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一百六

译将先帝附祭于宗庙是适宜的。现在拟请为皇考上谥号为昭圣衍孝皇帝，庙号为顺宗；为大行皇帝上谥号为钦明广孝皇帝，庙号为成宗。太祖的神位居中，睿宗在西侧第一室，世祖在西侧第二室，裕宗在西侧第三室，顺宗在东侧第一室，成宗在东侧第二室。先元妃鸿吉哩氏实哩达喇，宜上谥号为贞慈静懿皇后，附祭于成宗的庙室。”皇帝下诏说：“可以。”

译顺宗传，顺宗昭圣衍孝皇帝，名达尔玛巴拉，是裕宗的第二个儿子。母亲是徽仁裕圣皇后鸿吉哩氏。至元初年，裕宗担任燕王，达尔玛巴拉出生在燕王府邸。至元二十二年，裕宗去世，达尔玛巴拉因为作为皇孙深受宠爱，两宫太后对他出阁的礼仪格外优厚。至元二十八年，才下诏让他出京镇守怀州，第二年去世，享年二十九岁。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叫阿穆尔克，封为魏王。郭出也妃所生的叫海山，这就是武宗。另一个叫阿裕尔巴里巴特喇，这就是仁宗。大德十一年秋天，武宗即位，追谥他为昭圣衍孝皇帝，庙号顺宗，配享太庙。

右元武宗

《泰定帝本纪》：泰定皇帝，是显宗噶玛拉的长子，裕宗的嫡孙。起初，显宗凭借长孙的身份被封为晋王。至元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出生在晋王府邸。大德六年，晋王去世，皇帝继承封爵，这就是嗣晋王。至治三年八月，英宗遇害。癸巳日，皇帝即位。十二月戊辰日，在南郊请求为父皇、皇母上谥号。父皇晋王谥号为光圣仁孝皇帝，庙号显宗；皇母晋王妃谥号为宣懿淑圣皇后。

显宗传，显宗，光圣仁孝皇帝，名噶玛拉，是裕宗的长子。母亲是徽仁裕圣皇后鸿吉哩氏。被封为梁王，改封为晋王。大德六年去世。有三个儿子，叫伊逊特穆尔，叫松山，叫徳勒格尔。布哈王去世十年后，仁宗即位，给晋王上谥号为献武。又过了十一年，英宗遇害。伊逊特穆尔凭借嗣晋王的身份，即皇帝位，追尊他为光圣仁孝皇帝，庙号显宗，配享太庙。又过了六年，文宗即位，于是拆毁了他的庙室。

右元泰定帝

《明史·世宗本纪》：世宗皇帝，是宪宗的孙子。父亲兴献王祐杭，在安陆就藩。正德十四年去世。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日，武宗去世，没有子嗣。慈夀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根据遗诏商定，迎接兴王到兴王府邸，即皇帝位。戊申日，命令礼部官员集议兴献王的封号。秋天七月壬子日，进士张璁说：“继承皇统而不是继承宗嗣，请求追尊生父，在京师建立兴献王庙。”起初，礼部官员议定以孝宗为父，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援引宋代程颐关于濮王礼仪的意见进言，不被允许。到了这时，将张璁的奏章下发，命令朝廷官员集议。杨廷和等人上疏极力争辩，都不被听从。冬天十月己夘初一，追尊父亲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亲妃子为兴献后。

睿宗传。睿宗兴献皇帝祐杭，是宪宗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邵贵妃。成化二十三年被封为兴王。正德四年在德安建立府邸，后来改在安陆。正德十四年去世，谥号为献王。去世两年后武宗去世，召王世子入宫继承大统，这就是世宗。礼部官员毛澄等人援引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先例，以孝宗为父，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王妃为皇叔母。皇帝命令朝廷官员集议，没有决定。进士张璁上书请求以兴献王为父，皇帝非常高兴。恰逢母亲妃子从安陆来到，停在通州不进城。皇帝启奏张太后想要避让天子之位，奉送母亲妃子回藩地。群臣惶恐害怕。太后命令进封兴献王为兴献帝，妃子为兴献后。张璁又更改大礼。有人询问进而主事霍韬、桂萼，给事中熊浃的意见与张璁相合。皇帝因此告知辅臣杨廷和、蒋冕、毛纪。皇帝后来加称“皇”。杨廷和等人联合朝廷官员争辩，没有决定。嘉靖元年宫中火灾，杨廷和以及给事中邓继曾、朱鸣阳引用五行五事作为废除礼制的证据，于是停止称“皇”，加称生父为兴献帝，尊称园寝为陵，黄屋监卫按照制度，在安陆设立祠署，按时祭祀使用十二笾豆，音乐使用八佾。皇帝心中终究不满足。三年加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在奉先殿西侧建立庙宇叫观德殿，祭祀如同太庙。七月下诏去掉“本生”称号。九月下诏称孝宗为皇伯考，称献皇帝为皇考。张璁、桂萼等人既然骤然显贵，谋求进身的人争相以谈论礼仪来迎合皇帝心意。百户随全、录事钱子勲说献皇帝应该迁葬到天寿山。礼部尚书席书议论，高皇帝不迁祖陵，太宗不迁孝陵，大概是谨慎的缘故。小臣妄议山陵，应该治罪。工部尚书赵璜也说不可，于是停止。尊称陵墓名字为显陵。第二年修撰献皇帝实录，在太庙左侧建立世庙。六年因为观德殿狭隘，改建为崇先殿。七年命令张璁等人集撰《明伦大典》完成，加上尊谥号为恭睿渊仁寛穆纯圣献皇帝。亲自撰写显陵碑，封松林山为纯德山，配祀方泽次于五镇。改安陆州为承天府。十七年通州同知丰坊请求加尊皇考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九月加上尊谥号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寛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配享太庙位次在武宗之上。明堂大享奉主配天，罢除世庙的祭祀。四十四年，世庙长出灵芝，柱上又立玉芝宫，祭祀在那里。穆宗即位，于是罢除明堂配享。起初，杨廷和等人议定封益王次子崇仁王厚熜为兴王，奉献帝祭祀，不被允许。兴国封除。

嘉靖元年正月，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命令称孝宗为皇考，慈夀

译皇太后圣母尊奉兴献帝后为自己的亲生父母。三月戊午日，尊称兴献后为兴国太后。

译《明史纪事本末》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宁宫小房发生火灾。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上奏说：“大火起时风势猛烈，这大概是天意。况且火逼近清宁宫后殿，难道是因为给兴献帝后加尊号，祖宗神灵心中有所不悦吗？”给事中邓继曾上奏说：“五行中火主礼，如今礼制名分混乱，言论违背常理，阴气极盛而变为灾祸。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废除礼制的应验。”主事高尚贤、郑佐相继上奏说：“火灾之祸，不在其他宫殿而在清宁宫之后，不在其他日子而在郊祀之后。灾变岂会凭空产生，灾祸是有缘由招致的。”皇帝看了这些奏章，内心震动，于是听从杨廷和等人的建议，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而不再加“皇”字。在此之前，司礼监传谕兴献帝册文说：“朕应当称子。”杨廷和等人上奏说不可，又传谕应当称“孝子”。杨廷和等人说：“册文中称长子，本生父的情分自然明白，请求勉力实行正礼。”皇帝听从了。派遣官员前往安陆，为兴献帝上尊号，命令司礼太监温祥督理礼仪，成国公朱辅上册宝，礼部侍郎贾咏题写神主牌位。贾咏遵从杨廷和的旨意，题写神主牌位为“兴献帝神主”，不称考及叔，也不署儿子的名字。

《明防典》记载庆源殿，嘉靖元年，命令安陆州官员在四孟及朔望之日在家庙致祭。四孟祭祀所用的笾豆牲牢，都如同太庙的仪制。朔望常祭，如同奉先殿的仪制。

《明史纪事本末》嘉靖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举上奏说：“安陆庙应当使用十二笾豆，如同太庙的仪制，皇帝听从了。”礼部请求设置奉祀官，又说乐舞不敢轻易议定。皇帝命令杨廷和召集众人商议。礼部侍郎贾咏会同公侯九卿等人上奏说：“正统与本生之义，应当有所区别。八佾既已用于太庙，安陆的乐舞似乎应当稍减，以避开两统并立的嫌疑。”皇帝说：“仍然使用八佾。”于是何孟春以及给事中张翀、黄臣、刘最、御史唐侨、仪秦武等，南京给事中郑庆云各自上奏极力争辩，没有回复。冬十一月，将孝惠皇太后的神主奉安于奉慈殿，派遣官员告知安陆庙。

《明史·杨廷和传》记载，在此之前武宗驾崩，杨廷和起草遗诏说：“皇考孝宗敬皇帝的亲弟弟兴献王的长子某，按伦常次序应当即位，遵奉祖训‘兄终弟及’的文字，告于宗庙，请示慈寿皇太后迎立嗣皇帝位。”随后命令礼官上呈礼仪状，请求由东安门进入居住文华殿。第二天，百官三次上笺劝进，等候皇帝批复允准，择日即位。那些笺文都遵循皇子嗣位的旧例。世宗看了礼部的状子，认为遗诏中说的是嗣皇帝位，而不是皇子。等到到达京城，停在城外，杨廷和坚决请求按照礼部所拟定的仪制，世宗不听，于是就在行殿接受笺文，由大明门直接进入，告祭大行皇帝的几筵，中午即帝位。诏书草稿说：“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皇帝犹豫了很久，才批复同意。过了三天，派遣官员前往迎接皇帝母亲兴献妃。不久，命令礼官议定兴献王主祀的称号。杨廷和查阅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事例，授意尚书毛澄说：“这足以作为依据，应当尊孝宗为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亲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另外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祀献王。”有异议的人，就是奸邪，应当斩首。进士张璁与侍御史王缵说：“皇帝入继大统，不是为人后。”王缵稍微提及此事，杨廷和担心他扰乱议定，改任王缵官职到南京。五月，毛澄等廷臣议定上奏，如同杨廷和所说。皇帝不高兴，但每次召见杨廷和，都从容赐茶慰谕，想要有所更改，杨廷和始终不肯顺从皇帝的旨意，于是命令廷臣再次商议。杨廷和偕同蒋冕、毛纪上奏说：“前代入继的君主追崇所生父母的，都不符合典礼，只有宋儒程颐的濮议最得理义之正，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至于兴献王的祭祀，虽然由崇仁王主持，日后兴献王子孙繁衍，仍然以第二子为兴献王后，而改封崇仁王为亲王，那么天理人情两全而无失。”皇帝更加不高兴，命令广泛考据典礼，务必求得最恰当的方案。杨廷和、蒋冕、毛纪又上奏说：“三代以前，圣人没有比得上舜的，没听说他追崇所生父亲瞽瞍；三代以后，贤人没有比得上汉光武的，没听说他追崇所生父亲南顿君。只有皇上效法这两位君主，那么圣德就没有瑕疵，圣孝就有光辉了。”毛澄等人也再三坚持上奏，皇帝留中不发。七月，张璁上疏说：“应当继统不继嗣。”皇帝派遣司礼太监拿着奏疏给杨廷和看，说：“这个议论遵奉祖训，依据古礼，应当听从。”杨廷和说：“秀才哪里知道国家的事体？”又拿着奏疏进去，不久，皇帝驾临文华殿，召见杨廷和、蒋冕、毛纪，授予手敕，命令尊父母为帝后。杨廷和退下后上奏说：“礼制说为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大概不仅降低其服制，而且改变其名分。臣不敢阿谀顺从，仍然封还手诏。”群臣也都坚持前议，皇帝不听。等到九月，母亲妃到达京城，皇帝自己定下仪制，由中门进入，谒见太庙，又重申谕令想要加称兴献帝后为皇。杨廷和说：“汉宣帝继孝昭之后，谥史皇孙王夫人为悼

译考察悼后；光武帝上继元帝钜鹿南顿君，因以上立庙于章陵，都未曾追尊。如今如果加上“皇”字，与慈寿考庙并列，这是忘记了所后嗣的宗法而看重本生父亲，任从私恩而抛弃大义，臣等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于是自请罢免，朝廷大臣争谏的有一百多人。皇帝不得已，便在嘉靖元年下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圣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当时，杨廷和先后封还御批四次，坚持上奏几乎有三十道奏疏。皇帝常常郁郁不乐有所遗憾，左右的人于是趁机说杨廷和恣意妄为没有臣子的礼节，言官史道、曹嘉于是共同弹劾杨廷和。皇帝为了安抚杨廷和，对史道、曹嘉加以轻微贬谪，但内心意向已经改变了。杨廷和离去后，才开始议论称孝宗为皇伯考。毛澄〇世宗即位刚满六天，就有防范议论兴献王主持祭祀及尊称的事。五月七日戊午，毛澄大防文武群臣上议说：「考察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祀共王。共王是皇太子的本生父亲。当时大司空师丹认为恩义完备，至今陛下入承大统，应当依照定陶王的旧例，让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〇继承兴王之后，袭兴王主持祭祀的事。」又考察宋濮安懿王的儿子入继仁宗之后，这就是英宗，司马光认为濮王应当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称名。范镇也说：「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父，如果再以濮王为父，在义理上是不恰当的，于是立濮王园庙，以宗朴为濮国公，奉祀濮王。」程颐的话说：「为人后者，称所后为父母，而称所生为伯叔父母，这是人伦的大义。然而所生的义理至尊至大，应当另外设立特殊的称呼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这样正统既明，而所生也尊崇到极点了。如今兴献王对于孝宗是弟弟，对于陛下是本生父亲，与濮安懿王的事正相等，陛下应当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是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都称侄皇帝某，这样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议论呈上，皇帝愤怒地说：「父母可以这样更改吗？」命令再议。当月二十四日乙亥，毛澄又防廷臣上议说：「礼制规定为人后者为之子，从天子到庶民都是一样的。兴献王的儿子只有陛下一个人，既然入继大统，奉祀宗庙，所以臣等前议想让崇仁王厚〇主持兴献王的祭祀。至于称号，陛下应当称为皇叔父兴献大王，自称侄皇帝，名字以宋程颐的说法为可依据。本朝的体制，皇帝对于宗藩尊行只称伯父叔父，自称皇帝而不称名。如今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大王，又自称名，尊崇的典制已经到了极点，臣等不敢再有所议论。」于是抄录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的奏疏进呈阅览，皇帝不听从。命令广泛考察前代典礼再议上报。毛澄于是又防廷臣上议说：「臣等防议了两次，请求改称兴献王为叔父，是明确大统的尊位没有第二个。然而加上“皇”字在叔父之上，那么凡是陛下的伯叔诸父都不能与他齐平了。加上“大”字在王之上，那么天下诸王都不能与他并列了。兴献王的称号既定，那么王妃的称号也随着确定，天下王妃也没有办法相同其尊位了。况且陛下以天下奉养，是为了使其心快乐，不违背其意志，难道是一家一国的奉养可以同日而语的吗？这是孔子所说的以礼事奉。其他推尊的说法，称亲的讥讽，似乎是不合礼制的。推尊的不当，没有比魏明帝的诏书更详细的；称亲的不当，没有比宋程颐的议论更详细的。最恰当的礼制，总要不出于此。」并抄录上魏明帝诏书。当时，皇帝锐意想要推崇所生，而进士张璁又上疏极力言说礼官的错误，皇帝心动，拿着毛澄等人的奏疏很久不下发。到八月庚辰初一，再次命令集议。毛澄等于是又上议说：「先王制定礼制本乎人情，武宗既无子嗣，又缺少兄弟，援引立陛下于宪庙诸孙之中，这是武宗以陛下为同堂之弟。考察孝宗母慈寿，无可怀疑了，可以再顾念私亲吗？」奏疏呈入，皇帝不高兴，又留在宫中不发。防给事中邢寰请求议定宪庙皇妃邵氏徽号，毛澄上言王妃。诞生献王实是陛下所自出，但既然承继大统，就应当以孝宗为父而母慈寿太后了。孝宗对于宪庙皇妃，应当称皇太妃，那么在陛下应当称太皇太妃。这样那么常伦既正，恩义也笃厚。奏疏呈入报闻。当月，皇帝因为母妃将至，下命礼官议定其礼仪。毛澄等请求由崇文门入，东安门。皇帝不认可，于是议定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皇帝又不认可。毛澄等坚持议论如初。皇帝于是自己定其礼仪，全部由中门入。当时尊崇礼犹未定，张璁又进大礼，有人问皇帝，更加倾向他。到九月底，才下发毛澄等前疏，更令广泛采舆论上报。毛澄等知道势不可已，谋于内阁，加称兴王为帝，妃为后，而以皇太后懿防行之。于是上疏说：臣等一得之愚，已尽于前疏。兹欲仰慰圣心，使宜于今而不戾于情，合乎古而无悖乎义，则有密勿股肱在臣等，

译有关部门不敢擅自决断。皇帝于是在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寿皇太后的名义，将兴献王的称号加封为兴献帝，王妃称为兴国太后，皇妃邵氏也被尊为皇太后，并向朝廷内外宣告。然而皇帝虽然勉强听从了朝臣的议论，内心仍然感到不满。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再次下旨加称皇帝。内阁杨廷和等人封还御批，张璁上疏极力争辩，又联合九卿乔宇等人共同劝谏，皇帝都不允许。

译嘉靖三年正月丙戌日，南京主事桂萼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皇帝将此事下发给朝廷大臣商议。同年夏四月，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

三年夏四月癸丑日，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辛酉日，编修邹守益请求停止称兴献帝为皇考，被投入锦衣卫监狱。五月乙丑日，蒋冕退休。修撰吕柟上言说大礼尚未端正，被投入锦衣卫监狱。丁丑日，派遣使者前往安陆迎接献皇帝的神主。六月，御史段续陈述宰相席书、桂萼的罪行。吏部员外郎薛蕙呈上《为人后》的解说。鸿胪少卿胡侍上言张璁等人议礼的过失，都被投入监狱。秋七月乙亥日，更改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去掉“本生”的称呼。戊寅日，朝廷大臣在宫门前伏地坚决争辩，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被投入锦衣卫监狱。癸未日，在朝堂上杖责马理等人，死了十六人。甲申日，将献皇帝的神主安放在观德殿。己丑日，毛纪退休。辛夘日，在朝堂上杖责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张原死亡，杨慎等人被流放或贬谪，程度不等。九月丙寅日，确定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汪俊〇当时议论兴献王的尊号，与尚书乔宇、毛澄等人极力争辩。毛澄称病离职。继任者罗钦顺未到任，于是任命汪俊为礼部尚书。这时兴献王已经加上了帝号。主事桂萼再次请求称皇考，奏章下发给朝廷商议。三年正月，汪俊召集朝廷大臣七十三人上奏议说：“祖训中‘兄终弟及’，是指同父兄弟而言。现在陛下是武宗的亲弟弟，自然应当以孝宗为父，这是很明白的。谁说做别人的后嗣就会断绝武宗的统绪呢？《仪礼》传文说：‘做别人后嗣的人，是后嗣谁？是后嗣大宗。’汉宣帝起于民间，尚且继承孝昭帝；光武帝中兴汉室，尚且以孝元帝为父。魏明帝下诏皇后没有儿子，选择旁支的儿子来继承大宗。谁说入继大统的君主与做别人后嗣的人不同呢？宋范纯仁说英宗亲受诏书做儿子，与入继大统不同，大概是因为恩义特别深厚，应当不顾念私亲，并不是说生前做儿子的是后嗣，死后入继大统的不是后嗣。”桂萼说孝宗既然有武宗做儿子，怎么能再为他立后嗣？臣等认为陛下自己后嗣武宗而上考孝宗，并不是为孝宗立后嗣。又说武宗将天下神器授予陛下，怎么忍心不继承他的统绪？臣等认为陛下既然称武宗为皇兄了，难道一定要改称孝宗为伯父才算继承他的统绪吗？又说礼官坚持的不过是前宋濮议，臣等愚昧所坚持的，确实不出于此。大概宋程颐的议论说：‘虽然应当专心于正统，怎么能完全断绝私恩？所以所继承的在于大义，所生存的在于至情。至于名称统绪所关联的，如果它们没有区别，这就乱了大伦常。’这几乎是为今天而发的。谨收集各种奏章，只有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桂萼议论相同，其他八十多份奏疏，二百五十多人，都如臣等议论。议论上奏后留在宫中，皇帝特别下诏召桂萼、张璁、席书从南京来。过了十五天，才下诏说：‘朕秉承宗庙正统的大义，怎么敢违背？只是本生的至情，也应当兼顾。’再次召集商议后上报。汪俊不得已，于是召集群臣，请求加“皇”字以成全美好的称号。议论上奏后又留在宫中十多天，到三月初一，才下诏让礼官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选择日期祭告郊庙，颁布诏书天下，另外下诏在奉先殿侧建立居室，恭敬地祭祀献王。汪俊等人又争辩说：‘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祀小宗，也就像小宗不得祭祀大宗一样。从前兴献帝在安陆封藩，就不敢祭祀宪宗；现在陛下入继大统，也不敢祭祀兴献帝。这都是用礼制抑制情感。’然而兴献帝不能在藩邸迎养寿安皇太后，陛下能在大内迎养兴国太后，接受天下的奉养，而用天子礼乐尊祀兴献帝，那么人子的感情就得以充分表达了。现在圣心无穷，臣等怎敢不顺应？只要对正统没有嫌疑，才符合礼制。皇帝说：‘朕只想在奉先殿侧另外建一间屋子，以表达追慕之情罢了。迎养藩邸，祖宗朝没有这个先例，怎么容许粉饰作为言辞？’让他陈述情况。汪俊详细上疏引罪，于是严厉切责，而催促立庙更加急切。汪俊等人于是上奏议说：‘在大内立庙，有干正统，臣确实愚昧，不敢奉诏。’皇帝不采纳，而命令召集朝廷大臣大议。汪俊等人又上奏议说：‘谨查先朝奉慈别殿，大概是孝宗皇帝为孝穆皇太后祔葬刚完毕，神主没有荐享的地方，而设立的。当时议论的人都根据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于为本生在大内立庙，则从古未闻。只有汉哀帝为定陶恭王在京城立庙，师丹认为不可，哀帝不听，最终留下后世的讥讽。陛下有可以做尧舜的资质，臣等不敢〇用衰世之事，请求在安陆特建献帝百世不迁的庙，等待他日袭封兴王子孙世世献享。’陛下岁时派遣官员持节奉祀，也足以表达陛下无穷的至情了。皇帝仍然命令遵照前诏，再次商议。汪俊于是抗疏请求退休，再次请求更加有力。皇帝

译皇帝发怒，以骄横怠慢的罪名责备他，准许他离职。召席书前来，还未到任，便命令吴一鹏代理事务。《明伦大典》编成后，罢免了俊的职务，俊在家中去世。

译吴一鹏，世宗即位，召授礼部右侍郎，不久转任左侍郎。多次与尚书毛澄、汪俊就大礼问题激烈争辩。汪俊离京，吴一鹏代理部务，极力催促在京城建立献帝庙。吴一鹏召集朝廷大臣上奏议论说：“前世入继大统的君主，偶尔有在本生父母园陵及京城立庙的，只是每年按时派遣官员致祭，不久也奏请废止。然而当时仍受非议，被后代所诟病。如果在皇宫大内立庙并亲自祭祀，从古以来没有过。臣等宁愿得罪陛下，也不愿陛下在天下后世失礼。”如今张璁、桂萼说：“继承大统是公，立后是私”，又说：“大统为重，嗣续为轻。”我私下认为，正统所在称为宗，所以立宗是为了继承大统，立嗣是为了承奉宗庙。大统与宗庙，本来没有轻重之分。况且在我朝皇子之世，想要效仿尧舜禅让贤人的例子，比拟不当。又说孝道不在于是否称皇，而在于是否称考，于是想改称孝宗为皇伯考。臣等遍查前代史实，没有神主称皇伯考的，只有天子称诸王为王伯叔父，这是有的，但不能加在宗庙之上。此前称本生皇考，确实是出自圣心裁断，却说是臣等保留一个皇字来窥探陛下。又说“一百个皇字抵不上父子之名”，为何如此肆无忌惮？请求迅速停止建庙的议论，在安陆立庙。”将张璁、桂萼等交给法司审理。皇帝回复说：“朕从亲藩中起用，奉持宗庙祭祀，岂敢违背逾越？只是本生皇考的园陵远在安陆，对卿等来说安心吗？”命令下达多次，尔等欺朕年幼，结党固执违抗，败坏父子之情，伤害君臣之义，暂且不追究。奉先殿西室，赶快修缮，以尽朕每年追念远祖的情意。当时是嘉靖三年四月。过了一个月，皇帝亲手敕令将奉先殿西室命名为观德殿，于是命令吴一鹏会同太监赖义、京山侯崔元去安陆迎接献帝神主。吴一鹏等人又上奏说：“遍查前代史书，并没有从园陵迎接神主进入皇宫大内的，这是天下后世观瞻所系，不是小事。况且安陆是恭穆王开基封疆的地方，神灵所眷恋，又是陛下龙兴之地，王气所汇聚。所以我太祖重视中都，太宗重视留都，都是因为王业的基础，永远修持世世代代的祭祀。恳请陛下俯顺群臣之言，改题神主奉安于故宫，作为百世不迁的宗庙。在观德殿中，设置神位香几，以慰藉孝思，那么本生之情既已尊崇，正统之义也尽到了。”奏章呈入不被采纳。吴一鹏于是出行，等他回朝，朝廷大臣已伏在宫门前再次争辩，朝政发生大变，而给事中陈洸的言论尤其夸张，吴一鹏上疏直言说：“大礼的议论，决断于圣心，正统与本生，昭然不紊乱。而陈洸妄称陛下诞生于孝宗去世三年后，嗣位于武宗去世二月后，无从授受，这种说法尤其不合常理。谨按《春秋》以受命为正始，所以鲁隐公上无所承，内无所受，就不书即位。如今陛下承武宗的遗诏，奉昭圣皇太后的懿旨，正符合《春秋》之义。而陈洸说从谁那里授受，这是认为陛下不得正始。陈洸本是小人，不痛加惩处，无法杜绝效尤的苗头。”皇帝不听。

蒋冕，大礼议起，蒋冕坚持为人后的说法，与杨廷和等人极力争辩。皇帝起初委婉劝谕，接着谦让，蒋冕坚持议论不改变。等到杨廷和罢政，蒋冕主持国政，皇帝更加想尊崇所生父母，驱逐礼部尚书汪俊以震慑蒋冕，而任用席书代替他，并且召见张璁、桂萼，人心非常沸腾。蒋冕于是上疏极力劝谏说：“陛下继承大统，固然因为伦常次序早已确定，然而如果没有圣母昭圣皇太后的懿旨与武宗皇帝的遗诏，就将无所受命。如今既受命于武宗，自然应当作为武宗的后嗣，只是兄弟的名分不可混乱，所以只称武宗为兄，孝宗为考，昭圣为母，而在孝庙、武庙都称嗣皇帝，称臣，称御名，以显示继承大统承奉祭祀的意义。如今却想为本生父母在奉先殿侧立庙，臣虽然极其愚笨，也坚决知道不可。自古人君嗣位，称为承祧践祚，都是指宗庙祭祀而言。礼制规定为人后者，只有大宗以大宗的尊位统率，也是主宗庙祭祀而言。自汉至今，没有为本生父母在皇宫大内立庙的。汉宣帝作为叔祖昭帝的后嗣，只在葬所立所生父庙。光武帝中兴，本来不是继承大统，平帝也只立四亲庙于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也只即在园陵立庙。陛下先前有旨意在安陆立庙，与前代恰好相同，得当了。岂可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如果情义既重于所生父母，道义必不专于所后嗣，那么孝武二庙的英灵安放何处呢？私下认为献帝的英灵也将不能安宁，即使圣心也自己不能安宁。近来又准许汪俊离去，催促张璁、桂萼到来，人心更加惊骇。这天朝廷议论建庙，天本来晴朗，忽然变得阴晦，到傍晚风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考虑改变计策吗？”于是极力请求离去，皇帝得到奏疏不高兴，还是因为他是大臣的缘故，用优厚的诏书答复他。不久又请求停止建庙的议论，并且请求退休，奏疏中再次以天象变化为言，皇帝更加不高兴。

蕙田案：明代大礼议，持正守道，没有谁比得上杨廷和、毛澄；斟酌尽善，没有谁比得上汪俊、吴一鹏、蒋冕。都刚直不阿，依据经史考证，堪与宋代理学家程子、司马光相比。

译言论并立，不可磨灭

译邹守益传。嘉靖三年二月，皇帝想要去掉兴献帝“本生”的称呼，邹守益上疏劝谏，触犯了皇帝的忌讳，受到斥责。过了一个月，他又上疏说：“陛下想要尊崇本生父亲的恩情，屡次下达诏书让群臣讨论，群臣依据礼法直言进谏，却遭到您的诘问和斥责。从前曾元因为父亲病重，害怕更换席子，这是爱戴到了极点，但曾子却责备他说是‘姑息养奸’。鲁公使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这是尊崇到了极点，但孔子却感叹说‘周公之道衰微了’。我希望陛下不要以姑息的态度对待献帝，而使后世发出衰微的感叹。况且群臣引用经典、考证古制，希望陛下专心于正统，这都是为了陛下的长远利益，您却不加考察反而指责他们的过错，说他们违抗且轻慢。我纵观前代史书，像冷褒、段犹这类人，当时被认为是忠爱，后世却被斥为邪媚；师丹、司马光这类人，当时被认为是欺慢，后世却被仰视为正直。后人看现在，就像现在看古人一样，希望陛下不要吝惜改正过错。”皇帝大怒，将他下诏狱拷打，贬为广德州判官。

何孟春传。在此之前，“大礼议”兴起，何孟春在云南，听说后上疏说：前世帝王从旁支入继大统，推尊本生父亲，其中的得失迹象，都记载在史册中。汉宣帝不敢给史皇孙加尊号，光武帝不敢给南顿君加尊号，晋元帝不敢给恭王加尊号，都是抑制私情、遵守礼法。这是宋代司马光所说的“当时归美，后世颂圣”的情况。汉哀帝、汉安帝、汉桓帝、汉灵帝却追尊他们的父祖，违背道义、侵犯礼制，这是司马光所说的“取讥当时，见非后世”的情况。《仪礼·丧服》中关于“为人后者”的条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呢？承受重任的人必须用尊贵的丧服来服丧。”关于“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的条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因为不能有两个斩衰（最高等级的丧服）。重视大宗，就降低小宗的丧服等级。”父母之恩天下没有比这更隆重的，但到了继承大宗时，就降低丧服等级而转移到所继承的亲人身上，大概是因为名分不可以有两个。为人后者成为别人的儿子，不敢再顾念私亲，圣人制定礼法，尊崇没有两个至上者。如果恭敬之心分给了那边，就不能专一于这边，就是这个原因。我恭读前诏，陛下称先皇帝为皇兄，确实对献王称皇叔，如宋代王珪、司马光所说，也已经令人满意了。但议论的人有的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天下是太祖的天下，从太祖到孝宗，从孝宗到先皇帝，特意选拔陛下授予大业。献王虽然是陛下天性至情的父亲，然而所以能光临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南面称帝者，都是先皇帝的恩德，是孝宗所遗留的。所以我希望以汉宣帝、光武帝、晋元帝三位皇帝为法则。如果不是古来的名分，不是正当的尊号，不是我愿意给陛下的。等到何孟春官至吏部，那时已经尊本生父母为兴献帝、兴国太后。接着又改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何孟春三次上疏请求遵从最初的诏书，都没有被采纳。于是皇帝更加采纳张璁、桂萼等人的言论，又想去掉“本生”二字。张璁正气势盛，列举礼官欺妄的十三件事，并且斥责他们为朋党。何孟春偕同九卿秦金等人具疏，用十三条难点来辩驳张璁。奏疏呈入后被留在宫中。当时詹事、翰林、给事中、御史以及六部各官署、大理寺、行人司等大臣都各自上疏争论，也都留在宫中不下发。群情更加激愤。朝会刚结束，何孟春在众人面前倡导说：“宪宗朝百官在文华殿哭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先例。”修撰杨慎说：“国家培养士人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于是拦住群臣在金水桥南，说今天有不尽力争辩的人，一定共同攻击他。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又相互号召。于是九卿中有尚书金献民以及秦金、赵鉴、赵璜、俞琳，侍郎何孟春以及朱希周、刘玉，都御史王时中、张润，寺卿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祺，通政使张瓒、陈霑，少卿徐文华以及张缙、苏民、金瓒，府丞张仲贤，通政参议葛㮮，寺丞袁宗儒，共二十三人。翰林中有掌詹事府侍郎贾咏，学士丰熙，侍讲张璧，修撰舒芬、杨惟聪、姚涞、张衍庆，编修许成名、刘栋、张潮、崔桐、叶桂章、王三锡、余承勋、陆釴、王相应良、王思，检讨金臯、林时以及杨慎、王元正，共二十二人。给事中有张翀、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谢蕡、毛玉、曹怀、张嵩、王瑄、张□、郑一鹏、黄重、李锡、赵汉、陈时明、郑自璧、裴绍宗、韩楷、黄臣、胡纳，共二十一人。御史中有王时柯、余翱、叶奇、郑本公、杨枢、刘颍、祁杲、杜民表、杨瑞、张英、刘谦亨、许中、陈克宅、谭缵、刘翀、张录、郭希愈、萧一中、张恂、倪宗岳、王璜、沈教、钟卿、宻、胡琼、张濂、何鳌、张曰韬、蓝田、张鹏、翰林有孚，共三十人。各官署的郎官，吏部中有郎中余宽、党承志、刘天民，员外郎马理、徐一鸣、刘勋，主事应大猷、李舜臣、马冕、彭泽、张鹍，司务洪伊，共十二人。户部中有郎中

译黄待显、唐升、贾继之、杨易、杨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马朝卿，员外郎申良、郑漳、顾可久、娄志德，主事徐嵩、张庠、高奎、安玺、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陈儒、陈腾鸾、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录、周诏、戴亢、〇宗周、邱其仁、祖琚、张希尹，司务金中夫、检校丁律，共计三十六人。礼部则有郎中余才、汪必东、张〇、张怀，员外郎翁磐、李文中、张澯，主事张镗、丰坊、仵瑜、丁汝防、臧应奎，共计十二人。兵部则有郎中陶滋、贺缙、姚汝臯、刘淑相、万潮，员外郎刘漳、杨仪、王德明，主事汪溱、黄嘉賔、李春芳、卢襄、华钥、郑晓、刘一正、郭持平、余祯、陈赏，司务李可登、刘从学，共计二十人。刑部则有郎中相世芳、张峩、詹潮、胡琏、范录、陈力、张大轮、叶应骢、白辙、许路，员外郎戴钦、张俭、刘士竒，主事祁敕、赵廷松、熊宇、何鳌、杨濓、刘仕、萧樟、顾铎、王国光、汪嘉防、殷承叙、陆铨、钱铎、方一兰，共计二十七人。工部则有郎中赵儒、叶寛、张子衷、汪登、刘玑、江〇，员外郎金廷瑞、范鏓、厐淳，主事伍余福、张凤来、张羽、车纯、蒋珙、郑骝，共计十五人。大理寺属官则有寺正母德纯、蒋同仁，寺副王暐、刘道，评事陈大纲、钟云瑞、王光济、张徽、王天民、郑重、杜鸾，共计十一人，全都跪伏在左顺门。皇帝命令司礼监太监传旨让他们退下，众人却说：“必须得到圣旨批准才敢退下。”从辰时到午时，皇帝两次传旨，他们仍然跪伏不起。皇帝大怒，派遣锦衣卫先逮捕为首的人，于是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八人一并被关进诏狱。杨慎、王元正便摇撼宫门大哭，众人都跟着哭，哭声震动了朝廷宫阙。皇帝更加愤怒，命令逮捕关押四品以下官员若干人，而让孟春等人等待治罪。第二天，编修王相等十八人全部被杖责致死。丰熙等人以及杨慎、王元正都被贬谪戍边。

译丰熙：大礼议兴起时，丰熙偕同礼官多次据理力争。等到朝廷召张璁、桂萼担任学士，方献夫担任侍读学士，丰熙在朝堂上高声说道：“这些人不过是冷褒、段犹一流的人物，我们难道能和他们并列吗？”他上疏请求辞官回乡，皇帝不允。不久，尊崇生父的礼仪确定，选定日期上恭穆献皇帝的谥号册宝，丰熙等人上疏劝谏说：“关于大礼的议论颁布天下已经三年了，如今因为一两个人的妄言，想要去掉‘本生’的称呼，专门推崇养育之恩。臣等听闻命令，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私下认为陛下是宗庙神人的主宰，必定要使宗庙的礼仪更加隆重，这样继承统绪的道义才不会丧失。如果违背先王的礼仪，留下后世的讥讽，岂不是严重损害圣德吗？”皇帝没有采纳。

石珤：皇帝想在奉先殿旁边另建一间屋子祭祀献帝，石珤上疏直言这不合礼制。等到朝廷大臣在宫门前跪拜哭泣争辩，石珤与毛纪协助他们。不久，大礼议定，毛纪离职。石珤再次劝谏说：“孝宗皇帝与昭圣皇太后，是陛下骨肉至亲。现在让那些疏远卑贱、谗佞的小人，随意进行离间，只知道迎合取宠，不再为陛下体察实情。现在孟冬时节的祭祀临近，陛下登上献殿拜祭，如同亲眼见到他们，难道内心不会稍有触动吗？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陛下继承列圣的统绪，统领百神，临御万方，怎么能不加以慎重？反而听从小人的说法，违背不可更改的常典呢！”皇帝看到奏章很不高兴，告诫他不要再提此事。

《朱希周传》：这时，张璁、桂萼已经被召到京城，更加接连上奏章请求去掉“本生”的称号。皇帝很高兴，听从了他们，催促礼官准备上册的礼仪。朱希周率领郎中余才、汪必东等人上疏劝谏说：“陛下称孝宗为父、昭圣为母已经三年了，而更改的议论忽然从宫中传出，那么明诏就成了虚文，不足以取信天下；祭告成了亵渎礼仪，怎么能让神灵感动呢？况且‘本生’并不是贬低的词语，不妨碍正统，而亲亲的道义蕴含其中。对此有什么嫌疑，一定要去掉它，来滋生天下的议论呢？”

徐文华：当时，正商议兴办献祭的礼仪，徐文华多次偕同各位大臣据理力争。第二年七月，他又倡导朝廷大臣在宫门前跪拜哭泣劝谏。等到更改庙主牌位时，徐文华劝谏说：“孝宗有祖父的道义，不可以称为伯父；武宗有父亲的道义，不可以称为兄长。不如直接称为‘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这样两全其美且没有害处。”奏疏呈入，再次被命令扣除俸禄。

薛蕙：嘉靖二年，朝廷大臣多次争辩大礼，与张璁、桂萼等人相持不下。薛蕙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辨》，以及张璁、桂萼所论述的七件事，合起来数万言呈给朝廷。《解》有上下两篇，推究阐明大宗的道义。他的《辨》说：“陛下继承祖父的身体而承受嫡系的统绪，符合‘为人后’的道义，坦然无疑。却有二三个臣子，歪曲经典、背离礼制，向上迷惑圣明的听闻。经典传注中细微的旨意，他们未能看到十分之一二，就想要逞弄小聪明，夸夸其谈，可以说是无知而妄作的人。他们说‘陛下是献帝不可剥夺的嫡系继承人’，查考汉代石渠阁的议论说：‘大宗没有后代，家族没有庶子，自己有一个嫡子，应当断绝父亲的嗣位以继承大宗吗？’戴圣说：‘大宗不可断绝，礼制说嫡子不继承大宗的，只是不能排在庶子之前罢了。家族没有庶子，就应当断绝父亲的嗣位以继承大宗。’晋代范德说：‘废除小宗昭穆不乱，废除大宗昭穆就乱了。先王之所以重视大宗，难道可以不废除小宗来重视大宗吗？’人子虽然有嫡庶之分，但亲亲的心是一样的，而礼制规定嫡子不继承大宗，庶子可以继承大宗，这并不是对父母的亲情有厚薄之分，只是系于大宗、小宗，收族的不同罢了。现在说话的人，不知道推究根本于祖先，只考虑到父母就停止了，这是不忍心轻视自己的亲人，却忍心遗弃祖先。他们说‘为人后者为之子’，是汉代儒生的邪说。查考这是沿袭欧阳修的谬误。‘为人后者为之子’，这话出自《公羊传》，固然为汉代儒生所传，但在《仪礼》中实际上互为表里，古今视为折衷之论，没有异议。假如按照欧阳修的说法，那就严重违背礼制了。礼制规定为人后者要穿斩衰服三年，这是儿子对父母的丧服，用对父母的丧服来服丧，不是把他当作儿子又是什么？这是违背礼制的第一点。又说为所继承者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如同儿子、他的如同儿子者服丧，是因为把他当作儿子罢了。明确说是如同儿子，现在却说不是把他当作儿子，这是违背礼制的第二点。况且为人后者不把他当作儿子，那么在称呼之间，将不叫父亲而仍然叫伯父、叔父吗？这是违背礼制的第三点。又立后而不把他当作儿子，那么古代立后的人都没有真正把他当作儿子，而只是假装立这个人，这是圣人假装教人立后，而实际上没有后嗣，这是违背礼制的第四点。没有后嗣的人，重视断绝祖先的纲纪，所以立后以奉祀他们。现在所继承的既不能当作儿子，那么祖先也就不能当作孙子了，怎么可以进入他们的宗庙？而奉祀他们呢？这是违背礼制的第五点。由此看来，称汉代臣子为邪说，岂不是他们自己称自己吗？还是那二三个臣子，也自料他们的说法一定会陷入困境呢？于是又编造遁辞来倡导说：‘统绪与嗣位不同，陛下继承二宗，应当继承统绪而不继承嗣位。’这一句话，是想完全废除先王为人后的道义吗？那就更加严重地违背礼制了。然而他们牵强附会，对于名实如果不加以辨明而断然拒绝，大概将成为后世的祸患。”

译了。礼制之所以为大宗确立继承人，是因为重视宗统的延续；既然重视宗统不可断绝，就为他确立继承人。至于小宗不确立继承人，是因为宗统可以断绝，那么后嗣可以不继承。因此，因为继承宗统的缘故而继承后嗣，继承后嗣正是为了继承宗统。所以，礼制中“为人后”说的是继承后嗣，“后大宗”说的是继承宗统。宗统与后嗣并没有两样，有什么不同呢？自古帝王入继大统，必定明确“为人后”的道义，然后才能继承宗统。大概不成为后嗣就不能成为儿子，如果不能成为儿子，又从哪里得到宗统来继承呢？所以，成为后嗣，就是确立儿子的身份。确立了儿子的身份然后继承宗统，又用来断绝同宗族人觊觎皇位的心思。圣人制定礼制，不也很好吗？况且，确立儿子身份然后继承宗统，不仅仅适用于那些为人后者。礼制中没有天生尊贵的人，即使是天子诸侯的儿子，如果不接受君父的命令，也不敢自认为尊贵。《春秋》重视授予与接受的道义，认为做儿子的接受父亲的，做臣子的接受君主的。所以《谷梁传》说：“臣子必须接受君父的命令。”这个道义，不仅仅是尊崇君父，也是用来尊崇自己。大概尊崇君父，也将使别人尊崇自己。这样道义礼制就明确了，祸乱也就消亡了。现在议论的人说伦理次序应当确立，这就确立了，这哪里知道礼制和《春秋》的本意呢？至于前代的君主，偶尔有弟弟去世而哥哥继承，侄子去世而伯叔父继承的情况，这是遭遇变故而不符合正道的。然而他们多是先君的继承人，先君对于他们是父亲，他们对于先君则是儿子，所以不能以先君为后君，也没有两个宗统、两个父亲的嫌疑。像晋朝的哀帝、唐朝的宣宗就是这样。如果是其他藩王入继大统，就没有仍然以藩王为父而不以天子为父的。陛下在天伦次序上并不先于武宗，正统也不源自献帝，是非取舍极其容易辨别，而那两三个臣子，却妄图将其比作遭遇变故而不符合正道的举动，所以说他们是违背礼制最严重的。其他所辩驳的七件事，也大抵类似。奏章呈上，天子大怒，下令镇抚司审讯，后来赦免释放了他，剥夺俸禄三个月。

译薛蕙按语：薛应旂辨析“继统不继嗣”的观点最为精当。

杨慎：是少师杨廷和的儿子。嘉靖三年，皇帝采纳了桂萼、张璁的建议，召杨慎担任翰林学士。杨慎会同同僚三十六人上书说：“臣等与桂萼等人学术不同，议论也有差异。臣等所坚持的是程颐、朱熹的学说。桂萼等人所坚持的是冷褒、段犹的残余之说。如今陛下既然破格提拔桂萼等人，不认为臣等的言论正确，臣等不能与他们同列，恳请赐罢免斥退。”

安磐：世宗即位，起用旧臣。皇帝亲手写诏书想给兴献帝加上“皇”号，安磐说：“兴藩是藩国，不可加在帝号之上。‘献’是谥法，不可加在生存的母亲身上。本生父与所后之父，势不能同时尊崇。大义与私恩，自有轻重。”当时朝臣大多极力争辩，事情暂且停止。皇帝用驿马召见席书、桂萼等人，安磐请求斥退他们以谢天下，并且说：“现在想在大内另外建立一座庙，这是明知恭穆皇帝不能进入太庙了。孝宗既然不能考祭恭穆皇帝，又不能让恭穆皇帝进入太庙，这就是没有考祭的对象。世上哪有没有考祭对象的太庙呢？这种说法自相矛盾。”皇帝不听。

郑本公：皇帝想考祭兴献帝并在禁中建立庙宇，郑本公会同同僚极力争辩，说：“陛下在潜邸之日，就是孝宗的侄子，兴献王的儿子；临御天下之日，就是孝宗的儿子，兴献帝的侄子，两句话就可以决断。至于在大内立庙，实在不合常理。献帝的灵魂既不能进入太庙，又空去一国的祭祀，而寄托享祀于大内。陛下享祀太庙，祝文说‘嗣皇帝于献帝之庙’，又该称什么呢？爱敬精诚，两无所属，献帝将会局促不安。”皇帝发怒，指责他结党乱政，剥夺俸禄三个月。

嘉靖四年五月庚辰日，建立世庙祭祀献皇帝。

杨言：奸人何渊请求建立世室，杨言与朝臣争辩，皇帝不听。杨言再次上疏说：“祖宗亲身拥有天下，是大宗，是君。献皇帝旧为藩王，是小宗，是臣。以臣并列于君，扰乱天下的大分；以小宗并列于大宗，干犯天下的正统。献皇帝虽有盛德，不像周文王、武王开创王业。想要袭用世宗的名号，是错乱的。如果把献帝当作自己出身的皇帝，这是前无祖；如果把献帝当作祢庙而宗祀他，这是后无孝宗、武宗二帝。陛下先前已经治了医士刘惠言论的罪，现在却采纳何渊的说法；先前已经允许礼卿席书的议论，现在却违背席书的话。臣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嘉靖四年十二月辛丑日，大礼集议完成，颁布告示天下。

五年九月乙亥日，章圣皇太后在世庙举行祭祀。冬十月辛亥初一，亲自享祀如同太庙礼仪。

石珤：等到世庙建成，皇帝想奉章圣皇太后去谒见，张璁、桂萼极力主张，礼官刘龙等人争辩不过，各位辅臣为此进言，皇帝不答复，催促准备仪仗。石珤于是上疏说：“陛下想奉皇太后谒见世庙，臣私下认为顺从命令固然孝顺，但有比顺从命令更大的孝道，臣实在不敢阿谀奉承以误导君上。私下考虑祖宗家法，后妃已进入宫，没有无故再出来的。况且太庙尊严，非时享祫祭，即使是天子也不轻易进入，何况后妃呢？张璁等人所引用的庙见之礼，现在奉先殿就是。圣祖、神宗实行了一百五十年，已经成为定制，中间纳后、纳妃不知有多少，没有敢议论到的，为什么到今天忽然倡导这个议论？那些容悦佞臣，哪有忠爱之实，而陛下却想听信他们吗？况且阴阳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是天地百神的主宰，致使母后无故出入太庙街门，这是坤行干事，阴侵阳位，是大大的不可。臣岂不知君命应当承奉，只是恐怕上累圣德，所以不敢顺从曲意迎合，以成就君父的过错，辜负覆载之德。”奏疏呈入，皇帝大为恼怒。《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嘉靖六年，费宏等人定议世庙乐舞只使用文舞，随堂何渊上言世庙乐舞未备，下交礼部集议。侍郎刘龙等人议定应当依旧，皇帝告知辅臣再议。大学士杨一清、贾咏、翟銮上言：“汉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所以演奏武德、文始舞；惠帝、文帝不崇尚武功，所以只使用文治、昭德舞。世庙只使用文舞，也是这个意思，不算缺典。”张璁独自上言：“《王制》有说：‘祭祀用生者。’皇上身为天子，尊献王为天子之父，应当以天子礼乐祭祀他，缺一不可。况且天子八佾为六十四人，诸侯六佾为三十六人。本朝太庙文武佾各八，共计一百二十八人；王国宗庙文武佾各六，共计七十二人。献王在藩封时，固然使用七十二人，现在却是六十四人，可以吗？以天子之父不得享天子礼乐，何以示范四方、法度万世？”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国朝典彚》记载：嘉靖十四年正月，皇帝告知大学士李时等人说：“世庙逼近河水，现在拟议在太庙左方重建，命人在太庙东南的空地相度。二月初建九庙。”

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完成，颁布告示天下。癸夘日，定议礼诸臣的罪，追削杨廷和等人的籍贯。七月己夘日，追尊孝惠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恭穆献皇帝为恭睿渊仁寛穆纯圣献皇帝。辛巳日，尊

译章圣皇太后被尊为章圣慈仁皇太后。

译嘉靖十年十二月戊子日，御史喻希礼、石金因为举行斋醮仪式，请求宽恕参与议礼诸臣的罪过，被下锦衣卫狱。

嘉靖十五年冬十月己亥日，改定世庙为献皇帝庙。

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日，确定明堂大飨的礼仪。九月辛巳日，上太宗庙号为成祖，献皇帝庙号为睿宗，神主附祭于太庙，位次超越武宗。上辛卯日，在元极宝殿大享上帝，以睿宗配享。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甲戌日，睿宗原庙柱上长出灵芝，祭告宗庙接受祝贺，于是建造玉芝宫。冬十一月戊申日，奏请将献皇帝后的神主安放在玉芝宫，礼志记载献皇帝庙。嘉靖二年四月，开始命令兴献帝家庙享祀音乐使用八佾舞。起初礼官商议庙制未决，监生何渊上书请求在太庙东侧建立世室，礼部尚书汪俊等人都说不可。皇帝谕令在奉先殿旁边另立一室以尽孝思，礼官集议说为本生父在大内立庙，古代未曾有过，只有汉哀帝为定陶共王在京师建庙，不可作为效法的榜样。詹事石珤等也说不可，皇帝不听，修缮奉慈殿后作为观德殿来供奉他。嘉靖四年四月，何渊已授光禄寺署丞，又上书请求建立世室在太庙中崇祀皇考，礼部尚书席书等议定天子七庙，周文王、武王都有功德，所以建立文武世室在三昭穆之上。献皇帝追称帝号并未成为天子，何渊妄加谄媚之词，请求搁置他的奏章。皇帝令再议，席书等说将神主置于武宗之上，则武宗是君主，名分不可僭越；置于武宗之下，则献皇帝是叔父，神灵终究不安。当时廷臣对于称考称伯意见各半，至于议定附庙无一人认为可行，学士张璁、桂萼也都认为不可。席书又密疏争论，皇帝不听，又令防议，于是依照汉宣帝旧例在皇城内立一祢庙，如文华殿规制，笾豆乐舞一律使用天子礼仪。皇帝亲自定其名为世庙。嘉靖五年七月，谕工部说观德殿狭窄，想在奉先殿左侧另建，尚书赵璜说不可，皇帝不听，于是建在奉先殿东侧称为崇先殿。嘉靖十三年，命令改承天家庙名为隆庆殿。嘉靖十五年，因避渠道迁移世庙，改号曰献皇帝庙，于是改旧世庙名为景神殿，寝殿名为永孝殿。嘉靖十七年，因丰坊请求称宗以配明堂，礼官不敢违背，集议很久，说古代父子不同昭穆，兄弟同世数，所以殷代有四君一世而同庙，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现在皇考与孝宗应当同在一庙，于是奉献皇帝附祭太庙。嘉靖二十二年，更新太庙，廷议睿宗、孝宗并居一庙，同为昭帝，责备诸臣不竭尽忠诚任事，搁置其议。不久左庶子江汝璧请求将皇考庙迁至穆庙首位，以当将来世室与成祖庙并峙，右赞善郭希顔又想在太祖庙文世室外，只立四亲庙，而迁出孝宗、武宗。因礼臣斥责其妄言，而作罢。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新太庙建成，于是奉睿宗于太庙左侧第四序，位次超越武宗，而罢特庙之祀。嘉靖四十四年，因旧庙柱产灵芝，改号曰王芝宫，确定日供时享仪。穆宗初年，因礼臣请求，于是罢时享及节序忌辰有事奉告之祭，只进日供而已。隆庆元年，礼科王治请求罢献皇附庙，而专祀于世庙，奏章下发有关部门。万历九年，礼科丁汝谦请求仍专祭玉芝宫，复奉宣宗帝后冠服于太庙，皇帝责备丁汝谦妄议，贬谪外任。天启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奏议祧庙事，说睿宗入庙，是世宗无穷之孝思。然而以皇上视之，则远矣。待光宗升祔时，或从旧祧，或从新议，大概在于孝子固以恩事亲，而在仁人当以义率祖。奏章下发礼部，最终未能采纳。

蕙田案：《春秋》记载跻僖公，左氏说：“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公羊说：“先祢而后祖也。”谷梁说：“先亲而后祖也。”三家同辞，目为逆祀，圣人厌恶之矣。古者之断乎是有二：其一曰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曰庶子不继祖与祢；曰封君之子不臣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孙尽臣诸父昆弟；曰公子不得祢先君；曰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曰旁期之服，诸侯絶此。君临臣，臣奉君之道也。非是则不可以国。其二曰为人后者为之子，在天子诸侯，虽继弟继兄之子，昔甞君道临乎己而北面事之，孰敢不为臣子？此亦臣子之分，而重大统之义也。非是则人怀觊觎之心。汉哀帝躬承大统，而又以己后定陶共王；明世宗躬承大统，而又以已后兴献王。在大夫宗法，且不可以贰其失，审矣。况加孝宗以皇伯，絶其统也；跻兴献于武宗之上，又逆祀也。璁萼之罪，何诛？

右明世宗

蕙田案：宗法为后，所以继嗣而重大宗也。礼，继嗣者必择同宗昭穆相当者而立之，故曰“为人后者为之子”，降其父母期，此嗣立之常法，虽百世不易。

译大概成为后嗣就是成为儿子，既然成为儿子，那么对生父称呼为伯父或叔父是可以的。先儒的议论说：“假如所后之父与生父同坐在一间屋子里，而儿子站在旁边，称呼所后之父为父，自然不可以；又称呼生父为父，理应改称为伯父或叔父，这是很明白的。”改称是为了辨别嫌疑，推演存留的例子，都采用这个道理。古代的宗法专门针对大夫不敢祖述诸侯而设立，推演大夫的礼仪，未曾不可以上达天子诸侯，所以文字简略而义理完备。从汉代以后，外藩继承统绪，朝廷大臣极力争辩的，没有比宋代的濮议、明代的大礼集议更激烈的了。宋英宗的后嗣是仁宗，既然尊奉仁宗为考，就不应当尊奉濮王为考。明世宗的后嗣是武宗，既然上尊孝宗为考，就不应当尊奉兴献王为考。只有汉宣帝、光武帝都不在祖父身上加帝号，衡量古代义理，是相近的。光武帝上承孝元帝，是重视继承统绪的义理。至于像唐宣宗那样以叔父继承兄子，被立为皇太叔，在灵柩前即位，看待以前嗣立的方法，又有变化。晋元帝下诏说：“我虽然上继世祖，但对于怀帝、愍帝都北面称臣，现在祭祀太庙不亲自执爵酌酒，而让有关部门行事，在情理上不安，于是亲自献祭。”元帝继承愍帝为君，不同于嗣立，但这道诏书在礼制上是合乎的。综合来说，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理，大伦有定规，所以藩王继承统绪，如果所后之人昭穆相当，就尊奉所后之人为父；如果所后之人昭穆不相当，就以臣道奉侍所后之帝。臣道即同于子道，但不一定拘泥于父母的称呼。等到附祭宗庙，如果像古代的九庙，就按其班次附祭于昭穆之庙，在庙中，同堂异室，以先后为序。同堂是昭穆的伦理，先后是君臣的分别。昭自为昭，穆自为穆，只以昭穆区分世代，不以昭穆区分尊卑。如果像后世的庙制，就专门以继承立位的先后为序，臣子必定不能先于君主，犹如儿子必定不能先于父亲，其义理是一样的。天下的正统，断然以君臣为重。然而古今持议，每每在追尊生父称号、立庙的时候，尊卑疏戚既然不同，而本生伯叔父的称呼可以依义理而定，如宋英宗对濮王，仁宗以兄弟之子养育在宫中，那么称呼为伯父是可以的。一定要以考称呼，就浅薄了。明世宗对献王，既然遵循祖训兄终弟及的义理，那么尊奉孝宗为考而称呼献王为叔父是可以的。一定要以考称呼，就私心了。汉宣帝以兄孙入继，既然不可以尊奉昭帝为考，又不可以直接尊奉史皇孙为考，那么在所祭祀的地方祝辞称呼皇考而公开说“本生皇考”是可以的。一定要称呼叔伯考，就嫌疑于无考了。这些都是礼的变通，可以依义理而定的。宋范镇对英宗说：“凡是称呼帝、考、寝庙的，都不是正确的。”这是礼的大经，不可不秉持，而过去的大儒名臣所坚守至死以争的。其义理明亮如日星，又怎么可以随时间假借呢！

译《五礼通考》卷一百六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一百七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一百七

太子庙

《礼记·祭法》记载：天子向下祭祀夭折的嫡系子孙五辈：嫡子、嫡孙、嫡曾孙、嫡元孙、嫡来孙。【注：祭祀夭折的嫡系子孙，是因为重视嫡系。在宗庙的幽暗处祭祀夭折的嫡系子孙，称为阴厌。凡是庶出的夭折者都不祭祀。】

方氏慤说：“提到嫡系，那么庶出的夭折者就不在祭祀之列了，这是因为重视根本的缘故。然而因为是以尊位祭祀卑位，所以称为‘下祭’。”

应氏镛说：“祭祀延伸到五辈所爱的人，是因为关系遥远；祭祀只限于嫡系所重视的，是因为这是正统。”

曾子问：“祭祀一定要有受祭的‘尸’吗？如果是厌祭，也可以没有尸吗？”孔子说：“祭祀成年的死者，一定要有尸。尸必须由孙子担任。如果孙子也夭折了，就让人抱着他；如果没有孙子，就从同姓中选取，也可以。祭祀夭折者一定是厌祭，大概是因为他们未成人的缘故。【注：厌，就是吃饱而已，不把他们当作完整的人看待。】祭祀成年的死者而没有尸，这是把他们当作夭折者对待。【注：与不把他们当作完整的人看待相同。】孔子说：‘有阴厌，有阳厌。’【注：意思是祭祀夭折者的礼仪，有在幽暗处进行阴厌的，有在明亮处进行阳厌的。】

马氏彦醇说：“厌，是不完备礼仪的祭祀。在幽暗处进行阴厌的，是宗子夭折而没有后嗣的情况；在明亮处进行阳厌的，是一般的夭折者以及没有后嗣的人。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宗子地位尊贵，所以用特牲祭祀，在幽暗处进行，这是幽阴的意义，返回幽暗之处，是寻求神灵的方法。一般的夭折者地位卑微，他们的祭祀，就在宗子的家中，在室内明亮的地方，这就是所说的堂上礼仪简略。宗子并非不想尊崇他们，之所以不能让他们享受成年人的祭祀，是因为他们只是跟随祖先附祭罢了。”

曾子问：“夭折者不附祭，什么叫阴厌和阳厌？”孔子说：“宗子夭折而死，庶子不能继承他的后嗣。【注：族人按照辈分代替他，明确不排列昭穆次序，在庙中设立，他们的祭祀只到祖先那里为止，代替他的人主持礼仪。疏：孔子进一步辨析说：如果宗子夭折而死，因为未成人，庶子不能代替他成为后嗣，宗子的礼仪不可缺失，明白族人按照辈分代替他，辈分是指同辈，指与宗子同昭穆的人就代替他。凡是宗子夭折而死，庶子既然不能成为后嗣，就不以父亲的丧服为他服丧，代替他的人各自按照本来的丧服为他服丧。说不排列昭穆，是因为宗子夭折而死，没有作为父亲的道理，所以不排列昭穆，不能与代替他的人构成父子关系。】他的吉祭用特牲，祭祀夭折者不举肺，没有肵俎，没有散酒，不报告祭祀成功，这叫做阴厌。【注：用特牲，是因为尊崇宗子，跟随成年人的礼仪。凡是夭折者则用特豚，自从卒哭成为吉祭之后，举肺脊，有肵俎和报告成功，这些是施用于尸的礼仪。阴厌，是宗子夭折在宗庙幽暗处祭祀的礼仪，小宗夭折，其祭祀礼仪也如此。疏：这里宗子夭折，在祖庙的幽暗处祭祀，幽暗的地方，叫做阴厌。郑玄既然说小宗夭折祭祀礼仪如同大宗，是因为前文说宗子夭折而死没有区分大小宗，所以知道凡是宗子夭折祭祀的礼仪都是这样。必定知道这段经文指的是大宗，因为何休《公羊传》注说：小宗无子就断绝，大宗无子就不断绝，重视嫡系根本。上文说庶子不为后，是指大宗子在夭折而死不能成为后嗣，如果不是夭折就能成为后嗣，所以知道是大宗。凡是宗子成人而死就能立子孙为后嗣，如果立兄弟为后嗣就不可以，所以成十五年《公羊传》讥讽仲婴齐是公孙归父的弟弟，应当称公孙婴齐却称仲婴齐，是因为作为归父的后嗣，讥讽他乱了昭穆，所以说仲是正确的。熊氏说：夭折者和无后嗣的人，只有附祭和除服两次祭祀就停止了，这里说的吉祭，只依据附祭和除服。】凡是夭折者和无后嗣的人，在宗子的家中祭祀，在室内明亮的地方，尊位设在东房，这叫做阳厌。【注：凡是夭折者指庶子的嫡子，或者是兄弟的儿子，或者是从父兄弟无后嗣的人，如果有兄弟及诸父，这些现在死去的人都是宗子大功以内的亲属，共同祖父母的人，说在宗子家中祭祀，是因为有异居的道理，没有庙的人筑坛祭祀，亲近的人共同提供牺牲物品，宗子都主持礼仪。】在室内明亮的地方，尊位设在东房，与宗子夭折不同。室内明亮的地方，是指西北角得到门户光亮的地方。明亮的地方叫做阳。凡是祖庙在小宗家中，小宗祭祀，也是这样。宗子的嫡子，也作为一般的夭折者。超过这个范围，就不祭祀了。祭祀嫡系者，天子向下祭祀五辈，诸侯向下祭祀三辈，大夫向下祭祀两辈，士及以下只祭祀儿子就停止了。疏：凡是夭折者，指不是宗子的夭折者，无后嗣，指庶子自身没有子孙作为后嗣。这两者都是宗子大功以内的亲属，在宗子家中的祖庙内祭祀。】

【不敢在成年人的地方祭祀，所以在室内明亮显露的地方进行，在东房设置尊位，因为明亮属于阳，所以称为阳厌。凡是夭折者有两种：一是兄弟的儿子祭祀，应当在宗子的父庙；二是从父兄弟祭祀，应当在宗子的祖庙。无后嗣的也有两种：一是兄弟无后嗣祭祀，应当在宗子的祖庙；二是诸父无后嗣祭祀，应当在宗子的曾祖庙。凡是夭折者得以祭祀，是因为他们是嫡系。无后嗣者，成人无后嗣就祭祀，如果在夭折时死去就不祭祀，因为他们自身是庶出。郑玄必定限定在大功以内的亲属共同祖父母的人，因为上文说“吉祭特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