是这样。诔文按才授职，圣人以议定谥号来劝善惩恶，贵在符合主管官署的职责。礼经谈论谥号，大概是以一个主要的善行来概括一生。至于议论撰定时，应当使善恶都在其中，细节和大事都不遗漏。讨论谥号，就是要依据《春秋》褒善贬恶的义理。何况他的功劳不足以弥补过失，他的优点也不足以遮掩瑕疵。他统治下属，任用威势而少施恩惠；侍奉君上，又失去了忠诚和恭敬。谥为“厉”，不是很合适吗？【诏书赐谥为“忠”。】《晋谥恭世子议》　白居易 晋侯因为骊姬的迷惑杀死太子申生，有人说申生以死求仁，得到了杀身成仁的道理，所以晋人给他谥为“恭世子”，这件事记载在典籍中，古今都认为是正确的。唯独我居易认为不对。大体说来，“恭”的意义有三种：以孝道保全自身，是儿子的恭；以正道承受君命，是臣子的恭；以道义守护继承人的名分，是君主的恭。若抛弃继承人而做非礼之事，不能称为合道；接受不合义的命令，不能称为正；因无罪而牺牲自身，不能称为孝。这三者都不是恭。申生正有这些行为，却谥为恭，不知有什么道理。若把这种说法流传给后世作为训诫，我担心后来的臣子会失去大义、只守小节，争相仿效。如今想要考订此事，谨据同类义例说明。昔日虞舜的父亲顽劣、母亲嚣悍，舜既能使他们和谐相处，瞽瞍也终于信从。申生的父亲昏昧，骊姬又邪恶，他实在应该遵循为子的道义，进谏防止祸患，以至诚感动君心。虽然申生的孝不能与舜相比，晋献公的顽劣也比不上瞽瞍，难道不能凭借恭敬和顺的治理，使他不至于陷入奸邪吗？所以，祸患刚刚显露时，斋戒战栗、恭敬奉事，做虞舜那样的人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等到祸患将要发生时，便应让出君位、离开国家，做吴太伯那样的人；如果又不能及时避开，等到灾难已经发生，就应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做公子重耳那样的人。三种机会都失掉而没有一种做对，于是把自身置于不义之中，不但使父亲陷于失德，也因不慈而背负罪名，最终直到死亡。作为臣子和儿子的道理，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尧那样圣明的人，《尚书》赞美他说“允恭”；舜那样孝顺的人，《尚书》赞美他说“温恭”。如今申生失去为子的正道，也称他为“恭”，难道可以这样称许吗？周朝衰微时，楚王凭借成就霸业、王业的才能，吞并荆蛮，光大疆土，赫赫然的楚国由此兴盛；给他谥为“恭”，尚且还说他的德行浅薄。如今申生殉死而不顾大义，轻视自身，不为君主谋划，致使他死后发生弑杀三位君主【奚齐、卓子、怀公】，杀死十五位臣子【荀息、里克、丕郑、祁举、共华、贾华、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庆郑、狐突、瑕甥、却芮】，实在开启了祸乱的先端，使晋国陷入大乱。那么楚王称“恭”的所得是那样，申生的过失又是这样；德行不同而谥号相同，难道不是不可以吗？左丘明修撰鲁国史书，接受经文于仲尼，大概仲尼的志意由丘明加以阐明；无论善恶、大小，没有不委婉地揭示和发挥的。至于申生的死亡和谥号，却略过而不加讥刺，这是多么荒谬啊！凭什么可以考察出来呢？况且仲尼修《春秋》，明显之处有凡例，隐微之处有微妙的防范；凡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通常都直书其名来贬斥。所以书中说：“晋侯杀死他的太子申生。不说‘晋人’，而写作‘晋侯’，并且直书太子的名，是为了表明晋侯无道，也责备申生使君父陷于不义。”从这些隐微的防范来考察，就可以知道仲尼明确的贬斥了【《文粹》集本作“矣”】；从凡例推求，也可以知道左氏漏写了文字。唉！先王制定谥法，难道是容易的事吗？一个人的善恶始终，必须用一个字来褒贬，以此彰明过去、劝勉或警戒后世。所以君子对于谥号，绝不能苟且。从这个道理说，“恭世子”这个谥号，不也是欺罔吗？不也是欺罔吗？改“恭太子”谥号议　李谿

译鲁僖公五年，晋国杀死太子申生。先圣在经书中以此厌恶谗言。这个时候国内请求给他定这样的谥号，不是过分了吗？《诗经》说：“温和恭敬的人，是德行的根基。”又说：“早晚都温和恭敬，办理事务十分谨慎。”这些话都是极其明确的。因此子服景伯告诫他的门徒说：“陷入恭敬之中。”闵子马【《国语》作“闵马父”】却笑他。有人说周恭王能够庇护昭穆之缺而称为恭，楚王能够知道自己的过错而称为恭；即使先王所称的恭，也不敢擅自据有这个称号，而说：“自古在昔。”由此可知，“恭”本来就不是容易取得的谥号。如今考察申生的事情，没有一项配得上这个称号。祸乱的机关将要发动时，子舆的谋划、狐突的劝谏，都已经明白地指出了祸患；申生既不肯采用，到了将死的那天，又不能以六日以来的情状为自己申明，只说：“君主宠爱骊姬；君主若没有骊姬，居住不安，饮食不饱。我若辞退骊姬，必然获罪，这是我伤害了君主的心。”于是接受赐命而死。唉！他的过错实在太大了。晋献公虽然昏昧，喜欢听信谗言，却不是明知其中有害仍然故意喜爱它。凭晋国方圆千里的土地、充足的财用和众多的士女，要寻求可以聘为妃后的女子，难道没有超过骊姬的吗？然而献公却唯独专宠骊姬，其他姬妾没有人能夺取她的宠爱，难道不是因为骊姬迎合献公的心意、窥测他的感情，机巧地迎合他的隐秘心思，以致伤害君心而造成的吗？这样一来，献公必然会把骊姬的行为看作善，把骊姬的话看作真实，安然信任她，渐渐发展到酿成祸乱。史苏所说的“甘心接受放纵，却不知道灾祸已经到来”，正是这种情形。事情的真相既然已经显露，奸诈也泄露出来，知道它不善，明白它不实，就应当像醉后醒来、睡后觉醒一样；如雷电震怒，逮捕而杀戮，必定要果断刚决。这样一来，哪里还会因为担心伤害献公的心而让他居住不安、饮食不饱呢？假如诛杀骊姬之后，献公又思念她的姿容而惆怅，那么也只是想到自己被她欺骗而愤恨罢了。说这样会伤害君心，岂不是荒谬吗？况且申生本来应当使献公把美名传到万世，把美誉留在千古，这比让献公居住安稳、饮食饱足重要得多。若使美名失于后代，把谗言遗留给子孙后代的谋划，这比居住不安、饮食不饱更为严重。推求这个大义，即使伤害君心也无妨，何况并没有真正伤害，却仓促地走向死亡呢？结果使骊姬长期作恶而得不到惩罚，又谗害两位公子，这难道叫能够庇护昭穆的缺失吗？自己沉迷而不回头，别人进谏却拒绝，这难道叫能够知过吗？亲人不能庇护，不是“办理事务恭谨”；过错不能知晓，不是“德行的根基”。竟把这种疑滞不通的言论称作恭君，也已经过分了。《谥法》说：“壅塞阻隔而不通，叫作幽。”像申生这样，正是这种情况。考察典章法则，应改谥为“幽太子”，使后代知道侍奉君父的道理；一定要有左右辅弼之臣，使他不至于把所谓美名陷入史册之中，而不只是白白牺牲自身、让尊长在朝夕之间偷得安逸而已。《文苑英华》卷八百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