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七。宋代李昉等编。体用篇。才识兼优、通晓体用的策问二篇。才识兼优、通晓体用的策问【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皇帝问道：“朕观察古代承受天命、统治人民的君王，无不兢兢业业，承顺上天、顺应大地，无不思求贤能来成就治理，寻求正直的意见来听闻自己的过错。因此大禹拜受昌明的言论，善谋没有被埋没；汉代征求极力进谏的人，文学之士渐渐得到进用。匡救时势、济助风俗，没有不遵循这些原则的。后来相互沿袭，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又设置科目条文，增加对杰出人才的搜求，舍弃斥责自己的极切至言，反而进用无用的空泛文章，直指切中、显著明白的意见，很少在当代受到称许。这正是朕叹息忧伤、思索真实情况的原因，所以发出恳切悲悯之心，询问体用的要旨，希望言论能够实行，实行起来不知疲倦，上面得到它的益处，下面表达自己的实情，君臣之间欢然相处。诸位大夫难道不应当努力思考朕的话并充分阐明吗？”我国家光照四海，立国将近二百年，十位圣君弘扬教化，万方怀有仁心；三王的礼制，没有不讲习的；六代的音乐，没有不兴举的。恩泽浸润下民，功德升闻于上天。周、汉以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自从祸乱的根源渐渐滋长，军队长期驻扎中原，百姓困苦枯竭，损耗了大半。农战之法不如古代，衣食很少有储备。想到这些疲惫的百姓，还没有达到富足安定，督促他们从事耕种生产，却使人没有留恋根本的心；严厉制定酒税的科条，却使下面陷入重税的困境。采取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国家昔日的盛况？使用什么道路可以救济当前的艰难？过去的过失，哪些应当惩戒？将来的忧患，哪些应当警戒？从前主父偃在七国兼并之后，谋划分割诸侯而假借推恩；管夷吾使齐桓公成就霸业，在诸侯争夺之时推行寓令。精心探求古人的用意，启发尚未明白的心怀。对于这些广博的见闻，本来应当详细研究。又说到执掌政权的道理：垂衣而治、不多发言，完全交给下面，人民就会利用权力谋私；完全专断于上，下面就没有功效。汉元帝优游于儒学，盛业最终衰败；光武帝责成公卿考核职事，严峻的政治也并不美好。这两条道路如何取舍，尚未找到应当遵从的一条。朕心中茫然，更加疑惑。诸位大夫熟悉地研究这些说法吗？把你们的意见条理清楚地写在篇章中。兴起的事业由朕自身开始，不要顾虑后来的祸害。” 回答者：元稹。回答说：臣正为近古以来策问不能实行而忧虑，陛下却提到了这件事，这是天下人人的福气。微臣难道敢忍住自己的想法而不说吗？臣又听说，古代因为言论而设科取士，难道只是徒有虚名吗？大概是要采用它的言论。因此益赞助大禹而使军队回师，傅说复兴王业而制定诰命，这些都是采用言论的大略。到了汉文帝以德行不如尧、舜为羞，才开始用策问求取士人，于是天下郡国都有贤良之士进贡入朝，堵塞诏令的只有晁错罢了。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出仕，然而最终仍不能选用他的对策并施行于天下。采用他的策问而不遗弃其人，是因为他的主张有利于时势；得到其人却抛弃其策，又有什么用呢？这样便只是设置了以言论应试的科目，却没有采用言论的实际。到了魏晋，朝廷早晨制定的政策，晚上便来不及不改而失败，又哪里值得谈论他们的策问呢？我唐历代圣君临御天下，用策问选拔天下士人的很多。后来无不光扬他们的声名，宠爱安抚他们的爵禄，然而从没有听说天下人说：‘某一天，天子下诏询问某事，得到某位士人，实行某项策论，成就某种功业。’ 还是不知道直言的诏令屡次下达，而直言之士没有出来呢？还是不知道直言之士屡次出现，而直言的策论没有被采用呢？如今陛下刚刚统治天下，致力于切实关怀百姓，求取斥责自己过失的至正言论和责成显明的确切论说，这正是接续傅说代君发言的盛意。微臣哪里足以奉行？然而臣所献的这篇愚陋对策，都是指明弊病、陈述办法，以此作为典要，不是列举大概、泛泛议论来修饰文词。事情如果有利于百姓，虽然繁琐也一定进献；言论如果合乎道理，虽然浅陋也一定写下。本来不足以符合陛下恳切悲悯的诚意，但或许可以尽到微臣进言和纠正过失的责任。伏愿陛下把臣这篇策文交给有关部门，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就施行于天下，使天下人说：‘可惜啊，汉文帝虽然用策问求取士人，直到我朝圣明天子，才真正能够用策问来救济百姓。’这样臣一生一世的愿望就完成了。如果言论不适用、策文不合时宜，那么臣就有蒙蔽圣明、欺骗上天的罪，将置于典刑之下，陛下也不能宽赦我。这也是臣甘心承受的。臣恭敬读到圣上策问，才看见陛下忧虑礼乐日渐衰微，怜恤百姓深重的困苦，责求恢复盛业、救济艰难的办法，斟酌推恩和寓令的适宜之处，这些都是当今最急迫的病患。臣怎敢不分别明白地把它写出来？从前我高祖武皇帝，除去混乱的政事；我太宗文皇帝收起弓弩、铠甲和兵器，用仁德之风覆盖天下，以膏露般的恩泽滋润天下，停止天下的徭役，天下百姓便安宁；减少天下的刑罚，天下百姓便长寿；沟通天下人的心志，天下的气氛便和谐；统摄天下众人，天下众人便得到治理。因为得到治理，所以敬重谦让的节操显著；因为和谐，所以欢爱之教化得以施行。因此革除三王因循的制度，兼备六代所兴举的礼乐，论说到最高德行时，常常把文皇帝同尧、舜相比。这难道是异乎寻常的事情吗？实在是有诚信来推行它。明皇帝即位，确实号称中兴。当他任用姚崇、宋璟，召用贤能时，即使禹、汤、文王、武王时代的风俗，也不能超过。当时四十年间，刑罚没有施用，人民日益繁殖，四海十分和谐。于是举行升中告禅的仪式，封禅泰山并祭祀嵩山、华山；举行东巡西狩的典礼，离开咸阳、镐京而临朝于洛阳。礼仪既然全部施行，事物也随之逐渐耗损。

译天宝以后，征伐戍守相继兴起，气势盛而治理衰弱，本来就是如此。从前哺育抚养而拥有的百姓，一旦之间被战争消灭了。战争兴起以来，直到现在仍然成为祸患。战争兴起，户口减少；户口减少，土地荒芜；土地荒芜，赋税加重；赋税加重，人民贫困；人民贫困，逃避徭役、逃亡赋征的罪行增多，权宜的法律也就使用起来。如今陛下亲自重视根本事务，首先向群儒询问，想到礼乐没有兴盛，感叹太平没有恢复，这实在是天下百姓将要失去重新恢复完整安定的日子。微臣何其有幸，能够对此作答？臣认为，想要兴起礼乐，必须先使百姓富足；想要使百姓富足，必须先停止战争。停止战争的方法，请允许臣分两点说明。古人所说的销除战争，并不只是撕裂旗帜、熔化兵器而已。大概上面彰明诚信，下面就实行忠孝；内里确立敬让，外部夷狄就会和睦。夷狄和睦，边境的战争便停止；敬让确立，争夺的祸患便消除。争夺的祸患消除，和顺之心便产生；和顺之心产生，礼乐之道便兴起。这就是先王修明政治、停止战争、兴起礼乐、使百姓富足的大略。陛下如果一定要责成臣详细研究办法，臣还请指明具体事情来说明。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力尚且不能满足生活，即使神农设立教化，天下也不可能没有饥饿死亡的人。因此古代不从事农业却靠社会供养的，只是四类人罢了：官吏有明断狱讼的才干，所以供养他；军士有面对敌人的勇气，所以供养他；工匠有便利百姓的技巧，所以供养他；商人有流通货物的智慧，所以供养他。这四类人都是明察、勇敢、巧妙、智慧之人的事业，天下人中百人里也未必有一两个。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不耕种就没有粮食，不纺织就没有衣服。人的常情是，衣食在内心形成迫切需要，外在的劳作就会兴起。因此游食的人总是少，致力于根本的人总是多。难道是强迫他们吗？只是那样容易谋生，而这一边难以达到。如今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官吏治理没有明确的考核，士卒废弃了实际的检阅稽核，百货商铺极尽奢靡工巧，列市店铺充满兼并货物的商人。再加上依附佛教的人没有离弃华饰、断绝世俗的操守，却受到逃避徭役、逃脱刑罚的优待；穿戎服的人没有超越车乘、挽强弓的勇力，却有横行攻击、辱骂官吏的骄横。因此天下十人中有九人从事游惰而不劳作，只有那些愚笨朴拙、不能自我迁转的人，后来才依附于农业。这又不是别的原因：那一边安逸而容易安居，这一边劳苦而难以维持。由于懒惰游食的户口不断增加，耕种蚕桑的赋税便更加沉重。从前十户共同缴纳赋税尚且不能供给，如今却要几户合在一起供养一人了。即使有慈惠的长官、仁慈隐恤的官吏，尚且不能使百姓存活；如果再惨酷断绝、击打捕捉他们，他们就要转移到沟渠之中死去。如今考核官吏，把赋税征收没有拖欠作为上等。依臣看来，能够充足陛下赋税的，实在正是危害陛下百姓的办法。这样看来，农桑的收益既然如此，懒惰游食的人又如此众多，耕桑赋税沉重，留恋根本的心就淡薄；懒惰游食的户口众多，富足安定的道路就背离了。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明确考核官吏的法令，裁减冗余供养的人，断绝雕琢文辞等不急迫的功业，停止商人兼并的经营，防止佛教徒逃避世俗，严明检阅稽核的法令，减轻农桑的徭役，兴起耕战的办法，那么懒惰游食的户口就会全部归农，留恋根本的心也会稳固。留恋根本的心稳固，富足安定的道路就会兴起，贞观、开元的盛况也会恢复。这样，过去的过失由前面来警戒，将来的忧患由后面来防备，只在陛下长久地警戒、谨慎罢了【集本作：陛下悠悠惩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至于主父偃在七国兼并之后，谋划分裂诸侯而假借推恩；管夷吾处在诸侯争强夺利的时代，首先申明诈术和武力，推行寓令，这些都是一时的权术，哪里可以说是明白通达、和日月一样光明，能够用于圣明的朝廷呢？臣虽然卑贱平庸，尚且不敢在帝王圣明的时代陈述王道，何况是权术呢？这是臣最感羞耻的地方，所以不再详细研究说明。臣伏读圣上策问，又看见陛下认为，掌握政权而不亲自处理，群臣就会任意行事；亲自处理政务，众官就没有朋党；又认为汉文帝崇尚儒学而使盛业衰败，光武帝考核官吏职事而不明白通达之道。依臣思考，这些都不是这样。把事情交给下面而任凭他们行使私意，是因为考核功绩的科条废弛，清官与浊官的流品混乱；崇尚儒术而使盛业衰败，是因为章句之学兴盛，而贯通古今的治道丧失；考核官吏职务却不明白通达之道，是因为苛细监察的法令施行，而防察计日的期限过于急迫。臣请分条列举来说明。神农砍削耒耜，教人耕耘，是为了开垦良田、种植优良谷物。然而他不能阻止稂莠滋生，他用来遏制它们的办法，只是用镰锄铲除罢了。唐尧开设朝廷，设置百揆，也是为了培植禹、舜，栽培皋陶。又不能阻止共工、驩兜的叛逆，他遏制他们的办法，只是放逐、弃置、诛杀罢了。神农没有因为稂莠滋生就废弃耒耜的作用，所以能够保存使用农具的方法；唐尧没有因为四罪之人得到进用就夺去舜、禹的任用，所以能够最终坚持任贤之道。如此看来，陛下所任用的人，关键只在于任用得怎样，哪里可以说任贤之道一定不可行呢？至于考核功绩的制度废弛，章句之学兴起，贯通古今的治道衰败，防察计日的期限急迫，都是当今最大的弊病。幸而陛下问及汉元帝、光武帝的事情，臣立即列举几项来结束这一点。如今国家所谓兴起儒术，难道不是因为设有通经文字的科目吗？所谓通经，又不超过覆射几个字、解释其意义的才能；至于辨析章句条文，因此每年中第的人多达百数，而真正通经的人却寥寥无几。把这叫作通经，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

译至于以文章自试的人，不过是雕琢词句的才华、搜寻摘取绝离文句的学问。如果有人出于这种途径，就可以坐等公卿职位，俯身即可求得郎署之职；树立崇高的声名，不依靠考核优劣；连续中科的人升进迅速，多次参加防试的人地位高显；拱手沉默、因循守旧的人被视为清高，推行法律、治理官职的人反被视为俗吏。把这叫作儒术，难道又是这样吗？所谓考核官吏职务，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有迁转等级、递进考选的制度吗？臣私下观察如今准备参加朝廷选任而不通过文字考试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两个。施下许多网去捕一只鸟，尚且不能捉到，何况只张开一只网眼来罗捕各种人才，却希望飞的、走的、大的、小的都从其中出来，这可能吗？用这种办法考察群吏，群吏又能考察清楚吗？如果不能考察清楚，又怎么能够任用他们并断绝他们的私心呢？这就是陛下将要亲自掌握政权而叹息，想到任凭臣下私行、自己垂衣而治又担心治理不好，大概正是臣所说考核监察的方法不明白。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让礼部用两科求取士人：凡是熟悉唐代《六典》、律令以及国家制度之书，达到能够专精九经和历代史中某一门的，都称为学士；能够贯通大义、与大道相合的列为上等，只会口头熟习文理的列为次等。那些以诗、赋、判、论凭文章自试的人，都称为文士；能够贯通古今、使事理合乎是非的列为上等，文辞华美雅丽的列为次等。凡是从平民直到尚未隶属于朝省的人，都可以通过两科求取；礼部评定高下，交给吏部，授予荣宠和俸禄。这样，儒术之道就会兴盛，贯通古今的文章就会昌盛。吏部废除以书判万言取士的办法，设置三种方式来任用人才。第一叫作考察才能的方式：每年由朝廷中地位尊崇的人一名，与礼部郎官一起考察天下群吏的治理成绩。成绩最优、列在第一至第三等的，在考定之日根据功劳事状提升进用；治理州牧县宰、养育百姓的官员，借此治理有成的，就实行上等奖赏。这样，升迁等级的道路就会明确，升迁迟速的区别也会确定。第二叫作任用贤能的方式：每年在朝内，从仆射到各部门的正长；在朝外，到廉访使、节度使，各举荐一名符合朝廷选用标准的人。又从外部的牧守到朝内列位的百官，各举荐一名熟悉吏部任职要求的人，依据他们的举荐授予职任，辨明考绩而施行赏罚。不举贤者，是不善于考察；举荐不贤者，是不精审；不精审与不善考察的罪责相同。这样，保举任用的法令实行，贤人与不肖之人的职位就会有区别。第三叫作按常规叙用的方式：如果学业不通，才华不合文章，政绩不能列入最优，品行不为人所知，就按照停年、考资的法格限制其升迁并任用。这样，叙用人才的制度就能恒久实行，尺寸之才也没有被遗弃的地方。两科确立，群才就能得到进用；三式施行，众官就能任用得当。陛下于是掌握左契来驾驭他们，总揽枢要来端正他们，把众官交给他们，如同心目运用四肢。四肢运转，难道会对心目没有功效吗？像明镜一样考察群才，美与丑难道会在明镜中隐藏而逃脱吗？然后陛下打开四方之门，使可以进言的道路畅通；明察四方之目，借天下人的眼睛来观察；通达四方之耳，借天下人的耳朵来听闻；不因个人好恶而偏私言论。陛下端坐在朝堂，居于帝位，虽然用冕旒遮蔽视线，却能察见秋毫；虽然用黈纩塞住耳朵，却能听到细微声响。这样，汉元帝的章句之儒、光武帝督责官吏的办法，又哪里值得向陛下谈论呢？臣又听说，圣人在上，人民就不会夭折和遭受疫病。像臣这样的人，生年还没有达到壮年，便奉戴陛下为君，仁爱、长寿、欢乐、安康本来没有止境，为什么忽然要自我困苦，剖露肝胆来谈天下的事情呢？臣认为国家兴兵以来，天下百姓悲惨忧愁已经五十年了。自陛下登位以后，头发斑白的老人无不泣血谈论开元年间的政事。臣担心这些人来不及看见陛下功成、天下治理安定的教化，就先在黄泉之下含恨而死。这就是臣内心急切不安的原因，陛下难道不能怜悯并体察臣的心意吗？谨此回答。【《英华》和《唐文类聚》都说设置三种方式来任人，只有元稹文集作四式，其中第二叫作记功之式：每年把群吏治理成绩列在第四等的登记记录下来，等到吏部考选集会时授予官署。这样，考核优劣的制度尚存，清官与浊官的流品就会不同。】同前。韦处厚。

译回答说：臣听说古代治理天下的道术，都斟酌采用人的意见，以成就众多功绩。伏惟陛下继承宏大的事业，光荣地接受伟大的天命，内心蕴含清明之志，向下亲临而怜恤百姓，恩惠慈爱正广泛施行；对凶恶叛逆的人，威武已经大振。即便如此，仍能在祸患未显之前考虑危险，在已经安定之后思考治理；追念孝道，继承、叙述前代功业；怜悯官吏无能，寻求斥责自己的最切直言。微臣才力不足以处理大事，见识不足以谋划长远，只是恭敬奉承圣上询问，因而战战兢兢，实在冒死献上愚见。制策说：‘朕观察古代承受天命、统治人民的君王，无不兢兢业业，承顺上天、顺应大地，无不思求贤能来成就治理，寻求正直的意见来听闻自己的过错。因此大禹拜受昌明的言论，善谋没有被埋没；汉代征求极力进谏的人，文学之士渐渐得到进用。匡救时势、济助风俗，没有不遵循这些原则的。后来相互沿袭，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又设置科目条文，增加对杰出人才的搜求，舍弃斥责自己的至言，反而推进无用的空文，直指切中、显著明白的意见，很少在当代受到称许。这正是朕叹息忧伤、思索真实情况的原因，所以发出恳切悲悯之心，询问体用的要旨，希望言论能够实行，实行起来不知疲倦，上面得到它的益处，下面表达自己的实情，君臣之间欢然相处。诸位大夫难道不应当努力思考朕的话并充分阐明吗？’臣听说，重新救济时局而慎重戒惧，即使危险也必然感到安乐；治理安定而安逸放纵，即使顺利也必然忧患。帝尧治理天下的道理广大啊！《尚书》称颂他的根本，说他诚信恭敬、能够谦让；周文王的德行宏大啊！《诗经》赞美他的功业，说他小心谨慎。谋求天下安定的人，必定在劳苦之处着力；谋求天下广大的人，必定在细微之处谨慎。任用贤人确实坚定，思虑确实深远，即使百姓还未富足，四夷还未宾服，天下也明白知道这是治理；任用贤人不坚定，思虑不深远，即使百姓富足、四夷宾服，天下也明白知道这是混乱。如今陛下鉴察前代过去的过失，寻求当今尚未出现的治理办法，使空文不在下面设置，使至言一定能上达；端正视线，凝神听取，所任用的只以贤能为标准，这样上面就会得到益处；施惠于爵位、颁赐俸禄，所治理的只以正直为标准，这样下面就会表达实情。只要听到言论便行动，思考有利于安定，那么还担心言论不能实行吗？只要看到实行便行动，思考有利于安定，那么还担心实行会疲倦吗？确实能够一天一天兢兢业业，不论大小都谨慎认真，即使遵循这一道理，微小的也必然昌盛，柔弱的也必然强大。凤凰、麒麟不必特意招来，甘露、醴泉不必特意求取，三光和四时也不必特意安排。上天那么高明，尚且不吝惜它的道理；大地那么广厚，尚且不吝惜它的宝藏；最大的事物尚且如此，何况细小的事情又有什么困难呢？制策说：‘我国家光照四海，立国将近二百年，十位圣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弘扬教化，万国感怀仁德；三王的礼制，没有不讲习的；六代的音乐，没有不兴举的。恩泽浸润下民，功德升闻于上天。周、汉以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自从祸乱的根源渐渐滋长，军队长期驻扎中原，百姓困苦枯竭，损耗了大半。农战之法不如古代，衣食很少有储备。想到这些疲惫的百姓，于是没有实现富足安定。督促他们从事耕种，却使人没有留恋根本的心；严厉制定酒税科条，却使下面陷入重税的困境。采取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国家昔日的盛况？使用什么道路可以救济当前的困难？伏惟陛下，充实光明的德行，继承承担伟大的事业，具备十位圣君的全盛，守成百代的疆域。礼乐发扬高祖的光辉，传播太宗的美德；想到停止穷兵黩武，收敛兵戈；想到使疲惫的百姓富足。治理自然应当顺着这个道理产生，危险自然应当从反面改变。兵，是国家的威势。威势不能建立，暴乱就不能禁止。君主只要掌握使用兵力的方法，抓住其中的要领罢了。凡是善于用兵的，是使用兵的精髓；次一等的用兵，是使用兵的外在形势。使用精髓，国家安逸而功效加倍；使用外在形势，人民劳苦而威势建立。命令施行、禁令执行，风俗富足，刑罚清明；仁爱足以使人归附，正义足以使人服从。端坐在朝廷之上，威势加临四海之外，而叛逆者总想被束住脖子、受其命令，降伏内心、任其鞭笞后背。这就是用兵的精髓。金鼓击打，刀枪刺杀，追赶败逃的敌人，攻城掠地，斩首献俘；在朝廷之上忧虑思考，在千里之外谋划制敌，而叛逆者因此畏惧威势、受到惩罚，改变心意、收敛暴行。这就是用兵的外在形势。使人陶然受到教化，功效却不显形。用兵贵在把有形的力量藏在无形之中，兵力的外在形势不能张扬。骚动而行动，政治就难以长久。人民不能始终受到扰乱，使用兵的精髓，应当秘密地取得胜利。如今陛下既已斩除叛逆的盗寇，又征讨违抗命令的人，使自己屈身尽力的诚意已经遍及百姓，体恤人民的诚心已经布满四海。趁着众人的愤怒，使用兵力的外在形势，那么近处没有转运粮饷、骚扰百姓的劳苦，远处没有筹措经费、供应军需的徭役。如果能够坚定地守住这种局面，必然使敌人大的方面畏惧威力，小的方面感怀德行。哪里还会担心军队长期驻扎中原，哪里还会忧虑百姓损耗枯竭呢？臣又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首先在于使人民富足；使人民富足的方法，最大的一项在于劝农。三代以亲自耕籍田率领天下，汉朝以孝悌之人同力田制度相配，都属于劝农的方法。农业生产中，寒冷时耕作，炎热时除草，身体沾泥、双脚涂土，昼夜辛劳筋力，父兄的手脚也因此憔悴。然而官府征收赋税、登记督责，坐视农民没有平等休息的时间；郡县长吏苟且偷安，只求维持早晚，培养声誉以求俸禄，并不体恤百姓的疾苦。这就是耕种生产不能勤勉、留恋根本的心不能稳固的原因。有的人逃入军旅而求取功赏，有的人冒充僧道而混淆清浊，有的人从事贩卖而逃避劳作并压制贫民，有的人隐藏在剥削掠夺中而触犯教令，这些都是农业耕作困难的原因。即使每天百般劝勉，也总有不从事农业的人。游惰所带来的安逸就是如此，即使每天百般禁止，也总有不停止的人。上面施行政令，知道百姓的苦处，就一定会深切劝勉；知道百姓以什么为乐，就一定会严格禁止。过去贾琮在十二州长官中政绩最优，朝廷便颁给他玺书；黄霸在二千石官员中政绩第一，朝廷便用侯印宠赐他。希望陛下特别关注守宰、养育百姓的官员，把田地开垦、人口繁殖作为最优，把土地荒芜、人民离散作为最劣。这样，耕种生产就可以得到劝励，困苦枯竭就可以得到苏息。战争没有平息，人口就不能繁盛；人口不繁盛，农业就不能受到劝励；农业不受劝励，国家财用就会空虚。这就是酒税所以兴起的原因。然而盐、麴的税收以及山林湖泽的利益，法律运用只要掌握要领，不在于把科条制定得严厉；没有得到合适的官吏，再明白的法律也没有用。法律明白而官吏掌握要领，上面就没有严苛刻薄的举措，下面也没有重税的困境。陛下的制策说：‘过去的过失，哪些应当惩戒？将来的忧患，哪些应当警戒？’

译臣听说，君王兴盛，都是鉴察前代而来的；圣明君主、贤能辅佐之所以兴盛，昏庸君主之所以败亡，都应当取法或戒慎。取法他们的兴盛，就能按照常理办事；警戒他们的败亡，就能长久保存国家。诗人赞美商朝以夏朝为鉴，贾山劝谏汉帝时借秦朝灭亡作比喻，这些都详备地记录在图籍、编册中，不是臣用繁复言辞可以曲尽的。自陛下登临帝位，举用久滞之人，补偿拖欠的赋责；宽恤刑狱，振济贫乏断绝之人，德泽所到之处，百姓拥戴尚且来不及。微臣还没有看见陛下的过失。至于说明将来的戒惧，难道在法令、刑罚、赏赐吗？四海广大，亿兆人民，不可能逐家逐户去告知，只能发布号令罢了。伏惟陛下努力求取善政，大振宏大谋略；人民的进言和纠正、政事的增损，灿然记载于书，清楚显现在人。开始时，人们即使鼓舞歌咏，也不足以充尽它的善美；最终，人们即使终日渴望、盼望来年，也不足以比喻其辛劳。教化的根本，没有比恢复言论更重要的；政事的先务，没有比重视命令更重要的。如果确实能够恢复言论、重视命令，上面能够合乎天意，下面能够确实符合人情，天与人交相感应，灾害就不会产生，祸乱就不会发生。否则，天天有德音而人民不喜悦，天天有威罚而人民不畏惧。如果不喜悦，就没有人与你共同努力；如果不畏惧，就没有人与你共同遏止祸患。这不是靠裁定法令本身就能解决的。成就一时功业的人，是因为他的功劳受到宠爱；谋求百代利益的人，是因为他的名声得到荣耀。如果名声不足以劝人为善，就还要设置刑罚。这是小人所趋向的，也是君子所致力的。如今陛下的刑罚和赏赐已经足够，劝善惩恶、褒奖贬斥又都记载在文史中，君子竭尽忠诚，小人贡献力量，举起时把它看得像鸿毛一样轻，舍弃时把它看得像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为什么治理还不能成功？还要追求什么才会有效？不是陛下不能做，而是没有这样做。伏惟陛下诛杀逆党，罪责只止于首领，推究情由、查明罪恶，却不牵连他的母亲，这是帝王的刑罚。武将运送战车、拼命击败敌寇，厚重的恩典一定给予，爵位也一定加封，这是王霸之赏。然而善行得到彰显，即使身份卑贱也应赏赐；恶行显露罪过，即使地位尊贵也应惩罚。赏赐一人不足以使天下的善行受到鼓舞，赏赐就是不够；惩罚一人不足以禁止天下的暴行，刑罚就是没有发挥作用。如今应当赏赐时不遗漏细微功劳，只按功劳所及给予；应当惩罚时不为了制造暴乱，只按罪责所在施行。这样天下人才能都知道赏赐值得重视，刑罚应当引以为戒。制策说：‘从前主父偃在晁错造成的祸患之后，采用推恩；管夷吾使齐桓公成就霸业，推行寓令。’ 精心探求古人求取人才的用意，启发尚未明白的心怀；对于这些广博的见闻，本来应当详细研究。臣听说汉朝兴起时，鉴察秦朝灭亡、诸侯孤立的弊病，仿效《周官》广建诸侯的办法。授予茅土、分封土地，不再封立异姓。后来吴、楚强大，根本没有防备，晁错的策略还没有完成，七国的军队已经发动。主父偃想到过去事情败露的失败，希望使本朝强大，于是分封皇帝的子弟，使诸侯能够实行推恩。诸侯的封国像星星一样在上面分解，汉廷的威势便在下面通行，这就是他的谋略。齐桓公处在周朝末年衰微的时代，思量如何大力彰显辅佐霸业的功劳，意图兼并弱国，努力保存、攻击昏昧之国。他想施展自己的欲望，便致力于强兵，在郊野演习，使大国防备他的谋略；在朝廷演习，使小国谨慎防备。他的志向不可能很快实现，功业也不可能立即等待而成，于是把它作为隐蔽的政事，推行寓令，这就是他成就霸业的原因。制策说：‘执掌政权的方法，是垂衣而治、不多发言；完全交给下面，人民便任意行使私意；完全专断于上，下面便没有实际功效。汉元帝优游于儒学，盛业最终衰败；光武帝责成公卿考核，严峻政治并不美好。这两条道路如何取舍，尚未找到应当遵从的一条。朕心中茫然，实在疑惑。诸位大夫详细研究这些办法，把它们条理清楚地写在篇章中。事业由朕自身兴起，不要顾虑后来的祸害。’ 臣听说，契符是君主所掌管的。综合掌握它所防范、归属的事务，那么各种政务就会随着它得到振兴；职分是臣下所掌管的。履行各自的轨道，那么各种差役就能畅通运行。把职分交给臣下，并不是把权力也交给他们；让臣下专门执掌事务，也不是让他们专擅一切事务。赏罚、好恶的发出，生杀、恩威的权柄，这难道不是权力和操持吗？把这些交给臣下，那么君上的道理就无法施行了。提秤举尺、守持器具、执掌度量，这难道不是具体事务和职分吗？把这些全由君上专擅，那么臣下的功业就不能完成。不把操持之权交给臣下，怎能使用他们的才能？不让臣下专任其职，谁能谋划并取得成效？君主收掌大权，臣下履行所守的职分，正是如此。大权不能在君上那里高高孤立，臣下可以辅佐君主而成就它；臣下所守的职分不能全归属于下位，君主可以提举并使它彰明。所以《乾卦》的经文说：“居于万物之首。”《坤卦》的文辞说：“地道本身不成就功业，而代替天道完成终局。”《乾》属于阳，《坤》属于阴。阴阳相合，泰卦的形态便显现；阴阳相离，否卦的形态便显现。君臣之道，大概就象征着这个道理。汉元帝优游于儒学，而权力归于王氏，是失去了臣下专任其职的原则。光武帝把吏治事务责成三公，却又劳神于簿书，是把本应委托的事务全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一方面空疏放纵，一方面苛察狭隘，既不是中道，也不能作为臣下的规范。所谓阴阳、乾坤的道理，就是各自保持自己的职分，同时彼此感通，这样才能长久存在，并配合天地承载万物，不过如此而已。具有才干的人综合事物以研究政务，有见识的人辨明疑惑而不拘泥，能够体察的人抚循往事以治理长远，善于施用的人面对事务而达到最恰当的处理。若能神妙而明彻地运用这些，就可以辅佐天地陶铸万物，也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微臣固陋，遵从老师的学说，只是名义上相合而实际不足，承蒙询问而学识又不相称。进退失据，深恐触犯刑法，谨此答对。《文苑英华》第四百八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