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四

译《论时政疏》四首——魏征 第一首说：贞观十一年，此前太宗营造飞山宫，魏征上疏进谏。臣考察自古以来接受天命、承继帝位、守持文治、驾驭英杰、面南而治天下的君主，都想使自己的深厚德行与天地相配，使自己的高明与日月同光，使宗族根本延续百代，国祚传承无穷。然而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覆败灭亡接连发生，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求取天下时失去了正道。殷鉴并不遥远，这件事可以说明。过去隋朝统一天下，武器军备强盛，三十多年间声威远播，威势震动异域，一旦之间却把这些全都抛弃，尽归他人所有。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太平，不愿社稷长久，所以故意实行桀纣般的暴虐来走向灭亡吗？大概是倚仗富强，没有料想到后患，驱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耗尽万物来供奉自己，搜取天下的女子，寻求远方的奇珍异物；宫室苑囿都加以装饰，台榭都加以增高，徭役没有定时，战争也不停止。对外倚仗威势尊严，对内多行猜忌，谗佞邪恶之人必定得到福禄，忠贞正直之士却不能保全性命；上下彼此防范，君臣之道隔绝，百姓不堪其命，天下四分五裂，终于以四海共主的尊位死于匹夫之手，子孙灭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实在令人深为痛惜。圣明之人乘机而起，拯救天下于危难沉溺之中，倾斜的八柱重新扶正，断绝的四维重新张立；远方肃静、近处安宁，不到一月便实现了，制服残暴、停止杀戮，也不必等待百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如今宫观台榭都已经占有了，珍奇异物都已经收集了，姬姜等美妾都已经侍立身旁，四海九州都已经成为臣妾。若能鉴戒隋朝灭亡的原因，思考我们取得天下的原因，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即使有美好的成就也不自满，焚烧鹿台所藏的宝衣，毁掉阿房宫那样的广大殿宇，因高大宫宇而畏惧危亡，因卑小宫室而思考安居，那么就能在暗中通达神明的教化，不凭借人为作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这是德行的上等。若功业已经完成却不毁坏旧有建筑，只除去不急需的部分，反复节省，把茅草屋顶夹杂在桂木栋梁之间，把玉石台阶参杂在土阶之中，使百姓因喜悦而为之效力，不耗尽他们的力量；常常想到居住者安逸、营造者劳苦，使亿万百姓欢欣而来，使群生仰赖德化而各遂其性，这是德行的次等。若只是圣明而不加思虑，不能谨慎地完成事业，忘记营建的艰难，以为天命可以倚仗，忽略采椽的恭俭，追求雕墙的奢侈华美，因袭旧有基础而扩建，增加旧物而装饰，触类旁通地不断扩张，却不知止足，使百姓看不见恩德反而劳役他们，这就是最下等的做法。譬如背着柴薪去救火，扬汤去止沸，以暴乱替代原有的混乱，实际上与混乱走的是同一条路，绝不可能行得通。后代子孙将以什么为鉴呢？事情如果没有可供观法之处，人民就会愤怒，神明就会怨恨，灾害必然发生。灾害既然发生，祸乱就必然兴起。祸乱既已兴起，还能保全自身和名声而善终的人，就很少了。顺应天命而改朝换代之后，正要兴隆七百年的国祚，把治国谋略留给子孙，传之万世；得到它很难，失去它却容易，难道可以不深思吗！第二首说：当天又上疏。臣听说，想要树木长得高大，就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本；想要河流流得长远，就一定要疏浚它的源头；想要国家安定，就一定要积累德义。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流长远，根本不牢却想求树木高大，德行不厚却希望国家得到治理，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圣哲之人呢？君主掌握帝位的重任，居于天下的中心，将使皇位尊崇到与天齐高，永远保持无穷的美好。如果不想到安定时要考虑危险，不戒除奢侈而实行节俭，德行不能处在深厚的境地，情欲不能战胜欲望，这也就是砍伐树根却想求树木茂盛，堵塞源头却想求河流长远。所有君主都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没有不在深重忧患中使治道显著、功业成就后德行衰退的。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取得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时力量不足，为什么呢？处在深重忧患中时，一定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既已实现志愿，便放纵情欲而傲慢地对待万物。竭尽诚心，胡人与越人也能同为一体；傲慢待人，即使骨肉亲属也会形同路人。即使对他们施加严刑，用威怒震慑，最终也不过苟且免罪而不怀仁德，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是民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是应当深切慎重对待的。奔驰的车要是用朽烂的绳索驾驭，难道可以忽视吗？做君主的人，如果看见想要的东西，就应想到用知足来警戒自己；将要兴建工程，就应想到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想到地位高而危险，就应想到谦虚自持；害怕骄满泛滥，就应想到江海居下而容纳百川；喜爱游乐，就应想到天子田猎三面驱赶、留一面不围的限度；忧虑懈怠，就应想到慎始慎终；担心受到蒙蔽，就应想到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想到谗佞邪恶，就应想到端正自身以排斥恶人；施加恩惠时，就应想到不要因喜悦而错误赏赐；施加刑罚时，就应想到不要因愤怒而滥用刑法。总括这十种思虑，弘扬这九种德行，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他们，选择正确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有智慧的人会竭尽谋略，勇敢的人会竭尽力量，仁厚的人会传播恩惠，诚信的人会献出忠诚，文臣武将竞相效力；君主和臣下都没有忧患，就可以尽情享受安闲游乐，可以保养如松乔般的长寿，弹琴而垂衣拱手，不发号施令天下也能受到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臣下掌管职事，耗费自己的耳目聪明，损害无为而治的大道呢？第三首说：贞观十一年五月壬申，太宗巡幸洛阳，驻跸昭仁宫，对许多人加以责罚，魏征退下后上疏。

译臣听说《尚书》说：“彰明德行，谨慎用刑，对于刑罚一定要心怀忧惧啊。”《礼记》说：“在上位者容易侍奉，在下位者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多。”上位者多疑，百姓就会迷惑；下位者难以了解，君长就会劳苦。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容易了解，君长不劳苦，百姓不迷惑，所以君主专一行德，臣下没有二心。君上播施忠厚的诚意，臣下竭尽辅弼之力，然后太平的根基才不会坠落，《康哉》的歌咏才会兴盛。如今道德遍及华夏与夷狄，功业高过天地，没有谁不服从，没有远方不来归附。然而言语尚且偏重简约长久，心志在于明察，刑罚和赏赐的运用却还有不够尽善之处。刑罚和赏赐的根本，在于奖善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建立统一的准则，就是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轻重。如今的刑罚和赏赐未必完全如此，有时宽严取决于个人好恶，轻重取决于喜怒。遇到喜悦时，便在法令之中替所喜欢的人曲意开脱；遇到愤怒时，便在事情之外寻找他的罪过。对所喜欢的人，就像钻入皮下挑出羽毛一样搜罗优点；对所憎恶的人，则像清洗污垢寻找疤痕一样搜求过失。既然疤痕可以搜出，刑罚就会滥用；既然羽毛可以挑出，赏赐就会错误。刑罚滥用，小人的道路就会增长；赏赐滥用，君子的道路就会消退。小人的恶行不加惩罚，君子的善行就不会得到鼓励；却希望达到天下安治、刑罚废止的境界，我从未听说过这种道理。况且闲暇时清谈，都推崇孔子、老子的学说；一到威怒发作，就都从申不害、韩非那里取法。坚持正道而行，并不是没有人受到三番贬黜；为了使自己安全而危害他人的人，也实在很多。所以道德的防线还没有弘大，刻薄的风气却仍在盛行。上面的风气一旦盛行，下面就会产生各种弊端，人人竞相趋附时势，法令制度不能统一；考察古代法度，实在是有亏缺的。过去王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令于是失去准绳；张汤任意权衡轻重，汉朝的刑法因此弊坏。臣下尚且因偏私邪曲而不能申明自己的欺罔，何况君主亲自上下其手，又将怎样措置臣民呢？凭借陛下圣明的聪慧，没有幽深隐蔽之处不能照察，难道是神明有所不能通达、智慧有所不能贯通吗？只是安于自己所安，因而不把慎刑放在心上；乐于自己所乐，因而忘记先前的警戒。祸与福相互依存，吉与凶同处一域，都是人自己招致的，怎么可以不思考呢？近来责罚稍多，威怒更加严厉，有时因为供帐不充足，有时因为营造工程差遣，有时因为物品不合心意，有时因为人不顺从欲望；这些都不是实现治道最急迫的事情，实际上正是骄奢逐渐形成的开端。由此可知，责罚本来不与骄傲相约，骄傲却会自行到来；富裕本来不与奢侈相约，奢侈却会自行产生。这并不是空话。况且我们建立的基业，实际在于隋朝。隋朝混乱灭亡的根源，正是陛下亲眼所见的鉴戒。把隋朝府库的储藏比作今天的资财储备，把隋朝的武器军队比作今天的兵马，把隋朝的户口比作今天的百姓，衡量长短、比较大小，究竟有多少差别呢？然而隋朝凭借富强而败亡，是因为动荡；我们凭借贫弱而安宁，是因为安静。安静就安定，动荡就混乱，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不隐晦难见，也不幽深难察。然而人们很少走平坦容易的道路，多半重蹈覆车的旧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处在安定时不思考危险，政治清明时不考虑混乱，国家存在时不忧虑灭亡。过去隋朝尚未混乱时，自以为必定不会乱；尚未灭亡时，自以为必定不会亡。因此军队屡次出动，徭役不停，直到将要遭受杀戮和耻辱，最终还没有醒悟导致灭亡的原因，难道不可悲吗？观察人的形貌美丑，一定要到平静的水面上去照看；鉴察国家的安危，一定要从亡国那里取得教训。所以《诗经》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又说：“砍伐斧柄啊砍伐斧柄，取法的样子并不遥远。”臣希望陛下今后的一举一动，都一定想到隋朝而把它作为鉴戒，那么国家的存亡、政治的治乱就可以看清了。若能思考隋朝所以危险的原因，国家就会安定；思考它所以混乱的原因，国家就会得到治理；思考它所以灭亡的原因，国家就能长存。国家存亡的关键，在于节制嗜好欲望而顺从百姓，减少畋猎游乐的费用，停止奢靡华丽的营造，罢除不急迫的事务，慎重对待偏听所产生的愤怒，亲近忠厚之人，远离巧佞之徒，杜绝悦耳的邪说，甘心听取逆耳的忠言，斥退容易进用的人，轻视难以获得的货物，采纳像尧舜那样不怕诽谤，追慕禹汤那样归罪于己；珍惜十家百姓的产业，顺应百姓的心意，从自身近处做起，以宽恕对待万物；想到谦劳可以受益，不自满就不会招来损失。这样，一有举动，众类就会和谐；一出言语，千里之外都会响应；超越前代的崇高德行，树立后世子孙的风声。圣哲的宏大规范，帝王的盛大事业，到这里就可以完成，关键只在谨慎守成而已。守成容易，取得天下实在困难。既然已经懂得取得天下为什么困难，难道不能保住为什么容易吗？如果不能牢固保守它，就是骄奢淫逸使它动摇。慎终如始，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易经》说：“君子在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忘记灭亡，政治安定时不忘记混乱，因此自身安宁，国家也可以保全。”这话确实正确，不可以不深切察考。伏望陛下，追求善政的志向不比过去减少，只是如今听到过错必定改正，比往日稍有不足。如果能在今天天下无事之时，实行从前的恭谨节俭，那就达到尽善尽美，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再加以称述的了。第四首说。

译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基，必须依靠德行和礼制；君主能够保有国家，关键只在诚信。诚信确立，臣下就没有二心；德礼施行，远方之人就会来归服。因此德、礼、诚信，是国家的大纲，贯穿父子、君臣关系，一刻也不能废弃。所以孔子说：“君主以礼来使用臣下，臣下以忠来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人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身。”文子说：“同样的话能使人相信，信用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能够实行，诚意在命令之外。”既然如此，说了却不实行，就是言语没有信用；下令却不被遵从，就是命令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话、没有诚意的命令，居上位就会败坏德行，居下位就会危及自身。即使处在颠沛困顿之中，君子也不肯这样做。自从王道兴盛光明以来，已经十多年了，威势施加到海外，万国前来朝见，仓廪日益充实，土地日益广大；然而道德没有更加厚重，仁义没有更加广博，为什么呢？是因为对待臣下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做到诚信。虽有善始时的勤勉，却没有看到善终的美好，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情况的形成是逐渐发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贞观初年，听到善言就像受到惊动一样重视；过了五六年，仍然乐于听从劝谏；从此以后，渐渐厌恶直言，即使有时勉强接受，也偶尔有所容纳，不再像从前那样豁达了。正直敢谏的人渐渐躲避触犯龙颜；巧言谄媚之徒则放纵自己的巧辩。把同心同德的人说成朋党，把揭发过错的人说成至公，把刚强正直的人说成专擅权力，把忠贞正直的人说成诽谤。说某人是朋党，即使他最终被信任，也会让人怀疑；说某人至公，即使是矫饰虚伪，也会被视为无可指责。刚强正直的人害怕被议论为专权，忠贞正直的人担心获罪于诽谤之罪。以偷金之事引起怀疑，以投杼的谣言造成迷惑，众人不能尽情陈述意见，大臣也不能同他们争辩。惑乱视听，压抑国家的大道，妨碍教化、损害德行，难道不正是在这里吗？所以孔子憎恶利口颠覆国家，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君子替别人掩盖恶行，宣扬别人的善行，面临危难不苟且逃避，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只看利益所在，便使别人陷于危险来保全自己。既然只要能危害别人，那么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如今要寻求达到天下大治，必定要把这件事交给君子。事情有得有失，却有时向小人询问。得到君子时，就对他恭敬却疏远；遇到小人时，却必定轻视而亲近。亲近小人，他就无话不说；疏远君子，君子的实情就不能上达。这样，毁誉掌握在小人手中，刑罚却加在君子身上；这正是国家兴亡的所在，也是安危所系，怎么可以不慎重呢？才智中等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小聪明吗？但他们的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思虑不能达到长远；即使竭尽力量和诚心，仍然难免倾覆失败。何况内心怀有奸诈贪利之念，又迎合君主的脸色和意旨，他们造成的祸患，不是更深吗？所以孔子说：“君子中也许有不仁的人，却没有见过小人中有仁的人。”既然这样，君子不能没有小的过失；只要恶行不积累，就不妨碍正道。小人有时也有小的善行；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建立忠诚。如今因为他偶尔有一次不诚信，就把他称为坏人并加以疑虑，岂不是像竖立一根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吗？即使耗尽精神、劳费思虑，也不可能得到所求，这已经很明白了。君主如果能够完全遵行礼制，臣下能够竭尽忠诚，关键一定在于内外没有私心、上下彼此信任。上位者不信任下位者，就无法驱使下位者；下位者不信任上位者，就无法侍奉上位者。诚信作为治道，意义实在重大啊！所以《易经》说：上天会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过去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腐烂在酒器里，肉腐烂在俎上，这难道不会损害我的霸业吗？”管仲说：“这极其不是好的做法，但还不至于不损害霸业。”桓公说：“怎么会损害霸业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损害霸业；识别人却不能任用，损害霸业；任用了却不能放手任用，损害霸业；放手任用却不能信任，损害霸业；已经信任了，又让小人从中参与干预，也损害霸业。”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国，经过一年还不能攻下。魏简伦说：“鼓国的啬夫，我魏简伦了解他，请不要使士大夫疲惫，我可以攻下鼓国。”穆伯没有答应。身边的人说：“不损折一兵一卒，不伤一名士卒，就能得到鼓国，您为什么不取呢？”穆伯说：“简伦的为人，谄媚而没有仁德。若让简伦攻下鼓国，我就不能不赏赐他；若赏赐他，就是赏赐谄佞之人。谄佞之人得志，就是让晋国的士人舍弃仁德而去做谄佞之事；即使得到了鼓国，又有什么用呢？中行穆伯是列国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辅佐，尚且如此谨慎于信任、远远避开谄佞之人，何况陛下是统治四海的大君、承应千年一出的圣人，怎么可以使巍巍盛德反而留下间隙呢？如果想使君子和小人、是与非不相混杂，就必须用德行感化他们，用诚信对待他们，用义理激励他们，用礼制约束他们，然后奖善惩恶，审慎用刑，明白赏赐；这样小人就会断绝邪曲谄佞，君子自然奋发不息，不用强制而天下得到教化，还有什么遥远的地方不能到达呢？如果能够奖善却不能进用善人，憎恶恶行却不能除去恶人，刑罚不施加给有罪者，赏赐不加给有功者，那么危亡的期限或许就不能保全，想让国祚长久传给子孙，又能希望什么呢？

译《论治道疏》臣听说君主是头，臣下是四肢，君臣同心同德，结合起来才成为完整的身体。已经形成的身体如果四肢不完备，就还不能算作完整的人。因此头部虽然尊贵高大，也必须依靠手足才能成为完整的身体；君主虽然明智圣哲，也必须依靠辅弼大臣才能达到治理。礼书说：百姓把君主看作心，君主把百姓看作身体。心庄重，身体就舒展；心严肃，容貌就恭敬。《尚书》说：“元首明智啊，股肱贤良啊，万事安康啊；元首琐碎烦杂啊，股肱懒惰啊，万事败坏啊。”既然如此，抛弃辅弼而只凭自己的胸臆，想要身体完整、成就治理，是从未听说过的。君臣相遇，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把石头投入水中，千年才有一次相合；把鸡蛋投入石头，却无时无刻不存在。能够开辟大公之道，施展治理天下的作用，对内竭尽心力，对外竭尽辅弼之才，和谐如盐梅调味，坚定如金石不移的人，并不只是因为身居高位、享有厚禄，而在于君主以礼相待。过去周文王游历凤凰的旧墟，鞋带松解，回头看左右无人可以替他系好，于是亲自把它系好。难道周文王朝廷里全都是俊杰贤能，圣明时代就偏偏没有君子吗？只是因为君主知道与不知道罢了。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的陪嫁臣，韩信原是项氏手下的逃亡之人；殷汤以礼相待，在南巢奠定王业；汉高祖登坛拜将，在垓下成就帝王大业。如果夏桀不抛弃伊尹，项王把恩惠施加给韩信，难道会甘心败掉已经成就的国家，成为即将灭亡的俘虏吗？微子是纣王的骨肉，却在宋国接受封土；箕子是贤良之臣，却向周朝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们的仁德，没有人非议他们。《礼记》记载，鲁穆公问子思说：“为过去的君主返回服丧，是古代的礼制吗？”子思说：“古代君子，用礼来进用人，用礼来斥退人，所以有为旧君返回服丧的礼制。”如今的君子，进用人时仿佛要把他捧到膝上，斥退人时仿佛要把他推入深渊；不要成为战争的祸首，不也是好事吗？又哪里还会有返回服丧的礼制呢？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侍奉君主应当怎样？”晏子说：“遇到危难不为君主而死，君主出亡也不护送。”景公说：“封给他土地，授予他爵位来对待他；遇到危难不死，君主出亡也不护送，这是什么道理？”晏子说：“进言而被采用，一生都没有危难，我为什么要死呢？劝谏而被听从，一生都不会出亡，我为什么要护送呢？如果进言而不被采用，遇到危难却去死，那是白白送死；劝谏而不被听从，君主出亡却去护送，那是假装忠诚。”《春秋左氏传》说：“崔杼杀了齐庄公，晏子站在崔氏家门外。有人问：‘为君主去死吗？’晏子说：‘只是我自己的君主啊。’难道要去吗？我死，是为了实行我的罪责吗？难道要去吗？我逃亡，是为了什么呢？所以君主是为社稷而死，就应当为社稷而死；是为社稷而逃亡，就应当为社稷而逃亡。若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的亲近之臣，谁敢承担呢？崔氏开门，晏子进去，枕着齐庄公的尸体大哭，起身跳跃三次，然后出去。孟子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就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君主看作仇敌。即使臣下侍奉君主没有二心，但到了出仕或退处的节操问题上，仍然要根据君主恩遇的厚薄而定。既然如此，居于人上之位的人，怎么可以对臣下没有礼呢？臣私下观察朝廷群臣，担负枢机重任的，有的地位可与齐、晋相邻，有的事业已参与经纶天下；他们建立事功，都是一时的贤选。处在衡轴要职，所承担的责任很重。任用他们虽然责任重大，对他们的信任却还不深厚。信任不深厚，臣下有时就会自我怀疑；臣下自我怀疑，内心就会存有苟且之念；内心存有苟且之念，节操义气就不能建立。节操义气不能建立，名分教化就不能兴盛。名分教化不兴盛，却想以此巩固太平的根基、保有七百年的国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况且国家重视爱惜功臣，不计较过去的过错，与前代圣王相比，完全没有差别。然而如今只是在大事上宽容，在小罪上急切，临时发怒责罚，难免带有个人爱憎之心，这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君主严厉禁止的事情，臣下有时尚且违犯，何况上面开启了这个源头，下面必然更加严重。河流堵塞后决口，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多。想让所有百姓手脚有所措置，又能怎么办呢？这就是所谓君主开启一个源头，下面产生百种弊端。百种弊端的变化，没有不导致动乱的。《礼记》说：爱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恶，憎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善。如果憎恶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善，行善的人一定会害怕；喜爱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的恶，作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说：君子如果发怒，乱象大概很快就会止息。古人的震怒，是用来惩治恶行；如今的威罚，却是在滋长奸邪。这不是尧舜的心意，也不是禹汤的事业。《尚书》说：君主抚慰我，就是我的后；君主虐待我，就是我的仇敌。荀子说：君主像船，百姓像水；水能载船，也能覆船。孔子说：鱼失去水就会死，水失去鱼却仍然是水。所以尧战战兢兢，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怎么可以不深思呢？怎么可以不周密考虑呢？把大体委托给大臣，把小事责成小臣，这是治国的常规，也是治理的道理。如今任命职务时，把大事交给大臣而轻视小臣；到了发生事情时，却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相信所轻视的人，怀疑所倚重的人，想借此达到治理，怎么可能呢？而且政务贵在有常，不应屡屡变更。如今有时让小臣负责大体，有时让大臣负责小事。小臣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职位，大臣反而失去应有的位置；大臣有时因小过获罪，小臣有时因大事受罚，职务与地位不相称，刑罚与罪过不相当。想让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力量，不是很难吗？小臣不能把大事委托给他，大臣也不能因为小罪责罚他。任命大臣担任高官，却搜求他的细小过错，刀笔吏便顺着上意、承接风向，舞弄文书法令，曲意造成他的罪名。他自我申辩，就认为他内心不服；他的罪过明明不能令人信服，却说他所犯的都是真实罪行。他进退两难，不能为自己申明，只求苟且免除灾祸。大臣一味苟求免祸，奸诈就开始滋生。

译奸诈滋生，矫饰虚伪就会成为风俗；矫饰虚伪成为风俗，就不可能达到至理。上位者不被下位者信任，必然会认为下位者没有可信之人；如果一定认为下位者没有可信之人，那么上位者也就有可疑之处了。《礼记》说：“上位者怀疑，百姓就迷惑；下位者难以了解，君长就劳苦。”上下彼此怀疑，就不可能谈论治理。一个普通人结交为朋友，彼此以身相许，至死也不改变，何况君臣契合，实在如鱼得水呢？如果君主成为尧舜，臣下已经成为稷、契，难道会因为遇到一件事就改变志向，见到一点小利就改变心意吗？这虽然是臣下树立忠诚而没有能够明显显现，也同样是由于君主心怀不信任、待人过于刻薄所造成的。这难道是君主以礼使臣、臣下以忠事君吗？凭陛下的圣明，凭当今的功业，如果真能广泛求取当世俊杰，使上下同心，那么三皇的成就可以追赶，四、五帝也可以俯视，至于六代夏、商、周、汉，又哪里值得一提呢？一作《贞观政要》。唐太宗在寝殿旁设置太子院，收录谏疏。褚遂良。臣听说，周文王的两个世子每天三次问安，问过就退下；汉代太子来问候饮食起居，五天才来一次。前代贤人制定的规范，规模宏远。《礼记》说：“男子十岁，就要出外就学，晚上住宿在外，学习文字和计算。”那么古代通达事理的人，难道没有慈爱之心吗？只是减少这种偏私的疼爱，希望使孩子能够成人立业罢了。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君主的太子呢？本来就应当春天诵读诗书，夏天学习弦歌，亲近师傅，了解人间各种事务，懂得君臣的大道，使天下人踮起脚、伸长脖子，都能听到美善的声誉。好像新春有阳气、玄天有日月一样，以弘扬教化、美善德行，才成为太子。伏望陛下以道德养育天地人三才，功业臻于九功，新立太子，天下无不欣喜跳跃。既然已经废黜昏庸、册立明智之人，虽说足以承受天下人的瞻望，但教育成就太子的办法实际上严重缺失。太子不离开膝下，常住宫内，保傅的教诲无法畅达，经籍的讲论也几乎没有。况且朋友不可以过度亲密，过度亲密必然产生怨隙；父子不可以滞留于溺爱，溺爱有时会产生隐患。希望陛下远取殷、周的制度，近遵汉、魏的做法；不能一下子完全改变，事情必须循序渐进。每隔十日计算一次，让太子有一半时间回到宫外，专心学习技艺以修养自身，把美好的声誉传播天下，那么臣即使死去，也还可以说自己活得有意义。

译一作《旧唐书》本传。初次授任监察御史时，论述奉亲、享庙、袭封、乐工等事的奏疏。马周。臣每次读经史，看到前代贤人忠孝的事迹，臣虽是小人，也私下希望顺应天道，未曾不放下书卷长久思考，希望能够践行他们的足迹。臣因不幸早年失去父母，犬马般奉养双亲已经无从施行；现在可以做的，只有忠义罢了，所以徒步二千里来到陛下身边。陛下不因臣愚昧过错而弃置，垂恩录用臣；臣私下回顾自己，无从报答感恩，于是只把这颗赤诚之心交给陛下选择。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西面，其墙垣、宫宇、门阙的制度，比起紫极宫来还显得低小。臣以为东宫皇太子的宅第尚且处在城中，大安宫却是至尊居住之所，反而在城外。虽说太上皇寄心于清静淡泊，志在清俭，陛下又不愿违背慈亲的心意、爱惜民力，但外国使臣来朝以及四方观瞻之人，仍会觉得有所不足。臣希望营造城墙和城堞，修建门观，务必使它高大显赫，以符合万国的期望，这样大孝就能昭示天下。臣又看见明令说二月二日巡幸九成宫。臣私下想到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当早晚亲自问候饮食起居；如今所巡幸的宫殿距离京城三百多里，皇帝车驾一出动就要严加清道，过了多日也未必到达，不是早晚可以往返的地方。假如太上皇心中忽然思念，想立即见到陛下，将怎样才能及时赶到呢？况且这次车驾出行本来是为了避暑，那么太上皇还留在炎热之处，陛下却自行前往凉爽之地，奉养父亲、使其冬温夏清的道理，臣私下很不安。然而诏书既已发出，事情也已经办成，希望明确表示迅速返回的日期，以解开众人的疑惑。臣又看见诏书命令宗室和功臣全部前往藩国，把封地传给子孙，世代承守其政，若没有重大变故，不得废黜免除。臣私下认为陛下封植他们，确实是重视、爱护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承继守护封国，与国家同享无穷国祚。臣认为如果一定照诏书这样做，陛下就应当思考怎样使他们安定存续、富贵尊荣，何必让他们世代担任官职呢？为什么呢？即使像尧舜那样的父亲，也有朱、均那样的儿子；假如让孩童继承职任，一旦骄横愚昧，百姓就会遭受他的祸害，国家也会承受灾患。如果本来是想断绝这种祸患，那么子文的治理方式仍然存在；如果本来是想保存封国，那栾黡的恶行已经彰显。与其让在世百姓受到毒害，不如割舍恩情于已经去世的一个臣子，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如此说来，前面所谓爱护他们，恰好正是伤害他们。臣认为应当授予他们茅土，记录并封赐他们的户邑；如果其中确有才能品行的人，就随其才器授予合适的职位。这样即使他们的羽翼不够强，也可以免除过失和牵累。过去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具体吏事，所以最终能够保全他们的家族，确实是得到了正确的方法。希望陛下深思其中的适宜之处，使他们能够承受大恩，并使子孙终身享有福禄。臣又听说圣人教化天下，没有不以孝为根本的，所以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又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孔子也说：我若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一样。这说明圣人如此重视祭祀。伏望陛下登基以来，宗庙祭享从未亲自主持。臣考虑到陛下只因皇帝车驾一出就劳民费财，所以忍耐自己的孝思而便利百姓，终于使一代史书没有记载皇帝亲入宗庙之事；将来凭什么把谋略留给子孙，把法则传给后代呢？臣知道大孝确实不只在俎豆之间，但圣人的训诫是，人本来就应当有时委屈自己来顺从众人。特别希望圣恩回顾省察臣的愚诚。臣又听说，达到教化的途径在于求取贤才、审慎任官，施政的根本一定从褒扬清正、激励贬斥浊恶开始。所以孔子说：“名分和器物，不能假借给别人。”这是说慎重选任的重要性。臣伏见王长通、白明达，本来只是乐工和舆夫、皂隶等杂类；韦槃提、斛斯正则更没有其他才能，只懂得调教马匹。即使他们的技艺超过同辈，有可取之处，也只应赏赐金帛使他们的家族富足，哪里适宜让他们列入士人行列，越级授予高爵呢？如今却使朝会之中，万国来朝的场合，骑马导引者和倡优之人，佩鸣玉、拖组绶，与参加朝贺的君子并肩站立、同席而食。臣私下以此为耻。然而成命既已发出，即使不能追回，也应认为不可以让他们处在朝班之中、列入仕宦行列。这一篇《文苑英华》误作《请崇节俭及制诸王疏》，并不是那一篇。《节俭诸王疏》现在依据《新唐书》和《文粹》增补在后面。《请崇节俭及制诸王疏》臣下遍览前代历史，自夏、殷直到汉氏拥有天下，国统相继，长的有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因为不断积累德政和功业，使恩泽深入人心，难道其中没有暴虐的君王，只是依靠前代贤哲留下的德业才得以免于覆亡吗？自魏、晋以来，下至周、隋，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才二三十年便灭亡，实在是因为开国君主不致力于向当时广施恩化，只能勉强自守，后世没有值得追念的遗德，所以继位君主的政教稍一衰败，一个人振臂高呼，天下便土崩瓦解了。如今陛下虽然凭借大功平定天下，但积累的德泽还很浅薄，固然应当思考崇尚禹、汤、文、武的治道，广施德化，使恩泽有所余裕，为子孙建立万代的根基，难道只想使政教不出差错，维持平常的年数而已吗？然而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虽然因人而施教，宽严随时调整，但根本要务只是对自身节俭、对百姓施恩，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因此百姓爱戴他们如同父母，仰望他们如同日月，敬畏他们如同神明，畏惧他们如同雷霆；这就是他们能够预卜国祚长远、祸乱不起的原因。如今百姓经历丧乱之后，人数只有隋朝时的十分之一，而供给官府、服徭役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哥哥离去，弟弟归来，首尾相接没有断绝；远的往来五六千里，春夏秋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陛下虽然常常颁布恩诏，命令减省这些负担，但主管官府的事务既然没有废止，自然仍须用人，只是下发文书，徭役仍旧如常。臣下每每访察近四五年来的情形，百姓很有一些嗟叹怨恨的话，认为陛下没有存养他们。

译从前唐尧住茅屋、用土筑台阶，夏禹穿粗劣的衣服、吃菲薄的食物，这些事情臣知道如今不能再实行；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停止修建露台的工程，把群臣的奏章囊收集起来作为宫殿帷幕，宠幸的慎夫人所穿衣服也不拖地。到了汉景帝，认为锦绣、纂组妨害女工，特地下诏废除。因此百姓安乐。后来即使孝武帝穷奢极侈，但承继文帝、景帝遗留下的德泽，所以人心没有动摇。假如汉高祖之后立即出现汉武帝，天下当时必定不能保全；时代相距不远，事情的迹象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京师和益州等地营造宫室、供应器物，以及诸王妃、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不合于节俭。臣听说，天刚亮时即大力显扬善政，后世仍会懈怠；在治理上创制法度，其弊端仍会导致混乱。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成败又亲眼见过，尚且还这样，何况皇太子生长在深宫，从未经历外界事务呢？事情到了万年之后，当然是圣明的思虑所应当忧虑的。臣私下考察历代以来成败的事情，只要百姓怨恨反叛，聚集成为盗贼，这个国家无不立即防备、甚至灭亡；君主即使悔改，也从未有能够重新完全保全国家的。凡是修明政教，都应当在可以修明的时候修明；如果事变已经发生，之后再后悔就没有用了。所以君主每每看见前代灭亡，便知道那是政教造成的祸患，却都不知道自身的过失。由此可知，殷纣王曾嘲笑夏桀灭亡，幽王、厉王也曾嘲笑殷纣覆灭；隋炀帝在大业初年，又嘲笑齐、魏失去国政。如今我们看炀帝，也正如炀帝当年看齐、魏一样。因此京房对汉元帝说：‘我恐怕后世看待今天，也会像今天看待古代一样。’这句话不可不引以为戒。从前贞观初年，全国遭遇霜灾歉收，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但天下安定，百姓知道陛下非常爱护怜悯他们，所以人人自安，完全没有诽谤怨言。近五六年来，年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十多石粟米，但百姓都认为陛下不忧虑、不怜悯他们，全都有怨言。又是因为如今所营办的事情中，有许多并非急务。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取决于储藏积蓄多少，只在于百姓是困苦还是安乐。且以近事验证：隋朝把粮食储藏在洛口仓，李密便凭借它起兵；东都积存布帛，王世充便据此占有它；西京府库也成为国家所用，直到今天还没有用尽。假使洛口仓和东都没有粮食、布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够聚集大批民众。但储藏积蓄本来是治国的常事，必须等百姓有余力之后再征收，怎么能在百姓劳苦时强行搜括，反而用来资助盗寇，积蓄了也没有益处呢？然而用节俭来使百姓休息，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所以如今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实行一天，天下就会知道，便会歌舞庆贺。若百姓已经劳苦，却还不停地役使他们，万一中原遭受水旱灾害，边疆发生战事，狂妄狡猾之徒乘机窃发作乱，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不只是圣上本人早起晚睡、废寝忘食而已。古语说：‘感动人要靠行动，不靠言语；回应上天要靠实际，不靠文饰。’凭陛下的明智和诚意，想要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不必远求上古的治术，只要恢复贞观初年的做法，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从前贾谊对汉文帝说：‘值得痛哭、长叹的事情，是说当韩信封王于楚、彭越封王于梁、英布封王于淮南的时候，假使文帝已经登上天子之位，也一定不能安定天下。又说幸亏诸王年少，傅相能够制约他们；等他们长大以后，必定会生出祸乱。’ 历代以来，人们都认为贾谊的话是正确的。臣私下观察当今诸将和功臣，他们都是陛下共同平定天下的人，只是仰承既定谋略，充当鹰犬之用，没有像韩信、彭越那样威势谋略震动君主、难以驾驭的人；诸王年纪又都还很小，即使长大，在陛下在世之时也必定没有别的心思。然而即使考虑到万代以后，也不能不预先忧虑。自汉、晋以来，扰乱天下的事情，何尝不是因为诸王的封置都不恰当，没有预先加以节制，以至于国家灭亡呢？君主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沉溺于私爱，所以前车已经倾覆，后车仍不改道。如今天下百姓极少，诸王却很多，对他们宠爱优待的恩泽又有过于厚重的。臣愚昧的忧虑，不只是担心他们依仗恩宠而骄傲自满。过去魏武帝宠爱、扶植陈思王，等文帝即位后，却对他严加防守禁闭，主管官府甚至把他当作囚犯，是因为先帝加给他的恩宠太多，因而继位的君主对他疑惧。这样看来，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成为使他受苦的原因。况且帝王之子哪里会担心不能富贵？他们拥有大国作为食邑，封户不少，穿好衣服、吃美食；衣食之外，还需要什么？却每年另外加以优厚赏赐，完全没有限度。俗语说：‘贫穷的人不用学习节俭，富贵的人不用学习奢侈。’说的就是自然情形。如今陛下凭大圣之德开创基业，难道只需处置眼前的子弟而已？应当制定长久的法令，使万世都遵奉实行。《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六。宋代李昉等编。选举。《请勋戚不拜南省官疏》一篇。《请吏部各择寮属疏》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