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

译靖康中帙十七。起于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戌，止于三月三日己巳。吴若又写信送给中丞许翰。《书》说：我听说君子爱人，是用道德来爱；小人爱人，是用姑息来爱。用姑息爱人，必然进献偷安的言论；用道德爱人，必然进献如药石般的正论。近代公卿中，凭钻营求取私利、出卖自己的人很多；既然自己出卖自身，便拿这种标准要求别人，所以稍微听到辨别是非的人，就惊讶地认为他粗鄙，更何况肯接受别人直言尽谏呢？如果不是卓然特立、能够从流俗中自我拔出的人，不能和他谈进献药石之论。臣私下听说中丞大人过去在禁中任代言时，不肯歪曲迎合而获罪；后来又任职青锁，因为营救孙傅而被贬。气节如此，必定能够接受尽情直言。因此我特意愿意献上自己的微薄意见。如今君主刚刚即位，强敌侵犯城池，社稷震动，依赖祖宗天地之灵，才勉强避免倾覆；但承受纲纪败坏、人才凋零之后，误国之党仍留在朝廷，残害百姓的官员仍充任郡县长官，国势衰弱，风俗衰败，士人百姓惶恐不安，只盼望有一位贤相出来辅佐圣主，以正直之道安定国是；依靠公论起用人才，全部除去凶邪，大力收回威权，慎重爱惜名器，公平使用赏刑；顺应百姓的愤怒来整饬军队，顺应百姓的愿望来施行政令；卧薪尝胆，雪洗上皇退位的羞辱。然而吴敏却首先进献奸邪之言，依附下属、欺骗君上，有仿效蔡京的志向。中丞知道这些却还没有说，还是没有看透他的用心呢？崇宁以来，台谏官都熟视奸邪，畏缩闭口；等到奸邪败露、已经依法处刑，弹劾奏章才送到。所以即使有台谏职位，也无法挽救祸乱。唯独陈甯在蔡京权势还没有达到顶峰时就进言，到今天天下仍称颂他，以为他能够预见祸患。中丞平素自负，必不肯处在陈甯之下，应该早日看清吴敏。吴敏主张请求上皇退位，于是接受门下侍郎的任命；考察他的趋向操守，难道还能自我振作吗？士人舆论喧嚣，因而指他为蔡攸死党，说蔡氏父子探听上皇旨意，令吴敏乘机代为谋划，希望吴敏在朝廷能够庇护蔡氏一族。假如果真如此，吴敏只是蔡氏的役使，怎么可以处在众人瞻望的位置上？然而过去我还敬重吴敏的学问，疑心他或许另有打算；等到看到他营救李邦彦的奏札，才惊讶地说：“吴敏真是错误地用心了。”吴敏先说军人伏阙、杀内侍、殴打宰相，恐怕会招致高欢窥伺魏国之事，这是想用利害来打动君主、堵塞天下人的嘴；接着又说李邦彦辅佐上皇，自前岁以来罢免更换宰相、改革政事、平定山东河北的盗寇，全都出自他的力量。这不只是曲意营救李邦彦，也是营救蔡攸。又主张派遣李邺等人到金人军中出使，说终究依赖他们的力量；这是吴敏与主和议者相同，想自行邀取功劳。最后说从前王黼奸恶，却不提蔡京。这又是因为蔡京成就了吴敏，王黼驱逐吴敏，蔡攸召回吴敏，其中有私心。所说的事情都不是虚假的，希望能够恢复过去。胡后扰乱朝廷，魏国政事不能振作，所以卫士因私愤焚烧杀害张彝一家，并不是为了国家。高欢养马积财，本来就有异志，借此结交士人，形成无所顾忌的心态。至于前日军…… 民杀内侍、殴打宰相，难道听说是有私怨吗？这是因为他们欣然拥戴君主的恩德，想除掉国贼、张扬朝廷威势罢了。即使高欢复生，也会知道百姓没有忘记宋朝；他的奸心自然受挫，哪里还敢窥伺？吴敏用这件事排挤群臣，志向必定另有所在。起初上皇任用蔡京为相，蔡京首先建立上书朋党之法，流放驱逐义士，由此形成壅蔽言路的风气。前日伏阙的士人，正是二十多年压制百姓的弊病一下子溃决的结果。如今君主刚即位，吴敏本应陈说人心可畏，使君主警醒，知道覆舟驭马的戒惧，却首先援引高欢的故事来恐吓，这就把话堵死了。杜牧《阿房宫赋》说：“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军民像前日那样敢于说话，正是中兴的祥兆；万一堵塞他们，使他们只剩下敢于愤怒，那么那些袒臂高呼的人，难道还会来到宫阙之下吗？我曾听说上皇时，凡有人争论得失、执守法度，便批评说：“这是五代跋扈、君弱臣强的风气；所以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也没有人敢触犯雷霆之怒。”如今如果让臣下都躲避高欢之祸，那么朱云、王章就会再次出现，也不会肯到宫阙进言了。吴敏这番话，实在不懂宰相的体统。凡是做宰相的人，举止行动都应安慰天下人的希望，百姓将要举手加额庆幸；从没听说萧何、曹参、邴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会被人在宫阙之下殴打。至于李邦彦，在王黼当权时似乎有士人声誉；但身居政府，明知燕云之事一定失败，却贪恋禄位、保全自身，甚至借服丧之机隐藏，后来听说起复，果然以天下一日不可没有李邦彦为由。难道不能极力劝谏穷兵黩武会导致自焚之祸，稍稍申明舍弃亲人而侍奉君主的义理吗？为什么却深挖狡兔之窟，暗中施行鬼蜮之谋，结交蔡攸，罢免王黼，自己取得宰相之位；等蔡京重新出任，蔡京扰乱纲常，他还安然无愧，略说几句希望取悦君主的话，却始终没有躲避责任的实际行动。他在患得患失方面与王黼有什么不同，却想把罢免王黼当成功劳？这就像蔡京劝谏不要攻取燕云，蔡攸亲自担任统帅；父亲想免除后世的诽谤，儿子想在前面邀功。臣下宁可愚昧，不知时机而陷入王黼的圈套，那只是罪行；至于心里明知不可，意在贪图名声，首鼠两端，像妖狐一样愚弄天下，即使有刀锯，又怎能把他完全处刑？至于李邺出使敌虏（改作金），儿童都笑话他；他虚张敌势，震动朝野，使大臣胆寒、兵将气馁，坐看敌军长驱直入，寸草不能保全。又听说贪图金帛、邀取土地，是虏人（改作敌人）的根本谋划。李邺略有见识，本可用计折服他们，却反而卖国谋身，与敌人交易。等李▯一出使便丧魂失言，郑望之等人又向本朝索取高价，轮流向异域献忠。吴敏既在枢府，料想将来没有借口，于是指李邦彦为处理事务有功，指李邺为国家有功；他与范蠡请求会稽之罪、舅犯多次跟随逃亡的过失相比，识见情趣也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王黼的奸恶，难以追究刑诛；然而与蔡京相比，只有十之四五。童贯能够穷尽兵权，实在是蔡京纵容他；当童贯迷惑上皇、图谋幽蓟时，难道是由王黼主使的吗？王黼只是想分取奇功、取得宰相之位罢了。蔡京果真忧虑国家，为什么不以死力争？如今观察吴敏任用人才的情况：叶梦得被抛弃在人伦之外，却突然掌管名郡；又如陆藻，素来贪污，起用……

译守南门的人说：当今皇帝刚即位时，召用一个人，四海都拭目以待；可是吴敏却先荐用这两个人，这是为什么呢？听说吴敏与叶梦得交情深厚，知道他没有罪。可是百姓不可能家家户户都说明白，叶梦得的说法却已传遍四海，蔡攸便条奏请求召用他，太上皇认为这会败坏风教。吴敏不知道将怎样向天下解释。若说流俗的诽谤喧嚣都归罪于皇上，那么十多年来竭尽百姓膏血、离散百姓骨肉，盗贼蜂起、群盗猖獗，使百姓父亲吃儿子、丈夫卖妻子，四海难道还会有拥戴皇上的心吗？只是因为皇上居于春宫时仁慈节俭、清正自守，天下人对他寄予希望；及至仓促发生变故，太上皇知道他能够传位，便舍弃社稷而传位给他。吴敏没有深思这一点，反而想让皇上压制人心、违背公论，抛弃天下人的希望，不任用有罪之魁而不加诛戮，却指高欢为功臣，借群臣为魏元帝的事作戒，来防止百姓议论。万一使皇上与百姓结怨，中兴之功岂不是很难实现吗？我认为，评论太上皇时，大臣都有“主辱臣死”的责任，不应仍在朝廷任职；吴敏这类人也不应任宰相。为什么呢？拥立之功，如周公对于成王、霍光对于汉宣帝，本应掌握政权而不推辞。至于今日太上皇回宫以尽孝养，吴敏等人自有进退和回避的嫌疑，群臣很容易因此产生离间。过去房琯只不过替肃宗奉送宝册，亲身任用贺兰进明，肃宗便因此怀疑他；房琯虽然不长于用兵，但陈陶斜之败，未必不是由于上下互相猜疑、关系阻隔所导致。过去周武王任用文王的吕望，汉惠帝任用高祖的萧何、曹参，顺应民心，于是成就大业。至于汉宣帝，心中疑忌霍光，等到任用魏相；唐太宗想诛杀裴寂而亲信魏征，任用或罢免是否适宜，本来各有道理。中丞大人也请反复为国家考虑，这也是忠于吴敏。又听说中丞大人与吴敏交情深厚。如果确实如此，吴敏不罢免，中丞就不应任职。我听说蔡京、王黼任宰相时，开封府替他们罗织罪名、锻炼狱案，这正是蔡京、王黼所以权势倾覆天下而太上皇没有觉察的原因。如今吴敏未必会达到这种地步，但中丞大人还是应当为自己好好谋划。中丞大人如果内心无愧，不回避这个职位，并且进言要求罢免吴敏，才可以免除天下人的讥谤。吴若，字秀海，相州人。凭上舍资格出仕，授修职郎。他文学优长，议论慷慨。娶张邦昌的姨女为妻，常劝张邦昌劝谏太上皇停止花石纲之事，张邦昌不听，他便向张邦昌的妻子进言。妻子惊讶地说：“吴郎是发疯了吗？怎么忽然这样说？”吴若任太学正时，上书说吴敏营救邦彦，其实是在营救蔡攸，这一点从事情的端倪即可看出。奏书传开，人人争相传阅。皇上不想违背邦彦和吴敏的意愿，所以贬斥吴若，与合人一同差遣出京，当天便离城。吴若欣然离去，士林颇为他惋惜。粘罕（改作尼堪）经过泽州，遇到使臣路允迪等人，说城下已经讲和，割让了三镇，于是返回太原。粘罕（改作尼堪）在太原城外旧城筑城居住，号称元帅府，并把所属各县全部攻陷，以边地的刍草和粮食作为长期驻留的打算。御史中丞许翰上书，论述决战有五条有利之处。臣恭敬地看到，金人（改作敌人）退兵以来，朝廷官员上上下下都安于享乐，侥幸认为可以无事，依此求安，而臣独自整夜不能入睡，正为此忧虑。夷狄的性情贪婪无厌，而我们既向他们显示软弱，又给他们提供利益，不过一两年，势必再次前来。从所割让的三镇疾驰三日，骑兵便可侵犯京城，飞扬的尘土就会进入宫阙。到那时，金帛不能再取得，土地不能再割让，边地军队不能再召集，有才智的人不能再谋划，万世的祸患怎能说得完呢？如今听说姚古率军已经到达国都郊外，臣私下认为，陛下可以把边境以外的事情完全交给将帅处置。若派一名使者可以使他们屈服，就派使者；若不能使他们屈服，就用兵，不必犹疑。臣曾仔细筹划：我军作战取胜，便蒙受无穷福祉；即使作战不胜，北面有井陉，西面截断太行，内部据守大河，国家稳固而无忧；敌人已经残破，回撤的军力不能再次夺取三镇，所以我军取胜有利，不胜也有利。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一条理由。敌人的欲望已经满足，将领骄傲、士卒懈怠，天气越来越炎热，人马喘息流汗，我军正当锐气旺盛之时攻击他们的疲惫回军，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二条理由。我军人多、敌军人少，以十人抵一人；回头观望者诛杀，转身逃跑者斩首。威令既然确定，弱者也会奋勇，更何况关陕一带久经百战的将士，外受金帛诱励，内受愤恨羞耻激发，击破敌军是必然的。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三条理由。种师道是持重的名将，如今虽然年老多病，但他的智谋仍足以依靠。议论者见他木讷，便认为他没有谋略。这大概是因为他不靠言语击贼。过去赵括谈论兵法，他的父亲赵奢也难以驳倒他；但赵奢却说赵括领兵必败。宋文帝在江左时，听王玄谟谈论兵事，神采飞扬，颇有伊洛之间的气势；等到让他统兵，却望风溃败。听说种师道从年轻时起就沉着坚毅，这大概是他的天性。披甲执胄之士瞪眼说话困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可因此马上怀疑他。何况如今再有姚古相助，他们一定能够共同立功。这是可以决战的第四条理由。陛下仁慈圣明，真诚足以感动万民，义气足以感动三军，人人都想为国而死，以洗雪中原的耻辱，发泄宗庙的愤恨。天时容易错过，人心难以收拢，陛下如今不乘此有利形势，日后一定会后悔。这是可以决战的第五条理由。如今那些只求保全自身、保住妻子儿女的臣子，专门设法夸大敌军声势，虚张声势，害怕被劫持，只图苟且保全眼前，以致给万世留下祸患。他们也没有别的用意，不过是认为战败后罪责会归于主张作战的人，而自己不利；如今只要主张和议，自身便能保全而无忧。明年秋高马肥，敌骑再次来犯，他们必定推说：“国家对敌人的事情处理不当，不能归罪于主张和议的人。”奸邪之徒各自谋求私利，还有什么比这更方便呢？他们并不是替陛下和宗庙社稷作长远考虑。一胜一负是兵家的常势，关键只在于观察大计如何。议论者因为姚平仲前日轻率行动而受到小挫，便认为王师不能再用。《传》说：“凡事都要能够果断，才能成功。”所以臣只希望陛下果断决定。又上书。臣恭敬地看到，王师已经出发，但朝廷的谋划还没有确定，这是令人疑惑的事情。古今大概从来没有在疑惑不决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因此，朝廷的意图一旦疑惑，将帅的心志就不会一致；将帅的心志不一致，士卒的士气就不会锐利。果断决定而坚决执行，鬼神也会避让，这就是精神力量。陛下想要决定今天关于和战的议论，最终只在于究竟应该和还是应该战。

译应该怎样处理，就这样决定罢了。其中小小的得失，并不是关系大计的关键。过去汉高帝、蜀先主都号称聪明神武，是一代英雄；考察他们用兵，失败的次数很多，但他们的志气越受挫越振作，越受压抑越昂扬，是因为大计已经在心中确定，这正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陛下若决定和议，臣希望陛下取太史公《史记》中的《虞卿传》阅读，看看其中反复论说的内容，这是古代的鉴戒。如今如果失去三镇二十州的土地，天下的形势就已经断裂；两河之地没有河东，陕州便无法守卫；没有河朔，汴京便不能作为都城。汴京不能作为都城，就要谋划渡过长江到江南。臣考察永嘉年间渡江后能够建立东晋，是因为王导、谢安等贤相接连扶危救倾，仅仅能够建立国家；中原却终于成为丘墟而陷于胡貊之手。后世若有王导、谢安那样的才干，东晋的宗庙还可以重新建立，社稷还可以重新恢复。盗贼进入陵寝，取走一块破土，到那时将如何开口呢？说到这里足以流泪。陛下永远想到将来的艰难，那么今日即使天下再次骚动，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呢？选择祸患，没有比选择较轻的更好。有人认为太祖即位时还没有江南、晋、蜀，最终却能够统一天下。臣认为两者不能相比。太祖生长于战争之中，并不是…… 并不是像陛下这样继承帝位、守文而治；建隆年间的将士经历百战而精锐，也不是如今的将士可比。如今将领平时没有培养，士兵平时没有训练。敌人在掌握之中，纵容他们而不予攻取，使他们势力更加扩张，怎么能拿太祖的事来作例子呢？所以凡是主张和议的人，都是把国家交给别人。陛下若要决定战还是和，臣所陈述的五条可以作战的理由，都已经在前一篇奏章中说明了。如今假如敌人不肯消除怨恨，渡过黄河的军队就应当作战；作战就必然有漕运的事务、应援的军队和屯驻据守的要地，都应预先整治，不计较小的退却，专门要求取得成功；这样将帅的心志才会一致，士卒的士气才会振奋，三镇守军才会抱定死守到底、绝不改变的决心。如果我军将领心中疑惑，派军只是苟且行事，那么精锐已经损失，凭什么取胜？如今若以和议苟且取得眼前的安定，虽然没有失误，也未必能够成就霸业。臣听说西北百姓人人相互说：“我们与其做俘虏，不如向南起兵作贼而死，做中原的鬼。”三镇的百姓都愤怒怨恨，人人成为寇盗，这不是小小的变乱。姑且求得眼前安定尚且不易保全，更何况将来的祸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平息。自古用兵，必然有不同意见。周成王时，周公东征，百姓中有十个人说愿意辅助，其余没有不反对说艰难重大的。晋武帝与杜预谋划攻取江南，许多大臣如贾充等都极力争辩，只有张华赞成确定大计。唐宪宗任用武元衡、裴度谋讨淮西，盗贼杀害宰相，朝廷震恐，有人请求罢免裴度以安抚各镇；宪宗大怒，反而更加急切地讨伐蔡州，唐朝的威令从此重新振作。周世宗即位时，北汉引契丹入侵河东，周世宗亲自统兵抵御，宰相冯道坚决争谏而不能阻止，后周的功业从此兴盛。《尚书》说：“只有能够果断，才不会留下后患。”陛下之所以疑虑，是考虑众人一定会以姚平仲前日失败为依据，坚持他们的说法。最近种师道对臣说，姚平仲之所以失利，是因为没有采用劫寨的方法，大军本应稍稍扰乱敌军，使其自相践踏，然后才可以乘机进攻。而且地势横向伸入江河之间，这是诱敌出战而以军队侵入的有利条件。臣由此知道种师道是有谋略的。所以前日的功劳，在于没有使用老将而使用勇将，不依赖谋士将领。而依靠言辞议论，认为军队不可使用。过去石晋开运年间发生变故，契丹开始入侵，晋军失败而没有穷追；临近冬天契丹又来，攻陷都城。国朝景德年间，契丹入侵，发生澶渊之战，也没有穷追而与敌人和亲。开运、景德时驱逐敌人的策略相同，而成败功效不同，原因是什么？开运时中原正弱，向敌人显示畏惧，所以敌人又来；景德年间中原正强，以和议接受敌人，所以敌人终于安定。如今议论者不鉴于开运纵敌的祸患，却想采取景德年间的宽大做法，可以说是不懂得时势。陛下为什么不让那些议论割地的人亲自负责数年，假如敌人不再入侵，臣就知道那些人一定会找理由推辞。国家连几年都保不住，却想制定万世的策略，必定不能实现。请陛下把臣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讨论。诏书说：“这件事十分重大，可以令三省、枢密院商议，选取长远策略交给各位将领。” 更改金字牌。入内内侍省上奏说：近来因为金人入侵，截留传递的角牌，其中有御前金字牌。私下担心有人仿效制造，想要按照旧法，御前木牌等不得进入铺驿；朱红色金字牌改用黄漆朱字牌。奉圣旨，依奏执行。诛杀梁方平。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自统率精兵控制黄河渡口。梁方平战败，放弃黄河而不守；何灌望风逃跑。如今何灌因重伤死在家中，而梁方平还没有依法处刑。奉圣旨，依军法办理。当初金人在城下时，梁方平守卫京师西壁，命令军士不要随意发箭，等敌人靠近再射。百姓以为梁方平反叛，率领数千人喧闹着抓住梁方平，交给开封府囚禁，说梁方平家中藏有金人。百姓于是进入他家，搬走他的家财。官府斩杀了几个带头作乱的人，事情才平定。到这时，李纲建议诛杀梁方平，于是将他斩于市中。《靖康前录》说：这一天，收捕梁方平，给他戴上刑具送到开封府治罪；因为没有守住黄河的罪行，在茅座桥斩首。二十九日，乙丑，李邦彦请求持服，依奏准许。三月一日，丁卯朔，颁布赏功诏书。诏书说：朕刚登上帝位，恰逢艰难，依赖上天神灵，敌人悔悟退兵。朕永远想到士大夫披甲戴胄、冒着箭矢石块抵御寇敌、辛勤辅佐王室，终于有所成就，朕非常嘉奖他们。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教化天下。朕掌握威福的权柄，控制赏罚的权力，绝不吝惜高爵厚赏来对待作战将士。命有关部门迅速列出等级，把立功将士的姓名报上来，不要因为爱憎而有高下，务必做到恰当；希望赏赐不要超过时限，以感发激励将士奋勇，协力谋求安定功业。今后除非是有军功、战功和确实劳绩的人，其他一概不得因恩幸而随意转官、赏赐。把这些明白告知远近，使人都知道朕的意思。二日，戊辰，诏令德安府进士张柄、太学生雷观上书论事值得嘉奖，一并赐同进士出身，补授迪功郎，授秘书省正字。诰词说：朕刚承受大位，务求广泛听取意见，使不同的议论得以传来，以洗除闭塞蒙蔽的奸弊。即使是平民之士，只要有一句善言，也一并收取而不拒绝，何况你们才器见识优美、学业丰富，撰写奏牍进呈，文义灿然。因此特加褒奖，授予官职。博士、师儒本是相应的职务，你们从诸生中便升入这一选任，也很荣耀了。取得它并不艰难，保持它才艰难；今后应当恭敬地遵循朕的训诫，才能有始有终。依照前件办理。

译《靖康录》说：皇上自即位以来，平民的意见和奏章每天不少于几十封，即使在乙夜也亲自阅读，从未稍感厌烦。有一条善言，从未不知道；知道了，从未不实行。与大臣议论时，常常停止进食，吐出口中的食物，靠近前席询问。皇上从东宫迁入宫中时，服饰、器皿以及府库积蓄，听说连同辎重总共不到一百担，其中图书占了一半；帷帐没有华丽刺绣，几案床榻没有丹漆装饰，规划和使用都崇尚朴素。亲自听政还不到一个月，便革除弊政一百零五项，收取多余资财和闲散士卒，足以供给粮食、充实军队。所以能够抵御夷狄，并且赋税还没有征及天下，都是谨慎奉行俭德所导致的，不是矫饰强作能够做到的。六贼如王黼、梁师成、李邦彦、谭稹，有的逃窜，有的被诛杀。到这时，蔡京父子、童贯、朱勔也都分别定罪；斩梁方平首级，以警戒后来统领军队而逗留逃回的人。何灌的罪与梁方平相等，即使死了也不赦免，削夺官职，连同他的子孙也受牵连。起用唐恪为枢密，许翰为中丞，供职；姚古、种师道、种师中任制置使；冯澥、何灌、陈过庭、梅执礼都被召用。徐处仁尤其受到皇上深切眷顾，等待他到来，虚位以待宰相，舆论十分快意，太平的时期指日可待。三月二日，太学生雷观、张柄以二月五日上书合乎旨意，赐进士及第。考察雷观二字的奏书，论事各有陈东的十分之一而已；陈东只以免遭杀戮为幸，而这两人却得到如此荣耀的际遇。假使金人不屈服而死去的郎官傅察，不能得到褒奖；竭尽言论极力进谏、忠于保卫社稷、不谄媚君父、不依附宰执，如吴若这样的人，反而受到斥逐，天下事出入意外，谁也不能预料。谁能料到事情会这样呢？三日，己巳，太宰张邦昌任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门下：仕进应当谨慎，退处应当容易，这确实符合君子的风范；尊重旧臣、优待贤能，正是重视朝廷体制。朕眷顾你这位辅弼重臣、国家良臣，任用或舍弃虽然取决于时势，但始终重视你的义节，特此发布明白诏命，告知朝廷。光禄大夫、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心志深沉坚定，见识精明，气度宏博而作用深远，很早便登上禁中要职，朝廷大臣没有人先于他，长期参与政务，天下确实受益于他。朕嘉奖他对社稷的功劳，使他位列台衡。丙吉在边事文书方面声誉卓著，王商多有资质，具有汉相的威严。想到他长期奔劳，特以清闲的真祠官职处置；升任华贵的秘殿职衔，希望仍可便利咨询政事；增加赋税和食邑，以彰显他的功绩。唉！留侯知道满足，愿意免除人事劳苦；南仲将要归去，不要畏惧急迫的简书。愿他保全明哲，守住功名。特授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仍任光禄大夫，加食邑七百户。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卷四十二校勘记。“因民之怨”中“怨”误作“怒”；“则当力谏穷兵自焚之灾”脱“当”字；“蔡攸乱常”中“攸”误作“京”；“盗贼蜂集”中“集”误作“奋”；“使威令既行”中“行”误作“必”；“虚喝恐劫”中“喝”误作“忄曷”；“改金字牌入内”中“入内”二字本应在此条，却误入下文；“闻革弊政”中“闻”误作“开”。●卷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