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八

译靖康中帙十三。起于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辛亥，止于当天。《尚书》说：上天眷顾并授命，陛下即位第七天下诏征求直言，天下实在万幸。我居住在山邑，距离京师超过万里，如今才得以跟随士大夫和百姓流泪伏地诵读诏书。痛心的是，战争和风尘竟阻隔到这种地步，不能说国家遭逢阳九之厄啊！女真（改作金人）小丑砍断荆棘（删“小丑”至“此”五字）进入边塞，驱赶战马渡过黄河，片刻也没有停留，气势如山崩，直抵城下。呜呼，上天啊！忘记了我祖宗配享上天、施泽百姓二百年的基业，竟然一日之间遭受这样的惨祸吗？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孔子因此作《春秋》。谁能想到国家圣明的君主相继而出，光明盛大、和乐融洽，天下太平，是自结绳以来从未有过的；天子垂衣而治，朝见四夷、统治万国，威势广大得无可比拟。可是面对女真（改作金人）小丑，过去不过是役使高丽、臣服契丹之辈，却迟疑傲慢，竟有军队逼临城下、在国都订立盟约的事情，何其严重啊！烈士痛心，壮士洒血，什么时候有比现在更令人悲痛的呢？臣极其愚昧，而且年老，不敢与壮士义士相提并论；但远望樵夫牧人思谋、妇女也想奋起的时候，难道不能说一句话来自我效力吗？况且我家七代享受禄位，高祖许迥在咸平、景德年间，极有文章礼乐方面的声誉；曾祖宗悫在宝元、康定年间，任职于西部边境，后来参与大政，停止战争，安息百姓。从那以后，海内都推举我族为文学之家。微臣谈论这些，也是本分。我在元符末年、上皇即位初年，曾奉诏上密封奏章，有关部门把我列为邪等，登记在刑部名册中，起初禁止我进入京城，后来又不许做官，并加以排斥、放逐，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当时所说的都是天下重大利害，如今不能全部记得，只有两件事不能忘。一是：国家历代圣君功德巍巍，却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提并论；近来大奸谄谀之臣却独自推尊考庙，把观德之礼不放在七世之庙，而降同士庶，在寝中祭祀。二是：自古衰弱的君主、昏暗的国君，才有诋毁先烈的言论，用来钳制天下人的口；惟我神宗皇帝，对天下有什么亏欠？朝廷内外没有一个人不感念他的恩德，又有什么可诋毁的？那些谄谀大奸借助凶暴，只为满足一己欲望，却不知道这样反而使先帝的英明蒙受更大的负累。臣愚昧，想借这两件事申说当今急务，难道还顾惜卞和之玉再次割伤双足吗？我私下认为，城下有敌军，明主日夜焦劳忧虑，或许无暇选择狂夫之言。恭逢戊申大赦，敌军逃遁，百姓安宁，凡有血气者都以获得新生相互庆贺。父老说，含着食物、鼓着肚子沐浴太平之恩，不知自己已经死去，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然而赦文中有“新边”的说法，读者都感到疑惑，议论者叹息，妄以为易州、涿州之地终究不能保全，又被弃置，所以称为“新边”。后来才知道，所谓“新边”，是河间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镇所属的大约二十州、五十六县；这些地方由州升为府，却不知没过多久，竟从中原被弃置而称为新边。唉！这些土地可以弃吗？这些百姓可以弃吗？我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可以弃吗？唉，是谁替陛下谋划了这个策略？从前贾谊凭汉文帝的明智，承受天下的资业，却长期受戎人（改作匈奴）欺凌傲慢，便叹息说：可以说中原没有人了。臣私下考察，当时高祖的旧臣还在世的，有陈平、周勃、灌婴、季布等人；后进之士中，议论有晁错、贾山、冯唐，守正有周勃、屠嘉、宋昌，掌刑狱有张释之，掌兵事有周亚夫。这样看来，贾谊还有什么遗憾？假如贾谊还在，他会说今天有人还是无人吗？臣于是忘记自己极其愚昧而且年老，不能再沉默，只专门谈割地，暂时还来不及谈天下大事。惟愿陛下察看：我在元符年间任磁州武安县知县时，曾作《朔论》二篇，是因杜牧的议论而发。杜牧的用心很勤苦，但他的议论失于迂阔而不严密，大概山东不足以控制河北，河北却能够控制山东，怎么可以把天下的形势专门寄托在山东呢？凡是统治天下的君主，得到河北就得到天下，失去河北就失去天下。凡有国家的，得到河北，国家就强；失去河北，国家就弱。即使国家政权不正，得到河北也会强；国家政权即使正当，失去河北也会弱。国家即使无道，得到河北也会强；即使还不至于无道而失去河北，也会弱。秦、汉、晋、隋、唐拥有天下，宋武帝不能拥有苻氏之秦、拓跋氏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唐、石氏之晋、刘氏之汉，以及曹氏之魏强于刘氏之蜀、汉高祖之齐强于宇文氏崤函之周，它们国家强弱的形势，都清楚地记载在史册中，可以考察而不虚妄。这就是河北的形势。臣敢为陛下略加说明，陛下幸察，臣已经说明河北重于天下了。臣才敢再说三镇对于天下的重要性。不必广泛引述远古，只说与国家建立相承接的事情，就可以略知一二。从前周世宗英武雄毅，确实属于汉光武帝、唐太宗一流；他承接石晋以父礼事奉契丹之后、刘汉祸乱的余局，即位才两个月，便亲自出征。军队出发当天，四座营垒败逃，替我宋朝扫清道路。后来率数千军队攻打契丹，不经血战便夺取益津关，接着夺取瓦桥关；这是晋人弃置给契丹的地方，不只是契丹的右臂。为什么呢？契丹盗据的是战国时燕国的土地。唐代藩镇中的卢龙，是六国燕国中最弱的；燕国比不上韩、赵、魏，卢龙也比不上魏博的田承嗣、镇冀的王武俊以及朱滔、李克用等。然而当地人坚忍奇崛，包藏祸心，敢于谋划凶恶之事，前有荆轲、太子丹的风气，后来又染上安禄山、史思明的姿态，容易制造祸乱，难以谋求治理。因此，虽说是弱燕，却曾经逼迫赵、魏；虽说地处幽阴，却常常动摇魏博、镇冀。把它弃置给契丹，本来就不合适，何况又把它送给契丹（改作金人）的叛臣和女真小丑呢？这就像熊鼠得到幽、蓟，能够挖洞藏身；得到三关，便积蓄力量、建立根基，其势力将成倍增加。然而攻克这三关，虽说依靠周世宗的英武，我太祖、太宗实际上也都在军中。周世宗曾经率领千人军队，陷在乱流和芦苇丛中。

译契丹却不敢发一箭来攻击，是因为三位天子的威灵在这里。攻克瓦桥关，更完全是太祖的功劳。凭三位天子的威灵才得到的地方，竟然无故在一天之内弃给荒远小丑（删此四字），怎么能承受这种痛哭的悲痛呢？又如石晋末年，出帝昏庸丑陋，先是梁汉璋在高阳覆没军队，致使契丹得以发动澶渊之役；如果康保裔没有高阳之败，真宗皇帝就不必发动澶渊之役了。高阳之战的胜败，尚且关系到中原的轻重，怎么忍心谈论高阳的存亡呢？朝廷中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人，应当替陛下考虑。中山府是唐代义武军所在地，这支军队的铠甲兵器天下雄强，城墙高大坚固，自古有宾客三年也不能登上的说法。况且其统帅独知守臣节，过去称河北四叛时，义武不在其中；后来称河北三寇时，义武也不在其中。黄巢作乱时，中原四方各镇，谁是勤王之师？只有义武王处存拥兵渡河，解除关中危急。不幸石晋的梁汉璋败于高阳，契丹于是得以进犯镇、定，攻打中山。然而契丹的军队难道就一定能够获胜、先前就能实现和京师的计划吗？它也曾多次败北，只是张彦泽、杜重威率禁军重兵到中渡桥投降契丹，中山李商者接纳契丹使者，契丹才得以进入京师，造成晋出帝的祸乱，成为中原的耻辱。假使高阳全军尚在，中山坚壁防守，哪里会到这种地步？咸平年间，康保裔既在高阳战败，定州的望都也…… 又一次失守，于是劳烦真宗皇帝亲自驾临征讨；傅潜率十万精兵驻扎中山，却不出一骑。当时远近无论愚者还是智者，没有不痛恨傅潜的，甚至以同他共生为耻。没过多久，皇帝车驾班师，傅潜按罪应斩，真宗却特意只赐死其首领，放逐斥退其余人，议论很不平。直到今天，听到这件事的人还咬指挥袖而起，谁知道真宗皇帝的圣意另有所在，哪里是臣下容易窥测的呢？原来傅潜实在是白发老将，亲眼经历过开运年间的祸变；如今他拥兵十万，是为了保全中山，向契丹示弱，不与堂堂之阵交战，不迎击敌军锐气。假如契丹能够到达澶渊，它必定不能渡河；等它渡河之后，我军从中山出动十万蓄锐待战的军队，一举将其逼迫挫败。契丹即使人数众多，难道能填平我军面前的洪流，代替我军扫除敌人吗？假如它不能渡河，我军就用这些兵力再次截断其归路，必定连一匹马、一辆车也不能返回。恭敬地想，祖宗不会滥施刑罚，真宗难道会徇私于傅潜吗？真宗是清静垂拱之君，不被众人意见迷惑，决意亲征；他没有让王超、石普、杨延昭截断契丹归路，也没有杀掉未能出兵的傅潜，其高大英明，震耀千古。中山的形势应当怎样利用呢？惟有我祖宗，才能善于运用中山的形势。为什么呢？战国时中山处在赵、魏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土地虽小，谋略却极其广大；人口虽少，才勇却极其强。向西足以抗衡秦国，向北足以制约燕国，更不用说赵、魏了。所谓中山君，就是这样。太祖、太宗时期，每年防秋的军队都集中在定州；真宗亲自设置防御敌军的阵势，把真定、高阳各路军队一并会集于定州，夹着唐河布成大阵，根据北方敌寇远近出兵筑栅。仁宗谨慎遵循这一祖宗…… 祖宗的制度，积存粮食以防备北方军队，中山的储粮最多；北方军队来犯时，中山最为重要；任命统帅，则得到韩琦，至今还建庙祭祀他，四时都很严肃。太原府是刘氏凭借的地方，太祖皇帝没有攻克它，留下来等待太宗皇帝。太祖特意封太宗为晋王。到晋王即皇帝位的第四年，亲自出征攻克太原。于是宋朝承受上天的明命，统一天下，万国没有不知晓并臣服的。到今天将近二百年，回想太宗皇帝号令所到、战鼓所及，一天之内削平唐末及五代百年的僭乱，本来不至于像摧枯拉朽一样困难，为什么唯独太原如此艰难呢？刘继元虽然只是小孩，却有郭无为的谋略、侯霸荣的勇力；他的军队嗜战而不怕死，他的百姓贪生却不轻易离去。他们还想着：太原是我们父祖时代拥有的地方；我们家所以革除晋而建立汉，正是以太原为根基。石氏能够拥有天下，也是从晋地得到的；晋以太原篡取李氏的唐，而李氏夺取朱氏的梁，也是因为得到晋地。最初兴起于各个晋地；其上溯高祖、太宗之所以建立唐朝，是因为晋地奉戴他们；杨氏之所以建立隋朝，是晋地首先开创的；高氏之所以建立齐朝，是晋地使其声势壮大；司马氏以晋自命，实际上也是说承受天命于晋地。成周宣王承接厉王之乱而号称中兴，也是因为在太原攻伐獯狁。后来王师在姜戎之战中失败，周王于是到太原编查民户；太原成为成周盛衰的关键，又是这样。唉，太原这个重镇可以轻易弃置吗？再加上太宗的神武，想到太原长期不能攻下，便环视群臣，询问谁可以商议，首先问张晖。张晖说：收敛兵力等待时机，常常是缓图之策。又问张永德，张永德说：太原兵少而强悍，又有北虏（校改作契丹）作为援助，不可以仓促谋取。没有比先离间其戎人之心更好的办法。又问薛居正，薛居正说：太原自古就是难以攻克的国家。周世宗攻打它，以至于军队疲敝；太祖在雁门关击破北虏（“北虏”二字改作“敌”），把他们的百姓全部驱赶到虎牢关以西，虽然巢穴尚存，但国家已经十分危险，最终得到曹彬而谋划此事。太祖问：显德、开宝两次征讨太原，以当时的兵力却不能攻克，为什么？皇帝的用意难道不深远吗？曹彬能够亲自承担此事，皇帝于是决意亲征，亲自披甲戴胄，以曹彬、郭进、潘美等为将，先让郭进守石岭关抵御北狄（改作契丹），于是刘继元投降，太原平定，俘获其百姓，毁掉城郭，将给万世留下安定。何况两朝三帝经过二十多年才得到的地方，难道会一旦甘心弃掉吗？有人说：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本来就不是朝廷所有，弃掉又有什么妨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怎么能这样说呢？臣回答：唐朝的河北固然重要，虽然失去它，但凭借占据大河津来控制河北，太原仍在朝廷掌握之中。这就是李德裕辅佐武宗时毅然以身许国，不赦免泽潞叛军，最终能够号令镇、魏，诛杀刘稹，成就一代伟业。若从兵力来说，河北的精锐军队固然集中在三镇，但太原、青州各有十万兵，▯宁、宣武各有六万兵，完全足以控制那三镇。如今又连太原也一并弃掉，古来从未有过。太原是唐朝重兵驻扎之地，如今已经弃掉；青州的盗贼长期猖獗，又未必有唐代那样的重兵；▯宁的军队近年衰残，也不能与唐代的宣武相比。这就是……

译如今的汴州。祖宗以重兵威服天下，兵力超过唐代宣武一百多倍。太宗时张洎能够说明京师军制源自秦、汉兵制；仁宗时尹源也能说明京师军制源自秦、汉，不只可以拿来与唐代相比。后来本来不应再对这些事闭口不言、置之不理，为什么却先由王安石变更，最终被童贯完全破坏呢？天下形势已经危急了。惟愿陛下顾念。天下四方都臣服于天子，臣对于三镇形势的粗略陈述已经完毕。臣先前所说“无名而赐给它”，请允许再说一遍：大凡君王应当慎重一言一笑，不轻易把它赐给别人。不知把三镇同一言一笑相比，哪个更轻、哪个更重呢？如果说以这些小丑（改作“其退师”）为功，那么隋、唐就是凭借突厥而拥有天下，《郭子仪传》所说郭子仪也曾借回纥、南蛮、大食之兵，兴复中原。难道还能把田地赐给他们吗？石敬瑭以父礼侍奉契丹，借其兵力登上帝位，割让弱小的燕地交给契丹，却连赵、魏之地也没有给他们。若说他们能战，那么他们地处遥远荒僻，疆界彼此不相连接，从未有一天真正面对中原军队，也从未有一天同中国进行雷霆般的决战，究竟谁怯懦、谁勇敢呢？只听说渤海是高丽的别种。女真是渤海的别种。高丽臣服侍奉契丹，女真又通过高丽臣服侍奉契丹。祖宗时期，女真曾因高丽入贡而受困于契丹的三座营栅，在淳化初年请求救援。后来国家断绝与高丽的交往，女真也随之同中国断绝；到熙宁初年，国家重新与高丽通好，而女真正受契丹约束，不能与我们往来。为什么一旦发泄凶谋，倾覆夺取契丹的国土，赶走旧君、掏空财宝，像豺狼一样的心却不能满足，竟敢在中国境内横行？祖宗时女真曾来侵犯我白沙寨，抢走官马三匹、百姓一百二十八人；恰好女真进贡马匹的使者在京师，于是下令拘捕，不许返回。没过多久，渤海入贡，渤海酋长为女真的过错谢罪，于是诏令放还女真使者。如今女真暴虐叛逆、不恭敬，自取天诛，与三匹马、一百人相比，哪一种更多？按照祖宗法令，应当怎样处理？议论者说：如今敌军停驻城下，怎么办？请责问他们：唐代广德初年，突厥从泾州侵犯长安，直到代宗幸临陕西，郭子仪率军出征，吐蕃便望风逃遁。过了三年，仆固怀恩率吐蕃、回纥、羌、浑二十万侵犯京畿，郭子仪借回纥讨伐吐蕃，终于平定祸乱，难道有割让土地奉送给他们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二十八口〕 恭敬地想，陛下即位初年政治清明，上天以小丑来警示陛下；（删“但闻”至此三百四十五字）在朝廷之上修养盛德，必定有长驾远驭的策略，三镇已经重新归入职方氏的掌管。愿这位疏远的小臣，必须等百官列班、车驾出行之后，才能同昆虫万物一起庆贺。即便如此，臣还想有所陈说：唐代杜牧最善于论兵，说上策不如先自治；汉代皇甫规善于用兵，先零诸羌仰慕他的威信，互相劝告投降的有十多万人，这就是把威信作为盾牌。皇甫规说：竭力寻求强敌，不如使政治清明；每天勤勉地学习孙武、吴起，还不如奉行法令。这都是自治之道。又如陈苞对付板▯蛮，只选择贤明能干的牧守，自然使其安定聚集，不烦劳征伐，也知道自治之道。陛下…… 陛下如果真能得到像皇甫规那样有威信的人担任将帅，得到像程苞那样明察能干的人治理州郡，那么三镇重新成为王土，指日可待。这样说来，治理边疆的臣子所应实行的，就是自治之道。至于君主自身的自治，则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不如此，尤其应当鉴戒变乱的原因。汉代路温舒曾向宣帝这样说：齐国有无知之祸，而小白因此兴起；晋国有骊姬之难，而重耳因此称霸；赵王不能善终，诸吕便制造祸乱，而孝文帝成为太宗。祸乱的发生，往往正是为了开启圣人。汉文帝思考长久、永恒的至德，以承接上天之心；崇尚仁义，减少刑罚，疏通关卡桥梁，使远近相通；礼敬贤人如同对待贵宾，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体察百姓安定的愿望，并施行于天下。因此监狱空虚，天下太平。继承变乱之后，必定要有不同于旧日的恩德，这正是圣人用来昭示天命的表现。路温舒于是说，远处比不上高帝，近处比不上武帝，可以说是懂得当务之急了。等到看东方朔回答武帝，教化百姓不谈尧、舜，而特别称说文帝、景帝，更加明白。如今陛下继承变乱之后，想要用来昭示天命的办法，难道不在仁宗吗？路温舒所称赞的文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仁宗，只是如此说罢了。详细论说，仁宗在这些大德之外，又加上严肃恭敬、谨慎畏惧，恭谨不懈而纯粹完美。汉文帝未必没有惭愧。况且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到晚年稍稍迷惑于异端，哪里比得上会见琮而任用王曾、李迪、吕夷简，晚年又得到杜衍、文彦博、韩琦？朝廷内外、各个等级中，光耀国家、闻名当世的臣子，盛多得数不胜数。他没有任用尽的人，留下来给子孙的，有吕诲、范镇、司马光、吕公著，都是国家的屏障。陛下如今继承变乱之后，如果真能得到仁宗时期那样的臣子，不开边境以玩弄兵力，不专以谋利残害百姓，不急于用刑杀害士人，不禁止言论以拒绝进谏，不因自以为知晓一切而闭目塞听，那么还忧虑什么呢？女真（改作金人）小丑（删此二字）。这就是《大有》上九所说“上天保佑，吉祥无不利”的时候，也是《洪范》所说常法伦理得以有序的时候。倘若不这样，假如枭鸟鸣叫在嘉禾之上，水蛭毒害在清池之中；汉朝幸而有皇甫规、张奂为将，不幸有胡广、赵戒为相，其中又有张逊、段珪、曹节等凶恶宦官充当虎狼；唐朝幸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不幸有元载、卢杞为相，其中又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凶恶宦官充当虎狼，那么天下大事就完了。这就是《困卦》六三所说困于石、据于蒺藜，回到宫中也见不到妻子，凶险的时刻。这就是《洪范》所说常法伦理得以安定的时刻。唉，天下治乱兴亡的踪迹，总是遵循同一条道路。它的治理也是如此：既然有贤明君主，就必定有贤相，将帅之臣也会自然出现。臣虽然极其愚昧，却不愿国家让将帅担任宰相。从前贾谊在政治清明的时代痛哭，是因为忠诚之心无法抑制；阮籍在衰乱的时代痛哭，是因为忧患之情无法抑制。当今执政大臣中，必定有拨乱之才、治理国家之器，请陛下替国家考虑。臣所说《大有》上九“上天保佑，吉祥无不利”，是由于六五之君诚信交接天下、又以威严统驭天下而得吉。六五有诚信，能够与天下交往；最终又以威严统驭天下，这就叫德威。因此能够以柔德驾驭五刚，使上九得到上天顺应人心的助力，吉祥无不利。《大有》的君主，于是能够遏制邪恶、褒扬善行。

译这就是顺应上天美善命令。如果邪恶不能遏制，善行就无从彰显，怎么能称为《大有》的美善呢？《大有》一变而为《乾》，《乾》的德性首先在于刚健；《大有》的美善也在于刚健，随后又说到中、正、纯、粹、精。君主的德行本来就应当先做到刚健，继而做到中正，最终归于纯粹精微，这样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卷三十八校勘记。“孔子春秋所以作也”（“所以”误作“用是”）；“祭於行寝中”（误作“行於”）；“昔贾谊不忍以文帝之明”（脱“不忍”二字）；“宋武帝之不能有苻氏之秦”（一本没有“之不能”三字）；“而尝重於赵魏”（“重”误作“迫”）；“遂使契丹得犯澶渊之役”（“之役”二字为衍文）；“窜斥之议甚薄也”（“薄”误作“郁”）；“石晋”（误作“普”）；“仁宗谨遵祖宗之制”（“遵”误作“是”）；“积粟中山以防番兵则中山为重”（误作“积粟则中山为多，番兵则中山为重”）；“莫不知臣妾”（“知”字为衍文）；“彼石氏有天下者”（一作“彼石氏之有太原也”）；“而李氏所以夺朱氏之梁者晋得之也”（“李氏”二字应作“唐”，“晋”二字应作“而”）；“继询之张永德永德曰”（脱下一个“永德曰”）；“而危困已甚”（“困”误作“国”）；“且闻渤海者”（“且”误作“但”）；“而女真方阻於契丹”（“阻”误作“狃”）；“遂敢陆梁於中国耶”（“耶”误作“人”）；“天以小丑警陛下”（脱“陛下”二字）；“岩廊之上”（“岩”应作“庙”）；“顾惟疏远小臣”（“顾”误作“愿”）；“亦知自治之道者也”。（脱“之道”二字）；“加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师帅”（“师”字为衍文）；“然则边埸之臣”（“然”应作“是”）；“蔚乎！不要胜称数也”（“称”字为衍文）；“故能以一柔用五刚”（脱“一”字）。●卷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