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一百五十九

译《炎兴下帙》五十九。起于绍兴四年五月，止于七月。五月，韩世忠从镇江府来朝。五日，甲寅，岳飞攻克郢州。朱胜非第二次任宰相后，首先建议派各位大帅分别屯驻淮南等路，各自据守要害，以经营淮北、荆襄。又上奏说，襄阳处在上游，是吴、蜀的要害；如果得到襄阳，进可以逼迫敌人，退可以保卫疆土。如今襄阳陷于金人手中，应当首先夺取，于是任命岳飞为江西舒蕲及湖北诸州制置使，使他从沔州进军。又让淮西军队合势并进，从侧翼牵制敌军。各将领虽然拥有重兵，却没有划定路分，也没有明确责任。胜非修订法度，严明纪律，申明号令，规定某将帅负责某一路，一经确定不再更换；又都授予朝廷谋划的成案，然后出兵。还命司农卿沈昭远前去总管军饷。军队一向粮饷充足，所以都奋勇进军。朝廷又因为牛皋熟悉汉上地利，便让他跟随岳飞。岳飞立即任命牛皋为唐、邓、襄、郢安抚副使，兼统踏白军。牛皋归朝后，朝廷授予他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兼知蔡州；尚未到达治所，伪军便不断来攻，战事没有一天停止。朝廷担心牛皋终究困在伪齐境内，于是下诏召他回行在。牛皋见到皇帝，便陈述伪齐灭亡的方法和恢复中原的策略。有进士郭良、马骥、姚时行，都补授文资。到这时岳飞得到牛皋，非常高兴，知道大功一定可以成功，便改任牛皋为神武后军中部统领，兼制置司中军统制。岳飞军队所到之处，奉命不得践踏百姓禾稼，丝毫不许侵犯。到了郢州，命荆超投降，荆超不从。有个伪知长寿县刘某登城出言不逊，岳飞大怒，下令军中攻破城池后一定要活捉刘某。城破后，荆超已经投崖而死，活捉刘某送到岳飞那里，岳飞命令将他凌迟处死。岳飞攻克襄阳府。伪齐襄阳府守将李成听说郢州已经失守、荆超投崖而死，便弃城离去，王师于是进入襄阳，又进军收复唐州。六月，太白星白昼出现，荧惑星侵犯南斗。岳飞攻克随州。起初，岳飞命张宪领兵攻打随州，一个多月不能攻下。牛皋请求前往，于是只带三日粮食出发，众人都嘲笑他。后来粮食还没有吃完，城池就攻下了，牛皋把功劳全都推给张宪，并说：我的心思只在国事，争什么功劳呢？君子都称赞牛皋不夸耀自己。他生擒伪知州王嵩，送到襄阳府凌迟处斩。岳飞攻取京西数州，董先颇有功劳。董先在绍兴三年投降，岳飞任用他为选锋军统制。七月，刘光世来朝。吴璘加授检校少保。吴璘因饶风关的功劳而升官受赏。御史中丞辛炳出任知漳州。辛炳任御史中丞时，多次弹劾宰执大臣的罪过，使他们被罢免。朱梦说看到当时崇尚声色享乐，拥有许多无用之物，而二圣流离迁徙仍未归来，中原陷没仍未收复，百姓饱受涂炭而不得安宁；朝廷上没有良相，朝廷中缺少贤臣，于是写信给辛炳，责备他不进谏。辛炳惶恐，把朱梦说的信藏在袖中，入殿奏陈。皇帝不高兴。当时朱梦说任岳飞军中干办公事，皇帝便传谕岳飞罢免他。岳飞厚赠路费给朱梦说，送他离去。朱梦说在徽宗时曾多次直言进谏，后来考中进士，历任泰州军事推官。岳飞听说他贤能，征召他为干办公事。《中兴姓氏录》说：朱梦说，字肖隐，严州人，博学多才，有忧国忧民之心。政和年间，他看到宫中奢侈、宦官扰乱政事、小人充斥朝廷、贤士几乎都被放逐，于是在政和五年正月、六年九月上书议论天下大事，政和七年又上书说，入仕的门路太混浊，不急需办理的事务太繁多，宦官的权力太重。他还说：天下搜集花木，制造、设置器物，京师设局修造；各路漕司没有多年积存的储备，常平仓有借支的弊端；东南受水灾困扰，西北受到蛮夷侵扰，州县督责过严，百姓因摊派而疲困；陛下层层堆筑山峦作为麋鹿苑囿，疏浚池沼作为鱼鳖的居所，修建楼观作为禽兽的笼子；宦官所受任用显贵厚重，名义上鼓励四方营造私第，强行夺取民产，名园甲第雄居京师，卖官鬻爵，货赂公行，没有人敢说，路上只能以目示意。这是因为他们地位高而无法抑制，势力大而无法制约；给官人以爵位，有司不敢追问其是否贤能；给罪人施刑，有司不敢究问是否公正；受禄养的臣子畏惧获罪而不敢进言，四方士人想进言却不能上达，请求斩下我的头悬于市中，以此向天下昭示。后来他又上书宰相，竭力说明宦官的祸害，希望宰相尽力向天子进言，不要放纵眼前的欲望而招致后来的灾祸，大意如此。徽宗不高兴，士大夫都传说他忠诚。后来他考中进士。靖康初年，开府仪曹孟钺请求召用朱梦说，还没来得及召见，金人就攻陷京师。朱梦说后来升任泰州军事推官。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听说他贤能，征召他为干办公事，随岳飞入朝。朱梦说又见到当时崇尚声色、拥有许多无用之物，二圣流离未归，中原陷没未复；朝廷上没有良相，朝中缺少贤臣，于是写信给御史中丞辛炳，责备他不进谏。辛炳撕毁信件，捧着它上奏，皇帝不悦，传谕岳飞罢免朱梦说。岳飞厚赠朱梦说，送他离开。朱梦说进呈给徽宗的《皇产时务策》说：臣听说，担任武职的人，必定希望身处草莽之间，冒着箭矢飞石，奋勇向前而不顾自身，发誓要用革囊裹尸才罢休；至于攻城陷阵，身披坚甲，击破敌军，从万死一生的境地中出来，然后才能壮大国威、建立特殊功勋，为什么呢？大概是忠诚精纯之气，再以勇敢辅助，使他有不能自已的力量。担任文臣的人，难道就不比将领更重要吗？当他接受父兄教诲、考察圣贤之书时，必定希望把自己置身青云之上，辅佐君主、泽及百姓，使功名流传万世，德泽流传后代，然后才罢休。

译等到他在当时得不到知遇，难道肯甘心凄凄惨惨地做穷困之人，与万物一同腐朽吗？只要想提出一条危切的言论、建立一次奇特的节操，看到时政的得失，向皇帝进一言，倘若得到省悟，百姓就会受到恩惠；如果触犯圣意，便是自己走向鼎镬之刑。这就是读书人的一贯志向。臣虽然不能披坚执锐，在军前效死，却实在想献上言论、进献策略，使自己即使被斧钺砍死也在所不惜。臣曾在政和五年正月初六日和六年九月初七日以狂妄之言两次触犯圣慈。既然蒙陛下赦免愚直，没有加以诛戮，臣还不知道悔改，敢于批逆鳞、犯忌讳，这是为什么？这是忠义之气使臣不能自已。然而如今已经达到太平极盛，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但臣切切认为，累积崇高功业的人难以再有所作为，享受安乐荣华的人容易骄傲。陛下已经达到这样的太平境地，难道还容易再有所作为吗？只应稍加畏惧谨慎，不可放纵懈怠。臣观察今日的过失有三项，什么叫三项？入仕门路太混浊，不急事务太繁多，宦官权力太盛。臣所以献上草野浅见，是希望对圣德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但臣知道，这些话呈上后，陛下即使发怒，臣也会死；即使不发怒，臣也会死。陛下发怒，臣应当死在宫阙之下；如果陛下宽容不怒，臣不死在道路上，也会死在监狱里。为什么呢？因为掌权之臣必定借他人之手，以人事把臣置于死地才罢休，这是想断绝后来进言的道路。希望陛下全部阅览并详细察看。如果上触圣慈，请先赐臣诛戮，使臣能够像汉代的晁错、王章那样，不死在他人手中，免得成为唐代的李世良、孟昭图，臣就心甘情愿了。将要任用一个人，必须先考察他；既然能够考察，就必须知道应当依据他的什么；知道依据什么，然后才可以责求他；责求他必定要有功效，这就是任用人的要领。将要支出财物，应当先衡量收入；既然衡量了收入，就必须知道应当节制到什么程度；知道节制的程度，然后才可以使用，使用时必定不会匮乏，这就是用财的方法。将要爱护一个人，必须知道凭什么宠信他；既然想宠信他，就必须知道怎样给他福泽；知道怎样给他福泽，然后才能让他享有富贵，而且他的富贵必定长久保持，这就是驾驭臣下的制度。任用人却不按照他的才干来责求他，失败就会降临。唉，怎么能胜任呢？使用财物却不衡量收入就使用，弊害就会降临。唉，怎么能供应充足呢？爱护、宠信人却不能制定适当制度，祸患就会降临。唉，怎么能长久处于这样的状态呢？如今入仕门路太混浊，难道不是所谓任用人而责求他，却不依据他的才干吗？不急事务太繁多，难道不是所谓运用财物却不追究财源吗？宦官权力太盛，难道不是所谓爱护、宠信人却没有适当制度吗？臣看到陛下崇设三舍，培养充足的人才，按月记录、按季考核，乡里荐举、地方选拔，大概是想考察他们成才的程度和一贯品行，使天下人才由学校兴起，不想让请托的弊端在他们心中萌发，也不让奔走竞争的弊端放纵他们的欲望。这是陛下高远的圣意，不是见识浅近的人所能达到的。然而有司不能遵奉陛下培养贤才的意旨，入仕门路既不考察实际言行，也不询问乡里的声誉；想做官的人认为科举之路迂远，而请托之路便捷，于是驰骋于府寺之庭，出入于权贵宅第。靠财物而得到任用的人到处可数，因行贿而得官的人比比皆是。道路之间，车马仪仗声势浩大地奔驰，那个人必定是庸人却腰缠金印；骏马奔驰的那家必定富有。为什么呢？大概是输送金钱、购买权势所造成的。过去唐代张克勤在开元年间想把自己的五品官职推让给外甥，裴夷直认为这会败坏有司法度，开启后来卖爵的端绪，不能说是懂得大体。如今以这种理由陈请，想把官职授给没有服丧关系的异姓亲属的人，又多得数不清；陛下全都批准，导致四方的人聚集京师，把贿赂送入权门，把玉帛堆积到权势之家，而且都有固定价钱。这与过去卖官的钱流入私人门户没有区别。伤风败俗从这里开始，陛下难道曾经想过吗？臣又曾看见缙绅士人争相向权门的子弟献媚，专门在市肆中换取古器、购买图画；得到一件珍异玩物，就抬高价格求售，争相献媚乞怜。倘若合乎权门的心意，美官要职指日可得。穿着儒衣、戴着儒冠，却做侯门的随从，卖身求荣而不以为耻。历任台省的人，凭借亲姻关系得到任用，不问资历深浅；任职府寺的人，凭借财货得到收用，不问人才贤否。这样一来，全部占据侍从之位，英俊人才却沉沦在下级官署。古人说，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如今百官不正，百姓怎么能够端正呢？又说，源头清洁，水流才能长久。如今贤人与不肖之人混杂于朝廷之上，入仕的道路怎么能够清明呢？臣曾说：因制造器物、搜集花石而得官的人，不是无知的豪民，就是被罢停的胥吏。这些人实在应当远远驱逐，怎么可以让他们混入士大夫的行列？为什么呢？留下他们，没有才干足以应付缓急；除去他们，又不会减少国家官员的数量，只是白白耗费爵禄、玷污官帽罢了。然而这种选任，本应责成宰辅大臣。为什么呢？天子的职责只在于审定宰相而已。做宰相的，应当怎样呢？应当分别任用各部门官员，统领各种职务；衡量才干而提拔任用，先看德行而后看言论，以此上合明君委托成就事业的恩德，下能承担调和鼎鼐的重任。这样说来，宰相的职责极其重大，所应承担的责任也绝不轻。《尚书》说：上天的事务，应由人来代行。又说：整顿、端正治理官府，说的就是这种道理。臣认为陛下应当把专任之责交给宰相，把法度立定；举荐任用得当，大家共同受赏；选拔任用失当，唯独宰相受责。这正是唐代所谓“有不称职者，举荐他的人应当获罪”的意思。这样，他们哪里敢不崇尚名节、抑制浮华，选拔清正、黜退污浊，为天下主持公道呢？这样一来，入仕的源头即使不专门澄清，也会自行清明。向上追寻唐尧、虞舜奋发任用、光明承载的道理，向下追随周文王广纳多士、使天下安宁的风气，难道不美吗？所谓不急事务，就是天下搜集花石、四方制造设置器物、京师设局修造。花石越多越美，器物越制作越精巧，修造越繁杂越耗费，这些不可不知。臣私下听说苏州、杭州的局已经全部罢去，臣实在为天下庆幸；但臣看到舟车装发送运器物，牛马搬运花石，道路上下交错，实在疑惑。臣私下认为，古代英明果断的君主，勇于实行想做的事，也果断废止想废止的事；既然已经认定那些事情错误，那么现在这些事也没有理由认为正确，所以应当一概罢去。明知厌恶却不能去除，正是《春秋》所讥刺的。

译何况还要装饰宫观，堆叠险峻的假山，装饰楹柱，涂绘丹青，修饰梁栋，装点珠玉，费用无法计算，亲眼就能看见；驱使丁匠，使他们无处逃避，向士民摊派征责，百姓在道路上叹息；耗尽祖宗积累的财物，竭尽府库多年储蓄。陛下难道不感到寒心吗？古人说：“有旧制而仍然遵循旧制，何必改作？”孔子赞许这种做法。唐代魏征说：“事情已经成功而没有毁坏，就应当仍旧；废除不急需的工程，是德政的次等。”以此看来，把宽广宫殿改为简陋居所，便是德政的上等，可知了。既然如此，尧舜这样的君主住土阶三尺、茅屋屋顶不修剪、只用没有削整的木料，难道是喜欢甘心贫困简陋吗？这是因为圣人的用心必定以天下为怀、以百姓为念，不敢把自己的享乐放在前面、把百姓的忧患放在后面；不仅不爱惜民力，还要把恭俭的风范留给子孙。即使遇到九年水灾，百姓仍没有面有菜色，是因为积蓄多，防备早已准备。陛下既然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就应当使典谟、训诰之文流传万世，成为万全的圣主，怎么可以让细小瑕疵累及圣德呢？臣听说各路漕司没有多年积存的储备，常平仓有借支的弊端。如今太平日久，士人在田野歌唱，当然什么措施都可以施行；但万一水灾旱灾相继发生，盗贼突然兴起，陛下将依靠什么来供应百姓呢？这难道就是一个国家吗！臣又听说，东南地区困于水灾，西北地区受到蛮夷侵扰；州县严厉督责，良民疲于摊派。这样看来，虽然名义上称得上是“比屋可封”的风俗，实际上百姓并没有安居之地。从京师看来，固然家家给足、人人丰足；但从天下来看，四方百姓虽然还不至于穿牛马的衣服、吃狗彘的食物，然而接济新近灾民的储备也几乎没有。臣又听说，淮甸之间饿死的人尸体相枕相连，有司害怕获罪而不敢上报，长吏想要赈济却没有办法，致使陛下仁爱惠泽不能遍及四方，实在令人长久叹息。臣虽没有雄才来挽救时局，实在还是冒昧以赤诚之言上奏，触犯圣意也不逃避罪责。陛下如果停止营造后苑木石花竹的诏旨，把这些费用下用于民间，也可以每天救活千万人。水的流行关系到灾祸和福庆，前年秋天洪水泛滥，漂没房屋，河流肆意冲毁堤防，难道是上天无缘无故这样做的吗！至今还没有听说陛下发布罪己诏；去年洪水又突然到来，不知从何而来，难道百姓的灾运恰好到了这个时候，在天数上有不可逃避的吗！难道这是上天反复告诫，想使陛下醒悟吗！不久又听说李纲因进言获罪，张浚因为劝谏而被贬黜。君主任用臣下，必定应把忠义放在首位；如果有人依附下情、欺罔上听，就在所不赦。这样做本来是想让忠言嘉谋天天陈列在面前，即使当面折辱、在朝廷上争辩，也还…… 而且还应当宽容优待，使每天都能听到过去未曾听到的言论。臣曾听孟子说，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便把君主看作路人。孟子的本意虽是想挽救当时的弊病，臣私下认为这句话有失偏颇：君主即使把臣下看作犬马，做臣下的也应竭尽犬马之力来报答，怎么可以把君主看作路人呢！臣看李纲、张浚不愿辜负陛下平日深厚的眷遇之恩，想尽犬马之力报答陛下，陛下难道忍心凭尧舜般的圣明反而辜负这两位臣子吗！又听说陛下累积山峦作为麋鹿的苑囿，疏浚池塘作为鱼鳖的居所，扩建楼台作为禽兽的笼舍。臣恐怕这会损伤陛下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美德。陛下为什么不把山川作为麋鹿的游处，把江河作为鱼鳖的居所，把天地作为禽兽的笼舍，使圣人的德泽达到幽深高远之处，超过唐尧虞舜呢？如果能得到《予之歌》以及《成周行苇》的歌咏，岂不是盛美吗！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澄清根本、端正末节，明辨事理、安守名分，慎重赏罚，公平赐予，振兴纲纪，确定名位。这样，即使有巧伪之人，也不能肆意作奸；即使有谗佞之人，也不能放纵欲望；即使有狂悍之人，也不能窃取威权；即使有权贵之人，也不能任意实现私志。这样，上面没有凌驾下位的暴行，下面没有侵凌上位的僭越，众贤和睦，百姓安定，人神都会降临祥瑞。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许涵度校刊。※卷一百五十九校勘记。有进士郭良骥一处误作“郭良马骥”；“漕司无积年之储需”中的“需”字衍；“乌可使之厕士大夫之列哉”中的“乌”误作“为”；“鼎鼐调变”误作“鼎鼐变调”；“凡立之以其法”一作“凡立之以为法”。●卷一百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