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三 列传第九十

译按照礼制，天子建立七座宗庙，位于都城内的东南方。太祖居于中央偏北的位置，三昭在东，三穆在西，庙宇都面向南，神主都面向东。外面环绕都宫以合拢各庙，里面修建墙屋以加以区别。门、正室、寝室分设在各方庭院和台阶之间；唐代把它们陈列在不同地方，同样设置藻饰，以显示崇高；设置重檐、雕刻楹柱，以显示严肃；砍削磨治椽木，以显示华美而不奢侈；覆盖茅草，以显示俭朴而有节制。这大概就是宗庙的制度。祖先有功、宗族有德，百世都不改变。亲尽的宗庙，随着新主入庙而迁祧，把旧神主迁藏在太祖庙的夹室，把新神主附祭在南庙的室中。昭，是取其向着光明而列于昭位；穆，是取其深远而常列于穆位。穆主附入时昭主不动，昭主附入时穆主不迁。第二世神主迁祧时，第四世迁入第二世的位置，第六世迁入第四世的位置，第八世便附祭于昭位的南庙。第三世神主迁祧时，第五世迁入第三世的位置，第七世迁入第五世的位置，第九世便附祭于穆位的南庙。孙可以附祭于祖父，孙也可以代替祖父受祭，这是因为昭穆相同，并不是因为有尊卑之别。所以，迁祧的神主收藏后，遇到祭祀时便取出；其他神主则不取出附祭。宗庙重视更新，就更换屋檐、改涂墙壁。这就是宗庙中迁祧与袝祭的制度。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祭祀用的牲畜肥壮，酒味甘美，黍稷等祭品丰盛洁净，器皿齐备，服饰鲜明，水火也都明净适宜。祀祭适宜用羔羊、猪和膏；芗祭、禴祭适宜用腒、茜和膏；臊祭、尝祭适宜用小牛、麛和弭膳之膏；腥祭、蒸祭适宜用鲜鱼、羽物和膏。祭祀的牲物由守祧所掌管，祖先遗留下来的衣服以及宗庙礼器，世代传承。王后以及宾客之礼完成九次献酒，诸侯、公卿、士人奔走执持豆、笾，这就是宗庙的时祭。太祖庙的神主照常面向东，把昭位移到南面、穆位移到北面共同受祭；按照已毁和未毁的宗庙来制定礼制，四时祭祀只陈列未毁宗庙的神主，五年一次则兼祭已经毁去的宗庙。这是宗庙的禘祭。三年举行一次大祭，祭祀始祖的来源之祖，并以始祖配享，这也是宗庙的禘祭。臣听说，祭祀是人的大事，衣食是人的常理。圣朝设置太常寺正卿，建立司农寺，分别掌管三礼，声望又足以重视农业，敬慎地履行各自职司，可以说已经完备了。但如今藉田之礼还没有施行，公桑之义似乎也仍有缺失。至于祭祀郊天、祖先，为什么要准备丰盛洁净的祭品；遇有祭祀而斋戒，又凭什么得到鲜明的衣料？这就要打开仓廪取粮，向坊局索求衣料，而这些全都是农夫种植、织妇纺织的成果。虽有藉田，实际上并不是陛下亲自耕种的；虽备有祭服等物，实际上也不是后宫亲自制作的。用这些来面对神祇、祭享祖先，礼义或许还没有做到尽善，礼仪也不能只是徒具形式，陛下心中难道不会稍有歉疚吗？臣谨据《礼经》的义理，远考上古的文献：正当三阳交泰的春季，在本月上旬辛日，于太微之帝前祈求五谷丰登；再选择吉亥之日，进入壝宫，掌舍设置障栏，太仆执掌缰绳，保介随行；把黛色犁铧系在深青色车辕上，戴上有朱纮的华美冠冕，依次安排春耕之事。到达南郊，天子近在咫尺，恭敬地推犁三次；黎民三百人随后耕作，终于耕完千亩。公卿以下也按照爵位等级参加耕作。举行燕饮之礼，返还以后布施天子的恩光；内宰把种子献给王后，神仓在秋季收藏收获的粮食。到需要使用时，内心便满足了。这就是天子藉田的礼制。再考察古代经典，周详通晓王后的制度：衣服没有备齐，不敢用来祭祀。天子有公桑之地，地方靠近河川，便在旁边修筑蚕室，在蚕室上方建造后宫；宫室高一丈，四周用荆棘围住墙垣，外门关闭遮掩。禁止砍伐桑树，于是准备好种桑的筐具；后妃斋戒后亲临那里，蚕妇才从这里开始动用斧具。她们在水边浴蚕，让蚕在风中吐丝；蚕终于眠伏，年景也已成熟，吉妇勤劳的工作完成了，便捧着蚕茧献给王后。王后于是问道：‘这是用来给君王制作衣服的吗？’随即穿着副祎服接受蚕茧，并用少牢之礼祭祀它。又选择良日，王后亲自拿手勺舀水，完成三盆浴蚕之礼。事情结束后，群臣把丝染成玄、黄、朱、绿等颜色，用来制作黼黻和各种纹章；君王举行祭祀时便穿用这些服饰。这就是后妃公桑的制度。希望陛下不要因虢公的直言劝谏而发怒，效法汉帝亲自耕田，在那大片田地上完成这件盛事。还希望中宫协助圣上，仿照古制亲自养蚕，大大增加辅佐君王事业的光辉，深切尽到以坤德配天的厚重德行。这样，对下可以使农家勤勉服事田地，对上可以获得宗庙的降福保佑。

译井田制规定：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方圆一里，共有九百亩，其中划作公田；八家各有私田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一百井为一成，成地方圆十里；一百成为一同，同地方圆百里；一百同为一畿，畿地方圆千里。臣曾计算，方圆千里的土地共有百万井，除去山川、城市等所占的提封总数百分之三十六，实有六十四万井，其中私田为五万一千二十万亩。每井中央区域，除去住宅所占二十亩以外，作为公田的有五千二十万亩。再按照粟、稻等粮食籽粒产量的多少，按每亩每年平均一石五斗计算，那么私田每年可收七万六千八百万石，公田每年可收七千六百八十万石。对于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等无依无靠的人，更应优先加以救济施惠。这样上下和睦，贫富均平。这正是周朝盛隆、四方都呈现和穆之象并共同趋向中正的原因，也是孟子不怕不厌其烦地把这些道理告诉人的原因。自从强暴的秦国改变法制以后，富人的田地连成阡陌，穷人连安放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延续到今天，迫于豪强富户的势力，官员和贵族即使有心，也不能恢复圣朝。东西南北，土地广阔无边；国家用度所需的资财，仅仅够用，而百姓的忧愁叹息之声还没有消除。况且，古代方圆千里的土地，能够得到公田粮食七千六百八十万石，如今还能得到这些吗？臣知道绝对不能。当前的政务，没有比兴复井田更重要的了。只是还担心骤然实行会引起骚动，应该限制田产，逐步恢复井田制。希望陛下彻底更新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制田产为几百顷；没有宗族官民之家，限制田产为几十顷。凡退还限额以外田地的人，赐给家长空名告身；每退还几顷田地，官阶升一级，但不让他担任实职。凡隐瞒欺骗、占有超过限额田地的人，处以重罪。限额以外的田地若已有承佃者，就命令佃户成为田主。尚未开垦的土地，令无田百姓占有并开垦；本年免除租税，次年减半征收，第三年才按常例征收。所占田地也不得超过限额。无田百姓不愿占田的，听任其自便。以后有人卖田，买田的人也不得超过限额。私田确定后，再确定公田。公田制度分为九等：一品官二十顷，二品十八顷，三品十五顷，四品十二顷，以下每等相差二顷，到九品为二顷而止。这样或许百姓能获得固定产业，官员足以凭此养廉；实行五十年后，井田制就可以复兴了。如今御史台的官员，内有监察院隶属于它，外有廉访司承接其职事，用来整饬百官、激励百姓。御史的职分，如果不是天子察看和听闻天下的耳目官，又是什么呢？所以用霜兰、露车、柏林、石室来彰显其清正；授职于立秋，取荧惑星为象征，彰显其严明；用鹰击的比喻、獬豸冠的服饰，彰显其威严；清道千步，王公退让回避，彰显其尊重；中书、门下与御史台并列为三司，彰显其尊贵。这五方面完备以后，才能触发邪恶、指斥奸佞，使强横的奸人和巨大的狡猾势力胆破声消，使贪暴如封豕、长蛇者骨寒心颤，即便狐狸般微小、蜂蝎般细微的祸害，也会毒害不成而自行止息。只是阿合马先前专权，桑哥后来弄权，台官以下却闭口无言，少数人独自居处高坐。幸亏太原侠客继承聂政的高尚风范，大理名卿发挥皋陶善于审理的美名，一旦凶恶首领突然被剪除，百姓重新获得生机，虽说美好，却还没有达到尽善。况且我国建立这样的御史台班次，难道只是为了稽察朝廷祭祀的末节、纠察文书案牍的小事吗？然而他们不敢发言，大概是由于行省、府省与御史台的官秩相差悬殊，不敢抗拒的缘故。何况权臣的谋划有百般纲目、千种机巧，崔赋、杨居宽等同为执政大臣，仍然被陷入死地。如果进而坚持正道，就只是遭受刑罚杀戮，并使圣朝背上杀害直臣的名声；如果退而称病，又会被诬陷为不忠，说是不肯为皇家效力。希望陛下振作御史台的声望，使行省与御史台官阶相等；这样委任既专一，体制纲纪自然就会严肃起来。

译臣听说，建立纲纪、张设法网，没有比清简更好的；设置官职、任用吏员，最要戒除繁多。爵，是官职的尊等；阶，是官职的次序；品，是官职的等级；职，是官员所掌管的事务；位，是官员所处的职位；禄，是官员所得的俸给；吏，是官员的辅佐。虽然说事情没有官员便不能办理，但也有因官员太多而更加混乱的事情。这就是圣王重视官员少而不重视官员多，希望安静而不希望躁动的原因。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员，只设百官；夏、商的官职增加一倍，也仍能治理好国家；周朝卿大夫分掌职务，各自统率属官。此后官职越来越多，治理却越来越不如古代。因此，汉朝裁撤四百县，百姓的生业便安定；隋朝裁撤五百郡，天下政令便得以推行。这些都说明，官职不在多，而在于得到贤能；政务不在徒然繁琐，而贵在减少事务。如今国家制定制度，从宗王、国王、郡王、国公以下为爵位，从特进、崇进到将军、大夫、校尉、郎为官阶，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为品级；掌典当行的是职，分别任职所在的是位，供给养廉资财的是禄，替各司赞佐并办理文书的是吏，制度也已经很详细了。然而文官、武官分为两等，分别统领内外，本来想求得安宁，却似乎反而难以安宁。臣看见京师中有不急需的司、院，无用的署、局，以及随朝的台、省、院、部以下各有司的官吏，其中有可以合并却没有合并、可以裁撤却没有裁撤的。京畿以外的行省，以及各省所属的有司、宣慰司、廉访司，路、府、州、县、仓、库、局、监等衙门，官吏也有冗余的。武臣中，万户所统辖的人数不满万人、千户所管辖的人数不到千人的，也已经存在。臣私下认为，冗官的最大弊端有三：一是选官制度的弊端，二是政务的弊端，三是军民方面的弊端。文武官吏的员额既然太多，到了考核任满、接近春秋选官之时，资格簿册纷乱，保荐文书交错不断，有司办理文书尚且没有空闲，哪里还有时间考察谁真正有才、谁真正有德呢？既无暇考核，就只能以官府文牍和荐书中所陈述的内容为依据。于是杂流出身的人有了进身之路，贿赂的门径也被打开，终于造成官员多而职位少的局面，使无知的人也不知如何办理。善于钻营的人因此得以升迁任用，清高自守的人却坐等多年而被埋没，这就是选官制度的弊端。文武官吏人数既多，有应当裁决的事情却不裁决，有应当施行的事情却不施行；问他的职掌，他就说：‘这是我的职分。’ 问他为什么不施行，他就说：‘同僚不止一个，难道是我一个人能够独自作主的吗？’等到朝廷听说后，便设立拖延误期的处罚，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就是政务的弊端。文武官吏人数既多，国家任用人的途径又宽泛而浮滥，得到升迁的人让他临民任事，在下面任职的人必然不能充分宣扬政教。这样一来，苛刻剥削的痛苦、劳役使令的烦扰，造成的危害就很多了。这就是军民方面的弊端。三种弊端不停止，却只制定法律来防范，不知道法律虽已制定，害怕法律的人反而会想出更多奸诈欺骗的办法。希望陛下察看这三种弊端，凡内外不急需的官吏、无用的衙门，可以裁撤的就裁撤，可以合并的就合并；然后以慎重对待官爵名器的办法，选择人才任用；又以黜退昏暗、升用贤明的办法，按照道理考核。这样，主持选官的人就容易发现人才、考察成效，选官制度便清明了；主持政务的人，事情有归属，职务有专主，政绩便能形成；下面的百姓减少繁重劳役，免受苛刻剥削，生业便安定了。百姓是天下的根本，百姓生业安定而天下不能太平的，从来没有这种事。他又说：赦免，是想洗涤罪过污秽，让百姓重新开始。对负罪的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深恩；从实现治理的角度说，却不是太平时代应有的常规。近世以来，郊天、告祭宗庙、册立太子、册立皇后，没有一次不大赦天下。那些侥幸求免的人，预先知道将有赦免日期，难道不会生出非分妄想吗？况且被关进监狱的人，都是百姓最为痛恨、侧目的人。到了夜里啼鸟报晓、驿马连夜传递诏书、玉钥向神灵报告、金鸡竖立表示赦免，雷雨一停，按照惯例便都释放他们，名义上说是吉祥的征兆，实际上都成了变异的征兆。于是抢劫、盗窃、服罪、受赃的人反而夸耀议论，善良人屏息含冤；把稂莠养在良田中，把豺狼放在道路上。难道不想想这会伤害嘉谷、伤害平民吗？何况大赦以后，邪恶奸诈之人从未因此减少，早晨刚脱离监狱，晚上又被锁入囹圄；他们不能接受教化、改过自新，也已经很明显了。如今国家怜悯囚徒的罪苦，同情愚昧的小民，频繁颁降赦令，这大概是朝廷不忍伤害百姓的仁心显露在外，不能自已罢了。如果把这种心意推及善良百姓，顺应大道而正确处理生杀，那么周文王的治绩就不难相比了。若应当治罪却宽宥，应当处死却让其活命，也就如同在霜雪时节招来暖风、在秋冬时节施行春天的政令；像这样想要使行为符合天道，臣不知道是否可行。希望陛下明确刑罚、整饬法令，振作纪纲，使奸人贪吏改过洗心，不敢觊觎非同寻常的恩典，不再产生侥幸求恩的想法，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听说，尧住茅屋，禹告诫不要雕饰宫墙，周王穿粗布衣服，汉帝穿黑色绨衣；这不只是充分体现质朴俭素的本心，也是为了杜绝百姓的奢侈放纵。下至晋武帝焚烧雉头裘，宋武帝砸碎琥珀枕，隋文帝把泥土看得与黄金同价，唐太宗为苦寒中的鹦鹉感到悲伤，这些处于中等水平的君主、普通人中的圣贤，尚且能够卓然自立。国家却让编织的绫罗锦绣玷污人的身体，让珍珠璧玉玷污人的心，让禽鸟、犀牛、象牙玷污人的眼光，让俳优、丝竹玷污人的耳朵，让珍馐美味玷污人的口腹，臣私下对此感到忧惧。

译如今国家官阶各不相同，服色却只有三等。因此有穿紫色、红色、绿色、碧色服装的，实际上是唐朝的公服制度。也许是以水为一、火为二、木为三、金为四，采用四方的间色。如今又概括为三等服色，并废去碧色，大概是依从当时的实际需要。至于玉、犀、金、角装饰的腰带，金、银、锡、锴等不同等级的节制，象牙笏板作为简，银印、铜印作为印章，这些是公卿品级的标志。山节藻棁、复室重檐、黼绣偏诸、肩上绘日月，都是古代天子宫室和服饰的制度。如今市井奴仆也都敢于居住这样的房屋、穿用这样的服饰，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车马，是古代由君王赏赐、表示身份的物品。如今六合统一，冀州、代地马匹很多，天下人都能乘用，没什么值得深怪的。然而大夫不敢徒步行走，所以才有车。如今市井人家往往驾车乘坐，车马服饰与士大夫没有区别，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上自省、台，下至州、府的属官，前代都用黛色服装作为区别，如今仍然缺失，进入公堂与平民没有差别，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僧、尼、道士的服装，自有适合本教的规制；如今却不遵守本教规制，混杂于世俗服饰之中，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古代人五十岁才穿丝帛，七十岁才吃肉；如今富人的房屋墙壁覆盖着文绣，鞍辔装饰着金玉，婢妾拖着丝鞋，犬马吃着豆粟，甚至权势官吏、贪滥官员和豪富子弟，大多把贞洁廉正看作愚蠢，把节俭看作可耻，这就是臣感到痛惜的地方。奏章呈上后，多数建议都被当时采用。成宗即位，天麟又上呈关于逃民的策略说：臣恭敬地读到辛酉诏书的命令：中统建元以前逃亡的户民恢复旧业，户下差役和税赋本年全部免除，次年征收一半，第三年才恢复按常例起科。此后屡次颁布诏文，优待抚恤逃户，免除拖欠的赋税，这都是先帝的恩惠。臣认为逃民逃亡的原因有五种：一是天灾，二是官府，三是军役，四是钱债，五是愚昧。有田产的人把田地当作固定产业，屡经饥荒，粮食耗尽，只得外出求食；这样逃亡，是天灾造成的。守令苛刻，劳役和征敛繁多，富人可以用贿赂免除，穷人却难以独自承担；这样逃亡，是官府造成的。军需资财不足，卖掉田产也无法供给；这样逃亡，是军役造成的。生计不能周全，借债后本钱和利息不断增加，不能迅速偿还；这样逃亡，是钱债造成的。不能体恤艰难，损失了祖上遗留下来的产业，后悔也来不及，穷困而失去安身之所；这样逃亡，是自己愚昧造成的。逃民都是迫不得已的人，假如稍能自己存活，哪里肯逃亡呢？诏书又说：‘如果只是为了逃避差役。’臣认为，这就不是百姓的罪过，实在是长官的罪过。从前汉代倪宽任内史时，军队征发而百姓拖欠租税，按考核规定本应判为下等、免除资格；百姓听说后，大户用牛车、小户用肩挑，争相输送租税，竟使考课转为最优。这是因为百姓信任并爱戴他的缘故，哪里会有故意逃避差役的人呢？希望陛下彻底革除污浊风俗，再整顿淳厚风气，下达哀痛百姓的诏书，明察教化引导的道理，把从前拖欠的赋税和差役一并免除。凡有田而逃亡的人，允许他们恢复原业；无田而逃亡的人，允许他们在荒地中占田。其间贫穷而没有牛、种子和农具的，由官府借给并发放，三年以后偿还借贷本钱，且不收利息。凡因军役而逃亡的，核实确属贫困后，列入资助对象。凡欠负他人钱债的，恢复旧业以后，限五年之外，按一本一利偿还。已经恢复旧业却仍游手好闲、荒废农事的，由乡三老向官府举发并治罪。逃民安定下来以后，还应慎重授予官爵，以杜绝滥授虚职；限制田产，以杜绝兼并之路；重视农桑，以杜绝失业之人；设置义仓，以杜绝灾荒之患。从前的逃民即使受到奖赏，也不会再逃了。这叫作务本。云南金齿路进献驯象，天麟又上呈策略说：如今来自异域的奇异物产，如禽鸟、犀牛、象等，从山海远方而来的已经很多了。其中造成的祸害不止一种，试略述如下。牛、马、鸡、犬之类，是中国通常拥有的，贵贱上下共同饲养，只要不失农时，就可以充作国家所用并有利于民生。异域出产的物品，有了并不足以增添光彩，没有也不足以增加缺憾。近年以来，这些物品成串成列而来，翻山渡海，车载贡物、金银；有的经过多重翻译前来进献，有的听到风声便一齐聚集而来，地方官府没有一个月空闲，史书也没有停止记载。如果从使百蛮戴冠束带、使车同轨书同文、声威远播万里来说，这是百世难有的嘉谋、莫大的神功。如果从帝王的根本体制和古今议论来说，接受而不拒绝、开启而不堵塞，也不是完全体现圣明本心的做法。考察夏禹根据土地所产制定贡赋，召公告诫君王说：‘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不要看重奇异物品而轻视有用物品，百姓才能富足。不在国中饲养珍禽异兽，不把远方物品当作珍宝，远方之人就会归服。’这确实是深知治道的言论。东周之际，楚国国君不向周王称臣，包茅没有按时送到，周王便没有东西缩酒；齐桓公仗义追问楚国的罪责，《春秋》对此大加赞许。西汉时期，大宛尚未臣服，天马没有到来，汉武帝因愤怒激发中原兵力，依仗国力侵入大宛疆域，当时人都以此为忧。这两件事，可以从中审察中国所应接受的贡物；至于远方人的物品，就不宜索取。难道只是远方人的物品不宜索取吗？即使是中国本土无益的物品，也不可索取。因此汉文帝退还千里马，汉元帝停止齐地三服官，仁慈节俭的名声如同日月般显赫；即使想让百姓不感动，难道做得到吗？况且奇异物品扰乱心志，这是第一种危害；使外国听说后认为国家有所嗜好，这是第二种危害；水陆转运，役使人员也不是小事，这是第三种危害。有三种危害，却没有一种好处，还崇尚它做什么？希望陛下彰明传播美好的声名，使其传扬到遥远境地。凡四方远夷前来归附的，只听其书写檄文、上奏朝廷，不要求他们进献物品；听任其子弟入朝，也不要求他们纳贿。这样用德教化天下，向天下显示没有贪欲，就会看到西番、东部边徼的首领承受恩典而来朝享，仰慕正道而来称臣。天麟又说：教导宗室，在于施行教育使他们懂礼，在于法令严明使他们畏罪。门阀功臣子弟按惯例可以获得补荫的，应当严格制定考试法。至于进献经商所得余利的人，无不是搜刮百姓的官吏；受笞杖处罚后又复官的，大多是无耻之徒。大夫以上官员犯罪，先禁止其服劳役，并让徒众辱骂；应当受刑的，听任其自裁；应当籍没家产的，子孙免除终身禁锢的限制，家财发给无所依靠的人。

译他论述人才，把三种德行辨析为九科，把八种才干分为二十六等。他论述设置官职和行省，主张革除藩镇诸侯的专擅，把中书省作为任用公卿大臣的机构。他论述选官制度，认为应以贤能为先，以称职为重，而不计较资历和次序的深浅。又如建立社仓、设置谏院、确定军役、免除差税、珍惜农时、开设武科、设置天驷监、扩大群牧所等，都是大有裨益于当时政务的措施。天麟所著诗文尤其丰富，但都没有流传于世。郑介夫，字以居，是衢州开化人。他性情刚强正直，敢于直言。元成宗大德七年，他上呈《太平策》，提出一条总纲、二十条分目，大意说：从前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争夺君位，齐国霸业于是衰微；晋献公听信谗言废黜申生，导致晋国数十年动乱；秦始皇因为没有确定扶苏的继承地位，导致宗族覆灭；汉惠帝因为继承人没有明确，几乎导致国姓更换。此后因这些原因败亡的，不可胜数。普通平民尚且不能忘怀这些教训，而执掌朝政、身居要职的大臣却完全想不到这些，为什么呢？如今皇太子嗜欲尚未开启，心志和治术还没有确定。应当选择端正之人、正直之士来辅导他，使他们与太子同居同出，使太子通晓古今治乱的成败，明白君子和小人的真情与伪态。所谓教育得当，太子就会端正；太子端正，天下就会安定。古代建立东宫、册立太子，是为了重视国家根本、安定百姓心志，并不是泛泛的美称。如今各王公的儿子按惯例也都称为太子，嫡子庶子、亲疏关系全无区别。从前晋国申允说：太子统领天下根本，却与诸王同戴冠、同穿远游冠，这不是辨别贵贱的办法。连衣冠相同都不可，何况可以名号相同吗？官吏和儒者可以相互兼有，却不能彼此缺失。儒者不通晓吏事，就成为迂腐的儒者；官吏不通晓儒学，就成为庸俗的官吏。一定要儒者、官吏兼通之后，才可以治理政务、面对百姓。《汉书》所说的‘用儒术来修饰吏治’，正是这个意思。如今吟诵一篇诗、学习半行文字，就称为儒者；查验举劾格式和条例、计算钱粮出入，就称为官吏。官吏便指责儒者是不识时务的书生，儒者则诋毁官吏是不通古今的俗人。儒者、官吏本来出于同一途径，后来分成两类，于是人员方面的弊病，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严重的了。长期任职内廷的人，只求迅速升迁，不知道百姓疾苦的艰难；长期任职外地的人，只求苟且领取俸禄，不熟悉朝廷的体统。如今朝廷尚未确定取士的科目，应当思考补救弊病的办法。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都应当在内外相互注授。任外职一届，就调入朝廷；任朝廷职务一届，就补任外职。凡任外职的人，必定由内廷派出；任内职的人，必定从外任中选取。这样或许能使儒者通晓吏事，官吏出身于儒者，使儒、吏之间不至于互相抵牾，内外职位也不分轻重。古代从州县官以上，都是天子亲自选任，所以铨曹每次拟定一个官职，都必须先向天子请示命令。天子想任用一个人，也要向执政大臣询问是否合适。如今却把省部任命的官员称为常选，把天子委任的人称为别里歌选。天下的官员，哪个不是天子的臣子？怎么能只因为朝廷和行省之别，就自行分成两条途径呢？汉朝用铜钱来权衡皮币的价值，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朝用铜钱来权衡交子的价值，交子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是为了区别于银锭，以银为母，中统钞为子。后来银已不流通，所使用的只有钞，于是便以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如今以至元钞一贯折合中统钞五贯，这是以子胜母，以轻物增加为重物。后来超过前代，形势如果不至于大坏，弊病发展到极点也不会停止。钞票只是权宜之计，钱币才是万世长久的计划。盗贼难以携带，水火也不能使它消减，世世代代沿用它，作为通行的宝货。有人说铸造一文钱要花费一文钱，对国家没有利益；却不知道花费一文钱可以得到一文钱，利益在于天下，这就是国家无穷的利益。唐代刘晏专门实行盐业专卖，以充实军国费用。他说：‘官府太多，百姓就会受到扰乱。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取盐户煮制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商人运往各处。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有时商人断绝、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常平盐。这样国家用度充足，百姓也不困敝。’这已经验证是良法。如今应当遵循他的遗法：把盐运司衙门及各盐场设置的官吏、团军、巡卒，全都归有司统领；从省部选一名有才干的官员充任榷盐使；在各州县挑选一名佐贰官提调盐务；在产盐处设置一名乡官，专门掌管发放。只选择本地富户充当亭户，分别认领一年的盐额，令亭户自行收贮；灶户任意煎煮，随处设立交纳之所。这样亭户不会逃亡，灶户可以免受追逼剥削，普通百姓也免受团军巡卒诬告逮捕的骚扰，自然都会乐于办理。若不是亭户、灶户自行煎制的，才算私盐；允许盐户告发，依条例治罪。商人获利丰厚，贩盐的人必然增多，民间也可以得到便宜盐食用。古今盐法，不过是为了完成盐课。只要盐课没有亏欠，何必广泛设置衙门，自取烦扰？如今每个盐场都有确定的盐额，每户都有确定的数额，私自煎盐也有确定的罪名；如果全交给有司向亭户征办，既省下俸给和工本，又可以足额收取盐课，官府享有其利益，百姓也能安定地经营自己的产业。如今街市之间，有所谓‘嫁汉’、‘把手合活’、‘坐子人家’等名目，十家中有九家如此，各路还争相仿效，这种风气尤其不好。至于压良为贱，等到有人告发才禁止，终究不能根绝；如果令有司加以察访，或者允许各人自首，只要发现这类情况，便全部遣送归入良籍。这是厚重风俗的第一项。南北风俗不同，北方把买来的人称作躯口，南方把受役使的人直接视为奴婢。因此唐律规定，奴婢告发主人，官府一概不予受理。这是厚重风俗的第二项。古代宗庙四时举行禴、祀、蒸、尝等祭祀，都由天子亲自祭享，不敢让有司代理。应当考订旧典，亲自举行祭享宗庙的礼仪。还应命令天下，无论官员还是百姓之家，只要父母尚在而诸子忍心分家，或出外做官而违背奉养父母、办理父母丧葬之事的，都以不孝之罪论处。这是厚重风俗的第三项。父子、夫妇，是纲常中最重要的关系。如今贩卖儿子、休弃妻子，把他们看得同犬猪一样。虽有压良买休的条文，但转卖者改称为‘过房’，收钱者改称为‘聘礼’。如今大都、上都设有马市、羊市、牛市，又兼有人市，致使人与牲畜等同，实在可怜。应当严格禁止并彻底杜绝，使各自守护伦常，不要抛弃上天赋予的人伦。这是厚重风俗的第四项。

译九品官员确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确定为六等，下等的臧获确定为一等，使各等人的服饰都安守本分，限制贫富，不得僭越。这是厚重风俗的第五项。汉代设置常平仓，谷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以利于农民；谷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以利于百姓。朱文公经常施行这种办法，在浙东尤其合乎法度。然而如今不能施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官吏会从中作奸。若粮食由官府收入、由官府支出，百姓还没有得到赈济的利益，先遭受克扣、减损、核计、点验的骚扰，反而会更加困苦。应当在各地核查户口多少，设置义仓，令百姓各自缴纳自己的粮食，自己掌握出入数目。凡缴入一石粮食，就能得到一石粮食的使用，不耗费公钱，也不损害私人储蓄。又担心风俗不如古代，急于行义的人少，那么由官府制定办法：有田百亩的人，规定每年缴纳粮食一石；令本甲的户长掌握总纲，选择乡里廉洁能干的人负责收支。每年增加新粮，就随即扩大仓廪；每逢粮食缺乏，就像从寄存处取用一样。其中如果有人侵吞欺骗，就令司县官依照盗窃罪论处；如果司县官借此仗势借贷，就令巡按官依照枉法受赃的条例定罪。若当地官府能够劝导督率并取得成效，就优厚地加以升迁奖赏，这确实是安定百姓、使产业长久的良策。至于眼前的急务，更应考虑先设法救济。即使官府用低价赈济出售，也以有限的粮食应对没有结束的灾荒，所能救济的不过很少。如果强令富户平价出售粮食，大户会纵使行贿以求免除，小户则因力量贫弱而勉强奉行，流弊会更加严重。如今受灾的地方虽然很多，但江淮、湖广都获得丰收；趁着今年秋收有余，应赶紧制定办法，收取四百多万石米，其中一半运往都城，一半留在各行省，以备明年荒歉之用。也可以仿照汉代输送粮食换取郎官、宋代官府出售度牒的办法。这两种办法只需朝廷发一纸文书，不动声色，就可以立即得到数百万石粮食。国家制定政令，必须以刑法为先。如今天下所奉行的，有可以援引的成例，却没有可以遵守的正式法典，官吏因此得以借机欺骗。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的格式条文多达几十种。偶然遇到难以裁决的事情，就查找旧例；有时旧例中没有记载，便临时比照拟定。因此百官都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民间根据耳目所听到的诏旨、条令，杂采分类编纂，刻印成册，名为《断例条章》《官民要览》，家家放置一本，把它当作准绳。试着查阅二十年间的条例，与三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一半不能使用；再拿近十年间的条例与二十年前相比，又有一半不能使用。这就使百姓不知道应当躲避什么。号令不能持久，刚颁下便随即废止，于是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的谣言。京都是四方取法的地方，法律尚且不能实行，何况四方各地呢？例如往年禁酒，私自酿酒的却家家都有；禁杀牛，私自宰杀的却充满市场。奸盗杀人本来罪在不赦，但每年却放纵秀鲁麻婚姻聘财；明明有官民高下折钞的条例，如今嫁女的人却重重索取财物，与估价卖人没有区别。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的条文，如今百姓的产业却多归于权势显贵。由这几件事推断，天下的情况大概都可以知道了。如今有司往往只把刑名案件看得重要，对户婚、钱债却几乎不加注意。却不知道民间争讼的端由，没有不是从户婚、钱债开始，进而发展到奸盗杀人的。宪司巡按也总把赃罚看得重要，对一切百姓的诉讼却几乎不审察。却不知道百姓含冤，上面无处申诉，正是给官吏开辟受贿道路。再加上衙门纷杂，事情没有统一归属：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属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归枢密院；诸王位下各有宗正府、内史府；僧人归宣政院，道士归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微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辖户计的各司。各种头目遍布天下，彼此互不统属。没有法典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先帝曾命人修订律法，还没有完成便作罢。近来议定《大德律》，所任用的人不合适，错误反而更加严重。应当在台阁、省部中选择通晓经术、明白治体、熟悉时务的人，斟酌古今律文，参照建元以来的制敕命令，结合南北风土的实际，修成一代法典，使人有所遵守，百姓知道畏惧和避忌，政体大概就能归于统一，案件也不会长久滞留。古代制定刑法，必先施用于贪赃官吏，因为贪赃官吏造成的祸患比酷吏肆虐更加严重。贪赃行为一旦不能流行，刑罚自然就会公平。从前国家分别制定枉法与不枉法的条例。如今枉法者除名，不再叙用；不枉法者也一并停职三年。法令制定得虽然明白，但犯罪者并未因此停止，始终不能禁绝其万一。比如司县官困在正从七品、八品之间，终老也没有受到宣召任用的希望；吏员困在路、县之间，终老也没有接受敕命升用的时期。人之所以爱惜自身而重视犯法，是因为害怕清议，也因为前程还很远。既然没有所畏惧的，也没有所向往的，那么做官不过是为了免于贫穷罢了，又有什么可顾惜的？从前有刺面、发配、籍没家产的法律，在脸上刺字后，终身不能在乡里立足；没收资财后，全家不能免于饥寒。治理贪赃官吏，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对贪赃官吏固然应当严惩，但对廉洁官吏却还没有看到奖赏。如今省部设置了过失名簿，却没有听说有功绩簿；宪司每年上报赃罚册，却没有听说有廉能册。朝廷虽然有封赠的典制，却没有见到实际施行。今后内外大小官员中，凡极其廉洁而不扰民者，任满一考，便封赠其父母；任满两考，便封赠其妻妾。这样不过是请朝廷给予一道诰命的恩光，却可以收到激励人才的实际效果。

译如今的弊病，不在于俸禄太少，而在于俸禄分配不均；不担心俸禄不能充分供给，而担心设置官职过于泛滥。把有余的均分出来补足不足，拿滥设官职所耗费的粮米供给应设的官员，国家没有损失，官员却得到利益。议事大臣如果能取多补少、截长补短，那么职田所记的收入自然可以够用。如今额外多支出的俸米有二十八万余石，只是损耗国家储备，对官吏没有益处。况且丞相身居人臣之首，每月俸禄八锭有余，一日的俸禄不到十四两；如果仿效晋代何曾，每天食用万钱，即使耗尽私人财产也不能供给自己。天子设置宰相，必须用优厚俸禄来尊崇大臣；大臣约束自身本应戒除奢侈，但怎么能先用俭约限制其待遇，使供养他的俸禄过薄呢？如今俸禄在三锭以上的官员，不得再添给米粮，官职越高俸禄反而越薄，这很不符合尊重尊贵者的道理。又如随朝大小官员以及各行省、宣慰司官员，都是枢要重臣，既不从百姓那里取利，又没有职田可收，即使增加俸米，也未必足以养廉。应当把未拨出的职田全部取来，合计其粮食产量，由官府登记储存，再按照内外人员的等级差别普遍供给。内外台察、廉访司事务繁重，官员身心劳苦，且为官清廉而断绝交往，应该比一般有司酌情优厚供给，以此重视风纪宪纲。和林、上都、山后、河西各路，不属于产米地区的，按照当地当时的市价折算粮价，不拘泥于固定数额，这是为了更加重视边远地区。军民各类官吏中，只领取俸钱的，按照所发钞数，按月发给米；原本没有俸钱的，按照所授品级，依例增加发米。交给官府的书院职田钱粮，先把外任官员的数额补足，其余全部命令起运送往都城，以供在朝官吏使用。计算所得，超过以前一倍有余，而且又可以不耗费太仓的粮食，这是有利于国家和官员的重要办法。从前田千秋只用一句话就使君主醒悟，立即登上侯爵、丞相之位；郑然明只因一句话被赏识，便得到任用。古人的际遇，往往都是这样。假如一定要先用羔羊、大雁作引荐，再用币帛来表达厚意，那么田千秋只能老死于郎官之位，郑然明也只能终身役使于堂下罢了。如今列名儒籍的人，不知道壮年时的成就根本在于幼年学习，却以为借助门路就可以做官，人人都说何必读书才能富贵。做官的途径既然不出自儒学，又何必白白耗费时间精力，只要厚贿翰林、集贤院的文字官，求他们作一份保举文书，或者称为才德出众，或者称为曾任旧官，或者称为先贤子孙，这个人就可以被保举为教授。刚进入州府选拔，便谋求升迁之路；刚任满一任，便求取提举之职，只求升转迅速，哪里还会过问教育培养之事？学校于是荒废松弛，议论者都把责任归咎于差役。却不想唐、宋盛世，儒生未曾免除差役，而士风十分兴盛，人才十分广泛，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前面没有用声名诱惑他们，后面没有用利禄引诱他们罢了。即使前几年不承担差役，也未必有一人成才；如果从事儒学就能得到任用，人们自然会仰慕推重，即使承担差役也不足以压抑这种风气。如果从事儒学却没有用处，人们就都会厌弃它，即使免除差役也不足以鼓励他们。近来，像编纂《一统志》、书写金字经这样的事情，并没有追章琢句的巧思，也没有考察古今的艰难，只要是愚昧鄙陋而能抄写书籍的人，都可以参加选用。给他们饭食和赏钞，已经足以酬劳其辛苦，却还给他们升职、减免资历，这就是朝廷向天下人打开了奔走竞争的道路。明诏规定：德行、文学远远超过同辈的人，由有关官署保举，廉访司复核属实后，以备提拔任用。近年来朝廷内外所保举的人并不少，却没有见到提拔一个有才之人、选拔一个贤士，难道不是用空文来求取人才吗？明诏规定：上书陈述意见的人，都可以密封进呈。近年来官员和百姓所陈述的意见并不少，却没有听说采纳一条谏言、依从一件事情，难道不是用空文来求取意见吗？按规定，各县县尹具备五项政绩的列为上选，完成三项的列为中选，五项全都没有办成的罢黜。如今真正具备五项政绩但没有势力的，只能按常规调任；虚称具备五项政绩而有势力的，却援引条例越级升迁，难道不是用空文来考核政绩吗？国家设置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来纠察弹劾各类人员，任何人不得阻挠破坏。如今所纠察的，只限于可以施用于杂役官和下级官吏的人；所保举的人送到中书省、尚书省和有关部门，不过被当作废纸；而外任巡按的书吏等人，反而借助风宪官的威势，徇私受贿，毫无畏惧。他们成为百姓的祸害，超过有关官署，难道不是用空文来尊重台察吗？《至元新格》规定：普通案件限期五日，中等案件限期七日，大事限期十日。如今小事动辄拖延半年，大事动辄拖延数年，难道不是用空文来审议狱讼吗？诏书屡次下令停止罢除劳民而又不急迫的差役，存恤鳏夫、寡妇、孤儿和独居老人。如今那些列名官籍的人都由坊正、巷长充任，只略举一些市井中人所知道的来应付旧例；实际上，贫穷困苦而无处申诉的人，从未登记入籍并受到恩惠，难道不是用空文来爱护百姓吗？国家设置司农司来整顿农政，在各路、各县正官的官衔中加上兼劝农事，每年仲春命令他们亲自出行劝导督课。如今官吏出城郊游，借此游乐宴饮，里正、社长还要征敛钱物供给，难道不是用空文来从事农业吗？国家仿照古制，设置翰林院、集贤院、秘书监、太常司，可以说具备了文物制度彬彬兴盛的景象。如今翰林院中多是目不识丁的鄙夫，集贤院成了众多不肖之人的渊薮，编修、检阅都归于凭借门第的富家子弟，秘书监的署丞一半是庸医、妄言占卜者。掌管太常礼仪的人，有谁明白五礼、六律？居于成均馆的人，有谁通晓《诗》《书》和六艺？至于医学、儒学、蒙古学，又各自设置提举司，尤其没有益处。国家政事难道不是用空文来设置官职吗？国家设置太史、司天等官署来明察占卜推测，尊崇国师、宗师来严肃办理祈祷，可以说已经尽到了事奉上天的诚意。如今日食、月食发生，就预先约期集合，击鼓奏乐来显示诚信；推算历法却从未能准确确定应验，星象失去常道，只托词说要禳解超度，来分取官府财物；从未指明它的灾变原因，却耗尽国库来供养西域僧人好事；大肆陈列金帛，以满足道士举行醮祭的筵席，难道不是用空文来事奉上天吗？

译圣朝确定各类户计，何曾有一丝一毫损害百姓？水站户、马站户可以免除粮税和差役，所得粮资足以补办事务，所承担的供应也可以抵充里役。金户负责交纳金，就按照本户应纳的税额抵充；匠户承担工役，官府发给口粮以供养他们；灶户烧盐，发给他们工本；银场冶炼，既发给工本，又发给口粮。计算所收的课程，恰好与购买价格没有差别，爱护百姓的厚意，由此可见。如今各处巡尉司设置弓手，各路、各县狱司设置禁子，牧民官的各衙门设置祗候、曳剌，既然免除粮税来优待他们，有关官署却不替他们除去户籍负担，反而命令纳税户分担包办，在各自缴纳额定粮税之外，另立名目叫作‘包米’，实在是古今从未有过的事情。况且各户劳逸相差悬殊：站户有疲困，金户必须交纳本色，灶户要完成课额，匠户不能离开工局；一旦有所不足，呵斥责罚接踵而来。所允许减免的税粮，哪里够他们供给？而弓手、祗候、曳剌、禁子等户，差役十分优闲，自己没有什么耗费，还可以使家庭富足，不知凭什么却给他们免除粮税？古代称为侍卫禁中、在君主左右前后值守的人，如今称为怯薛歹。以今人名称来验证古代名称，古代名目繁多，今天看来却颇为简略。《周礼·天官·冢宰》说有膳夫、庖人，另有内饔、外饔、浆人、烹人、笾人，这些就是今天的博儿赤；又有幕人、司服、司丧、内宰，这些就是今天的速古儿赤；有掌舍、掌次，就是今天的阿察赤；有阍人，就是今天的哈勒哈赤；有缝人、屦人、典妇功，就是今天的玉烈赤；有宫人，就是今天的煜剌赤。古代按照职务和差役分设官员，按照等级差别确定职位，使人适合其职，职位也由合适的人担任。因此人人没有非分觊觎之心，各自守住名分和义理。如今却不限制员额，也不考察职务，只要带着重资、有门路，投奔门下，就可以报名请领粮食，获得邀请和赏赐，全都称为怯薛歹。这是各官门下的怯薛，并不是天子御前的怯薛。近来朝廷严格实行分拣，如果职役已有规定、员额已有定数，那么挟资投奔的人便没有容身之处；如果有出身和定例，别里哥选也自然会绝迹。如今国家的财赋，有一半流入西番，戴红帽、穿禅衣的人竟公然出入宫禁。道家以老子为宗旨，只在于清静无为、辟谷而抛弃人间事务；如今张天师纵情于女色，广置田园，招揽权势，欺凌官府，成了江南一大豪霸。朝廷以前设置宣政院、道教所，是因为僧道弃俗出家，不应由有关官署统辖；可是他们反而倚仗宠幸作威作福，公然行贿受贿，僧道的诉讼案件增加到数倍。民间奸盗杀人等违法之事，往往可以被告发。各寺已有讲主、长老，各观已有知观、提举，足以承担管理统领的责任。各路又滥设僧录司、道录司，各县都设置僧纲，反而使威仪成为僧道的蛀虫，都应当革除。况且僧道另设衙门，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事。亡金轻视人民而崇尚鬼神，设置两司，与民政机构并立为三，难道圣朝还应沿袭它的弊政吗？僧道既然免除金钱、粮税和徭役，愚民多把财产拿出来，假托僧道名义诡寄，以求逃避差役。这是把国家的实际利益驱归无用的空门。百姓除了在民间缴纳税粮外，还要承担里正、主首、和顾、和买等差役，不仅是舍弃根本、追逐末业，而且确实造成劳逸不均。今后寺观的常住税粮，应当依照古法，全部缴纳官府。此外还有白云宗一派，既与俗人区别开来，又不同于僧道。朝廷没有察觉它的虚伪，特意另设衙门，也应当革除，以消除国家的蛀虫，减轻百姓的负担。《春秋》二百二十四年之间，灾异接连发生，地震有五次。国家自十多年来，已经三次发生地震。以今天考察古代，从来没有像这样频繁的。汉史中的翼奉说：‘地变是阴气过于盛大，应当疏远皇后的外戚党羽，亲近同姓宗室，把后宫中的人遣出，以削弱阴气。’李寻说：‘地震有上、中、下三种，上部震动应验于后妃，中部震动应验于大臣，下部震动应验于庶民。应当削弱外戚，加强宗室根本，崇尚阳气、抑制阴气，以挽救这种过失。’有的人把原因归于游猎和土木工程，有的人归于宦官和受宠幸的人，有的人归于小人结党势力强盛，不过都是根据当时的弊病加以指斥罢了。以今天的人事来看，宫禁仪制严肃，女宠干预政事的事情没有发生；像吕后、韦后专权，赵氏、杨氏受宠的情况，都没有。后宫妃嫔列位充陈，人数甚至没有达到额定数目；像三千、一万宫人充满后宫的情况，没有。掌握国政的人都是色目人，汉人从未有一名官员担任舅父、皇后外戚一族的职务；像吕氏、霍氏、上官氏那样僭越奢侈的情况，没有。敷奏和传达政令，不是台、省官署不能参与听闻，从未有一件政事出自宦官之口；像恭、显、鱼、程那样专擅的情况，没有。春秋季节出外游猎，遵循旧典；宫墙殿宇一如旧制；像阿房宫、复道楼阁那样兴建，像楼船、锦缆那样奢侈的情况，也没有。既然如此，造成这些灾变的原因，既然都不是这些事情，想来应当归咎于执政大臣吗？季路问事奉鬼神的方法，孔子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季路又问死的道理，孔子说：‘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这一章，正是三教区别是非的根源。何况达摩面壁九年，维摩诘宣说不二法门，都只是为自身修行，何曾把祸福施加给别人？张道陵远居深山，萨真人随身只带一瓢，厌恶与俗人交往，何曾妄自有所求取？往年帝师去世，驿站接来小帝师继任，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满朝官员却到郊外迎接，望见其车马便列队跪拜，荣宠遭遇过分到了如此地步。从前达摩自南天竺来到梁，梁武帝问：‘我建造寺院、布施经书、度化众生，多得数不清，有什么功德？’达摩说：‘并没有功德。这些不过是天、人两道的小果，是有漏的因，如同影子跟随身体，虽有其形却不是真实。’这番话足以解除那些追求福田利益者的迷惑。陈抟隐居华山，宋太宗召他入朝，派宰相宋琪等询问修养之道，他回答说：‘炼养自有方法，即使能够白日升天，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如今圣上通达古今，深入研究治乱，正是君臣同心协力实现治理的时候。勤于施行修炼之事，没有什么能超过治理国家。’ 这番话可以作为追求神仙者的鉴戒。唐朝会昌年间，因为僧尼耗损、蛀蚀天下，命令合并裁省佛寺：上都、东都各保留两座寺院，上州保留一座寺院，中州、下州全部废除。寺院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其余僧人和尼姑都勒令还俗。总共毁掉招提、兰若四万多所，收回良田数千万亩、奴婢十五万人，使二十六万五百名僧尼还俗，真是痛快的制度，应当体会并采用这个意思。

译如今并不是没有边远地区的选任，确实也有按照保举加以定夺的。但保举开始时，忽视了立法防止奸弊；选用之后，又失于计算功劳、核查实际。云南、甘肃、八番、两江等地的统帅、藩臣，一到朝廷，就立即为人保举，并以所保举的品级确定价格高低，多的要一百锭，少的也有三分之二。有的当场收取勇士名额的钱，有的先收一半，有的立下利钱文书，呈送到省，官职就可以立即得到。街市上的富家子弟每听说一位帅臣到来，便争先恐后地经营求取，他们从未到过边塞，也未曾学习边疆事务。近来两江元帅屡次保举而获得任命的人，几乎达到一百人，各镇都沿袭他的旧例，公然出卖保举名额，终于使边远地区失去了真正得到人才的机会，朝廷背负了滥授爵位的名声，这都是各位统帅不忠而误国造成的。自古以来，天下的田地没有不归官府所有的。先王分配田地，使贫富、强弱之间不过分悬殊，让百姓能够自行耕种，所以天下没有特别富有或特别贫穷的百姓。到了成周时期，这套制度已经十分完备：划地设井田，以八鸠、五规、二牧、九夫等区划来区分田地的等级高下，又设置沟洫、畎浍、川涂、轸径等水道和道路，以建立堤防。田界和井田一经确定，即使有人想贪占，也无法兼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后，井田的旧制便不再存在。于是田间阡陌开放，豪强兼并土地的祸患随之出现；但当时还没有明说田地属于百姓，只是官府不能治理，而百姓可以自行占有，将其作为产业罢了。汉朝灭亡后，三国鼎立，经过战乱，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在这个时候，天下的田地既不属于官府，最终也不属于百姓。若说属于官府，却没有人耕种；若说属于百姓，又没有登记册籍和契约文书，只是各人随着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去耕种。北魏实行均田制，唐朝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减调整。这项制度作为法令虽然很好，但后来却允许百姓出卖自己所受的口分田和永业田，日渐一日，公田全都变成了私田。田地既然已经归百姓所有，却又想夺取富人的田地来分给没有田地的百姓，祸乱接连兴起，这是必然的道理。董仲舒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距离古代还不算遥远，于是说：“井田制虽然难以一日之内立即实行，但应当稍稍接近古制，限制百姓所占有的田地数量，以供养生活不足的人。” 这话说得很正确，但没有真正实行。到汉哀帝时，孔光、何武说：‘官吏和百姓名下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限期三年完成；违反者没收入官。’当时丁氏、傅氏掌权，董贤显贵，这项办法对他们不利，于是这项议论被搁置。三十顷田地，相当于周代三十个成年男子的田地。一个人兼有三十个成年男子的田地，也已经过分了；但限定三年完成，似乎又太急迫。为今天筹划，豪强势力最终很难禁止，只有限制田地数量的办法可以制约他们。斟酌古制、参照今天，应当制定为固定制度。古代用钱购买马匹，已经不是良策；如今却到民间强行征取马匹，更是弊政。况且南北风土不同，在南方长大的马不耐寒，在北方长大的马不耐热。如果征取东南的马匹供应西北使用，马上就会看见它们死亡。放牧在野外的马，适应水草，习惯奔驰，用来面对敌人，容易驾驭鞭策；蓄养在家中的马，吃饱草料豆料，又勤加修剪拂拭，一旦放到荒郊野外，便已经没有力气。朝廷不遵循广泛牧养马匹的成规，却实行征取民间马匹的下策，虽然说是和买，和白白抢夺有什么区别？况且这种政策出自亡金，当时邻敌交战，疆土日益削减，不得已从民间征马，以应一时之急。堂堂天朝，哪里适合采取这种办法？加上征来的马实际上没有用途，百姓的怨恨全都归于国家，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唐朝初年得到母马三千匹，迁到陇右，命张万岁掌管，繁殖到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自设置官使管理。当时天下用一匹缣帛换一匹马。到唐玄宗任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时，东封泰山之日已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也相当于这个数目，这就是已经实行而得到明证的办法。如今国家的土地疆域是唐朝的数倍，水甘草美的地方，全都在版图之内。如果选择适宜放牧的地方，各自设置牧马监，由官府供应母马，选用能干的官吏，使他们专掌牧养马匹的权力，重视其职务，优厚其俸禄，并以成效责成他们，不出十几年，马匹就会多得用不完。奏章上呈后，多数意见得到采纳。后来因省臣推荐，被授任金溪县丞，最终去世。史臣说：‘唐代刘蕡的对策触犯了宦官，他不得志是理所当然的。赵天麟、郑介夫的议论足以用于治理政事，文章足以经略国家，又没有奸人嫉妒他们、遮蔽日月般的光明；然而他们不得志，竟与刘蕡没有什么不同。唉！凭世祖任用人才的方式、成宗礼待士人的态度，却使民间仍有被遗弃的贤才，不是太可惜了吗？’ 第一百九十四卷，列传第九十一。陆耉、李拱辰、潘泽、李廷、王道、郭郁、任仁发、苗好谦、韩冲中。陆耉，字仁仲，江阴人。他的父亲陆涣，任宋朝江阴军安抚副使。大安年间，金军南下，陆耉跟随父亲投降，被授任江阴军判官。至元十六年，入朝觐见，被授任朝列大夫、同知徵州路总管府事。陆耉出身儒家，又年纪轻，百姓轻视他。等到他到任办事，揭发奸邪隐情，明察决断如同神明，众人才大为信服。有两家争夺山地安葬之处，各自指着一座坟墓，无法知道哪座坟墓年代久远。陆耉看后说：‘一定要挖开你们的坟墓。’争执者说：‘法律不允许这样做。’陆耉说：‘我本来就要挖开它。’命人准备簸箕和铁锹，争执者逃走了；挖开后果然是空坟。县里解送官钱，夜间被人盗走，没有人知道盗贼姓名。陆耉召来役夫审问，指着其中一人说：‘审讯他。’一审讯，他就认罪，赃物也都在。有人问他凭什么知道，陆耉说：‘我是从神色上听出端倪的。’官府命江南路造船，集中在升州龙湾，陆耉向宣慰司禀报：‘徽州道路险远，请改在太白渡建造，比较方便。’宣慰司听从了。工程中途停止后，又想把木料运往京师，陆耉坚持认为不可。不久，旌德征募百姓运输木料，发生骚乱的人蜂拥而起，最终果然如陆耉所预料。至元二十五年，升任江东宣慰副使。不久改任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副使。陆耉弹劾罢免贪官几十人，追缴赃款以数万计。织染局官员受贿，事情牵连行省胥吏十多人。陆耉发文给右司逮捕他们，右司向参政申诉，说分司不应审理行省胥吏，陆耉应以违反制度论罪。陆耉说：‘分司不能审理行省胥吏，固然如此；但胥吏收受贿赂，难道御史也不能过问吗？’他把这件事禀报行台，最终依法论处。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陆耉依照惯例离职。过了很久，被起用为中顺大夫、同知台州路总管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