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一 志第六十八

译中统元年，云州设置站户，从南面的各州站户户籍中选取中户、上户充当。马站户每户一匹马，牛站户每户两头牛。不论是亲民还是驱户，每户抽取两个男丁，并把家属安置在设置站的地方。五年，诏令：“站户贫富不等，每户田地限定为四顷，免除每年的赋税，用来供应铺马的差役。” 至元元年，中书省奏报：把六部合并为四部，根据各路站赤、铺站的数量，应该命令有关部门进行检查。具体安排如下：一，委派本户营的管民正官督促管理站户，照料铺马。一，四户养马一匹；有倒毙的，查验数目后补买马匹。如果管理站赤的人擅自征敛钱物，依条例从重定罪。一，按照核验使臣的供应定额，应当天供应的物品，令本站官暗中补偿。一，站户买马时，要求本管官先行查看，必须选择肥壮的购买，不得听从站户只求省钱而滥收劣马。一，管理站赤的官员不得私自骑用站马，违犯者治罪。一，遇到使臣经过，应当辨认、查验札子，不得只查验来贴和关子后便倒换。一，各站的牧地，由管民官和本站官丈量亩数，明确划定界限，不得互相侵占扰乱，也不得倚仗势力冒占民田。一，使臣经过而起用铺马的数目，要求总府汇总核实，每月不得超过次月初十日申报有关部门。一，使臣不得违反规定多骑铺马，也不得贪求索取站赤的钱物。一，各路站赤，委派府、州、县的达鲁花赤等长官提调管理。当时，良乡县马站在四个月内就征调了一万三千三百多匹马，因此省臣严格加以限制，并把规定颁布到各路。七年，省部官员议定：“各路总府和辖域内的驿站，设置官员两名，在现任人员中选用；州县驿站设置头目两名。若是现役人员，就令其照此任事；不是站户的，就在本站马户中另行选用。除脱脱禾孙仍按旧制外，其余现设的总站官全部罢免。”十一月，设置诸站都统领使司。往来使臣，命脱脱禾孙负责诘问查验。八年，中书省议道：“铺马札子起初使用蒙古文字，各处站赤不能全部辨认，应该绘出马匹数目，再加盖省印封记，这样就不会产生疑惑。”于是命各处领取供应铺马的标记和附属文籍，把马匹数目交给驿吏房书写完毕，再由左右司用墨填写、印明马数；经省印盖印后，另行附入文籍，发出并加盖印记，由左右司封存掌管。九年，诸站都统领司说：“朝廷各省、司、局、院以及外路各官府应当派遣、乘驿奔驰的使臣所携札子，由脱脱禾孙辨认查问；没有脱脱禾孙的地方，命总管府查验。” 十一年，命各路站赤直属总管府；站户的家属，命原籍州县管领。十七年，诏令：“江淮各路增设水站。除海青使臣和涉及军务的人外，才允许乘驿奔驰；其余人从济州水站开始，同时命令乘船。” 十八年，诏令：“除上都、榆林以北的站赤外，不必发给官钱；根据事务的闲忙，酌量增加站户，协力自行准备本站所需的供应。” 二十五年，腹里各路共有三十八处，每年用于供应驿站的钱不够，增发钞三千九百八十一锭，加上原定额七千一百六十九锭，共计中统钞一万一千零五十锭，分上下半年发给。同年，命南方站户以缴粮七十石供应一匹马为标准；有的由缴粮十石以下的八九户共同承担，有的由缴粮二三十石以上的两三户共同承担，免除一切杂泛差役。如果缴粮在七十石以上、一百石以下，却自愿独自承担一匹站马的，听其自便。二十九年，命通政院分派官员四名，整治江南四省的站赤，并发给印信。三十年，江浙行省说：“各路递运站船，如果只由六户供应一艘，除去苗粮不过十四五石，力量太少，不能承担差役。请求命各路除苗粮不超过原定额二十四石外，从六户以上直到十户，通融办理。”皇帝同意了。大德八年，御史台说：“各处站赤应使用的供应公钱，多数不能按时拨下，有时数额少而不够，便令站户轮流充任库子，垫付应办物品。不如按照使臣起用铺马的数目，实数拨给官钱，由当地官司按时拨下，令各站领取、收掌，用于供应接待，不得摊派给小民，这样最为便利。”皇帝同意了。至大三年，中书省臣说：“江浙杭州驿半年之内经过的使臣有一千二百多人。有桑兀宝丁等进献鸦、鹘、狮、豹，滞留二十七人，供给肉食四千二百多斤。请从今以后，远方来进献奇珍百宝的人，依例接待；商人自己有所进献的，令其自行准备费用。”皇帝同意了。皇庆元年，监察御史说：“燕南、河北的军站人户，多年前逃亡，有司不肯据实申报，只把负担摊派给现有住户。各站提领、百户又与州县串通作弊，包揽事务，虚报名目、抬高价格，贩买驴畜，营私肥己。提点官等还总领亲戚和退闲官吏，借助威势，依靠散发香茶等物牟利，导致站户逃散、困乏。请由有关部门制定约束办法，以便利官民。”兵部议准了。又发文给御史台，命廉访司严加查办。延祐五年，中书省臣说：“昨天奉兵部之意，各站设置提领，只接受兵部札文，使用九品印，专门负责车辆马匹的差役。他们所管的站赤，多的有二三千户，少的有六七百户，与军民相比，职责并不轻微。现在拟定各处馆驿除令、丞外，现任提领不许调换。”皇帝同意了。七年，诏令蒙古人、汉人的站赤依照世祖旧制，归通政院管理。同年又诏令，腹里、江南的站赤由达鲁花赤提调，州县官不得干预。至顺元年，火鲁孙十五处狗驿的驿狗多有死亡，赈济粮食两个月；死亡的狗发钞补偿。凡是结驿传递玺书的文书，称为铺马圣旨；颁发给中书省的，称为铺马札子。遇到军务紧急时，又以金字圆符作为凭信，银字圆符次之。至元十九年，诏令给各行省颁发铺马圣旨：扬州、鄂州、泉州、隆兴、占城、安西、四川、西夏、甘州各行省五道。十月，增加各省铺马圣旨：西川、京兆、泉州各十道，甘州、中兴各五道。

译二十年，和林宣慰司发给铺马圣旨二道，江淮行省增加十道；都省因为进使繁多，也增加二十道发给它。十一月，增加甘州行省铺马圣旨十道，总数为二十道。十二月，增加各省及转运司铺马圣旨三十五道：江淮行省十道，四川行省十道，安西转运司分司二道，荆湖行省所属湖南宣慰司三道，福建行省十道。二十一年，增加各处铺马札子：荆湖、占城等处本省二十道，荆湖北道宣慰司二道；所辖十六处路分每处二道；山东运司二道；河南运司七道；宣德府三道；江西行省五道；福建行省所辖七处路分每处二道；司农司五道；四川行省所属顺元路宣慰司三道，思州、播州两处宣慰司各三道；都省二十九道；阿里海涯所治理的省铺马圣旨十道，所辖两处宣慰司各三道。二十二年，给陕西行省以及各处宣慰司、行工部等处发铺马札子一百二十六道。二十三年，福建、东京两省各发给圆牌两面。奥鲁赤出使交趾，先发给圆牌两面；新设三处宣慰司，发给札子，起用马三十匹。二十四年，增加给尚书省铺马圣旨一百五十道，加上先前发下的一百五十道，共三百道。七月，给中兴路、陕西行省、广东宣慰司的沙不丁等官发铺马圣旨十三道。二十五年，增加给辽阳行省铺马札子五道。十一月，福建行省原有铺马圣旨二十四道，增加札子六道。二十六年，给光禄寺铺马札子四道。三月，给海道运粮万户府铺马圣旨五道。四月，四川绍庆府给铺马札子二道，成都府六道，龙兴行省增加五道，太原府宣慰司及储峙提举司发下二道。八月，给辽东宣慰司铺马札子五道，江淮行省所属浙东道宣慰司三道，绍兴路总管府发下二道，甘肃行省所属亦集乃总管府、河州、肃州三路共给六道。十一月，增加给甘肃行省铺马圣旨七道。二十七年，增加给陕西行省铺马圣旨五道。二月，都省增加给铺马圣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十五道。六月，给营田提举司铺马圣旨二道。九月，江淮行省所属徽州路水路不通，给铺马圣旨二道。二十八年，增加给调任各省的官员铺马圣旨三百五十道。三十年，设置南丹州安抚司，给铺马圣旨二道。三月，两淮都转盐使司增加给铺马圣旨，并准许起用马五匹。五月，给淘金运司铺马圣旨，准许起用马五匹；给大司农司二十匹。八月，给刘二拔都圆牌三面、铺马圣旨十五道。十月，增加给济南盐运司铺马圣旨一道。三十一年，给福建运司铺马圣旨，准许起用马五匹。至大三年，给嘉兴、松江、瑞州路以及汴梁等处总管府各发铺马圣旨三道。四年，诏令拘收各衙门的铺马圣旨，命中书省议定后上报。省臣说：“起初站赤隶属兵部，后来归通政院管理。如今通政院怠于整治，站赤日益衰败，应当依旧命兵部管理。”皇帝同意了。省臣又奏报：“昨天奉旨把站赤归属兵部。如今丞相帖木迭儿等商议，汉地的驿站由兵部管理，铁烈干、纳邻、末邻等处的蒙古站赤仍交给通政院。”皇帝说：“何必这样，只要撤销通政院，把全部站赤隶属兵部就可以了。”七月，重新设置通政院，管理蒙古站赤。十一月，给中政院铸造马圣旨二十道。皇庆元年，增加给陕西行台铺马圣旨八道。六月，中书省臣说：“典瑞监掌管金字圆牌和铺马圣旨三百多道。至大四年，所有圣旨都收归翰林院，而金字圆牌没有收回，又增置五十面。圆牌本来是派遣使者、遇到军情大事时设置的，不应滥设。从今以后，不收牌面、未经中书省和枢密院办理的，不应发给。”皇帝同意了。延祐六年，沙州、爪州设置屯储总管府，发给铺马圣旨六道。泰定元年三月，派官员赈济帖里干、木柃、纳柃等一百一十九处，发钞二十一万三千三百锭、粮七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北方站赤每次都增加接济，到此时力量已经很充足了。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总计一百九十八处：陆站一百七十五处，有马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八匹，车一千零六十九辆，牛一千九百八十二头，驴四千九百零八头。水站共有二十一处，船九百五十只，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只，驴三百九十四头，羊百口。牛站一处，有牛三百零六头，车六十辆。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合计一百七十九处，共一百九十六站：陆站一百零六处，有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车二百一十七辆，牛一百九十二头，驴五百三十四头。水站九十处，有船一千五百一十二只。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二十处：有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车二千六百二十一辆，牛五千二百五十九头。狗站十五处，元初设置站户三百户、狗三千只；后来除去绝户、死亡和倒毙的，实际现有站户二百八十九户、狗二百一十八只。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二百六十二处：马站一百三十四处，有马五千一百二十三匹。轿站三十五处，有轿一百四十八乘。步站共有一十一处，递运夫三千三十二户。水站八十二处，有船一千六百二十七只。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五十四处：马站八十五处，有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轿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处，有船五百六十八只。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站赤共一百七十三处：

译陆站一百处，有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车七十辆、牛五百四十五头、坐轿一百七十五乘、卧轿三十乘。水站七十三处，有船五百八十只。陕西行中书省所辖共八十一处：陆站八十处，有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水站一处，有船六只。四川行中书省所辖站赤：陆站四十八处，有马九千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头。水站八十四处，有船六百五十四只、牛七十六头。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所辖站赤七十八处：马站七十四处，有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头。水站四处，有船二十四只。甘肃行中书省所辖三路：脱脱禾孙马站六处，共有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只、驴一百七十一头、羊六百五十口。世祖接受京兆分地后，设置了从燕京到开平府、又从开平府到京兆的驿站。开始时核验各地路程远近和人口多少，设置急递站铺。每隔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置一铺，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污籍户中签发铺兵。中统元年，下诏说：“各地官府设置传递铺驿，每铺设置铺兵五人。各县官府置备文簿一册交给铺，遇有转递文书，当前一铺应在簿籍上注明文书名件到达本铺的时刻，以及转递人的姓名，并令送文书的人领取下一铺的柙字，登记交接时刻后交还本铺。凡有耽搁延误的，治罪。”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各路总管府委派一名有俸禄的正官，每季度亲自巡行考察；州县也委派有俸禄的末职官，上下每半月按例巡查。有延误以及磨损、损坏文书的，立即将铺司、铺兵定罪。三年，规定除中书省文书可以转递外，其余官府文书不得由急递铺转送。各路总管府及总管军官的文书，凡是直接申报中书省的，才准转递；不属于申报中书省的，不得投入递送。至元八年，命令各地制造的军器由急递铺转送。尚书省又制定条例：各路账册重量在十斤以下、能够肩挑的，准许投入递送。九年，左补阙祖立福合议论说：“各路急递铺的名称不合人情。‘急’是急速的意思，国家设置官署，名称必须取吉祥的才好，应该改定。”于是改名为通远铺。二十年，留守司说：“当初设置急递铺时，征取不能承担差役的贫民，免除他们的差发，充作铺兵；人数仍不够的，再从漏籍户中补充。如今富人想逃避差发，长期充作铺兵，应该挑选其中富裕的人，让他们充作贴户；站户中的贫民充作铺兵。”朝廷听从了这一意见。二十八年，中书省因近年来衙门增多、文书繁杂，整顿急递铺的办事条例。凡投入递送的文书，普通事务都交给承发司，按照投送地点分别归类装成一缄，按日期发送；省部的紧急事务，才装入匣子发送。匣子投入递送后，随即按名称造册报送中书省；如需增设户数，也要明确议定后报中书省。仍命各铺按照原有运行制度办理，并将历次禁令和整治条文陈述清楚，予以施行。省部又议论说：“自收附亡宋以来，各国全都平定，比起中统、至元初年投入递送的文书，何止多出百倍。如果一定严格要求一昼夜行四百里，恐怕往返过于频繁，铺兵疲劳，不能及时解送。拟按照原来奉行的圣旨精神，除边远地区的军务紧急事项须派使臣办理外，凡投入递送的文书，责令总铺依例分类装缄后发送。限定一昼夜行三百里；遇到江河风浪和险阻，不受此限。并且不得把十斤以上的文册及一切物品投入递送；违者送交所在地官司审问。” 至治三年，命令各地设置急递铺：每十铺设置一名邮长，从州县籍记司史中差遣充任；一年内能够尽职的，按优等补用，不能尽职的，提调官分别按情节轻重治罪。每名铺兵配十二时辰轮子一个、铺历一本、二司行下一本、行省咨诸路申上一本、夹板一副、钤攀一副、袖绢三尺、蓑衣一领、红绰屏一座，以及牌旗、软绢袱包一条、回历一本。弓手，主要负责捕捉盗贼。京师南北城兵马司之外，各州县也都设置弓手。中统五年，颁布建都诏书，其中一项规定：各地府州驿路，应设置巡马以及马、步弓手。从本路各类投下当差户计，以及军户、站户、人匠户、打捕鹰房户、斡脱户、窑冶户和各种户计中，不论属于哪一类，每一百户选取一名中户充役，并免除其本户差发，由其余九十九户平均分摊。如果发生盗失，责令弓手立即查根盘问并搜捕。凡州县相距五十里、七十里的地方，凡有村店以及二十户以上的聚落，都设置巡防弓手，由本县长官提调。没有村店的地方，或者相距五十里、七十里新建聚落店舍的，也必须达到二十户。巡军另行设置，不计入户数。关津渡口凡应设置弓手的地方，不受这一规定限制。夜禁的办法是：三更时分钟声停止，禁止行人通行；五更三点钟声响起，允许行人通行。有紧急公务以及丧事、疾病、生产等情况的，不受此限。至元三年，省部议论说：“各路户数不同，而且军户、站户不在差发范围内，似乎难以平均分摊。拟斟酌京府司县所需人数，只在本地缴纳包银丝线以及只缴纳包银的户计中，每一百户选取一名中户服役，其差发由九十九户包纳。”朝廷听从了这一意见。八年，御史台说：“各路应选取年壮、熟悉弓马的人，以备担任巡捕。弓手人数少的地方，也应增加人数。除捕盗之外，不得另行差占。” 十六年，将大都南、北两城兵马司分开，各自负责捕盗。南城三十二处，弓手一千四百名；北城十七处，弓手七百九十五名。大德七年，因为弓手的粮税应由民户包纳，其中奸弊很多，于是制定合计征粮、核实后平均包纳的办法。延祐二年，听从江南行台的请求，因各地弓手往往造成伤害人命的事情，服役满三年的予以罢免，另从相应户中补充更换。

译打捕鹰房户，多从移居户、放良户以及漏籍孛兰奚、还俗僧人、逃役后被招收的亡宋旧役等户中选充。他们的差发，除缴纳地税、商税，依例出军等六色宣课外，其他杂泛差役一概免除。自太宗八年起，抄籍后分别隶属于御位下以及诸王、公主、驸马的各个投下。世祖时，行尚书省重新厘定其户籍，永远作为定制。凡捕猎，自正月初一日起至七月二十八日止，除毒禽、猛兽外，怀孕、产卵的禽兽不得捕打；禁止捕捉野猪、鹿、兔，违者治罪。假称打捕户而进行捕猎的，也治罪。至元八年，禁止捕捉天鹅、雌老仙鹤和鹘，违者没收其妻子，并赏给捕获他的人。十六年，下诏说：那些打捕鹰房店房、人匠官，往往把富民多收进来，借此逃避差徭；已经收录的户中，凡不属于此类、也不熟悉这些行业的人，一律退还民籍，违者治罪。大德三年，禁止捕秃鹙的打捕户折纳皮张的旧例：虎皮一张折貂皮五十张，熊皮一张折十五张，鹿皮一张折七张，豺皮一张、青狼皮一张折五张，粉獐皮一张折三张，金钱豹皮一张折四十张，土豹皮一张折十张，葫叶豹金丝绒皮一张折六张，山狼皮一张折五张，狐皮一张折二张。利用监新制定的折纳办法：貂皮、羊麈鹿皮以及麋鹿皮一张折七张，豹皮、花熊皮一张折十五张。例鼠皮一张折一张，鸡翎鼠皮十张折一张，飞生鼠十张折一张，山分鼠四张折一张，鼠扫张鼠皮五张折一张。御位下打捕鹰房官：一所，权官张元，在大都路宝坻县设置司署，原定七十七户。一所，王阿都赤，世袭祖父的职务，掌管十个投下以及中都、顺天、真定、宣德等路的各种人匠户、打捕户等户，原定一百四十七户。一所，管领大都等处打捕鹰房民户的达鲁花赤石抹也先，世袭祖父的职务，原定一百一十七户。一所，管领大都路打捕鹰房等官李脱欢帖木儿，世袭祖父的职务，原定一百二十八户。一所，宣授管领大都等处打捕鹰房人匠等户达鲁花赤黄也速□儿，世袭祖父的职务，原定五十户。一所，管领鹰房打捕人匠等户达鲁花赤移剌帖木儿，世袭祖父的职务，原定一百五十七户。一所，宣授管领打捕鹰房等户达鲁花赤呵八赤，世袭祖父的职务，原定三百五十五户。一所，宣授管领大都等路打捕鹰房人户达鲁花赤寒食，世袭祖父的职务，原定二百四十三户。诸王位下：汝宁王属下，设有管理民匠、打捕、鹰房等户的官员，原定额为二百一户。不赛因大王位下，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的达鲁花赤都总管府，原定七百八十户。天下州县所设置的猎户：腹里打捕户，共四千四百二十三户。河东宣慰司打捕户，五百九十八户。晋宁路打捕户，三百三十二户。大同路打捕户，一百一十五户。冀宁路打捕户，二百五十一户。上都留守司打捕户，三百九十七户。宣德提领所打捕户，一百八十二户。山东宣慰司打捕户，三百九十七户。益都路打捕户，四十三户。济南路打捕户，三十六户。般阳路，二十一户。东平路，三十四户。曹州，八十四户。德州，十户。濮州，三十户。泰安州，五户。东昌路，一户。真定路，九十一户。顺德路，三十九户。广平路，十九户。冠州，五户。恩州，二户。彰德，十七户。卫辉路，十六户。大名路，二百八十六户。保安路，三十一户。河间路，二百五十二户。各路提举司，一千一百九十一户。河间鹰房府，二百七十六名。都总管府，七百五十六名。辽阳、大宁等处打鹰捕房官捕户，七百五十九户。东平等路的打捕、鹰房捕户，共三百九户。随州、德安、河南、襄汨、怀孟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一百七十二户。叉捕提领所的掂捕户，四十户。高丽鹰房总管捕户，二百五十户。河南等路打捕鹰房官捕户，一千一百四十二户。益都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五百二十一户。河北、河南、东平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三百户。各路打捕鹰房总管捕户，一百五十九户。真定、保定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五十户。淮安路鹰房官捕户，四十七户。扬州等处的打捕、鹰房官捕户，共七十二户。宣徼院管辖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所属的打捕衙门，下设提举司十处、千户所一处，共一万四千三百二户。淮安提举司，八百五十八户。安东提举司，九百一十二户。招泗提举司，四百六十五户。镇巢提举司，二千五百四十户。蕲黄提举司，一千一百一十二户。通泰提举司，七百四十九户。塔山提举司，六百四十四户。鱼网提举司，二千五百一十九户。打捕手号军上千户所所属的打捕军，共六百四户。卷一百二，志第六十九。刑法上，刑律上。关于元代的刑法，评论者认为它得在仁厚，失在宽纵松弛；这种说法不对。蒙古刚进入中原时，各官署裁决案件大多依照金律。到了世祖，才取用当时施行的格例，颁发给有关官署，制定《至元新格》。但是世祖临时裁决案件，往往凭自己的意旨增减变通，并没有完全采用格例。后来那些挟带私心、使用诡诈的官吏，借机仿效，歪曲法令、擅自专断，这叫任意而不任法，并不是宽纵松弛的过错。唉！凭世祖的仁厚明察、成宗的宽大宽恕，尚且不能损益古今、权衡中外，制定一代完备的刑典。于是认为古今不必相沿，中外不必强求相同。这离整齐划一的规范就很远了。现在广泛采集旧闻，编成《刑法志》，使后人能够考察其中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