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二。宋，李昉等编。方正篇。贤良方正策七道 贤良方正策七道 第一道 问：我听说，治理国家、统理地方，要以天文为法则；设置官职、分掌职务，要建立人伦纲纪。名与实相互符合，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很难；选用明智之人的方法，也确实十分不易。朕凭着浅薄的德行，错误地承受昌盛的国运，思考着要追复上皇的高尚轨迹，拯救末世的众生，澄清源流、端正根本，以开启全新的局面，使任用人才、委托能者都不失次序，让办事和尽职【《答策》作“尽力”】各自发挥所长。至于考核官吏的方法，仍然困惑于取舍；黜免升迁的道理，仍然迷惑于古今。还不知道哪一位帝王的制度可以遵循，哪一代的沿革才是恰当的。即使这些微薄的束帛，常常用来礼聘丘园中的贤士；那些杰出如交错薪柴的贤才，却还没有得到英俊人物的采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开合阻塞的局面？等待你们深远的谋略，朕将亲自阅览。回答：张柬之 回答：臣听说，仲尼撰作《春秋》，掌握五始的要旨，端正王道的开端；使隐微之事显明，使幽深之理彰显，昭示并振兴宏大的功业。经营瀍水、洛水的功业已经完备，包容规范万物的道理更加深刻。恭敬地想，陛下接受上天的明命，统摄百姓，驾乘黄屋，背负黼扆，居于深邃的紫宫【一作“中”】，坐在明堂之上，顺应阳和来施行政令，统摄三吏而论说大道，雍容地高拱而坐，发言如金声、行动如玉振；征求贤才没有满足，甚至错误地涉及卑贱之人。臣才质朽陋、学识浅薄，实在不足以承受严厉的策问、宣扬上天的休命。然而，岂敢不竭尽鄙陋之见、说尽盲妄之言，尽心竭力，冒死上奏回答？臣听说，天是万物的祖先；君王接受天命，所以效法天而设置百官。上天生育众民，为他们树立君长，让君长来主管和牧养他们。若不是聪明睿智、齐圣广大而深厚的人，就不能使人民乐于生存、家庭安于其业。陛下的德行出自上天，仁慈怜悯百姓，既使他们乐于生存，又使他们安于事业。臣听说，祥瑞是上天用来重申对君主任命的，因此使麒麟在苑囿中游行，凤凰聚集在庭院，庆云出现，神龙显现；其余草木、烟霞、露水的祥瑞，数也数不尽。陛下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有美善也不自以为美善，所以天又以祥瑞之石来申示，以神异之文来告诫。圣人的宏大功业，真是伟大啊！臣听说，河图、洛书不再出现，已经很久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师说认为：“圣人自我伤感，是因为自己已经具备招致祥瑞的资质，而上天却没有降临。”陛下具备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而上天所蕴藏的祥瑞，正是用来扶助圣德、安抚兆民的。臣观察如今朝廷中，才华含蓄而学识丰赡的士人、敢于直言和持正议论的臣子，陛下诱导并进用他们，使他们一同登上丹墀、伏于青规之前。他们恭敬昂扬，如云相连、如雾聚集；像鸾鸟高飞、凤凰振翅【一作“翥”】，佩玉和金饰发出声响，拖着朱绂，扬起翠色绶带，已经充满朝廷庭阶了。过去舜举用十六位贤相，诛除四凶；有大功之人，二十岁便成为天子，前代史书赞美这件事说：“尽善尽美，即使有极盛的德行，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陛下表彰善行、铲除邪恶，彰明德行、堵塞违逆，比虞舜高出万万倍。陛下自己说德行浅薄，愚臣哪里足以仰望圣光而敢有所议论呢？制策说：“思考着追复上皇的高尚轨迹，拯救末世众生，澄清源流、端正根本，以开启全新局面。”臣听说，善于谈古的人，一定要用今天的事情来考察它；善于谈今的人，一定要从古代寻求依据。臣私下根据当今的事务考察古代，又用古代的事迹来比照今日，认为三皇虽然神圣，但他们的臣下不能与今日相比，所以应当亲近他们的遗法【“故于”疑有脱误】。陛下刊定并列出规范，撰写修习本业的诏令，制定新的戒令，建立总章以申明严法，设置法匦来救济穷困冤屈之人；这些是前代圣人所未能做到的，也是群臣所能达到的。如今朝廷的政令，上面下达、下面执行，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一样；百官彼此效法，没有不各得其治的。这正是群臣能够奉行职务的表现。

译《尚书》说：“君主英明啊，臣下贤良啊，各种事务就安定了。” 所以臣认为，陛下拥有三皇的地位，也能够兴隆三皇的功业。臣认为，今天的刺史就是古代的十二牧，今天的县令就是古代治理百里的君长。他们手中有官职，肩上有国家社稷的责任，可以说责任重大。任用不称职的人，危害也很大。从前周宣王想要训导诸侯，问樊仲说：“我想训导诸侯，各国诸侯中谁可以担当？”樊仲说：“鲁侯肃敬恭谨地奉祀神明，敬重侍奉老人，必定向故实咨询，询问前代遗训，这样的人才可以立为诸侯。”晋国名臣也说：“舍人、洗马，是一时的高等选拔；台郎、御史，是万国中的俊杰。如果把这样的人派出任宰牧，赞美之声就会兴起。”由此说来，古代治理州郡、主持县邑，不能轻易改变所用之人。若不是施行惠政、教诲百姓而不知疲倦，行动简约而能合乎天心的人，就不可把五符之重任、百里之寄托交给他。如今却不是这样，多凭门第资历提拔授官，有的凭功勋品阶任职，不考察清浊，也不选择才艺能力。既然违背圣人戒诫，哪里肯肃敬神明、轻视法令？哪里肯敬事老人？取舍任意，怎能寻求故实？举措放纵欲望，怎能询问遗训？所选的不同于一时的高才，更不是万国的俊杰。于是他们增加仆妾、扩充资产，门牙和角都兼备，脚和翅也双全，踩着瑕疵、踏着污秽，不顾廉耻，触犯法网，翻车相继。孔子说：“已经得到它，又担心失去它；如果担心失去它，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了。”所以臣认为，陛下拥有三皇那样的人，却没有三皇那样的官吏。制策说：“使人才得到任用，能者得到委托，不失次序，让他们办事尽力，各自发挥所长。”至于考核官吏的方法，仍然困惑于取舍；黜免升迁的道理，仍然迷惑于古今，还不知道哪一位帝王的法制可以遵循，哪一代的沿革才是恰当的。臣听说，帝王的制度虽然条文各异而贯通的原则相同，即使有改变制度的名目，也无不因循旧制而建立事业。孔子说：“殷承袭夏的礼制，其中所损益可以知道；周承袭殷的礼制，其中所损益也可以知道。今后如果有继承周代的，虽经百世也可以知道。”这样看来，虞舜三年考核、决定黜陟，周王以六廉察访士人，虽然有沿革变化，所取的原则并没有不同，只求不滥用罢了。陛下取人的法度很明白，考察功绩的规章很彰著，臣认为这如同舟在水上浮行、车在陆上转动，即使百代帝王也不会改变。如今丘园之士已经受到礼聘，英俊之才云集，开通和阻塞人才之路的办法，哪里是愚臣所能轻率议论的呢？谨此回答。第二道 问：我听说，制定法度、垂示训诫，必须随时根据人事而端正；开创国家、承继家业，治理之道在于彰明敦本。因此，七代佩貂珥的显贵，显示金室的荣耀；十代执羽仪的重臣，提升门庭的功业。保持姓氏、接受氏族，首先在于亲族和睦；辅佐子孙、谋划后代，事业盛大在于使宗族长久发达。朕才识浅陋，承奉祖先的灵位，失坠的典章都予以更新，遗留下来的制度全都看到了。想要甄别澄清谱系，淘汰混杂的簪裾，辨别淄水与渑水，区分士人与庶民。至于陈、田互相出现，虢、郭同时分立；束晢改易汉代传承的宗族，辅果改换晋卿的名号。王巨君的姓氏，本来就不是驭鹤者【王子晋】的后裔；刘元海的家族，实在也不是扰龙氏的族类。长久思考这些错误，实在令人惆怅。你们诸位大夫，十室之中推为英才，三冬之学富有成就，确实符合美好的荐举，应当发出铿锵有力的言辞。至于北郭、南宫，本来因为什么意义而得名？三乌、五鹿，起源于什么人？公孙的来由、司马的姓氏，都要加以辨析，并且说明其归宿，用来符合应答赞扬之意。朕将亲自阅览。回答。回答：臣听说，保持姓氏、接受氏族，就要明白典章训诫。有的因居住地赐姓，有的因官职命氏；有的以官职代替功勋，也以官职作为族号；有的因所居之地而以地名为氏。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公孙的儿子便以祖父的字为氏，后代沿袭下来，也就成为姓。田、陈、虢、郭因为声音相近而分化；辅、果、束、晢因为避难而改换。王莽以田、王作为姓氏；刘元海因是汉室外甥而建立族号。骚括区分南北之号，充宗是五鹿氏的先祖。应氏著书，详细表明三乌的起源。司马、司徒，都是因官职而得姓。公孙、叔孙，《春秋》都有完备记载。陛下穷尽六艺之精英，探究百家之要旨，贤善的问学传播于天地，幽深的思虑贯通显隐。黄竹清歌，言辞穷尽五际；白云高唱，文章包罗万象。从前曹氏一门三位祖先，道义还惭愧于《由庚》；刘氏四代，仁德也比不上《解愠》。哪里像陛下睿智的思虑如美玉铺陈，和雨露一样滋润；神妙的机略蓬勃发生，如日月的光辉普照。兴起《帝典》而独自卓立，孕育《皇坟》而独自秀出。臣沐浴于淳厚和美的恩泽，承受最高的教诲，姓名得以被圣上听闻，言论得以上奏宫阙之前。谨此回答。贤良方正策 第一道【后篇题作“政理”】问：想要使官吏清廉如冰霜，使风俗忘却贪婪鄙陋，使家家富足、人人充足，使礼制完备、音乐和谐，使学校交相兴盛，使农桑竞相受到劝勉；善于用兵的将领以不交战为目标，上将以先用谋略取胜为先，不等到动用兵戈，就立即清除金庭的灾气；不劳烦转运，就使玉塞的战尘长久消散。使国家获利、边境安宁，正等待听闻良好的谋略。请明白地陈述治政的要领，朕将亲自阅览。回答：吴师道

译回答：臣听说，栖息在小土丘上的人，看不见嵩山、泰山高耸入云；在泥泞浅水中游行的人，哪里认识沧海映日的广大丰沃？臣是蒿莱般的微贱资质，是出身衡门、隐居山野的浅陋之人，尚且没有见过高大宫室的居处，哪里知道太牢的滋味？不自量力地轻率进言，反而错误地传达到天听，面对圣上询问，实在恐惧惶惑。惟我皇家承接震运，历代相继而光辉重叠；天人与民众共同归向七百年的期运，宗庙连接亿兆的庆祥。太宗以明察一切的德行【一作“体”】统括珠囊而总理万方，高宗以通达三才的能力御临宸极，运转金镜而清肃九服，因此能够肃清天道、平坦帝王之路，垂下莫大的宏基，托付给非凡的圣君。恭敬地想，皇太后陛下，道行超过炼石补天的女娲，教化胜过扪天的古圣；施行如父亲般养育的深厚仁恩，弘扬母仪天下的博大慈爱。星阶已经端正，仍然即使有美善也不自以为美善；宸极已经安定，仍然减损自身而又减损。正要返还淳朴，恢复纯真，振兴三代古风；整顿政治，使苍生安定，降下四海昌盛的运数；访求幽滞之士，举用贤良，黜退谗邪，进用忠直。因此大鸿、大稽【大鸿、大稽是黄帝的宰相】接踵而来，调和宇宙的阴阳；龙武【《尚书》称龙、朱、虎】分掌职务，调节春夏的风雨。礼乐完备举行，学校像树林一样繁盛；风俗知道廉耻谦让，百姓乐于从事农桑。如今仍然广泛寻求浅陋的意见，虚心等待樵夫的言辞。既然有幸参与应答赞扬，怎敢不陈述我平庸盲妄的见解？诚愿陛下察看那些洗帻的布衣之士，任用他们居于台衡之位；提拔那些珍惜金玉、谦让贤能的人，让他们担任地方长官。这样风俗就会忘却贪鄙，官吏就会清廉如冰霜。表彰好学之流，奖赏努力耕田的人，家家就少有贫困懒惰，贤能文儒便会位列朝廷。派遣通亲的使者，晓谕那些如枭鸟般的心；设置和戎的官职，收取像鸡肋一样的边地。这样四夷便会穿着左衽、颠倒而来朝王，三边的元凶便会歌咏而仰慕教化。自然可以驾驭羲、昊，使六五帝、四三皇的功业得到继承；远方肃敬，近处安宁，传播美名而成就盛实。谨此回答。这一篇问答，又载于卷四百九十六；现在删去注文的异同，合并为一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九十六卷〕 第二道【后篇题作“求贤”】问：我听说，在海上运转、搏击扶摇而上，必定要借助遮天的羽翼；乘流击水，必定要等待飞云【一作“端”】般的船桨。由此可知，身处席萝之微而居黄屋之尊，手握【一作“缅”】明镜而居紫微，确实都要借助进谏补过的功劳，必定要等待辅弼调和的帮助。所以轩辕氏承受天运，便感应到大风的祥瑞；伊尹辅佐帝王乘时而起，立即招致秋云的征兆。朕虽然惭愧于古代圣王的功业，但心志迫切追慕上皇；还没有验证滋泉的占卜，却仍空自等待傅说在野外出现的梦兆。想要使岁星进入仕途，使风伯来朝；让黄河推荐萧何、张良之名，让山野降下甫侯、申伯那样的辅佐之臣。朕垂衣而坐等待教化，端拱而居仰望成功，希望周朝有更多士人，汉代得到的人才更多。施行什么政道，才能达到这种境地？我想听到进荐善言，以符合求贤的策问。回答：回答：臣听说，建立极则、承受天命的君主，临朝统治天下的君王，想要达到最高的道，兴隆盛大的教化，无不广泛求访俊杰，广泛任命英奇之士，凝聚各种功绩以安定人民，安抚万邦【一作“万方”】以治理风俗。因此轩丘氏承受符命，委任四监而垂衣而治；丹陵氏掌握图箓，举用八元而光大居处。于是齐桓公把贤臣比作飞鸟的羽翼，殷武王因贤臣如羹中梅调和滋味而兴盛；他们能够赞助人谋，确实宣扬神明的教化。陛下的功业包罗深远的古代【一作“遽古”】，道行超越上皇；授受明白，谋略安排有序。辅弼之任，在前驱中总揽风力【一作“后”】；燮理之官，把伊尹、周公【一作“尹周”】列在后车。振鹭、翔鸾般的贤士全都聚集在天阶；乘箕、降昴般的英杰也都奔赴日路。陛下尚且忧心占卜的征兆，寄托思虑于广泛求贤，希望山谷之中没有被遗漏的人，众多贤良能够全部聚集。如今俯身询问愚鲁之人，怎敢不陈述明扬贤才的意见？诚愿陛下发出德音，下达明诏，询问群岳，访问群公，举荐你们所知道的人，不遗漏身处偏僻低微之地的贤才。知人并不容易，不可轻率地进行选择；下级官吏一定记录在案，上等奖赏频频降临。这样，叶县游龙便会从九天降下；燕郊骏马也会奔赴千金之赏而从远方聚集。汉代尚且不能算人才得尽，周代难道能说人才很多吗？尽善尽美，在这里才算达到盛极。谨此回答。这一篇问答又载于卷五百二十，现在删去注文异同，合并为一作。第三道【后篇题作“祥瑞”】问：我听说，明王阐明教化，能感动人和神灵的心；圣后宣扬风教，能移动草木等有生命之物的性情。于是使飞龙献上图箓，鸣凤掌管晨时；猛兽能够解除触邪之患，草木能够指示奸佞。仰想前代的功业，究竟凭什么德行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呢？朕远远听闻并追溯最初的事情，一向敬重神圣的教化。常想要返回如今这种微薄的状态，景仰上皇的盛德；想要使瑞莲掌管饮食，使仙蓂等待月令；让四灵游于翠苑，使五老聚集在荣河。造成这些美好征兆，实在是由于政教感通。朕等待你们启发辅益的言论，以满足我虚心求教的胸怀。回答：回答：臣听说，教化遍及天枢，日月星辰呈现其神灵的赐予；恩泽周遍大地，草木献出祥瑞。因此，像雾而不是烟的瑞气，一定应验于文明昌盛的君主之后；九茎芝草、三次开花的灵草，确实符合光大基业的君王。陛下应合时运、接受符箓，承受天运登上帝位；孝道感格玄穹，仁心光照紫极。自从君临万域、统摄四方以来，灵瑞屡屡到来，美好的征兆接连出现。五蹄的仁兽，喜爱君王的苑囿而来游；六翼【一作“六象”】的威禽，拂过帝王梧桐而聚集停留。难道只是银、黄、玉、紫等祥瑞，白雉、丹乌翻现于鄗上，二桴【一作“双杯”】防现于江间的三脊吗？当然还包括巡行黄河而接受图箓，拜谒洛水而披览河图；使五位老人从星宿运行之处降临，使四神归于云路。盛大啊，美好啊，巍峨啊，光明啊！践履三皇五帝而腾扬徽号，吞纳八方九州而高高俯视。然而陛下仍然崇尚谦让之道，守持谦冲的德行，抑制这些天降祥瑞，访求人臣的谋略。陛下虽然不是亲自主持这些成功的事【一作“徒不幸”】，微臣也不知道它究竟为何。谨此回答。第四道【后篇题作“五运”】问：我听说，三微交替更代，明哲的君主凭此承受天命；五行运数相因相承，明王凭此改易天命。或者按金、水依次排列，或者以火、木相互循环；或者以寅、子改变正朔，天与人的统绪便由此分明。骊马、騵马改变毛色，昏旦所用的正朔也各有不同。这些事情如今都要通过诏书图籍来昭示，彰明历数。自从受位、出于震方直到今天，无不母子相承，终始相接。然而都君属土德，却反而崇尚青色；天乙属水行，难道应当使用白色吗？深究这些要旨和策问，其中的道理究竟从何而来？如果因为秦氏以霸业建立基业，便有紫色作为符应；那么魏人三国鼎立，难道又应验于黄星吗？远考前代贤哲，仍然彼此矛盾。张苍的议论已经与公孙臣很不相同；贾谊的谈论又远远违背刘向。你们诸位大夫，学问包罗群玉，文章擅长铿锵如金玉之声；朕既然听过南史的篇章，正等待东堂的答问。请详细铺陈事实，不要写浮泛之辞。评论前代儒者，谁能为此作出裁断【原文“折”字后疑脱】？回答：

译回答：臣听说，方圆既已开辟，帝王于是建立；四时巡游，六气交替运行，五德与三微依次变化。自从摄提纪年开始，君王出于震方而登上帝位，沿着木、火相承的次序，以骊马、騵马的颜色相继更替。即使有的凭武功、有的凭文德，有的以揖让取代干戈，有的驾御旒扆而高居，有的手握图箓而深思，也无不垂示天人相承的统绪，顺应寅、子【一作“丑”】的正朔。始终之间，哪一件不是由此而来？到了运数与都君相合之时，时运称为土德；道统与天乙相合之时，数运属于水行。水胜土，所以崇尚青色；土生金，所以崇尚白色。略说其美好之处，便已经穷尽深奥的意义。至于秦处于闰位，紫色实际是非正统的符瑞；魏取得中原，黄色标志应合星象的纪年。没有什么矛盾，确实都是随着时运而相合。汉高祖承受天命和人望，出现了许多不同议论。张苍主张水德，于是黑色郊祀兴起；公孙臣依据土德，黄龙又出现应验。到了刘氏父子二人，推论五运的相因相承【此十二字一作“贾傅之言虽逺刘向之论可推也”】，比较前人的议论，这才算得上折中。臣的学问不能广博地考察古代，见识又昧于认识新事，轻率陈述管中窥豹的见解，冒昧奉答关于天人关系的询问，惭愧恐惧无地自容，惊惶之情更加深重。谨此回答。以上第三、第四道问答，也都载于卷五百；现在删去注文异同，合并为一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卷〕 第五道【后篇题作“历代帝王为理”】问：朕以紫极、闲暇的景色和青史来排遣情怀，遥远地探寻天地开辟的本源，广泛考察帝王的治道。有的记载年代遥远，只有地名而没有其所在；有的典籍散失，只留下名号而没有事迹。朕将寻求旧日事实，以等待增长见闻。至于教化遍及柱州【《遁甲开山图》说：天皇在柱州昆仑山下】，创立基业于刑马山【一作“熊耳”，按《开山图》：地皇兴起于熊耳山；又荣氏说：人皇生于刑马山。今策文作地皇，所以两说并存】，这两代的事迹谁更早？五德的运数由谁承接？石楼之都【《开山图》说：有巢氏治理石楼南山】并不在均霜之地；穷桑的土地【《帝王世纪》说：少昊建邑于穷桑】原本也不是测日影的区域。有时将在偏远之地筑城，只据一隅而独自称王，轻视中原，放弃九洛而不经营。大夏之时，教化达到禁止甲兵；隆盛的周代，道术导致收兵息战；然而七十一征反而处在凤凰氏的运数，五十二战又属于云官氏的时期。这就是说，停止战争的人在太古时代没有声名；推行锋刃造成的弊害，反而在中叶才停止。使淳厚变薄的道理，名与实为什么如此违背？朕想要历数前代圣王，远远考察上古德行，采择文质相济的良好谋略，寻求损益得中的办法。哪一位君主可以作为师法？哪一代可以作为规矩准绳？等待你们的正直言论，来充实朕空虚的思绪。回答：回答：臣听说，把混沌一剖为三，太易之初便开始形成鸿蒙；经过九次变化而进入七渐，处于茫昧无为的状态。清浊的秩序分开之后，才排列出君臣的位次。于是天皇首先出现，俯瞰柱州而居处其地；地皇改变天命，俯临刑马山【一作“符熊耳”】而建立都城。年代并不不同于一万八千年，名号却稍有七十二种差别。既说属于木德，也说属于火行。事情开端于天地初始，记载则出自帝皇的纪年。至于石楼的遥远边界、穷桑延伸的土地，并不是万国共有的土地，而是其中两个时代的都城。这时人们还处于茹毛饮血的状态，像鹑鸟一样居住，谁能懂得平均风雨、建立帝王的居所呢？他们也在九域之中分立长官，哪里只是偏居一方称王？后来观察天象而垂衣治理，教化和美，赶上羲、轩的时代；剪除商朝、讨伐有扈，民风变薄，处在周、夏之年。然而皇家的德行正盛，还没有消除战争的祸患；王道刚刚彰显，又仍然存在收兵息战的时期【一作“目”】。这就是安抚怀柔、讨伐叛乱，取缔乱政、惩罚轻侮和灭亡的国家；即使大道已经盛行，终究还要等待战胜残暴。因而比不上太古，并不是治理事务的过错；优于中古，才是陛下选择前代帝王、垂范千年的原因。王道教化既已平定，能做的事情也已经完成，又何必在今日的政事上增减什么，去师法往圣的规矩呢？抚和琴而促紧琴柱，驾驭平坦的道路而使车辙停止；遵循现行制度而不要失误，臣认为这才是合宜的。谨此回答。这一篇问答又载于卷四百九十四，现在删去注文异同，合并为一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九十四卷〕 《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三。宋，李昉等编。方正篇。贤良方正策七道【开元二年】贤良方正科【《登科记》作“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制策问：我听说，治理国家没有什么比任用贤才更重要，任命官员必定要依靠选拔众人。尧、舜根据声誉而不单凭法度来考核，考察贤良实在很难；殷、周选取德行，也兼取言论【《登科记》和前篇都作“而取名”】，征求人才并不容易。因此朕不断思念精通经术的贤士，早晚都顾不上睡眠；等待有才艺能力的人，早晨甚至忘记饥饿。你们诸位大夫光临朕的弓旌之招，应当接受这次扬名选拔。治理国家、制定法令，难道没有前代的范例吗？安定人民、救济时世，也有美好的功业。应当叙述立身的志向，各自说明担任官职的才干【后篇作“心”】。至于七辅、八元，应施行什么纲纪？十臣、四老，应纠正什么得失？都陈述他们的事迹，同时详细说明姓名。朝廷会见的古礼，祭祀享用的旧章，九仪用来辨明赏赐，六贽各自明确所执之物。雍畤起于哪一年【后篇作“哪一代”】？亳社建立于哪一代【后篇作“哪一年”】？天士、地士，这些封在什么地方？诸布、诸严，他们主管什么【后篇作“建立什么”】？又怎样使邦家和顺、救济生死，三圣的教化哪一方面更长？怎样有利于动植物并使百姓得到增益【后篇作“庶民”】？五材的用途【《登科记》作“方法”】有什么要义？工商两种行业在风俗中哪一种应当优先？文武两种权柄适应时势时哪一种更急迫？以上这些科目，若不能两全其美，必须舍弃的，应该同舍弃食物一样；应当保存的，应该同保存信用一样【《登科记》和后篇作“必须保存的都同于保存信用，所舍弃的都同于舍弃食物”】。朕将亲自阅览，你们要明白地陈述。这一篇问策又载于卷七百七十三，后来已经删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百七十三卷〕 回答：孙逖 回答：恭敬地想，陛下文德光明显赫，宏大的圣德广泛运行；勉励激发之功达到宇宙，洞察细微之理穷尽万物形象。至于选拔众人、任用能者的方法，礼经中祭祀所用物品的要义，三圣与五材的短长，文、武、工、商的取舍，这些都由陛下独自决断，在圣明谋略中权衡。百官端正衣冠而恭敬肃立，各项功业不用言说也在暗中运行。陛下仍认为，建立政事、谋划大业，必须亲自试问重大事务；若不亲自处理，百姓就不会信服。陛下降下清明的询问如达苍天，神威俨然近在咫尺，这也正如尧向舜询问、舜向尧咨嗟，德行相同、道义相近。臣愚昧，岂敢不拜手稽首，回答并宣扬天子的美好诏命？制策说：“你们诸位大夫光临朕的弓旌之招，应当接受这次扬名选拔。治理国家、制定法令，难道没有前代的范例吗？安定人民、救济时世，也有美好的功业。应当叙述立身的志向，各自说明担任官职的才干。”臣听说，国家有道而自己贫穷低贱，是可耻的。如今神圣教化在暗中护佑，美好的治道广泛施行；设置乡学来教育乡民，建立国学来训导国人，制定俸禄等级来劝勉他们从学从政，那么含生禀灵的人，谁不会专心于仁义、修饰自身以求闻达？这就是所说的尧舜时代，家家都可以受封。臣不过是一个能够践行的人，没有什么值得思考勉励的；进取以追随群贤，反而看见他们的光彩而感到惭愧。臣也曾自强不息，有所闻便去实行，奔赴颜回、闵子骞的极致，追随伏羲、周公、孔子的轨迹。学习古代，或许可以合乎大道；谨慎行事，希望能够修养自身；并不是有志于求取禄位，只是姑且在少犯过错中求仁。立身的志向，确实也许就在这里。至于担任官职的才干，愚臣哪里敢说呢？为什么？仲尼曾说：“如果有所称誉，就应当有所试验；一定要等到面对艰难事务时，才看出能否预先谋划。”从前诸葛孔明自比管仲、乐毅，当时的人还没有赞许；仲由因此谈到统率军队，孔子却讥笑他。如今恭敬承受睿智的询问，深怕有所坠失，哪里敢厚颜轻率地议论天子的政事？陛下如果不嫌弃菅草蒯草般的微贱之才，不遗漏蕴藏如藻荇般的隐逸之士，考察我片言中的道理，观察我任一官职时所依据的原则，我哪里敢隐藏呢？可取的准则并不遥远，能够知人就是圣明。陛下确实践行圣君之道，我已经自己进言求荐，微臣怎敢推辞丑陋的行为？制策说：“七辅、八元，应施行什么纲纪？十臣、四老，应纠正什么得失？都陈述他们的事迹，同时详细说明姓名。”

译《尚书》说：“君主若不是贤明就不能治理，贤臣若没有君主就不能得到俸禄。” 所以君主英明、臣子忠诚；君主有过错，臣子便加以辅弼；这样的情形时常出现，各代都有这样的人。从前黄帝最初统理众物之时，当时有七辅这样的股肱舟楫之臣；虞舜宾礼四方贤士之时，当时有八元这样忠诚、肃敬、恭谨、美善的人；周文王以心德相互辅助，开始任用十位贤臣；汉代太子羽翼已经形成，开始听闻有四位老人。陈述他们的事迹，大概也就可以详细说明姓名，确实能够衡量。七辅就是风后、力牧等人；八元就是伯奋、仲堪等人；说到十臣这一类，就是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等；四老就是绮里季、东园公等。从前郯子叙述古代官制，宾主交谈劳累到车盖相接；鲁公询问儒者的德行，疲惫到更换侍从才能记完。何况事实繁多、人数众多，时光又不会停留，我姑且举出大概来表达意思，哪里能仓促列举而周遍说明一切？制策说：朝廷会见的古礼，祭祀享用的旧章，九仪用来辨明赏赐，六贽各自明确所执之物。雍畤起于哪一年？亳社建立于哪一代？天士、地士，这些封在什么地方？诸布、诸严，他们主管什么？传说说：朝廷有固定制度，会见有表示礼仪。尚书说：祭享有很多仪式，如果仪式不能达到所用之物的标准，就叫作没有祭享。这些大概都是为曲折的情形设防，为具体事务制定制度。《周礼》有经礼三百，《仪礼》有仪礼三千，都记载在祭祀典籍中，收藏在史书里。至于辨别贵贱，确立君臣，用好恶向人显示标准，以诛罚和赏赐回应，使礼乐刑政灿然可观，这些都是行善，但彼此不同，滋味也相反。若只追逐风影，便会荡然无所归宿。所以知道，孔氏建立的教化，正是国家最急迫的事务。传说说：上天生成五种材质，废弃其中一种都不可以；把它们分判于阴阳，以气和物来验证，显示吉凶而垂下戒诫，顺应兴衰而运行。如果可以废弃一种，那么乾坤之道或许就会止息。然而土主管耕种，处在中央而履行中正，符合我皇的美好运数，辅助大化使万物丰盛；它比金、火先行而超过水、木，若实在不得已，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国家又有六种职事，确实包括工商；时势所需的两种权柄，没有什么比文武更重要。与只会唯唯诺诺的臣相距甚远，哪里足以用来判定是非？然而舜任命共工掌管百工，周代有《考工记》，车舆、服饰、器械，都从这里取法，哪里能同那些乘时逐利、囤积财货、追逐利益的人一样斤斤计较？文德，是政治所专主的；武威，是文德的辅助。这样看来，士农以外的末业中，工巧比贩卖货物更贤；太平之年，治理国家比建立战功更优先。臣学问浅陋，不能考察古代，思虑又迷失于政道；谋略适逢不用，只能徒然惭愧于绕朝的策略。至于辨明尊卑贵贱，确立君臣名分，把好恶显示给人们，用诛罚和奖赏来回应，使礼、乐、刑、政显明而有条理、足以观览，那么各种善政虽不相同，其作用和滋味也会彼此相反。若只是追逐风、捕捉影，任意荡漾而没有归宿，便什么也成就不了。所以知道孔子所创立的教化，正是治理国家最急切需要的。古书说：“上天生成人所用的五种材料，废弃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以；从阴阳来裁断它们，从气与万物来验证它们，以显示吉凶来留下警戒，又因循兴衰来运行变化。假如其中一种可以废弃，那么天地的道理恐怕也会止息了。”然而，土主管种植五谷，处在中央而履行正道，顺应我皇帝的吉祥运势，辅助大化使万物丰盛成就，使动植物获利，也使百姓得到增益。它位居金、火之前而超过水、木；如果一定不得不有所取舍，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又说国家有六种职事，其中确实包括工商；当今时代的两种权柄，没有比文治和武功更优先的。同“同”和“唯”“阿”之间相差无几，又有什么是非足以据此验证呢？然而，舜任命共工担任职务，周代有《考工之记》；车舆、服饰和器械，又是从哪里取得这些的呢？难道能同那些乘机取利、囤积财货而追逐牟利的人一样，如此琐屑鄙陋吗？文德，是政事所专任的；武威，是文德的辅助。因此，士人和农民所从事的末业，其技巧胜过贩卖货物；在天下升平的年月，治理国家先于建立功业。臣下学问浅陋，不能精于考察古事；思虑又迷失于政治道路，谋划虽合宜却未被采用，只能徒然因自己的谋略有愧于绕朝。大道将要施行，尚且还要寄托于仲尼的使命。谨此回答。同上，李玄成 臣听说，圣明的大圣君主治理国家，将要兴起最高的治道，就总揽众官来匡正教化，听取群臣议论来选拔贤能，因此奉行天道纲纪，建立人间的准则。考察尧、舜兴起之时，四岳共同推举贤能，经过九年考察而升用贤明之人，考核选拔的制度由此建立了。借鉴殷、周的谋略，三次驾车访求贤者，六种廉能之士考察政事，征求人才的方法由此实行了。若不是睿智明察、深刻体察教化的根源，又怎么能整顿官府、任用贤杰呢？如今陛下继承圣王事业，昭示天光，举用良辅来谋求最高治道，总合群才来使各项政绩安定，所以有如岳神降生而成为维翰，星宿降临而成为士师，美善的谋议每日传来，正直的言论更加畅达，群臣庄严地在位，朝廷人才灿然充盈了。况且还在郡邑公开选举，在山林岩穴广泛访求，遗忘睡眠也常常挂怀，近年亲自临问，期待有经术的人来辅佐职事，考虑有才艺的人来设置官职，那么古代君主坐在明堂、在衢室议政，怎么能与陛下清明深切的询问相比呢？陛下必将卓然树立教化的首要原则，广泛开创政事的先导，难道只是继承明王的常训、遵循修治的常规而已吗？臣一向缺少经艺方面的学术，错误地蒙受了弓旌征召，实在不足以登进王庭，恭敬承受圣明的策问。至于施政立法的要领、安定百姓救济时世的原则，臣虽然愚昧浅陋，私下却有志于此。臣听说，政事务求有利于人民，法令期望能够救济万物；施行法令要依据道，推行政事在于任用官员。官员一定要任用有才之人，百姓就能沐浴教化；法令一定要合乎正道，万物就能赖其安定。所以用和谐来庇护人民，是为了兴起他们的义；用礼来率领人民，是为了使他们归于淳厚；征收赋税一定公平，是为了安定他们的产业；征发劳役一定适度，是为了不耽误农时；防止他们辗转死亡，是为了保全他们的性命；减轻他们的收入负担，是为了保全他们的生计。这就是安定人民的办法、救济时世的要领，总括了其中的大旨，保存了其中最真切的心意，臣的节操也就没有什么隐瞒的了。因此，王者要安定人民，就必须审察政事；要兴办政事，就必须任用官员；任用官员一定要贤良，那么所施行政事就都会善美。善政广泛施行，百姓因此安康，这是德行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君主深居宫中却能以心鉴察万里，垂手拱立却能明照八方，关键就在任用人才的方法吧？最高的公正能够守持在谦逊之中，臣下的操守必定存在于毫无隐瞒之中。何况陛下的心像空明的镜子，任何光彩都必定能察见；询问臣立身的志向，考察臣任官的才能，臣的愚诚，已经全部上达圣听。若蒙陛下整饬自身、召臣入朝，考量才能而收录任用，使臣得以踏上文石殿进献议论，瞻望法座陈述规诫的次序，讲说安定百姓的大训、救济时世的善政，奉持常道以忠于君主，申明长远谋略以奉戴君王，那么臣长久以来的心愿就永远完成了。立身的志向，确实就在这里；任官的才能，哪里敢自信一定能够胜任？

译大概没有善事不会得到响应，有所创始必定有先行者。七位辅臣在前代朝廷建立，充任君主的四目来察见远方；八元辅佐舜帝之时，传播五典来弘扬教化。有的治理历法，使天道因此有序；有的辨明方位，使地理纲纪因而彰显；有的内平外成，树木庄稼茂盛，又使谷物成熟；有的忠诚严肃、恭敬美善，施行教化而使天下得到治理。教训能够遵从，纲纪于是明白显著。十位大臣辅佐天命，周道因此兴盛；四位老者成为宾客，汉代太子的地位因此确定。文治武功相互济助，灵台因而显示偃息武事的时期；羽翼已经形成，宠子于是停止夺取太子之位的谋划。匡正得失，正确的格言就在其中。风后、力牧承受七辅之名；伯奋、仲戡位居八元之列。周公、吕尚是十位大臣的宗主；园公、绮里是四老之列。八元都是高辛氏的后裔，十臣中有文王的儿子，事迹在这里已经辨明，姓名也可以考证了。朝会朝聘，是用来端正君臣的位次；登堂享祭，是用来尽到诚敬的极致。所以万物要符合礼制，便以礼仪彰显其表率；功德施及人民，便将其施入祭祀的典章。大概是辨明位次等级，而不在玉帛上过多铺张；把敬意放在首位，而不使酒器和祭器繁多。这是彰明王道制度的做法。自从大道远去、圣人逝世以后，奢侈之风发展到嬴秦、刘汉，进献财帛以求利，视黄金而施刑罚，祭祀不该祭的鬼神，妖妄地希求祥瑞。考察古代的言论和事例，这种做法实在太荒谬了。《周官》记载大宗伯的职掌，用九种命等来端正诸侯国的位次：一命接受职事，二命接受服饰，三命接受位次，四命接受器物，五命赐予法则，六命赐予官职，七命赐予封国，八命任作牧伯，九命任作方伯。这是用来勉励功劳、训导德行，审定官职、治理人民的。又用禽鸟作为六种贽礼，以区别诸臣的等级：三公执皮帛，卿执羔羊，大夫执雁，士执野鸡，庶人执鸭，工商执鸡。这是借事物来表明等级威仪，以显示礼制。秦国修建雍地的祭祠，而古代本来就有雍地的祭坛；周人在亳地设置社坛，宜社也有相应的属亭。汉孝武帝祈求成仙，在栾大那里举行封禅，是想借此贯通天地之道。所以有天士、地士等名号，悬挂着五利的名称。汉代扩大祈祷，主要在小祠中进行，是想期待纯厚的福祉聚集。所以诸布、诸严设置在群望祭祀之中。谷神不会死亡，道以玄默为宗；达到觉悟而获得生命，佛教则归于清净。这些都写在圣贤经典中，本来就属于儒者之流。然而炼养精神、虚静心意，佛教和道教以空慧为法，也可以救济生死；兴办政事、达到治理，周公、孔子以礼义为训，也可以使国家和家族和睦。至于教化的设置，儒教应当是首要的。上天生成五种物材，使它们广泛有利于万物：火能燃烧，水能滋润，动植物因此繁茂；剖木制成器具，熔铸金属制成器物，百姓因此得到救济。禀受天地元气和天象，土德厚重，能够承载万物并使人居处，多用于适宜万物的方面。五行缺少其中一行，就不能制作器物来修治，也不能经商来流通财货。财货能够聚集人民，器物能够周遍供用；若厌恶浮华奢侈，商业就应当通过政令适当抑制。依靠器械资助社会，工匠在世俗事务中应当居先。圣人观察天地而形成文采和象征，借雷震光耀来兴起武功和文治。其次安排九种次序，武功彰显七种德行，利用器物开通万物，禁止暴乱、平定凶恶。文武二柄所凭借的原则，百代都没有改变。二者共同参与王政，互相成为治国的常经。若四海安宁，就应当完全停止武备；若干戈日日兴起，文教就会因此衰微。自有偏废的时候以来，都没有必须彻底废弃其中一方的道理。道理空疏的，不能谈论其极致；道理深奥的，不能仅凭心意阐明。乾卦的天象照临，圣人的规范广泛运行。臣的才质并不秀异丰茂，学问也不敏捷渊博，面对天子的策问，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观览的。谨此回答。同上　　　　　　　　　　沈谅 回答：臣听说，时雨降下，所到之处没有什么草木不滋长；春雷发声，群蛰渐渐苏醒。近来陛下颁布明诏，询问九州牧守，开辟四方门户，光照山林幽隐之处，恩泽广及卑微者。葵藿仰望恩惠来接受阳光，山川有所启发便吐纳云气；像臣这样出身草野、微贱衰朽的人，蒙受旌表、获准陈述浅陋意见，瞻望璚台的肃穆，参与烟阙之下伏地回答，这是臣所受到的巨大恩遇，怎敢不倾尽诚意呢！臣听说，尧光明显赫，用来亲爱九族、任命百官；舜登用贤能，用来考察万民、整齐七政。大禹礼拜皋陶、伯益，只取用他们的正直言论；周武王询问黄帝、颛顼，存意在最高的治道。这四位君主，文思深远明智，恭敬节俭而高明，用仁德创制制度，谨慎地体察治国之道，想着借助贤能的力量来承担重任，简远【缺】以安定人民。所以选拔贤能使其居于官位，【缺】政事而后授予爵位，于是考核政绩、依功劳取用人才；一定要让才性和禀赋足以接受任用，献纳可行的意见，考察声誉、气度、言语和仪表，或许才能保存这种局面。愿陛下以丰功厚利，资助万物的创始，掌握天命、执持符契，含纳元气而富有八方，并继承圣王家法，使各项政绩都能凝成。群贤济济，充满云火之庭；人才众多，盛集于龙光之列。还请陛下舒展神明的眷顾，使天子的仪容更加温润，思念仁寿登临之意，把前代君王作为镜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即使轩辕黄帝勤勉敏捷、善于藏用，重华舜帝喜好询问、考察言论，也不足以辅佐车毂，作为大明天子的骖乘和元圣。臣听说，游历大海的人，难以再把别的水看在眼里；窥见圣人门庭的人，难以再谈论一般的言语。陛下与造化相等而制定法则，尊崇道德而垂示规范，敬重宗庙而显示深厚爱意，使臣子兴起仁心，怀柔蛮夷而扩大德泽，抑制祥瑞之说而崇尚治道。礼经十分完备，四海诸国各尽职贡而来朝；音乐达到至和，百兽来到庭前而随乐起舞。至于施政安民的事迹，微臣哪里足以知道呢？其余关于完备父母般的德性来立身，敬奉圣人的教化来接受任官的询问，臣愿竭尽愚见。臣认为只有忠孝才能任官，奉行陛下的法令来修治自身，守持陛下的职分来使自身安定。用这些原则居处就庄重，临战就勇敢，这正是说陛下超越尧、舜之上。愚臣有幸得列比屋之封，臣虽然没有才能，却也确实有志向。过去风后、力牧、仲容、庭坚一起在有熊氏朝廷谋划政事，在登山纳麓之时匡正君主过失，讲求信义而修睦邻之好，竭尽正直而施惠和民，垂衣裳以治天下，制作舟楫，划分州土，安排星辰，他们建立的纲纪就是如此。后来闳散、周公、召公、园公、黄公、绮里季等人，镐京得到他们作为心腹辅弼，汉代太子得到他们作为羽翼，最终能够使牧野清明。

译惠皇并没有废弃挽救过失的措施：例如国家有五等服制，朝聘用来申明贡礼；礼有五等，享祀用来严肃地履行首要职务；辨别方国的远近，宗伯辨明其瑞玉，然后开辟封疆，设置方明祭坛；赐给他们鞶辂、衮裳，让他们执持圭璧、羔羊、雁等礼物。秦国建立雍地祭坛，是要在此祭祀其始祖；周人在亳地设置社坛，也是为了警戒不善。臣又听说，先王制定礼法，是用劳绩来安定国家，真是完善啊！汉武帝曾经如此滥行祭祀，采用少君来端正信仰、喜好道术的贞正，排列甲乙帐，树立红头望，在峄山祈祷石室，天士、地士几乎陷于昏乱淫佚。诸布、诸严，难道会畏惧风雨吗？圣人的策论以三教立言，历代更加勤勉，制定制度来教化时俗，比较风俗的醇厚与浇薄而观察民风。这是圣明君主合并三教、解除疑惑的防范，而小臣惭愧于自己默识的明察。然而臣也曾听说：礼起始于饮食，盛大于冠礼婚礼，分化而成为阴阳，转化而成为太一。失去礼的会死亡，得到礼的能生存。佛、道二教包容虚无而含有寂灭，只是增长性灵而已，适宜从这里排除。传说说：“仁、义、礼、智以信为主，容貌、言语、视听以心为正”，这样士人的德行就优美了。至于神农开始帝王事业，揉制木头成为耒耜，弯曲木头成为弓；黄帝开创帝王功业，使天下的人聚集天下的财货和器物，以成就农事；只有依靠人力，借助上天的利益，才能流通财货、富足国家。周代的制度如果能够使人和天道都得到保全，怎么可以违背呢？所以臣希望抑制商业而推进工艺。武功的功业多么伟大，光明显赫啊！军队所到之处，象征雷震光耀而兴起，像垂布云雷一样张扬声威，使山河震荡变色；宣布威势，烟尘也为之变动。可以平定祸乱，可以剪除暴虐强梁。近来牝鸡报晓之时，陛下潜藏的龙或将腾跃，提着斩蛇之剑，举起翠凤之旗，进入北军，士兵都袒露左臂，妖氛灾气消灭，日月光华照耀，这就是神武威势的壮观。谨此回答。贤良方正策【原题失佚】　　　　尹畅 回答：臣听说，拥有才干并不难，遇到合适的时代却很难；何况臣有幸参加观光之选，不必等待媒介来宣扬，便庄严地来到天阙，用以感受这美好时辰。臣恭敬地想，陛下建立基业、创始年号，开创事业、垂示统绪，平定凶恶、靖除危难，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升高，使天地上下都归于安宁，内政光辉照耀四方，美善德行显著振兴，所以能够承受上天的福佑，福应尤其盛大，隆重祭祀并配享先祖，升坛告天而宣告成功。十多年间功业就大为完备，难道不是勤勉敏捷的德行、神妙的教化所造成的吗？即使少康复兴夏朝、周宣王兴盛周室，与今日相比，也远远不及万分之一；陛下却还赐给臣策文说：‘常常担心向上玷污五圣的光辉，向下辱没万方的瞻仰拥戴。’日偏西仍观察政事，半夜仍思考治理，可以说是始终不忘增加德行、不停止光明事业，具备众多美德却仍不满足，身为圣明之主却流露谦逊。而臣愚昧浅陋，误以为自己可以充任贡士，虽然谈到了这些，又将凭什么来承奉清明的询问、答扬上天的福佑呢？然而臣听说，树立德行叫作道，体察大道叫作仁，本来没有宏大超逸的才学，哪里敢胡乱陈说？因此古代善于做士人的人，必定能够通达微妙玄奥，难道只是重视偏狭的才能和迂诞的言论吗？如此说来，黄帝的功业在于济救生民，素王孔子的道统在于遵循先圣；即使离朱被诟骂，又哪里能够评论其中的浅深呢？伯夷、叔齐与尹逸、柳下惠，难道可以只谈论他们的相同和不同吗？为什么呢？伯夷、叔齐采薇而断绝粮食，最终还惭愧于淑媛的言论；有人以夏为丑而归附殷，最终却成就了成汤的功业。庄子的寓言，确实不足以作为凭据；从旁询问而承蒙怜悯，实在将会有所不同。若不贪求最高的治道，怎么能够符合陛下虚心求贤的心意？至于喜怒哀乐四种情感，容貌、言语、视、听、思五种政事，虽然扩充实行取决于人自身，但祸福吉凶实在关系到上天。殷代臣子的格言，已经贯通于《洪范》皇极之道；邹衍的戏论，也颇有关于昭示应验的内容。难道要在这里辨明志向，才用来浇灌君心吗？臣恭敬地想，陛下事奉上天明察，事奉大地审慎，各种礼文都得到秩序，群望祭祀全部举行，所以在汾水、睢水祈求丰收，在宗庙进献宝鼎；在泰山岱岭燔柴祭天，云日之间烟气弥漫飞升。神灵享用祭品，似乎作出了回应；神灵的恩赐显明，必定有所感应。即使突然刮起大风，也从未超过一个早晨；大雨按时降行，旁及数郡，也没有听说有像摧倒树木、拔起房屋、包襄万物那样严重的灾害。陛下日夜忧劳警惕，如同禹、汤因罪责自己而忧惧，实在怀有尧、舜的用心。天灾流行，国家历代都有，宰杀龙牲、马牲，又能把它作为什么呢？《尚书》说安定人民就是施惠，《易传》说损上益下；应当打开仓廪赈济百姓，选拔牧守县宰加以优遇安抚，散发财利、减薄征税，停止劳役，施舍救济，禳灾修德的方法，哪一样不是从这些事情做起呢？传说说：“德行胜过不祥，义行能够压倒灾祸。” 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即使把它们归结于天道，也同样取决于人的作为。《周官》的六种职掌中，水旱灾害由宗伯主管；汉代宰相和三公，灾异则由丞相主持。不这样做，又凭什么彰明调和天地、辅佐政事的方法，开启劝勉警戒的端绪呢？大的原则大致如此，哪里还需要详尽征引呢？臣听说，大治之后出现容易使国家混乱的人，是因为安宁无事而骄心兴起；大乱之后出现容易使国家治理的人，是因为受到创伤而规避灾祸，思念快乐地生活。如今四海清平安宁，天下太平无忧，各种事务都曲折周详，万事纤细精妙，文理已经极其详备，不能再有所增加了。陛下享有已经成就的功业，处在崇高的地位，入内有后宫声色之娱，出外有苑囿游观之乐，志愿实现了，难道不会满足吗？欲望获得满足，难道会没有止境吗？古语说：‘行走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说的是末路最为艰难。这句话虽然微小，却可以用来比喻大事，所以圣人日日勤勉警惕，不敢有片刻闲暇，虽然有了休息的条件也不自称休息，务求尽善尽美。伏愿陛下慎重对待结局，如同开始一样，以成就德政，使宏大的图谋和盛烈功业成为唐代的光辉，不衰败、不亏损，永远没有尽头。这是当前时务中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臣又听说，善于施政的人，在于能够办好政事；能够办好政事却不知道因此减少官吏，就会使财力耗尽而仍然不足。臣私下考虑，如今国家所任用、分掌威权、驾驭百姓、管理府库、审理刑狱的人，都是天下的长吏，而他们的俸禄各有等级，用来劝勉同类官员。百官因此得到治理，万民因此受到察考，天下实在很幸运。然而京城内部冗员散职，靠冒领名位和器物而任职的人多得数不清；有的是倡优杂伎之流，有的是弁射夷貊之辈，却身穿紫衣、怀揣金印，出入周卫之中，饮酒食肉，乘坐坚车、驱策肥马；即使供奉一个人，仍听说财物不够。如今给这些人官职，他们凭什么取得资助？狐狸把防护托付给城墙和社坛，仓库中的粮食布帛已经被耗尽；不应当有不是侍御仆从的人，反而没有一个不是正人；爵位不要授予恶人，德行只应归于贤者。这是当前急需挽救弊病的事情。臣是草野中的读书人，地位低微、见识浅陋，陛下却诱导臣进言，询问当今政事，臣将承受‘汝弼’之任，怎么敢当面顺从？轻率陈述末等意见，内心实在惶恐不安。谨此回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四。宋代。李昉等编。内容雅正华美。文辞雅正华美策二篇 文辞雅正华美策二篇 问：朕听说，最高的道虽然微妙，不用言语便能使天下化成；皇天暗中保佑，辅助并符合常道。顺应寒暑而使万物生成，施布云雨而使万物沐浴滋润。垂示规范、制定训诫，树立君主、养育人民。时代有淳厚与浇薄，教化有繁复与简略。成汤已经圣明，禹的治道却将要亡失。《桑扈》《谷风》屡次触动诗人的讽刺；塞门、反坫之事，有时给宣父孔子留下嫌疑。我朝振兴衰颓的纲纪，开创当今盛业。朕以德行不足，承袭帝号、乘逢时运，然而皇极之道还没有充分施行，谋议明达的轨则仍有缺失。朕想弘扬这种治理，其道理应当从哪里开始？至于视、听、容貌、言语，常常合于时宜、合于正道；防止偏离皇极而归于皇极，做到明哲而有治理，怎样才能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到底，又应当采取什么方法呢？礼是用来修饰情感的，情感疏薄，礼也就简略；乐是用来沟通感情的，感情达到极致，精神就和谐。内心理相同，外在修饰相异。同与异的作用，其中有些功效还不明白。民俗尚未完全融合，期待阐明这个要旨。又四时武德，是哪位君主制定的？五行、文始，根源出自哪个朝代？昭德、盛德，无法辨明尊奉的是谁；昭容、礼容，也未详知出自何处。请把实情全部回答，用来解除我的疑惑。《对》，作者：彭殷贤。回答：臣听说，孔子说：‘大道施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盛时期，我孔丘都没有赶上，但心中有志于此。’颜回又回答孔子说：‘我希望得到明王圣主而辅佐他。’这两个人都感伤于这样的时代不可得见。何况臣生逢大道淳风流行的时代，正遇圣主建立政事的时期，却不能有所建明来辅佐宏大的教化，这是微臣长久以来心中的惭愧。前些时候圣上诏令颁行，远远惠及幽隐之士，振兴废弃淹滞的人才，收录孤高特立之士，本州征召臣来王庭应试。陛下多次以温和的面色赐臣宴见，主管膳食的官署供给饮食，群臣事务分发冰块，这也可以说是深厚的恩德了。臣回顾自己的性情见识愚钝驽劣，智术微薄浅陋，既然面对清明的询问，怎敢不陈述平素所听闻的道理呢？臣听说，伏羲、神农氏之后，黄帝、尧、舜氏兴起，无不体察大道来养育万物，树立德行来兴盛教化，施行无为的教导，弘扬不以主观意志宰制万物的功业，使百姓像鹑鸟一样安居而各得饮食，断绝像狗叫一样的彼此往来。难道不是因为我心清净而人民自然端正，我无欲求而人民自然淳朴吗？到了三王施政、君临万国的时候，也仍然承奉天地、调和阴阳，顺应四时之气，治理五行的次序，总合仁义来安定各类人民，首先广泛施爱来使群生喜悦，使人迁向善、远离恶，却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观察三王做君主的情形，只是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罢了。所以君主喜好的，人民就去做；上面实行的，下面就会仿效。无不清净内心来率领万物，端正自身来驾驭下属。九嫔在内宫依次排列，三公在外朝分掌职务，制度法度有常，徭役不兴起。他们征收人民赋税很轻，役使人民劳力也少；养育万物广泛，兴利措施也丰厚。所以征伐有道，《大明》歌咏其功；按十分之一征税，《大田》歌咏其事，因此家家给足、人人富裕，政治安定而国家兴盛。《易经》说：‘圣人长久坚持他的道，天下就教化成功。’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到了末世风俗，政事渐渐浇薄虚伪，礼乐越来越繁琐，奸盗不断滋生；桀、纣在上昏乱，幽王、厉王在下放纵逸乐。他们把台榭建得高峻，唯恐不够高；把宫室建得广大，唯恐不够大；聚集淫靡美色，唯恐不够多；穷尽声乐技艺，唯恐不够欢乐。他们征敛人民财物很重，役使人民劳力很多；对万物造成的祸害广泛，兴利却很少。后来兴发徭役没有常规，《桑柔》对此忧病叹息，所以诗中说：‘从西到东，没有安定的居处。’大概说的是徭役太重。征发没有限度，下面的人劳苦困病，《南山》对此痛恨讽刺，所以诗中说：‘显赫的尹氏太师，政事不平还说什么？’ 大概说的是政事混乱。自此以后，强者凌驾弱者，多数欺凌少数，众多官吏在朝廷培植奸邪，许多商人在市邑穷尽欺诈；财用匮乏，寇盗侵扰不止。《大东》又讽刺说：‘小东大东，织机上的经纬都空了。’意思是大小地方的财物全都耗尽。又说：‘东方人的子弟，专门劳苦却得不到慰劳；西方人的子弟，穿着鲜明华美的衣服。哪有做人民上司的，像这样不公平，却可以长久安定天下呢？’这就是上面失去了治道，政令由多个门径发出，所以天下败坏而人们还没有察觉，竟至于原本用来成为夏的道理转而成了殷，原本用来成为周的道理转而成了秦。《诗经》说：‘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三代以后，如今已经成为平民。正如史墨所记载的：‘社稷没有永恒不变的归属，奉事君臣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位次。’自古以来说到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他们不致力于廉耻，只知道征战；内则建造阿房宫，接着进行骊山工程；外则征伐林邑，又加重辽东戍守。开凿驰道就暗中用金椎打击，疏通鸿沟就栽种柳树和杞树。徭役波及闾左，人民无法聊以生存。曲折泛游龙舟，声音多含哀思。耗尽天下赋税，也不足以供给这些工程；用尽府库财物，也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所以众人的怨恨难以抵挡，人人都自行作战。因此陈胜、吴广挥舞木棒来攻击他，王充、李密扬声而起以逼迫他。祸乱的裂口在郊外营垒间出现，灾祸在左右近臣中产生。望夷宫中，秦二世不能免于阎乐之难；江都城内，隋炀帝最终死在裴通手中。所以《易经》说：‘上天所帮助的是诚信的人，人民所帮助的是顺从正道的人。’这两位君主在举动施为之际，都不依循诚信和顺道，失去了天地和人民的帮助，怎么能不遭到这样的结局呢？这样看来，符合大中的道理是那样，失去皇极的作用就是这样。古代兴亡的道理，全部记载在典谟之中。到了隋朝道义消亡、灾数临头之时，衣冠礼乐扫地无余，贤人君子也全都沉沦。这正是大人利见的日子、圣主驱除祸乱的时机。我太宗志在救火，心存拯救溺水者，因而受到激发，挥袖而起。兵车到达平阳郊外，利剑到达盟津关防。后来剪除众多灾难，终于清平中原，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奠定不可动摇的基业。等到登上九五之位、富有万国之后，制定礼制来显示谦让，制作音乐来兴起和谐，以兼爱厚实仁德，以节约费用崇尚义理。不是先王的服饰，不敢穿；不是先王的言语，不敢说。

译言语一定以《诗经》风、雅为根本，行为务必去除枝叶末节。彰明刑罚和赏赐，严肃号令。赏赐符合功劳，劳臣就受到劝勉；惩罚符合罪行，奸人就会畏惧。名位器物不随意假借，一定等待其有才能；爵位俸禄不虚妄授予，一定先看是否有德。因此四海之内无不顺势向化。我太宗以最高治道之心治理天下，所征伐无不克胜，所向无不成功。孝悌之德通达神明，简易的原则符合天地。这样一来，天地之德和鬼神都会保佑，使风雨按时，灾害不起，万国无不欢喜，四夷无不蒙受恩赖。实在是由于不僭越、不滥用，不懈怠、不荒废，所以享有国祚长久，经历了许多年。陛下禀受天然的资质，制定不可动摇的谋略，披露肝胆以决断大计，消灭宫闱中的灾气，除去欺诈虚伪的昏乱奸狡。日月于是更加明朗，宗庙社稷因此安定。深思祸乱的根源，才知道这正是皇天用来开启圣人的原因。陛下自面南临御天下以来，到现在已经九年，边塞烽堠没有警报，干戈再次收藏。设置谏鼓来招纳谏言，设立谤木来等待贤人，所以近臣都能尽心规谏，远方之人也能进献政见。放出宫女，使心志不受扰乱；遇到大旱，就引咎自责。这大概就是禹、汤归罪于己，实在怀有尧、舜的用心。《尚书》说：“一个人有福庆，亿万百姓都依赖他。” 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这与太宗的宏大谋略深相符合，也远远应合贞观年间的旧事。陛下赐给愚臣的制策说：‘朕以德行不足，承袭帝号、乘逢时运，然而皇极之道还没有充分施行，谋议明达的轨则仍有缺失。’像这样的话，微臣凭什么能够认识陛下深远的用心，却贸然想加以议论呢？只是担心日月也有照耀不到的地方，圣人的智慧也有顾及不到之处，所以略陈愚见，恭敬希望陛下留意听取。臣听说《尚书》说：‘首先使先代圣王受到匡正，然后端正他的政事。’说的是灾害发生，是因为政事中有不正当之处。去年水旱失时，灾异屡次发生，匈奴侵扰奔驰，边将士气沮丧。上天或许是在端正训诫我们，想让陛下知道爵禄虚授、冗散官职过多吗？是音乐荡乱心志吗？是服饰失去法度吗？为什么皇极没有建立，竟至于此呢？臣听说，裁省官员不如裁省事务，裁省事务不如清净内心。果真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端正自身、率领万物，表彰有功者、彰明美德，恢复古制而尊重有才能的人；改变禁止奇异服饰的方式，革除轻慢的声乐，疏远便佞之人，亲近忠直敢言之士。刚正不阿的人一定要在朝廷擢用，九流百家之术也不遗弃在掌管库藏的职位上。这样可以说是虚静其心而众多事物都会响应，端正根本而万事都得到治理。《尚书》说：“上天既然授予天命，就要端正自己的德行。” 说的是端正德行来顺应上天。如果舍弃这条道路，就是不知道应当从哪里做起。制策说：‘至于视、听、容貌、言语，常常合于时宜、合于正道；防止偏离皇极而归于皇极，做到明哲而有治理，用什么方法才能一以贯通呢？’臣听说《易经》说：‘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备具万物以供使用、制作成器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古代君王享有圣人的资质，乘居大宝之位，像北辰一样处于正位，面南而治理天下，也可以说是富贵了吧？但必须保存至公的行为，建立大中的道理，使覆盖养育之恩同于天地，使通达明察之德合于日月，关注远近人民的教化，保存简易治理的功效；各种征兆顺序而行，五纪和谐协调，百谷因此成熟，六畜因此繁育，无不由此而来。

译传说说：“皇极建立了，说的就是这个吧。” 如果容貌不恭敬，就叫作不肃，上天的惩罚是下雨，所达到的极端是邪恶。如果得到正确的道，就会以爱好德行来回应。言语不被听从，就叫作不治理，上天的惩罚是干旱，所达到的极端是忧患。如果得到正确的道，就会以康宁来回应。视物不明，就叫作不明哲，上天的惩罚是暑热，所达到的极端是疾病。如果得到正确的道，就会以长寿来回应。听闻不聪敏，就叫作不能谋虑，上天的惩罚是寒冷，所达到的极端是贫困。如果得到正确的道，就会以富足来回应。思考不睿智，就叫作不圣明，上天的惩罚是风灾，所达到的极端是凶祸、夭折。如果得到正确的道，就会以善终、享尽天年回应。皇极不能保持中正，就叫作没有建立，上天的惩罚是阴暗，所达到的极端是衰弱。所以经典说：‘顺从而使用五福，威严而施用六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听说，容貌、言语、视、听都以心为主，所以有正心的人必定有正德。正德加临于人，就像树立笔直的表木而看见弯曲的影子一样。这正符合《大雅》所说：‘以文王为仪法，万邦因此诚信。’说的就是这个。有邪心的人就有邪曲的行为，邪曲的行为加临于人，就像树立弯曲的表木而看见笔直的影子一样。这正符合孔子所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曲。’大概就是在警戒这一点。因此君王应当以道修养自身，以仁修养大道。仁，以亲爱亲族为大；义，以尊敬贤人为大。因此君子先端正自身，然后推广到天下。这样一来，六种灾气不发生，五种福气相继产生，给子孙留下谋略，永远没有穷尽。制策说：‘礼是用来修饰情感的，情感疏薄，礼也就简略；乐是用来沟通感情的，感情达到极致，精神就和谐。内心理相同，外在修饰相异。同与异的作用，其中有些功效还不明白；民俗尚未完全融合，期待阐明这个要旨。’臣听说，拨乱反正的君主和继承帝位、守持成法的君主，抚育驾驭天下的方法虽然不同，礼乐的作用却都是最急迫的。从击土鼓、敲土制的鼓槌开始，音乐起初还没有声音；从污尊、以手捧水饮酒开始，礼制的作用逐渐彰明。后来无不曲调谐和、九变完备，确实与四时相合。由此可知，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移风易俗，意义切合于钟鼓；安定君位、治理人民，功效渐渐体现在揖让之礼中。后来祭祀经历三王，时代更换七国，经籍之道熄灭，宣榭上的烟尘弥漫。儒生屡遭困厄，奔赴秦朝坑杀之灾而灭绝。到了斩蛇起义、建立皇极，乘牛车设置帝位，记载绵蕝之礼，鸣鼓起舞以成礼节。必定要用音乐宣泄郁滞，用礼解除邪曲，取其不肃之处加以整治而使之成就，必定要在人民富足之后施行教化。我唐功业高过古代，德行超过往圣，坐在宣室访问治道，登临明堂思考政事。用六乐驾驭人心，人民有利益就不会争斗；五礼各有常经，思虑周全就不会触犯。臣听说陛下想知道同与异，所以向下询问草野之人。臣听说，古代明君驾驭天下，身体坐在九重宫阙，心意却遍及四海；用礼引导人的志向，用乐防止人的淫邪。乐在内心理方面使人同一，礼在外在修饰方面使人有别。音乐不违背正道，内外彼此亲和，就可以感通神明，贯通天地了。《诗经》说：‘肃穆和谐的音乐共同鸣响，先祖正在听取。’肃肃，是恭敬；雍雍，是和谐。既恭敬又和谐，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制策说：‘四时武德，是哪位君主制定的？五行、文始，根源出自哪个朝代？昭德、盛德，无法辨明尊奉的是谁；昭容、礼容，也未详知出自何处。请把实情全部回答，用来解除我的疑惑。’臣听说，帝王统治天下，前后步调相承，无不制作音乐来享祀、彰显自己的德行，制定谥号来表明自己的行为。这是五帝一贯的常道，也是百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况且《咸池》《六英》《韶》《濩》这些乐章，都达到了尽善尽美，臣私下不敢有所非议。自秦失去盛大地位，汉代杂用霸道；文帝、景帝相继承袭，刑罚搁置而不用。武帝、宣帝承继统绪，华夏和夷狄再次清平，乐舞所显示的功业，也可以略作说明。武德舞，是高祖创作的，用来平定祸乱。四时舞，是孝武帝创作的，用来显示天下和平。五行舞，是北周的乐曲。文始舞，本来是舜时的舞乐。孝景帝采纳武德舞，改作昭德舞，用来尊奉太宗；孝宣帝采纳昭德舞，改作盛德舞，用来尊奉武帝。昭容、礼容，就像古代的《韶》《夏》，在汉高祖时承继下来，后来已经在《乐志》中完备记载。臣的才干比不上众多贤士，又没有游历天下四方，梦境也不同于赵君，哪里能总览九天之上？臣坐卧无地，战栗出汗，心神不得安宁。何况承受简略的询问，哪里敢轻率议论？谨此回答。同上　　　　　　　　　　邢巨 回答：臣听说，太祖文皇帝治理天下时，广泛开辟直言的道路，打开接纳善言的门户；近臣都尽力规谏，平民也能充分议论，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如今上天眷顾授命，陛下继承并恢复先帝的事业，在法宫中专心治理，在正殿上端正冕旒，详细延请才华出众的人，甚至询问草野之人的意见。至于施行皇极、树立法则，弘扬礼乐、垂示教训，使常道秩序井然、群德全部兴起，这正是太宗的盛大事业；即使前代君王询问九畴的要旨、端正天地人的根本，也哪里能望见陛下的清明光辉呢？天象光明回旋，万物都得到照见。臣错误地以一个低级官职之末，得以参与殿前的议论，将凭什么来满足陛下厚重的询问、宣扬上天的福佑呢？臣从仲尼那里听说：‘大道施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盛时期，我孔丘都没有赶上，但心中有志于此。’自从上古圣王不再复返，大道已经久远；圣人顺应天地的本性，穷究变化的根源，虽然会因文质不同而有所损益，或因忠诚恭敬而有所沿袭，至于修饰礼仪容态以彰显文采，崇尚乐舞以树立象征，树立君主、牧养人民、顺应时令、养育万物，最终目的却是相同的。致力于以道为根本，浮华竞争就可以镇定；习俗随着变化而转移，纯一之风有时也会被虚伪改变。因此轻视音乐会在《国风》中受到讥刺，昧于礼制会在圣人经典中留下训诫，大概都是有原因的。唐朝兴起一百多年，高祖以武功奠定帝业，在八方之内维系天纲；

译太宗凭睿智圣明掌握天命，从日月星辰三象中承继天光，荡涤隋朝的衰颓靡乱，弘扬圣唐的简易治道。盛大的德行和功业，与三代同样美盛。臣恭敬地想，陛下广大地承受上天福佑，光明地承受重大天命；至于举行昭德、殷荐的礼仪，感通和气、贯通神明的教化，恭敬奉事并眷顾圣贤征兆的制度，顺应时令、布施德泽的典章，都是为了登临天坛、告成于皇天，这是宏大的功业；启发王命，这是伟大的谋略；风雨按时而至，这是美好的征兆；人民安康宁静，这是最高的教化。五种光辉共同符合教训，八方都顺从轨道，尧、舜的盛德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成王、康王的治道又哪里值得一提？然而陛下还说皇道没有充分施行，谋议明达的轨则仍有缺失，亲自以圣明文辞发布天章，向舆论采纳最高明的言语，这是陛下谦让的表现，愚臣哪里足以了解呢？制策说：‘至于视、听、容貌、言语，常常合于时宜、合于正道；防止偏离皇极而归于皇极，做到明哲而有治理，用什么方法才能一以贯通呢？’臣听说，王政的开端根本在人的本性，最高的教化最终归于正理。能够穷尽人的本性而合乎正理，祥瑞之兆就会到来；不能穷尽本性而违背正理，灾异之兆就会到来。所以圣人效法上天来确立人的本性，敬畏上天来建立法则；看到天道体现在五行之中，人的行为与之相应，明白可见。若不是统摄性命的道理、探求天人感应的端绪，谁能依据言语来成就治理，因应事物来求得明哲呢？阳气顺行而防止它达到极端，阴气蒙昧而恒常返回通达；合于天数，所以即使以五事来彰明根本，只要把握其极致就可以了。以一个道理贯通全篇。臣又听说，圣心如镜，观照万物，必定能够采取其中最精妙的道理。大道的虚无之象，把契合之理垂示下来。先前已经如此、后来继承圣业的人，他们的道理相同；遵循君王法度的人，他们的教化一致。陛下体察周武王的盛德，访求唐尧遗留下来的政事。龟图灵文显现，天光垂示祥象。伏愿陛下把时雨施于动植物，把祥风散布于万物涵泳之中，那么大中的道理，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制策说：‘礼是用来修饰情感的，情感疏薄，礼也就简略；乐是用来沟通感情的，感情达到极致，精神就和谐。内心理相同，外在修饰相异。同与异的作用，其中有些功效还不明白；民俗尚未完全融合，期待阐明这个道理。四时武德，是哪位君主制定的？五行、文始，根源出自哪个朝代？昭德、盛德，无法辨明尊奉的是谁；昭容、礼容，也未详知出自何处。’臣听说，礼乐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先王用它们来美善教化、厚重人伦，以达到太平。一定要考察其中的道理，探求它们的源头。所以揖让的教化虽然处于末端，安定君位却在于至简；舞蹈歌咏的功效虽然浅近，移风易俗却归于至易。辨别升降等次、彰显彩色服饰，是礼用来修饰情感的地方；登奏钟磬、呈现祥瑞，是乐用来沟通感情的地方。所以，感动发生在内心，音乐便由衷而发，以达到和谐；感情显露于外表，礼便从外在形式表现差异。虽然清浊之气禀赋不同，考察人的本性便可知其有别；但教化的根本，在于义理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何况如今美善的纲纪施及远方，至高的道理冠绝众生，和谐之理日益提升，与大顺之道相同。若不是礼乐的教化，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崇尚德行、树立典范，这是运用同异的作用；教化整齐、风俗融洽，这是使人们的习俗融合。至于武德盛大，是武功事业的表现；文德盛大，则是顺道达到了极致。以神妙之道设置教化，在炎历中制定四时之乐，德行的光辉可以崇尚；在学校中增定五行之舞，在清庙中尊崇三德，在盛大礼仪中彰显三容。圣人的问辞明白而深奥，与天道同具元亨之德；狂妄鄙陋的言语，则仰观天象而知惭愧。谨此回答。《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五。宋代李昉等编。编类：雅丽。文辞典雅华美，策问四道。张楚【第五名】：文辞典雅华美，策问。回答：臣听说，从前上皇治理天下时，政令宽和，事务清明，法令简约，思想专一；仰观天道，顺应人情，以至于不必言说，天下便浑然受到教化。因此，上天之所以眷顾并授命于他，是因为他的德行没有违背；百姓安定地居住，能够获得利益。暑往寒来，按时运行以取信于人；云行雨施，顺势而至。于是疫病不发生，祥瑞接连到来，功德巍巍荡荡，实在无法用通常的德行来称述。自从大道隐没，淳厚的根源逐渐离散，有时用忠诚恭敬来挽救弊病，也随着时势而有所增减。成王、康王以后，歌颂之声不再兴起，风俗日益浅薄，礼制废弛，政治荒乱，百姓失所。所以《诗经》说：“桑扈鸟交相鸣叫，成群在场地啄食粟米；山谷之风习习吹来，或阴或雨。”这是讥刺君上不能施行政令。孔子生于周代末年，痛惜大道不能实行，于是删定《诗》《书》，制定礼乐，确立君臣上下的节制，明白奢俭、揖让的秩序；但尚且不敢挽救当代陪臣的僭越，只能说：“诸侯国君树立屏风遮门，管仲也树立屏风遮门；诸侯国君为了与另一诸侯国君友好，设有放置酒杯的坫台，管仲也设有坫台。假如管仲算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从此以后，颓败的风气渐渐流行，即使有圣明贤哲的君主、聪慧明达的后代，难道又能振兴那衰败的局面、张举那已经松弛的纲纪吗？臣有幸奉对，怎敢不尽情实相答。制策说：“观察、听取、容貌、言语，始终都顺应时令、合乎时宜；使皇极归于皇极，使人明智、使政治安定，要以什么方法贯串一贯地实行呢？”臣听说，君王建立皇极，必定以天为根本；天的事情显现于上，人间的事情在下相应。从前禹平治水土，上天告知他成功，赐给他《洪范》九畴，于是常道得以安排。又说皇天降下大法，皇大的极就是中道。意思是，君王能够实行大中的道理，阴阳便和谐，风雨便按时，百谷便成熟，贤俊便显现。这样，视力就叫明，听力就叫聪，容貌就叫恭，言语就叫从，于是不会产生违背时宜的常失，也会自行消除灾异的应验。如今上天降下祥瑞，大地聚集灵气，凡有所行动都光明显著、教化先行，那么贯串一贯的道理就不远了。制策说：“礼用来修饰情感，情感疏薄，礼也就简略；乐用来沟通感应，感应达到极点，神气便和谐。内在义理相同，外在修饰有别。同异的作用，有人不明白其功效；人们的风俗尚未融合，等待有人阐明这个要领。”臣听说，礼由阴气创制，乐因阳气而来。乐与天地同样和谐，礼与天地同样有节度。果真能够感动神明、感化万物，就能安定君上、改变风俗。有的以内部义理相同，有的以外在修饰有别，但只要都遵循和谐恭敬，难道没有什么会顺从它吗？臣有幸面对陛下，岂敢不把全部实情据实回答。制策说：“观察人的视力、听力、容貌和言语，常常都像应合时宜一样；防止祸患达到极点，归于中正之极，做到明哲而善治，始终贯串一致，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呢？”臣听说，君王树立中正之极，必定以天道为根本；天的事情显现在上面，人间的事情便在下面得到应验。从前禹平治水土，上天告知他成功，赐给他《洪范》九畴，使人伦常道得以有序。又说皇天降下它所立的中正之极，“皇”就是大，“极”就是中。意思是说，君王能够实行大中的道理，那么阴阳就会调和，风雨就会按时而来，百谷就能成熟，俊杰贤能就能得到彰显。这样，视力就叫作明，听力就叫作聪，容貌就叫作恭，言语就叫作顺，于是便不会产生反常失常的情形，自然也会消除灾咎征兆的应验。如今上天降下祥瑞，大地汇聚灵气，凡是举动都光明显著，教化先行，那么贯串一致的道理，距离实现就不远了。制策又说：礼是用来文饰情感的，情感疏薄，礼仪就会简略；乐是用来沟通感情的，感情深厚，精神就会和谐。治理内心是求同，修饰外在是求异；同与异的作用，其中有些道理还未明白。民俗尚未融合，正等待有人阐明这一要旨。臣听说，礼由阴气产生，乐由阳气而来。乐与天地同样和谐，礼与天地同样有节度。如果确实能够感动神灵、感化万物，使上位者安定、民风迁移，那么有时以治理内心为求同，有时以修饰外在为求异，凡是遵循和谐与恭敬，难道还有什么不能顺从它的吗？施行于民间风俗，难道没有什么不能尽善尽美吗？制策说：“四时武德的乐章，是哪一位君主制定的？五行文始之舞，本于哪一代？昭德、武德，不能辨明尊崇的是谁；昭容、礼容，也未详知出自何处。”臣听说，嬴政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汉高祖登上帝位。汉文帝、汉景帝造成刑罚废置的美名，汉武帝、汉宣帝处在雄强富盛的时代，所以有四时武德之乐、五行文始之舞。昭德是盛大德行的表现，因而受到尊崇；昭容、礼容，从此完备。臣才智见识愚陋，学业浅薄，冒昧面对圣明的询问，茫然有所遗漏，谨此回答。同上　　　　　　　　　　苗晋卿 回答：陛下近来与三公九卿在朝廷商议，要寻访天下有奇才异行、含藏光华而不张扬的人，下诏让诸侯全部举荐他们。臣实在极其愚钝，不能通晓宏大的见识，按照才能考察品行，也不符合陛下的高标准。我听说《论语》说：“天有什么言语呢？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孝经》说：“君王应当效法上天的明察，凭借大地的利益，来治理天下。”所以他的教化不必严肃督促便能成功，他的政令不必严厉便能得到治理。所谓天地安排位置，圣人完成其功；能够保有大业、成就功勋事业，大概都在于顺应时势。从钟鼓乐器出现以后，步调和趋向各不相同，时代有淳厚与浇薄，教化也随之有繁简。《桑扈》《谷风》的讥刺，《三归》《八佾》的嫌疑，人的僭越失常竟到了这种地步。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

译传记说：“国家的弊病，通常一定由此而来。” 陛下继承并守护伟大的事业，充分彰明大德，能够使百官承奉法式，使万国得到治理。这正是所谓孕育虞舜、养育夏禹、陶铸殷商、造就周代，革除弊病、改变风俗，自前代以来未曾有过的盛况。陛下于是赐给臣策问说：“皇极之道尚未完全施行，谋议明达的轨道还有欠缺，难道不是想采纳樵夫的话作为参考，诚心考察政事的开端吗？不以功劳自居，俯身向下询问，实在是陛下谦逊的德行。”臣这种人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制策说：“至于观察、听取、容貌、言语，始终顺应时令、合乎时宜；使皇极归于皇极，使人明智、使政治安定，要以什么方法贯串一贯地实行呢？”臣听说刘歆认为，伏羲氏承受天命而称王，得到河图，依照它画出八卦，就是这个意思。禹治理洪水，上天赐下洛书，他效法并陈述为《洪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河图、洛书相互为经纬，八卦、九畴相互为表里。圣人实行大道，各自保全其真实本质。若人的行为违背正道，天数必定以错乱悖逆来征验；政事若合于正理，天理必定以调和来回应。考察灾异征兆，显然可以看见。陛下顺应阳和之泽以彰显恩德，谨慎对待严霜以肃正威严；鹰隼尚未出击，罗网不施放，草木尚未凋零，山林不加砍伐，足以使景星出现、甘露降下，祥瑞之气升腾、醴泉涌出。臣认为，贯串一贯的道理，陛下已经实行很久了。制策说：“礼用来修饰情感，情感疏薄，礼也就简略；乐用来沟通感应，感应达到极点，神气便和谐。内在义理相同，外在修饰有别。同异的作用，有人不明白其功效；人们的风俗尚未融合，等待有人阐明这个要领。”臣听说，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于一处，而礼乐的作用最为紧要。孔子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俗，没有比乐更好的。”董仲舒对策说：“君王想要有所作为，应当到天那里寻求根源。天道的大原则在于阴阳。阳体现为德，阴体现为刑。君王承受天意而顺应事理，因此应当致力于德教而减少刑罚。”陛下修明先王的美好德政，使活着的人得到宽缓、使将死者得到减刑。近来减省监狱事务，除去枷锁，这就是修省刑罚。臣听说，乐以内在义理为同，礼以外在修饰为异。同便和谐亲近，异便产生敬畏。和谐亲近便没有怨恨，产生敬畏便不相争斗。二者并行，合为一体。以揖让来治理天下，说的就是礼乐。适合时宜的关键，也正在于二者并存。制策说：“四时武德，是哪一位君主制定的？五行文始，本于哪一代？昭德、武德，不能辨明尊崇的是谁；昭容、礼容，未详知出自何处。请尽情回答，以解除我的疑惑。” 臣认为这些都是汉朝君主的乐章，载于班氏的书中。必须使考察有明确的证据，探究其详尽而广博的内容。即使使人劳累到更换仆从，也难以全部说尽；臣虽然斗胆略作陈述，仍然未能达到极致。臣听《易经》说：“先王因此制作乐来崇尚德行，盛大地祭祀上帝，以配享祖先。”古代制定宗庙礼制，太祝在庙门迎接神灵，就是这个意义。四时武德，是汉文帝所作，用来向天下显示安定和谐；武舞在高庙演奏。五行之舞，本于周武王。秦始皇二十五年改定为五行。汉高祖六年改名为文始，以表示不沿袭旧制。昭德、盛德，是汉宣帝用来尊崇宗庙的乐章；昭容、礼容，出自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谨此回答。同上　　　　　　　　　　孟万石【第六名】回答：臣曾经努力读书，早晚不懈怠，观察前代的事迹，考察君王的风范；想要树立文明，必定招致贤俊，用来公平地治理百姓，使万民明白畅达；君王背负黼扆而天下清明，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如今陛下朝廷中人才充盈，民间没有遗失的贤才，却仍然再次发布德音，下达明诏，张开云罗来搜罗俊杰，设下天网来收取奇才，一点长处也不遗漏，有才能的人都得到进用。因此飞翔的丹凤栖息在帝王梧桐上，洁白的良马连续吃着场边的豆叶，即使伯夷、叔齐、巢父、许由也都来到这里。臣既平庸妄陋，哪里敢当此盛举？况且声名并不超群，赞誉也不出众，文章法度尚未明达，才干又没有可取之处，却错误地参与推选，滥数于搜求之列，怎敢避开直说而粉饰言辞，使华美的言语违背真实？只是丹诚有激励作用，至敬不需要文饰，臣敢竭尽浅陋的见闻，用来应对明察的考试。然而想用涓滴之水来充满大海，用微尘来增高山岳【一作“华”】，虽说帮助很少，谁能默不作声呢？臣听说，建立国家、振兴邦土，必须以百姓为根本；使时代安定、教导后世，必须以政术为先。治道的条文虽然不同，治理教化却都是一致的。从前至高的君主崇尚大道来达到教化，树立德行来养育万物。人必定希望长寿，就敦厚礼教而不伤害百姓；人必定希望富裕，就减轻赋税而不使百姓困乏；人必定希望安逸，就减省劳役而不使他们劳苦；人不希望危险，就扶持他们使其稳固；不强迫人做他们厌恶的事，不禁止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所以能够无为而治理，不言说而教化。到了中古，实行仁义，克制自己、磨炼自身，拯救溺困的人，广泛施惠于万物，于是阴阳不失调，风雨按时，疫病必定消除，妖孽不能兴起。到了末代，政令不施行，刑法却大加修治，崇尚奢侈，礼乐不合正道，时世没有美善的言论，风俗中有奸邪的裂隙，难道不是由于君主失去正道，臣下不是合适的人才，浇薄之风渐渐兴起，淳朴之俗离散吗？如今陛下发布号令，没有不善的；齐整万物、端正人伦，使各得其所。然而仍然总括考核古今，考察政教谋略，观察先王的得失，崇尚今日的高明；凭借这样的天聪，尚且还说自己没有德行。如此巍巍的至高教化，因谦逊而更加光明，不是臣的愚昧所能达到边际的。制策说：“皇极之道尚未完全施行，谋议明达的轨道还有欠缺，想要弘扬这种道理，应当从何处着手？”臣认为，皇极将要建立，首先没有比选择俊杰更重要的；得到合适的人，政事便和谐；用非其人，政事便失误。任用贤人，教化便能远播，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根据才能任官，按照贤能授予俸禄，那么百官便人才济济，万姓便安定；去掉无用的言论，废除无用的器物，那么便能得到真实情况，错误的学说不会繁多；让百姓按照时节劳作，谨慎自身、节省费用，那么仓廪就会储积，百姓就会富足；任用有德之人，斥退无良之徒，那么各个职位便确实得到治理，众官不会空缺，尊崇有功之人。

译抛弃没有功劳的人，那么经营事务的人就不爱惜自身，制造器物的人就能竭尽力量；惩罚一定与罪行相当，奸邪自然会被清除；奖赏一定授予贤能，臣下自然会自我勉励。这样，海内实行大中的道理，天下便会有极其幸运的说法，还忧虑什么皇极之道尚未完全施行呢？至于排列设置辅佐之臣，建立官府机构，询问忠直的言论，开放进谏的道路，使臣下能够提出正确意见、替代错误意见，弥补过失、辅弼违失，对外包容君主的过错，对内纠正君主的失误。如今陛下顺应时势而行动，不合于道的事不实行，事情没有不美善的，百姓还想说什么呢？所以进献纳谏的官职、规谏诤言，不过只能略作陈述，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议论的了。伟大啊，这至高的德行，实在超过古今。况且朝廷没有谄佞之臣，即使朱云重新活过来，又怎能折断栏槛？臣下不妄自顺从，即使辛毗没有死去，又哪里听得到牵拉衣襟的事？天子圣明，所以群臣无事可做，又何必忧虑文治轨道有所欠缺呢？制策说：“观察、听取、容貌、言语，始终顺应时令、合乎时宜；使皇极归于皇极，使人明智、使政治安定，要以什么方法贯串一贯地实行呢？”臣听说，君王效法天道来治理万物，观察天象来制定规制，敬慎顺应天时，恭敬施行月令，始终顺应时令，便没有灾异征兆。尊崇九畴的仪则，修明八政的规制，事情不失礼仪，行动不违制度，出仕、退处、言语、沉默都归于仁，依循中庸，远离偏私党附，把至道施行于万国，把良政寄托于百官；按照正道行事，不能实行就停止，那么使皇极归于皇极、使人明智、使政治安定，不久便可达到。这样，观察、听取、容貌、言语就没有途径可以失误了。制策说：“礼用来修饰情感，情感疏薄，礼也就简略；乐用来沟通感应，感应达到极点，神气便和谐；内在义理相同，外在修饰有别。同异的作用，有人不明白其功效；人们的风俗尚未融合，等待有人阐明这个要领。”臣听说，教化难以立即达到美善，人各有自己的心志；如果不以制度节制，必定会有放纵，所以先王制定典礼来防止它，兴起雅乐来感化它，因而能够改变风俗、治理百姓。如今陛下施行宗庙之礼，所以能够配合天地之神；履行直言的议论，所以能够确立上下之间的敬意；听取宫商音调的变化，所以能够区分善恶的风俗；摒弃郑、卫之音，演奏《箫韶》之乐，纠正礼制疏略的弊病，敦厚揖让的仪节，于是州郡广泛施行，朝廷秩序井然；同异之理得以通达，内外没有差错，既然已经合乎尽善尽美的根本，还要询问不才之人的意见吗？如果臣竭尽愚见加以陈说，陛下就不会有不明白的疑问；如果停笔不述，陛下就会终止等待阐明的询问。臣实在像在迷海中游行，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臣听说，大乐与天地同样和谐，大礼与天地同样有节度；既然列举了同异的原因，将要区分内外的差别，尊崇皇王，是古今【一作“贤”】所重视的，二者都用于时世，其功效是一致的。制策说：“四时武德是由哪一位君主制定的，五行文始本于哪一代？”臣听说，四时武德由周代制定，五行文始本于汉代。皇帝的制策说：“昭德、武德，不能辨明尊崇的是谁；昭容、礼容，未详知出自何处。”臣听说，昭德、武德确实有其尊崇的道理，昭容、礼容出自刘氏的时代。从前鲁哀公询问儒者的品行，宣尼孔子有劳累到更换仆从的经历；孔父询问鸟官，郯子出生时也有倾盖交谈的疲倦。然而即使学问富有如沧海，仍然只能在一隅努力，何况臣的道术不及桂林之才，哪里能够回答众多政事呢？不过是在文苑中往来周游，最终仍在迷津中辗转。谨此回答。同上　　　　　　　　　　钱珝 回答：臣听说，登上衡山、霍山的人，会感叹培塿小丘的微不足道；泛舟于涨满的海水之上，就会鄙视积水洼地的浅陋。臣出身草野，孤单卑微，才智没有足以取用之处；适逢诏书明发，扬州乡里选拔推荐，臣侥幸得以与众多贤才接踵并行、与当时英杰并肩而立。然而朝廷文物灿然，天子的容颜近在咫尺，退下后想到自己的愚陋，实在很不符合圣朝求贤的本意。衡量自己的拙劣、争相顾影自惭，内心惭愧而失去操守，将凭什么充塞宏大的询问、回答天子的美意呢？臣从老师那里听到一些说法，请大略陈述。制策说：“皇极之道尚未完全施行，谋议明达的轨道还有欠缺，想要弘扬这种道理，应当从何处着手？”臣恭敬地思考，皇帝陛下开创元运、建立皇极，使大地平治、上天成就，继承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夔、龙这样的贤臣都在任事，阴阳因此和谐。圣德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受到影响；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河水、洛水出现图书；弓旌征召屡次下降，征聘搜求人才极为急迫。太阳偏西仍然临朝视事，文臣武将一同进用，已经尽善尽美了。没有德行可称，却仍把自责放在心上，在我看来实在值得叹息；这就是陛下谦让到了极点。小臣哪里足以担当呢？然而臣欢欣舞蹈于德音，忝列明试之中，怎敢不倾尽肝胆，献上自己的见闻？臣恭敬地认为，关于政事治理的道理，长者口中相传，现以先朝的事例略加说明。从前贞观、永徽年间，君主恭敬沉静，天下得到治理，家家富足，人人充裕，时令调和，年岁丰收；外门不用关闭，牛羊遍布原野，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中府的钱币串绳腐朽，无法查点。然而军车屡次出动，也不能说没有事情。于是有度辽的军队、讨伐鬼方、贺兰山之战、征伐高昌，而军队没有损失，国库仍如初时。国家富有天下一百多年，士人百姓比从前增加一倍，征戍的劳役却比今天少得多。难道过去得到的如今失去了？还是政令繁琐而风俗改变了？其中必定有原因。议论者认为，赋税太重，徭役繁多，风俗奢侈，牟利取息加倍。如今若停止修建宫室，爱护百姓、节省费用，裁减无事可做的官员，停止不急迫的事务，三年之后政事成功，臣私下认为还要等待很久。我愚见明白地认为，原因就在这里。制策说：“观察、听取、容貌、言语，始终顺应时令、合乎时宜；使皇极归于皇极，使人明智、使政治安定，要以什么方法贯串一贯地实行呢？”臣恭敬地想，陛下亲具神武的姿态，扩大聪明的德性，思考弘扬至道，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到了及支【“及支”指不接受章疏，见《后汉书》一本作“及晨”，非】时，通报已经到甲夜，陛下仍然读书，在九畴中磨炼神明的听察，把睿智的思虑留心于百家之书。臣听说，见识小的人不能谋划大事，绳子短了难以汲取深水；窥测圣人的谋略而不可测，知道宫廷气象非同寻常，然而想要达到远方，恐怕会陷入泥淖，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所谓观察，就是明察，审辨邪正与曲直；

译所谓听取，就是聪察，辨明善恶与是非；所谓容貌，就是容止值得观看，是庄重恭敬的表现；所谓言语，就是言辞命令，是荣辱所由产生的地方。时令的阳气和畅、阴气肃杀，时令的雨水顺当、运行得当，吉凶休咎的征兆都归于皇极的建立。只有睿智圣哲能够成为圣人，关键正在于掌握那道理的枢纽。所以说：“没有反复偏斜，王道正直；没有结党偏私，王道平平。”贯串一贯，这就是它的意义。制策说：“礼用来修饰情感，情感疏薄，礼也就简略；乐用来沟通感应，感应达到极点，神气便和谐；内在义理相同，外在修饰有别。同异的作用，有人不明白其功效；人们的风俗尚未融合，等待有人阐明这个要领。”臣说，大礼与天地同样有节度，大乐与天地同样和谐。难道它们只是用来明辨尊卑、区别等级、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吗？难道礼乐只会使钟鼓繁多，而在玉帛上反而没有凭据吗？乐从外部产生，必须借助器物来显示仪式；礼从内心兴起，所以备置器物来修饰仪容。这大概就是国家的典章制度、百姓的冠冕服饰，像五种材料一样必须并用，废去一种都不可以。若要类比三者谁应在先，尤其应当先去除饮食。孔子所以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去掉相同就显出差异，分离二者便会多有损伤；相互依赖而成就，兼用二者便两方面都美善。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究竟哪一个在后、哪一个在先？制策说：“四时武德，是哪一位君主制定的？五行文始，本于哪一代？昭德、盛德，不能辨明尊崇的是谁；昭容、礼容，未详知出自何处。请尽情回答，以解除我的疑惑。”臣听说，暴虐的秦朝失去政权，伟大的汉朝建立基业，于是制作乐章来尊崇先祖，举行祭享来追念孝道。四时武德，用于高祖，是为了发扬武功；文始、五行，陈列于文庙，是为了彰明文德。大概舞蹈用来充分表达情意，歌唱用来崇尚德行。它们由炎汉的君主制定，本于汉武帝时代；昭德、盛德，是郊庙的乐章；昭容、礼容，是质朴与文饰的区别。臣学习没有师法古人，才智也不敏捷丰赡，惭愧于自己琐屑浅陋，哪里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仰望苍天的高远，茫然失措。谨此回答。《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六。宋代李昉等编。编类：直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一道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 皇帝问道：朕听说，上古有得道的君主，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理天下，不必治理百姓便自然受到教化，不劳心劳力而事情自然成功；星辰循轨运行，风雨按时而来。这种境界高远，似乎无法继承，应该施行什么办法才能达到呢？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制定的制度越来越多，辨别文质的差异，明察利害的方向，用刑罚威慑他们，用礼仪引导他们，使风俗敦厚却更加浅薄，防范百姓却使他们更加轻薄。难道风俗由淳厚变浇薄，必定取决于时代吗？还是圣贤间或出生，却没有人能够振兴时世呢？朕恭敬承受历代圣人的基业，勉强处在亿兆百姓之上，戒慎恭敬、刻苦自励，好像害怕失坠；忧虑救济众类，早晚警惕勤勉，永远思念先王的典章谋略，以之为法、以之为准。朕以大禹为师而崇尚节俭，效法高宗而求取贤才，兴起夏启征伐的事业，施行周文王征伐的功业；表彰孝悌，举荐直言，赡养老年人，敦厚根本事业，平均徭税，黜退昏暗、升用贤明之人，振作精神、勤勉不懈，勤劳也已经到极点了。然而浮华奢靡没有改变，治理教化没有施行，暴乱没有惩治，奸邪侵犯没有停止，五教仍然郁滞，七位谏臣尚未达到应有的作用；乡党废弃尊敬年长者的礼仪，百姓没有安居本土的志愿；赋税收入日益减少，而私家却更加贫困；监察考察日益增加，而吏治却更加泛滥。难道是朕不明智吗？为什么古今所做的事情相同，而得失的结果却不同呢？朕想要铲除革新以前的弊病，创立新的规制，使之施行于事务中容易遵从，考察于文献中有所依据，完整陈述本末，将要举而实行，不必害怕烦琐，请你们略作分条回答。近来阴阳失调，灾气屡次兴起，连年干旱蝗灾，庄稼不得成熟。上天降下灾祸，必定有其缘由，屡屡造成凶灾，过错究竟在哪里？传说说：“时令不能得到治理，上天的惩罚就是长久的旱热。”又说：“尧、汤时代的水旱灾害，是气数中的常事。”这两种说法相反，谁能说明其中道理？从今以后，百姓没有遮蔽收藏的财物，国家没有仓廪积蓄。朕屡次延请卿士，询问谋略，甚至裁减冗余俸禄的人员，停止不急迫的事务；既听到嘉言，也已经遵行。然而停废事务之后，所费仍然很广；想要从江边运输粮物，路远来不及期限；想要到关中搜求粮食，又扰民而没有收获；节省军粮，功臣便心怀怨恨；裁减吏员，众多士人便无所归依。朕内心茫然浩荡，不知从哪里得到救济。诸位大夫积蓄才干器识，通晓古今，符合我的虚心求助，森然来到朝廷，列在这里，匡正朕的浅陋昏昧，拯救时世的灾难，希望你们尽心直书，不要有所隐瞒。列在这里匡正朕的浅陋昏昧，拯救时世的灾难，希望你们尽心直书，不要有所隐瞒。回答：穆质【《登科记》作“赞第二人”】回答：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虽然道路不同，但谏诤的原则是一致的；五种进谏的要旨最终相同，而直谏的作用最为紧要。如今朝廷听不到直言，已经很久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采纳唐尧师友箴诫的意义，降下禹、汤自责的言辞，广泛延请直臣，多方寻求政事的失误。自近古以来，忧劳思治，没有像这样达到极点的。况且何必只忧虑不能成为尧舜呢？如果希望陛下的德行与上天一样崇高，希望陛下的名声与上天一样无穷，这正是上天的意愿，也是臣的志向。否则，臣就应当退身列于作者七人之中的第八位了，谁还会来呢？制策说：“上古有得道的君主，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理天下，不必治理百姓便自然受到教化，不劳心劳力而事情自然成功，星辰循轨运行，风雨按时而来；这种境界高远，似乎无法继承。应该施行什么办法才能达到呢？”三代以来，所制定的制度越来越多，辨别文质的差异，明察利害的方向，用刑罚威慑他们，用礼仪引导他们，使风俗敦厚却更加浅薄，防范百姓却使他们更加轻薄。难道风俗由淳厚变浇薄，必定取决于时代吗？还是圣贤间或出生，却没有人能够振兴时世呢？臣听说，三皇以道教化，五帝以德教化，所以说：“修养自身来安定百姓，垂衣拱手来教化天下。”天有什么言语呢？帝王又有什么力量呢？不过是无为而治罢了，不过是顺遂万物本性罢了。至高的道理已经过去，至高的德行逐渐衰微，而三代的君主以礼义为先，所以有法度制度的建立，有质朴与文饰的变化；加强防范，崇尚刑罚，虽不能达到大化的境界，却还可以达到小康。上古的君主与三代的君主，教化的道路既然不同，劳逸也自然有别，那么便知道治理的盛衰都是德行造成的，成效在于德行有优劣，并非时代有淳厚与浇薄。继承三代的时代，其衰降程度便可以知道了。制策说：“朕恭敬承受历代圣人的基业，勉强处在亿兆百姓之上，戒慎恭敬、刻苦自励，好像害怕失坠；忧虑救济众务，早晚警惕勤勉。”臣听说，舜、禹每日戒惧，汤、武每日勤勉，这都是前代帝王治理天下的方式，是忧劳到了极点。臣私下听说，陛下忧虑大道，勤劳于众务，无论大小，必定亲自过问，没有不关心的，没有不亲自处理的，勤劳已经到极点，忧虑也已经到极点。然而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耗竭，身体劳累过度就会疲弊。古人说：“人生处于世间，就像白驹飞过缝隙一样短暂。”为什么忽然使自己如此辛苦呢？而且陛下一次自责，二次又自责；如果这样，那么还要宰相做什么？还要各主管官署做什么？制策说：“永远思念先王的典章谋略，以之为法；仰慕大禹来崇尚节俭，效法高宗来求取贤才，兴起——” 夏启的征伐，施行周文王的征伐；表彰孝悌，举荐直言，赡养老年人，敦厚根本事业，平均徭役赋税，黜退昏暗、升用贤明之人，振作精神、勤勉不懈，勤劳也已经到极点了。然而浮华奢靡没有改变，治理教化没有施行，暴乱没有惩治，奸邪侵犯没有停止，五教仍然郁滞，七位谏臣尚未达到应有的作用；乡党废弃尊敬年长者的礼仪，百姓没有安居本土的志愿；赋税收入日益减少，而私家却更加贫困；廉察日益增加，而吏治却更加泛滥。难道是朕不明智吗？还是形势不允许呢？为什么古今所做的事情相同，而得失的结果却不同呢？朕想要铲除以前的弊病，创立新的规制，使之施行于事务中容易遵从，考察于文献中有所依据，完整陈述本末，将要举而实行。臣听说，不以古人为师而想成就长久事业，是从未听说过的。陛下追思先王的典章谋略，这是考察古代的道理。然而陛下以古人为师来治理天下，究竟想成为什么呢？想成为皇吗？想成为帝吗？想成为王吗？驱使天下人，想让他们归向忠诚吗？归向敬顺吗？归向文治吗？汉文帝以清静无为为根本，近来被称为刑罚废置；汉宣帝以刑名法术驾驭臣下，也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从没有不先举张纲领而条目自然端正、不先澄清源头而水流自然清澈的。这些陛下也已经熟知了。

译把以先王典章为法、以先王典章为准的道理重新申明，使在下者有所趋向。臣听说，大禹被称为三王之首，是因为他降低宫室规格，减少饮食，宽裕百姓而克制自己，节俭到了极点。这样的道理被堵塞、湮没而无人继承，已经很久了，只有陛下能够以之为师并实行。假如诏令能够恢复，那么天下便可以得到教化；这正是所谓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也会实行，自身不端正，虽下命令也没有人服从。臣听说，自古求取贤才，各依类别而来：三皇把臣下当作老师，五帝把臣下当作朋友，三王把臣下当作臣属。想成为皇，就应当实行拜师的礼；想成为帝，就应当实行取友的礼；想成为王，就应当实行任臣的礼。昔日贤哲君王，有感梦而前往傅岩求傅说；有因占卜相合而在渭滨求得贤人；有亲自载车、用谦卑言辞和丰厚礼物求贤；商汤五次命人到处士那里，表明贤者可以聘请却不可屈辱；又有刘备三顾草庐。这些陛下都已经详细听说过了。臣私下看见，国家求取贤才的方法，礼部、吏部相差太远了。因此制策科举最为高级，但依臣看来，也不能没有弊病。况且陛下不发出弓旌征聘，黑色与红色的礼帛深藏不出；没有先行聘问，却有投递名刺自荐的人；没有使用软轮车的礼遇，却有穿草鞋自行前来的人，他们在京城宫阙之间辗转，到主管官府那里接受考核。又大肆铺陈法令条文，妄自制定各种条格，用禁令加以防范约束，竟把邻近盗贼般地防备贤者，防贤之意甚至超过了防奸；使人处境崎岖困苦、受到羞辱，岁月也因而长久拖延。既然如此，那么即使一度得见天颜、一次承受圣上的询问，臣恐怕皇王辅佐治理的谋略，也不能由此而实现。如今所得到的，不过是我们这些琐琐之辈罢了，勉强给他们加上“贤”的名号；贤者本来就是这样的吗？臣厚着脸皮忍受羞惭，私下里都不免自我嘲笑。这样看来，高宗求贤的本意，似乎并不是如此；这实在是国家最为弊病深重的事务。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对此加以深思，慎重处理。陛下的文治可以贯通天地，武功可以平定祸乱。如今我朝武威大振，那么河岸一带亡命之徒所聚的盗寇，既然能够指日之间自行消灭；如今我朝文治修明，那么淮水沿岸逃亡的丑类，也可以不出几日自行前来归附。陛下的道德冠绝古今，功业上达于天、下及于地，夏启、周发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陛下表彰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可是孝弟之道仍未能教化众人，这是因为表彰没有得到实际效果；陛下举荐敢于直言的人，可是直言仍未能上达，这是因为所举荐的并不是合适的人。说要奉养老年人，却废弃礼制已经很久了，至今没有听到真正实行；说要敦促从事根本的农业，却有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和农事，几乎没有人加以劝勉。说要平均徭役和赋税，可是怨声却日益产生，这是因为奸邪贪赃的官吏还没有被罢黜；说要黜退昏暗、升进贤明，可是善恶仍被混同对待，这是因为考核官吏的制度还不够精密。陛下若能遵循崇尚节俭的遗训，那么浮华奢靡还有什么忧虑不能革除呢；又广泛铺张节文，妄自设置条格禁令，防禁约束他们，近似对待盗贼，防范贤才的心思超过防范奸人；使他们崎岖困辱，耗费漫长时日。这样看来，只见一次天颜、接受一次圣问，臣恐怕皇王辅佐的谋略不能由此而来。如今所得到的，不过是我们这些琐屑浅陋之人，勉强称作贤才；贤者本来就是这样的吗？臣厚着脸皮忍受羞惭，私下都在自笑。那么高宗求贤的本意，似乎并不是这样；这正是国家最严重的弊病。恭敬希望陛下加以深思，慎重对待。陛下的文治可以经纬天地，武功可以平定祸乱。陛下大张武威，那么河边逃亡的贼寇已经指日可待地自行灭亡；陛下修明文治，那么淮水边的逃亡之徒可以不久自行归来。道德冠绝古今，功业上达下及，夏启、周发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陛下表彰孝悌，而孝悌不能教化人，是因为表彰没有得到实际效果；举荐直言，而直言不能上达，是因为举荐没有用对人。赡养老年人，废弃礼制已经很久了，没有听到实行；敦厚根本事业，而失去农业的人很多，很少有人劝导。平均徭役赋税，而怨叹日益产生，是因为奸贪污秽的官吏尚未除去；黜退昏暗、升用贤明，而善恶同样登记，是因为考核官吏的方法还不精密。陛下以崇尚节俭的遗训为师，那么浮华奢靡还担心不能改变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 如果要铲除改革从前的弊病，明发诏令固然应当迅速实行，创立新的制度；但微臣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况且烈祖的宪章并没有改变，前代君王的法度清楚完备；德行轻如鸿毛，关键只在于能够约束自己罢了，何必要改弦更张之后才取得成功呢？顺应人的愿望，遵循上天的时令，就容易推行；实行古代的正道，合乎义理的中正之道，就有依据。制策说：近来阴阳失调、时令错乱，灾异接连发生，连续多年遭受旱灾和蝗灾，庄稼不能成熟；上天降下灾祸，一定有它的原因，屡屡造成凶灾，那么过错究竟在哪里呢？

译如果要铲除以前的弊病，明诏固然应当迅速施行，创立新的规制。微臣认为不可以这样。况且烈祖的宪章没有改变，先王的法度清楚可见；德行虽轻如毫毛，关键只在克制自己罢了，何必一定改制作法以后才能成功？顺应人的愿望，顺应上天的时令，就容易实行；施行古代的道理，取得义理的中正，就有所依据。制策说：“近来阴阳失调，灾气屡次兴起，连年干旱蝗灾，庄稼不得成熟。上天降下灾祸，必定有其缘由，屡屡造成凶灾，过错究竟在哪里？” 又说：“尧时的洪水、汤时的旱灾，是气数中的常态。”这两种说法彼此相反，究竟听从哪一种呢？百姓没有储藏，国家没有粮仓积蓄。朕多次延请卿士，询问谋略。以至于裁减冗余供养的人，停止不急迫的事务。既然听到了好的意见，也已经付诸实行了。然而停废事务之后，所费仍然很大。想从江边转运粮食，路远来不及期限；想在关中搜集粮食，又会扰民而没有收获。节省军粮，功臣会心怀怨恨；裁减官员，多数士人又无所归依。朕心中茫然，不知用什么办法解决。臣听说旱灾和蝗灾，考察《洪范》的说法，是上天惩罚政治不能治理的征兆。所谓不能治理，就是政令不能取信于人。言属西方之金，金失去本性，就会受到木的伤害。木属东方少阳。古人说阳气上腾，所以形成旱灾。阳气既已亢盛到极点，暑气又喧腾蒸郁，于是甲虫作祟，螽斯成灾。臣看见近几年旱魃为害已经十分严重，那么《洪范》所说的征兆也已经很明显了。莫非陛下的诏令不能取信于人吗？又或者听说战争之后必有凶年。那些掌握兵权的人不以仁义为根本，贪图残杀，使人民忧愁困苦，怨气积聚在下，因而伤害阴阳的和气。因此国家先在河北用兵，旱灾蝗灾随之而来；接着到了河南，旱灾也随后发生；后来到了关中，关中又发生蝗灾。旱灾连续多年，蝗灾也接连数年。莫非陛下用兵没有掌握正确的道理吗？臣谨慎地考察古代典籍，参照历代事例，发现驱除灾异的方法很多，祈祷的门路也很多。至于减损膳食、节省费用，把农事看得比圭璧还重，向妖异之术求取消灾，在僧侣那里希望得到福报，让土龙在通衢上抬头，群巫分开衣袖击鼓起舞，这些也不过是顺从人的愿望罢了。至于两汉的旧仪，三公应当免职，卜式提出议论，桑弘羊应该烹杀，这又只是当时的事情。然而这些都不是救治旱灾的根本，也不是去除灾害的办法。至于一个郡、一个县，一个宰官、一个牧守，勤于防察人民的隐情，精诚通达神明，有的以自身禳灾，有的用内心祈祷，蝗虫尚且能够出境，旱灾也不成为祸害。牧守县令这样的微小官员，尚且有时能做到如此，何况陛下尊贵地位是天子，德行如圣人，神意一动而上天顺从，气机一发而时令改变。至诚所感，哪里不能通达？臣伏见陛下去年八月二日颁下的德音，避开正殿而不居住，减少平常膳食而不享用，议论狱事、宽缓死刑，掩埋暴露的尸骨。诏文刚刚写成，灾害之气将要终止；诏书刚刚下达，和顺之气自然产生。所以不到十天之内，凶恶的首领便被消灭，战争停止，甘雨接连降下，灾害的气氛自然消散。上天监察人事，真是明白而迅速。既然如此，就是陛下的德行能够感动上天，上天尚且不违背，何况鬼神呢？至于尧时的洪水、汤时的旱灾以及阴阳运行的气数，那只是先儒说得简略罢了。小臣不敢传播疑惑，只是《洪范》所说的征验确实可信，因此谨慎地说出来，陛下鉴察便是。臣听说尧时发生洪水、汤时发生旱灾，而国家没有因饥荒而死亡流离的人，是因为蓄积丰厚，预先具备了防备。如今国家有时不下雨，一年没有收成，与尧、汤相比，情势悬殊。百姓到了困苦枯竭、国家空虚的地步，是因为防备没有及早准备。近来赋税征收没有止境，怨恨每天增加，权宜之计只能用诡诈求取，早晨下令，晚上就要备办，难道不都是因为军费和粮食吗？如今蒲州、同州劳师已经回来，关辅百姓才刚刚得到喘息，若不是紧急事务，军粮也不必烦扰军队供给，那么在关中搜粮，就会造成更大的扰乱，未必可行。从江边转运虽然路远，却可以规定期限；关中军粮可用仓储供应，虽然节省粮食仍担心费用太多，那么功臣凭什么会心怀怨恨？选拔贤才来充实官职，虽然裁减员额仍担心有许多职位空缺，那么众多士人又为什么忧虑没有归依？臣听说天下的治理或混乱，取决于君上的掌握。上面有所掌握，下面就有所遵守。臣私下观察国家治理，似乎并不是这样：没有可以长久实行的谋划，没有经常性的储备制度，使用资源没有本末之序，举措没有条理纲纪，只是随着形势运行，遇到紧急情况就临时变化，好像空船碰撞，想用它渡过江河；又像乱丝纷乱，想指望把它织成天子的文书。所以遇到顺运便有福气到来，遇到困厄便有祸患发生；遇到歉收之年便劳苦，遇到丰收之年便安逸，只是坐等天命，和人的谋划没有关系。圣心茫然，不知用什么办法解决，正是因为常道和伦理没有得到整理。制策说：“诸位大夫积蓄才器，通晓古今，符合朕虚心求贤的愿望，整齐地前来列位，匡正朕的浅陋昏昧，拯救时世的艰难灾祸，应当尽情直书，不得有所隐瞒。”这正是陛下厚待众位君子的意思。臣微末之身，哪里足以担当？像臣这样的人，生在唐朝，年齿正当壮年，道义不能实行，志愿不能实现，既鄙陋又卑贱，和蝼蚁有什么不同？然而关于《诗》《书》以及天人关系，帝王治理天下的纲纪，《三坟》《六经》、九流百家，前代君王沿革的要旨，历代兴盛君王所依据的原因，臣既曾在心中研习，也大致在学问上有所准备，虽然还没有穷究，也可以略作说明。至于时政的增损，任用贤人的得失，刑罚有轻有重，百姓有的获利、有的受害，臣又或许从耳闻中得到一些不确切的消息，只因身处远方而力量微薄，没有人替我先行陈说，也没有机会到陛下面前说明罢了。皇天后土、宗庙社稷，实在应当知道臣的内心。臣每每因此愤懑激发，真诚隐忧在胸中冲击肝腑，深藏于骨髓和思想之中，早就想把这些一一陈述出来了。承蒙陛下施行开天辟地般的德行，降下雷雨般的恩惠，郑重诏告执掌政事的人，又广泛延请各郡国，使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得以被举荐。臣幸而略有志向，才被人举荐，这也是上天降福于大唐，使陛下赐给臣这个机会，让臣得以有道路向上陈述意见。至于贤良，臣哪里敢只谈谏诤和直言？若有所可取，却说得不直、不尽，这是微臣不忠的罪过，也辜负了陛下虚心听取意见的德意。若至于忌讳言论而挟持诛杀，把诽谤附会于法律，施行脯醢、滥杀和鼎镬等酷刑，这正是昏主暴君亡国的工具，也是陛下明白知道的，所以臣不再对圣明朝廷有所忧惧。因而敢于竭尽思虑，尽己愚见，指明陈述紧要之处：若是正确，就请采纳实行；若是不正确，也请宽容赦免。这就是所谓说话的人没有罪，听到的人可以引以为戒。谨此回答。《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