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八 列传第六十五

译起初用奇兵能够取胜，是因为关陇、江淮以北多为平原旷野，而我方擅长骑兵，所以军队所向敌人无法抵挡；军队锋芒新锐，百姓和物产又很集中，我军拥挤推进，郡县自然崩溃，而我方又擅长攻城，所以所攻击的地方无不被攻破。因此使用奇兵而迅速取胜。如今受到大山深谷的限制，被重重险阻阻隔，被危险道路和曲折小径迂回，我方凭险使用奇兵很困难，敌方依靠险要制胜却很容易。何况主客双方形势悬殊，内情和积蓄都已暴露，即使有奇谋秘策，也无处施展。力量无法使用，就等同于没有力量；计谋不能实行，就等同于没有计谋。这是泰山压卵的形势、河海冲洗火焰的举动，军队拥塞阻遏、停顿滞留，盘桓而不能前进，正是所谓强弩到了末端，连鲁地的薄绢也射不穿。现在的计策，只应当挽救已经发生的过失，防止尚未发生的变化罢了。西征军已经交战，仓促之间无法解脱，就像两只老虎相斗，进入险峻的岩谷，旁观者躲避还来不及，又怎么能用道理相互劝告，使它们迟疑着自行退去？敌人知道形势危险，必定倾尽全国力量拼死一战；我方也必定会将其攻取，却没有机会后悔自责。战事相连、祸患不断，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殿下应派人到行在所禀报，请示命令。大军压境后，派使者晓谕宋朝，向他们显示充分的信用，命令他们投降、进献财币、割让土地并交纳人质。他们一定会接受命令；暂且同他们讲和，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以保存我们的力量，谋划今后的行动，这正是天地人神共同赐予的福分。若他们不接受命令，殿下的义理就已经尽到了，然后再进军；要慎重周详地审察，不可躁进轻举，借助西路军制造奇兵，而以我军正兵取胜。再用文书申明，以祸福晓谕他们，使他们知道殿下仁慈而不滥杀，并非喜好攻战、贪图开辟土地，而是不得已才用兵。等到诚意昭著、恩信流布之后，再检阅精锐勇健的士卒，制定节制和进军计划。进入他们境内后，应当严密陈兵、牢固布阵，缓慢推进。他们善于防守，我们就不进攻；他们依仗坚城不出战，想拖疲我军，我们就合围长期围困，不进攻而使他们困顿。我们的土地适合发挥我们的长处，他们却不能施展自己的长处。选择出入便利的地方作为长期驻扎的根基，显示必定攻取的态势。不要焚烧房屋，不要伤害百姓，为他们打开求生的道路，以收拢人心；赶快反复袭扰使他们疲惫，用各种办法使他们误判。军势已经振作、积蓄的力量已经显露之后，就派轻兵劫掠两淮，禁止他们砍柴取草，截断他们的粮道，使其血脉断绝，各自困守孤城，显示出没有什么值得攻取的地方。随即推进大军，直抵长江，在长江上下排列营屯，点燃数以万计的炉灶；号令清楚严肃，部伍严整，首尾相互联结，准备好舟船，并扬言要直接渡江。他们一定会惊恐震动，自己发生变故。因为他们的精锐全在两淮，江面宽阔遥远，只能依仗险阻；士兵都柔弱脆弱，用兵以来从未交战一次，哪里能抵挡我军百战的精锐？一处崩坏，便会望风全线溃败，臂膀和大腿不能相互接续，内外阻隔断绝；勇敢者无法发挥，怯弱者不能抵敌，背向的不能返回，正面的不能抵御，水陆相互配合，必定会被我军乘隙攻击。这就是兵家所说的避开坚固之处而攻击瑕疵，避开实力所在而打击空虚。如果想保存、休养军力，逐步推进，以求万全，那么就先攻荆州，后攻淮地；先取淮地，后取长江。他们一向的说法是：“有了荆州、襄阳，就可以保住淮甸；有了淮甸，就可以保住江南。”从前我们曾拥有荆州、襄阳和淮甸，却都自行失掉了。如今应当从他们用来防守的地方发动进攻：命一军从襄阳、邓州出发，直接渡过汉水，造船搭桥，使水陆军队互相支援。用轻兵牵制襄阳，断绝其粮道；以重兵趋向汉阳，出其不意，等待破绽。否则，就以重兵逼近襄阳，以轻兵迅速出击，穿过均州、房州，远道叩击归州、峡州，以策应西路军。若夔门不能守住，大势便可顺流而下，合并兵力大举出动；摧毁荆州、郢州，横向冲垮湘州、潭州，形成犄角之势。一军从寿春出发，乘着锐气，同时攻取荆山，在淮河上架桥，以沟通南北。用轻兵抄击寿春，以重兵布置在钟离、合肥之间，占据濡须，堵塞皖口，向南进入舒州、和州，向西抵达蕲州、黄州，纵横驰骋，肆意行动，以窥伺长江入流处。至于乌江、采石，则广泛布置戍守和巡逻，侦察江上渡口的险易，测量防备的疏密，慢慢谋划，然后进军。这就是所谓击溃两淮的腹心，拔掉长江的要害。一军从维扬出发，与其他军队合成长期包围之势，向他们显示必定攻取。再派轻兵从通州、泰州出发，直接堵塞海门、瓜步、金山、柴墟河口，巡游的骑兵在上下游活动，仿佛吞江吸海；同时树立威势和信用，拖延数月，以观察他们的变化。这就是所谓谋划缓慢持久的形势。三路军队一齐出动，东西相互联结。殿下可以亲自统率其中一路，加以节制，使我军兵力经常保持有余。这样，未来的变故或许可以消除，已经造成的损失也或许能在一天之内挽救。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三路同时推进，兵力分散，声势削弱，不如集中力量向一个方向进攻，那样就没有谁能抵挡我们。”他们却不知道，夺取国家的策略同争夺土地的策略不同。集中力量向一个方向，是争夺土地的策略；多路同时进军，是夺取国家的策略。过去能够统一天下的，都是这样做的。晋朝攻取吴国时，六路进军；隋朝攻取陈国时，九路进军；宋朝攻伐南唐时，也是两面同时推进。从未听说只凭一旅之众就能夺取一个国家，即使有这种情况，也只是侥幸之举。堂堂天国，拥有百万军队，难道能采取侥幸的办法吗？何况宋朝渡江立国，已经一百多年，纲纪修明，风俗完厚，君臣和睦，内部没有祸乱，东西南北纵横万里，不能说它弱小；自从背弃盟约以来，没有一天不整备军事实力、加强戒备，面对强敌也从未遭受大败，不能说它软弱。怎么可以轻视它，说秦国没有人，竟只想靠一军侥幸取胜呢？秦王问王翦讨伐荆国需要多少兵，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说：“将军老了。”于是命李信率二十万人前往，不能取胜，最终又起用王翦，给他六十万军队，后来才灭掉楚国。大概兵众有其必然要用之处，事情的形势也有不能凭空估量、靠侥幸取得的地方，所以王者兴兵必须求得万全；那些依靠侥幸举事的，只是突然崛起的无赖之人。唉！西路军出动，已经到了瓜州和戍地，却还没有立即取得成功。国家全盛的力量在东路军，如果东路军也径直前进，振奋迅疾，凭锐气谋求成功，一举攻下金陵、夺取临安，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军力损耗疲弊，战事拖延，进退两难，反而被敌人乘隙而入，后悔还来得及吗？即使如此，仍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国家夺取各国，行动迅猛猛烈，本来是凭力量取胜；如今却无故大举用兵，如果又安排失当，不能挫败英雄豪杰的气焰、使天下人心服，那么那些积累罪恶、怀有奸谋的人，就能窥见空隙而乘机插入；国内空虚，容易动摇。臣之所以对东路军反复恳切地论说，把论点归结于防患未然而不只在已经发生的事情，正是这个原因。

译世祖渡过长江围攻鄂州，听说宪宗去世，召集诸将秘密商议，郝经又上书进言说：《易经》说：“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道，大概只有圣人吧！”殿下聪明睿智，足以君临天下；发奋刚毅，足以果断决策。进退存亡的正道，殿下早已懂得。从前在中沙陀，您命令我说：“时机还不可以。”又说：“‘时’这个字，最应当认真整理。”又说：“到了可以行动的时机，你自己会知道。”伟大的君王之言，以及“时乘六龙”的道理，殿下早已懂得。自从出兵以来，一直前进而不退。臣郝经还有未能理解的地方，所以曾在真定、曹州、濮州、唐州、邓州进言；屡次进言，从未停止，却没有得到开纳允许。如今事情紧急，所以再次冒昧进献狂言。国家自从平定金国以来，只致力于进攻扩张，不遵循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的原则，使军队疲惫、钱财耗费，最终没有成功，已经三十年了。蒙哥罕即位后，应当安静下来以谋求安宁，却无故大举用兵，前进而不退。抵御诸王的东路军时，本来不应再进军，却又仓促前进；诸王奉有命令，不敢自行逃逸，到了汝南，已经听到凶讯，就应当派使者遍告各路军队，让他们依次退兵，同宋朝修好，回去确定大事；本来不应再进军，却又仓促前进。既然已有军期，要在江边会师，就应派使者晓谕宋朝，停止战争、安定百姓，整顿军队返回；本来不应再进，却又在此时进军。既然不应渡淮，又哪里应当渡长江？既然不应妄进，又哪里应当攻城？如果认为时机不可错失、敌人不可放纵，那么既然已经渡江，就不能中途停止，便应乘虚攻取鄂州，分兵四出，直达临安，像迅雷一样使人来不及掩耳，那么宋朝也可以谋取。如果做不到，就应知道困难而退兵，这也不失为金兀术那样的做法。军队不应进而进，长江不应渡而渡，城池不应攻而攻；应当迅速退兵却不退，应当迅速进兵却不进，真相显露、形势屈服，即使调动天下的兵力也不能攻取一城，那么我军已经竭尽而敌军却力量充盈，还等待什么呢？况且各军患疫病已经十四五天，又拖延了许多时日，冬春交替之际，疫病必定大规模发作，恐怕想返回也做不到。他们既然上游已经没有忧患，吕文德又已经合并兵力进行拒守，知道我国的弱点，斗志自然加倍；两淮的军队全都集中在白鹭，江西的军队全都集中在隆兴，岭南、广西的军队全都集中在长沙，闽、越沿海的大船巨舰也接连到达，伺机进攻。假如他们在江州、黄州的津渡拦截，在城门、关口阻击，在汉水东面的石门堵塞通道，在郢州、复州的湖泊沼泽处设限，那么我们将归往哪里？如果没有办法，就只能突入江浙，捣击他们的腹心。听说临安、海门已经备有龙舟，那么我们即使前往也将徒劳；返回抵达金山，再命令寻求出路，难道没有韩世忠一类的人吗？况且鄂州与汉阳分别据守大别山，中间挟着大片水域，号称“活城”。如果贴近城墙、并力攻拔它们，他们就会弃守残破孤城而去；向北逆流而上，可以进入洞庭湖，保守荆州、襄阳；顺流而下，精兵强健、船桨众多，突然越过浒州、黄州，并不容易阻遏。这样也只是白白耗费人命，究竟能得到什么呢！虽然如此，按大王本来的心意，并不想渡江；渡过江后，也不想攻城；攻城之后，也不想让人同归于尽。他不焚烧房屋，不伤害百姓，不改变他们的衣冠，不毁坏他们的坟墓，三百里以外也不让军队侵扰抢掠。有人劝他直接奔赴临安，说那里百姓密集，如果前往，即使不杀戮，也会发生践踏，这是我内心不愿做的事。如果上天把天下赐给我，就不必杀人；如果上天不把天下赐给我，杀人又有什么好处？因此最终没有前往。诸将把罪过归于士人，说他们不可任用，以为因为不杀人所以不能攻下城池。大王说：“守城的只有一个贾制置，你们十万大军不能战胜他，这是你们这些人的罪过，难道是士人的罪过吗？”于是更加禁止杀人。大王仁慈坚定，仿佛上达于天，只是早已有返回的意愿，却未能立即实行罢了。然而如今事情紧急，不可不作出决断。宋人正害怕强大的敌人，前来救援的军队虽然已经全部集结，却还没有空暇谋划对付我们。只是我国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相互依托，构成后方和侧翼的威胁；西域各族胡人窥伺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祸害百姓的奸人各持两端，观望谁将建立政权，无不觊觎神器、垂涎权位。一旦有人发动狡诈行动，或许会激起战乱之心；别人先行举事，我们腹背受敌，大事就完了。况且阿里不哥已经颁行赦令，命脱里赤担任断事官、行尚书省，凭借燕都，按照图籍，向各道发号施令，已经在行使皇帝的权力。大王虽然一向拥有民望，又掌握重兵，难道没有看见金世宗与海陵王的事情吗？如果他果断行动，声称接受遗诏，立即正定帝王名号，向中原下诏，在江上实行赦免，那么想回去还来得及吗？昨天奉命同张仲一察看新月城，从西南角到万人敌，城上可以并行大车，排列着木筏和串楼，结构重重叠叠，必定无法攻取，只有答应讲和后返回。应当断然班师，赶快确定大计，把祸患消灭在尚未发生之前。先命令精锐部队返回截断江面，同宋朝议和，答应割让淮南、汉上以及梓州、夔州两路，确定疆界和岁币。安置辎重，派轻骑回去，渡过淮河后乘驿马，直抵燕都；这样就像从天而降，使他们的奸谋和僭越之志冰消瓦解。派一军迎接蒙哥罕的灵柩，收取皇帝的玉玺。派使者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以及各王、驸马，到和林参加丧事。派官员到汴京、京兆、成都、东平、西京、北京，安抚慰问、安定百姓；召真金太子镇守燕都，把形势显示给他们。这样帝位就有了归属，国家社稷也就安定了。适逢宋朝贾似道也派遣间使请求讲和，于是军队班师。世祖即位后，郝经上书《立政议》，说道：

译臣听说，拥有天下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革新创制、树立事业，成为明圣之君，把德泽施加于百姓，使美名流传后世；并不是说只要志愿实现、心满意足，苟且过一时就够了。志愿实现、苟且偷安一时，便同草木一起腐朽而没有声名，这是只顾自身，对于天下又有什么意义？有志于天下的人不会把这种做法看得可贵。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树立别人不能树立的事业，改变别人不能改变的局面，旧有的事业因此同天地长存，盛大的功业因此同造化并行；雷霆般严厉、风云般迅疾，日月星辰照耀，江河奔流，天下没有不尊崇它的。并非把这些当作可贵，而是把它看作自己应当承担的职责。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无不如此，后世拥有天下的人也应当如此。天下，是一件巨大的器物；纲纪礼义，是天下的元气；文物典章，是天下的命脉。没有这些，天下这个器物就不能安定。小的方面废弛，就造成小的败坏；大的方面废弛，就造成大的败坏。小规模修治完备，便能达到小康；大规模修治完备，便能实现太平。因此有志于天下的人，必定修治这些，不可抛弃；以实现大治自我要求，以天下为己任，勤勉急切地扶持、维系，使天下安全，直到成功才停止。要让天下和后世称颂说：天下的祸患到某位君主才减轻，天下的混乱到某位君主才得到治理，天下的灭亡到某位君主才得以保存，天下原来没有兴起的事业到某位君主才创建；配享上天，树立天下准则，承继正统而成为帝王，使盛大的名号永远光耀无穷。这样才可以说是有志于天下。自汉代以来，真正有志向的君主有六七人。汉代有高帝、文帝、武帝、昭帝、宣帝、世祖、明帝、章帝，共八位；三国有昭烈帝一位；晋有孝武帝一位；元魏有孝文帝一位；宇文周有武帝一位；唐有高祖、文皇、玄宗、宪宗、武宗、宣宗，共六位；后周有世宗一位；宋有太祖、太宗、仁宗、高宗、孝宗，共五位；金源有世宗、章宗，共两位。这些君主都使国势光大、声名显赫，没有辱没君主的名号；对天下功劳极大，对百姓恩德深厚，使人类不至于全部灭亡，天下不至于全都变成草木鸟兽；天下人还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人伦不至于大乱，纲纪礼义、典章制度、文物教化不至于严重败坏，这都是这些君主的力量。唉！上下几千年，有志向的君主仅仅只有这些人。为什么苟且偷安一时的君主很多，而能实现大治的却很少？即使如此，这几位君主能够独自树立事业，功成治定，流芳于千载之后，难道不是英明的君主吗！至于那些败坏法律、扰乱纲纪、轻慢人伦、毒害天下、覆灭宗庙社稷，却碌碌偷生、孤立自保的人，他们作为庸碌懦弱之辈，实在可怜又可笑。国家光明正大地拥有天下，延续经历四个世代，扩展疆土，古代没有谁能与之相比。可惜攻取天下的谋略过于急切，而修治完善的功业却没有跟上。天下这个器物日益破败，百姓也日益疲惫。大概关键处一旦错失，弊病就会由此形成。起初攻下燕云，全部占有黄河以北地区时，就应当创立法令制度，却没有这样做。后来兼并西域、消灭金源、践踏荆襄，国势大为扩张，兵力勃然强盛，人民和物产众多，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假如当时整顿纲纪、建立法度、改元建号，使国势与前代并隆，让天下焕然一新，那就是汉、唐的作为；可是仍然没有这样做。于是法度废弛，纲纪便灭亡；官制废弛，政事便灭亡；都邑废弛，宫室便灭亡；学校废弛，人才便灭亡；廉耻废弛，风俗便灭亡；纪律废弛，军政便灭亡；守令废弛，民政便灭亡；财赋废弛，国家用度便灭亡。天下这个器物虽然还存在，实际上却已经空无所有。幸赖社稷神灵和祖宗福佑，军队所向披靡，无不摧毁；贯穿海岳的锐气、凌驾宇宙的气势、腾跃天地的力量，轰轰烈烈，天下没有不畏惧臣服的。太宗皇帝临朝时，耶律楚材担任宰相，确定税赋，建立制度，实行榷酤和宣课，划分郡县，登记户口，审理诉讼，区分军民，设置科举，推行恩赦，才开始有志于治理天下。然而有一两个不得志的人乘机钻隙，互相排斥攻击，百般诋毁，趁宫中有违和之祭，肆意捏造诬陷，最终使楚材愤懑忧郁而死。后来又牵连他的党羽，层层勾连，断绝援助；提拔小人，以武力驾驭他们，彼此瓜分剥削天下，而天下遭受其祸害，饱受毒害、辗转困苦十多年。百姓翘首以待，无不伸长脖子盼望明君出现。先皇帝刚登上帝位时，众人都认为他是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世间罕见的人才。后来他下令搜集符玺，督察驿传，派遣使者四处出行，查核徭役赋税，以求了解百姓疾苦；污吏贪官几乎全都被贬黜责罚，他求治之心确实也很迫切。可惜他所授予任用的，都是从前祸害百姓最严重的人；旧弊尚未革除，新弊又产生，因而实现大治的根本办法又一次错失了。如今陛下继承先王的圣明谋略，英明的谋略宏大开阔，正处在大有作为、统一天下的形势上。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全都已经坠落消失，所剩下的残余，不过如泥土草芥，万分之一也未必能保存。如果不大力振兴整治，同天下重新开始，依据本朝已经形成的制度，援引唐、宋旧有的典章，参照辽、金遗留下来的制度，设置官署、划分职掌，建立政务、发动百姓，形成一代王法，那么仍旧因循苟且，最终将无可作为；天下后世会认为您无意于天下，历代的纲纪典刑到这里就全部断绝，前面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人的谋略，后面也没有什么可以取法；这将败坏天地间的元气，使百姓耳目愚昧，后世之人也会因此暗中讥笑、非议，痛惜叹惋。从前元魏刚拥有代地时，就开始参用汉法；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完全以汉法施政，典章文物灿然完备，可以同前代并隆，直到今天仍被称为贤君，王通撰修《元经》时还把他列入正统，这足以作为借鉴。金源氏兴起于东北，不过是几百人的小夷部曲，渡过鸭绿江，攻取黄龙，便建立帝王名号，全部采用辽、宋制度，收罗一国名士，安置在亲近重要的位置，使他们文饰王化，号称“十学士”。到世宗与宋朝订立盟约，内外无事，天下安宁，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说金源氏的典章法度胜过元魏，天下直到今天也仍称世宗为贤君。燕都的故老谈到先皇帝时，必定流泪，可见他的德泽深入人心。正因如此，也可以把这些作为借鉴。

译如今拥有唐朝那么大的土地而且更加广阔，拥有汉、唐那样的百姓而且人数更多；即使不能马上达到汉、唐的程度，做到元魏、金源那样的治理也是可以的。陛下天资仁慈，上天赐予勇略智慧，喜好居于众人之上，崇尚礼让，爱护养育中原，早已立志治理天下，又是豪杰归附、百姓寄望已久的人。只要果断地有所作为，保存典章，建立纲纪，以安定天下这个器物，不采取苟且求过一时的办法，振奋乾纲，顺应天意进行革命变革，进退和黜陟都做到恰当，使人人心悦诚服，天下就会不劳而治。如今自从登基以来，颁下明诏，免除苛细烦重的负担，建立新政，革除旧弊，提拔杰出人才，任用老成之士，以文治加以修饰，参照汉法，收拢江上的军队，一概施以仁政，兼爱两国，天下人无不想看到德化的盛大、至治的美好。只是恐怕祸害百姓的余党攀附奸邪，互相援引，结党营私以求进身。如果不及早辨别他们，就会重蹈前日的覆辙。以有作为的资质，占据有作为的位置，乘着有作为的形势，却不做有作为的事情，想同前代英主并隆，陛下也一定会感到惭愧而不会这样做。《尚书》说：“没有什么不在于开始。”《易经》说：“踏到初生的霜，就知道坚冰将至。”《诗经》说：“如同那连下十日的大雪，先聚集的只是霰。”《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都是在开始时谨慎、在苗头初现时辨别。有志于有所作为，却不在早期辨别奸邪并把他们排斥出去，就会使刚强逐渐变柔弱，使明察被昏暗遮蔽，最终不能有所作为。那些奸人容易聚合而难以驱除：用甜言蜜语诱惑他们，用和善脸色迎合他们，用重宝贿赂他们，逢迎取悦，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不及早辨别并拒绝他们，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授予他们权柄，只能跟随他们而已。从前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吕献可立即列举十条罪状弹劾他；司马温公说太早了，吕献可说：“除去天下的祸害，不能不迅速；将来诸位一定会受到他的祸害。”王安石掌握政权后，宋朝果然因此灭亡。司马温公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敢果断，我都比不上。” 月亮周围出现晕就会起风，柱脚湿润就会下雨，事理有其必然性。天地尚且可以预先观察征兆，何况人事呢？如今的形势，关键在于卓然有所作为，果断决断罢了。革除旧弊，建立新政，创制法令，辨别人才，联结皇权纲纪，文饰王化，停止兵戈、退还战马，修治文教以造成太平。这就是陛下今日应做的事情。不要因为认为困难就不做，不要因为认为容易就觉得不值得做；要采取行动，继承前代君王的事业，使功业同先王并隆，政事正在此时。不要受小人牵累，不要被众说迷惑，兼听各方意见，谦下地采纳建议，这是臣的愿望。世祖深深认为他说得对，想要重用他。当时王文统掌握国政，嫉恨郝经，想把他排挤到外地。中统元年，世祖商议派使者到宋朝，告知即位，并且追问前日请求和议的事情；仍然命令沿边诸将不得抄掠。郝经入朝辞行，请求同蒙古人一起前往。皇帝不答应，说：“你们去就可以了，他们的君臣都是书呆子。”赐给他葡萄酒，下诏说：“朕刚即位，各项事务都在草创之中，卿将要远行，凡是能够辅佐朕的事情，赶快上奏。”郝经上奏便宜十六事，奏辞大多没有记载。有人对郝经说：“宋人诡诈，动不动就以疾病为借口推辞。”郝经说：“自从南北交战以来，战事连绵，灾祸不断；如果能够停止战争、平定祸乱，那么我所学的东西才算有了用处。即使要冒险踏入深不可测的深渊，也是我心甘情愿的。”郝经出发后，文统暗中嘱咐李璮进攻宋朝，想借他的手杀害郝经。郝经到达济南时，李璮写信阻止他前进，郝经便把这件事上奏朝廷。宋军在淮安击败李璮的军队后，郝经到了宿州，派副使刘仁杰、参议高▯请求定下入宋的日期，却没有得到答复。他又写信给宋朝宰相以及淮帅李庭芝，李庭芝回信，果然对郝经心存疑虑；而贾似道正把击退敌军当作自己的功劳，害怕郝经到来后阴谋泄露，便把郝经安置在真州的馆舍中。于是郝经上表给宋主说：“我愿意效法鲁连的义举，排除灾难、解除纷争，哪里知道竟被当作唐俭一类的人，因疑惧用兵而误了国家。”此后他又多次上书宋主和宋朝执政大臣，极力陈述战争与议和的利害，并且请求入朝拜见以及返回，都没有得到答复。驿站官吏筑起荆棘篱墙，锁住房门，日夜巡逻，想以此使郝经屈服，但郝经始终不屈。郝经平素对下属一向严厉，又长期被拘留困顿，因此有许多人怨恨他。郝经告诫他们说：“先前接受使命却没有前进，是我的罪过。一旦进入宋境，生死进退都听凭宋方处置，但我终究不能屈身受辱、辜负使命。你们遭遇不幸，应当忍耐等待。我看宋朝的国运将要不长久了。” 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颜南征，元帝派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和郝经的弟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进入宋朝，责问宋朝拘押郝经的罪过。宋朝害怕了，派总管段祐以礼仪护送郝经回国。贾似道的阴谋泄露后，不久便逃亡而死。郝经在归途中生病，元帝派枢密院官员以及尚医、近侍前去迎接慰劳；他经过的地方，父老乡亲都远望着他流泪。第二年夏天，郝经到达宫阙，元帝在内廷赐宴，按不同等级给予赏赐。秋七月去世，享年五十三岁。朝廷下令由官府护送灵柩，远行安葬，谥号文忠。授予他的儿子郝采麟奉训大夫、知林州之职。后来追赠昭文馆大学士、司徒、冀国公。郝经做人崇尚气节，治学务求实用。被扣留后，他想借著述留下言论传于后世，于是撰写《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五衡贞观》等书以及文集，共有数百卷。他的文章丰盛茂密、豪迈奔放，长于议论；诗尤其奇特峻拔。被拘在使馆的十六年中，跟随他的人都通晓学问。开封百姓在金明池射雁，得到一只系着帛书的雁，帛书上写道：“霜降风高，任意飞翔；回首归期，是在初春。上林苑中天子张弓搭箭，穷海之地的被拘罪臣以帛书传信。”后来题写道：“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捕获者不要杀害。国信大使郝经书写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人们都说这是郝经的忠节所感动的结果。当时南北隔绝，郝经不知道已经改元，所以题作“中统十五年”。他的两个弟弟郝彝、郝庸，都很有名。郝彝字仲常，隐居而终老；郝庸字季常，任颍州知州。儿子郝采麟，历任集贤直学士、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跟随郝经出使宋朝的有苟宗道，字正甫，保定人，官至都事。郝经把经学传授给他，后来官至国子祭酒、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去世。史臣说：“郝经多次向世祖进言，认为讨伐宋朝会使战争连绵、祸乱相结。如果只从成败来评论，他的话似乎迂缓而不切实际；然而他说，如果宋朝不服，先用文书诏告，拒绝而不从，再进行上天的讨伐，后来蒙古灭宋，最终也没有超出这个办法。大概王者之师，确实不能靠险诈诡计作为取胜的依据。宋人自己葬送了国家，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凭郝经的学识，却没有在至元年间得到任用，可惜啊！” 卷一百六十九，列传第六十六 陈祜、思谦、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