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一

译《炎兴下帙》七十一。起于绍兴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止于十五日丁丑。绍兴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车驾驻跸平江府，下诏迁驻建康府。诏书说：‘朕承继帝位以来，不知不觉将近十二年，每想到多难，内心便警惕不安。昨天正值盛秋，朕亲自驾驭战车，住在野外，向四方显示军威，适逢叛逆前来侵犯，幸而及时平定。想到两宫的车驾还没有从异域回来，历代圣帝的陵寝还隔在妖氛之中，百姓多有艰难，战争没有停息，这些祸患都在朕一人，朕岂敢就此安逸而忘记大业？朕想鼓舞士气，以恢复长远谋略。就是黄帝那样最圣明的君主，也没有固定的居所；周王在天下太平之日，仍有出征远行之师。朕在这个时候，怎敢废弃前代的法则？将乘春令前往大江，驻跸建康，以察天意，并把这些告知远近，使他们明白朕的心意。’ 十五日丁丑，下诏赐给李纲等人。敕令李纲等：近来逆臣聚众作乱，反易天常，暗中引导敌人率兵南下。朕亲自乘坐战车，号令六军，将士同心，人人勇气百倍；在江上接战，时常派出轻兵，所向都取得战功，俘虏和敌尸连绵在道路上。敌势既已屈服，便暗中撤军逃遁。想到现在刚刚击退敌人，应当谋划善后之策。你是旧日辅弼，忠心于王室，一定能够深思熟虑，把如今攻战的有利条件、守备的适宜措施、布置的方法、安抚怀柔的策略，全部分条列举上奏。朕将虚心听取，择善而从；君臣之间应当没有隐瞒，凡利害的决断，都一定实行。朕恭敬等待你的高明谋略，希望听到确切的议论。因此下诏告谕，想来你应当知道。春寒，愿你保重。专此遣书，不能详尽。’ 李丞相纲答道：臣恭敬奉读诏书，诏书因伪齐、金贼（改作兵）退遁，命臣深思熟议，将现今攻战的利处、守备的适宜、布置的方法、绥怀的策略分条上奏。臣仰承圣恩，陛下怜悯臣孤立的处境，曾使臣任职近司；又察知臣迂腐愚拙，偶有千虑一得。臣虽因罪被屏退，隐居海滨，陛下却没有远弃臣，特别为国家边防和恢复的大计降下清问。只是臣学术疏浅、见识短浅，哪里足以符合诏旨、对庙堂谋略有所补益？臣谨竭尽愚见，以完成圣命。伏望陛下留神省察，臣不胜荣幸。臣私下认为，僭逆之臣倚仗强悍的敌人（改作敌），率兵南下侵扰淮地，其意图大概是料定朝廷会沿袭从前退避的道路，因而得以乘隙渡江，凌犯东南。没有料到陛下亲临江上，号令既已施行，赏罚既已分明，将士冲锋杀敌，俘虏和敌尸满路，敌军气势受挫，便暗中撤军、连夜逃走。这全是陛下谋略深远、天威英断所致，实在是国家无穷的福祉，也是内外臣子的共同庆贺。然而臣区区愚见，私下希望陛下不要因敌骑退走而欢喜，却应因僭逆未诛、仇敌未报而忧虑；不要因保全东南而自安，却应因中原未复、赤县神州仍被腥膻污染而羞耻；不要因诸将屡次取胜而庆贺，却应因军政尚未整治、士气尚未振作，仍使狂寇…… 伪孽得以潜逃而忧惧。这样，中兴的日期就可以指日等待。臣谨采集古代事迹，衡量当今形势，把攻战、守备、布置、绥怀的策略分条献上。有人说，金人（改作金人）既然退走，应当立即用兵，作为大举进攻的计划。臣私下认为不对。譬如下棋，首先应当使自己获得生路，然后才可以杀敌；自身的生存之道尚未稳固，却想轻率作战、侥幸取胜，这不是制胜的方法。汉高祖先保全关中，所以能够向东与项籍争衡；光武帝先保全河内，所以能够出征，彻底降服赤眉、铜马；肃宗先保全灵武，所以能够向东击破安史而恢复两京。当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倘若不先谋求自我巩固，怎么能够万全地战胜敌人？况且将士长久暴露在外，财物调度费用很大，百姓困于征敛。应该大力整治守备，痛下决心办理，使百姓和军队得到休息，这才是正确的计策。有人又说，金人（改作金人）既然退走，应当暂且保据一隅，以求眼前安定。臣又认为不对。譬如下棋，舍弃棋局中心而只顾边角，被迫困缩在狭小之地，逐渐衰弱，凭什么取胜？秦军讨伐晋国，以报崤山之战；诸葛亮辅佐蜀汉，连年出师图谋中原；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立国。高祖在汉中对萧何说：‘我也想向东，难道能郁郁久居这里吗？’光武帝击破隗嚣后，下诏对岑彭说：‘人苦于不知足，刚平定陇地，又想望取蜀地。’这些都是帝王以天下为尺度的事例。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统一天下、平定祸乱。况且祖宗的疆土，难道可以坐视沦陷而不谋恢复吗？今年不征讨，明年不作战，使敌人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么我们所聚集的精锐士马就会日益损耗，凭什么谋取敌人？臣认为，应当在防守已经巩固、军政整治之后，再议论进攻讨伐，这才是正确的计策。这就是守备、攻战的先后次序。至于守备的适宜措施，应当整治淮南、荆襄，把它们作为藩篱。淮南、荆襄是东南的屏障。六朝之所以能够保守江左，是因为强兵和重镇都在淮南、荆襄之间；魏武帝的雄才、苻坚和石勒的军队、宇文氏和拓跋氏的强盛，最终都不能窥伺江表。后唐李氏拥有淮南，就可以定都金陵；后来淮南被周世宗取得，于是后唐逐渐削弱。如今朝廷想整治守备，应当在淮南东西两路以及荆襄设置三位大帅，屯驻重兵加以控制：东路以扬州为帅府，西路以庐州为帅府，荆襄以襄阳为帅府；分派偏师进驻各支郡，修筑小型城垒，如同开辟新的边疆。朝廷供应钱粮，应当淮东由江东路财用供给，淮西由江西路财用供给，荆襄由湖南、湖北路财用供给；逐步议论营田，使军队能够自我供养。遇到敌军来攻，大帅派兵救援；如果各地稍能自守，商旅必然通行，便可以招募百姓归业，逐步修缮治理，假以岁月，藩篱就建成了。前面有坚固的藩篱，后面有长江的险阻，再加上战舰和水军，使沿江一带各帅府、州、县上下相接，各自进行防守，那么敌骑虽然很多，哪里敢轻易侵犯（改作抵达）？近年以来，大将把重兵掌握在江南，官吏却在江北守着空城；虽然有天然险阻，却根本没有战舰、水军的配置，所以敌人得以侵扰窥伺。要想整治守备，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反过来改变这种状况而已。有人说，三位大帅率领重兵屯驻江北……

译江北供应军需的费用极其巨大。臣回答说：即使三位大帅在江南屯兵，也同样要仰给朝廷，费用相等。假如让他们渡江整治淮南，以此作为守备之计，那么朝廷将来可以节省经常性的费用，而藩篱形成的形势又会成为无穷的利益。守备的适宜措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后才可以议论攻战的利处；也应当把恢复疆土的责任分别交给各路大帅。淮东大帅，应责成他收复京东东路；淮西大帅，应责成他收复京东西路；荆襄大帅，应责成他收复京西南北路；川陕大帅，应责成他收复陕西五路。各路取胜后，乘有利时机，收复京畿、恢复故都，以平定最大的仇敌。这件事虽然看起来疏阔难成，但只要陛下先在心中确定圣意，以至诚之心坚持不懈，决断施行，大概没有不能成功的道理。至于选择将领的方法、治军的政令、车马器械的制度、号令赏罚的权力，兵家都有常法，不需要臣说明；至于战争中因敌制胜、临事制定策略，则军队没有固定形态，也不能预先谋划。臣私下希望献上的，只是不要错失机会。机会到来时，间隙容不下一根头发，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巩固；一旦错失，后悔也追不回来。从前刘表后悔没有采用蜀先主的建议，蜀先主说：‘天下天天发生战争，机会的到来，难道会有尽头吗？’ 如果以后能够应对，这还不值得遗憾。臣私下看到，朝廷近年来错失机会的情况很多。从今以后，如果能够保全淮南、荆襄作为坚固屏障，选择将领、训练士卒、磨砺兵器、喂饱战马，聚集钱财、积储粮食，等待时机而行动，以弱胜强，在一次胜利之间取得威势、平定乱局，僭逆之臣可以在藁街受诛，强悍的敌人（改作敌）难道没有被消灭的一天吗？攻战的利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守备、攻战的策略。至于布置的方法，臣希望先确定驻跸的地方。万辆车乘的居所，必须选择形势险要、地势优胜之处，然后才能制服内外、谋求事业。临安、平江都是水泽之地，狭窄逼仄，只适合偏安割据，不是用武之地。建康自古号称帝王之都、天子之宅，江山雄壮，地势宽广，可以容纳万乘，是六朝以来多次建都的地方。如今銮舆尚未回到旧都，不如权宜暂且驻跸建康，控制连接两浙，扼守江湖，漕运、储粮无不便利。臣在建炎初年曾建议：临幸关中为上策，襄阳次之，建康为下策，是从天下形势来说的。如今认为建康便利，是从东南形势来说的。然而，必须先有淮南藩篱的巩固，然后建康才可以建都。希望陛下与二三位大臣仔细谋划。整治淮南之后，仍应下诏命建康守臣修缮宫阙、治理城墙、建立官府、修建营房，使其大致形成规模，等待皇帝临幸。近年以来，车驾所到之处都因陋就简，各项事务草草创办；虽然陛下正处于艰难时期，过于节俭也有道理，但宫阙的制度也有不能废止的地方。有城墙，民心才不恐惧；有官府，政事才可以办理；有营房，士卒才可以使用。只应由朝廷根据事务需要下诏，命有关部门逐步修建，或许可以不扰民。这是布置中应当首先办理的事。至于安抚怀柔的策略，臣希望先谋求自强。西北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承受祖宗涵养的恩德，他们的心意何曾有一天忘记宋朝？只是受到…… 狡黠的敌人（改作“北敌”）的势力，是因为受到驱迫而使百姓陷入涂炭，所以他们舍弃了二百年的本朝，去侍奉大不道的僭逆之人，难道这是他们的本心吗？只是朝廷的力量还不能保全、覆盖他们罢了。各路百姓困于沉重的赋敛，受尽残酷的刑罚，不能自行归附。假如淮南、荆襄的藩篱已经建立，土地彼此相接，兵甲已经备齐，天威震动，使他们必然有人像宿迁百姓那样订约归来，也必然有人像京东郡县那样在外作援助、在内作响应，就应当命令各位将帅优厚地安抚他们：归来者给田地，内部响应者给予爵位和赏赐；官吏、将士俸禄失于旧制的，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这样谁会不感激喜悦呢？朝廷近来得到刘豫所签发的军队，全部没有杀害，反而优厚抚恤；从贼中归来的，也都优厚授予官秩，这可以说是得策。我更希望陛下努力实行自强之计，使陷入水火的百姓知道有所依靠，越发坚定拥戴宋朝之心。这些安抚怀柔的策略，是应当首先实行的。攻战、守备、处置和绥怀，都是中兴的最高谋略，也是今日的急务。圣上问及的事情，臣已经粗略陈述了大概。臣恭敬地读诏书，其中说：“朕将虚心听取意见，选择正确的意见而遵从；君臣之间期望没有隐瞒，关于利害的决断一定实行。”臣反复诵读圣训，不禁泪流满面。为什么呢？君臣相遇，被称为千载难逢；听取言论、采用谋略尤其困难。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言，会有诽谤自己的嫌疑；交情疏浅却言辞深切，又有招致杀身之祸的戒惧。即使朋友之间尚且不容易直言，更何况君臣之间呢！如今陛下求治心切，诏旨如此；而臣在忧患余生中孤危至极，想说得浅些，又怎能符合陛下所说的“没有隐瞒”之训？想说得深些，又担心触犯龙颜、触逆龙鳞，威惧交集，进退两难。即便如此，陛下正处在艰危多难之时，却以丁宁恻怛之意诏告臣子；臣若缄默不言，罪过就太大了。有这样的君主，我怎能忍心辜负他？所以我冒着鼎镬刀锯之诛，陈述内心真实想法，只愿陛下亲自发挥聪明睿智的资质，具有英武敢为的志向。然而自陛下即位至今九年（国家没有争战却日益蹙迫，事情没有成就却日益败坏），将领骄纵而难以驾驭，士卒懈怠而没有训练，国用匮乏而没有多余的积蓄，民力困顿而没有休息的期限。陛下忧劳勤勉虽然到了极点，却仍不足以成就中兴事业，这就是群臣（误作“之”）的过失。陛下近年以来所任用的大臣有多少人，慨然敢于承担天下重任、建立事功的，以及充数任职的，当然都逃不过圣明的鉴察。任用人就像使用医生，必须先知道他的医术足以治病，然后让他进药并责成他取得成效。如今对医生的医术根本不详细考察，姑且试用，那么即使每天换一个医生，对病人又有什么补益？不过是病危之时还要饮药，加重病情罢了。平日无事时，只会谨守小节、拘泥小廉，起初似乎没有过错；一旦突然发生动乱，便惊慌失措，手脚无处安放，只不过保全自身而退，把天下忧危的重担交给陛下罢了，不知对国家有什么补益。陛下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人呢？近年所持的说法，大体有两种：闲暇时就认为和议是得计，认为治兵是失策；仓促时就认为退避是爱护君主，认为进攻抵御是误国。众口一词地赞同，牢不可破。然而多年来使者车马络绎不绝，却始终没有得到对方的要约；皇帝车驾冒犯霜露奔走，也还没有确定居所，上下只是苟且偷安，不能作长久打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国家的命运因此更加艰难，国势因此更加衰弱；这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如今大运已有转机。

译上天启发圣上的心意，使陛下超然远见，醒悟前日议和的错误，亲自统率六军；又惩戒前日退避的过失，亲自面对大敌（改作“举”）。逆臣、悍虏（改作“敌”）数十万人在江边饮马，虽然还没有横扫、邀击并将这些丑类（改作“渠魁”）全部歼灭，但天威所到之处，也足以使他们震恐，不敢南渡，偷偷带兵连夜逃走。那么，议和与治兵、退避与进御的效果，大致都可以看到了。如今贼军战马（改作“伪齐”）虽然退去，但敌情狡猾多变，诡诈手段层出不穷，尚未受到重创；疆场彼此相望，道路又不远，怎知他们不会等到秋高马肥时再次来扰，使我们疲于奔命呢？因此应当在刚刚击退敌人之初，明发诏令，谋划善后之策。臣日夜为陛下深思善后之策，别无他法，就是完全改变前日的做法：解开琴瑟而重新调弦，先确定议论，如同下棋先立定意图；然后谋求功效，如同下棋再安排棋子，这样才可以达到目的。臣请求试陈其说。臣私下观察，自古开创基业、中兴国家的君主，必定有强盛的军队并采取亲征之计。难道他们的意思是一定要冒着箭石、亲自踏入战阵才可以吗？皇帝车驾所到之处，人心自然愿意效力；赏罚既得当，士气就振奋高涨，因而能够成功。汉高祖取得天下以后，攻打（避讳“王”）韩信、陈<豸希>、黥布，从来没有不亲自出行；光武即位后，到平定公孙述，十三年间没有一年不亲自征讨。本朝艺祖、太宗平定维扬、攻下泽潞、取得河东，都亲自驾御戎车。真宗也有澶渊之行，使天下处于大安之中。这就是所谓开始时勤劳，最终享受安逸。退避之策可以暂时采用，却不可长久采用；可以有一次，却不能有第二次。退一步就失去一步，退一尺就失去一尺。从前由南都退到维扬，关陕、河北、河东就丢失了；从维扬退到江浙，京东、京西就丢失了。万一敌骑南下，难道还要再次退避？那时不知还能退往何处。至于航海之策，使万乘之尊冒着风涛和不可预测的危险，这更是不可行的。只应当在国家闲暇时整顿政令刑法，治理军队，选拔将帅，修治车辆马匹，准备器械，储备干粮和粮食，积聚金帛；敌人来就抵御，等待时机，恢复祖宗的大业。这是最高的策略，正如杜牧所说：“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实行退避之计，可以吗？臣又观察，古代敌国成为友好邻国，才有和亲；与仇雠相对的国家，很少再派使者，难道不是因为嫌隙已经深重，终究没有讲和修睦的道理吗？所以东晋渡江后，石勒派使者到晋元帝那里，晋元帝命人烧掉他的礼物，拒绝他的使者；对方派使者来，尚且拒绝他，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向僭逆之国借道，自取羞辱，对事情没有实际帮助，只会损伤国体？金人自己知道罪恶深重，害怕我们必然报复；他们的用意如何，我们却正要用卑下的言辞、厚重的财物、屈辱的姿态去求他们借道，他们不推诚相待、让人信服，是必然的。器物、币帛和礼物（所费不可估量），使者往来，白白消磨士气；他们又以我们不能答应的事情来邀求，以我们绝不敢实行的谋略来控制我们。这样和议最终不能成功，却徒然造成这种纷扰。不仅如此，它还不断妨碍我们自治自强的计划，确实有所损害。金人二十多年间凭借这一策略击败契丹、困扰中国，最终却没有人觉悟。明辨是非利害，是人心共同具有的能力，难道真的没有人明白吗？不过是姑且使用这种办法，侥幸希望万一成功罢了。至于邀请二圣，如同侯生归还太公那样，那么应当在攻战已经取胜、国势已经强盛以后实行；如今没有益处。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暂且停止派遣议和使者，可以吗？这两种主张确定以后，再选择应当做的事情，一概以至诚之意去实行；先后、本末各有次第。等到我们的政事修明、仓廪充实、府库丰足、器用完备、士气振奋、力量可以有所作为时，才商议大举进攻。这样即使双方军队尚未交战，胜负的形势也已经决定了。臣又听说，朝廷是根本，藩方是枝叶；根本牢固，枝叶就繁茂。朝廷是根本，藩方是枝叶；根本牢固，枝叶就繁茂。朝廷是腹心，将士是爪牙；腹心强壮，爪牙就奋发。如今国家远处有强盛的狡虏（改作“北敌”），近处有僭伪的逆臣；所依靠来作为屏障的在藩方，所凭借来进行攻讨的在将士，而根本和腹心则在朝廷。只要陛下端正内心，以此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此端正百官，使君子不受排斥、人人各得其分，那么是非既然明白，赏罚必然得当，藩方自然协力，将士奋勇效命。即使有逆臣、强虏（改作“北敌”），也不足忧虑；这全在陛下方寸之间。臣冒死条列上奏六件事：一是信任辅弼；二是公正选拔人才；三是改革士风；四是爱惜日力；五是务必尽到人事；六是敬畏上天的警戒。怎样才是信任辅弼呢？平定乱世的君主，处于艰难时局，必定依靠辅弼之臣，同心同德，共同有所作为，这岂是容易做到的呢？必须像元首与股肱对于一身，父子兄弟对于一家那样，才能协调合作。所以高祖把萧何看作左右手，太宗对待房玄龄、杜如晦如同子弟，蜀先主得到诸葛孔明，如同鱼得到水。不这样就不能感应会合风云，成就王霸之业。如今陛下从众人中选拔人才，打算任用股肱之臣，终于得以抵御大敌，可以说是用对了人。然而臣希望陛下以至诚相待，不因无事而拘泥形迹，长久任用他们以责成成功，不要让小人得以离间，这样君臣之间的美好关系就会流传无穷。过去汉高祖始终任用萧何，太宗始终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所以能够平定祸乱，最终达到太平。管仲说：“知道人才却不能任用，是损害成就霸业；任用人才却让小人参与其中，也是损害成就霸业。”成就霸业尚且如此，何况想要恢复天下呢？魏征有话说：“君臣同心，这叫作一体；难道能把至公之事置于个人形迹的计较之外吗？”如果上下都沿着这条路走，国家是兴盛还是衰亡就很难预料了。拘泥于个人形迹，未必已经有过错，但魏征认为这样会使国家兴亡难以预料，完全是因为彼此没有至诚之意，只顾避开嫌疑，不足以建立兴邦的大业。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推行信任之诚，臣将看到辅弼之任得到专一，中兴事业也就不难实现了。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卷一百七十一校勘记。

译“要郡州县上连下接”——“要郡”二字脱漏。“而战阵之间因敌决胜临事制变者”——误作“而兵战之闲因敌取胜临事治度者”。“万乘之居”——“之”应作“所”。“惟陛下幸察”——“幸察”二字脱漏。“臣窃叹陛下躬聪明睿智之资”——“臣窃叹”三字脱漏。“初不得其要领”——“领”误作“约”。“必有胜兵”——一作“必以兵胜”。“贼来则御”——“则御”误作“御之”。“候时而奋因以光复祖宗之大业”——误作“候时而复祖宗之大业”。“且犹却之如此何况假道於僭逆之国”——误作“此何可逆之国”。“其措意为何如”——“为”字脱漏。“曾不知者也”之前，原本脱去二十六字，应当置于“至於邀诸二圣”之上。“此二说者已定”——“者”“已”二字脱漏。“然后择所当为者”——“者”字脱漏。“此特在陛下方寸闲耳”——“在”字脱漏。“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脱去“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十字。“惟嫌疑之为避”——“为”字脱漏。●卷一百七十二。《炎兴下帙》卷七十二。起于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止于同日。什么叫作公正地选拔人才？开创基业、中兴国家的君主，所依靠的人才尤其多。为什么呢？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旧章时，任用具有中庸之才的人，也足以共同治理国家；如果要挽救衰败、平定动乱，不得到卓越奇异的人才，就很难有所成就。因此，周武王有“十乱”之臣，周宣王有尹吉甫、方叔、召虎，高祖有三杰，光武有邓禹、耿禹、吴汉之属，唐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以及英、卫一流的人才，宪宗时期有裴度，武宗时期也有李德裕；他们都用世间罕有的才能辅佐大有作为的君主，参与左右辅弼，从而成就大业。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怎么可以忽视呢？然而自古以来，拥有非凡才能的人，大多遭小人嫉妒，有的被暗中陷害，有的被指为朋党，有的被诬陷为大恶，有的因细小过失遭贬斥。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发现不可为就停止，难以主动求进，也以主动申辩为耻；即使背负重重诽谤、遭受严厉谴责，也安于义理和命运，不再为自己辩解，只依靠君主的明察来辨明实情、相信并辨白臣子的无辜。霍光之所以被察知，是因为夜间（事例）；房玄龄、杜如晦之所以被太宗信任，也是如此。陛下即位以来任用的人才很多，世人所公认的正人端士，往往被闲置在无用之地，难道不是遭受了这种诽谤吗？于是使陛下日夜忧劳、侧席而坐，发出人才匮乏的叹息；那些怀抱才能技艺、愿意为国家尽力的人，也没有机会进身。陛下是否也稍稍留意圣心，仔细考察过这件事呢？《洪范》。《洪范》“皇极”这一类说：不要有私自的偏好，要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有私自的憎恶，要遵循君王的正路。不要偏私，不结党，王道就宽广；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就平正。偏好的感情、憎恶的感情、偏私和结党，都足以成为至公之道的累赘；只有把遵循正道作为公正，不存偏好、憎恶、偏私、结党的私心，王道才会彰明。魏征去世后，太宗派人到他家中，得到一份书稿，其中还能辨认的内容说：天下人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败坏。公卿之中，人的感情有爱有憎；憎恶的人，只看见他的恶，喜爱的人，只看见他的善。在爱憎之间，应当详细谨慎。如果喜爱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恶，憎恶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而不迟疑，任用贤能而不猜疑，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太宗有所感悟。君主难道总能没有爱憎吗？但必须去除爱憎的私情，然后才能得到人才、使国家兴盛，这是因为爱憎出于私情，而任用人才以兴邦必须依据公道。管仲即使是齐桓公的仇敌，齐桓公也一定任用他；雍齿即使怨恨汉高祖，汉高祖也一定赏赐他，何况其他人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推行至公之道，臣将看到人才成批出现，中兴事业也就不难实现。什么叫作改革士风？用兵之时，表面上似乎与士风没有关系，实际上二者互为表里。士风淳厚，议论就端正；议论端正，是非就明白；赏罚、功罪得当，人心就会服从。如果反过来，施政措施就会因此失当，国家也会逐渐衰弱。晋朝的士风崇尚浮华虚夸，不务实事，所以当时的处置乖谬，盗贼同时兴起，造成“五戎乱华”（改作“刘曜、石勒”）的祸患。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风是多么淳厚；但几十年来，不仅不务实事，奔走竞争以求进身，凭借邪说和巧利的言辞足以打动君主的听闻。元祐年间的司马光等大臣，士风都坚持正论，为朝廷长远谋划，考虑长久之计，都是国家的栋梁之臣；然而群小之人嫉妒他们，指为奸党，说他们的话，大的可以灭族，小的也可以治罪。幸赖国家宽仁，只把他们放逐。此后士风互相仿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政事大坏，逐渐导致靖康之变，并非偶然。至今大约四十多年，世事变迁、风气转移，爱憎之情消退殆尽，人们才开始知道元祐群臣的忠诚，于是追赠官秩、录用他们的子孙；但又有什么补益呢？如果当初早早改变这种风气，那么忠臣就不会有被诛杀流放的冤屈，国家也会有得到治理安定的实际成果，双方都获益，岂不是很好吗？观察近年的士风尤其浅薄，随着时势和好恶来获取世俗资望，不顾国家体面，只求自身进身；不考核事实，只想伤害别人。赞誉大的就大幅进用，诋毁小的就小幅迁升，互相附和议论，已经成为风气，这不是朝廷的福气。陛下得到张浚，交付他重权，让他在关陕抵御强敌；张浚虽然忠诚，以报国为己任，但在事情失误、错过机会方面也并非没有过错，言官却痛加绳治诋毁，诬陷他犯有大恶，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张浚凭借浴日之功，足以获得陛下的知遇；凭借大臣的辩才，足以扭转陛下的听闻，所以能够自行洗雪，重新在帷幄之中侍奉圣驾；然而他所受到的伤害也已经很多了。假使遭受诽谤、困于谗言的大臣，没有张浚那样的功劳，又没有大臣的辩说，反而有人落井下石来排挤他，那么他凭什么向君父自行洗雪，获得君主察知实情呢？朝廷设置负责耳目的官员，是为了扩大君主的视听，本来确实允许他们依据传闻进言；但遇到重大的事情，必须核实事实。若果真如他们所说，所加的诛责怎能只采用轻刑？若进言而没有事实根据，就应当承担诬陷他人的罪责。若让进谗、搜求隐私的人能够乘机伤害善良之人，这些都不是修明政令刑法的做法。臣希望陛下降下明诏，告诫士大夫，使他们体会圣上的德意，遵从忠诚厚道，改变近年来浇薄的风气。从前贾谊劝汉文帝以礼义廉耻培养大臣，陆贽劝唐德宗听取言论时一定要考察事实、核实情状，并据此端正刑法；这些都不应置之不问，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责求事实的政事，臣将看到士风淳厚，中兴事业也就不难实现。什么叫作爱惜日力？功业因志向而崇高，所以要先制定它的规模；事业因勤劳而扩大，所以要靠积累来完成。就像建造大厦厅堂、房室、内室和序舍，规模可以一天建成；至于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却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开创基业、中兴国家与此有什么不同呢？高祖得到韩信，与他讨论消灭楚国的策略，先确定规模，然后逐步积累以取得成效；光武得到邓禹，与他讨论兴复汉室的谋略；蜀先主得到诸葛亮，与他讨论三分鼎立的计划，这些都在谈笑之间确定下来。高祖用五年成就帝业，光武用十三年统一天下，先主得到蜀地，变化在数年之后才完成，都是通过积累而达到的。陛下即位至今已经九年，国土没有收复，僭逆没有诛除，仇雠没有报复，中兴事业仍然迟滞，这是因为开始时没有制定规模，后来又没有进行积累。等到事情大致安定时，朝廷所推行的都只是文书、期限、会计之类不急迫的小事；至于攻讨、防守的策略以及国家的大计，却从未留意，怎么能不被僭逆之臣、强悍之虏（改作“敌”）所陵辱而后悔呢？既然如此，从今以后难道还可以不珍惜日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