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

译靖康中帙。起于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止于当天。德安府进士张柄上书，请求罢免蔡懋，重新任用李纲、种师道。臣谨按：尚书右丞、行营使李纲忠诚正直、刚强方正，有才干、有操守，功在社稷，恩泽遍及百姓，万众一口同声称道，神灵和人心都寄托于他。正当金贼进犯宫阙时，他奋不顾身，主动请求督战，大概就是陛下的裴度。臣私下见李纲在朝见答对时说，不能不以君主忧患、臣下受辱为义务，贼兵没有被擒获，自己就没有回来的日期；这本来应该使陛下把他当作心腹重臣任用。谁知近来听说，出兵攻贼时，任统制的将校不肯进入敌军马前，退败之后，便策划废止已经下达的成命。命令既已实行，军民都不知所措，使忠义之心瓦解了。臣听说，军队不多就不足以取胜；真正必胜的军队不在于急速交战，军队多而不能迅速决战，耗费必然很大。况且两军交锋，有胜也有负。这就是臣知道左右之人因李纲骤然被进用而害怕他敢于直言，所以不能没有异议，而陛下明察的德性也不能没有疑惑的原因。况且，专一任用他，权势就会为人所畏惧；深切信任他，宠遇就会为人所忌恨。这使有识之士为李纲寒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近来军队稍有退却，并不应当急于出兵；如果像这样斥退李纲而不再任用，臣恐怕将帅各自心怀危惧，不能保全自己。忠义之心瓦解，将帅又心怀危惧，不知陛下将与谁一道平定贼兵。前些日子同贼兵讲和，但他们贪求无厌，索取不止，终于导致京城被围困多日。如今李纲既被斥退，又不再作战，贼兵大概是又想讲和了；不知陛下能否使他们一定退去！臣愿陛下念及李纲对社稷的功劳以及兵民共同仰望他的心情，赶快恢复他的职务；请求罢免蔡懋，把兵权全部交给种师道，不要让固守职位、贪图利益的党徒满足私心。天下幸甚。李邦彦被罢免宰相、观文殿大学士、太一宫使。《纪实》说：李邦彦被京城人所愤恨怨怒，刚一出门，众人便争相呼喊、殴打，几乎要杀死他。他所骑的马逃走，偶然得以脱身；百姓只得到他的鞋子。后来他乘坐妇人的小轿，把黄色裙子挂在轿帘上作掩饰，秘密藏在启圣院，等候请求罢免的命令获准离去，这才敢出来。谏议大夫唐重上奏论述攻守利害三件事。第一，金人已经议定和好，退兵也有期限；但行营司和宣抚司暗中相互勾结，虚报兵力来欺骗朝廷，致使姚平仲假传诏令出兵，自取败退，罪状十分明白，奏报都在，朝廷自有军法，不需要臣多说。臣如今实地访察得知，行营司曾秘密派人持檄文到中山、河间等郡，命令他们拼死抵御敌军；宣抚司也有文书，责备河北诸郡放纵敌寇侵入内地，命令他们出击赶走敌寇，以求将来立功；并秘密写成蜡书，取间道飞驰送达。这本来是兵家的秘密计策，只是不知道二司是否真的采用。若果真采用，臣断定必然坏事。像姚平仲的奏报已经先行送到，敌军在城下遭受挫败的举动，距离百步之内却如此疏漏错误，若是这样，怎么能派一个使者奔驰千里，寄托千里之外的使命呢？假如被敌人得到，这会使嫌隙更加严重；敌人一定会说中国表面上议和，暗中却施行欺诈谋略，大大损害信义，使兵祸更加结紧。即使找到苏秦、张仪来作使者，也不能靠言辞辩解了。这实在令人忧虑。伏望明降诏旨，告谕军民坚守盟约；如果有诈谋以及擅自违抗命令的人，诏令少宰张邦昌按军法处置，办完后上奏。这样或许可以消除敌人的疑虑，早令退兵，避免招致后患。第二，臣在初三日亲自登城观察，发现军队不能组成完整阵势，完全没有纪律；骑兵不肯奋力向前交战，致使敌骑冲入，终于使我军败退。又访察听说，西路军夜间出击时，只剩后军停止行动，姚平仲逃走，不知所在。如今种师道年老多病，不能责令他临阵统率；外面的兵马又完全没有统领，恐怕会发生意外。请求立即选拔曾经担任边地职务、有军事谋略的人充任统领、统制，统率各路兵马，分地屯驻、结营，严格申明纪律，守卫京城。第三，臣访察听说，张仙等贼兵聚集在京城近郊，想乘机劫取金人的金帛；同时四方勤王军队相继全部聚集，其中多是乌合之众，不能没有奸人。如果他们贪图利益而忘掉道义，私下互相抢夺，损害和好关系，使金人更加疑虑，外患就会加重。请求下令告谕他们，以解除敌人的疑虑；并诏令张邦昌等设法向大金太子详细说明，请他尽快退兵，以坚定盟约。以上各项事情都十分紧急，一点也不能迟缓。伏望圣上裁断，迅速下令三省、枢密院共同商议，早日赐予施行，听候圣旨。太学生雷观上书，论说李邦彦、张邦昌不可任用。二月初五日，太学生雷观谨冒死拜百拜上书给皇帝陛下：臣已经三十六岁了。从十五岁束发起，便作为学校的学生执掌经书学习。在研习经书的空闲时间，臣喜欢援引古事来谈论天下大事。当时，专权的大臣刚刚钳制天下人的言论。臣的父亲、兄长、老师和朋友听到臣稍有激昂的言论，就一定深深告诫、极力阻止，认为宁可闭口不言来保全自己，也不要多说话而招致灾祸。臣自己也知道，远方贫寒的士人只是喋喋不休，实际上没有益处；只是不能相信权臣能够堵绝人的言论，蒙蔽君主的耳目。戊戌年，按例贡入辟雍，后来又转入太学，前后九年，已经充分知道一些情况。权臣果然能够以自身堵塞言路，任意施行奸恶；台谏官只是充数求进身，偶尔有所进言，如果不是对自己不利，就一定成为别人的鹰犬，否则便挑剔细小过失来敷衍塞责。唉！祖宗的纲纪、法度几乎扫地以尽，使天下百姓全都不能得到安定，含恨积怒而无处申诉，终于使夷狄猖獗、兵祸相连，造成今天的局面；这一切都是言路不通、上下蒙蔽的过失。言路不通，臣也因此闭口二十年了。近来担任宰臣的人建议设局讨论天下事务，召集十几个亲近依附自己的人，观望形势，阿谀奉承；他们所讨论的全是细枝末节，议罢一件事，若被权幸夺去，早晨所说的话到晚上就恢复旧状。什么时候有一件大利害关系涉及百姓了呢！好啊！臣的朋友高阅曾说：天下的利害，应当让天下人来议论。臣听说他因为回答讲议司的策问而说出这番话，实在是正确的言论。

译为什么呢？天下如此广大，岁月如此久远，事情的利害又不能全部列举；如果不是亲身受到其中的祸害，哪里能完全了解实际情况？如今设置官员、任用属吏，只办理文书往来，却想替天下除害兴利，难道不是荒谬吗！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寻求谏言、采纳善言，只怕范围不够广。设置敢谏之鼓，树立告善之旌，悬挂殷代的警戒之木，设立掌管过失的官员，还怕不够；又设置官职，把进言作为常规。因此史官有记载，瞽者作诗，乐工作箴谏，谏议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论，庶人以谤言进谏，还怕他们懈怠。每年孟春，遒人手持木铎巡行道路，振动木铎发出警示；官长互相规劝，乐工以自己的技艺进谏；如果有人不恭敬，国家自有常刑。这样，他们所访察听闻的难道还不够广吗？如果这样，君王自身和国家政事还有什么不善，天下的利害还有什么不能上达？这就是所谓应当让天下人来议论。天下人能够把关于利害的言论全部让上面听到，那么应当进言的人即使想沉默取容，也不可能了。官员已经尽到职责，那么执政大臣即使想取容于人，也不可能了。言路通畅而辅佐大臣又任用得人，太平之治难道还难以实现吗？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孝友的性情、恭俭的德行、仁爱百姓和万物的心，本来就是生而知之，并且以至诚推行，感化上下已经很久了。陛下即位之初，臣已经知道天下利害从此一定能够上达，下面的情况没有不能沟通的。不久，求言诏书果然下达，旨意丁宁，臣拜读后感动流泪，连续数日不能自已。并且对各位朋友说：前些日子的话本来已经成为遗憾，如今若还不进言，难道不是惭愧吗？都应当把自己听到、看到的事情诵说出来，以报答我们的君主。然而诏书下达过了一天，呈上的封事不下千余件，却没有听到明确实行求言的实际措施。臣私下疑惑，难道求言诏书只是具文吗？还是进献言论的人都鄙陋冗杂，不值得采纳？莫非把它们交给有关部门，而办事的人仍沿袭过去的弊病，阻止压制而不实行？不然，为什么只听说陛下每每勤劳地在深夜阅览，却又没有听说因为某人的言论、某件事实有利而立即施行，又因为某人的言论、某件事实有害而立即罢止？这就是进献言论的人不能没有疑惑的原因。《说命》说：不是知道道理困难。《左传》说：忠言虽然逆耳，却有利于实行；那么求言的人应当承担不接受忠言的过失。今天求言诏书如果只成为具文，或者办事的人阻止而不实行，天下人就又会像前些日子那样闭口不言。臣将看见夷狄、盗贼的祸患难以迅速扑灭，天下必然大乱。假如他们所说的全是琐碎小事，不切合时务，那么就应当再次下达明诏加以申明告谕，不可以认为他们的言论没有可取之处便停止。臣恐怕士大夫仍以从前直言而招祸作为戒惧，不能披露赤诚之心来仰承陛下求言的诚意；这就是臣首先陈说此事的原因。臣一向愚直，敢把恳切至极的言论上奏，冒犯陛下。看陛下是否果真能够实行。诏旨所询问的朝廷缺失、政令乖僻、保卫国家和治理风俗的方法、安定边疆和抵御戎敌的策略，这几项言论当然都是国家的急务。然而当今的事务中，还有比这些更急迫的，只需说一句话而已。陛下知道吗？已经知道，就不必等待臣的言论；如果还不知道，臣谨为陛下说明。所谓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议论宰相人选。君主没有别的职事，只有在于…… 议论任用一个贤能的宰相。如果宰相得人，百官就都会贤能；百官称职，各项事务就都能治理；否则就会混乱。商朝衰败时，中原失去正道，四方夷狄交相侵扰；商高宗最终能够讨伐夷狄、治理中原，继承成汤后代的事业，建立中兴的基础，根本就在于得到傅说，让他按照王命担任冢宰。傅说进言陈述治国的根本，也只是说：治乱在于各级官员。为什么呢？各级官员得人就能治理，失人就会混乱。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各级官员是否得人；各级官员是否得人，又取决于一个宰相贤能还是不贤能。任用宰相，是天子的职分；升降百官，是宰相的事务。商高宗把任命傅说看作急务，傅说把选用各级官员看作急务，这就是商朝得以中兴的原因。国家自崇宁以来，想要张治具、粉饰太平，但天下逐渐衰败混乱，一天天陷入其中，都是因为宰相不是合适的人。宰相不是合适的人，各级官员便按类别随之升进；亲近私党的人授予官职，品德败坏的人授予爵位，贤能之士反而被斥退不用，只任用奸党。其祸乱的开始，不必等到今天才看见，有识之士在崇宁初年已经看清了。即使现在想要端正刑法、明确罪名、严惩误国之罪，也已经来不及了，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如果不彻底说明造成祸乱的阶梯，就没有人知道拨乱反正的方法。臣为陛下略举前朝宰相奸诈手段中较大的几种：借“绍圣”二字来实行自己的欺诈，借“国是”二字来主张自己的奸恶，借“享上”二字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凡是进直言的人，一概斥为狂妄；凡是建立正论的人，一概以邪说禁止；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反而以纯正之人任用。奸术一旦实行，便无所顾忌，所以败坏法度、紊乱纲纪，无所不为，数也数不清，以致凶悍的敌人几乎危及社稷，使陛下遭受极大的屈辱，都是因为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陛下即位以来，从施政作为中可以看出，陛下慨然有求治之心；但议论宰相人选这一职任，也还没有做到恰当。这就是臣认为当今急务的原因。白时中年老昏庸、没有用处，罢相那天，公议都称快，人人都说陛下一定能够选择贤人任相，中兴的治理很快就可以实现。第二天宣布任命，却只是升迁李邦彦、张邦昌而已。士人百姓大失所望，都说邦彦、邦昌也是前朝辅相中无所作为的人。即使不能罢免他们，尚且还说得过去，难道可以就这样任用他们为宰相吗？臣看来，邦彦、邦昌虽然还不如前面几位大奸大恶之人，但考察他们的操守和手段，也不过是两面讨好，以保住职位、培养恩宠罢了。前日辅相无所作为，姑且放在一边不论；只说自陛下即位以来，一两件大事中，邦彦、邦昌可曾慷慨进过一句话？可曾愿意以身殉国，独当一面？邦昌奉康王进入敌营作为人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已经是很无耻的事情了。贤者一定不肯担任宰相之职，却甘心做这样的事情。邦彦、邦昌在无事时胡乱授官，召集、收罗亲党作为强援；到了多事之时，又借着使命遣散亲党，送走妻子儿女，他们凭什么率领百官、为国家抵御外患？听到迁徙逃亡的说法，就乐于随从；谈到拼死效力的计策，就退缩不前，他们凭什么安定百姓、成为国家的柱石？敌人说什么，他们就听从；敌人想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没有听见他们说一句忠义之言，奋然挫折敌人的心，他们凭什么威服、安抚四方夷狄，使他们畏惧服从？那些蠹害国家、残害百姓、挑起战争、招来盗贼的十多个大奸臣，天下人恨不得吃他们的肉还不能解恨；而邦彦、邦昌起初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只因势就简，稍稍罢免几人，难道能不畏惧强横者而退斥不肖者吗？

译在这样纷乱的局势下，他们所进用的仍全是亲党；选拔百官，有谁能不徇私而以公心灭私、进用贤能呢？总领百官、使百姓安居、威服安抚四方夷狄、进贤退不肖，都是宰相的事务。邦彦、邦昌如此疏漏荒谬，决不能担当今天的危急局面。陛下知道求言、听谏，却不知道议论宰相人选有先后缓急之分，次序已经颠倒。假使中外臣僚、士人百姓都像诏旨所说那样，把所询问的利害全部进言上达，到了这一天，陛下是独自罢止、实行这些意见，还是必须交给辅相，由辅相罢止、实行呢？陛下独自办理，并不是君主无为的道理；交给辅臣，像邦彦、邦昌这样的人必定无能为力。陛下知道这件事是急务吗？也未曾就此询问群臣吗？臣私下担心有人会对陛下说：天下安定时要把注意力放在宰相身上，天下危急时要把注意力放在将领身上；如今金人逼近城下，应以任命将领、派遣军队为急务，其他事情暂且放缓。这大概是误国之中最严重的说法。臣认为不是这样。天下的安危都在于重视宰相；宰相得人，将领就一定能成功，宰相不得人，将领就一定会坏事。将领出入谋划，必须把宰相当作心腹；将领虽好而宰相不贤，谋划就会有画饼之讥，临敌就会有受牵制之祸，哪有不耽误事情的？裴度任宰相，李愬成就淮西功业；杨国忠任宰相，哥舒翰遭受潼关之败。这些都是明白的事实，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前朝自从蔡京任宰相，便任用童贯为将，发动西北边事二十多年；西北的良将和精兵丧失了多少，无法知道；耗尽天下力量供给两边军费，数目也无法计算。今天的事情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这就是眼前的鉴戒。陛下如果因为邦昌身在敌营，不能立即罢免他，那么邦彦为什么还要长期留任？陛下如果不赶快罢免邦彦，即使有贤将也一定不能成功，只会徒然招来耻辱罢了。臣听到道路上的议论，说邦彦和两三个党徒。坚决主张割地的说法，认为边境以外的事务还不能全部交给将帅。割地这件事关系国家利害，臣知道提出建议的人已经仔细筹划并全部陈述了。臣不再一一细说。臣只知道，邦彦罢免之后，朝廷谋议一定振作，将领的权力一定专一，割地的说法一定不能实行，强敌的势力一定会消退。臣又担心有人会对陛下说：邦昌、邦彦过去在政府任职时，也常常认为燕云之事不可图谋、童贯不可再次派遣；如今果然如他们所说，正应当任命他们为宰相。臣认为不是这样。邦彦、邦昌在政府任职时，如果果真知道事情会这样，就应当极力陈述不可行的理由；如果不被采纳，就应当以死相争；即使不能以死进谏，也应当请求离职。可是邦彦、邦昌最终只是贪恋俸禄而不进谏，以致达到今天的危急局面，他们心里不过是害怕童贯带来的祸患罢了。哪里有贪恋俸禄、害怕祸患的人能够担任宰相呢？臣又担心有人会对陛下说：任用他就是虎，不任用他就是鼠，人才只看怎样使用；邦彦、邦昌在前朝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姑且试用他们也可以。臣认为不是这样。臣下出身平民而做到政府大臣，所受宠禄已经很丰厚了，职位也足以有所作为。邦彦、邦昌入朝以来，何曾提出过一句话、做过一件合乎人心的事情？如果他们做过，如今任用为宰相也还可以。这两个人所作所为，不过是凭借权势、结交宦官、迎合旨意、阿谀奉承，以求迅速显达做官罢了，难道还有别的学问吗？如今天下的形势比倒悬还要危急，纵使放任他们，也只担心他们行动得不够快。又怎么可以因为他们做过宰相的职事，反而再任用无能的人呢？臣又担心有人会对陛下说：邦彦、邦昌不自恃才能，而是任用群才，这才是做宰相的办法。臣认为不是这样。甄选天下人才而任用，使他们各当其位、各尽其职，以处理各种政务；做宰相的只需坐享其成功。正如柳宗元《梓人传》所说，这不是确实有宰相才能的人不能做到。邦彦、邦昌因私害公，所援引任用的多不是合适的人；即使因他人推荐而得到一位贤士，又把他安排在不适当的位置，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因此贤能之士多自行退隐。他们如果长期居于相位，必定不能替陛下进用天下贤才，真正成就宰相的功业。臣又担心有人会对陛下说：宰相之任不可轻易授予，必须从贵臣中选拔，难以突然任用。臣认为不是这样。今天的祸患，都是身居高位者的过错，正应当选择合适的人来任用；有的对社稷有功，有的为士民所仰望，即使是小官，也可以升任，即使尚在升议之中，也都可以起用，不必拘泥于资格。传说版筑之间的卑贱之人傅说，高宗任用他为宰相而毫不疑虑，中兴的功业因此仰赖傅说成就，这难道是因为他一向尊贵吗？东汉陈龟说：“三辰运行失常，就选拔士人做宰相；四夷不恭，就选拔士卒做将领。”如今是什么时候，难道还要轮流迁就贵臣吗？臣又担心有人会对陛下说：今天金人直接侵犯京城，也是天数如此，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不只是辅臣的罪过。这种说法尤其是奸邪到了极点。臣认为不是这样。自从前朝失策，同北虏（改作“敌”）结好以来，人人都知道他们必将成为中原的祸患。邦彦任少宰已经一年多，邦昌在政府中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不替国家作长远考虑，回顾过去，预先做好防备，却使他们猖獗到直接来到这里？前些日子边臣已经说敌人必定毁弃盟约，邦彦、邦昌却一点也没有省察。《传》说：“跌倒了却不扶，危急了却不扶持，还要用那样的宰相做什么？” 难道可以把这一切归之于天命吗？臣又担心有人会对陛下说：金人的祸患，是邦彦、邦昌一类人阿谀奉承造成的，必须让他们承担责任；不能在动乱之间听任他们请求离职。这只是妇女般愤懑的说法，不是治理国家的道理。臣认为不是这样。知道贤能却不能任用，知道不肖却不能罢免，这是拥有国家的人最大的祸患。邦彦、邦昌既然没有智谋和远虑，在祸患尚未显现时就不能谋划，在事后也必然没有办法抵御他们；将他们赶走而专任贤能之士，是可以的。世上有替人做雇工的，拿了工钱和饭食却把事情办坏，主人必定会辞退他；哪有替我谋划国家，已经误国之后，还要固执地要求他继续办成事情的道理？二人的党羽和为他们提供便利的人，臣已经说得非常尽了。不知陛下是否曾听信过这类先入之言！如果其中有一条说法曾经误导圣听，那么就可以由此推察其他说法，邦彦、邦昌决不可再任宰相。两位宰相如此，其余在政府中的人尤其多有不才，不值得再论。《周官》说：“英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官职，而看任用什么人。”又说：“官职不必全部备齐，只要有合适的人；如果能得到一两个贤者在位，也就足够了。”庸劣之人即使布满朝廷，对政事又有什么益处，为什么还要优待宽容他们，不稍加裁汰呢？我太宗皇帝曾对侍臣说：“国家如果没有内患，必定会有外忧；如果没有外忧，必定会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疆事务，都可以预先防备；唯独奸邪无状而成为内患，才是深可畏惧的。”帝王用心，常常必须谨慎对待这一点。唉，圣训不是非常切近而深刻吗？今天金人犯顺（删去这四字，改作“敌势”）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是外忧了。如果用人不当，又造成内患，那么陛下将怎样治理国家，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地方。

译愿陛下考察太宗皇帝的圣训，及早加以谨慎。那么，如今议论宰相，应当怎样才可以呢？臣愚昧地认为，必须是有智谋远虑、忠诚纯正、学术正当，德行足以使人信服，才能足以应对变故，通晓祖宗以来的典故，并且在进退百官之间能够以公灭私、不怕受阻挠而怯懦的人。这样以后，才可以排除奸恶、选拔贤能，革除积弊，施行全新的政治，以救济百姓、保全国家；如此，中兴的功业陛下就很容易成就了，金寇（改作“人”）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自祖宗以来，宰臣多被言官列举论奏，直指某人可以做宰相、某人不可以做宰相，无非是天下的公议。这是我宋最为盛大的典章。近来台谏一旦蒙时相提拔，就多怀有私恩，再没有直言了。这一点也不可不察。今天的宰相，难道…… 如果陛下真心广泛求取人才，虚心任用，就不可听信过分诬蔑的言论，说天下没有这样的人。仁宗皇帝至和年间，罢免陈执中的宰相职务，同时任用文彦博、富弼两位宰相；他们久已有声望，在正衙宣读任命诏书时，朝士互相庆贺。仁宗皇帝暗中派小黄门到百官班列中探听议论，听到有人说“宰相选得好”，便高兴地对欧阳修说：“自古君主任用人才，有时依据梦兆、占卜；如果不了解人才，就应当听从众望，梦兆、占卜哪里值得凭信呢？”这件事写入《宝训》，传给士大夫，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非常盛大的举措，不是很正确吗？陛下求取贤才，若能采用仁宗皇帝掌握用人权柄的做法，探听缙绅的公论，顺从朝廷内外的众望，就不必等臣这样喋喋不休了。臣亲眼看到陛下下诏求言，便想稍稍竭尽愚诚，来抒发二十年…… 区区的一片心意。臣自念身份极其卑微，如果说的是细小事情，那么还不如不说更好。此前我所起草的关于重大利害的奏书还没有上呈，陛下已经先行施行，恐怕会被看作观望，因而立即停止罢办。如今我竟然径直说两位宰相不是合适的人，实在很像僭越；然而臣曾说，郑子产尚且不毁掉乡校，仍让人议论执政者的善恶，何况天子建立太学，本来就以选取士人、议论政事为根本，而且又有求言的诏书，并且再次告诫说：“不要曲意隐瞒，以致陷入阿谀奉承；如果因为害怕祸患而不陈述自己的愚见，臣实在以此为耻。”冒犯天威，臣极度战栗，恭候治罪。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卷三十五校勘记。“神人系望”（‘望’误作‘命’）；“兵民失措而忠义解体矣”（‘而’误作‘为’）；“而陛下聪明之听”（‘听’误作‘德’）；“然比以小却未应遽废”（‘遽废’误作‘速发’）；“经月围闭”（‘月’误作‘日’）。“有武略之人以充统领统制”（‘统领’二字衍）；“阅因对充讲议司策”（‘阅’误作‘闻’，脱‘充’字）；“今日而不言”（‘日’字衍）；“咸宜罄所闻见”（‘罄’误作‘诵’）；“然诏下逾月”（‘月’误作‘日’）；“而未闻缘某人言某事实为利令行之，缘某人言某事实为害令罢”（两个‘令’均误作‘今’）；“毕张治具”（‘毕’误作‘俾’）；“其治乱不待今日而后见”（‘治’误作‘始’）；“言之复为何益乎”（‘为’字衍）；“假国是二字以售己之奸”（‘售’误作‘主’）；“实为巨奸”（‘实为’误作‘十数’）；“陛下独能行之，抑须付之辅相能行之耶，独能行之”（两个‘能’均误作‘误’）；“其如邦彦邦昌卒持禄不诤”（‘如’误作‘言’）；“皆由肉食者之过”（脱‘由’字）；“虽小官可升任”（‘可’误作‘虽’）；“能以公灭私不畏且怯者”（‘且’误作‘沮’）。●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