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八　宋李昉等编　《防壁记》二 尚书省 《吏部尚书壁记》一首。《兵部尚书壁记》一首。《吏部郎中防壁记》一首。《吏部员外郎南曹防壁记》一首。《司门员外郎壁记》一首。御史台 《御史大夫壁记》一首。《监祭使壁记》一首。《诸使兼御史中丞防壁记》一首。尚书省 《吏部尚书壁记》　孙逖 吏部尚书，在周代相当于太宰的职务。它设置属官、陈述事务典制，周代官制中已经记载完备。秦朝废除古法，开始设置尚书；汉朝增加其制度，创立选部。所以汉灵帝任命梁鹄为选部尚书，就是这个职务。魏朝把选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自晋、宋直到北齐，都沿用这一名称。宇文氏建立的朝代依照《周官》设置大冢宰，设卿一人，大概就是承担这一职务。隋朝改革周制，又恢复称为吏部尚书。本朝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恢复为吏部，光宅元年改为天官尚书，神龙元年又改为吏部尚书。它总揽九流的要务，是六官之长；地位尊贵、责任重大，确实就在于此。自武德以来，多由宰相兼任，时而由此官兼领，时而由彼官兼领，交替出入。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时，此官空缺，便从众人中选拔，于是任命武都公由兵部尚书拜为此职。武都公出身宗室，才华英杰，是人中豪杰；以忠孝自我约束，以庄严谨慎成为法度，足以作为轨范。能够像秤和石那样公平衡量人才，对国家很有利，其影响深远啊！上天监临有唐，使众多吉士得以任用。历来担任此职的共有四十八人，美好的名声已经著录于国史。旧例应当保存于台阁，并系上年月日，这样才合乎《春秋》记事的义理。记载历代迁转，更可作为公卿的表率，以备官学之用，所以编列为壁记。《兵部尚书壁记》　杜頠 《周官》的大司马，就是今天兵部尚书的官属，掌管国家政务：用九种法令分封诸侯国，用九种征伐匡正邦国，登记我京畿的户籍，倡导并统领各地牧守。它广泛统理万类，使亿万百姓富足成长，筹谋军马事务，处在机密辅政的要地。自我大唐受天命以来，直到今天担任夏官的人很多，但能够位列台阶、进入宰辅行列的却很少。所以任用此官，必定看重亲近、德行、功勋和贤能。他们像清风一样和穆，辅佐我玄妙的教化，总是依照这些典制来保卫治理国家。开元三十一年冬十二月，诏令工部尚书李公主持这项政务，他的教化施行于当时，惠泽普及万物；他优游于学府，蔚然成为文辞宗师。凭借公族中的英杰，接受亲近贤能者的寄托；恰逢冢宰职位空缺、官吏中需要重要人才，便把国家的权衡委托给他，使他掌理国政。东巡之年夏四月，皇帝将要尊崇他的德行、酬报他的功劳，于是任命再从兄、开府仪同三司、持节朔方节度副大使兼礼部尚书、上柱国、信安郡王李祎。他天资具有礼乐之才，是衣冠士人中的秀异者；以忠诚匡救国家，以文章经营政务；谋略明达，道德高远，功业达到教化，昭示王道，得到皇帝的简拔和赏识。九命足以看出他的贤能，四次征伐足以观察他的功绩。在朔方镇守，以无须大举声张的征讨，八年便使北方胡虏平定；攻打右堡，凭借未列阵的军队，一个旬日便使戎狄降服。榆关战役中，出兵采用奇策，所以手持斧钺而军队获胜；大河之战中，严格约束军队，所以坐在帷帐中便能使军队强健。建立奉常的礼制，神灵与人事便能协调，上下便能和谐；依循夏卿的政务，万国得以平定，六卿彼此和睦；办理九州的政务，了解其奸邪，同它们协调财利；掌管六马之物，驾驭治理都有法则，按时讲习贡礼；掌握五兵的要务，以完成功业、治理事务，等待军事需要。这九项职事，都是司马政务所统辖的。王勤勉处理政务以求和谐，因此军政文书都得到整饬；整顿军队以举行搜狩，捕禽以举行苗猎，治兵以举行狝猎，大规模检阅以举行狩猎。这四时田猎，是司马教导所施行的。王敦厚施教而使人归于礼，所以祭祀典礼非常明备：开始时以法令显示其制度，最后以征伐彰明其德行。九种功业都得到治理，九种治理都化为歌咏，因此陈述过去的功烈，联系今天和将来的美善，把它写在墙壁上。《吏部郎中防壁记》　独孤及 太微垣五帝星座之后的十五颗星称为郎位，秦汉君主便仿照星象建立郎中之官。到魏世祖时，把尚书各曹分为六郎，每曹六人。今天的吏部，就是魏代的选曹，掌管选举、铨定考核，以端正公卿大夫、士人和郡吏的品位；凡官职的废置和官府的次序，每年年终都命令天下郡县考核、计报政绩，由郎官起草文书、提出议论，执笔完成，然后尚书从郎中那里接受成文。郎中的选拔，不是经过百炼之金、六钧之弓那样的考验，便不能担任。因此，任官者若不经过选曹郎而升进，就无法显露其才干的余地；这也像刀剑的锋刃没有斩过大牛、切过大玉，即使说“我将成为镆铘”，人们仍会怀疑。沿着这条途径升迁，迅速而且必定周遍三台；如鸟飞入两掖，登上掌管喉舌的职位、执掌选官尺度的人，十之七八都出自诸曹郎，其他曹郎没有能够匹敌的。乙巳年，河南贺若公凭借坚贞干练、诚信正直，实际任职于此。过去公任外郎时，在东曹任事明朗清彻，仿佛得到水镜；治理余杭时，吴地百姓和乐融融，仿佛遇到阳春。如今他来了，八种考核法则掌握在手，裁断事务而成就政务，综合贯通旧章，完全如同初任政事时一样。他曾以先贤的规矩足以规范自己；武德以来，官署数次更新，官曹改名共有五次。若不表明姓氏、不记载年代，就是废弃功德，后人将从哪里观察呢？所以谨慎列出，使我曹的历史存放在座位右侧。至于选部、司列、天官、文部这些名称，则各依照它们改革的先后冠列在篇首，以作记志。《吏部员外郎南曹防壁记》　权德舆

译汉廷的尚书郎负责辨明章程制度，掌管文书起草。东汉才开始以曹为名，把各曹中功劳和资历最为卓异的人转任选部。魏晋以来，这项职务更加繁重；国家法纪彰明，官员都遵循其规程。凡士大夫之类，还没有任命为大夫的，任满一年都要到京城调任。上报事务、领取俸禄，都必须先经过有关部门。起初在上元年间，天官赵郡李敬玄被称为称职，因为要复核官员簿册、排列次序、裁定成案，从端正根本到确定末节，不能不加以重视，于是请求设置一名外郎专门掌管南曹。后来有时诏令同曹郎分掌，有时诏令其他曹郎权摄其职，都是因为难得其才而慎重作此任命。大抵接受此命的人，众多士人必定把他们当作耳目，因为在公私、能否之间，任何情况都无法遮掩。由于事务委积、吏员的奇异和优劣、因缘诡诈等情形交错其中，如同市道一般，任职者若通达便宽简处理，若拘守则可能深刻苛细；只要在此取得成绩，便来不及展翅高飞，登上两掖、辅佐六职，获得这些职位会十分容易，快得如同乘驿传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性情温和刚毅，清正方直，敏捷笃实，风采气概和才干超过同辈。贞元十年冬，他从诸侯府属官转任从事，参加贤良对策，历任左右谏官、议曹、考功郎。贞元十八年正式接受这一任命，大概是因为他熟悉此事而且有能力。于是他用心坚定明察，以忠恕遵循事理，官府事务和品级制度都得到办理；尤其对违犯法令者严加拒绝，然后把成文的案状拿给冢宰、小宰审定。被罢免遣送的人没有怨言，领取俸禄的人没有受到诬陷；宽广从容地顺着事物的空隙处理，锋刃也不会受损。君子认为弘中的道术达到了折中的境界。过去《春秋》记载士縠，说他能够胜任其事；《鲁语》说，官署是早晚承受君命的地方。如今借官署来举用职任，正是《春秋》左丘明的意旨。至于龙朔、咸亨年间改制的说法，本文都不记载。《司门员外郎壁记》　前人 《周官》的司门，是司徒的属官；如今则是司寇的属官。员外郎在周代相当于上士，后来多次更改名称；到隋代称承务郎，武德初年确定为今天的制度，品秩为从六品上。大体说来，自汉魏以后，掌管各曹、办理事务，虽然时而有官职地位的升降，官职有轻重，或者百职损耗废弛、纷杂多端，但即使在即位之时也明白清楚，从未有草率越级、任用非其职的人。大概宗室公卿中的重要任职者，多从这条途径出身，因此要储备时世所需的人才、练习官府事务，必定要在这里进行。如今车书一统、道路往来频繁，而此职尤其繁重。彭城仲子，凭借修长的文辞而入仕，以讲说经义而有师法，从博士、祠部郎逐渐升迁到这里；又因在南曹停止铨选人才的辛劳，任职日久之后才到此职。他修养品性、自我约束，正是暗中践行君子之道。何况《大雅》所说的不懈怠、孔门所说的政事，以及古人的义理和家传法则，他长期讲习贯通；遵循、修养、磨砺，其成就哪里能够估量呢？至于关门出入的登记、设置险阻以防闲邪恶的意义，以及只稽查而不征税、守职而不紊乱等事，都明列在法令典章中，清楚得像贯串的珍珠，所以这里略而不述。仲侯因旧志记在屋壁缝隙间，担心毁坏磨灭，便使我这个浅陋之人书写以补充。贞元辛巳年夏六月记。御史台 《御史大夫壁记》　李华 您以文明照临百官，百官纠察邪恶，职责在于维护国家法宪；从京师端正教化下及诸侯国，教化所系并不只是威刑，御史大夫正承担着这样的责任。官员的任用和黜退取决于天子的心意，政绩和过失震动于众人的听闻。举用正直、废置邪曲，果断而不屈挠，那么公卿都会屏住气息，天下道路也会生威风；率领属官在朝廷上端正政事，使我们看到衣冠之士，不仁的人便远离。假如不是这样，便为君子所羞。政事的强弱、德行的轻重，因此名公在位时，天下都仰赖他。秦代设有御史大夫，汉代列为三公，职权辅佐丞相；丞相空缺时，御史大夫便升任，有时称司空，有时恢复旧号，史书足以证明。商议大政，必定下交丞相和御史；他们的官署古时称府，近世称台；衣冠、章绶、品秩等制度，都记载在正式法令中。圣朝推尊唐虞的高尚贤者，内承周汉不宾服的风俗，使人进入五福之中，荐乐于九歌；皇帝的德行广大远播而瑞草生长，天子的威势震动而獬豸来到，所以柱石般的老臣又被授予此职。从义宁到先天，升任宰相的有十二人，以本官参与政事的有十三人，曾任宰相而再任此职的有四人，借其威声震慑外部、按行军法的有八人。官名有时改称大司宪，御史台有时分为左右肃政，废置并不固定，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开元、天宝年间，刑罚搁置不用，百姓得到休养，因此事务简要而职任更加重要，地位清要而更加尊贵，职位难得其人，多选用有功勋有德行者。其中升任宰辅的有四人，兼任宰辅的有二人，曾任宰相而再任此职的有一人，兼任节度使的有九人，异姓封王的有二人。尊号加孝德的那一年，乐成公由尚书左丞兼文部迁任崇德。公通晓并发扬礼经，承继文雅之道；像张仲那样孝友，像仲山甫那样辅佐明达。他的风度可以师长人伦，举止可以训导天下；如高山镇定，如嘉量公平；内心是百行的根本，身体具备四时的气象。《雅》诗说：“文武吉甫，万邦以他为法宪。”乐成公正是这样的人。至于在没有诉讼之前推行政教，在祸患尚未萌发之初便加以考虑：祸患未萌便预先考虑，就不会求取繁琐而不得其要；没有诉讼便施行政教，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好？宽容细小瑕疵而顾全大体，恢复旧有故事而成为新的政令；小人畏惧法令，君子心情平坦；国家没有隐情，神明面前没有惭愧的言辞，这正是堂堂正正的大雅风范。起初防壁上只列出历任前政的姓名，记载而不叙述。公认为这是艰难而重要的选择，将等待后来的俊杰；又说我李华曾经充任属官，或许知道旧事。承蒙赐简作文，至于缀辑文辞的才艺，我实在很少能够符合这份非同寻常的期待，所作答复只是质朴而缺少文采。天宝十四年六月 十四日记。《御史中丞壁记》　前人

译皇帝接受上天的明命，垂统将近五十年，大道已经成为风俗，百姓受到感化而改变；百官设置却没有扰事，三种刑罚存在却没有案件可论，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形。然而仍认为丰收岁成要凭借降霜，治理人民要本于执掌法宪。任命宪司，尤其要核实名实，这样王道才会长远。考察风俗、平反冤屈、打击邪佞、延揽贤俊，这些由谁来掌管？职任只在御史，副长官称中丞，由两位大夫统领属官。士丐是伯禹的辅佐，司马是令尹的副职，这是古代的制度。汉代仪制中，御史大夫辅佐丞相以备其缺，参与掌管国家纲纪，很少亲自处理府事，所以由中丞专门负责。大概是为了消灭凶人的豪强、扶持君子的道义，使各自施展志向而不受牵制；其行动和进退与大臣分开，地位稍有动作便能使朝廷百官震动，这样才适合政体。晋、宋、元魏以来，没有御史大夫，于是中丞的威望更加尊贵，礼遇也提高等级，像烈火熊熊，像秋霜肃杀，不可侵犯。正值时代清平、没有诉讼，朝廷崇尚宽政，像行苇一样忠厚，王化的根源在此；周室的仁德施及草木，和乐平易流传在颂声中。汉文帝雅好黄老之学，公卿以谈论他人过失为耻，于是推举盛德，仪法刑范也显著了。何必用明察苛细的做法使主人恐惧呢？想把这种道理施行于军旅之中，所以东西两方的幕府都兼任御史大夫，其他军府多借用宪司的名号，这是圣皇的志意。天宝年间，君臣在道德方面又更新教化，以尚书左丞张公为御史大夫，以少府大卿庾公为中丞，天下都一致称善，名教因而受到劝勉。大夫和睦，中丞便能辅佐；羽翼得到清风的助力。中丞奉行大夫的政令，就像律吕以黄钟宫为根本。年高博学的儒者和硕德老臣，很少说曾遇到过这样的盛况。公中和的德性完备，深沉涵养经学之德；平易正直而又勇武，温文而清正。他遵循王道来整顿各方，由自身端正百官法度，此外都是余事。古代记事的人，先写德行而后写事务；至于任官的起始、官署恢复的年代、名号冠带的差别、俸禄品秩和员额的数目，贵在辞语简约而抓住要领，况且这些大家都知道，今天就不再抄录。李华学识浅陋，文艺又承受诏命而惶恐无措，群言之首的文章不是我所能胜任；但我毕竟是旧日属吏，姑且努力以报答恩德。天宝十四年九月十日记。《监祭使壁记》。凡制。柳宗元。《礼记·檀弓》说：祭祀之礼，与其敬意不足而礼仪有余，不如礼仪不足而敬意有余。一定要礼仪和敬意都充足，然后祭祀的意义才能实行。周礼中，祭仆视察祭祀以及有关部门、百官的戒备，并惩罚不敬者。汉代由侍御史监临祠祭；唐代开元礼规定，各种大祀、中祀，都由御史监临祠祭；祠官有不合礼仪的，就上报。刻印移文时，便称为“监祭使”。宝应年间，认为这种礼制尤其不同，改号为“祠祭使”，不久又恢复旧称。又规定，凡供应祭祀物品的官吏，即使正当斋戒期间，也可以用杖责罚。因此，礼仪和敬意都没有不足。圣人举行祭祀，并不一定是把鬼神当作真实存在的神灵，大概也是借此附益教化。祭祀天地，是表示尊敬；不严肃，就无法教人敬重。祭祀宗庙，是表示扩大孝道；不严肃，就无法教人亲爱。祭祀有功业的人，是为了报答德行；不严肃，就无法劝人为善。所有严肃恭敬的做法，都从法制开始；奉行法律、遵守制度，是由御史负责的。所以将有祭祀时，祠部上报日期，吏部上报主持官员；奉诏书前来告知，然后颁布给有关部门，以谨慎办理各项事务。太常修治礼仪，光禄寺备齐祭品，百工的劳役都在前一天到达祠所，进行考核检查。御史防备公卿和有关官员，手执笏板到场监督。因此，黍稷等祭品、牲畜、酒、菜、果实等供馔，必定充实于庖厨；钟、鼓、笙、竽、瑟、琴以及击奏之乐，悬挂乐器的簨簴和舞列的数目，必定齐备于庭院；酒樽、彝器、罍、洗、俎、豆、爵等器物，必定陈列于坛堂之上。奉献祭品的士人、赞礼的童子、乐工和舞师，以及执役和警卫的人，都列队确定实际人数；在堂下设置刑杖，以施行官府刑罚，于是群吏没有敢不备齐物品的；把奏牍排列在案几上，以严肃天子的法宪，于是众官没有敢不尽心诚敬。祭祀当天，先登上西阶站立，等待祭事结束。祭礼中的周旋进退、音乐的节拍，都必须全面知悉。退下后还要察看焚烧、燎祭和埋葬祭品，以恭敬到底。平时则考核四方进贡的祭祀物品，按时送入王府；祭服、器物的修整准备，祠宇的修缮，牛羊毛色和清洗的节度，以及三宫御廪的供给，都全部备办而听候命令。旧例由监察御史长期担任此职；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职位多有空缺，我的班次在三人之下，便升任并掌领此职。第二年，中山刘禹锡开始恢复旧制，依照礼与敬来监督有关人员，于是官府事务更加有条理。制度命令有不合时宜的，必定上报皇帝，加以革除和纠正。于是开始撰写此记，从簿书中查得曾担任此职的若干人，将他们书写下来。《诸使兼御史中丞防壁记》古代把向四方修治政务的人称为使。如今的制度中，奉命统率军队、职务上没有其他统属的人，也称为使。凡是使的名号，大概都是专门负责某事并推行其道的。开元以来，这种制度更加重要，所以取御史之名加在其上。直到现在已有若干年，兼任御史中丞的有若干人。他们出使绝域，统率军队，巡按州部，专管财货粮食，使远方之人归附，巩固王朝谋略，整齐风俗，调和关市衡量。大的则在内平定恢复，在外开拓安定，都能够借此壮大威势、张扬声望；他们的作用深远。借用这一名号来任职，而尊严达到如此程度，何况在朝廷端正法宪、在天下树立声威呢？他们用来辅佐君主、匡正人的作用，就更可以知道了。武公凭借厚重德行在位，非常适合这个官职。我察看他的官署，见到记载诸使兼御史中丞的旧记，但多有缺漏，于是从诏制中查求原委，又向史官核实，增补使记载完备。于是命令属官书写，并且说：“从这个名号观察它实际承担的事务，后来居于此职的人，就会因此敬慎办事。” 《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九　宋李昉等编　《防壁记》三 寺监 《太常少卿防壁记》一首。《鸿胪少卿壁记》一首。《著作郎壁记》一首。《秘书郎壁记》一首。《四门助教壁记》一首。府署【附街】《京兆少尹西防壁记》一首。《右街副使防壁记》一首。寺监 《太常少卿防壁记》　独孤及 太常掌管玉帛、钟鼓等礼仪和文物，用来报答天地、神祇、人鬼的根本恩德。凡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唐虞时称秩宗，周代称宗伯，秦代称奉常，汉代称太常，所掌管的事务是相同的。后魏太和十五年开始设置少卿一职，“少”是小的意思，用来区别两卿大小的次序。也如宗伯之下有小宗伯，列国有上卿、下卿，郡中有郡守、郡丞，都是低于一等，以少卿参佐长官，帮助完成事务。按照旧例，自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升迁为亚卿的，必定经过太常寺。所以官职因职权而显赫，所在之地因任职者而尊贵，其他八卿都不敢与太常相比。广德年间，皇帝尤其慎重选择官员，留意礼乐。选任时看重才能而不看资历，重视恩泽而不只看劳绩。认为李公是卿相之才，于是破格任用他，将使他以忠孝敬慎、严肃恭敬来对待神灵和人事，并且振兴官府政令，使无不恭谨。当时正商议斟酌前贤遗制而有所损益，却看见壁上的旧记已经漫漶湮灭。于是五月己丑日，把历任者的姓和名全都书写出来，使它们像珍珠贯串，抬眼一看，俨然如同贤者面对着自己说：“贤者，我可以得到他们作为老师；不贤者，我把他们当作琴弦来警戒自己。” 贤能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呈上文牍以后，便命博士、河南人独孤及为此撰写记文。《鸿胪少卿壁记》　逊逖 鸿胪是汉代的官名，掌管归顺的蛮夷，供给他们饮食，辨明他们的等级威仪。周代称大行人，秦代称典客，汉代称鸿胪。其属官有译官和郡邸丞。鸿胪长官以及后魏太和年间，各寺都设置两名少卿，掌管辅佐卿的事务。也因为传记称他们为亚卿，典籍记载有三少。官位或有兄弟长幼的差别，但接受任用都归于辅佐长官、完成事务；选择贤能者担任，正是这个意思。大唐彰明贤才、建立政事，考察古制来任命官员，使远方的人归服，安抚所属民众。肃慎前来朝贺，渠搜立即归顺；向他们显示干羽之舞，以冠带礼制使他们相通。真正胜任这一职务，哪里容易找到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像野王那样善于治理，像玄成那样精通经术，像德儒那样见识明达，像元方那样声望美好，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兰陵萧公，是朝廷中的俊德之士；他触察邪恶、秉持法宪，为人雅正而受人尊重。他起草诏议任郎官，入朝掌管王言，出任地方长官。皇帝询问后认为完全合适，公于是来到这里；又有出使黄华的任命，正好显示他兼具多方面的美德。于是寻求历任官员的旧迹，铺陈历代迁转，说明授任都有章法，表示名位器用不能虚假。从嗣圣以后，均记在墙壁上。《著作郎壁记》　李华 使天下得到教化，没有比文章更重要的。文章中最重大的职掌，就是修国史，职责在于褒贬、惩戒、劝善，辨别昏明。因此《駉》诗歌颂鲁侯，《祈招》讽谏楚子。史官的职责，还包括著述。大概这是帝王显示天命的符瑞，也是教化民众的最高方式。过去沮诵、仓颉担任黄帝的史臣，文字由此产生，来历已经很久远了。至于南正、北正，设置于颛顼之时；羲氏、和氏，任命于唐尧之时。经过虞、夏、商三代，世代安排天地四时。周代官制中，宗伯所属有太史，负责确定岁时以安排政事；小史负责安定世系、辨明昭穆；内史接受臣下的进言和询问，向君王报告以便听政理事；外史向四方传达文书名称。前代志书所载，有左史记录事务，有的规谏君王过失，有的在朝廷掌管纠察过错；所掌事务虽不同，但使君主归于善道是一致的。传记说：“天子有掌管历日的官，史官便可安逸；史伯就是这样的人。诸侯有掌管历日的官，裨灶、子韦就是这样的人。倚相在楚国，南史在齐国，董狐在晋国，都是国家史官正直的代表。政事得到施行，天地人三灵便没有灾异；政事停滞，各种法度就都危险。因此先王重视史官。”到了汉廷，也参照采用周礼。太史公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司马迁把金匮石室中的文书缄藏起来。到了东京洛阳，永平年间，特地下诏让班固在东观撰著史书，继承这项事业的是杨彪、蔡邕；从此太史令只掌管天文、律历而已。《小雅》衰微、周室衰败，圣人孔子诞生；鲁国之道受到尊崇，而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将要坠失。德行达到极致却不能与天地相通，孔子因获麟而感慨，因岁时祭蜡而叹息，于是制定国家典章，由左丘明为之作传；借历象来端正时令和纪元，借鬼神之事来声讨有罪者，使善人受到劝勉，使淫邪之人感到恐惧，这正是百代英才所赖以施行的事业。假如前代缺少能写文章的史官，长期没有记录事务的官员，即使舜、禹的功烈也无从传闻。国家和家族有了政事，凭什么依循正道而行呢？魏太和年间，开始以“著作”为官名，隶属中书。晋元康年间，改属秘书省；穿朝服单衣、戴介帻，才开始亲自处理职务；必选名臣担任。此官历经宋、齐、梁、陈，官品为第六品；元魏、高齐、周、隋，品秩为从五品。魏代有王沉以侍中兼任，卫凯以尚书身份兼带此职。晋代如史才优美的陈寿，由佐郎升至尊为元舅的地位；庾亮以中书令兼领。宋代有徐爰、何承天，齐代有沈约、裴子野，梁代有陆云公、姚察，陈代有顾野王、张正见，后魏有崔光、高允，北齐有邢子才、魏收，周代有苏亮、柳虬，隋代有虞绰、王邵，都是一朝选出的名臣。

译贞观初年，诏令梁文昭公、郑文贞公统领杰出的儒士和才俊修撰五代史，天子亲自参与删削定正。它与《春秋》相合，史官的光耀真是巍巍盛大啊！因此在宫内设置史馆，另立史官，多让著作郎兼领其职，而原来著作郎所属掌管的，只有碑志、祭祀等文章还留在那里。然而由于著作郎能够综合众家言论，又居于天子之侧，出任地方长官，转任郎官，经营文章，昭明宣扬政教，有的升任秘书少监，有的擢任中书舍人，确实不是容易替代的职务。上天降命，圣贤相继而为唐；唐代设置官职，无不是俊杰。虞永兴，德行包含大雅之美；魏侍中，才华足以辅佐君王；郑吏部，文辞声韵绝佳铿锵；崔司业，雄健文辞飞动，他们都曾任此职。如今皇上兼具帝王的至高功业，总揽文武方面的才能和事务，思考如何比拟并尊崇轩辕、太皞，继承并美化唐尧、虞舜，润色宏大的治道，阐明皇帝的正道。问谁进献箴言，就有宾客崔氏；问谁执掌史册，就有恒传吴公【此处文字疑误】。胡谕德在诗骚中运笔自如，韦庶子贯通古今如贯珠，济济一堂的众多士人，当时都掌执文章，盛大极了！这可与《雅》《颂》同样使天下同风。名岳已经迁徙，另行封为天柱；旧有章程没有改变，仍列于周官。登临蓬莱之峰，往来于秘书藏室的深奥之处，从容而尊贵，确实是君子保明、弘扬大道的职司啊！如今这位大著作、清河人崔公，名杰，于天宝三载由秘书郎升任此职。他阅览天禄阁的图书，置身于人文的苑囿之中，以三德修养自身，以六经研治思虑；持谦逊而显荣，喜好善行且善于选择。惠风吟过秀水，朗月映照平静的流水。他家世代都是元臣，家业称为茂盛的根绪；建造壮丽宫室的人，难道不是取材于邓林的高大树干吗？他以儒雅的姿态，承继班固、蔡邕之后，传播美好的声誉，通达于清明的朝廷，那么各种福禄都会随之而来，哪里会有尽头呢！此前所作任官题记，没有列在齐部，因为我以华美官职忝居未班，得以参与闻知前人的旧事，承受任命实在惭愧，谨敢叙述此官职的职责。时在天宝七载二月辛亥记。秘书郎壁记　权德舆 按照《六典》，秘书郎有四人，品秩为从六品，通常分别掌管四部书，以甲、乙、丙、丁作为标目。从前汉武帝把天下文籍聚集在广内，称为中秘书。魏晋之际，秘书与中书有时分开、有时合并，所以说这个职位接近日月，应该位居三台之上。丞、郎的地位与南宫相当。历代对此都有论辩，地位也随时势而有轻重。国家初年追念汉廷延阁的制度，轻视江左贵族选任的旧习，开始让岑江陵、虞永兴、褚河南相继担任此职。此后文采斐然的文学之士很多。这样看来，先王的制度，记载官师的教训，掌管九流百代的典籍，如同串联的珠子。学习与做官都很优长，并且能相互发挥作用，恐怕就在这里吧？今年春天，荥阳郑君具瞻从泾阳尉丞任上奉诏授职。郑君质朴厚重而行动敏捷，坦荡平易而具有明察的见识，并且是中书相君的令弟。正当任职满一年，调入选部。论说吏员资历，须积累三次迁升才达到这个职位；如今越级任用，足以看出申明恩典、审慎任官以及和乐宽裕的原则都已充分体现。在晋代，郑默兼任内外三阁的职务，开始删去烦琐文书，使朱紫官服不相混杂。开元初年，您的祖父颍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都由礼官博士相继升任这个职位。各位伯父、叔父、兄长，有的脱去布衣便主管校勘，有的因功劳资次而奉朝请；含蓄自持、开始做官的人，多半从这里起步。正如桓公、武公世代担任卿士，大概就是因为善于履行其职而适合担任它的道理。您认为我曾学习旧史，能够知道书府官职沿革的原因，所以让我编次郎官的职位，把它彰明张挂在屋壁上。时在贞元庚辰年秋九月记。四门助教壁记　柳宗元 周人把虞庠设在四郊，用来供养老年国臣、教育贵族子弟。《祭统》说：“天子设立四学，大概就是这种制度。”《易传·太初篇》说：“天子早晨进入东学，白天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晚上进入北学。”蔡邕引用这段话来确定明堂的位置。《大戴礼·保傅篇》说：“帝进入东学，是尊贵仁人；进入南学，是尊贵德行；进入西学，是尊贵诚信；进入北学，是尊贵爵位。”贾谊叙述这些话来阐明太子的教育。因此说：“作为主管大教的官员，四学的制度就都具备了。”这既参照明堂的政事，又探究大教的极致，其建置的意义是宏大的。后魏太和年间，在四门设学，设置助教二十人。隋代才隶属于国子寺，并减置为五人。本朝开始与太学合并，又减至三人。员额和职位越简少，任官就越困难，不是通晓儒学的人不能列入其中。四门学的制度，是掌管国中的上士、中士、下士三等，以及侯、伯、子、男四等。凡是贵族子孙中属于胄子的，以及平民子弟中属于俊士的，都让他们从事学业、居于相应次序，接受师儒之官的考核和订正。助教的职责，是辅佐博士掌管击鼓入学、执笏行礼等政令，分别对学生进行教育。对那些通晓经书、勤奋学习的人，年终一定升送礼部，听候选拔考试。考核学生的升降进退，必须斟酌中正之道；不是博雅庄敬之士，本来就不能任此职。因此有人离开这里而升入朝廷：贺秘书由此成为博士，归散骑由此成为左拾遗。旧制中拾遗是八品清官，所以必须让名实相称的人居任。贞元年间，王化已经成就，经籍事务稍稍清闲，有司命令大学官员任职，许多人却认为这很容易，专门追求声誉、喜好文章的人都以担任学官为耻。到这时，河东柳立开始以进士身份请求署理此职，天水武儒衡、闽中欧阳詹又相继而来。这一年四门助教共三人，都是文士，京师人以为奇异。我与柳立同祖，与武公同登礼部，与欧阳生在文章上志趣相同。四门助教署从未记载前人的姓名，我因此为它作记，并从这三位开始。府署【街附】京兆少尹西厅壁记　权德舆

译汉代制度，三辅丞的秩禄为六百石，到了东汉为千石。魏晋时成为京兆郡，称为治中。到了隋代称司马，又称赞。国家开始沿用前代的旧制而加以防范，重新改定名称。到开元初年，命名为少尹。员额两人，品秩为四品。总理各种事务，并分担长官的职责；辅佐官师，树立法则，帮助推行仁慈恩惠；向下督察掾史和属城的治理，推举他们的功劳和善行。总的说来，积厚而不屈，行中正而有条理，和谐协调、团结和睦，宣扬彰明教令。不是文才、行政才能完备的人，不能担任此职。贞元十六年春二月，诏令弘农杨于陵、字达夫，由吏部郎中来任此职。此前达夫辅佐元侯时，四次进入御史府；登上御史台后，五次担任繁剧曹司的郎官。他文章美盛，品行正直温厚，折中处理宪令，大小事务都能勤勉办理。这样的人本应掌管名器诏命，列侍君王左右，却仍以吏治才能在浩大繁忙的府署中历练。难道是上天爱惜人才，让他在京城脚下承受覆育滋润吗？还是暂且考察他的才能，将要重用他吗？当初西少尹办公的厅堂，长官黎氏在大历年间因地势临近而取作亭台池沼，所以迁建到这里。此后该官职很少配备，任职者又不追溯前任的根本，这座屋宇渐渐废弃。等到达夫受任，不到十天，他的同僚也接踵而来。于是达夫征召缺员，遵循旧例；弘又必定修缮屋舍，以辨明各自的处所，使他们安守职事并修明其规章。凡是专门督察的事务，包括武备和马厩设置、刑书与纠察禁令、工匠劳役和道路开闭，以及三右曹的事务。大凡天子辖境之内的治理，没有不参与、没有不抗言的。称职者，有时降低品级而选入近侍，有时提升才能而擢任大吏。辅佐六官、分理十联，都是他们升迁的次序。因为旧记已经湮没散失，担心失去传承，如今从大历元年起，以下依次列出姓名和年月，使后来的风采相连，并作为旧志。右街副使厅壁记　欧阳詹 “使”设有副职，“副”的意思是继承；它是辅佐而不是替代，既用来补足使职的缺额，又辅佐其失误，这大概也是副使的职责吧？本朝街使的副职，职责重大。天子外有六合，所以在京城内部开辟六街以通达四方。外面如同庭院台阶，里面如同堂室；要使外部安静，必先使内部安定，于是设置街使来整治，这是我唐代的新制度。大概是用来警戒整肃天街，纠察远处的王室过错，统领环卫、巡防、引导道路的士卒，专门防守边角要地，巡行禁令。京师是豪杰英贤汇聚之都，也是蛮夷戎狄聚集之处；车轮拥挤、行人叠足，若凭借人多而扰乱防守，那么尸体的移动必然由我来察看；若加以察看，眼睛就一定能发现其瑕疵。因此九城之中，乘车者避让、贵者负敬、年长者受到尊重；金玉即使遗落也视之如土，弱小者即使可欺也如同受伤者般对待；出门仿佛有宾客，礼让道路仿佛有神明；人群如云起鸟合而不暴乱，从东到西都能各遂其愿，纷纷扰扰中仍能安居其中，恭谨敬畏中仍能谨慎自守。六合清平安宁，六街是其源头，那么街使的功劳，副使也同样有份。贞元八年，皇上让元舅兵部尚书、大金吾濮阳公兼任右街使，使他访求忠良来辅佐自己。濮阳公先依据节操品行，其次考察才能，再加上历练资历，又凭借旧日交游，得到建州别驾、前尚衣奉御高阳许公，推荐上报。皇上平素知道许公的名声，当天召见；他的陈述和才实与过去的声誉相符，本应在殿庭赐给他紫绶金章，但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濮阳公让许公以本官身份任此副职，街署的政务全都交给他办理。许公沉静而敏捷，清正而真诚，坚守禁门枢要，深挖事务根源；不必告诫，部伍就更加整肃；不必督察，街道就更加有条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条大道四面通达，风平月静，职责在他这里得到彰显，他对此无愧。后来调任蕲州别驾，仍任副使，以表彰他的劳绩并记录他的才能。人的事迹因行为而产生，言论因事实而树立；观察许公整治此署的功绩，便可了解国家设置此署的意义。于是记录其意义、彰明其功绩，为许公写下这篇厅壁记。将来若有人接替许公、履行此职，责任如此重大，德行也不可轻忽。列在许公左侧，即使有百位名家也可以。贞元十一年五月记。《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