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七

译《炎兴下帙》八十七。起于绍兴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戊申，止于二十九日辛亥。二十六日戊申，枢密副使王庶上奏，请求免除签署和议文书。王庶反对讲和，金使张通古等将要到达国门，王庶于是上呈札子，请求免签和议文书，说：“臣资质昏昧，谋虑疏浅，在枢密院任职，没有一点功效。近来金使到来，大臣在签署和议时，或许在主张和战方面意见不同；臣因忠愤所激，便妄自发言，不量敌我形势，不察时势宜忌，多次上密封奏章，竭力请求拒绝他们，专心图谋恢复，认为金人情势难测，不可以用仁恩使其驯服，而应当依理遣返；王伦前往，必定会导致事情拖延。如今听说奏报已经返回近境，和议可以决定，是臣的谋略达不到、见识昏昧而不通达，作为枢密院官员尚且恐怕旷职，何况肩负掌管军政的重任，凭什么能够胜任？臣失职，罪不容诛。希望陛下迅速赐予降黜，以此端正臣无知误国的惩罚。陛下如果不想立即把臣置于闲散之地，只应把臣安置在外地，以备缓急；或者因为执政中有职位空缺，不便斥逐出朝，便请特别作出处分，遇到和议文书允许免除签署，使臣得以逃避前后反复、失去立朝节操之罪，继续固守而不改变、勉强安于专愚本性。臣诚心恳切，并非敢于修饰言辞，深怕缄默会损害国体。”这一天，新的诏令下达，不准他辞免签署和议、办理相关事务。王庶再次具奏说：“臣听说……” “从前楚王遭遇吴人之难，派由余到城父；由余复命，却不知道事情的轻重深浅，子西大怒说：‘不能做就辞职。’由余回答说：‘我本来已经辞谢说不能做，然而大王仍然派我去。人各有能做的事，也各有不能做的事。大王在云梦遇到盗贼，盗贼从背后刺来，我能用脊背承受戈刺；至于脾泄之事，则是我不能做的。’臣由此才知道，古人以忠心侍奉君主，自己的才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来不敢有一丝欺骗，所以在艰难祸乱之际，都各以自己的能力效力，国家便可以安定。臣生在陕西，逐渐受到当地风气熏染，耳目所听见、看见的无非兵事。祸乱以来，臣曾想以气势吞灭强敌；因此所谓讲和，并不是臣所能做的事。若不是臣所能做的事，却强迫臣去做，恐怕会误害国家大计。所以臣希望陛下只责成臣修治戎备，不要以讲和之事命臣；这样在缓急之际可以抵挡应付。即使金人知道陛下命臣负责此事，他们的奸谋也不能放肆，和好反而容易成功。虽然名义上是整治军备，实际上是在促成和议。何况臣性情愚鲁，曾说金人不可和；如今若参与此事，臣身为大臣，自己却前后不一，怎么还能使人信服？唐代浑瑊、马燧、李晟，都是古来少有的忠贤将领。德宗能够任用他们，吐蕃君臣非常害怕，尚结赞谋划说：‘唐朝的名将依靠这三人；不除去他们，必然成为我们的祸患。’于是用甘言厚币，表示殷勤恳切，朝廷认为可以，便在平凉会盟。李晟以为他们的话不可信，于是罢免浑瑊，后来又罢免马燧，果然中了他们的计，没有一个人留下。希望陛下察知臣的孤忠，特别留在圣心，天下幸甚。附呈说明：臣前次所上章疏，以及同王伦的议论，确实有嫌隙妨碍；陛下也曾经查看其底里。如今……” “如果臣不自行陈述禀告，就又会像赵鼎、刘大中等人那样首鼠两端，对陛下和国家有什么益处？况且臣列名枢密院，本来应当辞去职务，不应当只辞去某项事务。请求陛下慈悲，授臣一个靠近边境的州郡，让臣尽一分力量，以尽臣节。” 施廷臣任殿中侍御史。勾龙如渊被授任御史中丞，不到几天，监察御史施廷臣便上抗章，极力赞成和议。秦桧想起勾龙如渊所说应当选择台官、把不附和和议者全部攻击排斥出去，于是任命勾龙如渊为中丞，又任命施廷臣为侍御史。任命文书公布后，士大夫惊骇，路上以目示意，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又有寺丞莫将上疏附会和议，突然被授为起居舍人；沈该因附会和议，原本闲散，也被召见；朝廷内外沸腾。兵部侍郎张焘说：‘我家世代承受国恩，如今身为法从之臣，不可同于众人；应当想到以死相争。’于是上疏极力论说其错误：“臣仰想陛下圣明孝顺，天性至孝，痛惜梓宫未还，思念两宫未复，不惜屈己，已经同金人议和，早晚焦劳，存心恳切，惶惶急急，唯恐落后，只是因为众议尚未统一，所以不愿轻易屈服。幸而现在上自朝廷，下至百执事之臣，上下同心，不再有异议，早晚进退、从容献纳，或许可以使圣听回转，最终不至于屈服，这实在是宗社的福气。那施廷臣却又迎合取巧，竟敢上抗章极力赞成此议，只把它作为自己进取的资本，不顾君父受辱的耻辱；核实定罪，几乎不容诛戮，却从监察官超擢。” “御史台是朝廷纲纪所在之地，是陛下的耳目。前日勾龙如渊因为附会此议而得到中丞之职，众议已经极其讥笑鄙薄；如今施廷臣又因此而登上御史台，在一台之中长官和副贰都成了这样的人，既是同乡，又是心腹，只知道彼此附会、颠倒是非，难道不会紊乱国家纲纪、遮蔽陛下耳目吗？众议沸腾，正切齿痛恨；沈该又因为此议，从闲散官被召见；莫将又因为此议，从寺丞擢为右史。勾龙如渊、施廷臣是庸人，本来没有什么操守，只知道观望；莫将是奸人，沈该是赃吏。考察他们平日的所作所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陛下为什么突然同这些人断定国家大事？如今既然违背众情，敢于触犯公议，迷惑圣听，动摇圣心，极力图求显要官职，轻易得到如同摧折一般。臣恐怕侥幸之徒都生出觊觎之心，乘时逐利，布列在要害道路，倡导邪谋，最终危害社稷。这就是臣痛愤而不能自已的原因。从六察升到台端，已经是超越常格；至于从寺丞擢为记注官，自祖宗以来从未有过。任命文书颁布后，士大夫惊骇，路上以目示意，不敢说一句话，这说明这些人的气焰已经能够钳制众人了。一时小人因同类相互而来，羽翼已经形成，还有什么不能做的？《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说：‘小人成群，这就值得愤怒了。’”

译“如今如渊、廷臣、莫将、沈该等人渐渐成群，难道国家还能治理好吗？希望陛下明断，立即改变主意，特意加以斥逐，或许可以稍稍堵塞群邪入仕的门路，天下幸甚。至于议和，王伦实在是谋划者。他往来金国，多次出使，陛下把他当作心腹，像相信蓍龟一样相信他。如今他所说的话，从其中已经可以看见一两个端倪；更希望陛下仰念祖宗托付的重大责任，下念亿兆百姓拥戴的诚意，珍重自身，不要轻率屈服，只管想着雪耻，只管想着复仇。应当以礼对待使者，厚加资助遣返，告诉他一定要取得真实情况的意思，并告诉他国人全都说不可的情形；如果他们悔过息兵果然出于诚心，只要我国所希望的，他们都归还我国，然后再慢慢商议报答他们的礼数，也还不晚。如果他们变诈，再用空话诱骗我们，那么他们的包藏终究不可测，便应当激励将士、保卫疆场，自我治理、自我强盛，以等待天意成就，等待时机到来。时机既到，什么不能成功，什么求不到？只希望陛下稍稍忍耐罢了。所谓自强之策，哪里有什么特别高深、难以实行的理论？只怕陛下不去做而已。君臣上下协力同心，确定规模，革新各项政务，哪里还会有不能实现的志愿？何况我国将士渐渐都可任用，比起往年，气势已经强数倍；即使一时不能进取，用来守御也绰绰有余。” “放弃这些而甘心做卑辱之事，臣私下实在困惑。仰想陛下脱离艰难危苦，保有国祚，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陛下所依靠的，难道不在人心吗？自从朝廷有屈己的议论，上下已经离心离德；假如最终真的实行屈己之事，上下必定离心。人心一旦离散，凭什么建立国家？希望陛下以此为戒，慎重对待。臣世代承受国恩，身为法从之臣，不敢同于众人，所以冒昧进言。说话而触犯雷霆之怒，罪本来应当处死；不能挽救制止，却使陛下承受屈辱之耻，罪也应当处死。臣冒犯天威，俯伏等待……” 命令施廷臣、莫将的任命文书，改为另取圣旨指挥。二十九日辛亥，史馆校勘范如圭写信给秦桧，责备他主持和议。《书》说：史馆校勘范如圭近来因职务在史院侍奉相公，幸而听到您谈论前人的一些意见，说先儒训释《春秋》并不致力于空谈，都可以在实际政事中得到验证。如圭私下认为，先儒有可以实行的学问，却未必能得到相应的职位；相公既有这样的学问，又得到了这样的职位，可是施政举措竟似乎与经书旨意相违背，我心中实在疑惑，不敢默默不言。《礼经》说：父母之仇，不与仇人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睡草席、枕土块，发誓至死报仇。鲁庄公的父亲被齐国所杀，他却又替齐君主持婚礼，并与齐君一同在禚地狩猎；联合军队、结交党羽攻打卫国，包围成阝；又在{艹既}地结盟，接纳公子纠。他忘记君父、背叛父亲，灭绝人伦大义到了这种地步，鲁国臣子便以他为准则而仿效。于是，公子牙弑君的事情先已酿成，庆父无视君上的心思随后萌动；圉人牵、卜▯之徒在党氏、武闱之间互相侵害，子般、闵公都不得善终。仲尼因此畏惧，所以在《春秋》中一再特意记载，以彰明他们的罪过，作为万世臣子的重大警戒，不是已经深切而明显了吗？徽宗皇帝、显肃皇后在沙漠去世，去年春天凶讯传到后，主上攀号哭叫、捶胸顿足，悲哀震动天地，四海之内…… 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相公身任枢密使，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申明大义，乘六军悲愤之情高涨，给他们穿丧服，挥戈向北，来惩治女真违逆天理、背反常道的罪行，反而只派王伦一人用卑下的言辞、丰厚的财帛去请求归还梓宫？您的谋划实在颠倒错误。《春秋》的法则是：仇不报、贼不讨，就不记载下葬；记载下葬，是臣子之事，不记载下葬，是认为没有臣子。人的痛苦没有比亲人不得善终更大的；君主和亲人不得善终，却不报仇、不讨贼，使神灵在地下含冤抱恨而不能伸张，即使得到了梓宫并将其安葬，作为臣子的内心能够安宁吗？古人曾有奉命出兵、发誓消灭鲸鲵来迎接梓宫的。即使力量弱小、形势困窘，不能取得成功，但名正言顺，也可以对天下后世无愧；从未听说过拿出财帛、派遣使者向仇敌哀求请命，以求从仇人手中取得梓宫的。女真因此知道我们没有报仇之心，便可以肆意玩弄侮辱我们，同时表示想要讲和的意思，使王伦回来报告，双方使者往来，达到两次、三次；他们谋害我们的心思更加深，言语更加甜美，而我们相信他们更加虔诚、礼节更加恭敬，陷入他们的计谋却自己没有察觉。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都替朝廷感到危险。王伦说：女真想把梓宫、母后、渊圣皇帝以及中原土地全部归还给我们。如果真是这样，哪里只是足以解除我君主终身的忧患呢？这也是天下臣民的大愿。然而，自从王者的遗迹消失、五霸以后，很少有人不以欺诈和武力相互倾轧。如今却想用信义之道来期待豺狼，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况且，讳日是否答复，对他们没有丝毫利害关系，不过是极容易答应的事情。我们恳切请求多次了，却一点音信也没有；对于这样最容易答应的事尚且不肯顺从，其他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春秋》记载中原诸侯时写爵位，记载夷狄则只写称号，以表示把他们排斥在外并加以贬低。王者想要统一天下，怎么能把他们排斥在外并加以贬低，认为他们不是我族类、内心…… 必然不同呢？因此不得不严格划分内外，区别贵贱，以防患于未然。凡是中原诸侯同夷狄结盟会见，《春秋》一定谨慎记载并严厉讥刺，这项法则是很严的。女真自海上与我们结盟，借助我们的力量消灭契丹；契丹灭亡后，便攻打汴都，这是他们不可信的第一点。已经订立城下之盟，讲和退兵后，不久又包围太原，这是第二点。此后和议使者接踵而来，而侵犯、掠夺的军队没有一年停止过，这是第三点。既已攻破京城，才开始收兵议和，诱骗我们二帝出郊，劫持他们而离去，这是第四点。刘豫是他们所拥立的人，做了无所不至的事情后，他们一旦逮捕他，就像从袋中取物一样容易，这是第五点。他们包藏的奸诈诡计如此深不可测，为什么一旦之间竟待我们这样优厚呢？有人说，金主刚刚即位，尼堪已经死亡，亲族离叛，契丹又重新振作，他们正忙于自保，害怕我们出兵，所以想要解除嫌怨、化解仇恨，以免除南顾的忧虑。难道真是这样吗？自从刘豫被废以后，我们更加畏缩，远远退避，从未敢向北方发射一箭，他们有什么畏惧我们的呢？

译这是他们深谋远虑，想不费一支箭就坐收统一天下的功劳。听说他们的使者声称奉诏谕、带着册命而来，要求主上以下拜的礼节，果真有这件事吗？基付印也果真可以答应吗？既然不可答应，反抗仇敌，即使普通人也不肯做，难道能让堂堂宋朝君臣相继向不共戴天的仇人下拜吗？主上自身悲哀忧伤，孝友之情极为深厚，一定会说：我为梓宫屈身，为皇太后屈身，为渊圣皇帝屈身，又有什么不可？只要使子弟之情在一日内得到伸张，实现心愿就够了，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相公为什么不把必然的道理在近前向主上陈明呢？假如一旦下拜接受女真的诏册，就要执行女真的命令，颁行女真的正朔，那么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女真的士民，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女真的臣民；我们宋朝君臣上下即使想找一个安身之处，也不可得。徽宗、显肃的梓宫将无处安葬，母后、渊圣的车驾也将无家可归。这岂不是违背主上的圣孝之心，丧失相公的大忠之节吗？从前汉高祖多次责骂项羽，项羽的军队并未因此稍有退缩，最终却能使太公免于刀俎；晋国大夫征集修缮的资财来辅佐幼主，使憎恨晋国的人感到恐惧，最终能从强秦那里迎回惠公。这是古人已经试验过的明证。相公不用这种策略来安慰主上孝悌的心意，怎么能误使主上把祖宗二百年的天下拱手抛弃呢？如今之所以委曲求全、顺从敌意，不敢稍有违逆，只是怕他们不归还梓宫、母后、渊圣而来攻打我们，却不知道一旦确立君臣名分，号令、生杀都将出自他们之手。假如他们把梓宫、母后、渊圣拥到大江以外，发下一纸诏书召主上和宰相以下到边境迎接我们，我们如果顺从，立刻就会发生祸变；如果不顺从，他们将责问我们说：我归还了你父母的丧事，归还了你的亲人，归还了你的兄长，对国家有大恩，而你们却违背我的命令，不肯前来迎接，这是不孝于父母、不恭敬兄长、不忠于我的表现。然后声称我们的罪过而前来讨伐，我们将怎样应对？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前些日子顺从他们意愿的做法不但…… 没有得到丝毫好处，反而足以招致最大的祸患。和好既然失败，即使不动用军队，难道还能保全吗？主张和议的人一定会说：现在虽然讲和，但边防实际上从未松弛，必定没有意外祸患。如圭看来，朝廷议和，所以认为谋臣猛将中能够抵御外敌、保卫国家的人都没有用，有的斥逐到远方，有的把他们并入骄横庸碌的将领之中；又抱羞忍耻，甘心屈辱，来挫伤士气、离散人心，几乎像放马归山、放牛回野，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却说这叫没有松弛边防，这是对内欺骗自己的内心，对上欺骗君主，对下欺骗亿万民众。主上面向南方统治天下，已经十二年了。他即位时，是天下臣民推戴所迫，不得已才接受；到了今天，天下军民难道肯听从我们的君主面向北方，成为仇敌的臣子吗？主上因为思念君父、母亲、兄长，不怕屈辱自己；天下军民因为爱戴君主，不肯听任主上辱身。用这个理由拒绝敌人，并非没有依据。如果敌人举兵而来，正好会激怒我们的民众；我们以大义明白诏告天下，率领、激励饱受创伤的人们共同洗雪父母之辱，这正是不可错过的机会。忠义一被激发，谁不会奋发？中外数十万勇士都怀着愤怒不平之气，想一次吐尽积蓄多年的怨气，只看君主和宰相如何任用他们。从前申包胥一人便能保全楚国；楚国即使只剩三户，也足以灭亡秦国；遂国几家被齐国全部消灭，齐国守将田单凭一座孤城一战收复济上七十多城，都是因为诚心恳切，凭正直之气决定胜负。何况女真无道已经到了极点，中原虽在败亡之后，也还没有弱到即墨、遂国那样，难道可以甘心投降敌人而没有自强的志向吗？相公…… 如果一定要违背天下人的心情，赞成主上接受这种屈辱，假如有奸雄因众人心意昏乱而拥兵数十万，凭借大义来追究相公的罪过，将来您拿什么话回答？况且，靖康以来被金人屠杀的，如果不是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于是人人都想效忠尽节。如今相公反而像爱信骨肉亲属一样爱信他们，天下人议论纷纷、捶腕愤怒，没有不把罪过归到相公身上的，相公难道不知道吗？相公曾经自己说过：我想成就国事，即使死也不躲避，难道还怕怨恨吗？这样来诱导相公的内心，确实是忠诚的。即使牺牲自身而有助于君主，本来就是志士仁人愿意做的事。可是如果触犯众怒，使我们的君主陷于不义，恐怕就不只是怨恨诽谤而已，还会丧身亡国，祸害流及天下，遗臭万世。若不是极其愚昧无知、自暴自弃、上天夺去神智、内心发狂的人，谁肯做这种事？靖康年间有个老兵郭京，自称有奇异法术，能够隐身用兵，使敌人无法察觉。宰相何▯相信了他的话，让他担任大将，在京城中招募市井间轻浮狂妄之徒，编制训练为奇兵。城中人都知道他不可用，只有渊圣与▯倾心信任、委以重任而不疑。等到他带兵出城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日〕 君臣还伸长脖子盼望成功，等到失败逃跑后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如今王伦的妄言与郭京有什么不同？愿相公鉴戒覆车的前车之鉴，早日醒悟而改变谋划，不要等到事情失败、捶足拍腿、悔恨无可奈何的时候。如圭听说敌…… （改作金）使被接伴官范同责难后，已经颇为恭顺，不敢过分索取礼节，众人都以为可喜。如圭私下却忧虑过度，认为他们既然以宣读诏谕为名而来，哪里肯就此罢休？深怕一旦到达朝廷，趁君臣上下震惊忧惧之际，朝廷便因此屈服，那大事就完了。难道可以不早作谋划吗？《书》说：三个人占卜，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前日诏令侍从、台谏大臣议论，既然已经上奏，不知道认为屈服可行的有几人，认为不可行的有几人。相公为什么不请主上全部阅览，仔细考虑？人心只有虚静专一，如止水一般，并且像镜子一样，才能明察事理，细微之处也不遗漏；如果有所偏向，即使泰山在面前，也还看不见。相公难道可以执着于一己的私意而不深思吗？这样是非利害就会判然如黑白。如果说主上圣意坚定，臣下无人能够改变，那不是我对相公的期望。《春秋》的法则是，王朝公卿记载爵位，而宰▯亘、渠伯纠都记载名字，是因为他们承奉王命而侵扰诸侯的妾、聘娶弑逆之人，所以加以贬斥。处在不义之中却不知道不可以做，是不智；知道不可以做却不说，是不忠；进言不被听从却不离去，阿谀逢迎、害怕失去职位，只知服从命令，贻误君父，那么还要这样的宰相做什么？这就是张华在张林面前受辱而不能回答的原因。

译相公身居相位，主持着人的朝廷，谋划着国家，却想使万乘之主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屈辱自身；与宰▯亘、渠伯纠的罪过相比，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很难免于诛杀和灭绝。过去尧、舜在朝堂上与群臣谋划，说：好啊！对啊！不对啊！不对啊！互相补益，既不专门追求意见一致，所以能够共同成就崇高的功业。孔子说：古人说，‘我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只是做君主时，大家都只听我的话，没有人违背我。’如果我的话是善的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我的话并不善而没有人违背，岂不是几乎一言就丧失国家了吗？从北方回来的人中，议论鲠直、不肯曲意随从的，往往任由他们离去；而那些柔媚谄谀、正是相公平日所憎恶的人，却有时反而被召来。难道相公厌恶正直之人，已经觉得今天正确而昨天错误了吗？还是要让我们的君主只以没有人违背我的话为乐，即使知道这足以亡国也不顾惜？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左传》说：寡妇尚且担忧周王室的灭亡，因为害怕祸患将会殃及自己。今天正处在国家存亡、形势危急的时期，死生祸福是上下共同面对的，谁不能进言？可是当权的显贵大臣却有人说，士大夫各有职掌，不应越过职分议论朝廷事务。这是把人拒之千里之外，自己堵塞耳目；如同在黑暗中盲目前行，快要落入罗网和陷阱却没有人知道。靖康年间，相公不畏惧死亡，发表了一番忠言，崇高的声名和大节光照千古，卓然如泰山北斗，天下仰望，几乎不可企及。如圭的舅父胡文定公常常教训子弟，举相公作为榜样。相公也因道义与他相知，他活着时便在朝廷援助他、与他谋划国政；他死后又发扬他的幽光，施行哀荣典礼，连不肖外甥也得到收录。况且相公还屈尊与我交往，赐我教诲，我承受的恩眷实在深厚。如今我侥幸列在诸儒之中，充任属官末位，实在不忍相公毁掉前日的名节，承受天下的怨怒，使祸患集中到自身并且连累国家。与其附和众人，私下在后来议论，哪里如献上区区…… 这片对执事者的忠心，或许可以使您万一稍稍醒悟、听取意见！宽恕我的狂直而采用我的话，听凭相公决定；恼怒我的僭越而加罪于我，也听凭相公决定。我惶恐至极。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卷一百八十七校勘记。请求免除签署和议文字（脱‘书’字）；大臣共同议论（‘佥’误作‘签’）；感动而改变圣心（‘感’误作‘感’）；以听从天命（‘命’误作‘成’）；所有施廷臣莫将除命（‘有’误作‘下’）；如果不善却没有人违背（‘不’误作‘其’）。●卷一百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