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八十四

译漆制的盘碗二百四十件，以及衣架、枕头竹席、箱柜、帷幔、浴室等都配备齐全。后来又下诏，将那些镀金涂银的器皿，全都更换为纯金的。

译《明集礼》记载：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太祖前往太庙，恭敬地为四代祖先上尊号：高祖考庙号德祖【即百六公五世祖重八公的幼子】，妣胡氏；曾祖考庙号懿祖【即四九公高祖的次子】，妣侯氏；祖考庙号熙祖【即初一公懿祖的长子】，妣王氏；皇考庙号仁祖【名世珍，熙祖的次子】，妣陈氏。

惠田按语：高祖初定宗庙制度时，李善长等人详细考证古今沿革，请求设立四亲庙，这与礼制相合。如果后世沿袭而不改变，继续建立昭穆次序，以符合七庙的制度。太祖正位，作为百世之祖，将神主藏于夹室，以符合祧迁的礼仪，那就几乎与夏商周三代相同了。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日，建立奉先殿。《礼志》记载：洪武三年冬，因为太庙的时享不足以表达孝思，又在宫门内的东侧重建奉先殿，以太庙象征外朝，以奉先殿象征内朝。正殿五间，坐北朝南，深二丈五尺，前轩五间，深度是正殿的一半。制作四代帝后的神位衣冠，确定仪物祝文。成祖迁都北京，按此制度建立。《春明梦余录》记载：奉先殿在神霄殿的东面，每室一帝一后，如同太庙的寝殿。其附祭、祧迁、送迁的礼仪，也与此相同。凡是祭祀方丘、朝日、夕月、册封、告祭以及忌祭都在这里举行，其余都在太庙举行。洪武三年十月，皇上认为岁时致享则在太庙举行，至于晨昏谒见、节序告奠，古代必定有其所。下交有关部门考论，尚书陶凯上奏说：“古代宗庙的制度，前殿后寝。《尔雅》说：‘室有东西厢叫庙，无厢有室叫寝’。庙是神灵栖息的地方，所以在前；寝是收藏衣冠的地方，所以在后。自从汉代以来，在宫城外建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所以宋代在宫中崇政殿的东面建立钦先孝思殿，以供奉神御。现在太庙祭祀已有定制，请在乾清宫左侧另建奉先殿，以供奉祭祀神御。”

《太祖本纪》记载：洪武八年七月辛酉日，改建太庙。

《礼志》记载：洪武八年，改建太庙，前为正殿，后为寝殿，殿的两侧都有两庑。寝殿九间，每间一室，供奉收藏神主，实行同堂异室的制度。十月，新太庙建成，中室供奉德祖，东一室供奉懿祖，西一室供奉熙祖，东二室供奉仁祖，都坐北朝南。

《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九年冬十月己未日，太庙建成。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日，皇帝在西宫驾崩。辛卯日，葬于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续文献通考》记载：洪武三十一年，奉安高庙神主。

《礼志》记载：建文帝即位，奉太祖神主附祭太庙，正殿神座在熙祖之后，向东；寝殿神主居西二室，坐北朝南。

《成祖本纪》记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日，北京郊庙宫殿建成。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日初一，奉安五庙神主于太庙，御奉天殿接受朝贺。

《礼志》记载：成祖迁都，建庙如同南京的制度。

《春明梦余录》记载：太庙在国都的左侧，永乐十八年在京师建庙，如同洪武九年改建的制度。前正殿九间，两侧有两庑。后寝殿九间，每间一室，神主都坐北朝南。几席等物品完备，如同生前的仪制。

《仁宗本纪》记载：洪熙元年二月丙寅日，太宗神主附祭太庙。《明会典》记载：太宗文皇帝附祭太庙的礼仪，卒哭的第二天，太常寺在太庙陈设醴馔，如同常飨的礼仪，乐器摆设但不演奏。在午门外设置仪卫伞扇，内侍官在几筵殿上设置皇帝拜位，将御辇进至殿前丹陛上。内导引官引导皇帝穿衰服前往拜位，赞四拜，举哀，兴起哀止，立于拜位的东侧向西。内侍前往灵座前跪下，奏请太宗文皇帝神主降座，升辇前往太庙附祭。奏毕，内侍捧神主安奉于御辇，伞扇侍卫如仪，至思善门外。皇帝换祭服，升辂，随后至太庙南门之外，降辂。引导官引导皇帝前往御辇前，赞跪。皇帝跪下，太常卿跪在左边，奏请太宗文皇帝神主降辇前往太庙附祭。奏毕，赞俯伏兴，皇帝俯伏兴。导引官引导皇帝捧神主由左门进入，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职。至丹陛，典仪唱太宗文皇帝谒庙，内赞奏请前往神位前。每到一庙前，内侍捧神主至褥位，朝北，皇帝在神主后行八拜礼，各庙都八拜。礼毕，太常卿立于坛东西向，唱赐座。皇帝插圭，内侍捧神主进于皇帝，皇帝捧神主安于座。导引官引导皇帝前往拜位，行祭礼如同时享的礼仪。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随班行礼。礼毕，仍捧神主还几筵。

《明史·礼志》记载：宣德元年七月，礼部进献太宗神主附祭太庙的礼仪。提前一天，派遣官员前往太庙行祭告礼。午后，在几筵殿行大祥祭。第二天天刚亮，在几筵殿设置酒果，在殿前丹陛上设置御辇二辆、册宝亭四座。皇帝穿浅淡服，行祭告礼毕。司礼监官员跪请神主升辇，前往太庙奉安。内使二员捧神主，内使四员捧册宝，

译从殿中门出来，将神主牌位和册宝安放在御辇册宝亭中。皇帝跟随前往思善门，更换祭服，登上车驾到达午门外，仪仗护卫、伞扇在前引导，行至庙街门内。皇帝下车，监礼官引导至御辇前，奏请跪拜，请求将神主牌位安奉于太庙，俯伏起身。内侍捧着神主牌位和册宝，皇帝跟随，从中门进入，到达寝庙东边第三间室，面向南方安奉。皇帝叩头完毕，祭祀按照时祭的礼仪进行。文武官员都穿着祭服行礼。正殿的神座位于仁祖神座的旁边，面向西方。

译《宣宗本纪》：二年五月己亥，仁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

《礼志》：二年五月，仁宗神位附祭太庙，礼仪与先前相同。寝殿西面第三室，坐北朝南。正殿位于高祖的位次，坐西朝东。此后皇帝去世附祭太庙，都仿照此例。《英宗前纪》：正统二年春正月甲午，宣宗神位附祭太庙。《礼志》：正统七年十二月，奉昭皇后神位附祭太庙。神位来到列祖神位前，谒庙礼仪完毕。太常寺官员唱道“赐座”，内侍捧着衣冠与仁宗神位并列，唱道“请宣宗皇帝朝见”。内侍捧着宣宗的衣冠放置在褥位上，行四拜礼完毕，安放在座上。

《宪宗本纪》：成化二年春正月辛酉，英宗神位附祭太庙。《明会典》：将英宗神位附祭于寝殿西面第四室，坐北朝南；正殿神座右面第四位，坐西朝东。

《明史·孝宗本纪》：治二年八月己酉，宪宗神位附祭太庙。《明会典》：成化二十三年，宪宗将要升附太庙，而九室已经备齐，于是开始奉迁懿祖、熈祖以下，都按次序奉迁。于是将宪宗神位附祭于寝殿西面第四室，坐北朝南；正殿神座右面第四位，坐西朝东。奉迁懿祖，事先派遣官员祭告太庙，皇上亲自祭告宪宗的灵位。内侍官员摆设酒食如常礼。祭告完毕，太常寺官员会同内廷执事官员在太庙寝殿奉迁懿祖神位，衣冠安放在徳祖室内的左侧。原来供奉享用的礼仪、幔帐床榻仪物以及正殿神座，都暂时存放在神库中。

《礼志》：孝宗即位，宪宗将要升附时，九庙已经备齐，议论的人都说徳、懿、熈、仁四庙应该按次序奉迁。礼官说：“国家自徳祖以上，无法推究世次，那么徳祖视同周朝的后稷，不可奉迁。宪宗升附，应当奉迁懿祖，适宜在太庙寝殿后面另外建立祧庙，如同古代夹室的制度。每年年末则奉迁神位合祭，如同古代祫祭的礼仪。”吏部侍郎杨守陈说：“礼制，天子七庙，祖有功而宗有徳。徳祖可比商朝的报乙、周朝的亚圉，并非契、稷可比。议论的人习惯看到宋儒曾采纳王安石的说法，于是使得七庙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享上天，又不能正位朝南，不是礼制的正道。现在请求一并奉迁徳、懿、熈三祖，自仁祖以下为七庙。将来奉迁完毕，那么太祖拟同契、稷而奉迁，神位藏于后寝，祫祭礼仪行于前殿。时享尊崇太祖，祫祭尊崇徳祖，那么功徳都受尊崇，恩义也完备。”皇上听从礼官的建议，在寝殿后面建立祧庙，派遣官员祭告宗庙。皇上穿着素服祭告宪宗灵位，祭毕奉迁懿祖神位衣冠于后殿床幔，御座仪物则存放在神库。此后奉迁都仿照此例。

王圻《续通考》：少詹事杨守陈上疏说：过去钦蒙敕谕，因为宪宗纯皇帝将要附祭太庙，应当确定九庙奉迁的制度，命令文武大臣下至臣等会议。臣愚昧无知，认为应当依据古礼而定七庙，奉迁徳祖、懿祖、熈祖三庙，于是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髙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宪宗纯皇帝为七庙，在太庙后面另建殿宇，以供奉三庙神位。三年一次祫祭，以后则是仁祖及仁宗以下亲尽而奉迁，都奉迁于三祖之庙，而太祖、太宗都百世不迁，大概没有违背礼制的。臣的议论如此。众人议论建立别殿以收藏奉迁神位而行祫礼，与臣的议论相同。只是因明诏提到九庙而难以违背，认为徳祖应当作为始祖而不奉迁，所以只请求奉迁懿祖，与臣的议论不同。臣退而思考，私下认为诏书说九庙或许还可以，但如果徳祖不奉迁而作为百世之祖，则有不可。孔子说：“祖有功，宗有徳。”这是万世不变的论断。天子七庙，太祖之庙百世不迁，其余都奉迁毁弃，这是四代帝王的成法。请详细陈述：唐虞的文祖尚且久远。夏朝时，颛顼已经称帝但鲧无功，所以以禹为始祖。殷朝的始祖叫契，周朝的始祖叫稷，都有大功，所以号称太祖而郊祀配天，他们的庙不奉迁。汉朝及魏晋，上祖无功，都以开创基业的君主为太祖。李唐祭祀四世，谥其高祖为宣简公，曾祖为懿王，祖为元皇帝，而其父谥景皇帝，有功实号太祖。赵宋也祭祀四世，号其高曾祖考为僖、顺、翼、宣四祖，而以艺祖开国庙号太祖。凡号称太祖的，必以配天，这都是依据道理来确定名号，以示应当奉迁与不奉迁的意思。所以魏、宋的庙，太祖以上亲尽都奉迁，而太祖历世不奉迁，当时没有议论的人。唐朝到中宗，已经奉迁宣简于夹室，〇宗仍然恢复宣简而谥为献祖，并谥懿王为懿祖。到肃宗，一并奉迁献、懿；徳宗又奉迁元帝。于是太祖居东面第一室了。然而到禘祫之时，则献祖居尊位东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当时人心尚且不满，议论的人纷纷，最终将献、懿之祖迁于兴圣庙，不参与祫祭，而太祖正东向之位为不奉迁之祖，终唐之世没有再议论的。宋朝到神宗，已经奉迁僖祖于夹室。等到王安石掌权，仍然恢复僖祖，且定之为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虚东向之位

译将顺祖迁至夹室。当时的名臣韩维、司马光、孙固、王介、张师顔等人，共同议论并极力争辩，但都不能改变这一决定。哲宗已经将翼祖迁出太庙，徽宗又将宣祖迁出太庙，而僖祖仍然占据尊位，太祖仍然排列在昭穆之中，人心对此感到不满。因此，从高宗以来，像董棻、王晋之等人的议论，屡次上疏陈述。宁宗于是采纳了赵汝愚、郑侨、楼钥、陈傅良等大臣的建议，将僖祖、宣祖两位祖先一同迁出太庙，另外建立四座庙殿，来供奉迁出的神主。当时只有朱熹一人争辩，但没有成功，于是太祖才开始居于第一室，而合祭时面向东边的尊位，直到宋朝结束都没有再变动，也没有再议论了。这就是凡是号称太祖而配享的，必定居于尊位，百世不迁，然后才符合典礼，顺应人心，而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

宋朝初年，追尊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为德、懿、熙、仁四位祖先，也只是把他们当作四位亲庙而已，起初并没有认为他们有开创祖功的意思。所以在郊祀配享天帝时，就用仁祖，也只是取“严父”的意义罢了，本来不曾把德祖比作商朝的稷、周朝的契那样而让他配享天帝。太宗继位后，才尊奉高皇帝为太祖，并让他配享天帝，仁祖也不能参与。那么他的意思也是认为四位祖先亲尽应当迁出，而太祖有功不迁，应当像夏朝以禹为始祖，汉朝以下以开创基业的君主为太祖那样。按照礼制，太祖就是始祖。高皇帝既然号称太祖，又号称德祖为始祖，这难道是古代圣王的礼制、祖宗的本意吗？况且古代一位皇帝一座庙，庙都坐北朝南。后世同堂异室，也都坐北朝南。时祭时各位皇帝都面南而坐，各自尊贵，只有合祭时始祖独自尊贵，其余的则左右分向，都处于卑下的位置。我朝时祭的礼仪，只有德祖面南独自尊贵，其余的都东西向而坐，处于卑下的位置，就像合祭的仪制一样了。现在迁出懿祖，就把德祖当作始祖，而百世不迁，永远居于面南的尊位而常尊；太祖永远居于面西的位置而常卑。后世的臣子看到这种情况，谁没有遗憾惆怅？必定有博学通达礼制的儒者，大声发表正确的议论，群臣附和，天子听从，最终迁出德祖而尊崇太祖，然后才罢休。唐宋的事情，是明显的鉴戒。如果迁出德祖，那么以后依次迁出，太祖就可以居于面南的尊位，以符合他的名分与实际，这是天下人心共同的愿望，即使传万世，也必定不会改变。况且别殿紧挨着太庙，而合祭时德祖仍然居于面南的尊位，太祖等各位皇帝都排列在左右，不失去他们的尊贵；不像唐朝将献祖迁到兴圣庙，宋朝将僖祖迁到四祖殿，而远远隔开单独祭祀，伸张孙辈的尊贵，废弃对祖先的祭祀。这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呢？

现在的议论者，大都说德祖就像宋朝的僖祖，王安石曾经议论尊崇僖祖为始祖，后来朱熹的庙议，实际上采纳了他的说法。现在还敢于有异议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王安石说僖祖有庙，与稷、契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朱熹也说不如把僖祖当作稷、契而在太庙的第一室祭祀。说“似乎”，说“不如”，那么他们的意思难道真的认为僖祖就是稷、契而符合礼制中“祖有功”的规定吗？大概他们的说法认为，如果迁出僖祖不能附祭在孙辈的夹室，又不能另外建立一座庙，所以说了这种不得已的话罢了。然而宋朝最终还是将僖祖迁出到别殿，以艺祖为太祖然后才罢休。大概“祖有功”的礼制，终究不能泯灭。况且时代不同制度也不同，还有坚持那种说法在宋朝不可行，而一定要在现在实行吗？现在太庙已经没有夹室，如果坚持那种说法，即使建立别庙也不行。迁出的神主将安置在哪里呢？现在已经建立别殿来供奉迁出的神主，无所谓附祭在孙辈之下，德祖的迁出，有什么不可的呢？而一定要勉强没有功劳的人作为始祖，而开始有功劳的太祖反而不能像夏朝的禹、汉朝以下开创基业的君主那样吗？孔子明确说“祖有功，宗有德”。王安石只议论本统，而不议论功德，已经违背了孔子；而朱熹采纳他的说法，他的议论虽然好像抓住了要点，但也只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罢了。现在的议论者不考察，制定礼制不听从孔子，却仍然以朱熹的话为借口；庙祀不尊崇有功的祖先，而用没有功劳的人勉强比拟，对上不符合祖宗的本意，对下不满足臣子的愿望，名分与实际相违背，文饰与真情相违背，怎么能作为典章而流传后世呢？陛下如果姑且保留近代的制度，那么保留九庙，迁出德祖也是可以的；即使听从现在的议论，而每年一次合祭，也没有不可的。大概古代礼制四季都三年一次合祭，现在四季之外，实际上多了一年末的一次祭祀，所以大家议论将年末的时祭改为合祭，这是礼制顺应时宜，而接近道理的，也可以听从。如果务必遵循古代典章，那么就应当完全采用我的议论，一并迁出三位祖先，只保留七庙，三年一次合祭，这才符合四代的典章，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当时没有采纳。

惠田按语：关于始祖的议论，宋朝僖祖之后，即使是朱熹这样的大儒，也没有做到最恰当。文懿公这篇奏疏，考证详细明白，陈述委婉透彻，不仅仅是纠正王安石的谬论，百世之下也不能改变。文懿公的祖父名叫范，有学问品行，曾经教导他精思实践的学问，他的本源深厚，所以发出的言论如此真切。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制，难道不是真的吗？可惜本传没有记载这篇奏疏，也没有记载这件事，这是疏漏。现在从《通考》中全文摘录，作为考证礼制的准则。

译《明史·孝宗本纪》：弘治十七年三月癸未日，确定太庙各室实行一帝一后的制度。

《武宗本纪》：正德二年六月甲戌日，将孝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明会典》记载：弘治十八年，将熈祖的神位迁出太庙，仁祖以下的神位都按次序迁出，于是将孝宗的神位附祭于寝殿西侧第四室，坐北朝南；正殿神位右侧第四位，坐西朝东。被迁出的熈祖神位位于左侧第一室。

《礼志》：武宗即位，将熈祖迁出太庙，奉先殿的神位也迁到徳祖的西侧，其衣冠、床幔等仪物储存在神库中。

《明史·世宗本纪》：嘉靖二年三月甲寅日，武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明会典》：正德十六年，将仁祖迁出太庙，太祖以下的神位都按次序迁出，于是将武宗的神位附祭于寝殿西侧第四室，坐北朝南；正殿神位右侧第四位，坐西朝东。被迁出的仁祖神位位于右侧第一室，祭祀告祭的仪制都与之前相同。《明史·世宗本纪》：嘉靖十年正月甲午日，更改确定宗庙祭祀制度，将徳祖的神位奉安于祧庙。

《国朝典彚》：嘉靖四年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求在太庙内设立世室，让献皇帝与祖宗一同受享。太庙礼部尚书席书等人认为不可。于是召集廷臣再次商议，吏部尚书廖纪、武定侯郭勋、给事中杨言、御史叶忠等人，都说皇上孝心无穷，但礼制有限，臣等万死也不敢用不合礼制的做法误导陛下。皇上说：“建立世室，自古就有。我承受天命，继承大统，皇考百世不迁的庙室，为什么不可以？”于是命令大学士费宏、石珤、太监张佐等人，在太庙左侧的空地上建庙，其前殿后寝，完全依照太庙的制度，定名为世庙。五年九月，世庙建成，皇上从观徳殿将献皇帝的神位奉献于世庙。

《礼志》：十年正月，皇帝因为宗庙祭祀制度更改确定，在太庙、世庙进行告祭，并将三位迁出太庙的神位，将徳祖的神位迁至祧庙，将太祖的神位奉安于寝殿正中，于是按次序进迁七位宗室的神位。

《明会典·嘉靖十年勅谕礼部》：因为太祖髙皇帝重新开辟宇宙，开创基业，四季享祭时，却排在徳祖之后，不能得到正南面而坐的位置，命令将徳祖迁出太庙而奉安太祖的神位，居于寝殿中间一室，作为不迁之祖。太宗以下的神位，都按次序迁出。每年孟春举行特享，夏秋冬举行合享，改选在季冬中旬举行大祫祭，而以岁除为节。祭祀归奉先殿举行，特享时奉太祖居中，太宗以下按次序居左右，各设一室，坐北朝南奉安神位，在座位左右设置冠服及鞋，祭毕收藏。合享时奉太祖居中，坐北朝南，太宗以下按次序坐西朝东。大祫祭时奉徳祖于太庙，居中南向，懿祖以下按次序坐西朝东。

蕙田按语：世宗厘正祀典，这一件事符合古制。杨守陈所说的“后世最终将徳祖迁出太庙，而尊崇太祖，然后才停止”就是这样。天理常存，人心不灭，难道不值得相信吗？

《明史·礼志》：嘉靖十年九月，谕令大学士李时等人，认为宗庙的制度，父子兄弟同处一堂，于礼不合，太宗以下应当都建立专门的庙，坐北朝南。尚书夏言上奏，太庙两旁空地很少，宗庙是重大事务，开始谋划应当谨慎，没有回复。中允廖道南说，太宗以下应当各自在两庑之地建立特庙，有都宫来统摄各庙，不必各自设立门垣；有夹室来藏神位，不必再建寝庙，只让列圣各自保全其尊严。皇上亲自到太祖之庙行礼，其余派遣亲近大臣代献，如同古代诸侯助祭的礼制。皇帝很高兴，命令会议商议。夏言等人说，太庙地势有限，恐怕容纳不下，如果缩小规模，又不符合古礼，况且各庙建成后，陛下遍历群庙，不仅体力达不到，而且时间也不够用。古代宗伯代替君主献祭，文中说的是在一庙中代替君主亚献，没听说过一个人代替主持一庙祭祀的。况且古代诸侯多同姓之臣，现在陪礼执事的人可以比拟古代诸侯助祭的人吗？先臣丘濬说应当每隔一天祭一庙，历经十四天遍祭，这大概是没有什么依据而强行说的。如果认为九庙一堂，嫌于混同，请求用木头做黄屋，如同庙廷的制度，依照庙数设置，又在其中设置帷幄，或许可以表达专奠的敬意了。议论上报，没有回复。

《世宗本纪》：嘉靖十三年六月甲子日，南京太庙发生火灾。

《礼志》：十三年，南京太庙发生火灾。礼部尚书湛若水请求暂时将南京太庙的香火合并到南京奉先殿，重建太庙，补造列圣神位。皇帝召见尚书夏言与群臣集议。夏言会同大学士张孚敬等人说：“国家有两座太庙，从汉惠帝开始；神位有两个主，从齐桓公开始。周朝的三个都城，庙是随着国都迁移而设立的，立庙离开国都，载主并非两庙两主。子孙的身体，是祖宗所依靠的。圣子神孙，既然亲自在这里奉行祭祀，那么祖宗神灵自然应当在这里升降。今天正当专一确定庙议，以此地为根本。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应当合并供奉如常。太庙遗址应当仿照古代坛墠的遗意，高筑墙垣，谨慎掌管启闭，以表达尊严之意。”听从了这个建议。

当时皇帝想要改建九庙，夏言于是说京师宗庙将恢复古制，而南京太庙突然发生火灾，大概是皇天列祖佑启默相

译这是不能不恭敬承接的。皇帝很高兴，下诏让春和动工。众臣在太庙南面左侧商议建造三座昭庙和文祖世室，在南面右侧建造三座穆庙。各座庙宇深度均为十六丈有余，而世室的殿寝稍高一些，其纵横深广与群庙相同。列庙的总门与太庙的防门并列，列庙的后墙与太庙祧庙的后墙并列。将图纸呈进，皇帝认为世室还应当更加隆重特异，命令再次商议。言等人请求增扩建世室前殿，比群庙高出四尺有余，深度和宽度减半。寝殿比群庙高出二尺有余，深度和宽度与群庙相同。皇帝批复同意。

译嘉靖十四年正月，世宗谕示内阁大臣：“如今依据建文祖庙为世室的制度，那么皇考的世庙字样应当避讳。”张孚敬进言：“世庙已载入《明伦大典》，并颁诏四方，不可更改‘世室’二字，宜称为‘太宗庙’，其余群庙不使用‘宗’字，使用本庙的庙号，日后递迁时更换牌额即可。”世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世宗本纪》记载：嘉靖十四年二月己亥日，建造九庙。

《明会典》记载：十四年，在太庙左右重新建造世室及昭穆群庙，其规制均为正殿五间，寝殿三间，各有门墙，依次向南排列，统属于都宫。太庙专门供奉太祖居住，世室位于左侧三昭之上，供奉太宗居住，题额为‘太宗庙’。仁祖为昭第一庙，称为‘仁庙’；宣宗为穆第一庙，称为‘宣庙’；英宗为昭第二庙，称为‘英庙’；宪宗为穆第二庙，称为‘宪庙’；孝宗为昭第三庙，称为‘孝庙’；武宗为穆第三庙，称为‘武庙’。在立春日于各庙举行特享礼，在立夏、立秋、立冬日于太庙举行时祫礼。供奉太祖面朝南，太宗居东西方向稍近上位，仁宗以下东西序列相对。季冬举行大祫礼，则德祖居中，懿祖、熈祖、仁祖、太祖依次居于左右，都面朝南；太宗以下如时祫礼的顺序。《通鉴纪事》记载：“在此之前，夏言请求确定七庙的匾额，说陛下恢复古庙制度，端正太祖面朝南的位置，那么太庙的名称确实符合周代典制。太宗功德显赫，特别建立百世不迁的庙，应称为‘文祖’。世室在三昭之上，仁宗、宣宗各自作为昭穆第一庙，英宗、宪宗作为昭穆第二庙，孝宗、武宗作为昭穆第三庙，这就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制度。”世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明会典》记载：嘉靖五年，在太庙东北建造世庙，用来祭祀皇考。十五年，将世庙改建在太庙都宫的东南，题额为‘献皇帝庙’。于是将世庙正殿改名为‘景神殿’，寝殿改名为‘永孝殿’，供奉收藏祖宗帝后的御容于其中。

《明史·世宗本纪》记载：嘉靖十五年十二月辛卯日，九庙建成。闰月己亥日，确定庙制，加上两宫皇太后的徽号，下诏赦免天下。《礼志》记载：嘉靖十五年十二月，新庙建成，于是将德懿、熈仁四祖的神主安奉于祧庙，太祖神主安奉于太庙，百官陪祭如仪。第二天，将太宗以下的神主安奉列于群庙，命令九卿正官及武爵重臣都前往太宗庙陪祭。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分别前往群庙行礼。又选择吉日，亲自捧持太祖神主，文武大臣捧持七宗神主，安奉于景神殿。

王圻《续通考》记载：嘉靖十五年九庙建成。在此之前，皇上召见大学士李时、翟銮，尚书汪鋐及礼部尚书夏言，谕示说：“天地百神的祀典都已经厘正，只有宗庙的制度不符合古制。”夏言回答说：“古人建庙，恐怕是因为制度卑小。如今太庙规模宏伟，如果一旦改作，恐怕事体重大。各庙本是古礼，日后致祭，陛下想一天遍历群庙，恐怕势不能及，古礼也难以完全恢复。”皇上说：“完全按照古礼固然困难，但大体处不可不依。拟古人各立庙，只是各自保全其尊严，这些地方却应当依从。”又说：“我皇考顾得享受世庙的祭祀，文祖以下列圣却不得专设庙宇，朕心中不安。你们礼官应当立即具奏。”夏言等人退下后具奏。其间中允廖道南上疏说：“臣考察我太祖高皇帝敕谕儒臣建郊庙以崇祀事，辅臣李善长等上议：‘天子七庙自古有之，太祖百世不迁，三昭三穆以世相次，这是万世不易的礼制。’如今拟定四代各为一庙。臣认为我圣祖的制度，斟酌三代，垂宪万世，是圣子神孙应当世守的。我皇上恢复四郊以祭祀天地日月，端正百礼以祭祀神祗，帝王唯独在宗庙制度上有不能自安的地方，确实可以看出圣人的大孝，天子的大礼。有圣人在天子之位，怎么能说不可行呢？朱熹说：‘天下有两件极大事，一是天地合祭，一是太祖不立特庙，与诸祖同一庙。’太祖高皇帝有万世不朽的功劳，应当享受万世不迁的报答，而今天不能获得特庙以保全南面之尊，端居宗祧以统列庙之主，尊卑长幼并列于一堂，笾豆鼎俎分罗于一隅，确实有如朱熹所说的那样。如今认为不可行的议论，其说法有四种：一是地势窄隘，二是礼节繁难，三是成宪宜遵，四是劳费当惜。臣请求解除这些疑惑。那些以地势窄隘为说的人，臣查考《周礼》匠人营国，左祖右社，庙门容大扄七个，闱门容小扄三个。郑玄注云：‘闱门是庙中之门，大扄牛鼎长三尺，小扄膷鼎长二尺。’以周尺比较，周代九庙的制度也很俭朴了。臣愚前奏《禘义》篇说：‘请将以今太祖作为我万世不迁的庙，太宗以下各建特庙于今两庑之地，制度不必崇髙而务质朴，仪文不必繁缛而务简素。有都宫以统庙，而不必各为门垣；’

译设有夹室来安放太祖神主，就不必再另建寝殿。这样尊崇至尊者有主位，太祖的神位就能恒久安定而不迁移；亲爱亲属者有伦理，历代圣祖的尊位都能保全而不被亵渎。那些认为礼节繁难的人，臣查考《周礼》，外宗掌管宗庙祭祀，王后不参与，就协助宗伯。郑玄注说：“王后若有故不能参与祭祀，宗伯代理其事，所以王献一次，卿大夫依次代献，这是古礼。”现在如果分别建立列庙，在特享之时，皇上亲自到太祖庙行礼，其余派遣亲近大臣代献，如同古代诸侯助祭的礼节，也未尝不可，何必拘泥于丘濬十八日行礼的臆说呢？那些认为应当遵循成宪的人，臣查考《中庸》说：“孝，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说先人的事迹。”陈栎注说：“祖父有想要做而未做的志向，子孙善于继承其志向并成就它；祖父有已经做过且可效法的事迹，子孙善于依据其法则而遵行述说。所以武王、周公被称为达孝，何况我皇上善于继承太祖的志向，善于述说太祖的事迹，这正是遵循太祖成宪的表现。”那些认为劳费应当爱惜的人，臣查考《礼记》说：“君子将要营造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孟子也说：“君子不因为天下而俭省对亲人的供养。”何况今日的一尺土地一寸土块，都是我祖宗开创基业、垂立统绪所遗留的；百官万民，都是我祖宗休养生息所造就的。用祖宗的土地来建立祖宗的庙宇，用祖宗的臣民来供奉祖宗的事宜，怎么能说不可行呢？臣的愚见认为，嘉靖九年皇上独断宸衷，亲自审定图式，孟春特享之祭，确立太祖南面之位，各有帷幄，以权宜九庙之制，各居一帷，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分别建立庙宇，才是万世的常法。恳望远法商周的常典，光复圣祖的旧制，那么亿万世太平的基础，就在此了。皇上看了奏疏很高兴，有旨意说：宗庙祀典仪制，我曾谕令辅臣和礼部，便会议来。夏言于是会同郭勋、严嵩等人商议，仍然坚持同堂异室的说法。只有太祖高皇帝承受天命，拥有天下，起初为四亲分别立庙，那一时的制度，俨然符合古礼。后来改建太庙，才开始一律遵循同堂异室的制度。既然已经遵循古制分别立庙，一旦袭用汉唐的故事，这大概是圣明的谋略和英明的决断，必有其所以然。议礼的人终究认为这不是古制。皇上想要追复三代的礼节，以成就一王的制度。曾听说庙宇，是用来象征生前有朝廷的；寝殿，是用来象征生前有寝居的。建在观门内，是不忍心远离亲人；位在西边，是不敢让亲人死去。所以这营造的制度，奠基的处所，各有定则，不可以凭心意妄为。即使现在太庙南边的宫墙，东近世庙，西阻前朝，地势有限。辅臣礼官已奉有圣谕：太庙三殿都不动，那么太庙围墙之外，左右空隙之地不满几十丈罢了。如果依照古制，三昭三穆的庙宇在太庙之前，依次向南，那么现在太庙都宫之南到承天门墙，并不很辽远。即使全部开辟这块地来建立群庙，也恐怕地势不能容纳。如果想要缩小规模，不必另设门墙寝庑，那又不符合古礼。况且古人七庙九庙制度都相同，太庙营造已极壮丽，而群庙颓然卑隘，恐怕不足以称颂生前九重之居。议者想要拆除太庙两庑，这不仅不符合典礼，而且裁损庙制，事体尤其重大。而且诸王功臣的祭祀，又将安置在哪里？这不是臣等敢听的。况且臣等恭睹世庙的制度，比太庙减少的已经很多了。现在想要建立群庙，其规制高广，又怎么能比世庙有所减损呢？而且太宗与太祖、宪宗比隆，又是我献皇帝的父亲，这两座庙的规制比起世庙尤其不应该有一毫降损才可以。不然，那么圣心对此又会大大不安。现在太庙的神主，从我太宗以下共七圣，现在想要为他们立庙，是将依照古制为三昭三穆而只立七庙呢？还是依照商周的制度，以太宗为百世不迁之宗而加立七庙呢？既然规制不可降损，而想要比照世庙，森然并建七庙于太庙之南，岂止是地小不足以容纳，恐怕宸居左偏，官室太盛，以阴阳家的说法，未免有偏缺压制之嫌。这是就地势规制而言，臣等不敢轻易议论的。私下认为即使各庙建成，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执圭服衮，循迁丰途，而想要在一日之间遍历群庙，为之兴俯拜起，升降奠献，虽有强立之容，肃敬之心，也将疲倦不堪，不仅筋力有所不逮，而且日力也有所不给。议者于是引用《周礼》宗伯代后献的文字，说群庙之中可以遣官摄祭，这又是未曾深思礼意的人。大概古代宗庙之祭，君后迭献，所以后不与祭，则宗伯可以代献，这是说同在一庙之中而代后之亚献者而言的。未曾听说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庙之祭的。而且古代诸侯助祭，多是同姓之臣，以此代摄，尚且为可，为什么呢？同一祖宗之子孙也。现在陪祀

译负责此事的人，可以比照古代诸侯助祭的情况吗？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像没有祭祀一样。”这是指有原因不能亲自参加祭祀，但心里仍然觉得如同没有祭祀一样。陛下仁孝诚敬，能够终年举行祭祀，难道只对着太祖的庙宇而不曾到群庙去一次吗？况且规制必须完备，建成庙宇的门墙、堂屋、寝室就是如此。仪文必须完备，确定陪位、乐舞的数量就是如此。现在想要确立七庙或八庙的制度，那么每座庙宇在致祭的时候，都应当有乐舞的数量、陪祀的位置然后才可以。如果说降低标准从简，而墙垣寝室不完备，乐舞不陈列，主祭不亲临，这就是本来想要尊崇反而变得卑下，本来想要亲近反而变得疏远，看不出有什么隆重的地方了。先前大学士丘濬认为应当隔一天祭祀一座庙，历经十四天遍祭七庙，这大概是没有依据而强行做出的说法，自己不知道所说的话涉及迂腐空泛。这是就礼节仪文而言，臣等不敢轻易议论的。臣等私下听说先儒马端临说：“后世失礼的地方，难道只是庙制这一件事吗？而关于庙制的说法，自汉代以来诸儒探讨不是不详细明白，但最终不能恢复古代制度的原因，是因为昭穆的位置太拘泥的缘故。”一定要像古代那样建立庙宇，必须是继承世系而拥有天下的人都是父子相继才可以，如果是兄弟继位，那么次序就混乱了，反而不如同堂异室，共为一庙那样浑然一体。前代贤哲的言论足以证明今天的事情，就昭穆祧迁而言，臣等不敢轻易议论的。圣旨认为皇考献皇帝有世庙来享祀，而我太祖、太宗以下列圣却不能专门有一座庙宇来保全他们的尊贵，这是陛下的话。陛下纯孝至诚，皇天列祖实在鉴临。臣认为列圣同享太庙，已经极其尊崇，而皇考专门居住在世庙，独自退让。如果庙制大小不伦，行祀亲摄或异，那么尊卑薄厚之分，反而不足以称颂陛下孝敬的诚意了。现在孟春陛下重新制定特享的礼仪，端正太祖南面的位置，作为太庙的始祖，又为列圣各自设置帷幄，祭祀都南面，各自奠献，读祝。臣等仰服陛下斟酌古法准绳当今，因时制宜，俨然符合各庙专祀的意义，即使是古人制礼精微的意思，也不过如此罢了。现在臣等再次商议，得到太庙九间同为一堂，虽然有帷幄，但没有间隔，嫌于混同，不符合专尊的敬意，请求用木头制作黄屋，俨然如同朝廷的制度，每座庙宇在殿的中间设置一个，又在其中设置帷幄，太祖居中尽北，太宗而下列圣，依照昭穆的次序，依次稍南，位置如同古代建庙的制度，那么太祖列圣各自得以专享尊贵，又足以伸张陛下亲亲尊尊的情意，而对于古礼也差不多符合了。这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而不能作为迁就权宜的做法。那朱熹说太祖偏处一隅，以及设祭一室，甚至没有地方容纳鼎俎，事情大有不相当之处。十年十一月具题，明年三月有旨，郊庙大礼系国家重典，朕曾经考察我圣祖开国之初，已经曾经建立四亲庙，实在是鉴于汉制的错误，朕作为子孙所应当遵行。现在太庙前堂后寝都有定制，不必移动昭穆世数庙次，便会同相度两庑地方，议处规制停当。于是夏言会同恭诣太庙，遍历两庑地方，环绕墙垣前后左右周旋仔细查看，奏曰：恭敬地认为陛下既然奉太祖高皇帝为太庙始祖，特别端正南面的位置，只有我太宗文皇帝定鼎北都，建立子孙万世长业，治功与我高皇帝比隆，重光，现在想要考察古法建庙，应当极力追崇，应当另外建立一座庙宇在太庙的东边，百世不迁，比照周文世室，不在三昭三穆的数量之内，其昭穆六庙。臣等初议认为自古宗庙必有前堂后寝，周垣门庑，才符合礼制，随即该督令官匠丈量得到太庙门墙内进深八十一丈二尺，东西墙内原空，东西各广一十四丈四尺。先议因为庙门内进深太浅，想要将庙门往南展移十丈五尺，因为东西墙门内横过太狭，想要各展十丈一尺。现在复议不必展动东西大墙，只以墙内一十四丈四尺，除去二丈九尺为御路，以一十一丈五尺为庙的宽度，以二十二丈五尺为庙的深度，每座庙宇只建正殿一座，五间，以其后半为藏主之所，不用寝殿。以太宗世室直就北，与太庙后墙等齐。庙门墙只展南八丈八尺。大概因为庙门逼近庙街，想要更少缩近北，以保存林木，用来防护周垣。大概是委曲议处，迁就地势，以从事营造，期望仰承德意，光复古典。谨画图贴说，随本上进。四月会题有旨，且罢。十三年夏六月，南京太庙灾，上敕廷臣。

译说道：“南京太庙不必重新修缮。”夏言遵旨议道：“遵循文皇帝迁都的考虑，保全高皇帝开创基业的谋略，那么不应当在南京再建太庙，这确实是万世不变的定论。”奉旨：“南京原有的太庙地址要高筑围墙，作为防备，时常加以巡视守卫，以后不得再行整修。在京城的太庙制度，就立即办理物料，来年择定吉日动工。”于是夏言会同众人议定建造文皇帝世室及昭穆庙宇的高宽尺寸图样，以及伐木、开门等事宜。奉旨：“皇祖太宗的世室还要增加。”夏言又会同众人议定，文皇帝世室的前殿、寝庙比昭穆的前殿、寝庙都各自增加，远远不同于其他庙宇。奉旨：“依照所议执行。”夏言等人又复议道：“关于神主递迁的顺序，先儒认为昭位常为昭，穆位常为穆。假如新神主世次应当附祭于昭位，那么上世第一昭庙的神主应当迁出；世次应当附祭于穆位，那么上世第一穆庙的神主应当迁出。各自按照其次序递迁。昭位神主应当附祭，那么众昭位神主移动而穆位神主不移动；穆位神主应当附祭，那么众穆位神主移动而昭位神主不移动。这就是昭穆递迁的道理。”至于百世共同尊奉宗主的意义，在我朝有与上古相同的地方，今天特别在左昭之上建立太宗庙就是这样。那空出的右穆之上，将用来等待有功德、应当迁出而不可迁出的宗庙，这就是宗庙没有固定数量的意义。奉旨：“对。”嘉靖十五年冬，宗庙建成。十二月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附祭神主，朝廷大臣称贺，给两宫太后上徽号，下诏赦免天下。

蕙田按：世宗重新建立九庙，是三代以后的一大盛典，朝廷议论反复斟酌，规制都有关联，特意详细记载《通考》这一条，以备考查借鉴。

《明史·世宗本纪》：嘉靖十七年九月辛巳，上太宗庙号为成祖，献皇帝庙号为睿宗，于是奉睿宗神主附祭太庙，位次排在武宗之上。《明史·纪事本末》：十七年秋七月，议定将皇考附祭于太庙。起初，皇帝因严嵩的请求，既已敕令礼部议定，又告诉严嵩说：“太宗靖难的功劳与开创相同，应当称祖以区别于其他。”严嵩于是上奏议道：“古时候父子不同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朝有四位君主，一世而同庙，不因为是父子缘故。晋朝十一室而六世，唐朝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下诏议定太庙礼仪，学士宋湜议定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后来的禘祫图，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都是古代可以依据的事例。皇考是孝宗的弟弟，臣认为应当奉皇考于孝宗的庙。我太祖即位，仁祖虽然出身布衣，必定享受天子祭祀，皇考难道唯独缺失吗，圣心必定有所不安。”又说：“古礼宗庙没有固定数量，祖先没有功劳的不得称祖。汉朝称祖的有两位，高祖、世祖，光武帝再造汉室，所以没有两个祖的嫌疑。我文皇帝定鼎持危，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尊称为祖，圣见非常适宜。”严嵩奏章发出，群臣一致没有异议。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为成祖，皇考献皇帝为睿宗。癸未，将皇考附祭于太庙。

《明史·本纪》赞：世宗屡次议定大礼，舆论沸腾，幸好成功假托，不久兴起大狱。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仪也应当如此。然而升附太庙，而位次排在武宗之上，不是太过分了吗？

蕙田按：这是历代以来宗庙的一次礼制变革。世宗屡次议定大礼，大概到这时他的心意才畅快。不久九庙遭火灾，难道不同于春秋逆祀的说法吗？于是九庙的制度最终不能恢复了。

《明史·世宗本纪》：嘉靖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庙遭火灾烧毁，成祖、仁宗神主。

《礼志》：太庙遭火灾，奉安列圣神主于景神殿。派遣大臣到长陵、献陵报告，题请帝后神主也奉安于景神殿。

《春明梦余录》：八庙烧毁，起初震火燃起，仁庙风大发作，神主烧毁。不久成祖庙火又烧毁，蔓延到太庙及群庙，只有睿庙保存。

《明史·礼志》：二十二年十月，因为旧庙基地狭窄，命令相度规制，议定三次都没有上报。过了很久，才命令恢复同堂异室的旧制，庙制才确定。《世宗本纪》：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壬辰，太庙建成。

《礼志》：二十四年六月，礼部尚书费寀等以太庙安神请求确定位次，皇帝说：“既然没有昭穆，也没有世次，只按伦理排序。太祖居中，左边四个次序为成、宣、宪、睿，右边四个次序为仁、英、孝、武，都面向南。”

七月，因为建庙礼成，百官上表称贺。下诏天下庙宇仍在阙左。《春明梦余录》：新庙建成，正殿九间，里面贮存诸帝后冕旒凤冠袍带，用柜子收藏，祭祀时陈设，祭毕仍藏在柜中。东西侧间设亲王功臣牌位，前面为两庑，东西两个燎炉。东燎列圣亲王祝帛，西燎列功臣帛。南为防门，设具服小次。门左为神库，右为神厨。又南为庙门，门外东南为宰牲亭，南为神宫监，西为庙街。门正殿后为寝殿九间，奉安列圣神主，都面向南。又设祧庙五间，藏祧主，都面向南。

《明史·世宗本纪》：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壬寅，迁出仁宗神主，附祭孝烈皇后于太庙。

《礼志》：“二十七年，帝欲以附祭孝

译将孝烈皇后方氏祔祀于太庙，而将仁宗神主迁出太庙。大学士严嵩、礼部尚书徐阶等人，起初都坚持认为不可行。后来却没能坚持他们的意见。二十九年，将仁宗神主迁出太庙，于是将孝烈皇后祔祀于西配殿第四室。《明史·世宗本纪》记载：“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日，皇帝驾崩。隆庆元年正月，上尊谥号，庙号为世宗。”

译穆宗本纪：隆庆二年十二月庚寅日，世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明会典》记载：嘉靖四十五年，世宗升附太庙，改奉原配孝洁肃皇后一同附祭于太庙。在此之前，孝洁皇后去世时，没有独立的庙室，礼官商议暂时附祭于奉慈殿。等到世宗驾崩，礼官高仪等人奉诏说：“孝洁皇后是肃皇帝的原配。按照礼制，太庙附祭享祀，只有一位皇帝和一位皇后，皇后只能是原配。如今孝烈皇后先附祭，如果奉孝洁皇后一同附祭，就是两位皇后并列配享，不符合制度；如果因为孝烈皇后先附祭而孝洁皇后就不附祭，舍弃原配而附祭继配，也不符合制度。请求让孝洁皇后附祭享祀，将孝烈皇后移至〇孝殿。”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明史·神宗本纪》记载：神宗二年五月辛丑日，穆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礼志》记载：隆庆六年八月，穆宗将要附祭太庙，皇帝敕令礼臣商议应当迁出哪座庙室。礼科给事中陆树德说：“宣宗距离穆宗仅五世，请求仍然将睿宗附祭于世庙，而宣宗不要迁出。”奏疏下发给礼部，礼部商议说：“宣宗的世次尚近，迁出他并不妥当。况且古代是以一世为一庙，并非以一位君主为一世。所以晋朝太庙有十一室而涵盖六世，唐朝太庙有十一室而涵盖九世。宋朝从太祖上追四祖直到徽宗，才定为九世十一室的制度，这是因为太祖、太宗同为一世。后来徽宗附祭，因为与哲宗同为一世；高宗附祭，因为与钦宗同为一世，都没有迁出。等到光宗升附，增加为九世十二室。如今从宣宗到穆宗共六世，加上上面的两位太祖、太宗，仅八世，参照宋朝的制度，可以不迁出。只是在寝殿左右各增加一室，那么尊祖敬宗就可以并行不悖了。”皇帝命令按照原来的敕令执行，于是迁出了宣宗。

《太常纪》记载：“神宗九年，礼科给事中丁汝谦上奏，历代圣君曾经君临天下，睿皇帝对他们北面称臣，一旦让他们并列，不符合礼制；将睿皇帝排在武宗的右边，也不符合礼制。况且世庙地位常尊，百世不迁，适宜让睿宗专门在世庙受祭。”

《明奏疏》记载：神宗十三年，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上奏，请求修举陵庙久废的礼仪以垂范典制。奏疏说：“我私下认为，国家的事情没有比祀典更大的了。祀典的兴起，实际上源于人心。所以考察人心，有不得不做的，都是祀典不可废除而圣哲必定举行的。何况事情关乎陵庙，情感属于亲亲，在列圣那里或许有想要做的志向，而陛下应当有善继的谋划吧？臣今天所议论的有两点：一是革除时期的陵庙应当恢复，二是景帝的庙号应当尊崇。臣请求允许我陈述。洪大啊，太祖开创基业，成祖定鼎天下。从太祖以后、成祖以前，其间君临天下的不有建文君吗？既然因为靖难之役兵至而避位自焚，延续至今，祭祀享祀没有听闻，陵园也不治理，路过的人唏嘘叹息。我曾经考察往日的典籍，当建文君去世时，成祖驻扎在龙江，发哀命有关部门治理丧葬，以天子的礼仪派遣官员致祭。在当时，本来没有不建陵不祭祀的。然而如今法令所载，只有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在其中。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成祖先前允许了，而有关部门后来却废除了吗？这也不同于成祖至公至厚的人心啊。国家修明典礼，凡是前代帝皇对百姓有功德的，除了岁时庙祭外，偶尔派遣官员在其陵墓祭祀，何况称帝皇、建年号、按临臣民长达四五年，作为一代正统继承者呢？又如革除时期死事的各位大臣，我皇上登基之初，首先发布明诏，允许他们在家乡受祀。近来又允许言官的奏请，凡是各位大臣的坟墓、后裔，都蒙受修治、抚恤、录用，而作为他们君主的人反而得不到一抔土、一勺水，适宜让天下人心惋然深悲。似乎应当敕令有关部门，就在其原葬处所建立陵庙，岁时一体祭祀，仍然乞求上尊谥号以表彰追报的隆重，恢复年号以正君临的体制。这并非臣等今天的私议，在成祖时，既然以天子之礼安葬，必定适宜享天子之祭，既然享天子之祭，自然应当恢复其拥有天下的称号，这不仅是天下人的心愿，也是成祖的心愿，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至于景皇帝的事情则又不同了。土木之变，国家岌岌可危，几乎不可保全，景皇帝奉太后之命进登宝位，镇安人心，倚任忠良，克服祸乱，最终使得銮舆反正，宗社安宁，圣子神孙之所以晏安坐享全盛之业，是景皇帝的力量，难道可以诬蔑吗？等到他升遐之日，谥号、葬祭，都从贬损。大概是一时轩轾之势如此，但实际上并非人心之公与国典之正。宪宗纯皇帝时，特别允许廷臣建议，恢复其帝号，以帝礼祭祀。先灵显赫，也已经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了。然而庙号未加，陵制俭陋，生前有安天下之功，而崇报不称；死后宜享天下之号，而物故未彰。对于国制，终究属于缺典。臣等待罪该科，每当见到太常寺岁时祭祀题请，祭祀派遣官员行礼于各陵都相同，本来没有隆杀之分。就像前年驾幸山陵，行春祀礼，臣万象春忝列扈从之列，看见我皇上在景皇帝陵亲自致祭，确实重视他了。然而他的祭祀与诸陵相同，而他的陵制与诸陵不同。虽然在陵致祭，但不能在庙附祭。仰窥圣衷，应当对此有缺憾。似乎应当遵照典制，备加尊谥，仍然恭上庙号，昭示无疆。其陵制隘陋，尤其需要急忙恢改。如果因为逼近恭让皇后陵，势难展拓，就就在现有的殿庑门垣等项稍加穹广，仍然量培宝城，增建明楼，”

译用称帝者收藏衣冠的地方。至于恭让太后的陵墓，也应当一并修缮整治，使得它们郁郁葱葱、遥遥相望。这样或许足以安慰在天之灵，彰显逝者的功德。这对于陛下继承先志的孝心、制定礼制的隆盛，难道不是增光添彩吗？我们臣下对于建文皇帝，只商议尊奉谥号，而不敢再提及庙号。景皇帝已经以帝号称位了，却又请求加上庙号，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如果把建文皇帝排在成祖之上，那么伦常次序就不适宜；如果排在成祖之下，那么君临天下的次序就失去了。因此我们不敢妄加议论。至于英宗庙对于景皇帝，他们是兄弟关系，他们正式登上大宝殿，是英宗在先而景帝在后。昭穆排列的位置，既没有逾越的嫌疑，而且功德相当隆盛，尤其没有偏废的礼节。我们臣下深切认为庙号不能不确立，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如果认为增加一座庙，就应当祧迁一座庙，关系重大，一概难以轻举妄动。应当恭敬地把他的神主藏于祧庙，只在每年年终合祭时，把他的神主从英宗庙之下请出，那么亲近亲人、尊重尊者，两方面都不妨碍。况且景帝是宣宗庙的儿子，宣宗庙既然已经奉入祧庙，那么景皇帝也属于应当祧迁的数目。天意与人情，有恰好契合于今日的情况。仰望圣明的君主在上，尽伦常、尽制度，百代一时，殷代的礼仪如今才开始称颂，有待实行。我们臣下恭敬地遵循职掌，冒昧地进言，恳请敕令礼官详细斟酌商议，向上请求举行，以安慰人心殷切企望之情，以垂示一代经常的法度。皇帝没有允许。

译蕙田按：象春所持的议论极为公正，保留它来弥补明代宗庙制度的缺失。

《明史·礼志》记载：天启元年七月，光宗将配享太庙，太常卿洪文衡请求不迁出宪宗而迁出睿宗，皇帝没有听从。

《熹宗本纪》记载：天启二年九月甲午初一，光宗的神位配享太庙。《荘烈帝本纪》记载：崇祯二年八月甲戌，熹宗的神位配享太庙。《太常纪》记载：太庙的规制，中室供奉太祖髙皇帝、孝慈髙皇后；东第一室供奉成祖文皇帝、仁孝文皇后；西第一室供奉睿宗献皇帝、慈孝献皇后；东第二室供奉武宗毅皇帝、孝靖毅皇后；西第二室供奉世宗肃皇帝、孝洁肃皇后；东第三室供奉穆宗荘皇帝、孝懿荘皇后；西第三室供奉神宗显皇帝、孝端显皇后；东第四室供奉光宗贞皇帝、孝元贞皇后；西第四室供奉熹宗哲皇帝，那些被迁出太庙的神位所藏的徳祖元皇帝后、懿祖恒皇帝后、熈祖裕皇帝后、仁祖淳皇帝后、仁宗昭皇帝、诚孝昭皇后、宣宗章皇帝、孝恭章皇后、英宗睿皇帝、孝荘睿皇后、宪宗纯皇帝、孝贞纯皇后、孝宗敬皇帝、孝康敬皇后；东廊配享的诸王十五人；西廊配享的功臣十七人。

以上是明代的宗庙制度。

《五礼通考》卷八十四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八十五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八十五

宗庙时享

蕙田按：《祭义》说：“祭祀不宜太频繁，频繁就会烦琐；祭祀不宜太稀疏，稀疏就会懈怠。”因此君子顺应天道，霜露已经降落，君子踏在上面，必定产生凄怆的心情；春雨露已经滋润，君子踏在上面，必定产生警惕的心情。这时节变换，孝子感念而思念亲人，四季祭祀由此发端。虞、夏及殷代，散见于《诗》《书》传记者，其礼意大致可以概见。自从周公制定制度，所谓“郁郁乎文哉”的，大概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可惜礼经焚毁散失，髙堂生所传的《仪礼》中“特牲馈食”“少牢馈食”“有司彻”三篇，仅是大夫士的礼仪，而天子诸侯宗庙的礼仪已经亡佚了。所以《汉书·艺文志》就有“推演士礼而施用于天子”的讥评。从前朱子曾想以二礼及注疏所言折中作为天子祭礼，书尚未完成。门人黄勉斋、杨信斋从致齐到祼献，从馈食到加爵、彻爼、旅酬、登馂、绎祭的仪式，为《经传通解》续编，规模稍备。然而经文只记载注疏，而百家之说未予收录；行礼虽有节次，但缺略之处尚多。其中朝践、馈食、九献、三诏、荐血、爓祭、割牲、燔燎、加笾、卒爵，先后彼此之间的差异相同，疑似之辨，众说纷纭，淆然错出。明儒丘氏濬《大学衍义补》曾说：“古礼今世虽不能尽行，但三代圣王制作的深意，也不可使其泯灭不存。乞请诏令儒学之臣参考编类另为一书，以补六艺的缺失。遇到国家有稽考古礼文之事，于此得以考据，使圣贤精神心术的准则、仪文度数的详情，不至于坠地。”这大概是天地间一盛典，详尽而恳切地谈论它。现在以《周礼》为纲，以及《仪礼》所载大夫士的礼仪，与夫戴记的《礼运》《礼器》《郊特牲》《祭义》《祭统》《明堂位》诸篇，及诸儒义疏有补于礼者，推类而求，寻其脉络，析其条理，缀辑成篇，自始迄终俱有归宿，庶几不失朱子遗意。而历代时享沿革及唐、宋、元、明仪注，详列于后，俾古者天子诸侯祭礼略可考焉。

《周礼》春官小宗伯掌四时祭祀之序与其礼。

肆师以岁时序其祭祀

《礼记·祭义》：祭祀不宜太频繁，频繁就会烦琐，烦琐就不恭敬；祭祀不宜太稀疏，稀疏就会懈怠，懈怠就会遗忘。因此君子顺应天道，春禘秋尝。霜露已经降落，君子踏在上面，必定产生凄怆的心情，并非指寒冷而言。春雨露已经滋润，君子踏在上面，必定产生警惕的心情，如同将要见到亲人。用乐声迎接祖先降临，用哀情送别祖先离去，所以禘祭有乐而尝祭无乐【注：合于天道，因四时之变化，孝子感时念亲，则以此祭之也。春禘，夏殷礼也。周以禘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非其寒之谓，谓凄怆及怵惕皆为感时念亲也。霜露既降，脱秋字。迎来而乐，乐亲之将来也。送去而哀，哀其享不可知也。疏：此节明孝子感时念亲，四时设祭之意。禘，阳之盛也；尝，阴之盛也。阴阳气盛，孝子感而思念其亲，故君子制礼合于天道】

【周氏谞曰：一岁之内，天时有四，而宗庙之祭亦有四，故举春以见夏，举秋以见冬。殷人有大禘，则小禘为春祭之名。周人一禘而已则祠为春祭之名】

《祭统》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