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二宋李昉等编文集四（2/2）

译《史记》记载，商鞅拜见秦孝公，以为商鞅是用帝王之道游说他；孝公说：“难道能等几十年、上百年，用称霸之道来游说我吗？”商鞅想用帝王之道却未能成功，便用强国之术游说，孝公非常高兴。这似乎是说强国之道不是帝王之道，又似乎是说帝王之道必定要在几十年、上百年后才能成功。我很担心后来的执政者舍弃强国富民而另求帝王之道，那就会茫然无所归依了，请让我加以辨析。况且君主之道没有固定的名称，能够使国家便利、使人民得利，就是君主之道。然而我不是说商鞅的政术一定能够强国富民，只是商鞅的传记说：法令施行不到十年，人民就非常喜悦，家家给足、人人富足，怯于私斗而勇于为国家作战。那么我就不知道，帝道、王道、霸道舍弃这些还拿什么作为君主之道呢？况且帝道如轩辕、虞舜吗？斩杀蚩尤、征伐有苗，这难道不是想使国家强盛吗？王道如夏启、周文王吗？防御有扈、讨伐有崇，这难道不是想使国家强盛吗？霸道如齐桓公、晋文公吗？修治军政、搜巡其居所，这难道不是想使国家强盛吗？何况秦国面对六国的祸患，如果不先使人民富足，便不能使国家强盛，难道还可以高枕无忧、无所作为而成就君主之道吗？何况帝、王、霸只是同为君主而名称不同，谁说帝的名称就高贵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王、霸的名称就低劣吗？统治人民的人应当致力于治道，适应时势，而不应致力于名号、修饰地位。所以舍弃名号而趋就时势的日益昌盛，舍弃时势而追求名号的日益灭亡。宋襄公灭亡，是羡慕霸主的名号而错失时势；徐偃王灭亡，是羡慕仁德的名号而错失时势；鲁隐公灭亡，是羡慕谦让的名号而错失时势。假使秦国处在六国对峙的局面中，不先使人民富足、国家强盛，而另求帝、王、霸之道，我认为那就是追求帝王的名号而错失时势，又怎么能够成为天下的君主呢？唉！天地之间并不因皇人、帝人、王人、霸人而有所区别，凡是政事能使人民获利的，都是君主之道。秦国首先使国家强盛，因而能够削弱六国而拥有天下，这难道不是帝道吗？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人民就会信任政府。”又说：“人口已经众多了，接着就要使他们富足。”这样看来，天子的政道也先要强国富民，怎么能说孔子的道不是帝王之道呢？孔子又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周年就可以治理好。”这样看来，又不能说帝王之道必定要几十年、上百年才能成功。有的人说：“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人才会仁德流行；经过一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停止杀戮。”这样说来，帝王之道是长久以后才成功的，我又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况且尧难道有治道吗？却生了丹朱；舜难道有治道吗？却生了商均。那么尧的治道应当在丹朱身上成就，舜的治道应当在商均身上成就；又为什么尧舜的治道没有在他们本人时代完全实现，也没有在丹朱、商均的时代实现呢？况且危乱国家的人民，渴望治理甚于饥饿的人渴望食物。如果用要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实现的治道引导危乱国家，就像强迫饥饿的人吃柔弱美好的食物，却把供给食物的日期推得很远。国家危急、人民又处在这种状态，靠什么使他们安定、使他们饱食呢？所以我说，凡是使百姓生活富足、使国家强盛的政术，怎么能不称作君主之道呢？既不知道帝、王、霸这些名号的高下，又不知道要等几十年、上百年才能成功，那还等待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译《质无诚论》周朝衰微直到秦汉，大道的根本受到蛀蚀，欺诈的源头分流，奸邪积习滋长而纷乱不止，无法挽救。常常见到强国以人质要求小国，也有天子的子弟被诸侯怀疑，便要求诸侯送子为质，以此作为牢固关系。春秋时，晋怀公在秦国做人质后逃回，自立为君；六国时，燕太子丹在秦国为质，怨恨由此产生；两汉时，隗洵做人质而再次反叛。衰败的风气浩荡蔓延，事情难以全部记载。这难道不是因为不以诚信取得信任，却用人质来求取信任吗？用诚信作为质，信任别人，别人也会信任自己；用疑心猜疑别人，别人也会猜疑自己。对方既然已经以诚信相待，而我还要求他的子弟做人质，这就是怀疑他没有诚信。我用疑心猜疑他，他本来就不信任我，那么人质也就不会有了。所以《记》说：“殷人制作誓约，人民反而叛离；周人制作盟誓，人民反而怀疑。制作誓约盟誓，是劝导人民叛离和怀疑。人民怀疑誓约盟誓而背叛它，何况扣留他的孩子作为人质，使人民怀疑呢？那就不是誓约盟誓所能相比的了。”况且君臣之道在于恩义，礼义把外在关系联结起来；父子之道是天性，慈爱孝顺把内在关系联结起来。离弃内在的亲情而求取外在的关系，割断天性而拘束恩义，不如使两方面都保全，使内外的恩爱亲情都得到实现。假如只知道让对方不能亲爱自己的亲人，以此牢固地结交他，却不知道对方正因为不能亲爱亲人而产生怨恨，那就是不知道扣留人质没有益处。从前有像曾参那样孝顺的人，不能考虑让他离开亲人，难道可以割断这种亲情吗？有像卜商那样慈爱的人，因为丧亲哭泣而哭瞎眼睛，难道可以夺走他的亲情吗？有像乐羊那样忍心的人，尚且能够吃下儿子的肉羹，又何必用人质来约束他呢？天下爱义的人少，爱亲人的人多；能够顺从别人意愿的人少，能够顺从自己欲望的人多。因此扣留人质来求取诚信，对我方有利的少，由扣留人质而产生怨言的却多。过去乐毅攻下齐国，有人告发他谋反，燕昭王尚且能够备礼送还他的妻子儿女，为什么呢？因为燕昭王信任乐毅，乐毅一定不会反叛；如果竟然以反叛为疑而扣留人质，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产生怨恨。为什么秦汉时代不能用最大的诚信取得信任，用王道引导他们呢？引导不能成功，就奉行顺应天理的原则来讨伐；讨伐而不服，就退而修养德行来使其柔顺，却偏偏要扣留他们的子弟；一旦祸患脱离控制而失去处置之道，便会招致怨恨、产生祸患。即使驾驭得当，仍然是使人离开亲亲之情，这不是以孝道治理国家的方法。唉！这就是秦汉时代的至诚不能遍及天下的原因。《原仁论》　　　　　　　　　　　　　　韦筹【一作牛僧孺】拯救天下的人都说是仁，得到天下的人都说是利，这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迫不得已而拥有天下，就称作仁；有选择地、出于自身意愿而拥有天下，就称作利。善于畏惧其利益，善于决断而实行仁道的人，才是圣人。商汤、周文王就是这样的人。推究其中的意义：圣人看待百姓，就像看见天下百姓如同婴孩陷于焚烧和溺水，没有不去救出他们的。那么救出他们以后，是交还给原来的家族吗？还是最终救出他们并占有天下呢？夏的家族没有人可以继承，所以商汤不得已而行仁；殷有可以继承的人，所以周文王若占有它便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求利。夏家没有继承人，商汤因此施行仁道；殷家有继承人，周文王因此有所畏惧而不以利自处。前代贤人阐明商汤的仁意，所以说“没有伯夷”；后代圣人阐明文王的心意，所以说：“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 《治论》　　　　　　　　　　　　　　朱希济 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思考治理的，勤勤恳恳地寻求人才，急切地任用人才；官职没有空缺，任命也不虚度一天。可是大多不能达到大治，为什么呢？大概是不知道重视根本。重视根本没有比使人民安定更重要的，使人民安定的根本又没有比农桑更优先的。上自天子，下至平民，没有人不需要衣食来资养生命，这是人的情性共同的欲求。因此率领公卿亲自到千亩耕作，不只是为了表达对祭祀粮食的敬意；率领嫔妃亲自养蚕，也不只是为了使黼冕更加美好，都是为了把教化百姓放在首位。百姓一定会说：君王、后妃尚且勤勉于耕作养蚕，我们怎么能不勤劳呢？如果天下人都相互率领，以耕织为事务，那么粮食、布帛就可以按期取得。粮食布帛既然便宜，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求。最大的欲求不过是衣食罢了。不饥不寒，时世便没有怨恨叹息；时世没有怨恨叹息，和气便充满天地；如此哪里会有不丰收的年岁呢？人民既多又富，然后仁义才能互相推及，王道才可以实行。正处在饥寒困顿中却能达到仁义境界的，即使在淳朴的时代、即使是君子，也很少见。如今天下人不是不耕种，也不是不养蚕；但九州之人中，一个人耕作，却有一百个人吃他的粮食；一个人织布，却有一百个人穿他的衣服。君王的征税赋役在那里，诸侯的车服兵器在那里，官员的俸禄粮饷靠它供给，吏役的索取也由此而来。让一个人耕作、一个人织布，却要满足上下百人的需求，不是很难吗？我曾经客居山东，住在民舍，观察他们耕作：等待天时，察看土地是否适宜；远处寻求早熟晚熟的谷种；手脚磨出老茧；从早到晚伸长脖子盼望甘雨；借贷来筹办粮饷；筋力全耗在贫瘠坚硬的土地上；汗流满背，忽然又遇到细雨和烈日炙烤后背，无不变得黧黑。又看妇女养蚕：鬓发像蓬草，早晚忙乱不止；登高架长梯，踩着险处；幼女婴儿也无暇照看。年成好坏，就全取决于这些事情。五谷收进场圃，还没来得及簸扬；蚕结成茧，还没来得及挑选装满筐，狗叫喧闹，强悍的官吏便围绕住处，煮茶饱食之后才说：某些是官府的常额，某些是往年的拖欠；我来征取这些，你拿什么来满足差役的要求？你若不顺从我，今后服役时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庇护你的。百姓因此害怕催逼贡赋紧急，畏惧威胁恐吓的话，没有不勉强满足他们欲求的。粟米成熟时，粗劣的饭还没有吃饱；蚕丝织成时，家里却连一缕丝也没有留下。

译大概不到十五天，全都已经耗尽了。甚至有父子拱手相对，靠着屋壁坐在那里。假使他们不去做盗贼，不去做违法的事，不贱卖不合时宜的物品，不触犯应时的禁令，不受乡间豪强的役使，不施行污秽欺诈的计策来供养家庭，难道能够办到吗？所以孟子说：“父母妻子面对饥寒，而不去做坏事，这种人从来没有。”这话确实正确！况且古代四种人各自从事本业，以此成就国家：士人世代传承诗书，农人以耕作农具为根本，工匠传授规矩法度，商人积聚货物财利。如今士大夫以先王的言论和政事自守，以迎合时势、救济急难为可耻，固然能够被诸侯任用。农民之家常常像是受到时势困苦；工匠一类也只承受役使，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只有商人的利益最适合时势：如果关卡禁令的税赋轻，市井又不受扰乱，我就取来积聚的货物，乘合适的时机售出；如果这里不容我，就舍弃这里前往别的国家。除非以劫夺强取加害他们，否则不能成为祸患。农人却不是这样：父母在那里，桑梓在那里，妻子儿女在那里，依恋故土之情，使他们居住也只能如此。即使让全家迁往别处，说是为了躲避繁重赋税，别国的政令也和本国一样，又想迁到哪里去呢？所以如今的时代，士人也做商人，农人也做商人，工匠也做商人，商人的利益兼并了四种人的利益。精心审察利益、迎合时势，一项就能获得百般收益，比耕作纺织容易，人人都去做，因此诸侯和平民也争相趋附。况且四种人之中，真正务农的已经很少了。再加上不劳而食的人，哪里数得清？其中较大的弊端有四项：从京城直到闽岭，豪强大族兼并土地，有的屡次思谋使自身显达，有的想依靠世代权势来庇护乡里，大多把儿子送入黄门，使他们充当宦官。况且北宫之中本来只有四颗星，大概只是上天用来预备左右洒扫之职的。国家自开元、天宝以来，中官兴盛，人数不下万人；他们带着诏命出使四方，有的倚仗宠信赏赐的命令，宣扬慰劳的恩德；千里之外等候他们的声息，侦骑跟随满足他们的欲求；他们断绝亲爱之情，对君父也抗礼不敬；不养蚕，不耕田，却接受愚顽之人的施舍，也有人积蓄珍宝财货，争逐名声利益，出入权贵宠幸之门。这是第一种弊端：在中官、仆役之中，任意指挥，竟胜过庸常之夫。第二种弊端是：有道德的人反而遭受诽谤，本来应当明显加以甄别、任用，以使正道长久。又有些人身穿紫衣、腰系金带，形貌魁伟，以酒食招待交游，仆从马匹充塞街巷，把赌博、击球作为职业；从六军到四方，有人只因把球击入门中，天子便高兴，授予他上将之职。有的出任都城防府之职，才能统率的防区很多，却结党营私，使小人扰乱王法。这些人表面上是儒者，实际上势必要吞食一切，暗中把自己比作仇敌，说“我是武人”，于是文武之事都败坏了。等到问他日月风云、孤虚向背、刀剑锋刃所宜，以及戈的三种区别、六钧之制、沉浮之财九类、土地所宜的五行制度、攻守难易的变化、进退是非的道理，却没有一样是我所不知道的；这就失掉了武人的本领。然而任用这样的人做将领，想把国家的成败和百姓的性命托付给他，难道可以吗？何况他们又喜欢凭喜怒刑罚别人，把人看得如同草芥，严酷暴虐延及万物，只知道取物利己，以至于百姓流亡、国家败乱，这是弊害最深的第三种情形。又有一些人穿着儒者的冠服，学习儒者的威仪，但说话却不通晓经书，各种行为都没有可取之处。还有人只是用耳朵听、用心记的浅学，尤其喜欢在达官显贵中背后毁谤；他们欺骗而不通达事理，却自以为能干，又用说“道不是这样”的方式压倒诽谤他们的人，败坏风俗。他们傲慢无礼，都在州县间奔走求官。做官时，使用刑罚只求严酷，把收受贿赂当作能干，狡猾诡诈的行为反而成了长处。平日行事，则总用谄媚奉承的手段，轻慢折辱朋友，结交邪僻之人，亲近权贵左右，炫耀自己精通酒令，倚仗自己擅长博弈。诸侯遇到这类人便说：“真是奇才啊！”因为他们能亲近陪我宴饮，与我私交；车马、服饰、器物和用具，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给他们的。有的把他们引荐给宾客僚佐，委以纲纪之任，授予守土之职，他们必定竭尽刻削百姓的本领，发挥聚敛财物的力量。也有些人略通文艺，却格外轻浮狂妄，把他们提升到府中任职，便可知道政事会怎样；把他们推荐到朝廷，朝政会怎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戴着章甫之冠，处在朝廷之中，同行者看着还以为是君子，实际上却是小人。大凡小人之流，若不是出在高名厚禄的贵胄之家，便无处不有。身处负贩之列的人，实行君子之道就是君子；处在轩冕之上的人，实行小人之道就是小人。小人一旦普遍居于官位，制定法律必定苛刻，施行政令必定乖僻；除去享有俸禄的官员之外，还要耗损、蛀害齐民，这是弊害最深的第四种情形。唉！这些人都是游荡懒惰、没有职业的人，向国家征取赋税，对农民造成极大危害。其余零碎的小弊害，也容易驱除。然而没有士人就不能治理国家，没有百姓也不能建立国家。只有明主选择君子之士，任用有辅相才能、深明治理之道的人与之共同执政；先使政事简约，那么【原文“则”后疑脱文】就能减少官吏，百姓也容易安定。况且如今官吏太多，实在扰乱时政。古时已经有“十只羊九个牧人”的说法，使人不知听从谁；如今却是十只羊一百个牧人了。防止粮食不足，又能从哪里着手【原文“何从之”疑有脱误】呢？只有使政事简约、官吏减少，然后才能爱惜农民，使他们完全按照农时劳作；除去什一之税以外，再减免各种赋敛，驱使那些游食、游手好闲的人回到田地耕种，那么仓廪一定充实，天下百姓的粮食也就足够了。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车马、住宅、尊卑等级的制度，都应归入法令格式；豪民富室不得穿戴带有文饰、组带和金玉的服饰，帷幕不得使用缯帛，茵褥不得铺设锦绣，这些规定从宫中开始。直到王公之家，全都遵守俭约，不让一尺一帛无故耗费，那么天下百姓的衣服也就足够了。这样以正道教化天下，谁会不愿意遵从呢？有人说：“这种议论，不过是耳目所习见的常理。”儒者的言论就像人的饮食一样；假如今天的饮食已经明白知道明天的饮食，却把它当作常规，想不取得它、不吃它，难道可以吗？何况高祖、太宗取得天下之初，听从魏文公的主张，以王道治理国家，不到三年教化就已成功，建立国家的根基，这种影响实在深远。如今若重新实行那种方法，不如任用贤良，远离邪佞，重视农桑，禁止游惰，废除不急迫的事务，就可以大大恢复祖宗光明的功业。尧、舜难道离我们很远吗？为什么偏偏不能达到那样的治理呢？创业守成论　　　　　　　　　杨防

译贞观年间，文皇帝在听政之余，问房玄龄、魏征创业和守文哪一件更难。房玄龄回答说创业难，魏征回答说守文难。房玄龄认为，创业之初筹划经营，极其勤劳辛苦，所以看到了创业的艰难；魏征认为，天下太平以后，人们大多懈怠，所以看到了守文的困难。然而创业之初，豪强尚未归服，百姓嗷嗷待哺，只知归附有德之人，因此开创基业的君主都乘着时机而起。看见前车覆辙，哪里肯再去修整原来的车轨呢？当云雷尚未通达、天地仍相阻隔、龙虎交相奔逐、烟尘使白昼昏暗时，所以得到一个人才便前席以待，听到一句话便侧耳恭听。任用人才唯恐来不及，接受劝谏如同转动圆物一样顺利；勇于求取人才，却疏于失去人才，冒着刀箭锋镝，经历艰险危难。他取得天下既然劳苦，他得到天下也同样艰辛，这的确是创业的困难。等到天地间的雾气散去，山河已有主人，四海之内没有不称臣的。说出的话必定有人听从，如同影子附着于形体；想要的东西必定得到，如同回声应和声音。喜爱一个人，可以使他升上九霄；恼怒一个人，可以把他推入九泉。顺从意旨的人肩并肩而来，逆耳的人则心怀畏惧。君主的爱憎，不再根据人的善恶来判断；赏罚的原则，也不再取决于功劳和过失。臣下恐惧而只求保全性命，众人愤怒却没有人敢进谏，这就是守文的困难。那么自汉代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哪一个不是起初勤勤恳恳地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期待天下得到治理？等到天下已经安定、风俗已经康宁，便因安泰而自我放纵，对各种政务懈怠的人多了。到最后仍不懈怠的，几乎没有。况且创业的君主，在取得天下之后，尚且会毁弃早年的志向而败坏大业，更何况在天下已经大治、朝廷已经安定之后，能接受正直的言论，任用正人，屈己而顺从，抑制内心而听取臣下意见的人，不是更少吗？魏文贞公所说的守文之难，难道是因为最初的心志盈满，后来却中途衰落吗？总而言之，治疗饥饿的人容易给他食物，这大概就是创业吧；医治疾病的人难以对症下药，这大概就是守文吧。《文苑英华》卷第七百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第七百四十七。宋代李昉等编纂、释校。《明道论》一篇　　　　《梁武帝论》一篇 食货

译《户口人丁论》一篇　　《平准论》一篇 《食货论》二篇　　　　《货殖论》一篇 释 《明道论》【附序】　　　　　　　　傅縡 傅縡笃诚信奉佛教，跟随兴皇惠朗法师学习三论，完全通晓了这门学问。当时有位大心暠法师写《无诤论》来诋毁三论。傅縡于是写《明道论》，用来解释并回应他的诘难。文章说：《无诤论》说：有人懂得三论，却雷同附和地诋毁斥责，任意罗列罪状，摘取言辞毁谤各位法师；不是在衡量前人的学问，而是在谈论中道时执着于偏见；言语忘情而争着独自取胜，正与数论学派结成仇敌。仇敌既已形成，争斗便大为兴起，以这样的心念造成功业。罪业不断增加，难道不是更加增添生死大苦的聚集吗？回答说：三论兴起，时间已经很久了。龙树开创它的源流，除去内学中的偏见；提婆发扬它的藩篱，荡除外道的邪执。它想使清净的源流通行而不壅塞，使玄妙的教风得到阐明而不坠落。它的言论广大，意义深远，道理博大，流传深厚。这本来就是龙象腾跃、鲲鹏飞翔的境界。跛脚之人乘着折断的羽翼，哪里能对它有所企望呢？近代风俗浇薄，时代没有旷达之士，人们苟且学习浅小的学问来改变偏执之心，渐渐浸染而形成习俗，于是迷失正道，只争相穿凿附会，各自任意摘取枝叶【《英华》作“彼业非”，疑有异文】，枝叶徒然繁多，本源却日益隐晦。一位法师解释一种说法，另一位法师又不同；甲改易旧有宗旨，乙另立新的意义。同学之中，取舍又各不相同。这样辗转增添杂糅，所采用的说法反而加倍增多，内心没有确定的准则；选择其中而奉行，究竟哪一种才是正确的？这难道不是像混沌被凿伤孔窍、蝮蛇被斩断手足【此处有异文】一样吗？即使有人说“白马不是马”，各家手中握着所谓灵蛇，却又用不合适的酒杯，同画地上的饼一样，终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偏离正道，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摄山一系的学问却不是这样：守住一理，遵循根本，没有擅自改作的过失；约束文辞以申明意义，杜绝凭主观臆断的情形。言语不预先铺陈，道理也不是事先构造，看到因缘便应对，遇到对手然后行动。其言论纵横交错、连续不绝，忽然显得恍惚幽深；有时弥漫周遍而无穷，有时消散而无所存。文章灿然，却找不到固定的踪迹；意义深远，无法测量；一切都就事而论，并不遥远。凡有问答，都随着道理详细考核，哪里会嫉妒、欺诈、冒犯各位法师呢？况且各位法师开始所说的若是正确，怎能毁谤为不应毁谤？若可以毁谤，毁谤原本就是衰败；若不可毁谤，毁谤自然达不到目的。法师为什么唯独遮蔽防护，不许别人毁谤呢？况且佛教有小乘、大乘，完备地载于圣人经教。大乘经典本来就斥责小乘之道；如今弘扬大法，难道能不说明大乘的意义吗？那么，褒贬之事，是依从佛法来宣扬教义、评判取舍；依经义议论，难道可以看见佛说的就相信顺从，看见是我自己的话就违逆吗？无诤论所谓的平等心难道是这样吗？况且忿怒和烦恼，是凡夫的常情；失去理智的人，大多都有这种表现。难道因为三种修行尚未圆满，六师心怀怨恨，便把涅槃妙法蕴藏起来、永远不宣扬，只希望等到忿怒之心达到极点，恬淡的觉悟自然形成吗？人的面貌不同，内心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言辞和心意相反，有的人心口相符。怎么能一定说别人嘴上谈中道，内心却执着偏见呢？实行无诤，外在不违逆，内心平等。仇敌争斗诉讼，难道是我的事情吗？罪业聚集，只是争斗者所应畏惧的事。《无诤论》说，摄山大师诱导人们进入教化之道，并不是这样；他本来就是修习无诤的人。引导觉悟的功德已经过去，淳一的风气已经衰薄，争胜之心和呵毁之风正是在此时盛行起来。我愿意停止争论以通达佛道，谦让胜者以忘却个人功德，何必排斥不同宗派，激起他们的愤怒呢？如果以中道之心讲说《成实论》，也能做到不争；如果以偏执之心讲说《中论》，同样不可能没有争论。由此可知，争与不争并不遍在于某一种法。回答说：摄山大师确实无诤，只是法师实际上没有体察他的处境。他安静地守在幽谷之中，寂然无为；凡有训诫勉励，无不针对志同道合的人。从容言谈或沉默，外物都没有间隙可乘。因此他的意思虽然深，言语却很简约。如今要广泛阐说佛法，地势不能让人在王城的偏隅安处，只能居住在聚落之中；来往呼吸顾望的客人、口舌纵横的士人，个个磨砺锋芒、振作羽翼，睁大眼睛、毫无顾忌，身披坚甲、手执锐器，窥探不同宗派的演说和别样言辞，寻找破绽，希求分辨长短，与之往来酬答，衡量其轻重【末字疑为讹文】。难道能默默无言、唯唯听命吗？必须摘取异同，揭露瑕疵，忘却自身而弘扬佛道，违逆世俗而沟通教法。把这些当作弊病，是因为还没有通达。假如让大师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难道他还会一味沉默而遭法师责备吗？法师又说：“我愿意停止争论以通达佛道，谦让胜者以忘却功德。”道德之事，并不只在争与不争、让与不让。这个话确实是世人所看重的。法师仰慕这种说法而称道它，却始终不知道胜者究竟凭什么可以被谦让吗？如果别人的道行高，那么自己不必费力谦让；如果别人的道行低，那么即使谦让也没有益处。所谓谦让之辞，恐怕只是空话。中道之心，无论处在何处都可以成就《成实》之理。三论为什么会导致乖违？只是必须停止守株待兔式的解释，解除胶柱鼓瑟式的执着；这样一来，事情都能合于中道。后来的人说：争与不争，并不遍在于一种法。为什么偏偏褒扬无诤？难道不是与《无诤论》的说法相矛盾吗？辨正得失、胜负和是非，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是说所讲的佛法本身有固定的形相，可以据此论定高下。如果在不同学说之间辨别是非，把偏执看作过失，说无所谓是非，消除彼此的得失，却把这种论说视为胜妙、认为其他论说不能相比，这同样也是过失。为什么呢？凡是内心所破斥的，难道心中没有能破斥的自觉吗？这样一来，胜负之心并没有忘掉，岂不是仍然偏在胜者一边吗？这就是务求夸耀自己所得，舍弃他人的过失；既然有所取舍，便大生是非，也就成了争论。回答说：言语受内心驱使，内心又借言语得到表达；根、尘相合，风气鼓动，所以形成言语。事情必定由内心而起，确实如来这样说过。至于内心明知虚伪，却驱使口舌实行欺诈，表面应和、内心险恶，言语顺从而意旨违逆，都是为了求取利益、豢养声名。

译入道的人和在家修行的人，这类人并不止一个；圣人之所以曲折周全地制定教诫，深切地防止邪曲，是为了说明现世的灾祸和未来的患害。这些道理明白得如同日月，然而人们仍然忘却珍爱自己的身体，冒犯严峻的禁制，防避汤火，甘愿被剁成肉酱，也一定要照做而不顾后果。难道他们会喜欢《无诤论》的著作，而回头改变自己的说法吗？至于弘扬佛道的人、宣讲教化的人，心里知道胜，口中也说胜；心里知道劣，口中也说劣；既不包藏，也不忌惮，只是依照直心去行事。他人的道虽劣，也是圣人的教法；自己的道虽优，也同样是圣人的教法。我的道胜，就是圣人的道胜；我的道劣，就是圣人的道劣。圣人的优劣，不过是根据根缘所宜，在彼处或此处示现，哪里有什么厚薄之分呢？即使整天按剑、通宵击柝，闭着眼睛争论得失，鼓足气力追求胜负，胜负究竟存在于谁那里呢？有心和无心的区别，不过是徒然想分辨虚空罢了。为什么不许我诚实地论说，却要让我谦退？这就像鹪鹩和大鹏已经飞翔在辽阔高空，而捕鸟人还在窥视草泽寻找它们。唉！大丈夫应当弘扬这条道啊！《无诤论》说，无诤之道贯通内外。你所说的必须进谏争辩，是舍本逐末、失掉根本而经营末节。现在我为你说明这一点，为什么呢？如果依据外典，追溯到文字契券产生以前，在淳厚的时代，人心朴实，实行不言之教；当时百姓直到老死都不相往来，各自得到自己的居所，又有什么可争的呢？由此本末都不争，确实是万物的正道。回答说：争与不争，不能一概执着。本和末又怎么能够绝对分明呢？因为末端不争，怎么知道不是本体呢？末世如今争论，又凭什么证明它不是根本呢？如果站在后面回望前面，前面就成了前；站在前面回望后面，后面就成了后。前后之事如同彼此：彼方称此方为彼，此方称彼方为此；“彼此”这个名称，究竟确定在谁那里？由此类推，万事都可以明白。本末、前后、是非、善恶，难道可以永远固定地专守一端吗？怎么能自信自己的聪明，废弃他人的耳目呢？水泡生灭，火轮旋转，陷入牢狱而受羁绊，产生忧惧，生起烦恼；它们为什么会失道呢？因为不与道相应而生起种种见解。与道相应便不是这样：既是无为，又无所不为；善恶不能同时并存，却又从未彼此分离。善恶和生死不能侵入它，却终究仍然处在生死之中。因此能够永远脱离束缚而任性自在。圣人想到人们被缠绕而不能解脱，怜悯他们被黏着而难以离开，所以殷勤地教诫，并准备各种方便善巧。向往佛道而求学的人，虽然难以具备鱼鳞龙角，容易失去大象的形貌，也难道不应反复回望遥远的道路、在短暂的清晨努力修行吗？首先应当思考自身的善恶，不要揣度外物而想加以分别。说“我聪明、我有见识、我会计较、我能思考”，从这个角度说，也仍然是疏漏的。他人的内心实在难以测量，或许只是凡夫，也可能是圣人。他低头顺应同时代人所适宜看见的样子，果报所应显现的形态，又怎能任意敞开胸怀、放纵性情而讥笑评论他呢？正应当虚心处世，使自己在俯仰之间如同电光露水般短暂。明月在天，众多水面都能映见；清风一到，群籁必然发声。我难道要违逆万物吗？我不进入鲍鱼之肆，也不甘心与腐臭同流。我难道又要完全同于万物吗？谁能知道我与谁共同走在这条道路上，浩浩荡荡，堂堂正正？难道还要看见有诤便认为是非、无诤便认为正确吗？这样，争论的人自有争论，无诤的人自有无诤。我把两者都申明并采用，何必劳烦法师耗费功夫、防备笔纸，只为申说无诤呢？弟子说得口干舌疲，消磨了时光，难道只是为了面对这种阐明佛道的戏论和糟粕吗？如果一定要详细考察真假，暂且观察得失，没有比依循贤人圣人的言论、检验其行为和出处更好的办法了；从始至终研究，表里综合考核，使浮华的言辞无处施用，虚妄的道理自然消失。请等待日后的讲席，再来看其中的奥妙吧。一作“皆陈书本传”。《梁武帝论》【所论出自佛教经典，所以全文都用佛典来说明】李德裕。世人疑惑梁武帝建造佛寺三百多所，却导致国破家亡，灾祸极其惨烈，因而认为佛教的力量不能拯救他的危亡。我认为不是这样。佛教有六波罗蜜，檀波罗蜜就是其中之一。佛经又说：“难以舍弃的也能舍弃，大的如头颅、眼睛和肢体，其次如国家、城池、妻子、儿女。”这就是所谓难舍之物。我曾经深入推求其中的道理，认为根本的戒律在于不贪，能够自我防守；不把财宝据为己有，就一定不会贪取别人的财宝。这与老氏所说的无欲、知足，以及司城子所说的不贪财为宝，道理相同。庸俗之人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在积福，实在是荒谬。可是梁武帝所建的佛寺，从未使自己损失一丝一毫；有的出自官府，有的重重搜刮百姓，耗尽治理国家的费用，破坏百姓的产业，使劳役没有止境，连织机上的经纬都被榨取得空空如也。偏处一方而僭居帝位的国家，哪里承受得起这种苦难？梁武帝却想凭此求取福报，难道不是悖谬吗？这就是梁武帝不能免祸的原因。食货

译《户口人丁论》　　　　　　　杜佑 从前贤人说：“仓廪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才知道荣辱。”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驾车，说：“人口真多啊！”孔子说：“人口多了以后，还要增加什么呢？”回答说：“使他们富裕。”孔子说：“富裕以后，还要增加什么呢？”回答说：“教化他们。”所以知道，国家富足，百姓就安康；家庭富足，教化就会推行。反过来却能治理好的，自古以来没有这种事。家庭富足不在于逃避税赋，国家富足也不在于加重搜刮。逃税，人口就不能安土定居，百姓也会贫困；加重搜刮，就会养肥豪强、使国家贫困。难道不是这样吗？【注文说明“正户籍”会使大商人和蓄积之家失去逃避赋税的机会，浮浪人口便依附其役使而谋利。】三代以前，井田制度确定赋税。秦代改变周制，汉代沿用秦法。魏、晋以来，户籍名数虽然繁多，也有可以救济时弊的良好制度。从前东晋占据江南时，慕容、苻、姚等先后占据中原，百姓没有固定的根本，给治理造成很大损害，于是颁行庚戌土断令，国家财富增加、风俗富足，确实由此而来。后来法制废弛，旧有弊病又重新出现。义熙年间，又重新推行这一制度，已经取得的成效，明确记载在前代史志中。隋朝接受北周禅让时，得到户数三百六十万。开皇元年平定陈国，又收得五十万户。到了大业二年，天下不用兵，只有十八年时间，户数就达到八百九十万【自平陈以后又增加四百八十多万】。当时承接元魏乱局，周、齐分据天下，暴君怠吏，赋税沉重，徭役频繁，百姓不堪命令，许多人依附豪强之家；禁令法网毁坏紊乱，奸伪之事尤其滋长。高颎看到了流民冗杂的弊病，制定输籍法，于是确定户籍名分，减轻赋税数额。又使百姓知道，浮客【指逃避公税、依附豪强之家充当佃户的人】若被豪强收取一半【一作大半】的赋税，成为编户百姓后便可以奉纳公税，从而防止豪强随意减轻或侵夺赋税。先以措施取得信任，后来再推行法令，百姓都感怀恩惠，奸邪无处容身。隋朝的储备遍及天下，风俗安康，人口繁盛，都是高颎的力量；他的功劳可比管仲、萧何，他的治道仅次于伊尹、吕尚。近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人。国家在贞观年间有户三百万。到了天宝末年，经过一百三十多年，户数才达到隋朝的规模。圣唐的盛况超过西汉，约略计算天下编户，应该超过元始年间；可是户籍名册中却少了三百余万。这完全是因为选拔贤能、任用官员多偏重艺文，才干与职位不相称；法令又因事而败坏，毁弃了循名责实的原则，缺少考核言论、询问政事的方法，违背了官秩所应达到的程度和美好声誉所应归属的原则，因而出现了轻薄之徒、浮华之位。他们熟习程式典章，亲近文书簿册，却把务实的事情说成浅俗；又以重根本、去枝叶为务，因此反而崇尚迂阔风流，彼此奔走竞争，职事委托给群吏，货贿在公府流通，终于造成这种局面。自建中初年起，天下编户只剩一百三十万；幸赖分派使者考察升黜，重新核定户籍，把收入纳入公税，所得增加一倍以上，于是赋税有了常规，百姓知道固定制度，贪冒之吏无法作奸，狡猾之民也都被登记入册。这确实是适合时势的良法，是拯救弊政的好谋略。但各地使臣的处置制度各不相同，有的轻重仍不一致；加上多事，兵乱接连发生，浮冗人口如今更多，征收输纳的数额也因此缺少了。旧有定额仍在，现有人口却逐渐难以详尽核查。如今应斟酌晋、隋旧例，使户籍版图增加一倍，征收和修缮的负担自行减半；赋税既然平均，每个人都知道税轻，就能免除流离之患，增加农桑事业，安定百姓、救济国家用度，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古代治理百姓，在于周遍掌握人口数目，然后平均分配事务和徭役；这样众多功业才能兴起，国家富足、家庭充裕，教化得以施行，风俗协调、社会和谐。如此，灾害便不会发生，悖乱也不会兴起。因此《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等组织和均输制度，用来维持政令，统摄百姓；孟冬时节，司徒把人口数报告给君王，君王拜受而取之，他们对户籍如此敬重、守护得如此严密。等到治道偏离正途，户籍图册脱漏，百姓像鸟兽一样飞走而无法控制，家庭因此贫困，国家因此贫弱，奸邪逐渐兴起，国家倾覆却还不醒悟。这是政事中最重大、最长远的事情；如果要寻求治理太平的道路，难道不是有它的根本吗？一作“皆《通典》”。《平准论》【“准”一作“籴”】从前我们国家全盛时，约略计算每年的固定赋税，钱、粮、布、帛有五千多万；除去经常费用之外，常有盈余，遇到百姓不足时，常常予以减免和救济。自天宝初年起，边境战事增多，恩宠赏赐既高，供给费用又特别广泛，出纳赋税屡屡耗空，于是以谋求财利为事的大臣接连进用，这种风气便开始实行。他们以搜刮剥削为务，设置许多途径，每年收入增加数百万。后来陇右有青海之战，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有布思叛乱，剑南有罗凤侵凌；有时全军不能返回，有时连城都陷落。先是用兵，继而连年饥荒，凶逆之人乘隙而起，在两京之间构成战乱。没有藩篱的坚固防卫，这难道只是天时，岂不也是人为？幸而高祖、太宗开国创业，制定法程、垂示训诫，减轻赋税徭役，恩泽遍及万方，百姓感怀恩惠，所以肃宗中兴的功业，经过一月便能完成。即使其中有神明的谋算、圣明的策略，没有一点遗漏的防备，戎臣武士也能竭尽力量，但这恐怕也是历代圣人积累仁德所带来的结果。德行深厚，感应就深；感应深厚，便难以动摇。人心有所依系，所以能迅速平定大难，少康、平王就是这样。若搜刮深重，民情就会离散；民情离散，人心就容易动摇；人心既已离去，君主便终于成为独夫，殷纣辛王、胡亥就是这样。

译如今甲兵尚未停息，经费仍然繁多，征敛重了百姓不能承受，征敛轻了国家用度又不足；应斟酌古代的治道以适应今天的需要，既然弊病已经形成，就应当思求改变，使枯竭的恩泽重新流通。想使百姓安定，在于减轻征敛；要减轻征敛，在于节省用度。若用度不能节省，哪里能够希望征敛减轻呢？首先应省去不急迫的费用，确定经常用度的数额，使下民知道上面有优恤他们的心意；所取若非不得已，百姓自然乐于输纳。古代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只是土地上生长的物产，即所谓什一而税；役使人的力量，是一年三天。从来没有直接征取百姓财物而使他们不怨恨的，何况征取不薄、命令又不均平呢？从燧人氏直到三王，都通晓轻重之法，用来控制国家用度、抑制兼并，使财物充足、粮食丰盛，百姓安定、政事融洽；这确实是治理国家最急迫的事情，是治道最优先的事务，难道是普通才士能够通晓的吗？百姓是容易昏昧的，可以使他们照着做，却不能使他们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应审察人口多少，衡量贫富优劣，救济供养自有相应办法。遍观制定这些制度的人，确实不容易遇到。周朝兴起，得到太公；齐国称霸，得到管仲。魏国富强，得到李悝；秦国强盛，得到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朝有高颎。这六位贤人，上可以成就王业、兴起霸图，其次可以富国强兵、建立功业，都是后世可以取法的。汉代的桑弘羊、耿寿昌之类，也都出身于商贾，虽然根本目的在于求利，却也取得了成效。自此以后，虽说没有哪一代完全没有人才，但能够整顿国家、端正风俗、兴利除害、怀抱济时方略、蕴藏治理法度的人，大概很少见。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应先使他们各自安于本业，所以应按照他们所受的田地征税，征取他们所种植的收成。怎么可以征求货物，舍弃他们所有的东西，反而责令他们交纳所没有的物品呢？天下农民都不得不卖粮，豪商富室趁其急迫而低价收购，直到农民财产耗尽；接着又提高粮价，迫使他们买回粮食，反复受害，没有终止之时。想使他们安于本业，怎能做到？所以晁错说：“想使百姓致力于农业，关键在于提高粮价。提高粮价的方法，在于让人们可以用粮食作为赏罚。这样，农民有利可图，粮食也有流通之处；所谓有流通，就是官府依照法令收购。”果真如此，天下田地全部开垦，天下仓廪全部充盈，然后施行适当的法度，衡量物价轻重，以王道教化，以和风感化，使人人遵循礼义之道，都登上仁寿之境，这就不难了。从前尧、汤时代遭遇水旱灾害，形成灾变，但百姓没有因而死亡困乏，是因为国家有储蓄。假如赋税征敛过重，百姓力量耗尽，而官府积蓄又不足以支撑一年用度；不幸有方圆一二千里遭受水旱虫霜，或某一地区兴兵动众，田地荒废、无法耕种，难道能免于赋税缺额、用度匮乏、百姓流亡而国家危亡吗？一作“皆《通典》”。《食货论》　　　　　　　　　柳芳 论说：开元初年，宇文融首先把向客户征税、登记户籍以外的剩余田地、清查户口和色役等办法推行到天下。后来天宝年间，韦坚又开凿广运潭，兴办漕运以谋求财利；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人也相继议论财货政务。君子说：宇文融等人的败亡，难道不可悲吗？《诗经》说：“人的毛病很多，不要自立法令。”说的正是宇文融等人。起初，玄宗凭借雄武才干再次开创唐朝统绪，贤臣在左右，威势掌握在自己手中；姚崇、宋璟、苏颋等都是刚正不阿的大臣，以清静之道镇定朝政，朝廷有确定的制度，下面没有非分企望。四夷来犯，只把他们驱逐出去；百姓富足，只向他们征税而已。后来张嘉贞、张说相继守成而没有失掉这些原则。此后赋税徭役突然加重，豪强狡猾之徒兼并土地；强者凭才力相互攀比，弱者因受侵夺而失去产业；逃避徭役的人多寄居在乡里，县府登记他们的姓名，称为客户，混杂在当地居民中，已经占十分之一二。这大概就是汉、魏以来流动户和流民一类的人。当时天子正想依靠众多兵马、仰仗将帅勇力，高视六合，慨然有控制夷狄的志向。但他担心军队供给不足，流亡佣工尚未复业，已经想寻找奇谋之士来发扬自己的英明，想了很久。宇文融揣摩皇帝的意旨，屡次请求进见【“欵开”疑有讹字】；天子让他靠近席前接见，恨不得早些得到他。话从宇文融口中说出，便与皇帝心意相合；不到几年，他独居群臣之上。没有德行却享有禄位，最终因此败亡。后来天子正忙于经营四夷，国家用度不足，便赞许宇文融的才干，追想而悔恨。于是杨崇礼又以善于筹算财帛而得到宠幸，但他廉洁谨慎、自守本分，对别人没有危害，所以能够善终。宇文融死后十多年，才开始任用韦坚以及杨崇礼、杨慎矜等人；他们都凭借谋利而建立功业，中官和君主相互胁持权力，宰相彼此倾轧灭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王鉷、杨国忠的威势震动天下，尤其暴虐蛮横，人们反而开始思念宇文融。大体上，这几个人中少的兼任数个使职，多的兼任二十个使职；判官、佐使遍布天下。客户比过去增加一倍，主管官员只守着职权以取得裁决，实际上只是充数而已。四十年间，覆灭宗族的有五代【此数疑有误】。人们把祸害归给这些人，难道是天道有意毁灭他们吗【原文疑作“欤”】？先王收取人民的制度，是在百姓富足后聚集财物来兴利；俭省时便分散财物以除害，所以使多的补益少的，称量物品而公平施予。到了后代，也还能采用这种方法。礼记说：“仓廪充实了，才知道荣辱。”人如果衣食不足却能得到治理，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这种事。观察这几个人的意图，他们想要耗尽百姓的财富，迎合君主的欲望，竭尽天下力量来供给国家；暗中窃取王者的权柄来满足自己，夺取【原文疑作“奋”】其长柄，用来号令天下。于是权力归于掌握之中，财利出自胸中谋算；一呼一吸、一举一动之间，万里之外的舟车都为之奔忙。百姓以财物丰足为利益，而宇文融等人却把它耗尽了。原先被视为有利的事情，难道不反而变成祸害了吗？这几个人却还自以为有功，不加谦让地坐享富贵，斧钺已经在身后，却以为自己安稳如泰山。等到他们死后，即使把他们剁成肉酱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难道不是愚蠢吗？唉！凭玄宗的才干功业，本来可以成为中兴之君，却被奸臣用一番谋利的话打动；明主被张坚等人窥见余威，竟不顾万死，只是因为贪恋爵禄。大概国家的利益和权柄，不可以拿给别人看守。同前　　　　　　　　　　李德裕

译君主如果不让聚敛财货、掌管用度的大臣担任将相辅弼之职，奸邪之人就没有容身之处。左右亲贵知道自己所宠爱的人并不是宰相之才，却把这种职位当作发迹的捷径、取得官位的要津，于是都通过这些人引荐，以堵塞非议。主持聚财的人窃取天子的财物，把它作为行贿的资本，因此才得以升迁；掌管用度的人操纵奇货余利，迎合君上的意旨，在有司处售卖货物以取得加倍利润，因此才得以进用。二司都有自己的属官，分管各郡国；贵幸之人得到他们的珍宝贿赂，往往把事务托给商人和贪吏办理。这很像放牧羊群却蓄养豺狼，饲养鱼类却放纵水獭，想让他们不侵害、不暴虐，怎么可能呢？因此盗用钱财的事情越来越多，制造空假的账簿，国家用度日益减少，百姓日益困苦。扬雄上书说：汉武帝把府库财物运去填塞庐山的深谷；如今财货流入权贵之家，情形比这还严重。孟献子说过：“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子舆认为以谋利治理国家是不对的，扬雄也因榷酤而发出感叹；凡是称职的人，必定能够兼具商人工商业的技巧和良贾的才干。耿寿昌精习分铢计算之事，桑弘羊能够精细计算秋毫之数，小人认为这是能干，君子却不忍心这样做。卜式说：“天长久不下雨，只要把桑弘羊烹了，天就会下雨。”孔子曾击鼓宣告将要讨伐卜式想烹杀桑弘羊、求雨的行为，而桑弘羊却反而身居相位，难道不应为此极度悲痛吗？《货殖论》想知道将相贤能还是不肖，只要看他们积聚财货的厚薄。那些积财丰厚的人，可以扭转天机，撼动山河，使左右亲贵、当世奸人都受自己驱使，就像孝子奉养老人一样。阴阳不能成为他们的祸患，寒暑不能使他们生病，鬼神不能催促他们的寿数，雷霆不能震动他们的邪恶。因此他们处在危境却不困顿，年老却不死亡；放纵人世最大的欲望，身居将相的极位，兄弟显耀，子孙安乐。从前公孙朝、穆生嗜好酒色，却不羡慕荣华禄位，邓析还称他们是真人，何况同时拥有荣禄呢？后世即使有人贬斥他们，也如同把斧钺用在粪土上、给朽木加上枷锁，对他们自身毫无损害。这样看来，《周易》所说损有余以益不足、福在谦逊，《老子》所说多藏必厚亡，都不值得相信了。从前秦代得到金人，称为天醉，难道上天会永远醉吗？所以晋代只尊奉钱神，汉代台阁也不以铜臭为惭。有人说子文没有两天的积蓄，颜氏安乐于一瓢饮食，晏平仲祭祀时连豆器都不能遮满，公仪休因吃葵菜而发怒；这些人都成了命薄之人。像前面所说的四位贤者，上天让他们生便生，让他们长寿便长寿，穷达寿夭都在苍天；但他们终身也不能得到权贵的知遇和奸人的称誉。我有一篇《力命赋》，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希望后世了解我的人读后能够发出感叹而已。《文苑英华》卷第七百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第七百四十八。宋代李昉等编。兄弟、宾友 《兄弟论》一篇　　　　《正交论》一篇 《臣友论》一篇　　　　《宾客论》一篇

译《兄弟论》【附序】　　　　　　　常德志 我因为兄弟之间的亲情深厚和睦，日益加深、月月增重，每每想到兄弟之间深切的思念，在世间万物中都找不到可以比拟的。我曾读陆士衡写的兄弟篇章，情意殷切诚恳，没有一次不让我放下书卷叹息。想到他的为人，而世人却说陆机兄弟同居，把这看作异事，真令人悲伤！这本来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少见的事当作异事罢了。恐怕悠悠千年之后，也不免有人产生这种感慨，所以冒昧借陆机的故事来作这篇议论。客人对陆平原说：“我听说天降地升，夫妇的感情便由此显现；星辰分布、山岳排列，兄弟的情义便由此存在。因此圣人制定教化，上考察玄妙的天道，下顺应人的常情，所以使夫妇结合成为同穴而葬的亲人，使兄弟有分居的道理。这是人伦的大法，难道是作者错误地陈说的吗？而您大夫以知礼闻名，兄弟之间却没有家庭内外的区别，夫妻关系也不像琴瑟那样亲密。您虽然想激励、振兴风俗，却独自违背君子之道，任凭己意行事，难道是要使先人蒙受这种遭遇吗？行事不以古人为师，我私下实在疑惑。难道还有什么说法吗？愿听听您的道理。”陆平原说：“这番话怎么会有这样的瑕疵？可以说是末学浅陋、只凭肤浅见闻，竟没有真正的老师。即使如您君子所说，也必将使自身受轻视而连累风俗，难道您独独没有听说六龙并驾，才有驾驭天道的功效吗？四匹马齐头并进，才发挥出奔驰大地的力量。所以大鹏刚开始时，只能在北海曲折盘旋；邓林刚形成时，也不过在地面下婆娑生长。等到羽翼彼此借助，才终于能背负苍天遨游，遮蔽青云而立。这就是彼此依赖的道理广大。至于梁山高达万仞，上接星辰；楚国宫殿高大，登临三次才能到顶，俯视风雨。等到土石形势各异、椽子和方木彼此分离，终于同沙丘一起崩塌，与低洼池塘一同毁灭。这就是彼此依赖的道理乖离。由此可知，同心同德者容易成就功业，离心离德者难以形成力量。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然而没有什么比不和睦更坏的了，沉溺于私情的人就轻视公义，私心少的人就能在大道上丰厚有成。所以牝鸡在早晨啼叫，三位贤臣便被奴仆杀戮；《关雎》歌咏得到淑女，十位乱世贤臣便都受到知遇。因此古代贤人的传闻，难道是乌有之谈吗？况且兄弟同受天地之气，形体相连，气息均同。把他们比作手足还嫌轻，把他们比作山岳则更加重大。云和蛇可以分开，兄弟之道却不可分；鹡鸰一同飞翔，患难中的急切亲情尤其深切。先王知道兄弟关系的重大，所以在《韶》《夏》的舞乐中歌唱它，在《风》《雅》的篇章中诵述它。它敦厚骨肉亲情，端正人伦，感动鬼神，撼动天地。意义多么伟大啊！请允许我向您大略说明这番道理。” 兄弟之间的感情，承受于天性，产生于自然，不借助外物来形成亲情，也不因言语才结成爱意。兄弟虽有墙内争斗，却不妨碍共同抵御外侮；即使越过乡里，也仍然怜惜砍伐树木。驾驭腐朽之物时便须唱《洛》诗，弯弓射箭时便流泪叹息。这正是感情存在于不忍舍弃，情义显现于恻隐之心。难道只是悠闲地面对美好时辰，从容长叹罢了？所以四只鸟禽也不能忍受彼此离别的声音，三根荆条的树木也不能忍受分散的痛苦。何况同属人类，脸面尚存，枝体拆散、骨肉分离，怎么能不悲伤？至于夫妻之间形成的情义，并非有血缘亲属关系，好比风随虎、云随龙，因腾跃长啸而彼此感应。像那两束垂髫的人，缔结两个家族的欢好，开始有共牢的婚礼，最终成为同穴而葬的亲人。这也不能说轻微。然而夫妻之德在于听从，主事只在采集苹藻，不能把百里之地托付给她，不能把六尺之孤托付给她。何况还有改换姓氏、行止无常，拂袖再嫁的情况。至于朱买臣的妻子、主父偃的妻子，本来就更不能拿来谈论。若不是道德能够感动上天，德行能与惟鹊相比，谁能使螽斯的子孙繁盛，使葛藟的根本茂盛呢？因此通达事理的君子，举止没有失德；保全同胞兄弟的重大关系，就能使恭敬和顺各有章法；戒慎家庭关系的离散，就能使椒兰之德永不衰替。夫妻像调和鼎中食物一样和谐，兄弟像清风一样和穆。《绿衣》不再有《燕燕》那样的悲哀，角弓也不再有骍骍那样的叹息。有的人分封土地、建立国家、继承家业，便能成为藩篱和长城，辅佐王室。力量足以防守山岳，却不敢过问九鼎的重量；才华足以改变风俗，却不敢窥伺司马家的门庭。于是使封豕长蛇远望国门便收敛踪迹，使井蛙和幕燕见到磐石便惊飞鸣叫。所以根基可以延续百代，宏大的基业高峻无极，与天地相配，治理百姓。即使身处白屋、戴黄冠，住在柴门小屋、狭窄门洞之中，三间小屋、五亩田地，也足够彼此容身。甚至同被共席，互相推让梨枣，以竹席和瓢饮食为乐，荣耀如同华萼相连；生死离合之际，白刃交于眼前，弟弟消瘦而哥哥肥胖，也没有彼此疏远。你们若能兄弟和乐，借此扬名显亲，高视风俗，长揖缙绅，这种情义足以成为快乐。然而无赖之徒不思念兄弟，有的沉溺于私爱，抛弃天伦；出生在肥沃富厚之地，凭借地势，受赐珪璧、分掌竹符，突然拥有山河，却不能彼此辅车相依、股肱同患，反而想动摇我家宗族的藩篱，堵塞我的根本源流。最终青蝇飞到旌旗上，无极游走于两座营垒，箭矢聚集在长勺，抚剑共同守卫池地。因此五方争战、四处分裂，并不是蛇斗妖异造成的；九次会盟、一次匡正天下，仍然可见虫兽流窜的祸患。鬼神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百姓不能承受这种弊害。唉，真可畏惧啊！多么荒谬啊！又有乡里的平民、门户低微的人，居处不过是蓬蒿柴门，吃的不过是酒糟粗粮，即使没有财物也不至于愤怒争斗，却连一尺布、一斗粟都不能彼此容忍，因一点小怨便互相猜忌，怒目切齿。于是使微小的妇女、顽劣的孩童，也被卷入其中。流言蜚语织成纹彩，最终结成华美而虚假的锦缎，于是兄弟分裂。蜗牛角上的小事也要争竞，鸿毛般的轻事却拿来残害骨肉，成为路人，使兄弟再没有登冈远望的希望，真痛苦，真悲哀，何必还谈什么感情呢？宫之奇因唇亡齿寒而叹息，深深值得抚心感慨；王叔因冶葛伤臂的话，也足以使人流泪。他们的明智如此，那些人的荒谬却那样，离得失相差多远，哪里能同日而语呢？由此可知，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人自己招来的。静下心来谈论成败，就可以得到结论。为什么呢？国家存亡的道路，就像行走有道路一样；走对了，便安居于宗庙朝廷；走错了，颠沛流离便会随之而来。至于三叔彼此猜疑，七国相继连接，貔貅猛虎般的军队搏击吞噬，江山内外都成为战场。当时，即使把沧海的水汲干而灌入，山也可被踏倒覆盖；朱旗还未卷起，苍兕还未奔驰，尚且不必谋划高垒，也不用等待衔枚列阵，局势已经像冰块分裂、瓦片解散，像鱼群溃散、鸟雀惊飞，身躯涂满草野，姓名昭彰于史册。”

译路过的人为此回车，谈论的人为此洗耳。这难道是时运不利、军队不强吗？本来就是因为天地所不容、人与神共同憎恶他们。这说明关键在和睦而不在人数，在德行而不在强力。商周不能相敌的道理，也是人们所听说过的。假使驱使长狄，驾驭遗风，让宋万陪乘，庆忌参乘，强弓能射穿石头，长剑悬在头上，戴鸡冠、佩猪鬃，拖着象、拉着犀牛，然而让他们越过九折坂，跨过三危山，渡过吕梁，奔赴大海，五尺童子也知道他们必然灭亡。为什么呢？因为道义不正确。假如能使心腹没有瑕疵、兄弟和睦，即使让要离拄杖，不能快步行走，周游九条大道，难道还会有危险吗？近来刘荆州的意气，袁渤海的纵横，当他们吐纳荆扬、鞭笞河朔时，猛将多如雕鹗，谋臣盛如云雨，从容长啸叱咤，本来有席卷八荒的雄心，确实足以震慑人神、光耀宇宙。后来宏图尚未实现，壮志却先衰败，创伤果然发生在宫墙之内，溃败使天道和人事一同逝去，活人和草木一起凋零。即使与曹公和睦，也还没有按时进食的闲暇，哪里还能在马上起舞呢？这真是太糊涂了。哪里像稷、契登朝，同心同德；鲁、卫共同执政，即使有休美之事也不自称休美；由此使“康哉”“良哉”的歌声洋洋盈耳，卜问国运的代数和年数，福祚悠悠无穷。” 由此可知，管叔、蔡叔享受玉食，也比不上伯夷、叔齐饿死；君頽盛大的舞乐，也比不上延陵退隐耕作。《诗经》不是说过：“兄弟若贤良，便宽裕有余；兄弟若不贤良，就彼此相互伤害。”这话说得好，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如今您把同穴而葬看得重于天伦，把异居说成如同路人，这是只看到了诗人的糟粕，还没有窥见宫墙之内的家庭之道，本来不能同您谈论大道。若因为骨肉相隔就认为疏远，那么手足便没有心腹的作用；若因为结合亲近就认为重要，那么衣服被褥也可以成为血亲。若衣被附着身体却可以分离，手足远离身体却可以断绝，那么家庭关系不如兄弟关系，当然是明白的。何况作者的用意难道与此不同吗？分居，是为了避开私情；同穴，是表示死后不再返回。所以传文说：“兄弟是一体。”又说兄弟之道不可分；然而既然不可分，为什么又说异居同财呢？若把肢体托付给路人，把天伦阻隔得像胡地与越地那样遥远，当然不是他们愿意听到的事。况且我听说士龙年少时遭遇忧患，攀着风中的树木而叹息，怀抱仁义而达到极点。幼年孤苦，霜露摧伤心志；与九夷之地隔绝远行，彼此互相维持生命，常常害怕黄耳犬衰老，白驹般的时光倏忽而过。洞庭湖边树叶飘零，山岩上的花不时凋落。即使彼此饮食起居相依，光彩仍未显著，仰面缩身、进退艰难，内心常常深感惭愧。兄弟友爱之情，哪一天能够忘掉呢？本以为您大夫能够有所成就教化，反而来责问我。近来随从流俗，只足以扰乱自己的心思，并不是我对贤者的期望。于是客人惭愧地起身说：“我本来是个没有声望的小人，至高的道理即使产生在尧舜时代，我也没有登上孔子的门堂。如果只有胸怀而没有心志，便会追逐情欲而忘记本性；言语排列在名义之外，身体陷在泥涂之下。如今承蒙您大夫幸而教诲，以兄弟友爱来扩充我的见识，以礼经来弘大我的思想。道理浩浩荡荡，超出天人之间；大道宽广，周遍仁义的境域。从今以后，我谨慎地听从您的教诲了。”由此可知，能安定社稷、治理国家、调和阴阳、教化风俗，把清明的治道传播在书册上，把美好的法则留给百姓，横贯天地而自身安定，处于生死之间而无所忧虑的，大概只有兄弟关系吧！”},{ 《正交论》　李华 上古没有文字，人人饱受和气的涵养，顺应教化而避开争竞，哪里会有交游之事呢？到了善恶分明、争竞利害之后，才有了交游。交游是顺应天命的事，也是依附于奔走求进的朋友。至于“走【疑】天纵”，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鲍叔牙了解管仲，那么中原诸夏就会迁徙而成为左衽之民，也不会有鲁仲连那种使人复生的言论。屈建在位时，椒举却死在别国。大的方面能够济助天下，叔牙、夷吾就是这样；小的方面能够保全宗族，声子、伍举就是这样。慈明侍奉元礼，完全像侍奉父兄一样；真长为仲祖服丧，临对灵柩时面露悲恸，因此亲近得如同骨肉之恩，不只是普通交游而已。王邑尊崇并继承从前的交情，以父辈之礼侍奉君卿；梁松倚仗权贵，遗弃旧日交情而构成防备，伏波将军在这两方面都保存其道，而后兼得其善。由此可知，人事关系艰难，往往只在仓促之间显现；生死和礼制发生变化，也不必彼此替代。朋友之间渐渐通过讲习而亲近，因情感而与我亲密，这一点最为重要；在忧患危难时彼此救助，在仕进道路上彼此推举；若有所期待却不肯顺从，深厚的交情就会产生怨恨。《诗经》说：“祸乱既已平定，既安定又宁静。”这是赞美以道义相互成就。《诗经》又说：“将要恐惧，将要忧患，只有我和你；将要安逸，将要快乐，你反而抛弃我。”这是哀叹因势利而彼此倾轧。三代的教化，从家庭推行到国家，以师长树立规范，用经书开启人心；修养完备以后，家中的事务就会得到治理，次序也会安定。朋友端正自己的性术【疑作“性”】，使名声与实际相称协调；诸侯依次贡士，并将贤才荐举到政事之中，因此人才富盛，行动多与六经相合。王道【疑作“王防”】已经衰微，《小雅》全都废弃；诸侯不再有贡士的道理，司马也没有考察和任用人才的政令。也许先王的教化还存在，国家中仍有君子；圣人生于鲁，七十位弟子遍游诸侯，文王、武王之道在民间【“噎口”疑】重新彰明。孔伋、孟轲这些人，也都没有得到儒者的尊崇。汉代人心崇尚质朴，任用和征召人才由州郡公府负责，往往有奇异高节、震惊流俗的人才。东汉京师尊崇先祖而喜好学习，海内一致响应，因此王室有许多柱石之臣，交游中也有可以同生共死的朋友。到了魏晋，风气还没有十分衰败。近代没有乡里选拔人才的制度，人才多寄居京师，随着时势聚散，怀着名籍自我标榜，久而久之成为常态；一处传出风声，众人便如雷鸣般应和，铨选多有错误，识别人才本来就很困难，于是名声和实际两相亏损，朋友之道也变得淡薄，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何况众多邪曲之人称雄，孤独的正直之士失去操守；诱导中等资质之人的性情【疑作“性”】趋向不善，使他们寻求便利自身的道路，平庸者尚且不肯走正道，能够不随流俗、修养自身以等待死亡的人就更少了。又加上三尊之礼缺失，师长教训的防范也不存在；朋友去世，没有哭临师门的礼制，学校中也没有为师服丧的制度。礼制日渐消亡，言说者把非当作是，世人随之形成苟且的风俗，学业因此不笃实，弊病在于不能专一，这正是经学沉沦于苟且求免的结果。

译如果师长不是儒学宗师，道术就不会受到尊崇；道术不受尊崇，门人就不会亲近师长；朋友若不是求学之人，情义就不会牢固。情义不牢固，交友之道就不受重视。选拔人才不通过乡里，感情就不会系属于官府；感情不系属于官府，举荐人才就少有恩义。这三件事，是教化人民的重大关键，而如今情感和礼制全都被荒废了。侥幸求进的道路日益兴盛，而纯厚诚实的道义日益消亡。可悲啊！礼制从冠礼开始，使人成为成年人。先占卜日期，再占卜宾客，然后在宗庙举行冠礼。同门师友、乡里宗族都来参加，行醮礼并以礼相待。又【“禓”疑】彼此以字相称。自身怎么会不庄重？朋友怎么会不敬重？即使有粗暴傲慢之人，也没有机会进入其中。唉！士大夫轻视礼制，使礼制坠落在地，已经很久了。信义不够厚重，难道就是这样逐渐造成的吗？后进之人尚未得到考察，因此不善于辨别的人多半依附成功者而远离失败者。成功者未必轻浮，失败者未必不合义。三代的治理也不能没有这种情况，何况末世的弊病呢？因此，大雅之友扫除那些没有妄交【疑作“妄”】的交游。利诱来临，他们也不后悔；名位、权势显赫，他们甘愿接受鼎镬之刑；用权势压倒他们，他们不畏惧天地；用权力诱惑他们，他们也忍心断绝亲爱之情。假如忧患还没有达到不能承受的地步，所以《诗经》有《谷风》的讽刺，礼制有禁止结党交朋的规定。用这些来防范人，仍有人逾越它。唉！以奇巧手段钓取人情，是明智之人所厌恶的；锋芒外露、违逆众物，是道家所不取的；接受施舍却忘记恩惠，是仁义的蛀虫；表面行迹相同而内心不同，是蛮貊之地的习俗；当面依附、背后离弃，是人道所抛弃的；远离贤者而奔逐利益，是商贩的行为；答应可以、强行说不【“俞可强不”疑】，是仆妾一类的常性【疑作“性”】；爱自己的子女而遗弃双亲，是犬豕的心肠。像这样的人，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唉！至交之道，难道快要断绝了吗？如果只有倡导者而没有响应者，不能归咎于倡导者。善于交友的人，不喜爱甘甜而厌恶直言，重视抛弃同党而趋就和谐。鲍叔牙清廉而敬重管仲；“三归”之事足以说明知己之契，因此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君子不是只具备一种才能，交友之道也应当如此。情义在于恳切相劝、相互切磋，匡正并补救对方的过失。对方有善行，就辅助并宣扬它；有过错，就用规劝教诲他。如果对方不听从，也要一心为他遮蔽。不幸陷入刑罚，就以生死相救全他。传记说：“朋友没有重大变故，不应抛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能够长久坚持旧日盟约，平生所说的话怎么会不能兑现呢？如楼护终身与吕公同桌吃饭，张裔像奉养亲母一样奉养杨恭的母亲，那么各家都有归依，谁还会担心死亡呢？古人不轻易说出言语，是以自己的行动不能达到为耻。行动很难做到，说话难道能不谨慎吗？只应当致力于反省自身罢了。《臣友论》　李德裕 君主选择臣下，士人选择朋友，都应当把气节和志向放在首位，把患难中的援助看得最为紧要。汉高祖认为周勃可以托付大事，又说：“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汉文帝告诫太子说：“一旦有缓急【《用粹》作‘急缓’】，周亚夫确实可以任用来统率军队。”这些都是从气节和志向中得到判断，然后才知道可以把孤儿和性命托付给他。为什么呢？君主不能没有缓急【《川粹》作‘急缓’】，士君子也未曾能够免除忧患。所以汉高祖知道周勃可以托付，汉文帝了解周亚夫可以任用。信陵君降低身份去结交朱亥，爰盎也不拒绝剧孟。况且周文王凭借闳夭而抵御侮辱，宣孟凭借弥明而免除灾难。孔圣人得到仲由，便没有听到恶言；宋太祖失去穆之，就说：“人们轻视我。”那么选择臣下、寻求朋友，难道不应当首先看重这些吗？太仓令淳于公叹息说：“生女儿而没有生儿子，遇到缓急时便没有什么用处。”他的女儿缇萦为此自伤，于是上书请求赎免父亲的罪。诗说：“鹡鸰在原野上，兄弟在急难中。”父子兄弟尚且无不把奔赴急难视为仁孝，何况朋友之间本来就是凭义气结合的。处在富贵显盛时，就应当彼此以力量相助；在忧患中却不救助对方的危难，只顾保全自己的荣华，坐视对方倾覆，难道不可悲痛吗？从前卫青衰败时，旧日朋友多去侍奉冠军侯，而任安没有离开；吴章失败时，门人纷纷改换名号，另拜他人为师，而防孺却出来为他效力。这正是可贵之处。善人良士，只能以淡水般的情谊相互成就，以空船相遇般不存机心。听说对方有患难，便恨不得抢先离去，说：“见到征兆就应当行动，不能等到终日。”知道对方有危险，便保全自身而退避，说：“既明智又通达，以保全自身。”士人如果都是这样，哪里比得上认识剧孟、朱亥的人呢？

译《宾客论》古人称赞周公吐哺握发、礼贤下士，因而天下归心。只有周公可以这样，为什么呢？他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对天下人来说没有可以猜疑的地方，所以只有周公可以如此。周公禀有上等圣人的资质，邪念不能侵入，因此喜爱士人不会成为负担。汉武帝为戾太子设立博望苑，使他与宾客交往；其中很多人以异端邪说进身。起初都想招纳贤人，但天下贤人少、小人多；贤人难以进用，小人容易结合，难进的如鸿雁断绝，易合的却如胶漆牢固。怎么知道呢？刘濞有枚乘、邹阳，却不采纳他们的话，反而让应高、田禄伯成为羽翼；刘武有邹阳、韩安国，却不用他们的谋略，反而让羊胜、公孙诡成为心腹；刘安施行阴德，喜爱文辞，虽爱神仙黄白之术，还未妨害行善，最终却因左吴、伍被而失败。由此可知，即使是骨肉亲属，若不是具备周公那样的圣德，也都不可如此。班固称四豪是六国的罪人，这里不再评论。吕不韦承袭战国遗风，陈豨又遇到汉朝法纲疏阔的时势；到了魏其侯、武安侯，最终也因权势互相倾轧而败。武安侯以后，天子咬牙痛恨宾客；魏其、霍氏改变节操，于是宾客造成的祸害，本来就可以知道了。公孙弘起用宾客，开东阁来延请贤人参与谋议，并不能一概说是错误。然而既然称为贤人，就一定不是结党依附朝廷大臣、交相扰乱将相的人。那时汉武帝亲自处理万机，严明地驾驭臣下，人人各自守法，不敢为非作歹；宰相只有平津侯公孙弘，政权集中于一处，自然没有倾夺争权的形势。他的宾客故人也没有居于重要官位，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朝廷的祸患。然而主父偃说：“朔方土地肥沃，依靠黄河，派卫青修筑城池来驱逐匈奴，这是消灭胡人的根本。”公孙弘认为不可行，朱买臣提出十条难题，公孙弘一条也答不上来；他又上奏说不得让人携带弓弩。吾丘寿王认为不便，武帝拿这件事责问丞相，丞相屈服认错，于是可知平津侯的宾客比不上天子身边的近臣，这是明白的。即使有宾客，对谋议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近世掌握大政的人，常常不下三四人，而轻薄之徒游走于相府门下，与柳槐并列；他们谋划以倾覆争权为首，议论以权势利益为先，所以魏其、武安一类人共同造成了祸败。刘氏和班氏门下的铁客互不往来，却又有役使奸智、献上计策的人，引导他们走上邪路；苟且结交不正之人，世道险恶，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从前汉武帝对田蚡说：“你任用官吏都办完了吗？我也想任用官吏。”汉哀帝责问郑崇说：“你的门庭像集市一样，为什么还想禁止、劝谏君主？”这些都是宾客造成的祸害。我认为丞相如果闭门谢绝宾客，那么朝廷就安静了。《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九。宋代李昉等编。刑罚与赏赐。《应正论》一篇；《片言折狱论》一篇。《断刑论》一篇；《刑论》一篇。《褒贬论》一篇；《赏论》一篇。《应正论》并序，王志愔。王志愔任大理正时，上奏说：“法令，是人的堤防；堤防不正，人就没有禁制。我私下看到大理寺官员多不奉行法令，把放纵罪犯称为宽恕，把遵守成法称为苛刻。臣过分承担刑法事务，实在担心受到众人的诽谤。臣常常撰写《应正论》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因此把它献上。”他的论述说：我曾读《易经》，读到《萃卦》“利见大人，亨”，意思是以正道聚集便能亨通；六二爻辞说“引吉，无咎”。注释说：处于萃卦之时，体性柔顺而居位得当，处在坤卦中央，独自守正，与众人不同；以特殊操守聚集民众，而民众多有偏邪，独守正道的人便危险，尚且不能改变自身以远离祸害，所以必须有人引导、接纳，然后才吉祥无咎。王肃说：六二与九五相互亲近，都履行正道；“引”就是迎接，受人迎接有什么灾咎呢？我每每读到这里，都停下书卷叹息说：居中守正，是事物通常的原则；受到引导而无咎，道理也应当如此。有位客人听到后有所感触，便对我说：“如今君主圣明，天下治理安定；您屡次掌管典章法令，却不致力于和同。守正的志向虽在，受到引导而得吉恐怕难以在您自身实现，我私下为您担忧。”我整理衣襟，走下台阶，向客人作揖道歉说：“在君主职位上弥补缺失，以直言作为自己的责任，用来扶养正道，受到引导而得吉，正合乎这个道理。仁道难道还远吗？从前咎繇为虞舜谋划，入朝任士官，制定教化，治理训导，使万物得到开启、事业得以成就，因此流放五刑各有安置，五种流放又分为三等；对于倚恃旧恶、屡犯不改者施以刑罚，故意犯罪也不因轻微而免刑。于是舜赞美他说：‘你明察五刑，以辅助五教；期望我治理，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无刑，使人心协和于中正，这就是你的功劳盛大啊！’” 所以孔子赞叹他的正政说：“舜任用皋陶，不仁的人便远去。”这不正是明察刑法的长官受到引导的应验吗？季孙行父侍奉国君时，举发盗窃宝物的罪恶，废黜因受封邑而得到的赏赐，明辨善恶，纠察奸邪，议论僭越的赏赐，以堵塞违背法度的行为；这在虞舜的功业中占二十分之一。主管官员能够实行自己的道，时君不以此为嫌，这不正是独自守正、受到引导而得吉并且没有灾咎吗？鲁宣公在棠地观看捕鱼，臧伯严肃正色；受贿的鼎放在宗庙，哀伯直言抗辩。进言的人能够尽忠，听到的人不加罪于他，所以《春秋》称赞臧氏的正直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不正是操守独异、受到引导而得吉所造成的吗？魏绛据理直言，晋侯便恢复他的官位；邾人辞理顺当，赵盾便不攻伐他们的国家。这不正是守正的本体没有改变，而因有人迎接、引导便得到吉祥吗？君主在上垂拱而治，臣下守法执制；如果上面有正道相应，下面便会因受到引导而得吉。但中等士人听闻道理，似信似疑，内心交战，在该说与该沉默之间怀疑，害怕独守正道却无人引荐，反而忘记了正道必然亨通。唉！立身处世，守正践义，行动时正直，停止时方正，应该以这种方式端正自身。这样对吗？如何证明呢？” 坤卦六二说：“正直、端方、宏大，不用学习也无所不利。”卦辞说：“直，就是正；方，就是义。”君子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端方。敬与义立定，德行便不孤单；正直端方而宏大，不用学习也无所不利，所以不必怀疑自己的行为。嵇康撰写《释私论》，曹羲撰写《至公论》，都在崇尚公道、激励风俗，抑制私情、辅佐君主。一句话可以概括它们，都归结于守持正道罢了。《礼记》说：刑，就是使人变形；使人变形，就是使事情定型。一经定型便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对刑罚必须尽心。如果凭喜怒决定刑罚轻重，就像桥前的惊马一样，这种做法违背了正道的论说。有人在苑中打猎兔子，为满足欲望而废弃法令，虽然治理上有违，却自称合乎道理。万物贵在和谐而不必相同，不同而能和谐，正道就在其中。从前任延任武威太守，汉帝告诫他说：“好好侍奉上官，不要失去名誉。”任延回答：“我听说忠臣不徇私，徇私的臣子不忠；上下只知雷同附和，并不是国家的福分。所谓好好侍奉上官，我不敢奉行这个诏令。”任延正直进言，汉帝认为他说得对。这就是归向正道而不回头，虽然违背诏意却合乎义理；不因冒犯君主而遭忌恨，也就是违背表面命令而合乎道义。《晏子春秋》说：景公见梁丘据，问：“梁丘据与我和谐吗？”晏子说：“这是相同，不是和谐。所谓和谐，是君主认为甘美，臣下就指出酸味；君主认为清淡，臣下就指出咸味。如今梁丘据，君主说甘美，他也说甘美，这叫相同，哪里谈得上和谐？”由此可知，调和盐梅来调制羹汤，才是使味道平和适中；提出正确意见、替君主纠正错误并讨论治道，才是弘扬正道的节度。引导正道而遵守法度，所以说万物贵在彼此和谐而不必相同。刘曼山辨析和与同的意义，难道没有说明吗？若因意见不同而受到责备，我不敢再听取教诲了。客人说：“和与同违背训诫，那么请把您的意思说给我听。”我说：“援引已经形成的法令而不改变，难道是体恤狱囚的宽大法令吗？”《尚书》说：“驾驭众人要宽厚。”传文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如果用严厉来统摄万物，就不同于宽政了。”我回答：“刑罚和赏赐两种权柄，只能由君主掌握。崇尚厚道、施行宽政，这叫帝王的德行。慎子说：‘用强力役使来推行法令，是百姓的事；用死守成法，是官吏的事；依据道义改变法令，是君主的事。’这样看来，改变法令并不是臣下所能掌握的。北魏时，崔肇任廷尉，魏帝曾私下命令他减轻、宽赦某项罪罚，崔肇坚持不从，说：‘陛下自己可以宽赦，怎么能让臣下曲笔改法呢？’崔肇知道宽赦是君主的道，曲从却不是臣节。”

译有些人或许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不曾料到它是在致力于宽恕，反而把公平用刑看作严峻，把曲解法令看作宽厚。谨慎地遵守法令，被称为严密的法网。《释种》说，释迦种族违犯戒律，一天诛杀五百人，如来没有救免他们的罪，难道能说佛法残酷苛刻吗？《老子道德经》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难道能说道教凝重严峻吗？《孔子家语》说，君王诛杀有五种情况，而盗窃不在其中，即指内心奸邪、言辞虚伪之类。《礼记》也陈述四种杀戮，指破坏法令、扰乱名分，难道这是儒学拘执禁令、孔子故意深文吗？这三教运用法令，都是为了阐明真实的道理、尊重深妙的治术、保存天纲、树立人的准则。既然如此，乾卦的天象显现雷电，天道显示威严，以刑罚整齐众人，是历代帝王垂示法则、用法令裁断人的原因。三位后王因此成就功业，所要做的就是掌管法宪、审决公平，这正是廷尉的职责。《易经》说：“治家严厉，没有灾咎；妇女孩子嬉笑，最终会有遗憾。”在家庭中严厉，便可推及国家，何况古代呢？从前崔寔通达治理的体要，撰写《政论》。仲长统说：“凡是做君主的，都应该抄写一篇《政论》，放在座位旁边。”它的大意说：治理国家要靠严厉达到公平，不是靠宽松达到公平。然而所谓严厉，并不一定是超过条文、违背制度，织成严密法网、加重刑罚；关键在于施行纲纪，用通常的法典纠正偏斜，用来禁止非法刑罚。所以即使有固定的轻刑，若不舍弃罪人，也很容易被触犯，因为法禁难以逾越。但如果人情怠慢、官吏污浊，虚伪日积、赃罪深重，却说用宽政治理就可以没有过失，这与命令王良驾驭四马，却让他在马匹奔驰放纵时放下缰绳，或请俞跗治病，却停用药石于皮肤之间有什么不同？那样只会看见车驾越行越快、病入膏肓更深，医生和车夫又有什么功劳呢？有人又问我：“已经制定的法令，只有帝王才能改变吗？”我回答：“为什么一定是这样？从前汉武帝的外甥昭平君杀人，因为他是公主的儿子，廷尉仍上请依法论刑，左右近臣为他说情。汉武帝流泪叹息说：‘法令是高祖皇帝制定的，若因亲属关系扰乱先帝的法令，我还有什么脸面进入高祖庙呢？这样又辜负天下万民。’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议。近代隋文帝的儿子秦王杨俊任并州总管，因为奢侈放纵而被免官，仆射杨素说：‘秦王是陛下疼爱的儿子，请赦免他的过错。’文帝说：‘法令不可违背；如果按您的意思，我只是五个儿子的父亲，而不是万民的父亲，那为什么不另制定一部天子儿子的法律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我怎么能损害法令，最终没有答应。这就是帝王掌握法令，符合礼经所说不改变原则的道理。何况秋官掌管职事，司寇严肃处理政务，怎么可以随意改变呢？我皇帝圣明睿智，登临宸极，高视天下；朝廷之上，宰相公卿明察允当，列位相处和穆；宗庙朝廷之下，天地阴阳交相协调，日月光辉灿烂，各项功业都凝聚完成，众多事务全都治理妥当，这是以正道聚集。我有幸见到大人，受到引导而得吉。这样在下位扶养正道，以中正托付自身，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君子百行的根基，不过是出仕和退处两条道路。出仕便当显扬名声、委身任职，行正直之道侍奉君主，进献善言、纳忠诚，仰望朝廷阶级而辅佐君主；以直言敢谏为节操，想着做社稷之臣，辛勤尽责而不顾自身，愿意参与柱石般的重任。退处便远远辞谢征召，高傲地谢绝公卿；以孝友扬名，这也是施行政教；寄情烟霞，保持高尚志趣，终身守持正道。无论出仕还是退处，事业和心迹都在其中。至于像水中漂浮不定，天下悠悠无所作为，以驾车为荣耀，扫门求媚，拜尘邀取权势，闭口守禄，长期这样想来，实在是深以为耻。”客人于是徘徊不答，再没有什么可以问我的了。

译一作：都见于《旧唐书》本传。《片言折狱论》，怀州应宏词试，欧阳詹。孔子对季路谈论人事时说：“只凭片面言辞便能断狱的人，大概就是仲由吧？”孔子这话，并不是为了激励季路才这样说的。后人不能深究圣人的旨意，以为孔子赞美季路，认为任凭一时所见、轻率断狱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这样。这样的人真迂腐啊！所谓狱，是双方争讼；案件判决后便有刑罚；刑就是使人形体受伤，形体受伤便定型，定型后不可改变，难道不是重大事情吗？古代帝王将要刑罚一个人，要修治三槐，经过九棘，询问群臣、群吏以及亿兆百姓，停止各种议论以后才处理。法令在朝廷公布，在街市和郊野显示，明确告诉众人，在四方遗弃罪人的地方表示不可更改。君主没有比尧更圣明的，又有舜、禹、稷、契辅佐；没有比舜更明察的，又有皋陶、龙、缙云、高阳辅佐；没有比禹更有智慧的，没有比汤更贤能的，没有比文王、武王更明察的，没有比成王、康王更聪敏的。当时朝廷上贤能众多、明察之士各居其位，难道没有独到见解而可以凭臆测断狱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慎重刑罚的道理就是这样，不敢失去明察。刑狱不可轻率。凡是到了诉讼，多半涉及小人。到了争讼之时，都想让自己胜诉。为什么呢？不能胜诉，罪责便随之而来。既然如此，君子有时尚且会妄自与人争讼，却没有小人能够自己反省而诉说自己的罪过。所谓“片”，就是偏；偏言，是一家之词。即使说片面之词的是君子，也不足以完全相信，何况不是君子呢？而且先师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可以做巫师或医生。”巫师凭鬼神占卜，医生凭筋脉形体诊治；没有恒心的人，连筋脉都不足以自我调理，何况能断讼言呢？鬼神尚且不足以据此占卜，何况人的视听呢？凭这种方式断狱，小则肌肤必有滥受扑打之苦，大则性命必有遭受斧钺而含冤的情况。孔子继承尧舜的传统，以文王、武王为法，师法老聃等人的教诲，尊崇周公的事业；这些人没有一个愿意轻易伤害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人〕 孔子难道会轻易伤害人吗？假如孔子真的认为凭片面言辞就可以断狱，那么不就应该认为凭一句话也可以安定国家吗？孔子这句话，显然不是随便说来赞美季路的，贤明的人应当仔细审察。片面言辞不可以用来断狱，这是必然的道理。《断刑论》，柳宗元。我写了《防刑论》之后，有人把《释刑》拿来回答我，文章大意如此，我不得已再说几句【《六字文粹》作“为之言焉”】。圣人制定赏罚，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用来惩戒和劝勉人。赏赐务必要及时，才能产生劝善作用；刑罚务必要及时，才能产生惩恶作用。若一定说赏赐要在春夏、刑罚要在秋冬，并把这称为最正确的道理，那是虚妄的。假如秋天【《集》本有“冬”字】行善的人，必须等到春夏才赏赐，那么行善的人一定会懈怠；春天【《集》本有“夏”字】作恶的人，必须等到秋冬才处罚，那么作恶的人一定会松懈。行善的人懈怠，作恶的人松懈，这就是把天下人赶进罪恶之中。把天下人赶入罪恶，又迟缓拖延地处理，使他们更加懈怠，这正是刑罚不能废止的原因。一定要使行善的人不超过一个月、一个时节就得到赏赐，那么人们就会勇于行善而受到劝勉；使作恶的人不超过一个月、一个时节就受到惩罚，那么人们就会畏惧而有所警戒。行善的人一天比一天受到劝勉，作恶的人一天比一天受到惩戒，这就是把天下人赶到行善、远离罪恶的道路上。把天下人赶到行善、远离罪恶的道路上，这正是刑罚得以施行、教化得以成功的原因。有人只致力于谈论天而不谈论人，这是被道理迷惑了。为什么不从人心上谋求办法，以便使我的道理成熟呢？我的道理充分实行，人就会受到教化。由此可知，苍苍的上天，哪里能参与我的事情，又哪里有闲暇知道这些呢？如果认为天时可以顺应，大和之气可以招致，那么只要完全实行我的道理，就能得到它们。完全实行我的道理却得不到的，就不是所谓天时，也不是所谓大和之气，不过是根本不存在罢了。又何必委曲我的道理，弯曲地顺从时令，去谄媚这种东西呢？我本来就知道，顺从时令而得到天意，不如顺从人心、顺从道理而得到天意。为什么呢？假如犯了死罪的人从春天开始一直申辩到事情结束，想死却不能死，被戴上三木，加上连锁，送进狱中；又逢大暑数月，发痒不能搔，麻痹不能动，疼痛不能揉，饥饿不能按时进食，口渴不能按时饮水，眼睛不能闭合，四肢不能伸展，悲号的声音传到乡里人家。像这样却说大和之气没有受到伤害、天时没有受到违逆，那也一定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个人所应得到的本来只是死刑，为什么还要让他遭受这样的痛苦呢？有人于是认为，霜雪是上天的常规，雷霆是上天的权宜；对非常之罪，可以不按时令施展杀人的权力；对于应当处刑的人，也必须顺应时令，按上天的常规杀人。这又不对。雷霆和霜雪不过是一种气，并不是有意针对万物；圣人却是有意对待万物的。春夏也有雷霆，有时雷霆发作震响，击破巨石，劈裂大树；木石难道犯了非常之罪吗？秋冬也有霜雪，把草木全都摧残；草木难道犯了非常之罪吗？雷霆霜雪难道是在惩罚万物吗？它们并没有要惩罚什么，拿它们来效法的人就迷惑了。如果说这是仁，仁就必须懂得常规；如果说这是智，智就必须懂得权宜【《川文粹》作“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这仍然没有穷尽常规与权宜的道理。为什么呢？常规，就是通常不变的原则；权宜，就是通达常规而灵活运用的方法。二者都是仁义之事，把它们分开就会更加迷惑。只有常规而没有权宜，就会拘泥；只有权宜而没有常规，就会悖乱。这两个名称本来只是勉强命名的。说到“恰当”，其中的道理就尽了。所谓恰当，就是大中之道；把它分开命名，就是大中之道的器用。只知道常规而不知道权宜，是不懂常规；只知道权宜而不知道常规，是不懂权宜。把一偏的知识称为智慧，是不智慧；把一偏的坚守称为仁，是不仁。懂得常规的人，不会让异乎寻常的事物损害我的道理；懂得权宜的人，不会让通常的人情违背我的思虑。把二者合而为一而不疑惑，只是因为对道理有信心罢了【《文粹》作“矣”】。况且古人之所以谈论天，大概只是为了教导愚昧的普通人，并不是为聪明睿智的人设立的。

译有人还没有通达这个道理，实在是思考得太少了。《刑论》　　　　　　　　　牛希济 刑罚的施用，大概是要改变人的心性，使人劝勉向善。因此对小罪用轻刑，以纠正他的过失；对大罪用重罚，以警励众人。将要处死君王时，停止举行朝会，以表示仁慈宽恕之心。罪人一定要在市中处死，表明他的罪应当处死；这些做法都是希望把人引向善，难道是为了伤害他的肌肤、残废他的肢体、流尽他的血液、夺去他的性命，以满足威怒吗？三代以后，五刑施用，像割鼻、断足这一类最能使人在众人面前感到羞耻的刑罚，使人知道自己所犯的罪，毁伤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内心怎么会不悲痛？犯罪的人无法隐瞒罪行，也可以永远戒除恶行。所谓“有羞耻心而且能归服”，以及鞭笞、杖击的刑法，容易掩饰伤痕，走在乡里也不感到惭愧。假如富贵之人也能逃脱刑罚，那么那些凶暴犯罪者就不会以此为耻。确实是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心。汉文帝受到缇萦一句话的感动，废除肉刑，改用笞杖。后来受笞者大多死亡，文皇帝又查看明堂图，减轻了刑罚。天下的狱讼容易造成混乱，知道刑罚是治理的工具，不可以片刻废弃。然而刑罚无论轻重，杖无论大小，都由胥吏之手决定，案件的出入又由他们在文书中操纵。上面的人知道这些吗？审理案件的方法，开始于疑难辨析之中，最后形成于案牍之内。胥吏掌管案件时，舍弃罪状而彰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不与他们合作的人，就抹去他的善行而彰显他的恶行。刑律之中又有一条给赏、一条夺罚的规定，他们随着自己的取舍来决定罪犯的出入。官员必定不能全部知道，这是弊端之一。画灰作狱，人们发誓不愿进去；刻木作吏，人们发誓不愿与之对答。狱吏的威势、声色的严厉、桎梏的沉重，以及鞭打拷掠的轻重多少，大都由他们任意决定，谁能同他们争辩？这是弊端之二。有时他们希望犯人作伪，却对说真话发怒；厌恶轻罪，却企图加重罪名；有时揪住犯人的头，有时打他的脸，辱骂、殴打、拘系，无所不用；又节制饮食，严加锁禁，外在残害身体，内在威胁心志。即使壮士勇夫也必然流泪，孤弱之人哪里敢不听命？这是弊端之三。有时上下其手，制造证据以取得供词；有时暗中染指富室，谋求资财贿赂。众人都知道不对，却不能立即制止。这是弊端之四。案件形成已久，又改作疑难案件审理，远处搜取旁证，广泛逮捕党羽，拖延数年，以等待赦免。这是弊端之五。在刑杖拷打之下，很容易强行压制人的肢体；顽强的人也不是木石。如果再施加残酷手段，务必要取得想要的结果，那么即使确实无罪，百人之中也没有一个能免脱。人们大概承受不了楚毒拷掠，只好甘心求死。狡猾的官吏往往已经造成了冤狱，所以人被杀死以后，真正的盗贼又因别的案件暴露，众人才知道死者无罪；而且桎梏的痛苦、笞杖的严酷，使轻罪者宁愿接受重刑以求获释，使无罪者害怕残害而求死，这些都是狡猾官吏能够造成的。即使是平民，谁敢与官吏为敌？公卿尊贵威严，监察也来不及；寺狱悬远，诉讼无门。死者不能复生，亲戚又怎能申雪冤屈？这样怎么能感召和气、平息水旱灾害？这是弊端之六。又有众所周知的不法行为，偏偏在酷热之时依法施刑，使污秽积聚在旁边而形成疫病，夺去犯人的粮食而使其饥饿。牢门周密看守，亲属哪里能够知道他吃了还是没吃，渴了还是不渴？只是让他更加困苦，以取得他的死亡。这是弊端之七。何况外府和司法机关又做出不合道义的事，有的用土袋压住犯人的腹部，有的用湿纸覆盖他的脸。拘捕记录所到之处，号呼无人听见，昏昏沉沉地死去，谁知道其中缘由？从前东海误杀贞妇，导致三年大旱；如今天下的刑罚，白天常常像下血雨一样，仍不足以宣泄他们的冤愤。况且刑罚远离人的本性，并不是亲近人的本性；犯罪的人都是自己招致刑罚，并不是刑罚主动加到人身上，而是人自己走向刑罚。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如果做了不合道义的事，必然归于法律。因此商纣、夏桀的首级悬挂在白旗上，这是天子所受的刑罚。公卿下狱，百姓被杀，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由此可知，上下都有各自的分限，所以君子常怀畏惧。厉声怒色、扬眉瞪眼，以刑罚为乐，毒害人的性命，这几乎不是人类，确实是豺狼之心。因此曾子说：“如果取得了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高兴。”于定国每年审决案件，总是先自己流泪。可悲啊，这就是仁者的心；他们深知刑狱的根本，是用来劝导人，并不是用来虐待人。如今天下这么大，九州人口这么多，一年判决案件的多少都由官吏议定，怎么能全都公平？不如重申桎梏、笞杖轻重的制度，禁止按照日月长短来决定羁押期限，按寒暑冷暖改善囚禁之处，每次供应粥食以满足饥渴；判决罪行要遍求刑律，审察供词必须穷尽疑难辨析，这样或许可以稍稍堵塞弊端，不至于滥及无辜，从而成就君王的治理。

译《褒贬论》孔子编修《春秋》，先成就其志意，后来才诛责其用意。因此晋侯召见周王，书中说“天王狩于河阳”，是从尊崇天子的根本出发，褒奖晋侯的谋略。许止没有尝药，书中说“太子杀其君以为防”，是责备他的行为；卿出行称字，是因为他有值得称举之处。军队出征称“人”【此处缺字】，是因为有可称述的理由。用一个字表达褒贬之意，成为千百年不可磨灭的典范。乱臣贼子没有不知道善行不可夺、恶行不可掩的。他们把褒贬悬示如日月，用来实行王道教化。如今国家公卿大臣、文武将帅最初受任命时，做宰相的，是禹、稷那样的教化之臣，在萧何、曹参之上；调和阴阳，使九州平和，正是这样的人。到了被罢免之日，却成了窃据职位的小人、扰乱国家的小人，这是不能容忍的。到了重新起用之日，便说他是周公被诽谤、召公彼此疑忌、子文三次被罢免、孙叔敖三次任相那样的人，这样以后才可以称为贤人。做将领的，任用他是因为他有捍卫城池的才能，是国家的屏障，能够遏止寇虐，使王国安定。到了获罪之日，却说他只有匹夫之勇，不是国家将帅之材，是覆军败国、丢弃兵器逃跑的人，几乎不可任用。重新起用之日，又说荀林父两次失败而后取胜，孟明视三次失败而后成功，这有什么妨害呢？百官之中，大多都这样任用或舍弃；观察一个人，有的开始善良、最后变坏，有的中途可以任用，后来又不可任用。把是非混淆、把善恶分开，却都想遵从君王的话来治理国家，实在是奸谋中最深的蛀虫。后来有寒门之士同宦官订立秘密盟约，以取得宰相等枢要职位。偶然因章奏获罪，皇帝虽然咬牙切齿，但朋党援助未变，众人都知道他必将复位。当时执笔写诏令的人，竟把他的言辞写得极其美好，以图谋自身，务必使朝廷发怒，谴责他南行罢了。果然全都应验了他的计划，不到一年，旧宰相又入朝；仅三年，公也进入宰相之列。文章本来不是为了求取官职的人写的，却成了结交官员的深谋，也是机巧而秘密的阴谋。如今世上，像蕴曜嫉恨正直之人归来，国家夺去他的盐铁权柄；又借着休恶景望的文章，同他们处在执掌钧衡的行列。近来有将领获得尚父的称号，崔氏的犹子掌握谋臣之权，采纳【二字有疑】许多意见，最终由两位宰相决定，催促三镇出兵，还说：“兴起晋阳的军队，诛杀君王身边的奸恶。”不到一个月，两位宰相被诛杀，宗庙也陷于危险。外面的人都说：“是武臣作乱。”我知道了，这些全都是儒者作乱。若追究这种深重的用意和明显的罪行，都是孔子认为应当诛罚的人。考察朝廷作乱的根源和开端：君臣同心同德地诛杀宦官，却嫉恨得过于厉害，终于导致祸乱；于是所拥立的君主必定年幼，所任命的人又不是贤良之士，从而助长祸乱、危害社稷。这样的人知道这些吗？不能因为在位者就认定他是贤人，也不能因为获罪者就认定他没有才能，可惜啊！贤人的事业和孔子的褒贬，后世修史的人应当访问长者的谈论，向民间人士的说法求证，这样才可以把它订正。《赏论》赏赐和劝勉的典章，是用来彰显忠诚、尊重贤能并加以任用【此处缺字】，感动人的心，使各人竭尽才能，在当时显名，作为立身扬名的根本。因此冠冕、衣服、车辂、祭祀的仪式，都按照品秩分等。君子之人甘心接受这些，勤勉行善，希望得到朝廷的俸禄。赏赐可以使家庭荣耀，可以使宗庙和祖先荣耀，赏赐的意义多么重大啊！如今国家设置高科，空置重要职位，这是文士的赏赐；计算斩获的首级，查看杀伤人数，这是武士的赏赐。文章不合义理，宗伯就会弃置；杀伤敌人、逃跑败北，军法就会诛罚。择取善行来劝勉人，也已经很明白了。衰败时代，文章借他人之手写成，自己却列身于文章辞令之中，名声混在浮薄浇漓之间，坐享卿相之位；射箭不能穿透铠甲，活着没有见过敌人，却荣耀地掌握斧钺之柄，身居将相之任，都是借助历代基业，或凭借祖先功勋遗留下的名声，窃据职位尸位素餐，只能使旁观者愤恨叹息。甚至文风衰败时，有人的文章受到四海推重，却不能成就一项功名，不能沾得一寸俸禄，老死在冻饿之中；又有人献上一篇文章、陈述一条奏议，探究治乱的精微，指出当时的利弊，君主却不察看，奸邪之人反而深深嫉恨他，即使没有公开加以诛杀，也徘徊排挤他到闲散职位，斥退到外任，从此不再过问，这种事哪里说得尽呢！武事衰败时，有人弓声铿锵、剑气逼人，成为强劲的敌手；在敌军横列之前驰突冲击，进出如鬼神，谋划进攻必定取胜，头脸遍布创伤，最终埋没在士卒队伍之中，年老后又被抛弃在瘦马的行列里；又有人击破一个大敌、擒获一个首领，所得赏赐不过外藩的职位，所赐财物不过缯帛的数量。他的威名已经震动万里，姓名却还没有传到九重天子那里；等到降下符节、增加封土，反倒成了统帅的福分，难道不可悲吗？文士求取功名，并不依据品行才艺；武士得到任用，也不依据才能力量。于是有人拿温溲溺的器具去讨好宦官，有人替公卿系鞋以求自荐。历任官职，出入藩镇，用余资来求取名位、使郡邑荣耀的人，不能很快数尽。何况当时的君主和宠臣，在玉堂设宴作乐，纵情田猎于丰草之间；他们任凭自己的欢悦，听从身边人的话，让淫乐的老者、优伶倡子穿上朱紫服色，提升官秩；甚至把飞禽犬马等玩物也加以荣耀、赏赐。况且国家以五岳四渎比作公侯的等级，于是崇尚祭礼，这是尊爵敬神的道理。如今饲养禽兽之类也都列入官员行列，和士君子并肩立于朝廷，难道神灵不会怨恨吗？因此志士仁人甘愿隐居草野，终身埋没在白日之下，不再想着用力求取在位。深深以从前仲叔于奚救孙公子文【《左传》作“孙桓子”，疑为避讳】之祸、请求借用繁缨为耻。孔子还说：“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将用来确立长久世代的制度，这就是杜绝祸患萌芽渐长的办法。”汉明帝没有因为馆陶公主的儿子而授予即宁之职，只赏赐他百万钱，说：“大夫出任百里之宰，上应列宿，不可以轻率授予名位。况且他是中兴帝业的继承者；如果赏赐劝勉不能持久，服饰章采混乱，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就很难守住四海的基业。”如果善人在位，纲纪完全安定，赏罚一定公正，百官都称职，天下怎么会发生祸乱？《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宋。李昉等编。医 《劝医论》一首，《华佗论》一首 卜相 《八卦卜大演论》一首，《卜论》一首 《蓍龟论》一首，《相论》一首 时令 《时令论》上下二首，《时论》一首 医 《劝医论》　　　　　　　　梁简文帝 《劝医》说：天地之间，只有人最有灵性。人所看重的，没有超过生命的。虽然寿命长短各有定分，夭折或长寿由天决定，但寒暑反常、嗜欲违背节制，所以受寒、患疟、头痛等病，导致死亡的情形各不相同。伤害本性、腐烂肠胃、催促寿命终结的原因不止一种。拯救这些病患的关键，确实在于良方。因此，只有医王最为尊贵，在佛典中也很明白。比如太师竟以“医王”为称号，是因为如来能够治疗烦恼之病，也只能治疗四大失调之病；又有骚人歌咏彭城【一作“塲”】、秦国的称誉。和缓有季梁的际遇，卢氏有虢子的遭逢；越人于是到达九市【一作“乆视”】，求取飞仙长生的妙道；甚至把六一改变为金液，把三七改作银丸，收藏玉匣中的秘方，研求紫书的奥秘。桃胶算什么，北斗也不能隐藏它的形状【一作“录其形”】；金浆并不遥远，明珠还要为它的价格感到羞惭。它能使业门之下只听见鼓声回响，使雍祝身旁的箫声仍然存在【一作“独在”】。《周礼》说，疾医掌管万民的疾病，凡百姓有病，就分别加以治疗。年终时，各自记录所治疗的病，交给医师，让医师知道病人痊愈还是没有痊愈，作为后来行医的借鉴和戒诫。至于钻研精微玄奥的道理，考核儒家学说，整日清谈，通宵讲习，刚开始学习时就背诵虚浮之辞、崇尚谄谀，积累功夫以后成为老师，才算有所著述；日有所成，月有所进，才称得上博学专门之家的后继者。即使如此，还必须深入交谈，使所搜罗的范围更加广博，探究深奥而显现道理，饱学而不觉醒，只嫌时间不够。又如作诗，也大多必须见识诗意；无论古今，无论雅俗，都必须亲自浏览，详细辨别取舍，然后华美的辞藻才能吐出，飘逸的韵致才能产生。哪里有执笔却不询问学习就能写好诗的？哪里有闭口不谈就能通晓义理的？扬子云说：读过一千篇赋，就能写赋。何况医道，九部医书的理论非常精微，百种药物的品类难以穷尽。观察气色、辨别声音，其中功夫极其神秘；秋天用辛味药、夏天用苦味药，细微差别难以认识。然而那些以医术自居的人，从未考察验证，也从未讨论研究。很多人年轻力壮时涉猎方书，略知甘草是甜的、桂心是苦的，便以为医术已经足够。抛弃经典医方，就像庾獃读《庄子》，不同于孔子喜好《周易》。可是病人来求我诊治，我又不能尽心尽意地攻治。假使不能成就事业，至少也可以立即使自己有所受益。原因是，如果不分贵贱，精心增减调治，以前人的经验验证后来的病情，自然可以逐渐领会；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坐着也能形成精妙医术。可是又有人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做。治病的人很多，必定有许多人只以泛泛空谈来应付【异文作“盂浪酬塞恶之者多”】，而真正爱护病人的很少【原文末字有异文】。那些真正爱护病人的人很少，于是每天处理百种方剂，每月治疗千人【一作“千轴”】，却从来不轻视药性，任凭病人生死；如果只有浮华的功劳，又从哪里能够得到真正的成效呢？等到自己亲近的亲属，或感情深厚的朋友，患上深入膏肓的疾病，病势发展到府俞【一作“俞附”】之间，即使想竭尽治疗功夫，思路也无从产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本来没有学习，临时很难改变，所以会这样。周靡【二字一作“胡”】、麻、鹿藿只能救治头痛一类的病；麦、麹、芎穷，反而可以救治河鱼之疾【一作腹病】。思想不能越出自己的职位，事情局限在车辕之下，医者却把志向忘在玄都，想在绿色书册中扬名【一作“借”】，这怎么可能呢？医术和医道困顿到这种地步，实在应当诚心善意地深思这个道理，再振兴它的美好。不只是可以把名声传给后世，也是功德深厚。与从权衡下救出一只鸽子、从池水中救活一万条鱼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译一作“皆《初学记》”。《华佗论》　　　　　　　　　刘禹锡 史书称华佗倚仗才能而厌烦世事，因此被曹公恼怒。荀文若请求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人的性命系在他身上，应当评议他的才能而宽宥他。”曹公说：“难道还担心天下没有这类人吗？”于是把华佗拷问至死。等到苍舒病重将死，看到贤医也不能使他活过来，曹公才有后悔的叹息。唉！凭曹操的明智谋略，见识已经很高，尚且这样轻易杀害有才能的人。荀文若凭借智慧、力量、地位和声望，以明确的道理劝谏他，仍然不能改变他的怒气。掌握权柄之人的愤怒，真是可怕，也真应当谨慎。考察史官把这件事写在册上的原因，是要使后世放宽对有才能者的刑罚，听取任用贤者的劝告，并警戒轻率杀人的暴行。因此从“自恃才能”直到“有了悔恨”，全都记录下来。后世有人反而拿这件事作为借口，真可悲啊！贤能之人不可能一点过错也没有，假如把他置于法理之中，也一定会有人请求宽宥他。那些奸邪之人都说：“难道还担心天下没有人才吗？”却不知道到了后悔之日，才会痛惜人才不可能很多。也一定会有人怜惜他而提出非难，那些奸邪之人又说：“假如他已经死了，还能怎么办？”却不知道到了后悔之日，才会痛惜生命不能重新获得，这难道不是大悲哀吗？华佗不应被杀，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不值得再说；我只是忧虑史书记载这件事的意义，必将被推演而扩大。我看自曹魏以来，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因一时愤怒而杀害有才能的人很多，又何必只记载华佗的事情呢？唉！不忘记前事，是希望有所劝勉和惩戒；然而暴虐之人又借此为口实来满足自己的意愿。孙权说：“曹孟德杀了孔文举，我对虞翻又怎样呢？”孔融也拿应劭、山涛杀孝廉的事来作譬喻，把仲谋比作接近霸主的人；文举有很高的名声，却还把“可以惩罚”当作旧例，更何况其他人呢？卜相 《八卦卜大演论》　　　　　　王勃 从前圣人创作《易经》，开始画出八卦，用来沟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他们认为，分太极为两部分就是两仪，分四象为八个就是八卦，形成八卦的是十六将，掌管八卦的是十二个月；分十六将为三十二候，分十二个月为二十四节气，分三十二候为六十四卦，掌管二十四节气的是三十六旬；在三百六十六日中进退，在三百八十四爻中屈伸，往来、飞伏的道理就都穷尽了，孤虚、消息的端绪也极其完备。三才的道理不可不涉及，五行的意义也不能再超过。用幽明收摄它，用寒暑张开它，用生死贯穿它，用去就申明它，于是祸福产生，吉凶显现，成败运行，逆顺兴起。贤者认识其中广大深远的，不贤者只认识其中细小浅近的；奉行它的就顺利，背弃它的就违逆。圆融而立于正道的人称为圣，偏执而受困的人称为贤。试论述如下：三才，是《易》的门户；八卦，是《易》的道路。推引伸展，最终到六十四卦，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包括的；陈列分别，穷尽于三百八十四爻，天下的细微道理也没有不尽的。阴阳的道理，一向一背；天地的规律，一升一降。因此明暗相随，寒暑相因，刚柔相互显现，高下相互倾动，动静相互乘借，出入相互资助。使它们泯合的是神，使它们成形的是道；可以用一个道理来验证，也可以用一个端绪来检验。所以天尊则地卑，水湿则火燥，山充盈则泽虚空，雷发动则风相适。因而天下有风，可以成为姤卦；地中有雷，可以成为复卦；天下有山，可以成为遁卦；泽在地上，可以成为临卦；天地不交，可以成为否卦；天地已经交合，可以成为泰卦；风行于地上，可以成为观卦；雷行于天上，可以成为大壮卦；山附着于地上，可以成为剥卦；火附着于天上，可以成为大有卦；风行于水上，可以成为涣卦；水在地上，可以成为比卦；雷从地中奋发，可以成为豫卦；风行于天上，可以成为小畜卦；雷与水相遇，可以成为解卦；风与火相遇，可以成为家人卦；雷在风上，可以成为恒卦；风在雷上，可以成为益卦；风在地底下，可以成为升卦；雷在天下，可以成为无妄卦；风在水下，可以成为井卦；雷在火下，可以成为噬嗑卦。风在泽下，称为大过卦【一作“以”】；雷在山下，可以成为颐卦。雷在泽下，可以成为随卦；风在山下，可以成为蛊卦。泽上有水，可以成为节卦；山下有火，可以成为旅卦。雷在水下，可以成为屯卦；风在火下，可以成为鼎卦。水在火上，可以成为既济卦；火在水上，可以成为未济卦。泽上有火，可以成为革卦；山下有水，可以成为蒙卦。火在地下，可以成为明夷卦；水在天上，可以成为讼卦。地底下有水，可以成为师卦；山下有火，可以成为贲卦。泽在天上，可以成为夬卦；泽在水下，可以成为困卦。山下有天，可以成为大畜卦；泽下有地，可以成为萃卦。山在泽上，可以成为损卦；泽在山下，可以成为咸卦。泽上有火，可以成为睽卦；山上有水，可以成为蹇卦。天在上、泽在下，可以成为履卦；地在下、山在上，可以成为谦卦。泽上有风，可以成为中孚卦；山下有雷，可以成为小过卦。山上有风，可以成为渐卦；泽上有雷，可以成为归妹卦。

译这是天地以相对而成就万物的道理，是阴阳反复相合的规律。因此卦象相次，就通过反爻来成就意义，这就是《易》的八卦。八八相生，就通过错卦来兴起道理，这就是因而重叠卦象。所以圣人的道理，可以纵向推演，可以横向推演，可以合并，可以分离。逆向陈述它，并不曾违背它；顺向分别它，也并不曾完全顺从它。三画一变化，即使天地的数理也没有可以隐藏的。九、六相互推演，即使浩荡达到一万二千五百，也不能超过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爻的纷繁，也不能超过六十四卦；把六十四卦重叠起来，也不能超过八卦；把八卦展开，也不能超过四象；用两仪统纪四象，两仪的道理通达了，太极就获得了。因此从古到今，寒气进来、暑气退去，死生、动乱，是非纷争，没有一样不是两仪，也没有一样离开太极。所以说：有寒有暑，两仪就没有废弃；无思无为，太极也从未远离。看见它时是两仪，忘掉它时是太极。正因为如此，不舍弃二而另求一，从未离开运动去寻找静止，也从未离开运动而达到静止。有可有不可，不是圣人的说法；无可无不可，才是孔子的心意。然而天下的道理不能穷尽，天下的往来【原文疑字】也不能全部穷尽。能够穷尽这些的地方，大概只有圣人的心；能够穷尽这些的道路，大概只有圣人的言语。因此站在沧海之滨观察众水，就可以看见江河汇聚的总势；登上泰山之巅览视群山，就可以知道山冈丘陵的本末。由此，守正是一德的极点，权宜是六爻的变化；振举三才的权柄，探寻万方的运动，又有什么地方不能通达？又有什么疑难不能解释？所以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名称，是义理的根本。不是圣人，谁能把名称订正呢？如果抑制末节、执守根本，精心研求、深入思考，不是圣人的书就不读，不是圣人的言语就不取。这样大概可以通晓神明的德性，通达万物的情状，类比事物本末的道理。这与深远有什么关系呢？君子难道不应当努力吗？《卜论》　　　　　　　　　李华 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舜喜爱生灵的德性，普遍融入人心。五福以长寿为首。麟、凤、龟、龙，称为四灵。龟不伤害万物，呼吸元气，在甲虫之中最为长寿。古代圣人剖开龟腹并削取龟肉，观察龟甲裂纹来判定吉凶，残害它的生命，削减它的寿命。既然削减、残害了它，却又寻求它的灵性，这是为什么？我愚昧，不知道天地的心意和圣人的谋略。既称它有灵、有寿，却又使它夭折被杀，剥去它的肉，钻凿它的骨骸，使精气归于虚无，却从焦枯朽败之物上求取贞悔之兆，难道不是自相反背吗？大人应当与天地合其德性，与日月合其光明，与四时合其次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不应当妄为。使它长寿却又杀掉它，难道合于天地之德吗？凭借万物来求征验，难道合于天地之明吗？毒害有灵的甲虫而求取神意，难道合于四时之序吗？借助枯龟壳来判决狐疑，难道合于鬼神之吉凶吗？《洪范》说：“你有重大疑惑，就同卜筮谋议。”圣人不应当对人有所疑惑，却借筮法决定。祭祀有尸主，从虞、夏、商、周以来没有改变。战国时荡弃古法，祭祀没有尸主。尸主比卜筮更重要，那么废弃龟卜就可以了。又听说铸造刀剑的人，器物不能成功，就杀犬猪，以血祭祀，披头散发而哭泣，这样器物就会成功并且锋利。这大概是不祥的器物。那些所谓有神性的东西，跳跃着成为龙蛇，穿过木石，进入泉源，以至于发出光和声音；人不能自己成为神，只是借天地之气，使天地间的物类变化而成为神，这本来没有确实根据，也不过是怪异之说。古代建成宫室一定举行落成祭礼，钟鼓器械一定举行衅祭，难道神明以贵重的杀牲和腥膻供品为乐吗？如今废弃了这种礼仪，也没有听说屋室不能安身、器物不能使用。因此说来，卜筮和阴阳之类全都是妄作。清洁坛场，布置精诚来求福，福的到来却遥远而不可招致。耕田的农夫、养蚕的妇女，把神灵寄托在一株草木、一只禽兽上，击鼓起舞，称作妖祥，这究竟是实际的回应，还是虚妄呢？《周易》经过伏羲创制、周公整理，又经周公、孔子阐述，已经达到最高境界。扬子云为《太玄》设置卦象，辨别吉凶，如同《易经》作出告诫；假使后代又有像子云这样的人，再写出一本可以用来占筮的书，那么象数的变化难道还能穷尽吗？专门任用道德来贯通一切，天地的道理就穷尽了。又何必借助蓍草和龟甲呢？又何必征验鬼神呢？孔子不谈怪异，是为了保存道义。《蓍龟论》　　　　　　　　　于邵 卜筮，是有灵之物的精华吗？它必须用来守信于时日，敬畏法令，裁决疑难，确定犹豫不决之事。自伏羲画卦、周公制礼以来，率先遵行这条道理，以此惠及百姓，所以设置筮人，建立卜官，称为“卜职”。有的掌管三《易》，辨别九种筮法；有的开列四种兆象，制定八类命数。使吉凶不相混杂，借助它们而有一定的常规，配合乾坤，调和明暗。观察兆象、审察卦体，位置虽不同而功用相同，不正是这样吗？从推究本原、归纳终结，到探钩深奥、索求隐微，就能从卦象知道器物，从占筮知道未来。蓍草辨别吉凶，所以圆融而神妙、方正而明察；龟甲穷尽祸福，于是承载阳气而践履阴气。卦辞得到蒺藜，最终验证了齐庄公的灾难；兆象听到凤凰鸣叫，便兴起了敬仲的宗族。这样说来，筮法简略而龟卜深长，这种说法我曾听过；但其中的道理究竟是什么？现在试加以论述。龟卜的兆体有一百二十种，卦辞的声韵有一千二百种，因此龟卜更加崇高。龟能够彰显性命的道理，具有好恶的情感，掌握善恶出入的端绪，保存生死变化的征兆；在各种甲类之中位居首长，处在四灵之间。上面高耸，效法天；下面平坦，象征地；经历三千年，游行在荷叶之上，吸取沆瀣的精气。它大概是通达圣性的吧？为什么在丛生的草木下、蔽塞的草丛中，有的龟生来没有灵性，长大也没有知觉呢？奉行大衍之数作为准则，求取元亨的意义作为功用，探究幽微而知晓变化，审察爻象而辨明辞义。这难道能同只凭灼烧而专门通达、居然独自看见征兆的龟卜相提并论吗？史书中偏篇【《汉书》作“篇”】凭借它来辅助昌盛，这就是它的效验；墨家凭借它来随从首领，这又是它的效验；卫人认为龟有知觉，漆雕认为龟善于应答，这也是它的效验。至于管辂占邻居火灾、孔愉铸造时回头顾视，大概是轻视龟卜的例子；由此可知灵性和德行能够感应，并且可以触类旁通、不断扩展。因此每月初一、十五就灼龟，孟冬时命令龟卜官进行卜问，这大概是先王所重视的，是各种事务的阶梯。确实如此。《折群疑相论》　　　　　　　李德裕

译大凡宰相的相质在于清明，将帅的相质在于雄杰。清明，就是珠玉，被天下人视为珍宝；雄杰，就是虎兕，使百兽都畏服。然而清明之人必能获得大权，却未必能享有富贵；雄杰之人必定昌盛奢侈，却未必能得到最高权柄。二者兼有，关键只在于纯粹美好而已。我前些年任职于淮海属县，那里有一种旴▯，山中多珉玉，剖开制成器物，清明透彻，即使水精、明冰也比不上它，但价格却不及普通玉石，终究不能成为至宝，这是因为它不够纯粹。清而纯粹的是天，所以高不可测；清而透彻的是泉，所以深处也可以察见。这就是大概的道理。我曾经精心探求此理，发现士人多以才能为命，妇人多以容色为命；上天赋予这种美质，必定会使它显贵。才能高的人，即使孟尝君身材矮小，蔡泽鼻梁塌陷，也能居于万人之上；容色美的人，即使钩弋夫人手掌拳曲，卫子夫出身卑贱，也能成为万乘之君的配偶。但还是不如清明而纯粹的人，必定身名俱荣，福禄终身安泰，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前史说张良资质美好，我认为，诸葛亮所说的，如果子房的清明精粹不能排除陈平的浑浊俗陋，那么便可知清明精粹才是高雅的。】选择士人而能采用这种方法，大概可以十次预料中九次，没有什么可疑惑的。论相　杜牧 吕公善于给人相面，说女儿吕后将来必定大贵，应当把她嫁给刘季，刘季后来果然做了天子。吕后又临朝称制，天下封王的吕氏子弟全都得到大国。隋文帝所用的相工来和等几个人，也都说他将来应当做皇帝，后来他果然篡夺帝位成功，这确实说明相法并非荒谬。吕氏从临朝称制到恢复常制，总共二十多年；隋氏从篡位到灭亡，总共三十六年，男女族属被杀得几乎殆尽。秦末时吕氏本是大族，周末杨氏又成为八柱国之一，公侯之位世代相承已经很久了。可是凭一个女子、一个男子窃取帝位，不到二三十年，壮年、老人、婴儿都不得善终。究竟一个女子给吕氏带来的是福还是祸？一个男子给杨氏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得到一时的富贵，却使百世的宗族遭殃；那些懂相法的人应当说：“这必定是吕氏、杨氏的祸患。”这样才可以称为善于相人。如今砍断一根手指便能得到天下，凡人尚且不愿这样做，何况用一个女子、一个男子来换取整个宗族呢？我读荀卿的《非相》，因而想到吕氏、杨氏，才知道荀卿确实是大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时令 《时令论》上　柳宗元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汉代儒生解释为《月令》，把它列入《礼》，作为施政的大法。书中说一年有十二个月、七十二候，迎接太阳、推步节气，以追随寒暑运行的次序，类推万物的宜忌，预先为之准备，这是圣人所创立的制度。然而圣人的道，不以穷究怪异来显示神奇，不借天道来抬高自己；有利于人，完备于事，不过如此罢了。看《月令》的说法，如果只因为它符合五事、配合五行，就依此施行政令，难道不是离圣人之道也不远了吗？凡是制定政令，有些要等待时机才施行，有些不必等待时机也要施行。因此，孟春修整疆界，端正经术，考察土地是否适宜，不要聚集大批民众。仲春修治堤防，疏通沟渠，停止田猎，准备养蚕器具。季春交配牛马，各种工匠的工作不要违背时令。孟夏不要兴起土木工程，不要征发大批民众，要劝导农事，勉励百姓。仲夏颁行马政，聚集各种药材。季夏治理水道，铲除杂草、使田地肥沃，美化疆界；土木工程和战争都不要发动。孟秋收纳木材和芦苇。仲秋劝百姓播种小麦。季秋停止百工，人人进入室内，准备衣服皮裘；总计五谷的数目，聚集秩刍，饲养牲畜，催促百姓收敛谷物，务必储藏蔬菜，砍柴烧炭。孟冬修筑城郭，开凿地窖，修整粮仓，谨慎封藏；让农民休息，收取水泽的赋税。仲冬砍伐树木，采伐竹子和箭材。季冬讲习武事，练习射箭驾车，发放五谷种子，计算两人合耕的田数，准备田间器具，会合诸侯，制定各县赋税轻重的法则和贡赋的数额。这些确实是等待时令而施行的事情，也就是所谓敬慎地把农时授予百姓。其余郊祀、宗庙以及各种祭祀，也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典制，不可以废弃。假使古代施政的人，不在春天就无法布施德政、和顺政令、施行庆赏恩惠、抚养幼小、减省囹圄、赈济贫穷、礼敬贤者；不在夏天就无法赞助杰俊、成就贤良、举用年长有德者、施行爵赏、发放俸禄、断决轻刑、判定小罪、节制嗜欲、使百官安静；不在秋天就无法选拔士人、整饬军队、任用有功者、诛罚暴慢之人、明辨好恶、修治法制、奉养老弱、申明严厉的刑罚、使诛杀都恰当；不在冬天就无法赏赐为国死难者、抚恤孤儿寡妇、举发阿党、改变关市制度、招徕商旅、严察门闾、整肃贵戚和近习、罢免无所事事的官员、废去无用的器物，那么政务中的缺漏也就太多了。这些就是不必等待时令便应施行的事情。改变天道，割裂地理，扰乱人的纲纪。舍弃孟春，难道还能有所作为吗？制造淫巧之物来惑乱君上的心。舍弃季春，难道还有可以施行的事情吗？如果是这样，内不能纳入君主之心，外不能施用于人事，那就不必把它写下来。又说：违背时令，就会出现狂风暴雨、霜雪、水涝、大旱、阴沉的天气、雾气、寒暖失调、大疫、风咳、喷嚏、虐寒、疥疠等疾病，螟虫蝗虫，使五谷、瓜瓠、果实不能成熟，蓬蒿藜莠一齐滋生等异常；还会有女子受灾、胎儿夭折、伤于水火等祸患，盗寇入侵相互掠夺，战争一齐兴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方百姓进入堡垒避难，流亡迁徙等变故。像这一类说法，只不过是盲人乐师和史官的话，并不是圣人所说的。这样看来，夏后氏、周公的典制已经散佚了。《时令论》下

译有人说：《月令》的制定，是为了给统治人民的君主作为法则。它大概不是为聪明睿智的君主制定的，而是担心后代有昏昧、傲慢、荒诞而肆意统治的人，轻忽先王典制，把它全都废弃，近在眼前却不取用；陈朝、隋朝末年就是这样。因此把仁义礼智信的事情附列在时令中，使时令到来时有所发动。如果没有这些规定，君主就会因循放荡，完全没有行善的意念。于是又说五行相互违逆、冲荡摩擦以及妖灾之说，用来震动他们的心，这就是古人防止昏乱的方法。如今您把这些揭示并宣扬出来，使前人的奥秘公开显明，那么后世的人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答道：圣人施教，树立中正之道以示后世，说仁、说义、说礼、说智、说信，称为五常，是说这些道理可以常常实行。防止昏乱的方法，圣人勤勤恳恳地写在典册上；兴亡治乱的道理，只要永远守住这些原则而不背离就够了。没有听说过用怪异之事来威吓人，使人因害怕而不时行善；这样只会滋长人的懈怠傲慢，使人忘却正理。谈论怪异并加以威吓，只会使昏暗、邪僻、淫乱、迷惑之事更加炽盛，进而从事祈祷禳除、厌胜鬼怪等事情，给人间造成大乱。况且您认为害怕典册太多，和害怕人的言论相比，哪一个更值得害怕？假使正直敢言的人把仁义利害清楚地陈列在君主面前，而君主仍然不醒悟，哪里还有空闲顾及《月令》呢？因此圣人制定大的经常之道，以保存正直之道，是要把它留给后世的君臣，必定讲中正之理，而去掉奇邪之说。对于那些愚顽而不顾的人，即使圣人再生，也没有办法，又何必在意典册呢？像陈、隋末年那样暴戾、淫放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做。查考两朝史书，难道有谁还实行过《月令》中的政事吗？然而两朝臣子中有刚强勇悍的人，仍然争着向君主讲述先王之道，尚且百次之中有一两次能够成功。这样看来，《月令》对陈、隋没有益处，也是明白的。树立中正大道，除去最大的迷惑；如果舍弃这些而说那就是圣人之道，我是不相信的。即使按照您的说法，后世万代的人都来责怪我，我也没有遗憾。时论　牛希济 有人说：治乱，是上天的常态。因此十年有一次小变，三十年有一次大变。至于虫蝗、疫疠、水旱、战争，都是时运的定数。即使圣人，也不能免除这些，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什么呢？上天对于人，最仁慈而且最守信。它资助并养育百谷草木以及同类万物，都是为了施仁于人。因此担心万物不能生长，春天便使它们萌发；担心万物不能成熟，夏天便使它们生长；担心万物不能整齐成熟，秋天便使它们肃杀；担心万物不能充实，冬天便使它们坚实。万物处在阳气中，怕受到干热，所以夜间降下雨露滋润它们；处在阴气中，怕它们终止生长，所以潜藏阳气来蓄养它们。人不知停止，所以用晦明交替使他得到休息；人不知合乎时宜，所以以时序的变化来警戒他。日月星辰、雷电风雨、霜露的发生，没有一样不是偏爱人类的。哪里会有特意造成虫蝗来损害庄稼、造成水旱来毁坏生物、造成疫疠来毒害性命、造成战争来耗尽民脂民膏的时运呢？上天显现征象，明白地照察万物的情状；事情刚刚显露征兆，上天没有不反复预先显示给人，使有智慧的人通晓变化，修养自己的德行来作防备。既然知道却不修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圣人之所以观察天文，就是为了察知它的变化。又说：“先于天时行动，天不会违背；后于天时行动，就奉行天时。”又说：“顺应上天的明示，这就是防备。”所以天子设有日官，诸侯设有日御，都是为了把变化通达给君主。若听到祥瑞便放纵安逸，福就必定变成祸；若听到灾祸便畏惧灾气，增加善行，灾难就未必一定发生。桑谷之祥，是中兴之道，却不是可以保证的福；鸟雀之兆，是灭亡的运数。至于有些时代发生战争、水旱、灾异，都是百姓行为所感召的，并不是到了某个固定的时日才会发生。况且百姓的行为，取决于当时君主的教化。如果以忠孝恭俭治理国家，便都可以封赏；如果以暴乱和声色享乐为嗜好，便都可以诛杀。处在太平时势却施行应当诛罚的教化，上帝的仁慈也不能保佑他；遭逢乱世却把求治作为手段，神明的力量一定可以宽恕他。有人说：“三皇时代不能没有战争，尧、汤这样的君主也不能没有水旱，难道是圣德有缺失吗？”大概是时势使它如此。最大的战争，哪一场超过阪泉、逐鹿之后的战争？人谋能够胜过它吗？兵力能够支撑吗？最终还是因为有德而灭亡。水旱的定数，难道超过尧、汤时代吗？那时百姓没有饥饿的面色，国家还有正常的年成。像如今的时代，一年发生水灾，一年发生旱灾，哪里只是百姓没有粮食可吃，国家连储备也没有了。这样又怎么能够感动上天，使治水者有疏通开凿之功，使人献上桑林祈雨的牲礼，使契祈祷求雨呢？如果时运的定数必然如此，就应当等到灾数满足之后才停止，哪里还会有挽救的办法？由此可知，天时不能违背圣人的德行，这是很明白的。至于长史主持一郡一邑的政事，飞蝗尚且不进入他的境内；医家调和药剂，也可以抵御时令的疾病。若时运的定数完全相同，难道还会选择某个地方而遗漏某些人吗？何况宋景公说了一句善言，灾星便退避三舍；汉代盛大的德行，使太阳运行两次出现在中天。其余天人感应的事迹，都记载在典册中。因此可知天道非常遥远，人事却十分切近。《易经》以履卦之说说道：“平常践履正道，守正则吉；幽居之人的守正，所践履的如果是吉道，幽居之人尚且不害怕，何况圣人呢？”希济认为，治乱并无固定时限，取决于人君的作为；求治便能得到治理，忘记正理便会陷入混乱。即使多年追求治理，只要有一天背离它，灾祸也会立即到来，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道理绝不是拘泥禁忌的人所能执持的，这是确定无疑的。《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一。宋，李昉等编。兴亡上。《北齐兴亡论》一首。《后周兴亡论》一首。《天命论》一首。《北齐兴亡论》　卢思道 有人问主人说：“从前魏国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天下纷乱，黄河以北和关右被分割成两个国家，永熙年间皇帝向西逃遁，天平年间又向北巡行。两朝的先主分据关陕而称霸，龙争虎斗，经历了许多年月。后来水运走到尽头，天禄永远终结。齐室相继于唐虞，周人接续汉魏的事业。齐有五位皇帝，周经历四位君王，都不过二十多年，便相继灭亡。至于他们的君主承受天命，辅佐者闻名于世，建立纲常、弥补天下的功业，以及铭刻于常器、镂刻于鼎彝的功勋；至于暴君面南而王，奸臣辅政，百姓怨恨、神明震怒，国家灭亡、祭祀断绝。改朝换代的原因，虽然老人相传，史书也有记载，博学通达的人也有所评论，但其中详情可以告诉我吗？”主人回答说：“我年轻时在齐朝做官，晚年归附周室，因而从事学业，经历这些事情已经很久。我一向喜好考究古事，虽然想要评论近世的治乱，也只能大略陈述。魏正光年间，后妃干预朝政，尔朱荣乘机在内乱中兴兵，罪恶滔天，毁灭华夏；残余势力凶悍跋扈，把祸乱延伸到王城，天下百姓像崩掉了角的牛一样惊惧奔逃。齐高祖神武皇帝具有上天赋予的英明谋略，天生雄武之才，像龙腾豹变一样奋发，挥袖而起。四明昆弟在韩陵会师，仿佛蚩尤借风雨布置军队，又像新都以犀牛大象列阵。” 敌方理亏而我方正义，上天确实帮助我们；太阳还没有移动一刻，便把那个丑恶的族类大加消灭。随后扶立宗室支系，入朝继承皇统，群臣共同成就事业，天下安宁。然而祸患由芒刺般的危机形成，震动逼迫成为阻碍；皇帝居于郑地，流放彘地，离开后又不能返回，于是迁都旧邺，国命重新开始。朝廷章程、国家法典，全部灿然建立。渭南失去法度，像鸟林丧失军队；洛北先发制人，像官渡大捷凯旋。虽然天命有所归属，但最终仍只能面向北方臣服。和魏武帝相比，齐高祖几乎具备了他的全部气象。文襄继承事业时，刚刚超过弱冠之年，杰出的气概足以承担重任。他以礼宾待遇接纳当时俊才，驱策驾驭群雄，内外肃清，朝廷没有弊政。侯景背恩弃义，在汝水、颍水一带狼顾窥伺；萧衍失信而幸灾乐祸，蚂蚁般聚集于彭城、汴水一带。于是谋臣运筹帷幄，猛士奋勇冲锋。涡阳一战，凶恶的首领骑着一匹马向南逃走；寒山之战，敌军全军覆没，没有一辆车轮返回。王思政进入长安防守，历时很久；神旗暂时到达，便如风扫竹箨一般。三秦的强敌闭关自守，五湖的首领改变态度，请求归命。魏孝静认为天命已有归属，鼎祚将要转移，准备好大礼和器物，完全依照旧典，恭敬谦让，把帝位推让出去而不肯居有。灾祸却出于意料之外，匕首突然刺出；尔朱氏残余势力剪除暴乱，刚决英武，形势如天崩地裂，宗庙宫室顿时残缺不全。” 继承人年幼，不能承受重重艰难。文宣帝虽然说是外亲弟弟，却年轻时缺少美名；由于人望所归，便被推戴奉立。当时政治有常法，朝廷中有许多俊杰，爪牙将领都是韩信、白起一类的人物，心腹大臣都是张良、陈平一类的人才。对外安定四方，对内使各种政务得到治理。君主虽无才能，四海百姓却没有察觉。等到在文祖庙接受终命，焚烧旧制而改变制度时，兵力强盛，疆土广大，国家富足，刑法清明。发布号令，必定以古制为依据；赏罚分明，如同四时运行。年年五谷丰登，灾害不发生，敌人藏迹，郊境没有忧患。天保年间受命，直到第五年；黄初、泰始的盛况，也不能远远超过它。到了中年，突然放纵昏乱的德行，以万乘君主的尊贵身份，整夜饮酒。披散头发上朝，袒露身体听政，亲手施行剖割，亲自操持矛戈。宠爱亲近谄媚之人，亲信庸俗鄙陋之徒，出入市肆，游走街巷。太保高隆之，是辅佐受命的首要功臣、朝廷中的宰辅；仆射高德政，是潜居时的宾友、帷幄中的重臣；卫尉卿杜弼，学问博大、才华卓异，是同类中出众的人；光禄大夫元景，风流儒雅，是士大夫的师范。有的被诛灭全族，有的被割断脖子杀死；他们都因直言而私下叹息，最终死于权贵之口。除此以外，名士良臣无罪而遭杀戮，滥施刑罚以满足暴君之意，无法一一说尽。自刘氏、曹氏以来，直到那些僭越称帝的伪朝，接受天命而称帝的，还没有像这样惨烈的。幸而有尚书令弘农人杨遵彦，他是魏太傅杨津的儿子。他内含文采，秀异出众，是世间少有的伟人；识见俊朗，气度坚贞；学问没有不通晓的，才能没有不精通的。裴乐赞叹他的清雅祥和，王粲、刘桢等人也惭愧于他的文采华丽。他具备温良恭俭让、宽恕恩惠和顺等美德，品行高尚，才华奇异，近古以来无与伦比。齐国建立，他便参与筹划国政；军国政事，几乎全由他一人承担。每天清早坐朝，前来咨询请示的人挤满一堂，千头万绪的事务，他下令议决如流水般迅速；剖析裁断政务，选拔任用人物，满室满庭，却永远没有停滞。他虚怀若谷，博爱众人，礼敬贤者，喜好士人；听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拥有一样。他才智谋略有余，尤其善于处理当世事务。谗言多次传入，他始终不改变原则。每逢皇帝乘车巡行四方，他总是留守京城。凡有善政，都是杨遵彦所施行的。因此君主昏庸于上，而国家在下得到治理，朝廷内外、贵贱各阶层直到今天还称赞他。不久文宣帝病重，终于死去；孽臣扶立太子继位，才过了几十天，近臣便预先掌握权力，小人纷纷进用。杨公忧虑危机，于是称病退避。幼主若能有所作为，股肱大臣本来还会相互勉励。干明初年，祸难从外戚藩王中兴起，事变突然发生，杨遵彦死在宫殿官署之中。《诗经》说：“人已经亡故，国家也就衰败憔悴。”君子因此知道齐朝的国运不会昌盛。孝昭帝是皇帝的亲密宗室，身居宰辅，有周公那样的亲戚关系，却没有再做君主的私心。也是因为君主软弱、时局艰难，他深思家国大事，登上帝位，是出于权宜之道。他身高八尺，腰围十围，深沉谨慎厚重，确实有君主的气度。当时士卒强盛，财力丰足，于是眷顾西方，常有吞并的意图；加上天保以后，他警惩前朝的淫纵，不亲近声色，不从事宴饮游乐，孝敬太后，厚爱兄弟，慎重珍惜名位器物，爱护养育百姓。后宫嫔妃，都是他在藩邸时的旧人，人数不到十个，最终也没有偏私宠爱。他特别通晓吏治事务，尤其喜欢礼待宾客。但他处理政务过于琐碎，不善于听取意见，寿命不长，满一年便去世。病势危急时，他废黜嫡长子，让武成帝以母弟的亲属关系入主宗庙。然而武成帝自幼缺少德行，不孝不仁。先帝灵柩停在殡宫，他的眼泪甚至没有流到脸上；太后去世，他也不悲哀哭泣。刚过服丧期，便穿上缝制的皮衣，放纵奢侈淫乱，不知限度。喜欢美酒，沉溺声色，昼夜不停。有个叫和士开的人，原本是和氏的庶出后代，面貌也像胡人，轻薄庸俗，为士大夫所鄙弃。

译武成帝还在藩邸时，任用他做参将；听说他喜欢弹奏胡琵琶，也懂得歌舞，一见面后便非常喜爱他，常让他待在卧室内，同吃同睡，淫乱污秽的事情无所不做。天保年间，文宣帝知道他是这样的人，鞭打二百下，发配到长城；后来遇到赦免才得以回来。武成帝任右丞相时，他久别归来，所受恩宠更加深厚；不过两夜之间，赏赐便多达巨万。武成帝即位后，亲自眷顾更加隆厚；他从黄门逐渐升到尚书令等近臣之位，终日陪侍取乐，几乎没有片刻停止。即使暂时出门，武成帝也会派骑兵追随寻找。和士开作威作福，几乎毫无顾忌；恩宠、权势、声望震动朝野，任性贪婪淫荡，人伦道德少有可取之处，心如深谷难以填满，行为与犬豕无异。他的豪宅正对大道，规模可与王宫相比；富商大贾早晚都挤满门庭。朝廷中无赖之人也争相谄媚，有的送婢妾，有的进献子女，竹筐礼物和贿赂像烟聚集、像水波相连。和士开安葬母亲时，满朝官员都赶来送葬；谄媚得最厉害的人，甚至悲痛得不能自持。浅薄邪佞之徒，所受宠爱超过兄弟；有名望的贤者和清白之士，他一概不与之交谈。他所推荐、延请、上奏的人，没有不由此决定荣辱进退的，顷刻之间便可定夺。当时下级欺凌上级、上级衰败，奔走争逐成为习惯，士人无论贵贱，风骨节操全都丧失。赵彦深阿谀奉承、顺从权势，低头只顾怀抱俸禄；元文遥虽然有器识和先见之明，也不敢发表意见。其余群臣穿着华美而苟且求食，齐朝的大败坏，它的根源就从这里开始。武成帝年号河清末年，长彗星出现成为灾异，太史上奏说必须举行攘除救灾的仪式。武成帝于是自称太上皇，把帝位传给后主。胡长粲凭外甥舅的亲属关系，冯子琮凭姨父的亲戚关系，都接受托付，掌管枢要；有的性情见识庸俗浅近，有的心术险恶轻薄，全都不学无术，才智浅薄短小。到了天统末年，武成帝去世，和士开独自掌握内政，自比伊尹、周公；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高叡，德行美好，是皇帝亲近的宗室，聪明爽朗而有俊才，在藩王中声望很高。他认为和士开凶恶丑陋，应当加以屏退罢黜。高叡入朝登上青蒲席，直言规谏；但少主聪明明察，不像成帝、昭帝那样英明，太后才智明敏，也不同于马太后、邓太后。和士开用礼法笼络疏远的亲戚，胡长粲替他出谋划策，终于使亲近的贤王被绞死。虽然远近之人都怨恨，愚者智者同样愤怒，但他们依托权势如同倚靠城墙社稷，终于没有办法。几年之间，他们肆意施行污秽行为，与冯子琮夫妇一起买卖狱讼和官职。三家的府库中，贿赂财货堆积如山。凶恶愚蠢的子弟都处在高位，彼此买卖官职，挑选之后才授予。司徒琅琊王高俨年仅十四岁，兼领宪司，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咬牙切齿地怒斥，将其拘捕送到南台，斩断了他的身首。冯子琮因为挑拨两端，依照当时的法律一起治罪；两个凶恶之人都被诛杀。朝廷内外恢复清明，京城街市上的百姓成群结队地欢舞，这种庆祝，即使梁、董时代的庆典也不能与之相比。琅琊王高俨本意确实是除恶，但表面上却有凌驾皇上的行为，因而不为当时所容，不久便被赐死。从此以后，政治之道更加昏暗。高阿那因为放牧管理的勤劳，得到重视他的谄媚；韩长鸾因为驾驭车马的本领，得到喜爱他的奔走奉承。又有一个女奴陆氏，出身掖庭，凶狠而有智谋，狡猾善算，举世无双；凭借保母的恩宠，特别受到尊贵宠爱。六宫称她为世代的师傅，皇帝把她当作内相；她玩弄王法，堵塞天子的听闻。庆赏和威刑，都从婢女口中发出。顽劣愚蠢的弟侄遍布各个职位，皇帝的亲戚宗室反而比不上他们。陆子骆、提婆出身皂隶，本来是制靴工匠，愚昧庸俗，短浅无能，只勉强分辨菽麦，却和韩长鸾、高阿那之流共同掌握国柄，宣泄淫欲，肆行暴虐，比和士开更加厉害。他们穷尽富贵，能够转动太阳、扭转天意。愚蠢浅薄之辈，甚至攀折权贵、阿谀奉承；轻的送进财货，重的结成婚姻。朝廷混乱一片，再没有廉耻。清白正直、守道自持的人，反而受到讥笑和怪责。汉代的张禹、赵昌，不能比拟他们万分之一；晋朝的贾充、郭彰，也不足以比其微末。斛律明月被杀，冤情震动天地；崔季舒遭受如同关龙逢一样的杀戮，悲痛贯通幽明。加上参与内政的年轻人和宦官之流，亲近宠幸之人充满宫禁，干预政事，劫掠百姓。百姓哀叹呼号，觉得一天如同一年。齐朝反道违常，迅速走向灭亡，事情不止一端，无法尽数陈述。后主生在宫闱，长大于尼姑、保姆之手，不接近正直士人，也不见正人君子。早晚咨询的人，很少听到调和规谏之士，左右近臣几乎全是受过刀锯刑罚的残余之人。他沉迷飞鹰走狗，使心思荡然；美色淫声，扰乱耳目。评论功德的人说，即使羲皇、轩辕也无法超过他；称赞他钦明的人说，尧、舜也不能胜过他。才智之士被抛弃而不任用，即使有名位等级，也只不过充数而已。宪章纲纪，荡然无存，国家像鱼腐烂、土地崩塌一样等待强敌。周武帝大举进攻，平阳乘虚而入，敌军将领将要投降，士卒已经没有战斗意志。前代耿弇、贾复那样的名将，也低眉叩首；齐朝先代的勇猛将士，也收敛气势、重足而立。攻取晋阳如同拾取芥草，攻打邺宫犹如振落枯槁。万里疆域、百座城池，纷纷拱手屈膝；南边直到江淮，北边尽至沙塞；西边以函谷关为界，东边直到沧海。府库钱帛粮粟的富足，兵器军队和士民的众多，齐国所积蓄的一切，全都成为周国所有。岂不是可悲吗！《后周兴亡论》　前人 周太祖文皇帝幼年时就机敏而有智谋，超过常人。适逢魏末多事，便在关陇召募兵众。正赶上两位将领互相残杀，三军还没有见到他，便推举他为主，于是他掌握了兵权。不久魏武帝向西巡行，他迎奉车驾，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是万世难遇的时机。他抚养战乱后的荒残百姓，聚集兵器甲胄，同心作战的军队还不到一万人。齐神武帝率数十万大军将要清扫防守浐水一带的军队，雷声般行动、云彩般移动，聚集在渭水曲折处。太祖率数千疲弱士卒整军而回，于是奠定了王业。窦泰率精锐深入，一战便丧失首级；高敖曹凭锐气率先登城，临阵被斩首。兵革年年发动，失败多而胜利少。高氏虽然依仗兵众之力，却没有人敢率先前进。邙山一战，我军虽然败绩，但收拢逃散之众，退守仍有余力。等到萧氏将亡，边地震动扰乱，荆、郢归附，庸、蜀前来称臣，器械完整，财货充实，披甲士卒百万，骁勇将领如林。太祖去世之日，国家已经可以和齐国抗衡。闵帝以嫡子身份继承基业，顺应天意接受禅让，年少便去世，还来不及正式称皇帝；于是以庶长子被拥立，继承我们的大业。他从容文雅，也算是守成的贤明君主。两位皇帝的天命都未能长久，太祖高祖于是开始登上大位。

译当时大冢宰晋公宇文护，是太祖的侄子，背负谋略担任宰相，亲自接受遗命。国家权柄和朝廷权力顿时脱离王室，高祖只能拱手高坐，深沉地旁观，历经多年，谈论儒学玄理，对政事毫不参与。祭祀时只是以寡人自称，晋公并不忌惮他。但晋公自行裁决天下事务，君主实在不能忍受。几代积累的权势强大，一旦被斩断首级，党羽也都遭到夷灭。恶禽怪兽般的势力，被扫荡得一无所余。于是高祖抛弃奢侈淫逸，去除浮华虚伪，施行一德，布行公道；减少宫中厚重的膳食，亲自穿粗布衣服。从六宫开始，推广到九州，法令所到之处无不遵行，内外肃然。因为佛教立教，本来以清静为贵，近世以来却浪费财力，于是下诏削减废除，这也是前代君王没有实行过的。适逢齐朝末年失德，自取祸乱和灭亡；高祖亲自乘坐战车，两次出兵便灭掉齐国。军令严肃，连秋毫也不侵犯，数十天便平定，没有杀害一人。还没有下车，就改革齐朝弊政；山东士女欣然拥戴，像归附故乡一样。但他天性严酷残忍，果断地施行杀戮，眼前血流满地，也不停止饮食。巡幸四方时尤其喜好田猎，追逐禽兽在野外，除非到了夜里不肯回来；飞禽走兽遇到他，没有能够逃脱的。见识的人因此认为这是他的缺点。他虽然有武功，却来不及施行文德，常规典章和礼教，大概都残缺不备。整练铠甲、治理军队，准备扫荡沙漠，远大的谋划没有实现，便因暴病去世。宣帝起初在东京时，已经有许多罪过和过失，高祖常常严厉训诫他，他却不能改正。刚继位时还装出有情态、自我振作的样子，过了一年以后，变态逐渐显露，沉溺饮酒，喜好美色，常常居住在内寝，沉迷角抵和放纵游乐，昼夜不停。他分派使者征求女子，积聚到后宫，数目以千万计算，这就是石虎的淫风。宠爱的四位姬妾一并立为皇后，车服礼仪与皇后没有区别，这是刘聪的乱政。宣帝年轻时居于储宫，颇能阅读经籍；临朝面对群臣，也有精神气象，但天性猜忌狂妄，特别喜欢诡异之事，衣冠形制都与旧制不同。文武侍臣被屏弃到远方，宫内宫外、各处门阁都另派老臣和年长者守卫，出入往来都要记录人数。殿省之中只能彼此使眼色，然而在家中却朋比淫乱，毫无选择，甚至长乐宫也传出丑声。大象末年，忽然变得残酷暴虐，鞭打朝臣，动辄达到数百下，背部、胸腹同时下手，惨痛毒辣的情状令人不忍看见。祖宗的庙号和名讳不许称呼，改换官名，回改官员姓族；车乘、车轮、辐条也都规定贵贱差别，妇女的妆饰同样分为上下等级。后宫嫔妾的房中有几个人，从早到晚总让她们危险地端坐相对，稍有不合规矩便立即鞭打。内外命妇在初一、十五入朝拜见，都命令她们像男子一样拜伏，以表示严肃恭敬。皇帝自称为天，不再称“朕”。此外还有许多小事的异同，无法一一记载；这种狂乱迷惑、妖异偏僻的情况，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客人说：“齐武成荒诞惊悸、庸碌昏暗，怨恨结于人神之间，他的后嗣不能昌盛，按道理确实如此。周太祖聪明神武，冠绝天下，雄奇非凡，却因为愚蠢的儿子而导致颠覆，难道是人事造成的吗？还是天道造成的呢？我对此感到困惑，请让我听听您的说法。”主人说：“寒暑、晦明，是天地两仪的不同；贤愚、治乱，是五行相胜相制所形成的不同。因此酒池肉林，是周王所营造的；坑杀儒生、毁灭学术，也是汉代后期君主所驱除的。齐朝从天保接受终命直到武平，除孝昭帝之外，始终没有贤明的君主。河清以后，国基逐渐坠落，昏君在上面轻慢游乐，百姓在下面怨恨诽谤；到了末年，君主软弱、臣下愚昧，外部崩溃、内部离析，周人取得它，就像从斜坡上滚下弹丸一样容易。周武帝任用权谋，果敢而有雄断，拥有三秦精锐，又逢齐朝昏乱之时，削平天下，容易得如同俯身拾取。还不到三年，皇帝便去世；继承的儿子猖狂放纵，肆意施行奸邪，真人受命改朝换代，周朝宗庙成为废墟。” 这大概正是上天用来开启大隋的原因，并不是不幸。《天命论》　李德林 远古之初，天地玄黄开始开辟，帝王的神器和帝位，历数总有归属；有德而声名远播的人，上天便给予他时机；承受天命和运数的人，确实不可改变，这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龙图、鸟篆、名号、谥号等遗迹，有的可疑而难以相信，有的残缺而无法详知，都不能清楚说明。至于典籍文章，写在帛书上光彩灿然；圣明至德，没有比唐尧、虞舜更盛的；为后世留下长远谋略，没有超过周文王、周武王的。大隋的神功积累于文王、武王，天命显现在唐叔身上。从前邑姜将要怀孕时，梦见天帝对她说：“我命令你的儿子名为虞，将把唐地赐给他，使他的子孙繁衍昌盛。”生下来后，他手上有“虞”字的纹理，于是便以此为名。周成王灭掉唐国，把它封给唐叔。唐叔受封时，箕子说：“他的后代一定会兴盛。”《易经》说：“崇高、富贵，没有比帝王更大的。”老子说天下有四大，君王是其中之一。这就是说，取名为虞又封于唐，兼有两位圣王的美名，将使他的后代必定兴盛，最终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美好，使子孙繁衍，以此表明无穷的国运。到了皇帝建立国家，起初国号叫大兴，箕子关于“必大”的话到这里才得到验证，天的眷顾和命运已经悬系于圣朝。重耳那样的事情，哪里值得一提？有娀氏的玄鸟降临，商朝因此兴起；姜嫄踩到巨人脚印，周朝因此兴起；邑姜梦见天帝，隋朝因此兴起。古今三代，神灵的命运一脉相承；宗族本支积累德行，世代建立伟业。辅佐高祖消灭楚国，拥立宣皇帝安定汉朝。东汉的太尉、关西的夫子，活着时感应到遗鳣聚集，死后又降下大鸟的奇瑞。累积仁德善行，上天再次赐予美好的命运。太祖天生英杰，庇护百姓、匡正君主，在魏室建立特殊功勋，在周朝建立盛大事业。开启翼轸之地的国运，开创炎精的纪年，于是接受天命，登位而配享上天。皇帝刚出生时，红色光芒充满屋室，流到门外，上连苍天。三天以后，紫气充满庭院，四周邻里看去，仿佛高大的楼观。屋内的人和物，颜色全都变成紫色。他幼年在乳母怀中时，忽然看见一条龙，害怕而失手将他落下；皇帝受到惊动，过了几十天才痊愈。又曾经睡在房中，家人打开门，正看见一条龙【缺文】；太祖确实具有神异之相。世道不可预测，幸亏比丘尼智先抚养保护他。智先禅定观照，神情灵秀高雅，曾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普天下百姓的慈父，维护正法，有神佛保佑帮助，不必忧虑。”

译皇帝的体貌有许多奇异之处：脸上有日、月、河、海的形象；红龙从鼻梁直通天庭，额头广大而两边上扬；颧骨弯曲环抱眼睛；嘴形像“四”字；声音如钟鼓；手掌中有“王”字纹和接受九锡的纹理。王字纹生在手上，又有天上的龙气，于是成为主掌昊天成命的人。他从小就这样，顾盼之间闲雅从容，看起来如同神明；气度神采灵秀，仿佛包容宇宙；威仪风范使人敬畏，慈爱之情又使人亲近。很早便担任公卿，声望自然隆重。周齐王宇文宪对晋荡公说：“看隋公的神采，恐怕不会只做人臣。”晋公慢慢接受了这番话，准备加害他，幸亏大将军侯寿坚决劝谏，才停止。宇文宪和内史乌丸轨又分别上奏周武帝说：“隋公气度风流，众人无不敬畏佩服，私下听到世人的议论，担心他不甘居于人下。”周武帝说：“这个人的头额，只适合做将领，不必用异样的心思对待他。”相面者来和对皇帝说：“看您的骨相，必定成为王者，只希望您保重圣体。”道士张宾也说：“您的相貌具有帝王之名，应当谋求符箓所预示的紫微宫飞龙之位，不要忘记我。”皇帝忧惧而谦退，深深地自我掩藏行迹。邺城内学人陆拨在大象初年进入长安，对亲近的人说：“周朝的德运已经完尽，杨氏必定兴起。” 隋公从前往定州，向南行至邺城；当时远远望见他，料想他将成为天子。昨天在路上瞻仰，确实不会有疑问，只是不知道他将怎样取得天下。过些年还当来这里看看罢了。」他对亲近的人说：「你们不要轻率发言，以免给贵人带来祸害。」拨说：「上天所命定的，怎么能够加以祸害呢？」第二年，皇帝在朝廷内任宰相。大象二年夏五月，皇帝初任扬州总管，白天睡卧似乎入睡，仿佛看见几条龙绕着身体。那天夜里又梦见一条龙来钻入被中。皇帝又常出长安城东打猎，骑在马上，心中怀有救济百姓的愿望；夜里梦见一个高大的人，穿白衣、戴冠巾，对他说：「时机还没有到。」等到将要做宰相时，梦见有人说：「时机现在到了。」上天寻求民众的君主，盛大显赫的祥瑞不断到来；正当晋荡执掌国政以及建德年间，君主不同，臣下又不是辅佐天命之人，猜忌嫌疑、防备奸邪，什么时候才能忘掉呢？我皇在外总领一方，在内掌管文武，具备兴王的仪表，蕴含大圣的才能；有时如气、有时如云，光辉映照于朝廷；如天如日，照临于帝王的车舆。内心明察，外在和顺，由险境而获得安宁，难道不是万种福佑扶持、百般禄命会集吗？周朝末年，朝廷内外骚乱；皇帝降低身分，执掌权柄，镇守护卫宗庙社稷。明神享受他的德行，上帝把百姓托付给他；他在九重宫阙诛除奸逆，在四海施行神妙的教化。在这个时候，尉回防守从前齐国世代建都的地方，乘着新国容易发生变乱的风俗，驱驰如蛇豕般的军队，连接合纵连横的势力。土地方面，九州陷落了三分之一；百姓方面，十人中有六人聚集响应。王谦凭借连率的威势，依仗蜀地全部的险要，起兵聚众，震动江山，使巴庸遭受毒害，像蚕食一般侵吞秦、楚。这两个叛虏，穷凶极恶、违逆至极，想割据鸿沟一带的土地，关闭剑阁的门户；都将长戈、强弩对准朝廷，斜视帝位。其势力穷至漳河，远达海边，连接岱岳而据守华阳，逼迫荆蛮，吞吐江汉；互相助战、嫁祸，纷乱得像刺猬的毛，暴露的尸骨和纵横的肠腹之间，连磨刀石也容不下。于是你奉受消灭戎敌的命令，运用先见之明的谋略，不出门户，推车授予分镇方面的将领；一声号令便平定三方，几句话便清肃万国。荡涤天地的迅速，谋划指点的神妙，自从天地开辟以来，从未听闻过这样的事。光熙以来的事业，没有谁不服从；烟云改变颜色，钟磬改变声调；天地人三灵回顾观望，万物随声响应。木德气数告尽，帝王撩起衣裳而谦让，天命在身；推让给别人却不据为己有。百官众吏、四方岳牧，考察图谶之文，顺从亿兆百姓的请求；披肝沥胆，白天歌唱，夜晚吟咏，正是使箕山、颍水一带的高士屈身出来，来完全满足幽明两界的愿望。建立天命、确定天命，如同横亘、上升不止；只有皇帝居处才使神灵享受祭祀。开创基业，垂示传统；改变徽号，改换服色，建立都邑，整理伦理；减轻赋税徭役，慎重刑罚，体恤狱讼；革除繁琐苛细的政令，兴起清静的风气；裁去无用的官职，减少丞相、监察官的职务。奇才接连出现，盛德没有隐蔽；星辰精气、云气一同趋走于宫阶，山神海灵都在台阁间共同调理政务。教化向东直到日谷，向西遍及月渊，也达到北溟之外；声威超过南海以外。遥远的沙漠地区，方圆万里；广大百蛮没有谁能与之抗衡。五帝未能教化、三王未能使之宾服的地方，也都屈膝叩头，全部成为臣妾。异域异类，文字契书不能传达，翻山越海，进献珍宝奉上贡品，欣欣然前来。穴居巢处的人，受到教化而住进宫室；不懂得用火、不知道种植粮食的，教给他们烹饪和农作。礼乐完全合乎天地的规律，律吕调节寒暑的时令；制度制作超过垂衣而治以后，淳厚精粹胜过神农以前。遨游于文雅之场，出入于幽深冥暗的极境；合于神明的谋略，通达鬼神，深入幽冥。各种事物年年成熟，含生之物各得其用；人们饮食和气而自得，沐浴玄妙恩泽却不知道。丹雀前来充当使者，玄龟背负书文；甘露从天而降，醴泉从地涌出；神禽异兽、珍木奇草，望见云气、观看海潮，顺应教化而归附，随风而来。各种祥瑞都完备地记载在图牒上，幽远之地也全部前来。即便如此，仍然把天当作父亲，把百姓当作子女，战战兢兢、恭敬谨慎。真是至高至大，七十四位帝王，哪里能够同日而语呢？至于天下这样重大的事业，不可以轻率对待。因此，唐尧时的许由、夏代的伯益，心怀道义、建立功业，别人把天下授给他们，他们却不肯接受；轩辕以后最初的四帝、周朝余下的六王，凭借形势、依靠根基，想靠自己取得天下，却又不能得到。孟轲称赞仲尼的德行超过尧舜，著述足以成就帝王的事业，弟子都具备辅佐帝王的才干；但黑色终究不能代替青色，孔子因麒麟而哭泣、因凤凰不至而叹息，奔波不安、勤勉不止，虽然圣明通达，却没有人承认他的事业。蚩尤是黄帝的抗衡者，共工是黑帝的强敌；项羽诛灭秦朝、摧毁汉军，宰割神州，角逐争驰，用尽威力却没有成功。其余那些由妖妄之说兴起的人，哪里值得一一计数？贼子逆臣之所以作乱，都是因为不懂天道、不明白人谋，牵引逐鹿的邪说，把飞凫说成鼎。假使四方诸侯秉持八元那样的诚心，三监怀有九臣那样的志向，韩信、彭越深知帝王后裔的符命，孙述、隗嚣精妙地识别真人出现，尉回同那些歌颂天命的人一样，王谦同那些诉讼的百姓相比，那么福禄接连不断，哪里会有穷尽呢？可是他们违背上天、逆犯万物，获罪于人神。唉！这是前代事情中最大的警戒。被诛杀、剁成肉酱，历代都共同以为罪过；僭越、叛逆、奸邪，时常烦劳狱吏，难道可以不戒惧谨慎吗？

译大概是积累的恶行已经成熟，内心自然断绝于善道；万物同类彼此感应，按道理必然走向诛戮。上天夺去他的魂魄，鬼神厌恶他的盈满，所以如此。上天大帝聪明，群神正直，耳目遍察天下；赏罚参与国家政务，辅助一个人，覆育亿兆百姓，难道会有人享用别人的俸禄、接受别人的荣宠，却包藏祸心而不被诛灭吗？必然是执法者尚未处理他的罪行，司命之神已经从名籍上除掉了他。自古以来明智远见的人，考虑长远、预防祸患，专一其心，守持一德；建立功劳便安坐树下，上书后削去草稿；地位越尊贵，内心越谦下；俸禄越丰厚，志向越简约；宠荣越盛，越以恐惧来思考它；道德越高，越以恭敬来守持它。能够想到这些，那么奸邪就不会到来，做事就会敬畏上天。难道只有接受礼遇、谦逊而光彩充满、福禄覆盖吗？关键在于懂得先兆；吉凶由人，妖变不是自己产生的，众星拱卫北极，在天上形成景象。夙沙氏即使君主愚昧，蒙蔽百姓，百姓最终都知道归附；有苗氏起初只是反叛，最终却大为服从。汉水以南的各国，只见殷王一面便归顺；河西将军带领五郡臣属于汉，所以应当招来信顺之人，帮助保全泰山般的安宁。那陈国，窃据江外，人口少于一个郡，土地少于半个州；遇到受天命的君主，逢上太平的时代，本来可以献出土地、衔璧投降，请求与天下共同归属，却反而养成丧家之疾，遵循颠覆的道路，徘徊于吴越之间，仍然成为叛逆之民。虽然当时正值大道施行、停止战争、舞干戚而不用兵的时代，但国家正处于统一的运势之中，金陵正是覆灭的时期；有天命而不顺从，必然遭到断绝，这是可以知道的。防风氏被诛，早已有元龟预示；孙皓受封为侯，却像守株待兔一样难以得到。他迷惑而未醒悟，实在值得怜悯。正因为他还没有辨明玄天的心意，也没有听闻君子的议论。此处按另一种本子作如此：这些文字原本都从《隋书》本传中流传到卷外，直到“入司文武”五百六十五字，《文苑英华》删节了传中内容，却又载录了全文。《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二。宋代李昉等编。兴亡中。《魏武帝论》一篇，《晋高祖论》一篇。《宋武帝论》一篇，《北齐高祖论》一篇，《北齐文襄论》一篇，《北齐文宣论》一篇。《魏武帝论》　朱敬则。汉朝失去治国纲纪，法网疏漏而不能防范奸邪，贼臣趁机而入，动摇宫廷；宗庙被焚烧，天子流离播越。于是九州分裂，四海横流，卸下职位而勤王的人，天下云集响应。初平元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都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长沙太守孙坚等同时起兵，以讨伐董卓为名，然而都包藏祸心，想以暴力取代乱局，窃取名义、假传诏令，结党树朋，窥伺间隙、等待时机，没有谁敢首先进犯。只有魏太祖有汴水之战，孙讨虏有阳人的战事。观察曹公明敏锐利、权谋策略无穷，军队受挫而意志不衰，处在危急中而听取意见不迷惑，遇事能够决断时机，举动没有遗憾；近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人。因此，梁国桥玄、南阳何颙都说天下将乱，若不是应命于世的才俊就不能挽救。能够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您吧？虽然他当时名声未显、兵众少，土地狭小、力量困乏，在官渡遭受围攻，在濮阳作战失利，但天下精明之士和失意的才俊，都像百川归向大海、飞尘聚集高山一样奔向他。因此有荀彧、郭嘉、邢颙、程昱、贾诩、朱云等人；有的收敛锋芒而长期感念，有的初次相见便完全归心。于是他洞察英雄的心志，施展猛士的勇力，挟持天子以尊崇最大的顺义，扶助幼主而彰显至公；表彰忠良，铲除叛逆。神明之道辅助德行，百姓赞许有才能的人，武功显赫，霸业于是成就。至于捕获魏种却宽宥他，就像汉高祖封雍齿；降服张绣却不怨恨他，就像光武帝保全朱鲔。听取臧霸的话以成就他的气势，重视关侯的义气而压制自己不去追击，这是王霸的权术。此后法令严厉，赏罚必定施行；只求才干，只看力量。即使伯夷、叔齐充满道路，颜回、闵损并处一堂，也没有闲暇保存他们。能够救治弊病就够了，至于仁德，还谈不上；姑且用权术统御人、用力量办事，完全没有留下以智慧济助万物的余地。这样的行迹，仿佛只求容身，却想使浩荡玄波无边无际而不枯竭，使和煦薰风遍及草木，使玄云遮蔽而普降甘雨，使黄叶凋零、树木落叶，这是不可能的。荀文若首先参与筹划国事，在草昧之时提携辅佐；他的清明精神高出万物之外，精妙的见识先于事机，创建我魏国，实在依赖他。一句话不合意，便将施用五毒；没有言辞可寄托文意，只能用空器显示心意，难道不惨烈吗！再加上孔文举与道义翱翔，竭尽忠心于汉室；崔季珪天生骨相高雅爽朗，志在扶救倾覆的国家，这难道是大盗所能容忍的吗？唉！想要窃取天下的人，只看见锦绣而看不见人；想要消除诽谤的君主，只责怪别人，却不责怪自己，哪里知道群鸥不肯落下、众雀远远惊飞的道理呢？所以阴谋还没有泄露，天下已经知道；毒害的意图暗中施行，忠良已经预先恐惧。何防因此带着药物，杨彪也因此不肯出仕。关云长承受恩惠却不道谢，玄德帝失手掉了筷子而想着逃奔。宴席上有心怀疑惧的人，外部少有自信的将士，实在可耻。由此本来就知道曹公不能任用天下的人才，成就天下的大事。过去周武王的恩泽遍及昆虫，却不能感动采薇而食的隐士；汉高祖的功业惠及草木，却不能使采芝歌唱的贤者屈服。他们尚且成全那些人的孤高贞节，容忍他们的怨言。何况功业还没有完成，古代的德行和乐于推让的风气又不同；遭逢神器流离，却要追问宝鼎轻重，想使百姓不知道，心中难道能够安宁吗？他反而急速逃走，想遮掩恶迹，害怕舆论，仇视匹夫。又想起平日杀死桓邵、毙杀娄珪的事，道路上的人以目示意，天下人闭口不言，难道不可惜吗？杨德祖才能虽然清秀，志向却没有长远谋略；他借事杀人，死得并非罪有应得。司马懿有雄才大度，勇敢而有谋略。他明知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却不剪除他。若说这是为了天下，我就不知道了；若说是为了人事，他的智慧又在哪里？所以可知他顾忌小怨而忘却长远谋略，只估量眼前而忽略身后。难道这就是所谓广泛寻求贤哲，让他们辅佐后嗣吗？有人问：上天厌弃汉朝的德行，海内分崩离析。三雄鼎立，都承受天命；终于驾驭豪杰，削平天下。他们宏大的谋略、长远的筹算，谁最先做到？君子说：孙仲谋凭借父兄留下的资业，依仗江海的险固，不敢同中原大国争盟，也没有争夺中原的力量。他连自守都尚且不足，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蜀先主具有英雄济世的器度，却没有争雄逐鹿的才力；远远逃到荆蛮，畏惧曹公神武，乘刘璋政事衰败之时，突然占有庸、蜀。国小民弱，风俗衰败；山川险阻，不同于崤函那样的深固要地；江汉相通，也不同于河洛地区的朝廷和市集。哪里能够与中原抗衡，齐足并进而挡在道路上呢？前代贤者所谓易地而处的议论，全都没有切中内心。况且应当估量德行而处置，衡量力量而行动。刘备难道是轻视先王旧居、轻视齐鲁旧俗吗？就像泰伯前往吴越、孔子进入九夷一样，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由此可知，才能雄厚的人占有的土地广大，国家强大的军队也强盛。土地既然由才能决定，才能又怎么能够轻易改变呢？

译《晋高祖论》。帝王事业各不相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若要等到辛、癸那样的禅让，汤、武就不能称为仁；若没有西伯那样的资质，高祖、光武也没有办法拯救天下。有的人宁可制造乱局来实现志向，有的人兴起祸乱来取得威势；遭遇虽然不同，天命却是同一个。宣帝聪明豪迈、明察诚信，博学多闻，敏捷而喜好谋划，宽厚而能够决断。他还没有得志时，勤勉从事王事，早晚以公务为重，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即使牧童之事也必亲自履行；取得严厉君主的信任，是所谓能臣。等到功勋德业日益隆盛，雄才渐渐显露，权谋策略世所罕有，应变如同神明；接受命令而尊崇华贵，竭尽股肱之力辅佐明帝，忍死于嘉福，终于使冲弱的君主失去君道，是所谓奸臣。等到内乱已经平定，外部防御也被消灭，威势力量盛大显赫，指挥军队迅疾如风，于是面对帝位却徘徊不进，诛杀皇族而观望形势。虽然大业刚刚建立，人望还在；若按名分和神明的道理衡量，请罪还来不及，归之于天命，则前代或许有可辩解之辞，但这样的美德还没有完全做到。况且成汤处在夏代，施行仁政来感动诸侯；文王处在殷朝，喜好谦让来怀柔邻国。高祖靠豁达宽容接纳万物，光武靠长者风范得到人心，从没有专门伏藏阴谋、每每施行诡计；却把何晏交给狱官审讯，向李胜显示虚妄之言，请求交战来显示威势，指着水来表示诚信；向人求取襦衣却不给他，害怕受到陈恒之讥。封闭坟墓、释放囚犯，并不以此为嫌，正如武王所做的事。可是内心惭愧、背弃义理，掩耳躲避声名，像狼回头一样吞噬魏人，像狐狸媚惑一样取得天下，也为前代史书所鄙弃。《宋武帝论》　前人。圣人不能制造时势，也不能错失时势。纵观帝王的福祚，没有不因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而获得志向的；有时天下百姓嗷嗷待哺，正是新王取得资助的时机。因此可知，秦朝有阎赵之间的嫌隙，汉朝遭逢王莽、董卓的灾祸，晋朝由于曹氏专权，宋朝实际上因桓玄篡夺，才得以施展智慧力量，拯救倒悬的百姓，清算陈浞、后羿的罪过，追问滔天大罪。何况刘裕天授神勇，具有应命于世的雄才大略；如果没有思念汉室的歌谣，就无暇借助从可的防守。同盟者二十七人，愿意跟随他的有一百人；雷霆般震动朱方，风发般席卷竹里；龙骧虎步，独自决断心意。长剑一挥，四方义声会合，荡平刘毅已经造成的楚国事业，恢复东晋久已断绝的根基。祭祀夏禹以配上天，不失旧有之物；即使古人用兵，也不足以超过他。至于罗致俊异之士，待人而知人，行动必合时机，用兵从不重复。向西尽取庸、蜀，向北划定大河；自汉末三分天下以来，东晋开拓疆土从未达到这种程度。有人问：前代史书说克敌制胜、获得奇才异迹，魏武帝多于他，这种评论对吗？君子说：获得奇才虽多，但前面的对手并非大敌。至于黄帝斩蚩尤、高祖制服项籍、光武抵抗寻邑、曹公挫败袁绍，这才是奇迹。至于慕容超政事不亲自处理，像奴仆下等人一样；姚泓是宗室后裔而心怀猜忌，借助他人之手；卢循只是逸乐之后的余势，谯纵是新近建立的国家；都是乘着间隙取得乱局，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至于在酒宴之间暗中筹算，在千里之外明察事机，揣度时机、计算日期，丝毫没有差错，也是古代的智士，谁能超过他们呢？只是礼乐文明方面，整日都没有闲暇；垂示风教、超过前代德行，这一点恐怕还没有做到。人望比不上建安，天命却比魏武帝更加显明。又有人问：抛弃德行而不合道义，舍弃旧臣而不亲近；宋朝功臣大多不能保全后代，难道事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吗？请说说其中的要旨。君子说：奸雄不是淳厚德行的称号，谋略勇力是果断决绝的说法。所以当初的同盟者，打算覆灭前代敌人，没有才能不显露，没有内心不披露，就像同船遇到风暴，哪里有隐藏的可能？等到高鸟飞尽、狡兔死后，那些有才能的人都是我的同类；并不是我积累德行、累积才能，而是他们知道我的作为。想到自己所做的事，又担心他们已经背叛，因此雄猜之心在内心发动，祸乱的征兆很容易萌生。韩信、彭越因此被剁成肉酱，刘备、诸葛亮也因此覆亡。既然如此，空谈尧舜之道，却不忍谈论桀纣的行径；思念燕、齐宗庙中享受祭祀的血食，却看见汉、宋的不仁。所以尉缭害怕秦王屈节，范蠡看出了勾践是能忍耐的人；绮季不肯出商山，是嫌汉王轻慢侮辱；严光隐身草泽，是知道刘秀的事业还不宏大。这难道不是有所防备吗？又有人问：宋祖进入关中，年老的宰相驾车作为先导；赫连因为逼迫而畏惧，姚氏淫乱昏庸，中原士人百姓以做臣妾为耻。王师军容整肃，很有礼法，因此有人叩马攀车，请求停留在关右。宫室陵寝，是大汉遗留下来的踪迹；关山重重，正是周朝长久延续的地方。既然人心和天意都不取此地，却违背众意独自归还，从前项籍被韩生讥笑，宋高祖又失去父老拥护，其中的道理可以听闻吗？君子说：评论项羽，并不是说刘裕；这是因为凭项王的才能，可以用力量控制天下，用势力夺取人心。依靠宫室的严整、山河的险固，这里是九州最肥沃的地方，彭城哪里值得筹算？刘裕家本在江南，率领全军远征获胜，却不能号令夏、魏，施加号令于秦、凉；虽说是关中，实际上是边远地区，鞭长难及，马腹之风末端也不能…… 王买德说：“贪恋归还。” 宋接受禅让时所留下的，不过是爱子等待归来；一举便可以取得，最终果然如同他的谋划，真是有智慧的人啊！

译《北齐高祖论》。从前张让、段珪浊乱天下，汉朝召来董卓，本想彰显诛杀之事，最终却有小平之奔；曹氏乘此机会，才创立霸业。郑俨、徐纥毁辱皇室大业，魏收、尔朱荣想要洗涤宫廷，于是发生河阴之祸。齐人借此承受天命，所以说：“乱局是治世的源头，机会是天命的征兆，不可以错过。”神武气度高峻而疏朗，器宇深沉；望见他便俨然生畏，风尘仿佛自然远去；听他说话更加严厉，犹如听见雷霆。甚至脚踏列星，声音震动原野；红色映照在团焦之外，青色……立于旅舍之门。汉高祖因此自负，部属因此更加畏惧，这就是所谓“历数在身，推让也不能除去”的情形。当时魏朝德运已经衰败，群小得志；孝庄帝死于贼臣之手，节闵帝被凶徒……。义士痛心，壮士流血；结党寻求同盟的计策，持剑想着勤王的军队，往往聚集在那里。因此顺应天下人心，采纳英雄的议论，于普泰元年六月在信都树立旗帜，以讨伐尔朱兆为名。当时赵、魏地区的豪杰，有高干邕、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诚、卢文纬、崔祖禽等，都竭尽死力。当代的杰出人物，还有尉景、段荣、彭乐、窦泰、匹娄昭、薛狐廷等，共同为此奔走。随后列举扰乱常法的罪行，揭露残忍安忍的罪过；为义帝发丧，三军都穿白色丧服；承受郭汜、李傕的逼迫，万里之内同心协力。没有谁不以精锐勇武感动人心，神奇雄伟的谋略出于天地之间；檄文还没有起草，声威已经传到贼寇朝廷。王者的诛罚将要加施，命运已经悬在鬼神的名册上。只是天光、世与尔朱兆同恶；在韩陵大战之后，才开始得志。不久，他龙骧虎步，高下得失全在掌握；开设幕府来统领外藩，分派心腹来统辖京城。虽然生我的是父母，扶立我的是高王，但既然怀有震慑逼迫的威势，就容易产生芒刺在背的言论。周、郑互相交恶，衍、殖挑起气势；赵鞅感到畏惧，于是发动晋阳的军队。襄王失去依靠，于是有迁居汜地的悲哀。虽然表章接连不断，公的愤怒却没有减退；紫宸宫不可以长久空置，丹穴也难以再次熏染。于是应验了“飞来”的歌谣，便商议迁都的便利。关西、河北都被剪除为仇敌；天平、永熙年间，遂成为敌国。于是边疆大为惊骇，钲鼓之声彼此听见。邙山之战，他扶着马鞭而自行脱免；砂苑之战，骑骆驼逃回。胜负彼此相杂，形势波澜不定；丰功厚利，各自都有可观之处。从前魏祖西征，中途患病；晋景公南伐，回军后便死去。这些都是功业尚未完成而心志穷尽，功劳将要成功而寿命先促。因此留下临终遗命，委曲安排后事，无法全部说尽。不久考察高祖辞让魏帝的表文，可以说言辞哀痛；看他对太子的言语，可以说把事情说尽了。与前代相比较，各有各自的时代。至于推诚待人，怀念旧情而不舍弃；选择儿子也是这样；虱子咬伤尉景的手臂，以此比喻高昂如同肝胆；把侯景托付给自己一半身体，这些是明达。牵马经过麦田，却不饮杜酒，这是严厉果断。放李穆回去，使他享受富贵；感念虎兕般勇士的劝谏，以此勉励臣下侍奉君主，这是宏大的器量。因此即使多次废立君主，也没有失去臣节；兵锋屡次受挫，人望仍然保存。这就不同于宠信贾充、猜忌荀彧了。《北齐文襄论》。神武说：“太阳为我而蚀，今天死了也会被掩盖。看他唱《敕勒歌》，哀痛之情多么深啊！观察太子的脸色，仍然有另外的忧虑。这难道是在悲叹寿命短促而怨恨上天吗？只是强敌在邻境，奸臣不肯归附，因此以此为恨。文襄能够继承宏大的基业，足以担当大业，追成从前的志愿，不辜负长远的谋划。所以他能委任绍宗，对外平定侯景；借助贞节之士，对内察知权豪；淘汰众流，整顿各项事务；纲纪全都建立，朝廷内外肃然。何况他嘉奖思政的忠诚，远远伸手与他相接；醒悟陆生的正直，更加奖赏他的才能，这也可以称道。况且作为君主，应当不辱威仪，慎重对待名位器物。先王凭此革除弊病，通达之人因而垂示风教。因此要建立章程，明确限度。水火可以踩踏，礼教却难以逾越。如今天命根基刚刚倾覆，宏大基业还未建立，国家有大难，不可以三年之内不发一言。在后园盛大宴饮，哪里能够一早跳舞取乐？这就是不慎重仪容。至于命令天子为痴人，把尊贵的名号比作狗脚；怨恨崔陵的话，不顾念元勋；恼怒孙腾的仪态，哪里还想到辅佐天命之功？这就是不珍惜名位器物。再加上任性放纵心思，率意而行；红色绮罗如花，妖艳容颜如玉。他决开池水，与淫女嬉戏；把贞姬投入狱中治罪。在洛阳背叛高慎，几乎使自己的父亲倾覆；在内寝与郑妃通奸，竟牵连到亲人。《诗经》说：“人如果没有仪表，为什么不赶快去死呢？”说的就是这种人。唉！楚庄王割断缨带，不显露妇人的节操；郑人献上囚犯，还尊重戴南冠的贤者。因此能够尽用俘囚的才能，取得醉酒者的力量。如今反而加罪于孝骞，赏赐王仪的用心，拒绝兰钦的慈爱……专诸的剑，这并不是不幸。

译《北齐文宣论》。文宣承受父兄的资业，守成已建立的事业，曲折奇异而不可测，内心刚强、外表柔和。正逢变故出于意料之外，祸乱的机兆暗中发动；他遇事戒惧，警醒之后才行动，所以使逆党没有遗漏，凶徒全部被消灭。自从掌政二世以来，对百官广树恩惠。司马公养育你的用心，只在今天；陈恒之子喜欢施舍，只求一时。于是腹心之臣没有离散，勋贵自然跟随。众人在晋阳大会，共同叙述哀痛惨酷之事；神采英发，风度清闲。后来人心本来难以测知，才推知这是上天授予，所以说：“今天的左仆射不亚于大将军。”因此感念光禄的言语，不等到一天结束便行动；听从仓丞的劝谏，治理旧事而没有归处。然而远近人心，赫虎的变故，爪牙都是旧将，帷幄都是旧臣，足以使邻国逐渐谋划，使异邦侧身而坐、忧惧不安。何况正逢梁朝国运衰败，道义在江淮消亡，家室中没有……周室厌恶关隘，函谷关封闭了泥封；因此能够使北方柔服沙漠边缘，使东方怀服辽海一带。政治崇尚明察正直，当时实际丰足；恩泽刚刚流布，精英已经耗尽。中山迫于汉献帝，高洋却比魏文帝差劣；只是礼乐尚未施行，冠履之制也未能借助。高谈王道，这一点实在有很多惭愧。有人问：“夏桀无道，殷纣暴虐，点燃烽火只求博取一笑，击鼓便饮酒三千人；虽然说是荒淫，却还没有穷尽鄙秽，仍然被称为夏朝罪恶太多，上天命令诛灭他。” 上天震怒，命令我的文考。如今显祖狂妄昏乱，醉酒后行事，没有不亲手把人肢解，亲自进行刺杀砍削；大规模召集淫女在眼前取笑，广泛命令宗室亲属聚集在宴席上。邺城没有自保的办法，殿前却有供奉御膳的困窘；有时臀行爬行来辱骂群臣，有时张开臀部给众人看。再加上土木工程不停，金凤高耸入云，征收赋税日益增加，长城绵延千里，却仍然能够快乐。世人以为可以保全安定，难道是天地不仁、降灾于万民，还是……恰好与他相逢？处在岔路上无所归依，我的心如同醉了一般。这就是所谓沉溺美酒、嗜好音乐的说法，原来都成了空话；三风十愆的说法，也都只是高谈阔论。”君子说：“源头深的水流长，德行盛的福祚久远。黡的放纵虽然明显，《尚书》所说的德行仍在人间。”齐神武讨伐暴君、战胜残暴之人，对天地有大功；他的后代即使再次失道，仍未被神明诛灭。所以《尚书》说：“上天只等待五年，是等待夏朝汤王的子孙。”有人问：“神武初年，根基确实有很多辅佐天命的人；文宣顺应符命，共同匡扶霸业。其中有些文武高才，世上少有；风流名士，也聚集了许多超逸之人。正逢君主暴政，时代荒乱，路途艰难险阻，却没有人撕裂衣裳远走逃亡，随从而行到近关。” 听说这些事情的人尚且足以动心，亲身遭遇的人却竟然不惊惧忧虑。这又是为什么呢？”君子说：“通达之人的道理，都记载在典籍中；显明和隐晦的踪迹，按道理是相通的。考察那些见到颜色就举身而起、飞翔之后才停集的人，那么仲尼离开卫国、夷齐让出国家，清风流传长久，高尚节操远远排列，当然是无与伦比的。其次，是南山的老人、东门的贤者；范蠡泛舟江湖，尉缭离开城市，这又是见到先兆便行动。也有人坚守贞节却不完全脱离世俗，隐居却不违背亲人；沉默于园林之中，随着人事时而收敛、时而施展。即使八月以羊酒聘请也不来，四时用束帛征召也不屈服，这种人也可以同他们谈论高尚的道理了。超过这些而往后，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实在是大道丧失已经很久，廉耻不再追求；人们奔走于昏暗君主的朝廷，沉沦在骄横君主的时代，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可悲啊！严尚已经死去，还有谁可以与之交谈？庸俗之人充满道路，彼此众多而我们寡少，难道还能使后世不昧地知道他们的志向吗！”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三。宋代李昉等编。兴亡下。《梁武帝论》一篇，《陈武帝论》一篇。《陈后主论》一篇，《隋高祖论》一篇。《隋炀帝论》一篇，《两汉辨亡论》一篇。《梁武帝论》　朱敬则。梁高祖聪明，有文思，宽厚而通达博学；生来神异，举动多有奇异之处，这是天生的仪表。永元初年，群贤接受命令，竭尽心力辅佐正道，尽力使天下安宁。细小的间隙尚未出现，微尘也没有动摇；但他已有雄伟的谋略、英明的筹算，独到的见识，审知长河将要决堤，知道昆山必然焚毁；道理上想要先于天意，来不及再等待后续行动。他呼啸而起，如龙虎会合，风云聚集；奔驰于两函之间而取得荆州，联合五都以震动都邑。长驱远进，独自决断心意；霜风飞扬扫荡，云雨滋润沐浴。白旄一挥，顽敌便授首。于是祭吊冤魂，向百姓谢罪，以牛酒致祭；彰明竹箱笼篚中的礼物，表彰善人。军队不疲劳，百姓无怨言；歌声所到之处，诉讼都归于解决。替代前代德运很快完成，天命已经所在。然而他亲自阅览典籍，详尽看见兴亡；留心寻求百姓疾苦，振作精神采纳善言。虽然教化还没有达到大道，时代也已经略有小康。若追寻他的德音，考察他的风俗，仍然根基浅薄、容易倾覆，防守源头枯竭、难以长流；祸乱接连不断，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况且军队号称义旗，战争称为讨伐罪人；胜利不应成为自己的利益，功业难道能私自成就吗？成汤还有惭愧，是因为离道义还近；武王没有惭愧的容色，是因为他对自己太厚。过去魏太祖兵锋无敌，神机独断，经历五十六次大战，使九州安静了七八成；百姓赞许他的才能，天下仰慕他的德行，却仍然辅翼拥戴弱主，尊崇奖掖汉室。到了宋高祖，剪除平定伪国和孽臣，安定恢复王室；义声冲天，至诚感动太阳。然而他又把军队悬置在四岳，决胜于五湖以北，平息燕地尘乱，向西清除秦地烟雾。宏大功勋不肯谦让，成就的德业被人推举，礼制所备的器物充满庭院，却仍然没有遵循旧有的愿望。晋帝今天所做的事，本来是心甘情愿的，义士尚且有人非难，通达之人还认为德行浅薄。何况梁朝取得天下，又比这更加严重。南康主作为盟主，实际上承认齐帝；奉戴他以成就最大的顺义，承受他的命令而发动义兵。国运已经安定，家族的怨仇又得雪；君主既然自称主持祭祀，臣下还有什么可猜疑的？这只是借用别人的名义，却不再向人报告。考察他的赐文，检验他的谦让，事情像面对面交谈，义理却不是修饰言辞。哪里知道辽阔江山相隔千里，他的矫情伪迹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向人显示这样的心意，难道是真正亲自实行吗？想让节义施行于家家户户，可能做到吗？作为统治人民的君主，应当像日月一样同样光明，凭阴阳来取得信任，胸襟如江海广大，容量与天地相同。从没有人用机智欺惊愚者，用奇异才艺迷惑众人；却拿武力同羊侃较量，向贺琛显示腰腹。与儒学宗师商谈，却只在章句上求异；改变设置官品，却不依据典章实录。每件事情都想先让别人唱导，又必须得到赞美。父亲作曲，儿子作注；君主制作诗歌，臣下歌唱。接受谄媚没有满足，进献谀词也不疲倦。浮华之道日益增长，轻薄之路由此打开；把上天的谴责当作嘉祥，把妖怪当作福祉。聚敛财富达到极点，赏罚没有章法，有识之士因此寒心，群臣却竟然没有预先觉察。如果说帝位是神圣之物，为什么还要走下殿阶？如果说肩负重任愿意休息，何必接受赎金而归？如果说使人民休息是要务，何必接纳叛臣？如果说吞并代地自有时机，何必中途答应讲和？利器没有收藏，奸人便得志。既然如此，侯景的军队是我们的人，使用的是我们的器械；驱使我们的人，举起我们的武器而取得胜利，难道是有什么奇异的法术吗？这是由于君主失去了教化。君父受幽禁和侮辱，宗庙倾覆危急；帝子王孙分据州郡，却没有晋、郑那样同心协力、虚心合契的援军。五侯九伯，分列海内山间；竟然听不到申包胥跪哭秦庭，也看不到茅夷鸿带着礼币拜谒吴国。户口和徒众虽然很多，却看不见拼死作战的人；宠遇虽然不少，哪里有报恩的臣子？江淮没有波涛险阻，城阙失去了藩篱的坚固；长洲的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的竹箭忽然摧折，岂不是太严重了吗？有人问：“梁主不把黄屋当作尊贵，不把紫宸当作高贵；离弃欲望、断绝爱恋，把声色归于空无；有汤、武的忧劳，像尧、舜一样清瘦，享国五十年，仿佛登上春台，却突然成为羁旅之人。” 叛臣像狗一样吠叫，逃亡的丑类长久防守；强弩指向宫阙，临逼城池；军队受挫、心志穷尽，怀着愤怒和怨毒而死。善行不能依恃，处在岔路上又归向哪里呢？”君子说：“梁主的美德，确实如你所说；但说神明不与善人相助，我还不敢听从。为什么呢？武帝晚年实在荒诞至极，竭尽守护县邑的力量也不足，把放纵自己的资财全部用尽，甚至只能勉强供给僧衣费用。从前夏桀凭九州的财富，秦始皇凭六合的尊贵，建造琼室而天下崩溃，修筑阿房宫而天下瓦解。何况梁朝土地不过相当于一郡，国家三分之外还要承担征戍之劳，内部又有雕饰奢靡的弊病。再加上金刹宝柱灿烂如云霞，银榜朱帘明亮如星月；神怒人怨，灾祸积累、忧患发生，过去的过错必然带来后果，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况且憎恶齐国却保全我梁朝，有什么补益？得到一个人却亡掉一个国家，并不是智慧。过去赵国接纳冯亭，造成长平之祸；梁朝接受侯景，造成永福之灾。金瓯忽然受伤，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

译《陈武帝论》。孔子说：“夏朝的道路不灭亡，商朝的德行就不会兴起；商朝的道路不灭亡，周朝的德行就不会兴起。”梁朝自从侯景进入关中，萧詧向西逃奔邻国，责怪南风不能竞争；三位皇帝被篡杀，两座都城覆没，可以说已经灭亡了。但百姓的痛苦既然深重，上天的道理也有所悔悟，因此天大的命运降临到陈朝。武帝身高七尺，双手下垂超过膝盖，大概是姚襄、刘备一类的人物。他宽厚而能容纳万物，明察而能识人，旷达不受拘束，雄勇盖世；声威震动岭南以外，功业达到日南。正逢王室纲纪败坏，大难没有停止；江湖群盗每天寻求战争，因此他投袂而起，高声呼喊，晚上不等到天明。梁大宝三年二月，他在白茅湾防御王僧辨。齐桓公小白联合诸侯，是为了谋求王室；臧子源邀集天地之间的人，只为讨伐贼臣。所以大家竭尽力量、尽心效命，抱定死而无二之心。义声一经发出，跟从的人如云。安坐而不发一言，神光充满屋室；建立牙旗，号令将领，飞龙在天，这正是他的志向。对叛逆者便讨伐，对伏罪者便宽免；讨伐叛逆是刑，柔服归顺是德。德刑并举，人们便知道他的心意。早晨还是仇敌，晚上便成为宾友；文公指着白水，萧王推示赤心，都不足以超过他。至于侯瑱是贼军将领，投降后没有受到像季布那样的疑忌；安都败军之后，回来接受孟明的任用。他看重孝穆的义气，像对待宾客一样礼待他；释放被欧阳所囚禁的人，只任用贤能。因此群才都得到任用，众人的勇力合在一起形成威势，荡平遍地的横流，廓清普天之下的巨患。在竹町把侯景剁成肉酱，在草丛间擒获王伟。于是他们的气息得以舒展归复，乌鸦也终于停息；仍然以新近之人不间隔旧人，以疏远之人不间隔亲近之人。可是又推辞亲近大臣的职位，正要另求统领之任。从前魏国推举袁绍，汉朝辞谢项王，原则贵在能够伸张，事理并不嫌弃屈居。到了江陵失守、丧失君主而另立君主之时，疆场没有忧患，群臣和睦，足以抒发三瞳【疑】所遗留的愤恨，消除万国长久以来的悲哀。既然上宰改变谋划，越次假立君主，晋国出奔子圉，秦国接纳贞阳；面对山陵变迁，只能长叹，君臣更换了位置，真是令人悲哀！何况居住在汜水而不归来，又哪里用得着方伯？在郑国尚未被接纳，谁能说这是勤王？于是暗中谋划亲信之臣，秘密召集武旅，把杜陵囚禁在别室，在临时处所告知文帝。船只趁着早晨的潮水出发，旗帜在夜月下收起；扫除绛阙的重重阴霾，使皇位回到紫禁之中。战事还不到一旬，天下便大定。又加上北面挫败萧轨，西面抵拒王琳，圣德日益更新，元勋渐渐茂盛。然后继承宋、齐的伟大功业，承接舜、禹的盛大名声，登坛告祭上玄之天，分封玉圭以揖礼各郡的诸侯。伟大啊，美好啊！没有人对此有所非议。只是云雷仍然屯聚，边地的尘乱还未平息。第二天，皇帝病势渐重，殓服陈列在庭中；楚国的王孙，感叹布衣之身尚未归来；燕国的太子登上机桥却没有回来，真令人悲哀！陈后主论 长城公陈叔宝的器度见识，像古代贤人；他是太平时代继承帝位的君主。看他访求忠直敢谏之士，禁绝旁门左道之人，禁止淫祀和妖书，雕刻薄葬所用的假物，即使古代明智之主，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只是他在边境加强防御，使南方国家因此困蹙；不举行礼义，苛刻之政日益滋长；不敦睦邻好，专以骄傲自大为务。宠妾有五十人，全都有佩貂的容貌；华丽服饰有一千套，全都取用夭桃般的颜色。又加上贵妃在旁陪坐，狎客在宴席上侍奉；玉一般的面容、绛色的嘴唇，咀嚼宫商徵羽之声；铺陈花笺，挥笔吟咏烟霞，长夜不疲倦，几乎没有清醒的日子。当时隋朝的德业正盛，南方覆盖江汉，厚待间谍；羊叔子使敌人倾覆而不必征伐，正如楚恭王丧失结交邻国的善意。又有贺若弼的谋略勇武，临机应变如同神明；韩擒虎的雄风，面对战机快如闪电。敌人无不迎着刀锋自行裂败，听到战鼓便争相奔逃；斩杀守卫张悌，使投降的薛莹迷失了知命之理。陈叔宝在紫殿上正色而坐，却不用袁宪的劝谏；白刃交集到面前，只顾作保全无社之国的计策。唉！龙盘虎踞的地方，如今露水沾湿衣服；千门双阙之间，风烟已经完全消散。临江离别的感伤，赴洛途中呜咽的悲哀；五百里的俘虏接连不断，三百年的王气寂寂地消散在长空之中。一个国家因为一个人而兴盛，前代贤人之后又因为愚主而灭亡，这种情形由来已久。有人问道：“安乐公刘禅、归命侯孙皓、温国公高纬、长城公陈叔宝，都被称为域中大国的君主、天下尊贵之人。有的衔璧送降，有的逃窜而接受拘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谁的做法更好？”君子说：“您所问的事情，都记载在典籍中，请让我为您陈述，任您自己选择。”至于投井求生、横冲乱跑而害怕死亡、面向宫阙请罪、跪着行走等待刑罚，这就是他们的谋略。骑在马上唱《无愁》之歌，侍宴时索取《达摩》之曲；刘禅不思念陇、蜀，陈叔宝完全没有心肝；对贾充说出不忠的话，对晋帝唱和邻国的诗歌，这就是他们的才能。纵容黄皓受宠、岑昏受宠、髙壤亲狎，以及任用江总，这就是他们的作为。剥去面皮、凿取眼睛，是孙皓的刑罚；抛弃亲人而亲近仇敌，是高纬的志向。其余琐碎事情，不能一一说尽。请听您心中的秤来裁断，任凭各人的明镜去照察。”客人说：“投井是下策。”

译隋高祖论 从前孙资暗中谋划，晋宣帝入朝辅政；郑译假传诏令，隋文帝接受遗命。由此才有魏人归附，又由此迁移周鼎。大概是上天厌弃乱德，神明诱导了他的内心。若是错误地指认河中的冰块，竟然成就王业；误击金鼓，仍然开启霸业的图谋。何况他形貌奇特，仪表出众。周太祖宇文泰钦佩他的明智，惊异于他的风骨；齐宪王高洋聪明明察，害怕他有非凡的作为。韦鼎一见他，便把诚心托付给他；赵公听到他的名声，便进献女儿。因此，称说刘季有灵异奇怪之处的人，不约而同地说出相同的话；谈论中兴应兆的人，往往私下相互议论。恰逢周朝多有变故，祸难接连而来。他起初凭借国舅父的尊贵，后来接受托孤的重任；骑在虎背上不能下来，于是借助夹击之势。对幼主不利，并不只是管叔散布的言论；把社稷交给别人，也不只是休公的答复。因此尉迟迥起兵响应魏国，乱军如云；王谦据守蜀地，跟随他的人像集市上的人一样多。于是他能够驾驭豪杰，委任忠良，不出庙堂，天下便大定。此后歌谣都汇集而来，礼乐文物充满朝廷；卿云在清晨聚集，长星在夜间扫除。拱手作揖朝见群臣诸侯，登坛祭告上帝；继承舜、禹留下的足迹，光大汉、魏的盛名。于是流布旷达浩荡的玄妙教化，浸润淳厚古朴的恩泽，削减秋荼般繁密的法令，革除亡国的哀声。又以恭谨勤勉来加强自身，以质朴纯厚来扩大德业。太阳照满昆虫藏身的洞穴，清澄的露水垂挂在行苇的枝梢。教导人民七年，也就可以让他们投入战争了。不久，陈朝丧失德行，江海掀起波涛；它自绝于上天，向下与人民结怨。于是以开皇八年十月，承接少昊的秋气，发动文昌星所象征的将星。蜀汉的战船顺流而下，翩翩如龙跃；幽州、并州的骑兵集结而来，战马萧萧长鸣。一片苇叶也可以横渡大江，发布三道命令便可以越过汤火。蒋山苦战，子文的魂魄飞扬；建业大败，陈叔宝的坚固防御也不能守住。他既然遭遇岸上的老虎，就不再是水中的蛟龙。斩杀伯嚭来向陈地人谢罪，礼敬陆机来慰藉吴地士人。春日的波涛暂时洗涤之后，污浊的习俗全都更新；秋露一降，败坏的教化便随之改变。于是下诏说：“如今天下完全统一，众生都能顺遂本性。内外官职以及远近百姓，都要家家自行修养，人人能够自我反省，使不守法度、不合正道的现象全都荡然无存。这就是忧劳之心表现在一举一动之中。因此要使六合之内如同看见初升的太阳，八方之内如同遇到雨后新晴。”何况他又对百姓尽力，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亲自实行以率领下属，出于本心来感化万物。烟火延续万年，风雨顺应四时。田野中有击壤而歌的声音，天上没有降下灾异的警诫。玄方丹徼之地，烽烟不起；玉槛金河之间，波涛长久平息。天子登上云台访求道术，实际上垂衣拱手而无为而治；公卿指着日观峰表明诚心，希望登山封禅而时时竭尽心力。可以说美好已经完备，却还没有达到尽善。然而他天性多疑，平素又没有学术修养，见识不能达到长远，施政只顾眼前，因此如同母鸡司晨，防范他人而没有止境。剖符封侯，很少有坚如山河的誓约；结盟之人，多有被剪除贬黜的悲哀。恩惠不能终结于有功之人，刑罚却常常重加于无罪之人。开启了宫墙将要崩坏的征兆，借助实沈星所象征的军队。杨素决开了洪水般的祸患，张衡又填补了它的缝隙。柳远起草诏书，房陵还在遥远之处；穆子交付兵戈，竖牛却仍然存在。祸患不是上天降下的，嫌隙是人谋划造成的。因此可知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君子说：从前陆贾、孟知祥预见中兴的征兆，宣帝开始重视儒术；李通称说汉家的天命，世祖专门信任图谶。时代所崇尚的风气一旦实行，其流弊便随之扩大。所以扬雄的符命之说、尹敏的虚假言论，就是这一类。高祖年少时喜爱不合经义的谈论，于是又喜好迂曲荒诞的学说。因此王韶顺从图谶，袁充迎合取容，赏赐多得超过丘山，恩宠深得如同江海，难道不是弊病吗？又祥瑞，是圣人感应上天的征兆。至于八百诸侯会集孟津、六王到达陔下这样的事情…… 周人在岐山以北，晋国众人在江汉以南，背负音乐而归顺陈国，携手前往宋国；牛马向内归附，群盗向外奔逃。宗庙社稷安定，百姓没有离散，这是祥瑞中最高的。至于连珠共同运行，在清澈银河的边际闪烁；璧玉相合而光辉齐放，光芒照耀黄道之上。四时没有失常，百谷因此成熟；家家有孝顺慈爱之人，人人怀有礼义之心，这是善政的感应。至于白鹿、朱雁、美玉般的甘露、卿云，以及毛色奇异的鸠雀、形状特殊的草木，这些都不过是沐浴了我皇帝的恩泽，受到我天子的春风温煦。圣人处在圆城之中，天子生成万物，难道足以用来表明太平之日、显示盛明之时吗？但隋主偏爱这些祥瑞，意旨却不能完全达到，于是使巧诈虚伪与真实相杂，何其浅薄啊！近来石虎拥有中原时，内心臣服于汉高祖，自比于光武帝。子女死于淫乱昏暴，礼乐文物毁于刀兵，他还得以满足六马驾四辚的排场，焚烧连理木材，烹煮白雉的肉。如果天道不迷惑，就应当降下灾祸。由此谈论，结论完全可以知道了。隋朝如此眷恋这些祥瑞，又有什么用呢？有人问：晋朝攻克金陵，功劳多的归于属吏；隋朝平定建业，德行功绩卓著的人却尤其【阙】。难道要在朝廷政事上争名，一定要使这些将领的廉耻之道全都丧尽，连史书的简册也不害怕吗？君子说：熟悉用兵的人，能够根据敌情变化，所以有功成之后请罪的道理。关于君命可以不接受的说法，也是如此。如今王濬乘风而进，贺若弼先行交战。假如取得重大胜利，又何必计较细小瑕疵？现在才知道责备士兵玷污宫闱，征召军司追查隐藏的玉帛，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起初【疑】范燮后来进入，孟侧没有前进，却还能提出理由；冯异默不作声，当时没有君子，这种做法又从哪里取得呢？难道能同那些自夸而不知惭愧、捋着胡须径直出面的人相提并论吗？又有人问：王者刚刚兴起，必然有辅佐天命之人，他们无不声气相应、同类相求。白云郁积而庆贺龙的出现，清风聚集而环绕雕虎；他们不因平险改变志向，不因远近隔绝内心。千年一遇的时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三代以前的事，遥远得没有边际；两汉以后，则可以追寻其声名。至于庇护风俗、匡正时局、以国家为本而经营四方，谋略出自心腹之臣，政务依靠股肱之臣。只是清济流入浊河之后，波澜便难以辨别；蚊虻附在骏马尾巴上，便无法知道它们奔跑的迟速。既然因讨论征伐之事的余绪，愿意请您显示最后裁断的尺度。君子说：神人不居功，通达之人不留痕迹。张子房的玄妙机谋，独自映照出清明的见识；独到流转的实践，发动机变时如同急箭相应；他的优游淡泊，神思与太虚相交，不是众人所能达到的。

译至于陈平、荀彧、贾诩、荀攸、刘琬【疑作刘廙】、郭嘉、田丰、沮授、崔浩、张宾等人，可以说是天下的精英、帷幄中的最高妙策士。他们掌握权势、合于变化，能够因失败而转成功。从秦汉以来直到周、隋，像兰菊相互熏染一样，只有这些人。又有萧何镇静关中，寇恂安定河内，诸葛亮辅佐蜀国，张昭辅佐吴国，茂弘经营琅琊，景略辅佐调和永固，刘穆之总理各种事务，杨遵彦使百官制度都归于正，苏绰共同渡过艰难，高颎一同经历创业草昧。虽然功劳有大小，国运有长短，他们全都是股肱之材，都是忠烈之士。至于用威势使国家安定，用谋略震动邻国，击鼓出师，使三军奋勇，把军队部署在边境上而千里没有尘乱；在内政和军事两方面都具备才能的，只有孔明和景略。因而崔浩说：王猛是苻坚的管仲，刘裕是德宗的曹操。孙盛说：孔明善于辅佐小国，是子产一类的人。这些话说得恰当。隋炀帝论 炀帝容貌俊美，性情聪慧，年轻时喜好学习，擅长写文章，所以高祖和独孤皇后尤其宠爱他。他矫饰情态、粉饰行迹，有曹丕钓取名声的做法；倾心承奉宦官，像子楚表现仁孝一样。何况他南面平定江左，北面安定边塞，杨素称誉他的贤能，桑和赞美他的容貌。恰逢东宫失去宠爱，紫禁之中的恩宠流转，于是他照临前星，成为太子，登上明两之位。朝中衣冠虽然盛大，入朝之人却少有商山四皓那样的宾客；公宴虽然很多，谈论的人不过是七子一类的宾客。但他的奸诈之心尚未显露，虚伪的行迹也还没有穷尽。像猕猴戴帽子一样，轻薄的本性不会长久隐藏。何况老虎一旦装作善良，爪牙的毒害终究会施展，所以他在大渐之晨无道，在易箦之夕沉溺淫乱。他没有高宗居谅阴守丧那样的德行，却有丹朱般的怠慢游乐。当时隋朝的德行还得到人们拥护，众生安居乐业；二十年的教化聚集了力量，百万人的军队精锐强盛；他凭借天下财富充足，便骄傲于海内太平。于是自以为土地广大超过三代，威势震动百蛮，依恃才智而自负，傲慢狠戾而背弃明德。内心怀有险诈躁急，外表却显示宽和安静；以盛大的服饰掩盖奸邪，以文饰的言辞拒绝劝谏。又荒淫没有限度，法令越来越繁密；民力耗尽于穿凿筑造，纺织机杼因聚敛而空置。十户人家之中，已有一两家想要作乱。此时他开始驾驭八骏，建造五牛车；穆天子所见的白云变得更加遥远，瑶池之外，秦始皇观日将要踏上石梁之前；有人因为道路上的言语而受刑，有人因为进献滋味而被杀。人死了不能无罪而获免，有功了也不能求取奖赏；人们彼此相顾而战栗，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停止。十户人家之内，想要作乱的已经有五六家。于是斛斯政向外逃奔，杨玄感在内部叛逆；军队在辽水受阻，粮食在河黎中断。月亮周围出现七重晕环，知道髦头星侵犯毕宿；日光向四方散射，察觉到百姓已经各自崩离。又挑选妖媚女子，放纵朋党淫乱；欣赏众妇人的轻慢言语，喜爱少年的丑陋污秽。不守法度，不合正道，没有威严，也没有仪容；关卡桥梁不通，赋税徭役断绝。又倒取五年应征的租税，用来充当长夜淫乐的费用。十户人家之内，想要作乱的已有八九家。当这时，小人正兴起，群盗极其猖獗；大的劫掠州县，小的抢夺乡村；四民纷纷扰乱，都没有可以歇肩的地方；九州喧闹不宁，居住之处都成了交战的战场。天子于是巡幸维扬，泛舟江上，驱赶虎贲骑兵，唱着龙舟之歌，把大江当作天然壕堑，把长淮当作地势险阻。周章到了戏下，尚且不知道局势已经如此；阎乐进入宫门之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过去曾是天下所倚重的君主，如今竟被一个匹夫轻视，难道不可惜吗？那个炀帝聪明多智、博学多闻，难道不知道蛟龙失去云气，渔夫就足以加以伤害；鲸鲵离开水中，蝼蚁也可以造成灾祸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他忽然抛弃崤山、函谷关的险要地区，背离黄河、洛水的重大屏障。说到盗贼的人获罪，敢于进谏的人受刑；难道不是声色使他沉醉了心志，上天夺去了他的明察吗？他逃到吴夷之地来躲避灾祸，空置宫阙等待圣人到来。大概这是在替大唐扫除道路。君子说：“小人的心，就像火一样。火的本性必须有所焚烧，小人的心必定要有所伤害。当他受到宠遇时，就排斥忠良，庇护【疑】道德之士；辨别足以改变人的视听，言辞足以结固君主之心。他用淫逸奢侈来引导，用苛刻严酷来诱使。百姓困苦却不加怜恤，政事荒废却不加修治。就像蝼蚁毁坏堤防，人们没有察觉堤防已经败坏；又像春风滋养草木，只看见它日益茂盛。事情发生了才不知道，祸患形成了才害怕。他本来就没有才略，不能在失败时求得保全；本来就少有恩德，怎么能得到众人而成就事业？进退都陷入困境，没有容身之处；有的出奔来谋求生存，有的杀害君主来替自己解脱。”我考察史书，遍览兴亡之事：开启徭役的多是宠臣，害死君主的无不是近习之人。然而庸君昏主没有一个肯疏远他们。还要再说什么呢？” 两汉辩亡论　权德舆 谈到两汉灭亡的原因，人们都说是王莽和董卓。我认为，王莽、董卓篡逆，玷污神器而扰乱百姓；他们自取灭亡，天下人都明明白白地听闻和看见了。静心考察事情的起初，导致西京灭亡的是张禹，导致东京灭亡的是胡广；他们都借助儒术之名伸张自己的邪心，猎取一时的大名，达到三公宰辅的高位。言辞意气所发之处，国家的损益都系于此；他们多方柔顺逢迎，保全职位、守住俸禄，有的使当时的君主陷入困境而逐渐造成祸阶，有的依附凶邪之气而结成祸根。因此国家倾覆的契机、篡夺的征兆，全都是他们加以指引、逐步造成的。虽然相隔的年月很远，却仿佛仍然是亲手传授、以眼神指示一样。他们造成的贼害，难道只与王莽、董卓相当吗？张禹凭借经术做皇帝的老师，亲身兼任汉朝宰相，特别受到尊重信任，处在臣下地位的最高点，也是儒者地位的极致。永始、元延年间，天地灾异屡次出现，议论政事的人都严厉批评王氏专权。当时成帝也因天变而后悔恐惧，却没有办法作出决断。成帝驾临张禹之处，屏退左右来询问他，希望听到他一句话作为准则。替张禹谋划的人，也应该陈述《大易》中坚冰将至的警诫，诵读《小雅·十月之交》的讽刺，趁皇帝正准备采纳之时，痛切地陈说得失；他却反而以很少谈论天命、不谈怪异为借口，使成帝不再疑虑，助长了王氏日益强盛的势力，使上下都安然无事，转眼之间便亡了国家。即使皇帝的考虑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也应当开诚布公地陈述，切实规劝，当面在朝廷上争辩；何况正是在皇帝到府第宴饮、虚心询问决断的时候，他却只顾在床下看望小儿，在近郡为子婿谋官，恳切地把一家人的凡夫心思当作自己的心思，只图自身安稳，不顾国家忧患，致使群盗世代【《文粹》作“弄”】掌权，交替执掌魁柄，祸患成熟、毒害流布，终于到了新都也不能遏止的地步，这实在令人愤慨。到了东都顺帝、桓帝之间，国家统绪断绝；胡广凭借大儒的声望掌握政权，地位达到上台之极。起初，梁冀凭借外戚的重权，贪婪暴戾地把持国政；毒死质帝之后，商议拥立继承君位的人。公卿大臣都认为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又是最尊贵亲近的人，可以使人心安定，已经议定了策略。梁冀于是害怕他明智贤哲，又不利于拥立年长君主，便私下同意蠡吾侯，独自违背众人的意见。替胡广谋划的人，也应当像石介那样保持中立、坚定不回头，率领赵诫等人，与李固、杜乔共同坚持所守的原则。然后三公百官一起在朝廷上以正直言辞进谏；即使梁冀暴虐放纵，难道能在一天之内把汉廷群公全部诛杀吗？他们反而追求一时的安稳，首先表现出畏惧懦弱，终于使清河王白白被废，蠡吾侯成为祸根，国家日益衰败，汉道日益困蹙。于是造成党锢之狱，酿成宦官之祸，祸乱循环不止，直到董卓出现，赫赫汉室竟变成了当途之人的遮盖物。

译栋梁弯折、罪恶败坏的由来，已经很久了。那梅福以孤远之身上疏，张纲以卑微官秩埋车轮而进谏，他们难道是寻常人吗？可是为什么不思考这一点呢？唉！趋利避害、追求荣达而厌恶困穷，大体是有生命者的常情。等到亲自掌握政柄、关系国家存亡时，就应当谨慎于开始，在事变初起时作出决断，以引导善气，遏止祸乱的根源。若祸根已经萌发，就应当至死不息；即使白刃也可以踏过，鸿毛也要看得轻。为什么张禹、胡广在国家安定完整时，只追求小忠而树立细小的操行，屡屡在白茎上献出吉凶占筮，又用摸筹的方式阻止立后；等到安危关头、国家大事当前，却甘心闭口不言，暗中拱手旁观变化，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当时火焰已经炽烈，足以燎原；洪水滚滚，足以冲毁山陵，使天下陷入烟尘灰烬，使万民挤在昏暗困顿之中。即使过了一百代，也没有人指出他们的姓名；史书虽然粗略评论，却没有穷究事情的始末。况且出奔而不越过国境，还要书写弑君的罪恶；言辞虚伪而又强作辨解，便会受到两观诛杀之刑。假如处在《春秋》的时代，明确揭示张禹、胡广的罪行，写下来告诫后世，哪里说得尽呢？当初如果西京抑制王氏、尊重君主而贬抑臣下，大概就不会有哀帝、平帝时的败坏；东京如果登用清河王，君主明智而臣下忠诚，大概就不会有灵帝、献帝时的祸乱。大汉的国运未必就难以理解。有人认为国家的兴亡都有冥冥中的定数，不是人的谋划所能抗拒；那么只要取来一个盲人、一个哑者【《文粹》作“声”】让他们互相辅佐，立一个土木偶像尊奉它，给它穿上章服系上绶带，排列在朝廷之中，这样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尧、舜还要有时询问、有时叹息，殷、周还要有时托梦、有时占卜，像这样从早到晚忧劳，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呢？我因研习古代史书，又爱好《春秋》褒贬的学问，内心有所激愤，所以辨析其中的原因。秦论上　罗衮 使秦朝灭亡的，不在胡亥、赵高、子婴，也不在秦始皇，而在李斯。胡亥本来就是亡国的材料，把秦国交给他是错误。赵高如同不幸被秦国疯狗咬伤的人；左右之臣如果不谋划制止，他本来就会反过来咬伤主人。子婴在天下已经混乱四十多天后即位，随即灭亡。考察他的作为，并非没有庸主的才能；但他就像坐在四面起火的房屋中，火势已经烧旺，即使有灭火的方法，又从哪里能够脱身呢？秦始皇虽然不是因为仁义而死，但他死时天下无事，百姓正在选择君主，只是他的遗诏没有在胡亥那里实行罢了。李斯本来名闻天下，君臣彼此相得。六国平定之后，不能在这时扩大成果，使秦朝修明帝王之道，这本来也是失策。等到秦始皇在外地驾崩，奸臣谋划作乱，李斯又不能在此时制止变乱、谋求保全秦国，终于使赵高得以实行他的阴谋。胡亥极其凶恶，子婴孤独地死在仓促混乱之中。秦始皇失去了贤能的继承人，于是让后世暴露出秦朝的罪恶。嬴氏祖先的鬼魂不能享受祭祀，都是李斯造成的。那么在赵高作乱之时，李斯按义理应当怎么办？奔赴上郡与蒙恬会合，拥立扶苏，替国家讨伐贼臣，以巩固社稷，这才可以。当时蒙恬和扶苏率领三十万军队，驻扎在上郡。蒙恬的威势在外震慑匈奴，在内取信于秦国；三代积累功勋，兄弟忠诚守信，历世受到尊重任用。扶苏是长子，因为直谏而被派出。虽然如此，秦始皇本来就知道扶苏贤能，所以没有下诏分封诸子，只单独写信给扶苏，想立他为继承人。天下人都知道扶苏贤能，认为他应当即位，所以陈胜、吴广起兵作乱时，才假托公子扶苏的名义来顺从民众的愿望。假使李斯凭借蒙恬的威势，发兵进京；凭借扶苏的声望，命天下人共同诛杀赵高一人，难道很难吗？贼臣诛杀之后，蒙恬、李斯再共同充分发挥才能，辅佐贤明君主，使天下宽和安定，秦朝就不会灭亡。不仅不会灭亡，还将兴盛。李斯不肯采取这个办法，沉溺于俸禄而害怕祸害，在倾覆危急之际苟且周旋，使秦朝背负杀死嫡子而立庶子、滥用刑罚虐待法律、杀害君主而亡国等罪恶，穷尽天地也不能洗刷，这都是李斯造成的。可悲啊。秦论下 有人对罗衮说：“您谈论秦朝灭亡以及保全秦朝的办法，已经很明白了。我听说国家的兴亡是天命。假设李斯没有失误，秦朝果真就不会灭亡吗？”罗衮说：“我虽然没有直接说天命，实际上说的正是天道。您虽然用天命来问我，却还没有懂得天命的含义。所谓天，就是公平而没有私心，所以说：‘皇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统治人民的君主有德，天就赞助他使他兴盛；没有德，天就革除他使他灭亡。兴亡的命运在于天，而导致兴亡的原因却在人。’《尚书·商书》说：‘夏王不能长久保持德行，怠慢神明，虐待百姓；皇天不再保佑他，监察天下万方，开启并引导有天命之人，眷顾寻求纯一之德，使他成为神明的主人。’这就是说，桀不能常有德行，不敬神明，不体恤百姓，所以天下不得安宁。上天把桀的所作所为广泛地察看天下诸侯，发现有能够承受天命的人，便为他开辟道路并加以引导。因为商汤有纯一之德，上天寻求他，让他代替桀成为天地神祇的主人。所以说：‘不是上天偏爱我有商，而是上天保佑纯一之德。’秦二世没有德行，具备了导致灭亡的条件，因此上天革除他而使秦灭亡。假使扶苏果真即位，他本来有德，具备使国家兴盛的条件，上天必定会赞助他，使他兴盛。” 不应当夺取嬴氏的天下，让刘氏取代它，就像商取代夏那样。有人说：“李斯的过失，应当责备他没有尽到职守；即使说他不忠不智，也已经够了。您却加给他‘亡秦’的谥号，不是太重了吗？”罗衮说：“我难道是想把这个罪名加给李斯吗？只是圣人的道理不可更改。从前郑国公子归生谋杀郑灵公时，曾与子家商议；子家的权力不足以抵御祸乱，又害怕被谗毁，于是跟随了他。《春秋》把首谋者定为主要罪人，所以记载说：‘郑公子归弑其君夷。’李斯正属于这一类。您难道想改变圣人的道理吗？”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宋代李昉等编。史论一。《晋书·宣帝总论》一篇，《晋书·武帝总论》一篇。《宋略总论》一篇，《梁典·高祖革命论》一篇，《周书·皇后传论》一篇，《周书·八柱国论》一篇，《晋书·宣帝总论》，《唐太宗文皇帝论》。天下这样广大，百姓是根本；国家这样尊贵，君主是首要。治乱没有常态，兴亡各有时运。因此在五帝以前，居处万乘之位反而以此为忧；三王以来，处在忧患之中反而把它当作乐事。人们竞相施展智力，争夺名利；大的吞并小的，强的袭击弱的。到了魏室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时，战争不息，烟气雾气交错飞扬。宣皇以天赋的才姿承受天命、辅佐帝业；在文事上继续治理，在武事上凌驾威势。他任用别人如同任用自己，求取贤才唯恐来不及。心思深沉险阻，别人无法测知；性情宽厚舒缓，能够容纳众人。收敛锋芒与世俗相处，随时势而舒展或收卷；收起鳞甲、潜藏羽翼，等待风云际会。用忠诚装饰自己内心的诈术，延续即将危亡的君命。看他在内部果断施展雄略，在外部决断英明谋略；百日之内消灭公孙氏，十天多一点便灭掉孟达。自以为用兵如神，谋略不必再作第二种考虑。后来率众向西进军，与诸葛亮相持。他压制甲兵，本来没有决战之意；诸葛亮送给他巾帼，才激发了他的愤怒之心。他手持符节守在门前，雄图顿时屈折。请求出战千里，其实是想借此显示威势。况且秦、蜀两地的士兵，勇敢与怯弱并不相同；道路有平险之别，劳逸也各不相同。以这样的条件争功，利弊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他反而闭营固守营垒，没有人敢于出阵争锋。活着时畏惧真实的敌情而不前进，死后又怀疑虚假的敌情而仍然逃跑。良将的道理，难道就失误在这里吗？文帝在位时，他作为辅翼权力很重；许昌受到的托付同萧何相同，受到的信任超过霍光的寄托。本来应当说他竭尽忠诚、尽守节操，可以与伊尹、傅说相齐。到了明帝将死时，又把栋梁之任托付给他。他接受两位皇帝的遗命，辅佐三代朝廷；既然承受忍死托孤的重任，却一点也没有以身殉主来报答。天子在外，他却在内发动军队；陵墓的土还没有干，便互相诛杀。忠贞之臣的操守，难道应当如此吗？追求尽善的办法，反而因此令人疑惑。难道统筹征讨的策略会东边聪明、西边愚蠢吗？辅佐君主的心，为什么前面忠诚、后面却作乱？所以晋明帝掩面而泣，以欺骗虚伪取得成功为耻；石勒放声直言，嘲笑奸邪反复而建立功业。古人说：积累善行三年，知道的人很少；做一次恶事，天下都听闻。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使把过错隐藏在当年，最终也会在后世受到讥笑；这就像盗钟时捂住自己的耳朵，以为众人听不见；专心偷金，以为市上的人都看不见。因此知道，贪图眼前利益的人会遗弃长远，沉溺于利益的人会损伤名声。如果不能损耗自己来使别人得益，就只会使别人遭受祸患而使自己得到利益。顺应事理而行动，容易取得力量；违背时势而行动，难以成就功业。何况晋朝的根基尚未完成，却逼迫已经拥有余力的魏国；即使道义足以覆盖天下、德泽遍及百姓，但上天还没有开启时机，宝位仍然被阻隔，不能用智谋竞争，也不能用武力争夺。虽然福庆流传给后代，他本人最终还是只能面向北方称臣。另本作“皆晋书本文”。《晋书·武帝总论》　同前 武皇承接帝业，广大地接受天命，掌握图籍而治理天下，施行教化、引导百姓。以代替劳苦的办法，以治理改变混乱；断绝进献缣帛的贡物，去掉雕琢的装饰；抑制奢侈【一作“俗”】，使风俗转向俭约，停止浇薄的风气而返回淳朴。他平素喜好直言，留心选拔人才；刘毅、裴楷因质朴正直而受到容纳，嵇绍、许奇即使是仇敌也不被抛弃。他用仁德治理万物，宽厚而得到众人拥护，具有宏大的谋略和宽广的气度，有帝王的器量。当时百姓和睦，风俗安静，家家富足、人人丰足；于是修治武备，想要开拓疆域，在深心中决断神妙的谋略，独自规划雄伟的图谋。马隆向西征伐，王濬向南进军，军队没有拖延时间，獯虏【一作“种虏”】的踪迹被削除；兵器没有沾血，扬越便成为废墟；打通了上代未能打通的道路，使前人未能臣服的地方归服。祥瑞明显应验，风俗教化肃清；天下的功业已经完成，霸王的事业也宏大了。虽然登封的礼仪谦让而没有举行，骄傲奢泰之心却因此产生；看见土地广阔，便以为万代都没有忧患；看见天下安定，便以为千年都会长治久安。不知道处在广阔境地而思虑狭窄，广阔才能长久；居于安治之中而忘记危险，治理就不会永远保持安定。加上所建立和任用的人并非适宜托付之材，失去人才而只想趋向太平，行动上先迎来了祸乱。这就像将要前往越地的人，却指着沙漠作为道路；想要登山的人，却乘船渡水寻找路径。所要到达的地方越远，所走的方向就越困难；南北相差很远，高下正好相反，想要到达目的地，不也是很难吗？何况凭借刚刚建立、容易动摇的根基，却没有长久安定、难以防备祸患的考虑。因此贾充是凶恶的小人，怀着奸诈的意图玩弄【一作“拥”】权力；扬骏如同豺狼，包藏祸心而专擅辅政。等到宫车晚出、谅阴守丧尚未终满，藩屏之臣改变亲近而成为疏远之人；兵连祸结，竞相毁灭根本；栋梁之臣回转忠心而兴起伪诈；仇敌各自施展凶威。不出几年，纲纪大乱，海内动荡，宗庙迁徙；帝王之道和王者谋略，反而落入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披发之乡。抛弃重大的根本来资助别人，掩盖细小的过失来为自己求托，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由于前面失于谨慎，所以把祸患留给后世。况且了解儿子的，是贤明的父亲；了解臣子的，是明智的君主。儿子不肖，家就会灭亡；臣子不忠，国家就会混乱。国家乱了便不能安定，家族亡了便不能保全。因此君子防备祸患的开始，圣人堵塞祸端；可是世祖被荀勖的奸谋迷惑，又被王浑的虚假计策蒙蔽，心意转移到众人的议论上，事情不能由自己谋划决定。刘元海应当被除掉却没有除掉，终于使中原受到扰乱；惠帝可以废黜却没有废黜，最终使宏大的帝业倾覆。保全一个人的性命，是轻小的德行；使天下达到极盛，是重大的功业。舍弃一个儿子，是小小的忍心；安定社稷，是最大的孝。何况凭借三代积累而成就功业，却在两代之后使它丧失。这就是取轻小的德而舍弃重大的功，害怕小小的忍心而忘记大孝。圣贤的道理，难道会是这样吗？虽说开始时善于谋划，最终却违背了正确的法令。因此史书对此反复叹惋，不能不感到慷慨。另本作“皆晋书本文”。《宋略总论》　裴子野

译宋高祖武皇帝凭借盖世雄才，从平民中兴起而兼并天下，攻克国家、取得俊杰，行迹多似魏武帝；功劳施及天下，盛德厚于晋宣帝。怀柔荒远、讨伐叛乱的劳绩，以及平夷边境、荡平险阻的力量，足以一一论述。他在军阵之间施展政略，击退孙恩蚁聚般的部众；一旦奋臂而起，便扫除桓玄盘踞如磐石的宗族。并驾长驱，三齐没有坚固的营垒；回师向内进发，五岭没有残余的妖乱。命孙季高在大海之上讨伐，番禺很快被席卷；从百夫长以下提拔朱龄石，庸、蜀便来称王臣服。羌、胡畏惧威势，交相成为内外呼应；统率虎贲之师来经营中原。石门、巨野的险隘，指挥之间便被开辟；关头、霸上的阻隔，竟然没有成为藩篱。俘获敌军首领，迁取他们的珍贵宝物；登上未央宫洒酒祭告，经过长陵便下拜致敬。盛大啊！悠悠百年，从来没有这样的功业。于是倒置兵器，停止战事于泗水；把彤弓纳入宫阶，开始建立宋朝都城。凡是细小的祸根必定铲除，华夏和夷狄没有不服从的。然后向上帝请命，遵循前代帝王的步伐。零陵王被除掉，宋高祖心中毫不猜疑地接受帝位，面色没有惭愧。这就是古人所谓以义取天下吧！至于他提携部众、草创基业，魏孟、何刘辅佐；总理政务、掌握大局，穆之、徐羡、镇恶、道济经营武事；传亮、谢晦经纬文治。长沙王以同母兄弟身份共同艰难，武烈以清正贞洁安定南楚。其他相互依附、奔走效力的人，像云合雾集；仿佛用椽木建造大厦，众星仰望银河。有的从民众中选拔，有的从未有名望的人中得到；群才无不施展智能，才能全都得到发挥；爵位不随意加授，官职没有私下请托。晋朝末年之所以荒乱、救济【疑】不成、杂乱混淆、结党包庇、放纵恶行，无不被他驱除扫荡、革除改变，和他们重新开始。君主行事俭朴，国家却不因此鄙陋；百姓勤于征战守戍，下面没有怨言。政令严密，赏罚端正公平；远方没有不怀念的，近处没有不归附的。此时若作为郡县疆域，向南越过交趾，向西包括剑阁，向北划过黄河而绕到东海；天下七分，他占有其中四分。自永初末年起，天子背靠屏风，专心安抚百姓，以燕、代为戎地，岐、梁道路阻塞，准备发誓统率六军，屠灭桑干，使境界扩展到北地。三公大夫相互顾望说：等到军队振旅凯旋、乘车向南返回时，请准备好银绳玉匣，向东岳报告。后来洮水之战没有兴起，当年便去世；营阳王轻佻而不受教训，因而败坏车驾。太祖宽厚严肃，宣惠大臣的光彩超过前代二位兄长，前来承受宝命。沈约明察而内心果断，不愿政权由宁氏掌握；能够消灭逼近权力的人，不使芒刺刺身，亲自临朝处理政事；大体上尊贵恭敬，依据先王的典章斟酌行事，勉强…… 宣明当时适宜的政务。官吏长久任职，抚育孙辈、养大长子；百姓以生计安乐，很少陷入刑法。仁厚的教化已经广泛流布，天下欣悦，没有不服从的。每逢皇帝驾车巡幸，箫鼓声远近可闻；百姓扶老携幼，仰望他的仪容法度。皇帝勤勉爱民，唯恐时间不够。起初，徐傅被诛杀，继而寻求内相王弘处置此事；又想降服彭城，便欲有所作为而不违背王弘。王华、殷景仁凭忠诚诚信辅佐皇帝成就政业；谢弘微、王昙首凭深沉缜密参与机要。徐……【缺文】；王僧绰以体察国事彰明信义。谢方明、刘道生以治理有惠政而称为良能。高简则法令，明清则贵王。旧……【疑字】文章方面，颜延之、谢灵运有文采华丽的巨大才华；儒雅方面，裴苟、何傅专擅为人师表的高深学问；刚正明亮、骨鲠敢言方面，有袁粲、蔡子度；建言忠诚有益方面，有范泰、何尚之。宗室藩屏、皇帝的弟弟和儿子，如江夏、衡阳、庐陵、隋王、建平、临川、新喻，有的清正简约而明审，有的文思敏捷而通达，都博爱士人、以礼相待，明察而声誉流传。十三四年间，人才众多。皇帝也蕴蓄文义，想要弘扬儒学。国都建立了学校，家巷之间也听得到四学的教诲。天子于是下车停驾跟随他们，用束帛和劝勉之辞鼓励他们。士人无不专心于诗书，沐浴礼义，谨慎遵守规矩，文采显著而趋向正道。行为修洁、言语合乎道义的人，才得以入朝任职；举止威仪轻浮的人，乡里不予接纳。公宫中若不是乘车佩羽的人，不能入庭；私人之家若不是乘轩车、戴车盖的人，不能越过门槛。冠冕之士，举止都雍容从容。于是文教兴盛，武功也显著。任命将领、接受军法，指日可待。檀道济等稍加讨伐，便向南登临象浦；刘斐于是整顿军队，向西踏入仇池【疑作“仇他”】。良马巨象充满外厩，奇珍异宝和各种货物，下至百余种。禽兽草木的祥瑞，每月有六七种；翻译绳山、讽诵海隅的使者，每年将近十余批。自江东以来，凡有国家，功业丰盛、德行高厚，从没有像这样兴盛的。然而当时北方胡虏正强，周、韩一带年年受到骚扰；金墉、虎牢相继失去防守。二十七年，偏师攻克河南，横扫强胡百万之众。匈奴于是跨过彭沛，渡过淮水，在瓜步设置穹庐，请求以公主和亲。当时精兵猛将守卫城池却不敢交战，谋臣智士受挫，也没有可以称道的计策。天子于是早晚宴请单于，登临江边高台。随后发动全国百姓服役，并借用富室的财产。船只首尾相接绵延千里，沿江排列。我方守备已经严密，胡兵也渐渐疲惫。而且大江正是用来阻隔南北的。疲惫衰老的胡兵退去，归来正好遇上我方追击奔逃之师。胡人收起弓箭、裹足撤退，俘虏百姓被绑缚，流离在道路上。江淮以北，变得一片萧条。加之含章宫巫蛊之事，开始于三名逆臣合谋在宫殿中残害皇帝，这在史籍中从未听闻。孔子认为，祸患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它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只是没有及早辨明。元嘉之祸，大概正有这些原因。世祖率先统领九州，大雪冤耻，亲自承担天命，正位于帝王之居。他聪明通达，博闻强记，威势足以整饬法度，智慧足以战胜奸邪，统治人民的谋略几乎完备。当时风流人物中的领袖，有谢庄、何偃、王彧、蔡兴宗、索顗、袁粲；统率武事的名将，有沈庆之、（抑疑衍）元景宗、敞【疑作“慤”】。他们有的清廉秀雅，有的骁勇果决，各自以法度开拓政治。由此才知道先前的人士，如颜竣的经纶才略和忠劲品格，舍身为国而诚信正直，即使晋代的狐偃、赵衰，也没有谁能超过他。皇帝即位两三年之间，便放纵自己的欲望，只知拒绝劝谏，天下因此失望。凭世祖的才智明达，如果从小就用礼法自我约束，思慕汉武帝的节俭，追随汉太祖的宽恕，那么汉文帝、汉景帝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译景和又以淫乱暴虐加重局势，太宗则以昏昧放纵改变政局，战争接连发生，边境日益困迫，人人只求苟且，朝廷没有纲纪。宫内宠臣正在谋划共同安定局面，外界事物却已经显露出它的败亡。起初，世祖去世，把重任托付给二载【疑作“戴明载”】；太宗驾崩，也把遗命托付给王阮渫。近世的两条道路最终归于同一结局，忧患的祸端也完全相同。然而宋朝国运在永光年间还没有断绝，却又因宗室诸王的困窘而更加衰败；水德终于在后来灭亡【缺文】。实在是由于强臣受到侮辱，而且受遗命的诸公从容自重，畏惧成为伊尹、霍光那样的权臣，却又想以绮丽文饰追比唐虞盛世。于是灿烂的文物相继改变，明确的诏命也随之迁移，俯仰之间，兴衰便转变了。周朝自平王东迁，艰难困顿于河洛之间，后来经过二十四代，才由赧王使它灭亡。汉朝自章和以后，受到宦官颠覆，后来又过了一百多年，才由献帝把帝位禅让出去。为什么呢？周、汉的国运像那样长久，却仍难以防止灭亡；近代的国运如此脆弱短促，却又如此容易崩溃，这不仅是天时，也是人事。听说洪荒时代难以谋划，因应时势则容易有所作为；曹操、司马氏的规模，就悬在前代史事之中。如果有这样的鉴戒，实际上正足以启发英雄。何况太宗为此扫除障碍，先使它的【缺文】根本受到挫伤，枝叶于是摧折，这首先就是由人事造成的。从前夏、商二代将亡时，殷纣、夏桀相距数百年，处于不同的时代才相继出现。宋朝却有景和、元徽，前后不到十年，而暴虐超过了这两位君主。这就是上天抛弃宋朝，比抛弃前代君王更为坚决。天意和人事的征兆既然如此，即使想不覆亡，又怎么可能呢？至于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避免被逆取政权之辱，这是汤武的志向；暗中铲除当权者，却装饰出谦让名义，这是近代的事情。他们顺应天意、服从民心的方式有优有劣，所以宗庙社稷的存续长短也各不相同。否则，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相差如此遥远呢？山岳崩塌，必定是由于腐土中已有缝隙；春秋交替，也会引起对旧事物消逝的悲伤。因此，面对危亡而抚察国运，没有不扼腕叹息、依恋不舍的。近古的弊病，难道不是教化浅薄而恶俗流行吗？宋氏的成败得失，已经明显表现在实际行动中；有关这些事情的论述，都记载在篇中。现在连缀叙述它创业传统的原因，并怀念它的旧俗遗风，以及贤人君子的英名和余论，附在这里。子野的曾祖宋中大夫、西乡侯，在文帝十二年奉诏撰写《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又受诏【疑作“诏”】续成《何承天宋书》，当年死于任上，书稿便来不及完成。齐朝兴起几十年后，宋朝的新史书已经流传于世。子野生于泰始末年，成长于永明年间，家中有旧书，耳闻目见又相互接续，因此没有采用浮浅的写法，而是依据宋朝新史编成《宋略》二十卷，删削繁复文辞，撮取重要事实，以“简略少文”作为书名。至于贬斥恶行、彰明善行，评论人物是非、决定褒贬取舍，都依据前代通达之人的格言，并不掺杂个人私意。难道只是为了编成一家之言，留给好事者观看吗？大概是因为掌管史典的人不应当遗忘这些事情。《梁典·高祖事论》　何元之 考察历代史书，详细观察往昔事迹，可以使千载之事明晰，使万古之风貌显现。考察宽严得失，便能知道施政的善恶；验证官员的黜陟，便能认识君主的是非。以往事来考察今日，工巧与拙劣自然可见。齐朝末年昏乱暴虐，政权被群小把持，朝廷宰辅遭受无辜诛杀，藩王外戚害怕淫刑之祸。高祖痛心兄弟被杀，顺应天下人心，发动荆州、雍州的军队，兴起讨伐易武【疑字】的战争。所到之处，智勇之士随风而从；号令一发，远近纷纷响应。攻取鄢郢如同拔起枯木，平定金陵如同用水沃雪。黄钺既已斩断，白旗也已悬挂；军队不疲惫，百姓无怨言，乐意推戴【缺文】取代旧朝，德行正应当承受天下。以逆取而顺治天下，享国四十年；政务繁多，六卿各司其职。皇帝凭倚屏风临朝，勤于听政阅览，战战兢兢从不懈怠，勤勉不止。又加上学艺之美，无人可以相比。他洞晓儒学与玄学，包罗内外学术；举用洙泗遗留下来的教诲，医治学术的顽疾；采集周公、孔子遗文，订正文字讹误。于是广泛兴办学校，敦促勉励后生，亲自考察试验，评定他们的优劣。由近及远，众人都受到教化，手执经书的人接连成行，背着书箱的人肩挨着肩。人才济济，在这时最为盛大。至于治理百姓的方法，还不能说已经得当；我冒昧以盲人之见，请求考察其中的道理。根扎得深，树叶才茂盛；源头广大，水流才长远。所以圣王想使国家繁盛长久，先使根基深厚、源流广大。因此选择肥沃土地设置王畿，使国都环绕六乡，以千里土地分封诸侯。王畿之外，按五等爵位布置封国，分列万国，划分疆界和田野，建立城邑、乡党、闾里、井田和田陇，用来怀柔仁民，使桑梓之地安定风俗。诸侯守卫疆土来侍奉天子，天子掌握赏罚来统治天下；有功便褒奖，无道便废黜。二伯在内辅佐，朝见九牧在外协助。政事由贤人参与，亲戚中又有贤德者参预；在境内弘扬仁义，在远方施行礼乐。忠信的礼仪通达，谦让的风气流行。于是觊觎之心断绝，兵戈屡次停息，刑罚几乎不用，诉讼也不发生。然后龟龙在池沼游玩，鸾凤在苑囿栖息。到了末世，虽然君主昏庸于上，百姓骚乱于下，仍有晋国、郑国可以依靠，齐桓公、晋文公相互辅佐；即使中断，也会重新延续；即使倾覆，也必有人扶持。过了数百年，才终于灭亡周朝。大道既已沦丧，这种风气也逐渐消失。到了后代，弊病更加严重。不顾百姓能否生存，却忧虑士人是否有俸禄。治理百姓的长官，任期届满便更换；前任还没有安顿好，后任就已经到来。迎接新官、送别旧官，疲于奔走道路。做君主的人很多，真正为百姓着想的人却很少。因此君臣之义日益淡薄，狡猾邪恶的念头开始滋长，上下彼此憎恨，超过了仇敌。各城长官任意暴虐掠夺，亿万百姓困于征收索取。人们抛弃旧乡，逃奔他县，土地荒芜，城邑离散。私人势力减少而官府众多，于是仓库已经空虚，赋税征敛反而更加沉重。上天显示灾祸警告，大地出现妖异祥兆；饥荒和疫病交相发生，水灾旱灾接连而来，百姓不能承受这种命运，轰然如同土崩。几十年之间，统治者又变成了普通百姓。高祖广泛阅览古今，充分观察兴亡，却仍然重蹈遗风，沿袭弊法，社会更加浇薄，秩序日益混乱。梁朝拥有的土地还不如汉朝一个郡，大半百姓都成为部曲；他们不耕作却有饭吃，不养蚕却有衣穿，有的侍奉王侯，有的依附将帅，携带妻子家属随军东西奔走，与藩镇共同侵夺百姓，帮助守令成为害民的蝥贼，收捕无罪之人，逼迫善良百姓，百姓大概全都流离失所，城邑也都荒废毁坏。因此抢劫抄掠蜂拥而起，盗窃成群结队，侵犯公私财物，年复一年；诬告父亲【疑字】的家庭比比皆是，触犯刑法的人接连不断。灾祸频繁降临，监狱很快挤满；晚上释放，早晨又聚集，仿佛集市一般。加之朝廷内部官职丛杂，外部官府却空缺；占有官位而没有职责，或者不是自己职掌的事情却侵犯别的官职。

译四海事务极其繁多，机要政务汇聚在一起。君主即使敏捷，也有不能周全之处；即使明察，也有不能照见之处，哪里可以专门依靠亲自处理一切，而忘记要求臣下完成职责呢？由此而言，最大的过失有两点：习惯于固守胶着的弊病，抛弃变革的好处。屈原投江，哪里能只谈他的痛苦；贾谊痛哭，又怎能比喻这种悲哀。自从五胡争逐、晋室东迁，政权暂寄江滨，竟然延续了很长时间。桓温讨伐燕、秦却没有振兴晋室，刘裕攻克函洛却最终仍然灭亡。到了宋、齐两代，疆场不断被侵逼收缩；高祖处在这种衰败的时运中，有志于吞并天下，这确实是王者的宏大才略，也是有国者通行的准则。然而他六次接纳魏主，一次进入洛阳，最终一事无成，所得不能补偿所失，百姓已经劳苦不堪，才勉强得到小康。从前勾践想灭吴国，先整顿政务、使兵强国富，然后才使用军队；一战便俘获夫差，再战便称霸中原。高祖进攻时不选择将领，退兵时不教化百姓，虽然仰慕古人，怎么能够成功呢？孙子说：“善于作战的人先取得胜利，然后才寻求交战；善于取胜的人先造成必胜条件，然后才寻求胜利。”明智的人出兵，必定预先估量敌情，哪里可以不明察人事，只希望依靠天时呢？况且国家有累卵般的危急，风俗有土崩般的趋势；这开启了侥幸之人的野心，预兆了乱臣的野心，最终使侯景披上我们的铠甲、戴上王冠进入都城，驱使我们的百姓包围宫阙。形势如破竹般迅速，容易得像转动圆环；万里之内没有不沸腾的地方，四方瓦解，社稷相继沦亡，龟玉等国宝毁弃。这种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太宗孝顺慈爱、仁厚有爱，确实是守成的君主，可惜被贼人杀害。至于文章流于妖艳，毁坏风教典则，只在妇人们口中传诵，却不能为君子所听见，这正是文士的深重弊病、政治教化的严重缺陷。然而雕琢辞章的小技，并不关系到政治的兴废。壮士不做君主，何必称道世祖聪明卓异、才艺兼美？他的诗文华丽，少有人能与之匹敌；各种技艺没有不精通的。他穷极星象之学，不逊于郑玄；探究蓍龟之妙，胜过马室；在鲁台辨察云物，也不惭愧于梓慎。至于帷幄谋划和将帅谋略，朝野都推重他；于是拨乱反正，平定叛乱，挽回已经断绝的地脉，扶起将要倾覆的天柱。百姓蒙受拯救于危难的恩惠，天下苍生承受仁爱长寿的恩泽。防管【疑词】这样的力量，百姓难道会不受其害吗？鲸鲵已经诛除，天下将要安定，本应早日迁驾西楚，旋即返回东都，祭祀宗庙，清道肃静宫阙；西周在岳阳的败绩，确实【缺文】宇文氏的和亲通好，凭万乘之尊处在两境之上，却被强敌乘隙再次覆灭皇基，天下分崩离析，不知祸患将到何处。尊敬的皇帝是世祖的后裔，确实承受了先王的基业；而贞阳却以旁支身份从外入继，滥居不合次序的帝位。陈武于是发动勤王之师，至正当【缺文】璧之后，驱逐僭王【疑作“僣”】，诛杀乱臣，国家灭亡后重新恢复礼法纲常。后来上天不保佑善人，世祖早逝；土德取代兴起，火德的气运告终。骠骑将军王琳怀有申胥的志向，蕴含荀息般的忠诚，于是迎立嗣君，重新延续衰败的国运。此后向各地发出号令，大举发动军队；龙虎般的军队交战，水冲山崩，君臣流离播迁，把性命寄托在齐地。至于苌弘兴复周室却很快招来灾祸，王永复兴秦国却延长了灾殃，上天若要灭亡它，不是人力能够挽救的。创建天下的人，是最明智的人；丧失天下的人，是最昏暗的人。因此禹、汤兴起自己的功业，桀、纣败坏自己的事业；得到天下的都是前代君主，失去天下的都是后来的君主。到了梁朝，却与此不同，为什么呢？高祖平定动乱、铲除残余，却在自己一生中招致祸乱；世祖报仇雪耻，反而把命运交给了仇敌；敬皇帝继承祭祀而帝位转移，后嗣承接基业而国运迁移。《尚书》说：“上天并不偏爱任何人，只辅助有德之人。” 凡是得到上天保佑的，最终都归于有德之人。元之的官职从梁朝开始，完整地观察了成败得失。从前因出行而离开，流寓齐都，困顿忧愁中著书，私下仰慕虞子。只是梁朝国运极其短促，文书多有缺失，所得到的遗文逸事，大略不能全部列举。尚未能够返回，便继续穷尽搜访，采集所闻所见，撮取各家材料，于是一代的事情便可以考察了。《周书·皇后传论》　魏征 《尚书》记载有虞氏的德行，说把两个女儿下嫁给舜；《诗经》称颂文王的美德，说他的德行足以示范于寡妇【一作“妻”】。由此可知，婚姻之道和男女之别，实在是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所应谨慎对待的。自三代以来直到魏晋，国家兴衰的规律、得失的事迹，都完备地记载在传记中，因此其详情可以听闻。若能以德行纳聘，以礼法防闲，使宫闱中的大义端正，使王化通行于各国，那么后妃的仪范就会稳固，鼎命也会更新【一作“永”】。至于邪僻之人已经进用，法度却不修明，妖冶的容貌迷惑君主之心，私下请谒侵蚀公政【一作“朝政”】，那么风教就会衰败，宗庙社稷也无法守住。这样的情形，难道不是帝王的龟鉴【一作“鉴”】吗？周氏完全遵循姬姓制度，内廷职务有条有序。太祖建立基业，以俭约修整寝席。高祖【《北史》作“武皇”】继承帝位，为纠正偏失而节制情欲，宫闱中有鱼贯而行的美好秩序，外戚亲族中没有私下溺爱的过失，可以说懂得做君主的体统。宣皇在外实行自己的意志，在内放纵自己的欲望，欲望如溪壑难以填满，选取妃嫔没有满足；恩宠所及，不限制奴仆贱人；荣宠所至，也不隔绝险诈之徒。因此登上兰殿而正位、进入椒庭而与皇后并列的人，不止一个。凭借内廷房帷的阶梯而身着青紫官服、依靠恩宠而拥有玉帛的人，也不止一个【一作“一个家族”】。即使辛、癸的荒淫，赵、李的惑乱，也还远不足以比拟其大概。百姓厌恶烦苛【《北史》作“人们厌恶苛政”】，弊病的事实很多。太祖【《北史》作“文字”】的祭祀忽然断绝，特别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叙述这些事迹，作为《皇后传》的论说。此句一作《周书》正文。

译《周书·八柱国传论》。萧何爱惜自己的文史才学，害怕秦法诛杀，于是推举拥戴汉高祖。李通家中世代传习谶纬之术，知道刘氏将要兴起，于是辅佐拥戴光武帝。最终白水重新恢复禹的基业，中阳继承尧的事业，才使这些事情成为美谈。功臣们仰慕他们的美好功业，赵贵立志怀抱忠义，首先倡导大谋，于是启发圣明之主，能够恢复仇恨与耻辱。占据关中百二之险，成就周室三分天下的功业；彼此在同一时代，足以相互类比。独孤信的威势使南方归服，教化融洽于西州，声誉远播，光照邻国。侯莫陈崇凭勇悍之气，处在战争年代，率轻骑打开高平的门户，单骑取得长城之俊【一作“长坑之俊”】。他们都凭宏大才略和远大谋划，攀附明主，功勋著于开国元勋之列，地位居于上公。然而他们自惭不如明哲之人，都以防备祸患终身，可惜啊！独孤信虽未能保全自身，福庆却延及后代；三代外戚，何等兴盛啊！起初，魏孝庄帝因为尔朱荣有辅佐拥戴之功，任命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地位在丞相之上。尔朱荣败亡后，这一官职遂被废除。大统三年，魏文帝又因为太祖建立中兴功业，才重新设置此官。此后凡是功劳足以参与辅佐君命、声望和实际功绩都很重的人，也担任这一职务。到大统十六年以前，担任此职的共有八人。太祖总领百官，兼任都督中外诸军事。魏广陵王元欣是元氏的显贵亲戚，只是在宫禁中从容出入而已。除此六人之外，另外六人各自统领两位大将军，分掌禁军，承担充当爪牙、抵御外侮的重任。当时的荣耀显盛，没有人可以相比。因此如今谈论门阀的人，都推举八柱国家族。一作《周书》正文。《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五，《宋》李昉等编，《史论》二。《隋书·儒林传》论一篇，《隋书·隐逸传》论一篇，王昕及其弟王晞传论一篇，《平台》称略论十篇，《三国》论一篇。《隋书·儒林传论》　魏征 儒学作为教化，意义极其重大；它对万物的益处极其广泛。它使父子亲厚，使君臣关系端正，崇尚忠节，重视仁义，尊重廉洁谦让，鄙弃贪婪卑劣，开启教化【一作“政化”】的本源，开发百姓的耳目。历代君王有所损益，但始终贯通于一理。世道虽然有污浊和隆盛，这种文化却没有坠落。治理国家、达到太平，并非一时之功。涉足其流的人，即使没有俸禄也能富足；怀抱其道的人，即使没有官位也受尊敬。因此孔子在鲁君面前遭受挫折，孟轲在齐王之后受到抑扬，荀卿在强大的楚国受到珍重，叔孙通在强盛的汉朝取得尊贵。其余安居简陋房屋却以富贵为傲、安于陋巷却轻视王公的人，哪里数得过来！自从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相争战，六经【一作“籍”】的传承几乎断绝。魏氏发迹之后，在代地经营，河朔地区靠马背上取得；但儒道还没有弘扬。到了太和以后，大力修明文教，士大夫和博学之士济济满朝，宽袍大袖的鸿儒往往杰出，他们高雅的诏诰和深奥的义理，即使宋、齐、梁也不能超过。南北两地所治的章句，爱好各不相同：江左《周易》推崇王辅嗣，《尚书》推崇孔安国，《左传》推崇杜元凯；河洛地区《左传》推崇服子慎，《尚书》《周易》推崇郑康成，《诗经》都以毛公为宗，《礼经》都遵奉郑氏。大体说来，南方学者简约，取得其中精华；北方学问深广繁琐，穷究枝叶。考察其始终，探究其归宿，他们立身成名的途径虽在不同地域，却达到同一结果。自汉魏以来，大儒多能清通；到了近古，鸿儒却必定被视为鄙俗。文武之道没有坠落，弘扬它在人，难道只是当今人愚昧闭塞，而古人都明智通达吗？只在于有人任用或不任用，有人知晓或不知晓罢了。然而从前辅佐调和各种政务，必定从大儒中选取有德之人；近代左右国家大事，却都从刀笔吏中选士。即使有人学问优长，入室深造，勤奋超过苏秦刺股，名声高于海内，考中甲科，如果命运偶然遇合，也未必能够获得高官；有的人命运奇舛，甚至被弃置【一作“必被弃置”】于草野。这样看来，古代学者的俸禄就在学问之中，今天学者却困于贫贱。明达之人、有志之士，哪里肯困守所学而求取贫贱呢【一作“哉”】？这就是儒者少有通达之人、学者多流于鄙俗的原因。从前齐国排列康庄大道上的宅第，人才多如树林；燕国在碣石宫【一作“室”】兴起，群英从远方而来。由此可知，风俗改变、风气迁移，必定取决于君上的爱好；如果不是圣明之主统治天下，也没有办法振兴这种衰败的风俗。自从正朔改变以来将近三百年，师说纷繁，没有可以取法的标准。高祖应天受命、继承帝位，统一天下，张开天网加以笼罩，用彩帛礼聘贤人，设置优厚爵位来招徕他们。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博问之士无不汇集而来。天子于是整备万乘车驾，率领百官，遵循询问道术的礼仪，观看释奠之礼。博士发挥滔滔不绝的辩才，侍中竭尽重席相传的深奥学问；考订订正散失【一作“逸失”】，研究异同，使长期积累的疑惑像冰一样融解。于是破格提拔奇异俊杰，厚赏诸位儒者；消息传到四方，各地都兴办学校，齐、鲁、赵、魏尤其多有英才【一作“学者尤多”】。背着书箱追随老师求学，不远千里；讲诵之声在道路上不断。中州儒学的兴盛，自汉魏以来，只有这一时。到了高祖晚年，精力才华渐渐衰竭，不再喜爱儒术，专门崇尚刑名之学，执政之人都不是真正爱好儒学。到了仁寿年间，天下学校于是被废，只保留国子学一所，学生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后，又重新开办学校；国子学和郡县学校，比开皇初年更加兴盛。征召选拔儒生，远近之人全都到来，让他们在东都城下相互讨论学术得失，由纳言评定等级次序，统一上奏皇帝。当时旧儒大多已经凋零，二刘【疑指刘焯、刘炫】相继出现，才华出类拔萃、学问通达，南北学问兼通，古今无不博览，后辈仰慕钻研，没有人能够测度他们的学问。他们所撰写的各经义疏，士大夫都奉为师法。后来朝廷对外应付四夷，战事不停，军队和学生都懈怠离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止君子失节，刑罚不足以消灭小人，空有兴建学校的名声，却没有弘扬大道的实际。风气逐渐败坏，以至灭亡，穿方领、走矩步的儒生，也有很多转死沟壑。所有经籍，从此都湮没在灰烬尘土之中。于是使后来的士人不再听闻诗书之言，全都怀有攘除欲望【一作“攘除寇乱之心”】，彼此陷入不义。传记说：“学习如同树木扎根，不学习就会凋落。” 这样看来，国家的盛衰系于此，兴亡也在于此；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诸位儒者有的身死而道存，遗留下来的风范仍可想见；我都采录他们的余论，缀集在这篇文章中。传布于四方【此句上《隋书》有“京邑”二字】。一作《隋书》正文。

译《隋书·隐逸传论》。自从开始有文字契刻，绵延经历历代君王，虽然时代有盛有衰，却从未没有隐逸之士。因此《易经》说“逃避世俗而没有忧闷”，又说“不侍奉王侯”；《诗经》说“洁白的公马，在这空旷的山谷”；《礼记》说“儒者在上不臣服于天子，在下不侍奉诸侯”。古语说“举用隐逸之民，天下百姓就会归心”。虽然出仕和退隐道路不同，言语和沉默的作用不同，各自表达自己的志向，却都是君子的道路。洪崖是这种风尚的开端，箕山传播了这种风气；七位高士出现在周代，四皓的光辉照耀汉代。魏晋以来，这一流派更加广泛。大的隐士便轻视天下、看轻万物；小的隐士则安守苦节，以贫贱为甘。有人与世俗混同，随波逐流一同逝去；有人逃避世事【《隋书》作“违时”】、矫正流俗，面对江湖独自往来，亲近玩赏鱼鸟，身边相伴的是琴书，舍弃别人遗下的粮食而织作，靠落下的果实和石间泉水生活，扶持松柏而行，把情怀放在天地之外，在内心中自得其乐。然而他们都乐于独善其身，很少急切地想兼济天下。可是受命的明哲君王、守成的贤明君主，无不使束帛使者交相奔驰，蒲轮车辆接连不断，奔走于山岩溪谷之间，唯恐不能及时征召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道虽然还没有弘扬，志向却不可夺；即使没有辅佐天下的功业，终究有坚贞不屈的操守。因此，能够树立懦夫的志向，止息贪求竞争的风气，与苟且求利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物也可以发挥作用，无为而没有什么不能作为”。所以叙述这些人物，列举他们的行为和事迹，编成《隐逸篇》。列举他们的行为【《隋书》作“行”】。《王昕及其弟王晞传论》　苏世良 自从晋朝失去纲纪，世道和教化一同丧失，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功业几乎扫地殆尽。魏氏迁都伊洛，心中存有典章旧故；于是衣冠旧族重新恢复，威仪制度有条有序，风流名士往往间或出现。王诵继承家业，在前代引导清流；元明孝到后来振起芳名。元景年少时便自负庄重，早早驰名；仪容风度和言辞声韵，超群出众，即使乐广、王衍之流也不能超过他。他曾经试论《易经》，说君子之道有四种，因此朝廷之士进入朝廷便不再离开，山林之士前往山林便不再返回。既然如此，进入朝廷的人应当竭尽忠义、不惜牺牲自身，希望凭坚贞的才干办成事业；升任宰辅，必定使天地元气和谐；即使处在末等官班，也应当想着竭尽舍身为国的节操。前往山林的人，则可以违背亲情、避开尘世，上枕岩石、下饮流水；对上希望能够调养精气、餐食霞光，对下足以激励贪婪之人、劝勉社会风俗。隐居和显达的人，都由此产生。外表渐渐【疑字】趋于实际，内心却不再修养自身；道义随着时势变化，情怀并不高尚。享受百姓的俸禄，却忘记百姓的忧患；身处喧嚣尘世却故作淡泊，位居朝廷却自称虚无。开始以疏懒简慢为态度，最终发展为放诞傲慢；高谈庄子、老子，独自鼓吹玄学，送【疑字】车长驱，放纵流荡而忘记返回。以至于阮籍成为名教的罪人，嵇康凭高才而遭受刀剑之祸，可惜啊！王公以礼法制度约束自己，与阮籍、嵇康二人不同；只是他的行迹列于朝廷仕途，内心轻视流俗，专心于施展才力的职位，在接受奏报的时日吟啸咏歌。道义并不使他劳心，情性也不因容易取得俸禄而成为负累。即便如此，善人仍是天地的纲纪，怎么可以断绝呢？兄弟二人都践行正道，各有风尚；闺门之内和睦庄重，受到当时帝王的重视。永建年间，王晞身处帷幄，心中存有稽考古事的志向，大概是有其根据的。《平台秘略论》十首　王勃 孝行第一 论曰：从前列入桐珪、建立封国的人，不止一个君主；至于孝思值得称道、仁德之风盛存于史册的，只有十一人罢了。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在妇人手里，骄慢积聚成病，性情沉沦于嗜欲吗？唉！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贞修第二 论曰：美啊，贞正修洁达到了极点！有的人抗拒私情、激励操守，凭清正刚强来劝勉风俗；有的人调和情志、安定精神，怀抱清正方直来守护道义；有的人表彰奇才、显扬善行，在不按常规的等级上破格提拔人才；有的人剖析疑滞、申明嫌疑，把言辞放在不易触犯的境地。都能按照礼法进退，随时势舒卷，既明智又通达，以此保全自身。盛大啊！推究治理风俗、裁正风气、改变常伦的事情，依靠的是正直；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能够顺应时势，依靠的是权变。因此，进取时不违背道义，退处时也不再生事；清正贞洁、安静专一，以此保守道义；委曲迂回、能屈能伸，以此合乎法度。《易经》说：“君子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说话，天下还有什么可忧虑、可思考的呢？”道路虽不同，最终归宿相同；思虑虽多，结论却一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文艺第三 论曰：《易经》说“观察天文来考察时令变化”，传记说“只说话而没有文采，行动就不能传得久远”。所以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宏大事业，是可以不朽的功业。然而君子应当劳心费神于宏大长远的事情，不应只是因触景生情、体察万物而从事雕虫小技。因此思王曹植直抒言辞、申诉争辩，反而以此自觉不配做君子；武皇裁定诏令篇章，仅仅称述往事【“往事”二字疑】。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身处宫阙之下，内心却寄托在江湖之上，以诗歌表达志向，文宣王便有这种情形。忠武第四 论曰：阴阳交替兴盛，刚柔配合运行；威严和恩惠一同施用，以成就教化；文治和武功相互资助，以安定功业。何况是卑【疑字】侯、出自皇族、成为国家屏障的人呢？城阳王的权略明决，终于摧毁吕氏之乱；任城王的志意刚断，实际上开启了北魏的基业。大概都有辅佐之功。陈思王胸怀高雅而忠勇，义气显现在家国之间；上表奏请永昌，洞晓军事实务，功绩著于疆场。长沙王、武陵王，也足以这样称道。益政第五 论曰：东平王凭盛德匡正时局，大兴礼乐；齐献王凭至亲身份统理万物，光大而济助朝廷内外。淮阳王、安定王严正地执行必须实行的典章；安陆王、扶风王深深承受遗民的哭泣。他们能够以大义显明于家国，治理达到忠贞的极致，使黄河即使缩成衣带，也仍能流传芳名而不朽。盛大啊！恪守端方雅正来调理藩国政务，凭公正刚直掌管朝廷议论。昂然直上，凛然富有生气。衡阳王、太原王，也足以这样称道。尊师第六 论曰：前代史书说：“良药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却有利于实行。”难道不正是因为进言者要把事情说尽而不顾君主脸色，期望说出难以触犯的话吗？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很少能免除这种顾虑。有人抗直进言，必定把话说尽；忠烈之士怀着如磐石般不可动摇的心，听到善言就像受到惊动一样。君王每每顺应如风而至的劝请，君臣相互需要的时刻，实在值得歌咏。清河王恭敬谨慎、真诚恳切，向来是乱益【二字疑】上承圣朝，下接师传，和谐啊！褒容【疑】第七

译论曰：推究尊重艺业、敬重老师、登用奇才、期待隐逸之士的道理，便是道义虽相隔万里，精神也能一面相交。因此有推车、拥笤帚迎接贤者的人，连寡人也忘记了拥有千乘之国的荣耀；有越过席位、与贤者分庭抗礼的人，使上等人才享有四海的礼遇。这实在是藩王府第的盛大事情，也是晏平仲、子产等人的用心。然而也有人矫饰情态、役使心智，把自己扬名于逸乐和名利之间；钻营缝隙、践踏瑕疵，混入掩没英才的场所；行为偏邪而圆滑，用脂粉般的辞饰自己的行迹，以甜言巧语运用辩才，借助君王的顾盼，利用君王的威势和恩福。传记说：“喜爱善人却不选择其人，前代已有因此倾覆的。” 至于兴起和谐文雅的风尚，尽情欣赏烟霞；月光下的庭院广泛开放，临风的闺阁洞然敞开。西园的旧事，是走下兰坂而作歌；东苑遗留下来的风流，是坐在庭院中观看【疑字】而作晓赋。徘徊于书法技艺的园地，翱翔于歌舞吟咏的闲暇，洋洋然也成为一种乐趣。初俊第八 论曰：涓涓细流如悬挂的米粒【缺文】藩篱，浮动于天地本源之上；一寸的树株、一尺的嫩芽，最终可以拔起摇动遮蔽云彩、遮挡日光的大树。难道不是积累小的防范便能成就大的功业，登临遥远之地必须从近处开始吗？《易经》说：“山下有泉，君子应当以果断的行动来培养德行。”因此考察他们先前的事迹，完整记录在本篇。规讽第九 论曰：山谷容易迁变，乾坤忌讳盈满；哀乐虽不同，却相距不远；吉凶虽相反，却交相袭来。因此有的人始终保全中道，终于完成行为，用心于不争的领域；有人防微杜渐、预防危险，把自己的行迹投向知晓先机的境地。从前善于保持盈满的人，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谚语说：“祸患不会进入谨慎人家的门。”前代有人因此而兴盛。至于中山王激发危难，重视保存亲亲之礼；武陵王改变脸色，又延续亲爱之情。子建王陈述言辞，表达愤懑；长沙王发出答对，因势而发。虽然都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却不如洪庆那样少言无声。慎终第十 《诗经》说：“没有不能有好的开始的，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至于东平王奉行法令、遵守约束而耿介；原陵王上奏，中山王见到贤人便想着向他看齐而恳切；濮阳王有所托付，这几人差不多可以说是慎终了。至于【一作“子”】尘之奉行文处【此句疑】，中慰的远述，河间王陈思克制自己，这些也都不容易诬蔑。

译《三国论》。论曰：汉朝自顺帝、桓帝之间起，国统屡次断绝，奸邪之人窃居帝位，宦官充满朝廷。士人践行忠义、如履冰霜，处在显要职位便遭受触犯忤逆之罪，隐伏闾巷又遭受党锢之祸。当时天下君子几乎扫地殆尽；即使有九个伊尹、周公，十个稷、契，也不能振起已经断绝的纲纪、挽救土崩之势，这是很明显的。嘉平年间，大黄星出现在楚、宋分野，辽东人殷馗说：“大概有真人将在谯、沛之间兴起。”由此可以知道曹孟德不甘居于人下，这件事已经有明确的验证。更早时秦始皇东游，也曾说“金陵将有王者兴起”；董扶请求出仕，又说“益州有天子之气”。由此说来，长江、剑阁成为吴、蜀的边界，天道和人谋已经有三分天下的征兆，其由来已经很久了。然而国家废兴都有时限，盛衰交替而来；每当翻阅这些史书，怎能不面对书卷长久感怀、抚念往事而忧郁呢？试着论述说：如果当初何进采纳公业的意见，而没有追随董卓、李傕、郭汜；舍弃贾诩的计谋，而没有杀害王允，那么东京焚毁的灾祸、关右地区乱麻般的尸体，又怎么会兴起呢？以至于皇帝车驾在河上蒙受风尘，天子在曹阳露宿，百官饿死在墙壁旁，六宫妃嫔流离于道路，大概都是由于何进的不明智，而贾诩的话又说得太过分了。[“于足”疑有缺字]刘岱、乔瑁、张超、孔伷这类人举起义兵，天下纷纷响应；英雄们施展勇猛强悍，运用谋略才能，于是海内喧扰，天下大乱了。袁本初据有四州之地，向南争雄；刘景升拥兵十万，坐观成败；小小的公路想居列郡之尊；琐屑的伯珪以为可以保住易京的基业。结果公孙瓒困窘而死，袁术也忧惧而终，袁谭、袁尚离心，刘琮、刘琦失守，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拥有大贤却不能任用，看到长远的防备却不能施行，便以为自己的力量足以济助九州，智慧足以周知万物，天下可以指挥而平定，宇宙可以大声一呼便招致。唉，真可悲啊！我观察三国的君主，都能推诚相待而爱好士人，忍受污辱而包容过失，向善唯恐赶不上，听到劝谏就像车轮转动一样立即改变；他们分割山河，鼎足而立称王，实在是应当如此啊！孙仲谋承继父兄未竟的事业，采纳周瑜、鲁肃的良策；为周、秦遗留下的创伤流泪，请求吕蒙、防之的性命；爱惜求穆的才能而不加罪责，赞许子布的劝谏并亲自造访他的门第。因此能够向南开拓交趾，驱使五岭的士卒；向东拓界直到海边，兼并百越的部众，土地方圆五千里，披甲士卒数十万。假如孙登没有早死，陆休穆得以长寿，帝位没有转移到暴虐残酷的人手中，那么彭蠡、衡阳一带还未必能被图取。凭借先主的宽厚仁慈而获得众人拥戴，有张飞、关侯这样的万人敌，有诸葛孔明这样的管仲、乐毅之流，左右扶持来夺取天下，差不多是可以成功的。然而他丧失军队、败坏军纪，接连失败，奔走于谦、瓒之间，寄居在袁绍、曹操手中，难道是拙于用兵，还是遇到了非同寻常的敌人呢？当初刘备南行时，樊城、邓城的士人跟从他的如同云集；等到了当阳，已有十多万人。曹操用五千士卒，到了长坂便放兵大举进攻，刘备的军队顿时像雾气一样消散；他脱身奔逃，正想远远逃窜，采用鲁肃的谋略，于是投奔夏口。当时诸葛亮恰好在军中，假如他当时在帷幄中已有谋划，军队的仪容和训练又一向严整，采用李左车的计策，施行田单的奇谋，那么曹操孤军数千人，夜行三百里，辎重彼此不能接续，声援彼此不能听到，难道不能一战擒获吗？坐拥十万之众，却没有一支箭的准备，这和一群犬羊送到猛虎口中有什么不同？由此可知，应变和用兵的谋略并非武侯的长处，这话近于事实了。周瑜正要整顿军队夺取蜀地，却在巴丘病故；如果他还活着，恐怕玉垒、铜梁就不会归刘氏所有了。然而刘备屡遭困厄失败而意志不屈，最终能够大力开拓西土，大概只是因为他的气度最为优长吧？武侯去世后，刘禅把一切都抛弃了；看到谯周懦弱的言辞，甘愿愤懑不平，甚至忘了吃饭；听到姜维建立功业，又慷慨激昂地表示喜悦。可惜功业将要完成时智慧和力量却不够，这究竟是时运丧失，还是人才死亡呢？这才知道德行不修，栈道和灵关也不足以倚仗。魏武帝用兵，仿佛孙武、吴起，面对敌人能临机制奇，很少有丧败，所以能在东方擒获狡猾的吕布，在北方赶走强悍的袁绍，在寿张击破黄巾军，在射犬斩杀睦固；援戈向北，踏顿的头颅被悬挂；拥旗向南进逼，刘琮束手投降。他振扬威烈而肃清中原，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确实是超群的雄杰啊！但他弊病在于苛刻残酷，失误在于猜忌诈伪，孔融、荀彧最终都遭受他的祸害，孝先、季珪也终于不能幸免。我认为，曹操没有怀柔巴蜀、平定东南，这是必然的道理。文帝年富力强，光明正大地接受禅让，临朝时恭谨节俭，广泛阅读典籍，文采与质朴相称，差不多可以算君子了。然而他不能恢弘万代的事业，不能有利地建立七百年的基业；骨肉亲属被等同于平民，国家权柄交给了异姓；远方求取珠翠，在服丧期间废弃礼制；近处抱着辛毗，成为妇人们口中的笑柄。明帝继承帝位后，接着更加奢侈淫逸；征夫困顿于战争，民力耗尽于台榭工程。高贵乡公明察果断有余，而深沉稳重不足；他的雄才大略、经纶远图，在这几位君主中寻求，没有一个值得称道。山阳公坟上的土还没有干，陈留王的宾馆已经开启了。上天的报应施行得多么迅速啊！所以姑且粗略地议论这些，以作[“式”下疑有缺字]劝诫，使后世的人有所借鉴，并以此痛恨那些人。《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六。宋代李昉等编。史论三。《夷惠清和论》一篇，《汉将李陵论》一篇，《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一篇，《鼎国论》一篇。《宋齐论》一篇　　　　　　《张禹论》一篇。《夷齐论》一篇。《夷惠清和论》　　　　　　　　皇甫湜。论说道：伯夷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体；不是他所认可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他所认可的百姓就不役使，甚至饿死也不顾惜，因此孟子称他为“清”。柳下惠辱没自身，降低志向，不以侍奉污秽的君主为羞耻，也不辞去小官，甚至多次被罢黜仍不离开，因此孟子称他为“和”。如果把他们同圣人比较，那么他们所奉行的都只是偏于一端的士人之道。圣人的道，可以进取时就进取，可以退止时就退止；以天下认为正确的为正确，以天下认为错误的为错误；脱离拘束困缚的境域，不被外物凝滞；通达或闭塞如水一样顺应，变化如龙一样无常；行动叫作权变[集本作“圣”]，静止叫作道。不能用一种善行来概括，也不能用一种行为来称许。圣人哪里肯站在恶人的朝廷中，却以被罢黜为羞耻；哪里肯以周武王的粮食为可耻，宁愿饿死？所以说，他们所奉行的都只是偏于一端的士人之道。若要对他们加以评判[“即而评焉”四字集本作“若即而秤处”]，就在清与和之间比较；二者各有长短，请列举出来辨析。伯夷这个人，把不灭的名表树立起来，践行臣子难以做到的事情；信仰道义坚定深厚，守持它如山岳一般；憎恶邪恶的心情，厌恶邪恶如同厌恶鬼魅；清正之风所激荡之处，有心之人无不受到触动。这就是他的长处。至于《传》所说的博爱、《易》所说的随时，以及圣人以权变救济万物的道义，伯夷不仅无暇顾及，恐怕还会有所妨碍。柳下惠辱身以求得利益万物，洁身却侍奉无道之君；只为这个人感到悲哀，只愿保存我的道。薰草和莸草虽可同处，河水与济水却不相混，这是他的长处。至于遇到无道便隐退、不居住在乱国，却饮盗泉之水，吃不仁之人的粮食，留下傲视外物的痕迹，近于宽免自身的仁德，也正是君子所不取的。因此，清与和在任用或抛弃方面的功用大致相等。虽然如此，清正的流风在前代表现为矫正，在后世表现为激励，使万世的乱臣贼子恐惧，使贪婪之人和恶人感到羞耻，而且这是众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和顺的行迹在过去似乎可疑，在今天却造成弊害，使末世苟且偷安之辈有了容身之处，使贪利之徒得以借口。这又是众人容易做到的事情。颜回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孟轲说：“认为自己不能做到圣人的行为，就是伤害自己。”既然如此，士人应当顺应本性、修饰自身、树立志向，以圣人为准则，以中庸为仰慕；如果力量确实不足，宁可始终止步，不要勉强作为。这样看来，清与和都不是通达之道，不能作为普遍准则。如果只沿着事迹来辨别，以矫正世俗为心，即使不得已，也只愿归附于清的一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汉将李陵论》　　　　　　　白居易。论说道：忠、孝、智、勇四者，是臣子和人子的重大珍宝。所以古代君子奉持它们周旋处世；如果其中有一项丧失，就不是臣子或人子了。[《汉书》有“将”字。]李陵身为上将，出兵讨伐匈奴，我私下认为：没有为国事而死，不算忠；活着投降匈奴，不算勇；丧失先前的功劳，不算智；招致后来的祸患，不算孝。四者没有一项具备，终于使宗族灭亡，可悲啊！我阅读《史记》《汉书》，两书都没有明确讥刺他，私下对此深感疑惑。司马迁虽然因李陵获罪，难道就不该讥刺吗？班孟坚也跟着不作明确讥刺，难道就可以吗？按《礼》说：“谋划别人的军队，军队失败就应当为之而死。”所以战败而死，是死得其所。《春秋》称美狼曋[尺甚反]，是说他能够死得其所；而李陵却获得了不死之所，难道不应受到讥刺吗？看他起初率领步兵深入敌境，能够以少击多，以疲劳之师击破逸军，连续交战，连续取胜，功劳还有谁比得上呢？等到兵力用尽、体力耗竭，摧折锋芒、遭受败绩，不能奋战而死，最终活着投降。唉！坠失君命，挫伤国威，不能说是忠；屈身于夷狄，束手成为降俘，不能说是勇；丧失先前的战功，败坏后来的家声，不能说是智；使自己的罪责得以逃脱，却把祸根留给母亲，不能说是孝。可是他拿范蠡、曹沬来作比，又是多么荒谬啊！况且会稽的耻辱，不是范蠡的罪过；鲁国的羞耻，曹沬一定能够报偿，所以两人没有死。李陵如果只是苟且保全自己的性命，受制于强大的敌虏，即使有微小的忠诚之意，又有什么用呢？吴国、齐国，是越国、鲁国的敌国；匈奴，是汉朝的外臣。使大汉的将领被单于擒获，这是极大地助长敌人的仇恨，侮辱国家啊！何况那两人即使没有死，也没有李陵活着投降的名声；两人假如活着，也没有李陵连累亲属的祸患。衡量事情的本末，二者并不相同，而李陵却私下仰慕他们，这是大大失去了臣子和人子的道义。看他答复苏武的书信，想来他只是忧虑汉朝不了解自己，却没有从内心反省事情的始终[一作“始终”]。为什么呢？与其想要剖心自明、割颈表志，哪里如同献出气节和生命，以取得君子们的信任[“乎”字一作无]？与其痛惜母亲、哀悼妻子，责怪君主、怨恨国家，哪里如同舍弃身体[一作“身”]坚守至死，以便为亲属解除祸患呢？有人说：汉武帝不能明察，只听信流言，仓促加以重罚，难道不是辜负了李陵的德行吗？回答说：假使李陵不苟且求生，能够接着以死相继，那么他的奖赏必将延及后世，刑罚不会加到亲属身上；战功足以冠绝当时，壮烈的节操足以流传后代。忠孝智勇四者都确立，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流言又怎么能够伤害他呢？唉！我听说古人说：“人都有一死，有的死比泰山还重，有的生比鸿毛还轻。”如果道义重于生命，就应把死看得如泰山；如果道义重于死亡，就应把生命看得如鸿毛。所以不合乎道义，君子就不轻易牺牲生命；死得其所，[“则”字一作无]君子就不吝惜一死。可惜李陵没有死，失去了君子的道义。因此陇西大夫把李氏视为羞愧，不正是这样吗？不正是这样吗！大夫[京本作“士大夫”]。一作“皆”，集本作《唐文粹》。《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韩愈。

译论说道：能够登上孔氏[一作“子”]门下学习的人，已经很受尊重了。三千弟子、四科分类，其中哪一个不是遵循圣人的道而成为君子之儒的呢？他们其余的过失行为、过失言语，也很少听说。可是孔子举出“不重复犯过错”的，唯独颜氏之子，这是为什么呢？请让我试作论述。圣人具有诚明的正直本性，以中庸的至德为根本；如果从内心发出、表现于外在的，不经过思虑，没有不是合乎规矩的，邪恶的念头无从进入，可以选择的行为也无从增添。所以只有圣人没有过失[集本有“故”字]。所谓过失，并不是说表现在行为上、形成于语言中，等到人人都说它是过失之后才叫过失；念头产生于内心，就已经是过失了。颜子的过失属于这一类。“不贰过”，大概是能在最初萌芽时就制止它，在尚未显形时就断绝它，而不是等到表现在言语和行为中再不重复。中庸说：“由诚而明叫作本性，由明而诚叫作教化。”由诚而明，不勉强便合乎中道，不思虑便能有所得，从容地合乎道，这就是圣人[集本有“者”字]，也就是没有过失的人。由明而诚，是选择善道并牢固坚持它的人；不勉强便不能合乎中道，不思考便不能有所得，也就是会重复犯过失的人。因此孔子说：“回这个人的为人，选择了中庸；得到一种善道，就恭敬地牢记在心，始终不失去它。” 孔子又说：“颜氏之子，大概差不多了吧。”这句话说明他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孟子也说：“颜子具备圣人的形体和根本，只是细微之处还有人认为他不能完全没有念头在心中产生，也不能完全不表露在外；拿圣人的道来考察，稍微算是过失罢了。”颜子自己知道确实如此，于是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来成就自己的诚，饮用一瓢水来追求自己的志向；不因富贵妨碍自己的道，不因困厄改变自己的心志，坚定不移，浩然自守，知道高大坚实的道值得崇尚，忘记钻研仰望的劳苦；肩负的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最终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因此孔子感叹他不幸短命，说如今已经没有他了，是说他不能和自己一同站立在至圣的境域，观看教化大行于天下。否则，[集本有“夫”字]行为发自自身，影响到他人；言语从近处发出，却显现于远方。如果不谨慎，失败和耻辱就会随之而来，到了那时才想要不重复犯错，距离圣人的道不也很远吗？那么孔子还肯说他“大概差不多了”，孟子还会说他“具备圣人的形体”吗？由此可知，颜子不重复犯错的道理就在这里。《鼎国论》[集本作《三国论》]　　　　李德裕。魏、蜀、吴三国分割天下，灭亡有先有后，并不是形势有轻有重，也不是积累仁义有厚有薄。考察政权归于谁手，就可以知道灭亡的先后。蜀国的政权在黄皓手中，黄皓是宦官。对内不能修复武侯的旧典，对外不能制止姜维的黩武，纲纪日益败坏，君子不服，所以最先灭亡。魏国自明帝以后，政权归于司马仲达。齐王以下，只能守着空宫。灭亡的迟速，取决于司马昭的意志；他将要转移帝位的重器，必须先使天下人心服。没有建立大功，也不敢立即取代，所以蜀灭亡而魏随后灭亡。孙皓虽然骄奢极欲、残暴滥刑，却亲自掌握生杀大权，不受宫帷内墙的约束；直到天命尽、自然灭亡，才被夷灭。由此可知，君主一天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权柄。龙从深泉中脱出，像震雷失去烟气；威势和神灵一旦显露，人就能制伏它们。蒋济看到魏文帝给夏侯尚的诏书说：“作福作威，是亡国的言语。”所谓权柄，就是施行威势和恩福。怎么可以把它借给臣下呢？后世观看三国的事情，难道可以不戒惧吗？《宋齐论》。宋、齐以来，继承宗庙和帝位的君主，君德逐渐衰微，王道逐渐衰败。新君继统之初，仿佛改变了大的运数，除去旧弊[集本作“降宥”]，解开法网，以取悦众心。然而仁义之风日益淡薄，骨肉亲情被废弃。前代史书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只是还没有得到中正的改变，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弓弦高低不合适就加以调节，琴瑟不协调就更换弦，这也是天道，难道只是人事吗？只要依照罪行来处置，人不能太过分。天下的恶行本来是一致的。古人说：“一心可以侍奉百位君主，百心不能侍奉一位君主。”哪里有对前朝不忠，却能对后来的君王忠诚的人呢？毁坏泉台，是《春秋》所讥刺、先儒所厌恶的。宋、齐的君主，只要有一个做到这一点，必定会被视为美政。泉台显现妖异之事，尚且不可以毁坏，何况没有妖异之事的呢？燕国人思念召伯，爱护甘棠而不剪伐；楚国人怀念叔子，望着他的碑便流泪。他们都是臣子，却被人这样思念；即使时代变了、政治改变了，也没有一个不是前朝旧臣。过去伯益辅佐禹，称颂大舜的德行；曹参侍奉惠帝，遵守萧何制定的法令。魏文帝刚接受汉朝禅让时，群臣都称扬魏国的德行，只有卫臻独自称美汉朝。文帝说：“天下珍贵的东西，应当同山阳公共同享有。” 做臣子的如果完全不想到这些，可以说是怀有百般心思了。

译《张禹论》。国家的谋划、安危的关键，君主不能独自决断时，必定要向自己所敬重的大臣咨询。然而臣子有忠有邪，时势有险有易，交往有浅有深，道义有厚有薄。范睢不过是崤山以东的平民，进入虎狼般的秦国，身处不可测的险境，可以说交情疏远、道义浅薄了；但他能够使昭王尊贵，除掉穰侯，开创秦国称霸的基础，使后代安定巩固，可以说是忠于昭王了。能够独自决断的人，才是英明的君主。古人说：“谋划时希望多方参与，决断时却在于独自裁断。”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上天有震雷般的怒气，龙有触犯逆鳞的愤怒，所以君主贵在能够决断。然而亲戚之间，恩义深重，不能不在自己这里作出决断。张敞所说的“明诏以恩情下达而不被听从，群臣以道义坚决争辩，之后才答应”，却让明诏亲自成为自己的文辞，这并不是君主所能得到的。汉文帝诛杀薄昭，在决断上明白，但在道义上却未必妥当。周宣王为申伯饯行，有《孔硕》诗；秦康公送文公，有“如存”的感慨。何况太后还活着，唯一的弟弟薄昭却被断然杀死而毫不迟疑，这不是用来安慰母亲之心的办法。汉成帝的车驾来到张禹府第，屏退左右，亲自询问张禹有关天变的事情。张禹以自己年老、儿子软弱，又与曲阳有嫌隙为由，反而说：“新学的年轻人扰乱正道、误导他人，应当不予信任。”汉成帝一向信任宠爱张禹，因此对此深信不疑。王氏导致汉室灭亡、王莽成就篡夺，都是由张禹引发的；可以说他是汉朝的贼，是国家的妖孽。即使蛇在郑国争斗、鹢鸟在宋国退飞，妖异也没有比张禹更严重的。朱云想用尚方斩马剑砍下奸佞之臣的头，这才是恰当的。后代有类似张禹这样的人，臣子可以把范睢作为师表，把张禹作为最大的鉴戒[二本作“鉴”]。《夷齐论》。从前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在首阳山下饿死。孔子称许他们的仁，赞美他们的德行[《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大概是取其气节来激励贪婪之人。所谓周朝的粮食，就是周王所赋予百姓的俸禄。劝谏而不被采纳，不吃他的俸禄，是可以的。至于听到善美之人的话，就立即采食薇蕨，这可以说是不明智了。薇蕨是天地元气所生发、四时顺应而成长、日月所照耀、风雨所养育的，周王哪里能占有它们呢？如果说粮食是周人播种栽培的，那么伯夷、叔齐难道不是周人吗？反复推究这种说法，始终不合道理。然而伯夷、叔齐的行为确实误导了后人。于陵仲子仰慕伯夷、叔齐，甚至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清白是清白了，仁难道能这样吗？后来商雒四友畏惧秦朝的酷暴，躲避秦朝的祸害，难道只是洁身自好而已吗？他们以紫芝为粮，饮清泉为浆，终老南山以保养寿命，这才可以说是仁与智兼备。《鼎国论》：“神龙从深泉中脱出”[此句上袁本有“如”字]。《宋齐论》：“未得中”[袁本作“政未得中”]。《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七。宋代李昉等编。史论四。《三良论》一篇　　　　　《张辟强论》一篇。《晋文公不合取阳樊论》一篇。《汉斩丁公论》一篇。《周昌相赵王论》一篇。《秦穆公谥缪论》一篇。《鄼文终侯论》一篇。《荀息论》一篇　　　　　《崔烈论》一篇。《石碏论》一篇。《三良论》　　　　　　　　　李德裕。秦穆公杀死三位良臣，诗人已经讥刺过他，《春秋》也已经讥刺过他，今天不再讨论。只是三良以死相许，前代却没有人议论，这是为什么呢？况且臣道没有比皋陶更显著的，孝友没有比周公更盛大的；皋陶尚且没有为舜、禹两位君主殉死，周公尚且没有为文王、武王两位君王殉死，三良怎么可以被赞许为死得其所呢？像三良这样的人，所谓的是为荣华快乐殉身，并不是为仁义殉身，可以和梁丘据、安陵君一同受到讥刺，怎么能说他们是百人中的杰出之士呢？从前荀息向晋献公以一句话许诺，后来以死相继，君子还叹息这句话成为他的污点，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哪里能把生时共同享受荣华快乐、死后共同归于尘土当作忠诚呢？晏平仲说：“君主如果为国家而死，臣子就应当为之而死。”这话才说得对。自周、汉直到大唐，以身殉道、成就仁德的人，各时代都有杰出人物；但没有一个人把一身的义烈同一国的存亡联系起来。只有纪信乘坐天子车驾欺骗楚军，投身火焰而保全汉朝，数千年之间只有这一个人。汉朝国祚延续四百年，由此而兴盛；我认为汉高祖封纪氏为侯，应该在曹参、萧何之上，可是报答他的恩德并不相称，实在可悲。

译《张辟强论》。扬雄赞美张辟强的觉察，陈平却不是这样。如果只是因为他是聪敏的少年，善于揣摩吕后的心意而感到奇异，那还可以；如果认为这是违背常道而合于权变、能够安定国家，那就不能说不是很荒谬了。授予兵权、增加俸禄，几乎危及刘氏，都是张辟强启发吕后这样做的。假使留侯还在[集本作“存”]，一定会拿戈驱逐他，将把他杀掉。看汉高祖的遗言，吕后主持大事，可以说谋划没有留下任何漏洞。因为王陵有廷争的节操，就安排他做丞相；认为周勃能够担当托付重任，就把本兵的权柄交给他。何况外有齐、楚、淮南如盘石般牢固的力量，内有朱虚侯、东牟侯作为肺腑亲属。当时吕产、吕禄都只是普通人，吕后即使心中不在乎汉惠帝，将相又何必害怕？她若一定忧伤不食、自我促短寿命，难道能成为将相的祸害吗？汉高祖说：“不是刘氏却称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这项忧虑正应当归在吕氏宗族身上，怎么可以违背呢？到那一年，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吕产、吕禄的封爵已经牢固。如果陈平、周勃二人突然先死，那么刘氏的基业必然归于吕氏。等吕后死后，劫持郦商来欺骗吕禄，计策也已经窘迫。周勃虽然进入北军，尚且不敢公开说诛杀诸吕，事情难道不是很艰难吗？幸亏吕产、吕禄都是徒隶般的人，不是英杰之士；假如才智出众的人处在世上，哪里会接受他们的欺骗言辞呢？唉，与其在困难时谋划，哪里比得上在容易时就加以制止？由此说来，陈平、周勃采用张辟强的计策，实在是错误的。留侯破费家产来报答韩国，结交宾客来阻止秦国，招来商山四皓来安定太子，他所做的事一定依靠义理、处于正道。由此可知，他不崇尚权诈诡计，是很明显的。《晋文公不合取阳樊论》　　　皮日休。夏、商、周三代赏赐臣下，用爵位而不用职位，用名号而不用器物。到了后世，君主软弱、臣下骄纵，废弃古法；能建立一项功劳的人，先窥伺君主的地位；能建立一件功勋的人，先窥伺君主的器物。由此鲁国有三桓，齐国有田常，楚国有白公。赏赐过度就会产生僭越，严重时甚至会夺取君主的权力，这种祸患由来已久。况且姬姓诸侯守住自己的封国，胜过上级的爵位，君主赐给他们斧钺，分给他们钟彝；他们与百姓同休戚，在国内掌握生杀之权，尊贵已经到了极点。天下无事时，就推行德化、奉纳贡赋；居处时等待天子巡狩，出行时赴诸侯会同。天下有事时，就用钟鼓号令他们，以征伐行动；对上安定王室，对下端正诸侯，这才是侯伯真正的职责。这是正常的制度。假如天子有所赏赐，诸侯应当以德义谦让，哪里应当再接受他的土地呢？假如推让而不能获准，接受所赐的爵位可以[指周天子命晋文公为侯伯]，接受所赐的器物也可以[指周天子宴享晋文公时赐给他的秬鬯、圭瓒]。况且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不满千里便不足以供养诸侯；诸侯的土地既然侵入天子的甸服，削弱枝条必然会伤及树干，割取肌肉必然会伤到骨头，为什么呢？形势使然。晋文公在郏鄏安定襄王，周王用土地慰劳他[指阳樊、茅、温、原、攒茅等地]；阳人不服[阳樊是王畿内的大邑]，晋侯便围攻它，侮辱其宗庙，苦害其百姓，虐待他的甥舅。唉，这也太不仁了！晋文虽然有进入天子之国、安定天子的功劳，却有凌驾天子威势的行为。周王赏赐时，他应当辞让说：‘臣重耳凭微薄的德行，担任专门征伐的职务；遇到狄人放纵暴虐，使天王稍稍违背宗庙社稷之地，臣怎敢兴起下国的军队，诛杀凶臣、安定王室？这本是臣的常职，不足以受赏。假如天王只是念及我小有征伐之劳，不把我列入刑罚之中，使唐叔的福祚得以延续，臣有所奉行，这样的赏赐已经很厚重了。假如把王畿内的土地作为臣的封邑，就是上面滥施赏赐，下面僭越接受；即使天王特别宠荣臣，又怎能面对宗庙神灵、百姓之心以及后世的罪责呢？’可是晋文公竟然没有这样谦让，反而又请求获得隧葬的礼制。难道他是内心轻视衰微周朝的陵迟，外面倚仗诸侯强盛而这样做的吗？他却不知道周王还在遵守典章礼制[指请隧而未获准]。况且周王说：‘从前我先王拥有天下，规划方圆千里之地作为甸服，用来供奉上帝、山川百神的祭祀，准备百姓万民的使用……’ 这就是周襄王的话。况且大王所赐的田地，都在周王的甸服之内。周王明知这些土地在甸服以内，却把它们给晋国，是因为力量不足[集本作“能”]以制约晋国。如果力量足以制约晋国，难道肯把规划方圆千里的土地给诸侯吗？所以周王对晋侯说起方圆千里的规划，是在讥刺晋侯接受土地。文公没有醒悟，最终接受了它。唉！文公称霸，已有召见君王的讥刺、请求隧葬的僭越，这些还不算最严重；最严重的，是夺取阳樊。《汉斩丁公论》。所谓忠，难道不是把自身交付给君主侍奉，不因猜疑错误而改变自己的心，不因辩说言辞而改变自己的心，不因疑虑恐惧而改变自己的心吗？君主有过错，就在公开场合劝谏，不在私下传播声名，哪里会让猜疑错误进入内心呢？君主有所忌讳，就只进谏不因忌讳而退避，哪里会让辩说言辞进入内心呢？君主心中有所疑惧，就只担忧事情本身而不畏惧，哪里会让疑虑恐惧进入内心呢？假如有人只是贪图俸禄、怯于死亡而做官，君主有过失的言论尚未停止，就害怕被诛杀；劝谏一次没有得到采纳，就离开职位。他自以为取得了古人三次劝谏而不被听从便离去的道义，却侥幸求生、贪恋俸禄，这是因为猜疑错误而改变了自己的心。君主有所忌讳，他必定在心机上奸诈，在声气上谄媚；不思考自己并不聪明，却说君主受到诽谤；不思考道理有尚不可行之处，却说自己的辩说足以使君主听从，辩说足以使君主罢免[此四字集本作“必”，文粹作“不从辩而去”]，这是因为辩说言辞而改变了自己的心。君主有所疑问，他必定谄媚那个受宠的人，因为希望获得厚赏；必定奉承那个受宠的人，因为希望求得宽免。有所宠爱却不能谄媚，有所宠幸却不能奉承，不过是苟且行事罢了，这是因为疑虑恐惧而改变了自己的心。唉！刘邦、项羽兴起时，淮阴侯难道不是因为猜疑错误而离开项羽吗？曲逆侯难道不是因为辩说言辞而离开项羽吗？淮南王难道不是因为疑虑恐惧而离开项羽吗？离开那一方而投向这一方，果真是竭尽忠诚吗？果真可以说是不忠吗？这种人都是有利就留下，无利就灭亡。丁公在敌阵前不杀刘邦，确实是出于恻隐之心，难道是因为猜疑错误、辩说言辞、疑虑恐惧吗？难道是有利就留下、无利就必定灭亡的人吗？与其说他不忠，那么淮阴侯、淮南王、曲逆侯这三位侯王[指淮阴侯、淮南王、曲逆侯]也不能免于鼎镬、刀锯的诛罚了。这样看来，高祖斩杀丁公，果然不恰当吗？唉！汉朝刚建立时，并不是没有人；丁公将要接受刑罚，没有听说有人说一句违背法理的话，大概这就是丁公的命运吧[集本作“也”]，可悲啊。

译《周昌相赵王论》。刚强与柔弱的区别，在于人的本性；得失的关键，取决于如何运用。假如以刚暴对待柔弱，刚强就会取胜；柔弱持久，也会胜过刚强，这是事物的常理。有时用刚强来处置柔弱，用柔弱来处置刚强，这样把握关键就一定能成功；如果用刚强来处置刚强，用柔弱来处置柔弱，把握关键就一定会失败。周昌的性情刚强，吕后的性情也刚强。汉高祖考虑到自己百年之后，以赵王如意为忧虑，所以停止让周昌担任赵国相国。唉！汉高祖的用意，难道是为了在一时逞志，只因接受一次劝谏，便任命周昌为相吗？否则，为什么使用他却如此失误？如果认为周昌的刚强足以巩固赵国，那么赵王的兵甲能够抵挡汉朝吗？这是第一点不可能。如果认为周昌的刚强足以保全赵王，那么吕后征召赵王，只不过是一名驿夫的力量，足以做到吗？这是第二点不可能。如果认为周昌的节操足以保存赵王，那不过是以死相争；周昌一死，赵王仍会被召去。这是第三点不可能。最终使得汉高祖死后，赵如意含冤被杀，周昌愤懑而死，真可惜啊！汉高祖在未死之前，如果让周勃统率南军，让周昌统领北军，让陈平担任主要谋臣，那么吕后命令吕产、吕禄谋划的事情，就不能抵挡大难而不回转，也不能秉持大节而不坠落了。假如让周昌掌握军政、执掌相权，他一定能够做到，为什么却错误地任用了他呢？《秦穆公谥缪论》。圣人致力于使百姓安定，不会先安置不仁的人来显示自己的仁，也不会先任用无德的人来显示自己的德。假如这样做，就是看到危险的人已经坠落才想去援救，看到争斗的人将要死亡才开始救助，唉，这也太不仁了。凭借高辛氏的仁德教化，任用一个挚；挚做得不好，天下百姓就捕杀尧，把他作为君主。凭借唐尧的仁德教化，任用一个鲧；鲧没有功绩，天下百姓就拥戴禹来建立功业。既然如此，挚和鲧，是高辛氏、唐尧确实任用的人，并不是预先安置的人。推究他们的诚意而任用他们，人民尚且背叛他们，何况预先安置的人呢？当晋献公发生骊姬之乱，奚齐、卓子后来被杀时，重耳在翟国，夷吾住在秦国。凭秦穆公的力量，制服翟国而安定晋国，是一定能够做到的。重耳的贤能，天下人都知道；他的随从，也都足以辅佐别人的国家[指赵襄子、颠颉、舅犯等人的情况]。如果先立重耳，必能诛杀作乱的公子，除去暴虐的大夫，在成周辅佐周王之德，在汾水、晋地宣扬教化；可是秦穆公反而采纳公子絷的话[公子絷对秦穆公说：“您如果想拥立晋君来成就天下的名声，不如先拥立不仁的人，使晋国内部混乱。”]，于是先立夷吾，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入国后，背弃了对内外臣下的赂约[指答应里克汾阳的田地百万，丕郑蔡地七十万，答应公子絷河外五座城和黄金三十镒、白玉珩六双]，诛杀原先拥立他的臣子[惠公二年春杀里克，秋杀丕郑]；又与先父的夫人贾君通淫[指惠公与献公夫人贾君通淫]。所以活着的人编歌讽刺他[指百姓歌唱：“谄媚与不谄媚，果然丧失了他的田地”]，死去的人也没有得到报偿[指惠公即位后改葬恭太子，而其魂魄仍在外]；最终自己被秦国俘获[惠公九月被俘，十月归国]，儿子又在晋国被杀[指惠公十五年[文粹作“三年”]，惠公死，怀公即位；秦国于是从楚国召回重耳并送他入晋，晋人把怀公杀于高梁]。唉，造成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晋人的罪过，还是秦人的罪过呢[集本作“也”]？挚立国八年，做得不好就被废黜；鲧任用三年，没有功绩就被诛杀。何况晋惠公在位期间，成为宗庙的蛀虫、社稷的莠草；一旦拥立他，使他在位十五年，他造成的祸害就太大了。如今的学者把秦穆公称为“缪”，还对这个谥号有所怀疑；读到这篇文章，就可以确定他应该谥为“缪”。《鄼文终侯论》　　　　　　　罗隐。沛公后来得到秦国后，萧何改变秦朝的法律，因此订立了约法三章。然而萧

译何竟然主动玷污自己，难道不是想把他的德行树立为万代的典范吗？不然，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众人之先呢？况且汉朝的功臣中，为什么萧何居于第一？既然萧何是首先施行这些法律的人，后来立功做丞相的人即使贪污渎职、钻营玩弄法令，法律却一定不加以惩罚，那么乱臣贼子就会由此[此处有缺字]而生。萧何的法律不能挽救当时，难道还能挽救后世吗？《荀息论》　　　　　　　　　牛希济。晋献公有九个儿子，听信骊姬的谗言；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重耳逃往蒲地，夷吾逃往屈地，众位公子全被驱逐，只有骊姬的儿子奚齐和她姐姐的儿子卓子留在宫中。晋献公病重，召见荀息，准备让他拥立奚齐。荀息说：“臣将竭尽臣下的力量，再加上忠贞；如果不能成功，就以死来继续。”献公说：“什么叫忠贞？”荀息回答：“国家有利的事，知道了没有不去做的，是忠；送走将死者、侍奉在位者，始终相伴而没有猜疑，是贞。”献公死后，荀息拥立奚齐。里克派人杀了奚齐。在丧礼期间，荀息将要为奚齐殉死，有人对他说：“这样做没有益处，不如在朝廷拥立卓子。”荀息又拥立卓子。里克说：“三种怨恨将要一起发作，秦、晋两国会辅佐它们，您将怎么办？”荀息说：“我已经同先君说过了；我想再重复自己的话，但这样做难道不是已经成为别人的人了吗？”里克在朝廷杀死卓子，荀息也为他而死。左丘明赞美他说：“诗人有话说：‘白玉圭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言语上的污点，就无法挽回。’这是因为荀息有重复自己诺言、重视承诺的道义。荀息是晋国的大夫，是执政的臣子；接受遗命来拥立君主，别人杀了君主，他自己却不能讨伐凶手，这是对国家偷懒失职。” 后来又拥立卓子，以苟且偷安。里克已经进言，又不能诛杀他，说这是为了伤害他的君主；即使说这是再次进言，又有什么可叹惋的呢？况且献公任用荀息执政，是因为认为荀息贤能，所以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他。如今两个儿子无罪而死，这是荀息不贤所造成的，难道不是辜负了先君托孤的重托吗？况且他已经做了大夫，就不应当跟随君主陷入昏乱，反而拥立幼子；他明知诸公子贤能，却不能拥立他们，以利于晋国，替国家谋求长远之计吗？这恐怕是周于姬氏的党羽，正是受宠者的党羽。拥立两个君主却不能安定他们的地位，放纵贼人以致本国发生祸乱，难道像亡国之党这样的人也可以拥立吗？这不是凭自己的智力就能保全君位的事，他难道轻率地答应了吗？这是轻率发言而答应此事，是贪图自己的职位而固守权势。再次进言，却使被立的儿子因此而死；他不杀人，反而让别人来杀死这个儿子。大国的力量都不能保全自身，明知贼人而不讨伐，不能说是忠；放纵他们为虐，也不能说是贞。侍奉受宠而幼弱的君子，远离霸王和贤哲之君，二者都没有猜疑，难道会是这样吗？如果群盗竭力争斗，不能谋划取胜而死去，尚且还会认为他们贤能；如果不能讨伐贼人，毫无谋略而自行毁灭，又凭什么尊崇他呢？普通男女死在沟壑之中，与这种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凡是接受顾命、承受遗诏的时候，选择长者辅佐幼主的办法，如果没有伊尹、周公那样的才智，尚且将不能成功，哪里是荀息所能做到的呢？因此宪宗病危之日，朝廷内外都疑惧不安。奸邪之人害怕皇帝的明察，又诛杀了他们的党羽。有人进来，谈到裴晋公并涉及大政，公勃然说道：“应当去问大臣，这不是内殿所议的事情。”进言的人立即退下。杜黄裳当时任庶子，也拿着王佩系带上阳宫，询问太子是否安好；到临终慰问时又劝说道：“冢宰大臣先前在丧中，看到天子的容貌因哀痛而憔悴，没有不相互看着哭泣的。又庆幸万国终于有了君主。”于是对于防患的办法，深谋远虑，准备得如此周密。后来国家因为副君即位，必然会有关系社稷的祸难，于是把依遗诏选择并拥立君主作为常规。大

译概并不是从大臣的谋划开始的，都是左右近臣秘密建议迎立。君位确定以后，才命令百官举行大礼。最初谋划此事的大臣，立即得到新君的赏赐，被迁升到重要权位，委以国家大政。南北二军归于他们的肘腋掌握之中，九城禁卫的钥匙也由他们掌管。这样看来，公议者还可以知道他们是在进谏君主。

译后来诛杀嗣王中英武的人，或者选择幼小而可以教导的人；他们议定拥立之后，父亲轮流上告不实的情状，反复署名，民间称为“车毂状”，官府称为“金轮图”。常有人请赵公共同署名，赵公抽泣流泪，不忍下笔。他的儿子说：“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一步，祸患不能改变。一家三百口人的性命都在今天，大人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请让我代您执笔署名。”当时宦官害怕大臣不肯顺从，必然会兴起诛杀，使天下动摇。等看见赵公的名字，无不欢喜。因此立即任命他的儿子位居清要之列，最终使权力归于宦官，防止宗社倾覆，都是赵公所造成的。有人说：“赵公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他不像荀息那样把生命完全献出。生与死，都是扰乱国家；有什么高下之分呢？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不同朝代而同样有罪。左丘明的褒扬，难道不是错误的吗？” 崔烈论 汉朝中期，戎狄侵扰的祸患不断，边郡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战争连绵、灾祸积累，历代都不能停止，天下因此困顿，国家用度不足。除了征收酒税、租税和算赋之外，甚至开始允许民间倾尽家产来帮助国家，出钱赎罪，交纳钱财买取郎官职位，把这些当作治理国家、挽救弊病的办法。到了桓帝、灵帝时代，天子向人索取百万钱，然后才任用为三公。崔烈常常用贿赂求得三公之位，曾问他的儿子：“你认为我怎么样？”儿子回答说：“铜臭的说法，已经垂载于前代史书了。”然而近来，君主并没有桓帝、灵帝那样的偏僻，自咸通以后，上至宰辅求取方镇之位，下至州牧、县令，也都靠贿赂取得。因此宦官把宰相当作当时可售卖的货物，宰辅把州牧、太守当作货物，铨选官员把县令当作货物。宰相要若干万贯，刺史要若干千贯，县令要若干百贯，都是公开向市井之人宣说，彼此借贷来满足求官之需。掌握权力、居任期间，如果还有别的所求，要满足他的欲望，确实又比规定的数额加倍。争相图谋这些职位的人，仍然以出钱越多为越好：他出十万，我出二十万；他出二十万，我出三十万。自宰相到县令，都用贿赂的办法互相争高下；又结伴乘车骑马前往观看钱财堆积的地方，然后到有权势的官员和宠臣门下求官，情形明白得如同进行交易。三公、宰相坐在那里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四海，调和阴阳，是天地化育的主持者；方镇、州牧，是天子的藩篱屏障，用来巩固宗庙社稷；刺史、县令，是教化百姓的首要官员。如果全都这样做，国家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揣度他们的内心、听闻他们的谋划，原来都像贩卖妇女一样：出一钱，希望收入十钱；出了十万，希望获得二十万；出了三十万，图谋得到六十万的回报。榨尽百姓的头发和骨髓，仍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汉朝灭亡，是君主造成的，也是国家的祸患和权幸造成的。有人说，最初挑起这种祸端的崔氏之子，难道是万世不朽的罪人吗？汉武帝在前面开创，桓帝、灵帝在后面完成，直到今天不过是接续着这样做罢了。况且崔烈在世时，没有听说他用义方教导儿子，不能把清白传给子孙。像这样大量收藏的钱财，难道是俸禄所得吗？既没有施给兄弟亲戚，也没有施给邻里乡党，难道是靠行贿得来的吗？如今用这些钱来求取远方的官职，不也是如此吗？况且桓帝、灵帝时代的家谱记载说，崔烈做了宰相；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群盗夺去，所以过错在积聚钱财的人，不在使用钱财的人。披散头发在河边祭祀的人，辛有知道那里必将变成戎地；最初制作俑来陪葬的人，难道不会断绝后代吗？仲尼害怕这种风气会发展到以活人殉葬，大概是知道应当在祸患刚开始时加以防止。天子明明白白地允许并实行这种做法，有什么罪过呢？崔烈平素没有别的声名，贪图荣华、固守利益，是小人的常态；不施惠于亲戚，只谋求自己的爵位，也是小人的常态。这有什么值得加重他的罪责呢？拥有国家的人，不以仁义为务，却专门追求财利，允许并实行这种做法，这才是不可取的；不准许却暗中实行，而且不能察知，同样不可取。这不也是颠覆国家吗？难道不是过错吗？

译石碏论 卫庄公宠爱州吁，又放纵他。石碏进谏说：“我听说爱护儿子，就应当用义方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道。骄横、奢侈、淫乱、放纵，都是从邪道产生的。这四种情况的到来，是由于宠爱和俸禄过分。君主如果现在纠正他，就还来得及；如果仍不纠正，后来一定会后悔。”庄公不听，州吁最终杀死他的君主而自立。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游，石碏禁止他，却不能阻止。春秋时期，有弑君的儿子，有的还朝见天子，参加诸侯会盟，不再加以讨伐。因此石厚向石碏询问拥立君主的办法说：“到王那里朝见，可以吗？”石碏说：“凭什么能够朝见？”石厚说：“陈桓公正受到周王宠信，如果先朝见陈国，请他代为请求，一定可以得到许可。”石厚跟随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弱小，我这个老人也老了。这两个人实际上杀害了我国君主，请您立即设法处置他们。”陈国人在濮地逮捕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宰臣獳羊肩到陈国杀死石厚。君子说：“石碏是纯粹的忠臣，爱护自己的君主，连石厚也参与其中。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种事吧？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君臣之道，是人所应当遵守的义。石碏进谏庄公，正是用义方教导儿子石厚的行为，难道没有义方的教训吗？” 况且石厚并没有参与弑君的谋划，却成为作乱的首要人物。州吁即位以后，他仍然跟随州吁游玩。州吁做了君主，命令石碏游玩，他一定会跟随，何况石厚呢？他已经做了大臣，国家有叛乱的贼人，却不能讨伐，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父子互相欺骗，以成就残忍的计谋，是忘记了亲情。做臣子不忠，做父亲不慈，将使卫国人父子相互争斗，彼此屠杀。因此，既然有先见之明，知道州吁一定会作乱，就应当竭尽力量除掉他，难道只进谏一次就算了？知道石厚一定会跟随作恶，就应当严厉果断地讨伐他，不要使他必然陷入被杀的结局。既不能挽救祸乱来安定国家，也不能谋划君主之事来保全自己的儿子。庄公的死亡、州吁被杀、石厚的死亡，都是石碏忍心造成的，何况他的君主呢？有人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是圣人的教诲；日防舍弃所爱之子，是贤人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将用什么来制止祸乱呢？周公知道管叔、蔡叔的心思对成王不利，必将危害宗庙，所以先除掉他们，以保全天子的尊严，安定国家的根本。难道像石碏这样，等石厚弑杀庄公以后，再欺骗他而诛杀吗？日防因儿子与宫人嬉戏而发怒，大概是要防止淫乱的根源，使国家安定。石碏先促成了石厚的叛乱，然后才杀死他，必定是不愿意让他先加入篡位的党羽再去诛杀他。然而周公是圣人，日防是贤人，他们知道事情必然发展到祸乱，所以都不得已而这样做。周公和日防，是防止祸乱而先行诛杀，以使国家安定；石碏却等祸乱形成以后才诛杀，既无益于义理，反而成了互相欺骗的计谋和残忍的行为，既没有父子的慈爱，也毁灭了天伦之道。况且石厚能够向父亲询问拥立君主的办法，说明他懂得是非、义理和治乱的道理。他无疑是尊重父子之道，合乎父亲的心意；怀疑父亲的心意，就是违背天道。如今石碏反而欺骗他，让他朝见陈国，以实行诛杀的计谋，这种人的心肠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不如把道理告诉儿子，并且说：‘州吁作为儿子，杀了自己的父亲；作为臣子，杀了自己的君主。天地所不能容纳的人，做人儿子的就不应当同他为伍。因此我禁止你同他游玩。况且我身为大臣，想要诛杀弑君的贼人，以报效国家。如果不讨伐这个贼人，就是我犯了弑君之罪。你如果能使州吁到陈国朝见，就不要跟他一起去，我将讨伐他。’石厚尚且能够向父亲求取计策，难道一定会陷父亲于恶行吗？如果这样，就可以保全儿子，也保全父子、君臣之道。如今石碏凭残忍的性情，扰乱君臣父子的义理，来保全自身、求取名声，却说这是‘大义灭亲’。罪过没有比扰乱国家更大的，不孝没有比断绝后代更大的。如今石碏扰乱了自己的国家，又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后来乐羊做魏国将领，讨伐中山；中山国杀死他的儿子，送给他一杯肉羹。乐羊坐在营帐中，把它吃完，才退下哭泣。中山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内心；他贪图功劳而忍受骨肉之痛，大概就是石碏这一类人。屈突通处于隋朝祸乱之际，没有跟随王师，唐太宗派他的儿子去召他，屈突通反而张弓射向儿子，说：‘从前我和你是父子，如今我和你是仇敌。’随后把弓箭放在地上，拜了两拜，哭泣着与儿子告别。隋朝灭亡以后，他说：‘我的智力都已经困竭，并不是我敢背叛陛下。’然后才来归顺；这又是能够保全君臣、父子之道的例子。况且能够残害自己的儿子，却成为仁义之人，从来没有这种事；成为仁义之人，却能够残害自己的儿子，也从来没有这种事。左丘明修撰流传千载的王化之文，竟想开启父子相互怀疑、亲人彼此毁灭的道理，难道大大违背了圣人的本心吗？《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八。宋代李昉等编。杂论上。《与邢邵议生灭论》一篇，《劳生论》一篇。《愚夫哲妇论》一篇，《解诘论》一篇。《君子无屈论》、《拟公孙龙子论》各一篇。《寱论》一篇，《丐论》一篇。《漫论》一篇，《化虎论》一篇。《与邢邵议生灭论》　杜弼 邢邵认为，人死后不会再生，恐怕是给蛇添足。杜弼回答说，大概是说人死归于虚无，并不是有某种力量使他重新出生。然而万物在没有复生以前，原本也没有生命；由无而成为有，为什么偏偏对此感到奇怪呢？邢邵说：“圣人设置教化，本来是为了劝勉奖掖，所以用将来之事使人有所期待，各自顺遂自己的本性。”杜弼回答说：“圣人配合天地之德，与四时一样诚信；所说的成为经，所做的成为法，以虚无之理示范万物，以奇诡之说劝导百姓。将来占卜鱼腹所得的文字，难道能与凿柱藏书的诰命相同吗？如果照你所说，福报果真可以熔铸人的性灵，弘扬和奖掖风教，那么利益之大没有超过它的。这才是真正的教化，为什么说它不真实呢？”邢邵说：“所谓死，就是消散，精神也全部消尽了。”杜弼说：“这里所说的消散，就像箭射尽了，手中的箭也用尽了。”《小雅》说：“没有草不死。”《月令》又说：“靡草死。”动物和植物虽然不同，也属于这一类。没有情感的草木，到了春天尚且重新生长，含有灵性的万物，为什么不能再次造化呢？” 如果说草木死亡后仍有种子存在，那么人死之后也有神识的种子，只是看不见；说它归于虚无，是因为神识存在于形体之中，也不是眼睛所能看见，即使离朱那样明察的眼力也不能看见。虽然蒋济能够观察眼神，辨察贤愚；钟生能够听琴曲，使山水的形状显现出来，这只是神识的作用，哪里是神识本身呢？正如玉帛并不是礼，钟鼓并不是乐；由此推论，道理就显而易见了。邢邵说：“季札说‘没有什么不去’，也是说神识消散殆尽。如果它还会重新聚集成为万物，就不能说没有什么不去。”杜弼说：“骨肉向下归于土地，魂气则无所不往。这是形体坠落而魂魄游行，并不是完全消灭，就像鸟飞出巢、蛇游出穴；正因为它还存在，所以说无所不往。如果说神识也不存在了，那么它将往哪里去呢？”延陵季子有观察蔡国墓地的见识，知道神识不随形体而灭。仲尼发出学习礼仪的感叹，赞美神识与形体相分离。假如承认神识空廓无形，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季子，不能称为高深的议论；如果执意把这种说法当作虚无，邢邵说：“神存在于人身上，就像光存在于蜡烛中；蜡烛烧尽，光也穷尽，人死了，神也消灭。”杜弼说：“过去的儒者常有这种说法，群疑众惑都由此产生。大概是辨析得不够深入，思考得不够专笃，我私下认为其中有未被看见的道理，可以加以考察。” 蜡烛是凭借形质产生光，形质越大，光也越大；人则不同，神识并不受形体束缚，神识小，形体难道也会小吗？所以仲尼的智慧一定不短于长秋，孟德的雄才远远超过邢颙的神识。神识与形体的关系，也如同君主拥有国家：国家确实是君主所统治的，但君主并不是由国家产生的。既然不是同时产生的，谁能说它们会同时灭亡呢？”邢邵说：“舍弃这个而失去那个，生命不断产生，周公、孔子自然应当像庄周敲击瓦盆那样，又像桑扈那样顺着歌声而行。”杜弼说：“共同处在阴影中休息，尚且会有将要分别的悲伤；在困顿的车辙中游行，也会生出走到中途的感叹。何况肢体相连、气息相同，后来化成不同的事物，按照感情穿戴丧服，有什么妨害圣人呢？”邢邵说：“鹰变成鸠，斑鸠变成鴽，黄雀变成鳖，都是有生命的种类。种类彼此变化，就像光离开这支蜡烛而在另一支蜡烛上燃烧。”杜弼说：“鹰还没有变成鸠时，鸠就并不存在；斑鸠还没有变成鴽时，也不能以鴽来讨论。把它们相互比拟，好像是把两个东西并列相称；既然不是两个东西，又有什么可以同时成立呢？光离开这支蜡烛，可以在另一支蜡烛上燃烧；神识离开这个形体，也可以寄托在另一个形体上，这又有什么不同呢？”邢邵说：“如果依照这种说法，想让土变成人，让木头生出眼睛和鼻子，那么造化的神明也不应当这样做。” 杜弼说：“腐草能够化为萤火虫，老树能够生出蝎子，造化也未必不能使它们如此。”后来他另写信给邢邵说：“建立论说、阐明道理，应当援引经典作为证明；如果违背孔子、背离佛教，只凭自己独断，难道就能成为君子吗？如果不以古人为师，万物各有自己的意向，如同马头想向东走，谁能够驾驭它呢？只取合乎中道的说法，为什么贵在只得到一种意见？高逸的音韵想要高远，管仲的心意还未能明白；前后往复辩论多次，最后邢邵理屈而停止。”

译一作：都出自《齐书》本传。《劳生论》　卢思道 庄子说：“天地使我因生命而劳苦。”这话确实如此！我年近五十，衰弱衰老接踵而来，回想往昔，才知道一生劳苦，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因当时的事情而发。罢官后闭门独居，有客人来拜访我，片刻之后，客人缓步而谈说：“生命是天地最大的恩德，人是有生命的万物中最有灵性的，所以能够与天地相配，在万物中最为尊贵。美丑、愚智的差别，悬如天壤；立身行事的不同，有如入海登山。如今您出生在优越之地，是九代卿族之后，天生俊才，为万人所仰望；学问综贯九流，仰慕孔门的冉求、子夏，文辞穷尽岁月，足以比拟汉代的卿云。出处进退有节，合乎礼法；不谄媚，不骄傲，没有怨怒，也没有喜悦过度；在贵贱之间俯仰自如，在言语和沉默之间从容自得，这是多么宽裕啊！我实在羡慕您。”我微笑着说：“您没有认真想过吗？为什么说得这样过分？请您安静听着，让我为您陈述一番。人活着，本来都不如不生；就我这一生而言，劳苦也确实很多。少年穿着纨绔华服时，就专心接受教义，规规矩矩地行事，一步步跟随善道。” 戴上头巾帽子以后，飘动冠缨接受任职，受到仁义的束缚，被朝廷和市井的事务笼罩羁绊，失去了鸟翔陆地的本性，丧失了江湖的远大情怀，沉沦在这种风波之中，陷入颠倒失常的境地；忧愁和劳苦一齐到来，事务也不是一端。为什么呢？出身高贵显赫，反而因此受到主管仓库者的猜忌；才识美好出众，也受到愚庸之人的嫉妒。专心学习、强于记诵，反而使聋者盲者侧目；清谈如河汉，反而使木讷之人心生嫉恨。难道只是虫子怜惜春天、蟋蟀畏惧腐草，像江都王那样长久叹息，像长沙王那样被传召却不得归还吗？又确实如鲁国遇到臧仓、楚国碰到靳尚，赵壹为此悲歌，张升因此痛哭。齐国末年，没有遇到贤明的君主，低头接受羁绊，局促无地自容。段珪、张让以金钱财宝为祝愿；贾谧、郭槐的腥臭尚且可以满足，滥施刑罚来逞威，祸患还牵连无辜。耳朵听到恶来的谗言，脚下踏着龙逢的鲜血。周朝末年，又遇到昏乱的君王，收敛手笏登上台阶，汗流浃背。蜀地来客接踵而至，登上焦原；与这些相比，尚且不算险。齐人手里拿着马尾，与这种危险相比还不算危急。至于羊肠、句注一带的道路，只能防备马鞍、振动缰绳；行走在武落、鸡田一带，风吹日晒、披星沐雨，三十天只能吃九顿饭，也不敢称为困苦。这种劳役，大概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罢了。当今国运刚刚开创，四方和睦，天子执掌大权；上面有能飞的龙，下面有辅佐天命的人。岐伯擅长卷曲自守，以陷入幽忧为耻；卞随、务光却后悔追随木石。今年已到秋天，才刚迫近知命之年，按照情理和礼法应当退隐，却不能得到安闲。随风飘落的一片叶子，并不会损害邓林聚集的树木；成双的野鸭倒飞，也不会妨碍渤海广大水域的游泳。耕田凿井，晚间休息，早晨起身；等待南山的朝云，观赏北户的明月。阅读汜胜的《九谷之书》，观察其中的节制；研读崔实关于四时的法令，依照它周旋行事。早晨披着蓑衣、戴着斗笠，与白屋黄冠的人为伍；晚上谈论农事，和汗湿身体、脚上沾满泥土的人相处。浊酒斟满酒樽，高歌充满宴席。恍恍惚惚之间，天地归于一指，这就是野人的快乐。您或许因此羡慕我吗？客人说：“您的事情，我已经听到了；别人的内心还有所想，也请您大略说说。”我回答说：“云飞在高处，泥沉在低处，高下本来等级不同；圆形运行，方形停止，动与息的状态各不相同。因此能摩天而飞、运行大海的鸟，反而容易在沼泽中被罗网捕获；穿行五衢、四面受光的树木，忽然会遭到山林中的斧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我晚年才遇到昌明的时代，于是保全自己的柔弱资质；回头看人事的陨落，观察时势道路上的危难，到了立冬、长夜，静下来长久思考，足以反复叹息、伤心流泪、鼻酸。人的一生百年，脆弱短促得厉害，像奔驰的骏马、流逝的闪电，无法用言辞形容。我回顾追慕、周旋奔忙，在数十年之内，穷困、通达、荣耀、耻辱，事情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有见识的人少，没有见识的人多。他们狭隘凡庸、轻浮冒险、急躁浅薄。在家里却人面兽心，不孝不义；出门则谄媚、阿谀、进谗、奸佞，无愧无耻。退身知足，忘记了伯阳的明白告诫；施展才力、就任官职，抛弃了周任的格言。悠悠远古以来，这些弊病已经积累；到了近代，这种弊害尤其深重。范蠡谦让的风气，士大夫不再继承；《夏书》中关于昏乱水患的罪责，执政者却以为安然无事。早晨露水还没有干，小车已经挤满董石的街巷；夕阳早早落下，黑色车盖填满阎窦的里巷。他们都像脂肪、像熟皮，弯腰匍匐，吞食恶臭以求媚上，亲自为权贵吮痔。用美言谄笑，助长权贵的欢乐；假装哭泣、谄媚哀悼，慰问他们的丧事。近处通宵饮酒，远处送上文章；艳姬美女，视同脱鞋一般抛弃；金饰玉华，也弃置得像遗迹一样。等到邓通失势，连一支簪子的贿赂也没有了；梁冀被诛杀，五侯的尊贵也将随之兴起。从前那些求官买职、晚上拜访早晨奔走、投递名帖、望尘追随的旧交，和那些在堂上俯仰、作夜客的人，起初都像牛兄遇到猛兽一样魂飞魄散，心战色变；又像叶公见到真龙。顷刻之间却拍掌扬眉，高视阔步，结伴抛弃廉耻，到公卿府第携手而行；在圣卿门前哭泣，华贵车轮扬起尘土，来时快如飞箭，雀罗暂时设下，离去时却像断绝的琴弦。甜蜜也不觉甘美，山川也不能阻隔，千变万化，神出鬼没。做这些事的，都是衣冠士族；有的虽然稍微缺乏才艺，却不以不仁为耻，不畏惧不义，不对朋友感到惭愧，也不在妻子面前羞惭。外表呈现厚道的面貌，内心却隐藏百般心机。因此有人得以佩青绶紫，治理州郡，放纵情欲、劫夺他人，厚厚地为自己积聚财产。美妙歌舞，列鼎而食，撞钟宴饮；耳朵听厌了丝竹，口中饱尝珍味。即使清议一向认为不对，时任宰相也不责备他们。末世风俗轻薄鄙陋，弊病竟到了如此地步。我却违背时俗、轻视做官，闭门安贫，十分以奔走求取为耻，深深害怕求取非分利益；心如死灰，不经营世俗的利益，家中贫穷得没有一担一石粮食，连一文钱也不携带。

译偶然以孤身任官，已经有几十年；因为驽钝笨拙而招人讥笑，轻视生命正是我诉说劳苦的原因。真人治理天下，去掉雕饰而归于朴实；人们懂得荣辱，时代又恢复和乐。风教由上宰推行，朝廷内宣扬文教，方伯、重臣各尽其职；对外宣扬武节，使大道覆盖四方，以淳厚的风俗滋润百姓；任用官员必定依据才干，爵位也不滥授。那些首鼠两端的人因此不能列入衣冠之列，结党营私、互相勾结的行为一扫而尽。轻薄之徒消灭踪迹、逃窜隐匿，砾石变成美玉，莨莠化为芝兰。煽动风俗、扰乱时局、刺耳污眼的事情，现在全都听不见、看不见了。没有人敢欺侮我。《易经》说：“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吧。一作：都出自《隋书》本文。《愚夫哲妇论》　谢灵运 从前有个愚夫，家里本来是大商人，积累的资产有数以万计。他既然出生在豪门，长大后就使房屋更加华美；穿衣一定追求极其华丽，吃饭一定穷尽珍奇食物。但他天性顽钝愚鲁，不懂经营财货。后来父亲去世，哥哥也死了，家中的生计落到他手里。每次进行买卖，往往都损失利益。他的妻子聪敏而有见识，常常私下叹息说：“照这样下去，这个孩子的家产很快就要贫穷了。”愚夫常常买珠子和玉石，花费数以万计，最后却只买到燕石、鱼目而回来。妻子看见后讥笑他说：“这不是真的，你为什么鉴别得如此差呢？”愚夫于是变了脸色，翘起胡须，挽起衣袖，瞪大眼睛，回头呵斥妻子说：“我访问店铺中的人，他们都说是美玉；我问那些市场官吏，他们也都说是美珠。我本来就是先询问然后买，先打听然后购置，难道是我专门挑选并擅自拿取的吗？”妻子生气地回答：“玉和石是不同的材质，珠和鱼目是不同的形状；虽然颜色相似，但光泽润泽相差极远，只是你愚昧，不能详察罢了。如果别人说是对的，你就跟着说对；别人说是错的，你就跟着说错，那么取舍就掌握在别人手里，你还参与什么呢？”所以有离朱那样的眼睛，就不能用颜色来迷惑他；有师旷那样的耳朵，就不能用声音来迷惑他。如今如果要先询问别人然后才能辨识，这只是聋人和盲人的做法，哪里是有耳有眼的人所应当做的呢？” 于是夫妻二人相互怨恨争辩，连续多日没有停止。当时邻家有一位寄居的游学之士，听到这件事，感叹说：“哲妇的话确实正确，可以说是有事实验证的。” 《君子无屈论》　崔弘庆 君子没有屈曲于困境的道，所谓无屈，就是这样。如果实行君子的道，即使自身陷入极端困苦，道也不会屈服；如果使自己的道广大，即使困苦也是应该承受的。象伤害舜，桀讨伐汤，纣囚禁文王，管叔、蔡叔诽谤周公，桓魋伤害孔子，臧仓毁谤孟轲。小人见到这些便说：“行善往往遭受困厄，不行善反而舒展。”君子却发挥自己的道，说：“道在我自身，我没有惭愧。”有的人仓皇奔走而失去正道，把邪说当作正道，于是处处触犯而随波逐流，也就应该如此了。申生自杀，仲由被制成肉酱，泄冶在陈国被杀，屈原沉没于湘水。这些人都是这样：德行在德行方面得到伸展，言语在言语方面得到伸展，政事在政事方面得到伸展，文学在文学方面得到伸展。从此以来，没有实行某种道而道却不能得到伸展的。立身于世，未尝不超过一般人；不能伸展、不能高明的，往往似是而非，称作妖异。和谐却不正当，是德行之妖；辨析却不正确，是文学之妖。自身成为妖异却不知道，困境将至才怨恨，这是极大的迷惑。至于六艺百工，只要得到其中的道，也同样能够伸展。唉！有人以最高贵的地位作为道不屈，我却认为道尊而名声流传久远，才是道得到伸展。文王在王道上得到伸展，周公在辅政上得到伸展，孔子、孟轲在儒学上得到伸展。有的人甚至把极其低贱的事情当作道，愚人认为那是屈辱而不肯去做。圣贤只要对人有利，即使隐藏自身也不以为耻，反而去做。后稷播种耕植，大禹治理洪水，伊尹背负鼎具，姜太公宰牛垂钓，都是这样。自舜直到孔丘、孟轲，道理全都相同。应当实行道的本心，并不是为了追求富贵。道如果已经实行，怎么能说是屈辱呢？君子没有屈，这一点明明白白。《解诘论》崔弘庆写《君子无屈论》，其中有“文学在文学方面得到伸展”的说法。有人诘问崔弘庆说：“您难道不是君子吗？为什么道会屈曲呢？已经很久了！”这实在是被问题迷惑了，只是当时没有多加考察来回答。等到仔细审视自己实行的事情，才加以解释。我确实不是君子。读《孝经》，就思考君子的行为；读《春秋》，就思考君子的志向；读《易》，就思考君子的性命；读《诗》，就思考君子的讽谏和兴发；读书，就思考君子所记载的言论；读《礼》，就思考君子防止祸乱的办法；读乐章，就思考君子调理内心的方法。至于不合乎法度的道理，我从来不敢说，也不敢实行。正因为如此，乡里称许我，朋友赞美我；即使没有道，也应当可以说是得到伸展了，怎么能说是屈曲呢？如果说我的实践还不完备，志向还不坚定，性命之理还未通达，讽兴还不深刻，所载之言还不恰当，防乱之道还没有达到，虚浮的举动却过分显露，这只是朋友之间的情谊，并不是我的过错。古语说：“到了四十五岁、五十岁还没有声名，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了。”我距离三十岁还差两年，那么距离四十五岁、五十岁还有十年、二十年，足以使我的心术和文章得到闻知。我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如果说在求取仕进的道路上受屈，那么孔子作为最圣明的人，最终也处在低下的职位；颜回作为最贤能的人，最终也死在简陋的巷子里。自颜回、孔子以来，历代史书中的圣贤尚且在求取仕进上受到困厄，何况圣人以下的人呢？我对于求取仕进的道路，已经不敢说屈曲了。何况我得到反省自身的道理还不到六七年，希望再进步三四年；即使到了七十岁，也还有四十多年。如今天下统一，君主圣明，臣子忠诚，又不能拿它同衰败的周朝、龌龊的燕国相比。而我生逢这样的时代，并不是没有遇到机会，只是求取仕进已经很久，前途也并不遥远。难道我最终会在千万人的下层忍受寒冷、饥饿和困苦吗？

译《拟公孙龙子论》公孙龙，是古代善于辩论的人。我曾听说过他的论说，希望看看他的书。咸亨二十年，岁次辛未，十二月庚寅日，我从嵩山游历到汝阳，有一位同宗的王先生，名师政，字元直，年将七十，博闻多艺，安于时势而乐于道，恬淡处世，随遇而安，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我去拜访并在那里休息，谈话间说到“指马”，他便拿出自己的书给我看，共六篇，编成一卷。那天晚上我住在洞玄观韩先生的房间里，韩先生名玄最，字通元，举止从容处在人世之间，以清虚的谈论自我保全。他和我一起看这部书，并且对我说：“您是后辈中聪明通达的人，认为公孙龙的辩论怎么样？”我说：“小子哪里足以知道这些？然而我长期处在周公、孔子的门下，探寻圣贤的论说很多了。天地六合以内，圣人只论述而不争辩；天地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论。把道理简化而使它容易，是希望它能够实行；使道理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实行它的人。陈述《诗》《书》，制定礼乐，只是使修身治心的道理通达，使治家治国的用途充足罢了。随着变化而通达，从来不使它停滞；引申发挥，也从来不使它放荡。让天下人思考以后才有所领会，让天下人获得以后又不至于过分。” 如果这样，那么六经的意义就完备了，五常的教化就足够了，何必采用词语坚硬、分别明白的辩论呢？所以说：“像公孙龙这样的论说，并不是不正确，也不是不精妙；只是言辞放逸，义理吝涩，方法空疏，意义粗略，使人烦扰。不是高明贤者不能知晓，不是明达之人不能穷究。它或许可以作为圣人所阐明的道理，却不足以成为圣人的教化。如果能随事而说、触类旁通，为什么一定要保留‘白马’‘坚石’的辩论呢？”所以说：“依照这种论说加以推论，就是直截的论说。被它的文辞迷惑，就不能把它用于《易》；通达它的意义，就不会觉得它艰难。可以保存，却不可拘守；可以拘守，却不可实行。知道的人未必需要说，说出来的人未必能够采用。然而天下的道理不能废弃，天下的言论也不能阻止。所以道理可以贯通，言语可以分类。如果我借用公孙龙的道理，乘用公孙龙的意旨，排斥、会合众人的议论，那么即使天下的异说也可以成为相同，天下相同的也可以成为相异；天下的动也可以成为静，天下的静也可以成为动。坚固与不坚固，白与不白，石头不是石头，马不是马，何必一定要聚散形色、离合一二呢？”韩先生说：“天下有容易被迷惑的人，那么困难之事天下就没有容易的了；天下有能够处理困难的人，那么容易之事天下就没有困难的了。您应当处在使天下容易的地位，运用使天下无难的辩论，能够做出龙所做的事吗？”我笑着回答说：“如果把虎豹的力量移给麋鹿，它本来就会成为虎豹；如果把雁鸭的力量移给鹰隼，它本来就会成为鹰隼。所以把仲尼之道托付给盗跖的本性，盗跖本来就会成为仲尼。如今公孙龙的道理，处在弟子的心中；弟子难道还不是公孙龙吗？”于是我调和墨色，折好纸张，拿起笔来抒写心意；篇章卷数和字数，都不超过公孙龙的作品。人物和义理，全都反过来取用公孙龙的意思，触类旁通，随事而说。天刚亮就动笔，中午便写成。用事情的本源代替表面的踪迹，都是依照意义来保存义理；用“幸食”代替“白马”，由颜色推求滋味；用“虑心”代替“指物”，从外部说明内部；用“达化”代替“通变”，沿着文辞转变称谓；用“香辛”代替“坚白”，凭借远处而取得近义；用“称足”代替“名实”，居于中间来拟定正名。有时根据数字陈列颜色，有时反过来把颜色放在数字上；有时舍弃颜色而取得滋味，有时用气来转变形体。说明天下的言语，没有什么达不到的地方。发掘深沉的源流而回旋奔驰，开辟道路并走在前面，希望将来的君子能够由此知道我的用心。《寱论》〔寱，王计切〕　元结 元子在天宝年间曾参加谏议大夫的宴席。酒喝完了，却没有东西接着喝。大夫叹道：“谏议大夫散尽家财，贫穷了，连酒也无法续上，可叹啊！”元子醉中议论道：“大夫如果稍微能采用一个计策，就能使大夫像侍中那样尊贵，威权与司隶相等，岂不是很好吗？”大夫问是什么计策，元子回答说：“大夫可以【集本文粹无此二字】得到一个善于假寐说梦话的婢女，让她在君主身边，把假托梦话进谏作为首要办法，略加讽谏就可以了。请听我说明。”大夫没有听进去。古时有个邰侯，侯府里有个会假寐说梦话的婢女，她一说梦话，邰侯就鞭打她。这样过了一年，婢女仍旧说梦话，邰侯也拿她没有办法。有个夷人奴仆，每当厌恶劳作和侮辱时，就假装说梦话，听起来好像并不怨恨主人，反而像是忠诚守信的人。邰侯听见后询问他，他说：“我一向有说梦话的病，睡梦中说的话，自己并不知道。”他还把那个说梦话的婢女叫来【集作妾】，让她自己编造了一番说辞。邰侯怀疑奴仆是向婢女学习，便不停地鞭打他，又剃去他的头发，给他戴上刑具。奴仆说梦话反而更加厉害。于是奴仆进一步窥察邰侯的心意，先在梦话中说起事情，劝说邰侯的过失，以祸福警告他。邰侯又拿奴仆没有办法。有个客人知道邰侯将有祸患，便借奴仆说梦话的机会，抢先叩开邰侯的门，向他进谏。邰侯因改正过错而免除祸患，便接纳这个客人为上宾，又恢复【方六切】奴仆的身份，给他取名叫“寱良氏”，他的子孙世代都居住在邰地。大夫如果真能学习那个奴仆，仿效那个婢女，假借梦话来向君主进谏，使君主悔过、挽回错误，让天下焕然一新，那么大夫受到的尊重和威权，哪里只是侍中、司隶的地位呢？大夫于是叹道：“唉！我作为当今的士君子，难道竟还不如邰侯的夷人奴仆吗？”

译乞丐论 天宝戊子年，元子游历长安，和乞丐交朋友。有人说：“您和乞丐交朋友，不是太自甘卑下了吗？”他回答说：“古人说，乡里没有君子，就同云山交朋友；乡里没有君子，就同松柏交朋友；座中没有君子，就同琴和酒交朋友。出游到各国，见到君子便同他交友。乞丐，是当今的君子，我还担心不能同他们交朋友呢。”乞丐的乞丐之论，您愿意听吗？我既然同乞丐交了朋友，便劝告那些想停止乞讨、同我交朋友的人说：“您以为我做乞丐可羞吗？有真正可羞的事情，您还曾知道吗？”唉！在如今这个时代，有人向人乞求宗族关系，向人乞求婚姻，向人乞求名位，向人乞求脸色和宠幸。更严重的，有人向权贵之家的奴仆乞求同列，以便推售邪曲谄佞；向权贵之家的婢女乞求同类，以便容纳媚惑。有的人从富有者那里乞求贫穷，从尊贵者那里乞求卑贱，甚至乞求刑罚；乞求性命却不可得，临死乞求时间，求得时间又乞求喘息，直到死时还乞求保全形体。有些东西不该乞求，却还有更严重的：向仆役乞求家族，向臣妾乞求性命，乞求宗庙却不敢，乞求妻子却无从推辞。有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称为可羞吗？我之所以乞求别人丢弃的衣服和食物，提着鸢【集作倚】杖走在路旁，不过是想和天下人处于同一类而已。不这样做，就没有脸面行走在人世间。乞求衣食，是贫穷；因为贫穷而乞讨，内心不感到惭愧，外表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君子的道路。君子难道不想保全这种道吗？幸而没有隐居山林，也应暂且拄着杖跟随我，做出乞丐的样子，学习乞丐的言辞，和乞丐相逢，使乞丐不感到羞耻，也许这样时代才能开始彼此容纳。您不要故意矫饰而取得不被容纳的结果。唉！乞丐的话像这样，可以编成《乞丐论》，用来补充当时的劝戒。漫论 从乾元乙亥年到宝应壬寅年，时人相互讥笑议论说：“元次山曾经漫然有所作为，又漫然聚集军队，还漫然辞去官职，漫然听闻议论如此。”于是我作《漫论》。论说：“世上有些拘守规矩的大夫，持守规矩的人来问老人说：‘您漫然无所拘束，到底想做什么？’ 老人回答说：‘这是为您而漫然作为。’规矩之人问：‘漫然为什么这样？’老人答：‘就是漫然。’规矩之人大怒说：‘人们用“漫”来指责您，这是别人厌恶您的说法，您怎么反而不以此为恶？把漫然称作漫然，还有什么约束？漫然凭什么操持？漫然凭什么判断是非？漫然不值得准信，漫然不值得遵循，漫然无所施行，所以才叫漫然。别人为什么要仿效漫然？凭什么把您当作老师？头发已经白了，还要始终迷惑不成？’老人低头道歉说：‘我没想到您谈论“漫”竟到了这种地步。’我想，如果您所说的“漫”真是这样，那么把我归入漫然一类，终身也不会感到羞耻。著书作论，本来就应当成为漫然一流。九流百家难道有固定的界限吗？我自己划分界限，独自成为漫家。拘守规矩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化虎论 都昌县令张粲，字君英，将要赴任，和朋友贾德方、元次山告别，并说：“我的县邑山泽很多，可以捕获麋【集作麕】鹿，来为两位贤友招待宾客，怎么样？”到了任所，他写信给两位朋友说：“等我施行教化一个月左右，使老虎变成鹿，豹子变成麕，猫头鹰变成鹧鸪，蛤蟆变成兔子，我将使江外的厨房丰足，哪里只是为德方、次山招待宾客呢？”德方回答说：“唉！战争兴起还没有多久，战事一天比一天严重，百姓怨恨痛苦，什么时候才能休止？君英所说的教化，难道真能把虎豹变成鹿麕吗？恐怕老虎会盘踞公城，豹子会游行公庭，猫头鹰会聚集在公堂楹柱上，群蛙围着您鸣叫。我冒昧用相反的议论，来反过来教化君英。”次山认为德方的话奇异，便回复君英说：“关于化虎的议论，难道只是希望把老虎变成虎吗？请允许次山同您商量。”君英说：“等我把老虎变成鹿，然后再招待我的同类。”他的意思大概是希望等待朝廷把小人教化为君子，把谄媚教化为公正正直，把奸邪教化为忠诚信实，把争相求进教化为退让，把刑法教化为典礼，把仁义教化为道德，使天下人的心都变得纯厚朴实，哪里只是把老虎变成鹿来招待我们呢？德方难道没有估量出君英的深意吗？次山因此把所说的话编成《化虎之论》。《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九。宋代李昉等编。杂论中。《词科论》一首　　　　　《难进论》一首 《六逆论》一首　　　　　《守道论》一首 《天爵论》一首　　　　　《王言论》一首 《豪侠论》一首　　　　　《君子论》一首 《词科论》【并序】　　　　　　　沈既济 开元以后，天下太平清明，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以不能凭文章显达为耻。应诏参加科举的人，多时有二千人，少时也不少于一千人。所录取的人才，有【疑作“百”】一人。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论说：当初，国家自显庆以来得到治理，高宗的身体多有不适，而武太后主持政事，参与决定大政，与天子并立。太后颇通文史，喜欢雕琢辞章的小技。永隆年间，才开始用文章选拔士人。到了永淳以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多年，当时的公卿百官无不借文章因循行事，久而久之渐渐形成风气。到了开元、天宝年间，上承高祖、太宗遗留下来的功业，下接四位圣君治理太平的教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家富足，人人充实，人们没有困苦贫弱，四方夷族前来归附，天下安宁。即使有宏大的谋略，也没有施展奇谋的机会；即使有雄才武略，也无处奋发。一百多年间，人民生育成长，不知道金鼓的声音和烽火的光亮。到了老年，所以太平时代的君子，只须依靠门第调选、户籍选拔，凭征文、射策取得俸禄和官位；这就是已经确立身分的美事。父亲教儿子，哥哥教弟弟，没有人改变这种职业；大的登上台阁，小的任职郡县，供养自己、奉养家庭，各自都能得到满足。五尺高的儿童也以不会谈论文章学问为耻。因此进士成为士林中的华贵选科，四方都仰望其风采。每年考中进士的人，不到十二日便名闻天下。所以忠臣贤士、俊秀英才、深藏才华而修养德行的人，都从这里产生，其中也有凶暴奸邪、没有良心的人。因此是非彼此侵凌，毁谤和称誉纷纷传播；有的人煽动纠集党羽，私下结盟设防，以取得科第，因而声名震动天下；有的人搜求隐蔽的罪恶，写成嘲讽的篇章诗歌，使之流传道路，彼此轮流谈论、指责，没有什么做不到的。《难进论》　　　　　　　　　李翰 宾客身带锦囊，手握兰草和宝剑，怀抱美玉，孤高独立，默默无言。主人奇怪地问他：“我看如今的士君子，都希望迅速进身，身体和仪表必定极尽修饰；可是您仿佛有所疑虑，来到庭中仿佛有所恐惧，隐藏文采，收敛芬芳，遮掩光辉，潜藏才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另有原因吗？”客人说：“顺应时势而行动，好的机会不能靠智力强求；把才能藏在自身，知己也不能靠力量招致。有足以辅佐天地的道术，却不被人任用；行为足以应合神明，却不为世俗相信。我之所以等待宽和的神色，窥伺清闲安宁的时机，是希望借助您的左右来思量如何接待像我这样孤介的人，也许终身都遇不到机会，难道只是暂时片刻的事吗？”主人说：“我正运用深远精密的思虑，探索幽深绝妙之理：巨蚌潜藏在大海中，还要剖开它来探取珍珠；灵龟巢居在嘉美的树林里，还要灼烧它来求问吉凶征兆，何况是声气相应、志趣相投的人呢？蟋蟀等到秋天才鸣叫，蜉蝣乘着阴气而出，难道还要借助我的左右，求得宾客的引荐吗？而您却被流俗的议论牵制，忽视常道的要旨，难道是安于那种诡诈随俗的行为，昏昧而不能察知这个道理，还是有所感慨激愤，所以才说出这些话呢？”客人说：“主人可以说是只知道其中一面，还不知道另一面。考察言语、观察行为，是下情向上通达的途径；言语有邪正，百般思虑纠缠纷乱，行为有是非，万种变化错杂不齐。忧虑和祸患不能用一条道路来检验，悔恨也不能用一个道理来验证。士人固然有上面无人援引，下面没有党羽，以礼义作为盾牌，以忠信作为铠甲，见到利益不损害自己的操守，遇到祸害也不改变自己的节守，依靠必然正确的谋划，因以求进会损害节操而感到羞耻；但也有顺随流俗而沉浮，随着外物厚薄改变，修饰衣服，夸耀车马，低头抬头周旋于权贵之门，曲意逶迤于富贵人家。人们只看见他的装饰，谁能考察他的内心？这样看来，规规矩矩地走路，不如抄近道迅速显达；一次辞谢、三番谦让，不如苟且迎合容易亲近。频繁请求车马是邪曲吗？这便有抢先鸣叫的势头；难于进取而容易退避，只会积累错过时机的悲哀。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一点。有的士人行为敦厚美善，佩带礼法文章，长期浸润在道德教化之中，居处在纯正的道术范围里；然而把自身置于草野，踪迹沉没在蓬草茅屋之间，地位低下、名声卑微，声誉不能传到您的左右，含藏光辉、积蓄锐气，身价在当时无法显现，即使折节求取容纳，毁弃原则以求合群，行为也被少数党徒压低，才能也被世人遮蔽。又有些人以养高自重、钓取声名为务，占据功臣亲戚的地位，经过玄阙，排闼朱门，像凤凰振翅高飞，向邹阳、枚乘之流乞求言辞，披着虎皮而内质如羊，借崔骃、司马相如之类的谈论来装点自己，而悠悠世人无不仰望其光彩，奔走追随，凭借声响而风靡。趋向声名而背离实际，是人的常情；探求隐微、考察深奥，是世代少有人能做到的事。农夫得到美玉，反而惊讶屋檐下的光辉；灵蛇献上明珠，却招来按剑的愤怒。这样看来，遵循古人的美好事业，竟像已经陈旧的刍狗；阐明先王的法言，竟像屠龙之术而无从施用。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二点。固然有聚集精力、专注精神，竭尽智慧、穷尽谋虑，在事情尚未出现征兆时谋划，在形势尚未形成时思虑，探究玄妙的根源，培养浩然之气，站立在群情之上，独自同大道为邻的人；又有施展变化、追求奇异，夸张地谈论诡辩之文，雕琢辞辩，放纵华美炫目的言辞，不考虑著作应当垂示教训，只求惊动耳目。声音繁杂会压倒雅正，媚态容色会迷惑真实；井绳短不能汲取深水，小箱子不能容纳大物。曲调越高，能唱和的人越少；技艺越低下，得到的奖赏反而越多。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三点。士人中有的作出矜持庄重的神色，发出严厉耿介的言辞，敞开苦闷的胸怀，抒发愤懑的思绪，竭尽精锐，献出忠诚，纠正弯曲、推行正直，言论深刻而切实，弘扬大的体制，削除过分奢侈；又有的人遇事不置可否，顺着事势如流水；言语没有是非，别人怎么说便怎样回应。广泛访问、远相援引，却不综合成败的关键；虚饰美好、掩盖过错，只把苟且求取容身当作标准。

译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浮躁之人的言辞多。歌颂德行、记述功劳，容易用辞藻修饰；排斥邪恶、抨击弊病，却可能触犯忌讳。逆耳的谈论，能够容纳它的人少；利口的说辞，喜欢它的人多。于是善于巧辩的奸佞得到进用，忠诚正直的人反而退却并获罪。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四点。士人中固然有怀抱经世济民的谋略，蕴藏辅弼调和的才干，却处在不相称的地位，履行着不合适的职务；他们全都被琐屑议论者喧闹嘲弄，被结伴并驱的人模仿趋走。龙马应当补助车驾，岂是用来奔驰如鼠的；牛鼎用来煮鸡，难道会因为器物太大而受损吗？然而文采含藏而秀美自然发出，深藏的思虑混杂在一起而无人辨别；默默通晓玄理，幽深的道术隐藏着而无人开启。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五点。士人中有的依据道理发言，按照原则进身，但关卡和门径不是他所能凿开，榫头又与卯眼不相合；有时是小人用自己的长处乘袭君子的短处，有时是凭自己来不及做到的事情，便不相信别人能够做到。于是道的源流被遮蔽而不能通达，心灵的境界空旷而不能相接；即使辩才足以遍说万物，也不能解除对方的疑惑；即使言辞和智慧能够交织天地，也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古语说：谁能替他做这件事，谁又让他的话被听见呢？这是主人应该察看的第六点。况且春天种桃李，秋天收获果实；春天种【阙】茨，夏天防备它的刺。种子生出果实还没有成熟，同样都是后土所生，也都沐浴着阳和的恩施。不栽植、不培育，终年就不会有甘美丰足的收获；不砍除、不锄草，细小的枝芽最终会成为长达寻、粗至合抱的祸患。明智有才之士的智慧、匡正时局尊奉君主之臣，难道可以不仔细谋划其吉凶，深入探究其得失吗？可是有的人安于眼前，沉溺于浮名，忘却至理而喜欢夸饰的言论，重视诡辩而厌恶切直之言；对外凭借地位凌辱别人，对内自负而轻视士人。这就好像废弃春耕却等待收获，驾车向北却要前往越地。因此，推广奖掖的心意从未不同，取舍人才的关键却从未周全【疑作“同”】；徒然有喜爱贤才的名声，始终没有任用贤才的实际，也实在可悲。这样怎么能使贤才进用呢？主人说：“如果这样，那么行为未必能够通达，言论未必能够传播，贤人沉沦抑郁便成为常态，良士也没有登进的道理。将用什么来革除这种弊病，求得通达呢？”宾客说：“为什么一定会这样呢【阙】扬起风来扇动物，清浊不同必定各自回应其声；悬挂明镜来照见形体，美丑都不会隐藏其形象。如果能够放宽气量，澄清内心，先公后私，舍弃名声而考核实际，得其意而忘其形，远离奸佞而接纳忠言，那么君子就可以被识别，不仁的人就会被疏远。” 于是沿着平坦的道路招引那些绝迹的人才，汇集修长的树林来砍取高出的优秀树木，那么什么人才不会被举荐，什么技艺不会得到施展呢？由此可知，出仕或退隐各有适宜，取舍各有分别。实行仁德在于自己；芝兰即使处在幽僻之地也会自行散发芳香，只要您真正喜爱它，珠玉没有脚也会自行到来。明白这个关键，还需要问什么呢？”主人惊醒般地向宾客道谢而退去，斋戒居处三日，停止钟鼓，远离宴饮私乐，怀着谦逊下人的心情，除去骄傲自夸的神色，梦见正直之士，像饥渴一样渴求直言，然后备办礼仪延请宾客，升堂向他请教，凡是所说所行、所谋所划都听从。于是家庭安定，国家得到治理【一作“理”】。《六逆论》　　　　　　　　　柳宗元 《春秋左氏传》记载卫州吁的事情，因而载有“六逆”的说法：“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年少者凌驾年长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近者离间旧人，小的压制大的，淫乱者破坏义理。这六件事，是祸乱的根本。”我认为，年少者凌驾年长者、小的压制大的、淫乱者破坏义理，这三件事确实【集有“诚”字】会造成祸乱。然而，所谓卑贱者妨害尊贵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近者离间旧人，说它们是治理的根本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说是祸乱呢？所谓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大概是针对选择继承人的原则而言，即儿子会因母亲尊贵而尊贵。如果尊贵的人愚昧，卑贱的人却圣明贤能，因而妨害尊贵者，这正是治理的根本，难道可以舍弃这种情况而拘泥于那句话吗？这显然是不可以的。所谓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近者离间旧人，大概是说任用人的原则。如果亲近而旧的人愚昧，疏远而新来的人圣明贤能，因而让他离间旧人，这也是治理的根本，又怎么可以舍弃这种情况而拘泥于那句话呢？这显然也是不可以的。如果一定要遵从那句话而扰乱天下，还能说这是以古训为师吗？这又是不可以的。唉！这三件事，是选择君主、安置臣子的事情，是天下治理或混乱的根本。著书的人拘守这句话，写成确定不变的论断，把它留给后代，上等智慧的人本来不会被它迷惑。从中等才智的人以下，把这句话奉为重大禁戒，因而导致失败【一作“贼”】和混乱的，当然并不少见。晋厉公死后悼公入继，国家于是得到治理；宋襄公继位而子鱼退去，国家于是发生混乱。可见尊贵并不值得一概崇尚。秦国任用张禄而罢黜穰侯，于是安定；魏国任用成璜为相而疏远吴起，于是危险。可见亲近之人并不一定值得任用。苻氏进用王猛而杀死樊世，于是兴盛；胡亥任用赵高而灭族李斯，于是灭亡【蜀本作“灭”】。可见旧人也不足以凭恃，关键只在于所信任的人究竟如何。这样说来，这句话大概可以废弃了。唉！古代谈论治理的人，很少能够把道理说尽；提出一句话，建立一个说法，便常常偏执而不安定。说它正确也可以，说它错误也可以。含混地把它传授给后世，使人不知道应当取舍。明智的人慨然要判定是非，拘泥的儒生和盲从的学者却一起喧嚣反对，认为这是狂妄、怪异；难道希望后世多有见识的人也这样做吗？中等才智的人能够接受教化，天下本来不少。然而他们很少懂得圣人的道理，这本来就是著书者的罪过。

译《守道论》有人问：“守道不如守官，怎么样？”回答说：“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它的人弄错了。官职，是道的器具；把官职与道分离，是错误的。从来没有守住官职却丧失道、守住道却丧失官职的事情。这本来不是圣人的话，而是传述者弄错了。皮帽，是虞人的器物；器物，就是道的准则。守住器物，遵循准则，然后道才能存在。如果舍弃它，就是丧失了道。凡是圣人用来建立纲纪、规定名物的内容，没有一样不是道，只是把它命名为官。设置官职，是为了施行我们的道。因此设置君臣、官府、衣裳、车马、章绶的等级，规定朝见时的标志、行走周旋的次序等，都是道所寄托的地方；又向人显示典命、书制、符玺、奏复等文书，安排参伍、殷辅、陪台等职役，这是道所由以运行的途径；又用爵禄、庆赏的美好来劝勉，用黜退、放逐、鞭打、桔刑、拳刑、斩杀的惨烈来惩罚，这是道所施行的方式。所以从天子到庶民，都守住自己的纲常名分，没有谁丧失道，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丧失器物，背离准则，道也就随之丧失；改变小的方面，大的方面也会随之丧失。” 古人处在自己的职位上，都想着为自己的官职而死，难道可以轻易改变职位而丧失它吗？《礼记》说：“道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孟子说：“有官职守任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守就离去。”这样看来，丧失道却仍居官位的人，古人是不赞同的。因此，在上位者不应抗拒，在下位者不应损害；造箭的人不因此成为不仁，制铠甲的人不因此成为仁人；各自遵循这种【集作“其”】职分，掌管自己的事务，彼此交相配合以完成各自的功业【集作“工”】。职位更替、各得其所，各自安守本分，道便通行于天下。况且官职就是用来施行道的，却说“守道不如守官”，大概也就是丧失根本了。从来没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的事情。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者弄错了，确实如此。《天爵论》柳子说：仁、义、忠、信，先儒称它们为“天爵”，但还没有把道理说尽。上天尊贵人类，就把刚健纯粹的气赋予人的身体，使人卓然成为最有灵性的存在。大的可以成为圣神，其次可以成为贤能，这就是所谓尊贵。刚健之气聚集于人，表现为志；得到这种志的人，行动便可以不断扩大，长久不息，诚恳地追求善，勤勉地嗜好学习；所以志只是其中的一端。纯粹之气灌注于人，表现为明德；具有这种明德的人，明敏通达，能够先知先觉，像镜子一样照见而没有遗漏，诚恳于独自发现，深沉于默默认识；所以明又是其中的一端。明照如离卦，是天的作用；恒久不息，是天的道。把这两者举起来，人伦的要旨就尽在其中。因此，善于谈论天爵的人，不能只说到道德、忠信、明和志。道德对于人，就像阴阳对于天；仁义忠信，就像春夏秋冬。发挥明照的作用，运行恒久的道，所以能够形成四时、运行阴阳；发扬无所隐藏的明，彰显不息的志，所以能够完备四种美德、丰富道德。因此有人虽然好学不倦，却迷失了道、动摇了志，这是明还不够。有的人照察事物没有遗漏，却放荡了本性、脱离了操守，这是志还不够。用明来鉴察，用志来取法，运用道德的根本，舒展布散五常的本质，使它充满六合，播布百代，这就是圣贤的事业。这样看来，圣贤不同于愚人的地方，关键就在这里。假使仲尼的志和明可以被夺去，他就是平庸之人；把仲尼的志和明赋予平庸之人，他就成了仲尼。至于明的远近、志的恒久，平庸之人和天爵难道没有等级吗？所以圣人说：敏捷地求取，说的是明；做而不厌倦，说的是志。道德和五常，是人本来具有的；能够明察并且恒久，是从天所受的。唉！后世求学的人，应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尽力。有人问：您所说上天赋予人的东西，难道像打开府库一样，衡量多少后给予吗？回答说：不是，各自只是同自己的气相合罢了。庄周谈天，说它是自然，我取用他的说法。《王言论》　　　　　　　　　李德裕 帝王同群臣讲话，不在于援引古今来修饰雄辩，只在于简明而合乎道理。雄辩不足以使奸雄之心服从，只能使进谏之臣闭口不言。从前田蚡【蜀本有“为”字】请求把考工地扩充给自己的住宅，汉武帝说：“那就把武库卫【集有“武”字，非】将军的话也取来吧。”郭解家贫，汉武帝又说：“一个平民的权势竟达到这种程度，可以让将军知道，他的家并不贫穷。”殷仲文说音乐好，刘宋武帝自己解释说：“我只担心解释这个。”这些话简明而合乎道理，足以使奸臣惊惧、邪人胆寒。我历经六朝，辅佐调和两位君主；文宗的言辞都文雅，却从不逞强辩说；武宗的话一定简明扼要，也不刻意文饰，都具备为君之人的气度，能够充分听取臣下的言辞。哪里只是君主的言语应当如此，臣下也同样如此。若有人辩说像波涛，辞语枝叶繁多，用文章掩盖本意、修饰欺诈，假托圣人的言语来蒙蔽君主的听闻，这就是奸人的雄辩、邪说之士，怎么能让他们进献可否、提出补救呢？做臣子的，应当戒备这种做法，谨慎对待这种事情，一定不会因此获罪于上天。

译《豪侠论》袁盎、汲黯都是豪侠之人。如果不是气势压倒当世、义行感动明主，哪里会有这样的名声呢？袁盎说：“危急时人都需要帮助，所以我喜欢剧孟，藏匿季心。”汲黯喜好豪侠，任凭气节行事，所以喜爱灌夫。由此便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我依据这些话来判断，难道是妄说吗？扬雄所说的孟轲之勇，大概也属于这一类。所谓侠，大概不是普通人。然而，以诺言许人，必定以节义为根本。没有义，侠不能成立；没有侠，义也不能成就，二者很难兼备。所谓不知义的人，是感动于匹夫之间的交情，却违背君父的命令，像贯高危害汉高祖就是这样。所交结的是邪恶的人，所害的是正直的人，像为梁王杀袁盎的人就是这样。这些不过是盗贼，怎么能称为侠呢？只有鉏麑没有成为盗贼，宣孟不忍心杀害承基，志宁也因为承基见到丧事竭尽哀痛而不忍加害；这才是正直的侠。淮南王害怕汲黯，是因为他守节而死于义，所以把公孙弘看得像草芥一样容易替换。汲黯确实兼具气和义；士人只有任气而不知义，都可以称作盗贼。然而士人如果没有气节和义行，做臣子一定不能为国死难，寻求道也一定不能出仕。近代房孺复问径山大师：“想要学习道，可以达到吗？”径山回答说：“学道的人，只有猛将才可以。即使身体分裂、头颅破裂，也没有什么值得顾惜【集作“顾”】的。”由此可知，士人如果没有气节和义行，即使做了沙门，也不值得观赏。《君子论》士人有气概志向而思求富贵，一定能够建立功业；有气概志向而轻视爵禄，一定能够树立名声和节操。这两种人的志向虽然不同，但在时局危急、社会混乱时，都是君主急需的人才。为什么呢？不是喜好功业，就不能平定祸乱；不重视名节，就不能为国死难。这是大概的情形。喜好功业的人，在天下太平时，有时还能想到祸乱；只有重视名节的人，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可以承担重任。平淡和雅、温和文雅，世人所说的君子，处在太平时一定不能急切地救治弊病、处理烦乱，遭逢危难也不能舍弃身体来救济危急；他们可以成为朝廷的仪表，润饰名教，就像宗庙中的瑚琏、园林中的鸿鹄，虽然不常被人使用，却自然值得珍贵【此谓王蒙、刘真长一类】。然而世上也有不拘小节【集作“疵”】而能保全大节的人，例如陈平背离楚国归附汉朝，汉王怀疑他多有二心，命他监视诸将，又怀疑他接受贿金，可以说不能凭名节自我固守。等到功业成就而封侯，他辞谢说：“如果没有魏无知，我怎么能得到进用？”汉高祖说：“像您这样，可以说没有背弃根本。”后来他终于诛灭诸吕，使汉室安定【汉集作“刘氏”】。近世宰相上官仪，诗歌多浮艳，当时人称为“上官体”，实际上为正人君子所厌恶。到了高宗初年，他终于因谋划废黜武后而获罪，心中存有王室，直到宗族遭受祸患。郭代公是一个倜傥不受拘束的人，年轻时不以名节约束自己。到了萧岑发动内难时，他保护睿宗，虽然身处危机，最终还是保全了臣子的节操。由此可见，名节方面不能一概而论。陈平能够不背弃魏无知，所以一定不会辜负汉王。如今士人如果背弃根本，君主怎么能够信任他呢？《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宋代李昉等编。杂论下。《虚名论》一首　　　　　《小人论》一首 《退身论》　　　　　　　《随论》上、下二首 隋代《对女乐论》一首，《广废庄论》一首。《荐士论》一首　　　　　《贡士论》一首 《寒素论》一首　　　　　《铨衡论》一首 《不招士论》一首，《小功不税论》一首。《虚名论》　　　　　　　　　李德裕 和病入膏肓的人患同一种病，就无法医治【集作“治”】；和衰败混乱的时代有同样风气，就无法治理。刘向上书说：“幽王、厉王时期，朝廷不和，互相指责怨恨；君子独自居处，坚守正道而不屈，众多枉曲之人勉强跟随王事，反而受到憎恨、毒害、谗毁和诉讼。因此他的诗说：‘勤勉从事，不敢告诉劳苦；无罪无辜，谗言纷纷。’又说：‘分立曹党，往往结成群朋，将要同心来谄媚正直之臣。’正直之臣得到进用，是治理的表征；正直之臣陷入困境，是混乱的先机。汉代与幽王、厉王时代有同样的风气。”干宝《晋总论》说：“朝廷中少有德行完备之士，乡里缺少不改变操守的老人；出仕的人把苟且求得看作尊贵，却鄙视守正；做官的人把徒有虚名看作高明，却嘲笑勤勉谨慎。那些依靠空虚、随意依附、阿谀而没有主见的人，全都在海内声名显赫。晋文帝、晋元帝和晋成帝时期有同样的风气。”所谓凭虚浮空疏而声名显重的人，大概是在讥刺山涛、魏舒一类。后世那些窃取虚名的人，连山涛、魏舒的徒众奴仆也够不上，却厚着脸皮在世间装模作样，从未自己感到惭愧。追逐他们的人像飞蛾扑火，只以赶不上为耻，难道说的就是蛩蛩背负蟨吗？虚名之人以众多追随者作为羽翼，时人便不敢加以伤害；后来的人又凭借声望身价从口中传出，别人便不敢议论。人们因此相互依附至死，还自以为拥有泰山般的安稳，实在令人痛心【集作“哉”】。

译《小人论》世人所说的小人，通常是善于逢迎、巧言谄佞、反复无常而难以使人相信【集作“信”】的人，这是小人的常态，不足以令人害怕。以怨恨报答恩德，是其中最严重的；背弃根本、忘掉义理，又次一等。善于逢迎的人，疏远他就没有祸患；反复无常的人，不信任他就没有过失。只有以怨报德的人，无法预先防备，这才是所谓小人中最严重的。背弃根本的人，虽然不一定害人，却也不知道感恩。从前蛇受伤后有人给它敷药，它尚且能够报恩；飞鸮吃了桑椹，还能怀有反哺之情。以怨报德的人，远远不如受伤的蛇；背弃根本、忘掉义理的人，远远不如飞鸮。至于白公辜负卵翼之恩，宰嚭遗忘灌溉之惠，陈余抛弃父子般的交情，田蚡忘掉跪拜起立的礼节，这些人可以同叛臣怨子一起诛杀，哪里只是忘掉知己之义呢？世人把小人比作穿墙打洞的盗贼，实在不对【集作“矣”】。那些穿墙打洞的盗贼，是迫于饥寒，不能在拥有巨额财产的人那里保全性命；富藏财物的人对他们有什么恩义，他们又有什么仁爱？既然没有恩爱，他们便只是从道路上取财、从野外拾金。如果能够知道廉耻而不去做盗贼，那就是有偿还金钱者的行为【集作“也”】；如果能够忍受饥荒而不去取食，那就是有辞让衣袖者的操守。所以陈仲弓观察梁上的盗贼，察知他们并非恶人。由此说来，盗贼还没有造成大害。然而手持戈矛、携带弓箭，以众多欺凌少数，杀人夺财，这才称为盗贼。和以怨报德的人相比，这难道还不算严重吗？为什么呢？人的父子兄弟之间，也有彼此不知道的；而曾经施恩于别人的人，别人是知道的，怎么能背负他的恩德呢？《退身论》老子说：“功业成就、名声显达之后退身，是上天的道理。”从前我常常对此感慨。从大夫种直到前朝的李右相、元中书，都安于宴饮安逸和丰厚的滋味，最终遭受大杀戮。因此文种有功成之后弓藏的遗恨，李斯有不能卸任退隐的叹息，张华希望优游退隐却没有成功，傅亮赞叹识见深远却不能免祸。这四个人都神明敏锐、聪明而有古人的志向，谋划国家、建立霸业，行动必定成功，自己谋划自身退路，尚且有这样的遗恨，何况普通人呢？退身之所以困难，依我推测，大概得到古人的一些深意。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离开权力，祸患的征兆就难以预料。执掌政权来抵御怨仇的人，好比拿着盾牌抵挡猛兽；关闭关门来等待暴客的人，如果舍弃盾牌、打开关门，祸难就会立即到来。迟迟不肯离去，是为了延长一天的性命，希望避免终身的祸患。这也像奔驰的马不能忘掉缰绳，乘着水流的人不能丢掉船桨。因此因害怕祸患而不能决断，并不一定都是贪恋俸禄、害怕失去官位。怎么知道呢？我从前在鼎司任职，称病请求免职，不久便远赴泽国，自以为身在外地就能安稳，哪里知道天高而不能听闻，身远反而受苦【蜀本作“害”】。近来有人以三公身份镇守旧楚，恳切辞去将相职位，归守田园；而行险之人乘隙制造祸患，终于像失去巨浪而悬挂在市场，又像离开灌木却撞上罗网。我难道不知道退身也会遭受灾祸吗？只是以同大夫种、李斯一样不能退去为耻罢了。由此可知，勇于退身哪里容易呢？陆士衡说“不知道离开权势来求取安宁，辞去宠幸反而招来祸患【集作‘福’】”，这话说错了。只有遇到善人，才大概可以没有祸患。所以范睢得到蔡泽后退身而不受辱，虞丘得到孙叔敖后离去而不被怀疑【集作“困”】。其次，刚毅而有心志的人也可以做到。子文举荐子玉来安定国家，随会避让郤子来缓解祸乱，都保全了自己的安宁。若是小人，祸患一定会降临到他身上，无处逃避。最终只有乘一叶扁舟，改变姓名，浩然远游五湖之外，不处在人世间，才可以免除祸患。《随论》上下篇【并序】　　　　　李宗闵 宗闵读《孟轲》之书，读到王道、霸道的论说，没有一次不叹息说：“唉！知道时势有可行的一面，却不知道时势有不可行的一面。”读到牛鼎的故事，也没有一次不叹息说：“唉！知道自身有不可行的一面，却不知道自身也有可行的一面。”于是退下来写作《随论》上下篇，借以阐明王道、霸道兴盛和废弃的原因，进退的由来，并且用来解释执事者所说的话。

译《随论》上篇 有客人问宗闵：“孟轲说齐王治理天下，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又说管仲的作为不值得做。这样看来，功业在于人，而不在于时势，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宗闵说：“不是这样。条件足以称王，就可以称王；条件足以成霸，就可以成霸；这不是个人力量所能造成的，都是时势造成的。人只能顺应时势来推行道，不能凭借道来创造时势；只能顺着变化建立功业，不能凭借功业反过来改变时势。从前纣王无道，把毒害施加到各国，天下人喧扰不安，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文王这样的仁人出现，才欢欣拥戴他。只要有能够让人歇息肩负的地方，百姓无不急速奔赴，如同逃离水火一样。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能扶持正义、压倒夷戎、除掉最大的恶人，百姓无不争相冒着箭石，来报答父兄的仇恨。所以太公辅佐武王，起兵革除、消灭这个独夫，以成就王业，本来就应当建立自己的国家。即使他没有给天下各国以大恩，天下也会顺从他；即使是文王那样的仁人，也想招抚并怀柔他们。假如能够防止暴虐杀戮的祸害，那么诸侯谁肯忘掉自己的国家而跟随叛乱，违背自己的天子呢？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能匡正整顿暴虐强横的势力，辅佐王室，那么诸侯谁肯不争相奉行盟誓，以停止战争征伐的劳苦呢？” 所以管仲辅佐桓公，随即安抚诸侯、保卫宗周，以建立霸业，也是理所应当的。假如让太公处在管仲当时的形势下，他能够凭周王的名义统治天下吗？我由此知道他不能。太公、管仲如果同时兴起，那么我还不知道谁会在前、谁会在后。所以仲尼称赞管仲说“像他那样仁”，称赞桓公“正直而不诡诈”，难道他们有什么不合乎道的地方，仲尼还会称赞他们吗？况且仲尼还说：“圣人的门径中，没有称道桓公、文公事业的。”我不相信这话。客人说：“那么，古代为天下建立功业的人也都是这样吗？”宗闵说：“本来就是这样。所遵循的叫作道，道不能改变，说的就是礼、乐、仁、义。所遭遇的叫作时，时势不能固定，说的就是顺应天意、顺从民心。从前陶唐氏治理天下，效法天、取法地，授予农时来安排百姓，垂衣而治，使天下无为；推行自己的诚信之心，使刑罚无从使用。在这个时候，人人都顺应自己的性情，安乐于自己的习俗，保守并遵奉所受的命令，所以称为最好的时势。发生一次大变化，到了有虞氏治理天下，才开始放逐四凶，以除去百姓的祸害，因此勤劳治理而不能以无为为德，时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到了夏后氏治理天下，才开始使用肉刑，使百姓心寒，因此只能以威势震慑，不能以恩德怀柔，时势又发生了一次大变化。” 到了汤、武治理天下，才开始使用干戈，放逐、诛杀昏乱暴虐之人，因此只能做到善，却不能以善化人，时势又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到了桓公、文公治理天下，才开始联合诸侯来匡正王室，因此只能顺应当时局势，却不能革除前代弊病；三王和二公都是有大德的人。他们难道是乐意去做相反的事情吗？形势不同，事情就不同；时势变迁，风俗也随之改变。固守一个办法不能通达地应对变化，沿袭古制不能制御变化。所以要观察时势来建立功业，考察世道来开创事业。唐尧、虞舜各自凭借自己的道而称帝，三代各自凭借自己的变化而称王，二公各自凭借自己的时势而成霸，难道不是伟大吗？所以我说：礼是用来顺应人的，只要有能够顺应人的办法，就不一定要取法古代；乐是用来调和人的，只要有能够调和人的办法，就不一定要取法古代；兵是用来除乱的，只要有能够除乱的办法，就不一定要取法古代。治理政事的人，是要使天下平定、【疑】理顺，才必须取法古人。何况古人实行法度，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吗？也有顺应适宜、合乎道理的时候，天下不过是随着时势而已。然而把琴柱胶住再弹琴，怎么能奏成和谐的声音呢？至于那些诵读前代圣人的言论，守着自己的行事制度，遇到变化却不能通达，遇到时机却不能随顺的人，像这样，可以说就是王莽、宋襄公那样，言论不足以称为有道的人了。从前王莽曾经想以德化治理天下，不问是否可行，说话一定援引经典；却不估量人心，行动一定效法古代。于是天下烦乱溃败，人们也随之背弃了他。这是不懂得变化所造成的祸害。从前宋襄公曾经想实行仁义，楚人崇尚诈术，他偏要守信；楚军崇尚奇袭，他偏要正面作战。他本想借此兴复商道、称霸诸侯，却一战被敌人擒获，再战身死国削，成为天下人的耻笑。这是不懂得时势所造成的祸害。《易经》说：“功业显现在变化之中。”又说：“顺应时势的道理太重大了。”不是天下最明智的人，谁能通达变化？不是天下最圣明的人，谁能通达时势？况且孟轲所说的，不过是前代君王留下的事迹。君子所说的也只是道而已，何必一定要踩着旧有的足迹走呢？唉！自从周室日渐衰落，诸侯放纵恣肆，仁义之道随着战争而湮没。若不是管仲，中国几乎要变成夷狄之地了，然而有人却说管仲不值得做。还有谁可以有所作为呢？”

译论（下）。客人说：“关于称王称霸的事情，我已经听到了。有人说伊尹背负鼎俎，百里奚喂养牛，而孟轲非难这种做法，说：‘没有听说过委屈自己而使别人正直的。’又说：‘圣人的行为各不相同，只是使自身保持清白罢了。’这话也可信吗？”宗闵说：“不是这样。圣人以屈从正道为可耻，以使正道受屈为耻辱【缺】并不把委屈自身看作耻辱，只守护自己的道，所以即使使自身受辱，只要能推进道，也会去做；如果不合乎道，就爱惜自身而退却，非【缺】自己的道，就爱惜自身而退却。进退哪里还有别的原则？只看道所在之处罢了。上天降生圣人，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推行天下的大道，建立天下的大教，造福天下的百姓。因此，天下有不遵循圣人之道的，圣人就忧虑；天下有不懂得圣人教化的，圣人就忧虑；天下百姓有不得安宁的，圣人就忧虑。这就是圣人的职责，这就是圣人的忧虑。若遇到合适的时势，又遭逢明君，上有英明天子，下有贤明诸侯，圣人就惶惶不安地寻求契合，难道不会说：‘如今若使我自身受辱，天下就会获得安定，百姓就能得到利益；若不使我自身受辱，天下就不能获得安定，百姓也得不到利益。我难道能因为一己之故而使天下危险、使百姓受害吗？’这就是伊尹乐意从事烹饪而不顾个人羞耻的原因。若没有合适的时势，又没有明君，天下没有明天子、明诸侯，那么就一定急切地求取退处，难道不会说：‘如今若使我自身受辱，恩泽就能施加给百姓，道就能在世上推行，我就前往；如今若不使我自身受辱，恩泽不能施加给百姓，道不能在世上推行，我就停止。’即使这样，我难道是贪图这种安逸吗？也只是要激发世人不苟且求幸的风气，保全教化百姓的道理，留给后世的人罢了。” 这就是颜回乐于居住在穷巷而不改变心志的原因。所以《易经》说：“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时机应当前行就前行；行动或静止，都只看是否合乎时宜。”所以《传》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执鞭子的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取舍只看是否合乎义。”既然如此，趋赴时势不能因此保持自身清白，丧失义也不能因此保全自身，这就像追赶逃亡者要快跑、救助溺水者会被水沾湿一样，难道是乐意这样做吗？只是形势如此罢了。所以说：“观察追逐者，要看他返回时；观察行动者，要看他最终的结果。”怎么能认为君子的道可以用浅陋的见识来衡量呢？这不是普通人固守小节的诚实。看见悬车【疑为“悬缶”】危急，有救援的办法，成就小霸尚且可以，称王却不可以；却说：“不是尧舜的事情，我不忍心做。”这是懂得尧舜之道吗？还是只会背诵尧舜的言论呢？况且孟轲的话说过头了。他所厌恶的是那些谋求进身、专心钻营的人，担心他们是为了私利。如果不知道是为了谋利，那么受辱又有什么关系呢？客人说：“那么仲尼不顾羞耻而求进，为什么呢？”宗闵说：“仲尼想要避免受辱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难道他不愿意吗？当仲尼出行时，上面的人妨害他的道，下面的人堵塞他的言论，他还要历访诸侯，乘车周游天下，希望当时的君主有一天醒悟，使王道发生变化。” 他心中存着求得际遇、得到知遇的愿望，情意深切而不能停止，最终却无可奈何。因此，他被鲁国驱逐，在齐国遭斥退，在匡、蒲被围，在陈、蔡受困，狼狈惶恐地奔走在楚、郑之间。他的道越是穷困，求进的道路就越加【缺】。不明白这一点的人，难道认为仲尼这样做是想显扬自己的名位、使自身富贵吗？谁知道圣人急于扶助世道而不顾自身艰难呢！所以他曾称赞伯夷不使自身受辱，并且说“我与他不同”。等到公山弗扰凭费邑叛乱，仲尼想要跟随他，难道不是将要借此使自己的道得以推行，因而舍弃羞耻也可以吗？如今即使为牛鼎操劳是受辱，难道还不胜过公山氏的事情吗？由此说来，仲尼也有委屈自身的时候。哪里有仲尼委屈自己却不能使别人正直的道理？怎么能只求保全自身的清白呢？所以水容受污浊而使其沉淀，却不损伤自身的清澈；石头经受磨砺而变得锋利，却不损伤自身的坚硬。君子委屈自己来教化别人，并不损害自己的义。唉！求进取的士人，如果真能考察伊尹、颜渊进退的原因，想到仲尼连执鞭的事情也愿意做，明白《易经》所说行动静止都不失时宜，然后不要像普通人那样只顾一己之果断，而是始终不忘兼济天下之道，那么即使有比牛鼎之辱更甚的事情，我也将歌颂他还来不及，又哪里会讥笑他呢？如果真按孟轲的话去做，那么人与人相率而行，就只会各自保全自己的善罢了！” 这样哪里能够治理天下呢？《隋对女乐论》——来鹄 隋朝儒林中有这样的说法：“隋高祖对群臣说：‘自古以来天子有女乐吗？’杨素以下的人都不知道出处，于是说没有。房晖远进言说：‘臣听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就是王者宫房中的音乐，见于《雅》《颂》，不能说没有。’隋文帝听了很高兴。唉！史书没有刊载这件事，是因为朝廷和官职中都没有人才。秦、齐、晋都有女乐，正如由余离去、孔子出行、赐给魏绛之类的说法所表明的。汉高祖时唐山夫人能唱楚声，又旧有祭天使用女乐的说法。魏武帝有个卢姓女子能弹琴，在众多歌妓中格外出众。这样看来，女乐秦、齐、晋、汉、魏都有，而杨素以下的人都说不出来，难道是因为所问的是古代天子的事吗？如果是这样，那确实有：太昊曾让素女弹五十弦瑟，琴声悲哀，帝也禁止不了，后代帝王于是也可以有女乐。群臣不能这样回答，只能赞赏房晖远的说法。晖远引用《诗经》来臆测回答，最终却被认为博学通古；其实他并不明白自己任意应答一时之言，反而很不懂《二南》的旨意。况且诗说：“参差不齐的荇菜，在水的左右采摘；美丽贤淑的女子，用钟鼓使她快乐。”解释的人说，后妃有《关雎》所说的德行，才能采供荇菜，备办各种物品来奉事宗庙。” 有盛大德行的人，理应有钟鼓之乐。所以琴瑟陈设在庭中，用荇菜奉献，尊卑上下共同奏乐，是为了隆盛礼仪罢了。不能解释成用音乐使淑女快乐【上“乐”读yuè，下“乐”读lè】，并不是说淑女亲自掌奏音乐。淑女指后妃，哪里有后妃亲自奏乐的道理？荇菜说的是在宗庙中使用，哪里能说是王者宫房中的音乐？这些说法都是极其荒谬的。房晖远不懂《诗经》而开始作答，欺骗朝廷，蒙蔽君主。大概是因为隋朝当时没有人才，才敢胡乱发言；到了这种地步，关于女乐的回答尚且如此，那么关于君道的问题又会怎样呢？上下互相蒙蔽，灾祸已经从这里开始，真令人悲哀。” 《广〈废庄论〉》并序——李谿

译王坦之写了一篇《废庄论》，认为庄周的书不合道理，想要废除它。他的主旨本来很好，但文章的文理还不够工整。并且他只说庄周败坏名教、败坏风俗，却不能驳倒庄周的言辞、折服庄周的辩说，这实际上只是辱骂他罢了。庄周如果复生，肯服从这种驳斥吗？他在篇末又同意庄周把彼此等同的说法，这就更加【疑】了。既然如此，庄周的书古今都知道它与圣人相悖，却没有人能够攻破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圣人果然错、庄周果然对吗？既然庄周说非，圣人说是，为什么圣人不能胜过庄周的非呢？我对此非常厌恶。有人委曲地替庄周辩护，使他的学说和六经相合；有人说庄周讨论名实之学与玄奥之学不同，想让二者并存，这些都是妄说。所以荀卿说：“天下没有两种道，圣人没有两种心，那么异端之术就应当废除。”我既然领悟了荀卿的话，赞赏王坦之的用心，又怜惜他论述得还不够完备，所以为他扩充这篇文章。世人多把《庄子》看作玄奥之书，我独自认为它只是粗略地见到道理而没有穷尽罢了。它洋洋洒洒有七万多字，但只要概括其大旨，列举各类事例来证明它的是非得失，就可以看清楚了。再看它体察虚无，却不知道虚无的妙处；探究天命的细微，却没有达到天命的根源。” 它谈论顺应事物、任用人才，却不知道因任的根本；穷尽探究人的性情，却没有穷尽性情的变化。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呢？虚无是运用心智的状态，但一定要凭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要发挥作用，也一定要以虚无为基础。因此有和无相互资助，然后功效才能建立。只尊贵无而轻视有，本来就已经疏漏了。况且所谓“无”，只是还没有说明白。惠子因为“无用”的说法没有用处而回应说：“懂得无用，才可以和他谈有用。”如今土地并不是不广阔巨大，但人所利用的只不过是容纳双足的地方；如果把一只脚侧着放上去，直到黄泉，人还会有可利用之处吗？这段话是假借四周广大土地的无用之处来显示自己的虚玄辞说，的确机敏。然而关于无用的说法有三种，不能混同：一是虚无之“无用”，二是有余之“无用”，三是不可使用之“无用”。虚无之无用，就是老子所说和泥、烧陶、凿门窗的道理，它的作用正在于无；有余之无用，就是侧足的比喻，它的作用必须借助多余的部分；不可用之无用，就是禾苗中的莠草、粟米中的秕粒。如今庄周败坏法度、扰乱伦理，正是秕莠之类的无用，却把自己等同于有余之无用，难道不是荒谬吗？这就是所谓体察虚无却不知道虚无的妙处。” 他称说宰牛时保养刀刃、牧羊时鞭打羊的后面，以及“指穷于为薪”等语句，全都归结到顺应生命、取得养护之和、延年益寿上。所以他讥刺粗疏鲁莽的人，责备那些在寝席之上、进食之间不能调和事理的人；然而卫灵公石椁上的铭文说，寿命长短一定有上天的安排，难道在于鞭打还是不鞭打【缺】养护吗？这种说理本身就相互矛盾。这就是所谓探究天命的细微，却没有达到【缺】天命的根源。所谓顺应并任用，就是顺应群才各有所任，然后任用他们罢了。但庄周想要任由天下而不加治理，只听说“在宽容中使天下自处”，没有听说治理天下。天地本来有常道，日月本来有光明，星辰本来有次序，树木本来有生长直立之性，禽兽本来有群居之性。他认为上古最高的德性就是与无知相同，德性不离散；与无欲相同，这叫作素朴，人的本性就得以保存。自从悬置仁义礼乐之后，人们喜欢和谐【一作“知”】却又争斗，最终归结为逐利。这种说法非常不对。天地、日月、树木、禽兽，是不需要治理的；人却需要治理。人活着必然有欲望，有欲望之心发于自然；欲望不能没有追求，追求不能没有争夺，争夺不能没有混乱。所以圣人建立仁来调和人，陈明义来禁止争乱。反而把仁义礼乐看作祸害，那么如今戎狄之间彼此劫掠杀戮、鱼鳖之间彼此防御吞食，难道有人在戎狄、鱼鳖之间施行仁义礼乐吗？有气息的万物之中，没有比人更有灵性的。万物有知觉、有欲望，反而要让人没有知觉、没有欲望，怎么可以呢？况且如果果真无知、无欲，那么一切是非好恶以及辨别贤能不肖、是否适宜的标准，都是由人建立的。再说那患癞病的人，半夜生下孩子，急忙取火照看，惶恐地害怕孩子像自己。” 这是说人人都想向善而厌恶邪恶，所以可以放任他们，让他们自行治理。那个患癞病的人有这种心，难道不是圣人分别善恶、推动教化使他这样的吗？怎么可以放任不管呢？如果说这是天机，并不是由圣人造成的，那么人本来就有知觉、有欲望，仁义礼乐又有什么罪过呢？这就是所谓谈论顺应任用，却不知道因任的根本。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不争夺的；人本来有好胜之心，若没有法则加以约束，争夺就会归于暴乱。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制定高明的法令教训，严格地推行，而人们竞相【疑作“竞”】学习，也就是争强好胜却依循正道来争胜。正如火向上燃烧，于是顺着它设置灶来助长火势；水向下流，于是顺着它开沟来引导水流。这也是使燃烧、流注各得其宜。燃烧和引水各得其宜，就没有焚烧、淹溺的忧患；争强好胜的人遵循上面的道理，就没有暴乱的祸患。这是因为知道它的根本而顺应事理。然而，即使没有灶，火本来还是会向上燃烧；即使没有沟，水本来还是会流动。想要毁掉灶来断绝火势、毁掉沟来止住水流，势必行不通，只会使燃烧和流动失去适宜的引导。即使没有贤人圣人，人也本来会有所仰慕。若不尊崇贤人，废尽圣人的法则，删削鲁国史书中的行为记载，以断绝人的仰慕，终究不可能断绝，只会使人所仰慕、所喜好的对象处在不合乎道理的地方。”}], 这是因为不知道它的根本，反而违背了它。把这点用来观察庄周关于虚无、天命、因任、性情的说法，可以看出他喋喋不休地谈论，却【缺】没有一处完全明白。难道不懂玄奥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吗？所以说，他只是粗略地见到道理而没有穷尽。虽然根源在老氏，但他悖逆圣人、败坏法度尤其严重。王坦之想废除《庄子》，是应该的！有人说：“《庄子》全是寄托寓言罢了，用名实去考察它，不也是疏漏吗？”寄托寓言，如大鹏、尺鷃、肩吾、连叔、云将、鸿蒙、渔父、盗跖等故事，寻求其中的道理，就不能拿具体事实去责备它；用嗜鼠来告诫惠子，用痔疮来讥刺曹商，违背它的表达旨趣，才可以说是在发怒。像这样的地方，我难道不懂得辨别吗？如果道理本身有所阻塞，表达旨趣本身有所阻塞，却托言是寓言来逃避责难，那就不行了。至于说至人得到浓厚精气而守持，潜行于万物之间而不空虚；得道的人提挈天地、驾乘列星，超脱生死而面色如婴儿，这些不过是虚妄荒诞的话，不值得追问。《荐士论》——牛希

译朝廷求取贤才的办法，在古代已经很完备了。对于经学、文艺一类人才，共设置十二科来等待选取。郡国每年贡士，全部按这些科目应试；除此之外，诸侯各自举荐所知的人，作为补充。圣明时代，奏章不断送到朝廷，爵位赏赐也频繁出自王命。在承平时期，卿大夫家中召来佣书人，供给纸笔费用，每天到中书省抄录所奉行的命令。每天黄昏，亲朋子弟一起等候消息，根据升降沉浮准备庆贺。任命文书少的有五六幅，多的有十二三幅【一作“一二”】。每天裁长补短，文官武将不下三十多人；一年之内，超过一万人。有的考核任期届满而升迁，有的由方伯慰问举荐，有的因功劳【缺】而进用，有的提升奖励旧日功勋。诏制的文辞，必定赞美他的官业，赏识他的才艺，褒扬他的品行事实，叙述他的劳绩，没有一天不这样做。然而从未得到一个贤士与天子共同治理四海，也从未得到一个贤将与天子共同镇抚两边。并不是求取不广、荐举不到，难道五百年才出一个贤人【缺】一世吗？画的饼不能充饥，背诵药方不能治病，大概是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才造成了这种情形。”},{ 朝廷以及各郡国诸侯所荐举的人，全都名不副实，这将怎么办呢？姑且试着论述一下。那些文艺之士借他人之手，把文章投到公卿门下的，大都不能辨知其中的真伪。即使在考试场合，仍然可以请求宽免。学习经学的人在考帖经时，事先已有歌诀括要；到了问经义的时候，一席之中回答问题的有六七个人，全都只是背诵旧本的防记，别无新意；还彼此救助，替对方启发义理的端绪。主管官吏只记录他们属于哪一类，按照这个来决定取舍。这正是经学、文艺考试的弊病。这样说来，何况汉代的公卿大夫都凭通晓经学、应对策问而声名震动天下，然后才被任用，有的位列谏诤之臣，有的担任燮理政务的重任。朝廷每逢水旱灾害、彗星孛星侵凌犯日、日月相迫而蚀，必定援引自己所通晓的经义来证明灾异的应验，以此求得解救，这同今天的经学之士几乎完全不同。至于文学侍从之臣，必定从善于切实询问、就近应答的人中选取，必定以讽谏和治理政事的要旨为根本。所以他们的文章流传到今天，也同今天作辞赋的人不同。郡国所送来的士人多达千万，在孟冬之月聚集于京师，穿着麻衣，白得像雪，纷纷满布京城九条大街；彼此争辩是非，实在难以辨明。诸侯所荐举的人，大多都是迎合权贵宠臣的意旨、承受交游之人的请托，取得一个虚名便上奏署名，称为“借听”【一作“防”】；把这种荒谬的荐举说成“横荐”. 凡是四方的表章和书函送达中书省的，必定可以指日升入清贵的官籍、取得优美的俸秩，出任有名的州郡和事务繁剧的县邑；这就是诸侯荐士的结果。宰执任命官员，哪里只是平生连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交谈过，恐怕连他的姓名也只是看见过而已，哪里能够考察实际情况呢？官位通过幸进之门而通达，容易得像秋草一样，哪里还能够分辨贵贱、看重冠裳了【此处有缺文】？朝廷把辅相衡量人才的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阅览诸侯的章疏，只看文章、相信荐举者，便作为推荐依据：说这是公孙弘、董仲舒的学问，这是司马相如、枚皋的才华，这是冉季治理政事的才能，这是孙武、吴起带兵作战的谋略。当时的君主既然不询问实际情况，怎么能不相信大臣的话，顺从他们而任用这些人呢？上下互相遮掩，这样怎么能够成就政事呢？况且姬周时代，推荐贤人的人往往受到赏赐，鲁国史书中已有记载。魏晋时期，门生和旧日属吏犯罪，举荐他们的主官必定连坐，举主史书中也有记载。如今推荐贤人的赏赐，早已废止；连坐的法典也不再实行。何况今天所荐举的，并不只是像古人那样审慎地了解人才、取其必定能通达，而是要取其必定富贵【此处有缺文】，把能够一生不改、至死不变看作忠诚明达。推荐他做将领，必须覆灭敌军、擒获敌帅、攻取别国、夺得土地，然后才认为推荐得当；推荐他做宰相，必须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定、招来诸侯朝见、成就霸王之业，然后才认为推荐得当。如今的举荐，只是士人求取仕进、开始结绶做官的阶梯，不过得到一命之职、一个官位罢了；至于日后的功劳和过失，谁也不知道。按照这种荐人、用人的办法，怎么能够得到真正贤能的人呢？从前孔文举荐祢正平，认为他足以担任大臣，具有皋陶、稷、契那样的才能；汉代后来却把他弃置不用，终于不能辨明他的行为究竟是好是坏。狄仁杰推荐张柬之，说他有宰相的才能；武后任用他做宰相，他果然能够匡正唐朝的国运，建立中兴之功。孔文举荐祢衡，结果被弃置；狄仁杰推荐张柬之，结果被举用。这难道关系到我们所说的道统兴废吗？难道关系到历数治乱的规律吗？然而，用他便是这样，不用他便是那样。千里马伏在马槽旁，怎么能够迈步行走千里；龙泉宝剑藏在匣中，谁知道它截断玉石的锋利？可悲啊，不过在于是否任用罢了。士人处在世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仅仅等待一个知己身上；如果有人真正了解他，他即使甘愿为气节而死，也还不会怀疑，何况再使他进入尊荣显达的行列，施展心胸中的抱负，使人得到安定并长久保持这种安定，使人得到利益并【此处有缺文】拥有这种利益。使天下得到利益的人，才是最厚待自己利益的人；使百姓得到利益的人，才是使自身获得长远利益的人。君子难道不想使自身获利吗？国家得到人才就能治理，失去人才就会混乱，这是古今不变的常理，怎么能不把求取士人作为急务呢？《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得以安宁。”拥有四海归附的圣人，尚且要借助众多士人的力量，何况中等才能的君主呢？《易经》说：“君子不以在家谋食为满足。”这是吉利的。仲尼具有上天赋予的卓越德性，尚且还想寻求贤人同自己共食，何况普通人呢？《易经》又说：“洁白的公马，在那空旷的山谷中。”这是对遗弃贤人的叹息。又说：“送上微薄的束帛，到丘园去聘请贤人。”这是说要到民间去寻求贤人。贤人君子哪个时代没有呢？在上位的人若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寻求他们，并且早晚都不废止，那么对于所荐举的人不公正、所任用的不是贤人，就很难达到治理的境界。应当恢复并明确君主的赏赐，同时实行连坐的法典来纠正这种弊病，奸邪之人攀附求进的道路就会逐渐止息。一次荐举的妄误，日后荐举者自然会受到应得的罪责，人们知道有所畏惧了。在位的人就会拥有贤人，有道德的士人也会争相趋附。

译《贡士论》。大禹划分九州，规定各地贡赋的轻重，举荐贤人、任用人才，全都包含在其中。所以《周官》中司马得到俊秀人才的名册，便进献给天子，称为“进士”。天子又在射宫考选诸侯所贡的士人，优良的便给予上等赏赐，不优良的便降黜爵位，次一等的削减封地；能够参加射宫射礼，接受诸侯射礼的意义，因此被诸侯举荐的人十分重要，被任用的人责任重大。汉代的法令规定，每州有若干户，每年贡举若干人，由官吏登记造册上报，根据州里大小、人才多少编成簿籍，称为“计籍”。君主亲自考试他们所通晓的经学，回答策问而义理优深的，才列入高等；在乡里有德行著闻而得到征召、选拔，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汉代从这里得到的人才最为兴盛。国家武德初年，命令天下在冬季把贡士集中到京师，由天子制定策问，考察他们的功业和文辞技艺，称为“进士”；后来已经废弃了考察实际品行的做法。此后因为郎官的权力较轻，便把考试移到礼部，大体分为三场：第一场考词赋，称为“杂文”；又回答所通晓的经义；最后以时务作为策问题目。虽然实行这种办法来选拔登第，却又不再根据实际的文艺才能了。只有王公子弟，即使仪容相貌奇伟、没有才华技艺，也能排在众多士人的首位。然而考察士人的方法，我早已听闻得很详细：有凭门阀而清贵的，有凭骨相而像卿相的，有凭容貌姿质秀美的，有凭才华文采可取的，有凭权势压制而取得的，有凭朋友势力强盛而取得的；他们机谋权术深沉隐秘，言辞辩说雄健壮盛，褒贬由自己决定，升降掌握在心中。众人必定聚集在他的门下；如果看见公卿宰相前来交往，便请求结交、请托朋友、混个脸熟，遇到行动必定有人响应，出游必定有人跟随；在隐秘处结交，在深情中立下重誓，在朱门甲第之间，鬼神不能知道的事情，他们全都知道。即使是名臣大德、身居高位而握有重权的人，也可以由他们开合门户，可以由他们摇动，可以由他们倾覆。主管官吏害怕他们，不敢不与他们交往。他们口才如泉涌，迅疾超过波浪；舌尖锋利，像刀锋一样。被他们排斥的人会沉没到九泉之下，被他们援引的人会升到霄汉之上。若默默无言，众人必定称他为长者；一旦说出内心的病痛和不满，当时的人就都把他看作凶人。秋风八月，骑着鞍马驰骋于九条大街，神气洋洋，行人都要为他让路；取得富贵就像吐唾沫一样容易，把州县看作奴仆。他们并不只是高过贵胄，也不把那些孤高正直的人看得低贱。掌握这种门道的人，能够放下农具而取得公卿之位；违背这种门道的人，即使怀抱文章，也会成为积久难治的病人。朝廷取士的门户，衰败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最严重的。世代以来，登第者多不是合适的人；朝廷没有考问实际政务的科目，主管官吏又仰望【疑为“至公”】之道。登第者的辞赋，都是拿有才能者的作品冒充自己的，以玉换石、披着虎皮的羊，说是【一作“白”】怀抱不平的人，最终湮没在尘土中；天子居于九重之上，不能向上呼喊，又加上浮薄之人相互递进推举。他们彼此唱和，在名次和科第中，以单数为上等，轻视双数；以甲乙等第为尊贵，轻视那两科。在题目之间，又增加各种不同的名目。至于他们搽粉熏香、讲究服饰和鞍马所花费的钱财，大多导致不正派的人得势；他们依靠州牧县令而成事，索取资财货物，以利于那些轻薄而肥壮的人。朋党互相勾结，交游饮酒吃饭，使国家政事混乱，到了这种取士制度中尤其盛行。我私下希望明君贤臣全都同心协力，大力革除这些弊病。重新把经学明通、品行修洁作为急务，也就是斥退浮华，敦促充实的德行。这样儒学之风才不至于堕落，取士的正道才不会丧失。《寒素论》。尧、舜从田野之中兴起，凭借仁义取得天下。曾参、颜回并非诸侯的后代，却凭借德行居于儒道之首。把曾参、颜回同天子相比，天子也会喜爱他们；把桀、纣同普通百姓相比，普通百姓也会愤怒。难道这在于他们贵贱的地位吗？实行仁义一天，就是君子；一天不实行仁义，就是小人。难道在于世代相承、冠帽衣裳相互承袭吗？唉！蒲轮车不往诸侯之家迎请，束帛也不陈列在宫阙之下；那些人全都是岩穴中的隐逸之士，是实行仁义、怀抱道义的人。他们的德行先在乡里教化众人，在郡国闻名，传达到朝廷，然后才去寻求他们。难道在于他们是卿大夫的子弟吗？诸侯举行乡饮酒礼，尊敬年长者、推重年齿，使年轻人懂得礼仪，使老年人得到奉养，这是修明长幼之道。天子在太学中，以侍奉三老如父亲、侍奉五更如兄长的礼节对待他们，教人孝顺，教人敬爱兄长，这是兴起教化的根本。文章才德并不以爵禄来区分高下。何况穿布衣、身份寒微而应对策问，名声闻于天下的人是有的；只知奔走求取而成为公卿的人也是有的。郑康成舍弃胥吏的差役，回乡成为儒者；黄叔度是替牛治病的人的儿子，却因德行而闻名。如今身穿冕服的官宦之家以及流品中的人，把寒素子弟看得像仆隶一样轻贱，像草芥一样容易践踏，竟然不肯把他们当作同类。寒微卑贱的人如果能够凭道德自我尊重，凭文艺自我奋勉，见到他们就应当像敬重大臣一样，避开他们就应当像遇到猛兽一样；否则，也是没有审察自己的处境和所作所为造成的。尧、舜是什么人？尚且要以他们的道来同自己并肩。那些流品中的人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竟然不知道尊重自身，所以有的人早晨还是平民，晚上便成了卿相；也有的人早晨还是诸侯，晚上便成了饥饿的鬼魂。道的施行或废弃，只在于我自己罢了。美玉并不产在朝廷廊庙之下，适合制作瑚琏的美材并不出自里巷之中；优秀的士人也未必是贵族子弟，却可以登上卿相之位。何况有人曾经放下钓竿而成为君王的老师，有人曾经拉车而成为王子的辅相，难道身居白屋的士人可以自己遗弃自己吗？

译《铨衡论》。君王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来成就各项政务，人才不可遗漏，官职不可空缺；所以铨选以谨慎选择为要，衡量以公平无私为准。如果在这些方面有所失误，哪里还称得上符合铨衡的本义？从周王室以司马、宗伯选拔士人开始，经过汉、魏、晋、宋，一直到本朝，都把选择官员的事务交给吏部；上至郎官，下至属吏，全部听凭铨选。注记科名、登记入选，考察品秩，按功勋代次授任，接受四方的奏荐，记录升黜，改易名姓，其中猥琐欺诈的事情，多得无法记数。天下这样广大，九州这样众多，职官将近一万多人；县令、县长、主簿、县尉等官，官秩极低，却同百姓最为接近，朝廷轻视他们，只把事情交给主管官吏罢了。如今吏部从尚书到郎吏只有五人，拿着案牍办公的近百余人，桀骜狡黠、诡诈多变的事情，一定会从这里产生。他们把下属官员看成可以玩弄的婴儿；如果用利益诱惑他们，那么即使是左右手也比不上这种操纵，人人都在笔下签署文书直到晚上，尚且没有空闲，哪里能够发现他们的过失呢？选拔人才、任用贤能的事务，早已废弃；替人选择官职，几乎没有一天停止。那些稍微留心的人，也只不过追问门荫的来历，按照资历履历办事，决定升迁黜退，查问考核中的过犯，哪里有询问他们治理政事的根本、施行治理的办法呢？至于用章表判词来考试、用荆棘围栏来限制考场，靠卖文章为生的人反而处处得到便利。这些乞求怜悯的子弟，完全没有惭愧的神色，反而成为大大的笑柄；他们不可以被选取，也【此处有缺文】居于清贵官职。如果罢免那些没有资财的人，等到考秩已经积累得很深，然后才送到政事堂，宰相看待他们，简直不如草狗；处在卑微困顿之中的人，饿死者很多。胥吏之间行贿受贿的交往，充斥街巷，嘈杂得震动耳目。清贵的资历和事务繁剧的州县，必定都有主事的人。在朝廷官列【一作“夕”】之中，竟把它当作药方一样经营：某个官职要若干万钱，某个州县要若干束绢，公然夸夸其谈，竟然毫无畏惧。官场上的人来来往往，都指望到了期限便取得职位；某人要得到那个官职，必须纳贿偿还债务，尚且做不到，哪里还会治理政事、整顿地方呢？因此百姓陷入困苦，年年衰败，逃亡者藏入山林草泽，躲伏在芦苇蒲草之间；小的劫掠行旅，大的攻破城邑。天下九州，像群蜂飞舞、刺猬纷纷竖起尖刺一样到处动乱，甚至危及国家社稷。百姓并不是乐意远离父母、抛弃妻子而【疑有脱文】去做盗贼，也不是甘心面对白刃而死；只是生计已经断绝，饥寒逼迫，于是被迫走到这一步，都是政治把他们驱赶造成的。掌握铨衡的人，难道能不把铨选人才当作急务吗？《不招士论》。《史记》记载，卫青担任大将军时，门下宾客苏建常常责备他不招纳士人。卫青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招致宾客以来，天子常常咬牙切齿。选拔贤人、任用能人，是天子的权柄，哪里是臣下所能做的呢？”太史公也赞美他慎重，我私下却不以为然。诸侯贡举士人，是礼经所规定的；一次、两次没有贡举，便有降黜爵位、削减封地的制度，那么身居其位的人难道可以默默不言吗？况且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贤能有智慧的士人，而是任侠之徒；他们以凭力量压倒公侯为能事，以凭权势倾覆州县为重要本领。这样的话，天子怎么会不咬牙切齿呢？萧何推荐韩信，王陵举荐张苍，鲍叔牙举荐管夷吾，子皮任用子产；如果确实有益于国家、有助于时局，难道天子能够因此责罪他们吗？后来武帝下诏给卫青，询问选拔士人的事情，卫青只想把那些富有金钱、拥有很多财产的人都召来应命。幸亏贤能的大夫赵禹了解此事，召来询问他们的缘故；他们都畏缩不安，不能辨明是非，和土偶没有区别。于是赵禹便把他们的同类全都从末流之中召来，列举田仁、任安等人。武帝同他们交谈后非常高兴，都提拔任用了他们。假如武帝常常咬牙切齿，就不应当在卫青门下选拔士人；既然得到田仁、任安，符合皇上的心意，也就不应当因为卫青门下有人而责罪卫青。武帝既然并非如此，而卫青却认为天子会咬牙切齿，这岂不是诬蔑皇上的话吗？还是说，他只想聚集那些拥有万贯金钱、财物众多的人吗？还是说【此处有缺文】，因为珍惜那些金帛，害怕招致贤能之士会有所耗费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出塞征战的功劳，岂不是侥幸才得以成就的吗？《小功不税论》。小功亲属的丧服不因过期而补服，这是古代制定、如今实行的制度。然而古代儒者和当今儒者都始终认为不可这样做，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辨明后世所以迷惑的原因。古人认为不可这样做的是曾子。曾子说：“小功之丧不补服，那就是远房兄弟死了终身都没有丧服，这可以吗？”解释的人说：“按照礼，小功之丧的服丧日期已经过去，不再因听闻丧事而补服，这就会使居住在远方的亲属总是很晚才听到丧讯，最终无法补服小功之丧，所以说不可。”当今认为不可这样做的，韩文公认为小功亲属人数多而且关系尚未疏远，又不像古代疆域狭小，今天远方亲属有的在数千里之外，这样就更加没有能够补服小功丧服的人了，所以也认为不可。礼起于周文王、周武王，经周公制定，由孔子厘定；这些圣人贯通万事，穷尽人情，那么他们制定五服的意义，应当已经十分慎重了。曾子仁厚纯笃，只是认为礼制太薄而私下感到不满罢了。礼之所以以文饰和制度确定下来，正是为了这种情况。恐怕厚待超过限度，所以加以制止；恐怕薄待有所不及，所以加以限制。过去子路有姐姐去世，已经可以除去丧服，却没有除去，说：“我不忍心。”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行道的人都不忍心这样做。”子路听了，于是除去了丧服。子路因为不忍心，得到圣人的正解，后来便不再疑惑。曾子想要补服小功丧服，也是不忍心；可惜没有得到圣人的正解，使得疑惑的人直到今天仍不能明白。韩文公可以说与曾子有相同的心志，却没有想到周公和孔子。小人论：既然没有恩爱…… 《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一，宋代李昉等编，收录《封禅》。《封禅议》一首，《封禅射牲议》一首。郊祀。《皇后不合祭南郊议》一首。《驳祝钦明请南郊皇后充亚献议》一首。《南郊先燔后祭议》一首。庙乐。《定宗庙乐议》二首。

译《论立〈破阵〉、〈庆善〉二舞议》一首。《鲁议》一首。封禅。《封禅议》，颜师古（贞观十一年）。举行封禅之前先祭祀，是为了告知神灵并完备虔敬拜谒的仪式，然后才举行封禅礼，当然应当在坛下相距一定位置先行斋戒洁净，助祭、飨神完毕以后，再登坛封禅。这样既表现出慎重的深意，也显示行事有先后次第。如今请在山下祭祀，在山上封禅。四面开设坛场和道路，依通行的议论，从南面入坛升坛，按照事情来说是妥当的。如今请在山上建圆坛，宽五丈，高九尺，采用五色土筑成，四面各设置一层台阶；皇帝的位置在坛南，从南阶登坛而进行仪式。过去收藏玉牒只用石函，就像书籍盛在箧笥中，所以有时称作石箧。然而这种石函形体大、质地重，搬运迁移很不容易。岱宗如果没有这种石头，都应当从别的山取来；因此不必拘泥于把它们混合制成、层层拼合，主要在于周密牢固。考察其精密，而近代仪注又改称为石防防，这并非考据古文的称谓，本来没有可以查寻的义训。尺寸的增减之间，贵在折中，不要因繁琐的议论而增添疑惑。如今请用三块方石作为玉牒的层叠底座，再用十块石条作石检，在方石四边刻槽并竖立起来，用金绳缠绕，以备封检束缚。凡是说“封”，都是堆积土的名称；有利于建制分封，也用来颁赐社号，所以称为封禅，其含义由此可以明白。如今如果把玉牒放在坛上，只因堆叠石块而不加修筑，便把它当作封禅，不仅庄严秘密的做法显得简略，而且名义与实际也不相称，按道理恐怕有所乖失。如今请在圆坛上安置方石，封印完成后，再加上五色土筑成封土，高一丈二尺，宽二丈。金玉等贵重珍宝，质地坚硬而性质贞固；宗庙祭祀庄严洁净，都用作器物和币帛，难道还嫌华美奢靡吗？实在是贵在精确。何况三神的壮观仪式，万代流传的美名，礼制极为隆重，事务也需要文饰繁盛。玉牒、玉检以此包藏灵异的美玉，流传无穷，永存不朽。至于长宽厚薄的尺寸，足以承载文辞；封缄束缚的方式，务求更加胶固。如今应当制定制度，随时增损；丰功厚德既然已经超过前代，盛大的典礼和宏伟的规制，不必劳烦一概遵循旧日样式。如今请规定玉牒长一尺三寸，宽、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其印齿的疏密随印的大小而定。设置距石，意在取其牢固，本来是为了实用，哪里是为了雕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枚〕 如今既然已经堆土厚厚封筑，便不会再有移动，天长地久，哪里还需要支撑？斜置横安的设施，请一并不要设置。刻石记载封禅名号，给后代留下福泽，描绘美盛德行的形貌，彰明后王的美好功业。这一意义深远，这件事也崇尚重大。我们皇帝的声威畅达九州，威势横贯八方，神灵不吝惜其珍宝，百姓也没有什么可以考察的。只应当赞述幽微玄妙之德，以抒发臣下至诚的心意。祭坛的制度、登封的地点，以及遍见万国、接受百神记职等事，固然应当刻石颂扬，彰明功业。至于环绕坛的短距、石阙另行树立等事，没有经典依据，对礼仪没有益处，烦琐而非必要，请减省。神灵玺宝虽然制作出来却不使用，向来没有施行的地方。那六方玺虽然用来封缄文书，却无不被群臣拆阅。受命之玺，登封时应当使用，以昭示侍奉上天，表明这番大福和吉祥征兆，岂能拘泥于常规？又封检之玺的尺寸各不相同，既然要根据事务使用，请一并重新制造。既顺合严肃慎防的道理，又永远留下创制制度的美名。禅坛的制度，请依照新礼举行，仪式也一并依照新礼。此外那些细小事项，未载入文书的，属于有关官司的职责，由他们随事酌量确定。议论说：谨慎地以愚陋的见识陈述意见，记录如前。平庸而多疑的言论，不值得采纳；只是封禅大礼的旧典已经不存在，秦汉以来虽有一些遗迹，却残缺不全，很难详细辨明。过去元封年间，倪宽专门赞成有关决定；到了光武时期，梁松独自主持此事。士大夫杂然议论，却不知道如何裁定；至于流俗传闻、记注中的臆说，从来没有实际依据，只是空言，彼此差异不一，哪里足以据此说事？况且制度沿革各不相同，前代已有诰令记载，自君主创制以来，这些都可以在往昔典册中听闻。如今辅佐时政的宰臣远远超过风后，掌管礼仪宗庙的官员也追比伯夷；他们穷究六经的精微，完成天下的能事，将其纳入圣德，秉承皇帝意旨，果断施行，文质两方面都很适宜。诏令召集公卿、儒生和学士议论登封之事，我们谨依所访问听闻的情况，详细列举如上。但是封禅大礼的旧典不存，秦汉以来虽有遗迹，残缺不全，难以详加甄别。过去元封年间，主上广泛采集众议；建武年间，有关官员也遵奉既成规制。至于近来的记注和市井浮说，不足凭信，没有可取的材料。况且制度沿革不同，往事已载于典册；自君主创制以来，实在应以此为规范。圣朝伟大的功业，正要留给万世；臣下见识浅陋，不敢擅自决定，请陛下明察，亲自裁断，恭谨记录奏闻，伏听裁择，谨此议奏。《封禅射牲议》（高宗），裴守贞（永淳元年）。议论说：据《周礼》和《国语》，郊祀天地时，天子亲自射杀祭牲。汉武帝只有封泰山时，命侍中和儒者射牛举行仪式。至于其他祭祀，也没有射牲的文字记载。亲自舂米、射牲，虽然是古礼，但久已废止简省，难以施行。根据封禅礼，祭祀当天尚未天明十五刻，宰人用鸾刀割牲；天刚亮便举行仪式。等到銮驾到达时，祭牲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天皇只需奠玉、献酒罢了。如今如果在祭祀前一天射牲，事情就太早；如果祭祀当天才开始射牲，事情又太晚。如果依照汉武帝的旧事，就不是天子亲自射牲的仪式，事情无法实行。请减省废止。谨此议奏。郊祀。《皇后不合祭南郊议》（中宗），褚无量（景龙三年）。

译议论说：郊祀，是圣明君主的大事，是国家的重要礼典。举行这种礼，不能凭臆测决定，也不能任凭私情求取；都要上顺天意，下合人事。敬慎地考察古制，遵循旧有章法，然后才可以与神明交接，承受福佑。然而礼文虽然很多，没有比《周礼》更完备的。《周礼》是周公用来致太平的典籍，是先圣极为真诚的经典；它取法天地而施行教化，辨明方位而叙定人伦。其义可以幽赞神明，其文可以经纬国家，备办礼物、发挥功用，怎么可以忽视呢？至于冬至在圆丘祭天，是祭祀中最重大的礼；皇后作为内主，礼位十分尊崇。如果应当参加郊天助祭，就应当明确写入礼典。如今遍查礼经，没有这种仪制。大概因为南郊祭天不以地神相配，只以始祖为主，不以祖妣配享上天，所以只有皇帝亲自举行此礼，皇后不应参加。谨按《大宗伯职》说：“如果王不能参加祭祀，就代替王摄行其位。”注说：“王有事故，代替他举行祭祀。”下文又说：“凡举行大祭祀，王后不参加，就代替她荐献豆笾并撤下。”如果皇后应当助祭，承接下文，就应当说：“如果不参加祭祀，就代替她荐献豆笾。” 如今在“文”字上又加起“凡”字，明文【一作“则”】，这是另行引出后面的事情。凡是所说的事情与上文不同，就另起“凡”字。“凡”，是承接上文、引起下文的名称，并不专门系属于本职。《周礼》全书之中，这种例子非常多，都完备地记载在书中，不能一一抄录。又，王后协助祭祀，亲自进献豆、笾，却不亲自撤去。考察《九嫔职》说：“凡祭祀，赞助王后进献、撤去豆笾。”郑玄注说：“王后进献豆笾，却不撤去。”由此可知，中间所说撤去豆笾的文字，是宗伯承接上文而写出的。如果宗伯代行祭祀，那么宗伯就亲自撤去，不另派他人。又考察《外宗》说，外宗掌管宗庙的祭祀；王后不参加祭祀时，便赞助宗伯。这一条文字与上文相互印证，怎么能够说明呢？考察《外宗》只掌管宗庙祭祀，不掌管郊祀上天，足以说明这里所说的是宗庙祭祀。又考察王后行祭之事，总在《内宰职》中考核其职掌的文字，那里只说：“大祭祀时，王后行祼礼、献礼，就赞助瑶爵，也是这样。”郑玄注说：“这是指祭祀宗庙。”郑注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文中说“祼献”；祭天没有祼礼，所以【一作“以此”】可以知道。又祭天所用的器物是陶制匏器，也没有瑶爵，郑注据此知道这里说的是宗庙祭祀。又，《内司服》掌管王后的六种祭服，其中没有祭天的服装；《巾车职》掌管王后的五种车，也没有王后祭天所乘的车。祭天有七次献礼，没有王后作为亚献。综合考察这些文字，所以知道王后不应当协助祭天。只有《汉书·郊祀志》记载天地合祭，以及王后参与【《唐会要》作“助”，《通典》作“同”】享祭的事情。这是西汉末年，强臣专擅朝政【《通典》作“擅权”】，悖乱常伦，亵渎神灵、谄媚求祭的非经常典制。事情涉及欺诬神灵，所以《易传》说：“欺诬神灵，祸患会殃及三代。”《太誓》说：“君王考察古道，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就可以长久享有年寿，承受上天之命，成就上天伟大的功绩。”这是历史所留下的有益警诫，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如今南郊祭祀的礼仪，行事不考察古制。我忝居守持经术之职，不敢默然不言，请广泛询问博学的儒者，俯首遵循【一作“摭取”】旧典，遵守【一作“采纳”】曲台的旧例，实行圆丘的正当礼仪，使圣朝合于光明广大之道，使天下知道礼乐文物的盛美，难道不是极大的幸事吗？谨此议论。【一作“皆”《旧唐书·本传》】驳斥祝钦明请求在南郊祭祀中由皇后充任亚献的议论 蒋钦绪 议论说：《周礼》中凡是说“祭祀”“享”这三种称呼的，都是祭祀的互称，本来没有固定的分别；怎么能够说明这一点呢？考察《周礼·典瑞职》说：“两块有圭璧座的圭，用来祭祀地。”这样看来，祭地也称为“祀”。又，《司几筵》说：“设置祭祀先王的胙席。”这说明祭祀宗庙也称为“祀”。又，《内宗职》说：“掌管宗庙的祭祀。”这又说明并不是只有祭天才称“祀”、祭地才称“祭”。又考察《礼记》说：“只有圣人才能享祀上帝。”这就是说，祭祀天帝也称为“享”。又考察《孝经》说：“春秋祭祀，要按时思念先人。”这就是说，祭祀宗庙也称为“祭祀”。经典中这样的文字无法全部列举。这样看来，祝钦明所执持的“天称祀、地称祭、宗庙称享”的说法，就不能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了。又，《周礼》中凡是说“大祭祀”的，都是祭祀天地和宗庙的总称，并不只是天地祭祀才称“大祭祀”。怎么能够说明这一点呢？考察《鬯人职》说：“大祭祀时，和量人接受举起斚所饮的最后一杯酒。”考察尸和斚都是宗庙祭祀中的事物，那么宗庙祭祀也称“大祭祀”。又，祝钦明的奏状引用《九嫔职》说：“大祭祀时，王后行祼礼、献礼，就赞助瑶爵。”考察祭天没有祼礼，也没有瑶爵，这正是宗庙称为“大祭祀”的明文。祝钦明所执持的“大祭祀就是祭天地”的说法，不能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了。又，《周礼·大宗伯职》说：“凡遇大祭祀，王后有故不能参加【《通典》作‘赴’】，就代替王后进献豆、笾。”祝钦明只执持这一条文字，认为王后有祭祀天地的礼仪；我蒋钦绪等人考察认为，这只是王后进献宗庙祭祀中所用豆、笾的礼仪，并不是祭天地的事情。怎么能够说明呢？考察这段文字说：“凡祭祀大神、祭祀大地之神、享祀大鬼神，临到祭事便占卜确定日期，提前住宿察看，洗涤祭器，亲临察看玉器和鬯酒，检查牲畜和镬，奉上玉制的黍稷，制定【一作‘诏’】大号令，办理其大礼【二字一作‘礼’】，制定并辅佐天王的大礼【天王如果不参加【《通典》有‘大’字】祭祀，就代替其位】。”以上这些“凡”字所说的，都是君王兼祭天地和宗庙的事情，所以统称大神、大祇、大鬼【六字《文苑英华》只作“大祇”，《通典》作“大祭”，今据《旧唐书·祝钦明传》增入】的祭祀。下文说：“凡大祭祀，王后不参加，就进献豆、笾并撤去。”这个“凡”字所说的只是王后祭祀宗庙的事情，所以只说“大祭祀”。如果说王后应当协助祭祀天地，就不应当再次起头说“凡大祭祀”的文字；正因为担心有人误以为王后也有祭祀天地的疑问，所以再次起头另说一个“凡”字来加以区别罢了。王后祭祀宗庙本来就是大祭祀，为什么要取用上文“辅佐天王之礼”的“凡”字来混同下文呢？

译这是《周礼》本经中关于王后祭祀宗庙的文字，科段层次十分明白。又考察《周礼·外宗》说：“外宗掌管宗庙的祭祀，辅佐王后进献玉豆。凡是王后的献礼，也这样办理。王后不能参加祭祀，就赞助宗伯。”由此看来，王后有故不能参加时，就由宗伯代替王后进献豆、笾，外宗从旁赞助。内宗、外宗所掌管的，都是辅佐王后进行宗庙祭祀的进献，本来没有辅佐祭祀天地的礼仪。只是天地祭祀崇尚质朴，宗庙祭祀崇尚文饰；玉豆是宗庙祭祀所用的器物，起初就不是祭天时设置的。请问祝钦明：如果王后协助祭祀天地，那么《周礼》中派什么人来赞助、辅佐她？如果宗伯代替王后进献豆来祭天，又应当命令【一作“合”】什么人来赞助、辅佐宗伯？请一并明确指出礼文中的证据，就知道代替王后进献是宗庙祭祀的礼仪了。考察《周礼·司服》说：“君王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享祀先王，就穿衮冕。”《内司服》掌管王后的祭服，其中没有王后祭天的服装。考察《三礼义宗》明确说明：王后的六种服装，是袆衣、摇翟【《周礼注》和《唐书》都作“摇”，《文苑英华》均作“摇”】、阙翟、鞠衣、展衣、褖衣。穿袆衣，随从君王祭祀先王时使用；穿摇翟，随从君王祭祀先公时使用；穿阙翟，宴享诸侯时使用；穿鞠衣，采桑时使用；穿展衣，以礼仪拜见君王以及接见宾客时使用；穿褖衣，平日燕居时使用。王后没有助祭天地的礼，只从祭祀先王以下的礼仪中有相应服制。又《三礼义宗》明言王夫人的服饰说：王后不助祭天地和五岳，所以没有助祭天地、四望的服装。由此可明确知道，王后没有祭天的服装。又《三礼义宗》明言王后的五种车，是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重翟车，是王后跟随王祭祀先王、先公时乘坐的；厌翟车，是王后跟随王享祀诸侯时乘坐的；安车，是王后在宫中早晚朝见王时乘坐的；翟车，是王后采桑时乘坐的；辇车，是王后游宴时乘坐的。由此可明确知道，皇后没有祭天的车。又《礼记·郊特牲》的义疏说：祭天没有祼礼。郑玄注说：只有人道的宗庙祭祀有祼礼，天地大神最为尊贵，不行祼礼。圆丘祭祀与宗庙合祭相同，朝践时王酌泛齐进献，这是第一献；王后没有祭天的事务，大宗伯接着酌醴齐进献，这是第二献。由此看来，祭祀圆丘时，大宗伯接在王之后进献，并不是代替王后。祝钦明等所执的“王后有故不能参加，就由宗伯代替她荐献豆笾”，更加明白是代替王后在宗庙荐献，并不是代替她祭祀天地。祝钦明的奏议只涉及引用《礼记·祭统》说：“祭祀这件事，必须由夫妇亲自参加。”考察这句话，是王与王后祭祀宗庙的礼，不涉及祭祀天地的意义。考察汉、魏、晋、宋、后魏、齐、梁、周、陈、隋等历代典籍，兴盛的君王和圣明的君主祭天祀地，历代都有相应礼仪，史书没有遗漏记载，却都没有看见前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在南郊祭天，都没有皇后助祭的地方。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亲自在南郊举行祭祀；又总章元年十二月丁卯，亲自祭祀南郊，也都没有皇后助祭的地方。再考察大唐礼制，也没有皇后助祭南郊的礼仪。我等有幸忝居礼官，亲自承受圣上的询问，竭尽所知所见，不敢随声附和。伏望主上考察古制，立志遵循旧典；所议皇后助祭，实在没有明确的礼文依据。如果认为君王可以自行制定礼制、由当代创制新例，圣明君主可以作出决断，这不是臣下所敢说的。谨此议奏。《南郊先燔后祭议》，唐子元（徐坚同议，开元年间）。议论说：臣等谨按显庆年间修订礼制时，礼官长孙无忌等上奏请求改为在祭祀前燔柴，奏状说：祭祀的礼，一定先降神；周人崇尚气味，祭天就燔柴。臣等考察迎神的意义，乐舞演奏六变，天神降临；演奏八变，地祗出现；演奏几变，鬼神才可得到礼敬。这样看来，降神用的是音乐，这是《周礼》正文所说的，并不是说用燔柴来降神。考察崇尚气味的意义，并不能决定燔柴先后。假如周人崇尚气味，祭天就燔柴，或许可以说先焚烧柴薪的气味来迎神；那么殷人崇尚声音，祭天也燔柴，又有什么声音可以焚烧，用来先迎神呢？又考察显庆年间长孙无忌等上奏说，晋代以前还遵循古礼，周、魏以后才妄自增损。如今考察郭璞《晋南郊赋》及其注解《尔雅》，都是祭祀后才燔柴；又考察《宋志》所论，也是祭祀后才燔柴；再查南齐、北齐以及梁代的郊祀，也都是先饮福酒完毕后才燔燎。又考察后周和隋代的郊祀，也都是先祭祀后燔柴。由此可见，周代遵循的就是后燔，晋代也不是先燔；长孙无忌的奏议便与事实相违。又考察《周礼·大宗伯职》说，以玉制作六种礼器，用来礼敬天地四方；注说，礼敬是在开始告知神灵时，将礼物荐献于神座。又说：“用苍璧礼敬天，用黄琮礼敬地，都配有牲和币，各自依照礼器的颜色。”又《礼器》说，有的礼仪以少为贵；祭天只用一头牲。这就知道苍璧和苍色牲畜都应一同奠献在神座前，按道理没有疑惑。又说：“四珪有底座，用来祀天并遍祭上帝。”这明确说明祭祀昊天上帝时，同时遍祭五方天帝。至于青珪、赤璋、白琥、玄璜，本来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日，在相应方位迎接四时之气时所用，分别得很清楚。如今考察显庆年间改定的新礼，同时使用苍璧、苍色牲和苍色币，先燔烧苍璧；既然已经燔烧苍璧，所以又加上四珪有底座来奠于神座；牲已经燔烧，所以又增加赤色牲来充实牲俎。这样把昊天与五帝混同，合用四头牲，失去了只用特牲的明文，又增加为两头犊牲，严重违背礼制。事情没有依据，请依照贞观旧礼，先祭祀后燔柴，希望合乎经典义理。谨此议奏。

译一作“皆”，见《旧唐书·礼仪志》。庙乐。《定宗庙乐议》二首（此篇《文苑英华》题作《太宗庙乐舞名议》，并非如此）。颜师古。贞观十四年六月一日，诏令说：“用祭品荐献祖先父考，以崇奉他们的功德。近来虽然更加诚敬洁净，但宗庙乐舞仍不相称，应令有关官司详细考察各种旧例和制度，奏报上来。”秘书监颜师古议论说：近来承奉圣上恩德，命令我厘定革新美好的名称，创立确实适宜、完全相称的制度。伏想皇祖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都积累德行、累积仁义，祖德相承，光辉重叠；教化像行苇一样普及，福庆又像瓜瓞一样绵延。诗说：“深沉明哲，是商朝长久发扬祥瑞。”这是说殷商先祖久有深厚德行。三座祖庙的乐舞，请一同演奏《长发》之舞。登歌则各自创作歌词。太祖景皇帝，事迹发端于漆沮，教化渐渐推进到岐地；安居建国的志业已经勤奋经营，灵台的萌芽也开始归附。诗说：“君子万年，永远赐给你福禄和子孙。”这是说长远的期限由上天所命，使长久的福禄流传给子孙。宗庙乐请演奏《永锡》之舞。世祖元皇帝，大力承继宏大的基业，能够继承宏伟的谋略，实在开启了繁盛昌大的局面，因而聚集了宝贵的天命。《易经·大有卦》彖辞说：“他的德行刚健而文明，顺应上天并依时而行。”这是说德行顺应天道，行动不失时机；刚健而不滞碍，文明而不侵犯。宗庙乐请演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承受天命、驾驭历数，以谦让之德承受终极大命，普有四方；仰望而与日月五星相齐，以盛大福祉辅助国运，使众多福佑更加隆盛而不衰，长久保有无疆之业。《易经》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意思是，他终始的道理都能大为彰明，所以不失时机而使六位成就。诗经有《大明》篇，称颂文王有光明的德行。宗庙乐请演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德行深厚，承载万物，光辉凝聚而与天相丽。《易经》说：“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意思是坤道极为沉静，柔顺而利于守正，资养万物，使各类生命都通达顺利。宗庙乐请演奏《光大》之舞。谨此议奏。二，许敬宗。议论说：我听说，宗庙中以七庙观德，其意义在宗庙祭祀中最为重要。三位祖先在天，因庄严的祭祀而彰显；致敬的情意完全相合，大孝之道得以宣明。因此八佾全部陈列，在舞位行列中整肃仪容；四面悬挂的乐器完备陈设，使宏大的徽美流布在雅正的音乐中。考察作乐的明确意义，选择皇王的美好典章，前代圣王所践行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伏想皇帝陛下天性高明、感通神灵，遵循幽深的至道，以孝治理天下的美德显著光明，光辉遍及八方；爱亲敬祖的情意纯厚深切，追尊祖先而流传百世。长久思念赐福之事，愿意宏扬颂歌；改变钟律的音调，使铿锵之声传布于祭献；羽籥排列成行，在春秋烝尝中再次表现舞蹈的刚劲。于是制定典章，命令有关官司增加尊崇的称号，考核声名与实际，恭敬地彰明尊贵名号。臣私下认为，皇天神灵不断增加福庆，深远源流长久不断，超过吞燕而生商的祥瑞，胜过扰龙而开创汉朝的征兆。都在九二之位收敛光辉，渐渐在三分天下中显露功业。高祖弥补大地、重整乾坤，复苏魂魄、使白骨生肉，重新造福众生。宏大的帝王基业与天地两仪相合；赫赫的皇道与七曜一同光明。即使如此，圣人的事迹、神明般的功业也不是可以窥测的；经文纬武，又哪里敢寄托于言语之中。谨慎地备具乐章，用来彰明常法，现将它们列在下面：皇祖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三庙的乐舞，请一同演奏《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庙乐，请演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请演奏《大成》之舞。高祖太武皇帝庙乐，请演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庙乐，请演奏《光大》之舞。七庙登歌，请每一室分别演奏。谨此议奏。

译《论立〈破阵〉、〈庆善〉二舞议》（高宗永淳元年）。裴守贞（见《旧唐书》和《太平御览》）。议论说：臣私下认为，这两种舞蹈创立兴起，所配的歌咏也随之而来，赞美九种功业的盛大功绩，符合万国共同的欢心。其意义与《韶》《夏》相同，兼用于宴宾和祭祀，都是祖宗的盛德，而由子孙享用。详细查看传记，没有皇帝因观看这种舞蹈而起立的礼制。何况举行登封告成的大事时，华夏和夷狄都来聚集，九州之内仰赖垂衣拱手的安定，百蛮怀抱着率舞欢庆的心情。陶冶万物、化育众生，没有不是神明功业的，岂能在乐舞之外另行表示严敬？臣等详细议定，每次演奏这两种舞蹈时，天皇不应起立。谨此议奏。《鲁议》，高郢。周公摄政七年，交还政权后去世。成王、康王追念他的德行，命令鲁侯世世代代祭祀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君得以乘坐大辂，树立太常旗；对外祭祀郊社，对内举行尝禘。虞、夏、商、周的服饰、器物和官制，也兼而使用，以此使鲁国在天下显得更加尊大。高郢私下认为，从天子到庶人，尊卑贵贱都要依靠礼来区别；丰盛的礼制不能减损，减损的礼制也不能增益。成王、康王过度赏赐，不合礼；鲁君接受赏赐，也不合礼。为什么呢？我听说先有相应的身份地位，之后才能实行相应的典礼。孔子没有臣属，门人不能把他当作君主；季札没有继承吴国爵位，不能算吴国的长子；周公没有称王，却使用王者的礼乐，这就是以非礼之事诬陷周公。假如把非礼之事诬加给周公，那么鲁国称祭祀昊天上帝，难道也可以这样诬称吗？为什么还要让鲁人举行郊祭？过去孔子在衰微的周朝愤慨叹息，想在鲁国求得礼制；等到看见鲁国僭越礼制，便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周公的礼制大概衰微了吧！”鲁国使用天子礼乐，本来是因为郊祭上帝；既然这并非名声、文物制度所应当使用的，就可以知道了。又恐怕后人对杞、宋使用王者礼制感到疑惑，所以说：杞国郊祭的是禹，宋国郊祭的是契，这是天子应当守护的事情。杞、宋是两位王者的后代，可以守护先祖的礼乐；鲁国凭什么守护并使用它们呢？又恐怕人们还不能明白，孔子便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辞和嘏辞没有人敢改变古常，这叫作大嘏。”这就是再说明名位不同，礼乐的等级数量也有确定的区别。孔子的话明明白白，如同揭示日月；但学者有的认为，事情已经更改，圣人又没有留下可以据此评定鲁国的话，因此对鲁国的是非难以下断语。这样的议论，对于谦抑沉默的原则来说可以；但对于阐发义理来说，恐怕还没有说尽。《诗经》说：“你的教导如此，众人都会仿效。”鲁侯使用王者礼制，他的臣下也使用诸侯礼制，所以季氏舞八佾，旅祭防山三次，设置公庙，歌唱《雍》来撤祭。唉，礼制没有早早辨明，竟到了这种地步！古代父亲是天子诸侯，儿子是士，祭祀礼制依从儿子的身份，不得依从父亲的身份。邘、晋、应、韩，是武王的后代，难道可以用完备的礼物祭享武王吗？如果祭享，那就是以非礼来褒崇周公，也说明周公不能算圣人；如果不祭享，就是成王、康王只把王者礼乐赐给周公，却使周公在鲁国挨饿，这又怎么能说成是成王、康王呢？况且周公的功绩，哪里比得上伊尹？成王、康王的明德，哪里比得上太戊的崇高奇异功业？伊尹不过被称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也没有增加王者礼制。有人说，周公是成王、康王的叔父，比伊尹亲近，所以尊崇而区别对待。太伯是太王的长子，三次把天下让给王季；王季得到王位，把福祚传给文王、武王，所以孔子说：“太伯大概可以说是道德最高的人了。”等到武王战胜纣王，追尊王季和文王为王，却没有追尊太伯，难道武王忘了太伯的德行而且不亲近他吗？这是因为等级威仪的礼制、名分的区别，要作为万代的准则，不能为了一个人的私情而改变。人的感情本来没有常规，只有礼制才是常规；如果任凭礼制随感情而改变，行动就会悖乱。比如王者的祖庙供奉有功之祖，宗庙供奉有德之宗，祖宗的庙世世代代不毁。大凡继承帝位的君主，都想尊崇自己的父亲；但如果父亲的德行功业还没有显著，就不敢妄加庙号，这不是感情上不想，而是受到礼制限制罢了。因此礼行于宗庙，父子不能完全遂行私意，何况成王、康王难道还能用天下公有的礼器大典，单独偏私于周公吗？周公对周朝有大功，就增加他的土地和附庸，可以；赐给他秬鬯和圭瓉，也可以。如果把天子的礼乐——成王、康王赖以显示尊贵的东西——借给别人，怎么可以呢？成王、康王即使想尊崇周公、伯禽，难道忍心接受这种做法，使对外僭越自己的君主、对内冒犯自己的父亲吗？如果周公亲自制定礼乐，坟土还没有干，子孙就不能承担，首先扰乱王者的法度。孔子说周公的礼制衰微，不也是理所当然吗？《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二，宋代李昉等编，收录《明堂》。《明堂议》三首，《郊丘明堂等严配议》三首，《明堂大飨议》一首，《明堂告朔议》三首。《明堂议》，魏征（贞观五年）。议论说：明堂的建造，由来已经很久了。从轩辕、唐尧以来，直到秦汉，有所损益，有同有异，记载参差不齐，没有谁能详细考究。如今考察古代训典，参照旧图，可以看出上圆下方，外为复庙，内为重屋，各种思虑虽然不同，最终都归于一致。到了当涂受命之时，还来不及实行这种礼制；司马氏晋朝兴起，也没有可以取法的制度。裴頠认为诸儒持论各异，蜂拥而起，是非互相矛盾，没有适从，于是竟因人而废弃其言，只建造一座殿。宋、齐仍旧沿用这种做法，梁、陈遵循而不改；虽然尊配之礼有所祭享而没有缺失，但考求经典制度，礼义实际上还没有弘大。为什么呢？夏禹是明智的君王，把美意表现在祭服上；周公是大孝之人，把完备的礼物用于宗庙祭祀。圣人设立教化，难道只是徒然吗？既然如此，君王自身居住在简陋宫室，神灵居于重屋，这难道只是苟求壮丽、崇尚华侈装饰吗？本来也是为了表达孝敬尊亲之道，因而以崇高的建筑事奉上天的意义。探求它深远的意趣，并非没有深刻的道理。大概神灵以虚玄为本，无声无臭，看不见、听不闻；既然幽冥深远、无法测知，所以宫室的广狭深浅，就没有人知道……孝由内心产生，礼因感情而建立；人的内心无法穷尽，所以备办礼物来表现诚意。情意无法穷尽，所以修饰宫室，以扩大对它的敬意。宣尼赞叹说：“意在于此吗？”（诸本作“美叹”“其”）自五帝以来直到今天，各代都有增损变化；宫室的制度每每超过旧有的章法，重屋的规模却偏偏亏缺于前代典制。文祖超过了土阶的俭朴，世宗超越了卑宫的简陋；若要配天而达到极致，按理说一定还不能令人安心。伏惟陛下凭借上圣的英明，承受皇天的眷顾和命运，统一六合而光大居处，取得万国的欢心。九译使者的贡物既已陈列，明堂的礼位却仍然空缺；长久思念盛大祭祀，实在是内心受到感动。（“自五帝”至此九十四字，诸本都没有。）臣等亲自承受圣上的旨意，得以参与大议，想着竭尽微薄之力，增高山海般的功业。（“预”诸本作“令”，“增崇”诸本作“防增”。）凡是圣人有所创制，意义都重在顺应时势；万物由此得以观见，事情有赖于通变。如果防守蔡邕的说法，就会使至理失之于文辞繁复；如果依照裴頠的做法，又会使大体伤于质朴简略。按照情理寻求，仍未达到恰当的中道。（“臻”诸本作“允”。）如今所议论的，并非没有取舍。请建造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现法则和象征，又有许多事实依据。下室作为发布政令的居所，上堂作为祭天的场所，使人与神不相混杂，这在礼制上也是适宜的。至于它的高低、宽广深邃的规制，以及几筵、尺丈的尺度（诸本作“制度”），都应随着时代制定法则，根据事情制定适宜的办法，由我们创制成规（诸本作“而作”），不必一味师法古代（诸本作“不何必师古”）。把图样形制全部陈列出来，交由圣上裁决，廓清千百年来的疑议，成为百代君王的美好范式。不应使防山之下只听说皇帝的法度，使汶水之上独自称道汉武帝的图谋；如此通达神明，或许就可以等待实现了。百姓像儿子归父亲一样前来，工程开始后不久便可完成。谨此议奏。同上，颜师古。议论说：臣私下认为，明堂的制度，起源于古代；从简牍中考察，完整的文字记载却没有见到。它起始于黄帝，下及唐尧、虞舜，历经夏、商，直到周代，各自建立名号，另行创制规制，众说错杂，各执己见；大儒硕学也没有人能详尽贯通。文章写得很有文采，却不知道如何裁断。追究其要旨，明堂实在是发布政令的宫殿。只是由于战国时代纵横纷争，典籍遭到废弃；暴虐的秦朝又使经礼湮没。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是传记杂说，拿来作为准则，实际上十分芜杂昏昧。（“实”《文粹》作“实亦”。）然而《周书》叙述明堂，说它四面有应门、库门、雉门等。考察这一座宫殿，本来就是王者平日居住的地方。它的青阳、总章、玄堂、太庙以及左个、右个，与《月令》所说四时的次序相同；由此可知，路寝的意义足以作为证明。（诸本作“明证”。）又有《王居明堂》篇说，天子佩带弓袋，在高禖之下举行礼仪；设九门以驱除灾邪，防御和止息疫病；修筑梁道、开辟道路以便利农夫；命令国中酿酒，以会合三族。以上这些事情全都符合《月令》的文字，观察它所颁行的政令，都是在路寝中发布的。又记载说：“从前周公在明堂的位置接待诸侯，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这就是明堂，是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的。《周官》又说：“周人的明堂，筵席高九尺，东西各九筵，堂宽一筵。”根据它的制度，就是大寝。尸子也说：“黄帝称合宫，有虞氏称总章，殷称阳馆，周称明堂。”这些都是路寝的证据，可知并不是另外的地方。《大戴礼》所说，起初有近郊的说法，后来又称为文王之庙，前后进退都没有根据，自相矛盾。考察背靠斧扆接受朝见、平常居住并发布政令，既然都在宫室之内，又怎么会说在郊野呢？《孝经传》说在国都的南面，却没有说明距离多少。汉武帝有心创设明堂，广泛召集士绅，众说纷纭，最终仍没有定论，于是把它建在汶水之上，并在那里举行宗祀，说明并不拘泥于远近，也不选择固定的方位。孝成帝时在城南绘制图样，虽然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工程却没有建成。

译平帝元始四年，大议营建明堂，孔牢等人于是认为明堂、辟雍、太学其实是同一处而有三个名称。（诸本作“其实一也而有三名”。）金裒等人又说，经传没有明文，不能分别它们的同异。中兴以后，蔡邕作论，又说明堂和太庙是一种事物而有两个名称。郑玄则说，明堂在国都南面三里之外。淳于登又说，在三里之外、七里以内，是景已之地。颍容（字子严）解释条例，也说明堂、太庙共有七个名称，实体却是一个。假如硬要分别异同，争相制造巧说，都是出自个人胸臆，根本没有师承依据和审慎见解。况且功业完成后制作音乐，政治安定后制定礼制；制度草创顺应时宜，质朴与文饰随时代变化。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也没有完全一致。顺应时势的意义，由此完全可以知道。圣上大大开创崇高的基业，光明地承受天命，功业高出开辟以来的君主，德行超过邃古之初。凤凰纪、龙官，和大海相比不过如小沟小渠；随山采石，和方壶相比也惭愧如小土丘。大乐应当与天地同和，难道还要演奏从前时代的《韶》乐吗？大礼应当与天地同节，难道还要沿袭前代的胶庠吗？上天赋予陛下极多才能，圣明睿智，洞察幽微，汇聚五行的秀美之气，怀抱六艺的精华。宗伯掌管的盛大典礼，都由圣上亲自裁定；共工所掌的精妙技艺，也全都承受圣上的内心训示。无论隐微显著都没有遗漏，无论宏大细小都必有回应，百神各得其职，万物由此显现。将要建造明堂，于是降下诏令；规矩法度，早已蓄藏在圣上的胸怀；远近适宜与否，对于众人的议论实在并不疑惑。（“自圣上”至此一百五十四字，诸本没有。）即使是姬旦的旧章，也还应选择其中可取与不可取的；宣尼的常法，尚且有时需要补充其缺漏。何况郑氏的臆说、淳于的浅陋见闻，和守株待兔有什么不同，和胶柱鼓瑟又有什么区别？从前汉朝慎重举行封禅，广泛召集诸生，众说却多有乖谬，事情因此迁延多年。只有倪宽先有所觉察，献上正确的奏议，由天子独自裁断；于是诏书开始下达，决策得以施行，继承历代君主的宏大英明，成就天下的壮观。如今时令调和、年岁丰收，民俗富足、百姓安定，百姓像儿子归父亲一样前来，墨线、曲尺等工具都已准备齐全，测量日影、设置表木，实在是良好的征兆。我认为不必走出城门和宫墙，近接宫闱，实在符合事情的适宜性，也没有什么疑惑。只应上遵天意，恭敬奉行圣上旨意，制作本朝皇代的典章常法，永远留给后世作为法则。（诸本作“明堂”“范”。） 这些琐碎的议论，都可以略过而不谈；那些悠长的寻常言论，也不值得沿袭它们的旧轨。谨此议奏。同上，陈贞节。议论说：臣等私下听说，建造明堂，其来由已经很久远了。上天垂示天象，圣人便取法于它。蒿柱茅檐的形制，上圆下方的制度，考察天地大数，不超过三七之间；确定正中的位置，一定要处在景已之地。这难道不是得到房星、心星所主布政的地方，正当太微星上帝宫位的所在吗？所以俯仰从容，端正名分、确定位置，使人与神不相混杂，各自遵守次序，那么吉祥的感应就会随声而至，保全并聚合太和之气。汉代承接秦朝，经籍之道衰息，于是从旁搜求散佚的典籍，详细考察仍然难以明白。孝武帝起初议论在长安城南建立明堂，遭到窦太后不喜儒术，事情中途废止。孝成帝时又想建在城南，讨论它的制度，却没有人能够决定。到孝平帝元始四年，才开始在南郊建造，以表达严肃配天之礼。光武中兴元年，在国都城南建造明堂。自魏、晋直到梁朝，虽然规制有时不同，但所处的地点总是选择景已之地；这大概是百代君王都不会改变的原则。高宗天皇大帝继承太平的运势，推崇质朴的风气，四夷前来宾服，九州全都安定。永徽三年，诏令礼官和学士讨论明堂制度，群儒争论纷纷，各自坚持不同的主张，过了很久仍不能决定，因而最终停止。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财力不足、力量不能胜任，而是因为周公、孔子的时代已经遥远，礼经又十分紊乱；事情若不师法古代，或许会违背天意，难以作为典范，因此也不能获得神灵的保佑。（诸本作“礼经且紊”“作程神”“无之”。）则天太后总揽宫禁之政，凭借轩台的威势，正值皇室中道倾覆之时，采取和悦而权宜的制度，认为乾元大殿、承庆小寝处在正阳午位，实在是先圣听政决断的宫殿；它面向端门，储藏精气，营造房屋，原本用于朝见和飨礼，却从未亲临使用。于是征发工匠，命令拆毁它们。拆毁之后，雷声隐隐，百姓听见，有人认为这是神灵显现的征兆。于是增加土木建筑的华丽，凭借府库的富足，在南街北阙营建天机大仪的制度；在乾元殿遗址上兴建重阁层楼的工程。烟焰遮蔽太阳，梁柱排列直入云端，百姓因此疲劳，上天实际上是在降下警告。灰烬才刚刚形成，便急忙加以修复。况且地点不是景已之地，未能回应神灵之心；遗迹又不符合天命，却要用来举行严肃配天之礼，事情违背常典，神灵不会显赫降临。这是它不可行的第一点。又，明堂的制度，木材不应雕镂，工事不应文饰；如今的形制违背适宜，违反经典、扰乱礼制，雕刻所及之处穷极奢侈、极尽华丽，这是它不可行的第二点。建筑应当高明爽朗、干燥平敞，事情要借此表达恭敬；如今却紧密接近宫掖，拿什么来祈求上天？人与神混杂扰乱，不能把各种事物都取来充数，这是它不可行的第三点。何况两京上都，天下四方都以此为准则，而天子反而缺少面向正阳的朝位，在便殿中听政，主管此事的官员怎能沉默不言？应当审慎考虑巧历的安排，选择繁简适宜的办法；不便利的地方，衡量事情加以改修；可以沿用的地方，随时酌情采用。删去明堂的名号，恢复乾元的名称，那么朝廷正殿就不会偏失，人们也能认出它原来的面貌。谨此议奏。关于郊丘、明堂等处严肃配享的议论，孔玄义。

译议论说：谨按《孝经》说：“孝行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既然说“没有比配天更大的”，可知所配的是尊贵广大的昊天。万物之中没有比天更大的，把父亲推比于天，使他与天相配，孝行之大没有超过这件事的，由此彰明尊崇的极致。又《易经》说：“先王因此制作音乐来崇尚德行，在上帝面前举行盛大祭祀，以配享祖先。”郑玄注说：“上帝，就是天帝。”所以知道祭祀昊天时，应当让祖先一同配享。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享于圜丘的昊天上帝，这与《孝经》《周易》的文字相合。神尧皇帝开创王业，顺应天意和人心，在南郊配享感帝，这与《大传》的文字相合。又按《祭法》说：“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祖，是始祖；宗，是尊崇。”之所以把祭祀称为尊始，是说明一次祭祀中包含这两个意义。又《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明明说文王是祖，却称为宗，也是贯通武王之意。因此知道明堂的祭祀，应当由祖先配享。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为祖、高宗天皇大帝配祭于明堂，这与《周易》《祭法》的文字相合。谨此议奏。同上，沈伯仪。议论说：谨按礼制，有虞氏禘祭黄帝，在郊外祭祀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夏后氏也禘祭黄帝，在郊外祭祀鲧，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殷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祀冥，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周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祀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注说：禘、郊、祖、宗，是说祭祀时让祖先配享。禘，是在圜丘祭祀昊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作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作祖宗。臣反复考察严肃配享的文字，其中周代的记载最为详备。虞、夏退置颛顼而在郊外祭祀喾；殷人舍弃契而取用冥，取舍既有差别，前后次序也不相合。因此礼制的次序没有比周代更高的。禘祭喾、郊祭稷时，没有听说让两位祖先同时配享；明堂宗祀，也没有兼用两位配享者。成王认为文王、武王父子各有区别，文王作为父亲，居上配五帝；武王对着父亲，居下配五神。《孝经》说：“尊敬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那么周公正是这样做的人。从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却没有说这是尊敬父亲。武王配享上天，那么武王虽然在明堂配享，按道理仍未完全符合配祭之义。既然称为宗祀，意义就专在尊崇严肃。虽然同属两种祭祀，最终仍然只有一位主祭之神。所以《孝经纬》说：后稷是天地的主祭者，文王是五帝的宗主。如果一定要让一位神接受两次祭祀，那么五种祭祀就变成十处祠堂，所进献的苹蘩也要加倍，礼制反而因次数过多而亏损。这就是神灵不能有两个主祭者的道理，也是礼制专一配享的意义。臣私下考察，贞观、永徽年间都遵循专一配享，显庆以后才开始创设兼尊。如果一定要顺从古代实行，实在应当以遵从周代为美。请让高祖神尧皇帝配享圜丘、方丘，让太宗文武圣皇帝配享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的德行超过九皇，功业开创万方，制定礼制、制作音乐，告祭封禅、登坛升中，天下都共享安乐，普天之下都蒙受其恩。臣私下认为，最为重大的孝道，按理应当让高宗总配五天。谨此议奏。同上，元万顷。议论说：伏惟高祖神尧皇帝开凿乾道、构成天地之象，开辟疆宇、创立基业；太宗文武圣皇帝继承统绪，承受大元，顺应时机，阐明极道；高宗天皇大帝弘扬祖宗的大业，拓展文武的宏大法度。三位圣主光明相继，千年之间接续光明。神妙功业和睿明德行，即使穷尽图籍也难以称述；盛大功烈和宏伟谋略，超越千古而没有可以比拟的。难道只是把尧、舜看得微小，把殷、周看作糠秕而已吗？谨按现行礼制，祭祀昊天上帝等五处祠所，都奉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兼配。如今议论者引用《祭法》《周易》《孝经》的文字，虽然近似考察古代的说法，却明显违背因心而行的旨意。（《通典》作“虽近古之祠，殊失圣旨”。）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应当以孝承继父志，以忠顺从并赞美君德。臣私下认为，兼配的礼制，正是承受先圣的心意，从通行的旧规中取法，于是充分表达大孝。《诗经》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经》说：“在上帝面前举行盛大祭祀，以配享祖先。”恭敬地考察这些话的旨意，本来都符合这个道理。如今如果远远搜取残缺的古文，近处却违背已经形成的典制，拘泥于常规而不变，固守停滞而不迁通，那么就如同臣子被君主贬黜，却突然改变郊丘的位置；下级非难上级，不遵循弓剑相传的心意。这难道是表达太后哀痛感伤的诚意、顺从皇帝孝思德行的办法吗？慎重对待身后之事、追念远祖，实在不是适宜的做法。尊敬父亲而使其配天，难道应当这样吗？根据现行礼制，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如今既然兼配五处祠所，按理应当依旧不改。高宗天皇大帝与齐尊、耀魄等同样深邃，包含枢纽，阐发三代相承的宏大谋略，开创万代的伟大基业。规制重重相承，功业德烈没有差别。享祭地祇、郊祀上天，难道在配祀上要有所区别吗？请奉高宗天皇大帝历次配享五处祠所，以申明典礼。谨此议奏。关于明堂大飨的议论，韦叔夏。

译议论说：谨按《明堂大飨》，只祭祀五方帝，所以《月令》季秋月的命令说：“这个月举行大飨祭祀天帝。”那么《曲礼》所说“大飨不问卜”，郑玄注说：“是说在明堂遍祭五帝，不必专门选择占卜对象。”又按《祭法》说：“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注说：“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称为祖宗。”考察这些文字，可知明堂的正规礼制只祭祀五帝，由祖宗以及五帝、五官之神等配享；此外的其他神灵都不应参与。伏惟陛下追念远祖的情意深厚，崇尚礼制的志向恳切，所以在明堂飨祭中增加昊天上帝、皇地祇，并让先帝、先后配享。这是补充前代君王缺失的典制，弘扬严肃配享的深厚诚意。由于神都的郊坛尚未建成，于是在明堂下面广泛祭祀众神，这大概是出于权宜时势的办法，并不是不可更改的礼制。谨按礼经，内官、中官以及五岳、四渎等诸神，都应当在冬至、夏至于明堂一并举行从祀、总奠之礼；如今这样做，实在不合经典。既然如此，让宗祀配天的亲近祖先与小神杂在一起共同荐祭，就严肃配享的道理来说，实在有所不安。希望请每年元旦只祭祀天地大神，由帝王和皇后配享；五岳以下的诸神，请依照礼制在冬至、夏至分别从祀于方丘、圜丘，这样或许可以避免烦琐亵渎。谨此议奏。明堂告朔议（圣历元年），闾仁谞。议论说：臣等谨按经书史籍，正文中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事情。只有《礼记·玉藻》说：“天子在南门之外听取朔政。”《周礼·天官·太宰》说：“正月的吉日，在邦国、都鄙发布政令。”干宝注说：“周正建子之月的吉朔日。”这就是《玉藻》所说的听朔。如今每年岁首元旦，在通天宫接受朝见，宣读时令，发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以及各州朝集使等，都排列在庭中。这就是听朔之事已经完成，并且符合《周礼》《玉藻》的文字。可是郑玄注说：“《玉藻》所说听朔，是因为秦朝的制度在《月令》中有五帝、五官之事，于是说凡是听朔，必定用特牲告祭当时的天帝及其神，并由文王、武王配享。”这是郑玄注解的错误。所以从汉、魏直到今天，没有人采用这种说法。按《月令》说：“这个月的天帝是太昊，这个月的神是勾芒。”这是说宣布时令、告示百姓。它的命令辞只说“这个月的天帝、这个月的神”，是为了表达敬授时令之意，使人们奉行当时的节令而专心从事自己的事业。每月都有政令，所以称为《月令》，并不是说天子每月朔日都要以祖先配天帝而祭告。每月告朔，是诸侯的礼制。所以《春秋左氏传》说：“鲁公已经查看朔政，于是登上观台。”郑玄注《论语》又说：“礼制规定，国君每月在宗庙告朔，有祭祀的称为朝飨。”鲁国从文公开始不再亲自查看朔政，这明确说明是诸侯的礼制。如今王者也实行这种礼制，是没有听说过的。按郑玄所说告祭其天帝，就是太昊等五位人帝；所谓其神，就是重、黎等五行之官。他们虽然都有功德施及人类，列在祭祀典籍中，却没有天子每月拜祭告朔的文字。臣等谨慎查检《礼论》（一作《礼记》）、《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以及《祠令》，都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事情。如果认为近代没有明堂，所以没有告朔的礼制，那么《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以及《祠令》明明记载在明堂祭祀五方上帝，这就是《孝经》所说“在明堂宗祀文王”。既然在明堂记载了飨祭，为什么唯独告朔没有文字？如果认为有了明堂就应当告朔，那么周、秦都有明堂，而经典正文也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事情。臣等详细考察古今，广泛查考典籍，既然没有这种礼制，就不能沿袭错误、非分地妄求，请停止每年正月告朔的祭祀。（一作“每月一日”。）把这项文字写入，以端正国家常法。臣私下认为，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却采用诸侯的礼制，不是所谓向诸侯颁布告朔命令、让他们奉行的意义。谨此议奏。

译一作“皆《旧唐书·志》”。同上，王方庆。议论说：谨按，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宫殿，大概是用来彰明天时、统摄万物，使行动取法天地两仪，使德泽遍及四海的。夏代称世室，殷代称重屋，周代称明堂，这是三代的名称。明堂就是天子的太庙，用来宗祀祖先，使祖先配享上帝。东方称青阳，南方称明堂，西方称总章，北方称玄堂，中部称太室。虽然有五个名称，但以明堂、太庙为主。汉代博学通儒都认为明堂、太庙是一处。汉左中郎将蔡邕提出的议论也认为如此。取其宗祀祖先的意义，称为清庙；取其正室的意义，称为太室；取其向阳的意义，称为明堂；取其建立学校的意义，称为太学；取其四周环水的意义，称为辟雍。名称不同而所行之事相同，这是古代的制度。天子在孟春正月的上辛日于郊外总校历法，接受十二个月的政令，回来后收藏在祖庙；每月取出一项政令，在明堂颁布。诸侯在孟春之月朝见天子，接受十二个月的政令，收藏在祖庙；每月取出一项加以施行。这大概是为了调和阴阳、顺应天道。这样一来，祸乱就不会发生，灾害也不会产生。所以仲尼赞美并称道说：“这是明王用孝道治理天下。”君主依据这种礼制向宗庙告祭，称为告朔；听取、查看这个月的政令，称为视朔，也称听朔。虽然有三个名称，实际上是一回事。如今礼官议论说：“按经书史籍的正文，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事情。”臣谨按《春秋》文公十六年闰十月没有告朔，《谷梁传》说：“闰月，是附加在月份之外的余日，天子不以它告朔。”《左氏传》说：“闰月不告朔，是不合礼的。闰月用来校正时令，时令用来兴办事业，事业用来使民生丰厚，养育百姓的道理就在这里。不告闰月的朔政，就是废弃时政。”臣根据这段文字，那么天子在闰月也告朔，难道会在其他月份废弃这种礼制吗？广泛考察经籍，相关文字非常明显。怎么证明呢？《周礼》太史职说：“向邦国颁布告朔；闰月，告知王在门内居处，直到月末。”《礼记·玉藻》又说：“闰月就关闭左扉，站立在门中。”这些都是天子在闰月举行告朔之事。礼官又说《玉藻》：“天子在南门之外听朔。”《周礼·天官·太宰》说：“正月的吉日，在邦国、都鄙发布政令。”干宝注说：“周正建子之月的吉日。”这就是《玉藻》所说的听朔。如今每年岁首元旦，天子在通天宫接受朝见，宣读时令，发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各州朝集使等都排列在庭中。这就是听朔之礼已经完成，并且符合《周礼》《玉藻》的文字。《礼论》《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以及《祠令》，都说没有王者告朔的事情。臣谨按《玉藻》说：“戴玄冕在东门之外朝日，在南门之外听朔。”郑玄注说：“朝日，是春分时节。东门、南门都是国门。明堂都在国都的南面，天子每月到与当时相应的明堂听朔。事情结束后，返回路寝住宿。凡是听朔，必定用特牲告祭当时的天帝及其神，并由文王、武王配享。”臣认为如今岁首元旦在通天宫接受朝见，宣读时令并发布政令，自然是古代孟春上辛日总校历法、接受十二个月政令并收藏于祖庙的礼制。至于每月取出一项政令、在明堂颁布，它的意义十分明白，却至今仍未实行。如果按照礼官所说，便把这件事也一并缺略了。臣又按《礼记·月令》说：“天子每月居于青阳、明堂、总章、玄堂。”这就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的旧说说：“天子行事，一年十八次进入明堂：大飨不问卜，是一次；每月告朔，是十二次；四时迎气，是四次；巡狩之年，是一次。”如今礼官提出的议论，只有岁首进入一次，这与先儒已经不同，臣不敢采用。（一作“同”。）郑玄说：“凡是听朔，都要告祭当时的天帝。”臣愚昧地认为，是告祭当时朔日的天帝，即五方上帝中的一位：春季是灵威仰，夏季是赤熛怒，秋季是白招拒，冬季是叶光纪，季月是含枢纽，并由始祖配享。人帝和神都列在祭祀典籍中，也在相应月份举行飨祭。鲁国从文公开始不再视朔，子贡看到礼制废弛，想去掉供祭的羊。孔子认为只要羊还在，尚且可以议论、辨识这种礼；羊一旦没有了，礼就随之废弃，所以这样说。子贡爱惜那只羊，孔子说我爱惜的是礼。汉朝承接秦朝灭绝学术之后，诸事草创，明堂、辟雍的制度于是缺失。汉武帝举行封禅，才在太山开始建造明堂；既然没有建在京师，所以没有告朔之事。到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辅政，希望恢复古制，于是建立明堂、辟雍，在明堂举行禘祫祭。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多人助祭完毕，都增加户数，赐予爵位和金帛，增加俸秩，补任官吏，各有等级。汉末动乱时尚且还传承这种礼制，到了后汉，祭祀典制仍然保存。明帝永平二年，在明堂郊祀五帝，以光武帝配享；每种祭牲各用一头牛，演奏音乐如同南郊。董卓向西迁徙，记载湮灭，告朔之礼从此失传。到了晋末，兵戈遍及郊野，礼乐、衣冠全部荡然无存，告朔之礼也在此时失传。到了元帝渡过长江，处境狼狈，礼乐制度南迁后大多残缺，常典破败，再也没有旧章。军国所需，临事议定；既然明堂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告朔？宋朝何承天汇集有关文字，编成《礼论》，虽然增加了编排次序，实际内容却仍然缺失。梁代崔灵恩撰写《三礼义宗》，只是搜集前代儒者的说法，因循旧事而已。

译隋大业年间，炀帝命学士撰写《江都集礼》，只是抄取、辑录《礼论》，并没有不同的文字。贞观、显庆礼以及《祠令》不谈告朔，是因为历代没有流传下来，所以相关文字最终缺失，各有来由，不足以作为依据。如今礼官引用它们作为明确证据，臣实在感到疑惑。陛下开始建造明堂，恭敬遵循古代典制，告朔之礼却仍然缺少旧有章法。既然敬重并考察古制，就应当补充修缮。如果每月都在一座宫殿中听政，事情也未免过于繁琐频繁。孟月视朔，恐怕不应废除。谨此议奏。“由绪”（浙本、《文粹》作“缘由”），一作“皆《旧唐书·志》”。同上，张齐贤。议论说：礼官的奏状说，经书史籍正文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事情。臣谨按《谷梁传》说：“闰月，天子不以此告朔。”由此可知，其他月份天子是告朔的。又按《左氏传》把鲁侯不告朔说成废弃时政，那么诸侯在闰月也应当告朔。又按《周礼》太史职说向邦国颁布告朔；《礼记·玉藻》说“天子在南门之外听朔”，并且有闰月王居门中的事情。这说明天子在闰月也告朔，并不是天子不告朔而诸侯告朔。《谷梁子》距离圣人时代还近，虽然它关于闰月告朔的意义与《左氏传》不同，但都认为天子、诸侯每月都应当实行告朔之事。两部传的设置和文字都十分明显，不能说经书史籍没有正文。礼官的奏状又说，《周礼》天官太宰职说：“正月的吉日开始调和，向邦国、都鄙发布治理之政，于是把法令悬挂在象魏，使万人观看，过了整整十天便收下。”这就是《礼记·玉藻》所说的听朔，于是便说王者只在岁首元旦告朔一次，这种说法不对。为什么呢？太宰所说向邦国、都鄙“发布治理之政”，是发布太宰所掌管的典制，所以地官司徒职便发布教典，春官宗伯职便发布礼典，夏官司马职便发布政典，秋官司寇职便发布刑典；唯独冬官司空职已经亡佚，按照五官的职掌来说，它也应当发布事典。这是六官各自在正月吉日宣布本官职掌的典制，并不是告朔。干宝注把经书所说“正月之吉”解释为正月的朔日，所以说“吉就是朔日”。如今说成“告朔日”，是传写的错误，不能据此立论。礼官的奏状又说：“每月告朔是诸侯的礼制，所以《左氏传》说‘既视朔，遂登观台’；如今王者实行它，是没有听说过的。”又说：“以天子的尊贵身份采用诸侯的礼制，不是所谓向诸侯颁布告朔命令、让他们奉行的意义，这是大错。”为什么呢？《左氏传》所说的“视朔”，就如同《玉藻》所说的“听朔”。如今礼官依据《左氏传》记载鲁侯实行“视朔”之礼，就说诸侯每月应当告朔；《玉藻》同样记载天子实行“听朔”之礼，又有闰月王居门中的事情。既然如此，如果说天子唯独在岁首告朔一次，为什么只取其一处而舍弃另一处呢？《孝经》又说：“从前的明王孝顺地侍奉父亲，所以敬奉上天。”又说：“明王用孝道治理天下。”难道会有君王设立教化，让诸侯尊奉祖先、告朔，而天子自己却不告朔吗？这不符合以明道侍奉神灵、教导臣民侍奉君主的意义。礼官的奏状又说，郑玄所谓告祭当时的天帝，就是太昊等五位人帝；这也不对。为什么呢？郑玄注只说告祭当时的天帝及其神，并由文王、武王配享，没有明确指出是天帝还是人帝；但“天帝、人帝并配五方时帝”的说法，已经兼包天和人了。既然让文王、武王配享，就是同时告祭天帝、人帝。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朔政，所以只在祖庙告祭，然后接受并施行。天子从上天接受朔政，按理应当在明堂告祭当时的天帝、人帝，并由祖先配享。所以《玉藻疏》记载贺玚的义理，也把时帝解释为灵威仰等五位天帝。况且圣人贵在能够飨祭天帝，孝子贵在能够飨祭亲人。如今如果只告祭人帝，那么圣人的道理就没有完备，不符合所谓能够飨祭的意义。礼官的奏状又说，如果天子每月朔旦先告祭，然后才颁布朔政，那么诸侯怎么能够接受、收藏并告示施行呢？这足以说明，太宰在岁首宣布一整年的政令，太史随后加以颁布。政令既已颁布，政事既已施行，君王仍然每月告朔，又还想宣布什么呢？《春官》太史职说：“向邦国颁布告朔。”这是把一整年的朔政总括颁给天下诸侯，所以诸侯能够接受、收藏、告示并施行；而君王仍然每月告朔，则是把它颁给官府、都鄙。这说的是京畿以内，那说的是京畿以外，二者并不相干。礼官的奏状又说，汉、魏直到今天都没有采用它，是因为秦人灭绝学术，经典不存；汉高祖在马上取得天下，没有能够完备礼制；魏以后丧乱很多，难道可以因为汉、魏废弃礼制，就想让朝廷以此为法吗？礼官的奏状又说，《礼论》等书以及《祠令》都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事情。臣谨按《礼论》中王珉、范宁等人的议论，有明堂每月告朔的礼制；崔灵恩《三礼义宗》的庙祭服义也记载天子视朔时的服饰，不能说没有正文。况且贞观、显庆礼以及《祠令》，不只是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文字，也没有天子岁首告朔的事情。如今礼官凭什么说天子岁首只告朔一次呢？这是用矛去刺盾牌，事情明白易懂。每月初一告祭朔日，按礼制没有疑问，这是尊重祖先的做法。祖先配享上天，在义理上是合适的。至于创立制度、传承基业，损益旧有章法，或者想每月听政，或者想在每月初一视朔，这就取决于皇帝，关系到执掌政务的大臣，本来不是群臣共同议论所能详尽审定的。谨此议定。（一作“皆”，见《唐会要》。） 《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三。宋代李昉等编。宗庙类。《太原寝庙议》一首。《定宗庙议》一首。《七庙议》二首。《废隐太子等四庙议》二首。《太庙迁祔议》一首。

译《论肃明皇后请别立庙议》一首。《迁庙议》二首。《重修伍员庙议》一首。《太原寝庙议》，颜师古（贞观九年）。议论说：我恭敬地接受诏书，知道想在太原建立高祖的寝庙，广泛征求卿士意见，要我详细陈述意见上报。我想到圣上感情深切，长久怀念，哀慕之情深重，想扩大祭祀。这确实是追念先人的深意。但考察祭祀典籍，检验礼经，宗庙都在京师，从来不在地方另行设置。至于周代的丰、镐，那是因为迁都，才根据事情的需要重新营建，并不是一时同时各处建立。各郡国建造宗庙，是从汉初开始的，大都任意施行，事情不考察古制，后来流传逐渐扩大，违背典章制度。因此贡禹、韦玄成、匡衡等招集儒生，广泛谋议朝廷意见，据此陈奏，终于下令废除。此后经过许多年，停止而不再举行，直到今天已经很久了。按《礼记》说：“祭祀不宜烦琐亵渎，亵渎就会不恭敬。”《尚书》说：“礼仪烦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这些都是睿智圣哲的格言，是历代帝王共同的训诫。何况宣扬平素的志向，实际上是彰明美好的法则，使人遵守俭约，不取法丰厚奢侈。现在如果增设寝庙，另行安置神主，就会违背先古，也没有遵循旧章、为后代留下恩泽的道理，应当认为不可。实在是因为上天的心意不会遗弃，至亲至性的感情没有穷尽，所以本应努力割舍内心深情，俯首遵从大礼，这样就能成为天下的典范，使万代都光耀。列位士大夫一致说这是正确的。谨此议定。《定宗庙议》，岑文本（贞观九年）。议论说：我听说禅让接受帝位以后，改朝换代、创制立法的君主，没有不推崇亲爱亲人的道义、笃守尊敬尊长的原则，恭敬奉行祖宗之道，于是致敬于郊外和宗庙的。自从孔子之乡的道义衰落，秦廷的学术被毁，儒雅之学已经衰微，经籍也湮没殆尽。虽然两汉继承并修治前代的事业，魏晋也崇尚这种文化，但宗庙制度和典章散失，沿习所传而争相持守偏说，各执所见而产生异端。从古至今经历许多年代，大略说来只有两家：宗奉郑玄的，陈述四庙制度；阐述王肃的，则引用七庙的文献。贵贱混杂而不能辨明，是非纷乱而没有定论。陛下天生具有至高德性，孝思无穷，对父母的仰慕超过平民的心志，制作制度穷尽圣人的道理，实在应当确定一代的宏大规范，成为万世不变的典章。臣等奉行圣旨，讨论往代典籍，记载七庙的确实很多，称说四庙的却很少。考校其中得失，清楚可见。《春秋》《谷梁传》以及《礼记》的《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尚书·咸有一德》说：“七世的宗庙，可以由此观察德行。”至于荀卿、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这些人，有的学问被推为大儒，有的才智被称为博物，考察比较古今，都认为这种说法正确。所以他们的文辞说：“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就是七庙。”因此晋、宋、齐、梁都依照这个道理，建立六座亲庙。这难道不是国家的美好典章、不可磨灭的伟大功业吗？如果违背群经的正确说法，听从历代的疑议，背弃子雍的笃实论断，遵循康成的旧学，那么天子的礼制就会向下逼近臣下，诸侯的制度反而向上僭越王者，这哪里是所谓尊卑有序、名位不同呢？何况礼是由人的情感产生的，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最大的孝没有比尊敬亲人更重要的，厚待根本没有比严肃配享更优先的。数量限定为四庙，并不是尊贵而多的道理；祭祀延及七世，才符合增加尊崇的心意。由此可知，德行深厚的人流传的光辉久远，这是治理国家的高义；德行浅薄的人流传的地位低下，这是确实不变的美好规范。臣等共同议论，请依照晋、宋旧典建立五座亲庙（一本作“六座”）；祖宗的典制不计入这个数目，这样或许可以承接上天之道，在政治安定的时代兴盛起来。尊崇祖先的道义，将在孝道普遍融洽的日子里完成。谨此议定。

译一作“皆”，见《旧唐书·志》。《七庙议》，张齐贤。议论说：从前荀卿子说：“拥有天下的，侍奉七代祖先；拥有一国的，侍奉五代祖先。”因此天子七庙，是古今通行的礼制。所以《尚书》称“七代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祭法》称“王建立七庙、一坛一墠”，《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就是七庙”。无不尊奉最初受封的君主，称为太祖。太祖的宗庙，百代不迁。举行祫祭时，已经毁掉的宗庙中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尚未毁掉的宗庙神主都升入太祖的室中共同受祭。太祖面向东，昭位面向南，穆位面向北。太祖，就是商的玄王、周的后稷。太祖之外再没有始祖。但商自玄王以后十四代，到汤才拥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后十七代，到武王才拥有天下。这中间代数已经很远，迁毁的宗庙和亲庙都出自太祖之后，所以能够有次序地共同受祭，尊卑不会错乱。后来汉高祖受命，没有最初受封的祖先，就把高皇帝作为太祖；太上皇是高帝的父亲，建立宗庙享受祭祀，不列入昭穆共同受祭的行列，是因为他的尊位高于太祖。魏武帝开创基业，文帝接受天命，也就把武帝作为太祖；他的高祖、太皇、处士君等，都属于尊长，不列入昭穆共同受祭的行列。晋宣帝开创基业，武帝接受天命，也就把宣帝作为太祖；征西府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等，都属于尊长，不列入昭穆共同受祭的行列。此后历代下来，到隋朝为止，宗庙制度中这一礼制没有改变，所以宇文氏以文皇帝为太祖，隋朝以武元皇帝为太祖。国家承受天命，历代和洽而光明相继，景皇帝最初受封为唐公，实际上就是太祖。中间的代数已经很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所以皇家太庙只有六室。弘农府君、宣光二帝，地位高于太祖，亲属关系尽了就迁出，不列入昭穆共同受祭的数目。如今皇统重新建立，孝思不能安宁，奉二月二十九日诏令，宣光以下仍按旧称尊崇。接着又奉三月一日诏令：既然建立七庙，就必须尊崇始祖，命令迅速详细议定。我恭敬地查考礼经，始祖就是太祖，太祖之外再没有始祖。周朝宗庙在太祖之外又以周文王为始祖，这不合礼经。有的人引用《白虎通义》说：“后稷是始祖，文王是太祖，武王是太宗。”又引用郑玄注《诗·雍序》所说“太庙”，把文王作为太祖来解释，这种说法的道理并不正确。为什么呢？他们根据礼制中王者以有功者为祖、以有德者为宗的说法，认为周人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所以称文王为太祖；但这不是祫祭时群主共同受祭的太祖。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有的想立凉武昭王为始祖，实在不可。为什么呢？从前商、周时期，稷、契最初受封，汤、武接受天命。汤、武兴起，福祚源于稷、契，所以以稷、契为太祖；皇家相当于周的景皇帝。凉武昭王功业还不广大，后主失守国土，国统不能传续；景皇帝最初受封，实在奠定了光明天命。如今舍弃封唐的盛大功业，反而尊崇西凉的遥远基业，考察古代先例，实在违背典章礼制。魏氏不以曹参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晋氏不以胡公、殷王卬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为太祖，陈、隋不以胡公、杨震为太祖，那么皇家怎么可以把凉武昭王作为太祖呢？汉代东京时期，讨论郊祀，多数人认为周朝郊祀后稷，汉朝应当郊祀尧。诏令下给公卿议论，议论者全都赞同，皇帝也认为正确。只有杜林据理议论，独自认为周朝兴起，福祚源于后稷；汉朝的基业特别兴起，功业并不依靠尧，祖宗旧例应当沿用，最终听从了杜林的意见。又有传言说：“想知道天上的事，就询问高大的人，因为他离天近。”武德、贞观年间，君主圣明、臣下贤能，距离凉武昭王大概也接近今天了。当时没有建立他的宗庙，是因为他确实不可立。如今年代已经久远，反而重新建立，难道符合三祖二宗的本意吗？实在恐怕景皇帝失去职分而震怒，武昭王空有其位却无法回答，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宗庙之事重大，禘祭、祫祭的礼制崇高，先王由此观察德行。有人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灌祭之后就离去，孔子不愿观看。如今朝廷命令刚刚更新，更应当谨慎遵守礼制，祭祀神灵如同神灵在眼前，按理怎能不真实恭敬？请依照诏令把太庙增加为七室，奉宣皇帝以补足七代；始祖不应另行提出尊崇的议议。谨此议定。一作“皆”，见《旧唐书·志》。同上，刘承庆（尹知章同议）。议论说：谨按《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就是七庙。”这是典籍中的明文，是古今通行的制度。大唐考察前代规范，详细探究历代帝王，崇建宗庙神灵，正是遵循这一典制。但开创基业的君主、承受天命的君主，王业有浅有深，太祖也有远有近。汤、武的福祚以稷、契为根基，太祖世代久远，超出昭穆之上，所以七庙可以合计。至于夏继承唐、虞，功业并非由鲧而来；汉灭秦、项，力量并不依靠尧；以及魏、晋经营国家，周、隋拨乱反正，都只是功勋盛大于近代，祖业并不久远，承受天命、最初受封的君主没有脱离昭穆的亲属关系，因此开始建立宗庙，很少听说另立制度。太祖因功业而建立，昭穆因亲属而尊崇。有功劳的百代不迁，亲属关系尽了七代就应当毁弃。有的人因为太祖世代浅近、庙数不完备，就在昭穆之上远立本应迁毁的君主，曲从七庙的文义，严重违背逐代迁毁的制度。皇家千秋万代，启运以来四代（此处版本有异）重光，景皇帝德业深厚，奠定唐朝根基，代数仍然近；名义上虽尊为太祖，亲属关系仍列于昭穆，而且暂居六室之位，尚未申明七代之尊。

译由此可知，太庙应当是六室，还不合适有七室，所以先朝只有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神尧皇帝、文皇帝、武皇帝六代亲庙。大帝去世后，神主升入宗庙附祭；宣皇帝的代数已经满了，依礼又迁出，如今仍然只有光皇帝以下六代亲庙。并不是天子的宗庙数量不应当有七，而是因为太祖有远近不同，所以开始建立时庙数有多少的区别。敬想三位先帝临朝，历代多有儒雅之士，宗庙祭祀之事重大，礼制难道只是徒然存在吗？既定规模可以沿用，按理难以改变。宣皇帝既不是始祖，庙号中又没有祖、宗之号，亲属关系尽了以后已经迁出，他的庙不应重新建立。如果礼制终结、时代过去后又提出议论重新尊崇，实在违背《王制》的文义，也不合先朝的诏令。请依照贞观年间的旧例，不改变三位圣主的宏大制度，光大尊崇六室，不违背古代议论。谨此议定。一作“皆”，见《旧唐书·志》。《废隐太子等四庙议》，裴子余（开元三年）。议论说：谨按前面所说的四庙等，都是前代皇帝的嫡长子，在光明盛世中丧失生命。圣人哀怜骨肉之情深厚，赐予丰厚的祭祀，遵循前代法制，为后世垂示规范。如今想使陵墓和宗庙有所凭依，使神灵享受祭祀，所以礼书说：“礼制应当顺应适宜。”又说：“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所谓礼制顺应适宜，说明可以设置；所谓善于继承志向，说明不能改变。我太宗文武圣皇帝功业成就、政治安定，制定礼制、制作音乐；太上皇能做的事情也已经完成，深远地高视一切。都是使礼制顺应感情，感情通达就能与同类相应，音乐感动万物，万物受到感动就能使德行和谐。因此深切哀悼兄弟之情，恭敬地增加孝祭，效法旧有轨迹，润饰尊美的名号。从前周朝把嫄庙列入宗庙，汉朝把戾园安置在那里，它们都不属于七代宗庙，只是当时设置的；这些都是前代的宏大制度、后世贤者的美好规范。固然知道父子之爱、兄弟之恩，感情有深有浅，但正应当遵从大的教化。又按《春秋》说：“狐突到下国去，遇见太子，太子让他登车驾车，说：‘我将把晋国交给秦国，秦国将祭祀我。’这就是说太子的话明白表示没有后代。”狐突回答说：“神灵不享用异类的祭品，人不祭祀非本族的人，您让秦国祭祀，恐怕不是要断绝祭祀吗？” 这说明晋国有祭祀他的制度，建立宗庙是必然的。虽然史书有详略，但相关迹象仍清楚存在。又据《春秋》记载，定公元年建立炀宫，经传再没有不同说法。郑玄注说：“炀公是伯禽的儿子，季氏为他祈祷而建立了他的宫。”我私下认为，宫和宗庙、国家名号，建立起来并没有不同；季氏只是陪臣，炀公是他的远祖，因为祈祷而建立宗庙，尚且不算嫌疑，何况睿圣之人深厚的恩情、发扬至高的教化，笃厚地奉行亲亲之祭，为后世留下长久的法则呢？考察汉朝太子、晋朝嫡子，难道能像前面所说吗？周朝的宗庙、鲁国的宫室，却是这样。怎么能让晋国寻求秦国的祭祀，使戾太子违背汉朝的思念？被歪曲的地方很多，正确的地方很少；亵渎神灵、怠慢礼制，按理一定不能这样。从前炎汉的德运灭掉秦朝，自认为功劳高过百代，天下郡国都建立高祖庙，二祧不迁，九祖共同受祭，把三分国用来供奉，四海共同违背常制，只空谈废立兴革，最终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得失。后来疾病因梦中谴责而产生，继承宗庙的后嗣断绝，虽然是天道有其因由，对人事又有什么补益？既然不是这种情况，就不必借此推扬。但音乐有等级差别，礼制也有不同的数目。我恭敬地听闻正当的议论，访察有关官员：钟磬等金石乐器取法于轩悬，祭祀牲牢之礼不损于干豆。如果因为谈论音乐而废除宗庙，断绝恩情、抛弃德行，神灵虽然无形，难道也可以欺骗吗？又按《周礼》说，官员各有职掌，办理各自的事务；如果废弃官职、去掉职责，凭什么敬奉神灵？失去恭敬与诚心，凭什么使福祉降临？况且尊贵地立为储君，地位超过诸侯，谥号已经崇高。官吏有典章制度，若只留下朔日而去掉羊牲，这不是合理安定的做法；追逐私利而忘记礼制，又凭什么治理国家？谨此议定。一作《通典》所载。同上，段同泰。议论说：古代先贤圣王树立规范、留下训诫，从不违背时势而制定法度，必定顺应风俗而裁定规章。因此根据人的情况设置教化，顺应适宜制定礼制。如果违背经义来迁就礼制，就像把琴柱胶住而想调弦。正因为如此，夏、商、周三代损益礼制各不相同，历代帝王制度的升降也各有区别。我恭敬地查考，隐太子、章怀、节愍、懿德等人都承受特殊恩宠，分别修建陵墓和寝庙。一旦进献苹藻之祭，就迅速迁移檀柘之神主。这难道不是亲睦亲属、继承绝嗣、哀悼死者而推施恩典吗？何况汉代设置戾园，晋代修建虞祀，典籍称说对百神都按等级祭祀，礼制记载百神纷然罗列，这些事情大略都可以说明了。按陈贞节的奏状说：我看见隐太子、章怀、节愍、懿德太子等四庙，远的是从祖，近的是堂兄弟，并没有对人民有功、在时代建立事业，却使寝庙相连，裸祭和献祭接连不断。又引用汉元帝朝贡禹的奏章，以及丞相韦玄成、匡衡等人的议论，认为不能超越先王的典礼。我愚昧地认为，贡禹上书、匡衡奏记，所讲道理与此事不同，并非同类。为什么呢？他们上面所说的是祖宗的远庙和坛墠，往返讨论于商周之间，徘徊于迁毁之间。隐太子等人则都是特别降下诏令，另行营造祠宇，意义不同于太庙，恩典出于当时。如同给死者赐予苹蘩之祭，也就如同给生者封赐土地。恩宠和荣典所涉及之处，谁能说不合适呢？况且自古帝王分封子弟，把他们寄托为维系城邦的屏障，都登上列郡的荣耀，难道一定要对人民有功、在时代建立事业吗？生者从来没有异议，死者却偏偏要因这份奏议而停止祭祀。虽然生死的形迹不同，但君主和亲属的恩情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轻重不当，感情和礼制不均。神道本来难以欺骗，人情谁能说可以这样做呢？奏状又说：合奏音乐、登歌之礼，与列入帝王相同。隐太子等人的宗庙近来举行裸享，都遵循旧有章法，牲只用少牢，舞只用六佾，进没有季氏那样的僭越，退则采用诸侯的礼制。恭敬地考察旧例，并没有乖谬。从此以后，结论也可以知道了。又据匡衡的议论：思念戾太子后园，亲属关系尚未尽。谨按，隐太子是皇帝的曾伯祖，按本服为缌麻；章怀是伯父，按本服为期年；懿德、节愍都是堂兄弟，按本服为大功。亲属关系都没有断尽，宗庙不应废弃。又依礼制，有人提出设置它，谁也不敢废除。因此刘歆认为，德薄的流传地位低，德盛的流传光辉久远；礼制没有不顺应的，所以不应废庙。又汉司徒掾班彪说：贡禹毁坏宗庙，匡衡改变郊祀坛场，后来都屡次反复、纷纷不定，这是因为礼文残缺简略，古今制度不同，虽然名义上是一家，却不容易偏执地确定一种说法。

译考察各位儒生的议论，刘歆的说法既广博又笃实。结合班彪的话，足以说明古今制度不同，礼制应当顺应适宜。按匡衡的议论，戾太子等因为亲属关系尚未尽，所以不毁宗庙；这就是说，远考史籍，没有可以废除的文献依据。皇室本来就是皇帝的枝属，有深厚根基的美好意义。如今一旦罢废，我私下认为不可。隐太子陵庙等，是权宜设置的，原本不是由礼官详细审定，大概是恩典出于宫中。这件事不是外部臣下所能奖助决定的。至于汉代设置戾园，是为了亲睦亲属；晋代修建虞祀，是为了继承绝嗣。寻求神灵而祭祀，就能旁及百灵；没有文字规定也一律按等级祭祀，就能远远惠及历代，而且使神灵缺乏祭祀，是《春秋》所非难的。登上山冈而望见原野，是诗人所感叹的。国家的仁德施及草木，孝道通达神明，恩泽既然流布到九泉之下，恩典也应遍及九族。怎么能远的是堂伯祖，近的是堂兄弟，服制尚未断绝，却在黍稷祭品中被遗忘呢？臣愚昧地认为，设置它就能安抚宗族，废除它就会收回恩典。安抚宗族，宗庙就应保存；收回恩典，祭享就会断绝。事情关系到圣上的思虑，奏请裁定为宜。谨此议定。《太庙迁祔议》，陈贞节（苏献等议，开元四年）。议论说：按礼制，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为七庙；昭穆依次迁毁，而太祖永远保存，这是圣人的大典。如果礼制名分不正，祭奠献礼就没有次序。谨按：孝和皇帝在太庙中已经满七室，如今睿宗大圣真皇帝是孝和皇帝的弟弟，到了仲冬，按礼应当迁入宗庙附祭。但兄弟进入宗庙，古代也有这种情况；递次迁移的礼制，昭穆必须端正。谨按礼学论说：晋太常贺循议论说：“礼制规定，兄弟不互相作为后嗣。所以殷代盘庚不承接阳甲，而上承先君；汉代光武帝不继承孝成帝，而承接元帝。”又说：“晋惠帝没有后嗣，怀帝承接断绝的统绪；怀帝自己承继世祖，而不承继惠帝。因此晋惠帝应当同阳甲一样，孝成帝另出而建立别庙。”又说：“如果兄弟相互代替，那么共同算作一代，昭穆位置相同，就不能兼并毁掉两座宗庙。”这大概是礼制的通常法例。荀卿子说：“拥有天下的人，侍奉七代祖先，是说从父亲以上的祖先。尊位越高，统辖越广，所以恩典涉及远祖。如果旁系容纳兄弟，就会在上面毁掉祖考，这样天子就不能完全奉行侍奉七代的道义了。” 孝和皇帝有中兴的功劳，却没有后嗣，请按照殷代阳甲、汉代成帝的例子，另出建立别庙；平时祭祀不减少，到大祫祭的时候，与太祖共同受祭；奉睿宗神主升入太庙，在上面承接高宗，这样昭穆永远端正，献祭、裸祭的次序长久不乱，这才合乎礼制。这是万代的典章，怎敢不明白说出？谨此议定。一作“皆”，见《旧唐书·志》。

译《论肃明皇后请别立庙议》。议论说：按礼制，宗庙中父位为昭、子位为穆，都有配享的位置；每一室供奉一位帝、一位后，这是礼制的正仪。从夏、殷以来，从未改变这一典制。恭敬地想到昭成皇太后具有太姒的德行，已经配享睿宗；那么肃明皇后没有帝母的尊位，自然应当另立一庙。谨按《周礼》说：“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这里的先妣姜嫄，是帝喾的妃子、后稷的母亲，特意为她建立宗庙，名叫閟宫。又《礼论》说：“晋代伏系议论：晋简文帝的郑皇后既然不能配享，于是在宫外修筑宫室，每年按时到宗庙享祭而已。”如今肃明皇后没有附祭配享的位置，请依照姜嫄、郑皇后的例子另立一庙安置，春夏秋冬四时享祭，一如旧有礼仪。谨此议定。《迁庙议》，权德舆（贞元十五年九月）。今年夏季四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太祖景皇帝面向东的位置，和应当迁庙的神主一起列在右边。恭敬地依照本月十六日诏令：禘祭、祫祭是礼制中的大事，先前虽有众人议论，仍不够精详，应当再命百官议论，限在二十六日以前上报奏疏。我听说礼有五经，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祭祀称为百种顺遂的汇聚，确实可以承受福祉。所以说：“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太祖是最初受封的尊贵祖先，应当在大祭中享有面向东的尊位，百代不迁，在下统领昭穆，这是孝享和庄严祭祀的最高制度。周朝从后稷到武王经过十六代，毁庙迁主的，都属于太祖之后，所以按昭穆排列，共同受祭没有嫌疑。汉代太上皇的神主埋葬在园寝，不久又另立别庙，这就是尊长旁系的例子。因此周、汉的太祖位置都端正；从魏到隋却空缺了这个位置。魏明帝初年，因为太上皇的别庙尚未建成，所以权宜设置对祫。后来有关官员确定七庙制度，以太祖以下为昭穆，另设二祧；不久到了三位少帝，时运转移到晋朝。晋朝不把兄弟算作代数，所以元帝向上承接武帝，简文帝向上承接元帝，到安帝时，征西府君至京兆府君四府君才迁尽，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大祭，时运又转移到宋朝。永和初年，曾对四府君神主应当收藏在哪里的礼制产生疑问，于是诏令公卿广泛议论。范宣请求修筑一室，韦宏请求等室朽坏后再停止，蔡谟也请求改建别室；如果还没有完成，就应当收入太庙，以征西府君面向东，议论最终没有实行。宋、齐、梁、陈、北齐、周、隋都把太祖的位置空置，等待太祖，然而都因为国运短促，这一礼制没有得到施行。由此可见，从魏以后，太祖列在昭穆的位置，并不是通行的制度。武德年间，亲庙四座，从宣简公以下；贞观年间，建立七庙六室，从弘农府君以下；开元年间，才开始制定九庙，追尊献祖、懿祖。因此从武德到开元，太祖都计入四庙、七庙、九庙之数，面向东的空位也不是常例。广德二年，将要举行大祭，有关官员认为二祖亲属关系已尽，应当迁出；太祖九室已经完备，那年冬季举行祫祭，于是把太祖安置在面向东的位置，把二位神主收藏在夹室中，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建中二年冬季祫祭，有关官员错误引用蔡谟关于征西府君的议论，让献祖面向东，懿祖为昭，太祖为穆，这实在是礼仪乖错、位置倒置的大问题。议论的人有的引用《春秋》中“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作为证据，而且汤以及文、武都是太祖之后，按理没有疑问。至于禹不先鲧，怎么知道解释者说的不是启和太康的时代，而左丘明因此记载下来呢？先前有关官员把二位神主收藏在夹室中，认为不合礼制就可以缺少大祭；认为如果不是恭敬，就可以安排面向东的位置；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因此贞元七年冬季，太常上奏，请下令百官共同议论，诏令批准了奏请。贞元八年春季，于颀等十六份奏状送到；贞元十一年又诏令尚书省集中议论。有陆淳、宇文焜两份奏状，前后意见不同，共有七家的说法。至于收藏在夹室、空置面向东的位置、远远迁到园寝、把禘祭和祫祭分开享祭、用币帛代替神主，以及通过占卜决定埋葬等说法，援引越来越多，都失去了礼制的本意。我们仔细讨论，只有另立别庙和附祔于德明、兴圣两种说法最有依据。德明、兴圣的庙，本来就是别庙，等于重新创立，这又容易实行。恭敬地认为，德明皇帝在舜、禹之间，与稷、契有同样的功劳。契的后代建立殷朝，延续将近五百年；稷的后代建立周朝，超过八百年。德明流传的光辉无穷，为后代开启皇室运势，景福和神灵庇佑长久，与天地相配。献祖、懿祖对于兴圣皇帝来说是曾祖、玄祖，就如同周人附祔于先公的祧庙。这也是礼制中已经失传的一种礼。这可以彰明尊祖的道理，端正大祭的仪式；礼文和祭祀典章，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赞同这种意见的共有七份奏状，涉及一百多人，其中有名的儒生和礼官，对礼制讲习贯通而且熟悉。我在贞元八年承蒙圣恩，以博士身份被征召到京师，正好遇到这次议论，当时与崔儆、刘执经共同署名奏状。十一年，我的官职成为近侍，不在议论之中。如今屡次承蒙圣上奖誉，得以辅佐宗伯，职责所在就是掌管典礼；我考察古今，竭尽愚见，哪里敢用可疑的文字和空虚的说法，亵渎陛下严肃敬重而难以轻动的心意？关于把神主置于夹室等五家的不安之说，谨详细列举上奏，恭请圣上裁择。谨此议定。同上，元稹。

译谨按礼官的意见：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的神主升入太庙附祭，那么中宗太和大圣昭孝皇帝的神主按代数应当迁出的宗庙，就是所涉及的庙。议论的人说：中宗复辟而实现中兴，应当成为百代不迁的宗庙。台省官员等又议论说：武则天只是居摄，因此中宗不是中兴之主，不能成为不迁的宗庙。按照我愚见裁断，这两种意见都没有得到礼制的中正。礼官针对台省官员等的议论，只认为中宗不是中兴之主，所以不能成为不迁之宗，却完全不知道：即使确实是中兴之主，也不能成为不迁之庙。为什么呢？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大概是最初有功的作为祖，最初有德的作为宗，并不是说后代凡有功有德者都成为祖宗。按《礼纬》说：唐、虞建立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为五庙；夏朝不建立太祖之庙，只有四庙。到了后代以禹为宗，也建立五庙。其余如仲康恢复王位、少康取代寒浞，难道不是继承夏朝的中兴吗？但都没有祖、宗的称号。殷朝以契为始祖，最初建立五庙；后代以汤为宗，于是建立六庙。太戊、武丁这些人，虽然有中宗、高宗的名号，大概只是子孙加上的美好谥号而已，也没有不迁之庙的说法。周人以​​后稷为始祖，后代又尊文王为祖、武王为宗，于是建立七庙。唐、虞、殷、周建立宗庙的数目虽然不同，实际上亲亲之庙都以四座为标准。《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就是七庙。”大概后稷、文王、武王三庙是不迁的，其余从成王、康王以下全都属于祧庙。所以《周礼·守祧》的注说：“先公的祧庙附祔于后稷之庙，先王的祧庙附祔于文王、武王之庙。”如果认为后代有功有德的人都成为不迁之庙，那么成王、康王使刑罚搁置，宣王实现中兴，平王向东迁都并开创周朝的新局面，难道不是有功有德吗？但也没有不迁的说法。大概是因为七庙的数目既已确定，如果亲属关系尽了的宗庙不毁，那么亲亲原则下的昭穆就没有地方安置，所以不得不迁毁。到了汉代，承接秦朝焚毁学术之后，诸儒不通晓大义，匡衡、贡禹之流于是建议说：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代宗，孝宣为中宗，惠帝、景帝以下为迁庙。正好汉朝国运不长，昭帝、成帝以下的德行又比不上这四位皇帝。假如汉朝有八百年的国运，继承德业、如同孝文帝和孝武帝那样的君主有七人，他们全都成为不迁之庙，难道后代就要不再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父亲吗？不合经典的言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又有人认为七庙之外另立祖宗之庙，按道理推究，更加不可。假如圣朝以景皇帝为太祖，以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为高祖，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为太宗，另立昭穆之庙，再加上六座不迁之庙，合计九座，认为积德深厚的人流传恩泽广远，所以又增加六座亲亲之庙。凡是能够流传无穷、为万代谋划的，国家以圣继圣、以明继明，没有一个不是有德的宗，也都是有功的祖；这样祖宗遍布、都归入别庙，在礼制上又怎么可以呢？如果一定要等到褒贬之后，才决定迁毁，那么这就使臣子犯下轻率议论的过失，也使万代没有可以传承的法则。考察殷、周没有依据，谈论情感和礼制又两相违背；考察古制、适合今日，谁能说哪一种可以呢？哪里比得上删去汉朝不合经典的说法，征引殷、周长久可行的制度，遵从亲属关系尽了就迁毁的常规，作为万代不朽的确定制度；不改变亲亲祭祀的原则，最终不再被其他疑惑迷乱，这实在是一代帝王的盛大典章。谨此议定。《重修伍员庙议》，李善夷。伍相公就是伍员，庙在澧江岸边。自从遭到盗贼侵扰，被战火焚烧，被野火烧毁，被风雨损坏，又被江浪侵蚀，将近二十年，原来已经成为废墟。虽然有钟山蒋侯显灵的验证，他的神灵也没有可以依止的地方。澧州太守想重新修建庙宇，乡里人说：“不可以。伍员是楚国的仇人，他鞭打了我们的先人而死，您这样做实在过分。”又说：“伍员对父亲孝顺，如果废掉他的庙，就无法表彰他的孝；如果修建他的庙，又无法用来勉励他的忠。”太守不能决定，有一天问我这个愚昧的人说：“太守不知道，伍员不是不忠于君主的人；楚平王并不是伍员真正的君主。《尚书》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楚国的君主既然不是天子，那么在楚平王的时候，天下的君主其实是周景王。楚王实际上是天子的臣子，伍员就是楚王的陪臣。吴、楚两国的君主都是五等爵位的封君，因为国土靠近蛮夷之地，土地虽广大，也不能成为侯、伯，只能成为子、男。因此仲尼修订《春秋》，吴、越、楚即使强大，也不称王，只称吴子、越子、楚子而已。称王是他们自己僭越，这就是欺骗上天。欺骗上天，又怎么能要求臣下不叛逆呢？在天地覆盖承载之内，天子作为君主，当然不能有别的说法。诸侯要得到弓箭的赏赐之后才可以征伐，得到斧钺的赏赐之后才可以诛杀。楚国的诸公子出兵攻伐、灭亡国家，没有一代没有这种事。伍子胥是周王的臣子；君主在上而不欺骗上天，这是忠；报复父亲的仇，这是孝。忠和孝都具备，怎么能没有芳香的祭祀呢？” 《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四。宋代李昉等编。《祭祀》类。《先代帝王及先圣先师议》一首。《昊天上帝及五帝异同议》一首。《论配坐议》一篇。《功臣配飨议》一篇。《禘祫议》一篇，《加笾豆增服纪议》两篇，《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议》一篇。《禘祫议》一篇　　　　《敬鬼神议》一篇。《先代帝王及先圣先师议》【显庆二年七月十七日】长孙无忌【许敬宗共同议论】议论说：谨按《礼记·祭法》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功业施加于人民的，就祭祀他；为国事而死、勤劳尽职的，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害的，就祭祀他；能够捍卫大患难的，就祭祀他。”又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对人民有功勋功烈，以及日月星辰，都是人民所仰望的；不是这一类的，就不列入祭祀典制。”据此，帝王应当和日月同例，长久加以祭祀享献。议论的本意在于报答功德，到了隋代，也都遵守这一典制。汉高祖在《祭法》中没有明文记载，但从前代直到今天，多实行秦、汉旧例。秦始皇无道，所以弃而不祭；汉高祖的典章法度，则流传给后世。隋代以前的帝王，也在祭祀的范围之内。伏惟大唐考察古制、垂示教化，网罗前代典章，唯独这一项祭祀议定而尚未施行。如今新礼和令文中没有祭祀前代帝王的条文，现在请遵循旧例，修订附入礼令，仍按旧制每三年祭祀一次，并在仲春之月，祭祀唐尧于平阳，以契配享；祭祀虞舜于河东，以咎繇配享；祭祀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享；祭祀殷汤于偃师，以伊尹配享；祭祀周文王于鄷，以太公配享；祭祀周武王于镐，以周公、召公配享；祭祀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享。又按新礼，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根据贞观二十一年的诏令，也以孔子为先圣，另外增列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一起配享于尼父【《通典》作“宣父”】在太学中的祭祀，并都作为先师。现在根据永徽令，改用周公为先圣，于是贬降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都列为从祀。谨按《礼记》说：“凡是学校，春官都要举行释奠，祭祀他们的先师。”郑玄注说：“官，是指掌管《诗》《书》《礼》《义》【《通典》作《礼乐》《诗》《书》】的官员。先师，如汉代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诗学有毛公，书学有伏生，凡是可以作为老师的人。”《礼记》又说：“开始建立学校时，要举行释奠，祭祀先圣。”郑玄注说：“如周公、孔子。”根据礼制作出定论，二者的区别十分明白。所谓圣，除周公就是孔子；所谓师，则是专长于某一经书的人。汉、魏以来【《防要》作“已来”】，取舍各不相同，颜回、孔子交替被称为先师，周公、宣父交替被称为先圣。考察其中礼制名分，前后各有得失。所以贞观末年【《通典》作“制”】，太宗亲自颁下诏令，依照《礼记》的明文，斟酌康成的深奥学说，确定孔子为先圣，加列众儒为先师，永远把制度传给后世，革除前代的错误。如今新令没有详细说明制度的依据，便擅自加以刊改，于是违背了明诏，只是因为成王年幼时周公摄政，制礼作乐，功业可与王者相比，所以把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称为六位君子。又说到明王的孝道，便叙述周公以尊贵的礼仪配享文王；这就是周公的宏大功业，完全可以按照王者之礼祭祀他。孔子生在衰周末世，拯救文教衰弊，祖述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弘扬圣人教化于六经，阐明儒学风尚于千载【《通典》作“载”】，所以孟轲说，自有生民以来，不过孔子一人而已。自汉以来【《防要》作“降”】，历代相继封为侯爵，尊崇奉祀他的圣德，直到今天，怎么可以降低这位上等圣哲的地位，把他贬为先师呢【《通典》《防要》作“俯入先师”】？况且左丘明等人的学说正在实行，却把他们贬为从祀，也没有旧例可据。现在请改正令文，遵从诏令，这在义理上是恰当的。周公仍依照另一项礼制，配享武王。谨此议定。本篇从“祭唐尧”至“准贞观”共八十九字，《文苑英华》原本脱漏，现据《旧唐书·礼仪志》和《通典》《防要》补入。《昊天上帝及五帝异同议》议论说：依照祠令和新礼，都采用郑玄关于六天的说法【《通典》《防要》作“义”】：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在南郊祭祀太微感帝，在明堂祭祀太微五天帝。臣等谨按：郑玄这一说法，只依据纬书的论述，把六天都说成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属于苍穹。因此他注释《月令》和《周官》时，都说圜丘所祭的昊天上帝就是北辰星曜魄宝；又说《孝经》所言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以及在明堂尊奉父亲以配天，都是太微五帝。考察他的说法，错误尤其深重。按《周易》说：“日月附丽于天，百谷草木附丽于地。”又说：“在天上形成的是星象，在地上形成的是形体。”这足以说明星辰之象不是天，草木也不是地。《毛诗传》说：“元气广大，就称为昊天。”从远处看它苍然一片，就称为苍天。这就是说，天以苍、昊为本体，不属于星辰一类。况且天地各只有一个，这叫作两仪；天尚且没有两个，怎么能有六个呢？

译因此王肃和众儒都驳斥这种说法。又查考太史所绘的圜丘图，昊天上帝座位之外另有北辰座位，与郑玄的说法不同。太史令李淳风等人的奏状说：“昊天上帝的图位本来就在坛上，北辰位于第三等【《通典》《防要》作“第二等”】，与北斗并列【《通典》作“分别”】，是星官内座的首位，二者并不相同。”郑玄依据纬书的说法【《唐志》《通典》作“所说”】，而这正是羲和所掌管的观测天象、制定图式、推算步数，有验证可据【《通典》作“征”】，历代沿袭【《唐志》《通典》作“缘”】而没有错误。又按《史记·天官书》等记载，太微宫中的五帝，是五种精气之神，由五星所奉；因为它们象征人间君主，所以比拟称为帝，也如同房星、心星是天王的象征【《文粹》作“象”】，难道就是天吗？《周礼》说：“在四郊占卜祭祀五帝。”又说：“祭祀五帝时，掌管百官的誓戒。”只称五帝，都没有说是天。这是太微之神，本来不是祭祀昊天【诸本作“穹昊”】。又《孝经》只说郊外祭祀后稷，并没有另说圜丘。王肃等人都认为郊就是圜丘，圜丘就是郊，就像王城、京师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一样，与经典相合，义理十分明白。如今听从郑玄的说法，把它分为两种祭祀，在圜丘之外另设南郊，违背、抛弃正经，实在很不恰当。况且考察吏部的礼式，只有南郊陪位的规定，不再另行记载。圜丘礼式的文字既然遵循王肃，祠令却仍实行郑玄的说法，令文和礼式彼此矛盾，理应改革。又《孝经》说：“尊奉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天下更大的礼。”接着又说：“周公在明堂以宗祀之礼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这就是说，明堂祭祀正在于配天；如今却认为那里只祭祀星官，反而违背了经文的明义。又按《月令》说：“孟春之月，在上帝那里祈求谷物丰收。”《左传》也说：“凡是祭祀，冬眠之虫开始出动时就举行郊祭，郊祭以后才耕作。”所以郊祭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顺利。既然如此，蛰虫开始活动时郊祭上天，本来就是为了祈谷；却说这是祭祀感帝，实在不合经典。现在请以姬姓之周公和孔子为法，采用王肃而舍弃郑玄关于四郊迎气的说法，保留太微五帝的祭祀；南郊、明堂废除纬书所谓六天的说法。至于方丘祭地之外，另设神州，称为北郊，把地分为两处，既没有经典依据，义理上也说不通，也请合并为一项祭祀，以符合古义。并请一并修订附入礼式和令文，永远留作后世的准则。谨此议定。

译《论配坐议》【《文粹》作《唐太宗皇帝配天议》】前人【显庆元年】议论说：臣等谨慎查考典籍，遍考前代制度，宗祀于明堂，必定要让祖先配享上帝。伏羲以来五代的帝王，本来配享五郊；进入明堂，是因为作为从祀。如今让太宗配享，按道理有不安之处。臣等看到永徽二年七月关于修建明堂的诏令，伏惟陛下天生具有孝德，追奉太宗，以遵行尊父配天的礼制。当时高祖已经在明堂受祭，礼官因此疑惑，最终没有迁出祭祀，任意制定礼仪，于是就写入令文。于是让太宗文皇帝降等配享五人；高祖虽也仍在明堂，却不能与天帝相对配享，严重违背了明诏的旨意，也与前代典制不同。谨按《孝经》说：“孝没有比尊奉父亲更大的，尊奉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从前周公在明堂以宗祀之礼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臣谨察诏书的意义正在于此，如今主管部门所执行的令文，实在大错。又考察汉、魏、晋、宋历代礼仪，都没有父子二人同时配享明堂的制度【二本作“义”】。只有《祭法》说：“周人禘祭帝喾，在郊外祭祀后稷，奉文王为祖，奉武王为宗。”郑玄注说：“禘、郊、祖、宗，都是祭祀时让他们配食。禘，是在圜丘祭祀昊天；郊，是在南郊祭祀上帝；祖、宗，是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 考察郑玄的注释【二本作“比”】，他把祖、宗合为一项祭祀，又把文王、武王都放在明堂，连续安排配祀，实在很荒谬。因此王肃驳斥说：“古代以有功者为祖，以有德者为宗；祖、宗本来是不毁之庙的名称，并不是说在明堂配食的人。假如郑玄的说法正确，那么《孝经》应当说‘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应说‘宗祀’。凡称宗，就是尊崇。周人既在宗庙尊奉祖先，又尊崇他的祭祀，哪里有把文王在明堂称为祖的道理？郑玄引用《孝经》解释《祭法》，却不懂周公的本意，实在不合孔子的义理。”他又解释“宗祀武王”说：“这是配享勾芒一类的神。”也就是说，五方之神的位置在堂下；如果让武王降居其位，就失去了君主的次序。又按《六韬》说：“武王讨伐纣王时，雪深一丈多，五辆车、两匹马，行走却没有车辙马迹，来到营门请求拜见。武王奇怪地询问，太公回答说：‘这一定是五方之神来接受职任。’于是便按他们的名号召入，各自授予相应的职掌【《唐志》作‘命’】。”后来攻克殷国，风调雨顺，难道有活着时来接受职任，死后却让他们配享，并使尊贵者降居与卑微者相等的道理吗？所以《春秋》外传说：“禘、郊、祖、宗、报，这五项是国家的祭祀典制。” 传文说“这五项”，所以可知它们各自是一件事，并不是说祖、宗合并在明堂祭祀。臣谨慎上考殷、周，下至贞观，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让两位帝王同时配享明堂；只有南齐萧氏让武帝、明帝兄弟同时在明堂配食，这件事不合经典，不足以作为依据。又查考武德年间的令文，以元皇帝配享明堂，同时配享感生帝。到贞观初年，因为顺应情理而改革礼制，奉祀高祖配享明堂，并迁出代祖，专门配享感帝。这就是圣朝的旧例，已经有轮流迁移的制度，是取法宗庙古制。伏惟太祖景皇帝辅佐周朝、匡弼魏国，以柱国之任建立王业，在唐地受封；高祖因袭其基业，于是以唐作为拥有天下的国号，这是上天所命。又如契受封于商，后稷受封于邰，郊祭、禘祭以及祖、宗的位次，都应列入百代不迁的典制。郊祭太祖，宗祀高祖，正如周人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如今如果因为高祖创业就把他提升到太祖的祭祀位置，便是抛弃三代的正确典制，尊奉汉代后期的制度，贬抑景皇帝的伟大功业，使他同于不受祭祀的丰公、太公，违背古制和正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旧唐志》作“孰莫大焉”，《防要》作“孰将甚焉”】？追尊景皇帝的庙号为太祖，是高祖、太宗用来崇尚尊祖礼制的做法。” 如果配天的位置已经改变【《唐志》作“异”】，那么太祖的称号就应当废除，他的祭祀也不应举行，宗庙也应当毁弃；尊祖报本的道理，难道要坠落于地吗？汉代制度规定，擅自议论宗庙之事，以大不敬论罪。如今武德、贞观的典章制度尚未改变，国家正要恭敬地举行祭祀以调和神人，禘祭、郊祭之间，恐怕不宜如此议论。臣谨慎考察礼制旧文，参照夏、殷、周、汉的旧事和配食天帝的制度【从“自谨稽”至此二十字，《唐志》作“谨稽礼文，参诸往制”】，请仍遵旧礼【《文粹》作“典”】。谨此议定。《功臣配飨议》颜师古【贞观十六年】议论说：我私下认为，恭敬肃穆地举行祭祀，是治理国家的常法；追念先人、思念功绩，是历代的大典。因此应当制定文字、确定制度，适合事情而采取权宜办法，给后世留下长远福泽，永远成为法则。圣明的皇帝驾驭天下，玄妙的教化醇厚深远，综合整理遗留下来的典籍，包罗旧有的礼艺。在肃穆清静的宗庙中，准备洁净的祭享，贤能的辅弼大臣也都在这里。预先铭记常礼，使功臣配享，于是颁发明诏，命令百官遵循礼制，由秩宗提出议请，广泛征求群臣意见。我见闻浅陋，不足以供采择。只是礼经残缺，年代久远，传习各不相同，各持己见，不能统一。《尔雅》解释祭祀，说禘是大祭；《公羊传》认为大事就是祫祭。何休的解释又不同于郑玄，但都只有一次配享的文字，从来没有重复配祀的证据。各家议论的是非，虽然彼此驳杂，但尊卑轻重的两个方面，其旨趣还是可以看出。谨按：祫是合祭，禘是详审地祭祀；禘小于祫，这个道理没有疑问。《尚书》说从祀功臣，和大享相连；《周礼》明确把祭祀列在大烝之中，由此可知小祭不涉及功臣，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可疑。魏、晋以后，没有不实行这种做法的；中间虽有差错，梁朝又加以矫正。南齐建立朝宗之号，黄河以北的周氏命令历卜功臣，在咸阳举行祭祀，修订礼义，都有依据，大家共同遵守这一典制，从未改变。如今想要改动，实在认为不合适。六经中看不到这种做法，三雍也没有显扬【《防要》作“扬”】它的踪迹，流传已久的议论，实在不值得一提。况且对于亲近的人不应过分厚待，古代贤者对此有过告诫；祭祀过于繁琐就会显得不敬，这是祭祀典制中的明文。只是因为想标新立异，便假托臆测，烦琐而不合适，义理上没有可取之处。又考察古代配祭，都在冬季；根据祭祀的时月，更能说明它不是禘祭。况且臣下建立功勋，各自依附于所奉之主，享祭之日，随同主神升位配享。禘祭是在本室举行的祭祀，尚未毁弃的宗庙，不会到太祖之庭。君主既然不来，而臣下独自列入祭祀，对着至尊歌颂功德，这并不是臣下所应做的事，难道能容许他们违背山河盟誓的约束吗？对殷切感受霜露而追念先人的情意，应当从简约出发。依情理而论，谁能说这样做是安妥的呢？现在请在祫祭时让功臣配享，禘祭则不参与【《防要》作“及”】，依照经典、合乎义理，进退安排都恰当。谨此议定。《禘祫议》【上元三年】　　　　　　　史玄璨

译议论说：按礼制，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公羊传》说：“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两处文字虽不完全相同，意义大致一致。《礼记正义》引郑玄《禘祫志》说：“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去世，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在太庙举行大事【诸本作‘大享’，下同】。”《公羊传》说：“所谓大事是什么？就是大祫。”这就是说，三年丧期结束，新君即位第二年应当举行祫祭，第二年之后的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僖公、宣公八年都有禘祭，则后一次禘祭距离前一次禘祭五年。由此确定，新君即位第二年举行祫祭，第三年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大祭【诸本作“再”】，那么第六年应当祫祭，第八年应当禘祭。又昭公十年齐归去世，到十三年丧期结束，应当举行祫祭，却因平丘之会而未举行；冬天鲁公到晋国【《通典》《防要》作“齐”】，到十四年举行祫祭，十五年举行禘祭，传文所说“在武宫举行祭祀”就是此事。到十八年举行祫祭，二十年举行禘祭，二十三年举行祫祭，二十五年举行禘祭；昭公二十五年在襄公庙举行祭祀，就是这件事。如上所说，禘祭之后隔三年举行祫祭，祫祭之后隔两年举行禘祭。这样既符合礼经，也不违背传文的义理。谨此议定。《加笾豆增服纪议》崔沔【开元二十三年】议论说：伏承本月十八日恩赦诏书的条文说，宗庙祭享务必丰盛洁净；礼经的沿革必须以人情为依据；笾豆中的供品有时不能备足各种物品，服制的规定有时也有未能贯通之处。谨按太常寺的奏状，陆地、海上所产的鲜美滋味，凡是现有的都充作祭品；如今既然要求丰盛，按理应当增加数量。宗庙祭祀中每一座的笾豆各增加十二件。臣私下听说，懂得礼乐本质的人能够创制，了解礼乐文辞的人能够阐述。创制和阐述的意义，是圣贤所重视的；礼乐的根本【《文粹》作“制度”】，是古今所尊崇的。能够随着时势变化而通达，所以可以长久。所谓变，是改变礼制的文辞；所谓通，是通达礼制的情理。祭祀礼制的兴起，始于太古。人所饮食的东西，一定先恭敬地献上；在尚未用火烹煮、还吃生毛饮血时，就有献毛血的礼；在尚未有酒曲、酒糟和污浊的酒器、还不能饮酒时，就有献玄酒的礼。到了后世君王，礼物逐渐完备，才制作酒醴。于是用牺牲来献出馨香，使供品极为丰盛洁净，所以有三牲八簋的盛大，五齐九献的隆重。然而神道至为幽玄，只能存想而不能测知；祭祀礼制至为恭敬，可以完备却不敢废弃。因此，毛血、腥肉、熟肉，玄罇、牺尊、象尊等，无不全部登上明堂供案。然而祭品以新鲜为贵，滋味并不崇尚丰厚；即使物品齐备，也仍然要保持节制。所以礼书说：“凡是上天所生、土地所长的东西，只要可以进献，没有不全部列入的。”这是说备齐物品的情意。又说：“三牲的俎、八簋的食物，美好的物品已经齐备；昆虫的种类、草木的果实，阴阳所产生的物品也已经齐备。”这是说节制的原则。铏、俎、笾、豆、簠、簋、罇、罍中的食物，都是周人的时令食物；它们通用于宴饮、飨宴宾客，周公制定礼制时，也都和毛血、玄酒一起献给先祖。晋代中郎卢谌，是接近古代而懂得礼制的人；考察他所制定的家祭礼，所献的东西都是晋代平常吃的食物，不再完全【《文粹》作“尽”】使用礼制的旧文。既然如此，当时的日常饮食显然不能从祭祀中缺少，这就是改变礼制的文辞而通达其中情理。我国依据礼制建立教化，顺应时势制定法式，考察前代图籍史书，稽考周、汉的旧仪。清庙平时的祭享，礼馔全部陈列，采用周制，古代的法式仍然保存；园寝中的日常供食，按时陈设膳食，遵循汉法，而珍美的滋味达到极致。各地进贡的物品送来助祭，是远方的物产；有新鲜的必定进献，是顺应时令。苑囿之中亲自耕种所得的，搜狩之时亲自射中的猎物，无不割取鲜肉、选择美味，先行进献然后自己食用，这是把诚敬之心做到极致。像这样已经十分周到了，还要再增加什么呢？只应当再告诫有关官吏，祭祀时要像神灵在场一样，不得有任何简慢懈怠。还应勉励【《文粹》作“勖增”】各地诚心进贡珍美食品，或者进贡当时的鲜美物品【《防要》作“及时”】。考察祭祀典制，如果有遗漏简略的地方，都应详细选择名目，编入正式法令，按照适宜的情况进献，使同类相从；这样一来，新鲜、肥美、浓厚的物品就全都包括了。不必增加笾豆的数量。至于祭器，要根据供品的性质相宜而用。所以太羹是古代食物，盛在登中，登是古代器物；和羹是当时的膳食，盛在铏中，铏是当时的器物。也有古代食物盛在当时器物中的，所以毛血盛在盘中，玄酒盛在罇中。从来没有进献当时膳食却追用古代器物的情况，这是因为古代质朴而今天文饰，采用今制更便于行事。即使笾豆增加十二种，也足以穷尽天下美味；但把它们一并放入清庙，名义上成倍增加，接近奢侈了。从前鲁国人把桓公宫室的柱子涂成丹色，又雕刻椽子，《春秋》记载此事以为不合礼。御孙劝谏说：“节俭的德行是恭敬，奢侈是最大的罪恶。先君有恭敬的德行，而君主却把他纳入罪恶之中，恐怕不可以吧？”这说明不能因为超越礼制而在宗庙中享祭【《文粹》作“在宗庙中崇尚奢侈”】。又据《汉书·艺文志》，墨家一派出自清庙，因此崇尚节俭。由此看来，清庙不崇尚奢侈，旧来就是如此。太常寺所请求的办法，恐怕不能实行。又按太常寺奏状，如今酌献酒的酒爵制度做得太小，还不到一合，拿取、执持十分困难，不能完全依照古制；仍希望稍微扩大一些。臣私下根据礼文考察，有以小为贵的制度；用酒爵进献，正是因为酒爵小而显得尊贵，不能反而制定成不合恭敬的样式而违背礼制，这是有关官司失去传承。既然如此，当然可以随即纠正，不必等到有人提出议论之后才改革。然而礼制失于过分恭敬，尚且不如奢侈而宁可节俭，这还不是大的过错。我不知道现行制度依据什么，请同时详细考察令式和礼文后再施行。又按太常寺奏状，请求把外祖父母的服制增加到大功九月，把姨、舅增加到小功五月，把堂姨、堂舅、舅母等一律增加到袒免。臣私下听说，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一家，圣人因此制定礼制。礼教的设置，本来是为了端正家庭，家庭之道端正，天下才能安定。

译端正家庭的道理，不能有两个总原则而归于一个【《唐志》作“贰”；“一”作“定”】。本宗之中父亲因尊贵而服制崇重，母亲因受到压降而服制减轻，难道是忘了爱敬之情吗？这是为了保存亲属等级。因此内亲有齐衰、斩衰，外亲都服缌麻；尊贵名分所加，不过提高一等。这是先王不可改变的道理，前代圣人所记，后代贤者所传，流传已经很久了。从前辛有到伊川，看到有人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说：“不到一百年，这里恐怕就要成为戎狄之地了吧？他们的礼制先亡了。”后来修订新礼，时常改变旧仪【《唐志》《防要》作“章”】，逐渐扩大对外祖一系的恩情，不遵守洙泗儒学的典制。到弘道以后、唐隆年间【《防要》作“隆”，为避明皇名讳】，国家的权力果然再次转移到外族手中。礼书所说的征兆，或许就在这里显现了。天人之间的关系，难道可以不警戒吗？开元初年，补阙卢履冰曾上奏论述丧服轻重，诏令有关官员共同议论。当时众议纷纭，各自安于所习。太常寺、礼部奏请依旧制确定。皇帝运用考察古制的思考，发出独断英明的判断。到开元八年，特地下达别诏，一律依照古礼，事情恢复旧有典故【《唐志》作“故实”】，人们知道了方向，宗族盟誓的制度得以巩固，这是社稷的福分。如今再提出不同的意见，臣私下实在不能详知其中道理，愿意遵守开元八年的明确规定，把它作为万代不变的成法。谨此议定。同前　　　　　　　　　　杨仲昌 议论说：伏承上月二十七日的诏令，太常卿韦縚奏称：正月十八日恩赦诏书的条文说，笾豆中的供品有时不能备齐，服制的规定有时不能贯通，应当命礼官、学士详细具奏。现在令各种馨香之物、甘美新鲜肥厚浓郁的滋味，以及陆地、海上所产的物品，都充作祭品；每座笾豆各增加十二件，酒爵的制度也命令扩大。臣学识浅陋，曾从老师那里听闻一些道理，冒昧参与朝廷议论的末席，思考着回答守职的责任。谨按礼书说：“祭祀不希望烦琐，烦琐就会亵渎；也不希望简略，简略就会懈怠。”郑玄又说：“人活着崇尚精细的饮食，鬼神却不是这样。”神农时代虽然已有黍、稷，仍没有酒醴；到后来的圣人制作醴酪，仍然保存玄酒，以表示不忘古制。《春秋》说：“苹、蘩、蕴藻一类的菜，池塘污水、道路积水，也可以进献给王公，也可以献给鬼神。”又说：“大羹不调和，黍稷之食不精凿。”这说明作为君主的人拥有国家、奉祀先祖、敬奉神灵，庄严的祭享，难道是把肥厚浓郁当作崇尚吗【《唐志》《文粹》作“上”】？应当以俭约来显示诚心。那么，陆地海上的物产、鲜美肥厚之类，既违背礼书所说的情理，又改变先圣制定的法则，全部充作祭品，实在不是应当采取的办法【《防要》作“宜”】。《易经》说：“樽中有酒，簋中有副食，用瓦缶盛酒，从窗户纳入约定的祭品。” 这说明祭祀崇尚简易，不在于繁琐奢侈；所以一樽酒、两簋祭品，就是明祀所需。又听说，义理产生礼制，礼制体现政事，违背它就会紊乱，这就叫不合经典。进献肥厚浓味，便使滋味有所增加；笾、爵的制度，也不是效法古制。与其另行制定新制，宁可谨慎遵守旧章。又考察汉代园陵在八个节日进献食物，从那以后，历代都实行这一制度。国家建立之初、贞观以后，礼法已经刊定；如今陵寝仍有八节的祭奠，同时还有朔望的日常供食。圣心追念先人，每种物品都增加进献，不敢把这种做法用于宗庙，请把它施行【《防要》有“行”字】在园陵。臣愚昧而忝居主管之职，本来并不懂礼，只把这些意见陈述给执事，唯请裁量取舍。又有人请求把外祖父母增加到大功九月，把姨、舅以及齐衰一类增加到小功五月，把堂舅、堂姨、舅母都增加到袒免。谨按《仪礼》说：“外亲都服缌麻。”又说：“外祖父母因为尊贵而加服，姨母因为名分而加服，都为小功五月。”舅舅服缌麻，郑文贞公魏征已经议定与姨母相同，增加到小功五月；直到今天所增加的服制，难道与先前的规定有什么不同吗？文贞公虽然贤能，但周公、孔子才是圣人；用贤人的意见改变圣人的制度，后来的学者将依从什么呢？如果把堂舅、堂姨、舅母都提升为袒免，那么又凭什么遵循礼经呢？如果把外祖父母加服到大功，难道不应该对外孙有所回报吗？如果以外孙的服大功作为回报，那么本宗的庶孙与之服制相同，岂不是彼此凌越吗？假如一定要这样做，实在很不妥当。我私下担心内外亲属次序错乱，亲疏夺取伦常；情势一旦沿袭下去，还有什么不会发展到呢？道理必然如此。从前子路的姐姐去世，他没有脱去丧服，孔子问他原因，子路回答说：“我的兄弟很少，我不忍心。”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行道的人都不忍心这样做。”子路听后便脱去了丧服。这就是圣人根据言语建立教训，援引事情来抑制私情，是明白的先例。礼书不是说过吗：“不要轻率地议论礼制。要明白它与天地同体，与日月同光；贤者遵循它，怎么敢稍有损益呢？”何况丧服的制度是先王的大道，奉行它以周全礼制、匡正人道。一句话偶然安排，千年都遵守；涉入异端，难道能说是弘扬教化吗？伏望各自依照正确的礼制，以厚重儒学风气。太常寺所请求增加服制，臣愚见认为不可。谨此议定。右边这两篇，因《旧唐志》《防要》《通典》认为服纪不应列入祭祀，于是分别编排在两处；只有《文苑英华》合并为一篇议文，大概是原诏同时涉及两件事，因此仍应依照《文苑英华》的旧编。《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议》独孤及【永泰二年】

译谨按礼经，王者禘祭其祖先所出自的始祖，并让自己的祖先配享。凡是受天命而开始受封的君主，都成为太祖。继承太祖以下六庙，则亲属关系尽了便依次毁去；只有太祖之庙，即使百代也不迁毁。这就是五帝、三王尊祖敬宗的做法。所以夏禹受命于神宗，而夏后氏以颛顼为祖、以鲧为郊祭配享之神；继承禹而黜夏、建立商朝的是汤，而殷人以冥为郊祭之神、以契为祖；革除旧命、建立周朝的是武王，而周人以稷为郊祭之神、以文王为祖。由此可见，自古以来都应当让最初受封的君主配享昊天上帝。只有汉氏从丰、沛兴起，丰公、太公都没有爵位、功劳和德行，不能作为祖宗，所以汉朝以高皇帝为太祖；这是因为他的先世地位卑微，并不足以成为后代效法的法则。伏惟太祖景皇帝，凭柱国的职任辅佐周朝、匡弼魏国，开始开启王业，在唐地建立封国；高祖承继他的基业，于是把唐作为拥有天下的国号，这是上天的命令。也如契受封于商、后稷受封于邰一样，郊祭、禘祭、祖祭、宗祭的位次，都应列入百代不迁的典制。郊祭太祖，宗祀高祖，正如周人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如今如果因为高祖开创帝业，就应当提升他的祭祀位次，那就是抛弃三代的正确典制，尊奉汉代后期的制度，贬抑景皇帝的伟大功业，使他与丰公、太公一样不得受祭；违背古制和正道，这还有什么比它更严重的呢【《旧唐志》作“孰莫大焉”，《防要》作“孰将甚焉”】？追尊景皇帝的庙号为太祖，是高祖、太宗用来崇尚尊祖礼制的做法。如果配天的位次已经改变【《唐志》作“异”】，那么太祖的称号就应当废除，祭祀也不应举行，宗庙也应当毁弃；尊祖报本的道理，难道要坠落于地吗？汉代制度规定，擅自议论宗庙，以大不敬论罪。如今武德、贞观的典章制度没有改变，国家正要恭敬地举行祭祀以调和神人与天地，禘祭、郊祭之间，恐怕不是适宜议论这些的时候【《文粹》作“臣”】。臣谨慎考察礼制旧文，参照夏、殷、周、汉的旧事和配食天帝的制度【《唐志》作“谨稽礼文，参诸往制”】，请仍遵循旧礼【《文粹》作“典”】。谨此议定。《禘祫议》　　　　　　韩愈【贞元十八年】本月十六日诏令说，应当让百官议论，限五日内上奏；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说：伏惟陛下追念祖宗的孝心，恭敬肃穆地举行祭祀，凡有疑难都不敢自行决定，务求得到适中的办法，于是广泛询问群臣。然而礼文繁杂，所持主张各不相同，从建中初年到今年，多次举行禘祫，始终没有找到适宜的遵从方案。臣有幸生逢圣明之世，沐浴恩泽，虽然身份卑贱，不够资格参与议论，但志向在于竭力效忠，今天姑且先列举众议中的错误，然后申明自己的主张。第一种说法：献懿二庙的神主应当永远藏在夹室。臣认为不可。祫就是合祭，被毁宗庙的神主都应当在太祖庙合食；献祖、懿祖二位正是被毁宗庙的神主。如今虽然把他们藏在夹室，到了举行禘祫的时候，难道能不在太庙中享祭吗？名义上说是合祭，却不让二祖登堂受祭，就不能称为合祭。第二种说法：献懿二庙的神主应当毁掉、埋葬【六字本作“宜毁而瘗之”】。臣又认为不可。谨按《礼记》说：天子建立七庙、一坛、一墠；那些已经毁弃的宗庙神主，都藏在祧庙中，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毁弃，举行祫祭时则陈列在太庙而享祭。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掉、埋葬神主的议论，这种做法不合经典制度，最终不能实行。如今国家德泽深厚、流传久远，建立九庙；按照周制推论，献祖、懿祖二位仍处在坛、墠的位次，何况怎能毁掉埋葬而不举行禘祫呢？第三种说法：献懿二庙的神主应各自迁到他们的陵墓所在地。臣又认为不可。二祖在京师受祭、列于太庙，已经二百年了；如今一朝迁走，岂只是人听到后会疑惑，恐怕二祖之灵也会眷恋旧处、迟疑不去，不能立即享受下国的祭祀。第四种说法：献懿二庙的神主应附于兴圣庙，而不参加禘祫。臣又认为不可。传文说，祭祀时要如同神灵在场；景皇帝虽然是太祖，按亲属关系说却是献祖、懿祖的子孙。如今想要确定其子向东而立的尊位，却废止其父的盛大祭祀，本来就不能作为典制。第五种说法：献懿二祖应当在京师另立庙宇。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逐渐降低的等级，亲情也有逐渐减杀的程度，所以从正庙降为祧庙，从祧庙降为坛，从坛降为墠，从墠降为鬼，逐步使之疏远【集本作“之远”】，祭祀也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非难此事，认为不合常制；这是把已经毁掉的宗庙、已经收藏的神主，又重新修建宫室来祭祀。如今所议论的事情正与此相同。又即使违背礼制另立庙宇，到了举行禘祫时，如果合祭，就没有主祭之神；如果废止祭祀，在义理上【集本作“在礼”，注本作“在经”】又说不通。这五种说法，都不可采用。所以臣广泛采集前人的见闻，寻求折中的办法，认为殷人的祖先玄王、周人的祖先后稷，在太祖以上都各自称帝；而且他们相隔的世代已经久远，不再举行祭祀，因此太祖可以正当地居于向东的尊位，子孙依照昭穆次序排列。礼书所称的这些制度，大概只是为了记载当时的适宜做法，并不是传给后代的固定法则。

译传文说：“儿子即使齐整圣明，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享。” 这是说孙子要对父祖屈尊。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献祖、懿祖来说却是子孙。在举行禘祫时，献祖应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应列入昭穆次序。祖先因孙辈尊贵而屈居，孙辈因祖先而自处卑下，从神道来说，难道会远离人情吗？而且平常祭祀很多，禘祫却很少，这样太祖所屈居的祭祀最少，所伸张的祭祀最多。与其伸张孙辈的尊位而废弃祖先的祭祀，不也是合乎顺序吗？时代不同于殷、周，礼也随之变更，并不是失礼。臣以为，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是天子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意见有可取之处，大体合乎天意，裁断后施行，这就是礼。若认为仍有可疑之处，请召臣当面陈述得失，或许可以使道理更加明白。谨此议论。敬鬼神议　李谿 古人所说敬鬼神的礼制，有祈祷、祭祀等仪式，都是用来确立不可磨灭的典章、教导人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并不是说鬼神能够制造祸福，因而向它们求取好处。那么为什么又说要祈求福佑呢？如果真是这样，就必须知道鬼神在哪里；否则又怎么知道它们能够给人带来好处呢？况且《尚书》说，帝尧命令重、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使没有神灵降临人间的事，也没有人间冒犯上天的事【注文说：此说谬误】；各自有各自的处所，自然就不会相互侵扰。《左氏传》说，大禹铸造鼎，把各种物类铸在鼎上，使人知道哪些是神、哪些是奸邪，就没有谁能遇到魑魅魍魉；这也是说防御邪僻之物。现在根据《史记》，尧在前、禹在后，年代非常清楚。若重、黎既然已经能够断绝天地交通，那么人神之间就已经不能往来了，夏禹还有什么可以增益的地方，为什么还要铸鼎呢？如果禹不是妄自作为，而确实是想使人知道神和奸邪，那么重、黎就不能断绝天地交通。推究这两种说法，说它们是虚妄吧，它们却列在经史之中；说它们是真实吧，二者又十分矛盾。如今不知道鬼神还存在于人间领域之内吗？还是被前代圣人阻隔断绝，不能往来呢？在有无之间，实在还不能详细辨明。若认为鬼神确实存在，那么宣尼本来应当谈论鬼神，而不拒绝子路询问侍奉鬼神之事。若认为鬼神确实不存在，那么丕山、蹊隧中所遇之事就不应列入史册；既然已经著论千里，也就不会再有其他说法了。从此以后，有人说鬼神存在，有人说鬼神不存在，始终没有定论。既然有无尚且不能确定，君子却敬奉它们，难道是为了求取好处吗？然而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道存在于此，难道一定要先求得福报然后才去实行吗？如果一定要先求福再去实行，那就是内心怀有欺诈、虚伪、曲意奉承的念头，难道不愧对神明吗？如今江东民间巷里的礼俗，祭祀夏禹；蜀人则祭祀先主和武侯，祈祷祝告以求福，实在太昏昧了。况且夏朝之后，桀逃奔南巢；蜀汉之后，后主在成都反绑投降。如果真有神禹、先主、武侯的神灵，为什么不救助他们呢？难道连自己的骨肉子孙都不能救，却反而爱护别人吗？推究考察这些事，可知鬼神未必专门能够决定人的祸福。假使鬼神能够使盈满者受害、谦逊者得福，享受祭祀也只取决于人的诚心，那么也只是德行能够感动它们，吉凶祸福终究由人自己造成，难道是鬼神变化施为的吗？《易经》说：小人看不见利益就不勉励，看不见威势就不惩戒。如果因为鬼神不能给人带来福佑便不敬奉，就是看不见利益便不勉励；因为鬼神不能给人带来灾祸便不畏惧，就是看不见威势便不惩戒。君子可以和小人一样吗？所以敬奉鬼神而不失礼，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禁止淫祀、勉励疏懒怠惰，并不是为了求取好处。假如前代圣人的典籍还存在，那么祈祷祭祀、祈求福佑，也不过是设置教化、讲明道理罢了。所以君子应当敬重并顺从它，而不要疑惑。《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五。宋代李昉等编选。选举。吏部、兵部选拔官员议一篇，贡举议一篇。举选议一篇　　　　省官议一篇 尚书省官议一篇　　仆射议一篇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一篇 举县宰议一篇　　　吏部议一篇 兵部议一篇 吏部、兵部选人议　崔融【开耀五年】议说：太极产生，阴阳两仪显现；圣人兴起，万物也就明白可见。抬头从天道观察法则，作为统治者，应当用天下人的眼睛观察，用天下人的耳朵听闻，用天下人的智慧思考，用天下人的力量行动。因此号令能够贯彻到底，臣下的实情也能够上达。开天辟地最初八千年的事，已经无法详尽知道了。现在姑且推究二十四气以后，陈述如下。轩辕氏建立议政之所，明台正是用来使贤能之人居于上位的。陶唐氏广泛询问政事，衢室正是用来向民众听取意见的。凭大舜的德行，却设置了表彰善行的旌旗；凭大禹的功劳，却设置了希望臣民进谏的鼓。既然如此，三皇驾车乘险而下济天下，五帝频繁举手而上承天意，唐尧、虞舜勒住马缰而光大天下，禹、汤奔走四方而治理土地。虽然行进缓急的方式不同，但启发、辅佐君主的情意始终一致，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如今陛下如天皇，垂衣拱手，背靠黼扆，独自获得千年一遇的盛运，仍担心有一物不得安宁，发布德音，采纳舆论，担忧选官部门或许有差错，考虑考核功绩或许不明。这正是天皇、尧、舜的用心。有司恭敬地奉行明诏：吏部、兵部每年选取官员一万人以上，而铨选衡量之后十人中放弃六七人，使人疲于往来，白白耗费资财粮食。臣虽愚昧，怎敢不把所知全部陈述出来。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百人；举用八位贤才，任命四位辅臣，使上面能够彰明教化，下面能够安享风俗，于是有了“康哉”的歌辞，美盛的德行也由此兴起。夏、商把官员增加一倍，也仍然能够治理。又有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自从周道失去条理，秦国原野上竞相争逐，增设官署、设置府第，官员名额积满简册；选拔众人、举荐人才，却接受了典章制度所垂示的疑似“一”【“一”字有疑】。下至汉、魏，又到周、隋，难道也是这样吗？没有听说过【一作“没有询问”】。本朝重新建立华夏，重整帝位，四方神灵如骤雨般前来游观，五位圣君如流星般降临；礼制明备，音乐完备，天下太平，土地成就。八百多个国家的君长，穿戴朝廷宾廷的冠带；七十二代帝王，仰望仙闾的法则踪迹。衡量疆域，实在足以使竖亥停步、令大章迷失；计算臣民，已经足以使容成惊惧、使隶首震惊。家室多忠信之人，家家都有孝慈之行；老人不知道帝王力量，儿童也羞于谈论霸道。文臣武将，无论左右，确实人才众多，不可胜数。出门行事没有灾祸，正适合显扬于清明时代；家家都可以受封，何必惊异于圣人的教化？诚心希望广泛谋求俊德之士，遍求贤哲；吏部、兵部精心选拔，三种官署配备完备，然后收集其中的栋梁之材，拔除其中的萧稂之草。其中有案情显示犯有贪赃徇私之罪，罪当惩罚贬黜，案情复核已经确定，罪状迹象都保存完备的，这些人既然不应当获得官职，远道而来只会徒然劳苦耗费。希望允许按照选官的惯例处理，限定年限。各种途径入流的人员，每年参加铨选，资历品级尚未显著、技艺尚未精熟的，这些人自己知道还不合乎授官条件，愿意更加学习，希望允许按照选官的惯例，把他们的学习劳绩记录在案。阙外各州，道路遥远；河洛地区处于天下中央，希望下诏让东西二曹在两都分别进行筛选，留下或放弃人员，完毕后再一同赴京。选人每年长名常常到达，过了正月十五，希望迅速加以铨选审核，限定期限。这样，有任命而不来的人不会到来，没有德行的人不会到达；来了就立即筛选，到了就迅速遣返。顺应人的实际情况，怎么会疲于往来？顺应人的愿望，又怎么会耗费资粮？任官考核功绩，先凭借善行和优异表现；近来却有不论德行、只根据劳绩的情况，奖劝之道还没有做到适中。臣虽愚昧，怎敢不明白指出来加以评论？《尚书》不是说过：“三次考核后升黜，唐尧、虞舜留下的光辉业绩灿然可见”吗？《礼》也有这样的制度：“百官接受考核计算，文王、武王的常典仍然存在。”京房提出考课制度的建议，是汉王没有来得及实行的；卢毓苦于真假混杂，魏后最终把它施行了。完善的道理，都在明诏之中。至于不论德行、只考察劳绩，是因为外州郡的长官没有完全得到贤能之人，监察长官有时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褒贬不遵守法令格式，高下随着个人爱憎而定，公正之外发生差错，私情之中互相勾结。希望向天下发布告示，申明旧有章法：有德有行、为府僚共同推举的人，即使有因公获罪的小过失，也应当加重褒奖提拔；没有才干见识、朝廷很少称许的人，即使有因公办事的微小功效，也应酌情压抑退黜。德行虽不十分茂盛，但因勤劳而有成绩的，也应酌情褒奖提拔。然后命令绣衣骢马使巡视纠察内外，根据罪状推求科条，依实情审察案件；对这类罪行施加刑罚而不赦免，使法令一定得到执行。这样，德行居首，功劳次之，权衡取舍的方法，大概就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微臣等才智愧不及当世，学问惭愧未达古人一半；海内无事，君子充满朝廷，天下有道，百姓还有什么可议论的？谨此议论。《贡举议》并序【《文粹》作“议杨绾条奏贡举诏”】贾至

译代宗宝应二年六月，诏令州县每年察举秀才、孝廉，选取乡里中有孝悌廉耻品行的人，交给有司以礼相待，考试他们所通晓的学问；五经之中精通一经、又能对策、通达事理的人，均酌情按品行授官。明经、进士一并停止子弟参加考试【《会要》没有“子举”二字】，道举也应依此办理。有司请示：今年的举人，有的学业已经专精，按理难以迅速改学；有的由远州送来，身体已经在路上，事情需要收容奖掖，不可中途废止。今秋举人中有愿意按照旧日所学参加考试的，也听其自便；从明年以后，一律依照新诏令。当时礼部侍郎杨绾上奏请求下诏，令公卿以下集议此事。于是中书舍人议论说：礼部奏请每年贡士依照乡举里选。谨按，夏代政治崇尚忠，殷代政治崇尚敬，周代政治崇尚文；这样看来，文、忠、敬都是统摄人的行为的。况且谥号是叙述人的行为，行为的美好以文采为极致【《文粹》有“人”字】；文教兴盛，忠敬也就存在。因此前代以文取士，根本在于考察人的行为，也涉及文辞。宣父称赞颜子不迁怒、不重犯过错，认为他是好学的人；到了修订《春秋》时，即使游、夏一类的弟子也不能插入一句话，这不是很清楚吗？近来礼部取士，有违背这个道理的地方。《易经》说“观察人的文采，以教化成就天下”。《关雎》的义理说，先王凭它规范夫妇关系，成就孝敬，厚重人伦，美化教化，移易风俗。大概教化是政治兴废的根由，所以延陵季子听乐声，便知道诸侯国的存亡。如今考试学者，只把帖经文字背得精熟作为标准，却不深究经义，难道能知道不迁怒、不重犯过错的道理吗？考察文章的人把声韵毛病当作是非标准，专门选择浮华艳丽的文辞，难道能知道移风易俗、教化天下的事情吗？因此上面失去了根本，下面只承袭末流，随着流波荡漾而不知止息，先王之道就无法施行了。先王之道衰微，小人之道增长；小人之道增长，乱臣贼子就由此产生。臣弑君、子弑父，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原因由来已久而逐渐发展。所谓逐渐发展，是忠信衰败，羞耻失去应有的位置，末学奔逐，儒道不被举用。这四件事都由于取士失误。一个国家的事情，系于一人的根本，称为风俗；赞扬、扶助风俗，系于卿大夫，而卿大夫又何尝不是出自士人呢？如今取士，只考这些小道。却不以长远、重大的道理来要求他们，使求取俸禄的人奔逐于末流技艺，这是诱导上的错误。拿蜗蚓作饵，混杂着垂入沧海，却希望吞舟之鱼上钩，实在太难了。吃这种垂饵的都是小鱼，参加科举的也都只是追求小技。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士人最关系到风俗教化。近代人竞相求仕，风气完全相同，因而导致安禄山一声号令，四海震荡；史思明再次作乱，十年不能恢复。假如礼让之道宏大，仁义之风彰明，那么忠臣孝子家家都可受封，叛逆之心无从萌发，人心也不可能动摇。况且夏朝拥有天下四百年，禹的道统衰微，殷才兴起；殷拥有天下六百年，汤的法度被弃，周才兴起；周拥有天下八百年，文王、武王的政治废弛【贾至传作“作”】，秦才开始兼并天下。观察三代选士任贤，都考察实际行为，所以风俗淳厚统一，国运长久。秦朝坑杀儒生，传到二世便灭亡。汉朝兴起，杂用三代政治，弘扬四科举士；西汉开始振兴经学，东汉最终保持名节之行。即使后来有外戚窃取帝位、强臣擅权、弱主临朝、母后专政，而国家社稷仍未坠亡，终于延续四百年，难道不是因为学问和品行在乡里传播教化吗？此后文章之道衰弊，崇尚浮华奢侈，取士方法发生变化，只求苟且应付一时。从魏到隋，只有四百年左右，日月星辰分裂光彩，九州阻隔分域；有人盗窃名号、僭越帝位，不修德义，所以子孙很快覆亡，享有国祚都短促【贾至传作“不长久”】。国家革除魏、晋、梁、隋的弊病，承继夏、殷、周、汉的事业，四方已经安定，九州归于统一，覆盖养育万物，德行与天地相合，怎么可以舍弃皇王选士的道路，反而沿袭乱世取人的方法？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杨绾所奏，确实是正论。然而自从西晋覆败，中原动荡，礼乐沉沦，衣冠士族迁徙，南北分裂，很多人寄居他乡。本朝一旦平定天下，还沿袭原有版图，乡里编制尚未建立，士人居住乡土的，百人中还不到一两个；他们凭借官宦家族的关系，到处耕作营建，门第地望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而本人却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如今若只想依照古制实行乡举里选，仍恐怕不能完全取到人才。请同时扩大设置学校，以弘扬教育诱导。如今两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兵革一动，学生流离，儒臣、师氏的俸禄没有着落，贡士不称合实际品行，贵族子弟又何尝讲习过学问呢？唯独礼部每年选拔甲、乙等第的人，声称这是大力奖掖劝勉，难道不是错误吗【《文粹》作“吗”】？这只会助长浮薄风气，开启侥幸之路。国子博士等官，希望增加员额，提高俸禄品秩，选拔通晓儒学的硕学之士，轮流担任这些职务。十道的大郡，酌情设置大学馆，令博士到外地兼任郡官，招收安置学生，依照旧例办理。愿意守护桑梓的人，由乡里举荐；流寓在外的人，由学校推举【《文粹》作“推举他们”】。早晨实行，晚上就能见到它的好处，这样，青青的草木不再兴起讥刺，纷扰的人心也会因此归向根本。人伦的开端、王道教化的先导，不过就是这些。谨此议论。举选议　赵匡本【一作无“本”字】

译从前三代分封诸侯，与今天的事情不同；关于治道的损益，请从汉代说起。汉朝任用人才，除诏令举荐之外，府寺、郡国的属吏都允许自行署用。因此天下士人在家修养自身，而征召文书接连到来；由此士人致力于名节，风俗也得以修明。魏氏建立九品制度，由中正官主持，于是家族大的品第就高，寒门中的秀才反而受屈。国家的举选制度沿用隋氏制度，年月久远，法令更加讹误。人的才智因长期习惯而形成固定的倾向，进士是当时共同尊贵的科目；主考官褒贬取舍，实际上在于诗赋，专门追求巧妙华丽，把这当作贤能的标准，不仅无益于任用人才，实际上还妨碍正常学习【一作“端正学习”】；不仅扰乱淳厚平和的风气，又助长轻佻浅薄。若不是见识气度超然、特别成为孤独秀异之才，其余人所学都昧于根本，想用它来启发性灵、奖成后进，也实在困难。因此士林中很少有体察国家大事的议论，这是第一种弊病。又人的心智本来有所限度，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考官发问又不设限度，所以学习时只顾抄录摘要，等到参加考试，偶然猜中考试范围，学业却没有成就，这是当代少有人师法学问的原因，是第二种弊病。策问用来解释经义，大概只是捕捉鱼的竹器和捕兔的网罢了。明经科读诵经书，勤苦已经非常过分，既要口头回答经义，又要背诵策问文章，只是白白耗尽精力，学习不急需的学业；而对于当代礼法却没有不茫然无知的。等到面对百姓处理事务，只能听取并采用胥吏的说法罢了。这就是所谓所学不是所用，所用又不是所学。因此在任官时很少有称职的吏员，这是第三种弊病。参加举选的人，大概二十人中才录取一人，所以终身不能登科的人很多；事情如此困难，道路如此狭窄。各种杂色人员却广泛通行这条道路，一个人得到机会，便有十个人跟随；十个人得到机会，便有百人、千人跟随。考察他们的资历次序，又没有差别等降，因此授官的多是低下之人；修业之士反而抱怨生不逢时。对于不才之人为什么这样优厚，对有才能的人为什么这样刻薄？这是崇尚末流、压抑根本，开启昏昧、堵塞明智，所以士子舍弃学业而趋向末技，这是第四种弊病。录取的人既少，争夺名次便急切，于是交相奔走于公卿之间，求取援引；又诋毁同类，用来争先。因此学业虽凭借儒雅为名，品行却形成险诈刻薄，并非人的天性如此，而是形势使然，逐渐形成某种弊病【原文缺字】，损害国家风气，这是第五种弊病。大体上，举选人员在秋初上路，到春末才回来，休息尚未安定，粮食还没有备办，秋天又到了；事业不能得到学习修治，更使技艺浅薄，这是第六种弊病。羁旅往来，耗费实在很大，不仅妨碍荒废本业，也损毁原有产业。还没有参加几次考试，家产就已经荡然一空，这是第七种弊病。贫穷困乏的士人身处远方，想竭力赴京，却不知道所希望的结果有没有边际；按这种情况推算，最终会终身困顿，使这些人抱有受屈的遗憾，国家也有遗失人才的缺失，这是第八种弊病。官府运输江淮的储粮，计算起来五成中有四成才能到达京城；柴草薪炭的费用又是各地正常费用的四倍【一作“十倍”】。而举选之人每年聚集赴京，计算他们和牲畜，大概将有数万人；没有成功而回去的十人中有七八人，徒然使关中疲惫耗损，这是第九种弊病。任官选择人才，只应等待有才能的人；如今选官部门却一概按年资来衡量，符合年资条件的人，即使判定为低劣，也一律收取；尚未符合条件而参加科目考试的人，只要有一点小瑕疵，无不被弃置。因此无能之士按惯例取得俸禄，才俊之流却因此坐等白头。这显然不是古人求贤审官的道理，也已经很明白了，这是第十种弊病。选人不以本州考试为依据，全都令其聚集京师；人既多而杂，文书又烦琐，因此事情因而发生渝滥，弊端有很多。所以民间相传说：参加考试的并非本人，十人中有三四人；赴任的并非本人，十人中有二三人。这又是弊病中最严重的。如今如果还不能立即废除举选制度而遵从古制，那么暂且稍作变更，以平息弊端的根源；这样官府中会有更多好吏，风俗也可以改变。具体条例如下，谨此议论。“杂色之流”这一句以上，京本《通典》有“而”字；一作“皆”，见《通典》。省官议　杜佑 议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的官员增加一倍，也仍然能够治理。周朝设置六官，各有属官；虽然崇尚文饰、舍弃质朴，吏员众多、事务繁杂，但条理流别并不紊乱，职务也没有重复设置。秦氏建立制度，多依照当时的需要。汉初沿袭旧制，后来逐渐增加扩大。光武帝建武六年，废除四百多个县，官吏职位十留其一。魏太和年间，分别命令使臣裁减州县官吏；正始年间，又合并郡县等机构。晋太元六年，裁减七百多个官员【此处纪年及史实与注文存在矛盾，详见原注文】。隋开皇三年，废除五百多个郡。本朝贞观初年，裁减内官六百多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详细考察设置官员的根本，是为了治理众多百姓。所以古代按照人口设置吏员；周官中乡、遂、稍、县以及王畿地区，约定人口而确定员额，官吏没有虚设。自汉、魏、晋、隋直到圣唐，都因为战争、流离、征发和营造艰难劳苦，于是裁减吏职，保留在各地防守。晋代荀朂、桓温都曾有过这样的议论，要使百姓得到休息、挽救弊病，还有什么不应从这里做起呢？从前皋繇任士师，掌正五刑；如今刑部尚书、大理卿就是两个皋繇。垂任共工，兴利器用；如今工部尚书、将作监就是两个垂。契任司徒，施行五教；如今司徒、户部尚书就是两个契。伯夷任秩宗，掌管国家礼制；如今礼部尚书、礼仪使就是两个伯夷。伯益任虞，掌管山泽；如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就是两个伯益。伯冏任太仆，掌管车马；如今太仆卿、驾部郎中、尚辇奉御、闲厩使者就是四个伯冏。古代天子有六军，汉家前后左右将军共四人；如今十二卫【一作“八卫”】、神策等八军，共有将军六十人。历代不断增加，到了今天，旧有名号没有废除，新设职务日益增多，名目繁多、职务重叠，不能一一列举。

译所以后周依照古制，建立六官，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略说外官：别驾本来因汉代制度而设置，跟随刺史巡察，如同现在观察使的副使。参军，是后汉末年设置的，参与府中军务，如同现在的节度判官。官名和职务迁移变更，各不相同，徒然保存空虚的称号，都没有实际职掌。又有司田一职，景龙三年曾经设置，不久因为事务烦杂而停废，并入司户，实在是较为适中的处理。确实应当斟酌官职的繁简，详细考察增损得失；想要求得治理好国家，必然要先端正名分。神龙年间，官制败坏混乱，有司致力于广泛收取选人，人们竞相收买名额。当时没有空缺可以授职，于是奏请设置员外官两千多人，从此便成为常制。开元、天宝年间，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完整充实，大约编户九百多万；官吏虽然多，经费虽然繁杂，但人力有余，府库充盈，即使偶有枉费，也不足以成为忧患。如今战争尚未平息，百姓凋敝困顿；几年前天下户籍簿册送到尚书省，只有一百三十多万户。自圣上登极，分别命使臣按地征收，土户与客户合计三百多万，比天宝年间才三分之一；其中浮寄户占五分之二。既然承担租赋的人已经这样减少，食用租赋的人难道还能照旧吗？如果一个州没有三四千户，却设置五六十名官员，就成了十只羊九个牧人，使吏员疲惫、百姓烦扰【一作“人疲吏众”】。看到这个大弊病，实在应当考虑革除。议论的人多说：还有藩镇没有归顺，裁并官吏以后，恐怕被罢免的人仕进无路，另寻依托；而且保留爵禄，也兼有显示防备的作用。这是通常的说法，但恐怕不是挽救时弊的议论。有才干的人就命令荐举任用，无才干的人又何必担心他们逃亡？何况他们各有姻亲，顾念家产。后汉建武六年，减县省官时，公孙述、隗嚣尚未灭亡；魏太和、正始年间，吴、蜀鼎立；晋太元六年，吴国尚在；隋开皇三年，陈氏割据。那些时候都招罗俊杰，准备相互吞并，尚且不担心失去贤才、资助敌人，而以挽救弊病为谋。如今田悦之流，都是庸碌之人，施行繁刑暴赋，只顾军务；衣冠士人被当作奴隶俘虏，哪里能和公孙述、诸葛亮在巴蜀，孙权、陈霸先占有江南相比？当然没有范雎经营秦国、贾季使狄国强盛那样的忧虑，这一点完全可以断定。如今如果因为人情和习惯已经长久，不能更改制度，不能裁减内官，那么暂且权宜停罢外官中的别驾、司马【一作“司田”】和参军；州县额定官员，按照户数减少县尉。对被罢免的人，只要有德行、有才器，便交给州府长史搜求选拔、论荐，也就不会遗漏人才。如果有人弄虚作假、滥行荐举，就先治荐举者的罪，谁还敢欺骗冒充而触犯刑法呢？其中没有被荐举论列的人，只保留原有名号，任其参加通常调选，自然会修养进取，再等待甄别收用。暂时停止他们一段时间，又有什么对不起这些人的呢？至于柱国，后魏末年设置，都是当时德高功盛、事业崇隆的老臣，主要掌握重兵，宠贵居于第一等。周、隋以后，授予的人很多；到本朝改作勋级，只得到三十顷土地罢了。又有开府仪同三司和光禄大夫，本来也是官名，后来也多被改作人的阶级。应当随着时势制定制度，遇到弊病就变通，不必因循旧制而把改革看得困难。等到军队停止征战、百姓稍稍安宁【一作“康宁”】，如果想增加庶官，再恢复旧制。谨此议论。此篇应当以《通典》为正确文本。注文有一作“这是《英华》本的错误”。《尚书省官议》。议说：从前尧在大麓考察舜，使他总领天下事务，大概就是尚书令的职责。周代的司会，也是这种职务。秦代少府派遣四名官吏在殿中，掌管发出文书，所以称为尚书。“尚”就是主管的意思。汉代承袭秦制设置尚书。到汉武帝游宴后宫时，才开始任用宦者主管中书，以司马迁担任其职；中间又废除这项官职，把职务归入中书。到成帝建始四年，罢除中书官，又设置尚书五人，其中一人为仆射，四人分别掌管四曹，普遍掌管图书秘记、章奏之事，以及封奏、向内外宣示等事务罢了，职权仍然较轻。到了后汉，尚书的地位便十分优重，负责传达君王命令、陈奏万机；大概政令由此发布，选举由此决定，罪罚和赏赐由此端正。这就是文昌、天府，是各种事务汇集的地方，是内外裁决的标准，也是远近所依赖仰望之处。所以李固说：“陛下有尚书，就如同上天有北斗。北斗是上天的喉舌，尚书是陛下的喉舌。北斗斟酌元气，运行而调和四时；尚书传达君王命令，把政令施行于四海。”如今由左丞总领纲纪，没有不统属的事务。仆射和右丞分别掌管廪禄、假贷、钱谷。汉初尚书虽有曹的名称，却不以曹作为官署总称。到灵帝任用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才开始见到以曹命名的官署，于是总称为尚书台，也称中台。大事由八座联名上奏；意见不合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东汉、西汉的尚书都隶属于少府。魏代设置中书省，有中书监、中书令，于是掌握机要枢衡的职任，而尚书的权力逐渐减弱。晋以后所掌事务大致相同。八座和丞郎初次受拜时，都集中到都省，互相行礼；迁任时也互相行礼，这是承袭汉代制度。到晋、宋时期，只有八座互相行礼，丞郎不再互相行礼。宋代称为尚书寺，位于建礼门内，也称尚书省，又称内台。每当八座以下进入寺门，随从进入者各有等差，不得混杂士人。凡尚书官，犯大罪便免职，犯小罪遣出百日；如果缺少替代者，听任其回到原职。尚书令和两位仆射出行分道的制度，与御史中丞相同。尚书令、仆射各给威仪十八人。晋以后，八座和郎中大多不再奏事。梁天监元年诏书说：“自礼闱衰败以来，已经很久了；郎官署中只是充数，不办理职事，文案如同糠秕，官员仍然空闲，只徒然有趋步殿阶之名，完全没有执掌文书之实。”曹郎可以依照旧例奏事，从此才恢复奏事。

译又下诏说，尚书中有疑难事务，应当先在朝堂共同议论，然后再启奏办理。旧制尚书官不作为赠官，只有朱异去世时，特意追赠右仆射，是因为武帝宠爱他。魏、晋以来重视中书官，使其居于传达君命的职位，尚书的职权便逐渐疏远。到梁、陈时，全国机要全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于门下，而尚书只负责听命办事罢了。后魏天兴元年，在皇城设置八部大夫，四方四维各设一人，用来比拟八座，称为八国，各有属官，分别掌管尚书三十六曹以及各外署所设置的令、大夫。四年，又恢复尚书三十六曹。天赐元年，再次废除尚书三十六曹，另设置武、归、修、勤二职，分掌省中事务。到神瑞元年，才设置仆射、左右丞以及各曹尚书十多人，各自居于不同官署。北齐尚书省也有录、令、仆射，总理六尚书，称为都省，也称北省。后来济北王以太子监国建立制度，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掌众事，仍然开府设置佐官。后周没有尚书。隋和大唐都有这一制度，大体相同。凡尚书省的事务，没有不总管的。龙朔二年，把尚书省改称中台；咸亨初年恢复旧称。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台；垂拱元年又改为都台；通天初年恢复旧称；长安三年又改为中台；神龙初年恢复为尚书省。都堂位于中央，左右两司分掌事务。都堂东面有吏部、户部、礼部三行，每行四司，由左司统领；都堂西面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由右司统领。总共二十四司分曹共同治理，天下事务全都包括在内。谨议。《英华》有这一篇的篇目，却脱落正文，现依《通典》增补。仆射议 考察仆射，是秦代官职，名称很高，职掌却很细小。东汉以后，虽然委任逐渐重要，职掌府署事务，但并不是百官师长的职位。又考察丞相，也是秦代官职。秦代每当群臣上表，都说“丞相臣某为首”。汉代的宗臣中，萧何任丞相。按照汉代礼仪，丞相进到天子御座前，天子要起身；在车中遇到丞相，天子要下车；丞相有病，皇帝亲自乘法驾到府第问候；丞相甚至可以杀戮二千石官员。申屠嘉想斩杀内史晁错，就是这种情况。霍光接受顾命托付，处在伊尹、周公的位置，废黜昌邑王，上表太后时，丞相臣敞列名在首，大司马、大将军臣光列在其次，其尊崇达到如此程度。其间有时设置左右丞相，有时改为相国，也有时改为大司徒。大体说来，汉代丞相就是三公，对天下没有不统领的事务。后汉也以三公为宰相，所以司徒本来就是西汉丞相。此后有时称丞相，有时称相国，有时称大丞相，名称虽然互相变换，实质却是一样的。曹公、司马师、司马昭、赵王伦、王敦、王导、刘义宣、齐高帝、梁武帝、尔朱荣、陈武帝、侯景、齐献武帝、隋文帝，都曾担任此职。历代担任丞相的，多不是普通臣子的职位，也常常作为追赠官。然而自秦代以来，丞相实际上一直居于百官之长。如今尚书令统领众务，提举纲目，仆射辅佐他，确实是崇高重要的职位，但并不是统辖国家政务、治理天下的宰辅之任。若论侍中、中书令，假如只说尊崇地位，那么太师也未必如此；只有上公、太尉才可以作为百官师长而受命。龙朔年间、天宝初年，曾把侍中、中书令改为左右相，远相符合伊尹、仲虺任左右相，以及周公、召公辅佐成王、分居左右的意义，这实在是恰当的。有人说尚书令、仆射总领尚书之职，就是官员的师长。考察前代总领尚书事务的霍光、张安世、王凤、赵憙、牟融、邓彪、张禹、李固、王导、褚彦回、齐明帝等人，有的是三师【一作“三丞相”】，有的是三公，有的是兼任大将军、大司马；他们都执掌朝政，如同古代冢宰，总理百官，实际上就是宰辅。当时另外自有尚书令、仆射。如今仆射虽然曾改为丞相，名称相同而职务不同，品秩又没有达到最尊贵的程度；上面还有三师、三公、尚书令，哪里能和前代接受任命的丞相相比？沿袭旧名称而没有实际内容的例子，就如今天刺史都称为使持节。考察前代，使持节可以杀戮二千石官员；王公以下的封国，都面向南方称臣于天子，分封土地、建立社坛。开府仪同三司，其礼数和班秩都如同三公，可以开府并辟用属吏。如今这些制度哪里还有实际存在呢？这种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怎么能因为仆射改用了丞相的名称，却完全没有丞相的实际权力，就成为百官的师长呢？又规定仆射与丞郎断绝行礼；如果【一作“不”】隔一品官阶才致敬，那么各司长官与隔品的属官，难道也可以断绝行礼吗？这显然不对。谨此议论。一作“皆”，见《通典》。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韩愈【贞元十一年】议论说：斋郎所任，是奉事宗庙社稷的细小事务，大概是士人中地位卑下的一类。他们拿着祭祀用的豆、笾，迅速奔走办事；后来如果成为本官的长官，并不是因为德行而升进，也不是因为言论而显扬，大概只是取其体力足以办理这些事务罢了。奉事宗庙社稷的细小事务，拿着豆、笾迅速奔走，也不可以不恭敬。于是选取大夫的子弟中尚未受爵命的人，用来补足员额、填补空缺，并教他们办理这些事务；他们的劳绩虽然微小，但对他们的任用不能不加以报答，必须记下他们任职的年数。年数已经积久，于是授给他们官职，让他们掌管事务，这种升迁也真是微薄啊。学生有的因为通晓经书而被举荐，有的因为擅长文章而闻名；差一些的也能学习法律、通晓文字，都足以有助于教化，能够供上级差遣。若不是天资特别优异，经过长久岁月，凭道德和学业在乡里闻名，在朋友中得到称道，被州府荐举，进而升入司业之职，就不能列名于学生之中。然而，奉事宗庙的细小事务，是任用体力的小事；有助于教化、能够供上级差遣，则是德行才艺的大事。二者不可调换，已经很明白了。如今议论者说学生无事可做，又说斋郎是侥幸升进，却不推究其中的道理，因而说可以让学生代替斋郎办理事务并废除斋郎，这大概也是没有弄清道理。

译如今斋郎所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学生所从事的是德行和才艺。按照德行才艺选拔他们，却让他们服役于体力劳动，这是让君子去做小人所做的事，而且也不是国家尊崇儒学、勉励学习、诱导人向善的办法。这是第一条不可行的理由。或者还有更大的不可行之处：宗庙社稷的事务虽然细小，却不可以不专心办理，这是恭敬到了极点，也是古代的道理。如今如果让学生兼任此事，到了规定的年、时、日、月，才把宗彝、罍、洗交给他们，他们周旋行礼必定不合礼度，进退必定不得当，心意必定不专一，仪容神色必定不庄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熟习这项事务而且心志不专罢了。这难道不是接近于不敬吗？又有更大的不可行之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却还要让学生长期掌管这些事务，使他们荒废本来的学业，那么学生的数目就会更加减少，而学生之道也会更加受到贬低；斋郎的实际职务仍然存在，只是斋郎这个名称或许没有了。大凡改变制度、变更政令，必须比旧制有利；否则就不应当实行。何况还不如旧制呢？从旧例考察，它不合古训；从现实考察，它没有益处；追究它的名义而求其实际，又失于适宜。所以说：应当议定废除斋郎，而让学生参与荐献祭享，这大概也是没有弄清道理。谨此议论。《议举荐县宰》　元稹 吏部依据按任职年限考核资历的标准，选取治理县邑、安抚百姓而办事公正、才干强而声名显著的官员；却拘泥于考核年限浅的人，让疾病缠身、残废衰老、昏聩糊涂的人也能列入选中，把是非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将要逐渐革除这种弊病，所以特意设置举荐的科目。诏令已经颁行，起请的文书不久又下到有关官署，要求再次议论整顿改革。怎样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吏部答复说：增加新户、开垦荒田，已经属于考核的旧有条目；讼案断绝、囚徒获释、冤屈得到申雪，也只是仕途中的常事；举荐同僚属吏不守法，恐怕会助长告发攻讦的风气；至于对公家有何益处，又没有指明具体项目。按选授的官员，通常没有特殊政绩，尚且能够任满四考；那些掌守常规、由人举荐的官员，向来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怎么可以任职两年就一并罢免？现在请只实行让举主连坐的条文，不必再按照吏部所分析的条件办理。又说现任官员以及处士、散试官等，一概请停止召集。可是从平民出身而任散试官的，确实有才能；现任其他官员又何妨治理政务？如果只以资历限制他们，就与普通选任有什么区别？现在请除现任县令以外，其余都命令参加集选。又说检验考卷样式、剥落放行的程式以及试验书判，都请按照普通选人的惯例处分。这样一来，办理案牍的吏员就能肆意作奸欺骗；书判即使写得工整，又与治理政事有什么关系？有关官署都选人赴集，哪里还是特意举荐并授予官职？现在请凡被举荐的人，只要酌量呈纳文状，便令其注拟授官，也不受剥落放行和考试书判的限制。又说请一概注授到破碎残弊的县，以责成他们取得实际成效。既然举荐的是贤能之人，本来应当给予优厚奖励，却都安置到残破之处，恐怕与贬降的条款相同。以上几项都恐怕不能施行。谨请只依照起请文书的条文办理；仍请先把今年县令的空缺全部留给举荐的人，空缺有余之后，再允许注拟普通选人等。希望这样能够妥当。谨此议论。吏部议　蒋防 议论说：吏部是选择人才、任用人才的地方，职责在于辨别九流中清正与混浊的不同，选择四科人才的正邪，推举忠良而进用英杰，举荐廉正刚直者而罢黜不称职者。上天生育万民，树立君主来治理他们；君主不能独自任事，所以把政务交给群臣；群臣不能凭自己通达政务，所以由选部加以统属。选部，是风俗教化的本源，是砥砺人伦的所在。

译《尚书》说：“能知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官员、安定百姓就是仁惠。” 所谓明智和仁惠，不正是选部的志向吗？所谓群臣，是君主的耳目。君主借助众多耳朵听取天下的悲哀和欢乐，那么即使遥远之处也没有听不到的；君主借助众多眼睛观察天下的得失，那么即使遥远之处也没有看不见的。假如耳朵不能成为君主的聪明，眼睛不能成为君主的明察，这不是群臣的过错，难道也不是选部的过错吗？原因是什么？是背离车轮和车辕各自的作用，把贤能和愚劣混杂在一起，才到了这种地步。圣人求取贤良而授予他们政事，并不只是看重贤良的德行义理，大概更是重视百姓的性命。如今的有关官署很少通晓这个道理，每年调选天下士人，只考察他们的书判，核验他们的资历，替他们排列等级，授予俸禄官秩，先询问私人门第和便利条件，接着议论俸钱的厚薄。众多士人挤满朝廷，自我推销，好像一群商人在市场上交易，这难道是综合考察人物、品评英俊才士的地方吗？因此天下百姓尚未达到和乐境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用一面镜子的光明来照见天下人的形貌，本来就难以看尽美丑；用一杆秤的平衡来称量天下的轻重，本来就难以确定细微差别。如今每年选人，请委托州府长史先考察他们的事迹品行，其次考核他们在任上的得失和过失；曾经治理政务的人，以勤勉、廉洁、谨慎列为一科；居处乡里的士人，以孝顺、友爱、贞正、贤良列为一科。确定这两科之后，再申报送交主司；主司根据他们的言辞考察才干，才干和品行确实良好，就用政理方面的问题考试；成绩值得观览，就依此授予俸禄官职。郡府长史还应当核定他们特别优异的考绩；如果才干和品行相反，或者朋党相互资助，就随即罢黜他们；郡府长史也要把这种情况记作下等考绩。这样选择人才，天下共同以公正之心选任官吏，吏部郎也不敢对天下人徇私。使人人顾念品行，品行又取决于才干，才干又关系到俸禄；俸禄不会虚授，人不会苟且取得官位，廉耻的教化就会推行，贪婪争逐的风气就会止息。我恭敬地听说，即使十只眼睛所看到、十只手所指向的事情，仍然可以辨明是非、验证贤愚，何况使用天下人的眼睛呢？何况使用天下人的手呢？遵循这条道路，而官署长官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风俗不能达到和平，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谨此议论。兵部议 议论说：弓箭的锋利用来威服天下，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仲尼说过：“不教百姓作战，这叫作抛弃他们。”大概应当以仁义为根本，以谋略为其次，以果断勇敢为末端。因此，田齐的技击之士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正面抗拒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桓文的节制之师不能敌过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所谓善于用兵的不用列阵，善于列阵的不用交战，大概都是有原因的。如今有关官署不曾端正根本，只是一味袭取末节，选取天下士人，以悬挂靶子、布置标志作为标准，考察箭射中与否、骑马速度快慢，凭外貌给人排列等级、升降官秩，哪里有时间全面考察武德七项和射艺五种善法呢？等到国家有边境忧患，就给他们披上甲胄，授给弓箭，驱赶他们去服役。面对数倍于己的军队，却不能攻下著名城池、战胜强敌，为什么呢？在于掌管武事的人不懂兵法，选择士人的根本不正确。孙武、吴起是兵家之首，不能废弃不用。如今孙武、吴起的兵法被卷起而不展开，只把兵器作为选拔士人的工具，这和没有头却戴帽子、有肘有脚却穿鞋有什么不同？现在请天下应兵部科举选拔的人，各自学习一门兵书，然后再用弓箭考试，恢复武官的选任。所谓智谋和勇力兼备，才干和谋略一同运用，使仁义之师在汤、武的时代重新推行，难道只是用来遏制盗寇暴虐、震慑安抚戎狄吗？谨此议论。《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六，《宋》李昉等编。冠冕。《冕服议》二首，《衣冠乘马议》一首，《太子服绛纱袍议》一首。经籍 《孝经》《老子注》《易传议》二首。冠冕 《冕服议》〔显庆元年九月十九日〕　长孙无忌 议论说：依据《衣服令》，皇帝祭祀天地时穿大裘、戴冕，而且不垂旒。臣长孙无忌、志宁、敬宗等考察前述法令，知道它是在武德初年撰定的；虽然凭据《周礼》，但道理上极不妥当。谨按《郊特牲》说：“周代开始举行郊祭时，太阳运行到最南，穿着衮服以象征天，戴着有十二条藻旒的冕，这是用来象征天数的。”这两处礼文都说周代郊祭和衮服，但与大裘的说法却有不同。按《月令》，孟冬天子开始穿裘衣，明显是用来御寒的，按道理不应在暑热时穿着。若在启蛰时祈求五谷，在冬至时报祭上天，举行礼仪时穿裘衣，道理上还可以通达。至于季夏迎接时气、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炎热正盛，怎么可以穿裘衣？谨考察历代，只有穿衮服、佩戴章纹的制度与《郊特牲》的义理相互吻合。按《周迁舆服志》说，汉明帝永平二年下诏，采纳《周官》《礼记》，开始制定祭祀天地时天子完备十二章的服制。沈约《宋书·志》说，魏、晋郊祭上天也都穿衮服。王智深《宋纪》又说，明帝下诏：“朕戴大冕，佩纯玉藻，穿玄衣黄裳，郊祭天地。”后魏、北周、北齐直到隋代，考察它们的礼令，祭祀服装都是如此。这就是历代共同遵行的典制，不受炎凉影响，也与礼经的事情没有差异。现在请以往代旧制为法，郊祭天地都穿衮冕；大裘请停止使用，并改定礼令。又据新礼，皇帝祭祀社稷穿絺冕，垂四旒，衣上有三章；祭祀日月穿玄冕，垂三旒，衣上没有章纹。谨按法令文字，这是四品、五品官员的服装；这样一来，三公亚献时都穿衮衣，孤卿助祭时穿毳冕和鷩冕。这就使皇帝的章数与大夫相同，君主章纹少而臣下章纹多，实在不可依据。《周礼》说：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如此；享祭先王穿衮冕，享祭先公穿鷩冕，祭祀四望山川穿毳冕，祭祀社稷和五祀穿絺冕，各种小祭祀穿玄冕。又说：公、侯、伯、子、男以及孤、卿、大夫的服装，从衮冕以下都和王的服装相同。因此，《三礼义宗》便有两种解释：一种说公卿大夫助祭那天所穿的服装，比王降一等；另一种说完全与王相同。寻求折中，两种说法都还不完全通达。但名位既然不同，礼制也应有等级差别。天子以十二为节，意义在于取法上天，哪里有四旒、三章反而成为皇帝的服装的道理？如果群臣助祭时冕服与王相同，就是贵贱没有分别、君臣没有区别；如果比王降一等，那么王穿玄冕时，群臣都穿爵弁，既使天子屈居下位，又使公卿受到贬抑。《周礼》这段文字很久没有实行，也就像祭祀时设置尸、侑君亲自拜礼，臣子覆巢，以及设置硩蔟之官、废去鼃而设置蝈氏之职一样。虽然说是古礼，但事情已经不能实行。因此从汉、魏以来，下至隋代，历代相承的旧制都穿衮冕。如今新礼规定皇帝亲自祭祀日月，竟穿五品官的服装临事施行，实在不妥。请遵循历代旧制，各种祭祀一律使用衮冕。谨此议论。《公卿以下冕服议》　杨炯〔仪凤二年〕 议论说：古时候从大夫以上都乘车，以马作为车旁的服马。魏、晋以后直到隋代，朝廷官员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对此都有记载，不能一两句话说尽。至于李广北征时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伐时倚着马鞍回顾，这说明鞍马的设置用于军旅，是军服所乘，贵在便利熟习。按江左旧制，官做到尚书郎便骑轻便马，就会被御史弹劾；颜延之罢官以后喜欢骑马出入乡里，当时人称他放纵诞妄。这说明专车时凭轼而坐，可以穿朝服；单骑时驾驭马鞍，应当从军服中寻求依据。这是近古以来十分明确的例证。自皇家承受天命以来，制度沿革随时而变。至于巡谒陵庙、王公册命，便穿盛装、戴冠履，乘坐辂车。士人和百姓有穿戴衣冠亲自迎亲的，也有时用衣箱充作车厢来驾车；至于其他事情，就不再乘车，贵贱所行通用鞍马而已。臣近来看到，銮舆出行、法驾启程时，左右侍臣都穿朝服骑马。戴着冠、穿着鞋出行，本来只能配合车乘而行。龙，能够变化而没有固定的形态，象征圣王顺应时机施行教化；华虫，就是雉，身上披着五彩斑斓的羽毛，象征圣王兼具文德与文明；宗彝，就是虎蜼，以刚强威猛制服万物，象征圣王以神威武力平定祸乱；藻，随着水流上下浮动，象征圣王随时代变化而应变；火，用来陶冶、烹煮，象征圣王的至高德行日日更新；粉米，人们依靠它生存，象征圣王是万物赖以生存的依靠；黼，能够断割，象征圣王处理事务能够果断决断；黻，像两个“己”字相背，象征君臣之间有可有否、彼此补济。到了周氏，才又以日、月、星、辰作为旌旗的装饰，并把龙绣在山形纹上，把火绣在宗彝上，以表示尊崇神明，于是制定衮冕来祭祀先王。九章，是取法阳数。以龙作为第一章，是因为“衮”有卷曲之意。龙德神异，能够随时机潜藏或显现，表现圣王深沉远大的智慧，以及如神一般收放变化的教化。又制定鷩冕来祭祀先公。鷩就是雉，有正直不屈的志节，表示三公有贤能，能够守持正直不屈的操守。又制定毳冕来祭祀四望。

译四望，是山岳和河流之神。虎蜼，是山林中所生的动物，用它来明确所取的象征。又制定絺冕来祭祀社稷。社稷，是土地神和谷神；粉米正是由土地和谷物而成，用它象征社稷的功绩。又制定玄冕来祭祀各种小祀。百神形状各不相同，很难一一仿拟，所以只取黼、黻相背的形象，彰明神名各异。周公凭借多方面的才干，所以治理安定后制定礼制，功业成就后创作音乐。孔宣公将要成为圣人，所以遵行夏代的时令，穿着周代的冕服。先王的法定服饰，便由此确立了。天下服饰制度所能做到的，也在这里完备了。如今上表请制定大明冕十二章，供皇帝乘舆时穿戴，我谨按：日、月、星、辰已经施用于旌旗了；龙、武、山、火，也没有超出古制。至于说云、麟、凤具有“四灵”的名号，玄龟有背负图书的祥应，云有以云命名官职的称号，水有显示盛德的祥瑞，这些大概只是另外表示吉祥征兆，终究没有超出原有纹样所能比拟的范围。既然如此，帝王接受天命时，天地便以祥符相应：向上观察，便如璧玉相合、珍珠相联；向下察看，便有银、黄、玉、紫等祥瑞。即使把南宫的粉墙全部用尽，也不足以描绘这些祥瑞的形状；即使耗尽东观的铅粉和黄墨，也无法记载它们的名目和实际意义。它们本来就不可能全部施用于法定礼服之上。云，是跟随龙而生的气；水，是藻自然生长的环境，也没有必要另外把它们列为纹章名目。这实在是极其不合典制的做法。又有鸾冕八章，是三公所穿的。鸾，是太平时代的祥瑞，并不是三公的德行象征。鹰和鹯，是猛禽，只适合用来区别掌管祥刑（刑曹）的职务；熊和罴，是猛兽，只适合用来表彰武臣的功劳。又把藻称作水草，却没有说明它所取的象征。有人引用张衡《赋》说：“在藻井上带着倒悬的茄，覆盖着红色花朵的交错纹饰。”于是请求改作莲花，取其文彩。茄就是莲，藻则是装饰；这是说用莲来装饰水，并不是说藻就是莲。若以莲代替藻，改变古制而追随今俗，既是不知道草木的名称，也没有通晓文章制度的法则。这又是极其不合典制的做法。又有毳冕六章，是三品官所穿的。考察古制，这是天子祭祀四望时所穿的服名；如今三品官却可以得到与天子相同的毳冕，而三公反而不能使用与天子相同的衮冕名称，难道只是衣裳制度颠倒，还是本身就相互矛盾呢？这又是极其不合典制的做法。又有黼冕四章，是五品官所穿的。考察古制，没有这种名称；核验今制，它又不是章纹之首。这又是极其不合典制的做法。国家有断鼇链石的功劳，当今皇帝有经纬天地的德行。汉代称文帝、景帝为文景，周代称成王、康王为成康，八代的音乐已经讲求，三王的礼制已经搜求，文物制度已经施行，尊卑等级也已经明白，天下已经和平，万国已经安宁。实在应当顺着考察古道，遵循旧有典章；不经询问而谋划的意见不要采用，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信。至于礼制如果只须顺从世俗，那么把命令称作“制”、把政令称作“诏”，这是秦始皇的旧例，也还可以适用于今天；至于义理如果可以因时制宜，那么出宫称“警”，入宫称“跸”，这是汉代的旧仪，也还可以施行于当世。又何必改变周公制定的车服制度，改动孔宣尼制定的法度呢？谨议《衣冠乘马议》（《文粹》作《朝服乘车议》）。刘子玄（景龙二年）。议论说：臣等谨按，古代从大夫以上都乘车，以马作为车旁的副马。魏晋以后直到隋代，朝廷官员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对此都有记载，不能一两句话说尽。至于李广北征时解下马鞍休息，马援南伐时扶着马鞍回头顾盼，这说明鞍马的设置用于军旅，是戎服所乘，贵在便利熟习。考察江左，官做到尚书郎却轻率骑马，就会被御史弹劾；又如颜延之罢官以后，喜欢骑马出入乡里，当时人称说他放纵诞妄。这说明乘车凭轼，可以穿朝服；单人骑马驾驭鞍具，则应当穿便于行动的服装。这是近古以来非常明白的证据。自从皇家承受天命以来，制度沿革随时变化。至于巡视陵庙、巡谒王公、册命等事，就穿戴盛服、冠履，乘坐辂车。士人和庶民有穿戴衣冠亲自迎亲的，也有时用服箱充作车具；至于其他事情，便不再乘车，贵贱出行都通用鞍马而已。臣私下见到，近来銮舆出行，法驾启程，左右侍臣都穿朝服骑马。戴着冠、穿着礼鞋出行，本来只适合配合车乘而行。如今车乘已经停用，却不更换冠履，这可以说是只知道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另一点。为什么呢？宽大的衣袖和衣带、皮鞋、高冠，本来就不是骑马时所适宜穿戴的，而是车中所穿的服饰。若一定要骑马，就应当穿袜登镫，光脚乘鞍。这样做不仅不合古道，也会自行招致危险。如今世俗若要寻求折中，在进退之间也没有可取的准则。何况长裙宽袖，像鸟翼一样舒展，玉佩作响、组绶回旋，铿锵华美地驰骋在风尘之中，出入旌旗仪仗之间。倘若马匹受惊奔逸，人从马上跌落，就会使随从车乘右侧遗落鞋履而无人收拾，使清道旁绊住马骖的事故接连不断，当然会受到路人的嘲笑，也有损威仪。如今议论此事的人都说，秘阁中有梁武帝南郊图，图中多有穿戴衣冠骑马的人；这只是近代的旧事，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图文。臣考察此图，是后人所作，并非当时编撰。况且看看民间现存的古今图画，类似情况很多。如张僧繇画群公为二疏祖道，图中却有士兵穿着芒鞋；阎立本画昭君进入匈奴，图中妇人却戴着帷帽。芒鞋是水乡的物品，京城并没有；帷帽创制于隋代，也不是汉宫的服饰。议论的人难道可以拿这两幅画来作为旧日事实的证据吗？由此说来，梁氏南郊图（《唐志》作“武氏南郊图”）的道理也是一样。关于此事，又有传说认为，政事应当因循习俗，礼制贵在顺合人情；殷代的车、周代的冕，制度规模本来就不相同；秦代的冠、汉代的佩饰，取舍也没有固定不变。何况我国国家的道术超过百王，功业高于万古，事情如果有不便之处，按道理就应当采用变通。至于骑马时穿戴衣冠，臣私下认为应当予以省除废止。臣怀有这个不同意见，已经很久了，只是每天事务繁忙，无暇抑制或申扬。如今适逢殿下亲自入学受业，将要前往国学，凡是穿戴衣冠骑马，都担心此行会有不便，所以冒昧进献狂妄之言，以申明浅陋的见解，谨此议奏。《太子服绛纱袍议》（并序）。萧嵩。

译开元二十六年，肃宗升为皇太子。太常寺所撰写的册立仪注中有穿绛纱袍的文字，太子认为这与皇帝所穿的服饰相同，于是上表辞谢，表示不敢当，请求有关部门另行更换。玄宗命令百官详细议论，萧嵩与裴耀卿等人上奏议论此事。议论说：臣等谨按《衣服令》记载，皇太子穿具服时，戴远游冠，冠有三梁，加金附蝉九首，装饰珠翠，戴黑色介帻，垂发缨和緌，插犀簪一枚，用导；穿绛纱袍，内穿白纱中单，衣有皂色领、褾、襈，穿白裙襦，佩方心曲领、绛纱蔽膝、革带、剑、佩、绶等。谒庙还宫、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释奠时，都穿这种服饰。绛纱袍只是冠服中的一件，与裙襦、剑、佩等没有区别。至于贵贱的差别、尊卑的区别，冠是首要的饰物，名称和制度各有不同；以及珠旒和衣裳的色彩纹章，数量多少也有差别。除此之外，不可能事事都各不相同，也有上下共同穿用的服饰，名称制度相同；礼节隆重时穿具服，礼节较轻时便从简。如今因为对最为恭敬的心情有所不敢承当，衣服又不能减省，所以应当改换称谓。名望所撰写的仪注，不把绛纱袍作为称呼，只称作“具服”，这样尊卑仍有差别，谦逊而有光，德行也能成就。谨此议奏。（诏令改为“朱明服”。） 经籍。《孝经》《老子》《注易传议》——刘子玄。议论说：谨按如今世俗流传的《孝经》，题名为“郑注”。从近古以来，人们都说郑注就是郑康成的注；但魏晋时期没有这种说法。到晋穆帝永和十一年，以及孝武帝太元元年，两次召集群臣共同讨论经义。有荀茂祖（“茂祖”二字一作“防”）撰集《孝经》的各种学说，才开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议论。陆澄认为这不是郑玄所注，请求不要收藏在秘书省；王俭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于是这部书得以在当时流传。魏、齐两代则把它立于学官，写入律令。大概由于浅薄鄙俗而没有见识，所以造成了这样的错误。然而《孝经》不是郑玄所注，证据有十二条。第一，郑君自序说：“遭逢党锢之祸，逃避灾难而注《礼》。党锢之事解除后，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被袁谭（“谭”一作“潭”）所逼，来到元城，于是注《周易》。”其中完全没有注《孝经》的文字，这是第一条证据。郑君死后，他的弟子追述老师的注说，记录老师与当时人应答的话，称为《郑志》。其中说郑氏所注的，只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完全没有说郑氏注《孝经》，这是第二条证据。又如《郑志目录》记载，郑玄所注的五经以外，还有《中候书传》《七政论》《乾象历》《六艺论》《毛诗谱》《答临硕难》《礼驳许慎异义》《发墨守》《针膏肓》以及《答甄子然》等书，哪怕是寸纸片言，也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如果有《孝经》的注，就不可能隐瞒而不说，这是第三条证据。郑玄的弟子分别向门徒传授，各自叙述老师的话，彼此问答，把这些话编录下来，称为《郑记》。其中只记载《诗》《书》《礼》《易》《论语》，所说并没有涉及《孝经》，这是第四条证据。赵商撰写《郑先生碑铭》，详细称述郑玄所注、所笺、所驳、所论的各书，也没有说他注《孝经》。晋代《中经簿》所记《周易》《尚书》《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共九部书，都说“郑氏注，名玄”；至于《孝经》，却只称“郑氏改”，没有“名玄”二字，这是第五条证据。《春秋》类纬书《演孔图》说：“康成注《礼》《诗》《易》《尚书》《论语》。”至于《春秋》和《孝经》，则另有评论。宋均在《诗纬》（一作《诗谱》）序中说：“我的先师是北海郑司农。”那么宋均就是郑玄传授学业的弟子，老师所注述的内容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说《春秋》《孝经》只有评论，并非郑玄所注，这一点特别清楚，是第六条证据。又宋均《孝经纬注》引用《郑六艺论》叙述《孝经》说：“玄又为它作注。”郑司农的论说既然如此，宋均却没有听闻；有其意义而没有其文辞，令我十分困惑。郑玄明明有这样的话，却说没有听闻，这是第七条证据。宋均《春秋纬注》说：“对于《春秋》《孝经》只是略作说明，因此不是注。”所谓“玄又为之注”，只是泛泛的说法，并非事实。他在《春秋》的序中也说“玄又为之注”，难道还可以据此责问郑玄确实注过《春秋》吗？这是第八条证据。后汉史书中流传于世的，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人的著作；他们撰写郑玄传，记载郑玄所注的书，都没有《孝经》，这是第九条证据。王肃《孝经传》的开头有司马宣王的奏书，说：“奉诏命令诸儒注释撰述《孝经》，以王肃的说法为最优。”如果此前已有郑注，也应当提及，但奏书完全没有说郑玄。这是第十条证据。王肃注经时，喜欢揭示郑玄的缺点，凡有细小的错误，都加以订正考证。如果《孝经》的这篇注也是郑氏所作，被王肃攻击的地方应当最多，而王肃却一句也没有说，这是第十一条证据。魏晋时期贤人议论、辨析当时各种注本时，没有不摘引其文的，却从来没有一句引用《孝经》的郑注，这是第十二条证据。所有这些证据，都很容易考察核验；可是当代的学者没有察觉其中的错误，沿袭那些谬说，争相推崇。各种解释都没有立于学官，只有这部注在世间流行。看它的语言鄙陋，义理疏浅，本来就不可以拿给后人看，更不应流传不朽。至于古文《孝经》的孔传，本来出自孔氏墙壁中发现的文字，内容详尽正确，不必再加以考证。可是它隔了很长年代散失灭亡，不再流传。直到隋代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学士”一作“学生”）王孝逸在京城市民陈氏处买到一本，送给著作郎王邵；王邵拿给河间刘炫看，又命他校订（“校”一作“置”，又作“按”）。但这部书再没有其他版本，难以凭据。刘炫便任意按照自己的见闻删改，并撰写《古文孝经稽疑》一篇。王邵认为，这部书的经文都正确，传文义理非常好，而历代从未把它置于学官，实在令人惋惜。

译这样看来，孔氏与郑氏两家的学说如云泥般相隔悬殊。如今皇帝下诏发问，要校量二者的长短，臣愚意认为实行孔传、废除郑注，在义理上是恰当的。又如今世俗流行的《老子》，是河上公注本。它的序说：“河上公是汉文帝时的人，在河曲结草庵居住，便以此为号；他把所注的《老子》传授给文帝，随后冲入高空升天。”这实在是荒诞鄙俗的妄言，是流俗传说中的虚语。考察《汉书·艺文志》，注《老子》的有三家，却没有听说河上公的解释，难道不是注书的人想使自己的事情神奇，于是假造了这种说法吗？它的语言鄙陋，义理乖谬，即使只是想勉强辨别朱紫、粗略区分菽麦的人，也会嘲笑它的错误，何况有见识的人呢？哪里比得上王弼才智英拔、见识卓异，探究幽深、寻求隐微，考察他所作的注释？王弼的义理较为优长，应该贬黜河上公，提升王辅嗣。对于治学的人来说，这确实是适宜的。又考察《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二家，却没有子夏作传的记载。直到梁代阮氏《七录》，才有《子夏易》六卷。有人说是韩婴所作，有人说是丁宽所作。然而根据《汉书·艺文志》，韩氏《易》有十二篇，丁氏《易》有八篇。考察它们是否相合，实际情况却明显彼此乖离。东鲁的子夏伏心勤学于文学，与子游并列；西河的子夏告老归乡，名声品行又与孔夫子相连。可是岁月超过千年，时代经历百代，他的著述却沉没隐晦而不流行。难道不是后人假托先贤吗？这也像石崇错误地说阮籍，郑璞滥称周宝一样。如果一定要施行使用，臣深深对此表示怀疑。臣私下认为，郑氏《孝经》和河上公《老子》这两部书错误混乱，不足以流传；孔氏、王氏两家，则确实可以作为师法传授的本子。臣常常怀抱这个想法，却一直未能如愿。臣恭见此前（“前”一作“去月十日”）诏令有关部门详细审定四部书的得失，已经把情况写成奏状上报。臣随即起草议文，请求施行王氏、孔氏二书，文牒已经送交礼部。如果认为可以，就请立即颁行。谨此议奏。一作皆见《唐会要》。同前。司马贞。议论说：今文《孝经》是汉代河间王所得的颜芝本，后来刘向用这个本子参校古文《孝经》，删省繁杂迷惑之处，确定为现在的十八章。它的注释相承说是郑玄所注，但《郑志》及其目录等书都没有记载，因此过去的贤者共同对此表示怀疑。只有荀防、范晔认为是郑注，所以荀防编纂《孝经集解》时完整载录此注，并在序中以郑注为主；这是前代通达博学之人广泛选择后，认为此注较优。况且这篇注即使不是郑氏所作，义理也还算通畅，作为有所归属的解释是可以的；其中几处小有不稳实之处，也并不算有大损失。古文《孝经》经文有二十二章，原本出自孔壁；先前孔安国为它作传，因为遭遇巫蛊之祸，始终没有在世间流行。荀防编集注本时，孔传还存在；到中朝时，这个本子便失传了。近代儒者想要推崇古学，妄自制作这篇传，假称出自孔氏，随意穿凿改动，又增作《闺门》一章。刘炫诡诈地随声附和，妄称它很好。况且“闺门”的义理，是近俗的说法，并不是孔宣尼的正当学说。考察它的文字说：“闺门之内，礼制都具备了吗？”又把严父、兄长、妻子、臣妾（一本作“严亲、兄、妻子、臣”）比作百姓和劳役之人。这是把妻子比作劳役之人，文句凡俗鄙陋，不合经典。又把《庶人》章分离出来，所以从天子以下另立一章，并且加上“子曰”二字。然而“故”是承接上文的词，既然把它作为章首，就不应说“故”。这是因为古文《孝经》已经亡失，后人妄自增开这几章，以凑足二十二章的数目。不但经文不真实，传文的传习也浅薄虚伪。至于其中注释“利用上天的时令，凭借大地的便利”，略说：“脱去衣服投入劳作，使肌肤暴露在外，早晚从事劳动，披头露足；从小就习惯这样，心里便安适了。”这句话虽然旁见于诸子书中，但把它引作注释，语言多么鄙俗浅陋啊！与郑氏所说的“区别五种土壤，察看它们的高低：高田适宜种黍稷，下田适宜种稻麦，优劣相差悬殊，哪里有什么等级可言”相比，差别实在太大。如今议论的人想要采用近代儒者的诡辩之说，残损经文、缺失传文，却废弃郑注，按道理实在不可。希望请按照定式，使《孝经》郑注与孔传仍旧一并施行。又说到注释《老子道德经》的人，实际上是在解释玄妙之言；众多注家往往很少能穷尽它的旨意。河上公大概是凭空树立名号，汉代史书中实际上没有这个人。然而他的注以保养精神为根本，以无为为主体，文辞浅近，义理宏大；小而言之足以修养自身、使内心清洁真诚，大而言之足以安定人民、使国家安宁。况且河上公虽然说是给《老子》作注，实际上是借文章确立教义，所阐明的都是根本旨趣，近来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懂得言论之道了。王辅嗣很擅长玄谈，颇能探究道的要旨，穷究神妙之用在于橐籥，守持虚静于玄牝。他的理论通畅，所防范的细微之处，在玄学方面颇有长处。至于教导今人、修养自身、弘扬大道，则河上公更为擅长。如今请将王、河二人的注本都加以推行，使学者兼而学习。又考察刘向《七略》，其中有《子夏易传》，但此书流传中断已经很久，现存的多半已经失去真本面貌。荀勖《中经簿》说《子夏传》有四卷，也有人说是丁宽所作，可见前代通达之士已经怀疑它并非子夏所作。又《隋书·经籍志》说《子夏传》残缺，当时有六卷，现在只有二卷，由此知道此书错误很多。王俭《七志》引用刘向《七略》说，《易传》是子夏、韩氏婴所作；如今书名不称韩氏，却记载薛虞的说法。现在秘阁中有《子夏传·薛虞记》，内容粗略，旨趣浅近，对后来的学者没有益处，不可以拿来校正、附会正经。谨此议论。《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七。宋代李昉等编纂。丧服。朝臣受到审讯弹劾时，期服以上的亲属不宜停止宿卫而入内，议一篇。嫂叔、舅服的议论两篇。父亲在世时为母亲以及舅、姨、嫂、叔等三种丧服的议论一篇。扩大朋友丧服的议论一篇。改葬丧服的议论一篇。子游麻衰的议论一篇。朝臣受到审讯弹劾时，期服以上的亲属不宜停止宿卫而入内的议论。魏征 议论说：我私下认为，刑罚的设置，随着时代有轻有重；防止奸邪、考虑祸患，不同的时代归旨却相同。《左传》说：“舜诛罚时，杀死了鲧；举用人才时，任用了禹。”

译《尚书》说：“父子兄弟之间，罪过不相互牵连。” 这是贤明君王的盛大德行，称道它可以追溯到很远。到了近古，防范逐渐严密。受刑之人不得处在君主身边，虽然《礼经》已有明文；但子孙是否因父祖获罪而受牵连，仍没有固定的制度。因此张汤获罪，张安世仍成为汉朝的名相；嵇康被杀，嵇绍仍成为晋室的忠臣。由此可知，君主有惩处臣下的原则，臣下却没有因天子获罪而报仇的道理。至于子孙和兄弟相比，亲爱、尊敬各有不同，并非没有等级。考察刑法，参照古今，条文既有差异，礼制节文也不相同。应当衡量罪行轻重来推究实情，按照亲疏来制定制度。亲疏有别而不失于鄙薄，简明而容易遵行，显示无私的用心，铺开至公的道路。论德行可以宏大，作为法制可以长久；道理并没有失误，危害也不大，却因循旧制而不加改革，实在很不恰当。至于受到审讯弹劾的人，期服以上的亲属不许入内，这是因为罪状刚刚暴露，君主的怒气尚未消退，父子兄弟在情理上也不敢安然相处。这样对上可以体现圣明君主的心意，对下可以表达恐惧谨慎的心情。况且暂时不许入内，并没有失去道理；依旧不作改变，也不能说是悖谬。谨此议论。嫂叔、舅服的议论　颜师古 议论说：推究丧服制度，虽然所依据的系统不同，最终目的却相同；有的本于恩情，有的用来申明教义，都是为了慎重对待死亡、追念远祖，使风俗敦厚而受到劝勉，轻重各自合宜，名分和事实不可相违。丧服如果超过哀痛的程度，便违背了圣人的明训；像宁戚那样轻忽丧服，是圣道留下的防范。此次所议的两项，实在错误混杂，所以特意下达诏令，使人革除遗留的谬误。历代都没有觉察，儒者对此也未能详尽说明。陛下超然地以玄妙的见识观察，独自照察深远的道理。我私下认为，旧馆中脱下马鞍，尚且说要流泪；邻里有人出殡，尚且停止街巷中的歌唱，何况是兄弟的妻子，侍奉着严厉的公婆；丈夫的兄弟，财产事业本来相同，却竟把她和普通百姓等同，排除在五服之外。到了她去世时，全家都穿白色丧服，唯独自己安然无恙，连衣服的黑黄也不改变。静心思考其中的道理，这实在不是弘大通达的制度，不仅无益于防范，反而会使人情日益偷薄。彼此为对方穿丧服，谁能说不合适呢？从前子思是孔子的后裔，曾设位哭嫂，这件事明载于《礼经》。既然设位哭她，正说明内心悲痛。如果只是为了躲避凶服，哪里能说符合真实感情？又外家亲属都因母亲而相连，母亲的兄弟属于同一类亲属，地位相等而尊敬相同；姨已经服小功，舅却只服缌麻。这样曲意制造不同的议论，也不妥当。秦康有孝思，看待舅舅如同母亲；说到这种尊崇厚重的感情，难道不是亲密的亲属吗？只服三个月的轻丧服，不能符合内心本来的感情。我请求为兄弟的妻子服丧五个月，丈夫的兄弟也都同样服丧。为舅舅服小功，和姨的丧服相同，这样亲疏合乎节度，名分和服期也有次序。帷帐内外的制度更加严明，内外秩序也更分明，亲族关系会更加和睦。至于舅舅、婆婆为儿媳服丧，服期太轻：嫡长媳只服大功，其他儿媳仅服小功而已。但嫡长媳承担继承宗庙的重大责任，事情和义理尤其隆重，供奉祭奠时的诚意和爱护也达到极致；如果略去这些恩情礼数，便有所亏欠。因此应当把儿媳像子女一样慈爱，普遍为她们服大功。可是对自己的儿媳反而降低丧服等级，又是厚薄不合人情，义理相互抵牾。按同类事情来说，也不能认为妥当。现在请规定：嫡长媳服期年，其他儿媳服大功，既表示传授家室的亲情，又报答她们执笲奉养的辛劳。叔、仲之后的各房儿媳都一律如此，那么亲属关系周遍和谐、平等均衡，就再没有阻碍了。谨此议论。同前　魏征 议论说：臣私下听说，礼是用来解决疑惑、确定犹豫、区别同异、辨明是非的。它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产生的，不过是人情罢了。人道首先在于使亲族敦厚和睦，由亲爱亲人推及疏远的亲属；亲属有等级差别，所以丧服制度有尊卑厚薄的不同。然而舅舅和姨母虽然同属母亲的兄弟姐妹，拿他们和母亲相比，轻重相差悬殊。为什么呢？舅舅是母亲本宗的亲族，姨母却是外戚的另一支。从母亲的宗族来考察，推究到最终，姨母与母亲宗族相距更远。古代典籍也考察过，舅舅确实更为亲重。因此周王思念齐国，每每称说舅甥之国；秦伯怀念晋国，实在切合《渭阳》诗的情意。如今外甥为舅舅只服一时之丧，却为姨母服丧五月，这是拘泥名目而违背实际，追逐末节而抛弃根本。这大概是古人的感情有所未能领悟之处；如今应当增减调整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礼记》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是把他引近而提高亲等；嫂嫂和叔叔之间不服丧，是把他们推远。礼规定，继父与自己同居，就为他服期丧；不曾同居，就不为他服丧。为姨母的丈夫和舅舅的妻子，双方都要互相服丧。有人说同样服缌麻。这样看来，继父之类并非骨肉亲属，服丧较重是由于共同居住，恩情较轻是由于分居。由此可知，丧服虽系于名分，也要根据恩情的厚薄来决定。有的嫂嫂年长，叔叔年幼，她辛勤劳作、抚养成人，恩情如同亲生母亲；共同分担饥寒，历尽艰难而一起生活，和同居的继父相比，反而胜过普通的共同居住者。感情义理的深浅，哪里可以相提并论呢？她活着时，爱护她如同骨肉；等她死后，却说要把她推远。这种制度的根本道理，实在难以理解。如果推远她是正确的，那么活着时就不应共同居住；如果共同居住是正确的，那么死后也不应把她当作陌路。重视活着时的关系，却轻视死后的关系；厚待开始，却薄待终结。按照真实感情制定礼文，其道理究竟在哪里？况且侍奉嫂嫂而受到称许的事，典籍记载不止一例：郑仲虞对嫂嫂恩礼非常深厚，颜弘都则竭尽心志、真诚感动。

译文粹本作“端肃致感”。马援每次见到嫂嫂，必定戴好帽子；孔伋为嫂嫂设位哭泣。这些都是亲身实践教义，仁爱深厚、孝友兼备。考察他们所实行的丧服，难道不是先觉者吗？只是当时上没有圣明君王，礼制又不是臣下所能议定的，于是深厚的感情郁积千年，至理隐藏万古，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难道不可惜吗？如今正值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光明重新照耀，五礼详备融洽，没有遗漏任何事物，却仍然长久思考慎终之礼，凝神遐想，认为尊卑的次序虽然已经完备，丧服制度有的地方或许还不合情理，于是命令秩宗详细议论增损。臣等奉行圣旨，触类旁通地广泛探求，采集群经，讨论传记，有的减去多余，有的补益不足，使没有礼文规定的礼制都得到整理，使敦厚亲睦的感情充分施行。改变过去的浇薄风俗，为将来留下笃厚的义理，这确实是历代圣人未曾听闻、超越古今而独自实现的事情。关于增损的事项，详列如下。谨按：曾祖父母旧例服齐衰三月，请增加为齐衰五月；嫡长子之妻旧例服大功，请增加为服期年；其他儿子之妻旧例服小功，现在请与兄弟之子之妻一样服大功九月；嫂叔旧例无服，现在请服小功五月；作为回报，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长也服小功五月；舅舅服缌麻，请与姨母一样服小功。谨此议论。议论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中，只有人最为灵秀，这是因为人的智慧能够周遍认识万物，只有明睿才能成为圣人；人能辨明贵贱、区别尊卑、远离嫌疑，分清感情与礼制。因此古代圣人考察人的本性、认识根本，依据感情制定丧服，有的加以申伸，有的加以抑制。天父、天夫，所以父亲去世服斩衰三年，丈夫去世妻子也服丧三年，是感情和礼制都达到极致，因为顺应内心而建立最高准则。夫妻生前同体，死后同穴，比配阴阳而相合，天地两仪的变化由此完成；妻服丧并执杖满期，感情和礼制都加以节制，是为了远离嫌疑、尊崇乾道。父亲为嫡长子服斩衰三年而不解除职务，是尊崇祖先、重视嫡长，尊礼而压抑感情。以侍奉父亲的道理来侍奉君主，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所以父亲在世时，母亲去世只停职服齐衰一年，而内心哀痛仍满三年；这叫作尊崇而抑制，即感情有所申伸而礼制有所节制。这种制度不同于禽兽，也区别于华夏与夷狄，是伏羲、神农、尧、舜都没有改变的，也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共同遵守的。现在如果舍弃尊崇父亲、抑制母亲丧服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损害尊父的道理，忽略纯素服饰的嫌疑，留下违背圣人的责难，那么行事不以古人为师，就会损伤名教。姨母兼有“从母”的名分，又是母亲姐妹一族的人，所以把她的丧服提高到与舅舅同等，是有道理的。嫂叔之间不服丧，是为了远离嫌疑。如果援引共同居住者服缌麻的制度，因而忘记推远嫂叔的本意，既违背前代圣人，也难以遵从。谨慎考察这三项疑问，都请依照古礼办理为妥。谨此议论。扩大朋友丧服的议论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人皇甫政，字公理，是已故尚书左丞的儿子，文章和品行都很出众，没有辱没前人的业绩；高雅的气度和精审的见识，同辈中几乎没有可比的。我过去曾任左丞的副使，而公理又是我的族外甥，所以同他很亲近。大历七年，我寄居滁州，公理寄居楚地，恰好他派人来问候，并把自己所作的《扩大朋友丧服议》给我看。我赞美他重视礼义，具有古人的遗风；瞻望他的德门，家风轨迹没有衰替，这也使感恩之人感到欣慰和庆幸。公理又告诉我说：“我自从从事文章以来，舅父从未用一句话教诲我，这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何不把今天这篇议论的利弊指示给我？”啊！公理年四十岁，位列宫殿赤阶之下，插笔持简，是君王的近臣；不久又辅佐廉访，主管淮海一带，声名已经成就，权势也很厚重，本来应当放慢脚步、开阔眼界，只以乘华车、穿美服、成为显贵通达为满足。然而他不因我善于阿谀而抛弃我，不因我衰老疲惫而轻视我，想到亲肤之戚，收纳旧日门吏的情分，周遍地向我咨询谋划，以师道来对待我，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赞美你求取增益而不知疲倦，哪怕只前进一勺，也可以逐渐达到天地；哪怕只增加一卷，也可以镇守一方城池，何况你的学问已经广博深远，声望已经高峻崭然，再加以扩充，难道不能成就大名吗？皇甫氏一定有这样的好儿子啊！于是读到这篇议论，我忽然想起永泰年间，我在穆鄂州宁防客舍时，曾与故湖南观察使韦大夫之晋一同宴饮。恰好有送远方书信的人到来，得知郑郴州炅、庞歙州濬，有的因疾病去世，有的遭盗贼杀害。韦氏泪流不止，似乎还说：“这两位刺史是之晋的朋友。”于是他放下匙箸，离开宴席，回到所住处哭了三天。来吊唁的人，韦氏就尽情哀哭，放声长号，不只是面容悲戚而已。又过了一年多，我任江南西道的佐官，节度使魏尚书任幕府中有加官的人聚集，准备药饵，选定日期设宴。宴会前使者到来，得知团练副使、考功郎中邢宇在荆南去世。邢宇与魏尚书乡里相近，而且邢郎中又是魏氏家族中出自尚书一支的人，属于内外兄弟；他恰好受朝廷任命为尚书的副职。我想到杜蒉劝平公的故事，将要进府劝主人停止宴会；如果不行，就请求撤去音乐。事情结束后，同列中厌恶我的人，嘲笑鄙视的话充满耳朵，说我不过是樵夫农夫的见识；喜欢我的人则皱眉相劝说：“千万不要拿方榫去套圆孔，自取羞辱。”

译他们反复劝说，仿佛不能停止。我是个懦弱的人，因此后悔了。到了宴会那天，大厨房准备了丰盛食物，酒车一辆辆倾倒。郑、卫的歌女排列在宾客席末，俳优和侏儒安排在公堂之下。白天不够用，接着又点上蜡烛。派膳夫忽然来斟酒说：“这样放纵饮酒，必定会看见车舆拖曳不止，又哪里能让你把话说完呢？”使我不说话，正合适宜。如今追想韦湖南的事，仍然像孔门的教训；其他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因此纵情说出来，以回应公理所表示的义理，这就对了。又何必规劝已经写成的议论呢？有位客人对祐甫说：“韦湖南、魏江西这两位观察使，我都曾大致了解他们的风采。公直简朴诚实，魏氏却首先装饰感情、勉强表现仁爱，这是韦氏的志向。如今您的议论，莫非是贬低魏氏而依附韦氏吗？况且您曾是魏氏的副使，议论不加隐讳，恐怕不符合《春秋》亲近鲁国、偏护宋国的义理，为什么不加以辨明呢？”祐甫回答说：“唉！宁可让别人来规劝我。这篇议论我已经反复思考多日了。韦湖南之晋装饰感情、勉强表现仁爱，确实如您所说。《礼记》不是说过吗？先王制定礼制，贤者会俯身去实行，不肖者则努力赶上。子张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不做到。’” 韦氏悼念朋友，即使不是发自内心，也合乎这两条道理。我即使想不同意，难道做得到吗？至于已故府主魏尚书公直简朴诚实，洁身自持、恭敬尽职，郡人都在下位仰戴他，朝廷也在上位充分听取他的声誉；他的事迹非常盛大，哪里是仓促之间能够说尽的呢？只是面对邢副使的丧事，如果忍住悲痛去赴宴，可以说是哀乐失去了节度。这正是《左氏传》所载乐祁告诉别人“君主和叔孙大概都要死了吧”的意思，也是子招面对乐忧时所说的道理。如果感情达不到，却勉强设宴，就是礼经所说的直露感情而任意行动，是戎狄的做法。我即使想不议论，也做不到。况且我所议论的，是因皇甫公理所作《扩大朋友丧服议》而谈及这些，并不是敢于判定两位观察使的褒贬；对于韦湖南，我只是取其合乎节度的一面罢了。来信又因为我曾任魏公的副使，认为我如今著论不同于《春秋》亲鲁故宋的做法，这种说法只触及表面而没有说中要害。仆射虽然不擅长掌管中书省的繁剧事务，曹郎又兼任柱下史，却已经在著述和裁定方面有了声名。既然奉命担任尚书的副使，负有弥缝润色的职责，怎么可以拿祭祀故君的事情来责备我呢？唉！晋悼公是魏绛的君主，魏绛杀了悼公的弟弟韩厥；韩厥又是赵宣子所任用的人。韩厥杀了赵宣子的仆人。事情最终了结时，悼公向魏绛道歉说：“不要加重我的过错。”赵宣子说：“您可以向我道贺了。”魏绛和韩厥本身都没有罪，难道不应当慎重对待君主吗？世间关于刑罚罪行的议论，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您为什么把过错看得如此严重呢？唉！天下有最公正的事，也有最恰当的事：了解贤能之人并举用他，是最公正；遇到事情而公平处理，是最恰当。各自守住自己的职分，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汉代徐孺子在故去的举主丧事期间，徒步行走千里去祭祀一次，礼厚是很厚了，但对于传承后世却不可取。历代没有人非难他，近来张荆州张九龄又刻石赞美此事。后来受举荐而成为府佐的人，报答恩德常常过了分寸，有的扰乱王法，包庇亲戚的罪行；有的辜负举荐者，抬举他不成器的子孙，以便窃取名位；有的背弃公义，至死结党，这些事情或许就接近徐孺子的做法了。时论随之赞同他们，通达之士又不加以挽救，于是一路走下去而不能回头。徐先生啊徐先生，莫非正是失去中道、将要遭遇祸患的先兆吗？我常常积存愤懑，因此把这些写下来。一作《唐文粹》。改葬丧服的议论　韩愈 经书说：“改葬服缌麻。”《春秋谷梁传》也说：“改葬的礼制服缌麻。”这是举出丧服中最轻的一等。这些话都是说儿子对于父母。其他亲属都不服丧。怎么知道必然如此呢？经书排列五等丧服时，在小功之下才记载改葬的制度，并没有再区别轻重。由此知道它不是专门记载最亲的人；其他亲属既然无服，也就不记载。如果主人应当服斩衰，其余亲属各自服本等丧服，那么经书也会说明，不应当只说服缌麻。传文所说“举下缅”，“缅”就是远；“下”指丧服中最轻的一等。因为关系疏远，所以服丧轻。江熙说，礼制规定天子、诸侯改换丧服后才下葬，因为与神明交接，不可以一味穿纯凶服，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所以改葬的礼制只服轻丧，这样说来道理就很明白了。卫国司徒文子改葬他的叔父，向子思询问丧服。子思说：“礼制规定，父母改葬服缌麻，葬毕就除去；是不忍心没有丧服送至亲到墓地。不是父母，就不服丧；既然无服，就穿吊服而加麻。”这又是明确记载下来的制度。文子又问：“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下葬，应当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丧期未满而尚未下葬，丧服不能改变，怎么能除去呢？”这样看来，改葬和尚未下葬的情况是不同的。古代诸侯在五月下葬。大夫在三个月时下葬，士超过一个月下葬。没有特殊原因，从来没有超过期限而不下葬的。超过期限而不下葬，称为不能及时下葬，《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如果有特殊原因没有下葬，即使超过三年，儿子的丧服也不改变。这是孝子用来表明感情，也是先王规定期限的道理。虽然典籍有这样的文字，却没有明确记载具体人物，由此知道这种情况极少。改葬，是因为山崩水涌毁坏了坟墓，或者下葬时礼仪不完备；例如周文王安葬王季时水侵蚀了墓穴，鲁隐公安葬惠公时因为宋国军队、太子年幼而使礼仪有所缺失，都是这类情况。丧事的礼制只能逐步减轻，不能倒退；可以改穿轻丧服，不能反而加重为重丧服。停柩在堂称为殡，埋葬于野外称为葬。近代以来，事情和古代不同：有的人游历，有的人做官，身在千百里之外；有的人正处于子女丧期，妻子幼子又不能自行回来；更有的人受到阴阳禁忌的拘束，于是先葬在当地。等到返回来改葬时，远的有时已经相隔几十年，近的也超过三年；他们穿吉服从事事务，已经很久了。又怎么能援引尚未下葬而丧服不变的例子，反而为他们加重丧服呢？在丧期内下葬，尚且应当改穿轻丧服，何况已经相隔很久，怎么还要穿纯凶服下葬呢？

译如果果真穿重丧服，这就是所谓不该除丧却除丧，不仅重新加重，而且是重上加重。有人说：“丧礼与其改变，不如悲痛；即使穿重丧服，不也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改变丧服和保持悲痛相比，改变固然不如悲痛；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如合乎礼制美善。节俭和奢侈相比，节俭固然胜过奢侈；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如合乎礼制美善。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有人说：“经书说改葬服缌麻，却没有写明服丧多少月，那么似乎应当三个月后除去。”子思回答文子时却说葬毕就除去。如今应当怎么办？回答说：从启殡到下葬，如果已经满三个月就除去；未满三个月，就服丧到三个月期满。又问：妻子为丈夫改葬服丧怎样？回答说：和儿子一样。又问：如果没有吊服而只加麻带，怎样？回答说：今天的吊服，就是古代的吊服。子游麻衰的议论　高郢 卫国司寇惠子的丧事中，他的儿子虎被废黜，不能继承嗣位。子游为他穿麻衰，以此讥刺这件事。将军文子醒悟后，虎得以恢复职位，这件事记载在《礼典》中。先儒关于是非的说法是：礼制……缺文……戏人书说：“德行盛大的人不轻慢侮辱他人，这样才能使弥牟懂得礼。”如果说子游是君子，就应当直书其事来挽救过失，难道反而是不懂礼吗？如果说他是小人，就应当致力于……缺文……能够提耳教导他，为什么要轻慢侮辱呢？观察文子尚未纠正虎的地位，并不是他不知道，而是看重不违背惠子的意愿，想等到有人告知后再实行。偃怎么能过分自许，轻慢地对待别人？他看重自己的言语，却轻视重服；利用别人的过失，夸耀自己的明察；而且又不是处在美好的地位，不能说没有羞辱。况且他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缺文……却像这样邪曲回避。假如让他立于人臣之朝，执掌国政，到了讲论大礼、面对重大节义、进献可行之策、废止错误、任用贤能、黜退邪恶的时候，还能听到什么有益的话吗？恐怕只能撕裂冠帽、毁坏冕服，做出怪异行为罢了。从远处观察他的作为，也没有看到可取之处。正直之人不应当只把正直当作资本，不应为了外物而违背道义、忘却自身；赴井救人，反而伤害教化、损害义理，大概不是所谓学习礼法的人。《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八。宋代李昉等编纂。刑法。嗣濮王犯贪赃罪请求免死的议论一篇。将军王去荣杀人的议论一篇。复仇的议论三篇；禁止屠杀的议论一篇。功臣免死的议论一篇；刑罚的议论一篇。嗣濮王犯贪赃罪请求免死的议论　裴子余 议论说：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的人不能恢复原状，所以圣人只是向群臣询问，抬头采纳爰书，低头察看刑鼎。应当由八议减免的科条中，议亲之意尤其深厚。死刑条文有两类，犯贪赃罪所受的刑罚并不重。扩大骨肉亲情的礼义，就会使德行盛大、教化尊贵；崇尚细小锥刀般的禁令，就会使教化衰败而人情……存疑……谨按：国子监司业南之继承爵位，重阜陵担任胶东的荣贵职位，品秩相齐却没有声誉，乐于行善的品德也有所坠失，昭然的祸害……存疑……只是因为刑罚的缘故，宽宥过失、议论犯人，不舍弃武帝，忍心让汉朝亲属受刑，抵罪也值得怜悯。汉高祖在秦朝暴政之后约法三章，由此知道应当根据实情衡量轻重，根据事情的浅深作出判断。应当怜悯死者含冤，不因亲属关系而废弃法律；也应当怜悯百姓无知，不因法律而拒绝宽恕。盗贼因官府而犯罪，专门杀人为盗贼行为；这正是偷盗本身较轻，而因杀人并不更重。前进来说虽有贪污污秽之嫌，退一步说也没有辜负幽冤。难道只是天地感应、雨露偏施吗？然而要亲爱亲属，也必须彰明恻隐之心。谨此议论。将军王去荣杀人议（并序）　崔器 上述官员将本部富平县令杜徽打死，朝廷因他能够放抛石头，免除死刑，削夺官职，将本人发配到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等没有立即执行诏令，上奏请求下发敕令，命令群臣议论此事。臣等伏认为，法律是天地间的大法典，帝王守法尚且不敢专擅。像王去荣这样的人竟敢擅自杀人，就是臣下的权力超过了君主。开元以前没有这种事，是为了尊重朝廷。如今……存疑……作为天下之主，爱护臣民不分亲疏，得到一个王去荣却失去万民，这有什么好处？况且八议的名例中完全没有这种名目，十恶的科条中却属于其中之一。杀害本部县令而陛下宽赦他，王法便不能施行，人伦道义也受到屈辱。臣等奉诏议论，不知应当遵从什么。国家依靠法律而强盛；只有恩惠而没有威严，慈母也不能使自己的孩子服从。养由基射穿七层铠甲，楚王却认为这是使国家受辱；林虑公主的儿子犯法，汉君也没有为他减罪。低贱的技艺，王去荣有什么值得凭借的？依法受刑，则林虑公主的故事可以作为证明。晋文公放弃原地、选择守信，因为守信比原地更重要。如今陕郡虽是要地，却不能急于施法；如果在法律上不急于执行，那么天下没有地方不……存疑……何况陕郡呢？这就是无法可守。贾至等都是朝廷忠良，眼看刑法即将临近……此句有疑……谨此议论。复仇议（并序）　陈子昂 臣下听说，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最终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捆缚自己归罪。议论说：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提升人的道德；彰明刑罚，是为了整齐政令。手枕盾牌、准备向仇敌复仇，是人子之义；诛杀罪人、禁止祸乱，是王政的纲纪。然而没有义理，就不能教导人民；破坏纲纪，就不能彰明法律。因此圣人修明礼制以治理内部，整饬法律以防范外部，使守法的人不因礼而废刑，守礼的人不因法而损害义，然后才能使暴乱不起，使廉耻兴起，这就是天下能够循正道而行的原因。我私下见到同州下邽人徐元庆，先前他的父亲被县令赵师韫杀害，元庆暗中以佣工身份谋求为父报仇，亲手杀了师韫，然后捆缚自己归罪。即使古代刚烈之士，又怎能超过他呢？确实足以激励清明的名教，也能感动那些忍辱守义、逐渐衰微的人。然而按照国家法典，杀人者处死，这是国家统一的法律；法律不能有二，元庆应当伏罪。又按照礼经，父亲被仇人杀害，子女不能与仇人共处天地之间，这也是国家劝勉人民的教化。教化不能苟且，因此元庆不应当诛杀。臣听说，从前刑罚产生的根本，是为了遏制祸乱；仁德施利的根本，是为了崇尚德行。如今元庆为父报仇，用意并不是制造祸乱；履行人子的道义，合乎仁爱。对合乎仁爱的行为却不给予利益，反而和祸乱一同诛杀，这只能说明会用刑，还不能用来教化。元庆应当宽宥的道理，在这里已经很明显。然而邪恶往往从正义中产生，事理发展到极端必然会造成混乱。从前礼制防范极其严密，弊端尚且无法胜数；先王之所以明确刑罚，实在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如今如果赞许元庆的节义，废弃国家的刑法，将为后世留下先例，政事必然多灾多难，那么元庆的罪也不能废除。为什么呢？人必定有儿子，儿子必定有亲人；亲人之间互相复仇，这种混乱由谁来救治？圣人做事一开始就一定考虑最终结果，并非只为一朝一夕，而是为了保全政权。因此说，若只相信个人的义行，国家政事就无法施行。况且以私意损害公法，仁者不会这样做；以公法迎合私义，王道也无法建立。元庆的仁德高出古今、义行震动当时，是因为他能够忘却生命而追随德义。如今如果释放元庆的罪，使他得以活命，反而会夺去他的德行，损害这种德行的价值；这不是所谓舍生取义、以死成仁而不求生存的节操。依臣等所见，应当依法执行国家法典，使他接受刑罚，然后表彰他的闾门和墓地，赞美他的美好功烈。这样可以使天下循正道而行，并将此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典制。同前　柳宗元 臣下听说，天后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死，最终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捆缚自己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杀死他，却表彰他的闾门，并请求把这件事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典制。臣私下认为这件事不对。臣听说，礼制的根本，是为了防止混乱；如果说不可让人作乱施暴，那么凡是做儿子的，杀人都不能赦免。刑法的根本，也同样是为了防止混乱；如果说不可让人作乱施暴，那么凡是执掌刑法的人，杀人也不能赦免。二者的根本相合，作用却不同；表彰和诛杀不能并行。诛杀本应表彰的人，这是滥用刑罚到了极点；表彰本应诛杀的人，这是僭越礼制到了极点。如果把这种做法展示给天下、传给后代，趋向义的人不知道应当走哪条路，躲避祸害的人也不知道应当站在什么立场；把它作为典制，难道可以吗？圣人的制度，是穷究道理来确定赏罚，根据实情来端正褒贬，归根结底只在统一于一个原则。如果当初审察案件、辨别真伪，考核并纠正曲直，追溯事情起因而探求根源，那么刑法和礼制的作用就会明显分开。为什么呢？假如元庆的父亲并非因公罪被杀，师韫诛杀他只是出于个人怨恨，逞强于吏气，残害无辜。

译州牧不知道他的罪行，刑官也不知道追究，上下官员蒙蔽失职，百姓的呼号无人听见；而元庆却把不能与仇人共戴天地视为最大的耻辱，把枕戈待旦视为合乎礼义，处心积虑，只为刺入仇人的胸膛，坚定自持、克制自己，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这正是守礼而行义。执掌政事的人本应面有惭色，来向他道歉都来不及，又怎么还要诛杀他呢？如果元庆的父亲不该免死，师韫的诛杀并不违背法律，那么他不是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法律。法律难道可以成为仇敌吗？仇视天子的法律，杀害奉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侵犯上位。逮捕他并诛杀，是为了端正国家法典，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况且陈子昂的议论说：“人必定有儿子，儿子必定有亲人，亲人之间互相复仇，这种混乱由谁来救治？”这实在是严重误解了礼。礼所说的仇，是指含冤受屈、痛苦深重而无处申诉，并不是说某人触犯刑法、应受极重刑罚，却说“他杀了我的亲人，我就杀他”，不分曲直，只是欺凌寡弱。这不是违背经书、背离圣人到了极点吗？《周礼》说，调人掌管天下人的仇怨；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其亲属不得复仇；复仇就处死。若有人反过来杀死复仇者，邦国之间共同追究其罪。又怎么会有亲人之间互相复仇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受到诛罚，儿子为父复仇，是可以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父亲已经受到诛罚，儿子仍然复仇，这就是把刀刃相互推向对方的道路。复仇不能消除祸害；如今若以这个原则判断双方互相杀害的案件，就合乎礼制了。况且不忘记仇恨，是孝；不吝惜死亡，是义。元庆能够不越过礼制，守孝而死守义理，一定是通达事理、听闻大道的人。通达事理、听闻大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议论者反而要把他杀掉，滥用刑罚、破坏礼制，这种做法显然不能作为典制。请把臣的议论下达，并附在法令中；审断这个案件的人，不应按照前一种议论办理。谨此议论。同前　韩愈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县人梁悦为父亲报仇，杀了人后自行到县衙请罪。诏令说：为复仇而杀人，自有常法。考虑到他申诉冤屈后自首认罪，把死看得如同归家，亲自到公门投案，表现出人的天性，志在遵循节义，本来没有求生之心，宁可承担违反常法的后果，因此特意免除死刑，判决杖一百，发配流放到循州。于是有了这篇议论。臣谨敬奉本月五日诏令：复仇在礼制和经书中被认为是合乎义、不能与仇人共处天地之间；而法令规定杀人者处死。礼和法这两件事，都是王道教化的大端。既然存在这种异同，就必须借助议论辨析。应当命令都省集合议论，报告皇帝。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论说：儿子为父亲复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百家和史书，数也数不清，从来没有认为这种行为错误而加以治罪的。按理说法律最应该详细规定此事，可是法律条文中没有这一条，并不是文书缺漏，而是因为如果不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违背先王的教训；如果允许复仇，百姓就会借法律之名擅自杀人，无法遏制事端的开端。法律虽然本于圣人，但执行法律的是主管官吏；经书所阐明的，是用来约束官吏的。经书反复说明其中的义理，却把具体文字深深隐没在法律中，意思是要使执法官吏只依据法律裁断，而让通晓经术的人能够援引经书来议论。《周官》说：“凡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不得复仇；如果复仇，就处死。”这明确说明，杀人而不合乎义的，儿子可以复仇。这是说百姓之间互相复仇的情形。《公羊传》说：“父亲没有受到诛罚，儿子复仇，是可以的。所谓没有受到诛罚，是说罪行不应当诛杀。”‘诛’是上位者施加于下位者的称谓，并不是说百姓之间互相杀害。又，《周官》说：“凡是要报仇的人，应先把事情报告给士；杀死仇人，不算有罪。”意思是说，将要复仇，必须先向官府说明，这样杀人就不获罪。如今陛下留意典章制度，考虑制定一定的规制，既顾惜有司守法的职责，又怜悯孝子的心情，并且表示不擅自专断而询问群臣。臣愚昧地认为，复仇之名虽然相同，但事情各有不同：有的是百姓之间相互结仇，如《周官》所说，这是今天可以议定的；有的是被官吏杀死而复仇，如《公羊》所说，这是今天不可实行的。又如《周官》所说，将要复仇时先向士报告，因而杀人无罪。若是孤儿幼童，身体羸弱，只能怀着防备复仇的志向，伺机等待仇人，却恐怕不能亲自向官府陈说，这种情况今天还不能据此作出定论。既然如此，杀死仇人和赦免仇人，就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制定制度说：“凡有替父报仇的人，事情发生后，应详细说明事情的缘由，下交尚书省集体议论，奏报皇帝，斟酌情理而处理。”这样，经书和法律就不会失去防范的意义了。谨此陈议。《议论停止屠杀》　　　　　　　　　崔融 议论说：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施行杀伐，这是上天的常道；冬季狩猎、夏季苗猎，是国家的大事。豺狼祭献兽肉，獭祭献鱼类，这是自然的道理。每年用牲祭祀祖先，招待宾客，这是不可改变的义理。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没有不挥动刀具、在鼎中烹煮牲肉的，用来供给厨房，所以能够使幽明感通，人与神和睦。历代君王，虽然道路不同，归宿却相同。如今如果禁止屠宰，断绝弓箭狩猎，连天子三面驱猎的礼制也不实行，一概禁止，只怕会违背圣人的通达教训，扰乱明王的良法，这是第一不可行。况且像江南各州，是把鱼当作赖以生存的食物；河西各国，是把肉当作日常食粮。突然禁止，百姓就会劳苦困顿；富人尚且不能立即改变，穷人更难以承受，这是第二不可行。又有贫贱之人，以宰割牲畜为业，家业一旦丧失，性命也不能保全。即使每天杀掉一个人，终究恐怕也不能完全杜绝，只会增加恐吓，使奸诈欺骗更加滋长。表面上有停止屠宰的名义，实际上暗中磨刀的人却更多；势力和利益相互依附，请托纷纷而来，这是第三不可行。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是人的小小善心；但考察古代、防范今日，却不是治理国家的大体。只要顺应时令，奉行天道，仓促之间合乎礼仪，从容处理合乎刑典，自然就能使人各得其性，使万物顺利生长。何必一定要改革才算尽善尽美？恭请圣明君主采纳选择。谨此陈议。《议论功臣赦免死罪》　　　　　　　吕温

译从前卫国的蒯瞆凭借窃取国权的奸诈手段，与他的属臣结盟，穿着礼服、乘坐轩车，即使犯下三次死罪，也没有人追究。近代有迷惑不明的人因此把它作为口实，于是有了赦免功臣死罪的典制。考察古代教训，这难道不是异端吗？考察当时事势，这难道不是祸乱的根源吗？为什么这样说呢？掌握国家权力的事情，没有比刑罚和赏赐更重要的了。人有欲望，不能不加以约束；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不能不施加刑罚。刑罚，是圣王用来辅助道德、使天下齐一的手段。功劳有益于万物，不能不奖赏；赏赐是用来劝勉功劳的，不能不取信于人。信用，是圣人用来统一号令、使天下敦厚的手段。既然如此，赦免死罪的典制，是抛弃信用、废弃刑罚，怎么能这样说呢？那些立下功劳的人，自从八元、十乱以来，并不都是贤能之人；有的出身于屠宰、贩卖、田垄之间或军阵之中，乘着帝王应天顺人的形势，没有费多少力气，便把上天的功劳贪为己有，飞黄腾达，各自获得施展变化的机会，往往倚仗功劳而恃宠，强横自负，僭越冒犯而不知满足，见到利益便忘掉道义。对这样的人，本应提高威势、严峻法令，大力设置防范，却反而赐给丹书铁券，许诺他们不死。功劳大的，甚至可以五次作乱、十次犯上，那么谁不会认为以暴乱行事也没有关系呢？况且君主的话，如同汗水流出不能收回；既然已经同他们约定天地、盟誓山河，最终一旦失去驾驭能力，像黥布、韩信那样有罪，不得已而诛杀他们，这就是抛弃信用。如果任凭他们肆意作凶作险，冲撞破坏法纪，有时奸恶的锋芒将要发作，祸患逼近宗庙社稷，却因为想到赦免死罪这句话已经说出而忍着不杀，这就是废弃刑罚。从前只不过得到他们微小如尘埃水滴的功劳、萤火烛光般的帮助，却因此抛弃信用、废止刑罚，那还要他们做什么？假如他们贤能而且有功，受到过度宠信反而惊惧自满，自认为处在无过失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要赦免死罪？假如他们愚昧而有功，小人又不幸知道自己可以免死，这就是增长骄横、开启奸邪，正是所谓因赏赐而造成祸患。即使赦免他们的死罪，难道就能真正免死吗？如果他们贤能如太公，忠诚如伊尹，只有君主了解臣下，才可以不对他们怀疑；却仓促地赦免他们的死罪，反而是怀疑他们不能始终如一，不是以真诚对待他们、充分体察君子之心的做法。至于狡猾如盗狗之徒、庸鄙如受黥刑的罪犯，在尚未犯罪时就先赦免他们死罪，这便是不允许他们爱惜生命、怀有廉耻，自我保全名节，也不是用道德引导他们、劝勉小人为善的办法。依臣看来，明君处置有功劳的臣子，应当用爵禄使他们安定，用纪律约束他们，用赏罚来表明好恶，用祸福来使他们警惧，使他们能够改恶从善、远离罪过，保全功勋和名声，分封符节、传给后代福庆，与国家同始终；对他们恩典深厚、要求勤勉，这也已经达到极致了。为什么还要扰乱权柄、破坏法度，以罪犯来加宠于人呢？这会毁掉有信用地赏赐、必定依法惩罚的典制，损害彰明德行、堵塞违逆的道理，恐怕不是明智君王治理国家、规范万物的制度。谨此陈议。《刑法议》　　　　　　　　　杨防 议论说：“刑罚可以废除吗？尧、舜尚且不能废除，刑罚的意义不是很深远吗？”回答说：“如果对法律三心二意而施行，倘若违背法律，便是不沿着正道到底而使其紊乱；如此看来，哪里比得上严明刑罚，使人知道畏惧呢？”姑且拿一个字来说明：修筑墙垣，增高门闼，尚且还有人挖洞进入，何况根本不设置防范呢？汉代减轻法律，反而使百姓陷入祸患。【此处原文疑有讹脱，文意不明】唉！把金子放在道路上，却把坐下来拾取的人按盗窃论罪，这怎么可以呢？《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九。宋李昉等编。货食。《货泉议》一首。《恢复汉代以粟米作为赏罚依据议》一首。《钱货议》一首，《钱重物轻议》一首。《废除职田议》一首。边防。《与魏征论突厥议》一首。《防守四镇议》一首，《设置险要议》一首。货食。《货泉议》【《文粹》作《请禁私铸钱议》】刘秩【开元二十二年】议论说：臣恭敬地接受本月二十一日的诏令，陛下想要不再禁止铸钱，又命百官详细议论可行与否。钱的兴起由来已久，是用来调节物价轻重、权衡根本与末节的。齐桓公得到这种方法，国家因而称霸；周景王失去这种道理，百姓因而困弊。考察史籍，国家的兴盛衰亡，实在与此有关。陛下考虑变更古制来救济当今，想要恢复常道来合乎道理，却不立即改制，而是询问下层百姓。臣虽然愚昧，怎敢不陈述自己的见闻？古代把珠玉作为上等货币，黄金作为中等货币，刀币、布币作为下等货币。管仲说：“这三种货币，握在手里，并不能用来补充温暖；舍弃它，也不会损害饱食。先王用它来守护财物、驾驭人事，从而使天下平衡。”所以称它为“衡”。所谓衡，就是使各种物品一时贵、一时贱，不能永远固定，因此给予它权力在君主，收回它权力也在君主，使人富裕在君主，使人贫困也在君主。于是人们像敬奉日月一样拥戴君主，像亲近父母一样亲近君主。采用这种方法，就是所谓君主的权柄。如今的钱就是古代的下等货币。陛下如果舍弃这种权柄而任由百姓掌握，那么上面就无法驾驭下面，下面也无法侍奉上面，这是第一不可行。物价低贱就会损害农民，钱币轻贱就会损害商人。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观察物价的贵贱和钱币的轻重。物价贵重，钱币就显得轻贱；钱币轻贱，是由于物品太多。物品多，就制定办法收取，使它减少；物品少了，价值就上升。价值上升，就制定办法投放，使它变得轻贱。轻重的根本，必定在这里。怎么能把这种权力交给别人呢？这是第二不可行。铸钱若不掺杂铅铁，就没有利润；掺杂铅铁，钱质就恶劣。钱质恶劣却不严加禁止，就不足以阻止人们掺杂。况且如今堵塞私铸钱的道路，人们尚且冒死犯法，何况打开它的源头，还想让人听从命令吗？这就像设置陷阱却引诱人跳进去，是第三不可行。允许私人铸钱，没有利润，人们就不铸；有利润，许多农民就会离开田地。离开田地的人多，荒草就无人开垦；荒草不除，又接近饥寒，这是第四不可行。人若财富过多，就无法用赏赐来劝勉；人若贫困饥饿，就无法用威势禁制。因此法令不能治理社会的治乱，都是由于贫富不均。如果允许私人铸钱，穷人一定没有能力铸造。臣恐怕穷人会更加贫困，受役使于富裕之家；富裕之家乘机压迫他们而更加放纵。从前汉文帝时，吴濞只是诸侯，财富却与天子相等。邓通只是大夫，财富却比得上王者。这些都是铸钱造成的。若一定要允许私人铸钱，就是把谋利的权力交给别人，舍弃君主自己的权柄。这是第五不可行。陛下如果认为钱币太重会损害农业，铸钱的工本太高而利润太少，那么臣愿意说明其中的弊端，以贡献愚见。所谓钱币太重，正如人口每天都比以前增加，而炉铸之数却不知道增加一样。又因官钱的重量大致等同于铜的价格，所以私铸钱的人便毁坏重钱，把它铸成轻钱。钱币轻，禁令宽松，就会流通；钱币重，禁令严厉，就会停止流通。停止流通，钱币就被弃置，这就是钱币减少的原因。铸钱所用的铜不能满足需要，原因在于铜价贵；铜价贵，是因为采炼和使用铜的人太多。铜用来制造兵器，不如铁；用来制造器物，不如漆器。禁止民间使用铜并无害处，陛下为什么不对民间禁用呢？禁用于民间，铜就没有用途；铜没有用途，价格就会更加低廉；价格低廉，钱币的使用就会充足。铜不流布到民间，私铸钱的人就没有凭借铸钱；没有凭借铸钱，官钱就不会被毁坏，百姓也不触犯死刑，钱币还会天天增加，必定重新恢复流通的利益。这样一举就能兼得四种好处。希望陛下深入考察。谨此陈议。《恢复汉代以粟为赏罚依据议》　　　　吕温 议论说：先王用赏赐来表达喜悦，用刑罚来表达愤怒。喜悦一定等到有功劳才赏赐，不越等施行；愤怒一定等到有罪过才处罚，不轻易赦免。这种制度由来已久。汉代混杂霸道而毁坏王制，昧于宏大的法则而贪图小利，使人缴纳粟米来免除罪刑，用授予爵位来惩罚人，便废弃了法律；用它来赏赐人，便废弃了功劳；用它来充实储蓄，便废弃了农业根本。这是在阻碍劳作、优待奸邪，使人懈怠而抛弃田地。为什么这样说呢？只有名位和器物不能假借给人，却把爵位授给兼并土地之家，把玉圭分给积滞财货之家，使屠夫、商贩和卑贱奴仆凌驾于英豪之上。假如有廉耻之心的人，哪里还会把自己置于患难和死亡之中？即使月月盟誓天地，天天发誓山河，赏赐也不足以劝勉人了。上天讨伐有罪者，施刑而不赦免；如今却对残暴贼徒屈从权势，对奸邪党徒枉法，使凶人、酷吏认为施暴也没有妨害。倘若打开必定免罪的门，谁还会惩罚无边无际的恶行？即使把他们置于斧钺之下、赶入鼎镬之中，刑罚也不足以使人畏惧了。况且朝廷用粟米授予和接受美好爵位，国家用粟米作为常刑的出入手段。贪图利益、爱惜生命的人，谁不愿荒废田地而换取爵位，耗尽仓廪来救济死亡？受爵的人坐等成为封君，于是忘掉本来的职业；免罪的人家中空虚得像悬挂着的磬，怎么能保全他们的生计和家族聚居呢？赏罚，是君主掌握的大权；农业，是国家长久的谋划。忽然抛弃这些，竟不加考虑，只贪图国家仓储暂时充实、军粮勉强接济，这有什么补益呢？然而汉代承受秦朝的弊病，中原耗损衰弱，汉高祖、惠帝努力使国家完整安定，孝文帝以恭敬节俭守成，恩德还没有遍及海外，威势还没有施行于四夷，边塞仍听见击柝声，戍守将士不能解除铠甲。晁错因此提出权宜之策，作为救弊的方法，暂时从当代取得利益，幸而一时成功。虽说是因时制宜而实行，最终仍留下为有识者讥刺的口实。如今国家秉承天地之大德而登临帝位，继承上天而兴起，超越殷、周，绍续唐、虞的美德，率领我们的百姓进入长寿安乐之域。王改变一次而成为帝，帝改变一次而成为皇，非大道的谋略不听，非圣德的方略不问。哪里会沿袭近代的过失，采纳平庸臣子的诡辩呢？如果担心国家仓廪仍然空虚、边地粮饷不能接续，不如兴办李悝的平籴法，推行充国的屯田，训练将领、精选士兵以节省军费，减轻徭役赋税以使人心喜悦。

译东边一兴办农事，西边两次获得丰收，那么太仓的储蓄就会像京城一样充实，塞下的庄稼就会像云一样茂盛。又何必损害彰明德行、堵塞违逆的道理，毁掉有信用地赏赐、必定依法惩罚的典制呢？恐怕这不是圣唐治理国家、规范万物的制度。谨此陈议。《钱货议》　　　　　　　　　元稹 奉行诏令说：当今百姓困乏，这是众人都知道的。想减轻税收，国家用度就不充足；想依照旧制，百姓的困苦又会更加严重。这都是由于货物轻贱、钱币贵重，征税暗中增加所致。应当命百官各自陈述意见，以革除弊病。臣认为，当今百姓的困苦，弊端有几十种，并不只是钱币、货物和征税的问题。既然圣上询问此事，臣又认为百姓极端困苦，不在于征税暗中增加，而全在于剥夺百姓没有停止。钱币和货物的轻重，不在于议论是否恰当，祸患在于法令不能实行。如今天下的税赋只有一套法律，轻重也一概相同。然而廉能的人治理它，百姓就能生息；贪婪愚昧的人治理它，百姓就会败坏受伤。这正是用人得当便治理清明的明证，哪里是征税暗中增加呢？岭南以南把金银作为货币，巴地以外把盐和帛作为交易媒介。黔中、巫山、溪峡一带，大体上使用水银、朱砂、绸帛、巾帽互相交易。然而前人凭借这些货物治理，后人却凭借这些货物扰乱；东郡因此耗损，西郡因此获利。这又是用人得当便治理清明的明证，哪里是钱币贵重、货物轻贱呢？自从国家设置两税以来，天下的财物限定分为三等：第一是上供，第二是留使，第三是留州。都是衡量支出而制定收入，确定数额来供给费用。然而节度使有进献以求取国家恩宠的，有赠送财物以买取私名的，有藏匿钱财、积存绸帛以留给子孙的，有修建高楼大榭以使宅第更加奢华的。他们的俸禄收入有定数，公家和私人的财物也有区别，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又自从国家设置度支、转运机构以来，一方面掌管盐业来换取货物，另一方面接受财物来办理经费。近来的制度有年进、月进的名目，有正旦、冬至、三节的进献。他们掌管盐业有定额，接受财物有数量，这些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况且百姓，是国家的百姓；财货，是国家的财货。不足就收取，有余就放还，这不过在于国家自己。又何必把重大权柄交给他们，假借谋利的权力，顺从他们求取恩宠，造成国家自己的怨恨之府呢？如今陛下刚刚统治亿兆百姓，首先询问群臣。如果确实能够禁止藩镇大臣不按时节的进贡，废除度支、转运机构另行进献的名目，断绝私下行贿送礼，节制奢侈靡费的风俗，严明御史风宪的举措，加重贪赃罪的刑罚，精细核验考课的条文，慎重选择安抚百姓的长官，那么即使不减税，百姓也会安定；即使不改法，百姓也会得到治理。至于古今议论钱币轻重，已经很多了，有的改铸大钱，有的放开私人铸钱，有的使用龟甲，有的使用贝币。有的使用皮币，有的使用刀币；有的禁止埋藏钱币，有的禁止销毁钱币；有的禁止把钱币制成器物，有的禁止囤积滞留。都可以救济一时的弊病。然而有的因此受损，有的因此得益，大概只是法律能不能实行的问题。臣不敢远引古代作为证明，只私下看到元和以来，起初有禁止公私器物使用铜的命令，接着有交易时钱帛兼用的法令，近来又有积存钱币不得超过一定数量的限制。每次更换京尹，就必定张贴钱币使用不得增加或废除的榜文。然而铜器在公家和私人那里仍然陈列齐备，钱帛并未同时用于买卖，积存的钱币也没有从墙垣中取出，欺骗和滥用反而遍行于市井，却没有听说鞭打一个人、贬黜一个官吏、奖赏一次告发、毁掉一处储藏。难道是法律不适合当时吗？大概是执行得不到位。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采纳古今救济弊病的方法，施行赏罚必定实行的法令，那么圣祖神宗的法制还有什么穷尽，前贤后智的议论又哪里会穷尽？难道只是臣窃取古人的见解，自称为革除弊病的方法吗？谨此陈议。《钱重物轻议》右臣恭敬地看到中书门下的公文，奉行诏令，认为如今钱币贵重而物价轻贱，弊病很严重，应当命百官各自按照所见写成利害状，分类上奏。臣身居有司之职，错误地总管国家财政，权衡物价变化、革除弊病，本来就是职分所应当承担的，理应放在心上；臣自己想要向上陈达，哪里应当等到询问之后才开始谋划呢？臣以为，为人制定法令，必须求得适中；如果不能救济众人，制定的法令就是不善。因此臣早晚忧思，觉得这种办法实在难以筹划。如今恭敬地奉行诏令，广泛采纳百官意见，臣既然主管此事，怎敢不知惭愧？既然没有早早思考自己的见解、上奏以启沃圣聪，如今才列入众官之数，跟随众人上奏议论，岂不是失去了有司奉职的体统，辜负了尸位素餐的责任？况且众说纷纭，谋议过多，因此不能集中成事，这是满朝议论自古以来就有的情形。至于扩大产业、依山征收谷帛、发掘公府腐朽的钱贯、禁止私人房屋积存滞藏，使钱财流通、物价保持稳定，这些都是群臣共同指出的事情。但只要陛下实行，有司遵守，关于利害的议论自然就足以得到验证。若再广泛引用古今之事，虚饰辞藻、争辩不休，就像齐人画饼一样，对国家根本没有益处，恐怕只是增加空文，所以臣不敢轻率议论。谨此陈议。《废除职田议》【并序】李元纮【开元十三年】当时刚刚废除京城各官署的职田，议论者请求在关辅地区设置屯田，以充实仓廪。李元纮提出意见说：臣以为，军务和国政不同，内地和外地的制度也不同。如果百姓闲着没有劳役，土地荒废而不耕种，那么征发闲散的人去耕种荒地，减少粮饷运输而充实军粮，于是设置屯田，这种做法的益处很多。如今百官退还的职田，分散在各县，不能集中起来。百姓所有的私田，都靠自身力量耕种开垦，也不能夺取。如果设置屯田，就必须让公田和私田相互交换，征调丁夫；征发徭役，百姓家中的产业就会荒废；免除徭役，国家的赋税就会缺失。在内地设置屯田，是古代从未有过的事，得到的利益能否弥补失去的利益，恐怕还未必可以。谨此陈议。边防。《与魏征论突厥议》　　　　　温彦博

译贞观十三年，颉利败亡后前来投降的人很多，皇帝下诏议论安置边疆的办法。朝廷官员大多说：“突厥凭借强盛扰乱中原，已经很久了。如今上天使他们穷困而来归附我们，本来并不是仰慕仁义。应该乘他们归命之时，把他们的部落分开，迁徙到河南、兖州、蔡州一带的地方，分散隶属于各州县，让他们各自耕种纺织。这样，百万强悍的士卒可以转化为百姓，那么中原就有增加户口的利益，塞北也可以常常空虚。”只有中书令温彦博提出意见，请求依照汉建武年间把投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塞下的办法，使他们的部落得以成为屏障，又不离开本来的风俗，乘机抚慰他们。一方面可以充实空虚的土地，另一方面可以表示没有猜疑之心。如果把他们迁往河南、兖豫，就违背了事物的本性，所以不是包容养育的办法。太宗将要采纳他的意见，秘书监魏征上奏说：突厥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败亡的。这是上天要扫灭他们的宗庙，而陛下以神武之力使之如此；况且他们历来侵扰中原，百姓都与他们有仇。陛下既然已经使他们投降，不能把他们全部诛灭，就应当把他们遣送到河北，居住在他们原来的土地上。匈奴游牧，随着水草迁徙，居无定所；强盛时便侵犯盗掠，弱小时就卑下服从，不顾念恩义，这是他们的天性。秦、汉两代担忧的正是这一点，所以派遣勇猛将领攻击他们，夺取河南设置郡县。陛下为什么反而要把他们安置在内地呢？况且如今投降的人将近十万，几年之间繁衍增长，自然会超过一倍；他们居住在我们肘腋之下，距离王畿很近，必将成为心腹之患，尤其不可把他们安置在河南。”温彦博上奏说：“天子对于万物，像天地覆盖承载一样；凡有归附我们的，就一定要养育他们。如今突厥是在破灭之后诚心归降，陛下如果不加怜悯，抛弃而不接纳，就不是天地之道，也会阻塞四夷归附的心意。臣愚昧至极，认为既不必把他们遣走，也不必担忧把他们安置在河南。所谓使死者复生、亡者复存，使他们感怀我们的德惠，最终不会叛逆。”魏征又说：“晋代有魏国时，胡人部落分居在邻近郡县；平定吴国以后，郭钦、江统劝晋武帝把他们逐出塞外，武帝没有采纳他们的话，几年之后，河洛地区终于倾覆。” 前代翻车的教训，殷鉴并不遥远。陛下如果一定采用温彦博的意见，把他们遣来居住在内地，这就是所谓养虎遗患。彦博又说：“臣听说圣人的道理无所不通。古代贤明的君王施行教化而不分类别。突厥的残余部众既然归命投降我朝，我朝就应当收纳安置他们，使他们居住在内地。臣指挥他们、教导他们礼法，几年以后，他们就都会成为农民。选取他们的酋长，派遣到宫中宿卫，使他们畏惧威势而感怀德化，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况且光武帝曾让南匈奴单于居住在内郡，作为汉朝的藩屏，终其一代，并没有发生叛逆。”皇帝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防守四镇议》　　　　　　　　崔融 议论说：北方夷狄成为中原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唐虞以前称为獯鬻；殷、周之际称为猃狁；西汉时，东方有匈奴冒顿；当涂、典午年间，有乌丸、鲜卑；拓跋时代，蠕蠕猖狂；宇文朝时，突厥放纵凶暴。这些名称都因时代而改变，部落也随着时运而迁徙。五帝不能使他们臣服，三王不能制服他们，战争接连、祸患相结，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长远的防备和谋略，自古以来还没有听说过。所谓胡人，是北狄的总称。他们的土地南接燕、赵，北至沙漠尽头，东接鲜卑，西与吐蕃交界。他们天性骄傲，窥伺机会和漏洞，像鸟一样飞、像兽一样走，逐水草而迁徙。自称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南面有强大的汉，北面有强悍的胡，双方互相奔驰冲突，直到今天，边防溃败的年份没有一年安宁。汉朝兴起，高皇帝率百万军队被困在平城之下，中原人以此为羞耻。到了武帝，忧患他们如此，便赫然发愤，放纵志向，施展远大的谋略。建元年间，派张骞开始沟通西域。不久设置四郡，修筑两关，以截断匈奴的右臂；又渡过河湟，修筑令居塞，断绝南羌与北方交往。于是依托障塞，隔断亭燧，向长城以外延伸数千里。此时承接文帝、景帝玄默无为之后，国家财用富足强盛，太仓的粮食相继充满，水衡署的钱贯甚至腐朽。训练士兵、选拔将领，深入追击到极远之处，耗尽府库的财物，竭尽士卒和马匹的力量。行人和使者往来，岁月都消耗在亭障之间；贰师将军、骠骑将军的军队，首尾相接于关塞河流之间。饿虎尚未摧毁匈奴，国家已经耗尽；骆驼已经死去，匈奴人也几乎灭绝。于是制造皮币，计算缗钱，征收车船税，专卖酒类。这难道不是考虑长久深远的谋略吗？然而匈奴从此孤立无援，远远逃窜，羽檄也无法通行。孝武帝开辟西域以后，开始设置使者、校尉统领管理。宣帝、元帝、哀帝、平帝时期，这条道路没有废止。王莽篡位后，贬降更改侯王爵位，因此西域怨恨叛离，与中原隔绝，并且重新归属匈奴；匈奴加重赋税、严酷刻剥，各国不能忍受。光武帝中兴后，西域各国都派使者请求归附。自建武至延光，三次断绝，三次相通。直到唐太宗才开始对外征讨，又修复孝武帝的旧业，从南山一直到葱岭，设置府和镇，烽火彼此相望。高宗在位时，励精图治，不愿扩大土地，专心使百姓安定。由于徭役和戍守频繁，费用逐渐减少，于是又命有司防守四镇。后来吐蕃果然骄横，大举侵入西域；焉耆以西所有城堡，没有不投降的，于是长驱向东，越过高昌壁，经过车师庭，侵入常乐县界，截断莫贺延碛，逼近我方的燉煌。

译幸赖君主神明洞察幽微、深谋远虑，降下严霜般的命令，兴起及时雨般的军队，于是任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职，前去讨问焉耆的罪。那时又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估量敌情、挑选士卒，加倍赶路越过沙碛。敌人遭遇有备的军队，一战便逃走。我军追踪到焉耆，因为粮道不能接续而停止，最终也没有取得功劳。朝廷因他们畏缩怯懦而施刑，将韦待价流放到琼州，把阎温古弃置在秦州。处罚和放逐这两项罪责既已实行，各位将领都肃然。到了王孝杰时，四镇才得以恢复。如今如果防守四镇，就是丢弃已经取得的功业，忘掉长久安定的防备。小的仁慈，是大的仁慈的贼害；过去的事情，是后来事情的老师，为什么不加以谋划呢？四镇没有守备，狂妄的胡人就会更加富足强盛，必然会向西域各部族用兵。我军气势衰弱，恐怕不能抵挡长蛇般的敌口。西域一动，自然就会以威势压迫南羌；南羌喜欢祸乱，必然会用像大野猪一样的军队助长暴虐。蛇与野猪相互勾连，河西就危险了。河西危险而不能救援，何况边境的防守器械还没有整备，内地郡县的武卫准备也不精良。到那时就必须任命将领、出动军队，兴起劳役、惊动民众。过去所得的，现在将失去；过去所劳作的，现在将白费。难道不是这样吗？可是议论者只担忧劳费，顾念远征，却不知道这会使国家土地日益收缩、疆域不断减少，正是《春秋》所讥刺的事情。杜绝渐生的祸患、防止萌发的祸端，这是安危的大计。至于南羌，请允许臣试着说明。过去孝武皇帝修筑令居时，当时各羌部落明白约定，要与匈奴合兵十多万人，共同围攻枹罕，朝廷派李息前去击破平定。由此可见，羌人与胡人同恶，早有来由。后来他们突然依附在西海盐池左右，汉朝于是依山修筑边塞，河西土地空虚，逐渐迁徙百姓来居住。到宣帝时，先零部落的首领说，希望渡过湟水，追逐人们不耕种的地方来放牧。将军赵充国认为不可。后来羌人借此前言，终于渡过湟水，郡县不能禁止，于是派赵充国与诸将攻击平定他们。由此可见，他们请求放牧的说法，起源并不止于今年。况且汉代的匈奴，哪里比得上如今的默啜？如今的勃律，又哪里比得上汉代的南羌？近来如果军队稍微迟留，敌人先占据要害，那么河西四郡已经不属于国家所有了。如今又怎么能够防守呢？为什么说不属于国家所有？只是莫贺延大沙碛，伊州在它北面，沙州在它南面，纵横延伸将近二千里，中间不生水草。每逢灾风横行，飞石怒吼，行人在白天要防备朽骨来辨认道路，夜间要观察北斗的斗柄来辨别方向。往往遇到骆驼泉，时常得到马酒，随后才能渡过沙碛。大概骆驼和马死去的有十分之四五，人和牲畜都疲惫到了极点。如果北面有强大的敌寇，就很难渡过沙碛。汉军难以渡过沙碛北部，【此处有缺字】伊州以西、延安以及各蕃部都无法救援。疲惫的军队不能自行振作，不能振作就会被敌人役使归属。敌人吞并他们，又得到肥壮的马匹。马匹肥壮，人也安逸，汉军又怎么能够孤军深入呢？由此可以知道沟通西域的艰难。沙碛南面有沙州、瓜州、肃州四州，都以南山为界。山南就是吐浑和吐蕃的部落。敌人知道汉军不能渡过沙碛，必定越过南山，分路向下进攻。沙碛北面的敌人又与突厥联结，合兵前进，那么凉州以西势必危险。所以说，这些地方如果不属于国家所有，防守它们就不是便利的办法。君主认为默啜违逆上天，把他置于法度之外；凭借神武而不杀，上天仁慈、喜好生存，于是使他匍匐请命，震动跳跃而知羞耻。中原听不到犬吠般的警报，边亭也不知道像狼回首一样的忧患。圣人用兵就是如此；由此可知，启修德政而有扈氏归奔，农修德政而夙沙氏来归，大禹焚烧铠甲而夷人归附，舜舞动干戚而苗民来朝，都不是虚妄的。贾谊《新书》说：成王问鬻子：“圣王处在君位，能使百姓富裕而且长寿吗？成王说：“富裕是可以做到的，长寿难道不在于天吗？”鬻子回答说：“圣王处在君位，天下没有战争之事，百姓就免去一次死亡而得到一次生存。君主积累道义，官吏积累德行，百姓没有受冻挨饿，就免去第二次死亡而得到第二次生存。君主积累仁爱，官吏积累慈爱，刑罚便废止，百姓没有遭受上天降下的诛罚，就免去第三次死亡而得到第三次生存。使百姓按时劳作和使用物资，节制民力，使他们没有瘟疫，就免去第四次死亡而得到第四次生存。”如今圣明君主在上，百姓获得四次生存，承受天地之气、形成生命形体，谁不是极其幸运呢？然而治理国家的道理，是在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汉代单于上书，希望保卫边塞，请求停止边备。郎中侯应熟悉边境事务，认为不可。东汉时西羌作乱，征发天下兵力、赋税、劳役没有止境。司徒崔烈认为应当放弃凉州。议郎傅燮严厉地说：“斩杀司徒，天下才能安定。凉州是天下的要冲，是国家的藩篱和屏障。世宗拓展疆域，设置四郡，议论者认为这是截断匈奴的右臂。崔烈身为宰相，不考虑如何为国家谋划，反而想寻求消除祸患的办法，仍然打算割弃一方万里的土地。假如让披发左衽的蛮夷得到这片土地，他们凭借坚固的土地和强硬的铠甲来作乱，这将是天下最大的忧虑、社稷最深的祸患。” 最终朝廷采纳了傅燮的意见。如今应当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已经安宁也不要自满；采纳侯应认为不可的意见，接受傅燮深远忧虑的主张，然后使风成为号令，使雷成为克敌制胜的力量，修缮铠甲兵器，思考将帅人选，上与天合其德，下与地合其明，中与人合其心。善于作战的人不战而胜，就是这样罢了。防止旧日安定的四镇被委弃而难以控制，防备两个凶患，寻求将来的祸端，考察已经发生的验证。臣反复思量五六次，至于再三考虑，以臣愚昧浅陋的见识，知道这是不可行的。恭请朝廷再三察看。谨此陈议。《设置险要议》　　　　　　　　　李谿 《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治理国家的防卫，依靠山川、丘陵、外城、沟池，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左氏传》中，司马侯回答晋君，说九州的险要可以依靠，却不能依靠一姓之人；把险要当作依仗，便会招致危殆。这是想使君主早晚警惕战栗而增进德行。议论者不明白，认为《左氏传》和《大易》的说法相反，便说“不应设置险要”。有人说：“孟子称‘地利不如人和’，所谓人和，就是不设置险要来作周密防备。”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周王室开始奠基，后稷的事业兴盛，周文王得到玉璜辅佐天命，并以宝龟占卜周朝七百年的祭祀。军队渡过孟津，诸侯不约而同前来，于是像雷声震响、风暴骤起一样，殷的废墟崩坏裂开，周王便在郏鄏定鼎，迁都洛阳，继续光大祖宗的事业。这并不是抛弃德行，却没有依靠险阻来自我巩固。后来终于使晋文公称霸，把周天子召到河阳；楚庄王问鼎的失策，足以作为镜鉴。假如当初周朝设置秦地那样的险要，秦朝实行周朝那样的德政，那么周朝七百年的期限就可以保有强大，万代的制度也可以不至于栋梁弯折。【句末有阙文】如今仍然承担商、周的德业，继承商、周的仁义，然后……【原文未完】

译凭借江、汉设置险要，使夷狄宾服；依靠五岳、镇山设置险要，使诸侯顺从；凭借关隘、桥梁设置险要，使京畿附近安定；张开四方的纲维设置险要，使百官众多而有序；施行刑罚设置险要，使盗贼停止；寻求明察设置险要，使奸诈虚伪显露。险要在适当时机发挥的作用真大啊！这就是招来远方、安抚近处，使军队收敛、铠甲解除，而守卫始终牢固的原因。谨此陈议。《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宋李昉等编。杂议。《象〈古代建立诸侯尚不可议〉》一首，《赏〈旧左右议〉》一首，汉高祖《伪游云梦议》一首。《奏〈猫防议〉》一首，《晋文公问守原议》一首，《昭陵寝宫议》二首，《酷吏传议》一首。《世祖封不义侯议》一首，《西伯受命称王议》一首，《焚舟议》一首。《象〈古代建立诸侯尚不可议〉》　　　　　魏征 议论说：我听说，夏、商、周三代治理天下的长处，在于建立藩屏，以保卫和安定皇家；两汉兴盛的根本，在于开拓山河，与王室共同兴隆。所以楚国不恭顺，齐桓公便有召陵之师；诸吕作乱，朱虚侯便奋起制定北军之谋。九鼎失坠而又复归安定，诸侯骄傲而终于重新肃敬。这与秦朝孤立无援、宗室子弟沦为平民，魏氏徒有虚名、藩镇捍卫犹如身陷囹圄，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至于共同忧患、共同欢乐的说法，百人中也难有一人真正做到。假如防备圣帝施行至仁，使玄妙的恩泽流布，让百姓沐浴春风、沾受夏雨，却在一旦之间抛弃这种制度，使他们成为诸侯的奴仆；众人的心尚未安定，有的还会逃亡，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既然设立诸侯，就应当建立社庙，礼乐文物、仪仗卫士以及左右侍从，若全然废缺，政治必定不得安宁；若只是粗略修治，又会因事务繁多而无暇顾及，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大夫卿士都要依靠俸禄生活，赋税太轻，官府便会困乏；征敛太重，百姓又无法承受，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王畿方圆千里，所征税额并不多，至于供给贡赋的来源，本在诸侯和甸服以外的地区；如今却把这些地方全都分封为国邑，京师的府库必然空虚，诸侯入朝宗庙时也没有东西可以取用，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如今燕、秦、赵、代都接近蛮夷之地，狡黠的羌人据险抗拒，匈奴尚未消灭，追击的军队却要深入内地，远赴边疆，百姓和军队承受不了这样的劳苦，将来还会发生其他变故；局势难以安定而容易动荡，事后即使悔恨也未必来得及挽回，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推究圣人处理事务的原则，最可贵的是顺应时势；有时事情尚不可治理，就须根据变化而变通。我冒昧进献浅陋之见，只请明主加以选择。谨此议论。这篇文章在《文苑英华》中多有脱漏，现依据《通典》增补。议论赏赐旧日左右近臣 议论说：从前晋文公回到晋国，便讨论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人；汉高祖平定天下，也首先说明随他入蜀的功劳。唐太宗早年得到“大横”之兆，却没有忘记在代邸旧日相从的人；光武帝应验赤伏符即位，仍然念及颍川人士的辛勤。这一位霸主、三位帝王，名声高于前代，难道是沉溺于亲近之人的私情，偏爱某一类人吗？这是因为道理本来如此，义理又使人不得不这样做。

译《尚书》说：“人总是要寻求任用旧人。” 左右近臣等人攀附帝王，如同攀援龙鳞羽翼，多年历尽艰辛；入朝参与守护社稷，出外则成为受拘系的奴仆，冒着刀箭，经历艰险困苦，有的人劳尽于鞍甲之下，却没有沾受恩泽；有的人死在战场，子孙至今还未被录用。群臣的议论之所以不止，实在就是由于这些缘故。如今时运已经到来，天门已经开启，所以关于攀桂【疑作“击柱”】的欢呼还没有停止，关于积薪的叹息仍然很深。如果不申明这种广泛施行的原则，以考察众人的愿望，即使介之推那样高洁的人，也仍然难免被人议论。我们考虑得不够长远，便冒昧陈述愚昧之见，恭请陛下深察，惶恐战栗，谨此议论。汉高祖假装游历云梦以擒获韩信议　　　　高参 有人说：汉高帝假装游历云梦来擒获韩信，果真如此吗？他的智谋确实值得称道。我认为汉高祖没有考虑宏远的制度，却只求一时的计谋，因此失去了施行政令和刑法的原则。圣人重视正道而不重视侥幸，赞成合乎法度的行为而不赞成奸邪。从前明王每五年巡狩一次，命令诸侯分别到四方岳镇朝见，明确显示黜退和升迁的标准，所以无德者削减封地，有功者增加爵禄。汉朝君临万国，却给人留下以偷诈游历为名的示范，这是不能作为教训的。况且当时韩信尚未显露叛逆的迹象，一旦拘捕韩信，便使诸侯产生疑心；天下人都疑惧，所得的利益就少，而失去的东西却多了。从前崇伯鲧违背命令、败坏族类，共工表面上说得好听、实际上违背政令，帝尧凭借明察善恶的智慧，仍未立即罢黜他们，是因为他们行为虚伪、外表恭敬，而且又有四岳的推荐。假如尧帝憎恶他们的行为，拒绝四岳的推荐，不等到任用考察，便直接加以诛杀流放，天下一定会认为这是杀害无罪之人。惩罚一个人，要使天下都知道他的罪过，大家才会服从；奖赏一个人，要使天下都知道他的贤能，大家才会受到劝勉。若奖赏不能使人受到劝勉，刑罚不能使人服从，尧帝是不会这样做的。汉高祖不能斟酌古代的典章，最终采用陈平的计策，拘捕韩信并押回京城。一两年之间，韩王信在马邑反叛，赵国丞相贯高谋划在栢人行刺，陈豨在代地反叛，彭越、黥布、卢绾之流也全都相继叛乱，难道不是没有正确运用使人服从、以刑罚劝善这一原则的过失吗？传记说：君主以诚信对待臣下，臣下便以忠诚侍奉君主。古代的盟主尚且以袭击侵害别人为耻，何况拥有天下的君主呢？唉！悠悠千年，欺变诈术开始滋长，使天子不再谈论巡狩，诸侯也不敢议论朝觐。大国自己疑忌强盛，小国又害怕被囚禁拘捕，于是君主的恩德和信义不能流布于下，臣下的忠孝也不能上达君主，王者的恩泽逐渐衰微，正是从云梦之事开始的。奏议猫捕鼠之事　　　　　　　　崔祐甫 本月某日，中使某人传达圣旨，拿一只笼中所养的猫给百官看。我听说上天生育万物，使它们各有刚柔不同的性情，圣人便依据这些性情垂示教训、树立法则。《礼记·郊特牲》篇说：“迎接猫，是因为它能吃田鼠。”既然如此，猫捕食老鼠的事，已经载入典章祭祀之中；因为它能除害利人，即使事情细微也必须记录。如今这只猫面对老鼠却不吃，虽说是仁慈，恐怕不是违背了它的本性吗？老鼠这种动物，白天潜伏，夜间活动，诗人写道：“看那老鼠有形有体，人却没有礼。”又说：“大老鼠，大老鼠，不要吃我的黍。”诗的序文说：“贪婪而又怕人，就像大老鼠一样。”我回头看这只猫，它虽说是动物，却不同于麋鹿、麏麚；那些动物都按时捕杀，供国家使用。这只老鼠有害，又何必怜惜它而曲意保全呢？猫既受人饲养，却抛弃职守而不修治自己，这同执掌法令的官吏不勤于纠察奸邪、守边官吏不勤于抵御敌人，又有什么不同？又考察礼部的仪式条文，所列祥瑞之事中，没有“猫不吃老鼠”这一项；若要以此称庆，我实在不能理解。何况国家教化融洽、政治清平，上天屡次降下符瑞，纷繁杂陈，史书上从未停止记载。如今这只猫和老鼠的事情，不可以滥列在祥瑞之中。若按照刘向《五行传》的说法，这恐怕应当下令有关执掌法令的部门，察看并警诫贪婪的官吏，告诫边地守臣，不要失于巡逻警戒；应当使猫建立功劳，使老鼠不再造成祸害。我忝居枢密近臣之职，掌管听闻和察察之事，不顾自己狂妄愚昧，冒昧献上公议。谨此议论。

译一作“皆”，见《旧唐书》本传 晋文公询问守卫原地之事议　　　　　柳宗元 晋文公从周天子那里接受原地之后，为选择守臣而感到为难，便询问寺人披鞮，把这件事交给赵衰。我认为，守卫原地是政治上的大事，是用来承奉天子、树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当谋划任用亲近的卑臣，以致辱没王命。然而晋君选择重大任职，不在朝廷上公开议论，却私下在宫中商议；不广泛谋询卿相，却只同一个寺人谋划。即使赵衰确实贤能，足以掌管国家政事而不致失败，但损害贤者、败坏政事的端绪也由此滋长了。何况当时并不缺少善于谋议的大臣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率中军，晋君对内不询问，对外不求助，竟然由宦官决定。这难道可以作为法则吗？况且晋君将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以辅佐天子，这是他的远大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晋文公获得原地、开拓疆土，正是开始施政，用来观察诸侯的时候，却反而背弃了齐桓公所以兴盛的做法，蹈袭其所以败亡的行径。即便如此，他仍能成为诸侯的霸主，是因为土地广大、力量强盛，又有天子的册命；诸侯确实畏惧他。可是他怎么能够得到诸侯的真心服从呢？后来景监得以辅佐卫鞅，弘石得以杀害萧望之，造成这些错误的，正是晋文公。唉！得到贤臣来守卫大邑，并不是用人失当，而是询问方式失当。然而尚且使当时蒙羞，使后代陷入这样的困境，何况询问和任用两方面都失误，又拿什么来挽救呢？所以我特意揭示晋君的罪过，以附合《春秋》赞许世子止、赵盾的义理。谨此议论。昭陵寝宫议　　　　　　　王仲舒 谨奉圣旨。寝宫设置在山上已有多年，曾经遭遇野火焚烧，几乎全部毁坏。后来寝宫不久便迁移到瑶台寺左侧。如今因连年有人提议修建，考虑到旧寝宫本来在山上，原先就没有井泉，每次供应水都稍远，百姓十分劳苦困乏；现在想在现住的行宫处修建，希望长久便利于百姓，又是要改变旧制。恐怕考虑得还不周全，应该命令中书门下和百官共同商议可否，听取奏报。守右补阙王仲舒议论说：我恭敬地详察诏令，因为太宗陵庙是太宗生前游息之处，对至尊的敬诚重于改建寝宫，这确实是圣人的孝道。但旧宫既已被焚毁，若仍按照旧制，将来神驾经过这里，恐怕违背恭敬奉祀的本意。旧地素来没有泉源，每日祭祀所需的供物都靠人力运送，登山下山，难以办好祭祀。况且仲尼说过：“改变墓地不是古制。”臣下和百姓的墓域尚且受到重视，何况在陵园寝宫之间砍伐草木，怎么可以再次兴建土木工程，扰动陵寝呢？道理已有明确的先例。陛下聪明圣神，德行与文祖相合；寝宫已经废坏，年岁日久，不如独自保留其功业，以等待圣意。恭请陛下精选并信任大臣，郑重办理礼仪，向陵庙昭告，使神明知悉；在栢城之中选择近便之地，略微节省雕琢营造的费用，利用农事休息的时节，务必体现爱惜百姓、节省费用的心意，来符合文皇帝还归郭城的志向，天下将十分幸运。谨此议论。同前　　　　　　　　　权德舆 议论说：我听说古代宗庙的制度，前面设庙，庙中排列昭穆；后面设寝，寝中陈列衣冠。自秦汉以来，才开始依陵墓建庙，设置寝宫和便殿。庙虽在陵墓旁边，却没有规定一定要在山上、不能在山下的制度。况且礼文所看重的是适宜和相称，祭祀所凭借的是恭敬和洁净。昭陵依山而建，是太宗所营造的，寝宫在山上，是为了便利当时。自从野火延烧行宫以来，寝宫在山下也已经很久了。如今若砍伐树木、缩短版筑，安排工程、攀登险处，神道贵在安静，这样做或许不合适，便与最初建陵的情形不同了。何况旧制既已毁坏，新宫正当修建，考察便利之地来营造，可以长久存在，这就是所谓适宜而且相称。又因为井泉在山下，汲取输送容易，祭祀进献之礼便有了依凭；恭敬严肃根本在于彰明德行，祭品馨香也在于选择吉日洁净地烹饪。所以礼书谈到祭祀时说，水称为“清涤”，是说要清洁洗濯；又说：“不敢使用平常的滋味”，是为了以此同神明交接。如今凭借这清冽的井水来准备祭品，正是所谓恭敬而且洁净。凡是举办公事，首先必须以制度是否适当为大事，而把人力劳逸视为小事。如果事情本身适当，又没有使人劳苦，不也就是顺合昭陵爱惜百姓的心意吗？不也就是符合陛下顺应适宜之礼吗？如今历代圣帝的寝宫，也有建在山下的；既然如此，表达恭敬、使神灵降临的道理，难道会因为在山上还是山下而有远近之别吗？臣愚昧地认为，只要在栢城以内，就不能说遥远。陛下精诚慎重，询问到众位官员；我只是献上所听闻的意见，恭敬惶恐，谨此议论。一作“皆”，见《唐文粹》《酷吏传》议 《诗经》赞美仲山甫说：“刚强而不吐露，柔顺而不吞咽。”所以刚柔兼备，才称得上完整的德行。否则，只是任性直行，能够执掌一方，所做的事从内心出发却都背离道理。得到柔顺之道的，称为循吏；失去刚正原则的，才称为酷吏。司马氏修撰《史记》，写了两篇传记来警诫世人。可是从此以后，他却把郅都列为《酷吏传》的首位，我对此很疑惑。郅都任中郎将时，皇上想搏击野猪、使贾姬活命，他从容进言，引用宗庙和太后的重大关系来劝止。他任济南太守时，诛杀豪强奸猾中的首恶，境内路不拾遗。他任中尉时，宗室贵臣都收敛手脚、侧目而视。他任雁门太守时，匈奴不敢靠近边境，甚至把他的形象制成偶人，骑射也不能射中。然而他的勇敢气节根源在于公正廉洁：不接受私人书信，不接受请托寄托。具备这些品行，他就是汉代的名臣。他入朝居于受命的卿位，出外镇守各郡，坚强刚正、忠诚纯一，始终如一。他因临江王一事受到牵连，面对太后的震怒，最终死在汉廷，身首异处；这正可以看出汉朝纲纪败坏、王者恩泽断绝。史官应当揭示并说明这些事情，用来表彰侍奉君主的臣子，激励出使任事的大臣，使百代以后的人有所惩戒和劝勉。

译司马迁既然把郅都列在酷吏传之首，班固又因循其说，褒善贬恶的义理，于此便有所缺失。至于椎埋杀人、玩弄文法、巧言诬陷的这类人，却把他们视为同等人物，杂乱地编排在同一篇次中。到了传后的赞语，虽然说是引申是非、争论大体，又有什么补益呢？唉！《洪范》所说的沉潜，《大易》所说的正直方正，都是臣下的道义。郅都虽然没有完全践行，却已经接近了。不因顾惜生命而隐瞒忠诚，不因求保全自己而枉曲正道、以此取容于官职；没有像处父那样追逐浮华，也不同于申枨那样贪求欲望。他所到的地方，必定以称职著称。他大概就是古代那种刚正而不残虐、发怒而合乎节度的人吧？刚强看似酷烈，柔弱看似仁慈，关键只在于辨别时不受迷惑。天下类似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造成的错误很多，难道只有这一件吗？我打开书卷时忽然有所感触，想到司马氏、班氏都是优秀的史家，尚且不能辨明此事，所以写成这篇文章。世祖封不义侯议 我读《东汉史》，读到彭宠起兵据守蓟城，自称燕王。仓头子密等人趁彭宠独自在便室睡觉时，共同杀死了他。他们把这件事报到宫阙，世祖却封他们为不义侯。我认为这不符合先代圣哲君王封赏的根本原则，于是写下这篇议论：先师说：“只有礼器和名分，不能假借给别人。”又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吧？”又说：“只有这样才能安定国家。唉，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世祖初年，天命再次汇聚于此时，百官制度端正，三纲重新修整，德教确实符合天意。当时彭宠凭借过去在南阳的旧恩，位列上将，有举兵于渔阳的功劳，也有供给邯郸、效忠王室的功绩，最终却因谗言获罪，心怀怨望，于是进攻朱浮于蓟城，自称燕王。当时战争十分激烈，百姓苦难深重；当时的君主应当把使百姓休息、缓解灾难作为根本心意，首先应当追念其功劳，公开洗清他的污点；其次应当施布威势和怀柔，使他改正叛逆之心；如果实在不得已，就应当依据大义讨伐他，出动王师征讨他，以彰明君臣各守其分的义理。这三种办法都没有采用，或者虽有采用却没有贯彻到底。等到仓头子密等人在便室发动叛逆，运用阴险残忍的手段，等待他睡下，便使彭宠身首分离，仓促之间取了他的首级。等到他们到宫阙报案时，世祖竟封他们为不义侯。我认为，伯通彭宠违背君命，子密等人杀害君主，同样都归于叛乱，罪行不能相互遮蔽，应当分别依法处置，昭示王法。可是反而把他们列入五等爵位，又以“不义”作为封号。既然说他们是不义之人，便不应封为侯；这样一来，汉朝的爵禄就不足以劝善了。《春秋》记载“齐豹盗”，把三个叛乱者都直书其名的义理，难道不正与此事相反吗？再如栾布为彭越哭泣，孔车安葬主父偃，若依东汉的标准议罪，他们的罪过哪一个更重？何况四方刚刚平定，创伤还没有恢复，却不考察古代训诫，而以个人喜怒作为刑罚和赏赐，使天下的陪台、厮养都希望自己的君主发生祸乱，以便侥幸获得侯印；把诸侯置于危险疑惧的处境，鼓动臣下叛乱的根源，抛弃名器、扰乱常伦，还把法令当作儿戏。当时的风气浩荡败坏，再也没有恢复，使桓帝、灵帝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使山阳王遭到胁迫篡夺；追究其根源，怎么知道不是封不义侯造成的后果呢？西伯受命称王议　　　　　梁肃 太史公说：诗人说西伯在受命的那一年称王，并裁断虞、芮两国的争讼；于是追尊太王、王季为王，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十年后去世。有人认为，《大雅》的序文说“文王受命，建立周朝”，《秦誓》的序文说“十一年，武王讨伐殷”，这是妄自援引两部经典来证实这种说法。我认为，违背经典就不是圣人之道，不能作为教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姑且试着说明如下：圣人不会无故创作，创作了就应成为万代的法则。仲尼赞美文王的德行说：“他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服事殷。”又说：“内里文明，外表柔顺，以防备大难。”文王既然如此行事，就没有南面称王却还说是服事殷的道理，也没有改换国姓、创立制度却还说是柔顺的道理。仲尼称赞武王的功业说：“汤武实行了革命。”又说：“武王晚年才受命。”没有父亲已经受命，儿子又重新革命；也没有父亲做了天子，儿子却说自己到了晚年才受命。武王在盟津会合诸侯时，告诫诸侯说：“你们还不了解天命，现在还不能发誓出师。”又说：“我们的文考尚未完成统一大业，我这个小子要继承他的志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哪有王者出兵征伐，反而还要等待天命的呢？大统既然已经改变，却又说尚未汇集。《礼记·大传》说：“在牧野战事结束后退兵，在上帝面前焚柴祭告，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改定正朔，区别徽号。”如果虞、芮争讼那一年文王已经称王，就不应再说“追尊为王”。王者制度既已施行，也不应再说“改变制度”。这些都是违背经典。最大的关系是天地，其次是君臣。圣人知道名位秩序不可改变，所以制定上下尊卑的礼制，裁成天地的法则，使各自符合本分而不相侵越。至于亿兆百姓的去留、天命的授予和剥夺，则要等待时势。圣人顺应时势而行，所以民歌归附，舜、禹便谦让；桀、纣罪恶盈满，汤、武便放逐、讨伐。这就是所谓先于天时而行动、奉行上天时令，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殷朝的统治尚未断绝，纣王的罪恶尚未达到极点，文王却已经称王号令天下，那就不能称为至德，这正是违背圣道。我认为，《大雅》说“建立周朝”，其意义大概是说文王积累德行、累积仁义，受到海内归附，武王因此成就大业；并不是说发动革命、改换国姓就是“建立周朝”。《泰誓》记载年代，大概是武王、周公追考前代文献，陈述王业兴盛的过程从虞、芮开始，所以把它断定为受命之年。仲尼以文王、武王为法式，因而叙述说：“十一年，武王讨伐殷。”这并不是说文王自称为王后才开始计算年数。文王已经去世，经典的义理仍然存在。如果说不是这样，就留待后世君子评定。焚舟议　　　　　　　　　杨防

译秦伯讨伐晋国，两次任用孟明视，都遭到失败。秦伯用他而不懈怠，又再次攻打晋国；晋人不出战，秦军于是封埋了崤山战死者的尸体。霸主是以武力作为功业的吗？从前楚子战胜晋国，筑京观来彰显武功。楚子没有接受这种做法，说：“之所以称为武，是因为具备七种德行；我一种也没有，怎么可以称武呢？”如今考察秦军，忽视蹇叔忠诚的劝谏，采纳杞子狂妄的谋划，劳师远征，想要袭击别国。在崤山和彭衙失败之后，连一辆完整的车轮也没有返回；渡过黄河后焚烧船只，表示决心死战。晋国没有与它交战，秦国于是称霸西戎，但这也不能算胜利。何况两次失败、一次胜利，面对敌人却损失许多，所得不过很少，难道足以称为功业吗？饥虎饿狼，难道只会一心吞噬吗？我看晋国悬门不出战的君子，实在太多了。《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一，宋代李昉等编，收录连珠。梁宣帝二首　　　　沈约二首 吴均二首。刘孝仪代人创作二首。庾信拟作四十四首。苏颋代人创作二首。比喻对 《比喻古代政治》一篇　　　《冶家子言》一篇 《奔蜂对》一篇　　　　《招野龙对》一篇 连珠 连珠二首　　　　　　　　梁宣帝 我曾听说盈亏消长的道理，事物即使修治平整，也必然会变得倾斜；损与益相互作用，存在于万物的形象之中而没有遗漏。因此说，大地虽然深厚，东南却有缺陷；上天虽然广大，西北却有悬空。我曾听说山中藏有美玉，草木就常常繁茂；树林里有猛兽，丛生的枝条便没有人敢采摘。因此汉代的礼仪重在再次显现帝王的遗迹，真正的《周礼》仍然存在，龟兆所显示的田地也没有改变。同前二首　　　　　　　　沈约 我听说猛烈的风虽然震撼万物，却不能截断蔓草的根；腐朽的土壤虽然微小，却终于能使高山的陡壁坠落。因此一个人若没有受到威严震怒的威慑，也可能轻慢法度；千乘之国有时也会因巧言媚笑而忘记危亡。我听说鸣响的竹管承受声音，并不是有意招引风来；涓涓细流长久奔流，难道会把心思安放在归入大海之前吗？因此万孔怒号，不必叩击便全都响应；平坦的川流能够容纳众水，凭借低下之势而成为主宰。同前二首　　　　　　　　吴均 我听说，女子容貌艳丽，本来就会因为娥眉之美而招来嫉妒；品德贞洁、才华光照世人，也会因为超群出众而遭人猜忌。因此班婕妤辞去宠爱，并不是没有妖冶美丽的姿色；杨子处境寂寞，难道是缺少光彩耀目的文章吗？我听说，守义之人舍弃节操之外的荣利，并不一定是为了让君主知晓；烈士奔赴危难，难道是希望求取利益吗？因此墨子缠束腰带，并没有得到享受肉食者的谋划；申胥哭泣流血，也没有执珪的高位。代人创作连珠二首　　　　　刘孝仪 我听说，洛水女神的高髻，并不凭借草泽之人的装饰；玄妻的长发，也不借助金制的首饰。所以说，名声来自自身的美好，蝉的美称得自天然。因此梁妻独自拥有妖艳之美，卫姬专有令人怜爱的姿态。我听说，芬芳的性情一旦染上深情，即使想忘记也不会停歇；香气触动思绪，事情过去越久，反而越加思念。因此津亭掩藏了香气，只留下秦妇的怨恨；爵台残留着嫉妒，又追生出魏妾的悲哀。拟作连珠四十四首　　　　　庾信 我听说，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有拔山超海的力量，临阵勇猛如暴风骤起，谋略发自胸中，能斩断长鲸的鳞甲，截断飞虎的翅膀；因此一旦发怒，诸侯便恐惧，安然居处，天下便得到安宁。我听说，萧何、曹参辅佐政务，是成就雄才大略的凭借；鲁、卫作为前驱，是借助威风而行。因此黄池之会，可以同诸侯争高下；鸿沟之盟，可以把天下一分为二。我听说，要解开大野猪的束缚、堵塞长蛇的源头，必须制服方圆千里的土地，在军门前歃血为盟。因此解除百里之围，要采用陈平的一条计策；与拥有千乘的国家结盟，要有季路的一句话。我听说，得到贤才就能成事，不必亲自挥动刀锋，正是因为有贤良的股肱之臣；不用谈论临机应变。因此屈完陪同诸侯乘车，便解除了方城的包围；段干木作为

译臣子，天下便没有在西河发生的战争。我听说，邯郸已经危急，才徒然想起马服君；蓟城即将失守，才空自起用荆轲。因此用竹杖扶持危局，也不能扶正武担山的巨石；用芦灰吸水，也不能挽救宣房宫决口的黄河。我听说，蚂蚁从洞穴冲向泉水，却不知道长远的忧患；玄色鸟把巢筑在帷幕上，又怎么能够支撑长久？因此大厦已经焚毁，不可能用眼泪把它浇灭；长河一旦决口，也不可能用双手把它堵住。我听说，有人只会卖弄口舌、喋喋不休，在市井间奔走喧嚷；有的凭借花言巧语自我进用，有的用阴险欺诈互相倾轧。因此子贡出使，五都之间彼此扰乱；张仪得到任用，六国便纵横争斗。我听说，习惯谋略的人擅长谋划，权变之术必须长久经营；有时增修齐国的炉灶，有时却只能卧在燕国的城墙下。因此井陉的军队如鸿毛遇到烈火，长平的士卒像秋草遭逢严霜。我听说，那田地里的黍子茂盛，大夫便产生对乱世的感慨；麦子抽穗繁密，君子便有离开故国的悲哀。因此建章宫高低起伏，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远望防岸；德阳宫沦没之后，也不可能再登临偃师。我听说，城市和朝廷迁移，货物随之变换，山川遥远，于是只剩下狐兔出没。过去的建始宫，荆棘高耸入天；昔日的长洲苑，也已…… 我听说，上天正接连降下灾疫，祸乱极其广泛，徒然想起说剑之士，空自听闻枕戈待旦。因此刘琨的英明谋略，也无法自行免除灾难；祖逖的慷慨激昂，也只能勉强渡过黄河。我听说，山谷树林绵延遥远，苍梧之地不再归附；只有梧桐、葛藤，已经没有树木可以封植。因此隋侯之珠如日月般珍贵，也无益于骊山的火灾；雀台的笙管，只能徒然望着西陵的松树。我听说，雷声惊兽，电光激发，风势驱驰，攻陷城陵、历经开塞，枕跨江湖。因此城郭的形状如月亮倾斜，军阵的气势像云层铺展；其中不是绿林的散兵，就是骊山的叛徒。我听说，死者被迫守长城，生者离散于函谷关；辽东寡妇有悲哀，代郡孀妻有哭泣。因此悲痛流露所感动的地方，竟使杞梁之城崩塌；泪水洒落沾染之处，终于使湘陵的竹子变色。我听说，连续三代用兵，既然不是留下后世的深谋，累世相传也必定以失败告终。因此李都尉所承受的风霜，登上兰山时箭已经用尽；陆平原的意气，登临河桥时道路已经穷尽。我听说，营中魂魄不能返回，磷火在夜间飞舞；有时遭逢夜间出猎的军队，有时死于空亭中的鬼魂。因此射声营的风雨之中，时常有冤魂作祟；广莫郡阴冷之地，尤其多有夜哭。我听说，江、黄一带兵马交战，鄢、郢之地风势猛烈；有人忽然离去而不能归来，有人没有归期而远在异乡。因此章华台下必定有思念儿子的台阁；云梦泽旁应当有许多望夫石。我听说，没有怨恨的生离，却使恩情从中断绝；徒然思念出水的莲花，再也没有回风中的飞雪。因此楼中对酒时，绿珠已经离去【存疑】；帐中悲歌时，虞姬已经永远诀别。我听说，树立起一位掌管百姓的牧守，就等于把百姓的性命悬在他手中；等到他厌弃人世，又会倾覆天下人的心。因此一匹马奔跑，身上没有一根毛不随之震动；一只船翻覆，船上没有一件东西不随之沉没。我听说，严霜降落，没有什么不肃杀；高大的树林凋亡，没有什么不坠落。因此楚国的壕沟已经填平，游鱼无处依托；吴宫已经被火焚毁，归来的燕子还能在哪儿筑巢？我听说，名列八俊的人，受到宦官集团的伤害；智谋周密如三杰的人，也会死于妇人的计谋。因此洪泽中的蛟龙终于受挫；长期饥饿的老虎，竟被平地上的蚂蚁摧毁，失去水势的蛟龙也会被它们制服。我听说，吴地的战船、蜀地的小艇，不能没有水便浮行；用红色间杂绿色【此句存疑】，不能没有弓弦便射箭。因此关在笼中的鹤，哪里还会有展翅高飞的日子？困顿失意的马，再也没有千金的身价。我听说，人的性情灵思曲折，郁结压抑而不能发扬；有时感动于无情之物，有时又因非同类之物而悲伤。因此叹息怨恨汇成的水，特别凝结为愤怒的泉；感伤悲哀形成的云，格外含有忧愁的气息。

译我听说，迁徙白羽，流放房陵，离开家园、分散乡里，悲凄怨恨，只能抚胸长叹。因此吴起离开西河时，潸然流泪；荆轲在燕国市集告别时，悲伤得不能自持。我听说，廉将军的客馆、翟廷尉的高门，荣枯盛衰转瞬即变，哪里还谈得上贵贱？因此平生的故人中，灌夫的旧交不肯离去；门下宾客之中，只有任安还存在。我听说，有人执珪为楚国办事，有博学之士留在秦国；有人在晋阳思归，有人在临淄羁旅。因此亲友虽然离散，也不能不怀抱抚慰之情而感到凄怆；山河虽然分裂，也不能不因风月而牵动心怀。我听说，到了五十岁，壮年的情怀已经久已消歇，忧愁能够伤人，所以格外悲哀。因此把它比作交让木，实际上是半死之时还说自己活着；又像梧桐，虽然残存生命，却仍然等同于死亡。我听说，秋天的气息使人惆怅自怜；耿恭有悲哀，疏勒有班超思念酒泉的情怀。因此韩非客居秦国，逃避灾祸却无路可走；信陵君在赵国，多年以来一直思念归返。我听说，衣服破旧、补丁百结的人知道天命，因而不忧愁；十天才做一顿饭，若没有饭吃也不以为耻。因此素王孔子的事业，竟出自东门的贫民；孤竹国的君主，实在就是西山的饥饿之士。我听说，胸中没有学问，就如同手中没有钱；如今即使学习，也还没有见到能够成为贤者的人。因此扶风的高凤无缘无故丢弃麦子，中牟的宁越只是徒劳地不眠苦读。我听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也会有忠信之士；五步之内，也可能有值得记取的芬芳。因此日南的枯蚌，仍然含有如明月般的珍珠；龙门的枯树，还能怀抱咸池的乐曲。我听说，百尺高台，建立在九层棋盘之上；千钧重物，悬挂在一根树枝上。因此截取虎尾也未必危险，触伤龙鳞却仍未到危亡地步。我听说，居住在兰草旁还是鲍鱼肆中，取决于所受的熏习；白羽和素丝，也会随着所染的颜色而改变。因此金属本性虽然坚硬，放在剑旁便会变成防水之物；德性虽然平和，经历风吹也会变得险恶。我听说，豫章树生长七年，仍可能死在丰茂的草丛中；芳兰生满九畹，也可能沉沦于幽深山谷。因此想寻求真正的才德，晋阳有自己埋没的蒿草；若要赏识它的声名，吴亭却有已经枯死的竹子。我听说，明镜被拿去蒸食，也没有得到合适的用途；干将宝剑被拿来补鞋，更令人悲伤叹惜。因此气概足以凌云的人，不应当只停留在武骑之才；才能辅佐君王的人，不应当只被放逐到长沙。我听说，形势归附之处、威势借助之处，必定有人想要系住风、捕捉影，赤手打虎、徒步涉河。因此轻的东西像鸿毛也会沉入水中，重的东西像磐石也能凌驾于波涛。我听说，意气难以被挫伤，并不需要借助扛鼎的力量；风采神韵自然勇健，也不必等待翘关之力。因此曹刿登上坛场，汶阳的田地立即归还；相如斜视柱子，连城之璧终于归还。我听说，卷葹这种草不会死亡，谁必定没有心志？甘蕉自然生长，所以知道它没有节。因此螺蚌得到道路，恐怕会不同于骊龙居住的深渊；麻雀和燕子一同归来，也应当不是丹穴的凤凰。我听说，北邙山再高，魏君也不能削平；谷水、洛水相争，周王也不能改变。因此愚公有什么德行，竟然扛着锄头移山；精卫是什么禽鸟，却想衔石填海。我听说，君子若没有自己的道义，就不能拥有自己的财富；若忘记贫穷，就不能以食禄为耻。因此颜回只饮一瓢水，贤者也胜过庆封的玉杯；子思佩戴银饰，反而美化了虞公所拥有的垂棘之璧。我听说，水流受到冲激，实际上会使源头浑浊；树木受到蛀蚀，最终将拔除根部。因此延年之家预先谈论扫墓之事；羊舌一族先已知道祸患将临门户。我听说，有人磨砺唇舌，润饰牙齿，迎着风散播毒害，向着影子吹扬尘沙，因此应当敬而远之。豺生五个孩子，已经够令人畏惧了！鬼还拥有一辆车。我听说，空船不会触犯别人，有美德的人也没有忧患；忠信可以作为琴瑟，仁义可以作为饮食。因此顺从庄子的道理，万物自然变得微小；归依老子的学说，众多存在都归于虚无。我听说，三关令人顿足，长城使人垂翅；既然羁旅漂泊，又没有才能和智慧可以自救。因此船停在乌江，知道已经没有归去的道路；白雁衔着书信，也必定没有家可以寄托。代人创作连珠二首　　　　　苏颋 人的感情有其内在的会合理解，却不能只用道理排遣；人的行为有合乎义理的得失，也不能只用义理来强行改变。能够安顿感情，事理便不会阻滞；珍视人的行为，义理便能够完整。因此韩凭的妻子死后，在松树上哀声吟唱；石崇的歌妓还活着，却在楼前献出生命。恩情深厚就一定要报答，言语极其诚信就不会遗忘。与我联系深厚的感情不可夺取，牵系于对方的信义不可欺骗。因此拿刀割腕，难道是为了让别人的刀受到污损？在扇子上题字后死去，最终仍把尸身归还给丈夫家。比喻对 《比喻古代政治》　　　　　卢硕 轩辕、少昊时代，君主好比心脏，百姓好比四肢百骸；尧、舜时代，君主好比眼睛，百姓好比万物；夏、商、周三代，君主好比医生，百姓好比疾病；五霸治理天下时，君主好比工匠，百姓好比材料；两汉时代，君主好比堤坝，百姓好比水。心脏得到治理，四肢百骸便会服从；眼光明察，万物便会显现；医生善于诊断，疾病就不会逐渐加重；工匠善于测量，木材便没有会被废弃的。因此把心交付给自然，便可以无为而治；轩辕、少昊时代的治理，是自己得到治理。依靠眼睛就必定有所等待；尧、舜时代的治理，是寻求治理。医生不能医治周全，生死就会危险；三代的治理，存在于仁德之中。工匠审察不明，曲直就会错乱；五霸时代的治理，凭借的是智慧。到了这些时代以后，百姓成为水，政治成为堤坝。堤坝不完整，水就会冲毁城邑。曹魏、司马氏统治时期，终于形成了败坏衰乱的局面。不能让百姓成为水；既然把水围在堤坝之中，百姓就困苦了。既然如此，轩辕、少昊确实以无为为治，尧、舜以明察为治，三代以仁为治，五霸以智为治，两汉以法禁制臣民的叛乱；但禁制叛乱的结果，却使君主和百姓成为敌对关系，百姓心中也就产生了仇恨。《冶家子言》　　　　　　　　陆龟蒙 周武王灭掉殷朝（蜀本作“战胜”）以后，把纣王的首级悬挂起来。有个人在白旗下面哭泣，主管官员责问他。他说：“我是冶炼人家的孙子。几十年间，我家多次改变熔炉和铸范；如今又要改变它，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业将会怎样，所以哭泣。我祖父起初铸造农具，每年春天农事开始时，农具一定大为畅销。殷朝赋税沉重，拿着耒耜的人一动也不敢动。我父亲把农具改铸成工匠用的器具，用来营造宫室台榭，奢侈工程使它的销路增加了一倍；百姓日渐衰困，土木工程也中途停办。我又把它改铸成兵器，正逢诸侯讨伐殷朝，军队和战阵兴起，销路又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如今周朝使用大斧斩杀独夫，天下将要奉行文治，我家的行业必定毁灭，我的死期也不远了。”武王听后害怕，于是收藏兵器，劝导农事，冶炼人家的儿子又恢复了祖先的旧业。奔蜂答问

译晋悼公看见奔蜂把泥土附在墙上，背着桑虫放在那里，好像在说话一样，心中疑惑不已。于是召见师旷，责问这件事。师旷回答说：“奔蜂没有子女，它背着虫子抚育祝祷，祝祷从不懈怠，所以它的形体随着心愿而变化了。”晋悼公惊异于这番话，师旷于是进一步解释说：“这不过是蜂罢了。它希望虫子迅速长得像自己，所以虔诚地祝祷。诚意感动万物，即使各种品类、万般形态彼此不同，也没有不随之响应的。诚意不能通达，感应便不会发生；即使形体外表相同，内心也会变化成另一类。我愿意用人事来说明它。从前尧希望天下得到治理，便祝愿舜继承帝位；舜担心天下还没有治理好，便祝愿禹来传承帝位。传承之意真诚，所以三姓的天下变成了一家人的治理。这说明尧、舜并非不能使自己的儿子改变，而是要把自己的祝愿传给最公正的人。我还冒昧以晋国的事情直接启发您的心意，希望您迅速醒悟。从前曲沃桓叔体恤百姓、致力于德行，国中之人受到他的感化，没有多久便改变了；即使晨风归入茂密的树林、鱼龙奔向深潭，也不过如此。等到献公接受士蒍的计策，驱逐众位公子，攻打丽戎而宠爱它的女儿，又使太子率领东山的军队，尨、凉、玦、离等人明显以义理拒绝士蒍的建议，最终导致新城之惨祸，两位公子接连逃亡。” “在那个时候，害怕献公的毒害，简直就像害怕狼虎磨牙一样。这就是父亲变成了虎狼。不久，他又派兵攻打蒲地，并对屈地用兵；看待自己儿子的居处，简直就像看待戎狄聚集的地方。这就是儿子变成了戎狄。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有五位贤士辅佐他，文公早晚都为此祷告，所以原本不同的形体化为一体。等到齐桓公把宗室女子嫁给他（一本作‘支’），楚成王以诸侯的礼遇接待他，把他送到秦国，最终得以即位。这说明他受到别国的感化，却不能感化父子关系。我听说献公从未真诚地为此祝祷。因此可知，善于祝祷而使异类改变的，是奔蜂；不作祝祷而使自己的儿子离散的，是献公。君子说，献公的智慧还不如蜂，蜂尚且能够繁衍自己的同类。如今您已经拥有晋国，应当上保宗庙的根基，下接近（疑作‘延’）百代的资业，选择可以感化的人去感化他们，不要让奔蜂在您面前施展那一套。”悼公说：“问了小事，却得到大道理，这是我的幸运。我一定记住。”于是立他的儿子彪为太子，并让田苏做太子的师傅。招野龙答问 从前豢龙氏探求龙所嗜好的东西，幸而猜中了，于是得到两条龙来供养。龙对于人本来就是异类，只是因为它们的性情好像人罢了。让它们居住在宫室中，百川和四海都不够它们游历；给它们甘美的饮食，洪流和大鲸也不够它们品尝。它们悠然自得、安闲自在，对这种宠爱不肯离开。有一天，正好有一条野龙奋然招呼它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茫然漂泊在天地之间？寒冷时蛰伏，温暖时升腾，难道不劳苦吗？如果真能跟随我的君主，就可以安闲享乐了。’野龙抬头嘲笑它说：‘你为什么这样鄙陋局促呢？赋予我龙的形体，使我头戴角、身披鳞；赋予我龙的德性，使我潜藏于泉中、飞腾于天空；赋予我龙的神灵，使我吐气成云、乘风而行；赋予我龙的职责，使我仰望上天而降雨，滋润干枯之地。放眼无穷之外，栖息在荒远的原野，穷尽事物的端绪，遍览变化，这种快乐难道还没有达到极致吗？如今你们苟且容身于马蹄踏出的浅水洼里，只被泥沙束缚，只和水蛭蚯蚓为伴，被嗜好牵引，只求一点饮食；这是形体和我相同、快乐却和我不同。亲近人而又妨碍他们利益的，随时都会被扼住喉咙、割取肉食，这可以立刻等到。我正要悲悯你们、伸手援救（一本作‘悲悯并援救’；‘手’一本作‘首’），你们又为什么诱使我把自己送进陷阱呢？’ “然而它终究没有逃脱。野龙离开不久，果然被夏后氏做成了肉酱。” 《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二。宋代李昉等编。帝德上。《南郊颂》一首，《玄圃园讲颂》一首 《隋高祖功德颂》一首，《拜南郊颂》一首。《南郊颂》（并序）　梁简文帝 我听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圣人敬重它的德性；懂得事物先兆的人接近神明，圣人契合它的道。所以龙官氏族在言语尚未兴起之后，便与苍天相合；鸟纪时代垂衣而治的君主，也明显得到上帝的感应。没有不是高大庄严、肃穆深厚，汗流浃背地记录在青简、丹册上的。我梁朝皇帝治理天下，乘着上天神明的盛大光辉，承接日月的长远照耀；与乾道覆盖养育万物相等，与坤德承载并长久滋养万物相合。具有三皇、五帝的意旨（一本作‘四三皇六五帝非’），拥有十尧九舜的明德，声名与功业相称，事业与时运并进。自从平定乱局、恢复正道，讨伐有罪者、抚恤百姓，凭倚玉几，手握明镜，君临万国，到今天已经二十二年了。维系天道、治理纲纪，改变末世的浇薄风俗，使天下恢复淳厚正直。教化不用言语便先已显著，教令不用严厉便自然肃然。流行的音乐恢复雅正，远远符合云韶盛世；失坠的礼制重新显明，并不是因为忠信淡薄。九州同一轨道，四海没有波澜。太子的光明改变万物的照耀，仪礼如天而成两仪，三公九卿都辅佐教化、增益帝王光辉，王道以盐梅调和，帝业使尘垢澄清。世道安宁，苍兕不再使用武力；时运平和，鹓鹭都修养文德。桃林放散铠甲，华山收束兵刃；玉门关停止候望，紫塞沉寂了刀锋。屠羊、钓鱼、隐居山壑的士人，厌弃洗耳的隐逸生活而重新佩戴簪缨；在岩石间筑墙隐居的高士，离开箕山颍谷而系上玉珩组绶。奇异之士和杰出人才，已经接连出仕为官；世上的贤哲和河仙，也都从容进入朝廷。忠诚正直的臣子与众多士人同心，敢于直言的人如同得到贤臣。五典三墨，已经在璧水之旁茂盛；九流八索，也在石渠阁中纷然陈列。画一的政令，使万代都处于时和之中；三章之法，使百姓沐浴在仁寿之中。于是龙光之地、日浴之乡，以及紫舌、黄支、头飞、鼻饮等地，从西方、南方而来，没有不归服的。各国交纳贡物、派遣质子，称臣向内归附。珠树、白鸟来自越火枝之地；银瓮、卭杖超过沉羽水边的远方。它们从赤野飞来，越过玄妙辽阔的远空。于是嘉祥遍及众人，祥瑞登临：金人出现，泽马、丹甑出现，玉鸡长三只角，九尾兽长四条眉（《类聚》作‘肩’），六足之物抽出铺满大地的九茎嘉禾，端门生出连理树。它们错落分布在郊野沼泽，遍布宫殿、宫闱（《类聚》作‘闱’）和府第；没有一个月不出现，史官也记载不尽。周朝有黄鸟之旗，夏朝有玄珪之赐，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嘉祥。正当百福汇聚、道德通达、世道昌盛时，国家富足，百姓丰裕。乡里都知道舜让位的美德，城邑都如同尧所封的地方；西边田地堆满粮食，神异的丝帛遍布恩泽。可以说，我朝的教化如同风一样，百姓的响应如同草一样；我心静如镜，万物的活动犹如烟云。天子尚未天明便起身求衣，到了太阳偏西也不疲倦；撤去膳食而不顾自身，询问车舆之间的政事，访求治道。銮旗缓缓移动，放弃千里之遥也不乘车。珍贵的琴瑟没有过错，也舍弃价值百金的享受而不演奏。广泛施行四等之恩，把慈爱之雨降到枯槁的根上；大力阐明三朝（一本作‘明’）的法令，使法雷惊醒群梦。使万物各得其成，停止杀戮而爱护生命。幽暗困厄的百姓，与苍天同享喜悦；闭塞不通的正理，同谷风一起舒展。昆虫各得其性，爬行和蠕动的生物都欣喜地生存。三面撤网，禽鸟可以缓慢飞走；九重宫门以内没有饿兽吞食人的药物。最高道德的事业如此，太平的风气那样。于是恭敬肃穆地奉事神祇，使治理通达而彰显孝敬。自江左以来，爽垲之地尚未开发，于是命将作官测量日影，开始营建。天、地、人三灵共同响应，百工全都动工，宛如神灵所造，俨然类似仙人居所。幽深隐秘而山势峻峭，超过晋代千亩之地；空旷秀丽而辽远，胜过汉代七里之苑。五方通达、四面相连，郊野开阔而延及原野。南面眺望重重山岳，北面远望芒岭，东面临近灞浐，西面遥望旧日丰邑。地势曲折绵延，丘陵起伏；水势澎湃，山川呈现出各种姿态。飞架的桥梁和深邃的殿宇，洞彻明亮的孔穴（《类聚》作‘空’），悬挂着紫色殿阁和仙宫；霞光飞举，鸟儿翱翔，雾气映照倒悬的屋梁，阳光稀疏地照在屋瓦上。玉桃卷起叶片，银树抽出芳香；百种果树、千株花木，以及三珠八柱，遍布其中。早晨的叶子和甜美的露水一同鲜明，傍晚的花朵与薰风一起飘落。带露的禽鸟忽然聚集，仿佛在等待比翼翱翔；归飞的鸟儿按时栖宿，仿佛听见同心鸟夜间的鸣声。因此光彩灿烂，照耀着日月二明并仰承七曜；纷纷润泽，承受五色云气而带有三灵之瑞。圆丘清闲幽静，紫坛肃穆设置；五精的祭场，千神的神位。八级台阶宏伟华丽，四面宽阔敞亮，宛如千仞高山，形状像悬流中的仙馆；光彩如五色云霞，犹如瑶山上的帝坛。石牒记载神明昌盛的祥瑞刚刚到来，金缕飞光的征兆长久稳固。这里雕刻琢磨，鄙视茅屋可以相比；不是珠宝美玉，却讥笑甘泉宫已经过于奢侈。回望往昔、比较今日，独自高出千古；沿袭与创新各有不同，质朴与文饰恰好相中。于是岁在单阏，星次訾陬，律中太簇，日为辛卯，特意在南郊举行祭祀。甸师清理郊野，封人筑起坛壝。朱色帷幕傍晚竖立，帷宫夜间设置完毕。拂晓银河斜落，挈壶氏上台报时。天子驾御玉辂，启动金根车；八匹骏马扬起车衡，双龙像翅膀一样护卫车盖。云罕缓缓回旋，铙声和谐鸣响；风吹动豹尾，阳光映照鹖冠。万骑如天而行，千乘如雷而动。披石铠、穿犀甲的士卒，连接七萃军队而如云屯集；饰有珍珠旗和日羽的军队，横贯五营而如星罗列。军容郁盛，声势震动，充满国都，弥漫于郡邑。至于车驾回转、降下清道禁卫，进献礼物而举行祭天仪式，向大清神行揖礼，依次祭祀群望之神。天子披大裘，戴山冕，恭敬地奉献苍璧举行明祀，在灵坛肃穆地举行禋祭。敬献黍稷，并非因为馨香，而是明德才是真正的馨香。太阳照耀着红色的光辉，天空澄澈而呈翠色。百官整齐肃敬，九卿济济一堂。千神共同赐福，万亿人均享庆贺。六典完备，三礼全部具备。焚烧柴薪告成，没有人不恭敬顺从。翠色烟气升起，绿色（此处文字疑误），如同河边的祥瑞云气；红色火炬照耀天空，像帝乡的美好瑞气。云门舞姿美盛，咸池乐声宏大，已经合于九韶之曲，又与六列之奏相谐。金钟和笙匏一齐奏响，仿佛望见蜿蜒游动的龙；玉磬徐徐鸣响，仿佛看见参差起舞的凤凰。车驾肩摩毂击，士女拥挤不堪；人们接连衣袖形成帷幕，连接脚跟犹如城墙。百姓鼓腹击辕，边走边歌，手舞足蹈。然后天子回转玉辇以致谢，书生登上灵台远望云物。万物都钦敬光明美德，教化在今日超越万古；广泛运行欢乐，在当今显现千载未有的盛况。正当巡行云云山的礼仪，开启亭亭山的功业；封禅上天以报答天恩，祭礼大地以求取神灵。南山般的寿命无穷，七百年基业长久稳固。”

译难道不是盛美吗？难道不是隆盛吗？我这微薄的臣子，错误地身在藩服之外，心驰向往盛大的礼仪；想要策马前往却没有机会，只能竭尽鄙陋的文辞，对清雅的文采深感惭愧。冒昧铺陈平庸的道理，献上颂诗十章。诗辞如下：元始之初，道归于一，浑厚的德气弥漫。遥远啊，幽深的上古；久远啊，天地初分。混沌开辟，地承载而清明，天文显现；大人观察万物，百姓开始拥立君主。圣王如蛇行驱逐邪恶，如龙飞升；制作音乐，垂衣而治。皇家的图箓光明灿烂，帝王的符命繁盛华美。中世以来空旷辽阔，谁能与圣人相合？光明盛美的我朝君主，应命而生，飞腾于世。玄默地驾驭辨析，寂静地照临而执守真实；亲近云气而掌握历法，仰望太阳而治理百姓。谦逊的光辉履行德行，义礼都称为珍美。车轨和文字统一，天下归于仁德。礼制齐备，盛大教化弘扬大道；在道路上斟酒敬宾，尊敬贤者，爱护老人。改变正道（疑有脱误）才是珍宝，发光的车子并不值得珍视。深如大海，明如太阳。恭敬奉事明神，远远听取前代的足迹；以天为配而尊崇大道，迎接阳气而重视义理。用玄酒和陶匏祭祀，焚柴升烟直上云天；舞蹈跨越而论述《韶》乐，尧帝称许拱手而治。郊宫光明盛大，承载着静谧；禁苑肃穆，仙室幽深。六戎陈列郊野，八鸾映照日光；殿阁如星罗列，重重宫室从雾中显现。葡萄、金橘，灵寿木、木难树，标志着宫禁；耐暑的贞桧，凌寒的山池，构成壮丽景色。台阶和门阙呈彤红色，叶片低垂如层层雨幕；花朵落在重重山峦之间。多么安乐啊，盛大的德行；多么美好啊，世道丰收。日月星辰光彩照耀，七政永远兴隆（《初学记》作‘崇’）；五方来归，四方边远之地都在这里相通。悬起绳索，测量栈道；驾着鹿车追逐疾风。既已大力施行盛大教化，又看见祥瑞滋生。金车驶出郊野，玉露沾湿台阶；紫色车盖、神异的草、华平和瑞芝长久地带来欢乐。浩大深厚的恩泽永远稳固，雍和光明照耀天地。远方肃敬，近处和睦；恩惠没有不施及百姓。恩德遍及家家户户，足以光耀厚重的史册。超过这些而更加郁盛，伟大啊，安乐啊！共同享有这样的盛大福泽。《玄圃园讲颂》（并序） 我私下认为，宝山高峻至极，跛足之人尚未能够窥见；慧海波涛遥远，轻舟又有谁能泛游？因此探寻沙门微妙的义理，像杵臼迷失形迹一样，百代都处于昏暗之中，千年又有谁来开启？皇上承受金轮王的应运之兆，完全符合玉镜的符命，俯身怜悯像我这样浅薄的学习者，接续照耀慈悲的明灯；鹤禁重新迎来春天，龙泉再次迎来黎明；玄水跃动祥瑞，丹陵映现闪电。功德熄灭火宅，德泽覆盖昏暗的道路；智慧的光明如同初升的太阳，忍辱的力量如同明月之珠。天成地平，远方肃敬，近处和穆；恩泽深广无底，教化无所不及。沧河清澈如镜，碧海气象调和；祥瑞之气停留在三辰之间，吉祥烟气浮动于五节之中。鳞甲羽毛之类都受到解除忧患的恩泽，百姓都沐浴在至仁之道中。正道教化潜通，法轮常转，如同空镜传递虚空，又如悬河防护山涧。太子德行彰显，妙相具备；春日奉侍饮食，闲暇时遨游而体会佛法，提笔写作文章，既便于织成绮丽锦绣，也能清谈论辩，参差如玉光照耀。夏启惭愧于自己的德行，周诵惭愧于自己的风教。于是皇上在玄圃园停留，聚集德心（一本作‘懋’）英才，并召集陈、徐一带的士人，整日纵谈，终日讲道。宾客侍从寂然无声，芳香之气触动人心；七种辩才如悬河流泻，双重因缘（一本作‘林’）一同开启，心情游于彼岸，道理契合祇园。灵塔将要漏刻报时，天花忽然飘落。当时正值藏秋仲月，景色明丽，时辰美好；寒气侵入金门，霜气浮在玉宇。圣上的慈悲深远幽邃，独自驾临胜地。朱红厅堂、玉石台阶，碧水银沙；鸟儿在琼玉般的鸣声中振翅（《类聚》作‘坞’），树木以美妙的叶子繁茂（《类聚》作‘藏’）；水流穿行，描绘出蓬山的形态；风从月殿中生起，阳光照耀槐树烟霭。我忝列特殊恩宠的簿籍，陪奉在末席，得以进入宝楼，私下窥见精妙的简册；像凫鸟水草一样欢欣喜悦，独自用心经营精神，冒昧作颂说：皇帝的仪表如同太阳升起，帝王之道昌盛；云气般的教化隆盛，垂衣拱手而治，德泽广布；鸿大的芳芬乘着八解之道，光明照耀三坟之书。巍巍荡荡，万代只有一位君主。重重光明照耀景物，玉石温润而舒展光华。七净标举美好，三善称为嘉祥。降下法雨，普遍滋润众生的根芽；义理之水泛起涟漪，照耀文采之花。芳香的园林云气弥漫，天宫宛如珍宝。折服论辩，破除虚空，玄妙的机理进入大道；幽密的宫宇浮现清幽（《类聚》作‘清幽’），重重关门彼此交错装饰；阳光映照金根车（《类聚》作‘云’），风摇银草（一本作‘瑞草’）。肩并肩、脚接脚，手握宝珠般的灵物，人人都发出四方照耀的光辉，一同按行九衢。回顾自己才智浅薄，只能奉上美玉般的文辞，终究如燕石，更像齐国的竽手。《隋高祖功德颂》（并序）　薛道衡 太始、太素，是天地造化最初的荒茫时期；天皇、地皇，遥远得超出文字记载之外。那时大道断绝，踪迹遥远，言语所不能到达，耳目所不能追及（或作‘所能及’）。直到穴居巢栖、像鹑鸟一样居住、饮水，和鸟类没有什么不同、与毛群取同类，那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又有什么心智可用呢？自羲皇、轩辕以来，直到唐尧、虞舜，才观察天象而制定法度，考察人文而教化天下。然而帝王的职位可以看得很重，圣哲之道最为尊贵。夏、殷、周三代的国家，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功业使百姓得到救济，声名流传于《雅》《颂》；然而三皇五帝之后逐渐衰败，在干戈中有愧于德行。秦王处在非正统的帝位上，以刑名作为治国根本；汉朝承受天命图箓，把霸道杂糅进法令。曹魏兴起而三国鼎立，司马氏末年而四海大乱。九州疆域，成为鲸鲵群类盘踞的洞穴；五都遗民，遭受戎马践踏。虽然北方政权使嵩山、洛水安定，木德之运占据殽山、函谷关，却仍未止住沧海般的乱流，哪里能熄灭昆山的大火？承接千年运数的晨昏，值当万乘帝位的一朝，难道不在大隋吗？大隋高祖文皇帝，应圣而降生时，有赤光照耀屋室；隐藏神明、韬晦踪迹时，又有紫气升腾于天。

译他有龙颜日角的奇异相貌、玉理珠衡的特殊仪表，记载在图箓中，彰显于仪表上。而且帝王的谱系灵长，神圣的根基崇高峻伟，类似邠、岐累代积德，却不同于丰、沛突然兴起。俯身接受多次考验，进入朝廷掌管政务，位居六卿之长，声望高过百官；就像重华曾任太尉，禹曾任司空。苍天的历数将尽，天下沸腾，玉弩惊动天空，金色光芒照耀大地（一本作‘原野’）。奸雄结党作乱，占据河洛（一本作‘朔方’）而连接海岱；奸猾的首领放纵恶行，阻断白马津而堵塞成皋。庸、蜀违抗命令，凭借铜梁的险要；郧、黄背叛悖逆，依靠金陵的防御。三川已经震动，九鼎将要飞走。高祖龙腾凤翔，涉险出手相救，响应赤伏符的预兆，接受玄弧箓命。命令百战百胜的将领（一本作‘下’），调动九天九地的军队，平定共工，消灭蚩尤；剪除偰窳，诛戮凿齿。不烦劳二十八将，不借助五十一番征伐，未曾超过时日，妖逆全都消灭（一本作‘殄’），在天下扫除烟雾，使百姓脱离涂炭。天柱倾斜而重新端正，地维断绝而重新系结。各方异族叩头归服，认识到牛马以内的天下都已归附；乐官伏地，害怕钟磬之声发生变化。万姓因此乐意推戴，天地人三灵于是重新选择君主。祭坛已经准备好，他仍弘扬五次辞让的心意；亿兆百姓难以违背，才接受四海的请求，登临帝位，展开礼仪，在郊丘祭祀，演奏六代之乐，降迎天神，陈列四珪，祭享上帝。乾坤交会，万物都亨通。斟酌前代君王的美好典章，改换年号和称号（一本作‘徽号’）；因百姓归附，迁建都邑。天文上对应朱雀，地理下连接黑龙；端正帝位，辨明方位，按照星日（一本作‘日月’）测定日影；内官、外朝座次，都取法于星辰形象。在魏阙悬示政教，到明堂朝会群臣。除去旧弊，布置新政，改变风俗。天街之外，地脉所延伸之处，獯猃十分猖獗，由来已久。横行十万，樊哙也因此无言可对；轻装步行五千，李陵也因此几乎覆没。周、齐两朝强盛时，争相结交头戴旄头的部族，聘问漠北的国家，仍不足以止息他们的侵扰；倾尽山东的珍藏，也不能制止他们的贪暴。炎汉开启国运，圣皇驾驭天下；在帷帐之中运筹天下大势，把神威播撒到沙漠以北。柳塞（一本作‘柳室’）以外穿毡裘的首领，都成为臣仆（一本作‘奴隶’）；沧海（一本作‘瀚海’）和蹛林一带的土地，全都充作苑囿。三吴、百越，九江、五湖，地域分隔南北，天险隔开内外。人们谈论黄旗紫盖的王气，倚仗龙蟠兽伏的险要，常常有僭伪的君主，妄自窃取帝王称号。时经五代，年移三百，于是皇帝降下深情，永远思念大道；怜悯那些百姓，却唯独让他们成为受苦之人。如今皇上利于建立国业在唐朝，明哲之君居于代地。他凭借帝位，天生具有神武之才，接受服命、出动兵车，一举平定天下。于是八方荒远之地没有边界，五服之内完全统一；把四海作为家，把万里作为宅。于是休息牛马，散去军队，停止武事，修治文教。自华夏遭受乱离以来，时间绵延累积；人民生来便经历战争，家家习染浇薄虚伪的风气。圣人的遗训、先王的旧典，没有不坠失的。于是命令秩宗，刊定五礼，申令太常（一本作‘太予’，为后汉乐名），改正六乐。玉帛、酒樽、俎豆的礼仪制度于是完备，金、石、匏、革的乐奏才开始区别雅俗。皇上又留心于正道，集中精神听取政事；早朝晚退，废寝忘食；忧虑百姓没有安定，害怕任何一个生命无所安置。实行先王之道，夜里思考直到天明；革除百王的弊病，早晨忙碌到顾不上晚上。见到一件善事，喜悦便表现在容貌举止上。听到一件过失，叹息深切，仿佛责任在自己身上。减轻赋税，减少徭役，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仓廪中有粮食积存到红腐，百姓没有挨饿的忧虑。天性和厚宽恕（一本作‘弘慈’），仁爱而有恻隐之心，恩惠甚至施及禽兽和胎卵，使它们得以保全。仁德沾润草木，所以牛羊不去践踏它们。至于宪章重典、刑名大辟，伸张法律而不屈从私情，在顷刻之间裁决，所以能够使纲常永定。伦常各有次序，上下都肃敬（一本作‘齐肃’）；左右断绝谄媚奉承的道路，士大夫没有凭借势力求取私门的途径。臣民小心翼翼，敬事天地；整日勤勉不懈，谨慎戒惧而没有穷尽；用德化陶冶百姓，使风俗达到大治。公卿百官、远近岳牧都认为，天地平和，千载难逢的嘉会已经到来；登封降禅，是百王的盛典，应当以金泥玉检封藏，在介丘举行礼仪，使声名和功业飞扬，永远成为天下称首。天子有作为却不自恃，有成就却不居功，神情冲和而深远，坚决推辞不许；虽然有美好功业却不以为美好，虽然有至高德行却不自以为有德。于是又恭敬精诚，在岱岳谦让谢罪，才知道六十四卦中谦卦的道理最为尊贵，七十二位君王告成的意义反而浅小。巍巍荡荡，没有什么言辞能够称述。深厚的诚意和最高的德行，全都通达于天地；和气薰风充满四方（一本作‘宇宙’）。天地二气降下福泽，百神进献祥瑞；日月星辰的征象、风云草木的祥兆，山川玉石、鳞介羽毛的瑞应，每年出现、每月显明，无法全部记载。至于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图籍中也没有记载的事情，没有不让人看见未曾见过的、听见未曾听过的（两句一本作‘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过’）。古语称圣人能创造万物，看到神灵便使各种宝物滋生，说的正是这种效验。不久之后，皇帝游心于姑射山，脱离尘世的志向已经很深；铸鼎于荆山，升天的车驾也于是远去。凡是百姓，全都只是皇帝的臣子；仰慕之情深如思念父母，悲哀缠绕着弓剑。涂山幽深险峻，再也没有玉帛朝聘之礼；长陵寂寞，徒然只能看见衣冠之游。至于精气降临、威怒震发，声名载入帝王图箓，开启国运、掌握天命，创立基业、垂示统绪，这是圣德。拨乱反正，使国家隆盛（一本作‘齐’）、百姓安宁，使六合八方统一文字、共同车轨，这是神功。用玄酒、陶匏祭祀上帝，以至尊地位配享上天，这是大孝。收起旌旗，停止兵戈，端正礼制，裁定音乐，使人民进入长寿之域，驱使风俗归于淳朴（一本作‘福林’），这是最高的政绩。张设四维而君临万方，与三皇相等、和五帝并列，难道只是略胜周、汉而小看魏、晋罢了？即使五行之舞每每陈列于清庙，九歌的德行也无法全部记入雅乐（一本作‘乐府’）；而玄妙功德流畅周遍，并不局限于形器，美好的事业广大深远，又岂是颂扬之辞所能穷尽的。我生来轻微，却很幸运，命运恰好遇上兴盛的时代；奔走侍奉于紫极（一本作‘宸’），驱驰在丹陛之间。一次辞别天阙，突然便隔绝于鼎湖；空怀攀附龙驾的心情，徒然怀抱如蓐蚁般微小的心意。希望凭借笔墨，冒昧地希求赞述。昔日填海的禽鸟，不能使大地增加多少；哭泣黄河的士人，也不能使洪流增益多少。只是尽自己心中所存的诚意，忘却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于是沿着这个意义，不觉写成了文章，便作颂说：

译久远啊，幽深的上古；遥远啊，衰乱的末世。四海九州，万王千帝。三代以后，风俗愈加衰败；到了金朝，弊病更不可胜数。戒备北狄侵扰华夏，群凶放纵邪恶，窃取帝号、滥用名号的国家有十多个。倚仗威势逞凶暴，违背礼制扰乱德行；五岳尘土飞扬，三象被雾气堵塞。北方玄精开启历运、从幽远之地发迹，吞并伪国，独自占据雄强疆域；享受祭祀二百年，承继三王的国运（一本作‘前’）。江湖仍有阻隔，地域尚未安宁；勾吴、闽越，河朔、渭水之滨，九州像瓜一样分裂，三方如鼎足而立（一本作‘跱’）；狡诈不止，干戈竞相兴起。东夏虽然平定，乱离却仍在遥远之地。五运相合，千年（一本作‘年’）的黎明开始。光明伟大的高祖，得到人神共同赞助；圣德挺然而生，神机独断，痛恨邪恶、彰明善行，平夷凶暴、安定祸乱。宗伯测定礼仪，太史选择吉日；吹奏孤竹之管，弹奏云和之瑟，展礼祭祀上玄，焚香祭祀太一。圭璧朝会，山川按望秩祭祀；占测星影，迁建都城。下临赤色土壤，上合紫微天宫。于衢室布施政令，在象魏悬示法令。帝王居于天府，巩固根本、崇建基业（一本作‘威’）。匈河、瀚海，龙荒、狼望之地，种落强悍，时常侵犯亭障。皇帝的威势远方都受到震慑，帝王的德泽远播。各族叩头归诚，称臣向内归附。勾吴（一本作‘吴’）、越地的疆域，斗牛之间的星象，已经积累了许多年；他们自立君长，大风未曾平息，长鲸仍漏网而逃。授予天人之钺，豁然清扫天下。百姓头顶太阳、仰望北斗，享受太平和盛世。礼教周全，车书（一本作‘车轨’）大同；恢复禹的遗迹，成就舜的功业。用礼来安定上位者，用乐来改变风俗；忧劳于各种政务，怜悯养育百姓。撤去三面的罗网，使天下各方都自我归罪；使百姓纳入法度，各自登上仁寿之域。圣人教化隆盛，百姓和万物都熙和富足（一本作‘生灵’）。收敛身心，恭敬自守，奉事上天，敬事大地。协和之气纵横流行，美好的风气接连来到（一本作‘征’）。祭坛等待皇帝临幸，云云、亭亭山的封禅之位虚设在那里，而皇帝推让不居。圣道更加纯粹，足以与周文王相齐；登位继承圣统，道德近似汉光武。传承庄严的天命，知晓未来，藏纳往事；玄妙的观察如幽深之镜，鼎立的帝业灵长久远。宏大的根基隆盛长久（一本作‘盛’）。崆峒山问道，汾水、射水祭祀（一本作‘汾祀’），深远幽然；驾车远游（一本作‘逝’），升上云天成仙。悲哀缠绕天下，痛苦感动苍穹。流布的恩泽惠及万业，用教化影响百年。我们仍思念皇帝的睿智谋略，永远遵循圣人的法则。大道通达幽明，仁德沾润动植万物。爻象不再陈列，乾坤将要止息。微臣作颂，用以表达无穷的哀思。

译一作《隋书》本传。《拜南郊颂》（并序）　王勃 微臣上考龙图的训示，下察龟甲的谋兆，观察天地的至高法则，考察皇上的重大节操。汉武帝、汉宣帝的七种德行，从未超出平息祸乱的范围；周文王、周武王的九种功业，从未离开升平的境域。他们都能悬挂日月而高远俯视，驾驭雷雨而先声发作；有时凭借皮帛礼聘而登上大阶，有时执持干戈而踏上天位。至于治理安定、创制礼仪，功业完成、制作音乐，振作长久的纲纪以叙列诸侯，设置神奇的机略以制驭群动；即使虞舜使台阶完全充实，也不能停止对洞庭的讨伐；夏禹使天下安宁，也不能停止对会稽的诛戮。所以应当体察刚柔而树立根本，取法雷电光耀而崇尚威势。一场战争便使天下平定，诛讨四罪便使华夏与夷狄都服从。然后皇旗大辂在圆丘举行大礼，诏告特殊名号；车驾如电转、云回，向孝治之道奏明玄妙符命。天下百姓知道四海安乐，寰宇中的异域奉戴三灵的安康。德行兼备，祥风洒扫道路，和气相随。不用言语而帝位自然稳固，无须劳作而伟大功业自然建立。除却代朝，还有谁能做到这些？至于应运而生，承接天命而兴起，在千载之后击鼓振动，在百王之上飞腾；于是能够发扬轩辕庭的光辉，踏着隋朝衰败的风气前进。以揖让取得文明，用指挥清扫幽夏，那么我大唐就得到这样的人了。高祖以黄旗降下祥瑞，平定云火般纵横的灾乱；将军凭借万全的谋略，背靠鼇丘般高峻的城壁，防守鼋壑般深的沟堑。一通鼓响，亭障边塞便没有尘烟；七次纵兵，江山险要便失去屏障。讨伐有罪以彰明大义，而不是依靠众多兵力来取胜；把远方的人安置在绝境之中，将恩惠教化同样施及不同的邻国。登上若木照临四方，折取红桃长久等待。然后分置州郡、排列镇戍，对着明月收拢军营；返回旌旗，回转兵戈，统领玄云般的军队振旅。遥望神都而献上凯旋之礼，仰视神圣社稷以记录功勋。辛亥日，拜谒昭陵；癸丑日，向太庙告祭。当时正值黑帝之月，军队行于玄枵星次。大唐建国第五十一年，皇帝拥有天下第十九年。元凶已经消灭，四方宇内清平；元勋已经会合，万般宝物均已成就。认为周朝在郊外祭祀上帝，也只使肃慎来宾延续；汉朝在甘泉举行礼仪，也未能拯救朝鲜的祸乱。想到玄妙功业而辗转不安，奉行先祖之礼而迟疑徘徊；思考报答上天神灵的心意，以满足百姓的愿望。于是考定吉日，安静地前往行宫。有司备办典礼，皇帝车驾才出发。抚摸玄色蚪龙旗，戴着翠凤饰物；鼍鼓按节而鸣，鲸钟发出宏响。千乘如山岳震动，万骑如林木回旋；星辰列布而天子出行，雷声震动而雾气聚合。这时尚未登上太坛，于是进入斋戒帷宫，夜宿帐殿。华盖移动投影，钩陈星宿随从清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千座营帐傍晚布置完毕，横贯苍茫原野而烟气凝聚；万重帷幕夜间悬挂，背靠黄闉而雾气排列。随后屏翳清扫拂晓的天空，飞廉警报清晨到来。孙叔奉持缰辔，王良振作驾车之策。云气收敛，星辰寂静；天空开阔，山色明亮。旌旗车盖交相辉映，箫笳之声彼此凝聚。登上名山来告成，经过神丘而举行祭事。国家的仪容依照礼制器物而行动，朝廷的典章依据法令而严肃。帝王仪态从容徐缓，大帝神庭列侍者肃立而无喧哗，仿佛华胥之国。于是穿上衮服，整饬俎豆；瑞玉端正，仪班庄严；华美的旒冕，悬挂六代之乐，礼制完备而合于三古。奠献苍璧，借用白茅作藉。吹奏孤竹之箫管，弹奏空桑之琴瑟。感通神明凭借真诚，不凭借外在仪式；动植万物都欢悦，敬奉神灵依据正道，不在于华饰。天人相互感应之后，才把声名留在上天之邑，把礼乐文物返还仙宫。借助雷雨施行恩泽，仿效云天发出声响；风行电举，不到一日便遍及九州。郊野欢舞，道路歌唱，不到早晨便使六合安宁。我们的玄极已经建立，我们的事业已经完成。趋向上帝之境而举足，越过皇帝之道而昂首。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使圣明教化没有边际，可以和神妙图谶相比而成为绝唱；而小臣不才，抚摸大笔，承担起应作颂文的责任，冒昧作颂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一年、万骑〕 傍晚时分，千座军营铺陈开来，横亘在苍茫的原野上，烟霭凝聚；夜间，万顶帐幕高高悬列，背向黄闉，雾气排列其间。不久，屏翳使清晨放晴，飞防警戒着天明。[“飞防”二字疑有讹误，原文不详]孙叔敖为之执辔，王良高高举起缰绳。[“耸防”中“防”字疑有讹误，原文不详]云气收藏，星辰静谧，天空开阔，山色明朗。旌旗车轩一同映照，箫声和笳声交相回荡。登临名山来告成，经过神丘以铺陈祭祀之事。国家的仪仗依照物象而行动，朝廷的典章按照法令而肃整。天子的仪容安详从容，大帝的庭院中列侍者肃立而无喧哗，仿佛置身于华胥之国。于是穿上衮服，戒备祭祀所用的俎豆；瑞玉端正，仪班严整，华美的旒冕和乐器悬列，具备六代之乐，礼仪完备如同三古。祭奠使用苍璧，借白茅以承藉。吹奏孤竹制成的箫管，弹奏空桑制成的琴瑟。以诚意感通神明，而不徒事形式；动植物都欢悦，按照正道敬奉神明，而不追求华饰。天与人彼此感应之后，便使声名留驻于上邑，使文物典章归还仙宫。因循雷雨而施行恩泽，效法云天而发出声响。风行电举，不到一日便遍及九方疆域。田野之中拍手欢呼，道路之上放声歌唱，不到一个早晨便使天下安宁。我所建立的玄极已经完成，我所能做的事情已经办毕。趋向天帝的宫阙而振足，越过皇帝的道路而昂首。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使圣明的教化无所不至，比之神妙的谋略也可称为绝唱。只是小臣不才，抚弄大笔而承担这项使命，谨作颂说：辽河是巨大的水泽，碣石山峰高险；城池分布在玄菟，边塞连接黄龙。凭借遥远的地势作屏障，倚仗险要而忘记恭敬，以致人民残亡、鬼神哭泣，君主昏暗、臣下防备。晋朝纲纪不振，戎狄的军旗反而在内部驱逐；隋帝失去驾驭，皇帝的车驾逃向外方。九州尘土飞扬，三灵蒙受污浊；长久以来下民轻慢，逃亡者招致上天的诛戮。五材没有陨落，千年之中出现圣主；以武功创立宏大基业，以文德澄清天命。四海风平浪静，彰明七政；使众人安息，使荒远地区得到安抚。飞龙承继前人的功业，鸣凤再次显现光辉，于是使夷夏均平，交替运用柔道与刚道。战船浮在月色中，剑骑横行于霜野；风势驱动海石，电光扫过辰阳。帝王的军队无需交战，神兵出征讨伐；丞相陪同军旗，司空手执斧钺。危险的云气清晨升起，长星夜间出现；万座营垒争相攻屠，千座城池自行崩塌。功业超过浅薄的征伐，义理达到兼容并包的极致；远方诸地平定，善于布阵而从容回旋。归来献上俘虏，按功绩分授才能相称的职位；在清净的宗庙中分封诸侯，在灵台上停止战争；考察政事，遵循龟策，凝神面对凤扆。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以享神明、举行祭祀；道理在于推尊上天，功劳不归于自己。丰隆清晨出现，招摇星傍晚指向；神坛高耸如山，斋宫深隐如云。銮旗在清晨引导，葆吹在早晨鸣奏；山色明丽，田野澄澈，太阳降临，苍天俯视。服饰盛美而铿锵有声，珪笏簪缨庄严肃穆；俎豆全部陈列，笙和镛交替演奏，玉杯分献，金錞畅行法度。青帝弹琴，朱灵起舞；上天和悦，下民喜悦，神灵享受祭品而聚集。收聚欢乐于巨野，回转旌旗于灵境；思虑周遍宇宙，欢乐充满天地四方。德行因时而建立，用颂辞来宣扬，这是歌颂皇帝的功德。臣有什么可修饰的呢？《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三，宋李昉等编，帝德中。《开元纪功德颂》一首，《龙池圣德颂》一首。《大唐封禅坛颂》一首。《华山述圣颂》一首。《开元纪功德颂》（并序），张九龄。臣听说，蛮夷扰乱中原，唐尧、虞舜时就已经如此。上天所生的万类，不能一概断绝。曾有开拓疆土的，结果反而固守边境而成为祸患；曾有叩关归附的，却必然不能真正亲近。因此，古代的贤明君王审察到这一点，便把他们限制在荒服之地，不把他们当作纯粹的臣属；不来朝贡，就不让其朝见称王，武功放在后面；不守朝廷法度、不顺从的，先施行文德。这就是三代能够遵行正道、百蛮能够归向教化的原因。到了春秋衰微之时，诸侯凭借武力征伐，自行滋长戎狄之心，大肆谋害中原，扰乱华夏、冒犯盟约、逼迫友好国家。王纲松弛得像将要断裂的丝带，天道厌弃世局而将要更改。于是有强者能够攘除劫掠，使暴乱停止、交相侵扰平息；虽说夹杂着霸道而未能成功，却也有恢复常道可取之处。那些倚仗力量的，便挖山填谷，直到边境尽头修筑长城；那些滥用武力的，则运送粮食、飞速转运草料，穷尽兵力而使中原疲敝。又失于下策的防备，悔恨终于留到晚年。那种宏大的王道谋略没有展开，几乎已经一千多年了。既然有忧患却没有预先思考，有祸患却不设法谋划，这样所谓能够治理国家的，哪里能安定？圣人之道难道终究要陷于困顿吗？能够鉴察这种情势的，是昊天；能够救济它的，是英明君主。上天暗中辅助，把神武之任交付给他。太宗皇帝一穿上戎衣便平定天下，我皇帝再次承受天命而使天下太平。不因古代而非难今世、专门从事文治，也不因今世而否定古代、忘却武备。随着时势变化而消长，和天道的元运相合。日月所照临之处，阴阳所陶冶之物，凡是存在于大地上的，没有不承受其统属。东夏的郡县，北面隔着山戎；在此以前，山戎四十年间侵扰，深入数百里。从此气势被夺，多次以困病告急。既然威势不能使它畏惧，便只能以力量制服它。早晨或许还不能决定，便变成毒蛇般的祸患。幽深的边塞来不及设置烽火，边境怎能放松巡夜的梆子？日久岁长，兵祸相连，大都由边事而起，因此没有安宁的年份。开元二十二年春，才命右羽林卫大将军兼御史中丞、幽州长史张守珪率领中军，统督诸镇。雄壮的声名先行，使夷裔闻风；传递诏信的使臣奔驰而出，精锐士卒戒备森严，声势赫赫，张扬如神。公卿大夫从未测知此事，将校和部曲也没有谁知道。皇帝正深静地谋虑，以刚健果断作出决定。起初只是在九重宫阙中决策，已经在万里之外取得成功了。开元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宫中贵臣奉命传达诏令，主帅接受军令。三军如迅雷般在意料不到的时候出动，二庭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丧胆。想逃则众人溃散，不能保全；想抵抗则兵锋无人能当。于是他们假意投降，希望暂且缓解灾祸，随即图谋反复，准备放肆地像鸱鸟张翼一样逞强。他们窥伺破绽，抢先进入；难道不是他们背叛我而以间谍行事吗？于是敌情因猜疑离间而显露，计策得以施行：有时用奇兵试探，有时用厚利防备。没过多久，变乱发生，果然从其内部诛灭了族类；凶恶的元凶首领，仿佛为鬼神所迷惑引诱。借助天威而无人能敌，倾覆鸟巢般的敌穴，还有什么不能摧毁？于是各部大为惊骇，率领部众重新归附；只追究他们最严重的不义，舍弃他们不臣服的罪过。既已服从便恢复秩序，既有威严又有怀柔；自有史籍以来，确实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过去我睿祖从遗落之中得到句骊，如今圣上的谋略，转眼之间便使林胡归服。献上功劳有继承，后世子孙不会忘记；百王所废弃的功勋，四夷尚未宾服的习俗，从我朝起都得到平定。巍巍皇业，登临如此。于是那些节度使和各军主帅，趁东征军凯旋之际，分开私下谈论，集合公开议论，认为主上怜悯一方百姓的苦难，施行不以攻伐为务的谋略，以谋略代替战争，以军队止息战争；神明般的决断来自上天，胡虏不日便平定，而且军队尚未沾染血刃，敌人免于尸体涂满原野。秘密承受无可比拟的谋略，坐待而取得不战的胜利；有征讨之名而没有战争，真是王者的军队啊！如果不把这些美德彰明于吾君，岂不是臣子的罪过吗？不向皇帝的功业表彰圣德，怎能称得上文武昌盛的时代？于是我率领属下到朝廷一再恳请，皇帝三次谦让功德，才说：“好吧。”能够委曲周全地成就万物，是上天所为却不据为己有；能够向下救济亿万百姓，是圣人所成就却不自居其功。万物不向上天道谢其生长，虽说是最高的道理；人不把美名归于圣人，又凭什么称为最有灵性者？虽说圣人无私无名，本来应当超越言语形象，但忠与义本来不能废弃颂述。《大雅》说：“徐方已经归于一统，这是天子的功劳。”又说：“光明的天子，美好的声誉没有止息。”说的就是这个。臣拜手稽首，冒昧献颂：赫赫的天威啊，覆盖遥远的荒服；愚蠢的山戎啊，不再来朝享王命。南仲啊，整顿六军；走出幽陵啊，践踏九夷；簸荡赤山啊，荡平沧海。哀悯无罪之人啊，讨伐有罪之徒；军队不用劳顿啊，车马不会疲敝；虏众震惊啊，军威更加振奋。从前凭险固守的，如今在哪里？恶鬼自行灭亡，边裔已经平定。谋略已经成功啊，圣明自然彰显；我军没有交战啊，却献上了戎狄的捷报；使后世子孙啊，扬播上天的声威。圣明自然彰显。《龙池圣德颂》（并序）。臣听说，从前玄德上达天听，皇天眷顾而降下天命；大圣人有所作为，上帝哪里会明说？一定通过吉祥的征兆显现心意，通过幽微的赞助留下象征。思考这些降下的明鉴，仿佛是在说：专心纯一、道德周遍万物的人，他的精神最为崇高；尤其有功于救济生民的人，他的祥瑞最大。追溯上古之初，刚刚有了君臣；在有巢氏、燧人氏以前，寂寥无闻、没有记载。有了文字契刻以后，才光明显著、可以观察。那时鬼神睁目窥视，万物纷杂错乱，性命尚未端正，吉凶不能确定；太昊氏将要贯通其德时，黄河便为他出现河图。人民还没有把谷物当作食物，鸟兽又以草木为食；当时还不会耕种，器具没有耒耜；神农氏将要教导农业根本时，上天便为他降下谷粒。蚩尤不行正道，炎帝不能制服他；铜铁铸成兵器，豺狼横行暴虐；轩辕氏将要禁止其暴行时，上天便为他降下玄女。洪水正在泛滥，百姓陷于昏昧困苦；尧的德行不能消除灾害，舜的功业也不能除去祸患；夏后氏将要完成治水功绩时，洛水便为他出现洛书。从那以后到现在，大约三千年了。其间木火交替为王，云气物象显示符瑞，有狼衔钩、鱼跃舟、素灵哭泣、黄星出现等事。

译难道不是因为商汤的德行仍有惭愧，周武王的善政尚未尽善，汉道已经混杂，魏国的方略也有所偏颇吗？只有这种至一的感应，姑且可以作为兴盛君王的征兆；但还没有像我朝这样，天赐真实符瑞，圣主承受光明天命，远远接续大禹，超越并与上皇比美。像我国这样盛大的，还没有过。宏大的龙池，是上天用来赐福圣主的地方，即今上曾经居住的旧里，是京师高爽干燥之地；旁边没有水泽，中间忽然有泉水涌出，非同寻常。灵液涓涓流淌，无须人工开凿而神池逐渐扩大，荣光和美好的气息，像烟又像云，是从未有过的景象。它既清澈可以照见，又深得看不见底；鳞介奇异充满其中，当时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只是眼睛徒然看见它确实奇异。中宗采纳有识之士的议论，厌压王气而来游；圣上处在‘或跃在渊’的时机，乘飞龙而与之相应。临淄是当初受封之地，宅第在那里；上党是历来经受考验之地，灵符接连到来。上天难道是要凭此长久赐命于我大唐，使图象和国家安定而有所归宿吗？既然如此，成数有时也会衰败，但最高的道理没有时代会灭亡；关键在于大圣人降生，乘时运而兴起。他鼓动天下的变化，安定天下的危难，所以能够辅助并顺成大功，自古以来都是上天开启、保佑他的。像那样平定诸多艰难，是上天协助赞成他的。过去中宗去世后，后党窥伺机会，大盗因得志而骄纵，群邪兴起而专擅朝权，像旌旗的旒缀纷乱不整。当时如果上天赐予机会却不取用，鬼神的谋划又不相协合，那么我宗祖的基业恐怕将要坠落，亿万百姓的性命也会像倒悬一样。圣人感此而忧惧，提剑奋起；雷电一振，妖气灾气便被清除。内部祸难既已衰退，外部忧患也得到安宁；推戴太上皇照临万邦，实在是上天使人与天下重新开始。于是承续皇统，维系乾纲；决开裂缝，补缀破坏，涤除污秽，于是阙失的典章全部完备，旧有制度全部恢复；身处困穷也能通达，处在困境必能通达。万物因此重新获得生机，天下为之改变；然后使华伪返回质朴，使浇薄返回淳厚，以大道为根源，以至仁为根本。行动都推行这颗仁心，用来治理事务；人们看见德行便振作而实行，神灵享受诚意便降下福佑，所以不依靠刑罚，也不依靠祈祷。天地的大化成就万物，玄妙的谋略充实无缺，正如阳春播撒恩泽，接触到的万类都得到滋润。泰山升起云气，没有远近不被覆盖；即使昆虫草木以及蛮貊、要荒之地，也都乐于各自生长，安于各自习俗；牛羊能够不被践踏，干戈能够收起不用。何况衣冠华夏、礼乐之邦，难道不会很快显现于这里，不会长久浸润而彰明吗？如此一来，什么教化不是德，什么变化不是常道？哪一件能做的事没有兴办，哪一种醇厚精美没有达到极致？恩泽周遍洋溢，成就于光明和谐；达到太和境界，没有什么不顺遂。其规模比拟天地，其功业超出历代皇王。难道仅仅恭敬跪拜、曲身握拳，竭尽礼数和力量，就能赞美圣人吗？岂止是口中所能称颂的、我对吾君所能接近的至德而已？况且过去开创大业时，上天感应精气而降生圣人，圣人敬奉天命以奉行上天；这确实有先例。如今从元、明、文、思到报答根本，必定严肃恭敬、斋戒敬畏，以承接灵庆，用神妙教化来回应；与最初相互发明的征兆，正显现出纷纶的先兆，这难道不是笃信吗？由此说来，统御天下的是人，符合天符的是圣人；美德次序和天命尤其深厚而独特，难道很多吗？至于古代兴起的君王，必定有所感应。五帝相继崇尚五运；旁通五行者，土是黄色中央的精气，在金则为母；水是善于利益万物之物，在土则为妃。只要应合时运而到来，就必定与德性相合而成为表征，这就是道理。上天或许也是要使群生得到培育，使盛大福祉得到发扬；开始以明确征兆告知圣人，最终成就帝王的神册。根据其立象的根本，参验相乘的数目，那么可以承载六百年祭祀、经历千年纪运。变化贯通之后，哪里可以衡量？宗子、宗正卿、褒信郡王璆等若干人，以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集宗族一同到宫阙上奏说：‘天意昭然显著，本来已经很久了；人事与之符合，也可说达到了极点。如今建立一德，太阶已经平正。灵台、灵沼，光明显赫；上天的伟大，虽无人能够命名。君王在镐京，难道没有颂歌吗？’皇上起初谦让，压下此事而未答应；到了他们多次请求，才说：‘好吧。’史臣不才，冒昧献颂：功体与天地相配，养育万物。茫茫的玄天，时而凝聚，时而下临。在帝王庖牺氏时，承接天命而兴起。洪水浩浩，包围山陵；舜也命令禹治水，夏氏因此兴起。龙图龟书，二王都承受了它们。至于商汤、周武王以下，又有什么足以征验的呢？右咏元命。美盛的唐朝，乘天运而兴起；承继禹的统绪，接续尧的纪纲。五位圣主在天上护佑，降下宏大的命令给曾孙。高视河洛，与混元符瑞相同。又有黄龙从灵沼中出现，光明显穆，成为天子的表征。右咏圣德。高大的东井星，光明地显现在天上；沉潜的精气降下液体，向下成为灵泉。灵泉清澈，深不可测；泉水涌流浩荡，甘美如甜酒。它是清明德行的明鉴，是柔道的实体；洪大的源流和深远的规制，实在是上天所开启的。右咏灵泉。清澈的灵泉幽深冥暗，皇天滋润它；液体流衍，化为神池。它有时止，有时流，都是圣人所造成的；不是鳣鱼，不是鲔鱼，只有龙在跃动。植物因此生长，动物因此快乐；天根有可见之处，却曾经没有干涸。右咏神池。灵泉有祥瑞之气，纷纷郁郁；如山中草木成丛，如云气成群。潜龙在下，瞻乌在屋。征兆显示吉祥，周遍地询问。既符合我的龟卜，又符合民众的心意。镐京虽是旧都，天命却是更新的。右咏休气。蜿蜒的黄龙，从神池自行出现；灵妙的变化恍惚难测，喷吐云气，遮蔽太阳，告示上天的符瑞。它的仪态非常健壮，有时潜藏在泉中，有时显现在田野；随时势顺势而动，也应合于天，足以配合我皇帝，却没有德行可以称述。右咏黄龙。《大唐封禅坛颂》，张说。

译大唐传至第六代，开元神武皇帝再次承受天命，使天下太平，于是封祭岱宗山，禅祭社首山，凿石记载年号，天文般的光彩焕然显现。儒臣记述美德，在祭坛立碑说道：‘最初有了人类，随即有了君臣；那时道理茫昧，气质朴略。因时势突然兴起，随着运数纷纷降生，昏昧无闻。后来圣人取法天地形象，确立名分和职位，以衣裳区别等级，以甲兵威慑众人。于是礼乐产生，文字记载得以保存。追究封禅的根源，在于敬奉天地、报答根本、向鬼神表达美善；那么封禅就是帝王承受天命、告成于天地的行为。考察往昔圣人的深奥训诫，考究历代君主共同遵行的办法：谁能顺应天道而不成功，怎么会违背正道而不失败？由此推论，封禅的意义有三条，帝王的谋略有七项。七项是什么？古书不是说过吗：道德、仁义、礼、智、信，顺从它们就称为圣哲，违背它们就叫作狂悖。三条是什么？第一，地位应当符合五行图录的次序；第二，时机应当符合四海太平的运势；第三，德行具备钦、明、文、思之美。这就叫与天符相合，名声不会死亡。有一条不足，却说要封禅，世人尚且不答应，何况上天呢？’ 谈论旧史的人说，君主没有超过陶唐、舜、禹的，臣下没有比皋陶、稷、卨更有德的。三位臣子都具备德行，于是都拥有天下。仲尼编次帝王的史书，联系鲁、秦的誓约，说明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王者礼仪；秦国承接伯益之后，依据周朝统绪。孔圣人反复申明这些，不就是成效吗？然而秦平定天下的功劳很高，享受天禄的时间却短；上天并没有忘记庭坚的德行，所以天命又聚集到皇家。上天赞助唐朝，并不只是因为旧有的缘故。它使唐朝兴起，是因为玄灵开启引导，黄土地神顾念；顺应时运而以义举兴起，安抚归来者使其获得利益。尧没有放逐夏后的惭愧，武王也没有征伐殷朝的战争。高祖开创基业，四宗使光辉重现；德行上达于天，泉水涌出、云气蒸腾，甘露滋润，菌类和虫豸得到生长，天地之间的氤氲和煦，就像天地覆盖承载、日月照临；恩泽遍及一切形体而不显耀，心意包容天下而没有边界。到现在已经一百零八年了。皇帝平定内部祸难，开启新的天命，奉戴睿宗而承继旧有服统；宇宙重新开辟，朝廷开始恢复秩序，这大概是羲、轩氏开创皇图的规模。九族和睦有序，百姓明白安定，万邦都和谐，黎民归于变化；设立土圭来推算历法，改革铜制浑仪以校正天盖，这是唐尧、虞舜张大帝王之道的事业。天地四时，各有六官而礼制彰明；井田分为三等，五服地区形成赋税；扩建九庙以尊崇祖先，制定六律以调和神灵，这大概是三代设置的王制。用武功纬成文治，用经书成就圣谋，用神化施行教化；然而仍然战战兢兢，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约束自己，接受规诫，以增进德行；任用忠良代行政事；在无为之书中讲习，在集贤殿中讨论；尊宠勇士的爵位，尊重经学之门；朝廷上翼然排列着鹓鸾般的群臣，庭中又有威武如貔貅的军队。居处偏僻之地也能达到和谐，旁及感动神灵而降下宝物；近来更有干符、坤珍以及千品万类，超出图谍所载，是从来没有听说、记载过的。皇帝把以人为祥瑞放在心上，并不把物产祥瑞当作意愿。王公卿士庄重地进言说：‘美善啊，陛下！孝道上达苍天，政事符合大道。前年祈祭后土，获得大丰收；隔年祭祀圆丘，太阳没有被遮蔽。天感应祥瑞来赐福圣主，又借祭祀之事观察上天，天人相互交合，其道理并不遥远。或许高大的山岳已经清扫道路，等待翠华到来；上帝储积恩德，等待苍璧之礼，也已经很久了，怎么可以一味谦让而废弃旧有功勋呢？’群臣坚持进言，恳切地使皇帝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先后达到两次、三次。皇帝于是向他们作揖说：‘我敬重天道，俯身遵从美好的议论，只怕德行不相称，哪里敢害怕劳苦呢？’于是撰定巡狩的仪礼，寻求封禅的旧制。不久，礼官恭敬地准备仪式，军政无需另行谋划便已整肃。天老选择吉日，雨师洒扫道路，六甲按队排列，八神警戒清道。孟冬中旬，皇帝的车驾出发；千面旗帜如云排列，万骑如林而行，光彩灿烂，飞焰扬起精气，原野为之震动，草木为之生风。经过各郡县，察看歌谣风俗，询问老人，举兴各种祭祀，恢复废坠的典礼，修补缺失的政事。所到之处，百姓全家相互庆贺；各方纵目观看，千里之内如墙堵一般，人群相连；城邑一同欢腾，丘陵聚集起舞。其中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欢乐过度而流泪；没想到在蒿里之间将要死去的人，还能重新看见干封之事。尧的云彩已经过去，舜的太阳重新回来；神采华美、灵气郁盛，灿烂弥漫在天地之间。这一月来到岱宗，恭敬地在斋宫祓除，清洗静室，凝神玄览，将要祭祀太一，并议论封禅泰山之事。泰山是圣帝接受天官之宫，也是天孙会集人灵之府。自古以来建立国家的，不知有多少；能够登上中岳举行封号的，只有七十五人。我高宗已经是第六位，如今皇帝是第七位。若不是尊贵地位、盛大时代和超越历代的明德，怎能有这样遥远而难以相比的盛举？在将要举行大封之前，屡次封筑坛界于高冈，在向阳之处筑起泰坛。那天坛有三层，登坛台阶十二级；各种神灵都得到次序，座位排列各有等级。高坛树立崇牙和羽饰，管、磬、镛、鼓陈列其中，宫悬设置在重重围墙以内；干戚、钗殳、钩防、戣戵排列在四门之外，担任周密守卫。征伐诸国所得的重器、传世而绝无仅有的瑞物，陈列在中庭；玉辇金毂、翠色车盖和黄色车屋，夹列在正路两旁。各级官员、诸侯、羌夷蛮貊，以及褒成之后、让王之客，都按礼序站在祭神的场地。髦头勇士手持兵器，铁马金镞，铠甲头盔洁白如雪，旗帜鲜红如火，远远环绕清禁之地。于是当着天正上元之时，法驾缓缓前进；把千辆车停驻在平坦道路上，把群臣留在谷口。皇帝驾御六龙，登上万仞高山，只和一两位元老及执事之臣走出天门，登临日观，停宿于沆壑、巉岩之间。赤色云霄仿佛可以触及，白云都在脚下。庚寅日，在上封祭祀高祖，使其配享上帝；在下坛命令众官，以享祀众神。皇帝穿冕服裘衣登坛，俯身行奠献之礼；金奏开始，八佾羽舞交相起舞；黄钟歌唱，大吕相和，仿佛打开天门与上天交谈。请将信公奉行斗数、布施法度，努力建立皇极，勤劳抚恤百姓，在祸福尚未显现之前招致福祥，在灾害尚未萌发之前禳除灾害。上下传递节信，礼仪完成；音乐遍奏，福寿一同归来。皇帝又赐给神灵符命，于山顶检阅玉牒，在高天燃起紫色燎火，使内心诚意上达天听，仿佛凭借火焰驾驭烟气而上升。

译太阳车辔刚刚回转，神明之心仍有眷顾；五色云气拂过马身而随行，万民高呼万岁，从天上一直传来。地祇祭礼的次日，尊奉睿宗配享地神，在社首举行祭祀；于是奏起大乐，朝见东方诸侯。国家风俗依旧，没有因贬黜幽隐、削夺爵位而施刑；王者恩泽更新，有赐福灾异、火灾的庆典。不到一天，教化便浸润人心；不用一个早晨，光明福祉便遍及天下。然后把金匮收藏在宗庙石室，把玉銮车返回上都。这真是圣朝光明盛大的事业，也是古代最盛大的礼节。当时华夏和戎狄虽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却一同感叹说：‘山岳聚合多雨，山势高峻多云，怎么会有大举百万军队、约定日期远征千里之外的事呢？等到举行仪式那天，却见天上没有一点阴翳，地上没有丝毫尘埃；严冬变成和美的景色，寒谷郁然充满和气。不是最高的德行，谁能使上天这样顺从地感动呢？’古人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思归服的。’如今确实知道，圣人兴起之后，万物都看见了它们内心归服的意义。有人说：‘祭祀泰折以地为主，先后顺序难道不合礼吗？’回答说：‘合乎礼，却不合适。王者把天当作父亲侍奉，把地当作母亲侍奉，以神灵配享来尊崇孝道，没有什么可嫌疑的。’ 况且燔柴、瘗埋是外事，由帝王主持；烝祭、尝祭是内事，由后妃辅助。这是开元年间端正人伦、革除弊礼、建立百王法度的举措。因此使千年之后的人承受余光，聆听绝妙的声韵，品尝甘美的果实，含漱芳香的润泽，发扬玄妙至精的道理，流传不止的美善声名。臣张说作颂，告知神明。四皇的坟墓、六帝的典籍，即使像吉甫那样的贤臣，也不能完全称述。只是采录百姓的诗说：‘伟大啊！只有上天最为伟大，只有皇帝取法于它；统率我们万国，承受上天的福祉，使子孙百代、人神共同保佑安定，如此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正人〕 《华山述圣颂》（并序），逹奚珣。序说：悬象显现光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我圣人的文章也是这样。发出祥瑞、储积福祉，没有比神祇更大的；文章兴起的根源就在这里。考察上天造就太华山，气势雄伟超过群山；承受伊河的灵气，接受天命如同回声一般。自从坤元开辟以来，到云帝巡游之时，祭祀典礼虽然存在，宏大的规划却大概有所缺失。能够洞察阴阳不可测之理的，难道不是大圣人吗？于是文采笔墨承受天意，发挥神妙教化，在庙中立碑以增光荣。便命朝中英才，专门主管此事。工程开始后没有急迫催促，百姓像子弟归来一样踊跃参加。只见神妙的笔迹、坤地的珍异美石，在接近玉石雕琢之际，发出清冷声响；磨砺完成之后，光彩洞彻深远。把碑立在平地上，巍峨得像断山；六龙盘绕纠结在碑上，群神排列站立、背负其下。雕刻工程完成后，天子的文章才展开。私下认为，在洪炉般的天地大造之时，天有所行动，地有所成就；秘箓降临之日，风摇云起。文辞意义极其广博，含有元气而运行；笔墨极其精妙，仿佛吐出奎星而飞动。刚柔相互错杂，神妙没有定方。合在一起，五色光明昭著；分开来看，万象各自罗列。宇宙之间，灿然明丽。由此使岩峦增添气色，使祠庙更加威严；虽不发怒而自有威势，来者无不增加敬意。这大概是因为大君的一次顾盼。这样的恩宠、秩位、荣耀和幸运，难道不是达到极点了吗？起初，有司因为法驾按时巡行的道路正经过此地，便将选择巨石，提前完成工程。天意仿佛说：人是神灵的主人，敬重神灵是为了教化人。如今农事尚未完成，工役又重新兴起；人民如果失去生计，神灵将凭借什么存在？应当等待年终，再考虑后续计划。至于碑版高耸而需要雕刻，如果通达变化之理，百姓便不疲倦；节制费用，财物便不受损伤。使服役的人能够安逸地从事工程，上天俯临下民，其道理是显赫的。委曲周全地成就万物，哪里去不得当？当时使臣于是直言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神灵所欣喜的，在于德行。凭德行举事，我君便有光彩。这与周代在弇山刻铭、只保存车辙马迹相比，汉代祭祀少室、想要远迎车舆、轻快升举，能够同年而语吗？至诚下达民间，岂能与那些相提并论？颂声尚未写成，是词人的过错。我浅陋固执，难以游心圣境、称述其妙；实在依赖文章宗师，接续我所不能完成的部分，冒昧托请吕补阙向来写成颂文。上天辅佐圣德，使其与天极相配而尊崇；帝王的祖先显现神奇功行，慈悲布施恩泽，普及人民，成为人的父亲啊。与高岳相合天命，以寿命比喻其声誉，招来神灵福佑啊。飞动的文章树立孤高标志，挥洒笔墨如同天象，使万物得以看见啊。雄健激烈，声誉芬芳，交相超越上古啊。发散滋润，飘扬清气，总括这些先天之气，覆盖下土啊。探求奇异、阅览精妙，意志和力量仿佛悬空制作规矩啊。征引往昔而达到今日，文辞听来相互援引，无可比拟啊。《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四，宋李昉等编，帝德下。《无疆颂》八首，《庆鸿名颂》一首。《灵武受命宫颂》一首。《大唐河西平胡圣德颂》一首。《凤翔出师颂》一首，《降诞颂》一首。《皇帝亲庶政颂》一首，《中和节颂》一首。《无疆颂》八首，李华。臣李华说：我恭敬地认为，汉明帝时，边境以外的蛮夷槃木、白狼献上当时的歌谣，歌颂皇帝的德行，属于史官记载的事务。何况臣从曾祖到臣本人，都担任国家官员；臣又赶上侍奉玄宗、肃宗。如今以残年得以侍奉陛下，官职历任御史、补阙、尚书郎。只是命运浅薄而且多病，不能奔赴宫阙；恐怕先于朝露消散，和泥尘一样无闻。如果没有歌诗颂扬德行，连蛮夷也不如。谨慎冒死稽首，叙述列圣，作《无疆颂》，用来彰明皇家的无穷大庆。谨昧死叩首上闻。《高祖元颂》第一。浩浩的苍天，俯察下界；兴起有德之人。隋朝末年，时局污浊，阴气凝聚，阳气潜藏，未能登临；人民的思念已经明亮。雷霆运行，蛟龙兴起，荡涤妖邪；文明遍及万国，仁德垂及众民，使他们亲近。上天监视并保佑我大唐子孙，皇业巍巍煌煌；后世君王承继它，伟大的皇业继续发扬。《太宗烈颂》第二。高祖承受天命，伟大兴起；太宗承接天命，帝业消除昏暗，黎民的痛苦像在火炉中焚烧、像陷在泥涂中溺没，他们号哭呼喊，向上天呼诉无罪。高祖对太宗说：‘你必将拥有天下，你应当谋划大事。’太宗稽首说：‘主上接受天命，臣请求清除污秽，张大军队，抚安并征讨四方，剪除群邪；击鼓使一方、三方震动，振作声威，默默彰明神灵威势，随时顾念便能平定。您负载我、哺育我，使我安定并成就事业；我将侍奉君父，君临天下，任用忠孝之臣，施行文武之政，建立礼章和乐舞。我虽有明德，臣下进谏便接受。您正是当今帝王，上天将降福佑给您。自古以来的明君，没有谁能比得上我的德行；我的功勋使唐朝无疆。天子的无疆，根本在于太宗成就天命。’ 《高宗康颂》第三。开始建造基址，建造殿堂，确实辛勤，确实劳苦；把这些事业交付给后代，使后来的帝王大大完成。帝王心中永不忘记，神灵辅助而安定康宁；不用显耀便有光辉，不必求取便会昌盛。从京师之中，四方之外都能通达；夷狄荒远之地仰望我大邦，在宗庙中助祭，执持贡物来朝见君王。云气浓厚，适时降下雨水，使百谷生长；清和的景风徐徐吹来，鼓动那些美好的谷物。百姓口中甘美，腹中饱足，满足而安乐；使他们长寿而有福，城乡都丰盛，天地人与神都得到成就。《中宗兴颂》第四。屏除内廷如蝎的毒害，毒害兴起而成为蝮蛇，毫无暴虐；天人同族，上天保佑圣主的福祚。五位大臣如柱，国家将要倾覆；皇帝告诉五位大臣：‘保护辅翼我的身体。’光明赫赫、色彩彤彤，如太阳升入云中。五臣接受命令，诛戮顽凶，所以说是再次创造了我的天命。天下生民歌舞击鼓，既已成就，又侍奉父母。《睿宗德颂》第五。后戚之祸再次兴起，形势危急；宗庙震动，上天发怒而暗中降命。圣子辅翼登位，圣父奋发神威；连夜埋伏金斧，金斧一断，便彻底消灭逆乱。大圣照临，天下百姓归心；把帝位归还给有功有德之人。啊，盛大的德行！《玄宗文颂》第六。玄宗的圣明非常盛美，能够孝敬，能够仁慈；文武兼备，宣扬祖宗的光辉，流传给子孙。盛大的礼仪全部举行，大乐全部陈列；百蛮来宾，万民富足丰盛。戎狄有不宾服的，便全部派兵征讨，无不叩头，在雷霆般的威势下归服。汉朝正当昌盛时，使用刑罚惨酷；中都拘捕考讯六万多人，使者按名录诛杀千万人。后来兴起的王者光武帝赫赫有名，诛杀沛地宾客，动辄成百成千；孝明帝被称为贤明，楚王案件延续多年，因牵连被处死和逮捕的以万以千计，人们还说汉朝国祚应当长久。相比之下，我的宗祖不忍心滥用刑罚。到了玄宗，怜悯那些受到斧钺之刑的人，降低刑罚改用鞭笞；为天下万国建造房屋，广泛修建屋舍；医治各种疾病；追怀已经升遐的人；禁止伤害禽兽；又在各处修筑陂池，养育水中的鳞介。万物既得到滋润，昆虫草木也受到恩泽。玄宗享国五十年，天下郡县安宁。逆臣侵犯天命，上天顾念众民，仿佛说：‘宁可让我背负耻辱，也不忍让人民战死。’于是告知太子，整治军队于北方边境；皇帝西幸蜀都，命太子接受符命治理天下。天下平定后，父亲如尧，儿子如舜，回到国都；没有人不欢欣喜悦，没有人不感动流泪。把圣德传付给后代，升登神灵的太虚。唉！上圣之道纯粹无比，实在不可测度。《肃宗孝颂》第七。肃穆而孝慈，像肃宗的诚心一样，通达于神祇。于是训练六军，震动发兵于北方边陲。雷声隆隆，西戎、南蛮、北狄、东夷都举起旗帜，辅助皇帝的威势。皇帝心与天和，不用占筮，不用卜问，自然而然便成功。丘岳破裂，冰谷中逆乱之徒倾覆；朝廷和社稷重新恢复。远至海外，都服从、洗濯、舞蹈、跳跃。皇帝身在东宫，孝行如周文王，孝思蒸蒸；天地都知道他的孝心。收复镐京、洛阳之后，在陵庙祭祀，奉迎先圣。天日普遍照耀，有些灾祸和妖孽将要噬咬我军旗帜；刚刚布置便已经结束，敌人像在雪中被烧灼一样跌倒。尊严而仁慈，仁慈覆盖而又尊严；大臣小臣无不洁身自持、勤勉尽力。各项制度都恢复，完全如同原来。《今上昭颂》第八（‘折’字，本文作‘照颂’）。大国兴起，是上天在辅佐它。什么使它兴起、什么使它成为法则？是有德之人继承王业。从前殷王盘庚、武丁光明显著地登位；殷朝明盛，何况我大唐皇帝继承天命，层层引来福庆，生下我皇圣嗣，圣德恭敬，实在左右辅佐。肃宗开创国家，立即投入戎事；各军接受教令，举动都能成功。从西到东，如雷如风，荡涤顽凶，无不率领归服。登上天位之后，时局为之改变，邕州人都说：‘皇上如果像太宗一样，使亿万百姓长久延续，使亿万百姓的福祚长久；天博大、地崇高，没有什么不能容纳你。玄宗的元孙，仪表像玄宗；排列于文治之中，是肃宗的元子，承受肃宗的孝道和治理。’ 《庆鸿名颂》（并序），独孤及。

译唐朝兴盛以来一百三十八年，皇帝名号为“在宥”，天下把兵器铸成农具，使万姓居于长寿安乐之境；道德彰明，恩德广被，神人与人相互和谐。正月，群臣上将、卿士、众官以及三老五更，公侯伯子男共同奋力宣扬皇帝的功业，请求增加尊号。皇帝挥手谦让而没有答应。众人说：“陛下的孝德通达神明，道德超过历代帝王；论德行，符合广大运行的天地；论时势，使天下复归太朴；论功业，使伟大事业得以保全安定，功德上达天地，而尊号仍然浅薄，盛名尚未光大。亿万百姓的心将要拥戴谁，神明的愿望又如何满足？”天子面向南方谦让九次，实在不得已才答应。于是命有关部门准备昭告天下的礼仪。二月乙酉日，皇帝乘法驾朝拜太清宫，命令宫中神官洒扫。诏书说：“将使警跸之声如云而动，天子车驾回旋到达灵坛，在三清之前报答功德，在上玄景戍祈求福佑。祭祀太庙使用明水，举行越席、玉豆、雕篹等礼仪，焚烧萧草以聚合香气，灌鬯酒以报答神灵的休美；神灵的护佑拥集而万灵相接，精诚陈列而六幽感应。”丁亥日，在蓬莱前殿朝见群臣。于是四方人民大为和乐，命太尉颁布五瑞，合奏六乐，于是铺陈礼仪，奉行祭祀，接受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这一天，解除商野三面罗网的禁令，接受涂山诸侯献上的万块玉帛，大赦天下，使百姓重新开始生活；协调时令月份，统一度量衡；赞助杰出俊秀，记录云物祥瑞；抚恤高年，礼敬大地之神；迎接上天的祥瑞，接受大地的福佑；抚慰各个邦国，存问省察它们的安危。于是迎接太阳、推行德化，布施庆典和赏赐，鼓动薰风以调和元气，接续千载的大统，掌握三皇遗留下来的明珠，垂衣而治，与天地相合。音乐普遍奏响，礼仪更加崇盛。皇帝车驾于是进入宫中，然后撤去椒房，撤下黄屋，在大庭氏的馆舍中徜徉；神情恬淡而凝聚精神，沉静而保存真性，想象洪崖、广成子一类仙人穿着衣裳从凤阙下来，在左右翩跹起舞，祝颂皇帝万寿。凡是遇到昌盛时运，沐浴圣明恩泽，却不能作歌颂百姓的赋篇，便是江汉、吉甫、仍叔的罪过了。臣斗胆有两件事，于是作颂说：“庄严深邃的宗庙，铺陈这长久的祭祀；上天已有成命，孝孙接受了它。把恩泽铺展到下土，报答神明的功德。我的祥瑞如山，我的福禄广大平安。圣人的恭敬所感通，上玄神明怎会偏私？大大接受尊贵的名号，继续发扬光明和谐。风一吹便行动，云一行便运行，雨飞落，露下垂；昆虫得到昭明而复苏，草木茂盛滋长。恭谨地面向南方，端坐拱手而无为而治；超越柏皇氏、尊卢氏，万代之中独一无二。” 神明迟迟降临而昭示，上帝因此得到尊敬；永远赐予众多福佑，使万寿没有期限。《灵武受命宫颂》（并序） 我听说，享受上天降下的福佑，是因为有德；平定祸乱、奉行时运，是因为圣明。一定要有非常的时运，才会兴起拨乱反正的君主；他们以百姓为忧，不以沾湿双足为患；以安定救济天下为事业，不把修养自身当作唯一的道路。这就是陶唐氏能够舍弃帝位而不畏惧，舜、禹能够接受帝位而不疑虑的原因。灵武旧宫，是皇帝飞龙升天的地方。近来奸臣窃取君命，四海动荡。我们的圣皇帝推求天命历数的征兆，开启龙图，写成受命之书，交付给我皇帝。皇帝正游历崆峒，以求至高的道。于是群公卿士背负玉旒、金玺，在芒砀原野观察云气，三次到闾巷之中进言，说：“臣听说从前蚩尤接连制造祸乱，大盗侵扰中原，神农氏的军队也不能战胜他；上天降下玄女，命令轩辕氏，于是大定其灾。后来尧有九州的祸害，便任命禹；禹凭借治理四海的功劳，把帝位传给舜。陛下主持祭祀、居于大位，已经十九年，精诚清明的人都赞美您的德馨，乾坤也因而和谐。一定是听闻幽冥赞助玄德，上达于天而降下美好的福佑；六圣已有看见命运历数转移的时机，亿万百姓也有乐意推戴您的请求。陛下畏惧灾祸时运而不肯就位，舍弃百姓而不顾，把至仁看得浅薄，把大宝看得轻微。我们如果不能实现所请求的事情，亿万百姓将披散头发、捶胸顿足，向上天号哭，向上帝申诉。”皇帝于是改变脸色，说：“难道这是人心吗？”丁卯日，广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仪、尚书左仆射冕、兵部尚书辅国与北军将士、西方老人一万五千人推门而入，向皇帝申诉说：“如今豺狼在宫阙中筑穴，陛下把百姓当作食饵，宗庙将成为废墟。如果我们的诚恳还不能上达，那么高祖便不能在太庙享受祭祀；况且陛下渡过渭水，洪流就会干涸回转；车驾经过，庆云便出现；施布恩泽，河川大地便开阔；勤修大道，嘉禾便生长。神灵仿佛显现，玄妙的赐予在幽冥中感应。臣听说符命等待圣人而出现，天运到了否极之时，便有芬芳繁盛的祥瑞。陛下睿智英武而圣明，我们冒死斗胆上奏。”皇帝于是洒扫斋宫，开启金匮，呜咽着拜受符命。诏令有关部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至德元年，尊圣父为圣皇天帝。这一天烟云变幻而成祥瑞，士民踊跃欢庆，黄龙显现。

译黄龙出现在东郊，紫气充满天门。第二天，数百里内的人穿着礼服，连续十天来朝见；数千里内的人来朝贡，超过一个月；天下的兵车连续行进，达一个时节；四方戎夷用一支军队抵挡百万大军，率领胡夷平定国家社稷的灾难。举行郊祀，拥戴圣皇；使人民同心合意，以众人的气势消除上天降下的灾厉。没有不吉祥而受福，没有不得到报答。因此白鹿在王庭徘徊，灵芝生长在延英宫；教化发动而功业成就，深沉寡言而颂声四起。谈论禅让的，鄙薄苍梧易姓的名号；谈论继承守成的，称道陶唐积善的美德；叙述平定祸乱的，感叹历经四十年而重新恢复夏；赞美中兴的，认为历经三六之数而更新。啊！神明所归向，万物所取法，正可以在尺水中鼓起飞龙，依仗大义向东进发。发布谋略和号令，实在都在这座都城。愿把文字刻在宫庭的石碑上，流传万古，使后人经过山泽，赞美风云的奥妙，穷究造化，认识天地的本源。我炎叩首，斗胆献颂：“光赫赫的河图，开启上天的门户；云气随从亿万，皇帝居于九五之尊。想当年陶唐氏，能够把帝位传给舜禹；尧的文治、禹的武功，又有什么值得计数？那些被诛除的人，只有暴虐，只有贪婪；上天实有命令，人民将不能忍受。皇帝说要内禅，反复说了两三次；尽取武王的美善，除去成汤的惭愧。兵车百辆，声势如雷震；横行九州，进退都成为战阵。倚仗力量的跌倒，顺从天命的全都保全。以孝奉行上天，以神明之德抚顺时运。具有至德的唐尧，功劳崇高的大禹；北方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得以亲眼看见。沛邑徒然歌唱，周原早已成为古迹；徘徊吟咏颂声，永远保佑这片土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一作“皆唐文粹”。《大唐河西平胡圣德颂》（并序） 唐至德二年春正月，武威郡的胡人以及九个蕃夷部落，内里窥伺军队之间的空隙，外面勾结如狼如猪般凶恶的势力。有人攻破金城，危害州郡；伯蛇在交战之下变乱，烈火焚烧在大泽之中。二月乙丑日，皇帝穿着五命之服，诏令太仆崔偁总领中军，专任上将，在军前向将士宣誓，不接受敌军城下之盟。又命内常侍刘日新振动鼓铎之声，震慑羌戎诸部的首领。树林耸立，敌军如猬毛般在东郊聚合。庚午日，高大的牙旗和大旗，铁骑与长铩，伴着清越的胡笳，排列成云蛇之阵。军队列于四面要冲，蓬头士卒手执鼍皮大鼓，声传到大道上。轻捷强悍、勇猛凶悍的人，穿虎皮衣，绑护臂，从土门之军北上。钩车、云梯、强弩、坚盾，齐集在西烽亭。于是率领熊虎般的军队，手持龙蛇般的剑矛，四面烟尘火光升起。金鼓一振，天地仿佛回旋；鲜血混杂玄黄之色，声响震动瓦屋。风云全都进入战阵，草木仿佛全都变成兵器。日月光辉照到偏远乡野，皇帝的威灵赫然降临天外。名王的良马、大块的美玉和文饰，素女般的锦衣，价值百金的财物，以及万井土地的资财，都被送到入贡的府库，陈列在有地位者的宫殿中。这时，汉人勇跃，万人庆贺赞美。太阶的祥瑞出现，颂歌兴起。特进、金城太守李万顷以及五县长吏、军正大夫等说：“臣听说，君王的命令先于上天而奉行时令；贤臣与神明合一，共同顺应时运。如果不能垂临于帝王的记籍，便不能拨乱反正；如果不能应合天地间的祥气，便不能遇到这样的时运。所以大人物兴起，必先排除祸难，以推除凶恶；取暴乱者而治理国家，以任用贤能者，以依靠能人建立功业，气势充满六合之下，光彩远在玄古之上。这就是轩辕氏凭它战胜蚩尤，大夏凭它战胜有扈，西伯凭它灭殷伐崇，太宗凭它完全占有辽东，上皇凭它平定大奸猾，陛下凭它再次清平宇宙，扫荡妖孽，确实符合大唐新的天命，恢复高祖的天下。臣等恭敬地想到，六位圣人相继发扬光辉，已经一百五十年；恩泽遍及海内，施布到各种细小生物；丹穴之地的贡物、孤竹国君等，金器羽饰，都把性命交付给下属官吏。陛下建立伟大尊号，继承宏大事业，把功劳归于祖先，明白地侍奉圣皇。这一定是上天赐予忠良之臣、辅佐成就天命器业的征兆，正是皇运的统绪。” 我们愿意压伏崇羽的凶恶，使太康的西方人民长久安定；愿意把这些功德刻在石碑上，作为颂歌。” 诏令说：“猛虎般的臣子啊，拉满天上的弧弓；装载火器啊，照耀昆吾；尘土战垒平息啊，恩泽覆盖戎人都城。” 《凤翔出师颂》〔一有“纪圣功”三字〕（并序） 舜有两阶之间的舞蹈，周有孟津会盟，皇帝有岐阳大搜。功德没有比安定国家更勤勉的，功勋没有比建立皇极更相称的，使万物获利没有比除去暴乱更接近的。大概是上天启示元始的符命，与人民请求天命相合，正好彼此契合，亿万百姓都有归附之处。若用于昌盛，便能感动鬼神之心；若用于征伐，便能除去云雷般的灾难。唐朝传至第七代，奸臣大盗在二京作乱；皇帝在河北如龙长鸣，在雍地之上检阅军队，建立都城，发布号令，使万国来朝；心意合于天地，志向通达幽明，淳厚精诚通行四方，伟大的创造在玄妙中完成。于是巢居山林、驾舟海上的群体，以及狼旗鸟章的首领，不约而同赶到宫阙之下，共四十三万。元帅广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仪等叩首说：“臣听说，上天启示圣人以等待时机，圣人感应时机而赴难；不是神功，不能承当大运；不是玄德，不能合乎人心，所以这正是轩辕之道：降伏蚩尤，是宗周仁德的表现，能使人背负婴儿来归附。这是陛下的德行，最大的祥瑞在于人和；人和便能感动上天，上天与和气相合，百姓因此自然受到感化，四夷因此像子女归父母一样前来。王师凭此能够正直地取得胜利。”

译想来河洛地区正等待平息怨恨，等待向东征伐的日期；人神迅速奔走，盼望皇帝西巡的礼仪。天子正整治宝车，讲习金匮中的典籍。第二天，彩虹般的旌旗、勇武的卫士、大车的车轮、黄钺和灵鼍鼓、彤弓和太阿剑，以及荆、韩、楚、魏的军队，七闽、五貉的首领，百万金鼓，九方会合的车马，全部在东郊列成大阵。皇帝举起白色军旗，在军中宣誓说：“高祖在上天那里享受祭祀，四宗的光辉重重照临下土，经过一百五十年，直到圣皇总领武事、完备文治。小小的逆贼，竟敢迷乱天纪，盗取我们的符玺，亵渎我们的威灵，使四海之内兵器纵横，百姓肝脑涂地。上天降下鉴察，把命令赐给我，使我继承夏禹已经坠落的功业，宽宥尧未曾刑罚的族类。唉！我并不是爱惜玉帛山河，只忧虑百姓的灾害；并不是凭借天命威力，只依靠人民的忠义。你们睁大眼睛，可以成为天罗；竖起头发，可以成为千面盾牌；布施和气，可以成为将帅；激发锐气，可以成为风雷。若要进退，你们就是铎鼓；若要斩断敌军首尾，你们就是常山蛇；若要斩杀巨鲸恶兽，你们就是干将剑；若要拯救沉溺者，你们就是巨舰。” 夏禹只有一旅之众，武王只有十人的谋略；但志向坚定如金石，确实不靠盟誓。你们要记住啊！”这时天子的威势震动六合，兵气连接太白山；乾坤因此昏暗，河岳因此震荡。那些狐鸣、凿齿一类的敌人，不到一天声音就变成歌唱，形体归于舞蹈的，几乎超过一半。因此，鄠社之军凭借地势取胜，皇帝上游之军凭威势驱逐凶敌，桃林之阵以奇兵取胜，河洛的孽乱凭气势摧毁。皇帝于是打开天牢，回转豹尾旗，登临清明之气，扫除彗星般的不祥。应龙手持黄钺，玄女侍坐。于是考察夏氏配享上天的义理，完备汉皇建武年间的典章。云纹旌旗、玉饰车驾，使山摇地动；皇帝从西雍降临，巡幸京师。万姓在前引导，百灵作威；布施德泽，瞻望陵寝，悲叹黍稷将要生长，察看城阙已经成为废墟。用雷雨洗涤川泽，用皇帝的风化消除怨怒，用重赏议定勤劳，用成功告祭宗庙，用祥刑除去昏聩，用惠政哀恤困穷。清道迎奉圣皇，举杯朝见前殿。于是东国老人、长安士民推开御道进入天庭，震动千门，呼喊万岁。” 烟云向下环绕，树林山岭回旋；神灵在堂上歌颂，精魂在宗庙感动。侯王在国中庆贺，父子在家中和睦；钟磬重新悬挂，酒器和祭器陈列在席上。华夏与戎族踊跃欢欣，喜气充满天地；太阳退避三舍，天子的声威传到万里。神妙的谋略无法窥见其中奥秘，天道也不能落后于它的时机。这就是一次谋略。然后把变化发动起来作为熔炉，借仁义作为道路，陶铸气象，开凿耳目；与神明共同掌管符契，以大道逐渐浇灌浇薄的世风，保全犀象的形体，截断珠玉的胫骨。然后让景星照亮黑夜，让甘露使空气清明，登上阆风，面对天老。舍弃显赫名号而返回太朴，乘大历数而统摄仁义纲纪。使上天不必思虑便降下恩泽，不必祭祀便享受诚意，以元和感动生命，使淳古之风由此恢复。宰相们聚集议论说：“主上凭神武清除祸难，凭至德使人民得以安定；崇高功勋和绝世祥瑞，光照万古。开辟天地、运转日月至今已经六年，百姓难道会忘记皇帝的劳力吗？臣子难道不应该感谢上天赐予生命吗？”于是请求共同在誓师的场所凿石，在众人会集的地方告成。这是王道盛大的典礼。我炎叩首，斗胆献颂说：上天授命皇帝，荡除妖邪昏暗；交会风雨，直抵秦地门户。推行圣德，恩泽漫及海外；五个单于和勇士归附。改变鸟兽般的习俗，使家园遍布云岛；越过浮山，那里不再缺少青草。征召羽林骑兵，列成天上的营阵；开启金门，赐给长长的缨带。太阳作为车，雷作为鼓；把鲸鲵制成肉酱，扫除烟雨。打开明堂，享祀文祖；皇帝成为皇，皇后成为母。登上云台，在玉府册封；把功德篆刻在高大的石碑上，与万古相驾。” 一作“皆唐文粹”。《降诞颂》（并序） 于邵 大唐在第八代中兴，掌握上天的纲纪，展开神圣的图籍，统治八方，俯临万物，降下宏大的储福。到休年十七年玄冬阳月，十月二十三日，天子居于北堂左个，接受最初降生的庆典。我作为辅弼大臣，与百官丞令都归来休沐。于是歌唱康衢、享受长寿之域的，正是百姓欢悦的心情。有司谏诤、掌管诏令的臣子，应当值守右掖、分夜当班。遥望阊阖，沐浴薰风，斋戒诚心而歌颂，叩首献颂。颂词说：甲观的画堂，环绕着北斗枢星般的神光。十月是美好的月份，我皇在此降生。光明的奇异祥瑞啊，继承我的文治〔“我”疑为“继”〕。此时圣功昭著，平定苗民，诛戡黎民之害，成为天下之君。望去如云啊，苍苍的海角，也通达于天子的道路。七方戎狄蠢动者，向西被消灭，向北远去，外部没有忧患。白翟远方来通，嘉禾接连丰收，两树连理，五色云飞翔天空，归于大同。金阙巍峨，清晨是怎样的景象？万国奉上筐篚，千门歌咏，享受太和。以舜的膳食为甘美，以尧的酒樽为酣畅。降诞之日，十月二十三日，深厚恩泽广泛施布。南山在前，北辰在天。臣某献上祝寿，愿皇帝亿万年长寿，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 《皇帝亲自处理政务颂》（并序） 吕温 我听说，光大并承受帝位、茂盛地养育群生，能够神妙而明察地治理天下，必定在于圣明的君主。然而，历代君主相同的是道，不同的是时势；有的以垂衣拱手等待天下治理成功，有的以振作精神亲自取得成功。等到民俗达到仁厚长寿，治理融洽、时局安和时，政令有张有弛并没有不同，但劳逸所取得的功效却相差很大。我们的皇帝体察最高的教化，含有元始精气，包容天的刚健，履行地的柔顺，承受伟大的天命，恢弘地继承宏大美德，发扬八圣相继的光辉，聚集百灵深奥的福祉。像天一样覆盖，像地一样包容；以正义为鼓，发出雷霆；以仁德奋发，化作风雨；转动北斗玉衡而使七曜运行，悬挂金镜而容纳九州；廓清灾气而河川澄澈，汇集祥瑞而山岳归附。从前轩辕氏斩杀蚩尤，消灭火帝，功绩极大；如果不是依靠风后的辅助、接受玄女的符命，也不能战胜他。陶唐氏诛灭四凶，平定水灾，德行极为厚重；如果不是任用大舜、依靠伯禹竭尽力量，也不能成功。成汤以伊尹为相，才奠定殷朝功业；武王以太公为师，于是使周道安定。高宗继承并恢复国业，依赖傅说启发劝勉的言论；宣王中兴，依靠仲山甫辅佐宣明的功劳。如今陛下使四海安泰，雄伟功业超过两代，百姓不知道日常生活的安定来自何处，群臣不必仰望您的清明光辉；然而您的事业已经超过前代君王，功勋高过古代烈王。

译圣明的作为显现在万物之中，谁能知道它的根源？我私下以管窥测天道，以瓢舀取大海，或许可以谈论一个大概。陛下自从代替上天统治万物开始，便把委屈自己、救济人民作为意旨，亲自临朝处理各项政务，穷尽地总理万机。四次策问贤良，六次亲临郊祀；在治理的根本上勤勉体恤，为百姓竭尽劳苦；详察历代所未详察的事情，忧虑历代君主所未忧虑的事情。夏日巢鸟异动仍然进食，寒星已现便起身求衣；片刻光阴也不舍得放过，用来议论思考；深夜仍然阅读奏事。除去一种事物的祸患，各类事物便因此安宁；伸张一个平民的冤屈，众多案件自然公正。舍弃人的瑕疵而录用，包容污垢而宽宥过错；微小善行可以记载，必定留在皇帝心中；片言只语如果真实可信，也不被睿智的听闻遗忘。至于天时的丰歉，地利的平险，国家赋税的盈亏，军队纪律的正暴，里巷百姓的疾苦，农耕收获的艰难，人情风俗的真伪，官吏治理的得失，无不秘密归入圣明的谋算，暗中纳入皇帝的明察。阴阳不能用气机欺骗，神鬼不能凭形迹逃遁。有什么细微之处不能顾及？有什么重大之事不能包容？有什么隐秘不能彰明？有什么艰难不能办成？即使登台，也想着处在险境者的惨状；听到音乐，也想到偏处一隅者的情怀；穿御寒皮衣，也感到穿短褐者的寒冷；临近膳食，也忧虑食箪空乏者的饥饿。一天比一天谨慎，已经安泰却不以安泰自居，已经安定却不以安定自足；战战兢兢，勤勉不懈。这就是广泛运行而取得成功、完整功业得以完成的原因。然而，感受覆盖恩德的人，希望上天更加高远；承受包容承载恩德的人，希望大地更加厚重；仰望日月照临光明的人，希望日月更加光辉。臣下沐浴淳厚的风化，饮受玄妙的恩泽，亲自参与政事，亲眼看见太平；忧劳确实艰难，只愿陛下继续努力罢了。美善确实已经充分，只愿陛下保守它罢了。至于虽有休美却不自以为休美，玄默宽厚，这是君上的体度；观察功业的完成，手舞足蹈歌颂，这是臣下的职责。有所作为却不据为己有，德行没有比这更高的；知道恩德却不称颂，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臣某冒死叩拜，献上《皇帝亲庶政颂》一首，颂词说：士师发扬德行，玄妙的本源积聚祥庆，幽暗之处重新放出光明。高祖接受天命，贞观实现治理，开元盛大繁荣；历经艰难而重新安康。皇帝亲自处理政务，接受的天命是什么？长远地延续万年。亲自处理政务靠什么？早晚戒惧，勤勉不懈；天道福佑谦逊者，我便奉行上天。人的一生在于勤劳，我便率先实行。怀有尧忧虑百姓的心，劳作如禹治理水土的形体；寻求百姓的疾苦，思考国家的常道。年成也许丰收，御膳却不觉香美；夜里怎么样？皇帝还没有安睡。修明文治，停止武事，太和之气氤氲。海上没有波涛，天空没有一点尘氛。鸟章之长、椎髻之君，都来朝见明堂，跟随者如云。巍巍高大，庄严光明。应当演奏盛大的音乐，以宣扬皇帝的风化；铿锵地歌颂盛德，蹈厉地赞颂神功。臣下作颂，永远显示无穷。《中和节颂》（并序） 白居易 天道清明，四时因此运行；地道安宁，万物因此生长。圣人取法于此，无为而无所不为。神圣的大唐统治天下至第九代，皇帝掌握符命已经十年，夷夏全都安宁，君臣彼此欢欣。诏令开始把二月上巳日定为中和节。诏令从上层传到下层，如雷声解冻、和风吹动；第二天颁布到四岳，十二天之内传达到八方。啊！中和的时义深远啊！大唐兴起时，我神尧以兆民为基础建立皇德；太宗据有六合，开创帝王功业；玄宗掌握天象，熏染仁寿之风；代宗垂衣拱手，使富足众多的风俗兴盛。光辉赫赫，八圣的光明相继传续，直到我皇。我皇运转玄妙的枢机，以淳厚精气陶铸治理，安定之后教化成功；继承昊天，肃穆清明，把百姓纳入清平之中。当时正值上元年间，仲春月份，皇帝庄严地居于青阳太庙，命令有关部门考察时令，以便安养萌芽，缓和刑狱，布施庆典赏赐。这些只是历代帝王常行的道路，还不足以开启天地的教化、发扬宗祖的功德。于是命令选择初吉之日，开始创立中和节。“中”是衡量三阳的中正；“和”是斟酌阴阳二气的和谐。这个名称意义宏大，若非至德之主，谁能建立它？于是谋划开始，推究终结，遵循义理考察根源；用它调和九八之节、七六之气，排除重阳之偏，超过上元之始；在厚土上温养元气，于是幽闭的虫类苏醒，草木的萌芽通达。把和风吹到荒远之地，于是桀骜者被感化，强悍的风俗变得淳厚；垂传万代以舒展无穷的恩泽，覆盖四方以显示大同。这时天地日月星辰贞正明朗，万类万物欣欣喜悦。于是文武百官一同叩首称颂说：“伟大啊，睿圣的德行，合于玄妙的造化！”又说：“像唐尧那样恭敬地授予人民时令，载于典谟；下至周文王，在镐京饮酒，列于雅颂。这些大概只是敬顺四时、使一方欢喜罢了。还不如创立美好的节日，使天下混同，恩泽铺及动植物，庆幸浸润华夏与夷狄。像这样盛大吗？”圣人做事，一定要引导沟通天地，暗中赞助万物生长，与元气的变化共同运行，与真正主宰共同成就功业。真是宏大而完备，达到极致了！卑微的臣白居易，有幸沐浴文明教化，列于宾贡之中，冒昧赞美盛德、歌颂成功，献上《中和颂》一章，附在《唐雅》的末尾。颂曰：权力与混沌的玄妙变化既已分开，温暖抚育之气氤氲，开始生出万民。上天命令圣神，这才成为大人。大人淳厚诚实，成为天下之君。巍巍的我唐，庄严的我皇。继承九代，照临八方。四维再次张开，两种光辉重重照耀。唐尧虞舜也显得局促，超越伏羲、神农。顺应时势有所作为，文采焕然。于是建立贞元以端正乾坤，于是选择吉日来重视仲春。吉日是什么？名号叫作中和。和是大和，中是大中；使中和之气畅达，使和风传播。萌芽和昆虫，昭明苏醒，融和畅达。像乾道那样施行玄妙变化，像神明那样运转功业。德泽遍及，道术丰盛，万国前来归同。臣下作颂，垂留下丰厚福泽直到无穷。《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