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七

译《炎兴下帙》六十七。起于绍兴五年闰二月乙巳朔，止于五月。闰二月一日，乙巳日为朔，诏令告诫群臣。朕想到先王之时，大小臣僚都怀有忠良之心，所以能够竭尽诚心、体念国家，尽力奉公，适时采取措施，大大符合远大的志向，用来治理国家，无往而不成功。朕非常仰慕那种情形。近来统领军队面对大敌，这正是臣子恐惧戒慎、竭尽自身力量、早晚不忘的时候，但你们接受命令却不虔诚，偷懒怠惰，只顾自身，不顾国家。像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置身事外而任职，难道应当这样吗？朕想到你们习惯于旧日恶习，所以暂且减轻你们的过失；先训诫告知，然后施加刑罚，这是古代的原则。从今以后，希望你们磨炼自己，改变内心，仰慕事奉君主而不顾自身，思考做臣子的重大戒律，务必竭尽忠心，以公心消灭私欲，希望天下事务没有不能完成的。敢有不共勉尽职的，自取法令惩罚。命令一经发布，只能执行，必定处罚，不能后悔。可令刑部刻板印行，遍行传达；仰请监司、守贰、县令、太守，在治所张榜，晓谕施行。折彦质任兵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杨政任泾原路安抚使。杨政，字直夫，是怀德军人。他出身寒微，容貌非常丑陋，当时人称他为“杨克毯”。起初任统制官属下的虞候，每逢统制设宴，杨政都不吃其他食物。众虞候劝他说：“这种东西非常好，你为什么不吃？”杨政说：“我所请求的是仓米，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吃它可以常有而且有滋味，要这种东西做什么？况且不能把它当作日常食物。”有见识的人因此器重他。后来他显贵了，得到的妻子仍像当初一样相待，公论都称赞他。于是以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武康军承宣使的身份任泾原路安抚使。野史说：杨政是怀德军人，跟随吴玠任统制官，在和尚原、仙人关打败金人，有功，屡次升任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武康军承宣使。绍兴五年，任泾原路安抚使；九年，任熙河路经略使；十年，任利州路安抚使，兼任兴元府，敌人（改作敌）逼近陕西，杨政退入四川，加任侍卫亲军马步都虞候、武康军节度使兼统制。后来又在陇州汧阳县牧牛岭打败金人。十三年入朝，升任检校少保，回镇。二十一年升太尉，二十六年授开府仪同三司，二十七年去世，享年六十岁。程昌▯以右朝散大夫、徽猷阁待制出知江州，任江西沿江制置使。王▯燮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王▯燮到行在，主管侍卫马军司，因为他的军队隶属韩世忠，不久罢职，改任提举江州太平观。陈琳叛变，王德追到无为军，将他生擒带回。陈琳是张琦的副将，勇力超过常人，驻扎在芜湖县去刂张。张琦带着部众逃奔伪齐，王德追到无为军境内，将他抓获带回。四月戊申日，太庙神主从温州送到。韩世忠进军楚州。赐给韩世忠的诏书说：看到你的奏章，想依旧留军屯驻淮甸，发誓要和敌人决战一场，朕已经完全知道了。朕被强敌逼迫，越在海隅，常常慨然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只是多年来国事力量没有振作，姑且郁闷至今。自去年冬天以来，敌人深入，你首先挫败其锋芒，鼓舞我六军，使每个人的勇气增加百倍；既然使敌军潜行退走，你又率兵移屯淮甸，把进取的计划以此作为根基，朕非常嘉许。前些日子担心老弱之人或许有不便，委托你酌量处理；如今得到你的奏章，更加看出你的忠诚，即使古代名将，大概也没有超过你的，这使朕悚然感叹，认为有这样的臣子，祸难不足以平定。古人说，京城以外的事情由将军裁决。如今既然营屯安定便利，控制安排得当，你可以自行施置，不必再受拘束。至于军饷等事，已经命令三省办理。现在正值酷暑，将士们很劳苦，朕已命令使者带着夏药前往赐给并慰问你，这些你也应当知道。岳飞退兵。张浚以都督身份收捕杨么，先派岳飞的军队到鼎州，吴锡的军队到桥口。张浚当即想进兵，有人劝他说：“不能进兵。即使取胜，也只是捕获一个渔人，不如先宣称各军的人马都已经分别派人犒赏了，只有岳飞制置使的军队，应当亲自到军中，所以要到那里犒赏并进兵。这样，即使有人不使用这套办法，也还有说辞。”张浚听从了。不久以辅逵代替吴锡，张浚驻扎潭州。五月，孟庾任知枢密院事。朱胜非服丧期满，任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中书舍人胡寅上疏，论述应当复仇，不应当讲和。胡寅任中书舍人时，正遇朝廷商议派遣何藓（旧校说应作“鲜”）等人出使金国，请求和好。胡寅认为应当整治政事，不应同仇敌讲和，于是上疏极力论说此事，请求不要讲和，挥戈向北，踏着敌廷的鲜血，以报复仇怨。他说：臣私下听说，派遣使者入金，朝廷已经有了定议。臣愚陋，承蒙陛下提拔置于从班，职在献纳，即使小事不当，也应当上报，何况遣使是大事？即使臣没有参与最初的议论，内心如果有所不安，岂敢闭口不言，立即上疏论奏？希望陛下留神省察。过去孔子作《春秋》以示万世，人君（缺二字）的方法没有不具备的，但其中大义，在于父子、君臣之义而已。鲁威公被齐国所杀，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庄公是威公的儿子，却不但不能替父亲雪耻，又同齐国交好：元年替齐君迎娶王姬，四年和齐国在禚地打猎，五年会同齐国攻打卫国，八年和齐国共同围攻成阝，九年又和齐国在{艹既}地结盟，这一年还替齐国杀死子纠。孔子厌恶此事，将它详细记在史册上，以表明释除怨恨、交结和好的罪过，难道不是给后世留下永久的鉴戒吗？女真惊扰陵寝，毁坏栈道，破坏宗庙，劫持二帝，使祖宗的百姓陷于涂炭，这就是陛下的仇敌。近来。误国的奸人自己知道才能不足以平定祸乱，却又贪恋富贵，所以张扬虚妄，派遣使者请求和好，以苟延岁月。这样九年了，结果怎样？那个人自身贪得爵位、窃居职位，如今已经离去，有什么值得说的？但对陛下的圣德和国家的大计，却造成了许多亏损。幸而陛下智慧勇武日益增长，在邪说长期迷惑之后，明察独见，奉行上天的讨伐，列举刘豫的罪状，使国运重新安定，逐渐谋求恢复。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都想自我效力，辅佐伟大功业。这好比人走万里，登车出门；又好比营建高屋，刚刚校正基础和柱子。国家存亡、政治治乱，实在都系于此时。如今却重蹈庸臣的旧路，实行已经失败的谋略，违犯孔子的戒诫，沿袭鲁庄公的做法，忘记复仇之义，陈说自取羞辱的话，臣私下认为陛下不会采纳。有的人说，稍微有所贬抑屈辱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二帝怎么办？臣回答说：自建炎丁未到绍兴甲寅以来，以谦卑言辞和丰厚礼物，借问安、迎请为名而派出的使者，不知有多少了。知道二帝在哪里的，是谁？见过二帝面容的，是谁？取得女真要领的，是谁？因讲和而能够使敌兵停止的，又是谁？臣只看见丙午以后，通和的使者回来还没有歇脚，黄河、长淮、大江就相继失陷了。臣只听说去年冬天使者回来，说酋豪（改作边境）已经臣服，国势大概安定，这些话写在奏章中，传遍远近；没过几个月，刘豫就举兵侵犯正道了。

译女真人知道中国所看重的是二帝，知道中国所痛恨的是被劫持的二帝，知道中国所忧患的是用兵，于是常常表示想和好的意思，增加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平息我们所痛恨的事情，安慰我们所忧患的心情，而中国坐受这种诱饵很久，竟然还没有醒悟。天下人都认为从此一定会改变谋略。为什么又要提出这种错误计策呢？如果说姑且这样做罢了，难道有写信称臣、厚费金帛，却只是姑且做做的事情吗？如果说是因为二帝的缘故，不得不这样，那么过去的结果足以考察了。何况时间越久，敌情越秘密，必定没有可以沟通的道理。臣常常思考：陛下同女真断绝关系，朝廷以下便没有所得，而人主是在实行义举；如果通和，利益归于臣下，而人主却受其害。因此凡是愿意出使通和的人，都是为自身谋划，而不是为国家谋划。陛下难道不能依据孔子的议论来决定这项策略吗？自从王安石废黜《春秋》以来，天下学士不知道尊崇孔子之道；如今遭逢陛下笃信此书，孔子的志向将在今天得到伸张。臣希望陛下考察《春秋》笔削褒贬的用意，裁决当今的事情，只施行其中一两件大事，那么美名一定会光照千古。当今的事情没有比夷狄（改作边境）之乱更大的了。要解除这种怨恨，必须消灭这个仇敌，不办理讲和之事；贤才全部聚集，百姓富裕、国家安定，挥戈向北，踏着女真（三字改作金）廷的鲜血，然后复仇之义才能实现，做人子弟的职责才能完成。像臣等这样低劣的人，也能扬眉吐气地生活在世间，并参与荣耀了。如果不是这样，以中国万民之君的身份向仇虏（改作敌）称臣，那么宰辅以下都成了他的陪臣。即使女真（改作金人）欣然同意讲和，派一名将军率数万军队驻扎在江水之上，想让陛下当面结盟、歃血，然后退兵，臣不知道陛下将如何应对。这样一来，他又想更换我朝大臣，分派我朝兵将，割取我国土地并收取赋税，有一……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听从他，就无法立国；不听从他，就会破坏和好。这样的和好将凭什么维持呢？臣实在愚昧，思考此事却不能明白，所以略述古代大义，冒昧烦扰圣听。希望陛下试加审察，或许合乎圣意；如果合乎圣意，就应当明确指出世代仇敌必须复仇，没有可以讲和的道理，下令停止派遣使者，刻印后销毁印信。片刻之间，既不损害日月的光明，反而足以彰显陛下没有私心；既可避免连累圣德，也可免误国家大计。这是臣竭尽微薄忠心的至诚。贴黄：臣契戡自从金人跳梁以来，天下的议论有的认为必须讲和，有的认为必须用兵，两种说法相互纷扰，没有一定的意见。臣恭敬地看到，从建炎元年到现在，前后派出的使者，如宇文虚中、王伦、朱（阙）、路允迪、魏可行、崔纵、洪皓、龚▯、张邵，前后请求和好，不是不恳切。近来又派潘致尧、高公绘，以及韩肖胄、刘松年、章谊、孙近、魏良臣、王绘，相继进入金国。臣私下料想，敌人回信必定没有能够使事情成功的话，即使有，也必定是难以听从的话，大概只是想敷衍欺骗我们。希望圣明深加洞察。请求和好十年，丝毫没有明显成效；和议绝不可能成功，那么臣的话或许可以备录，听候进止。五月十三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中书舍人胡寅论述遣使之事，皇帝告诉他后，胡寅具奏谢恩说：臣上奏论述遣使之事，不久承蒙宰执召到都堂，当面传达圣谕，认为臣的论议恳切，得到了论思献纳的体统，于是命学士院颁下诏书加以奖谕。臣妄发言论，上渎圣听，正害怕获罪，没想到天高而听察卑微，立即蒙受皇帝开纳，褒奖慰劳、鼓励勉励，以劝导臣下。臣的荣幸和感激更加深重，愚心在此叩谢。臣听说，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论；违背正论、拂逆公心而实行邪说，即使当时没有察觉，等到事情失败、世道衰乱后才悔恨，也来不及了。姑且用近事说明。正当王安石得志时，借“大有为”的说法作为依据。“大有为”的说法，是孟子的话，难道不美吗？当时元勋旧德都说祖宗旧法不能变更，王安石斥责他们是流俗，而他的说法大为流行。现在看来，他所谓“大有为”，正是招致祸乱的原因；他所谓“流俗”，却都是贤才。假使宋神宗在司马光辞任枢密副使时能明察这一点，罢退王安石、停止新法，那么还会有崇宁、观文年间的祸乱吗？后来蔡京执政，借“继志述事”的说法作为依据。“继志述事”是孔子的话，难道不美吗？当时忠臣义士都认为新法损害百姓，应当遵循元祐旧政，蔡京把他们称为诽谤，而他的说法大为流行。现在看来，他所谓“继志述事”，正是遂行私意；他所谓“诽谤”，却都是忠言。假使宋徽宗在陈▯论列时能明察这一点，罢退蔡京、恢复元祐旧政，那么还会有宣和、靖康年间的祸患吗？天下的道理，一是真一是假；从真理出发就进入正确，从错误出发就进入错误。真与假不能同时成立，一个人也不能同时存有两种立场。这就是人才正邪由此区分、国家治乱由此判定的原因。自古如此，难道只有今天吗？自女真入寇（改作金人深入）以来，和与战两种议论在钦宗在位时开始出现；两种意见不能决定，终于导致北狩。现在看来，夷狄（二字改作敌）不可以和好，也很容易看出来。可是主张和议的说法仍未停止，不仅要同女真通和，还想同刘豫通和。和之（“和”字改作“臣子”）实在怀有二心，即使把国家送给别人也不顾，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追究其根源，起于耿南仲大力宣扬的正论，正如王安石“大有为”的议论、蔡京“继志述事”的说法。尊重君主、庇护百姓、痛恨仇敌、消灭恶人而不愿和好的人，也正如司马光不认为王安石正确、陈▯不认为蔡京正确一样。八年来，正论不能胜过邪说，观察前事的人都为此忧虑。幸赖陛下在艰难险阻中已经知道虚实，关于和议的一类人都已实际任用，却毫无功效；因此断定此策不能使国家中兴，出自皇帝内心，不听从他们，终于严厉降下诏旨，列举反虏（删此四字）的罪状，宣布罪责而讨伐，振作国威，难道还肯同女真通使吗？臣禀性一向愚钝，误以文字上达圣明，承蒙提拔置于翰林近侍之列，仍使臣负责献纳。恰好看到何藓的事情，深恐和议再次施行，使国论倾危、士气沮丧，关系实在不小，于是具奏陈说。陛下如同上天一样聪明，明察忠诚的志向，曲加褒奖宣谕，使众人的言论得到伸张，让天下忠义之士都知道陛下雪耻复仇的意图。任用贤才，修治政事，整饬兵力，选拔将领，步步向北，以此作为迎回二帝的实际大计。一旦大计确定、邪说不行，中兴就可以期待；社稷之灵、宗庙之主，难道只是让微臣侥幸得到恩诏，把它作为今天的美谈而已吗？[“说不息”疑有讹误]，其主张的不只是与女真讲和，还想与刘豫讲和。和之（字臣子）实际上怀有二心，即使把国家交给别人也不顾惜，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考察这种主张的根源，起于耿南仲倡导的“正”[原文疑误]，就像王安石“大有为”的论调、蔡京继承其志向而述成其事的说法一样。至于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痛恨仇敌、消灭恶人而不愿讲和的人，也像司马光不赞同王安石、陈▯不认为蔡京正确一样。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正论仍然不能胜过这些说法。鉴察前事的人对此忧虑不已。还好陛下处在艰难险阻之中，已经准备防备党徒，曾经明察其中的真伪；至于主张和议的那些人，都已经试用过了，完全没有功效。这种策略不足以实现中兴，陛下应当独自从内心决断，不再依从，于是严肃地降下诏旨，列举反虏的罪状[“反虏”四字原文注明删去]，声讨其罪而进行征讨，以振作国威。难道对女真还肯派遣使者互通吗？臣天性一向愚昧，错误地凭借文字上达圣听，被擢升置于纶闱之中，又命臣负责献纳政事。恰好看到何藓之事[人名疑有讹误]，深恐和议之说又会施行，国论因此倾危，士气因而沮丧，所关系的实在不小，于是详细陈奏。陛下像上天一样聪明，明察忠诚的心志，曲加褒奖晓谕，使众人的意见得以上达；这样，天下忠义之士都知道陛下雪耻复仇的意旨，任用贤才，整修政事，磨砺兵器，选拔将领，[“▯▯”疑有讹误]地向北进发，把迎回二帝作为实际的大计。大计一旦确定，邪说不再流行，中兴便可以期待。难道社稷的神灵、宗庙的先祖，只是让微臣有幸窃受恩诏，把这件事当作今日的美谈而已吗！恭敬地想，奎星、壁星的光辉向下照临陋室，帝王谟训的美德远播四方。回顾臣是什么人，竟仰承这样大的恩赐？臣岂敢不更加坚定志向，努力竭尽谋略，希望用尽丝毫的劳苦，来报答天地给予的恩惠。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卷一百六十七校勘记。“而人主为义举善策”（脱“善策”二字）；“用此之人而肖和讲和之事”（脱“用此之人”四字）；“驻兵泗水之上”（“泗”误作“江”）；“仍令学士院”（“仍”误作“乃”）。●卷一百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