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 列传第六十七

译许衡，师敬，刘因，吴澄，当 许衡，字仲平，是怀州河内人。他天生禀赋异禀，和一群孩子嬉戏时，就能确立进退周旋的礼节，孩子们没有人敢冒犯他。七八岁时，他在私塾老师那里求学，先后换了三个老师，老师所教授的书他总能过目不忘。老师向他的父母辞谢说：“这个孩子聪明颖悟非同寻常，将来一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我不是他的老师。”有个道士登门拜访，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的气质骨相非同一般，应当谨慎看护他；将来他的声名会冠绝天下，富贵反而不值得一提。”金朝末年，徭役频繁兴起，许衡跟随舅父学习办理吏事。过了很久，因为要办理宣宗山陵的事务，州县差役往来催逼，许衡叹息说：“百姓已经无法生活，还想靠督责百姓来使自己免于罪责，我不做这种事！”于是他不再到县衙去，决心求学。父母因为世道混乱，想让许衡学习占卜观候之术，把它作为避难的办法。他在一个术士家中看到了《尚书》的注疏，便到那家借宿，亲手抄录下来。由此知道考察、辨明古代学问，凡一言一行，都必须以经书为依据；当时的人也渐渐跟随他学习。不久，他到徂徕山避乱，又辗转迁居大名。当时窦默凭经学闻名，见到许衡便恭敬地以礼相待；两人相遇，就整天正襟危坐，出入讨论经史百家之说，互相质疑问难。姚枢以传授学问自任，听说许衡苦心学习、努力践行，便经过大名去拜访他。姚枢隐居在苏门山，曾向赵复传授伊洛之学。许衡到了苏门山，见到姚枢，得到程颐《易传》、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于是亲手抄写后带回去，对学生说：“从前所接受的学问很是粗疏草率，现在才知道进学的次序。如果你们一定要跟随我学习，就应当全部抛弃过去学习章句的习惯，从《小学》入手，学习洒扫、应对等日常礼节，把它作为增进道德的阶梯。”于是把旧书全部取来烧掉，让门人从《小学》开始学习。许衡以身作则，家里贫穷便亲自耕种养活自己；年成不好时就吃糠咽菜，却能安然处之。姚枢应世祖征聘出仕，许衡独自留在苏门山，才产生了承担道义的志向。等到姚枢任劝农使时，向世祖推荐许衡，任命他为京兆提学。世祖南征，许衡又回到怀州。中统元年，召许衡赴上都。入朝见帝，皇帝问他所学是什么，他回答：“孔子。”皇帝问他的长处，他回答：“只是虚有名声而没有实际，不足以误听圣上。”皇帝问科举之学，他回答：“不会。”皇帝说：“你说话务实，科举之学虚浮荒诞，朕不采纳。”第二年三月，又召他到上都。当时王文统掌握政权，十分忌恨姚枢、窦默等人，怀疑许衡依附他们。五月，他上奏让姚枢任太子太师、窦默任太子太傅、许衡任太子太保，表面上尊崇他们，实际上是不想让他们侍奉在左右。窦默因为屡次说王文统不称职，想依靠东宫来避开他。许衡认为不可，并且说：“按照礼制，师傅与太子东西相向而坐；师傅坐下，太子才坐下。诸位能够做到这件事吗？如果不能，这就是师道从我们自己这里灭亡了。”姚枢认为他说得对，便和窦默等人怀抱制约、拥立太子的意图，五次辞让之后才免去这些任命。王文统授许衡为国子祭酒，许衡接受诏命后，又以疾病为由辞职。九月，获准归去，仍奉敕令教授怀孟路的弟子。至元三年九月，召他到大都。中书左丞张文谦拜见许衡，请求按弟子礼拜师，许衡拒绝了他。文廉多次触犯受宠幸的权臣，被责罚，便向许衡请教。许衡写信给他，教导他存养诚意、克制私欲的学问。至元元年，许衡恳请回怀州，世祖答应了。六月，堂下突然响起迅雷，随从都惊吓得跌倒，唯独许衡毫不动摇。第二年，世祖又征召他。许衡到上都后，立即上奏说这是雷震示警的惩罚，自己不应入朝觐见。世祖不准许。十二月，下令他入中书省议事，许衡以有病推辞。丞相发童一向仰慕许衡的声名，便到行馆拜访，回来后对身边人说：“你们自以为与他相差多少？其实相差十倍、百倍乃至千倍，这哪里是弓弩射出的箭所能赶得上的呢！” 至元三年春，召许衡到檀州。皇帝下诏告谕许衡说：“窦汉卿独自指责王文统，当时你为什么不说？难道孔子的教诲使你只会衡量利害吗？还是你没有遵从孔子的教诲？过去的事不再追究，以后不要这样。过去省中事务虽然命令你参与，你心里还没有完全明白。现在再次命令你参与。你的名分和进退，斟酌决定权在我。国家事务之所以不出差错，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定，其中的谋划在于你。你应当勤勉办事，不要辜负平生所学。安童还年幼，没有经历政事，你要尽力辅导他。”许衡回答说：“圣人的道理广大而深远。我平生虽读过圣人的书，所得还很浅。既然承蒙特别任命，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贡献出来。安童聪明而有操守，把古人的言语告诉他，他都能领会理解。只是担心朝中有人质问他，那就难以实行了。”这一年夏天，分省迁到上都，许衡上疏陈述五件事：第一件事是说：自古以来建立国家，都有大体的规划。规划确定之后，治理的成效才可以期待。从前子产辅佐衰微的周王朝所属诸侯国，诸葛亮治理西蜀一隅，都已有定论，并且终身遵循；堂堂天下，难道可以没有一定的制度吗？前代北方民族占有中原，必定实行汉法，才能长久。因此，北魏历十六帝、国祚一百七十年，辽历九帝、二百零八年，金历九帝、一百二十年，都是存在时间最长的。其他不实行汉法的，如刘氏、石氏、姚氏、符氏、慕容氏、赫连氏等，只崇尚以威势劫持、粗暴行事，都不过二三十年便相继倾覆。陆地行走适宜用车，水上行走适宜用船，反过来就不能通行。幽燕一带的人习惯吃寒冷地区的食物，蜀汉一带的人习惯吃炎热地区的食物，若反其习惯，必然会发生变故。由此看来，国家既然从朔漠进入中原，居住在汉地，统治汉民，就应当采用汉法，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世代相传的北方国俗和历朝功臣旧臣的利益，如果一旦驱使他们服从臣下的谋划，改行已经导致亡国的习俗，形势上确实非常困难。寒冷和暑热本来就不同，但寒冷转变为暑热，开始只是微温，继而变热，再变为暑热，积累一百八十二天，寒气才完全消尽。暑热转变为寒冷，情势也一样，这也是逐渐变化的验证。如果能够逐渐诱导、慢慢磨合，给予岁月等待，意志坚定而确实，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并且成为常规，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以北方习俗改用中原制度，不经过三十年不能成功。从前平定金朝时，本来就应当商议这件事，却只是拖延岁月，养成了尾大不掉的势力。太祖、太宗等祖宗在前面失去了时机，陛下在后面承受了这一困难。虽然说是守成，实际上等同于重新创业，规划制度又比过去更加困难。只要赶紧讲求得失，确立应当效法和戒除的规范，不掺杂小人，不急于求取眼前成效，不顾虑流言，那么周、汉的盛治并不难恢复，辽、金的弊病也不难革除。

译第二件事是说：“天下的政务，都汇集在中书省，繁杂得难以胜任，但大体不过是任用人才、建立法令罢了。一个人的贤能或不肖，若还不了解详情，本来就不能仓促任用。假如已经知道他是君子或小人，却又犹豫不决，不能决定升退，任用君子时拘泥迂阔，任用小人时却希望收到快捷的成效，这只是口头上说懂得识人，实际上却不能用人，又有什么益处呢！人人都要饮食，只有厨师能调和五味；人人都能看见日月，只有掌管天文的官员能推算日食月食的数目。如今街巷中的议论，动辄把古代制度当作可耻可笑的事情，却不知道今天人们口中所吃的、身上所穿的，哪一样不是古人留下的制度。天下这样广大，国家这样重要，难道偏偏就没有一定可行的成法吗？治理人的，是法；守行法令的，是人。人和法相互维系，上面安定，下面顺从，君主和宰相也不劳苦。如今制定法令、任用人才，即使还不能立即达到古代那样，已经任职的人也应发给俸禄来养成他们的廉洁，尚未任职的人则应放宽条文限制，使他们能够按次序得到任用，这样，对失职的怨恨就可以稍微得到舒缓。外部设置监司来监察贪污泛滥，内部专门由吏部确定资历，那么非分的请求就可以逐渐止息。任职两任、三任之后，压抑升迁过高者，提拔地位低下者，人才和爵位大体就可以平衡。至于贵族世家的世袭、品官的任子制度、户籍名册的数目，也应继续加以议论，这些问题不能拖延。” 第三件事是说：做君主应当知道做君主的艰难。上天为下民设置君主和老师，不是让他安逸享乐，而是让他承担最艰难的责任。古代的圣帝明王，没有不战战兢兢、勤勉不懈的，难道是故意使自己苦恼吗？如果真正知道做君主的困难，那么即使只有一口气在，也不敢闲暇安逸。请让我说说其中的要点。有人说，践行自己的诺言很难。识别人材很难，任用贤能很难，铲除奸邪很难，赢得人心很难，符合上天的意旨也很难，为什么呢？君主不怕说出话难，怕的是践行所说的话难。知道践言很难，就不能不谨慎发言。一天、二日以及万般政务，君主凭一人之身、一人之心来面对并裁决，想要说话没有过失，难道容易做到吗？所以，便有过去说过的话到了今天却忘记了，今天发布的命令到了以后又违背了；可与否、相同与不同反复更改，纪纲无法施行，法度无法确立，臣下也没有可以遵循依凭的准则。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面对最困难的处境时，不按困难来处理，反而把它当作容易之事来处理。假如遵循《大学》的道理，把修身作为根本，那么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一定寻求其理所当然之处，不被爱憎牵引，不因喜怒激动；虚心正意，并且审慎观察外界，这样很少有不恰当的。无奈在上位的人多喜欢放纵恣肆，在下位的臣子又多以逢迎取悦为事。私心一盛，就不怕人；欲望一盛，就不怕天。怀着既不怕天、又不怕人的心，每天所做的都是使自己痛快的事情，于是嘴巴想说就说，身体想行动就行动，又怎么肯战战兢兢、勤勤恳恳地深思熟虑，审慎处置其中的利弊呢？这就是君主践行诺言的困难，而且比处在下位的人更难。人的真情和伪态有容易了解的，也有险诈难测的；险诈的难以了解，坦易的容易了解。而且还分为人少和人多：人少容易了解，人多难以了解。所以居上位的人难以了解下面的人，而居下位的人却容易了解上面的人。处在难以了解人的位置，驾驭难以测度的人，想不被欺骗实在困难。君主处在亿万民众之上，掌握着给予和剥夺、升迁和罢黜、赏赐和惩罚、生杀的权力，一旦不幸被欺骗，就会把错误当成正确，把正确当成错误，那种祸害哪里能够说尽呢？君主最好没有喜怒；一有喜怒，就会有人迎合他的喜悦来求取恩宠，煽动他的愤怒来扩张势力。君主最好没有爱憎；一有爱憎，就会有人借他的宠爱来谋私，借他的厌恶来报仇。甚至君主本来没有喜悦，有人也要欺骗他使其喜悦；本来没有愤怒，有人也要激怒他；本来不值得爱，有人却吹捧他使君主喜爱；本来没有可憎之处，有人却诋毁他使君主憎恨。这样一来，被升用的未必是君子，被贬退的未必是小人，受到赏赐的未必有功，被剥夺的未必有罪，赏罚和生杀很少能公正。君主自己不能掌握并防止受骗，反而任用这些人来防备天下人欺骗，祸患还用说吗？大体说来，君主应以识人为贵，以用人为急；任用得当，就无需防范。若不这样做，那么接近君主的就只是争相求进的人、贪图利益的人和不知羞耻的人。那些人凭借许多权术，寻找空隙、钻营漏洞，来蛊惑君心；想防止被他们欺骗，即使是尧、舜也做不到。这就是识人的困难。能够识别贤能，就一定要任用贤能。贤人把公正作为心愿，把仁爱作为心愿，不会因利益而改变，也不会因权势而屈服。把他置于朝廷要职，各种政务就会走上正道，天下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泽；对于治理国家来说，作用确实如此重大。然而这样的人必定难以进用而容易退处，轻视利益而重视道义。君主即使有时知道他贤能，召见并任命他，却像对待奴仆一样随意，贤人就会不屑于接受。即使有时以容貌礼节相接待，但他的言论不被采用，贤人也不会任职。有时采用了他的意见，却又让小人从中掺杂，责求小利，期望眼前成效，只有任用贤人的名声，却没有任用贤人的实际，贤人难道肯尸位素餐，招致天下后世的讥笑吗？而且贤人不只是难以进用，也难以与君主契合。君主处在尊贵高位，大多喜欢听别人犯错，却不喜欢听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只求自己称心，而不求百姓称心；贤人想要匡正他、扶助他，使他达到尧、舜那样才肯罢休，所以双方常常难以契合。何况奸邪和佞幸之人憎恨正直，极力诋毁贤者，从多方面陷害他；眼看贤者难免获罪，又怎能指望政事得到公正、天下受到恩泽呢？这就是任用贤人的困难。奸邪之人的心思险诈，手段巧妙。正因为险诈，所以千姿百态，别人无法看透；正因为巧妙，所以有千条道路、万种途径，别人无法防御。他们谄媚时像恭敬，揭发别人时像正直，欺骗时像可信，献媚时像可以亲近。势力在近臣身上，就结交近臣；势力在宫闱之中，就讨好宫闱之人。有的用甜言蜜语引诱别人犯错，然后揭发他，以显示自己没有党羽；他们专门窥探君主的喜怒，并迎合、煽动它，窃取君主的势力来树立自己的威严，结纳君主的宠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上面宠爱日益深厚，下面威势独断，大臣不敢议论，近亲不敢进言，毒害遍及天下，而君主却不知道。所谓想除掉藏在城墙和社坛中的老鼠，本来就已经很难了。然而这还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情况。至于宇文士及的谄媚，唐太宗明白看透了他的本性，却不能斥退他；李林甫嫉妒贤能，唐明皇清楚看透了他的奸邪，却不能罢免他。奸邪迷惑人的程度竟达到这样，难道不可畏惧吗？这就是除去奸邪的困难。

译上位者用诚心爱护下位者，下位者用忠诚报答上位者，感应的道理本来如此。大禹治水以拯救百姓，启又能恭敬地继承大禹的道路，他们的恩泽深厚；一旦传到太康便失去正道，万民怨恨而离弃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拥戴君上的心有时突然改变，而是君主使百姓失望、使他们感到不公平，于是怨恨愤怒产生了。禹、启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民，而太康安逸享乐，败坏德行，因此使百姓失望。汉高帝凭宽厚仁爱取得天下，天下安定后，却按照自己的爱憎诛杀大臣，因此使人感到不公平。古今君主，凡是曾给百姓恩泽而百姓后来怨恨愤怒的，都类似这种情况。君主刚取得君位时，已经说出美好的话告知天下，后来却不能实践，所以怨恨产生。人臣本来都是一样的人，彼此没有多大差别，君主只因自己的私心厚待一人，那么受到冷落的人已经失望了；何况薄待有功之人而厚待有罪之人，别人怎能不在心中愤怒？取得人心的方法，不在于刻意结交，而在于修养自身。假如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可以作为天下人的准则，每一次赏赐、每一次惩罚都必定寻求符合天下公道，那么亿万人的心自然就会获得，又哪里会有失望和不平的忧患呢？这就是取得人心的困难。三代以后称得上盛世的，没有比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更好的；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况，天象多次发生变化，山崩地震也难以立即数清，这些现象小则预示水旱灾害，大则预示动乱和灭亡。可是汉文帝、汉景帝能够承顺天意，一心把养育百姓作为要务，今年劝勉农桑，明年减免田租，恳切施行到这种程度，所以民心和洽，和气应验。臣私下看到前年秋天孛星出现在西方，彗星出现在东方；去年冬天彗星又出现在东方，并再次出现在西方，议论的人说应当革除旧弊、施行新政，以回应天象变化。臣认为，哪里比得上直接效法文帝、景帝，以恭敬节俭、爱护百姓作为根本，实行从根本上治理的政策呢？《尚书》说：‘上天所看到的，是通过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是通过百姓所听到的。’由此说来，天道总是在下方，总是在不足之处。做君主的，不在下面百姓中寻求根本，却向高处寻求；不在不足之处用心，却追求有余，这就是招致天变的原因。天变已经发生，征象已经显著，乖戾的苗头已经萌发，却仍然沿袭旧习，压制下面的人，削减本已不足的东西，还说这样合乎天意，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这六项，都是困难的方面。概括其中的要点，不过是修养德行、任用贤能、爱护百姓三件事罢了。这叫作治国的根本。根本树立起来，纲纪就可以推行，法度就可以实施，治理的成效就可以确定。否则，爱憎相互冲突，善恶交相为害，百姓免不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把这当作治理之道，是绝不可能成功的。第四件事是说：“农桑和学校，是治理方法的大纲。古代贤君没有超过尧、舜的，贤臣没有超过后稷、契的；他们也不过是播种百谷以使民生富足，推行五教以使民心向善罢了。这是教养百姓的道路：百姓可以因此富裕，军队可以因此强盛，人才可以因此兴盛，国势可以因此强大，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国家只知道巧妙聚敛钱财，却不知道产生财富的根由；只知道防备别人欺骗，却不知道培养人的善性；只担心法令难以施行，却不担心没有可以施行法令的基础。倘若真能优厚重视农民，不扰害他们，把游荡懒惰的人驱赶回田地，督促他们种植耕作，恳切告诫并监督实行，十年以后，仓廪的积蓄应当远非今天可比。从都城到州县，都设置学校，使皇子以下直到庶民子弟全都入学，以明白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根本道理；十年以后，人才的兴盛、风俗的美好，也会远非今天可比。两条大纲一旦建立，各项事务就会随之振兴；否则，富国强兵的成效都不能期待。” 第五件事是说：天下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民众的志向安定；这样，读书人安于读书人的身份，农民安于务农，工匠和商人安于从事工商业，然后居上位的人才能安稳如泰山。如今百姓不能安于住在简陋的茅屋中，必定要谋求做官得禄；做官的不能安于卑下的职位，必定要谋求尊贵荣耀。四方万里之人像车轮辐条汇聚一样一齐奔进，各自怀着无耻之心，居上位的人难道不应感到寒心吗？臣听说，夺取天下崇尚勇敢，守住天下崇尚退让。两者各有适宜之处，不可不审慎。然而想使百姓的志向安定，必须先使君主的志向安定。使君志安定，没有比谨慎对待喜怒、修明号令更重要的了。古代帝王潜心于恭敬沉默，不轻易流露喜怒；情绪尚未发作时，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窥知，情绪一旦发作，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改变，喜怒的发作必定合乎节度，所以号令简明而不会后悔。奏疏上呈后，世祖嘉许并采纳了它。许衡多病，世祖准许他每五天到中书省一次，并时常赏赐尚方所制的名贵药物和美酒。至元四年，才准许他回去。至元五年，又召见他。至元六年，命令他与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廷礼仪。又下诏命他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共同制定官制。许衡考察古今官制分合及统属的次序，制定成图。至元七年，上奏呈献。

译不久，阿合马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兼领尚书省事务，势力压倒朝廷内外，当时朝臣多依附他。许衡每次与他议事，都直言不让。不久阿合马的儿子又接到担任佥枢密院事的命令，只有许衡坚持说：“国家的权力，不过兵、民、财三项罢了。现在他的父亲掌管民政和财赋，儿子又掌管军务，不可以。即使他没有反叛，这也是违背常道的行为。”阿合马当面质问许衡说：“你为什么说我反叛？其实是你反叛。人所爱好的权势、爵禄、声色，你全都不喜欢，只想得到人心，不是反叛是什么？”许衡说：“王平章不喜欢权势、爵禄吗？既然喜欢，为什么说是反叛？”阿合马因此怀恨他，急忙推荐许衡任中书省官，想借事陷害他。不久许衡被授任左丞，许衡多次入朝辞职，皇帝命左右侍从把他扶出去。他随从皇帝巡幸上京，又列举阿合马专权欺上、败坏政务、危害百姓等若干罪状，奏疏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称病，请求解除机要政务，皇帝怜悯他，召他的儿子师可入宫传达旨意，并命他推荐可以代替自己的人。许衡上奏说：“任用人才，是天子最大的权柄。臣下泛泛议论某人贤能或不肖，可以；若要授予官位，就应由皇帝亲自决断，不可以让臣下逐渐形成借任官来收买恩情的风气。” 世祖长久以来想开办太学，正逢许衡更加竭力请求罢职，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至元八年，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任国子祭酒，皇帝亲自为他挑选蒙古弟子，让他教授。许衡听到任命，喜悦地说：“这是我的职责。国人的子弟还没有受到世俗污染，见闻专一，如果把他们置于善良之人的环境中涵养几年，一定能成为国家所用的人才。”于是请求征召他的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燧、孙安、刘安中等二十人作为伴读，分别安排在各斋，任命他们为斋长。当时所选弟子都很年幼，许衡却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他们。讲课稍有空闲就练习礼仪，有时学习书法和算术。年纪小的就让他们练习跪拜、作揖、谦让、进退应对，有时练习射箭，有时投壶；失败的人罚读书若干遍。时间久了，学生们人人都能有所自得，尊敬老师，专心学业，甚至年幼童子也懂得礼节。至元十年，阿合马屡次诋毁汉法，学生的粮食供给有时不能接续，许衡坚决请求退职。皇帝命老臣们讨论他的去留，窦默也替许衡请求，于是准许许衡回去，并选用善王恂代理学校事务。刘秉忠等上奏，请求任用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遵守许衡制定的规矩，皇帝答应了。至元十三年，下诏命王恂制定新历法。王恂认为，历法家只懂历数而不懂历理，应当请许衡主持，于是任命许衡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主持太史院事务，召他到京城。至元十七年，历法完成，上奏呈献，赐名为《授时历》，颁行天下。详情见《郭守敬传》。六月，许衡因病请求回归。皇太子替他向皇帝请求，授予他的儿子师可怀孟路总管之职，以便奉养他，并且派东宫官员传话给许衡说：“您不要因为道义不能施行而忧虑，您安然无恙，道义总有施行的时候。请好好服药，保重自己。”至元十八年，许衡病势危重，适逢家祭，便被人扶起，按礼仪完成奠祭。祭礼结束后，吃了祭余的食物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这一天雷电交加，大风拔起树木。怀孟人无论贵贱老幼，都在门前哭泣。四方的学士，不远数千里，到墓下祭奠。北方的文学事业由许衡开创，当时许多著名公卿都出自他的门下。丞相安童用老师的礼节侍奉他，最终成为贤相。只是适逢王文统、阿合马相继掌权，他没有能够大规模施展自己的志向，评论者都为此惋惜。大德元年，追赠司徒，谥号文正。至大三年，加赠正学垂行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魏国公。皇庆二年，下诏将他配享孔子庙廷。延祐初年，又下诏在京兆建立书院祭祀他，拨给田地供奉祠事，赐名鲁斋书院。鲁斋，是许衡在大名时所题的书斋名。有两个儿子：师可，任怀孟路总管；师敬，历任官职，做到山东廉访使。泰定二年，师敬上奏请求颁行同族合葬制度，禁止采用阴阳邪说，皇帝答应了。后来入朝任中书参知政事，升任左丞，命令他与纽泽等人编译《帝训》。书成后，在经筵进讲，仍命皇太子阅读。泰定三年，皇帝巡幸上都，命师敬与兀伯都剌等人留守。这一年，《帝训》翻译完成，改名为《皇图大训》，后来师敬死于宫中。他的孙子从宣，任河北河南道廉访使。【疑“无元统二年”或为“至元统二年”】录用许衡的孙子从宗为异珍库提点。刘因，字梦吉，是保定容城人。世代都是儒生。父亲刘述，深通性理之学。中统初年，左三部尚书刘肃任真定宣抚，征召刘述为武邑县令，刘述因病辞职回家。他四十岁还没有儿子。刘因出生那天晚上，刘述梦见神人骑马驮着一个孩子来到他家，说：“好好养育他。”于是给孩子取名为【疑】，字梦骥，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和字。刘因天资非凡，三岁就能识字读书，每天记诵一千至数百字，读过一遍便能背诵；六岁能作诗，七岁能写文章，落笔使人惊异。刚到二十岁，才华器识已经超群，想找到像古人那样的人同他交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研弥坚在真定任教授，刘因跟随他交游，同舍学生都比不上他。他起初学习经学，研究训诂、注疏的学说，常常感叹说：“圣人的精微义理，大概不止这些。”等到得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的著作，一看就能阐发其中的精微，说：“我本来就认为应该有这样的道理。”刘因很早失去父亲，侍奉继母很孝顺。虽然贫穷，不合乎义理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取。他在家教授学生，师道尊严；弟子登门求学，他根据各人的才质施教，都有所成就。他曾喜爱诸葛亮“宁静以修身”等语，于是题写所居之处为“静修”。不忽木把刘因的学问和品行推荐给朝廷。至元十九年，下诏征召刘因，提拔为右赞善大夫。起初，裕宗在宫中建立学宫，命善王恂教导近侍的子弟；王恂去世后，便命刘因继任。不久，刘因因母亲生病辞职回家。第二年，遭逢母亲去世。至元二十八年，又派使者以集贤学士之职征召刘因，刘因以病坚决辞谢，并且上书宰相说：刘因从小读书，听到过大人君子的高论，虽然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所得，但对于君臣之义，自认为看得十分明白。若从日常近事来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安居并安闲饮食，享受春日生聚的欢乐，这是谁的力量呢？都是君上的恩赐。因此，凡是有生命的百姓，有的服劳役，有的贡献才智，也一定各自有所作为来效力。这是事理和形势必然如此的规律，横贯万古而不可改变，正是庄周所说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逃离天地之间”。

译刘因活到四十三岁，从未效劳一丝一毫来报答国家养育生成的恩德，而恩命接连到来，刘因难道敢傲慢地不出仕，贪图清高的名声来辜负国家知遇之恩，并且因此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吗？况且刘因立定志向，从幼年到成年，从未有一天敢做那种自筑高岸、卓然绝世、过分高峻而难以继承的行为。平时与他交往的人，只要有一天的交情，都知道他的这番心意。只是有些人从传闻中得到印象，不求考察实情，只从近似的遗迹来看，因此给他加上高人隐士的名目；只是阁下也知道，刘因从未把自己当作这样的人。从前，先太子以赞善的任命来召我，我立即与使者同行；后来又奉令教授，也立即接受命令。后来因为老母中风，请求回家探视，不幸母亲病危，最终遭逢丧制，于是再也没有出仕。当初难道是有意不做官吗？如今圣明天子选用贤良，使时政焕然一新，即使从前隐退不显的人，也将出来做官，何况刘因平日并不是隐退不显的人；何况又加以破格的恩宠，把我安排在优厚尊崇的位置上呢？所以身体留在家中而心意已经前往，诏命与内心相违，我这个有病的臣子只能在空斋中惶恐待罪。刘因一向体弱多病，自从去年儿子去世，忧患未平，又接着患疟疾，经历整个夏天直到秋天，后来虽已平复，但精神气血已经不是从前了。没想到今年五月二十八日疟疾再次发作，到七月初二日，旧有积滞被蒸发出来，腹痛如针刺，下血不止。八月初，偶然生出一个念头，感叹身旁没有服丧期功的亲属，家中也没有能够维持纲纪的仆人，恐怕一旦自己先死，必定连累别人，于是派人到容城先人墓旁修建一所房舍，想着如果病势不退，就住在那里等待死亡。派人之时不免感伤，从此病势更加严重，饮食大为减少。到二十一日，使者带着恩命到来，刘因刚听到时，惊惶恐惧，不知所措。慢慢思考后，【疑“窝谓”当作“窃谓”】认为，供职虽不能扶病前往，但想到诏命，却不敢不扶病拜受。刘因又十分虚弱，如果稍有迟疑，不仅臣子的内心会不安，而且自己的踪迹显得过于孤高，已经不近人情。因此当天便拜受诏命，留下使者，等病势稍退后与他一同上路。拖延到现在，服药治疗百般尝试，完全没有一点效果。于是请使者先行，又命学生李道恒呈上供给铺马的圣旨，等病退后，自己准备力量前往。希望阁下俯察并加以怜悯，委婉地替我保全。刘因实在是疏远而地位微贱的臣子，与帷幄中的诸位大臣不同；我的进退并不是难以处理的事情，只希望阁下从始至终成全我。皇帝听说后说：“古代有所谓不经召请也不肯出仕的臣子，大概就是这类人吧！” 至元三十年夏四月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没有儿子。延祐年间，追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号文靖。欧阳元为刘因画像作赞说：“有曾点那种狂放，却有在沂水边吹风歌咏的快乐；有子路那样的勇敢，却没有北方边地鼓瑟之声。凭裕宗的仁厚，却遇到像汉高祖时四皓那样不能留住的人；凭世祖的谋略，却遇到不能招致的两位先生。唉！麒麟凤凰，本来就是天下不常有的祥瑞。然而它们一旦鸣叫，便有《六典》制作；一旦出世，便有《春秋》完成。由此可见，他的志向并不是想遗弃世间而独自远去，这已经很明白了；他难道将要追随周公、孔子之后，为前代圣人继承失传的学问，为后世开创太平吗？”评论者认为这番话说得有见识。吴澄在当时的学者中最谨慎于许可称许，唯独推重敬重刘因，自称比不上他。刘因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文集二十二卷。他的门人中，新安人刘英、王纲、梁至刚，容城人梁师安，都崇尚高洁而不出仕。吴澄，字幼清，是抚州崇仁人。幼年聪慧奇异。五岁时，每天接受一千多字的学习，夜里读书直到天亮。母亲担心他过于勤奋，不多给他灯油；吴澄等母亲睡下后，点燃灯油继续诵读。九岁时，每天把《大学》读二十遍，接着读《论语》《中庸》，这样坚持了三年。至元十九年，撰写文章说：“尧、舜以前，是道的起始；尧、舜以后，是道的通达；泗水、洙水之间以及邹、鲁，是道的流利；濂、洛、关、闽，是道的坚贞。分开来说，上古时代，伏羲是道的起始，尧、舜是道的通达；禹、汤是道的流利，文王、武王、周公是道的坚贞。中古道统中，孔子是起始，颜回、曾参是通达，子思是流利，孟子是坚贞。近古道统中，周敦颐是起始，程颢、程颐、张载是通达，朱熹是流利。至于今天谁是道统的继承者，我还没有听说。这样说来，难道可以永远没有归宿吗？”他把继承道统作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如此。南宋咸淳七年，参加礼部考试没有考中。当时南宋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吴澄凭借自己的学问教授乡人，盖了几间草屋，在窗上题写：“抱膝吟《梁父吟》，放声高歌《出师表》。”程钜夫与吴澄是同学，了解他的心意，题名为“草庐”，学生们于是称他为草庐先生。至元二十年，抚州归附元朝。乐安丞、蜀人黄西卿不肯投降，逃入深山，招吴澄来教授他的儿子。吴澄跟随他。乐安县人郑松又邀请吴澄居住在布水谷，于是吴澄撰写《孝经章句》，校订《易》《书》《诗》《春秋》《仪礼》以及大、小《戴记》。至元二十三年，程钜夫奉诏访求江南隐逸，强行起用吴澄，带他到京师。不久，吴澄因母亲年老辞职回乡。至元二十五年，程钜夫向执政大臣说明：吴澄不想做官，但他所著《诗》《书》《春秋》等书，得到圣贤的旨意，可以用来教导国子生，流传天下。皇帝下令江西行省抄录他的著作进呈，州县按时敦促人们以礼相待。元贞二年，董士选任江西行省左丞，一向敬重吴澄。等到他拜任行台御史中丞时，入朝奏事，途中把吴澄推荐给皇帝。不久，董士选升任枢密副使，又推荐吴澄。一天在中书省议事时，他起身对丞相完泽说：“董士选推荐的吴澄，经学精通，品行修洁，是可以大受任用的人才。”平章政事不忽木说：“枢密使诚实可靠，所推荐的是天下的贤士。”于是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有关官员敦促劝勉了很久，吴澄才到任；但【疑“而你者”有误】已经到官，吴澄当天便南归。第二年，授任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三月因病辞职。至大元年，召吴澄任国子监丞。在此以前，许衡任国子祭酒，开始用朱熹的《小学》等书教授弟子，时间久了，这一传统一渐失传。吴澄广泛讲授经义，根据学生各自的资质，反复训诫诱导他们学习；诚实笃厚比不上许衡，但学识广博却超过许衡。

译皇庆元年，升任司业，提出四条教学方法：第一是经学，第二是实际品行，第三是文章技艺，第四是处理政务；尚未来得及施行。他又曾对学者说：“朱熹在通过求学探究道理方面用功较多，而陆九渊以尊崇德性为主。求学如果不以德性为根本，必然偏向言语训释的末节，所以学习必须以德性为根本，这样才差不多能够获得道理。”议论者于是认为吴澄属于陆氏之学，并非真正尊信朱熹的本意。【疑“德情”当作“德性”，“稗乘驿”有误】吴澄一天晚上称病辞职南归，学生中有不向主管告假便跟随他离去的。不久，吴澄被授任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赐给驿站车辆到京师；走到真州时疾病发作，未能成行。英宗即位后，破格升任吴澄为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在此以前，皇帝下诏召集擅长书法的人，把黄金研成金泥，书写佛教《藏经》。皇帝在上都时，命左丞速速【疑人名或有误】召吴澄撰写序文。吴澄说：“皇上书写佛经，是为百姓祈福；如果是用来追荐先人，臣就不知道了。所谓福田利益，虽是人们乐于听到的说法，但轮回之事，即使学习佛法的人，也还有不愿明说的。不过他们认为，行善的人死后就升入高明之处，最高可以与日月同辉；作恶的人死后就沉沦于污秽之地，最低则与沙虫同类。他们于是提出超荐拔度的说法来迷惑世人。如今历代圣帝的神灵，上与日月同辉，哪里需要超荐拔度呢？况且自建国以来，写经追荐的事不知有多少。如果没有效果，就是佛法虚妄；如果已经有效，就是诬蔑祖先。撰写这样的文辞，不能留给后世，请等皇帝回驾后再奏明。”恰逢皇帝驾崩，此事便停止了。泰定元年，开始设置经筵，命吴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担任讲官。在此以前，至治末年修建太庙，议论者习惯看到同堂异室的制度，于是建成十三室。还没来得及迁奉神主，英宗就去世了，有关官员对昭穆的次序产生疑问，便命朝臣集议。吴澄议论说：“世祖使天下统一，应当全部改用古制。古代天子有七庙，每庙各有宫室，太祖居中，左边三庙为昭，右边三庙为穆；昭穆神主依次迁移，就像现在中书省六部的次序。省部制度的设置，听说是仿效金、宋，难道宗庙排列昭穆，反而不考察古制吗！”奏议上呈后，有关官员认为急于办事，最终仍按旧有次序办理。此时吴澄已经有离去的想法，恰逢编修《英宗实录》，命他总管其事。过了几个月，《实录》修成，他便借病不再出任。中书左丞许师敬奉诏在国史院赐宴，仍然表达朝廷想挽留他的意思。宴会结束，吴澄立即出城登船离去。中书省听说后，派官员乘驿马追赶，没有追上而返回，向皇帝说：“吴澄是国家的名儒、朝廷的旧德，如今请求告老还乡，怎么忍心再劳累他？应当特别加以褒奖。”皇帝下诏进升他为资善大夫，仍赐给金织文绮二端和钞五千贯。起初，延祐年间减免虚增的税额，只有江西增加的三万多缗税额未能免除，后来又施行名银法，百姓更加困苦。泰定元年，吴澄向执政大臣说明，请求免除包银，唯独增加的税额仍照旧。到这时，吴澄与宣抚副使齐履廉谈及此事，才上奏请求免除。吴澄对《易》《书》《诗》《春秋》《礼记》各有纂述，完全破除传注穿凿附会的习气；他的《纂言》只注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不采用伪孔安国古文，这是尤其卓绝的见识。他又订定《孝经》定本，合并古文、今文，分为经一章、传十二章。校正《皇极经世书》以及《老子》《庄子》《太元经》《乐律》《八阵图》、郭璞《葬书》，都流传于世。他所整理的《仪礼》逸经十七篇、传十篇，危素得到其稿本，补刻刊行。吴澄在至顺元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追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号文正。有五个儿子：吴文，任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吴京，任翰林院典籍官。吴文的儿子名叫当。当，字伯尚。侍奉吴澄到京师，补任国子生。过了很久，吴澄去世，跟随吴澄学习的人都到吴当那里完成学业。至正五年，凭父亲的恩荫授任万亿四库照磨，尚未赴任，又因推荐者改任国子助教。朝廷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吴当参与编纂。书成后，授任翰林修撰。至正七年，升任国子博士。第二年，升任国子监丞。至正十年，提拔为司业。多次升迁至礼部郎史，授任翰林直学士。当时，江南起兵将近五年，大臣中有人推荐当，说他世代居住在当西，熟悉民间风俗，而且才能可以担任政事官职。朝廷特授他江西肃政廉访使，命他与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火你赤、兵部尚书黄昭一起，招抚并捕捉江西的群盗，可以便宜行事。当认为朝廷的兵力不足，接受任命后，到了江南，便招募民兵。他从浙江进入章地，到了江西建昌，招安了新城盗贼孙塔。道路已经畅通，于是进攻南丰。至元十六年，调任检校章迪率领本部兵马，与黄昭夹攻抚州，收复崇仁、宜黄。于是建昌、抚州两郡全部平定。当时，参知政事朵歹统率军队多年却没有功绩，嫉妒当屡次取胜、功劳超过自己，又认为南人不应统率军队，便捏造流言，说当和黄昭都与盗寇相通。于是任命当为抚州路总管，任命昭为临江路总管，并负责供给平章火你赤的军队。火你赤杀了当的从事官范淳和章迪，将士们都愤怒不平。当劝他们说：“皇上的命令不可违抗。”火你赤又上奏章诬陷弹劾二人，诏令当和昭都罢免总管，削除名籍。至元十八年，火你赤从瑞州返回龙兴，当和昭都留在军中，不敢离去。此前，当平定贼寇的功劳状由广东海道送出，还没有到京师，而朵歹、火你赤等人的公文先到了，所以朝廷误信其言，将当和昭都削除名籍。等到得到当的功劳状，才知道他们是在诬陷，于是授当为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授昭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诏命还没有下达，陈友谅已经攻陷江西各郡，火你赤弃城逃走。当于是穿上道士服，闭门不出，每天以著书为事。陈友谅派人征召他，当靠在床上不吃饭，以死发誓不屈服，于是被抬床装载，送到江州。拘留一年，他始终不屈，才得以回来，隐居在卢陵吉水的谷坪；过了一年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著有《击礼纂言》和《学言藁》。

译史臣说：“许文正应召经过真定，刘文靖对他说：‘您一经聘用就起身赴任，未免太快了吧？’文正说：‘不这样，道就无法推行。’等到文靖不接受集贤馆的聘用，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不这样，道就得不到尊重。’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怎么可以抬高这一方面而贬低另一方面呢？自朱子以后，博通经术的人，没有能赶上吴文正的。若比拟孔门四科，许文正当属德行，刘文靖当属言语，吴文正当属文学吧。” 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六十八。李冶、朱世杰、杨恭懿、王恂、郭守敬、齐履谦。李冶，字仁卿，是真定藁城人。本名叫治，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考中金朝进士，受征召任钧州知州。大军进入钧州后，李冶向北渡过黄河，寄居在忻州、崞州等地。世祖居于潜邸时，听说他的贤能，派使者召见他，并说：“我一向听说仁卿学问优长、才识丰富，潜在的德行没有显扬出来，我很久想见你一面，请不要推辞。”李冶到后，世祖问亡金官员中谁最贤能，他回答：“无论处境安危，操守始终如一的，只有完颜仲德。”又问：“合达和布哈怎么样？”回答：“这两个人短于将帅谋略，金朝却对他们任用而不怀疑，这就是金朝灭亡的原因。”又问魏征、曹彬怎么样，回答：“敢于直言、提出忠正意见的唐朝诤臣，魏征是第一。曹彬攻伐江南，没有滥杀一人，把他比作方叔、召虎也是可以的。”又问：“如今有像魏征这样的人吗？”李冶回答：“近世阿谀逢迎、随俗逐流，要想求得像魏征那样贤能的人，实在很难找到。”又问人才贤能与否，回答：“天下从来不缺人才，求取他们就能得到，舍弃他们就会失去。像魏璠、王鹗、李献卿、蔺光庭、赵复、郝经、王约等，都是可以任用的人才，而且都是大王聘用来的；选拔任用他们，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天下这么大，难道人才只有这几个人吗？如果真能向四方广泛求取，人才就会汇聚而来。世祖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 中统元年，又聘请李冶，想让他担任清要之职；他因年老多病，退辞请求还归山林。至元二年，召他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他到任当月，又以年老多病辞职。李冶精通算术，著有《测圆海镜》十二卷。他在自序中说：“数的根本道理本来难以穷尽，我想凭自己的力量勉强穷究它；不但不能得到它的纲要，连自己的力量也将疲惫了。这样说来，数果真不能穷尽吗？既然已经称作数，又有什么不能研究的呢？所以说数难以穷尽，可以；说数绝对不能穷尽，就不可以。为什么呢？那幽深冥暗之中，本来就存在明白显著的道理。所谓明白显著的，就是自然的数；不是自然的数，就是自然的理。推究自然之理，用来说明自然之数，那么即使远及乾端坤倪、幽深神秘的事物，以及神情鬼状，也没有不相符合的。我从小喜欢算数，常常苦恼考察圆形的旧方法违背自然，例如古率、微率、密率各不相同，截弧、截矢、截背彼此分别见于内外诸角，分剖枝条，没有不各自成为一家之说的。等到反复研究，最终仍没有一种能符合我的心意。年老以后，我得到洞渊之术，日夜玩味推演，从前使我苦恼的疑难，才突然落手而全部消失。有客人跟随我求取其中的道理，于是我又为他推演，终于累积成一百七十问。书稿写成后，客人又给它题名为《测圆海镜》。从前半山老人编选《唐百家诗选》，自称把时间精力耗费在这件事上，实在可惜；明道曾以此事告诫谢上蔡。” 把记诵当作外物而丧失志向，何况是九九算术这种低贱的技艺呢？我偏爱算学，平生常常自我告诫约束，却始终不能停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就是这样。因此我曾为自己解释说：“从技艺兼及事务的角度说，夷之所掌的礼、夔所掌的乐，也不免属于一种技艺。从技艺进达于道的角度说，郢人挥斤、轮扁斫轮，难道不是圣人所赞许的吗？阅读我的书，怜悯我的人，大概有数百；嘲笑我的人，大概有数千。至于我所得到的，是我自己得到的罢了，难道还要把别人怜悯或嘲笑我的次数计算到细微之处吗？”他又著有《益古演段》三卷，用来阐发天元如积之术，与《测圆海镜》相互表里。李冶病重将死时，对春子克修说：“我一生的著述都可以全部烧掉，唯独《测圆海镜》虽然只是小技艺，但我曾经精心思考、竭力钻研，后世一定会有懂得它的人，希望可以广泛流传、长久留存。”去世时八十八岁，谥号文正。李冶创立的天元术，在算学中最为精妙。同时有朱世杰，把同类事物推演到尽头、把其中义理充分阐明，演绎出四元，与李冶并称为绝学。朱世杰，字汉卿，寄居大都，不知是哪里人。著有《四元玉鉴》三卷，共二百八十问，列有开方、演段等图共四种：第一叫“今古开方会用之图”，第二叫“四五较自乘演段之图”。他认为算学精妙之处，没有超过演段的；前面说明五和，后面辨析五较，便能自行知道优劣。其次是“假令四问”。他建立天元，称为“一气混元”；天地二元，称为“两仪象元”；天地人三元，称为“三才运元”；天地人物四元，称为“四象会元”。方法是把元气置于中央，在下方立天元一，在左方立地元一，在右方立人元一，在上方立物元一。通过乘除往来，以假象代替真数，以虚问求实数，交错运用正负，分成四种形式；一定要用寄之、剔之等方法，移动余筹并使之会合，才能形成开方的形式。他又编撰《算学启蒙》三卷，从乘除加减一直到天元如积，共二十门，比《四元玉鉴》更便于初学者。朱世杰书中关于茭草形段、象招数、果垛叠藏等各种术法，与郭守敬《授时历》草稿中平立定三差的算法相通，也就是所谓垛积招差法。所以祖颐为朱世杰的书作序，说它与《授时历》的术法互相表里。杨恭懿，字元甫，是奉元高陵人。父亲杨天德，金朝兴定年间考中进士，任安化县令，兼任录事及州判官。金朝在南郊举行祭祀时，太常卿孙通样授予礼币却站着不动，御史将要弹劾他不恭敬，便向杨天德询问。杨天德说：“授受礼币时应当坐着，不应站立。”御史惭愧而停止弹劾，杨天德因此知名。杨恭懿博学强记，精通《易》《礼》《春秋》三经。二十四岁时，才得到朱子的《集注章句》以及《太极图说》《小学》《近思录》等书，感叹说：“人伦日用的常理，天道性命的奥妙，全都集中在这些书中了。”许衡到陕西时，杨恭懿恭敬地侍奉他，学业造诣更加深厚。父亲去世服丧时，他五天不进水浆，扶杖才能起身，并斥责佛教之法而不采用。许衡参加葬礼回来，对询问他的人说：“杨君居丧完全合乎礼法，他的功业可以与肇修人伦纲纪相比。”御史王恽推荐他的贤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