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卷六百二十二

译《论摄养表》一首 《谏五品已上妻犯奸不没官表》二首。《请宫中，眼花浪见不得，辄奏表》一首。《谏东宫物少于魏府长表》一首 《谏欲观起居纪录表》一首 《谏山陵制度过厚表》【太宗】虞世南【贞观九年】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帝王之所以实行薄葬，并不是不想使坟墓崇高显赫，用珍宝器物来厚葬亲人；但仔细说来，高大的坟墓、厚重的墓道、珍贵器物全部具备，这恰恰只是成为亲人的负累，不能称为孝。因此他们深思远虑，安于俭薄，把这看作长久万代的计策，割舍通常的人情而决定这样做。从前汉成帝修建延昌二陵，制度非常厚重，工程费用极多，谏大夫刘向上书，言辞深切，都合乎事理，大意说：‘汉孝文帝居于霸陵，凄凉悲伤地感慨，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用苧麻絮填塞，再在中间涂漆，这难道还能撬动吗？”张释之进言说：“假如里面有可供人贪求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固，仍然会有缝隙可钻；假如里面没有可供人贪求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死者没有穷尽的期限，而国家有兴废，张释之所说的是为无穷久远考虑。汉孝文帝醒悟了，于是实行薄葬。’又据汉代的法令，君主在位时，把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用于修建山陵。汉武帝在位年岁长久，等到下葬时陵中已经再也容不下东西。霍光不明白大体，奢侈过度；后来到了更始帝败亡时，赤眉贼进入长安，挖破茂陵，取出的财物仍然不能取尽。无缘无故聚敛百姓的财物，供盗贼使用，实在毫无意义。魏文帝在首阳山以东修建寿陵，并制定终制，大意说：‘从前尧葬在寿陵，依山势作为形体，不种树，不起封土，不建寝殿、园邑；棺椁只要足以收藏骨骸，衣衾只要足以使尸肉腐朽。我营造这个不食人间供养的墓地，是想让改朝换代以后的人不知道它在哪里；不收藏金玉、铜铁，一概使用陶器。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盗掘的坟墓。自天下发生战乱以来，汉代各陵没有不被挖掘的，甚至连玉匣金缕都被取走，骸骨也全都毁坏，难道不令人深重悲痛吗？如果有人违背诏令擅自改动，我即使死后也要被戮尸，死了还要再死一次；这是不忠不孝。即使魂灵有知，也不会保佑你们。把它作为永久制度，收藏在宗庙里。’魏文帝这一制度，可以说通达事理。假使陛下的德行只同秦、汉的君臣一样，臣也就闭口不言了，不敢有所进言。臣亲眼看到陛下圣德高远，连尧、舜也有所不及，却降低自己同秦、汉君主一样奢侈，舍弃尧、舜、殷、周的节俭，这就是臣忧愁不安的原因。如今营造这样的丘墓，即使其中不收藏珍宝，也没有益处。万代以后，人们只看见高大的坟丘和墓冢，难道会说里面没有金玉吗？臣愚昧的意见认为，汉代霸陵本来依山势修建，即使不起坟，自然也高大显著；如今所选择的地方地势平坦，不可能不起坟。应当依照《白虎通》所陈述的周代制度，修筑三仞高的坟墓。墓地中央的制度，各方面都应尽量减少。工程完毕之日，在陵墓旁刻石，说明丘墓封土的大小、高低制度。随葬明器所需之物，都用陶器和木器，合乎礼制典籍；一概不得使用金、银、铜、铁，使后代子孙全都遵奉。把一份制度收藏在宗庙里，难道不是很美好吗？况且臣下除去丧服，只需三十六日，已经依照霸陵的制度办理。如今又修筑坟陇，并且以长陵为法，恐怕不合适。恭请陛下深察古今，为长久之计。臣的一片赤诚，只愿万岁之后，神灵永远安宁；陛下的孝名也将流传无穷。《论封建表》【太宗】颜师古 臣颜师古上言：臣听说，前年陛下亲自发动圣虑，将要颁下明诏，广泛询问卿士，议论实行封建。这实在是独自领悟天机，见识精妙而深远，既合乎时宜，确实也是治理国家的要务。然而议论的人意见不一，各自执守不同的说法。有人想追法殷、周，远远尊崇上古，把天下土地全都封为诸侯国，使平民百姓和群臣都赐予茅土社坛。有人说，承接弊病之后，人口稀少、土地空旷，封建之事全都还不能实行。两种说法都没有达到最高道理，也都失去了中正之道。为什么呢？古今风俗不同，质朴与文饰也不同，不能徒然采纳虚名而违背实际成效。如果立即废除州县，分为列国，无功而接受封爵，让平民专门统辖官吏，那不仅不合道理，制度本身也难以建立。至于像磐石一样的根基，确实要依靠藩屏；皇族支系、帝王子弟，正是托付他们作为城墙屏障。臣以为，汉高祖平定乱世，惩戒前代过失，大力设置九国，杂用霸道，规模宏大而深远，历代国运延长。近代风俗浇薄浮华，不树立宗室子弟，虽然有王侯的名号，却完全没有藩辅的实际，所以容易倾覆动摇，倒下后无人扶持，前代贤哲已经评论得很完备。臣愚昧地认为，当今的要务，没有比衡量远近、分别设置王国更重要的；均分各王的户口和封邑，使强弱相互补济，划分地域疆界，不得过大，并间杂设置州县而居，使它们互相维系，永远不能彼此倾夺；使各自守住疆界而不能作恶，协力同心，就足以扶助京室。然后请陛下下令分封诸位皇子，让他们各自前往封国，替他们设置官僚，官员都由朝廷统一选用；除法令规定以外，不得擅自施行威刑；朝贡礼仪都制定成条文。把这项制度确定下来，使它万世长久，那么狂妄狡猾、暴虐傲慢的心思就会断绝，本朝也没有惊惧忧虑了。臣冒昧献上管见，恭听陛下采纳取舍；若有不合宜之处，反而冒犯圣听，臣退下后更加战栗恐惧。惶恐谨言。

译《论左右丞须得其人表》刘洎【贞观十一年时任治书侍御史】臣某上言：臣听说，《尚书省》总理万机，实在是政治的根本。臣考察这个职位的选授任用，确实很难，所以把尚书省八座比作文昌星，把左右二丞比作管辖政务的官员。至于郎官、曹官，上应列宿，如果不能称职，窃居职位就会引起讥议。臣看到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拖延停滞，文书案件壅塞。臣虽然确实庸陋，但请让我说明它的根源。贞观初年，还没有令仆，当时省中事务繁杂，是现在的两倍；而左丞戴冑、右丞魏征都通晓吏治，性情平正刚直，遇到事情应当弹劾举发，毫不回避。陛下又给予他们恩慈，自然使事物肃然，百事不懈怠，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到杜正伦接任右丞时，也颇能严厉整治下属。近来法纪纲维不能振举，又因为勋臣和皇亲居于职位，品德才器不称其任，功劳和势力彼此倾压；凡在官署中的人都不遵循公道，即使想要自我振作，先又害怕喧嚣的毁谤。所以郎中凡事只知抑制争执、请示禀报，尚书犹疑不决；有时害怕上奏，事情因而拖延。案件即使已经查理清楚，仍然反复退下重办，没有期限，也不追究迟延；一经发出，便拖延多年。有时迎合旨意而失去实情，有时为了避嫌而压制事理；勾稽各司只把案件办成形式，完全不究问是非；尚书把使用奸巧之人当作奉公，不论是否恰当，彼此姑息，只求弥补敷衍。况且选拔贤能、授予有才能的人，非有才者不可举用；上天的职分由人代行，怎么可以妄自授予？至于尊贵的亲戚和开国元勋，只应优待他们的礼秩；有的年老衰迈，有的积病而神智昏聩，既然对时政没有益处，就应当让他们退处闲逸，长期妨碍贤能之路，实在不可。要挽救这些积久的弊病，暂且应精简并选好四位官员：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果都能得到合适的人，自然纲纪法度就会严谨振举，也应当纠正奔竞逐利的风气，难道只是为了止息办事拖滞而已吗？这一篇在六百九十六卷中，疏文重复出现，现已删去。《谏诰难公卿表》【太宗】前人 臣某上言：臣听说，帝王同普通百姓，圣哲同庸愚，上下相差悬殊，根本无法相比。因此，让最愚笨的人回答最圣明的人，让极卑下的人面对极尊贵的人，只想勉强自己，也是做不到的。陛下降下恩旨，展现慈和的面容，垂下冕旒来听取言论，虚心接纳意见，还担心群臣不敢应对；何况发动神明的机智，纵情施展天赋的辩才，修饰言辞来驳斥其道理，援引古事来排拒其议论，想让普通百姓从哪里找到应答的途径呢？臣听说，上天以不言为尊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行，老君说“大辩若讷”，庄子说“至道无文”，这些都是不愿烦劳的意思。因此齐侯读书，轮扁暗自发笑；汉皇仰慕古代，长卿进言讥刺，这也是不愿劳累的意思。况且记忆过多就会损伤心神，言语过多就会损伤气息；心气在内损耗，形体精神在外劳累，起初虽然察觉不到，后来必然成为负累。应当为了社稷而自爱，难道是为了性情爱好而自我伤害吗？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升平，都是陛下努力施行所达到的；想使它长久，并不依靠辩才博学，只应忘掉个人好恶，谨慎取舍，每件事都敦厚质朴，一切都出于至公，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至于秦始皇政令强硬、善于辩说，却因自我矜夸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才华宏大，却因空谈虚说而损害众望，这就是才辩造成的负累，清楚可见。恭请陛下收敛这种雄辩，浩然养气，简省那些缃帙图籍，使眼目淡泊而自得，从而使长寿如南山永固，使百姓都归于东户之治，那么天下就大幸了，皇恩也就完全实现了。这一篇在六百七十五卷中，书信类文字重复出现，现已删去。

译《论太子初立，请尊贤学表》【后篇题作《请太子尊贤重道书》】前人 臣某上言：臣听说，君主到郊外迎接四方诸侯，是孟侯用来成就德行的办法；太子在学校中以年长次序行三次谦让，元良由此养成贞正品德。这些都在于降低主持祭祀者的尊贵身份，申明臣下交往的道义，所以能够使草野之言都得到进献，使圣明的询问通达四方；不出宫门，坐在其中就能知道天下，遵循这条道路，便可以永远成为宏大的基业。至于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在妇人手里，从未经历忧患恐惧，没有途径了解风俗，即使天资神妙莫测、生来聪慧，要洞察事物、成就事业，终究也要依靠外在的劝导。尊奉干籥之乐，聆听这些歌谣颂诗，凭什么辨明各项政绩、考核常伦呢？历来考察贤人圣人，都依靠琢磨玉石一样的教导。因此，周朝太子是上等贤哲，以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为师而更加充裕；汉代嗣君深厚仁慈，引进园公、绮里季等商山四皓而彰明德行。原本太子关系着宗庙社稷，善恶的关键，兴亡都在于此；如果不在开始时勤勉，终究会在最后悔恨。所以晁错上书，请求先使太子通晓政术；贾谊献上防务之策，务必先让太子知道礼教。臣私下认为，皇太子玉质般的美好资禀挺然天生，金玉般的声誉早已振起；明允笃诚的美德、孝友仁义的德行，都出自天性，不必劳烦反复审察教导，因此华夏与夷狄都仰慕他的德行，纷纷希望沾染他的风气。既然这样，那么太子在东宫向皇后问安、视膳的礼仪，早已在三朝之制中有所表明；在艺宫讲论道理，也应当在四术方面得到弘扬。太子虽然正当春秋鼎盛之年，修饰自身也在逐渐进步，但实在担心岁月容易流逝，懒惰学业而招来讥议，把追求安逸宴乐作为目标，恐怕会从这里开始。臣以愚昧短浅的才能，幸而参与侍从之列，承蒙陛下广大的恩德和明察，轻率地希望得到圣听，不敢曲意陈述旧事，请允许臣从圣德方面说起。臣恭惟陛下天资睿智而承受帝位，登用贤能并屡经试验；多才多艺，匡正时弊的道理著称于世；文武兼备，功业成就于【缺字】祭祀。天下各方都已安定，四海清平安宁，尚且能够做到有功不自满，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从上古以来寻求异闻，在当年劳烦睿智的思虑。乙夜还在观书，勤勉胜过汉帝；骑在马上仍披阅书卷，勤劳超过魏后。陛下自我勉励到了这种程度，却让太子优游度日，抛弃光阴，不学习图书，臣实在不能理解的第一点。何况陛下暂时放下机要事务，便寄情于雕虫小技，把深思萦绕于天文，那么长河也会收敛光辉；铺陈玉字于仙札之上，那么雨后彩霞也会化成文采。这本来就足以使文字功业流传万代，在历代帝王中居于冠冕；屈原、宋玉也不足以登堂，钟繇、张芝又有什么资格入室。陛下爱好文学到了这种程度，却让太子悠然独处，不寻求篇章翰墨，臣实在不能理解的第二点。陛下兼通各种才艺，在天下独秀，尚且收敛天聪，屈尊询问 ordinary 官职的事务；在临朝的空闲时间，召见群儒，降下温和的容颜，询问古今之事，所以朝廷的是非、乡里的好恶，无论大小，都一定能进入陛下的听闻和阅览。陛下亲自实行到了这种程度，却让太子长久入朝趋侍，不能接近正直之人，臣实在不能理解的第三点。陛下如果认为这些没有益处，那为什么还要劳神？如果认为有所成效，就应当把它传给后世；轻视它而不急于实行，我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伏愿陛下俯念睿智的规范，把教诲施及太子，授给他良书，用嘉宾来使他得到娱乐；早晨披阅经史，从前人的踪迹中观察成败；晚上接见宾客交游，询问当代的得失；间或写信札，继而创作篇章。这样，他每天都能听到过去未听到的事，每天都能见到过去未见到的事，太子的德行和光彩就会更加显著，这是群生的福分。臣私下认为，良娣的选聘遍及中国；仰念圣上的深谋，本来是为了求得内助。至于谨慎地防范远方的考虑，本来不是群臣所能测度的。等到审察人物、裁定人选时，却与聘纳相违，太子监抚已经两周，仍没有延请一位士人。臣愚昧地认为，内宫既然如此，外廷也应当这样，只是恐怕招来众人的议论，使人说陛下重视内宫而轻视外廷。古代太子向君父问安后便退下，是为了扩大对君父的敬意；住在不同的宫室，是为了分别嫌疑。如今太子一旦侍奉于天子宫禁，动辄迁延十天或一月，师傅以下的人都没有机会接见他。即使供奉事务有空隙，暂时返回东宫，早晚朝谒已经稀疏，而且只顾欣然仰望，规劝进谏的事情本来就无暇顾及。陛下不能亲自教导宫中属官，又没有机会听取进言，即使有众多僚属，最终又能补益什么呢？伏愿陛下俯循前代的足迹，稍稍抑制下流的做法，弘扬远大的规制，伸展师友相处的道义，那么太子的德行就能更加茂盛，帝王的基业也会因此扩大。凡是天下百姓，谁不庆幸依赖呢？太子温和善良、恭敬谦俭、聪明睿智，这是有情众生都知道的，臣难道不知道吗？只是臣见识浅薄而勤恳地思考，想要有所效力；愚诚所愿，不过是希望沧海更加丰润，日月更加光明。以上所言如此。此篇为《文苑英华》第六百七十七卷，内容重复，现已删去。

译《论摄养表》【太宗】　岑文本 臣某启奏：臣听说，生命是天地最大的德性；人是有生命的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因此万物无论大小，都爱惜自己的生命；人无论贵贱，都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圣人弘扬保全身体的道理，能够免除忧患；贤者著述养生的方法，能够享尽长寿。嵇康说过：“导引调养如果合乎道理，上等可以尽享性命，活到一千多岁；下等也可以活数百年。”但这些方法都不精确，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又说：“在商汤时代种庄稼，哪怕只得到一次灌溉的功效，即使同样遭受焦枯，得到灌溉的也一定后枯。”这样看来，一次灌溉的益处，确实不可轻视。这话诚然正确，实在是精辟的论断。但养生的方法本来不止一种，详细探求其中至理，就其大略而言，不如顺应阴阳运行的次序，调节寒温使其适中。为什么呢？人凭借阴阳而生长，依靠寒温而成形。虽然禀受五常之性，却同万物相互关联。春夏之时，万物因此生长，人也应当防止受寒而适当接受温暖，使肌肤丰润；秋冬之时，万物因此收成，人也应当防止受热而适当接受寒凉，使筋骨坚实。因此贫贱之人都顺应本性，患病的少；富贵之人多违背自然本性，患病的多。由此可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天道最大的常规。不顺应它，就无法成为天下的纲纪。因此，日月和四时的顺序，是不可违失的。仲长统说：“人的寿命达到一百岁，是通常寿命中的上限。顺应四时节令，饮食适宜，衣服合度，远离声色，躲避灾祸患难，这是达到长寿的通常道路。”至于吐故纳新、像熊一样攀援、像鸱一样回顾，那是山林隐士的养生方法，不是朝廷所实行的。养生的要领，只有这些罢了。臣私下想到，帝王的地位尊贵到了极点。夏天住复殿以避暑，长廊中自然生凉；金制酒器中浮着酒花，没有烈日的暑色；玉食中含着冰，有凄清凉爽的气息。冬天则在温室中封闭门户，曲房里关上窗户；面前堆满兽炭，轻扇可以握在手中，亲自穿着狐白裘，防止汗水沾湿衣襟。这些都是使阴阳互换、寒温超过常度，虽然适合一时的感受，实际上却违背四时的适宜。所以荀卿说：“喜怒哀乐、好恶都得到适中，便是养神；寒温、盈虚、消长都得到适中，便是养气；起居、活动与静止、屈曲与伸展都得到适中，便是养身。”由此可知，摄养生命的道理，必定在于适宜。何况陛下忧劳勤勉的心思在内劳累，难道可以使冬夏节候在外面受到损伤吗？伏愿陛下降下日月般的明察，阅览圣贤的旨意，顺应阴阳的次序，调节寒温使其适中，那么南山般的寿命将增加亿年，北极般的尊位也会永远稳固于万国。以上所言如此。《谏五品以上妻犯奸不没官表》【太宗】褚遂良 臣遂良启奏：臣听说，大圣之君施行文明教化，必定制定法宪，使听到它的人知道什么是善，使听到它的人能够自我更新；这叫作刑罚适中而最终长久无弊。摒弃古代旧俗而树立新的风教，超过百王，使至高的道理更加光明。臣恭惟陛下心中记有五车之书，坐谈便能涉及千卷典籍，裁决机要事务，必定首先依据至理。臣昨日恭敬地看到诏令：门下省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子以及女儿等人犯罪的，一律没入官府，充作官婢。过去只有犯恶逆之罪，才开始使用这种刑罚；除此之外，历代各种刑罚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圣主可以用道理处理此事，臣请求依据一个道理，冒昧烦劳圣听。禁止污秽、防止奸邪，既然已经张开法网，百姓触犯，事情必定会发生。如今假如三公、六尚书等身负重任的官员中，有人有几个儿子，其中一半位居文武官职，而这些三公、六尚书的妻子忽然犯了奸淫之罪，放纵地出现在街道上，继而被没入官府充作官婢。她的丈夫既感到羞耻，她的儿子也感到惭愧；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列于朝班，也没有面目担任官职，一家人都蒙受耻辱，同时被抛弃。至于九卿的妻室、十二卫将军的妻子被没为官婢，丈夫难道能不惭愧吗？即使他们具有文武才干、珪璋般的品德，仍会成为朝廷所嗤笑、同类所指责的人，自招忧患，按理应当退避隐迹。臣恐怕这样会失掉人伦大体，祸患将从这里开始。因此古人保存大体而略去细节，保全官员的家室而任用他们的才能。如果把她的女儿也没入官府，同样会陷入狼狈境地；她的父亲和兄长将以什么面目自处？臣请求陛下审察教化的根本，详究刑罚的要领。臣甘愿赴鼎镬之刑，再请说一句：假如郡王的近亲、县主的亲属中有这种情况，应当怎样处置？如果没为官婢，就不合国家法典；如果不这样处理，就是同罪而刑罚不同。臣详细考察前代记载，参验当今情形，稍加思量，实在认为不可。臣承受陛下特殊的恩宠，提拔为近侍，脱离庸常之流，位列四品，官高禄厚，对臣来说已经满足；臣俯仰之间没有过错，从容之间便能取悦圣颜。因此才敢冒犯雷霆，向帷扆进献忠心；臣早年承受深恩，愿意竭尽忠节。过去臣仰慕汲黯，也愿陛下后来成为尧舜；臣守着这片愚诚，是想尊崇君主的德行。虽然畏惧，也一定希望把意见陈述上来。伏愿圣明稍加怜察。陛下如果认为此事难以容忍，按理必须严惩，可以再交给近臣详细议论，增加罪罚。臣不敢发出诏令，手执奏表犹豫不决，冒犯皇帝的威严，伏待法宪治罪。第二表　前人 臣遂良启奏：古人输写至诚之心，必能感通幽明，所以落日能够回光，飞泉能够逆流而上。臣的丹心未能显达，只是徒然祈求陛下阅览。即使拔尽臣的头发，也不足以抵偿臣的罪过。臣于本月五日到达玄化门，进呈封章，论说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子和女儿等人犯罪，没为官婢。既然尚未达到圣旨，臣内心惶恐不安。臣又反复思量，实在认为不可。只有本人犯叛逆之罪，为天下所不容，妻女等才适合连坐没入。除此以外，从来没有类似先例。若犯奸罪，本人就没入官府；若不敬舅姑，则依照通常法律办理。除非刑罚适中，否则不可作为教化。至于一个妇人被没入官府，她的丈夫、儿子以及同宗族的一家人都会遭受巨大羞辱。现在在朝任职的人，都将无法任用。郡王的近亲、县主的近戚如果有这样的事，前一封表中已经全部说明。帝王制定法典，是为了说有利于治理，应该使人畏惧罪行而受到教化，不能因为罪行而从中取利；不惊动人心，不兴起众议，以善教导百姓，不施行特殊刑罚。这样看来，自三皇以来，二百多位帝王禁止奸淫污秽，都没有这种法律。到了所谓圣明之时，却独独使用这种刑罚，既有愧于古人，最终也会玷污德义。因此，刑罚是政治教化的工具，政治是国家宗庙社稷的根本。如果再三这样做，天下依照实行，臣恐怕政治之道会因此逐渐流弊败坏。因此臣不躲避严厉诛罚，再冒昧请求一次。如果诏令立即颁行，四方议论，而臣缄口不言，罪过应当万死。臣执持奏表陈述此事，伏候刑宪。谨此奏闻。

译《请宫中眼花浪见不得辄奏表》前人 臣遂良启奏：从前圣人对于鬼神，听说了却不只相信它，知道了却不专门依赖它；所以颛顼依凭鬼神，又用正道加以制约，不害怕怪异之事，而更加修养仁德。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悖乱和鬼神。臣恭惟陛下威气盖过海内，威势远播海外，统率百万军阵，使九夷低头；自书史记载以来，从未听闻过这样的威德。人欢乐时意气高昂，悲哀时胆力减弱，本来就不可以完全相信；如今这种讹传惑乱又相互转移，宫中的嫔妃等妇女往往认为自己怯弱，因眼花而惊慌奔走，胡乱看见什么便互相恐吓，一人惊动而百人跟着惊惧。即使有孟贲的壮志、孔子和狄翟般的精诚，最终也免不了听后心生疑惧、听闻后意志动摇。变异出现的原因，前代记载都已具备。必须用贞正来制止，用安静来激励；把它说成吉祥，变异就成了吉祥；把它说成祥瑞，便成为嘉瑞。依臣愚见，应当下令宫中之人不要随意把眼花当作真实所见，不得报告给旁人，互相惊恐，也不得擅自上奏。这样做以后若仍不能安定，臣甘受死罪。臣谨将前代记载中所见的事例抄录下来，都是吉庆之事，另具奏状上报。《谏东宫物少于魏府长表》【《资治通鉴》记在贞观十六年，《政要》作贞观十三年，错误】前人 臣遂良启奏：从前圣人制定礼制，尊嫡子而卑庶子；嫡子作为储君，其尊贵仅次于皇帝，地位极为崇重，所用物资不必计较，钱财布帛都可以与帝王共享。庶子的身份低下，不能以嫡子为例，这样是为了堵塞嫌疑逐渐形成的途径，消除祸乱的根源。然而先王一定先依据人情，然后制定法律；知道有国家，就必然有嫡庶之别。庶子即使受到宠爱，也不能超越嫡子；嫡子的正统地位尤其必须尊崇。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贵的反而卑下，奸佞巧诈之人就会乘机而动，私人的恩宠或许会导致国家混乱。臣恭惟陛下功业超过远古，道德冠绝百王，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为天下制定法则；一天之中处理万机，也不能完全发挥其美德。臣职责在于进谏，不容默然不言。臣恭敬地看到，东宫每年得到物料四万段，交付市场出售，共值一万一千贯；魏王府从各州得到的封物和一年廪禄，共值一万六千贯。这就使太子的俸料反而少于诸藩。朝廷内外见到这种情况，都认为不对。陛下往年巡幸，从洛阳回来，太子在宫阙首先进献食物，家令没有物资可以使用，于是从宫内拿出绫帛货物充作鼎中食材。凡是宫臣，谁没有听见看见这件事？陛下必定认为魏王府支用已经不足，人口多而花费广，这个道理说得通。然而至于储君，更应该增加供给。臣谨按文帝阅看舆地图等记载，储君的户口和诸子的租税，每年不过二千万；明德马皇后也曾为此进言，并没有偏私地得到更多。这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放纵欲望、节制他们的骄纵。伏愿陛下稍微选择汉代宽弘而不偏私的做法来供给储君，依循古人的制度。至于晋王，陛下亲自抚养他直到成人，圣上的深厚慈爱，尤其集中在他身上。传记说：“我听说，爱护子女，就应当用正道教导他们；忠、孝、恭、俭，就是所谓的正道。” 国家对东宫的供给大致与魏王府相同，以今天所见，还没有特别的差别。若说到将来，就不能不考虑。如果给他的宫室增多，只想使它更加高大；赏赐他金银财宝，使其积聚充盈；家人多于其他诸国，良马超过各藩王。晋王在成童之年，已经得到这样的待遇；等到长大以后，欲望刚刚产生，年年增加便感到欣喜，稍有减少便感到失意；财物多了就会泛滥，很少有人能够保全。宠爱和俸禄超过常度而使人骄纵，怎么能自我控制？从前汉代窦太后和景帝纵容梁孝王骄横放纵，封给他四十多个城，苑囿方圆三百里，大规模营造宫室，复道连绵望不到尽头，收入财物以巨万计算。一次出行时警跸规模小了些，他不满意，发病而死。宣帝也纵容淮阳宪王，几乎到了放纵败坏的地步，靠着辅佐他的谦让之臣，才勉强得以免祸。伏愿陛下在诸王新近出阁以后，始终保存礼制，常常提着耳朵教诫他，并且让他知道节俭；以后逐月增加、逐年增加，爱护儿子难道还会担心不够吗？臣愚庸昏暗，不懂大体，但所有管见，愿意全部说出。特别希望圣明察看，曲加省览。如今诸王的僚佐，都是选拔的上等人才；有些人虽才干有余，见识却不足，无不诱导诸王追求财贿，偏私地奏报。别的诸王都得不到，唯独我王能得到；他们以此自夸，把这当作美事。如今的僚佐大多如此，臣愚昧所见，特别认为不对。

译传记说：“上位者教化下位者，就像风吹草倒一样。” 因此众人说一万句话，也比不上陛下的一句话；能否成就并保全诸王，完全在于陛下是否留意。为子弟设置严正的师傅；诸王到封国去，皇帝的弟弟回到藩国时，什么时候不曾有恳切的圣旨，向他们说明成败？这些都是大唐的美好制度，足以作为首要典范。诸王尊奉它，就不会有过失。然而即使是草野之人的言论，也还有可取之处；臣千百次考虑，或许有一条可以采纳。伏愿陛下广泛加以教诲训谕：其他诸王都请求某物，唯有一王独自知足，陛下就重重赏赐他；其他诸王都嬉戏，唯有一王独自爱好学习，陛下就重重赏赐他；其他诸王都喜好打猎，唯有一王独自不出游，陛下就重重赏赐他；其他诸王都营造兴作，唯有一王独自安静居处，陛下就重重赏赐他。上面喜好什么，下面就以什么为上；上面赏赐什么，下面就争相趋附什么。这样雕琢诸王，使他们都成为退让质朴的人；如此防止败坏，臣从未听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和煦的南风所吹拂之处，阳光可以驰行千里。既用谦逊节俭教导他们，又用文学勉励他们，使他们专心忠孝，并因而以道德礼义奖勉他们，这才是良才。这就是所谓圣人的教化，不用严厉整肃也能成功。臣以无才，忝居谏官之职，甘愿赴鼎镬之刑，冒昧把这些烦琐而有罪过的意见奏闻，内心更加战栗恐惧。《谏欲观起居纪录表》【太宗】朱子奢【贞观年间】臣子奢启奏：本月十六日，陛下发布圣旨，降下恩德的诏令，要通过《起居纪录》记载帝王的善恶。前代只是由史官收藏，人主并不观看。如今想亲自阅览，用来知道得失。臣愚昧地认为，圣德在陛下自身，举动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述的，义理上也归于尽善。陛下独自阅览《起居》，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可是如果要把这种做法传示子孙，臣私下认为有不能理解之处。大唐虽然享有七百年的国运，天命不会改变；但到了曾孙、玄孙以后，继承人或许不是上等的智慧之主，而只是中等之主或庸常君主。他们为了掩饰过错、掩盖短处，看到当时史官直截了当的言辞，极力陈述善恶，未必会反省自身、承认过错，反而只会怨恨史官。然而君主尊严，臣下卑贱，只要有一方面如此，史官又能逃到哪里去躲避刑罚？既不能像朱云那样在朝廷上强谏，也不能像董狐那样无所隐讳，冒着霜露雷电直言，不顾死亡，那么史官就只能迎合风向、顺从旨意，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这样悠悠千载之后，还凭什么能够听到真实的历史呢？前代不让人主观看《起居》，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事情或许有不合适之处，臣谨把意见奏闻，伏待刑宪。《文苑英华》卷六百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卷六百二十四，《宋》李昉等编，《杂谏论》二 《谏农时出使表》一首 《为河内王论功表》一首 《论天官、秋官及理匦使愆失表》一首 《论灾异表》一首 《论则天不宜合葬乾陵表》一首 《论李多祚充夹侍表》一首 《论中宗皇帝请内朝西宫表》一首。《论别宅妇女入宫表》二首 《论太庙屋坏请修德表》一首 《为从叔鸿胪少卿论旱请掩骼埋胔表》一首，《谏拜陵太早表》一首。《河南府奏论驿马表》一首 《谏农时出使表》【高宗】刘思立。臣思立启奏：臣恭敬地看到河南、河北发生旱灾和歉收，诏令派御史中丞崔谧、给事中刘景先分别前往慰问察访，同时酌情赈济借贷。臣私下认为，水旱灾害流行，古今各代都有；不专门表示责罚，也可以用来警戒盈满。臣恭惟天皇的德行超过尧、汤，恩惠厚重如父母，刚遇到特殊灾候，就忧虑于心。只是圣人处在九重深宫，百姓不知道皇心已经遍及四海，所以才分道派遣使者，斟酌情势加以优待怜恤，委曲周济供给，特别加以慰问。这些实在不是臣愚昧之人所应当妄言的，但草野小民的情形尚有未能通达之处，臣斗胆直言，请求陛下垂察。为什么呢？麦收时节正当秋季，养蚕的功业还没有完成，春、夏、秋三时的农务，是万姓最先要做的事情。使者奉诏巡抚，人人都会惊惶忙乱，忘掉自己的家业，希望得到天恩，踊跃前来迎接，必然难以抑止。聚集的人众既然很多，妨碍废弃的农务也就更多。加上往返路程，以及早晚停留休息；如果派遣物资【原文疑】前去，最终也一定无法全部收回。何况宣慰询问必须见到众人，赈济发放必须制作文簿；人少的地方尚且要经过两个月，人多的地方一定更加拖延。总计所经过的州县，造成的烦扰不可胜数。又一名使者出动，凡有十六个人，并且带齐所需物品；每人乘一匹马。没有驿站的地方，必须动用公私间瘦弱的马，若取用强健的马，不到五十匹是不够的。禁中所需的马很难寻求，使者想要征求，必须预先追查、挑选。雨后正是农务特别紧要的时候，按照常情，哪怕暂时废弃片刻，也会损害一年的收成。每为一匹马，就会使几家受到劳累；这样彼此相乘，恐怕会更加滋长。况且刺史、县令所负的任用责任并不轻，按照诏令实行就可以称职；明确规定从仓库发放给各户，并不难办。暂且命令他们赈济借贷，大概可以免除饥乏。若需要出使者来进行褒贬考核，请等到秋后农闲时节。臣身居宪司之职，不敢不上奏。以上所言如此。一作“皆”，见《旧唐书·刘宪传》。《为河南王武懿宗论功表》【武后】臣懿宗启奏：臣恭敬地接受某月某日的制书，记载臣等在军队中建立的功劳，将要加授勋位、封爵。嘉美的诏命忽然来到，宠荣恩典格外优厚；臣面对它惭愧欲死，神魂颠倒。臣某谨致谢。臣听说，古代的名将先考虑士卒而后考虑自身，所以功业能够受到勉励；末世的庸将穷尽百姓的力量来宠爱自己，所以政治便会乖乱。既然这样，把一箪酒投进河中，三军都说已经醉了；把印削去一角握在手中，万人便认为有所损失。与众人共同分享功劳，还是专门独自获利，关系到成败的纲纪，兴亡也由此相承。赏赐是国家的大权，不能忽视。近来林胡构成祸乱，胆敢扰乱边疆。陛下征发义兵，诛讨不守道义的人，天下士卒像火焰一样聚集，像星驰一样奔赴，都忘记自身而忧劳国事，解除祸患、击退困难。至于亲自冒着箭石，鲜血染红草野，冒犯艰难险阻，经历寒暑，气势冲上青云，精诚贯穿白日，确实也十分劳苦。虽然圣上的威灵远播，叛逆的敌人自行灭亡，但士卒共同奋力，也都尽了自己的劳劳。如今大功尚未酬报，众人的议论还在，而臣等才能低劣怯弱，却蒙受提前封赏。臣不能在敌军朝廷前折冲制胜，使军队回到安枕席之地；如今却坐享第一等的赏赐，反而排在将士的功劳之前，使鹖冠、虎【唐讳】臣将用什么来劝勉他们？如今作战的士卒滞留在外，府军和官吏在下级官署中叹息，臣等还有什么脸面敢冒领上天的恩赐？赏赐一个人来劝勉一百人，尚且恐怕不能使人信服；使一个人获利而使万人沮丧，这种弊病谁来挽救？爵位和诏命不可以用来招致诽谤，国家法典不可以拿来授予不应得的人。伏愿陛下俯回天光，照察军礼，请将臣前面所受的勋位、封爵，回授给出征作战的人以及建立功劳的将士等。这样，上可以彰明国家的重大赏赐，下可以使人知道臣等功劳虚谬；使人因喜悦而忘记劳苦，使士卒感激而知道为国死战，然后军队才能受到训练激励，士卒才能舍生忘死。这实在是国家根本的常法，不可苟且用来谋求私利。臣等不胜区区惶恐急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