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二十

译如同每年祭祀的礼仪。在岁祭前的十二月，皇帝亲自到南郊视察牺牲。这个月的戊寅日，皇帝驾临奉天殿，告诫百官。当天晚上，皇帝住在文华殿的斋宫。己卯日，皇帝移居到皇邸，尚膳监进献素食。庚辰日半夜，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享，罢去仁祖的配享之位。

译惠田按：《明史》记载建文二年没有举行郊祀，而《续文献通考》统计总数时，称惠帝（建文帝）举行郊祀三次，其中有二年正月辛未日这一次，不知依据的是什么。

建文三年正月辛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成祖本纪》记载：建文四年七月壬午日初一，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永乐元年正月辛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年正月乙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三年正月庚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四年正月丁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五年正月丁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年正月辛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七年正月乙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八年正月己卯日，皇太子代理祭祀天地于南郊。九年正月甲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年正月丁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一年正月辛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五年正月丁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八年十二月，北京的郊祀坛庙和宫殿建成。《礼志》记载：成祖迁都北京，郊祀制度依照洪武年间的制度。

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天坛建在正阳门南面的左侧，四周环绕着围墙，周长九里三十步，规划制度与礼仪完全如同南京，只是增加了在北岳坛祭祀天寿山。”十九年正月甲子日，命令皇太子前往祭坛，安放昊天上帝和后土皇地祇的神位。

《春明梦余录》记载：天坛位于正阳门外，建于永乐十八年。起初遵循洪武年间天地合祀的制度，称为天地坛。后来改为分别祭祀，才开始专门称为天坛。又记载京城的大祀殿建成，规划制度如同南京，行礼仪式依照旧制。

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成祖多次巡幸北平，遇到郊祀日期临近，便从行在派遣官员带着书信告知太子，让太子代为祭祀，大致说：“永乐某年正月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命令你行礼。你要洁净诚敬地斋戒，恭敬认真地完成这件事。”祭祀完毕，太子也派遣官员回报，这成为惯例。到了这时，定都北平，才开始停止南京的郊祀，国家有大事，就派遣官员告祭。

十九年正月甲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十年正月辛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十一年正月乙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十二年正月戊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仁宗本纪》记载：洪熙元年正月丙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以太祖、太宗配享。

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敕令说：“太祖承受天命，上天兴起皇业；太宗中兴宗庙社稷，再次奠定天下。圣德神功，都配享天地。《易经》说：‘隆重地进献上帝，以配享祖先。’我崇敬祖先，永远保持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举行祭祀天地神祇的重大典礼，奉皇祖皇考配享，仍将此载入典章，作为万世的典范。”

《宣宗本纪》记载：宣德元年正月丁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年正月庚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三年正月甲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四年正月己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五年正月癸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年正月丁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七年正月癸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礼志》记载：宣德七年大祀南郊，皇帝亲临斋宫，命令宦官饮酒吃荤，进入祭坛吐唾沫的人都要治罪。司礼监纵容的人同罪。斋戒之日，御史检查各官员在斋所的情况，仍执行与南京一样的斋戒规定。

八年正月丁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宣宗实录》记载：八年正月，前往斋宫，停止早朝的先例。前一天前往郊坛，都朝见百官，然后才出发。皇帝告诉礼官：“明天一早出发，不处理朝政。”到达南郊后，亲自前往神厨，遍阅各种祭品，直到傍晚。旗手卫请求燃放烟火，不许。对侍臣说：“我早来不处理朝政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一心对答神明，无暇顾及他事。现在又有空闲观看烟火吗？”

《春明梦余录》记载：旧制，每年十二月初一皇帝亲自临幸查看牺牲，此后每晚轮流由一位大臣继续查看，五府五部、通政司、翰林院堂上官中不掌管刑狱的人都参与。凡是兔房、鹿栏、羊圈、牛棚、猪圈，都绕行逐一查看，出入都有骑兵、火甲等人员防卫。每晚钟声响过、人静之后才出来，直到半夜才回来，城门开锁让他们进入，第二天早上复命，使用骑兵。这制度从宣德年开始。

《明史·宣宗本纪》记载：九年正月辛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英宗《前纪》记载：正统五年正月己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年正月庚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七年正月甲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八年正月丁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九年正月辛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年正月丙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一年正月己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二年正月癸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三年正月丁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四年正月甲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景帝本纪》记载：景泰元年正月丙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年正月庚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三年正月丙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四年正月辛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五年正月甲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年正月戊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七年

译正月壬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英宗后纪《大顺二年》正月甲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三年正月乙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四年正月丁亥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五年正月庚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年正月丁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七年正月丙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译宪宗本纪《成化元年》正月己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年正月乙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蕙田按语：《续文献通考》记载这一条日期为戊申日，是错误的。

三年正月己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四年正月甲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五年正月乙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年正月己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七年正月丙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八年正月庚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九年正月丁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年正月丁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一年正月癸亥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二年正月戊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三年正月庚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四年正月甲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五年正月丁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六年正月甲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七年正月丙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八年正月壬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九年正月丙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十年正月丁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十一年正月乙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十二年正月己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十三年正月庚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孝宗本纪《弘治元年》正月丙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年正月辛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三年正月甲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四年正月己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停止庆成宴。五年正月壬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年正月己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七年正月丁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八年正月乙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因为太皇太后身体不适，停止庆成宴。九年正月壬辰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年正月庚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一年正月丁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二年正月辛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三年正月乙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四年正月己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五年正月丙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六年二月戊申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蕙田按语：当时皇帝有病，所以改选日期。

十七年正月甲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八年正月乙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武宗本纪《正德元年》正月己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月辛酉日，大风大雨毁坏南郊祭坛上的兽形瓦当。二年正月乙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三年正月丁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四年正月丙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五年正月丁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年正月甲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七年正月己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八年正月壬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九年正月丁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年正月戊辰日傍晚，在南郊祭祀天地。

《武宗实录》记载：这天夜里二更时分，皇帝才返回皇宫。

十一年正月乙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十二年正月己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随后到南海子打猎。夜里返回，驾临奉天殿，接受朝贺。

《武宗实录》记载：十二年，将要举行郊祀，提前下达谕旨，郊祀完毕后，前往南海子观看打猎，众大臣都上疏劝谏，皇帝不听。到了那天，祭祀礼仪刚结束，就前往南海子，纵情打猎，半夜才进入奉天殿，举行庆成礼。

十三年正月丁未日，取消南郊致斋。庚戌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随后到南海子打猎。辛亥日，返回皇宫。十四年正月甲辰日，改选郊祀日期。二月丁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随后到南海子打猎。当天，京城发生地震。

王圻《续通考》记载：在此之前，太常寺奏定正月十二日举行郊祀，皇帝前往太原尚未返回，请求改选日期。内批改为次日，不久又命令改选。礼科给事中邢寰等上疏说：“自祖宗以来，郊祀必定在正月上旬，这是为了重视一年的首要事务，并彰显最崇高的敬意。现在改了一次又一次，日子一天又一天，疑虑且未确定，不仅违背了祖宗沿袭的制度，而且不符合敬畏天地的道理。”恳请皇上如期回宫，以完成大礼。御史牛天麟等也为此进言，都没有得到回复。二月才在南郊祭祀天地，祭祀完毕后，前往海子大规模打猎。

十五年正月癸巳日，改选郊祀日期。十二月丁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初献时皇帝发病，未能完成礼仪。

王圻《续通考》记载：十五年，因为征讨宸濠，前往南京，十二月返回京城，才举行郊祀。

十六年正月癸亥日，改选郊祀日期。

世宗本纪《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二年正月乙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毛玉传》记载：二年冬天，皇帝因为灾异频繁发生，想要取消明年的郊祀庆成宴。裴绍宗说：“祭祀的礼仪，没有比郊祀更重大的；君臣之间的情谊，必定要通过宴饮来沟通。过去因为国戚废除了大礼，现在应当从吉，应该立即举行。怎么可以因为灾害再次免除呢？”修撰唐皋也说了同样的话，最终得以按照礼制举行。

三年正

译丁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四年正月辛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五年正月乙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六年正月己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

译《世宗实录》六年正月，举行大祀之前，礼官依例设宴。皇帝说：“郊祀庆成，次日设宴，是祖宗朝代的旧典。这是因为上帝监临歆享，君臣欢宴，这种礼仪不可废除。如今四方灾异非常，正想上下共同修省，恐怕多费劳民，可以暂免一年，以显示我奉天恤民的心意。只有对四夷使臣赐宴，仍照旧例。”

七年正月丙戌日，在南郊举行天地大祀。八年正月庚戌日，在南郊举行天地大祀。九年正月丁酉日，在南郊举行天地大祀。五月己亥日，改建四郊。

《礼志》记载：嘉靖九年，世宗皇帝已经审定《明伦大典》，更加深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都想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于是询问大学士张璁，张璁上书称：“燔柴祭天”，又说“类于上帝”。《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是根据形体主宰的不同而言的。朱熹说：“在坛上祭祀，称为天；在屋下祭祀，称为帝。”现在大祀有殿，是屋下的祭祀，是帝，没有见到祭天的礼仪。况且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也不是专门祭祀上帝。张璁说：“建国初年遵循古礼，分祭天地；后来又合祀。有人说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就是明堂，坛就是圜丘。列圣相承，也是孔子从周的意思。”皇帝又告诉张璁：“二至分祀，是万代不变的道理。”现在大祀殿拟作周明堂，或许接近了，认为就是圜丘，实在没有道理。张璁于是详细叙述《周礼》以及宋代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论的分合异同来回答，并且说祖制已定，不敢轻易议论。皇帝锐意要确定郊祀制度，在奉先殿占卜，太祖灵前不吉，于是询问大学士翟銮。翟銮详细叙述沿革来回答，又问礼部尚书李时，李时请求稍待时日，广泛选拔儒臣议论恢复古制。皇帝又占卜，太祖灵前不吉，议论暂且搁置。恰逢给事中夏言请求举行亲蚕礼，皇帝认为古时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正好与所议论的郊祀互为表里，于是命令张璁告诉夏言陈述郊祀议论。夏言于是上疏说：“国家合祀天地以及太祖、太宗并配，各坛从祀举行，不在冬至而在孟春，都不符合古典。应当命令群臣广泛考证《诗》《书》《礼》经所载郊祀的文字，以及汉代宋代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论，以及太祖建国初年分祀的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这是中兴大业。”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指责夏言不对，皇帝严厉斥责他们，于是敕令礼部让群臣各陈所见，并且说：“王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说明确实是合祭天地。那用二牛，是一帝一配位，不是天地各一牛。又有人说天地合祀，是人子侍奉父母的道理，比拟夫妇同牢，这种言论亵慢已极。又有人说郊是祀天，社稷是祭地，古代没有北郊。那社是祭五土之祇，犹如说五方帝罢了，不是皇地祇。社的名称不同，从天子以下都能随所在而……祭祀，所以礼有亲地的说法，不是说祭社就是方泽祭地。”张璁于是录上《郊祀考议》一册，当时詹事霍韬极力反对郊祀议论，并且说分祀的说法，只见于《周礼》，那是王莽贼人的伪书，不足以引据。于是夏言又上疏说《周礼》一书，对于祭祀最为详细，大宗伯祭祀天神，就有禋祀、实柴、槱燎的礼仪；祭祀地祇，就有血祭、薶沈、疈辜的礼仪。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的制度，就说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的制度，就说礼地祇。天地分祀，由来已久了。所以宋代儒者叶时的话说：“郊丘分合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定。”现在议论的人既然以大社为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当祭皇地祇，为什么又说分祭不可呢？合祭的说法，实在从王莽开始。汉代以前都主张分祭，而汉代以后也间或有之。宋代元丰年间一议，元祐年间再议，绍兴年间三议，都主张合祭，而最终不能改变的原因，是因为郊祀赏赐的费用，每次耗尽府库，所以节省简便罢了，也未曾认为分祭为非礼。现在的议论者，往往以太祖的制度为嫌为惧，然而知道合祭是太祖的定制，不可更改，却不知道分祭本是太祖的初制，可以恢复；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训，不可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本是太祖的著典，可以遵循。况且都是太祖的制度，从其礼仪正确的罢了。敬天法祖，没有第二条道路。《周礼》一书，朱熹认为是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怎么可以诬蔑为莽的伪作呢？况且合祭以后，配地实在从王莽开始。王莽既然伪造此书，为什么不削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天地神祇的祭祀，而自创一说呢？于是礼部汇集群臣所议论的郊礼上奏说：主张分祭的，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张分祭而以慎重成宪、时机未可为言的，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张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的，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张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的，

译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没有表示可否意见的，是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恭敬地奉行敕谕，调和众人的议论，认为分祭的意义，符合古代礼制，只是坛壝一旦建立，工程劳役浩大繁多。礼官说：“祭祀称为‘帝’，既然称昊天上帝，就应当用屋室祭祀，适宜仍然在大祀殿专门祭祀上帝，将山川坛改为地坛，以专门祭祀皇地祇，这样既没有新建的劳苦，行礼也方便。”皇帝又下谕应当遵循皇祖旧制，在坛上露天祭祀，分设南北郊，在冬至和夏至日分别举行仪式。张璁于是上奏说：“南郊合祀，沿袭已久。朱熹所说的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自破除千古的谬误，一旦举行，真可以说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常理。”不久，命令户部、礼部、工部三部会同张璁等人前往南郊勘察选择。南天门外有天然形成的土丘，大家一致认为旧丘位置偏东，不宜沿袭使用。礼部官员想在具服殿稍南的地方建造圜丘。张璁又上奏说：“圜丘祭祀上天，适宜就着高敞之处以表达对上天的敬意；大祀殿享祭天帝，适宜就着清静幽深之处以尽到昭告侍奉的诚心。两种祭祀的时义不同，那么坛和殿相距也应当有所区别。请求在具服殿稍南建造大祀殿，而圜丘再向前移动，地势高峻至极，可以与大祀殿相当。”皇帝批复说：“可以。”于是建造圜丘。这年十月工程完成，第二年夏天北郊以及东、西郊也依次完工，分祀的制度于是确定。

译嘉靖年间，祭祀典礼的臣子进言说：“关于圜丘的规制，《大明集礼》记载坛上第一层宽五丈，《存心录》则记载第一层坛宽七丈。《大明集礼》记载第二层宽七丈，《存心录》则记载第二层坛面四周都宽二丈五尺。大概《大明集礼》的第二层，就是《存心录》的第一层；《存心录》的第二层，就是《大明集礼》的第一层。臣下们不知该遵从哪一种，只请皇上裁定。”皇帝批示说：“圜丘第一层直径宽五丈九尺，高九尺；第二层直径十丈五尺；第三层直径二十二丈，都高八尺一寸。地面四方逐渐垫高五尺。”

《春明梦余录》记载：嘉靖九年，采纳给事中夏言的建议，于是在大祀殿的南面建造圜丘。规制分为三层，祭祀时上帝南向，太祖西向，都在第一层。上面从祀的四座坛：东面第一座坛祭祀大明，西面第一座坛祭祀夜明，东面第二座坛祭祀二十八宿，西面第二座坛祭祀风云雷雨，都在第二层。上面的坛制为第一层，直径五丈九尺，高九尺；第二层直径九丈，高八尺一寸；第三层直径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层坛面砖数使用一九七五这个阳数，以及周围的栏板柱子都是青色琉璃。四面有台阶，台阶各九级，白石砌成的内壝圆墙长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棂星门五座，正南三座，东、西、北各一座。外壝方墙长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七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棂星门如前所述，又在外围方墙设四座门：南面叫昭亨门，东面叫泰元门，西面叫广利门，北面叫成贞门。内棂星门，南门外左侧设置具服台，东门外建造神库、神厨、祭器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建造泰神殿，后来改为皇穹宇，收藏上帝、太祖的神版，两旁有厢房，收藏从祀的神牌。再往西是銮驾库，再往西是牺牲所，稍北是神乐观。北面成贞门外是斋宫，向西延伸是坛门。

《明史·礼志》记载：给事中夏言上疏说：“太祖、太宗一同配享，父子同列，查考经书典制，不能没有疑虑。臣认为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以担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以担当。礼部官员集议，认为二祖配享，已有一百多年，不应该一下子轻易更改。皇帝降下敕谕，想在冬至、夏至日奉太祖配享南郊、北郊，岁首奉太宗配享上帝于大祀殿。大学士张璁、翟銮等人说：二祖分别配享，在义理上不相协调。并且抄录仁宗所撰写的敕谕和告庙文进呈。皇帝又命令在东阁集议，都认为太庙的祭祀，列圣昭穆相对，没有并列的嫌疑，何况太祖、太宗功德同样隆盛，圜丘、大祀殿所祭祀的，都是天，那么配天的祖先不应该缺少一位。臣下们私下商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次祭祀，都应该二祖一同配享。皇帝最终认为并配不符合礼制，谕令阁臣讲求。张璁等人说：古代郊祀和明堂在不同地点，所以可以分别配享；现在圜丘、大祀殿同在南郊，冬至的礼仪在圜丘举行，而太宗不参与；孟春的礼仪在大祀殿举行，而太祖不参与，心里实在不安。皇帝又回答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先，天只有一位，祖先也只有一位，所以大报天之祀，只应当以高皇帝配享。文皇帝的功德，难道不可以配天？但开天立极，是高皇帝开创的。就像周朝的王业，武王确实成就了它，但配天只以后稷；配上帝只以文王，当时没听说争辩功德的。于是命令停止这项提议。不久夏言又上疏说：虞、夏、殷、周的郊祀，只配享一位祖先，后来的儒生穿凿附会，把郊丘分为二，以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的意义，以致唐、宋改变古制，才有二祖一同配享、三帝一同配享的事。希望由皇上决断，依照之前的敕谕。皇帝回答说：礼部官员之前引用太庙不嫌一堂的说法，配帝与享先不同，这种说法不当，仍命令重新商议。”

《世宗实录》记载，大学士张璁于是说：“郊祀的议论，圣上的见解已经决定，只是臣不忍心沉默。皇上如果相信分别配享的说法，完全符合古礼吗？大祀殿不是明堂的位置，孟春祈谷，又不是季秋大享的礼仪，那么未免有失于古礼。皇上如果相信并配的说法，不符合当今适宜吗？太祖一百多年的神座，难道忍心说撤除？文皇一百多年配天的报答，难道忍心说废除？那么又未免有失于当今。臣私下认为，天地分祀，应当遵从古礼，彰显皇上善继善述的孝心；祖宗并配，应当遵从今制，彰显皇上不愆不忘的心意。”奏疏呈入，皇帝于是责备张璁前后改变志向，不是忠爱的道理。于是礼部官员又上奏议：“南北郊虽然说是祖制，实际上是今日新创，请依照圣谕，都奉太祖独配。至于大祀殿，是太祖所创，现在却不能在其中配享，私下担心太宗的心意有所不安，应当仍然奉二祖并配，这样既恢复古礼，又保存祖制，礼意人情两不相失。”奏疏呈入，又谕令张璁说：“二至的祀典，从今天开始，应当奉太祖独配。孟春特名为祈谷，实际保存祖制，应当像仁宗的旧制，可以委曲依照朕的意思施行。”张璁回答说：“皇上议论郊祀大典，本乎至当可行的道理。现在议论的人认为圜丘、方泽都以太祖配享，认为皇

译皇上制定了新的礼制：在大祀殿祭祀上帝，以两位先祖配享，认为祖宗沿用的旧制，都是一时权宜的说法，并非最恰当且不可更改的定论。冬至报答天恩的礼仪隆重，孟春祈求谷物的礼仪较轻，天与帝是同一的。大祀殿既然可以让两位圣祖同时配享，圜丘为何偏偏不可以？关于新制与旧制的说法，臣实在不理解。臣私下认为，这场礼仪的争论，本是因为天地不能同时祭祀，担心显得杂乱，如果祖宗一同配享，原本就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既然有了大祀殿，又修建圜丘，都在南郊设坛，更加不符合礼制。礼制中，顺应时势最为重要，古今情况不同，适宜的做法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大概古代的圜丘是借着丘陵修建的，不是堆积泥土筑成高台；方泽是借着方形的水泽修建的，不是挖掘地面形成深坑。如今礼仪制度非常完备，在房屋中祭祀，那种清扫地面的仪式，怎么可以再次使用？有人说在房屋中祭祀称为祭帝，在坛上祭祀称为祭天。臣看《思文》这首诗，是祭祀后稷配享上天时唱的，同一首诗中，天和帝同时称呼；《我将》这首诗，是祭祀文王配享上帝时唱的，同一首诗中，只称天而不称帝。那么天与帝，原本就没有区别。臣认为，如今郊祀的意义，有简便可行的方法，足以继承的，就是利用南郊的大祀殿，来祭祀昊天上帝，以两位先祖配享，冬至隆重报答天恩，是可以的；孟春祈求谷物，也是可以的。万一遇到雨雪，到了期限也可以准备周全来完成礼仪。在北郊修建祭坛，祭祀皇地祗，也以两位先祖配享。明朝夏天正在北郊举行祭祀，工程劳役可以慢慢筹划。天地，是古今共同的天地，分开祭祀，是夏商周三代的常典，不可以杂乱。所以臣顺从皇上的意思去做。祖宗，是一个朝代的祖宗，功德都很崇高，一同配享天地，是当朝的定制。孝顺的儿子和慈爱的孙子，不可以轻易议论更改。所以臣不敢顺从皇上的意思去做。大概适宜于古代，古代适宜于今天，而今天只求内心安宁罢了。皇上的心意最终不可改变，于是下令礼部重新上疏讨论，并且责备他们说：“祖宗一同配享，在礼法上算是亵渎。但我所确定的祈谷之礼，原本是因为要周全地保全祖宗的制度，与在明堂举行祭祀不同。按照提议，供奉两位先祖一同配享冬至和夏至的祭祀，供奉皇祖单独配享，礼仪都从简，详细拟定后上报。”

译《明史·张璁传》记载：皇帝亲自驳斥朝廷的议论，确定了大礼，于是便以制定礼乐为己任。而夏言开始掌权，于是商议皇后亲蚕，商议勾龙弃配享社稷，商议分祭天地，商议罢除太宗配祀，商议朝日夕月，分别建立东西二郊，商议祭祀高禖，商议文庙设立神主，更改从祀的诸儒，商议祧迁德祖，端正太祖南向，商议祈谷，商议大禘，商议帝社帝稷。奏章必定下发给张璁议论，但皇帝采取独断，张璁的言论也没有全部被采纳。他劝谏罢除太宗配天，三四次往返争论，最终没能阻止。

《夏言传》记载：当时，皇帝锐意于礼文之事，认为天地合祀不合礼制，想要分别建立二郊，并祭祀日月。而四位大学士张孚敬不敢决断，皇帝向太祖占卜，也不吉利，议论暂且搁置。恰逢夏言上疏，请求皇帝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导。皇帝认为南北郊的说法与分建二郊相合，命令张孚敬告知夏言，于是请求分祀天地。朝廷大臣坚持认为不可，张孚敬也感到为难。詹事霍韬抨击尤其猛烈，皇帝大怒，将霍韬下狱，降下玺书奖赏夏言，赐予四品官服俸禄。最终听从了他的请求，又赞成二郊配享的议论，话语详细记载于《礼志》。夏言从此大受皇帝眷顾。

【王圻《续通考》修撰姚涞议论略说：古代在坛上祭日，指的是春分；在坎中祭月，指的是秋分。其阴阳先后的次序，义理是得当的，遵从它是可以的。至于冬至、夏至的祭祀，臣对此私下有疑问。周人以建子之月为岁首，所以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阴阳之义，先后之伦，各有适宜，这是制礼的本意。现在所用的是夏正。如果以一年的月序排列，那么夏至在前而冬至在后。如果夏至祭地，冬至祭天，是先地而后天，虽然说是阳先阴后，在义理上没有嫌疑，但实际上不是一年的事。尊天的义理，难道是这样的吗？施行周代的礼制，不可以使用现在的时节；使用现在的时节，不可以施行周代的礼制。这是大的方面，已经阻碍而不通顺了】

【《春明梦余录》记载：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而祭祀的大事在于郊祀。自古礼制残缺，后世儒生穿凿附会，而五帝六天合祀的说法，一直没有定论，这是因为不深入考究经典，不折衷于圣人以作为准则。《尚书》说：“于是向上帝分类祭祀，向六宗虔诚祭祀，遥望山川，遍及群神。”又说：“柴望按次序祭祀山川。”又说：“柴望大告。”《武成》说：“分类祭祀称为柴。”都是祭祀天的祭祀。然而必定涉及六宗、山川、群神，而不涉及后土，这就是郊祀必定兼及社祀的意思。《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推崇德行，隆重地进献给上帝，以配享祖考。”又说：“圣人烹煮以享上帝。”《周礼》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礼记》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都是举郊祀来见社祀。《家语》孔子说：“天子占卜郊祀，就在祖庙接受命令，在祢宫制作牺牲，这是尊祖亲考之义。”郊祀必定占卜，而不涉及社祀，是兼及社祀。这是唐虞三代的制度。儒者只看到《周礼》有冬至祭圜丘、夏至祭方泽的文字，于是主张分祀的说法，不知道《周礼》一年之间祭天有几次：正月祈谷，孟夏大雩，季秋明堂，至日圜丘，此外有四时之祭，那么本来就是合祭了。只是周朝朔日建子，冬至圜丘，正当献岁，不妨迎阳报天，而后命令及于地，所以其礼比合祭稍加崇重。这只有在施行《周礼》的时候才可以。至于其合祀的礼制，则未曾废除，散见于各经及孔子的言论可以依据。如果祭祀必定在冬至，那么何必占卜呢？所以说：“至敬不筑坛，扫地而祭，那么又不必在圜丘、方泽了。”由此知道周朝未曾不合祭。从汉到唐，千余年分祀的，只有魏文帝的大和、周武帝的建德、隋高祖的开皇、唐玄宗的开元四次祭祀而已。到宋朝郊祀都是合祭，不合祭的，只有元丰六年一次郊祀，元祐诏议北郊。那时群臣正议论合祭的不是，哲宗以此问辅臣章惇说：“北郊只可以称为社，君子应当不因人废言。”国家的重大祭祀，莫过于郊祀。明太祖以开天的圣明，改分祀为合祀，这是千古卓见，所以施行了一百五十多年，风雨调顺，民物康阜。到嘉靖一改，而明朝于是衰落，建议者是夏言，最终死于法，大概是太祖之灵不歆享吧】

【吴鼎辩驳姚涞、孙承泽：天地社合一祭、天地分合祭争论很久了，从未有建子宜分、建寅宜合如姚氏、孙氏那样的。祭社祭地的异同争论很久了，从未有既合地于天、又合社于地如孙氏那样的。《周礼》圜丘、方泽分祭很明确，朱子说：“古代圣王制定祭祀之礼，必定以象类，所以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坛壝、乐舞、器币之类也各不相同。如果说合祭于圜丘，那么古代未曾有此，是渎乱尤杂之礼。”朱子的话确实是礼家的折衷，可以等待后圣而不惑了。自从王莽诏令事元后，肇始合祭之礼，后人乐于便安惮于劳费，于是因循不易。宋元丰、元祐、绍圣间，凡

译关于三次议礼：明嘉靖年间，又讨论礼制，主张分祭与合祭两派，争论纷扰喧嚣。然而主张分祭的人都援引经典作为依据，主张合祭的人大多苟且顺从私欲。就像眉山苏氏所说：“官兵暴露在外，人马喘息流汗，并非夏至时节所能忍受。”江陵张氏所说：“冬至时极寒，却在星露之下裸露身体献祭；夏至时酷暑，却在炎热之中快速奔走。”他们的主张大概可以看出端倪。于是姚涞提出“建子之月宜分祭、建寅之月宜合祭”的说法，后人怀疑这种说法有道理，这是不能不辨明的。冬至在圜丘祭祀，是迎接阳气的开始；夏至在方泽祭祀，是迎接阴气的先兆。这是天地阴阳的大分别，是报答根本、回归本始的精微义理，本来不是因为建子之月才创立这个礼制，也不能因为建寅之月就废除这个礼制。况且《周礼》又是采用夏历正月的书。自古三正交替确立，周朝虽然以建子为正月，逸《周书》说：“恭敬地授民农时，巡狩祭享，仍然沿用夏历。”《周礼》中关于授时祭享的记载，所以纯粹使用夏历，圜丘方泽正是使用夏历的事，与建子之月有什么关系呢？姚氏说：“按一年的月份顺序排列，那么夏至在前而冬至在后。如果夏至祭地，就是先地而后天，尊崇天的义理，难道是这样吗？”这更是说不通的说法。先王制定祭祀，是顺应时节举行，起初并不以先后作为尊卑。宗庙的时享，春夏简薄而秋冬丰盛，没听说以简薄的祭祀为尊、丰盛的祭祀为卑。宗庙的大祭禘祫，尤其大于时享，而禘在夏，祫在秋，禴却在春，没听说以禴祭为尊、禘祫为卑。五祀的祭祀，春祭户，秋祭门，没听说以户为尊、以门为卑。况且即使以夏历一年而论，元旦祈谷有祭，龙星出现大雩又有祭，又何尝不是先天后地呢？地只是义理所起之处，仍然不在先后的次序上。又说：实行周朝的礼制，不可以用现在的时节；用现在的时节，不可以实行周朝的礼制。那么周礼与夏正就完全背道而驰。孔子为什么自称“我遵从周礼”，却又告诉颜回实行夏历的时节？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孙承泽申述姚氏的说法说：周朝历法建子，冬至圜丘，正值新年开始，不妨迎接阳气报答上天，然后恩命及于大地，所以这个礼制比合祭稍加崇重。这只有在实行周礼的时节才可以。考察孙氏的意思，只想合祭天地，而他的说法简直想废除圜丘这一祭祀。周朝历法建子不妨迎接阳气报答上天，显然夏朝历法建寅就有妨碍。周朝历法建子可行圜丘崇重之礼，显然夏朝历法建寅就不可行圜丘崇重之礼，糊涂也太严重了。又说：如果祭祀一定要在冬至，何必占卜呢？冬至的郊祭，是圜丘的郊祭，日期不需要占卜；用辛日的郊祭，是祈谷的郊祭，日期才需要占卜。圜丘的郊祭只有天子能举行，祈谷的郊祭鲁国也能举行。而郊祭牵连并举，那么祈谷为次郊，圜丘为始郊。所以《郊特牲》既说郊祭用辛日，又说“周朝开始郊祭的日子在冬至”，意义各有指代。孙氏混为一谈，以祈谷的郊祭妨碍圜丘的郊祭，这是祈祭可以保留，正祭决不可保留；鲁郊可以遵从周郊，决不可遵从，这是什么道理呢？又说：至敬不筑坛，扫地而祭，那么就不必在方泽了。考察圜丘就是泰坛，方泽就是泰折，一个见于《周礼》，一个见于《祭法》。《礼器》所说的“不坛”，不是没有坛，而是方圆高低，顺应自然的形状，而不是人力所为，所以说“不坛”。现在误把“不坛”当作“无坛”，而想废除方泽的祭祀，更加糊涂了。又说：嘉靖一改，明朝就衰落了，建议者是夏言，最终死于法。嘉靖以后的衰落，难道是因为郊祀的改变？夏言死于法，难道是因为分祭的说法？孙氏牵强附会株连，以证明自己固执偏颇的说法，不也是诬蔑吗？至于祭地祭社，尤其明确不可合并。《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祭地祭社截然不同。胡五峰开始提出社与方泽没有两种祭祀的说法，朱熹认为看来自有方泽之祭。《书传彚纂》说：“社在新邑”，说这就是祭地的，不对。如果把这个社当作祭地，那么《王制》所说的“祭天地社稷”，地与社难道重复列举吗？这可以说是一言中的了。周世樟说：考察各种书籍，地与社截然不同。地是大祀，社是中祀。祭地用红色小牛，祭社用太牢。祭地七献，祭社三献。祭地穿衮衣，祭社穿希衣。祭地以后稷配享，祭社以句龙配享。这尤其援引确凿证据，没有再可疑的。说郊祭可以兼祭天地，《诗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南郊、北郊都是郊。说郊祭不得兼祭社，《召诰》：“在郊用牲，牛二。第二天戊午，在新邑祭社。”社又在南北郊之外。而孙氏却说：“郊必兼社”，又说：“举郊以见社”，这是什么说法呢？至于他所引用的“肆类柴望”的文字，都是告祭的郊，而不是正郊。所引用的“受命作龟”的文字，又是祈谷的郊，而不是正郊，都不足以作为兼祭社的证明。所引用的《中庸》“郊社之礼”，郊社对

译“举”字，如同“禘”与“尝”对举一样，实际上都是错举成文，也不足以作为社坛就是方泽的证据。总之，孙氏的说法，既然想要将祭地与祭天合为一祭，把燔柴、瘗埋、血祭混为一谈，毫无分别，这难道不是朱子所斥责的，最为亵渎混乱、庞杂的情况吗？我朝折衷古代制度，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祈谷之后祭祀社稷坛，有分祭而没有合祭，这确实是万世可行的典制啊。夫

译顾我钧《嘉靖分祀论》说：明世宗尊崇兴献王，徇私情而蔑视礼法，这确实是天下万世所不赞同的。至于南北两郊，他极力主张分祀，这却是天下万世不可更改的。古人说：“这话虽然说得多了。”难道就一定没有道理吗？虽然不能依据这一件事就认为世宗贤明，但就这一件事而言，他的言论确实不能因为人的缘故而被废弃。即使分祀实行不久，张居正进献郊祀图册，又主张合祭，但直到明朝结束，最终也没有实行。至于当时有姚涞，后代有孙承泽，他们深深地认为分祀是错误的并极力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世宗偏私亲近丰陵，人们不服气，所以连带怀疑那些合乎礼制的做法。然而讨论礼制只应论其是非，本来不应当与其他事情相互牵涉。况且像学校从祀，列举前代传经的儒者，苛刻地要求并罢黜他们，这非常不符合在瞽宗祭祀的本意。后人不仅没有加以改正，反而诋毁分祀，这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说世宗既然确立了分祀，却亲自奉行得很疏略，大多派遣官员去执行，这哪里值得与他谈论礼制呢？回答说：“这确实是不对的。”然而有始无终，也是人常有的现象，只应当责备他后来不能坚持到底，不能因此非议他起初的做法不好。总之，明朝自嘉靖以后，经学日益衰微，士人向来不深究其义理，又因为太祖父母分处不同地方的言论，被当作重大的训诫，沉溺固执，牢不可破。即使有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比世宗和夏言、张璁强上百倍，也不能破除流俗而使他们共同信服。我曾经论述过，古今主张合祭的人很多，但他们的由来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王莽是天下的大奸雄，他一定要合祭天地，然后才能合祭祖妣来配享，欺骗女主，作为篡位的计谋，这固然是明知不对却强行去做。苏东坡是天下的大辩才，他揣度宋朝的君臣一定不足以行礼，宋朝的财力一定不足以尽礼，而他身为儒臣，又不肯自安于简陋，一定要猎取典籍来附会，这也是明知不对却谬误地宣扬。张居正是天下刚愎自用的人，他认为严寒酷暑，在坛场奔走，是君主所忌惮的，而众臣也没有好处，于是直接揭露实情而不再掩饰，这又是明知不对却故意触犯。这三个人，本来并不是真心认为应当合祭。至于不考证经典，不明辨义理，上受太祖主观言论的迷惑，下受夏言遭祸的震慑，于是认为合祭的制度确实是至当的，在隐微之处和睡梦之中都真诚不二，古今以来，没有像姚涞、孙承泽这样的人了。这就可以说是狂妄庸俗了。

蕙田案：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祭祀中最大的，莫过于两郊分合的议论。从汉朝到唐宋，虽然屡次变更但未确定，直到明世宗才断然实行。他的话说：“大祀有殿，这是在屋下的祭祀，帝王没有见过祭天之礼。合祭在一处，也不是专祭上帝。”又说：“二至分祀，是万代不易的礼制；天地合祀，比拟为夫妇同牢，防备轻慢已经太过分了。”又说：“社是祭祀五土之神，不是皇地祗；不祭社，就是方泽祭地。”这些话，就是所谓“考察三代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问鬼神而没有疑虑，百世等待圣人而不迷惑”的了。在过去主张合祭的人，都有私意，如王谩谄媚元后，苏轼忌惮劳费，即后来的张居正沉溺于安逸，都有所图谋，从未有人直接认为分祭是错误的。于是姚涞创立了固执偏僻的新说，孙承泽从而附和，他们的意图是什么？难道真的认为合祭是对的，分祭是错的吗？这也是学术疏浅了。吴氏、顾氏辩驳得非常详细，都记载在后面。考订礼制的人，希望不要被他们所迷惑。

顾我钧《嘉靖议郊配论》说：人不是圣贤，就不能没有私心，然而他本心的光明，即使是极自私的人，也必定有所显现，而未曾完全泯灭，只是不能引申而扩充它，所以最终被私心遮蔽而不合乎道理。当明世宗追尊兴献王时，满朝大臣都争辩，呼天抢地，而他的心悍然敢犯天下万世所不赞同的事而不顾，这是他的不明达到了极点。然而看他议定郊祀，则小心翼翼地认为太宗并配是不合礼的，人们认为这是吃饭时大口吞咽却还问别人是否咬断牙齿的人。有人说：这是想推远太宗，以便让兴献王配享明堂地祗。这两句话，固然都接近事实，但在我看来，这固然是他本心的光明，而不可以立刻说是过错。明朝太祖崛起，与汉朝相同，汉朝郊庙都配享高祖，后来的儒者也有说不合礼的，这是不通达变通的言论。太公执掌秦国的百姓，追溯他的先世，谁应当作为后稷呢？即使让周公处在汉朝，也必定认为高祖兼配才是正确的。当明朝太祖建立国家之初，群臣请求以考配天，太祖谦让再三，以至于告庙而不配享，难道只是因为天下未平吗？以匹夫徒步之人，对天下没有一毫功德，仅仅因为儿子是天子，忽然让他配享上天，死后如果有知，也必定有愧，局促不安而不敢当，配天与宗庙的事理本来不同，这就是是非的公理，天子所不能偏私其父的。等到太祖去世，则配天专属太祖，百世不可更改。那太宗杀父夺嫡，窃取神

译那些器物，不过是高煦和宸濠侥幸成功时所用的罢了，难道要以此比拟推崇太祖吗？这是仁宗的私心，不足以契合万世的公义。世宗大概隐约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不禁他坚持得如此坚定，言论如此频繁。大概兴献王作为父亲，亲近亲属，那么偏私他的人很多，而且他见识昏庸，气势强悍，即使万人争辩也不回头；太宗作为祖先，关系疏远，那么偏私他的人少，而且他心境平和，见解清明，一个人静静思考，天下的公义，这公义与非公义便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假使他能够引申并推广这种精神，思考天下那些不合乎道理的事情，即使是子孙观看，是非也不会如此模糊不清。那么，他拥有天下，与汉高祖和太祖相比如何？而现在尊崇他父亲的人，竟然想要超过汉高祖和太祖的父亲，后世的子孙难道不会揣度其中的过失吗？知道这些，关于大礼的议论，就应当萌生悔意。在私欲禁锢遮蔽之中，还有一丝缝隙可以指望，转变的关键全在于此。那些夏言、张璁等人，不致力于引导他走向公正，只是劝他因循旧例，于是太宗配享太庙而不迁祧，而兴献王配享明堂的过失，就更加没有觉悟的途径了。张璁不值得多说，夏言难道能没有罪责吗？

译《明史·世宗本纪》：十一月己酉日，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礼成，大赦天下。

王圻《续通考》记载，郊祀时皇帝谕令夏言希望亲自举行奉安礼，于是夏言拟定仪注上报。在祭祀前预先挑选捧立、执事官员十一人，分献配殿的大臣二人，撰写祝文，备齐肉干、肉酱、酒、果，制作丝帛、香烛。前一日举行告庙礼，在奉天殿设置神舆、香案，在泰神殿设置神案二张，在东西配殿设置神案二张，在丹墀正中设置香案一张，在圜丘左门外设置大次。当天清晨，皇帝穿常服前往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执事官员先后捧持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从祀神位，各自安置在神舆中，到达泰神殿门外。皇帝乘坐车辂到达昭享门，礼官引导至泰和殿丹墀，执事官员从神舆中捧出神位，登上石座，安置在龛中。皇帝前往香案前，按照礼仪行三献礼。礼毕，皇帝出来到达大次，登上座位，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完毕后返回宫中。

凡是祭祀，提前三天及两天，百官在朝天宫练习礼仪。嘉靖九年，更改规定，郊祀冬至的习仪改在前期第七天及第六天进行。嘉靖九年，四郊工程完工，皇帝谕令太常寺说：“大祀的分献官员必须预先确定，才能练习礼仪。”于是任用大学士张璁等人，在大明、夜明、星辰、风云、雷雨四坛的旧制中，分献原本使用文武大臣及近侍官员共二十四人，现在定为四人。法司官员仍按旧例不参与。

《明防典》圜丘大祀仪【嘉靖九年定】：提前十天，太常寺上奏请求视察牺牲，接着请求任命大臣三人看视牺牲，四人分献。提前五天，锦衣卫准备随朝车驾。皇帝前往牺牲所视察牺牲。视察牺牲的前一天，皇帝穿常服告庙。到了那天，视察牺牲完毕，命令大臣轮流视察，如同常规礼仪。提前四天，皇帝驾临奉天殿，太常寺供奉祭祀用品，进献铜人，如同常规礼仪。博士捧持告请太祖的祝版到文华殿，皇帝亲自填写御名完毕后，捧出。提前三天，皇帝穿戴祭服，带着肉干、肉酱、酒、果前往太庙，请太祖配享神位完毕后，换衣服驾临华盖殿。太常寺卿会同光禄寺卿当面奏报省牲完毕。皇帝驾临奉天殿，百官穿戴朝服，听受誓戒传制。提前两天，太常卿会同光禄卿奏报省牲，如同常规礼仪【牛九头、母羊三只、猪三只、鹿一只、兔六只】。这天，锦衣卫准备神舆、香亭，太常官准备玉帛匣及香盒，各自设置在奉天殿。次日，皇帝到达奉天殿，亲自填写祝版【祝版用青楮纸朱笔书写】，将玉帛放入匣中，太常卿捧持安置在神舆内。皇帝三次上香，行一拜三叩头礼完毕。锦衣卫官员校尉抬至天坛，太常卿奉安在神库。提前一天免除朝会，锦衣卫准备法驾，在奉天门下正中设置版舆。皇帝穿吉服告庙，出来乘坐车舆前往南郊，由西天门进入，到达昭享门外下车。礼部、太常官引导皇帝由左门进入内壝，太常卿引导皇帝到圜丘恭敬视察坛位，接着到神库视察笾豆，到神厨视察牺牲完毕，仍由左门出来，登上车舆前往斋宫。分献陪祀官员叩头，如同常规礼仪。坛上陈设上帝【面向南】：犊牛一头，苍玉一块，郊祀制帛十二匹【都是青色】，登器一个，簠、簋各两个，笾十二个，豆十二个，苍玉爵三个，酒尊三个，青漆团龙篚一个，祝案一张。配帝【面向西】：犊牛一头，奉先制帛一匹【白色】，登器一个，簠、簋各两个，笾十二个，豆十二个，苍玉爵三个，酒尊三个，云龙篚一个。从祀四坛【都在坛的第二层】：大明【在东侧，面向西】：犊牛一头，登器一个，礼神制帛一匹【赤色】，簠、簋各两个，笾十个，豆十个，酒盏二十个，青瓷爵三个，酒尊三个，篚一个。夜明【在西侧，面向东】：陈设同上，礼神制帛一匹【白色】。星辰【在东侧，面向西，北面称为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犊牛一头，羊一只，猪一头，登器一个，铏一个【盛着和羹】，簠、簋各两个，笾十个，豆十个，酒盏三十个，帛十匹【青色一匹，赤色一匹，黄色一匹，白色六匹，黑色一匹】，青瓷爵三个，酒尊三个，篚一个。云雨风雷【在西侧，面向东，北面】：陈设同上，帛四匹【青色一匹，白色一匹，黄色一匹，黑色一匹】。提前一天，太常寺在皇穹宇丹墀正中设置香案。将举行祭祀的前夜，三更时分。礼部、太常寺堂上官恭敬前往香案前，尚书上香，率领各官行一拜三叩头礼。完毕后，太常寺官员九人分别前往东西配殿，各自请出从位神牌出龛。先请雷师，次请风伯，次请雨师，次请云师，次请周天星辰，次请二十八宿，次请五星，次请夜明，次请大明，捧至丹墀东西向站立。太常寺官员一人前往殿中，请出太祖神位出龛。太常寺少卿一人恭敬捧持，面向西站立。太常寺官员二人请出上帝神版出龛，太常寺卿恭敬捧持，面向南站立。礼部侍郎二人引导引出殿外，先上帝，次太祖，次大明，次夜明，次五星，次二十八宿，次周天星辰，次云雨风雷，由圜丘北门进入，转到午陛，登上坛。先上帝，次太祖，次从位各依原序先后奉安于神座。等候皇帝到达大次，尚书率领各官致词，复命叩头，退出。祭祀完毕，太常官如前捧持请入，礼部侍郎引导进入殿内，依次纳入龛中奉安。

译礼毕，各官仍行一拜三叩头礼，退出。正祭当日，三更鼓响，皇帝从斋宫乘车来到外壝神路的西侧，下车。导引官引导皇帝到神路东大次，上香官会同导引官、捧神位官复命完毕后退下【百官在神路的东西两侧排班等候】。皇帝穿戴好祭服出来，导引官引导皇帝从左櫺星门进入，内赞官与对引官引导皇帝走到内壝。典仪唱道：“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自担任自己的职务。皇帝走到御拜位，内赞官奏道：“就位。”皇帝就位。典仪唱道：“焚烧柴薪，迎帝神。”音乐响起。内赞官奏道：“升坛。”引导皇帝到上帝金炉前，奏道：“跪下”，奏道：“插圭”。司香官捧着香跪在皇帝左侧进香。内赞官奏道：“上香。”皇帝三次上香完毕，奏道：“取出圭”。引导到太祖金炉前，礼仪相同。奏道：“复位。”皇帝复位。音乐停止。内赞官奏道：“四拜。”传赞，百官一同行礼。典仪唱道：“奠玉帛。”音乐响起。内赞官奏道：“前往神御前”，引导皇帝到神御前，奏道：“插圭”，捧玉帛的官员将玉帛跪在皇帝右侧进献，皇帝接受玉帛。内赞官奏道：“献玉帛”，皇帝奠放完毕，奏道：“取出圭”，引导到太祖前，奏道：“插圭”，奏道：“献帛”，奏道：“取出圭”，奏道：“复位”，皇帝复位，音乐停止。典仪唱道：“进爼”，音乐响起，斋郎抬着爼安放完毕。内赞官奏道：“前往神御前”，引导皇帝到神御前，奏道：“插圭”，奏道：“进爼”，奏道：“取出圭”，引导到太祖前，礼仪相同，奏道：“复位”，皇帝复位，音乐停止。典仪唱道：“行初献礼”，音乐响起。内赞官奏道：“前往神御前”，引导皇帝到神御前，奏道：“插圭”，捧爵的官员将爵跪在皇帝右侧进献，皇帝接受爵。内赞官奏道：“献爵”，皇帝献爵完毕，奏道：“取出圭”，奏道：“前往读祝位”，引导皇帝到读祝位，奏道：“跪下”，传赞，众官都跪下，音乐暂时停止。内赞官奏道：“读祝”，读祝官跪着读完祝文，音乐再次响起，奏道：“俯伏、起身、平身”，传赞，百官一同读祝，跪着进献祝版，皇帝捧着祝版放到御案的篚内安放好【如今由读祝官自行安放】。内赞官引导到太祖前，奏道：“插圭”，捧爵的官员将爵跪在皇帝右侧进献，皇帝接受爵，奏道：“献爵”，皇帝献爵完毕，奏道：“取出圭”，奏道：“复位”，皇帝复位，音乐停止。典仪唱道：“行亚献礼”，音乐响起，礼仪同初献，只是不读祝，奏道：“复位”，音乐停止。典仪唱道：“行终献礼”，音乐响起，礼仪同亚献，奏道：“复位”，音乐停止。太常卿进立于坛的二成，面朝东，唱道：“赐福胙”。内赞官奏道：“前往饮福位”，引导皇帝到饮福位，光禄卿捧着福酒跪在皇帝左侧进献，内赞官奏道：“跪下”，奏道：“插圭”，奏道：“饮福酒”，皇帝饮完，光禄官捧着福胙跪在皇帝左侧进献，内赞官奏道：“受胙”，皇帝接受完毕，奏道：“取出圭”，俯伏、起身、平身，奏道：“复位”，皇帝复位，奏道：“四拜”，传赞，百官一同行礼。典仪唱道：“撤馔”，音乐响起，执事官撤去馔品完毕，音乐停止。典仪唱道：“送帝位”，音乐响起，内赞官奏道：“四拜”，传赞，百官一同行礼，音乐停止。典仪唱道：“读祝”，官员捧着祝文，进帛官捧着帛，掌祭官捧着馔品，各自恭敬地前往泰坛，皇帝退到拜位的东侧站立。典仪唱道：“望燎”，音乐响起，内赞官奏道：“前往望燎位”，内赞官与对引官引导皇帝到望燎位，焚烧过半，内赞官奏道：“礼毕”，音乐停止【如遇风雪，有关部门在圜丘下设置黄毡小次，皇帝恭敬地到小次，对着天空行礼，其升降、上香、奠献都由太常执事官代替】。内赞官与对引官引导皇帝到大次，更换衣服，礼部、太常官员捧着神位安放在皇穹宇。皇帝回到斋宫，稍作休息。车驾返回，百官穿戴朝服在承天门外，桥南站立迎接车驾。皇帝进入太庙，参拜礼仪如同视牲还时的礼仪。百官跟随到奉天殿，举行庆成礼。附分献官礼仪：皇帝行初献礼，读祝完毕，奏道：“俯伏”，起身、平身。赞引官引导分献官由东西陛前往各神位香案前，赞道：“插笏”，上香，献帛，献爵，取出笏，复位。亚献、终献礼仪相同，只是不上香、不献帛。等到典仪唱道“望燎”，各分献官前往燎炉前，焚烧过半。赞道：“礼毕”。

译《明史·乐志》记载：嘉靖九年，重新制定了在圜丘分祀的乐章。

迎神时奏《中和之曲》。仰望那伟大的造化啊，至大至高的苍天。此时正值阳气初生啊，恭敬地尊崇大礼。臣如同蒲柳般卑微啊，怀着蝼蚁般微薄的忠心。承蒙眷顾任命啊，统领众官。深深怀有愚昧之心啊，唯恐辜负洪大的恩德。于是遵循旧典啊，勉力竭尽微薄的心意。遥望天阙啊，天帝的宝辇降临祭坛。臣应当叩首啊，恭敬地迎接隆恩。百官陪同列队啊，在前方舞蹈跪拜。万神护卫啊，从西到东。臣俯伏迎接啊，恭敬瞻仰天帝的车驾。愿垂怜鉴察啊，拜谢恩德无穷无尽。

奠玉帛时奏《萧和之曲》。天帝的车驾已经降临啊，奉行礼仪先行。于是有束帛啊，以及玉瑄。臣恭敬地进献，呈于天帝面前。仰望祈求聆听采纳啊，承受苍天的恩泽。进献祭品时奏《凝和之曲》。佳肴珍馐啊，进献于御厨。排列鼎器啊，致以精洁。臣恭敬地进献啊，香醇的美酒和洁净的牺牲。愿垂怜享用啊，百姓的福祉深广。

初献时奏《寿和之曲》。礼仪庄严初献啊，捧着酒杯。臣将要进献啊，神圣的皇帝。皇帝垂享啊，端庄肃穆。臣拜手啊，怎能忘记。

亚献时奏《豫和之曲》。礼仪再次举杯啊，进献玉浆。天帝容颜喜悦啊，百姓福祉昂扬。民生有所依赖啊，感激上苍。臣恭敬拜谢啊，恩惠绵长。

终献时奏《熈和之曲》。三次献酒啊，礼仪宣告完成。一念微薄的心意啊，显露诚恳的情意。盛大张设乐舞啊，声音洪亮。仰望圣容啊，俯赐恩泽。

撤去祭品时奏《雍和之曲》。祭祀礼仪完毕啊，精意已通于神明。三次献酒完备啊，诚意已经表达。恭敬撤去祭品不迟缓啊，严肃恭敬且恐惧。诸多祭品虽不齐全啊，只依赖洪大的神明。

送神时奏《清和之曲》。祭祀之事终结啊，百官仪仗张开。天帝垂怜鉴察啊，沐浴恩泽汪洋。龙车缓缓啊，宝驾回旋。云灵风鼓舞啊，瑞露清润。洪恩浩荡啊，无以报答。粗略陈设菲薄的祭品啊，已感蒙享用。香气腾升芬芳啊，上达帝座。仰望圣明的造化啊，赐予四方。臣与天下百姓啊，既欢乐又感激。恭敬地送还宝辇啊，凤鸣龙翔。诚惶诚恐啊，仰慕依恋更加深切。愿福佑生民啊，永远赐予亨通昌盛。

望燎时奏《和之曲》。龙驾宝辇啊，升向天帝之乡。御用的祭品和菲薄的帛啊，奉于燎祭之处。环佩铿锵啊，罗列于祭坛内外。火炬特别高举啊，烟气辉煌。生民蒙受福泽啊，圣恩沾润。臣承蒙眷顾保佑啊，拜谢恩光。

《世宗本纪》：嘉靖十年十一月甲寅日，在南郊祭祀上天。十一年十一月庚申日，在南郊祭祀上天。

《礼志》记载：嘉靖十一年冬至，礼部尚书说：“此前在南郊祭祀，因风寒未能完备。”于是采纳礼书中“天子祭祀上天，张大次、小次”的说法，请求制作黄毡御幄作为小次。每次大祭，主管部门根据当时风雪情况，将其设置在圜丘之下。皇帝在幄中，对着祭坛升降奠献，由太常寺执事官代替。命令将此定为制度。《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二年确定圜丘派遣官员代祀的仪制。祭祀前一天，太常寺具本请钦定派遣官员的职名。派遣官员接受任命，报名谢恩，斋戒住宿如常例。前一天，派遣官员及分献陪祀官员各自在祭所斋戒。当天，太常寺按图仪陈设。在坛下内壝正中设置派遣官员的拜位。在坛上设置派遣官员读祝位，避开御拜位靠近北陛。在派遣官员拜位之南设置典仪赞引官的位置。赞引官引导派遣官员、分献陪祀官员各自穿着法服，等候在坛壝外，面向南站立。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职。赞引官引导派遣官员由内壝右灵星门进入。内赞官赞：“就位。”位置在坛下正中。分献官稍向前。派遣官员就位。典仪唱：“燔柴。”唱：“迎神。”奏乐。内赞官赞：“升坛。”派遣官员由西陛升至神御香案前。赞：“跪。”“插笏。”派遣官员跪下插笏。司香官捧香跪着进于派遣官员左侧。赞：“上香。”派遣官员三次上香完毕。赞：“出笏。”到配帝前，礼仪相同。赞：“复位。”乐止。内赞官赞：“四拜。”派遣官员四拜，起身。传赞：“百官同。”典仪唱：“奠玉帛。”奏乐。内赞官赞：“诣神御前。”派遣官员升至神御前。赞：“插笏。”捧玉帛官以玉帛跪进，派遣官员接受玉帛奠毕。赞：“出笏。”引导至配帝前，礼仪相同。赞：“复位。”乐止。典仪唱：“进爼。”奏乐。斋郎抬着祭品至。内赞官赞：“诣神御前。”派遣官员升至神御前。赞：“插笏。”进爼，出笏。引导至配帝前，礼仪相同。赞：“复位。”乐止。典仪唱：“行初献礼。”奏乐。内赞官赞：“诣神御前。”派遣官员升至神御前。司尊者揭开酒器盖，斟酒。捧爵官以爵受酒。内赞官赞：“插笏。”捧爵官以爵跪进于派遣官员右侧。派遣官员接受爵。赞：“献爵。”派遣官员献毕。赞：“出笏。”赞：“诣读祝位。”位置拟定在一成中间。赞：“跪。”派遣官员降至读祝位，跪下。传赞：“百官皆跪。”乐暂止。内赞官赞：“读祝。”读祝官跪着读完。乐复作。内赞官赞：“俯伏，兴，平身。”传赞：“百官同。”引导至配帝前。赞：“插笏。”捧爵官以爵跪进于派遣官员右侧，派遣官员

译接受爵杯，赞礼官唱“献爵”。派遣官员献酒完毕，赞礼官唱“出笏”，唱“复位”。音乐停止。典仪唱“行亚献礼”，奏乐，仪式与初献相同，只是不诵读祝文。音乐停止。典仪唱“行终献礼”，奏乐，仪式与亚献相同。音乐停止。赞礼官唱“复位”。派遣官员回到坛下的拜位。内赞唱“四拜”，派遣官员行四拜礼，起身。传赞“百官同”。典仪唱“撤去祭品”，奏乐。执事官员撤去祭品完毕，音乐停止。典仪唱“送神”，奏乐。内赞唱“四拜”，派遣官员行四拜礼，起身。传赞“百官同”。音乐停止。典仪唱“读祝”，官员捧着祝文，进献丝帛的官员捧着丝帛，主持祭祀的官员捧着祭品，各自前往燎位。派遣官员退到拜位的东侧站立。典仪唱“望燎”，奏乐。内赞唱“前往望燎位”，在御位附近面向西北站立。祭品烧到一半，内赞唱“礼毕”。音乐停止。嘉靖十三年二月，皇帝下诏将圜丘改称为天坛，方泽改称为地坛。礼部尚书夏言进言说：“圜丘、方泽是依据天象确定的名称，不可以轻易更改。只称圜丘坛，在‘省牲’这一环节名义上并不协调。今后冬至大报、启蛰、祈谷祭祀上天，夏至祭祀大地，祝文中仍应称圜丘、方泽。而在省牲以及各项公事涉及坛所时，称天坛、地坛。”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明史·世宗本纪》：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庚午日，在南郊祭祀上天。十四年十一月乙亥日，在南郊祭祀上天。十五年十一月辛巳日，在南郊祭祀上天。

《明会典》规定：嘉靖十五年定下进呈大报等祭祀日期册的礼仪。旧制是每年十一月上旬，钦天监将明年的各项祭祀日期写于奏疏上呈进。嘉靖九年，下令在九月奏报各项祭祀日期，从大报祭开始。这一年皇帝亲自定下进呈祭祀日期册的礼仪，每年九月初一，礼部尚书将大报祭及各项祭祀日期禀告皇帝，提前一天在官署住宿。鸿胪寺卿请皇帝驾临大殿，在奉天殿中间设案。到了那天，百官穿着公服侍立班列，皇帝穿着皮弁服，礼部尚书穿着朝服，捧着祭祀日期册从午门中间道路进入，站立着将册子放在案上。皇帝走到预先站立的地方站定，礼部尚书跪奏：“嘉靖某年大报祭等祭祀日期册，请恭敬地接受。”皇帝插好玉圭，拿起册子恭敬地看完，序班举起案将册子放在华盖殿中。皇帝升座，百官叩头如同常礼。

《明史·世宗本纪》：十七年十一月辛卯日，在南郊祭祀上天。下诏赦免天下。

《礼志》记载：十七年，撤除大祀殿，又将泰神殿改名为皇穹宇。

《明会典》：嘉靖十七年冬十一月，更改上天昊天上帝的尊号，称为皇天上帝，将泰神殿改名为皇穹宇。

《明史·礼志》记载：十七年废除脱鞋礼。

《春明梦余录》记载：郊坛门外，每次祭祀都设立大次（临时帐幕），皇帝驾临祭坛，进入幕次，脱鞋登上祭坛。那些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以及分献、陪祭的官员，都在外面脱鞋，依次升坛供职。协律郎、乐舞生依照旧例穿着袜子就位。祭祀完毕，降下祭坛穿上鞋。嘉靖年间，皇后在太庙助祭，于是废除了脱鞋礼，后来不再实行。

《世宗本纪》：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日，在南郊祭祀上天。

【王圻《续通考》】明朝初年对郊祀最为严格，太祖以后没有不亲自去郊祀的。成祖北巡时，偶尔让太子代理祭祀，因生病而改期郊祀的情况也很少。太祖洪武六年，孝宗弘治十六年，都只进行两次郊祀。百余年间，严肃奉行明洁的祭祀，对上天的敬畏没有懈怠，事奉天帝的诚意，唐宋各位君主都比不上。只有武宗末年，屡次因为游乐而改期郊祀，但也未曾敢擅自废除。世宗即位，锐意改革礼制，将合祀改为分祀，废除两位祖先共同配享，毅然排除众议而实行，希望符合三代的礼制，用心可谓勤勉。十三年南郊祭祀，亲自创作大报歌，也有慎始图终的话语。然而分祀不久，就发展到派遣代理人，大享殿只是徒劳地改建，而祈谷祭仍在内殿举行。况且皇天上帝尊号，只是奉承虚称，睿宗配享天帝，招致亲近过度的讥讽。虽然每天礼拜元极宝殿，却是沉溺于方士虚幻荒诞的说法，并非真正有昭告事奉上帝的诚意。大概皇帝议礼之后，喜欢事务频繁变更，起初有博取复古的虚名，而诚意有所不到。接着崇尚修道，迷惑沉溺日益加深，凡是所改作的礼仪，都废弃不再举行，而祖宗以来严肃恭敬敬畏之心，荡然无存。再传至神宗，怠慢废弃更加严重，郊庙祭祀，数十年不亲自参加，不能说不是皇帝开启的。《礼记》说：只有圣人能祭祀天帝，孝子能祭祀祖先，道理本来是不可改变的。

《礼志》记载：二十四年，又在原大祀殿的旧址，建造大享殿。

《穆宗本纪》：隆庆元年十一月癸亥日，在圜丘祭祀上天。

《明会典》：隆庆元年礼部会议，圜丘、方泽、朝日、夕月每年举行四次郊祀，仍照世宗所更改确定的制度，而废除祈谷祭及明堂大享礼。王圻《续通考》：穆宗隆庆元年礼部商议，郊祀之礼，建国初年在钟山之阳建圜丘，用冬至祭祀上天，以日月星辰太岁从祀；在钟山之阴建方丘，用夏至祭祀大地，以岳镇海渎从祀，都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又在城东筑朝日坛，城西筑夕月坛，用春秋两季分别举行仪式，夕月祭也以星辰从祀，都不奉配享。洪武十年开始确定合祀制度，每年正月择日在大祀殿举行。三十二年改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大祀殿建成，行礼如前仪。洪熙元年增奉成祖文皇帝共同配享。嘉靖九年开始在南郊建圜丘，冬至祭祀上天，以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从祀；在北郊建方泽，夏至祭祀大地，以岳镇海渎陵寝诸山从祀，都奉太祖高皇帝配享。又在东郊建朝日坛，春分祭日，没有从祀位置；在西郊建夕月坛，秋分祭月，也以星辰从祀，都不奉配享。如今分祀已久，似乎难以频繁更改，应照例在南北二郊于冬至夏至日，恭请圣驾亲自前往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享。当时礼部说，郊庙社稷各项祭祀，太常寺提前奏报行礼，只奏日期，不奏时辰，因此陪祀的各位大臣失期的很多，请求以后一并奏报日期和时辰，皇帝听从了。《明史·高仪传》：穆宗即位，世宗遗命郊社各项礼仪，都考察祖制更改仪制，于是会同朝廷大臣商议，天地分祀不必更改。不久宦官李芳又请求天地合祀如洪武旧制。

《舒化传》：“冬至郊天，听到皇帝咳嗽声，推论阴阳交合复生的渐次，请求效法上天养护微弱的阳气，言辞非常恳切直率。”

《明史·穆宗本纪》：

译二年十一月戊寅日，在圜丘祭祀上天。三年十一月甲戌日，在圜丘祭祀上天。四年十一月己卯日，在圜丘祭祀上天。

译王圻《续通考》丙子年记载：因举行大祀圜丘之礼，皇上驾临皇极殿，向文武群臣宣示戒令，要求斋戒三日，命成国公朱希忠告祭太庙，请太祖高皇帝配享。礼成后，皇上回宫，尚食监在御座旁摆设御宴案桌，光禄寺在御座西侧设酒亭，东侧设膳亭，在酒亭、膳亭的东西两侧摆放百味菜肴，在皇极殿内及中门、左门、右门丹墀的东西两侧设置群臣席位。教坊司在殿内设置九奏乐歌，在殿外设置大乐，在殿下排列三舞杂队。文武百官行庆贺礼，完毕后退下。执事官及与宴官各自穿戴吉服，执事官先快步进入殿内伺候，与宴官按次序站立在丹陛上，其余人员按次序在丹墀东西两侧迎接圣驾。待圣驾经过，殿内与宴官随即快步进入，分班按次序站立。皇上身穿常服，乘坐板舆由归极门出入皇极门，音乐响起，到达殿上，下车，升座，音乐停止，鸣鞭。鸿胪官赞“众官入班”，外赞“赞排班”，内外各赞“鞠躬”，音乐响起，行四拜礼，起身，平身，音乐停止。内官进献防衣，举案进献花完毕后，教坊司跪奏“上万寿之曲”，音乐响起，内官斟酒，捧爵至御座前，内外各赞“跪”，众官皆跪，教坊司奏进酒，皇上饮毕，内外各赞“俯伏、兴、平身”，音乐停止，各归原位。众官到席位站定，皇上谕示“官人每坐”，鸿胪寺官承旨传赞官传谕完毕，众官方才各自就位，簪花。教坊司跪奏“平定天下之舞”，舞毕，皇上谕示“官人每斟酒”，鸿胪寺官承旨传赞官传谕完毕，教坊司跪奏“二奏仰天休之曲”，音乐响起，内官斟酒，捧爵至御案前，教坊司跪奏“进酒”，待皇上举杯，各官依次举杯饮毕，音乐停止。殿外导引汤羹，音乐响起，至殿内迎接汤羹，音乐响起，各官起立，内官捧汤至御座前，各官复位，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进汤”，音乐响起，待皇上举箸，各官依次举箸完毕，鸿胪寺官赞“馔成”，内官撤去汤羹，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黄童白叟，鼓腹讴歌承应舞”，舞毕，复跪奏“三奏感大德之曲”，音乐响起，进酒如前仪，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抚安四夷之舞”，舞毕，皇上谕示“官人每斟满着”，鸿胪寺官承旨传赞官传谕完毕，教坊司跪奏“四奏庆洪禧之曲”，音乐响起，奉酒汤如前仪，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车书混同之舞”，舞毕，复跪奏。五奏，荷皇恩之曲，音乐响起，进酒，如前仪，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呈祥瑞之舞，舞毕。皇上谕示官人，每饮干着。鸿胪寺承旨，传赞官传谕完毕。教坊司跪奏六奏，民乐生之曲，音乐响起，进酒，进汤，如前仪，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赞圣喜之舞，舞毕，复跪奏。七奏，景祚隆之曲，音乐响起，进酒，进汤，如前仪，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来四夷之舞，舞毕，复跪奏。八奏，永皇图之曲，音乐响起，进酒，进汤，如前仪，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表万方之舞，复跪奏。九奏，贺太平之曲，音乐响起，进酒，进汤，如前仪，音乐停止。内官撤去御前酒爵，殿外导引汤膳，音乐响起，至殿内迎接汤膳，音乐响起。各官起立，内官捧汤膳至御案前，各官复位，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进膳，音乐响起。鸿胪寺官传赞，膳成。内官撤去汤膳，音乐停止。教坊司跪奏天命有德之舞，舞毕。奏缨鞭得胜蛮夷队舞承应，奏致语毕。鸿胪寺官赞彻案，尚膳监撤去御案完毕，赞宴成。众官出席，俱列班。鸿胪寺官赞入班，外赞赞排班，内外赞鞠躬，音乐响起。赞行四拜礼，音乐停止。鸿胪寺官赞礼毕，鸣鞭，圣驾兴还宫。百官退下，内外坐宴官，凡遇传制时，俱各起立拱手聆听，传毕复就坐。其殿内与宴的朝鲜国陪臣及外夷都督，俱各用通事序班一员引领行礼。

万历三年十一月，内阁臣张居正进献郊礼图册说：建国之初，在钟山之阳建圜丘，于冬至日祭祀天；在钟山之阴建方丘，于夏至日祭祀地。洪武二年，开始奉仁祖淳皇帝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当时因天地坛大祀殿尚未建成，暂于奉天殿行礼。至十二年正月，乃在大祀殿合祀，仍奉仁祖配享，命官分献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山川诸神，共十四坛。三十二年，改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建成，每年仍按仪制合祀。南京坛有事，则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于大祀殿之南，每年冬至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云雨、风雷从祀。建方泽于安定门外，每年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陵寝诸山从祀，俱只奉

译太祖仅以一位配享便停止了。太宗配享时，在大祀殿于孟春上辛日举行祈谷祭，供奉太祖、太宗一同配享。十年，又改为在启蛰日于圜丘举行祈谷礼，仍然只供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下诏在皇宫内的元极宝殿举行明堂大享礼，供奉睿宗献皇帝配享【元极殿即旧钦安殿】。这年冬十一月，皇帝备齐册宝，在圜丘上昊天上帝尊号加为皇天上帝。十八年春，在元极宝殿举行祈谷礼，不供奉配享。二十四年，拆除大祀殿，改建大享殿，命令礼部每年在季秋奏请占卜吉日举行大享礼，随即又命令暂时仍在元极宝殿举行。隆庆元年，下诏停止祈谷、大享两项祭祀，恢复元极宝殿，仍名为钦安殿，而天地则分开祭祀，如同世宗所更改确定的那样。

谨按：天地分开祭祀直到洪武十年，圣祖才确定为合祀的制度，每年正月上辛日在南郊大祀殿行礼，历代圣君遵行一百六十多年，到世宗皇帝才开始依据《周礼》古文，重新分别建立南北郊，都是坛而没有房屋，南郊在冬至行礼，北郊在夏至行礼，而在二至之外又有孟春祈谷、季秋大享，一年共四次。隆庆改元，下诏让朝廷大臣商议郊祀之礼，当时议论的人请求停止祈谷、大享，将天地合祀于南郊，先帝深思“三年无改”的道义，唯独认为祈谷、大享在皇宫内行礼不便，听从礼官的建议停止这两项祭祀，而分开祭祀暂且沿袭旧制，大概也是有所等待罢了。

礼仪因时制宜，本于人情。高皇帝初定郊礼为分祀，十年后，最终确定为合享，实在是因为古今适宜不同，顺应时势才是顺理成章。在岁首举行，是人的开始；占卜在春初，是时节的和顺。一年只举行一次，是事务的节制；建屋祭祀，是行事的便利。一百六十多年，历代圣君相继传承，没有人改变它，难道不是因为它最恰当、符合经文且可以遵守吗？现在在冬至极寒之时，在星露之下裸献；在夏至盛暑之中，在炎热之中奔走。一年之间，皇帝两次驾车出行，从时宜和道义来看，这是违背的。况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开创，配享一百多年，一朝停止，在人情上也有很大的不安。所以世宗虽然分别建立圜丘方泽的制度，但中期以后竟然不亲自举行；虽然开始举行大享之礼，但岁时的祭祀只在内殿进行。这说明这种礼仪在当时已经窒碍难行，何况后世呢？

臣等愚昧，私下认为应当遵从高皇的定制，遵循历代圣君的做法，一年只举行一次合祀之礼，而供奉两位祖先一同配享，这在时宜和道义上最为恰当，在人情上最为顺理。但郊祀礼仪重大，现在且不敢轻易议论，谨考查新旧规制礼仪，略述其大概，以等待圣明从容裁断。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译蕙田按：旧礼，是太祖所制定的；新礼，是世宗所制定的。根据张居正所说：“在极寒之时，在星光露气之下祼献祭品；在盛暑之时，在酷热之中奔跑奔忙。”这说明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的礼仪，确实难以实行。身为大臣，不拿敬奉上天、勤政爱民来互相告诫勉励，却只拿安逸享乐来引导皇帝，这能说是怎么回事呢？又按：夏言、严嵩、严讷因议论兴办献礼，先前受到宠信提拔；夏言因议论分祀、专配，后来掌握大权。大概皇帝眷顾所厚，权势就归向哪里。而他们之所以能得到皇帝眷顾，常常是因为议论投合皇帝心意所致。神宗懒惰懈怠的习性，张居正大概已经窥探到了。所以他表面上议论礼制以翻改嘉靖朝的旧案，暗地里顺从引导以取悦神宗的心意。他之所以能够试探皇帝并独揽大权，作用就在于此。仅仅用违背礼制的议论来评价他，不足以穷尽其中的实情。

《明史·神宗本纪》：万历三年十一月乙巳日，在南郊祭天。《明会典》：万历三年皇帝亲祀圜丘的仪制，正祭前六日，早上穿常服，亲自前往南郊视察牺牲，并预先在太庙告祭。前五日，锦衣卫准备随朝仪仗，如同平常仪制。天刚亮，皇帝穿常服驾临皇极殿，太常寺官员奏请圣驾视察牺牲，百官穿戴吉服在朝房等候，鸣鞭完毕后，先快步走出午门外，分列东西站立，等候送皇帝由大明门、正阳门、西天门旧路到达牺牲所南门西侧，皇帝下车辇，礼部尚书、侍郎、太常寺卿、少卿引导皇帝到达牺牲所内的帷帐处，礼部官员跪奏请皇帝视察牺牲，仍然会同太常寺官员引导皇帝到达各牲房前，太常寺卿跪奏视察大祀牺牲，逐一视察完毕，仍然引导皇帝回到帷帐内，皇帝稍作休息，出来后，礼部、太常寺官员仍然引导皇帝登上车辇，车驾返回，百官都在承天门外分列站立等候迎接，皇帝仍然前往太庙。告祭前四日，皇帝驾临皇极殿，太常寺奏报祭祀前三日，天刚亮，皇帝穿常服乘车前往太庙西门，下车到帷帐内，穿戴祭服告请太祖配享神灵，行一献礼，完毕，走出帷帐，更换皮弁服，回驾中极殿，太常寺、光禄寺官员奏报省牲完毕，皇帝驾临皇极殿，传布诏令誓戒，百官前二日，早上穿常服，亲自前往南郊大祀，预先在太庙告祭，这天午后，太常寺官员捧着苍玉帛匣、香盒，会同神舆亭进入皇极殿内，司礼监官员捧着帛同案设在御案之北，前一日天刚亮，皇帝从文华殿出来，由皇极殿左门进入到达御案前站立，太常寺卿捧着祝版由中门进入放在御案上，皇帝填写御名完毕，太常寺卿捧着放入舆中，司礼监官员将帛进呈给皇帝装入匣内，并将苍玉安放完毕，太常寺卿捧着放入舆中，太常寺卿随后捧着香盒在香亭右侧跪下，皇帝三次上香，行一拜三叩头礼，完毕，转向东西方向站立，锦衣卫官员校尉进入抬舆亭，由中门出去，太常寺卿随后前往天坛神库安放，皇帝由殿中门出来乘车前往南郊，到达昭享门西侧，礼部尚书、侍郎、太常少卿等官员行叩头礼，完毕，分列两旁等候，皇帝下车辇，尚书等官员引导皇帝由昭享左门进入到达内壝左门，太常寺卿跪迎，一同引导皇帝到达午陛，尚书等官员都停止，太常寺卿引导皇帝到达圜丘，恭敬视察坛位，尚书等官员都先到东陛前伺候，皇帝视察坛位完毕，太常寺卿引导皇帝由东陛下来，尚书等官员一同引导皇帝到达神库，视察笾豆到达神厨，视察牺牲都由太常寺卿导入，逐一奏报完毕。礼部、太常寺官员引导皇帝，仍然由昭享左门出去，登上车辇到达斋宫。分献陪视官员在朝房等候，传令赐早饭，各官员叩头谢恩。到中午，各官员等候传令，朝房仍然传令赐午饭，谢恩如前仪。这天午后，太常寺陈设如常仪。到一更时分，礼部尚书等官员前往皇穹宇，尚书上香，请神。侍郎二人引导，太常寺官员依次捧着正位、配位神版、从位神牌前往祭坛，安放完毕。等候报时，皇帝穿常服乘车出来到达外壝神路西侧，下车辇。引导车驾的官员引导皇帝到达神路东大次，礼部会同太常寺官员复命完毕。皇帝穿戴祭服出来，由内壝左櫺星门进入，行大祀礼如常仪。完毕，皇帝到大次更换常服，到斋宫稍作休息。车驾返回，仍然前往太庙告祭完毕，穿戴衮冕服，驾临皇极殿行庆成礼。

《明史·神宗本纪》：万历六年十一月辛酉日，在南郊祭天。十四年十一月癸卯日，在南郊祭天。三十三年四月庚子日，雷击圜丘望灯高杆。

《熹宗本纪》：天启三年十一月丁巳朔日，在南郊祭天。《庄烈帝纪》：崇祯元年十一月癸未日，在南郊祭天。八年十一月庚申日，在南郊祭天。十二年十一月辛巳日，在南郊祭天。十三年十一月丁亥日，在南郊祭天。十六年十一月壬寅日，在南郊祭天。

蕙田按：张居正在神宗三年进呈新旧礼图，想要改为合祀。然而四年、七年五月，都曾经在北郊祭地，确实未曾改为合祀。所以神宗、熹宗、烈帝三朝本纪，始终都记载祭天，只是祭地的礼仪没有实行罢了。谁说后人果然认为合祭是正确的呢？

右边是明代郊祀礼

五礼通考卷二十

<经部,

译礼类，属于通礼这一门类，《五礼通考》

译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二十一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二十一

祈谷

秦蕙田按：祈谷的礼仪见于《月令》。《春秋传》中记载的郊祀上帝，与冬至时在圜丘举行的祭祀礼仪本质相同，一个是正祭，一个是祈祭。但是，圜丘祭祀使用冬至这一天，不占卜日期，而祈谷祭祀则使用辛日。《郊特牲》、《家语》以及《春秋》所记载的郊祭日期，都有明确的文字依据。而《春秋》记载鲁国郊祭有十次，都提到要占卜。先代儒者认为，占卜日期使用辛日，都是鲁国的礼仪。鲁国没有冬至时在圜丘祭祀的典礼，所以在惊蛰时进行郊祭，以祈求农事顺利，在建寅之月举行，这大概就是天子祈谷的礼仪。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自从郑玄将冬至和辛日合并为一种说法后，郊祭的礼仪以及祈谷的礼仪都变得晦暗不明。所以从汉代以后，郊祭必定使用辛日，而两种祭祀就不再区分了。梁代祈谷祭祀先农，是把人鬼当作天帝；唐代祈谷祭祀感帝，是用谶纬之说来迷惑正经。只有显庆礼和政和礼，在圜丘和祈谷时都祭祀上帝，这才没有违背古制。〇明代祈谷的礼仪从世宗开始，后来偶尔实行。洪惟

圣朝在孟春上辛日，每年在南郊祈谷。

天子亲自践行恭敬勤勉的道义，这可以说是极致了。现在辑录经传中关于祈谷的文字，放在篇首；接着是《春秋》中鲁国郊祭以及诸儒论述鲁国郊祭的内容，附在后面。希望先王祭祀上天的正祭，不至于被汉儒的附会之说所混淆，而后世祈谷的典礼，其本末就能完全显现出来。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注：意思是以上辛日在郊外祭祀天。《春秋传》说：‘郊祀后稷，以祈求农事。’因此惊蛰时进行郊祭，郊祭之后才开始耕作。疏：郑玄引用《春秋传》见于襄公七年《左传》，那里说祈求农事，这里说祈求谷物；那里说郊祭之后耕作，这里祈谷之后天子就亲自耕作。借由这个典故，祈谷与郊祭是同一件事】

【方氏慤说：元日，是吉日，与《王制》中习射上功所说的意义相同。《诗经》说‘三之日于耜’，大概是指建寅之月，所以在这个月开始祈谷。噫嘻！说春夏祈谷于上帝，正是指这个意思】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传》：“凡祀启蛰而郊【注：启蛰，是夏历建寅之月，在南郊祭祀天。疏：按礼制，诸侯不得祭祀天，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郊祀上帝。《夏小正》说：‘正月启蛰。’其传文说：‘意思是开始发出蛰虫。’所以汉朝初年以启蛰为正月的中气。注以此句为建寅之月。《释例》说：‘历法正月节气立春，启蛰为中气，是因为传文有启蛰的文字，所以远取汉朝初年的气名，想要让传文与历法相合。’《释例》在孟献子处说：‘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耕是指春分。意思是得到启蛰时就应当占卜郊祭，不应该超过春分。’这样必定是建寅之月才开始郊祭天。周朝的孟春还不能郊祭。《礼记·明堂位》说：‘鲁君孟春乘坐大路，载着弧韣，在郊外祭祀帝。’《杂记》说：‘孟献子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如果按照那些记载的文字，那么鲁国郊祭是在周朝的孟春，而传文说‘启蛰而郊’，《礼记》是后人所记录，其言论有的对有的错，未必所说的都是正礼。《左传》襄公七年传：‘孟献子说：启蛰而郊。’《礼记》、《左传》都称献子，而《礼记》说‘日至’，传文说‘启蛰’，一个人有两种说法，必定有错误的。如果七月而禘，献子那个时代应当有七月禘了。烝尝超过规定则记载禘，超过也应当记载，为什么献子那个时代不记载七月禘？由此知道献子本来没有这句话，不能说《礼记》对而《左传》错。《明堂位》是后世之书，其末章说：‘鲁君臣未曾互相弑杀，礼乐刑法政俗未曾互相改变。’春秋时代三位君主被弑杀，髽而吊，士有诔，风俗变化很多，还说没有，这话既然虚假，那么郊祭也难以相信。由此知道《礼记》说孟春不是正礼。郑〇注书多用谶纬，说天神有六，地示有二，夏历郊祭天祭祀其所感之帝。周人本德祭灵威仰。鲁国没有冬至的祭祀，只祭灵威仰罢了。先代儒者都不这样认为，所以王肃作《圣证论》，引用群书来证明，说郊就是圜丘，圜丘就是郊祭天，本体只有一个，怎么会有六天呢？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泰始初年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采用王肃的意见。杜预身处晋朝，共同遵循王肃的说法，不说有二天。天然则杜预的意思，天子冬至所祭，鲁人启蛰而郊，同是一天，只是不同时间祭祀罢了。此注只说‘祀天南郊’。不说灵威仰，明显与郑玄不同】

秦蕙田按：启蛰而郊，见于此传。以及襄公七年孟献子的话语，是祈谷在孟春，实在没有疑问。也就是《吕览·月令》文字的来源。自从《杂记》有孟献子正月日至的说法，郑玄注《明堂位》孟春为建子而日至用辛的论述，才开始混淆。此传解释建寅之月，特别明确，而辨明《杂记》的文字为虚假，也最透彻痛快。那么孟春的说法才确定，不仅是杜预的功臣，也是为郑康成弥补过错。

襄公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