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二 志第三十九

译至元二十年，再次严申酒禁；有私自酿造的，财产和女子没收入官，犯人发配服役。至元二十二年，听任农民酿醋自用，免除课税。酒课方面，除大都、河西务、杨村所管州城依照惯例由官府专卖酒外，腹里、大都、上都、江南、福建、两广乡村地区，允许百姓自行酿酒并缴纳酒课，每石缴钞五两。在此以前，卢世荣上奏说：‘大都酒课每天用米一千石。按天下人口与京师相比，京师应当占三分之二，酒课每天应当用米二千石。如今各路总计每天只用米三百六十石罢了，可见其中奸欺、隐瞒、盗卖如此严重，怎么可以不禁止？我们已经责令各官把旧课增加二十倍，达不到数额的要从重治罪。’世祖当时正委任卢世荣，并不认为这样苛刻急迫。到这时，废除酒类专卖法，听任百姓自行酿造，并把酒课钞由一贯增加到五贯。” 至元二十九年，阿老瓦丁说：“杭州每年办理二十七万多锭，湖广、龙兴每年办理的只有九万锭。请将杭州每年酒课减少五分之一，交由湖广、龙兴、南京三行省分担办理。”朝廷同意了。大德五年，规定越界卖酒的，仍依照判决追罚的旧例办理：十瓶以下，罚钞十两，杖二十七下；十瓶以上，罚钞四十两，杖四十七下。酒即使很多，也只杖打六十下，罚钞五十两。所罚的酒发还原主，仍强令其运出境外。大德八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置糟房一百所。大德九年，合并为三十所，每所每天酿酒不得超过二十五石。大德十年，增加三所。至大三年，又增加到五十四所。延祐六年，常德路副达鲁花赤哈琳说：“我私下认为，圣朝推行爱惜生命的仁德，广施体恤刑罚的恩意；法律贵在适中，刑罚应当从轻。最初设立酒类专卖时，官府设置酒库，出资准备米、曲和工本，酿酒后发卖。百姓不得私自酿造，这就像盐由官府出资供给，灶户煎盐发卖并办理盐课一样，所以违反酒禁的刑法与违反盐法相同。后来废除酒类专卖法，酒醋课程分散到民间办理，人人都可以酿酒。有土地的家庭缴纳门摊酒课后，准许酿酒自用；酿酒发卖的，只核验用米数量，赴务缴税。酿造出售却不缴税的，与隐匿税款没有区别。如今官府往往把犯人依例杖打七十下，没收一半财产。若是富裕之家，怎么会吝惜缴税的钱，却因这件事承受重罪？这都是因为近年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贫民生计艰难，只好酿酒私卖来维持生活。他们愚昧无知，妄想逃税，事情败露被送到官府，不论只有升斗那么少的数量，也一律定罪处罚。虽然名义上说要没收财产，实际上贫寒小户并没有什么财产。何况犯私茶罪的，只判没收所犯的货物；这样比较起来，刑罚轻重似乎很不相称。今后有隐匿酒税的，如果蒙准减轻处罚，依照隐匿税款的条例定罪，似乎用法适中，也不失体恤刑罚的美意。”户部议定同意。各年酒课数额中，只有天历三年有簿籍可供征收：酒课。腹里：五万六千二百四十三锭六十七两。辽阳：二千二百五十锭十一两。河南：七万五千七十七锭十一两。陕西：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四锭三十四两。四川：七千五百九十锭二十两。甘肃：二千七十八锭三十五两。云南：贝八二十万一千一百十七锭。江浙：十九万六千六百五十四锭二十一两。江西：五万八千六百四十锭十六两。湖广：五万零八百四十八锭四十九两。醋课：腹里：三千五百七十六锭四十八两。辽阳：三十四锭二十六两。河南，二千七百四十锭三十六两。陕西，一千五百七十三锭三十九两。四川，六百一十六锭十二两。江浙，一万一千八百七十锭十九两。江西，九百五十锭二十四两。湖广，一千二百三十一锭二十七两。榷茶制度始于世祖至元五年。当时采纳运使白赓的建议，在成都实行茶叶专卖，并在京兆、巩昌设置机构负责发卖。私自卖茶的人，所犯罪刑与私盐相同。至元六年，开始设置西蜀四川监榷茶场使司掌管此事。至元十二年，宋朝已经平定，又采纳左丞吕文焕的建议，在江西实行茶叶专卖。当时以宋朝会子五十贯折合中统钞一贯。至元十三年，制定长引、短引的制度，按三份取一份。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每引计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这一年征收一千二百多锭。至元十四年，取三份中的一半，增加到二千三百多锭。至元十五年，运使木八刺负责办理，长引增加收钞一两八分五厘六毫，短引增加收钞八钱四分五厘六毫，共办得钞六千六百多锭。至元十七年，采纳运使卢世荣的建议，废除长引，只使用短引。末茶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九分，草茶每引收钞二两二钱四分。又创立门摊食茶课程一千三百多锭，每年把它增加到征收额中。这一年增至一万九千八百多锭。至元十八年，规定贩茶者携带公据到茶司缴纳茶款，换发茶引，再凭引卖茶。卖完后限三日内缴回茶引，当即注销；逾期隐匿不缴的，杖责六十。因而冒用、改动、涂抹、增添茶引，或引不随茶同行的，也按私茶罪论处。这一年征收额增至二万四千锭。至元十九年，在江南设置官办机构，令贩茶客商出售茶引，使茶货流通销售。

译至元二十一年，江州榷茶都转运使廉恂说：“本司到至元二十年，年终办到的茶课为二万八千锭。如果本司每年纳卖三十五万引以上，草茶每引原价二两二钱四分，增加钞一两九分，每引即为三两三分；末茶原收二两四钱九分，增加钞一两一分，每引即为三两五钱，一年约可办钞二万四千锭。再加上贩茶客商四千锭，共计二万八千锭，已经超过卢运使所定的数目。若把食茶课程革除，按这种办法恢复办理，大概可以免除百姓因食茶课而受扰的祸害，税课也不会亏损。”中书省商议后同意了。至元二十二年，命令在襄阳、真州、庐州、淮安州、阳逻渡等处设关防，不许江南茶货渡过长江；等腹里各路把无引茶货卖完后，再放行。至元二十三年，又采纳李起商的建议，把每引增加到钞五贯。这一年征收到四万多锭。至元二十四年，再次严格申明禁止私茶。至元二十五年，尚书省奏请颁布榷茶条文：第一，茶课依照茶引原有条文办理。第一，纲船，官府不得拘拿征用。第一，旧茶引须按期限到官府缴纳，每季度向尚书省申报，以便核查。第一，官吏、军人、百姓以及各种头目等，不得捏造虚假言论煽动迷惑，阻挠和破坏正在办理的课程。第一，茶园不得任由牲畜损坏。第一，除职官以外，其余运司应当差遣的人员，选择品行端正、有家产的人充任。第一，差遣官员巡查盘问时，凡发给差札的人员，不得夹带私茶。第一，依照旧例，由管理民政的正官充任提点官。第一，原定的课额以及额外增加的数额，都必须如数实际交到官府；如有亏欠，勒令赔偿，并另行治罪。第一，蒙古万户、千户及各级头目等，不得无理向榷茶司索取酒食、嫩花符物等。这一年，改设江西都督转运司。至元二十六年，阿里浑萨里、叶李上奏，将茶引税增加到十贯。至元三十年，又改定江南茶法：原有管茶提举司十六所，裁撤其中课额较少的五所。此前，茶引之外又有茶由，用来发给零售者；每由茶九斤，收钞一两。到这时，从二斤到三十斤分为十等。元贞元年，有人进献增加收入的建议说：“按旧法，江南茶商到江北，要再征一次税；在江南销售的，也应当照江北的例子再次征税。”中书省户部商议，认为江南可增加三千锭，但不再重复征税。这一年，征收额达到八万零三百锭。至大四年，增加到十七万一千一百三十一锭。皇庆二年，重新制定江南茶法，又增加到十九万二千八百六十多锭。延祐五年，前江商茶运副法忽鲁丁说：“所办茶课以二十万锭为额。每一道茶引，旧例收官钱十两，现在统一折作中统钞十五两。每引批验，旧例收官钱一钱，现在统一增加为中统钱一钱五分。每道茶由，旧例收官钱一钱一分一厘一毫二丝，现在统一增加为中统钞一钱六分六厘六毫八丝。这样减少茶引、增加钱额，必定可以增加到三十万锭。”中书省户部商议：“每年大致发放茶引一百万道，每引增加中统钞二两五钱，合计每引十二两五钱，按此数恢复办理征额。”皇帝下诏同意。法忽鲁丁又说：“运司只是亲自专卖江、兴二路的茶，其余茶课由各处提举司征办，并且有附带办理的，直接到各行省缴纳。请将运司裁撤。”户部商议认为这样恐怕会亏损应交的课额，不同意。至元七年，又增加到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与至元十三年的课额相比，增加了二十多倍。天历二年的年额与延祐年间相同。后至元二年，江西茶运司同知万家驴说：“本司每年办理的课税定额是二十八万九千三百多锭。除去门摊、批验钞等收入外，茶引一百万张，折合钞二十五万锭。木茶自有官府卸筒、策阁、坊等机构办理；至于零散斤数的草茶，则凭茶由，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张茶引按茶九十斤计算，供客商经营贩运。小民购买食用，以及江南、广东等地零散斤数的采买，都必须凭帖券和卖茶茶由。到了夏秋两季，茶由已经用尽，民间便无以取用。由此考察，茶由数量少而课税轻，虽然便于民间使用，却不够供应。每年应当印造的茶由，按原数十分为率，酌量增加二分，计算为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按照引目中官茶的规定，每斤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算应增加七千二百六十九定七两；同时比较减少引目二万九千七十六张，这样或许可以使茶引不至于停滞闲置，茶叶也不会有私人积存。”中书省按照这一建议施行了。

译至正二年，监察御史李宏说：“榷茶制度，古代没有。自唐代以来，这种制度才逐渐完备。本朝既然在江州设置榷茶都转运司，又在各路产茶之地设置七处提举司，专门负责发放公据、出售茶引，筹办国家税课，没有人敢违抗。每到十二月初，就派人召集各处提举司的官吏，领取下一年的公据和茶引。等到了本司，十天半月之间，司官不能同时到齐，吏员又借故索取，各自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不能发给公据和茶引。这时春季已经过去，等返回本司，正要点验发放，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查验茶户，发放公据和茶引。每十张茶引，除正式缴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索取中统钞二十五两，名为搭头事例钱，作为分司官吏馈赠和路费的资用。提举司表面上以榷茶为名，实际上不能专门承担发放公据、出售茶引的职责，不过是替运司官吏筹办资财罢了。见分司官吏这样做，也跟着仿效，拖延办理。等茶户拿到公据回家，已经到了五六月。中间又扣留茶引二三千本，说是茶户贫困无力，转卖给新兴的茶户；每份公据又多收中统钞二十五两，上下分摊，各人谋取私利。” 不知道这些钱究竟从哪里来；茶户所受的痛苦，实在无法言说。即使拿到公据在手，刚开始碾茶，吏卒就接连上门催缴最初期限内应缴的钱。茶还没有卖出去，哪里能得到钱？偶有家境宽裕的，也必须另外设法筹办；力量薄弱的，照例被拘押监禁，只得典当、出卖家产来应付官府期限。到了最后仍然困难不堪，不能备足上司急催的数额，于是反复勾摄追究，遭受非法的苦刑。这些都由于运司发放茶引迟缓、分司官吏苛取过多所致。茶户本来想靠此求利，反而受到伤害，日渐贫困逃亡，实在令人怜悯。现在如果申明旧制，每年正月必须由运司把全部公据、茶引发给提举司，随时分发，不得留在库中停滞；也不得多收分例，耽误制茶时节。如有超过期限的，另行定罪；违犯者由肃政廉访司依例纠察惩治。这样或许可以稍稍革除茶司贪污的风气，使茶户免受损耗贫困之害。”中书省认为他的话切中情实，便移文告知江西行省，委派官员与茶运司共同研究；如果确实有利，就依照他所说的施行。世祖平定江南后，凡江浙、闽、粤沿海地区与外国互市，都由市舶官主管，大体沿用朱氏的旧法。货物按十分抽取一分，粗货按十五分抽取一分。至元十四年，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由福州行省忙古斛统领；又在庆元、上海、澉浦设置市舶司，由安抚使杨发统领。每年招集船商进行贸易，第二年返航时依例抽解，然后才允许他们出售货物。至元十七年，上海市舶司招船提控王楠上奏说：“泉州、福州等路的商船贩运吉布、条铁等物，这些货物的税额不应与外国货物相同。”于是制定双抽、单抽法：外国货物抽取两次，本地货物抽取一次。至元十九年，又采纳中书左丞耿仁的建议，用钞兑换铜钱，令市舶司可以用铜钱购买海外金珠货物，仍允许船户通行贩运并缴纳抽分。至元二十年，又制定抽分办法。这一年，忙古斛说，船商都用金银购买香木，于是下令禁止，只是不禁铁。至元二十三年，市舶司卢世荣请求拨出官府所属的钱一万锭，由官府自备船只、发给本钱，选派商人到海外贸易各种货物。所获利润以十分为率，官府取七分，商人得三分。凡权势之家不得用自己的钱充作番商本钱；违犯者治罪，并没收其家产的一半。凡禁止海外贸易的地区，不得使用铜钱。这一年，把市舶司隶属于泉府监，将广东转运市舶提举司改为盐课市舶司。不久又恢复设置。至元二十五年，又禁止广州官民把米运往占城等外国。至元二十六年，沙不丁上报市舶司每年进献珍珠四百斤、黄金三千四百两，命令将其储存起来，以备救济贫困匮乏者。至元二十八年，命市舶司验货并抽分。这一年，中书省确定抽分数额和漏税法：凡商人贩运泉州、福州等路的货物，已抽分的货物在本省设有市舶司的地方出售，细货按二十五分抽一分，粗货按三十分抽一分，免除缴纳税款；如果是在市舶司购买的，只在出售地收税，不再抽分。漏报的船货，依例判决没收。至元三十年，中书省大臣上奏：旧史记载，至元三十年，行大司农司燕公楠、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说：“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设置市舶司，只有泉州货物按三十分抽一分，其余都按十五分抽一分。请以泉州为标准。”朝廷同意了。这种说法错误很严重，现不采用。经访察，听说有留状元称知市舶事例；又有前行大司农司丞李璮颜报来亡宋时期抽分市舶的条例。现在会集各处行省官、行泉府司官以及留状元、李璮颜共同商议，拟定整治市舶司的条律，奏请施行：第一，确定抽分定例：粗货按十五分抽一分，细货按十分抽一分；并依照泉州现行体例，由市舶司在已经抽分的货物中再按三十分抽取一分作为舶税，允许船商选择方便的地方居住贸易。第一，权势豪强和富户到外国贸易的，与普通商人一样抽分；隐匿不报的治罪，钱物没收，并把没收物的三分之一赏给告发者。第一，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的官吏，若与船商勾结夹带私钱贸易，隐匿货物不抽分，按上条同样处理。第一，市舶货物中如有进呈的贵重精细物品，应由行省移文中书省奏报，不得借机隐瞒；违犯者治罪。第一，僧人、道士、也里可温、答失蛮人夹带商人到外国贩卖货物，如果没有明确允许免除抽分的诏谕，仍依例抽分；违犯者治罪。第一，船商领取的公凭，必须明确填写前往哪个国家，不许越过目的地投往别处。如果因风浪漂到其他国家，并在那里出售货物，返航时查问确实没有虚假欺骗的，仍依例抽分。第一，每条船允许携带小船一只，名叫柴子船。第一，商船遭遇风灾，准许凭消落凭验办理；如果谎称遭风等事，经查究后没收货物并依法施行。第一，商人不请领凭验的，船和货物没收入官，犯人杖一百七十。第一，船商携带的兵器，依例在停船处申报并寄存官库，开船之日发还。第一，船商招募的人员，由市舶司申报并发给文凭，五人为一保。

译第一，商船返航时，把货物清册和公验缴纳给市舶司。第一，商船虽然到市舶司抽分，但如果货物有意巧妙藏匿，便属于漏报，没收入官并依法治罪。第一，金银、锅铁以及男女人口，都不许私自下海贩运。第一，行省下属衙门不得征用、占用商船，以免妨碍贩运。第一，官吏明知而接受贿赂、船客隐瞒税款的，依条文治罪。第一，船商和销工人等，应当给予优待抚恤，并免除杂役。第一，外国人携带船货来华时，应由本国在公验空白纸上填写姓名、货物、斤重；到市舶司依例抽分后，仍派廉洁能干的正官负责发卖。把民间必需品和不属急需的货物按验定的分数互相搭配，必须通行销售，限四个月办完。第一，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员必须提前到达抽解地点，等待船只靠岸，依例抽收。第一，市舶司轮流派正官在船只靠岸之日亲自检查，并取得检视官承担罪责的文状后施行。至元三十一年，下诏有关部门不要拘留海船，听任其自行行动。元贞元年，因为船商隐瞒漏报货物的很多，命令在海上迎着船只进行查验。元贞二年，禁止海商把细货运到马八儿、呗喃、梵答刺亦纳三国交易。另拨钞五万锭，命沙不丁等商议经营运输的办法。大德二年，把澉浦、上海市舶司并入庆元市舶司。这一年设置制用院；大德七年，因为禁止商人下海而裁撤。延祐元年，禁止人员到外国，改由官府自行发船贸易；返航之日，细货按十分抽取二分，粗货按十五分抽取二分。延祐七年，禁止把丝绸、白银等细货带到外国交换。至治二年，重新设置泉州、庆元、广东提举司，重申市舶禁令。至治三年，允许海商贸易，回来时征收其税。泰定元年，凡到达的海船，只令行省抽分。泰定三年，命有关部门依照历代呈献的先例，支付购买宝货者的价钱；天历元年，因为这会耗损侵蚀国用，予以禁止。卷七十三 志第四十 ○食货六 △常课、额外课、和籴、和买、斡脱官钱 凡是商人的税，每年都有固定数额，称为常课；没有固定数额的，称为额外课。太宗二年，设置征收课税所。凡仓库、院务的官员，选择有资产而且谨慎严整的人充任。所办理的税课，每月到课税所缴纳。有贸易、借贷行为的，徒刑二年，杖七十；官府人员扰害百姓、贪婪索取的，罪罚也一样。规定各路课税及杂税，按三十分抽取一分。中统四年，采纳阿合马等人的建议：凡京师权势之家从事商业，以及用官银买卖的，都必须到税务机构纳税；入城而不缴纳的，按隐匿税款论罪。至元七年，重申按三十分取一分的制度，以白银四万五千锭为定额，超过定额的另作增余。凡典当、出卖田宅而不纳税的，禁止。至元二十年，颁布李报所定关于课程增亏比附处理的条例。这一年规定上都税课按六十分取一分；由旧城市场、店铺、院务迁入都城的，按四十分取一分。至元二十二年，减少上都课税，在一百两中取七钱半。至元二十六年，采纳桑哥的建议，增加天下商税定额：腹里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至元二十九年，规定缴纳期限，不许超过四孟月十五日。至元三十一年，下诏商税中超过定额的增余，不得计入定额。元贞元年，又增加上都税课。天历二年商税总收入如下：大都宣课提举司，十万三千六锭十一两。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锭九两。上都留守司，一千九百三十四锭五两。兴和路，七百七十锭十七两。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锭四两。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锭二十三两。顺德路，二千五百七锭九两。广平路，五千三百七锭二十两。彰德路，四千八百五锭四十三两。大名路，一万零七百九十五锭八两。怀庆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锭二两。卫辉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锭七两。河间路，一万零四百六十六锭四十七两。东平路，七千一百四十一锭四十八两。东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锭三十二两。济宁路，一万二千四百零三锭四两。曹州，六千零七十锭四十六两。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锭。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锭六钱。泰定州，二千零一十三锭二十五两。冠州，七百三十八锭十九两。宁海州，九百四十四锭。德州，二千九百一十九锭四十二两。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锭十五两。济南路，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二锭三十六两。般阳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锭九两。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锭十九两。冀宁路，一万零七百一十四锭三十四两。晋宁路，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九锭四十两。岭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锭四十两。辽阳行省，八千三百七十三锭四十一两。河东行省，四万五千五百七十九锭三十九两。四川行省，一万六千六百七十六锭四两。甘肃行省，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一锭三十六两。江浙行省，二十六万九千零二十七锭三十两。江西行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二锭七两。湖广行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四锭九两。额外课共有三十二项。它们每年的收入数额，只有天历二年的情况可以考见。第一项叫历日，共三百一十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五本，折合中统钞四万五千九百八十锭三十二两五钱。其中大历二百二十万二千二百零三本，每本钞一两；小历九十一万五千七百三十五本，每本钞一钱；回回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钞一两。第二项叫契本，共三十万三千八百道，每道钞一两五钱，共计中统钞九千一百一十四锭。至元二十二年，中书省商议：人们典当、出卖田宅、人口、牲畜所立的文契，应到税务机构缴税，随即把契本粘连在一起发给买主，每本收宝钞三钱。皇庆元年，契本按旧制收中统钞三钱，改为收至元钞三钱。到天历二年，收一两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