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九 列传第六十六

译陈祜，另名天祐，字庆甫，是赵宁晋人。祖父陈忠，字公茂，有学问和品行，乡里人尊敬他并以他为师，称他为茂行先生。父亲陈子安，早年去世。陈祜年少时喜爱学习，家里贫穷，母亲张氏剪下头发换取书籍让他读；长大后便广泛通晓经史。当时诸王可以自行征辟属官，穆哥王府任命陈祜为尚书。穆哥王在河南分封土地，又上表推荐陈祜担任河南府总管。到任第一天，他以礼聘请名士李田维、杨杲、李微、薛玄等人，向他们询问治国之道；上奏请求免除征西国数百户以及椒竹等税、粮料等钱，又提出二十多件便利百姓的事情，朝廷全都采纳了。世祖即位后，将陕、洛分置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正式任命祜为总管。当时州县官员还没有发放俸禄，许多人贪婪暴虐，只有祜以清廉谨慎著称；他任官八年，始终如同刚到任那天一样。至元二年，改任南京路治中。恰逢蝗灾严重，徐州、邳州尤其厉害，朝廷催责捕蝗十分急迫。祜带领数万名民丁前往当地，对身边人说：“捕捉蝗虫，是担心它们伤害庄稼。如今蝗虫虽然很多，但谷物已经成熟，不如命令百姓赶快把谷子割掉。”有人认为这件事涉及擅自专断，不可以这样做。祜说：“只要能救百姓，即使因此获罪，我也心甘情愿。”于是立即传令让百姓收割谷物，徐州、邳州两州的百姓都因此得到救助。” 至元三年，朝廷认为陈祜降职没有名义，于是赐给他虎符，授任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卫辉处在四方交通要冲，号称难以治理；陈祜申明法令，创建孔子庙，修缮比干墓，请求把比干列入祭祀典礼。等到他离任，百姓为他立碑颂扬功德。陈祜上书世祖，说建立太平的根本有三条：臣听说，殷、周、汉、唐能够拥有天下，是因为上天生出开创基业的君主，也一定会生出守成遵守文治的君主。开创基业的君主，是上天用来平定祸乱的；守成的君主，是上天用来实现盛大太平的。从前我圣朝兴起时，太祖皇帝在北方如龙飞起，雷霆震动、云气聚合，天下纷纷响应，统一四海，即使商汤、周武王的盛业也没有超过它。上天眷顾圣朝，确实生下陛下；陛下神武圣文，能够经纬天地，充分发挥守成文治的美德，同时使开创基业的根基更加兴盛，典章文物灿然可观。即使是远方偏僻地区和绝域的百姓，上古以来都不能使其臣服的，陛下也全都能够使他们臣服；即便高宗复兴殷朝、成王康王和宣王振兴周朝、文帝景帝和光武帝振兴汉朝、太宗和宪宗振兴唐朝，也没有超过陛下。因此海内豪杰之士一致仰慕归附，都说上天命令陛下开启太平运数的原因有四条，百姓希望陛下建立太平根基的原因有三条。臣请求分条陈述。陛下当初居于藩王府第时，奉命讨伐罪人，向西攻取大理，势如摧枯拉朽；向南渡过长江，容易得如翻掌。这是上天命令陛下扬威万里、平定四方之乱，将要把重大使命降给陛下。即位以后，内部祸难正盛：北方有发动叛乱的藩王，东方有制造祸患的逆贼；然而天子的兵威一指，便全都荡平。这是上天命令陛下消除藩镇拥有的祸乱之权，使唐尧、虞舜的天命重新施行，准备把百姓提升到仁慈长寿的境地。因此臣说，这是上天命令陛下如此。开启太平根基有三条：第一是太子，即国家根本，建立太子的计划应当及早。臣听说夏、商、周三代的盛德君王拥有天下，都把帝位传给儿子，并不是不想效法尧、舜禅让的美德，只是考虑到形势有所不能。为什么呢？风俗有厚薄，时代有变迁；如果传位给不合适的人，祸患源头一旦开启，后世争夺帝位的混乱就不容易平息。由此可见圣人以天下为公的忧虑是多么深远。所以孟轲说：“上天把天下给贤人，就传给贤人；上天把天下给儿子，就传给儿子。”所谓上天把天下给儿子，并不是说上天有反复告诫的话，告诉君主应当传位给儿子；只是说时运推移，无不合乎天理，圣人能够顺应时势的消长变化，行动都符合天意，因此得到上天保佑，吉祥而无往不利。三代所以享有长久国运，甚至有超过六七百年的，是因为他们传位给儿子的心，是为了天下而公正，并非为了自己而偏私。臣恭敬地看到圣朝兴盛，却不尊崇太子，所以在帝位授受之际，天下忧惧危险。从前建立藩屏之国，授予诸侯军队，是为了尊崇王室、保卫社稷，实在是祖宗开创基业的宏大规划；到了中统初年，却大有不同。依仗国家强大而图谋倾覆王室的有人，依仗兵力强盛而图谋危害社稷的也有人。在这个时候，幸赖陛下从圣明内心果断裁决，谋划没有遗漏，所以总揽权力纲要，藩镇之祸便消除；深深巩固国家根本，朝廷的计划便确定。这正是陛下守成施文治的良策。为什么这样说呢？天下是太祖的天下，律令是太祖的法令，陛下难道是想改变旧章、另作新制度，只为满足天下人的耳目观听吗？实在是因为时势转移、事物变化，按道理和形势本来就应当如此，不得不这样做，只是希望宗主安定罢了。由此看来，建立国本的议论已经十分明白，不能拖延。俗话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即使有锄头，也不如等待时机。”今年谷物屡次丰收，四海安宁，这就是时机；亿万百姓拥戴德政，侯王归向教化，这就是形势。上天给予而不接受，就是违背天意；不能符合百姓期望，就是失去民心。失去民心令人忧虑，违背天意令人恐惧；这是安危的关键，不能不察看。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会三代宏大的国运规划，效法《春秋》尊嫡长的道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在春宫建立皇太子，使圣朝的帝业根基隆盛，让太子入朝监理国事，出外抚慰、整顿政务，断绝觊觎之心，统一内外的希望，那么民心就不会动摇，国家根本自然稳固。陛下蕴含光明廉正的德行，即使不想把天下传给子孙，难道独独不念及宗庙的神灵、社稷的重大以及百姓遭受的苦难吗？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后实行此事，那将是天下臣民的大幸。

译第二是中书省，它是政务的根本，责成办事的权力应当专一。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励精图治，近年以来设置官署、划分职掌，纲举目张地处理各种事务，可以说已经完备了。有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制国用司以及左右部。承受诏命、宣布制度，办理文书，铨选叙用各等官员，编定户籍，平均赋税徭役，审理诉讼，这是左右部的职责。沟通漕运，谨慎掌管出纳，充实府库，填实仓廪，使百姓富足、国家用度充足，这是制国用司的职责。修治国政，严整武备，开辟疆场，整肃号令，谨慎防备尚未发生的事情，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使士卒精锐、战马强健、敌人畏惧服从，这是枢密院的职责。至于屏退权贵近臣，斥退奸邪，断绝臣下擅自施恩作威的权力，强化公室，堵塞私门，纠举弹劾违法违纪，肃清朝廷内外，非御史台不能做到。中书省就像斗斛承接上天之气，斟酌调和元气，运行四时，分条举明纲维，彰显纪律；总理百官，平治万机，访求贤才、慎重任官，进谏可否；对内亲近同姓宗室，对外安抚四方夷狄，以和睦使他们安定，以宁静使他们镇服，涵养人才，改变风俗，确立治理国家的长远原则，谋划建立长久世代的大政方针，勤勉奉行国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以开创太平的新教化，这些事情非中书省不可。上天把亿万民众的命运交付在陛下手中。陛下应当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上天，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治理之道没有别的要点，关键只在于慎重选择宰相，委以职任并责成其办事而已。陛下，是天下元首般尊贵的人；中书省，承担股肱之任；御史台，是君主的耳目。如今的适当做法是：没有中书省，就无法尊崇君上；没有御史台，就无法肃正下属。下属不肃正，内部就会怠慢；君上不受尊崇，外部就会遭受侮辱。内有怠慢、外有侮辱，是动乱的开端；君上尊贵、下属肃正，是治理的根基。所以《虞书》记载了君臣相得的歌辞，贾谊设下了堂阶的比喻，其中的旨意难道不是深远而重大吗！如今之所以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治理，大概确实是因为法制没有固定的体制，人的职分没有固定的界限，政令出自多个部门而不能统一。臣认为，各外路掌管军民钱粮的官员，应当全部由中书省通行迁转；他们的赏罚、黜免、升降，全部听命于中书省；他们的善恶和才干能力，则由御史台审察。这样，官职就有名实相符的规定，法令也有统一划一的准则了。大臣之间贵在和谐，不贵在苟同。若在道义上和谐，就能彰明公道，形成谦让有礼的政治；若在利益上苟同，就会滋生私怨，酿成忿争的祸乱。这是必然的结果。假如确实能够使朝廷内外共同努力，将相同心协力，像盐梅调和那样融洽，像金石那样坚固，各自仰慕蔺相如、寇恂彼此谦让的义行，共同辅佐王室，协助成就圣明的谋略；陛下以日月般的明察治理他们，以天地般的胸襟容纳他们，掌握赏罚威福的大权，执掌文武政务的权柄，使他们知道法制有固定体制、人的职分有固定界限。上级使用下级，就像身体运转手臂、手臂支使手指；下级侍奉上级，就像脚承托身体、身体尊奉头部。这样各自勤勉履行职务，各自竭尽心力，如此一来，天下还担忧什么不能治理，国势还担忧什么不能振兴呢！即使西北诸王表示要来朝见天颜，东南一隅尚未沾受圣明教化，他们来朝、称藩的奏议，也都可以按日期等待，不足以成为陛下的忧虑。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大臣之间不和，公道尚未彰明，小人散布流言，迷惑圣听，干扰各种政务，损害国家威严，挫伤壮士的心志，钳制正直臣子的言论，以至于使人情把沉默不言当作贤能，把竭尽忠节当作愚蠢，把攻讦别人当作忠诚，把直言进谏当作忌讳。这些都是奸人和敌国所希望的，并不是陛下的福分。臣担心这种弊病如果不停止，渐渐成为风气，将会看到下面的私门纷纷开启，上面的公道孤立无援；即使有夔、皋陶这样的臣子，有伊尹、周公这样的辅弼，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陛下已经有将成就太平的功业，却又出现小人酿成祸乱的端绪，这正是臣替陛下痛惜的地方。如今大臣中假如有奸邪不忠、暗中玩弄威权的人，御史本来就应当弹劾他，这是御史的职责；百官本来就应当议论他，这是百官的本分。哪里能容许无赖小人、连乡里人都不齿于他们的人，突然在朝廷上兴起相互攻讦的风气呢！臣知道，关于国家承平、吉祥的言论，必定不会出自这些人的口中。只要陛下远离他们，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第三条是：人才是治理的根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应当审慎。臣听说，统治天下的君主，辛劳在于寻求贤才，安逸在于得到人才，这种道理由来已久。天地之间有中和纯正的气，生而成为聪明卓异的人，以等待当时君主任用。因此圣明的君王遇到适当时机制定制度，不必向前代借用人才，都从当代选取人才。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的天下仍然是古代的天下，如今的君臣仍然是古代的君臣，如今的人才仍然是古代的人才，只在于陛下是否肯寻求他们罢了。臣私下见到，现在选取人才的方法，当前议论的人各有不同：有人认为选举已经十分完美，便轻视科第；有人认为科第最为公正，便轻视选举。这都是个人的偏见，并不是古今通行的见解。自二帝、三王以下，隋代以前以及隋、康以来数千百年间，明君睿后所得到的辅佐国家之臣、成就王霸之业的辅弼，也实在很多。他们丰功伟业显著地留在天下后世的耳目中，追究他们出身的来由，也都可以考察。有的起于耕种，有的来自版筑筑墙，有的从打猎、屠宰、垂钓中来，有的因进献言论而入朝侍奉，有的由他人推荐而登上朝廷；至于贤良方正、孝廉贡举等途径，他们的遭遇各不相同，无法一一记载，难道全都出于科第吗！自隋、唐以来，直到宋、金，数百年间，每一代都不缺乏人才，名臣和伟器之才，通常都是凭科第入仕的，难道又全都只出于选举吗！等到他们遇合于君主，在朝廷上聚精会神地办事，都能够尊奉君主、保护百姓，论说治道、辅佐时政，哪里还会有谁优谁劣的区别呢？士人处世，也如同鱼儿处在水中。选取他们的方法，固然有筌、▯、网、钓的不同，但目的都是要捕得鲂鱼、鲤鱼，原理是一样的。臣愚昧地认为，如今选取士人，应该设置三种科途，以尽量收罗天下人才，使天下人才都能得到公正任用。亡金之士凭进士科第入仕并历任显要官职；年高德重、老成持重的人分布在台省，以便咨询典章旧事，这是第一种。朝廷内由将相、公卿、大夫各自举荐所知人才，朝廷外由府尹、州牧每年按等级贡举人才；推荐贤良的就受赏，推荐不肖的就受罚，这是第二种。颁布诏书，告知天下，限定某年开设科举，这是第三种。三种科途之外，再接续实行门荫、阀阅荐举等办法，就可以兼收才德，使有功之臣和贤能之士一同进用。这样，人们自然会自我勉励，众多士人充满朝廷；上面将相能够得到人才，下面郡守县令能够称职，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就能治理好了。天下就像一件重器。重器的安危，取决于把它放置在什么人手中。陛下如果真想使天下安稳如置于泰山之下，使宗庙社稷坚固如磐石，难道不应把寻求人才作为当务之急吗！《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说的就是这个吧！臣又听说，臣下向君上进献深远谋略，自古以来就是困难的事。从前汉代贾谊处在汉文帝天下太平的时代，进言说诸侯势力强大，将会对国家不利，就像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还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便因此说是安全。要使上面安定、下面保全，没有比多封诸侯、分散他们的势力更好的办法了，这可以说切中了当时的弊病。然而满朝都认为贾谊的言论错了，所以文帝虽然赞赏他，却不能采用。等到汉景帝时，七国联合起兵，汉室几乎陷入危亡，贾谊的言论才在这件事上得到验证。董仲舒处在汉武帝穷兵黩武、重税严刑之时，眼看着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只崇尚浮华文饰，却想求得最高的治理。董仲舒认为应当改变风俗和政治，却没有改变；这就像琴瑟不协调，应当重新调整弦位却不调整，即使有高明有才能的乐工也无法演奏。他又说，站在水边羡慕鱼儿，不如退回来编织渔网；面对政务希望得到治理，不如退而改革政治。这可以说是深刻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然而当时人都认为他的言论迂阔，所以武帝虽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却最终没有实行。到了武帝晚年，天下空虚耗损，户口减少了一半，武帝于是发表仁慈圣明的话，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董仲舒的言论才在这件事上得到验证。假如汉文帝早些听从贾谊，汉武帝早些采用董仲舒的意见，那么汉朝祸乱达到极点，必定不会到这种地步。汉朝作为汉朝，又哪里会仅仅如此而已呢！到了唐朝统治天下时，唐太宗皇帝自身清明，以采纳劝谏为心，而魏征一类的臣子以君主不能赶上尧、舜为耻，因此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说了就没有不听的，听了就没有不实行的，所以能够亲自造就太平。把功劳和德行拿来比较，他远远超过前代君主了。臣实在才能见识愚钝，不能拿来和前代贤人相比，就像霄壤、泾渭之间本来有差别一样；然而在遭逢圣明君主这一点上，臣确实诚恳恭敬，志在献纳忠言，其道理是相同的。臣姑且从人的身体来谈，冬天严寒、夏天酷热，是天时在上面的变化；人应当修治人事来应对它，所以严寒时穿皮衣，酷暑时穿葛布衣，并不是人情厌恶常态而喜欢变化，而是因为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不得不这样，目的只是使身体康健安宁。国家的安危，道理也是这样。臣愚昧而深切地认为，三条治本之策，如果施行在太祖用兵的时代，或许没有时间顾及；在陛下守成守文的时期实行，确实正合时宜。这是天下的公论，并非臣一人的私意。奏章上呈后，事情虽然没有全部实行，当时的舆论却称赞他。至元六年，任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使，调任祜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当时中书、尚书两个省同时设置，世人厌烦其繁琐，想合并为一省，召集大臣商议此事。祜回到朝廷，特意命令他参加议论。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想上奏让中书右丞相安童任太师，因而罢去中书省；他害怕祜有不同意见，便许诺任命祜为尚书省参知政事。议事时，祜极力陈说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是祖宗所建立的，不可废罢；三公是古代官职，如今只徒有虚名，不必设置。阿合马恼怒他违逆自己，便授祜为佥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西凉隶属永昌王府，该府达鲁花赤被总管诬陷构害，王想把他们一并依法治罪，祜竭力为其辩明冤屈。王十分愤怒，祜坚持自己的意见更加坚定，王不久醒悟过来，两人都得以免罪。总管拉着祜哭泣说：“您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朝廷大举伐宋，派祜负责山东民军。百姓听说祜来了，都说：“陈按察使来了，必定没有私心。”于是逃亡隐藏的人全都出来了，事情按期办成。至元十二年，授任南京总管，兼任开封府尹。属吏听说祜到任，多半震慑得不知所措，祜于是对他们说：“何必这样。你们先前是盗跖，如今是颜子，我就按颜子对待你们；你们先前是颜子，如今是盗跖，我就按盗跖对待你们。”从此属吏知道修身整饬，不敢玩弄法令。

译至元十四年，调任浙东道宣慰使。当时江南刚刚归附，军士俘获了温州、台州百姓数千口，祜将他们全部[“坪”字疑为“平”]遣还。不久，行省征收民间商户的酒税，祜请求说：“经历兵火之后，应当宽厚体恤流离失所的百姓。”没有得到答复。朝廷派祜巡视复核庆元、台州的民田。等到他返回走到新昌时，正逢玉山乡盗贼起事，仓促之间来不及防备，被流矢射中而死，享年五十六岁。追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颍川郡公，谥号忠定。当地父老请求把他的遗体留下安葬在会稽，没有获准，于是便立祠祭祀他。祜能写诗作文，有《节齐集》。祜有三个儿子：夔，任芍陂屯田万户，在扬州听说祜遭盗贼杀害，哭泣着请求行省，愿意为父亲报仇，擒获盗贼首领，在绍兴市中处死；后来多次升迁，任朝列大夫、庆元路治中。皋、奭，都任侍仪司通事舍人。孙子有思鲁、思谦。思鲁承袭芍陂屯田万户之职。祜的弟弟名天祥。思谦年少时成为孤儿，机警聪敏，喜好学习。天历初年，丞相高昌王亦都护推荐思廉，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朝廷召见他于兴圣宫。第二年，授任典宝监经历，改任礼部主事。他首先进言：“请把教坊、仪凤二司合并到宣徽院，以使礼部的选任清明。二司的官属不应与群臣并列参加朝会，应当安排在百官之后、大乐之前。”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二司仍旧隶属礼部。至顺元年，授任西台监察御史，分条上奏八件事：一是端正君主之道，二是凝聚人心，三是崇尚礼让，四是整肃纲纪，五是审慎掌握铨选标准，六是勉励孝行，七是宽解民力，八是整顿军政。此前关陕发生大饥荒，百姓大多卖掉产业，等到返回时却都没有土地可耕。思廉请求允许百姓用加倍的价格赎回土地，使富人得到兼并土地的收益，贫民也能重新取得已经失去的产业。朝廷采纳了。监察御史李扩巡行甘肃。金州百姓刘海延都的儿子元元，自称是流民王延禄，并非海延都的儿子，却控告海延都掠夺他的财物。李扩听信了他的话，用酷刑拷打海延都。思谦弹劾李扩违背父子伦理，破坏朝廷法令，于是依法治罪李扩。第二年，调任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授任监察御史，首先进言：户部赏赐田地，各怯薛支取海东青、狮子、豹子的肉食，以及各局院的工匠、粮食和好事布施等，一切泛滥支出，与至元三十年以前相比增加了几十倍；至顺元年的经费缺额达到二百三十九万余锭。应当节省无益而不急需的费用，以备军国之用。又说：“军站日益衰弱，签补兵站就没有富实的民户，接济军站又没有多余的财力；倘若有征伐行动，必定要搜括民间的马匹。如果能够整顿马政，也是一项助力。如今西至流沙，北接沙漠，东到辽海，地势高寒，水甘草美，无处不是牧养牲畜的地方，应该设置群牧使司，统领十监，专门治理马政，并蓄养牛羊。”又说：“铨选制度的弊病是入仕门路太多，黜免升降的法令太简略，州郡官职任期太长，京朝官职升迁太快。应当设置三条办法来挽救四种弊病：一是把至元三十年以后增设的、冗滥而不急需的衙门，按实际情况裁减合并；其中另有选任法规的，一并归入中书省。二是参照古制，设置辟举科，令三品以下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人才；举得人才就受赏，举荐失实就受罚。” 三是古代刺史入朝可以任三公，郎官出朝可以治理百里之地，这是为了使外任官了解朝廷治理的根本，使内任官知道民间的疾苦。今后，历任县尹而有能干声誉、施政良好的人，授任郎官；御史历任郡守而有奇才异绩的人，任宪使、尚书；其余人员都根据资历品级审核后通行升迁。在京官员不得连续三次考核都任京官，在外任职者必须历任两职后才能升任内职；凡朝廷官职空缺，官员必须任满二十个月以上才允许迁调任用。”皇帝赞同他的奏议，命中书省议定施行。当时有些官员正在服丧，却往往被夺情召回任职。思廉说：“三年之丧，称为通行的大礼；除非遇到战争，不可按权宜办法办理。”于是把这条写入法令。诏令起用报严寺，思廉说：“兵乱荒灾之后，应当停止土木工程，以宽解民力。”皇帝说：“这正合祖宗设立台宪的本意。今后遇到应当进言的事情，不要隐瞒。”赐给他缣帛以表彰。不久，调任右司都事。元统二年五月，转任兵部郎中。十一月，改任御史台都事。后至元年，出任淮西道廉访副使，过了一年因病请求归去。六月，召任中书省员外郎，上奏说：“强盗只伤害被劫持的人，就判死罪；故意杀人、从旁助成杀人以及斗殴杀人的，按例只杖打一百七十下，得以不死，这和宰杀牛马的罪没有区别。这是把人看得和牛马一样。法律应当加重刑罚。因奸情杀死丈夫的，与其通奸的妻妾同罪，律文有明文规定；如今却只治杀人者的罪，与法律不合。”事情交给刑部议论，刑部都据此改定了法令。至正元年，转任兵部侍郎。遭母丧，服丧期满后，召任右司郎中。当年歉收，盗贼蜂起，抢掠州县。思廉向执政大臣说明，应当竭尽府库赈济贫民，分派军队镇守安抚中原，以防后患。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事情果然如思谦所说。至正五年，参与议决中书省事务。转任刑部尚书，改任湖广廉访使。八年，升任淮东宣慰司都元帅。九年，升任浙西廉访使、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辞去。十一年，改任淮西廉访使。不久召入朝任集贤侍讲学士，参与修订刑律。十二年，授任治书侍御史。第二年，升任御史中丞。思谦年近七十，上章请求告老，皇帝不准，特旨晋升荣禄大夫，仍任御史中丞。入朝谢恩时，因感病，第二天去世。追赠宣猷秉宪佐治功臣、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鲁国公，谥号通敏。天祥，字吉甫。年轻时隶属于军籍，善于骑马射箭。中统三年，李璮反叛，河北河南宣慰司奉承制命令授天祥为千户，驻守三汉口，以阻遏宋军。事情平定后，罢职归家。当初，天祥还不懂学问，祜并不认为他奇异。分别数年后，天祥把自己写的诗献给祜。祜怀疑是别人代写的，等到与他交谈，发现他对经史典籍出入贯通，大为惊叹诧异。至元十年，起用为郢州、复州等处招讨司经历，随大军渡江，谈论军事，深受行省参政贾居贞器重。

译至元十三年，兴国军因为登记收缴兵器而倡乱，行省命天祥暂代掌管军事。父老上门拜见，天祥劝告他们说：“保卫乡里，确实不能没有兵器；只是办事的人登记并收取兵器时，操之过急，所以导致了叛乱。现在我命令你们暂且置备兵器来自卫，怎么样？”百姓都称便。于是天祥向行省说明此事：“镇压奸邪，应当巩固根本；如果内部没有防备的资财，外部就会产生窥伺觊觎的祸端，这是事理和形势必然如此。推究这次军队变乱的原因，正是当时处置不当，对外疏忽，对内却过于急迫。凡在军中的人，手里连寸铁、尺杖都不许有，于是使奸人得以突然发动，官私双方都受到祸害。如今这里再次遭受破坏，虚弱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还彼此防范而不互相信任、互相保护，哪里只是担心外寇，我恐怕舟中的人全都将成为敌国一方的人了。不如把赤诚之心推及众人，使大家同心协力，共同承担祸福。这样，百姓就是我们的人，兵士就是我们的兵，平定乱事、制止奸邪，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希望稍微给予他们宽容，然后责成他们取得必然成功的效果。”行省允许他酌情处置。凡是天祥所制定施行的措施，都合乎众人的意愿。因此流离的人又恢复了原业，甚至邻郡百姓来归附的也接连不断。分宁县盗贼起事，侦探来到，属吏请求逮捕他。天祥说：“他们是因为官吏贪婪暴虐才反叛的。如今我统领一军、治理三县，官吏不侵夺，百姓安乐地从事本业。如果让这个侦探告知他的同党，那么侦探反而可以被我所用。”于是一个也没有追问。过了一年多，诏令把本军改为路，并派人代替天祥任总管。新任官改变了旧日的政策，天祥离开不久，兴国又发生叛乱；寿昌府以及大江南北各城，多有乘势杀死守臣来响应叛乱的。当时正把行省改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和万户郑鼎任宣慰使。郑鼎率兵讨伐叛军，到了樊口溺水而死。贼军于是扬言要攻打阳罗堡，鄂州大为震动。忽都帖木儿恐惧怯弱，不敢出兵。天祥对贾居贞说：“阳罗堡依山筑垒，向来防备严密。他们如果来攻，是对我们有利的。况且南人轻率进攻、容易退却，官军凭借高处、占据险要，派精兵攻击他们，一定能取得全胜。”贾居贞深以为然，于是带兵埋伏在青山。贼军到来后，果然被官军击败。朝廷又派天祥暂代知寿昌府事，给他兵二百人。乱民听说官军到了，都凭险自保。天祥认为兵力悬殊，便派人向他们说明祸福，使他们各自回到田里乡里；只擒获首领毛遇顺、周监，在鄂州市处死。缴获黄金二百两，查问得知是鄂州贾人的财物，便召来归还给他。贼党王宗一等十三人也被擒获，天祥在冬至那天放他们回家，约定三天后回到狱中，他们都按期返回。天祥报告宣慰使，可以把他们全部释放，因此以后再没有叛乱的人，百姓还为天祥建立了生祠。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授任监察御史。当时史丞卢世荣凭借搜刮聚敛权势压倒一时，御史中丞崔彧揭发了他，皇帝震怒，想依法惩办崔彧，卢世荣的声势更加炽盛。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时提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卢世荣诬陷他阻挠法令，上奏请求先杖打一百下，然后处斩。百官都震惊畏惧，没有人敢说话。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极力论说卢世荣的奸邪罪恶：卢世荣凭借经商贩卖所得的钱财，趋附权臣，谋求入仕，肩挑车载地把赃物贿赂输送到权贵之家。他所进献的钱财不够，又另立欠少钱款的文书，写成白银一千锭，因此从平民擢升为江西榷茶转运使。他专门从事贪婪吞取，所搜刮的赃私财物，动辄以万计。其中隐秘的固然难以全部列举，只有已经暴露的才可以明白说明。大略计算，他从人们那里搜刮以及盗取官物所得：钞以锭计算有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锭，金以锭计算有二十五锭，银以锭计算有一百六十八锭，茶以引计算有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马以匹计算有十五匹，玉器七件，其余繁杂物件也大致如此。已经追缴交纳以及尚未交纳、正在追缴的，都是众人所知道的。如今他不悔改以前的罪过，狂妄悖逆更加厉害，把苛刻当作自求安稳的办法，把穷追勒索当作求取进用的门路；而且身处要害职位、手握重大权力，虽然地位在丞相之下，朝廷和中书省的大政实际上都由他专擅。他早年还以盗跖掌管阿衡之任，不仅会把祸害流传到当代，也恐怕会被后世取笑。朝廷相信他的虚妄欺诳之说，让他居于相位，名义上说是试用考验，实际上却把权力交给了他。考察他的才能，败坏失误到了这种地步；考察他的行为，没有丝毫可称道之处。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真实事迹，可以说是经过试验后得到的明确验证。如果说必须再次试用，也只能改任其他官职，宰相的权力哪里适合轻易授予呢！治理天下，就像织造锦缎。起初想检验一个人的才能，应当先用布帛试验；如果没有成效，损失或许还轻。如今拿宰相之位来试验贤愚，就像拿精美锦缎来比较工匠的巧拙；一旦导致毁坏，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国家和百姓，上下就像同一个身体；百姓是国家的血气，国家是百姓的肌肤形体。从来没有耗损血气，却能使肌肤形体丰满的道理。所以百姓富裕，国家就富裕；百姓贫穷，国家就贫穷；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百姓困苦，国家就困苦，道理就是这样。鲁哀公曾想向百姓加重征税，便问有若。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由此推论，百姓要赋税轻才会富足，国家要百姓富足才会安定。《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历考前代，从未听说因百姓富足而导致动乱、因百姓困穷而导致治理成功的。钱财，是土地所产生、百姓劳动所聚集的；天地之间每年都有固定的数额，只有取用有节制，所以使用起来才不会匮乏。如今卢世荣想在一年之内取得十年积蓄，广泛邀功求取增收，却不顾百姓颠沛困苦的祸患。他把百姓看作仇敌，替国家聚集怨恨。如果真想任意搜刮，什么都可以搜刮到。然而既然产生财富的根本已经不存在，聚敛财富的方法又凭什么依靠呢？将会看到百姓因此日益凋敝耗损，天下因此空虚。国家安危、利害转变的关键，其中有无法说尽的严重后果。计算他任事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天。如今把他所做的事同他所说的话相比，已经互不相符，大略举出几端：起初他说能使钞法恢复旧状，结果纸钞反而更加虚耗；起初他说现在百物价格自行降低，结果物价反而更加上涨；起初他说能使赋税收入增加三百万锭而不向百姓征取，结果现在却逼迫各路官司增加数额、包认承担；起初他说能使百姓快乐，如今他的各项措施没有一件不是败坏法令、扰害百姓的。如果不早些改变政策，等到他自行失败，就像蛀虫虽然除掉了，木材的病也已经很深；开始时嫌弃劝说改道、搬走柴薪，最终却看到头发烧焦、额头烧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再救治还来得及吗？

译臣也知道，依附权贵就可以期待荣宠，违逆重臣就可能遭遇难以预料的祸患，缄默不言以保全自己，难道不是也能做到吗！只是事情关系国家，关系十分重大，臣忧虑深切，不能不发言。奏章上呈后，世祖派使者召天祥和卢世荣一同到上都，当面对质。等他们到达，当天就把卢世荣捆绑在宫门外。第二天入朝答对时，天祥在皇帝面前再次列举他尚未来得及说出的罪状，皇帝称好，卢世荣于是被处死。五月，朝廷记录天祥从军渡江以及平定兴国、寿昌的功劳，擢升为吏部郎中。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任治书侍御史。六月，命令他核理湖北、湖南行省的钱粮。天祥到鄂州，立即上疏弹劾平章政事要束木凶暴违法。当时桑哥窃取国家权柄，与要束木结为姻亲党羽，诬陷天下人有罪，想杀掉要束木，把他关在狱中将近四百天。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遇到赦令才获释。二十八年，擢升为行台侍御史。不久，因病辞职归家。三十年，授任燕南河北道廉访使。元贞元年，改任山东东西道廉访使。山东盗贼起事，诏令征求平息盗乱的方略。天祥上奏，他拟定的各项措施都切合当时的实际需要。执政者把它颁行各路，从此群盗止息。平阴县女子刘金莲假借妖术迷惑众人，所到之处官府都替她修建神堂，愚民奔走侍奉她。天祥对同僚说：“这个妇人以神圣之名迷惑众人，声势已经这样大；如果再有狡猾的人辅佐她，仿效汉代张角、晋代孙恩所做的事情，一定会造成大祸。”于是命令逮捕她，绑在市中杖打。从此妖妄之事平息。天祥说山东宣慰司官员冗滥，应该裁撤，又趁机弹劾宣慰使贪婪暴虐、违法乱政等事，但没有被采纳。于是任期满后辞职。大德三年六月，调任河北河南廉访使，因病不能赴任。六年，授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疏论述征伐西南的事情，说：用兵有迫不得已而不能停止的，也有本来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只有能够停止时就停止，才可以使兵力日益强大，用来准备应对那些不得已而不能停止的战争，这才叫善于用兵。去年，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这是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用兵。那里是荒远边裔的小国，远在云南西南又数千里，人人顽愚无知。攻取它不足以获利，不攻取它也不足以造成危害。刘深欺上瞒下，率兵讨伐它。军队经过八番时，纵横恣意行事，倚仗威势力量，虐害当地居民；途中发生变故，所到之处都反叛。刘深既不能制服乱事，反而被叛乱众人所制服；军中粮食匮乏，士兵彼此相食，计穷势迫，仓皇退走，丢下军队逃跑，仅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朝廷再次调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军队，派刘二霸都总督，图谋收复叛乱地区。湖北、湖南大规模征发丁夫运送军粮，到播州交纳；正夫和自带粮食的挑夫合计二十多万人。正值农忙时节，发动这样大的徭役，驱使愁苦之人往返数千里，其中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有的人所背的米全部送到，固然是幸运；然而数万官军只依靠这次运来的粮食，此后又该怎么办呢？等到询问西征失败的士卒和将校，得知西南远方夷地重山叠岭，陡峭的山涧和深密的树林交错其中。军队行进的道路就在这些地方，狭窄处仅能容一人一骑；向上如同登天，向下如同入井。贼军如果凭借险要拦截攻击，我军即使人多，也难以施展。又有毒雾、烟瘴之气，都能伤害人。各部蛮人既然知道大军将到，如果阻塞险要来拖疲我军，使我军进不得前、旁边又没有可以掠取的东西，士卒饥饿，疫病流行而死亡，就会形成不交战便自行困败的局势，不能不深切考虑啊！况且自从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瓜哇、缅国以来，将近三十年，从未见有得到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归附的益处；计算所耗费的钱财和死亡损失的军队人数，更是无法胜数。又听说八番罗国先前受到征西官军的扰害，抛弃生业，相继逃亡反叛，怨恨深入骨髓，都想把官军将士的肉割下来分食。人心所厌恶的，天意也憎恨。只应当上承天意、下顺人心，尽早治办刘深的罪过，接着再下明诏，向那一方说明，并且晓谕他们：从今以后再没有远征的战争，以此招抚他们，使官民上下都知道不必与小小的丑类争一时的胜负。过去大舜退兵而苗民归服，赵充国放缓战争而诸羌安定，这些事记载在经传中，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如今的计策，应当在边境附近驻兵，使水路畅通；或者使用盐引、茶引，或者使用宝钞，多买米粮，和市军粮。但法令必须严明，官府不能失信；这样运米船必定能遮蔽江面而上行，军队自然有足够粮食，百姓也不受扰害，内部安定根本，外部巩固边疆。以我们的镇静来抵御他们的猖狂，施布恩惠使他们柔服，积蓄威势来制服他们，长期坚持，逐渐使他们归服。这是王者之师，是万全而有利的办法。若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想停止也不能停止，也应当把关系的重大性估量清楚，审慎详察成败，计算确定以后再用兵。那些溪洞中的各部蛮人，各有种类，必定没有共同一致地敌对我们的道理；只是逼迫他们，他们就会互相救援，放缓行动，他们就会互相猜疑。等待他们出现可以利用的空隙、我们具备可以行动的时机，再慢慢命令各路军队从几条道路同时进发。服从命令的，以仁德施恩；抗拒命令的，以武力威慑。恩威并用，功业就容易成功。如果仍然重蹈刘深的覆辙，恐怕将来的祸患会比今天更加严重。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以有病为由辞职离去。大德七年，召回授任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务。八月发生地震，河东尤其严重。诏令询问消除灾害的方法，天祥说阴阳不和、天地失位，都是人事处理不当造成的。执政者认为他的话过于切直，压下不报。天祥回到都城将近一年，却从未有机会见到皇帝陈说政事，常常郁郁不乐，无法排遣。大德八年正月，以病为由迁延归去。到了通州，中书省派使者追赶他，他不肯回来。皇帝听说后，赐钞五千贯，仍命令供应驿传，由官员护送他回到家中。九年五月，授任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务，负责督理各卫屯田；他因年老坚决推辞。十一年，仁宗在怀州，派使者赐给他币帛和上等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又派使者召他，他没有起身任职。延祐三年四月去世，享年八十七岁。累次追赠推忠正义崇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号文忠。史臣说：“陈祜提出的三条治本建议，都是当时的要务。天祥上疏抨击奸臣，尤其刚正直率。拿他与苏轼、苏辙相比，差不多可以相提并论。思廉的议论很值得称道，但出任方面大员后没有留下显著的声名事迹，大概不是长于治理事务的人吧。” 第一百七十卷，列传第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