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 志第六十九

译太祖六年，在乌沙堡击败金人，俘获金朝降将郭宝玉。郭宝玉上书说，建国之初，应当颁布新法令。皇帝听从了他，于是颁布五章条文，例如出兵不得任意杀人，刑狱案件只有重罪处死，其余杂犯根据情节杖责审决。这就是一代法制的开始。等到中原大体平定后，州县长官任意决定人的生死，甚至没收罪人妻女。耶律楚材上奏说：“囚犯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等待上报批准。违犯这一规定的，判死罪。”朝廷听从了。太宗即位，耶律楚材又分条提出十八件有利于政务的事项，例如：州县未经上级命令而擅自征发差役的，治罪；蒙古、回鹘、河西人种地而不纳税的，处死；监主自行盗窃官物的，处死；应当犯死罪的人，必须把缘由详细上报，等待批准后再行刑。这些都写入法令。六年，皇帝在达兰达巴地方召集诸王、百官，颁布条令说：凡应当参加集会却不赴会而私自设宴的，斩首。凡进入宫禁的人，随从男女以十人为限。军中每十人设置一名甲长，听从他的指挥；擅自专断的，治罪。甲长因公事来到宫中时，另设置一名权摄和一名甲外人员；这两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治罪。凡不是应当说的公事却擅自发言的，揪打耳朵；第二次再犯，笞打；第三次再犯，杖打；第四次再犯，判死罪。凡千户越过万户先行的，用木箭射他。百户、甲长以及各军有这种过犯的，罪罚相同。不遵守这项法律的，斥退罢职。所有人无论在家中还是军中，都不许喧哗呼叫。盗窃一匹、两匹马的，立即判处死刑。凡人的马不应拴在克□苏噜克之内，却擅自把它没收，交给畜养虎豹的人。凡妇女制作济逊宴服不合规制，以及嫉妒的，要让她乘坐骣牛在部中游行示众，依法论罪；并把聚集的钱财用于另行娶妻。宪宗时，世祖还在潜邸，驻跸于桓州、抚州。燕京断事官伊啰斡齐与布智儿等人，一天杀了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个盗马的人，已经杖打后释放了。后来有人进献环刀，伊啰斡齐等便把那名受杖者追回来，亲手试刀，将他斩杀。世祖听说后责备他们说：“凡属死罪，应当详细审讯后才能行刑。如今一天杀二十八人，冤屈已经太多了，何况那人已经受杖释放，却又把他斩杀。这算什么刑法？”布智儿惭愧恐惧，不能回答。等到世祖即位，颁布建元诏书，其中一项说：“凡犯罪应当处死的，如果府州审问结案后便立即判决，那么死者不能复生，被判决的人也不能复原。案件文书繁多，若仓促判决，万一发生差错，人命极其重大，到时后悔又怎么办？朕实在为此哀痛。今后凡有死刑案件，必须由所在地有司审问属实，详细说明事情始末和定罪供状，报宣抚司再次审查复核，确无疑问后呈报中书省奏闻，等待批复后处决。” 中统四年，中书省奏准条文：审讯、勘验罪囚时，必须由达鲁花赤和管民官共同审问，不得转交通事、必阇赤等人推勘；妇女犯罪而怀孕，依法应受拷问、杖打或笞打的，必须等产后一百日才予以执行；临产的，召人作保，听候生产后二十日，再追回监狱；没有人作保以及犯死罪的，命令妇女进入禁省探视。五年，颁布中书省诏书，其中一项说：“各州司县凡有疑难、不能裁决的，应立即申报解送本路上司；如果仍有疑难、不能裁决，再申报刑部。犯死罪的戴枷加杻收禁，妇女去掉杻；杖罪以下的锁禁收押。”又颁布建都诏书，其中一项说：“发生盗窃，责令有关弓手分三限缉捕。限期内不能捕获的，捕盗官员，强盗案件停发俸禄两个月，窃盗案件停发一个月以上。弓手一个月捕不到强盗，杖打十七下，捕不到窃盗，杖打七下；两个月，强盗再杖打二十七下，窃盗再杖打十七下；三个月，强盗再杖打三十七下，窃盗再杖打二十七下。限期内捕获盗贼，或者捕获数量达到一半的，完全免除本罪。” 至元八年，开始禁止使用金朝《泰和律》。十一年，禁止使用宋朝鞭背、黥面以及各种额外刑罚。十六年，御史中示崔彧说：“宪曹没有可以遵守的法律，因此奸人无所顾忌，应该制定律令，作为一代通行的法律。”于是命他与御史大夫月吕鲁那演共同议定。二十三年，中书省大臣说：“近来奉旨规定，盗贼不得碎……如今窃盗数贯钱以及盗取佩刀等微小物品，或儿童偷窃财物的，全都命令发配服役。臣等议定：第一次犯罪杖打后释放，第二次再犯依法发配服役，这样才是适宜的。”皇帝说：“朕过去因汉人徇私，使用《泰和律》判决，导致盗贼越来越多，所以才有这番话。人命最为重大，今后未经详细审讯定案，不得轻率杀人。” 二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沙不丁因为仓库官员盗窃官粮，请求依照宋法在脸上刺字并斩断其腕。皇帝说：“这是回回人的法律。”不予准许。这一年，命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把公规、治理百姓、抵御盗贼、管理财务等十项内容辑成一部书，命名为《至元新格》。二十八年成书，敕令刻板颁行，使各官署遵守。其中刑律条款可以考见的有：凡杖罪五十七下以下，由司县裁决；八十七下以下，由散府、州、军裁决；一百零七下以下，由宣慰司、总管府裁决。发配、流放和死罪，依条例勘验审理完备后，申报刑部等待批复；申报札鲁忽赤的，也同样办理。凡按季报告的罪囚，主管上司都必须详细查看；如有拖延滞留，立即举行审理。各路推官既然专门负责刑名事务，发现案件处理不公的，就可以推问查明，行文申报本路予以改正。如果推问已经完成，而其他司审理时有不实、不尽之处，准许根据供状继续查问属实，等待批复。若犯人翻供翻案，家属申诉冤屈，准许行文给本路，另行推问；但证据已经查验明确的，不属于移送另推的范围。凡是被监禁的罪囚，各处正官每月轮流分批查视。凡有囚犯被禁而不审究、案件拖延而不判决、患病而不医治，以及囚粮没有按时发给的，都必须随时讯问；肃政廉访司依照上述规定加以审察。至于京师的狱囚，中书省、刑部、御史台和札鲁忽赤各自都要委派一名问官，分别审理冤屈的案件、辨明拖延的案件、督促催办应当释放的案件，并作出判决发遣。凡审讯罪囚，必须先参照最初所发的案件文书，详细审查、反复推究，并且要结合证人和佐证追查。事情若有疑似之处，赃证已经明确而仍隐瞒不招认的，应当与涉案的职官一同签署，依法拷问。指控不明确、又没有证人和证据可以凭据的，必须依据事理推求查寻，不得动辄加以拷打。

译各行省、行院对于所属地区，如果管民官抚治不到，以致百姓逃亡；营军官镇守不严，以致盗贼滋生〔原文“盗诚滋兴”疑有讹误〕，必须审查其中原因，依照事理追究治罪。各行院到任时，应当了解所管辖地区，掌握现有草贼起事的数目，严令各处军民官，使他们依法镇守，采取适当办法招抚和捕捉。还要把现有的起事数目先行报告行院。每季度具报已经招抚、捕获和尚未招抚、捕获的数目，咨报行院，呈送中书省施行。凡草贼被招抚、捕获并平定以后，仍须妥善处置，严厉责成各管辖官司，不要使事情出现疏漏。各捕盗官，如果能够尽心巡逻警戒，使境内盗贼平息，列为上等；虽曾有过失、发生过盗案，但能在期限内全部捕获，列为次等；因失察盗案而屡次受到责罚，尚未捕获的数量又多，列为下等。到考选之日，考察其实际情况，以决定升降。至于江南现有草贼的地方，如果能够依法平定治理，另行议定后上奏，予以升迁提拔。各类狱讼，原告陈述清楚的，容易彻底审理。官司凡接受诉状，就必须仔细详审。如果指陈不清楚，或者没有证据验证，省中会同有关方面另行具备确实的文状，以便据此勾问。所控告的事情如果重大，应当加以掩捕的，不受此例限制。各种诉讼中，婚姻、田地纠纷最多。各处官司应当让媒人通晓不应成婚的条例，让牙人知道买卖田宅违法的条例，让书写诉状的人知道哪些事情应当控告、哪些不应控告的条例；还要取得主管机关出具的“不违”甘结文状，以此堵塞引发诉讼的根源。凡是控告婚姻、家财、田宅、债务等事，如果不涉及违法的重大案件，都听任社长依据事理劝谕调解，以免妨碍、荒废农务，烦扰官司。凡诉讼案件，若证据确凿无疑，判决条例又很明确，而官吏在审阅详察时故意造成冤枉和错误，即使事情后来已经改正，原先判决的情由仍须追究治罪。各官司审理诉讼，从最初开始追问，到中间办理，直至最后结案，都要另设簿册登记，并用朱笔注销。肃政廉访司专门负责照刷核查，不得使案件拖延。大体上应当把一时施行的事例编成条格，不再比附旧律。三十一年，刑部尚书尚文认为各地上报、判决案件的制度不一致，请求依照古代律令来制定国家法典。没有得到答复。元贞元年，御史台臣说：“先朝判决狱案，按照罪行轻重，笞刑、杖刑分别施用；如今只使用杖刑，请求恢复旧制。”皇帝没有允许。二年，命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等重新制定律令。皇帝告诉何荣祖说：“律令是好的法律，应当早些制定。”何荣祖回答：“臣所选择的是三百八十条，其中一条往往包含三四件事情。”皇帝说：“古今情况不同，不必一味沿袭旧制，只要选取适合今天的就行。” 大德五年，下诏说：“凡是狱囚被监禁多年，案情有疑而不能判决的，命廉访司上报中书省和御史台，详细审议定谳。”这成为固定条例。同年，制定强盗、窃盗的条格：凡盗取他人牲畜的，取一赔九。七年，制定各种改补钞罪的条例：首犯杖二百零七下，从犯减二等；再次犯罪，从犯所受杖刑与首犯相同。下诏说：凡写匿名信，言辞严重的处死；轻的发配流放；都没收其妻子儿女。又规定大都南北兵马司所辖奸盗等罪，六十七下以下交本路处理；七十七下以上交也可札鲁忽赤处理。同年，告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以及内外大小衙门的官吏、军民等说：“庆赏和刑罚，是国家的重要权柄，二者不能偏废。朕自即位以来，谨慎遵守世祖制定的法令，优礼臣下，希望他们端正履职、奉公办事，以符合朕的心意，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可是像平章政事伯颜、暗都剌、右丞八都马辛等人，营求私利、收受贿赂，蒙蔽上下，以致政事失去公平，百姓受到祸害。如今已经籍没他们的家产，发配戍守边远地区，公开明确地惩治他们的罪行。现在因此改革法制，以肃清各项政务。近年制定的赃罪条例，彼此有的重、有的轻，特命中书省集体议论，斟酌古制、参照今情，制定十二章。从今以后，凡内外任官者，都应洗心革面、清除私念，忠诚勤勉地供职，不要使百姓更加困苦，以此符合朕委任官员、责成其成事的本意。” “所谓十二章，枉法罪五章：第一，收受一贯至十贯，杖四十七下；不满一贯的，酌情判决，依例除名。第二，十贯以上至二十贯，杖五十七下。第三，二十贯以上至三十七贯〔原文如此，数额疑有讹误〕，杖七十七下。第四，三十贯以上至一百贯，杖八十七下。第五，二百贯以上，杖一百七下。不枉法罪七章：第一，收受一贯至二十贯，按四十贯的本等叙用；不满一贯的，酌情定罪，解除现任官职，另行求仕。第二，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杖五十七下，注明派往边远地区任职一次。第三，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杖六十七下，降一等。第四，一百贯以上至一百五十贯，杖七十七下，降二等。第五，一百五十贯以上至二百贯，杖八十七下，降三等。第六，二百贯以上至三百贯，杖九十七下，降四等。第七，三百贯以上，杖一百七下，除名而不再叙用。所谓枉法，是指：判案本来有理，收受钱物后却判为无理；收受有罪人的钱物而释放他；收受有罪人的钱物，反而刑罚无辜者；教唆有罪之人诬指平民，借此收受钱物；” “违例卖官，以及横行差派民户充任仓库官、祗待、头目、乡里正等，借机骗取钱物，也属于枉法。不枉法的情形有：收受馈献，摊派钱财，替人疏通情面、推收过割，因办事索取勾事纸笔等钱，以及仓库、院务中搭带分例、关津批验等钱，名目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给钱人的本宗案件本来无理或有罪，买通官吏求胜诉、求免罪，即使已经收赃，但案件尚未被枉法办结的，按不枉法论，赃物仍予没收；给钱人的本宗案件本来无理，或买通官吏求胜诉、求免罪的，不论案件已经办结还是自首，都应没收入官；给钱人的本宗案件虽有理，却用钱买通官吏，要求虐待、重判对讼之人，未能如愿而向官府告发的，也属于行贿，钱物同样没收入官；为谋求办理事务而送赃钱，以及求仕之人虽按理应当使用钱财，但主管官吏并未刁难索取、接受贿赂，却很快作出决定，或者未能如其意而向官府告发的；骗取、胁迫征敛的钱财，零碎而不能发放，或者不能查明全部出钱人，就列入花名册，另行议定处理；给钱人的本宗案件有理，官吏故意刁难而收受钱财，出面告发到官的，应当把钱退还给原主。” 元朝末年，征取赃罪都依照十二章判罚，并多次申明这一制度，用来警戒官吏。

译八年，下诏说：“内郡和江南人因盗窃被黥面的，犯罪三次，贬谪戍守辽阳；各色人以及高丽人犯罪三次，免除黥面，贬谪戍守湖广。”不久，仍然禁止使用黥面法。至大二年，皇太子说：“宣政院先前奉旨规定，殴打西僧的截断其手，辱骂西僧的割断其舌。这种法律过去从未听说过，也有违国家法典，请求更改法令。”皇帝听从了。同年，尚书省臣说：“律令是治理国家的急务，应当随时有所增损。世祖曾下旨：不要使用金朝《泰和律》，命通晓法律的老臣参酌古今，重新制定制度。直到现在还没有实行。臣等认为，重新公布律令不可轻率议定，请把世祖即位以来施行的条格校订归并为一，遵照执行。”不久，尚书省臣又说：“国家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是古代没有过的；历朝格例前后不一致，执法官吏任意决定轻重。请把太祖以来施行的九千多条政令删去繁琐重复，使其归于统一。”皇帝也听从了。于是刑律中相互抵牾、出入不一的地方，才逐渐得到改正。仁宗即位后，又命右丞相阿散、平章政事兼商议中书省事刘正等，选择开国以来的法制和事例，汇集起来折中取舍，颁示主管官署。其大纲有三类：一是诏制，二是条格，三是断例。在格例之间起经纬作用、而又不是内外官职所急需的内容，也不时收录其中，名为“别敕”。延祐三年，书编成，命枢密院、御史台、翰林国史院、集贤院诸臣共同审订。至治三年，又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札鲁忽赤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等，在前书基础上增删，名为《大元通制》，又把延祐二年以后尚未分类编入的内容附录进去。诏制九十四条，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断例七百一十七条，令类五百七十七条，共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分为二十一类：名例、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军律、户婚、食货、十恶、奸非、盗贼、诈端、诉讼、斗殴、杀伤、禁令、杂犯、捕亡、恤刑、平反、赎刑。名例是法律的根本。其中一项是五刑：笞刑六等，从七下到五十七下，每十下为一等，依次增减；杖刑五等，从六十七下到一百七下，每十下为一等，依次增减；徒刑五等，一年徒刑杖六十七下，一年半杖七十七下，二年杖八十七下，二年半杖九十七下，三年杖一百七下，每增加十杖或半年徒刑为一等，依次增减；流刑三等，流二千里按徒刑四年论，流二千五百里按徒刑四年半论，流三千里按徒刑五年论；死刑二等，即斩和凌迟处死。其中一项是五服：斩衰，服丧三年，如儿子为父亲、妻子为丈夫的父亲服丧之类；齐衰分为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分别适用于为母亲、丈夫的父母服丧等情形；大功分九个月和未成年死者七个月两种，适用于同堂兄弟、姑母和出嫁姊妹等；小功服五个月，适用于伯叔祖父母、父母、再从兄弟等；缌麻服三个月，适用于族兄弟、族曾祖父母等。一日，十恶包括：谋反，即图谋危害国家；谋大逆，即图谋毁坏宗庙、帝王陵墓和宫阙；谋叛，即图谋背叛国家、投从伪政权；恶逆，即殴打祖父母、父母，或图谋杀害祖父母、父母，杀害伯叔父母、姑母、兄弟姐妹、外祖父母以及丈夫的祖父母、父母；不道，即杀死一家中三名不该处死的人，肢解人，以及制造、饲养毒物，施行蛊毒、魇魅之术；大不敬，即盗窃国家大祀所用的神物和御用物品、皇帝乘舆及服饰器物，盗窃或伪造皇帝玉宝，调制御药时发生差错，不符合原方，或封缄、题写有误；制造御膳时误犯饮食禁忌；皇帝乘坐的船只制作不牢固；指斥皇帝乘舆；以及面对抗拒制使而不遵守臣下礼节；不孝，即告发、诉说或诅咒辱骂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另立户籍、分割财产；供养有所欠缺；父母服丧期间本人嫁娶；奏乐并脱去丧服改穿吉服；听闻祖父母、父母去世，隐瞒不发丧、不举哀；以及诈称祖父母、父母死亡；不睦，即图谋杀害或出卖缌麻以上亲属，殴打丈夫以及告发丈夫、大功以上亲属和小功服中的尊长；不义，即本属的府主、刺史、县令，或曾经受业的老师，以及吏卒杀害本部五品以上的长官；听闻丈夫去世却隐瞒不发丧、不举哀，或者奏乐、脱去丧服改穿吉服，以及改嫁；内乱，指与小功以上亲属中的父祖之妾通奸，以及与她通奸后相互同意。其中一项是八议：议亲，指皇帝祖父母服丧关系中免除丧服以上的亲属，以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的亲属，皇后小功以上的亲属；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有大德行的人；议能，指有大才干、大事业的人；议功，指有大功勋的人；议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以及一品爵位者；议勤，指有大勤劳的人；议宾，指承继前代之后、作为国家宾客的人。案件审理完毕后，有枷、杻、锁、镣、杖五种刑具的制度。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宽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杻长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宽三寸，厚一寸。锁长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镣的连环重三斤。杖长三尺二寸，不得用筋胶装钉。杖有三等：笞杖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直径一分七厘；杖徒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直径二分二厘；讯杖大头直径五分五厘，小头直径二分二厘。用于决讯时，都使用小头。笞杖以七下为起数。世祖建元以前，判决狱案都使用成数，例如隐匿税赋笞五十下，犯私盗杖七十下，私自宰杀马牛杖一百下，旧法中仍有这些规定。大德年间，刑部尚书王约说：“本朝用刑宽缓，笞杖十下减去其中三下，所以笞十下减为七下；如今杖一百的，应该只打九十七下，不应再增加十下。”议论者害怕改正，这件事于是搁置了。至于死刑，只有斩刑，没有绞刑，因为绞刑与斩刑的差别并不悬殊，而且按照降一等来讲，斩刑降一等就是杖一百七下、籍没并流放，仍有幸免于死的道理。延祐六年，重新制定各种盗窃罪条例：

译第一，强盗持杖伤人的，即使没有得到财物，也一律处死。不伤人、没有得到财物的，杖一百七下，徒刑三年；只得到财物的，杖一百七下，发付军队。财物二十贯，首犯处敲刑，从犯杖一百七下，发付军队。不持杖伤人而首先出谋、又首先下手的首犯处敲刑。没有伤人、没有得到财物的，杖八十七下，徒刑二年；十贯以下的，杖九十七下，徒刑二年半；至二十贯的，杖一百七下，徒刑三年；至四十贯的，首犯处敲刑，其余人杖一百七下，发付军队。第一，因盗窃而奸淫的，按照强盗伤人论罪；其余人依照条例定罪。第一，两次做贼的，处敲刑。第一，初次偷盗骆驼、马、牛的，首犯杖一百七下，发付军队；从犯杖九十七下，徒刑三年。第一，偷盗驴、骡的，首犯杖八十七下，徒刑二年；从犯杖七十七下，徒刑一年半。第一，偷盗羊、猪的，首犯杖七十七下，徒刑一年半；从犯杖七十七下，徒刑一年。第一，盗窃财物三百贯以上的，杖一百七下，发付军队；一百贯以上的，杖一百七下，徒刑三年。从一百贯至四十贯，分四等，杖刑每十下为一等差别，徒刑每半年为一等差别。十贯以上的，杖六十七下，徒刑一年；十贯以下的，杖六十七下后释放；从犯减一等定罪发配，以至元钞作为折算标准。已经实施但没有得到财物的，杖五十七下；已经谋划但尚未实施的，杖四十七下，判决后释放。第一，曾经发付军队或徒刑、发配后再次犯罪的，处敲刑。第一，已经判决释放、盗窃十贯以下财物的人再次犯罪，首犯发付军队，从犯徒刑三年。第一，被登记在册、拘管检束的人，五年内没有犯罪，听任保甲为其除名。若能告发并捕获强盗，捕获一名减刑二年，捕获二名除去户籍；窃盗一名减一等，五名除籍。除籍后再次犯罪，终身拘管登记。天历二年，重新制定徒刑、迁徙的条例。凡应判徒刑的人，查验其居住地远近，将其迁徙到一千里之外；在途中遇到赦令的，都可以释放回原籍。如果不悔改而再次犯罪，就迁徙到本省不毛之地；十年没有过错，再酌情迁往较近地区。此人死亡后，妻子儿女听任回归原籍。把这些写入法令。元统元年，制定妇女犯私盐罪的规定，并写入法令。后至元元年，中书员外郎陈思谦说：“强盗只要伤害事主，都可以判处死罪。但故意杀人以及在旁协助、加功的人，和斗殴杀人者一样，依条例杖一百七下，能够免死；这与私自宰杀牛马的罪没有区别。这是把人与牛马同等看待了。法律上应当加重刑罚。因奸淫而杀人的，和被奸淫的妻妾同罪，律文已有明确规定。如今只科处奸罪，似乎没有推明其理。”敕令刑部修改制定，写入法令。二年，下诏说：“强盗一律处死。盗牛马的割鼻；盗骡驴的在额上刺字，再犯割鼻；盗羊猪的在颈上刺墨，再犯刺额，三犯割鼻。割鼻后再次犯罪的处死。盗窃其他财物的，按双倍价格赔偿。”写入法令。自大德以来，窃盗依条例刺字、判刑，只是在脸上刺字而已，没有割鼻的法律。元朝末年，想要加重惩罚盗窃，以遏制乱源，甚至采用古代肉刑的办法，但仍然无法挽救灭亡的命运。赎刑有四种情形：牧民官犯较轻的公罪；职官犯夜禁；年老七十岁以上、年幼十五岁以下而不能承受杖责的人；罪人身体衰弱严重或残疾而不能承受杖责的人。元贞元年，刑部议定准许：每杖、笞一下，罚赎中统钞一贯。卷一百三，志第七十。刑法下，刑律下。蒙古人以及僧道的审讯判决法，赦令。刑律中的条格，是统一划一的法律；断例，是因事立法，把某一件事的判决规定为一条例；诏制，则是不依照条格、断例而由皇帝从上裁定的法令。中统二年，陕西、四川行省请求就地判决边远地区的重刑案件，皇帝不允许。三年，江汉大都督史权因赵百户带领众人逃跑，将其斩首。下诏说：“从今以后，部曲犯重罪，审讯取得实情后，必须先奏报，随后才能依法处置。” 至元二年，下诏说：“各路私商，曾经进入南界的，首犯如实自首后充军。” 五年，田禹因妖言获罪，敕令减免死刑，流放远方。济南王保和因妖言惑众获罪，敕令诛杀五名首恶，其余不再追究。同年，下诏派官审理各路冤屈和滞留案件。正犯死罪证据明确的，各依刑典处决；杂犯死罪以下的，酌情判决发遣。七年，尚书省查考旧例：居父母丧或丈夫丧期间嫁娶的，徒刑三年，并各自离异；明知而为其成婚的，各减三等。现在议定建立期限规定：从至元八年正月一日以前，在父母丧、丈夫丧期间结婚的，以婚书作为判定依据；此日以后犯的，依法定罪，并听任双方离异。八年，四川行省也速带儿说：“近来因为饥荒，盗贼日益增多，应当加以公开处死。”皇帝下诏让群臣议论。安童认为，强盗和窃盗一概处死，恐怕不合适；罪至死刑的，仍依旧例等待命令。皇帝听从了。尚书省臣说：“过去重囚必须等待上报，直到秋分以后才能执行，半年之内常常因此拖延积压。现在议定，以后重囚经过省部推问，再交监察御史复审；没有冤屈的，不必等待秋分，逐件随即执行。”皇帝听从了。同年，敕令有关官署不要扣留狱讼，以致发生越级诉讼；违犯的官民都治罪。十一年，有关官署判处十五人死罪，诏令加以复审，其中十三人因斗殴杀人免死，充军；其余人命令再三复审后上报。十四年，敕令犯盗者一律处死。符宝郎董文忠说：“盗窃有强盗、窃盗之分，赃物也有多少之别，似乎很难全部施以重刑。”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立即命令停止这一规定。十五年，顺德路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因为按察使揭发他们的奸邪和赃罪，派人到中书省自首，反而诬告按察使有罪。御史台臣上奏说，按察使即使有罪，也不应因这件事反过来告发；应当等文焕等人的案件判决后，才准许受理他们的诉讼。后来，同知扬州总管府事董仲威因赃罪获罪，行省正在审察此事，仲威反而以别的事情诬告行省官员。诏令免去仲威官职，没收其家产的十分之三。同样的两件事，科罪判决却如此不一致。收括阑遗官也先阔阔带等，因调换官马和阑遗人畜获罪，敕令免罪，因为各路官员兼管收括阑遗；如果官吏隐匿不报，擅自调换马匹，或私自把妇女配给他人，就没收其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