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

译炎兴下帙五。起于建炎元年六月二日庚申，止于四日壬戌。李纲讨论国是的奏札说：臣私下认为，和、战、守三件事其实是一理相通的。即使有高城深池却不能守，又凭什么作战？即使有坚甲利兵却不能战，又凭什么讲和？依靠守备才能稳固，依靠作战才能取胜，然后讲和才可以保持；不谋划作战和守备，只相信讲和的说法，国家的形势就会更加卑弱，只能受敌人制约，无法自立。景德年间，契丹入侵，朝廷停止了远行巡幸的谋划，决定亲自出征，拿出金币三十万，和约于是达成。一百多年间，两国百姓都享受到它的好处，这说明和、战、守三者都做到了。靖康元年春天，勉强实行了守备策略，却割让三镇土地，答应支付无法计算的金帛来议和；又因为劫寨时遭到小小挫败而不肯作战，于是和、战两方面都失败了。当年冬天，金人再次侵入京畿，朝廷以春初的固守为正确，却不知道时局已经不同，拘泥旧法，毫无变通谋略。对内不能抚慰约束士卒，使他们拼死抵御敌人；对外不能通达号令，督促援兵。金人已经登上城墙，朝廷还下达和议已经确定的诏书，阻止四方勤王军队，使敌人得以满足其欲望。凡是都城中的玉帛、子女、珍宝、图籍、仪仗、车辇、百工、技艺，都被搜罗夺取，依次遣送；到最后，又劫持二圣，带到沙漠巡行，东宫、亲王、六宫、戚属、宗室之家也全都驱赶同行，并且逼迫臣僚改换国姓、建立年号。自古以来夷狄造成的中国灾祸，从来没有这样严重的。靖康元年冬天，连守备策略也一并失败，最终又被和议误导。上天如果要保佑宋朝，必将使它有君主，所以让陛下从危城中脱身，在大河以外统率军队，继承大统，拥有神器。然而以今天的国势衡量，比靖康初年相差太远，那么朝廷要抵御祸患、抗击侮辱、安定天下，在和、战、守三者之间究竟应当采取哪一种呢？臣虽然愚昧，不足以明白朝廷国论的大体，却私下担心仍有人以和议为正确。为什么呢？二圣播迁，陛下的父兄被困在敌廷，议论者一定会说，不讲和就会加速二圣的祸患，损害陛下孝友的德行，所以不得不和。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治理天下的人，不能只顾自己的亲人；只顾亲人而忘记天下大计，那只是匹夫的小孝。从前汉高祖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交战，太公被项羽的军队俘获，情况多次十分危险。高祖不顾太公，反而更加奋力作战，项羽不敢杀害太公，最终把他送还。由此可见，不顾亲人而作战，正是使太公得以归还的办法。晋惠公被秦国俘获，吕却谋划拥立他的儿子子圉来安定国人，说：“君主丧失而另立君主，群臣和睦，兵甲更加增多，喜欢我的人会受到鼓励，厌恶我的人会感到畏惧，也许会有好处吧！”秦国不敢杀害晋惠公，最终把他送还。由此可见，不顾敌国而治理自己，正是使惠公得以归还的办法。如今这里有盗贼，劫持主人作为人质，用武力威逼他，盗贼一定不敢加害主人；如果用卑下的言辞去请求，盗贼索取的东西反而会越来越多，往往会发展到不可测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盗贼只图谋利益，欺凌怯弱、畏惧强者，起初根本没有恻隐之心。如今二圣在敌廷，不知道安危究竟如何，臣实在不忍审慎谈论此事。但我们不能迎合他们的意图，又落入他们的计谋，把和议当作可信。敌人一定会说：割让土地给我，再给我若干金帛，就可以了；否则，二圣的祸患就会不可预测。不给，是陛下忘记父兄；给了，他们的要求却没有止境。即使每天割让天下的山河，耗尽天下的财用，山河和财用终究有限，而金人的欲望无穷；稍有事端，先前给予的一切功劳就全部白费，只能拱手听命。从前金人与契丹交战二十多年，每次作战都割地、厚重行贿以求和；和约达成后，又寻找借口交战，最终灭掉契丹。如今又以和议迷惑中国，直到攻破都城、毁灭宗社、改换国姓、建立年号，他们的祸患如此深重，而朝廷仍以和议为正确，这将是把天下交给敌国才肯罢休。臣愚昧，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为今日计，不如一概停止和议，专门致力于自守之策，至于作战，暂且等待时机成熟。为什么呢？敌人既然背盟并劫持人质，和议中已经割出的土地就不能再给；只是因为二圣在他们国中，暂时不能用兵。等敌人入侵时，就从各方面抵御他们；被攻破的城邑，慢慢商议收复。在河北、河东设置藩镇，在沿河、江淮地区的要地设置元帅府，修治城墙，制造器械，训练水军，练习车战，把各种防御方法都准备齐全，使敌人进来没有掠夺的收获，退去又有被拦截攻击的忧患。这样，即使敌人时常出没，也一定不能深入侵凌。经过三数年生养休息，军政日益修整，士气逐渐振作，将帅得到合适的人选，车辆铠甲准备齐全，然后才可以商议大举出兵，振奋军威，声讨罪行，讨伐敌人，报不共戴天之仇，洗雪自古以来未有的耻辱。他们知道中国能够这样自强，难道只是不敢再肆意凶暴而已？二圣也将获得长久安宁；他们还会悔悟停止祸害、畏惧中国的威势，车驾也就有可能归还。如果放弃这个策略，继续割让要害之地，奉送金帛给敌人，这就是倒拿着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等于借兵器给盗贼、送粮食给盗匪。先前已经相信他们的诈谋而导致国家破败，如今又想重走覆车的旧路来毁坏天下，难道不是更加令人痛心吗？有人说，强弱有一定形势，弱者不能不向强者屈服。从前越王勾践降低身份、重重送礼来侍奉吴国，后来终于报了仇。如今中国的形势弱了，为什么不以勾践为榜样，降低身份、厚重送礼来侍奉金人，也许可以免除一时的祸患，成就将来的志向？臣认为不是这样。吴国攻打越国时，勾践率甲士三百人退守会稽，派使者求和，吴国答应了。当时吴国没有灭亡越国的打算，所以勾践得以降低身份、厚重送礼来实现自己的谋划，卧薪尝胆来激励自己的志向，最终报复吴国。如今金人对于国家又怎样呢？上至二圣、东宫，下至列入宗室属籍的人，全都被驱赶带走；陛下在河北，还派使者颁下伪诏来索取他们，急迫到这种程度，难道金人对赵氏还有什么恩德吗？即使降低身份到奉献藩国、称臣的地步，厚重送礼到耗尽天下财物而送给他们，他们也不会因此施恩。一定要等到统一整个天下才会罢休。因此，今天朝廷的计策，如果效法勾践卧薪尝胆、枕戈待旦的志向，可以；如果效法勾践降低身份、厚重送礼的谋略，却不可以。这正是有些事情看似相同，实际上完全不同。既然如此，今天为朝廷筹划，应当按时派遣使者询问二圣的起居，尽力尊崇奉养他们；至于金国，则不要对它用兵，等它来侵犯时再抵御。

译应当严密守御以作准备，训练士兵，选任将领，彻底更新军法，等待我国国势强盛，然后才可以出兵，积累这些武功，以等待将来。这是今天最好的策略。古语说：“愿意和诸位共同确定国家大政方针。”国是确定以后，各项施政措施才能依次推行；上面有预先确定的谋略，下面就没有趋向不同的疑惑，天下的事情就不难办成。靖康年间，正因为国是没有确定，一会儿主张和，一会儿主张战，议论纷乱，才导致今天的祸患。那么今天应当引以为鉴的，难道不是靖康吗？所以臣冒昧陈述和、守、战三项主张献给陛下。伏望陛下出自深思圣断，以天下为尺度，确定国家大政方针，那么中兴的功业就可以期待了。皇上非常高兴，把奏札交给中书省遵守施行。粘罕从河东返回，到达云州；中斡离不从河北返回，到达燕山。三日，辛酉，李纲上奏，论述张邦昌僭逆以及臣僚接受伪命之罪，请求早日降旨处分。《李纲时政记》说：这天李纲上奏道：臣愚昧无知，冒昧以管窥之见提出十件事，仰请圣上阅听，已经蒙受圣恩施行了五件；至于讨论根本政务、长期任用、修养德行三件事，没有可以施行的，自然应当留在宫中。所讨论张邦昌僭逆以及臣僚接受伪命两件事，都是今天刑政中的大事，请求早日降旨处分。皇上晓谕说：执政大臣中有人与你的意见不同，再等从容详细地商议。臣上奏说：张邦昌僭逆的罪行显然明白，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天下人都说，张邦昌在敌人那里待了一年多，厚交敌酋，取得他们的欢心；攻破都城、迁走二圣和东宫、把亲王宗室全部带走，张邦昌是否参与了他们的谋划，这一点固然无法确知。但张邦昌在道君朝廷任职于政府将近十年，渊圣即位后首先擢升他为宰相；当国家遭遇祸难、出使敌营之时，如果他能够以死守节，说明天下人拥戴宋朝的决心，来感动金人，那么金人未必不会悔过止祸、保存赵氏。张邦昌却反而把这看成得计，安然接受，正位号、居宫禁已经一个多月。金兵退去后，四方勤王军队会集，张邦昌擅自下伪诏加以阻止；又派郎官分别出使赵野、翁彦国等人，各自携带数百道空名告身出发。等到勤王军队日益逼近，张邦昌知道天下人不拥护他。他不得已，才商议奉迎朝廷。张邦昌僭窃的始末就是这样。按照《春秋》的法义，臣子有将要作乱的意图就必须诛杀，何况张邦昌已经僭越窃取帝位，罪行应当如何处理？陛下如果想建立中兴功业，应当先从端正朝廷开始；如今却尊崇僭逆之臣为三公、真王，参与国家政务，凭什么向四方表示？执政大臣中如果有人意见不同，请求降旨宣召，让臣能与他们在朝廷上辩论；如果臣理屈，难道还敢再说吗？皇上答应了，于是命小黄门直接到幕次宣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次应对。皇上把事情告诉他们，黄潜善极力为张邦昌辩护；皇上反复诘问，黄潜善才理屈服从，但仍坚持“张邦昌在远处，不如留在近处”的说法。臣说：张邦昌应当依法处死，哪里还有远近之分？假使他在近处，就应当幽禁，为什么反而尊崇他？黄潜善无法回答。皇上转头对吕好问说：你在城中，知道其中的详情。皇上问：你认为应当怎么办？吕好问说：张邦昌僭越窃取帝位，天下人都知道；如今他已经自行归顺，任凭陛下裁处。他又引用唐德宗巡幸奉天时没有带朱泚同行、后来因此悔恨的事，来附会黄潜善“不如留在近处”的说法。臣说：吕好问的言论首鼠两端，而且援引朱泚作为例子，也不对。当时唐德宗巡幸奉天，朱泚还没有反叛；姜公辅因为担心朱泚得到泾军之心、借此发动变乱，请求把他带走，德宗没有听从，后来果然发生了变乱。如今张邦昌已经僭逆，怎么可以让他留在朝廷，使道路上的人指指点点？于是臣哭泣拜谢说：臣不能与张邦昌同列。如果陛下一定要任用张邦昌，只要罢免臣、不让臣做宰相，臣没有不可接受的。皇上晓谕说：等你的奏札发下去。臣回答说：将要上奏，请求圣上裁决。四日，壬戌，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臣僚上言：节义，是天下最大的纲常；僭逆，是臣子的极大罪恶。《春秋》的义理认为，臣子有将要作乱的意图就必须诛杀，何况已经僭越帝位、为天下人所愤怒的人呢？谨按，张邦昌受到道君朝廷的厚遇，长期参与机要政务；靖康年间，升任宰司之首，凭借宰相重臣的身份出使敌营，却根本没有忠义、以国事为重的心思，只知道用谄媚保全自身。他离开中国一年多，跟随敌军一同来到这里。二圣播迁之日，他没有一句话营救二圣的忠诚之言，倚仗金人，盗据神器；国家危急，他反而以此谋利；君主受辱，他反而把夺取君位当作荣耀。他私自乘用皇帝车驾，安居宫禁，降旨施行僭越命令，面南接受伪臣朝拜，改换国姓、建立国家，持续三十多天。等金人退去后，才颁布赦令收买人心。考察他四日所写的手书，还援引国初旧例，指瑶华宫为宋后，难道是有意保存赵氏孤儿吗？他的逆谋显然可见，文字粉饰也无法掩盖。等到知道陛下在外统率军队，天人归附，才开始退回原来的班次，派使者迎奉陛下。如今却冒居王爵，参与裁决大政，受到极度褒崇，把罪行当作功劳，臣实在不能理解。现在他的党羽仍遍布朝廷，秋高马肥，敌骑出没，张邦昌借助敌人的势力，陛下将无法制约他。臣夜半思考此事，不寒而栗。伏望陛下凭英明果断，察明他的罪恶，早日依法正刑，陈尸于市朝，以慰藉四方忠臣义士之心，作为万世乱臣贼子的戒鉴。六月四日奉圣旨：张邦昌僭逆，按理应当诛灭；但考察他的最初动机出于胁迫，可以特予宽免，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仍命监司、守臣经常加以察看，每天把他的存亡情况申报尚书省；交付应天府派官员押送到府界，并通知前路官司、州军、巡守尉，令各处相互发牒办理。制书说：臣子以死报偿节义，是臣子的本分；求生而损害义理，是圣人所憎恶的。如果一个人只想着保全自己的性命，那么对君主和亲人的义就会淡薄。具官张邦昌，身受国家恩遇，官位升至宰辅；宗社发生非常变故，正是臣子应当想到自尽的时候，你却不能抗拒虎狼般强暴的威势，只图像雀鼠一样苟且偷生，陷入极大的罪恶，这是令人不忍说的。虽然上天夺去了你的本心，使你愚昧到这种地步，但君主不同于器物，怎能代替君主来填补空缺？应当大大整治典刑，以肃清名分；还念及事情本来出于胁迫，悲悯地暂且表示宽容，贬授散。官，流放到荒远之地，使其身体承受好生之德，不要忘记自我申诉、自我反省的心。

译《中兴姓氏录·叛逆传》说：张邦昌，字彦能（旧校说：《宋史》作字子彦，《大金国志》作字时彦）。元符三年，以甲科身份屡次升迁，任工部尚书，出使高丽国，恰逢高丽国王去世，高丽国人重视中国使者，临时拥立张邦昌为国王，后来诏令召还。宣和初年任尚书左丞，三年升任中书侍郎。他曾与童贯议事，当面指责童贯的缺点，士大夫舆论称赞他。宣和六年，童贯再次统领军队，谋划夺取燕地，张邦昌建议停止出兵。靖康初年，任少宰，不久任太宰，随康王出使金国军前；康王回京后，又随肃王进入金国，金人多喜欢他。金人攻陷京师后，想要灭亡赵氏，便把张邦昌带到京城外。京城留守王时雍等迎合金人的意图，请求立张邦昌为帝。金人粘罕命张邦昌入京，百官、军民在南薰门内迎拜。张邦昌进入尚书省令厅，命百官、军民在尚书省集会议事。王时雍张榜说：“大金人已经决定册立张邦昌太宰为君，有异议者夷灭三族。”军民都唯唯听命。王时雍与徐秉哲、吕好问入见张邦昌，说：金人已经灭亡赵氏，要册立太宰为君；三天内不即位，就要夷灭宗庙、残害百姓。张邦昌说：身为宋臣，难道要篡逆吗？不过一死而已。王时雍等强迫他，张邦昌拿刀要自杀，众人夺下刀。第二天，王时雍等人又…… 再次逼迫张邦昌僭越帝位。金人派萧庆裔来册立他，张邦昌在京师僭称皇帝，诏书称“手书圣旨”，只称“面旨”“宣旨”；金人若有要带到军前的人，先奏报，然后张邦昌恳请金人把冯▯、郭仲荀、胡直孺等人带回来。他赦免天下死罪以下的罪犯，改国号为楚，以王时雍为太宰，徐秉哲为少宰，李回、路允迪任知枢密院，吕好问任门下侍郎，莫俦、吴开任同知枢密院。金人退兵后，张邦昌立即册立哲宗孟后为大宋皇后，不久又请她垂帘听政。张邦昌再次任太宰。听说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将到南京，张邦昌上书为自己辩明；又派谢克家奉上玉玺；又到应天府迎接康王即位。康王即位后，加张邦昌太傅、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议大事。李纲任宰相后，建议诛杀张邦昌，以警戒臣下；臣僚也说他僭逆，于是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赐死，时年四十七岁。（旧校说：张邦昌被安置潭州后，抵达贬所，住在郡中天宁寺。寺中有平楚楼，朝廷派殿中侍御史马坤赐他死。张邦昌读完诏书后徘徊不忍自尽，执事者催逼他登楼；张邦昌抬头急看“平楚楼”三字，长叹后上吊。见王明清《挥麈余话》。）在此以前，崇宁年间，望气者说景州阜城县有非常明显的天子之气，朝廷命令在县中开河，截断其王气。后来张邦昌与刘豫僭越帝位，二人都是阜城人。《伪楚录》说：张邦昌僭位共三十三天。当时围城中的士大夫，有的接受张邦昌的伪命，有的被张邦昌以利益诱惑，所以记事多替张邦昌粉饰，说张邦昌是因为金人胁迫，姑且权宜从事，以安定宗社；并且总是不敢有僭逆的意图。大概张邦昌最初窃取帝位时，不知道人心向背，所以假装畏惧退避，把圣旨改称面旨，把诏旨改称手书，暂且安抚众人的情绪。后来发布宽恤百姓的政令以收买人心，对太学优厚抚慰以收取士人的声誉，甚至说辞见到金人首领时也安然自若。他使用天子的法驾，车驾经过的地方设置香案，百官迎望车尘，起居问候，一切都如同旧日制度。金人四月一日退兵后，张邦昌仍分派卫兵关闭守卫都城；公文中删去靖康年号，设置修城司，专门委任侍郎邵溥负责修缮城楼和橹盾；又准备大赦天下，阻止勤王军队，并给外路帅臣、郡守写信，仍直呼其名；还使用国宝，援引艺祖拥立周太后的旧例，册立隆祐太后为宋太后。这些事情全都是金人退兵后才实行的，僭逆的迹象十分明显，连张邦昌也无法再为自己的过错文饰。后来各路勤王军队纷纷会集，台谏官交相上章陈述祸福，他知道朝廷内外的人心都不归附；他的家属又被拘禁在庐州。于是才商议派使者劝进康王，接着请求隆祐太后垂帘听政，自己开始退居臣位。如果说复辟并非张邦昌的本心，这样说还可以。《李纲建炎时政记》说：东京留守司审理华国靖恭夫人李氏的案件。起初，张邦昌已经僭越窃居福宁殿，李氏侍奉他，常常把果实献给他，张邦昌也厚重回赠；李氏于是让养女陈氏私下侍奉张邦昌。后来张邦昌想退回府第，李氏的姐姐进入禁中，便留下亲随，换出陈氏。张邦昌离开禁宫时，李氏送他到内东门，有话语指斥皇帝车驾，被皇上听到，于是命留守司会同御药院在内东门审讯李氏。李氏供认，并且说张邦昌使用皇帝车驾的服饰器物以及陈氏侍奉他的事情。皇上晓谕说：张邦昌竟敢居住宫禁寝殿，私通宫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罪状确有根据。李氏脊杖后降配军营，登记在军籍下作为妻子。《秀水闲居录》说：张邦昌以中书舍人身份出使高丽，到明州拜谒海神庙，夜里梦见神灵告诉他说：将来你应当成为中国的侍郎，但不能成为掌管国政的大夫。十多年后，他屡次升任少宰。靖康改元，金兵到达宫阙，正月九日任右相；两天后出城到金人营中作人质，随他们一同回到燕山。第二年都城失守，金人立他为伪楚皇帝。《吴曾漫录》说：张邦昌任汝州知州时，一天百姓投递状纸，其中写道“伏乞上命指挥”。张邦昌认为这是臣下不敢承当的称呼，便把那个人关进监狱，自己上书弹劾请罪。朝廷只以称呼不当为由杖责那个人，张邦昌没有获罪。后来张邦昌僭窃，他的党羽竟援引这件事，说这是开国的祥瑞，真是奇怪啊！又讨论臣僚接受伪命的事情。《时政记》说：这天进呈讨论臣僚接受伪命的奏章。皇上晓谕说：国家倾覆，士大夫不听说有谁为节义而死，反而往往借此谋利。例如王及之坐在蕃衍宅门辱骂诸王，余大均诱取宫嫔作为妾，你知道这些事吗？臣上奏说：自崇宁、观以来，朝廷不再重视名节，所以士大夫少廉寡耻，不懂君臣大义。靖康之祸中，他们把两宫播迁看得像陌生路人一样，却很少有人能够守节赴义而死。在朝廷内部，只有李若水；在外部，只有霍安国，死节事迹显著，其他人没有听说。希望下诏京畿和各路访查，对他们优厚追赠抚恤。至于王及之、余大均，朝廷已经交给御史台审讯，必定能够查明实情。臣听说当金人想要废黜赵氏、拥立张邦昌时，命吴开、莫俦传达意旨，往返传达多次，京师人称他们为“捷疾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旨意追捕宗室、外戚，命居民结保，不得收容隐匿，并让他们用衣袖相连，像囚犯一样押送。后来逼迫道君、东宫、后妃、亲王出郊，这些都是臣子不忍说的事。又接受伪命的人都做了执政，这四人应当作为首要罪犯。皇上拿这些事询问吕好问，吕好问认为确有其事。皇上批示：都以散官身份安置；其余人依次贬降。内中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陈冲等，都命御史台迅速提取审问，等案卷送到后再听候旨意。

译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卷一百五校勘记。“是靖康之冬”中的“冬”应作“中”；“吕却谋立子圉”中的“却”字原误作“却”；“彼既背盟而劫质”中的“背”误作“质”，“质”误作“和”，“而”字衍；“不得已乃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脱“请元祐至政而”十字；“其敢复言”中的“其”应作“岂”；“人臣无将将则必诛”中的“则”误作“而”，下同；“用乘舆服御及陈氏事”中的“事”误作“奉”；“有旨李氏决脊”中的“旨”误作“据”；“累拜少宰”中的“少宰”误作“小凤”。●卷一百六。炎兴下帙六。起于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止于当天。五日，癸亥，责降王时雍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六月〕 臣僚上言：金人造成变乱，而近臣百官中有人成为金人的心腹爪牙，驱逼二圣、太子、后妃，并搜捕宗室、外戚，如王时雍、徐秉哲、余大均；有人充当金人的喉舌，传布命令，废掉本朝而建立伪楚，如吴开、莫俦；有人为了奸利，使国戚受到玷污，如王及之；有人成为伪楚的辅弼，统管政务，如冯▯、李回；有人接受伪楚官爵，参与商议政务，如李擢、孙觌；有人肆意说恶毒的话侮辱本国，以谄媚张邦昌，甚至参与制定册立仪式时也安然自若，不以为怪，如胡思、颜博文、王绍。除徐秉哲已经责授、余大均、王及之、胡思另听候指挥外，其余人员分别处分如下：王时雍责授昭化军节度使，高州安置；徐秉哲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梅州安置；吴开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莫俦责授宁海军节度副使，全州安置；王绍除名勒停，送容州编管；李擢责授陈州团练副使，柳州安置；颜博文责授果州别驾，澧州安置；孙觌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归州安置。都命所在地州军派人押送前往。制书说：朕认为，国家一百多年来勉励名节，把士大夫尊崇在众人之上，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在安闲时相互周旋，而是要在艰危时对他们有所期待。如果肯为国捐躯的人没有了，谁还能排除困难、解决纷争？具官某，早年因被推选而进入近侍班列；当君主和亲人遭受尘氛侵凌之时，臣子却盗窃般地冒称神器，这不是小变故，怎么还能够活着？如今你使命令往来，坐视上下等级和名分发生僭越混乱，这种行为若宽宥不问，势必不能容忍。应当全部削去宠禄，使你以一官之身处于散职，不要忘记自我反省；还希望你承受宽大的恩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孙觌为自己接受伪官爵一事申辩的状文说：臣在宿州看见朝报，其中有臣僚奏章说，像孙觌、李擢这样接受伪楚官爵并参与商议政务的人，奉圣旨以散官身份安置。臣想到，自靖康元年八月从和州召回，十月蒙恩接受召试，任中书舍人兼侍讲资善堂撰文官；十二月初三日，权任直学士院，诏札都保存着。又因为东壁统制官没有散特支例，降了三官，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后来又被拘押在敌营七十多天，至三月二十三日获释，第二天便请假，并未到中书后省、学士院供职。二十七日，金人因为臣原本不在获释人员之列，又来追捕，臣一时逃走藏匿姓名而得以免除；但开封官吏俯视围困宅第，进行各种追捕凌辱，臣忧惧成病，从此一直在家请假不出。直到四月二十四日，陛下的行台到达南京，下旨从官吏中抽调一半，派臣担任管押圭宝使；二十五日，臣到场请假，接受敕命，太后亲自临遣，臣直接前往行在。前后请假的文书，现存于中书后省、学士院、阁门、御史台，都可以查验。臣哪里应当接受伪官爵、参与议论？如今却把臣迁徙安置到远方，实在是天下最冤枉的事情。只是因为围城以来传闻失实，不知详细情形，便一概列举论罪。如果臣不申诉，又凭什么自我说明？伏望圣慈把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后获释的罪名和日期查究清楚，按照实际情况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臣本来不应接受伪官爵，也没有参与相关议论；如今却被迁徙安置到远方，实在是天下最冤屈的事情。只因围城以来传闻失实，不了解详细情况，便一概加以论列。如果不陈诉，又凭什么自我申明？伏望圣上慈悲，将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后获释的情况和日期查究清楚，按照实际情形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八月、十月、十二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那些接受伪官爵、参与议论的人，如今却被发遣迁置到远方，实在是天下最为冤屈之事。只是自从围城以来，传闻失实，未能详知情况，因而被一概列举论罪。若不申诉，又凭什么为自己申明？恳望圣上慈悲，查究臣在三月二十三日以后放罪的具体月日，核实事实后施行。又在辞去中书舍人的奏状中说：臣先前在渊圣皇帝即位那天，因为国子司业被提拔为侍御史。当时中原正遭逢丰年之后、四夷（改作“阳九”）所造成的灾祸，而朝廷却没有统一（改作“克一”）的谋略。群奸制造谣言，平民横加议论。臣冒居言官之职，本来就没有独到而深远的见识，只能辅助圣明；但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