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三十五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译丁易东，字石潭，龙阳人。宋朝进士，任编修。进入元朝后，多次被征召都不出仕。著《周易传疏》十卷。《易》上经十卦，古代已经编为二卷，再加上孔子所传的十篇，合为十二卷。到了费直，把彖传、象传分附在经文后面，以便学者学习，现在《乾卦》就是这样。后人又把爻辞、象传的文字附在相应爻辞下面，现在《坤卦》以下各卦就是这样。吕微仲曾把它订正为十二篇，晁以道又订正为八篇，都认为经、彖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应按次序排列。吕伯恭又定为经二卷、传十卷，合于王肃本，朱子《本义》采用了这种编排。吴斗南又说，《说卦》原有三篇，汉初从河内女子那里得到，现在只保存其中一篇；又有《系辞》上下二篇，就是所谓《说卦》上、中篇，而今所流传的《说卦》只是下篇。于是把彖传、大象传各合为一卷，再把小象传分成上下两卷。《系辞传》的名称，则把现在的《系辞》与《说卦》合为《说卦》三篇；但彖传、象传仍依照《本义》分为二篇。所以在上下二经之外，十翼的次序是：彖上第一，彖下第二，象上第三，象下第四，文言第五，说卦上第六，说卦中第七，说卦下第八，序卦第九，杂卦第十。他的说法本来似乎有道理，但把《系辞》改称《说卦》，还有可疑之处；至于把《文言》放在《系辞》之前，则不可更改。丁易东采用了他的编排次序，而《系辞传》的名称仍依照《本义》，考订尤其准确。他曾修建石潭精舍，教育学生。此事被朝廷听闻，赐额为沅阳书院，授任山长。当时襄阳人陶元干也曾著《易》，世人称为陶氏《易》。王申子，字巽卿，邛州人。寄居在慈利天门山。著《大易缉说》十卷。他曾看到魏了翁答复蒋得之的文章，以及史学斋在临汝的讲义，都沿用张观物的话：把图定为九，是因为看到了后天八卦的卦象；把书定为十，是因为具备《洪范》五行的数目。他认为晦庵没有见到这部书，所以说“十图九书”，这是读《易》的人一大疑问。王申子竭力探究其本源而加以订正：把十图分开纵横排列，用来画先天卦；把九书交错综合，用来安排后天卦的位置。不必穿凿附会，就可以消除疑惑、辨明问题。皇庆二年，被征召任南阳书院山长。后来去世。任士林，字叔实，绵竹人。曾撰《中易》，分为上下篇，三次陈述卦象所以能够穷极河图、洛书之数、成就大衍之用、体现天地创制、显现仁德而收藏功用的道理；一贯依据坎、离、颐、大过的奥妙，以及既济、未济、随、蛊的机理，井、噬嗑、贲、困所引发的感应，屯、鼎、革、蒙所对应的变化，推究圣人通晓变化、创立言论的宗旨，最为明确。又有《松乡文集》十卷。经推荐授任安定书院山长。同时有潼川人赵采，字德亮，著《周易折衷》三十三卷，以程、朱的传注义理为主，附加自己的说法，间或采纳先儒关于卦象、数理、变互的见解，互相发明。饶州人徐之祥，字方塘，有《读易蠡测》，其中关于卦象、数理的论述，取法于康节的《皇极》，取法于濂溪的太极学说；在各卦之中，多详细说明卦爻的变化，又名《玩易详说》。桐庐人魏新之著《学易蠡测》，因循先儒排列卦象所制的方圆图，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制作三隅图，自成一家之言。休宁人吴霞举，字默室，著有《周易管见》六十卷、《筮易》七卷、《太玄潜虚图》十卷。这些著作虽然彼此有不同之处，都在世上广泛流行。又有建安人邱富国，字行可，曾在朱子门下受业。宋朝灭亡后不出仕，著《周易辑解》十卷、《学易说约》五篇、《经世遗书》三卷。他的弟子郑仪孙，撰写《易图说解》《大学中庸章句》。董真卿，字辽季真，江西鄱阳人。父亲董鼎，字季亨，私下以朱子门人黄干为师，著《尚书辑录纂注》，又为《孝经大义》作疏，全部遵从朱子的刊误意见，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董真卿早年继承家学，又在胡一桂、熊禾门下受业。著《周易会通》十四卷。当时江西清江人张理，任福建儒学提举，著有《易象图说》三卷、《大易象数钩深图》二卷，也一度颇有声名。程龙，字舜俞，婺源人。宋朝时任永嘉县尹。进入元朝后不出仕。著有《尚书毛诗二传释疑》《礼记春秋辩证》《弄环余说》《补程子三说》《易图》，都在当时刊刻流行。同时，丰城人程焕，字时可，学者称他为巏山先生。著有《易传宗》《书传通》《诗传微》，各数十卷。浮梁人吴迂，字仲迂，年轻时跟随饶双峰学习。人称可堂先生。汪克宽是他的门人。著有《易学启蒙》《书编大旨》《左传义例》《诗传众说》等书。雷光霆，字友光，江西宁州人，在家乡居住授徒。学士程钜夫、詹天游都是他的弟子。著有《九经集义》五十卷、《史辨》三十卷、《诗义指南》十七卷。至元年间，朝廷派使者征召他，还没到京城便去世了。学者称他为龙光先生。同时，平江人陈深，字子微，潜心探究学问，著有《读易编》《读诗编》和《读春秋》十二卷。他与人讲论、传授遗经，孜孜不倦，是当时的老前辈。天历年间，奎章阁臣以他善于书法推荐，陈深藏匿起来不肯出仕。他所作诗文集名为《宁极斋稿》。吴鄹，永新人。宋朝末年为躲避仇家迁往山西，改名换姓为张应珍。他注解《周易》，尊奉程、朱之学，却不盲目苟同。例如关于“参天两地而倚数”，吴鄹认为，按《本义》的说法，天圆地方；圆形以一为中心，周围配三，三方各为一个奇数；方形则以二为单位，周围配四，四方合成两个偶数，这种说法似乎需要过多推测。其实五个生数中，天数是一、三、五，总数为三；地数是二、四，总数为二，所以圣人用三和二来配合，以此建立数理。八卦的卦象中，乾、坤象征天地，这只是用太虚来说明；震、巽象征天地所生的长男、长女，分别为雷、风，有气而无形；坎、离象征天地所生的中男、中女，分别为水、火，有形而没有固定的质；艮、兑象征天地所生的少男、少女，分别为山、泽，有确定的形质。书后附有阔里吉思曾向他质疑问难的内容，后来在平阳路刊刻了他的书。大德八年，任秘书少监，才改用现在的名字。

译刘整，字宋举，古田人，自称蒙谷遗老。教育学生一百多人。年轻时跟随合沙人郑少禖学习《易传六十四卦图说》和《春秋元经》，著《易纂图》一卷，刚完成便去世了。同县有个叫陈宏的人，元朝初年迁居华亭，任吴江州同知。著《易童子问》《易象发挥》各一卷。史蒙卿，明州人，宋咸淳年间进士。志向和操行高尚卓异。当时四明地区的学问都以陆氏为宗，尊奉杨、袁；沈焕、舒璘兴起后，也继续主持这种学说。能够表彰朱子之学的，从史蒙卿开始。他起初任江阴教授，著《小学绀珠》，用来教化后进。其文集名为《静清集》。周鼎，字仲恒，庐陵人。早年跟随湜溪郭正表交游学习，对六经中有所疑滞的地方，纵横考问，多有超凡独到的见解。他说：“《诗经》分为正、变，本来确实始于汉代儒者；但正诗中有变，变诗中有正，它们的体制、音节截然不同，篇章编排的错乱也清楚可见，必须各自归入相应类别，然后才能辨明世道升降的原因。有些诗虽然不是盛世的作品，但其中人物既然贤德，文辞又独自接近古风，就应当附在《小雅》《大雅》的正诗之后，这样劝善惩恶的意义或许才有所寄托。”周鼎对六经都有论著，只有《诗经辨正》是完整的书。杨璲，字元度，余姚州人。诚心信奉朱子之学，著《诗传名物类考》。御史姚黻把他的书上奏朝廷。他历任宁海、缙云学正，后来去世。同郡人夏泰亨，字步通。九岁便能写文章。任翰林编修。著《诗经音考》《矩轩集》。又有安城人刘瑾，字公瑾。广泛通晓经史。著《诗传通释》二十卷，采录各经传以及诸儒所阐发的要义，内容最为详尽博大，这部书在世上广泛流行。王天与，字立大，江西吉安人。他精研苦思，著《尚书纂传》四十六卷，经过十五年才完成。虽然内心轻视蔡沈，但也间或择取他的说法。后来，江西人王充耘在元统年间考中进士，著《读书管见》二卷，考订蔡氏传注，尤其精细核实。黄景昌，字明远，浦江人。通晓《尚书》《春秋》的旨意。他曾说，从左丘明、公羊、穀梁的口头学说相传，到汉代才写在竹帛上，因此经文有脱漏，篇章有错简；学者上怕触犯圣经，下又避讳贤人传注，对其中的讹误、错乱、诬妄和遗漏，没有人敢于校正。他的《春秋公谷举传》论及三代采用周正、夏正以及日食、月食的辨析，论证严正，令人不能屈服。后来得到巴州人阳恪的《春秋考正》一卷，书中说三代全都采用夏时，不改月份。黄景昌认为不是这样，于是作《周正如传考》三卷，认为周朝既改月份，也改时令；《左传》距离孔子时代很近，应当如传文所说。俞皋，字心远，新安人。幼年拜宋进士赵良钧为师，得到《春秋》的大旨。自晋代杜预注《左传》开始，才有凡例之说：把经文中事情相同、言辞相同的地方统计数目，列出若干条，却不考察其中的意义。唐代陆氏向啖助、赵匡学习，作《纂例》一书，虽然分类剖析详细完备，也没有从义理方面说明。到了程子作传，才开始分别说明义例。俞皋完全遵从程子的说法，把义理相同、事情相同、言辞相同的情况定为十六条凡例；其中义理不同但言辞相同，或事情相同但言辞不同的，就分别列在各件事情之下，书名为《春秋断义》。又有鲁震，字樵南，庐陵人。当时设置科举，以《春秋》胡传和三传并用，学者苦于翻阅，没有人能把它们合编成一部书。鲁震便按次序汇集起来：先列左氏传，次列公羊传，再列穀梁传，最后列胡氏传，并把止斋陈氏的说法附在后面。凡是胡氏所引用的内容，都分别在下面作注，另编为类目附在卷末，书名为《春秋五传》，和俞皋的书都给学者带来了便利。熊复，字庶可，南昌人。用五经在乡里授徒，学者称他为西雨先生。著《春秋会传》。吴澄见到后称赞他，并在书后题跋说：“邵子说：圣人的经书浑然天成，不露痕迹，就像天道一样。所以《春秋》记载真实事件，而善恶自然显现在其中。世上的学者大多认为圣人有意褒贬，三传距离圣人还不远，已经失去了经书的本意，何况后来的注释者呢！唐代儒者中，只有啖助、赵匡两家独自探究圣人的旨意；宋代清江人刘原父次之。熊先生编纂的《会传》，汇合各家的注释，没有人能像这样精心选择、审慎取舍。” 同县人毛应龙，字介石。大德年间任澧州教授。著《周礼集传》二十四卷、《周官或问》五卷，汇集各位儒者的训释，再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他的学问仅次于熊复。乌冲，大宁路川州人。祖父塔塔儿台，太祖征伐金朝时，率领军民到河北迎接投降，赐名侈稔虎。他跟随太师国王南征，多次升官，历任龙卫上将军、易州崇宁军节度使、行川州元帅府事。父亲乌禔，承袭祖父的官职，充任北京路总管，佩带虎符，后来历任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乌冲通晓经学，勉励操行。起初跟随容城人刘因受业，第一次改穿冠服、乘车骑马，带着厚重礼物去拜见老师，三天没有回来。学生们都说：“这哪里是真正求学的人！”第二天，乌冲穿着儒服，手执经书快步走到席前，举止像贫寒士人。学生们啧啧称叹，刘因也认为他非同寻常。乌冲治学清苦，白天诵读，夜里思考，以至于睡觉时忘了吃饭。居丧三年，他不在内室久留，太阳落山、天色已晚也不进食，心境始终淡泊。真定人安熙想跟随刘因学习而没有成功，乌冲便把自己所学所得全部告诉他，安熙最终成为著名儒者。乌冲去世后，追赠秘书省秘书郎。黄泽，字楚望，原本是长安人。唐朝末年，他的远祖舒艺如任资州内江县知县，子孙于是成为资州人。父亲仪可，多次参加科举都未中，跟随堂兄骥子到九江做官，后来蜀地的事情未能成功，不能回去，便在那里安家。黄泽天生有非凡的资质，慨然把通晓经学、求道明理作为志向。他喜欢苦心思考，多次因此成病；病愈后，又长时间思考，仿佛有所领悟，写成《颜渊仰高钻坚论》。蜀地人研究经学，一定采用古代的注疏。黄泽考订名物、制度、度量和数目，精密审慎；在义理方面，则以程颐、程颢和朱熹为宗。著有《易》《春秋》二经解、《二礼祭祀述略》。

译大德年间，江西行省听闻他的名声，授任江州景星书院山长，让他享受俸禄来施教。后来又改任洪州东湖书院山长，前来受学的人更加多了。起初，黄泽曾梦见孔夫子，以为只是偶然。后来多次梦见孔夫子。最后一次，梦见孔夫子亲手把他校订的六经传授给自己，书中文字笔画都像新写的一样。因此深受感发，开始悟到近世解释经书大多曲从旧说，其中有许多并不正确。于是写《思古吟》十章，极力称述圣人的德行仪容盛美，上溯到文王、周公。任期届满，便回家闭门收徒，以奉养双亲，不再谈论做官。他曾认为，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经籍残缺，传注之家大多牵强附会；近世儒者又凭借才识去求取名声，所以议论虽然很多，经书的旨意反而更加晦暗。必须积累诚意、精心研求，有所领悟深入，然后才可以窥见圣人的本来真意。于是摘出六经中一千多条疑义，拿来给学者看。后来他完全领悟了那些失传的旨意，自称每逢幽静闲寂、颠沛流离、疾病困顿之时，便能有所获得。到了通晓这些旨意的时候，便豁然贯通，无所不通。从天地定位、人物尚未产生以前说起，沿着时间向下推演，凡是远古初始、万物变化的本源，以及典籍无法详尽记载的内容，都明白得像拨开蒙昧、呈现在手掌上一样。后来从伏羲、神农、五帝、三王，一直到春秋末年，都仿佛亲身处在其中、亲眼看见那些事情。于是，《易》《春秋》传注的错误，《诗》《书》未能解决的疑问，以及诋毁《周礼》不是圣人所作的说法，凡是几十年苦思而未能通晓的地方，全都像冰块融化一样豁然开释，各自归于条理。所以对于《易》，以阐明卦象为先，主要根据孔子的话，向上探求文王、周公的意旨；至于其中的关键枢纽，则全在《十翼》。著有《十翼举要》《忘象辩》《象略》《辩同论》。对于《春秋》，以阐明圣人记事的笔法为主；其大要在于考核《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求探本溯源的功夫，而贯穿全书的脉络全在《左传》。著有《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又著《元年春王正月辩》《诸侯娶女立子通义》《鲁隐公不书即位考》《殷周诸侯禘袷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并作《丘甲辩》，用来说明古今礼俗不同，也显示凭借空虚辞说来解释经书没有益处。他曾说：“学者必须先明白经书旨意失传、废弃的原因，然后才能见到圣人的本来意思。《易》的卦象和《春秋》的记事笔法，失传的情形大致相似。假如能通晓其中一部，就可以触类旁通而有所领悟了。”他又担心学者得到新奇的见解后便不再深入思考，所以著述大多只作引导而不把话说尽。著有《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向人说明探求根本、用力学习的方法。对于礼学，他认为郑玄的说法深刻但不完备，王肃的说法明白但实际上浅薄，于是著《礼经复古正言》。例如王肃把郊祭、丘祭混为一谈，废除五位天帝，把昆仑、神州合为一处；赵伯循说天子禘祭其始祖所从出之祖，并以始祖配祭，却不涉及各庙神主；胡宏以家学为依据，不相信《周礼》，把社说成祭地之类的说法，黄泽都引用经文来证明它们不正确。他辨析解释各经要旨，著有《六经补注》；诋毁排斥诸家不同的解释，则取杜牧所谓“把不当说的话说出来”的意义，著《翼经罪言》。近代那些深思经学的学问，推尊黄泽为第一。吴澄曾阅览他的著作，说自己一生所见通晓经书的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并对人说：“能够谈论抵御杨朱、墨翟学说的人，才是圣人的门徒；楚望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然而黄泽一向谨慎自持，从不轻易向人谈论自己的学问。李泂出使经过九江，请求面向北方行弟子礼，拜他为师，接受一部经书的传授，并且准备为他料理家事。黄泽谢绝说：“凭君子的才华，哪部经书不能阐明？然而那也不过是靠笔墨传授经义罢了。像我这样的人，则是在艰苦之余才能有所见解。我不是邵雍，不敢以二十年隐居林下的期限来要求您。”李泂叹息着离去。有人问黄泽：“您这样把学问秘藏起来，难道不怕失传吗？”黄泽说：“圣人经典的兴衰，从上天来说关系到天运，您以为是区区人力能够造成的吗？” 黄泽家境贫寒，而且年老，不能再教授学生。遇到大灾荒，家人采集树木果实和草根来充饥，他安然不动心志；只是因为圣人的心意没有得到阐明、经学失传，便像自己犯了罪、遭逢巨大的忧患一样。至正六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安熙，字敬仲，是真定藁城人。祖父安滔、父亲安松，都有学问和德行。安熙继承家学后，又听闻保定刘因的名声，十分仰慕。两人居住相距数百里，他正要登门求教，刘因却已经去世，于是跟随刘因的门人乌冲，抄录刘因的遗书后回来。安熙建祠堂奉祀四代祖先，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完全遵照文公的礼书。他教育别人，以敬慎为根本，以经学为先。弟子来来往往，常常达到一百人。出入乡里街巷，总是佩带象征规矩的物件，别人远远看见便知道是安氏的弟子。安熙在家教授学生将近几十年，四方来求学的人大多有所成就。他去世后，乡人在藁城西面为他建立祠堂。他的门人苏天爵辑录他的遗文，编成《默庵集》十卷，虞集为之作序说：“假使安熙能够见到刘氏之学，再用高明的见识开拓他、用奋发的精神激励他，那么刘氏之学在当时应当会更加昌盛广大。” 同郡的焦说，字子和，和安熙讲论六经的旨意，被授为真定学官，学者称他为兑斋先生。同恕，字宽甫，他的祖先是太原人，五世祖迁居陕西，于是成为奉元人。祖父同升、父亲同继先，都有学问和文才。廉希宪任陕右宣抚时，征召他掌管库房钥匙。家世代以儒业为生，全家同住二百口，彼此之间没有争论。至元年间，朝廷开始分设六部，选拔名士担任属官，关陕地区推荐同恕到礼曹任职，他推辞不去。仁宗即位后，就在他家中授任国子司业，三次召见，他都不起身赴任。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求就在奉元设置鲁斋书院，让同恕主持教育事务。延祐六年，以左赞善之职征召，入东宫拜见，赐酒并加以慰问。接着进献奏书，逐条陈述古代义理，充分说明启发觉悟、涵养德性的道理。第二年春天，英宗继承帝位，同恕因病回家。致和元年，授集贤侍读学士，他以年老多病辞谢。

译同恕的学问长于礼学。他平日即使在盛暑，也从不不戴冠、不穿礼服；居父丧时，因哀痛过度几乎哭瞎双眼，祭祀时一定像父亲仍在世一样侍奉。他给自己的居所题名为“榘庵”。同人交往，表面上虽没有亲疏取舍，内心却自有规矩。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蓄，却收藏书籍万卷。当时萧奭住在南山脚下，也因道德学问为当世所推重，进城入官府时一定住在同恕家里。同恕从京城回来后，在家居住了十三年，天下人并称萧奭、同恕。后来，至顺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追赠翰林直学士，封京兆郡侯，谥号文贞。著作有《榘庵集》二十卷。他的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年拜萧奭为师，二十岁后跟随同恕学习。他博通经史，亲自率领子弟努力务农，而求学弟子却挤满门庭。曾经走在田间，遇到有人偷他的桑叶，便亲自引开躲避。邻人借他的骡子，骡子却死了；他赔偿骡子的价值，邻人不肯收，他说：“这是物命的定数，为什么要赔偿呢？”乡里推重他的品行义举，大多受到感化而心悦诚服，称他为静安先生。敖继公，字君善，福州长乐人。后来寓居平江，修筑一座小楼，坐卧其中，每天从事经史研究。赵孟頫是他的弟子。起初任定成尉，按父亲的任职资格本应取得京官，他却让给弟弟，不久考中进士；在对策中触犯当时的宰相，于是终身不再做官。著有《仪集说》十三卷。大德年间，经高克恭推荐，授任信州教授，尚未赴任便去世。此外，同安人邱葵，字吉甫，著有《易解义》《书直解》《诗口义》《春秋通义》《周礼补亡》等书。泰定年间，马祖常推荐他，还未及任用便去世。同时，钱塘人孟文龙，字震翁，曾任宋朝浙东提举。宋朝灭亡后，平章史弼等人推荐起用他，他以死相辞，三十年不出家门。著有《周易大全》二卷。盐城人秦玉，字德卿，通晓五经，尤其精通《诗经》，门人私下给他谥号孝友先生。吴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二十岁时，阅读宋代儒者真德秀的著作，突然立志学习“为己之学”，又到同郡许谦门下受业。考中至治元年进士，授高邮县丞。他明达通晓文书法令，属吏不敢欺骗他。后来调任宁国路录事。正逢当年大旱，依靠官府粮食的饥民有三十三万人，吴师道劝富户捐粮三万七千六百石，又向部使者进言，请求发放官粮四万石、钞三万八千四百锭赈济他们，饥民靠此得以存活，于是升任池州建德县尹。郡学有七百亩学田，被豪民侵占。吴师道依据图籍查核，全部归还学校。建德一向缺少茶叶，而茶叶专卖税很重，他向主管部门进言，减轻专卖税额，百姓因此不再困苦。中书左丞吕思诚、侍御史孔思立推荐他任国子助教，不久升为博士。国子监六馆的学生，人人都以能得到他的教导为幸。以礼部郎中的身份致仕，死于家中。著有《易诗书杂说》《春秋胡传附辨》《战国策校注》《敬乡录》以及文集二十卷。同郡还有王余庆，字叔善，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也因儒学而在当世享有很高声望。陈普，字尚德，宁德人。他的学问以《四书》《五经》为根本，福州路三次征召他任教授，他都不起任。著有《四书句解钤键》《学庸指要》《孟子纂图》《周易解注》《尚书补微》等，共数百卷。他尊崇先贤所闻、继承先儒言论，坚定地成为朱熹学派的正传；隐居在石堂山，学者称他为石堂先生。韩性，字明善，绍兴人，是宋朝魏忠献王韩琦的第八世孙。高祖曾任左司郎中韩膺胃，随从宋室南渡，家居于越地。韩性七岁读书，每天能记诵一万字。九岁便通晓《小戴礼》，撰写其中的大义，文章意旨苍劲古雅，老儒宿学都称奇。长大后，博览融会群籍。文章辞藻广博通达、俊逸雄伟，自成一家之言。延祐初年，朝廷以科举选士，学者大多向他请教应试的格式。韩性便把朱熹关于学校和科举的私下论说告诉他们，使他们从根本上下功夫，以应付有关部门的要求。韩性出门不乘车马，也没有仆从驾车；他经过的地方，肩负重物的人便放下担子休息，行人则为他让路。巷中的平民、街上的老人，直到儿童和仆役，都称他为“韩先生”。宪府曾推荐他担任教官，他没有赴任。晚年更加自我收敛、不显露才华。天历年间，赵世延把他的姓名上报朝廷。十年后，他的门人李齐任南台监察御史，大力推荐他的品行义行，但韩性已经去世。南台御史中丞月鲁不花曾向韩性求学，替他向朝廷请谥，改谥为庄节先生。他著有《礼记说》四卷、《诗音释》一卷、《书辨疑》一卷，以及郡志、文集十二集。熊良辅，字任重，江西南昌人。延祐年间中乡贡。早年拜同县熊凯为师，学习《易》，后来又得到进贤人龚焕之的《易》学。此前，朱熹《周易本义》完全遵循吕祖谦所订的古文，把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编为上下经，把孔子解释彖、象、文言以及上下系、说卦、序卦、杂卦的文字编为《十翼》。熊良辅著《周易本义集成》，仍沿用旧本上下经二卷，称为《集成》；《十翼》十卷，称为《附录》。所采集的材料，从唐代直到元代，共有八十四家，他的书盛行于世。陈栎，字寿翁，新安人。他的学问以朱熹为老师，自称东阜老人。延祐年间，在乡里被贡举，因病坚决推辞。八十三岁去世。著有《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崇仁人吴澄曾称赞陈栎对朱熹有功，凡是来受业的人，吴澄都谢绝他们，让他们到陈栎那里学习。保八，字公孟，蒙古人。年轻时喜爱学习，后来任黄州路总管。他精通《易》的义理，著有《易源奥义》一卷、《周易原旨》六卷。仁宗在东宫时，保八进献笺文说：“自从龙图的图画出现以后，象数之学便开始兴起；发展到六十四卦形成著作，成为百千万年都可借鉴的明证。伏羲、周文王、孔子阐发了先天之学的奥妙，京房、费直、王弼扩大了后世传承。难道只是寻求言语表面所用的筌蹄，还应当参究胸中的关键。凡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来探求精微义理的，都要靠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付出深厚的功夫。如果能够得到它的真义，怎敢把其中的秘密据为己有？我不顾自己向来学识浅陋，冒昧请求把这篇著作进献到青宫，希望太子在虎闱中与诸生齿序学习之时，特别加以披阅；在鹤禁延请儒者之际，也请再赐下表章。”太子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曹元博，以字行世，上海人。著有《左传序事本末》。杨维桢为他的书作序说：“左丘明从孔子接受经书，所以撰写《春秋传》，作为圣经的案据。后来传授左氏学说的人，有铎椒，作《钞撮》八卷；虞卿作《钞撮》九卷，可惜这些文章没有流传下来。汉代张苍、贾谊又传授左氏学，河间王将它献给汉武帝。到汉成帝时，刘歆校理秘府藏书，见到这部书并保存下来，才开始设立《左氏春秋》。到了晋代，杜预又表彰推重它，并为它作传注。后世谈论《春秋》的人，舍弃左氏便无法建立统绪。所以止斋陈氏说，记载左氏所没有记载的事情，用来显示经书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左氏的功劳。这就是本篇序言旨意的由来。曹元博既依据经文来验证传文，又搜求传文来与经文相合，作《左氏序事本末》，可以说搜集精审，权衡谨慎。”杨维桢如此推重曹元博。同时，金溪人吴仪，字明善。他的学问以六经为归宿，晚年尤其专心研究《春秋》。他认为圣人的经书本来只有一部，而各家却有不同传说，导致大道受到阻塞。原因正在这里，于是著三部书：一名《裨传》，一名《类编》，一名《五传辨》，文辞义理严密。他每次抚摸书卷都感叹说：“这部书，是我多年积学所得；后世若有扬雄这样的人，一定会喜爱它。”吴仪彻底断绝了做官求进的念头，长寿而终。武恪，字伯威，宣德人。吴澄任江西儒学提举时，推荐他进入国学。明宗尚未即位、居于潜邸时，选武恪为说书秀才；后来明宗出镇云南，武恪随行。明宗到陕西后，想要起兵，武恪进谏说：“太子南行，对国家来说是君主的命令，对家族来说是叔父的命令，怎么可以违抗？如果向京城发射一箭，史官一定会记载太子谋反，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左右近臣厌恶他的话，遣他回去。武恪隐居教授学生。文宗知道他的名声，授任他为秘书典簿。任期届满，因父母丧服而离职。后来再次授任中瑞司典簿，改任汾西县尹，他都没有就任。至正年间，泰不花推荐他为沁水县尹，他也没有赴任。近臣又推荐他担任授经郎，武恪假称有病，不与人交接。有人问：“先生的学问以什么为根本？”武恪说：“以敬为根本。”著有《水云集》，死于家中。卷二百三十六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儒林三 刘庄孙、刘彭寿、林起宗、戚崇增、程端礼、程端学、倪渊、陈澔、师凯、刘友益、冯翼翁、彭丝、宇文公谅、史季敷、赵有桂、闻人梦吉、陈刚、陈樵、牟楷、程时登、程复心、史伯璿、詹道传、黄景星、曾贯、周仁荣、仔肩、孟梦恂、钟律、黄清老、单庚金、俞汉、朱公迁、朱隐老、刘霖、陈谟、周闻孙、邵光祖、俞燮元、赵汸、江克宽。刘庄孙，字正仲，天台人。在太学五年，没有取得释褐出仕的资格，最终以诸生身份去世。他喜欢著书。《尚书》有古文、今文两种，陈振孙搜集材料加以考证，论述确实明白，但对于传授心法的人仍然犹豫，不敢置评。刘庄孙愤然说：“我不能只接续声响、随声附和，而应各自立论，不能埋没其中的真实。”于是著《书传》上下篇二十卷。又著《易志》十卷、《诗传音指补》二十卷、《周官集传》二十卷、《春秋本义》二十卷；诗文集名为《芳润稿》，共五十卷；另有《和陶诗》一卷。刘彭寿，眉州人。他的父亲刘渊，经学造诣深邃，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著有《读易记》《易学须知》《春秋例义》《春秋续传记》《左氏记事本末》等书。因被推荐，授任永州路学正，后来去世。刘彭寿才华出众，延祐三年考中进士，授桂阳路平阳县丞，转任岳州路行用库使，升任建德路淳安县尹。每月初一，他总是戴幅巾、穿深衣，登座讲解经书，淳安的士人和百姓听讲时都没有懈怠的神情。六十四岁去世。刘彭寿教导学生，一定以经学为根本。写文章时，先讲义理，后讲辞章。著有《四书提要》《春秋泽存》《春秋正经句释》。林起宗，字伯始，顺德内丘人。起初，四方流传程颐、朱熹的遗说，林起宗诵读后懂得敬慎。当时刘因以风节和学问闻名于世，林起宗想跟随他交游，却没有引荐的凭借。他提着竹杖、背着书箱，斋戒沐浴后站在刘因门前三天，刘因赞赏他的志向，收下他并教导他。林起宗明于讲说，深思而努力实行，直到做到极致才停止。过了很久，他因家贫而想回去省视父母，刘因便把治理家庭的方法传授给他。林起宗回家后照着实行，侍奉父母，做到冬暖夏凉、早晚定省，都有礼节。父母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隐居教授学生，给弟子规定学习期限，以检验每天进步的功效。他说：“学习应当以圣贤为标准，是非得失都清楚明白，常常呈现在眼前。要从事于博文约礼的教诲，循序渐进，到了每天都有进步的时候，就会出现并非预先期待却自然达到的境界。”林起宗仪容奇伟，早晨起床便整理衣襟端正危坐，即使仓促之间也一定遵守礼法。乡里有人做了一件不善之事，都唯恐被他知道；他受人敬畏到了这种程度。晚年号鲁庵。曾作《志学指南图》，作为求学求道的标准；作《心学渊源图》，作为达到圣人境界的最高功夫；又作《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诸图》《考经图解》《小学题辞发明》《鲁庵家说》，共数十卷。至大年间，王结任职顺德，把林起宗推荐给朝廷。苏天爵推荐十多位有名望的士人，林起宗也在其中。后至元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戚崇增，字仲咸，金华人。年轻时喜好学习，能够写诗和古文。二十七岁时，才完全放弃原来的学业，跟随同县许谦交游。著有《春秋学讲》一卷、《春秋纂例原指》三卷、《四书仪对》二卷、《复古编》一卷、《昭穆图》一卷、《历代指掌图》一卷。因为经籍文字在传抄中多有讹误，他便考订许慎的《说文》，并参考近代诸儒订正的成果，用古文书写《易》《书》《诗》《仪礼》《春秋》《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准备献给有关部门，还没有上呈便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