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 志第七十

译十六年，下诏说：有官职守任而不勤于职守的，不论汉人、回回，一律论死，并且没收其妻子儿女。当时阿合马掌权，奸邪贪赃遍地皆是，所以劝皇帝严刑峻法，以钳制士大夫的言论。又敕令各路捕获的盗贼，初犯而赃物较多的处死，再犯而赃物较少的从轻论罪。阿合马说：“有人盗取官库新钞，用旧钞兑换了一百四十锭。议论的人认为罪不应死；但这个盗贼的父亲在我家服役，我如果听从议论者的话，难道不会害怕吗？”于是下诏判处死刑。十九年，和礼和孙说：“去年中山府奸民薛宝住送来匿名书，妄自仿效东方朔的故事，欺骗、蒙蔽朝廷，希望求得官爵。”敕令诛杀他。又说：“从今以后，凡应当诉讼的人，必须如实写明事情，赴省、台陈述控告。若敢用匿名书控告事情，情节重的处死，轻的流放远方；能够揭发此事的人，赏给罪犯的妻子儿女，并另给钞币奖赏。”皇帝听从了。耶律铸说：“先前奉诏，杀人者处死，并征收烧埋银二十两。后来只征收二锭，刑罚太轻。臣等议定，应依照蒙古人的条例，犯人没收一个女儿给仇家；没有女儿的，征银四锭。”皇帝听从了。同年，王著、高和尚杀死阿合马，皇帝震怒，杀戮王著等人，并杀枢密副使张易，全部剁碎制成肉酱。后来皇帝醒悟到阿合马的奸邪，追究他的罪行，剖开棺材戮尸，将他的两个儿子剁成肉酱，又杀戮他的第三个儿子，剥皮示众。皇帝想严惩奸吏，所以用法特别严酷。然而剥皮和菹醢的刑法，是唐、宋以来所没有的。二十年，禁止在云南把没收的人口变为奴隶以及在他们脸上刺字。旧制度规定，云南的重囚可以临时决定处决；皇帝担心滥刑牵连无辜。于是敕令今后凡死刑案件，仍须等待上报。刑部尚书呈说道：“审讯罪囚时，笞、杖、枷、锁等各种狱具，已有圣旨规定制度。自阿合马擅权以来，专门任用酷吏担任刑部官员；例如刑部侍郎王仪，独以惨酷刻薄著称，自己创制绳索刑法，能够用一根绳子捆住囚犯，使其全身痛苦；如果再稍微加重，四肢就会断裂。直到现在，刑部还称它为‘王侍郎绳索’，不合道理的残酷虐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详察内外官司推勘罪囚所用狱具，应当依照规定制度，不得使用王侍郎绳索。各处推官、司狱，直到押狱、禁卒等人，都应当选择谨慎善良者任用，这样才可以使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御史台又依照中丞崔少中的公文说：“审讯狱案自有规定制度。近年以来，外路官府以酷法虐待人，有人不肯招认，就让他跪在碎瓷片和碎瓦片上，痛苦不堪，人不能忍受；这样一来，不论有罪无罪，还有什么罪不可以逼问出来？其他法外残酷的做法，也不止这一种。今后凡有这种残酷审讯，从内地到外地，一律禁止。” “如果有官吏违犯，应当从重治罪，这才符合国家体恤刑狱的深切本意，革除酷吏贪暴虐待的余风，天下幸甚。”中书省一并查验后施行。二十二年，西川赵和尚自称是宋福王的后代；他的同党刘驴儿认定自己有三只乳房，认为这是奇异之兆，图谋叛乱，二人都被处以磔刑。至元四年，刑部议定谋反者处死，家人判为鹰房户或种田户，并没有磔裂之刑。到了这时，则是奉诏令降下的刑罚。二十八年，敕令江南的重囚依照旧制度上奏后处决。监察御史说：“沙不丁、纳速敕丁灭里克、王巨济、琏真珈、沙的、教化，都是桑哥的党羽，收受贿赂，肆意暴虐，使江南百姓满路愁怨。如今他们有的在狱中，有的却被释放，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皇帝说：“桑哥已经诛杀，纳速剌丁灭里已经下狱；只有沙不丁，朕姑且释放他罢了。”后来，纳速剌丁灭里因盗取官民钞十三万锭，忻都因征收追讨欠债而逼死五百二十人，都伏法诛杀。王巨济没有赃物，皇帝认为他与忻都同恶，便一同诛杀。中书省臣说：“狂妄之人冯子振曾写诗谄媚桑哥，桑哥败后，他又告发撰写桑哥德政碑的人，说其引用比喻不当，请求治罪。”皇帝说：“那些臣子有什么罪？如果以谄媚桑哥作为罪名，那么朝廷中的臣子有谁没有称誉过他？朕也曾称誉过他。”于是释放冯子振，不再追问。二十九年，怀孟路河内县百姓刘跷、搭盖，小薛大王扫里，本路同知薛同知杖打刘跷背部十七下，刘跷因此身死。分司佥事赵朝列发公文给肃政廉访司，说：“我曾读唐代《贞观政要》所载，唐太宗查看铜人，见人的五脏都系连在背部，于是下诏天下不得鞭打背部。这可以说是人君懂得爱护百姓根本原则的表现，是万世的借鉴。如今朝廷用刑，自有规定制度；有关官司不依据科条，动辄因暴怒滥用刑罚，把有罪之人剥去衣服，鞭打背部审讯，往往伤及人命，严重违背朝廷爱惜生命的仁德。如果不加禁止惩治，事情关系重大。”中书省议定批准，禁止此事施行。元贞元年，湖州司狱郭氾控告浙西廉访司佥事张孝思多取廪饩，张孝思便把郭氾下到狱中。行台命御史杨仁前往审讯；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铁木而又把张孝思逮到行省审问，并命他的属官与杨仁共同审讯郭氾的案件。杨仁不听从，行台把这件事上报。诏令行省、行台派官共同审讯；二人既已引服，都杖责。二年，御史台臣说：“官吏受贿，初次审讯时已经供认，后来经过复审，而有关官司徇私，使他们改换供词的，请求加等治罪。”皇帝听从了。下诏说：凡有人告发、捕获盗贼，强盗每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减半，应当捕获的人又减半；赏钱都向罪犯征取，没有可以征取的，由官府发给。大德元年，大都路总管沙的因赃罪应当罢职，皇帝因为他是旧臣的儿子，特意减轻其罪，让他恢复原职。崔彧说不可以，皇帝说：“你和中书省臣要告诫他，如果再这样，就把他置于死罪。”同年，温州路平阳州百姓陈空崖因坐禅说法，旗号伪造为罗平国治正元年。敕令陈空崖和各首犯一并处以磔刑，没收其妻子儿女和财产。四年，前行省参知政事张颐孙和他的弟弟张圭在隆兴市被处死。当初，张颐孙是新滏富人胡制机的养子；后来胡制机生了亲子后去世，张颐孙贪图他的财产，便与弟弟张圭谋杀胡制机的儿子，并贿赂县吏而获免。胡制机的仆人胡宗向官府控诉主人的冤屈。敕令诛杀张颐孙兄弟，把财产归还胡氏。晋州达鲁花赤捏克伯谎称母亲去世，申请假期奔丧，实际上到解州迎接妻子儿女。官府准备将捏克伯罢职定罪，并追缴他离职期间的俸禄归官。

译五年，敕令军士犯杀人、奸淫、盗窃罪的，命军官、民官共同审讯。中书省臣说：“旧制度中，京师和州县捕盗只由兵马司办理，有关官司不参与，因而造成案件拖延。从今以后，轻罪请求命有关官司判决发遣；重罪依宗正府听取判决，这样或许不会积压案件，也能使百姓不受冤屈。”皇帝听从了。御史台臣说：“军官元帅、百户、千户等人的子弟承袭、承替官职时，仍带原来降授的虎符，比民官受到的优宠厚待更重。请从今以后军官只要犯有一切不公、不法罪名，不分轻重，都依十三等条例，与民官同样定罪。”皇帝听从了。五年，河南百姓殷丑厮等人假称具有神灵，煽动迷惑民众。殷丑厮以及受到其影响而信从的人、知情却不告发的人，都处斩，并没收其妻子儿女。六年，下诏说：千户、百户等从军中逃回，战事开始前逃跑的判死罪；战败以后才退回的杖责，并没收其妻子和女儿。又规定军官除在边远地区出征之外，其余时候遇到祖父母、父母丧事，都依民官条例规定期限奔赴服丧。七年，南剑路达鲁花赤忻都因办事收受贿赂，又挟私仇故意杀害原告徐仲言。忻都是阿合马的侄子。因适逢郝〔原文“遇郝”，语义疑有脱误〕，敕令将其除名，永不叙用，并加倍征收烧埋银。九年，河间百姓王天下奴弑父，磁州百姓田圣童弑母，都在市中处以磔刑。吏部主事贾廷瑞说：“近年以来，府、州、司、县官员任用不得其人，奉行法律不虔诚，受制于成法小吏，玩弄法律条文，借此渔利。愚民触犯法律，稍有诉讼，便牵连株连，动辄达到成百上千人，不论罪行轻重，都立即关进监狱，百般扰害，无法尽述。如果不申明制度法令，严格加以告诫，吏治弊病就不能革除。今后除奸、盗、诈伪等杖罪以上且罪状明确的，依例监禁；其余笞罪以下的杂犯罪名以及被牵连的证人、干连人，不许像以前那样收监拘禁，只令他们在官署随时等候对质。如果确实有逃避行为，再将其捉拿到官，按照本犯定罪。”刑部议论说：“贾奉训所说的道理，主要是因为路、府、州、县官吏不能尽职，因而造成差错；如果选用有才干的人，自然不会造成冤枉滥刑。经参详，小民犯法的情节和罪行轻重不一，应当临事详察，分别处理。如果有违法枉法等事，廉访司依例纠察。”中书省采纳刑部的意见。至大二年，福建廉访司说：“古代制度是：一项罪行先被揭发，已经论罪判决，其他罪行后来才被揭发；如果后罪较轻或相等，就不再论处；如果后罪较重，就把前罪一并计算，作为后罪的数额。何况现在所犯赃罪分为十二章，各有等级。假如一项罪行先被揭发，已经判决完毕，其他罪行后来揭发，而发生在前一案件判决日期以前，就应当斟酌古制、参照今法：后罪较轻或相等的，与拟议免除；比前罪重的，查验赃额，按剩余的杖数判决，并准许重新追赃而免除原判，依例降职贬黜，这样似乎情理和法律相称。”中书省依刑部的意见采纳了。同年，武昌妇人刘氏到御史台控告三宝奴夺取她进献的一方亡宋玉玺、一把金椅子、两颗夜明珠。敕令中书省臣以及御史中丞冀德方、也可札鲁忽赤别铁木儿、中政使搠只等人共同审问。刘氏说自己是已故翟万户的妻子，三宝奴被贬到武昌时，曾与她往来。后来三宝奴显贵，刘氏因追捕逃婢来到京城，到三宝奴家拜见，他不答话。她进入西廊，看见榻上有逃婢偷走的宝鞍和她亲手缝制的锦帕，拿这些询问三宝奴，他又不回答。刘氏愤恨离去，立即请书状人乔瑜代写诉状，又通过尹荣去见察院吏李节，进入御史台控诉。案件审理完毕，认定刘氏所告虚妄。有旨赦免乔瑜，笞打李节，杖打刘氏和尹荣，并把他们遣返回原籍。三年，宁王阔阔出图谋叛乱，越王秃剌的儿子阿刺纳失里答应帮助他。事情败露后，阔阔出被下狱，赐死他的妻子完者，把阿刺纳失里及其祖母、母亲、妻子流放到伯铁木儿处。与他们共同谋划的畏兀儿僧铁里等二十四人，以及知道谋划却不自首的人，有的也一同在市中处以磔刑。延祐元年，晋宁百姓侯喜儿兄弟五人都因犯法应当处死。皇帝悲悯地说：“这一家人不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应当选择其中罪情较轻的一人杖责，让他奉养父母，不要断绝他们家的祭祀。”三年，敕令说：“死刑犯临刑时，胆敢割取肢体的，以重罪论处。凡审讯囚犯，除强盗外，不得施加酷刑。” 五年，御史台臣说：“各官司和近侍越过中书省直接上奏的，请依旧制度治罪。”皇帝听从了。六年，皇帝驾临嘉禧殿，对札鲁忽赤买闾说：“札鲁忽赤关系到人的性命，应当详细阅看狱辞。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与同僚商议；有疑难不能决定的，要与省、台臣共同议论后上报。”七年，中书省臣上奏：“各处应当流放辽阳的狱囚，不分轻重，一概发往奴儿干地区。但那里没有其他种植、养殖以维持生活的产业，每年供应衣粮，劳费很重。如今肇州路有屯田，拟议流囚依照罪行轻重，重罪发往奴儿干，轻罪在肇州酌情安置，让他们屯田自给，似乎更为便利有益。”皇帝听从了。刑部说：“如今各项政务中，只有刑狱最为重要；平反冤狱，是做官的人职责所在。近来由于升等、减资的途径，侥幸求进的人不顾事情的情理和虚实，企图谋求升迁，往往罗织罪名形成案件，反而伤害无辜。各地官司也不详细审理，只取得具体察核的公文，咨报中书省、刑部定拟。明确平反的案件固然也有，但冒滥平反的十件常有八九件。如果不制定平反案件的通行定拟条例，实在很不便利。” 今后内外官员，如果能够为三名以上被判重刑的人平反，酌情升一等；为五名被判流放、充军的人平反，拟减一资；人数不足的，酌情从优裁定。吏员如果所办之事与自己无关而能为人平反，也酌情晋升一等并调任。如果有人冒功滥报、事实不实，使保勘、体察的官司也获罪，或许可以革除侥幸取巧的弊端。”中书省议论后同意了这一意见。

译至治元年，上都留守贺伯颜因穿便服迎接诏书获罪，被弃市，并抄没了他的家产。当时铁木迭儿再次任相，乘机报复旧怨。他先杖杀杨朵儿只、萧拜住，又陷害贺伯颜使其被处死。元朝终世，奸臣舞弄法律、残害正直之人，铁木迭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英宗执法严明，参议中书省事乞列监因坐赃鬻官获罪，刑部依法律判处杖刑，皇太后命改为笞刑，英宗说：“不可以。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准则，若徇私而任意加减刑罚，拿什么向天下人示范？”最终按他的罪行依法办理。斡鲁思告发自己的父母，驸马许纳的儿子速怯告发父亲谋反以及母亲私自跟从他人。英宗说：“做人儿子的侍奉父母，应该有所隐讳而不违犯；如今父母有过错不劝谏，反而向官府告发，难道是做人儿子的忍心做的吗？”命令斩杀速怯。真人蔡遁泰杀人，依法应判死刑；刑部尚书不答失里因收受他的金钱获罪，范德郁因曲意附和获罪，二人都杖责后免职。至治三年，禁止故意杀害子女却诬陷平民的行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因弟弟违法之事被捕入狱，等待审问；他的弟弟逃亡藏匿，诏令将其捕出，并把这定为法令：逃犯百日内不出来，就释放等待审问的人。八思吉思被投入狱中，英宗对左右说：“法律是祖宗制定的，不是我可以私自更改的。八思吉思虽然侍奉我已久，如今既然有罪，就应依法论处。”八月，英宗在南坡被弑杀。泰定帝即位后，讨伐贼臣也先铁木儿、完者、锁南、秃满等人，他们都被处死。又派旭迈杰等人在大都诛杀铁失、失秃儿、赤斤铁木儿，并杀戮他们的子孙。监察御史脱脱等人说：“铁木迭儿包藏祸心，离间亲藩，使先帝孤立，终于遭受大祸。他的儿子锁南亲自参与叛逆谋划，请求依法惩治他们父子的罪行，以快天下百姓之心。月鲁、秃秃哈、速敦也都是铁失的党羽，不应宽赦。”于是锁南、月鲁、秃秃哈、速敦都被处死。监察御史许有壬又说：“萧拜住、杨朵儿只、贺伯颜，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无罪。铁木迭儿盗窃、玩弄权柄，致使他们必死。” 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李谦亨、成圭，虽然因进言论事触犯圣旨，实际上都是铁木迭儿父子罗织陷害的。铁木迭儿又暗中庇护逆贼铁失，使先帝突然崩逝，这一切都是铁木迭儿为此预先铺路。近来奉诏免除抄家籍没之罪，我私下认为，刑罚和赏赐是国家大事，尤其应当处理得恰当，拟请仍按旧法没收他们各个儿子的家产。他们先前因事情败露而获免后，便分散各自居住，足以看出他们预先安排了三处藏身之地。应当一并籍没，并将家属迁往远方，以向天下谢罪。”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泰定元年，太尉不花、平章政事即烈因假传诏令，强迫宾妇古哈嫁给撒梯而被审讯；诏令说他们是世祖的旧臣，免除其罪。泰定二年，息州百姓赵丑厕、郭菩萨散布妖言，说弥勒佛应当拥有天下。有司将此事上报，朝廷命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以及河南行省官员会同审讯。郭菩萨被处死，他的同党被杖责并流放。泰定三年，潮州判官钱珍挑逗推官梁楫的妻子刘氏，刘氏不从，钱珍便诬陷梁楫，将他投入狱中杀害。事情败露后，钱珍服毒自杀。诏令将他的尸体戮尸示众。天历元年，中书省大臣说：“凡是犯罪的人，既已籍没他的家产，又没收他的妻子儿女，这不符合古代‘罪人不牵连妻子’的本意。今后请不要没收罪犯的妻子儿女。”朝廷同意了。不花率领部众到居庸关以北抢掠，盗贼进入他的家中将他杀死。兴和路认为盗贼应判死罪，刑部议论说：“不花无道，众人都知道；他侥幸被盗贼杀死，而本路隐瞒他残害抢掠的罪行，只把盗贼杀人的事上报，依法不应如此。”中书省大臣将此事上报，英宗采纳了刑部的意见。御史台大臣说：“也先捏率兵擅自杀害官吏，俘虏、抢掠子女和财物。”诏令刑部审讯，籍没其家，杖一百七，流放南宁府；后来又被御史弹劾，因不忠、不敬而被处死。天历二年，中书省大臣说：“近来籍没钦察人的家产，他的儿子年满十六岁，请让他与母亲共同居住。还请规定，从今以后，凡因犯罪而被籍没的官员，其亲属本人不得请求，也不得将他们没入官府充当奴婢。”朝廷同意了。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说：“人伦关系中，夫妻最为重要。近来看到内外大臣获罪受刑后，他们的妻子儿女立即被判给别人，这似乎与本朝旌表妇德的宗旨不合，也与丈夫死亡后妻子服丧守制的法令相反。何况把失节的妇女配给有功之人，又与前代贤人所说的‘娶失节之妇以配’相同，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今后对于叛国之臣，应籍没其奴婢财产，不必牵连他的妻子儿女；若罪当刑戮，则将其妻子儿女一同诛杀，不必判给别人。请把这写入法令。”朝廷同意了。至顺元年，枢密使说：“征戍云南的军士逃回，按法律应处死。”诏令说：“如果是在临阵时逃跑，处死是应该的；不是临阵逃跑，却动辄判死刑，怎么能这样轻视人的性命呢！应杖责后流放。”御史台大臣说：“内外官吏命家人代为收受财物，以致牵连名声、违犯法义，罪责只到杖四十七、解职，因此贪污犯法的越来越多。请依照十二章律令，按赃物多少定罪。”朝廷同意了。御史中丞和尚因收受妇人为贿赂获罪，遇赦后免罪。监察御史说：“和尚行为贪婪放纵，有损御史台纲纪；虽然罪名已经遇赦免除，按理仍应追夺他所受的制命，并终身禁锢。”朝廷同意了。

译至顺二年，湖广参知政事彻里帖木儿与速速、班丹一同发表怨言，经审讯查问，事实确实如此。刑部议定彻里帖木儿、班丹杖一百七，速速处死。适逢大赦，彻里帖木儿流放广东，班丹流放广西，速速迁往海南。诏令籍没他们的家产，并将速速终身禁锢。燕铁木儿说：“安庆万户锁住因家人之事被捕入狱，长久没有审讯定案，看来似乎无罪，请求释放他。”诏令准许。宁国路旌德县百姓张道杀人并充当盗贼，他的弟弟张吉跟随而去但没有参与行凶，被关押七年仍未判决；张吉的母亲年老，又没有其他儿子。中书省将此事上报，诏令免除死罪，杖责后释放。御史台大臣说：“储政使撒儿不花侍奉潜邸时，收受马七十九匹，盗用官库财物；天历初年遇到贼兵便逃跑，还擅自打开城门。度支卿纳哈出假传增改的制令，又收受诸王斡即七宝带一条、钞一百六十锭。臣等议定他们的罪，都应杖一百七，除名。”朝廷同意了。只里哈荅儿因赃罪应当流放，因唐其势是他的舅舅而获释。安西王阿难答的儿子月鲁帖木儿，与畏兀儿僧玉你达八的刺板的、国师必刺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一起谋划叛乱。事情败露后，三人都被处死，并籍没其家产；又把必刺忒纳失里的妻子丑丑赐给通政副使伯蓝。天历初年，御史台大臣多次请求不要籍没罪犯的妻子儿女，并已写入法令。然而没有多久，仍然不依照法令办理。大体说来，文宗时期刑法有时过轻、有时过重，都是出自燕铁木儿的意图，文宗也不能完全自行决定。后至元三年，诏令规定：除人命重罪以外，凡属资贼等案件，不必等五俟府官审理，有司可依照惯例直接判决。后至元六年，诏令规定今后有罪的人，不要籍没其妻子女儿，把她们判给别人。凡蒙古人任官犯法，选择蒙古官员审判，执行杖刑也照此办理。四怯薛以及诸王、驸马投下的蒙古人、色目人等犯奸淫、盗窃、欺诈、伪造等罪，交由太宗正府审理。蒙古人彼此相犯，涉及婚姻、债务、斗殴、私奸等杂罪，若不属于官军捕捉的案件，交由本奥鲁归其本处审判。其余涉及人命、强盗、窃盗、印造伪钞等案件，既是管民官负责捕捉的事务，就命有司约同奥鲁官一起审问。军民之间的诉讼，由管民官约同管军官审理；僧俗之间的诉讼，由管民官约同行宣政院审理。至元十二年，刑部议准：“蒙古军人彼此相犯，如果有蒙古奥鲁官员，应与京兆、南京一样办理；如果没有管领奥鲁的头目，就只由官府审讯判决。” 至元九年，中书省议准：“蒙古人除犯死罪、关押在监房，不得一面关押一面拷打之外，对于确实犯奸淫、确实犯盗窃的案件，由达鲁花赤与众官员共同审讯，查明事实后，解下犯人腰间的合钵，分开收押；其余杂犯轻罪，应依法对质，不得一边捉拿一边收监。” 至元三十年，诏令：“管民官、奥鲁官、运司以及投下之间有关的公务，由管民官与各有关官司约定会审；如果文书往来三次仍不到场，就只由管民官依法审结。情节严重的，申报刑部判决。” 大德五年，诏令军士所涉及的奸淫、盗窃案件，命军官和民官共同审讯。中统二年，凤翔府龙华寺僧人超道谋划作乱，遇赦后没收其财产并加以拘管；京兆僧司中与他共同谋划的苏德全，参加军队以赎罪自效。大德六年，诏令从今以后僧官、僧人犯罪，由御史台与内外宣政院共同审讯。宣政院徇私枉法、不公正的，听任御史台治罪。大德七年，奉命出使宣抚的耶律希尚、刘赓说：“平阳僧人察力微犯法不止一件，有司畏惧他的豪强势力，不敢追问；听说我们到来，他便暗中逃往京师。”中书省大臣说，应当将他捕送回原处，命省、台、宣政院派官员会同审理。朝廷同意了。大德八年，诏令：“凡僧人犯奸淫、盗窃、杀人罪，听任有司专门审判。” 延祐六年，诏令：“畏兀儿哈迷里人彼此相犯，交给头目审讯判决；如果与百姓发生争讼，则交由头目和有司官员共同审讯。” 延祐七年，诏令：“回回各类人等之间的争讼，不能自行结案的，交由有司官员审讯判决。” 赦免罪犯，是历代共同的做法。唯独因为举行佛事而释放重囚，是蒙古才有的事情。元贞元年，因帝师上奏，释放死刑犯三人，释放杖刑以下罪犯四十七人。二年，释放罪囚二十人。元贞六年四月己丑朔，释放重囚三十八人，每人发钞一锭。庚辰日，释放罪情疑似较重的囚犯。七年，中书右丞答敕罕说：“僧人举行佛事完毕，必定释放重囚，甚至杀人犯以及妻子杀害丈夫的人，也都指名释放。活着的人侥幸免罪，死去的人却含有古来的冤屈，这对祈福有什么好处？”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九年仍释放上都囚犯三人，不能完全采用他的话。元贞十一年，武宗即位，因帝师上奏，释放死刑囚犯三十人，释放杖刑以下罪犯一百人。至大二年，因为皇太后患病，释放死刑囚犯一百人。皇庆三年，因为举行佛事，释放囚徒二十九人。延祐元年，释放流刑以下的罪囚。三月，因为僧人举行佛事，挑选囚犯释放，命中书省审察。六年，因为天庆节，挑选重囚一人释放。七月，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刺吉举行佛事，释放全宁府重囚二十七人。诏令审问全宁有司官，追究其阿附、从违法行为；又将囚犯追回监狱，命令把奴儿干以及罪情稍轻的流囚分批迁往肇州屯田。这一年，又因举行佛事，释放死刑囚犯七人、流刑以下罪囚六人。英宗即位，拜住因接受尊号而请求释放狱囚，英宗不准。至治二年，西僧举行灌顶仪式，因疾病请求释放罪囚，英宗说：“释放囚犯来祈福，难道是我舍不得法师吗？我想到恶人屡次获赦，反而伤害善人，这算是什么福？”不准许。西僧为了奸利，借祈福之说释放重囚，这是元朝政治上的弊病，只有英宗能够斥责它；然而这种做法后来仍接连成为惯例。至治三年，诏令都功侮使阔儿鲁到京师，释放死刑囚犯三十一人，释放杖五十七以上的罪犯六十九人。泰定元年，为两宫祈福，释放笞刑罪犯。三年，因帝师举行佛事，释放重囚三人。至顺二年，举行佛事，释放在京死罪囚犯十人、杖罪囚犯四十七人。三年，因举行佛事，释放御史台所关押的定兴县县尹以及刑部所关押的囚犯二十六人。卷一百四，列传第一。后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