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九

译《炎兴下帙》第一百九。起于绍兴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止于当天。十日庚午，王庶去世。王庶被安置在道州，因病去世。诸子扶护灵柩回到江州，亲旧前来迎接相见。他的儿子之荀、之奇抚摸灵柩哭道：“秦桧！秦桧！这个仇一定要报！”亲旧连忙捂住他们的嘴，他们仍然大声喊叫，以此混淆所说的话。当时有学院生甯伟在旁边，听到这些话很高兴，认为可以借此陷害王氏。王庶曾自号“当叟”。有人问“当叟”的含义是什么，王庶说：“我所做的事都合乎适宜，不敢失当，所以号称当叟。”他留下诗文稿若干卷，名为《当叟集》，收藏在家中。《林泉野记》说：王庶，字子尚，巩州人。进士及第，宣和末年任陕西转运使。他入京奏报财政时，听说金人入侵边境，于是拜见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请求立即下诏任命种师道为大将军，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建炎初年，任直龙图阁、鄜延路经略使、知延安府；建炎二年，加右文殿修撰、陕西五路制置使。金军包围耀州，王庶前去救援，檄令曲端派兵策应，曲端没有到达；金军知道了情况，直接进攻延安，城破，王庶逃到曲端那里，曲端把他囚禁在军中，很久以后才释放他离去。后来张浚任川陕宣抚使，任用王庶为参谋，又两次命王庶知兴元，王庶因诬陷而杀死曲端。从此西部人心离散。张浚在富平战败，于是失去五路。王庶后来知荆南，施政贪婪残酷。绍兴…… 绍兴七年，赵鼎认为王庶熟悉军事，想任用他，召他为兵部侍郎；绍兴八年，升为尚书。又任枢密副使。当时主管殿前司的杨沂中诬告统制官吴锡，把他交给大理寺审理；王庶为他申冤，使他获释。不久奉命前往沿路察看不称职的州县官。由于态度骄横暴躁、轻慢将士，众将都怨恨他。等他回朝时，朝廷正商议和议，王庶认为不妥，请求离职，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制置大使。秦桧暗示群臣，说王庶和刘大中阻挠和议，于是王庶被降职罢免。绍兴九年，任端明殿学士；秦桧的属官承受他早先的意旨，又有人进言，于是夺去王庶所授官职。绍兴十二年，群臣再次进言，说王庶在潭州占有民田民宅，责授响德军节度使，安置在道州，最终死于贬所。《王庶家集·定倾论》之一《论节概》说：天下士人自行堕落到振作不起来的境地，已经很久了。士大夫中有忠义志向的人，在国家安闲无事时，召他不来，赶他不走；奸臣贼子一听到他的名声，已经自行胆寒。因此能够在祸乱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奸邪尚未形成时破除它。不幸国家遇到缓急安危的变故，他便执守节义而死，舍弃生命、丧失家业也不后悔。所以有名节的士人，是太平时代的精美食品，是乱世的良药。过去战国时的士人，如伍员在吴国，为报父兄之仇，对楚国君臣怀有怨恨，认为道义上不能共戴一天，最终攻破楚国，进入郢都，鞭打平王之墓。从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凛然感到他仿佛有生气。假如后世士人都像伍员一样忠诚，那么国家的耻辱还担心不能洗雪吗？君父的仇恨还担心不能报复吗？我认为靖康之祸是自古以来未有的灾难，志士应当把剑投向碣石之地，在涿水、易水之野收集敌血，稍稍洗刷本朝无穷的愤恨；可是想同古人的忠义并列的人，却寥寥无闻。难道是豪杰和不世出的志士隐伏在岩穴草野之间，郁结而不能振作？还是朝廷振拔、招徕他们的方法没有完全得当？我私下听到一些情况，暗中对此有所疑惑，所以冒昧进言，希望您俯察。《论襄汉》之一说：自东晋到梁、陈，以吴越为国的政权，都以江淮作为边境。那里地势平坦开阔，没有大山深谷作为限制和屏障；据守江淮上游，屯驻军队、安排宿将，作为重镇。这样的地方有三处：襄阳、武昌、九江，地势正当要害。守住这些地方，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东晋时，像陶侃、庾亮之类的人共同竭力，捍卫屏蔽一方；北方军队睢盱注视，却不敢渡江南下，是因为地利所在，形势本来如此。我看到銮舆驻跸在杭、越，以江淮为边境，与古代没有不同；而设置兵卫的地方又增加了两处：建康、维扬。虽然盗寇偶尔发生，很快就平定，百姓的富庶只减少了十分之三四；唯独襄阳城邑荒废残破，百姓被屠杀，十人中只剩一个。如今虽建立帅府、屯驻军队，但财用耗尽，仓廪困乏，即使陶侃、庾亮这样的人在其中奔走，也不能保全一天的安宁。用兵的关键，在于审慎了解敌我；连守卫尚且不足，怎么能谈进攻？违背这两点而求得成功，是很困难的。兴复的开端，关键就在这里，希望您俯察。《论诏令切要》之一说：臣认为，国家正处于由乱转治之时，号令所到之处，务必…… 要审慎明察，取得实情，使人明确看到我方施行威权和恩惠的方式，并使其心悦诚服；这样，奸雄不敢萌生恶念，想行善的人不敢不努力，比诛罚用兵高明得多。光武皇帝赐给河西的诏书，勉励他们建立辅佐晋、周的功业，又告诫他们不要采取尉佗控制七郡的谋略。窦融等人认为，天子能明察万里之外，已经张开法网、罗列情势，于是更加怀抱忠诚。唐武宗讨伐泽潞，担心河北各镇成为唇亡齿寒的援助，便诏令王元逵不要只为子孙谋划，仍要保存辅车相依的形势，以消除他的疑虑。王元逵等惶恐奉诏，亲自率兵出征，最终建立功劳。臣希望陛下扩大如日月般的明察，慎重发出雷霆般的命令，照临远近，使制诏所涉及的事切中关键，在祸患尚未显露、事变尚未形成时消除忧患、解决困难，那么中兴大业就确实能够成功。这是自古明圣之主驾驭英雄的办法。《论湖贼》之一说：臣听说治国之道，就像用药治病；国家有先后缓急的形势，疾病也有轻重缓急的不同，所以斟酌救治，不可不审察。如今国家的祸患，金人是大盗，湖贼是次要的（七字改作“愿亦攻草贼内发下”，删“虏”字）。金人连年用兵，双方杀伐相当；我方虽然人口流散、土地丧失，他们也不能乘机攻取，因为双方都受到牵制；而金人又不可能马上消灭。国家必须先巩固自身，然后才可以建立功业。这个祸患虽大，却不可急图，好比人的风寒之疾。杨么之贼名声小、人数少，占据湖山险要，阻断吴、蜀交通，跳跃猖獗不止；有时还招引外援（“以启敌心”），这个祸患虽小，却不可迟缓解决，好比人的咽喉之疾。治疗的办法，应当有先后；但咽喉要害紧迫，皮肤的轻微病症脆弱，若想用针刺治疗，又恐有伤手之危；若想用药石治疗，又恐怕来不及而留下后悔。前任枢密招诱王琼，已经造成了药石之祸。假使金人的间谍知道我国有这个内患，万一乘隙前来送死，彼此相互牵连，难道不可怕吗？既然如此，难道舍弃这两件事便无从施行吗？臣不自量力，打算陈述愚见，只是恐怕大臣们已经有了胜算；如果愿意广泛采纳意见，臣还有话要说。不过兵家以诡诈为道，难以公开透露，应当等到面奏时再说。

译《论行法》之一说：臣私下认为，君主威权的发出，关系到杀戮和军政。如果罪状明白、审查详尽，既然已经公开执行，就应由圣上裁断并坚持不变，不能因个人好恶而改变。否则使远近窥测出有掠夺功劳、逃避诽谤的迹象，失去忠诚之心，开启谗佞之口，动摇国家大事，其利害不可胜说。请借古事来说明：彭越是汉朝功臣，曾共同灭秦、灭楚，功勋显著，割符封王，爵位尊贵显盛；一次召见没有到，便以此获罪，因而被诛杀。栾布请求杀身以证明他的罪行，最终也没有赦免。五恢向武帝建议在马邑埋伏兵力诱捕单于，尉史迎降，虏人得到消息（改作“单于”）逃脱，武帝因他不能追获而治罪，以安慰士大夫之心；即使太后替他说情，最后也只得免死。汉武帝主持法令，没有放纵宽贷，因此国势尊荣，胡夷（改作“边情”）归服。这就是不改变法令原则所产生的效果。仆固怀恩晚年叛逆，甚至引吐蕃来侵扰，使唐朝衰败；代宗却隐忍宽容，为他讳饰，不说他反叛。李怀…… 李光助朱Г造成奉天之乱，依靠兵力自我固守；德宗优容他，迫于臣下请求才进行诛讨，后来又增加他的恩宠和爵位。没过多久到大历年间，终身逃难，屡次陷入危急，只因为姑息藩镇、昏昧无能地治理，频繁遭受困辱。这就是掠夺功劳、逃避诽谤、执法不坚的后果。诸葛亮在街亭战败，马谡任前锋，只因违背节度、舍弃水源登山，诸葛亮便流泪依法诛杀他，以表明法令不可不严明。又如却克攻打齐国，韩厥率领上军，听说却克将要杀人，骑马赶去营救；听说时人已经被杀，便让属下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仆人，说：“我是为了分担诽谤。”臣下带兵尚且能够承担怨恨、坚守裁断而不改变，何况是承担恢复中兴的大业呢？希望陛下考察汉、唐四位君主的得失，察看奸雄的情态，不要因一时宽纵而造成悔恨，臣将十分庆幸。《论先计后效》之一说：臣听说帝王兴办事业、创建功业，必先确定规模，因此先后缓急都合乎适宜；这好比整理乱丝，先找到头绪，再按条理安排；若画蛇添足，便会扰乱神明的功业。丰功盛烈要按次序形成，从未听说没有预先谋划，事情来到便仓促应对，首尾慌乱而能够达到治理的。臣不敢妄论远古，只取与当前事情切近的例子。勾践困于会稽而谋求报吴，确实困难。他的谋划是：对外任用范蠡，对内任用大夫种，不惜子女玉帛来迷惑夫差，不怕降低身份、劳苦心志来团结越人；生聚人口，教诲训练，对外显示弱小，最终抓住黄池的机会，一举灭掉吴国。秦孝公处在西戎之间而谋取天下，也确实困难。他的谋划是：任用商鞅，开辟阡陌，强化公室，杜绝私门；见到利益便出兵攻打诸侯，使诸侯割地请求结盟；破坏合纵盟约，打开关门引来六国军队，使其徘徊而自行瓦解，没有遭受箭矢损失，天下却已经疲惫。当他们衡量事势、谋划策略时，早已在幽微之中确定，因此直到成功，始终没有超出原先的规划。臣愚昧，不知道朝廷的大计；只见近年来频繁更换将相，用兵制敌从来没有既定谋划，轻率出动便丧师，退守便失地，临机仓促，侥幸获胜。这不是朝廷万全的谋略，也不是陛下中兴的根本。当今陛下勤勉听取意见，帷幄中的谋议必能上达圣心，只是不知国家的规划究竟在哪里。难道要像勾践那样忍辱等待机会，以报仇雪恨吗？难道要像秦孝公那样，任用商鞅、强兵富国，鞭笞六国吗？如果圣上的考虑已经确定，臣希望陛下选一二位同心大臣，责成他们取得功效，给他们若干年时间，必定有所成就。如果圣上的考虑还没有决定，就应广泛询问贤能智士，先确定朝廷的谋划，然后军队不必反复出动，祸乱也可以平定。只希望陛下裁决选择。《论赏罚》之一说：臣听说驾驭臣下，关键只在赏罚。赏赐得当，功劳便受到鼓励；处罚得当，罪人便服从。到了扰乱动荡的时候，这种权柄仍不可不谨慎。因此《左传》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是显示信用的表面，君主行赏既不轻率，接受赏赐的人便不会怀疑，然后才能建立功劳、成就事业。汉高祖处于群雄逐鹿之时，赏罚用来激励智勇，但又任意运用权术，不能专以信用为本，所以韩信、彭越、英布剖符受封，往往拥有数十座城；一旦安定，就使他们产生自疑和强大者不应受封的想法，祸乱接连发生，最终不能保全一世。世祖中兴时，考核功劳、计算劳绩最为谨慎，封爵所给不过数县，君臣彼此显示信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日〕 庆历故建武这两个年号前后，天下安定，亲眼见到太平局面的人，不能不明察这两件事。我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国势艰难，群臣都竭力效命，朝廷急于平定天下，因而在爵赏、封拜方面失于过厚。凡是正任、防御、承宣、节度等官职所在地，往往都有文臣担任；像中奉大夫这样的官职，都因军功而授，不限制员数。这样赏爵赐官，本来是为了激励世人、磨砺怠惰者，恐怕不应当这样。愚昧的人一旦把求得官爵当作心愿，就会贪得无厌，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激励他们；奸桀狡猾之人相互比较功劳、估量自己，难道会没有不自信的想法吗？太祖皇帝让郭进镇守山西十年，官职不过是引进使；曹彬攻取南唐一国，回到京城后，只说“负责江南事务回来复命”，皇帝没有因为他功劳过大而压制他，也没有用夸张虚浮的话来助长他的骄纵，而是成全了他的谦逊。这种彼此以诚相待的做法，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伏望陛下审慎实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旨意，考察汉高祖、光武帝的得失，观察艺祖君臣之间推诚相待的做法，以谋求兴复的大功，天下幸甚。一、论实行法令。我私下认为，法令是立国的根本，也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是陛下因此能够坐镇天下、平定乱世、振兴衰败的工具。近来朝廷因为四方尚未平定，专门采取宽容姑息的做法，督察政务的措施断绝了仁厚的恩德，范围不断扩大，而臣下却不知道收敛，逐渐形成骄纵怠慢。掌握兵权的大臣怒目击掌，聚集声势，杀人、任免官员都不遵守法令，法令已经不能在军队中施行了。诏书所举荐的人，明文赦令所要宽免的罪过，有人借机迎合私意，使诏令受到阻挠而不能实行，法令也就不能在地方施行了。召他们来却不肯到，下令他们却不肯听，奸邪之人又乘机窥测形势，距离国家衰败还有多远呢？我私下认为，陛下日夜勤劳，讲求治国要务，本来是想清理华邦（改作邦甸），统一天下，恢复祖宗配享上天的功业；可是法令发布后，近来却不能在境内实行，这并不是陛下尊主抑臣、忧勤治国的本意。有人说，朝廷应当包容污垢、隐藏瑕疵，以便将来收取他们一时之用；又有人说，朝廷不应轻易自行变动，以免失去人心。这些说法都不对。唐德宗姑息藩镇，结果叛乱四起；到了唐宪宗刚明果断，最终削平了僭越作乱。若说包容污垢就能收取他们的作用，那么德宗本不应有强横的臣下；若说变动政局会失去人心，那么宪宗本不应有兴复功业。这些道理，凭陛下的聪明完全可以看清。何况朝廷承受历代圣君在天之德，又有四海百姓歌颂、期望的愿望，还有什么事情求取不到呢？

译《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汗液流出以后就不会返回体内。意思是，圣明的君主发布号令，应当只执行而不收回。伏望陛下将那些掌握法宪、振举纲纪，却像前面所说那样苛刻、强横、固执、放纵的人，置于严厉的法科之下。这样就可以激发忠义之心，折断奸雄势力逐渐滋长的苗头，使国势日益强盛，大业得以完成。精神不振，即使是良医也不能治愈疾病；法令不能确立，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使国家达到大治。惟愿陛下留心省察。一、论虚实和用度。我听说，与治国之道相同的，没有不兴盛的；与乱国之道相同的，没有不灭亡的，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所谓与治国之道相同，不过是努力务农、重视根本，制止残暴、减少杀戮罢了；所谓与乱国之道相同，不过是逼迫人民顺从自己，屡次征收赋税、急迫征发罢了。如今天下经过战争，土地还保存下来的不过十分之三四，农民从事耕种和放牧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吴、蜀两地屯驻的军队占十分之七八。因军功受赏的文武官员，官资比平日增加数倍，却要用十分之三四的土地来供养。用十分之二三的土地和耕牧所得，供给十分之七八的军队；官员的官资又比平日增加数倍，即使上天降下粮食、鬼神来输送物资，也不可能供给充足。一旦发生灾荒，靠什么来支撑？用这样的治国之道，却想求得中兴，正如孟子所说，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臣愿陛下作长远考虑、回头审视，重新整顿国政，卧薪尝胆，以图谋兴复，不要等到后悔已经来不及。天下幸甚。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卷二百九校勘记。“或招外援以启敌心”一句中，“敌”字误作“商”；“然咽喉之切要”误作“要切”；“以长其骄盈之祸”一句中，“以”字误作“下”；“览高祖光武之得失”脱漏“得”字。卷二百十。炎兴下帙一百十。起于绍兴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止于当天。论敌人的强弱。我听说，楚王出兵讨伐陈国时说：等军队安定下来，陈国人就会听命，再把陈国改为县。后来他又诱骗蔡侯，将其捉来带回去。叔向说：失去信用却再次取得胜利，必然会受到相应的祸患，不能长久。夏桀攻克有缗，因而丧失自己的国家；商纣灭亡东夷，因而自身也覆亡；楚国地小、爵位低下，却在两位君王面前屡次暴虐，难道能没有灾祸吗？上天暂时帮助不善之人，并不是要赐福给他，而是一定会使他的凶恶更加深重，然后降下惩罚。我观察金人（改作金贼）不过是濒临海边的小丑（改作小国），语言不通（原文注明删去此四字），远在要荒之外，却乘着两国的奸弊，像猪突、兽搏一样（改作长驱中原），所到之处总能取胜，放纵毒害、增长恶行，只以利益为贪求。即使五胡（改作季）的乱华（原文注明删去此字），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金人又没有长远谋划来安抚遗民，没有仁人君子为其谋划国家；四方所任用的都是鄙陋之人和饥饿的奴隶，内心只怕失去官位，遇事多半曲意顺从，剥削百姓、搜刮民脂民膏，还把这些一概当作能干（原文注明删去此八字）。天意究竟如何，人心究竟如何？如今金人侥幸立国十多年，衰亡的征兆终于出现了。衰败的征象逐渐萌发，所以近年六塞之间不断有他们出没，叛卒、流人和大酋等人（改作而彼）却寂然无闻。难道只是二太子娄宿（改作罗索）等几个人零落殆尽而已吗？其余势力盘踞稳固、彼此勾结，互相轻视，这是形势和事理所必然导致的。只有粘宿（改作尼堪）窃自掌握兵权，土地广远，金玉、子女积聚众多，沉溺于酣饮，自以为天下已经天崩地陷（原文删去“聚▯酣饮自以为天崩地陷”十一字，改作“自谓天下事”），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古代建立国家，如汉高祖、唐太宗，最称得上英明的君主；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在九州之中也并不算少，却没有放纵行事。陆贾说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魏徵上疏陈述“十渐”，用来纠正唐太宗的过失，何况这个敌国（“此虏”二字改作“彼”）的君臣，万事万物都不出这些道理，他们的事情又多，人民难道会比汉、唐多两倍吗（“於彼”改作“於汉唐”）？陛下想洗雪大耻、谋求中兴，正在今天。应当焦心劳苦、克制自己、虚心听取意见，虽然休息也不要停止努力，每天都谨慎对待。人才不必人人贤能，只要谋划王道、裁断国事的人能够根据情况任用就行；将帅不必人人骁勇，只要掌握节钺、执掌兵权的人能够正确指授方略就行；百姓不必人人受到姑息，只要主管漕运钱粮、掌理刑狱的人能够做好风化教化就行。以上三方面整顿之后，在朝廷任职的人就能任用贤能，在军队任职的人就能上下共同掌握节钺，在民间生活的人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