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二

译《炎兴下帙》五十二。起于绍兴二年十月六日癸巳，止于当天。十月六日癸巳，刘嵘上万言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六日〕 绍兴二年十月六日，右迪功郎刘嵘冒死叩拜上书：（旧校注：“城”按：此疏是胡寅所上，见《宋史·儒林传》，这里误作刘嵘。）皇帝陛下：臣伏见九月四日诏书，说天象星文发生异常变化，担心政事有所缺失，允许内外臣民直言极谏，不必有所避讳。臣愚昧不肖，学问浅薄，智慧思虑闭塞，承蒙听到陛下的恩德，虽然想冒昧自荐以奉行明诏，但深思自己个人的浅见，不足以弥补政事的缺失，因此忧虑恐惧。即便如此，难道能因为自己不能胜任就停止进言吗？所以竭尽愚见，请陛下采纳选择。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神武出于天授，圣学日益进步，有拨乱之谋略，有驾驭局势的才能，有恭俭克己的诚意，有仁爱百姓万物的心意。陛下早晚勤于求治，至今已经六年，按理说应当见到成效、取得成功。如今却不是这样，陛下坐薪尝胆，每天以外夷（改作“强敌”）为忧，边疆没有休息的期限，国家有危亡的忧虑，一天比一天艰难，一年比一年严重。皇帝车驾的警卫仪仗停留在海隅之间，震荡播迁，至今没有安定之处，而黄潜善、汪伯彦只用像乳母保护婴儿一样的办法对待陛下，说：“上皇的儿子将近三十人，如今只剩圣上一个，不能不自己爱护珍重。”他们却不知道太祖辛勤劳苦取得天下，历代圣主兢兢业业、谨慎守成，不敢使它丧失。如今，宗庙变成了荒草蔓延之地，陵墓宫阙受到斧锸惊扰，堂堂中华（改作“原”）被战马践踏，赫赫帝业被盗贼占据。既然如此，黄潜善、汪伯彦之所以误导陛下，使陵寝陷落、国土丧失、百姓死亡，难道是燕昭王、越王勾践、汉光武帝、唐肃宗那样的做法吗？本初继承帝位后，既没有制定迎回二帝的策略，反而因循苟且，向远方巡幸；又没有制定守卫中原的谋略，以至于今天号令不能推行，德义不能取信，刑罚没有威势，爵赏不能使人勉励。皇帝巡幸所到之处，人人都把淮甸当作戒惧；车驾停留的地方，人人都担心敌人到来。东南州郡还有多少，能让皇帝车驾不断巡行？如果不改变道路来挽救危亡，那么陛下将永远背负不孝不悌的过失，常受父兄责备；人心已经离去，天命也难以依靠。即使想困守山海、跋涉崎岖之地，臣恐怕也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更不是今日的策略。希望陛下把以前的过失全部反过来改正，只需下诏说：继承大统，是出于臣民的劝进而没有认识到其中的错误；巡幸东南，是出于侥幸之心而没有料到其祸患；经历变故而仅仅免于死亡，是上天终于从微小处警醒朕身，使大宋没有丧失旧有基业。金贼（改作“金人”）以小狄的腥秽污染（删去“膻秽薰污”七字，改作“屡”）中原，扶立僭伪政权，使夷狄改变华夏（删去“逆天乱伦”四字，改作“兴兵结怨”），使臣下成为君主，朕与他们义不共戴天，立志雪耻。父兄漂泊在外，陵寝荒残，罪责在朕，无法逃避。以此号召四海，振奋群心，不敢爱惜自身，决意讲习武备。然后选拔将领、训练士兵，穿上戎衣亲临战阵，巡行淮甸，安抚荆襄，选拔其中英豪，以征战相约。天下忠义之士一定会云集响应，天下勇武之人一定会像狂风骤起一样响应。国家经费不足的问题，在这时…… 不必担心没有财物；铠甲兵器不强的问题，在这时……不必担心没有装备。有道义便有许多帮助，谁会不顺从呢？秦地、陇地虽然遥远，壮士和骁骑可以坐等而来；齐、鲁虽然失陷，丰厚的财物也一定会自行竭尽而输送。陛下凡是想做的事，哪一件不能如愿？这与退守吴越、日渐灭亡的利害，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臣不自量力，常常私下谋划七条策略，认为这是中兴的纲要。第一条是：停止和议，修明战略。因为可以讲和，是由于双方势力相当、利害相等；如果强弱盛衰不相称，和议就不能成立。和议出自耿南仲，为什么呢？渊圣帝在东宫时，宣和末年很不得安宁，王黼多次想动摇他的地位。耿南仲任东宫官，没有办法，于是依附右丞相李邦彦。李邦彦当时正受宠，又为日后的打算，每当王黼进谗、逐渐加以毁害时，便一定委婉地遮掩保护，说太子没有失德，国本不可动摇。上皇也听信了他的话，东宫最终没有被动摇。后来渊圣帝继承帝位，连续选用前朝大臣，李邦彦成为次相。金贼（改作“金兵”）突然到来，李邦彦是一个只会戏谑的小人，本来没有远大谋略，于是提出和议；耿南仲附和他，阻止种师道，不让他进攻。于是覆亡国家的祸患逐渐滋长。党争分明，各自只求自己的主张获胜。当时主张用兵的只有李纲、种师道二人，其余人无不认为应当讲和。国策意见不一，武备空虚，中州、河东的军队一定要使其陷没，以证明和议确实可信；二帝被送往远方，宗族都跟随，致使中原陷入战乱，至今越来越严重，这本来都是因为耿南仲、李邦彦怀有私恩，不替国家考虑所造成的。他们的党羽互相依附，根枝胶结，宁可误害赵氏，也不辜负耿氏门下，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事。假如和议真的可以成立，那么渊圣帝坚持操守而不回头，逐渐导致祸败；陛下卑辞厚礼、避地称臣，无所不用其极，金人本应稍微放缓对我们的用兵。为什么多年过去仍未见效呢？和议不可依靠，也已经很明显了。自古以来，国家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当他们在四夷面前得志时，必定兼并扫灭，以显示国力广大；即使受到侮辱、招致祸乱，也要把兵力用尽才停止。这是中国礼义所由产生之地，依靠强大势力欺凌弱小尚且如此，如今竟想以谦退仁慈的做法，期待粘罕这样的反常悖道、腥膻禽兽之人，难道有这种道理吗？（删去“自古”至此八十三字。）如果认为强弱形势不相称，即使向前进攻也没有人能够抵抗，那么古代赤手空拳、没有尺寸土地却争夺帝王大业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希望陛下明察利害的根源，停止和议，专心讲习武备，把用于使命往来的财币作为养兵费用。这就是晋惠公征缮立圉的策略、汉高祖迎接太公和吕后的谋略。果断实行，坚定守持而不改变，也许能使敌国知道我们怀有愤怒、必定战斗的意志，沙漠中的车驾或许还有返回之期。否则如今偏处江南，财物有限；赏赐丰厚，我们更加困窘，赏赐少了，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派小臣不足以应付，派大臣则张邦昌、宇文虚中相继反叛我们。深思熟虑、反复衡量前后的谋划，就会知道所谓乞求和议，必定没有成功的道理。从前北狄（改作“契丹”）到澶渊时，王钦若、陈尧佐请求巡幸吴蜀，只有寇准劝真宗亲自出征。

译等到成功以后，王钦若等人羞愧得无话可说，便挑拨真宗说：“当时寇准也哪里有什么好计策，不过是用热血相激，就像赌博时把陛下当作孤注一样。”假如君主不明察，那么王钦若的话就会被认为是爱护君主，寇准的功劳也会被认为只是侥幸取胜。如今主张和议的人，其情状都一一表现出来了。如果能彻底停止和议，今后知道陛下不借此来堵塞民众的愿望，大臣也不借此来减轻自己的责任，他们一定会谋划善后之策。第二条是：设置行台，以分别处理缓急事务。如今各地的贡赋长期不能送到王府，往往被州郡以军需紧急为由，方便截留使用；常规收入一旦损失，就无法恢复。行在的各种费用，只能依靠权宜征收的货物和盐利作为无穷的来源。供养十万军队，每天军粮费用不少于七八十万。古人说，没有三年的积藏，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如今连一年的积蓄也没有，招安之事不断，困乏日益显露，这难道是长久之道吗？所以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设置行台，可以在建康、南昌、江陵、长沙中审慎选择一处，用来安置宗庙神主、太后（旧校注：当时孟后已经去世，距今超过一年，“太后”二字疑为错误）、六宫和百官；让贤能老练、熟悉政务的大臣总领行台，谨慎遵守成法办事；适当留下兵将作为营卫；命户部计算费用，调度供给。陛下统率军队巡行，广泛整治军旅，往来于各地而不固定居所，那么粮饷的调度权应由宰相专门掌管，并责成发运使办理，如同汉代委任萧何管理关中、唐代委任刘晏经制东南。任用得人，就能尽数淘汰浮费，加以长久经营，不必担心没有财物。至于宰相的职责，平时是遵守典章、办理旧例；如今则不同，应当跟随陛下披甲驰驱、谋划制胜，来不及安居，协助救济危难。如果只是早朝晚见，随从乘马进入政事堂，靠着案几呼叫吏员，翻阅簿册，判署文书，记录时辰，调动官员，安排亲旧任职而已，臣没有看见这对中兴大业有万分之一的补益。第三条是：务求实际功效，去除虚浮文饰。治理军队必须精强，任用将领必须贤能，政事必须修明；发誓平定大敌，不作退却的打算，这才是孝悌的实际。派使者求和，白白耗费金帛，不怕自取羞辱，侥幸期待万一，这只是孝悌的虚文。将帅必须有才智，善于谋划；必须勇敢，善于守御；必须有义，能够实行。得到这样的人并任用他，然后用恩惠对待、用威势驾驭、用诚信结交；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才是任用将领的实际。庸劣无能的人本来没有智勇，见到敌人就溃败，与盗贼没有区别；却厚待亲信，不分等级，赏赐过度，官职超过限度，以为这样可以收服他的心，实际上只会使他更加傲慢；听信荒诞夸大的话，希望依靠他取得朴实、奉命效力的功劳，这就是任用将领的虚文。淘汰疲老病弱，选择强健骁勇者，分驻各地，设置营房以安置他们的家属，聚集粮食布帛以满足衣食；选择众人所敬畏、信服的人统领部伍，申明旧制和等级法令，以改变军队骄横凶悍、悖逆不服的习气；给他们精良铠甲，交付锋利武器；进战而俘获首虏（删去“首虏”二字）就厚赏，战死就抚恤他的妻子儿女，溃败就诛杀本人，投降敌人就诛戮全族；命令一经下达必须执行，丝毫不宽贷，这才是治军的实际。不加区别地一律安抚供养、姑息迁就，只怕稍有差错便变脸不高兴，幸好没有发生事情就算了。教练士兵只会发声、刺击、叫喊、喑呜，像聚众游戏；金鼓、旗号、白挺、小队全都仿效虏人（改作“北军”），纪律荡然无存，连将帅也不敢自保，这就是治军的虚文。保卫宗庙、保卫陵寝、保卫土地、保卫人民，把这六项实际措施实行出来，这才是天子的实际。陵庙成为荒墟，土地日益缩小，王公衣冠和百姓都成为血肉，把这六项虚文实行出来，这才是天子的虚文。如今陛下戴着黄屋，设置幄殿，天刚亮便乘辇出行，雉扇、金炉在两旁侍立，仪仗和马匹肃然站立，卫兵奔走拜伏，赞礼者引导百官依次入内奉行起居礼，退朝以后宰相大臣恭敬上前，执笏出班奏事，司晨唱止，车驾入内，仪仗退出；这样度过一天，国势却日益衰弱。那粘罕（改作“尼堪”）日夜整训军队，跨过黄河，越过泰山，像闪电一样扫荡中原，已经有吞并江湖、践踏衡山霍山的意图；我们却还挟持着空虚的器物，茫然不知要往哪里去，这就是天子的虚文。希望陛下留心实际功效，不要爱惜虚文，发愤慷慨，努力图治。第四条是：大规模征集天下军队。如今宿卫兵力单薄，国威衰落。过去臣常常建议，应该调遣京师宿卫军前往行在。还应从两浙、福建、江东西路、湖南北路、四川、二广等地抽选禁军，发往行在充作御营正兵，增加他们的月俸，精心加以训练检阅，由陛下亲自统领。天子的军队一旦强盛，海内（改作“中国”）的变乱自然平息。汉高祖在成皋大败后，带着几名骑兵渡河，清晨进入张耳、韩信的军营，夺取他们的印信，更换各位将领，军队于是重新振作。陛下如今想在刘、韩、张、岳四人的军队中有所更换，知道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权力毁坏、偏重一方，权柄一旦被他人反握，他们必定认为陛下不能舍弃他们，夷狄般踞傲骄横的气势就会一天天增长。陛下以孤立之身寄身于他们之上，怎么能使这四人永远没有怨怒、互相激发而不发生变乱？苗刘之祸仓促发生，原因正是如此。臣认为，今日军队已经不能直接使用，既然还没有办法彻底大变革，不如先集中天下精兵，以加强御营的声势，然后才可以压制强悍的将领和骄横的士兵。军队既不能妄动，全部接受纪律约束，那么四方横行溃散的军队以及纷纷起来作乱的盗贼，必定自行安静；仍有猖獗不服（改作“负固不下”）的，就派偏师率精锐前往擒灭，于是停止招安的说法。何况陛下把报仇雪耻作为自己的责任，依仗义理而行，天下凶顽不义的人自然会收敛衣襟、放下兵器，听从驱使役使的命令。汉光武帝对铜马军等实行招抚，就是采用了这种办法。东南的士兵已经发动后，再命令福建各地团结枪仗，在建、汀、南剑、邵武四郡可以得到二万人；各自选择工土豪（疑有讹误）统领督率他们，以等待征发。命令两浙招募水手，并在各州同时招募撩湖、▯海等兵，全部交给水军；命令江东西路、湖南北路招募弓手，以官府闲田供给养活，每人得到一顷田，正税以外的一切科派全都免除。命令广西以及辰、沅、鼎、靖等地，在现有教练的洞丁中选取精锐，分批征发，屯驻守卫襄汉；把京西、淮南荒废无主的土地作为屯田，招集两河、山东以及本路流离迁徙的人，略依古法平均节制；选择强壮者训练武艺，使他们一边耕种、一边作战。文武臣中有明白熟悉营屯事务、愿意自己奋发的人，就任用他们负责此事。以上六条，陛下如果确实让执政大臣抛开文书细故，不另立说辞互相争辩，日夜谋划，选择人员办理，经过多年积累、长久经营，必定会见到功绩。到那时，如果军队还不强、敌人还不畏惧、盗贼还不平息，然后再把责任归给上天。

译诏命已经没有什么可作为的了；否则就是自我放弃。陛下如果真有自我放弃的心，却想凭眼前三四个庸将和几万名溃兵求得长久安定，即使三尺高的童子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第五条是：确定根本，并不只是说建都。陛下家世都在汴京，除了汴京还能在哪里建都？如今都城已经失守，就一定会考虑怎样收复旧有基业。然而考察天下形势，没有比关中更强的；如今只是力量还不能到达那里。考察南渡的形势，没有比建康更好的；但如今事理不能同时选择二者。若想增强进取的资本，又不失地势的优势，只有荆襄最为合适。春秋时楚国凭借这里与中原大国抗衡，窥伺周室而问鼎；曹操听说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便失声惊恐。历代建立政权，必定加重对上游地区的控制。庾亮想经营中原，先分兵戍守汉水、沔水；晋太祖想取代魏国，先扩大襄阳，积蓄力量。因此晋代何充说，荆楚是国家的西门，土地连接魏、赵，得到合适的人才就可以平定中原，失去合适的人才国家就值得忧虑。如今方城、邓林虽然不是天然险要，但汉水可以作为护城河，上下不过千里，险要之处容易防守，不像淮水、泗水一带地势漫无边际，平原开阔，四通五达，容易进入而难以躲避。如果确实能够在唐、邓屯田来养育新兵，出动广西、武陵的洞丁，并征发黔地军队，修筑坚固营垒，排列兵力守卫汉水上游，用水军阻挡，以正规军防守，以弓手、民兵环绕牵制，使江、黄呼应，逼近卢、寿，那么攻取的计划就能成功。然后陕西与之声气相通，骑兵就能到达，川、广的财富也都可以拱手取得。况且与漂泊在大江以南、困伏在东海之滨相比，利害得失相差很远。建康本来是六朝旧都，甘心守在偏隅之地，拖延国运，又有什么不可？但臣独自认为不可，是因为陛下所承担的责任与晋元帝不同。西晋被刘聪吞并后，重新拥立怀帝、愍帝，两位君主相继遇害，元帝于是凭借琅琊王的身份，依靠王敦专制淮南十年的威势，又因人心没有忘记晋室而起兵建国。然而传国十代、享国百年，强臣在内部叛乱，胡虏（改作“苻秦”）在外部逼迫，能够保存下来，仍像露水上的残叶一样。当时并不是没有谋臣猛将、统率重兵出入作战，但最终不能收复中原，也是形势所迫。如今陛下的父兄（下加“远”字）在敌人（改作“敌”）那里，即使无恙，居住在穹庐毳帐之间，与恶党丑类相聚，他们的衣服、饮食、居处、行动，怎么能与中国百姓中等人家的奉养相比呢？（删去“无恙”至此三十三字。）他们听说陛下登上宝位，一定会早晚向南眺望说：“我的子弟做了中国的帝王，我回归的日子或许还有希望。”在痛苦、忧愁、困顿、屈辱之中，他们发出这样的念头，说出这样的话，至今已经数年，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迫；而进献谋略的人却想引导陛下向南巡驾，使距离越来越远、时间越来越久，终于不再有复国的谋略，另行寻找建都之处，这是臣深深不能理解的。如今河东、河北的百姓知道朝廷不再顾念他们，已经甘心陷入敌境（改作“陷敌”）；山东、京西、淮甸的百姓还希望陛下没有忍心立即抛弃他们。如果再拖延岁月，没有办法救助他们，那么凡是陛下所到之处，百姓都会怨恨陛下把他们交给敌国，难道一定要等到粘罕（改作“尼堪”）才会如此吗？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建都，臣知道一定不能成功。希望陛下先命吕颐浩、杜充渡江，扩大侦察范围，治理盗贼；然后精选二三万人作为车驾的护卫，在安稳、严密的州郡迅速设置营屯和居室，以安置保存所谓老弱家属。陛下统率这支军队渡过长江，在南北之间缓缓行进。再派使者巡行慰问父老，抚慰刀兵之后的百姓；至于荆襄，应当筹划安排，把它作为根本之地，就像汉高祖以关中为根本、光武帝以河内为根本一样。即使巡幸往来、四处征伐，也必须牢牢守住、不可丧失，要把荆襄看得最为重要。陛下正值盛年，不像古人到了白发之年才起事、企望侥幸成功。如果确实能够坚忍自励，坐薪尝胆，长久地实行这件事却仍不能成功，那么史书所记夏少康、周宣王、汉光武帝的事，都将成为欺骗后世的妄言，不值得相信。陛下必定不会认为不是这样吧。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卷一百五十二校勘记。“戎马生之”（“生”应作“驰”）；“挟立僭伪”（“挟”误作“扶”）；“择其壮健骁勇”（“健”误作“健”，疑为重复误校）；“卑躬而前”（“卑躬”误作“卑卑”）；“司农唱辰”（“辰”误作“止”）。又，“降等仗于两浙福建”（“等仗”应作“▯付”）；“汉高祖大败于成皋”（脱“于”字）；“今欲刘韩张岳四人之兵”（“岳”一作“辛”）；“今日在兵必不可用”（一作“今日行兵必不可以示弱”）；“六朝建立”（“六”误作“历”）。●卷一百五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