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译解释。考生集结后，实行什伍连坐的担保制度，不允许有大逆罪人的缌麻以上亲属，以及各类不孝不悌、窝藏罪犯、工商异类、还俗的僧道之人参加。家状和试卷的首页必须签署年龄、应举次数、科场次第、籍贯，不得增减或篡改。在仲冬月收纳试卷，月底结束。临近考试日期时，知举官先要询问联保举状，大家一致同意后才能确定。凡是参加考试，只有考词赋的人允许携带《切韵》、《玉篇》，凡是夹带书籍作弊以及口头传授答案的，一经发现立即黜落。凡是各司长吏推荐送考，必须先核查其户籍档案，考察其行为，由乡里推荐，每十人互相担保，其中有人品行有亏则连坐，不得被推荐。

译《文献通考》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诏规定考中进士的人不得拜见主考官的子弟、侄辈，也不得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按照旧例，主考官即将前往贡院时，台阁近臣可以推荐自己了解的有才能的进士，这叫做“公荐”。皇上担心他们借此徇私，于是下诏禁止。

钱大昕按语：后唐长兴元年，中书门下上奏说：“门生，就是门下的弟子。朝廷所任命的官员，春官（礼部）并没有教导过考生，这些人是国家选拔的贡生，并非礼部官员的门徒。从今以后，考中的人不得称呼礼部官员为‘恩门’、‘师门’，也不得自称‘门生’。”到了此时，又重申了这一禁令。然而苏东坡对欧阳修已有“老门生”的称呼，可见这种称谓终究未能完全革除。

《宋史·选举志》记载：干德元年，下诏说：“旧制，九经科如果一次考不中就停止应试，这不利于开辟仕进之路。从今以后，依照各科规定，允许再次应试。”

马端临说：自从唐代以来，所谓的明经科，不过是帖经和墨义罢了。我曾见过东阳丽泽吕氏家塾刊刻的吕夷简参加本州乡试的试卷，由此得知墨义的格式，大概有十几条。有的问“作者七人矣”，请回答这七人的名字，就回答“七人是某某”，谨对。有的问“见有礼于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回答下文，就回答“下文说‘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的问“请回答注疏”，就回答“注疏说云云”，谨对。如果有记不住的，就只说“对未审”。上面则有考官的批注，如果回答得好，就批一个“通”字；如果回答错误或未审，就批一个“不”字。大体上就像儿童背诵课文的样子。所以自从唐代以来，轻视这个科目，因此不通晓的人殿试受罚特别重，一次考不中的人不可以再应试。大概是因为他们连区区记忆问答都不能通晓，所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太祖允许再次应试，对待士人的心意也很优厚了。

干德三年，陶谷的儿子陶邴考中上等。皇上说：“陶谷不能教导儿子，怎么能考中科第？”于是下诏规定，享有俸禄的家族中有考中科第的人，礼部要具报姓名上报，让他们重新考试。从此，另外任命儒臣在中书省进行复试，合格后才赐予科第。

钱大昕按语：《文献通考》记载此事在干德五年，与此不同。又按：进士复试始于此时，与唐代制度中将考文送到中书省详细复核有所不同。

太祖开始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这三个科目，不限前资和现任官员，无论是穿黄衣的平民还是草野之士都允许应诏。对策要求三千字，文辞和道理都优秀者中选。干德四年，有关部门只举荐了直言极谏一人，堪为师法一人。召陶谷等人出题，皇上亲自登殿监试，提供砚台和席子，坐在殿的西角。等到对策时，文辞道理疏阔，没有回答所问的问题，皇上赐酒食宴劳后让他们回去。

开宝三年，下诏让礼部查阅参加贡举十五次且曾考中过的人，得到一百零六人，赐予本科出身，特奏名的恩例，大概从此开始。

钱大昕按语：宋代制度，省试进士合格者，称为正奏名。那些多次参加乡贡而在礼部落选，或廷试未被录取的人，累计前后举数，参考年龄而分等级。遇到皇帝亲自策问士人时，就另外登记他们的名字上奏，直接允许附试，称为特奏名。就像现在会试不中，而特别恩准让他们一起参加廷试一样。

开宝五年，礼部奏报合格的进士、诸科共二十八人，皇上亲自召见他们在讲武殿，但还没来得及引试。第二年，翰林学士李昉主持贡举，录取了宋准等十一人，而进士武济川、三传科刘睿资质最粗陋，对问失序，皇上将他们黜落。武济川是李昉的同乡。恰逢有人控告李昉徇私取舍，皇上于是登记终场落选人的姓名，得到三百六十人，都召见，从中挑选了一百九十五人，连同宋准以下的人，皇上登殿发给纸笔另行考试诗赋，任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人为考官，考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都赐予及第，又赐钱二十万以举办宴会。李昉等人不久都因罪被责罚，殿试于是成为常制。皇上曾经对近臣说：“过去科名多被势家所取，我亲自临试，完全革除了这种弊端。”这一年，亲自考试进士王式等人，于是确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从此御试与省试的名次开始有了升降的区别。当时江南尚未平定，进士林松、雷说考试不中格，因为他们间道前来归顺，也赐予三传出身。

马端临说：在殿前考试士人始于唐武则天。然而唐代制度由考功郎中承担取士的责任，后来不过是下行其事以获取取士的声誉，并非在考功已经考试之后再考试。开元以后，开始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送到中书门下详细复核。然而只有在元和年间，钱徽任侍郎主持贡举，宰相段文昌说他取士不公，复核时多不中选，钱徽因此被免官。长庆以后，礼部所取士先详细复核然后放榜，那么虽然有详细复核的名义，但实际上未曾再考试。五代以来，所谓的详细复核，有时有升降黜落。进入宋代太祖干德六年，命中书省复试，是因为皇帝怀疑陶谷的儿子不

译能够写文章并在选拔中入选，因此进行复试，但未曾另外制定升降黜陟的标准。到了开宝六年，李昉主持科举考试，放取进士之后，落第的考生徐士廉等人击鼓申诉榜单不公，于是便在讲武殿命题重新考试。自从这次考试开始，李昉等人所录取的十一人，经过复试共录取二十六人。然而在李昉等人所录取的十一人中，只黜落了武济川一人，其余十人则按照原来的名次顺序继续录取至二十六人，不过是把名字附在这十人之后，合为一榜。因此，这一年虽然单独进行了复试，但合为一榜，也未曾有省试和殿试的区别。到了开宝八年，复试礼部贡院合格的举人王式等人，在讲武殿内出题考试，录取进士三十六人，以王嗣宗为第一名。王式是礼部所确定的合格第一名，却排在第四位。大概从这一年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开始，才分别有升降黜陟，才开始有省试和殿试的区别，以及省元与状元的不同。

译惠田按：殿试进士始于开宝六年，殿试与省试的名次有升降，则始于开宝八年。《宋史》误将这两件事合为同一年发生。

开宝八年，诏令各州考察百姓中有孝顺悌敬、勤于耕作、奇才异行，或文武材干，年龄在二十至五十岁之间可以任用的人，将其送往京城；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也要如实上报以塞诏令。开宝九年，各道举荐的孝悌、力田及有才武者，共七百四十人。诏令翰林学士李昉等在礼部测试他们的学业，结果一无可取；而濮州以孝悌名义推荐的人多达三百七十人。皇帝对他们的数量感到惊骇，召他们到讲武殿应对，大多不符合诏令要求，却自称素来习练武事。再让他们测试骑射，便纷纷跌倒失序。皇帝欺骗他们说：“这应当编入兵籍。”他们都号哭请求免役，于是全部罢免离去。诏令弹劾本部滥举的罪责。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皇帝亲临殿廷覆试，从宫内出题，赋的韵脚平仄相间，依次使用，命李昉、扈蒙评定优劣，分为三等。录取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过了两天，覆试诸科，录取二百人，一并赐予及第。又查阅贡举名册，录取十举以上至十五举的进士、诸科一百八十余人，一并赐予出身。九经科七人，未中格，也怜惜他们年老，特别赐予同三传出身。共五百余人，都赐予袍服笏板，在开宝寺设宴赏赐。皇帝亲自作诗一章，赐给他们。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廷试举人。旧例只在春天放榜，到这时秋天考试，是非常例的。这年冬天，各州举人全部聚集，恰逢皇帝将要亲自征讨北汉，于是罢试。从此每隔一年或两年才举行贡举。

【马氏端临说：《选举志》说这一年试进士开始增加论一首，然而考察《登科记》所载建隆以来各科试士，都是一赋一诗一论，共三题，并非始于这一年。】

太平兴国五年，覆试进士，有个叫赵昌国的，请求应考百篇举，说是一天作诗百篇。皇帝出杂题二十个，令他们各自作百篇，每篇八句。天色已晚，仅完成数十首，大多无可观之处。皇帝认为这一科久已废止，特别赐予及第，以鼓励后来者。《文献通考》：太平兴国八年试进士，开始分三甲。

惠田按：进士分三甲，始于此时。景德以后，分为五甲，终宋朝之世，都沿袭此制。

《宋史·选举志》：雍熙二年廷试，初次唱名及第。这一年及端拱初年，礼部试结束后，皇帝担心有遗落的人才，取未中格者再试一次。于是通过再试得官的有数百人。凡是廷试，皇帝亲自阅卷多日，宰相屡次请求，认为应归有司办理，才诏令每年命官主持科举。

惠田按：《旧唐书·李戡传》说，礼部试吏唱名，然后入场，李戡以此为耻。可见考试唱名，由来已久。若殿试后临轩唱名及第，则始于此时。

淳化三年，各道贡士共一万七千余人。先前有击登闻鼓申诉校试不公的人，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然糊名考校，遂成惯例。廷试后，皇帝告诫众士说：“你们各自负有志业，在效忠官府之外，更要励精文采，不要辜负前功。”诏令刻《礼记·儒行》篇赐给他们。每科进士第一人，天子以诗宠赐。后来曾作箴赐给陈尧叟，到这时一并赐给他们。

惠田按：糊名试士始于此时。

【马氏端临说】艺祖、太宗都留意于科目。然而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只授秦州司理防军。曾因公事忤逆知州路冲，路冲怒而将他械系入狱。那么当时状元所授之官，既低微又不被长官礼遇，尚未达到后世荣进素定、要路在前的说法。到太平兴国二年，才开始命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都优等注拟，共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试士，第一甲至三百二人，都赐及第。太宗时只有这两年的科目恩数最为优渥。《涑水记闻》说“太平兴国之事”，认为太祖幸西都，张齐贤以布衣献策，皇帝认为好，回去告诉太宗说：“我幸西都得了一张齐贤，我不欲官之，你日后可以收以自辅。”这一榜张齐贤中选，恰好在数十人之后，及注官，便诏令尽与超除。如此则是通榜恩数之厚，是太宗欲曲为张齐贤之地。马永乡语录载淳化二年之事，则认为武当山道士邓若拙尝出神，见二仙官相语说：“来春进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极低，如何？”回答说：“高低不可易也，独甲科可易。不若以第二甲为第一甲。”道士觉，以告人。既而喝名上，适有宫中之喜，因谓近臣第一甲多放防人，言止则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谓第四人，王钦若第十一人，张士逊第二百六十人。后丁谓、王、张皆为宰相。如此则是黄甲人数之多，是神物欲曲为张士逊之地。二说颇涉偏私诡异，故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深言其不然。愚以为太宗寤寐英贤，如

译担心不能及时赶上，于是颁行特别恩旨以示奖励，所以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成例。例如太平兴国二年、三年，第一等、第二等全都授予通判；而五年则是前二十三名授予通判；八年则是第一甲授予知县；雍熙二年第一等授予节察推官；淳化三年则只有前四名授予通判。由此可见，历代科举授予官职的高低没有固定成例。分甲录取人才始于太平兴国八年，然而这一年第三甲五十四人，第二甲一百五十七人，反而比第三甲多出三倍。端拱元年、二年，则又不分甲。淳化三年，第二甲五十一人，第一甲三百二人，反而比第二甲多出六倍。由此可见，历代科举分甲录取人数的多少，也没有固定成例。好事之徒只看到张齐贤、张咏二人身居宰相之位，却未考取高科，而那两科的恩例恰好优厚，所以必定认为是特意为了他们二人而设罢了。

译自淳化末年停止科举考试五年，真宗即位后恢复考试，高句丽才开始进贡一人。在此之前，国子监、开封府所推荐的士子与负责举送和考试的官员有姻亲关系，则由两司轮流考试。于是开始命令派遣官员另行考试。

咸平三年，皇帝亲自考核陈尧咨等一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多人。其中有在晋天福年间曾参加贡举的人，又赐予河北进士及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那些落第后愿意参加武艺考试或量才录用的人，又有五百多人，全部赐予装钱慰劳遣返。命令礼部将其编为一举，考核技艺的详细程度，推恩的广泛程度，近代所未有。旧制，及第者立即授官，皇上初次恢复廷试，赐予出身者也免除选官程序，于是登科之士尤其众多。虽然才艺不及格，也全部赐予同出身。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凡赐予同出身者，都令其等待选官，遵循常规调任，以示甄别。

咸平四年，下诏学士、两省五品、御史台、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官员，在内外京朝幕府州县官及草泽中，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不得让现任转运使及馆阁职事人应诏。这一年策问秘书丞查道等七人，都列入第四等。景德二年，增设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目。下诏中书门下考核察验其才具，名声上报，将临轩亲自策问。从此应诏者逐渐增多，而考中高等的也少。

景德四年制定亲试进士条制，凡策问士子就在殿前两廊，张挂帷帐排列几席，在上面标明姓名。前一天公布其顺序，揭示在宫门外。第二天在宫门下拜，然后入席。试卷由内臣收取，交给编排官，去掉卷首的乡贯状，另以字号编号，交给封弥官誊写校勘，使用御书院印，交给考官评定等级完毕，再次封弥，送给覆考官再评定等级。编排官审阅其同异，不同的再次考核，如果仍然不同，就以相近的为准。开始取出乡贯状字号合并，即评定其姓名差次，连同试卷上报。其考核等级的制度，共五等：学赋优长，词理精纯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名，上等二等叫及第，三等叫出身，四等、五等叫同出身。其余如贡院旧制。

蕙田案：廷试进士条例，至此才详细。凡弥封编号的条例，都定于此时。

《文献通考》景德四年，命令礼部糊名考较，命令晁迥等知贡举，滕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防检详试，另命官员都始于此时。先前糊名用于殿试，现在又用于礼部。起初，陈彭年举进士，因轻俊被宋白黜落。于是彭年与晁迥等更改条制，设关防，不再拣择文行。虽然杜绝请托，但列入甲科的很多不是人望，从彭年开始。

蕙田案：史称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糊名考校。在淳化三年，则礼部糊名，太宗时已实行，不独殿试也。难道淳化以后其例中途废止，至此再实行，而后遂为永制吗？

大中祥符三年，亲试东封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赐进士梁固以下三十一人。四年，亲试祀汾阴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赐进士张师德以下三十一人。

【马氏端临曰：自雍熙、端拱而后，取士之法，省试之后乃有殿试，已为定例。独此二年，会要所载乃停贡举年分，礼部未尝放进士。然则此六十余人者，乃是封禅特恩所试，如后来免省到殿之类是也】

五年，皇上听说贡院监门官以诸科举人挟书为私，悉解衣阅视，失取士之体，急忙命令停止。在此之前，挟书赴试者连同保人殿一举，这一年试诸科，以挟书扶出者十八人，计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当奏名。有关部门上报，皇上特令赴殿试。礼部请求从今挟书犯者依条殿举，其同保殿举指挥更不施行。奏可。

蕙田案：挟书之犯，坐及同保，其罚太重，礼部议罢之，是也。

八年始制誊录院

蕙田案誊录易书之制始此

《宋史·选举志》：景祐初，下诏说：“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凡年五十，进士五举，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士有亲戚仕本州，或为发解官及侍亲远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转运司类试，以十率之，取三人。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其年，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封弥誊录如礼部。初贡士踵唐制，犹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佣人书之。景德中，尝

译规定举人在考试前必须亲自书写家状，格式如同公卷。如果后来考试中书写的字体与家状不同，一律驳斥并取消资格。若是发现请人代写文字，查证属实，立即驱逐，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贾昌朝说：“自从唐代以来，礼部通过采集名声、考察平日学问，所以预先投呈公卷。如今有了封弥和誊录的制度，一切依据考场文章来考核，那么公卷就可以废除了。”从此以后，就不再设有公卷。

译蕙田按：公卷，是士子平日所作的文章，提前缴纳给礼部。景德年间，规定主考官提前一个月进入贡院考核公卷，分为等级。大概是担心士子在一日之间不能充分施展所长，而想凭借平日的学业来防范弊端。自从省试实行糊名制度后，考官虽然无法得知考生的姓名，但还能通过字体大致辨认出一二。等到誊录制度实行后，专门依据试卷评定高低，公卷于是变得没有用处了。

仁宗起初下诏说：“我开辟多条途径来详细延揽天下的士人，而制举却长久没有设立，或许是我的豪杰之士因此被遗漏了。现在恢复设置这个科目，于是增加其名称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共六科，用来接待京朝官中被举荐以及起用应选的人。又设置书判拔萃科，用来接待选人。又设置高蹈邱园科、沈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用来接待布衣中被举荐的人。其办法是先向有关部门呈上艺业，有关部门考核后，然后在秘阁中考试，合格后再由天子亲自策问。”

蕙田按：这道诏书在天圣七年，所谓的天圣十科。

叶梦得说：“富弼凭借茂材异等登科，后来被召试馆职，因为不擅长诗赋请求免试。仁宗特别命令用策论考试他，后来这便成为惯例。制举不考诗赋，从富弼开始。到了苏轼，又去掉策问，只考三篇论。熙宁初年废除制举，这件事于是废止。按惯例，制举分五等，上二等都是虚设，只以下三等取人。然而中选的人也都是第四等。设立科目以来，只有吴充、苏轼进入第三等。所以苏轼在谢表中说：‘误占了长久虚设的等级。’”

宝元年间，李淑侍奉经筵，皇上询问进士考试中诗赋、策论的先后顺序，让他依据旧例回答。李淑回答说：“唐代调露二年，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因为进士考试策问杂乱无章，请求用帖经来观察其学问，用杂文来观察其才能，从此沿袭成为常例。到永隆二年，进士考两篇杂文，通晓文律的才开始考策问。天宝十一年，进士考一经能通晓的考文赋，又通晓后再考策问五条，都通晓才能中第。建中二年，赵赞请求用五篇时务策，箴、论、表、赞各一篇，来代替诗赋。太和三年，考帖经略问大义，选取精通的人，其次考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用帖经口义考试，其次考策问五篇，问经义的三条，问时务的两条。后来变化更替，于是以诗赋为第一，论为第二，策为第三，帖经为第四。现在陛下想要寻求治理之道，而不以雕琢辞藻为贵，得到了取士的实质了。然而考官将所考科目分开考核，不能综合评定，而每场考试便决定士人的去留，几乎取决于幸运与否。希望约略依照旧制，先考策问，其次考论，其次考赋及诗，其次考帖经墨义，并命令有关部门一并考试，综合比较优劣，不要以某一科的得失来决定去留。”诏令有关部门商议后稍加施行。

《文献通考》记载，庆历四年，知谏院欧阳修说：“贡举进士，请先用策问考试。选取那些文辞鄙陋恶劣的，文意颠倒重复杂乱的，不识题意的，不知典故略而不回答所问的，错误引用事迹的，虽然能成文但理识乖谬荒诞的，杂犯旧例不符合格式的，先剔除他们。计算在两千人中，可以剔除五六百人。将留下的人，其次用论考试，又如前法考核，又可以剔除两三百人。留下而考诗赋的人，不过千人罢了。在一千人中选取五百人，人少而容易考核，不至于劳累昏乱。那些节录抄袭剽窃的人，都先剔除了。等到考诗赋时，都是已经考过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于乖谬荒诞的人。纵使诗赋不工巧，也可以中选。这样可以让童年新学，完全不懂事的人，没有途径进身。臣所说的变法，必须逐科决定去留，然后才能革除旧弊。”

马端临说：“诗赋不过工于浮华辞藻，论策可以检验实学，这是正理。现在看欧阳修所陈述的，想先考策论，后考诗赋，这是将论策看得粗浅，而将诗赋看得精深了。大概考场中的文章，论策则蹈袭套话，所以漫无边际难以凭信；诗赋则拘束于声律对偶，所以优劣容易看见。那些有深奥学问雄健文章，能用策论表现自己的人，十中无一二，而纷纷穿黑袍的士人，固然有号称精工，而论策一无可取的人。大概自庆历以来，考场的弊端已经如此，不只是后来才这样。所以欧阳修的话，想先考论策，选取那些十分乱道的人先澄清淘汰，不只是使他们稍务实学，而且使主持考核的人所考减少则容易精审。又既然工于论策，不担心他不长进；诗赋纵使不工，也不妨害成为博古通今的士人。”

知制诰富弼说：“国家沿袭隋、唐设置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法令尤其严密，而得人的方法或许还没有达到。历代取士，都委托给有关部门，没听说天子亲自考试的。到唐代武则天，才开始有殿试，这值得效法吗？让礼部排列高低上奏，而在殿廷引见唱名赐第，那就与殿试没有区别了。”于是下诏废除殿试，而议论的人大多说这轻慢了皇上的恩泽，破坏了旧例，

译随即恢复殿试，一如旧制。

译《宋史·选举志》记载：嘉祐二年，皇帝亲自考核举人，凡是参加殿试的人，才开始免除被淘汰的命运。当时进士们日益习惯于追求奇特冷僻的文风，文章钩连章句、艰涩难懂，逐渐失去了浑厚淳朴的本色。欧阳修主持贡举考试，尤其将此视为祸患，大力裁减抑制这种风气，并且严禁携带书籍作弊。不久，考试榜单公布，当时被推崇赞誉的人，都不在录取之列。那些轻浮浅薄的人，在欧阳修早晨上朝时，成群结队地诋毁斥责他。街市上的巡逻士兵无法制止他们，甚至有人撰写祭文投到欧阳修家中，最终没能查出主谋的名字，无法依法惩处。然而从此以后，文章风格也稍微有所改变。

王洙在迩英阁侍奉皇帝讲解《周礼》，讲到“三年进行一次大比，全面考核州里，以协助乡大夫决定人才的废黜与举用”时，皇帝说：“古代选拔士人如此，现在通常四五年才下一次诏令，所以士人有被压抑而不能进用的，何不减少每次录取的名额而增加考试的次数呢？”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大家都认为：“如果改为隔年一次考试的方法，就不会有埋没人才的遗憾了。”推荐举人的名额既然减半，主考官容易详细考核，得到的士人必定精干，而且人数少了，有关部门容易检查伪滥现象，自然不容许存在，使得贫寒而有艺学的人得以进用。于是下诏，隔年一次贡举进士及诸科，全部削减原来名额的一半，增设明经科的考试方法。凡是通晓两经或三经、五经的，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条，三经通六条，五经通五条为合格，同时以《论语》《孝经》策问时务三条，出身待遇与进士相同，而罢免说书举。当时因为科举次数增多，而考中高等级的人骤然显达，想要稍微裁减抑制，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制科进入第三等的，与进士第一名一样，授予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任期结束返回后升任通判，再任满后考核馆职；制科进入第四等的，与进士第二、第三名一样，授予两使幕职官，任期结束返回后改任次等京官；制科进入第五等的，与进士第四、第五名一样，授予试衔知县，任期结束返回后迁任两使职官。锁院的人视此办理。至于那些高才异行、功绩显著的人，应当以特殊的恩典提拔。仁宗在位期间，十三次科举录取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中考中甲第前三名的共三十九人，后来没有做到公卿的只有五人而已。

英宗即位，议论者认为隔年贡士的方法不便，于是下诏礼部，三年一次贡举天下士人，解额取士的比例以未实行隔年考试之前四分之三为率，明经诸科的名额不超过进士的名额。

沈氏蕙田按语：三年一次贡举的制度从此开始。

神宗专心致力于经学，深切怜悯贡举制度的弊端，并且认为西北的人才多不在录取之列，于是商议更改制度。王安石说古代选拔士人都以学校为本，请求兴建学校以恢复古制，对于明经诸科，想要实行废除，将明经的名额增加给进士。于是下诏说：“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必须从学校开始；进用贤才振兴能人，也依靠贡举。而四方研习经艺的人专注于诵读记数，参加乡举的人习惯于文辞技巧，与古代所说的以六德、六行、六艺三种事物来举荐人才，九年成就大才，已经相去甚远了。现在命令各郡国，招徕俊才贤士，其教育的方法，考核的格式，让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官员、御史、三司、三馆共同商议后上报。”议论者大多认为变法便利。直史馆苏轼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责求实效。如果君相有了解人的明智，朝廷有责求实效的政治，那么即使是小吏皂隶也不曾没有人才，虽然使用现在的方法，我认为也足够了。如果没有了解人的明智，没有责求实效的政治，那么公卿侍从常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不够。时代有可行与否，事物有兴起与废弃，假使三代的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的选举也必定有道理，何必一定要通过学校呢？况且庆历年间曾经设立学校了，天下人认为太平可以期待，直到今天只有空名仅存。现在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道德行艺之士，责求九年成就大业的成果，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仪，改变现在的习俗，又应当征发民力来整治官舍，征收民财来供养游士，设立学校聘请老师，并且时常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放逐到远方，徒然造成纷扰，这与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至于贡举，有人说乡举重视德行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门取用策论而罢免诗赋，有人想举用唐朝旧例，采纳声誉声望而罢免糊名，有人想改变经生帖经墨义而考核大义，这几种说法都不对。想要兴起德行，在于君主修身以探究事物，审慎好恶以表率风俗。如果要想设立科目建立名目来选取他们，那就是教天下人相继做伪。上面以孝道选取人，那么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守墓；上面以廉洁选取人，那么乘坐破车瘦马，穿坏衣服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面心意的事情，无所不至。从文章来说，那么策论有用，诗赋无益；从政事来说，那么诗赋和论策都无用。然而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们，认为设法选取人才不过如此罢了。近世文章华丽没有超过杨亿的，如果杨亿还在，那么他是忠清鲠亮之士；通经学古没有超过孙复、石介的，如果孙复、石介还在，那么他们是迂阔诞谩之士。何况自唐至今，以诗赋成为名臣的人不可胜数，对天下有什么辜负，而一定要废除它呢？皇帝读苏轼的奏疏说：“我本来怀疑这个，得到苏轼的议论，释然了。”有一天问王安石，回答说：“现在人才缺乏，而且他们的学术不统一，异论纷纷，不能统一道德。所以统一道德就修学校，想要修学校那么贡举法不可不变。如果说这个科目曾经多得人才，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如果说科法已经完善，

译那么还没有做到。如今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正应当讲求天下的正道真理，却闭门学习写诗作赋，等到进入官场，世间事务都不熟悉。这是科举制度败坏人才，导致不如古代。”于是改革制度，废除诗赋、帖经、墨义，士人各自专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兼习《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四十题，首先考大经，其次考兼经的大义，共十题【后来改为《论语》《孟子》义共三道】，再考论一道，最后考策三道。礼部试则增加两道。中书省撰写大义的格式颁布施行，考大义的人必须通晓经义且有文采才算合格，不仅仅像明经、墨义那样粗略解释章句而已。从各科解额中取十分之三，增加进士名额。京东、京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新设进士考试的，以及府、监和其他路放弃其他科目而改考进士的，才能获得所增加的名额，考试都单独编号录取，大概是为了优待他们的学业，使他们不至于被外人侵夺，从而常常向往改行。又设立新科明法，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用来安置那些不能从事进士学业的人。不久，选人和任子也要考试律令，才开始授官。又下诏进士从第二人以下都要考试法律。有人进言，高等科举出身的人担任签判和职官，对于熟悉法律，难道应该迟缓吗？过去考试刑罚的人，世人都指斥为俗吏。现在朝廷施恩已经很厚，而应考的人还很少。如果高等科举出身的人不考试，那么人们就不以此为荣。于是下诏全部考试。

译蕙田按：熙宁年间的经义考试，就是八股文的起源。唐代明经科考试采用墨义，只是考核记诵的能力，对于经典的大义并没有阐发。宋朝初年仍然沿袭这种制度，所以当时进士科特别受重视，而有志向的读书人轻视学究而不愿从事。到了这时，中书省撰写了阐释大义的格式，颁布天下，主张疏解义理趣味，不陷入章句训诂的浅陋。立法并非不好，然而却废除了历代专家之学，而将王安石一家的学说立于学官，这就未免独断专行而轻视古人了。从此直到宋朝结束，诗赋有时兴有时废，经义与诗赋有时分为两科，有时合为一科。到了元朝和明朝，诗赋文章就不再用于科举考试了。

熙宁三年，皇帝亲自考试进士，开始专门用策论决定录取，限定一千字。过去特奏名的人只考一道论，这时也考制策。皇帝对执政大臣说：“策论哪里足以完全考察人才，但比用诗赋取士要好。”各州举荐送考，发解考试，监试官凡是亲戚或门客，不得在该州参加考试，将他们的名字汇总上报转运司，与锁院考官一同考试，大约每七人特别设立一个名额。后来又下令保留各科旧名额的十分之一，以等待那些不能改换专业的人。

蕙田按：宋朝初年殿试进士，考诗赋、论三篇，这时开始专门用策论。元祐八年，中书省商议恢复祖宗旧法，恰逢绍述议论兴起，没有实行。此后沿袭下来，成为定例。

《文献通考》记载：熙宁八年，颁布王安石的《诗》《书》《周礼》义于学官，称为三经新义。

《宋史·选举志》记载：神宗认为进士考策论与制科没有区别，于是下诏废除。考试馆职则废除诗赋，改考策论。元祐元年，制科奏章再次上报，而第二年考论六首，御试策一道。召试授官，推恩大致如旧制。蕙田按：宋朝科举制科，只有仁宗朝得人为盛。第一次废除在熙宁年间，第二次废除在绍圣年间。南宋虽然恢复旧例，但应诏的人寥寥无几。

元祐初年，正打算更改先朝的政策。礼部请求设置春秋博士，专门研究一经。尚书省请求恢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释经典通用先儒传注及自己的解说。又说新科明法科考中的人，吏部立即注授司法官，排名在及第进士之上。旧时明法科最为下等，但必须要求兼习经学，这是古人先德后刑的意思。想要加试论语大义，仍然裁减一半名额注授官职，依照科目次序。下诏近臣集议。左仆射司马光说：“取士之道，应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而言，经术又应当先于词采。神宗专门用经义论策取士，这是恢复先王的美好典章，百代不变的法度。只是王安石不应当以一家私学命令天下学官讲解。至于律令，都是当官所必需的，如果读书人真的能懂得道义，自然与法律相合，何必设置明法一科，习以为刻薄，这不是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方法。”四年于是设立经义、诗赋两科，废除考律义。凡是诗赋进士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中听任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是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可以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可以兼仪礼，或者易、礼记、诗并兼书。愿意习两经的听任，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都以四十通定高下而取解额，平分，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在策论中参酌。自从恢复诗赋后，士人多乡习诗赋，而专经者十无二三。各路奏请以分额，各取不均。其后于是通定去留，经义不超过通额三分之一。

司马光又请求设立经明行修科，每年委派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厚士行，以示不专门取文学之意。如果所举之人违犯名教及私罪，必定连坐举主，不予赦免，那么自然不敢妄举。于是设立此科，允许各举一人。凡是试进士者，及中第唱名日，用以升甲后，分路别立额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报监司，监司考察上报，无其人则否。预荐者不在州郡考试，只在礼部考试，不中允许用特奏名格赴廷试，后来成为常例。不久下诏须特命举，才举，不要一概以科年上报其名。

六年，下诏恢复通礼科。起初开宝年间，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年间曾废除，这时开始恢复。

八年，中书省请求御试，恢复祖宗之法，考诗赋、论、策三题。并且说士子已多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共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的才十二人。于是下诏来年乡试，习诗赋人复试诗题，专经人暂且考策。此后一概考三题。

绍圣初年，下诏进士废除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考策。起初，神宗念及字学废缺，下诏儒臣探讨，而王安石乃进其说，学者习

译罢了。元祐年间下令禁止使用，到这时废除了这项禁令。

译绍圣初年，哲宗认为制科考试策问时政得失，进士科策问也可以涉及，于是下诏废除制科。不久，三省上言：“如今进士科纯粹考查经术，而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等文体，都是朝廷官员日常办公不可或缺的，况且这样无法兼收文学广博特异的人才。”于是改设宏词科，每年允许进士及第者到礼部请求应试。如果现任官职，则须等到卸任后才可请求，通常附在春季上舍生的考试中一起进行，不单独设立考场。考试章表、露布、檄书使用骈俪体，颂、箴、铭、诫谕、序、记使用古体，或者骈俪体，只有诰、诏、赦、敕不作为考题。考试共两天，四道题。应试者虽然很多，录取不超过五人。合格者上报三省进行复试，分为上、中两等，给予恩荫各有差别。词艺超群出众者，奏请授予防命官。

惠田按语：〇词科所考的章表、露布、檄书，都是骈俪文，也属于诗赋一类。如今一定要废除诗赋而设立这个科目，是因为以诗赋取士，是元祐年间改制产生的，如果不彻底更改，不足以迎合绍述的议论，并非真正厌恶词赋。

绍圣四年，下诏礼部，凡是内外考试的题目，全部收集编成册籍，遇到考试时颁发给考官，以防止题目重复出现。废除春秋科，凡是考试优先录取二礼两经，允许占据名额的一半，而另一半及其他经书。不久又设立春秋博士，崇宁年间又废除。徽宗在国都郊外设立辟雍，以接待升贡的士人，然而州郡仍然通过科举取士，不专靠学校。崇宁三年，于是下诏天下取士，全部通过学校升贡，州郡发解及礼部考试之法一并废除。从此每年考试上舍生，都派遣知举官如同礼部考试一样。

绍圣五年，下诏大比，每年交替使用科举取士一次。急切地将此意传达，让远方的士人立即知晓。当时州县全部实行三舍法，获得免试入学的人很多，当官子弟而在学的，积累岁月多次考试才能符合资格。那些贫穷且年老的人对此非常苦恼，所以下诏至此而尚未立即废除科举。

大观四年五月，出现星象变异，下诏再次实行科举一次。臣僚上言：“考场文章，专门崇尚对偶华丽，题目虽然只有一个意思，却一定要拆分为二，以应对对偶。那些超拔理趣的文章，反而被指责为淡泊。请求选择考官并告诫他们，选取有理致的文章，而黜落那些强行对偶的文章，或许能稍微挽救文弊。”

惠田按语：《考场经义》的文章使用对偶，从宋朝时就已经这样了，那么八股的格式并非始于明代。

大观四年，下诏〇词科格式法规不详细，不足以招致文学之士，改立词学兼茂科，每年附在贡士院考试，录取不超过三人。政和年间增加到五人，不考檄书，增加制诰，以历代史事借拟为题。合格者授予馆职，宰臣执政的亲属不得应试。宣和年间废除上舍考试，于是随进士在礼部考试。

宣和三年，下诏废除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各路都以科举取士，只有太学仍然保留三舍，以甄别次序考核，遇到科举仍然自行发解。宣和六年，礼部考试进士一万五千人，下诏特别增加一百人名额，正式奏名赐第者八百多人，因上书献颂直接令其赴试的几乎有一百人。有储宏等人，〇大宦官梁师成作为使臣，或小史，都赐予进士第。梁师成，在大观三年曾考中甲科，自从设立科目以来，南宫考试没有超过这一年盛况的，然而杂流宦官都玷污了选举，而祖宗的良法荡然无存了。凡是士人不通过科举或三舍而赐予进士第及出身的，其获得途径不一。凡是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者奏对称旨，或者试法而经律入优，或者材武，或者童子而皆能文，或者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获得途径虽然有得当与否，大体上还可以取用。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已经多得赐予，以上书献颂而获得的又不胜枚举了。

高宗建炎初年，驻跸〇州。当时正用武力，考虑到士人不能到达行在，下诏诸道提刑、转运司选派官员，就在置司州军，引试使副或判官一人主持。河东路附属于京西转运司，国子监、开封府的人在留守司应试，命令御史一人主持。国子监的人愿意在本路应试的，听任。

建炎二年，确定诗赋、经义取士。第一场〇诗赋各一首，习经义者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〇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殿试策问也是如此。自绍圣以后，举人不习诗赋，至此才恢复。于是废除政和令，命令官员私下〇学习诗赋的禁令。又下诏：落第进士，年龄四十以上，六次参加御试，八次参加省试；五十以上，四次参加御试，五次参加省试者，河北、河东、陕西，特别各减少一次。元符以前，到省两次的不限年龄，一次年龄五十五岁以上的，诸道转运司、开封府全部上报姓名，允许直接赴廷试。这年秋天，四方士人聚集行在，皇帝亲自在集英殿策问，分为五等，赐予正奏名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同出身。川陕、河北京东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以龙飞特恩，在家赐予进士第。旧例，廷试前十名，内侍先以试卷奏定高下

译皇帝说：“选拔人才应当力求绝对公正，怎么能容许凭个人好恶来决定升降？从今以后，不要先呈递试卷。”

译蕙田按：“廷试前十名试卷，提前奏请皇帝钦定，也是从这时开始见于记载的。”

【马端临说：熙宁四年，开始废除词赋，专用经义选拔人才，共十五年。到元祐元年，恢复词赋与经义并行。到绍圣元年，又废除词赋，专用经义，共三十五年。到建炎二年，又兼用经义和词赋。大概熙宁、绍圣时期是专用经义而废除词赋；元祐、建炎时期虽然恢复词赋，但从未不兼用经义。那么，自从熙宁以来，士人没有不学习经义的时候。然而元祐初年刚恢复词赋，打算经义和词赋各占一半录取人才，而苏东坡上疏说：自从变更法令以来，士人中擅长学习诗赋的十个人里有七个。希望朝廷根据经义和词赋人数的多少，各自设立名额录取人才。由此可知，当时士人虽然十五年间不学习诗赋，但变法之余，一经学习就擅长且人数众多。到建炎、绍兴年间，朝廷用经义选拔人才已经五六十年了，其中兼用诗赋才十几年罢了。然而如果在同一考场考试，那么经义笨拙而词赋擅长；如果分科考试，那么经义录取少而词赋录取多。流传既久，后来所到的考场，大抵词赋占其中的三分之二，这由来已久了】

绍兴元年，正值祭祀明堂，又下诏各道进行类试，选择宪司或帅守中文学出众的人，总管此事，让他们精心选拔考官。于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开始根据便宜行事的原则，命令川陕举人，就在设置官署的州进行考试。

侍御史曾统请求选拔人才只使用词赋，暂时不必兼用经义。高宗也认为古今治乱大多记载在史书中，通过经义登科的人大都不通晓史书，将采纳他的建议。左仆射吕颐浩说：“经义、词赋都是凭借言辞来选拔人才，应该像以前一样。”于是作罢。绍兴二年，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完全遵循旧制。从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荐一人。凡是应诏的人，先准备所写的策论五十篇呈进，由两省侍从参考评定，分为三等。次优以上的人召赴秘阁考试论六首，在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管子、文中子中出题，由学士、两省官考校，御史监督。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进入四等以上的人，由天子亲自策问。第三等为上，恩数比照廷试第一人；第四等为中，比照廷试第三人，都赐予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比照廷试第四人，赐予进士出身；不入等的人，授予簿尉差遣。已经任职的人则晋升官职或提拔。

高宗设立博学宏词科，共有十二道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从中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遇到开科之年，应命官除归明流外，入赀及犯法的人外，公卿子弟中优秀者都可以应试。先投递所作文章三卷，由学士院考校，选拔其中特别优秀的人召试，定为三等。上等转升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的人赐予进士及第，并免除召试，授予馆职。中等减少三年磨勘，由堂除授官；无出身的人赐予进士出身。下等减少二年磨勘，无出身的人赐予进士出身，并允许召试馆职。南渡以来所得到的人才，很多到了卿相翰苑的职位。

蕙田按：南渡设立宏词科，事情发生在绍兴三年，此后得人才最盛，如周必大、倪思、吕祖谦、洪适、洪遵、洪迈、真德秀、王应麟等人，尤其著名，每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而绍熙庚戌年则空缺而不取，其慎重如此。

五年，初次在南省考试进士。这一年，川陕进士只在宣抚司考试，特奏名。于是设置考场，派遣官员考试时务策一道。礼部拟定录取放回的分数，推恩等级，颁布示众。

蕙田按：建炎初年，下诏士子分赴各路类试，以代替省试。大概是军兴一时权宜之计。此后，左司谏唐辉有罢免各路类试，仍归还礼部的请求，事情没有实行。到这时，才开始恢复旧制，而川陕进士仍赴类试。终宋之世，四川进士没有赴省试的。

七年，因为太阳出现异常，命令中外侍从各举荐能直言极谏一人。这年冬天，吕祉举荐选人胡铨，汪藻举荐布衣刘度。立即任命胡铨为枢密院编修官，而刘度没有召见。从此诏书多次下达，没有回应的人。

九年，因为陕西举人长久跋涉北境，理应优待，与四川不同，命令礼部另行编号录取，川陕分类试额从此开始。这一年因为科试、明堂同在，次年省司财政难以办给，又担心初仕等待缺额，大抵四五年，如果让进士防人同时差注，都不方便，增加一年，则符合旧制。十年，于是下诏各州依照条令发解。十二年正月省试，三月御试，后来都以此为准。

十三年，国子司业高闶说：“选拔人才应当先重经术，请求参合三场以本经《论语》《孟子》义各一道为首，诗赋各一首次之，子史论一道，时务策一道又次之，大概像古代试法。又《春秋》义应当在正经出题，都听从了他。”

十五年，开始确定依照汴京旧制，正奏及特恩分两天唱名。二十二年，因为士人学习《周礼》《礼记

译《礼记》与其他经典相比，能通晓者十中不过一二，担心其学问逐渐荒废，于是命令各州郡招揽精通《仪礼》《礼记》的人，让他们设立讲席以彰显学校教育，并命令考官优待并诱导提拔他们。过去各州都在八月选择吉日考试举人，有人为了凑足名额而在多个州参加解试。二十四年，才确定考试日期，都采用中秋节这一天，四川则采用春季末月，而仲秋则举行省试。

译蕙田按语：自从熙宁年间改制以后，《仪礼》长久没有设立在学官之中，士子所学习的只有《周礼》和《礼记》罢了。拿《仪礼》的经文与其他经典相比，显得繁琐，学习的人逐渐减少，所以有了这道命令。至于《仪礼》，它是礼学的根本经典，从汉、魏以来，专门讲授，代代都有其人。自从王安石废除《仪礼》后，直到南宋南渡，就不再设立。朱熹虽然有请求修撰三礼的奏章，当时也不能被采纳。如果不是朱熹、勉斋、信斋等公卿极力扶持这绝学的传承，礼教怎么能大加彰明呢？

自从经义、诗赋分科，声律日益兴盛，皇帝曾说：“以前因为士人不读史书，于是采用诗赋取士；现在如果不读经书，不出几年，经学就废弛了。”二十七年，下诏恢复兼经制度，如同十三年时的规定，其中第一、第二等大小经义各减少一道题目。如果治理二礼的文义优异突出，允许占用其他经科的分数，当时称为四科。过去蜀地士子参加廷试不及格的，都赐予同进士出身。皇帝考虑到其中有俊秀能考取高等第的人，不应该一律放在下等，于是下诏都省放宽延长考试期限，以等待他们。等到唱名时，阎安中第二名，梁介第三名，都是蜀地士子。皇帝非常高兴。

二十九年，孙道夫在经筵侍讲，极力论述四川类试请托舞弊的弊端，请求全部让他们前往礼部考试。皇帝说：“以后的科举只应当让御史监督。”孙道夫坚持更加坚定，事情下达给国子监。祭酒杨椿说：“蜀地距离京城万里，能让士子跋涉三峡，冒犯重湖吗？想要革除弊端，只要监试官员得当就足够了。”于是下诏监司、太守、通判、宾客中能力可行的人前往省试，其余不在派遣之列。这一年，四川类省试开始遵从朝廷差派官员。

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金安节进言：“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的废兴离合，随时更改，起初没有定制。近来合并科目以来，通晓经义的人苦于诗赋体式的雕琢，习练诗赋的人病于经义防限的深奥，心思不能专精，智慧难以兼顾。更严重的是，论题合并后，策问大大减少，议论和器识无法充分展现，人士固守注疏，史学完全废弛。这是后辈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受困顿的原因。”请求恢复设立两科，永远作为成法。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士子开始有了定向，能够专门学习所习之业了。不久，建议者认为两科既然分开，名额未定，应当以国学及各州解额三分之比为率，两份取经义，一份取诗赋。如果是省试，则以累计举人通过省试的人数立为定额而分配。下诏讨论这个建议，但最终没有实行。

孝宗初年下诏，四川、广东进士在行都的，让他们附试于两浙转运司。柯氏《宋史新编》记载：乾道初年，苗昌言上奏说，祖宗增置制科，其立法宽泛，所以得士广泛。请求每隔一年下诏于正文，出题不得使用僻书注疏，追复天圣十科，以广荐才之路。下达给廷臣杂议，都说：“注疏确实可以省略，科目不必扩大，天下士人隐居山林，侍从之臣岂能全部知晓？”于是依照建国初年的制度，只让监司、守臣解送。《宋史·选举志》记载：皇帝想让文士能射箭骑马，武臣知诗书，命令讨论殿最之法。淳熙二年，御试唱第后两天，皇帝在殿上引见文士詹骙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箭。第二天，又引见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那天，进士穿着襴袍拿着笏板入殿起居，换穿戎服，每人给六支箭一张弓，不限制力气。射箭的人无不振奋自我表现，大多命中。天子非常高兴。凡三箭中靶为上等，正奏第一人升一官并任通判，其余升一资。二箭中为中等，减少两年磨勘。一箭中靶及一箭上垛为下等，一任回来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的，选取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黄甲，其余只升名次而已。特奏名五等人射箭合格，与文学不中者也都赐帛。蕙田按语：进士在御试后校射，只见于此。大概是这时孝宗锐意兴复，想以此激励人才罢了。终宋之世，仅光宗绍熙元年再次举行此制。

柯氏《宋史新编》淳熙四年，议论者认为制科只有六论一策为难，号称“过阁”。如果废除注疏，取四通，则其选拔就轻了。于是下诏六论增加五通为合格。开始命官糊名誊录，如同旧例。试院说文卷多懵论目，有仅及二通的。皇帝命赐束帛，罢归。

《文献通考》淳熙十一年，下诏废除注疏出题，于是郡国举庄、治滕试六论，都四通而考官颜师鲁以其文理平凡，不应近制，又罢之。自是缙绅重于特举，山林耻于自耀，褎然而起者鲜矣。

蕙田按语：宋代的制科，号称大科。东都自景德后，兴废不常。其所得士，见于史书的，富弼、王安国以茂材异等，王曙、吴育、孙仅、苏绅、夏竦、吴奎、张方平、钱彦远、钱明逸、钱藻、苏轼、苏辙以贤良方正，范百禄以才识兼茂。然而入第三等的，只有吴育、苏轼二人。其举制科的人，又多系京朝官有出身者，只有高蹈邱园、沈沦草泽，茂材异等三科，以待布衣应诏者耳。南渡以后，岁下贤良之诏，所得仅胡铨、李

译垕有二人。垕又以布衣身份被举荐，这并非东都的旧例。

译绍兴十一年进士廷试，不允许点燃蜡烛。那些最后交卷的人，被降等或黜落。旧制规定，廷试到傍晚，允许赐烛。然而宫殿深邃容易昏暗，太阳偏西时蜡烛就已经点上了。凡是赐烛的，正奏名降一甲，第五甲降为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第五等授予摄助教。凡在省闱、国子监、两浙转运司考试文章的，都禁止使用蜡烛。其他郡国，通常直到天亮才点烛。

十月，太学博士倪思上言：“举人轻视史学，请求告知礼部，凡考试命题，从各种史书中杂取，不加拘忌。考核时，稍微重视论策，不要仅凭第一场考试决定去留。”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徐松案：倪思的话，说明宋代本来就有重视第一场而轻视论策的弊端。既然以经义、诗赋作为第一场，那么主考官所选取的，士子所趋向的，自然不免有偏重之处，积渐而成，古今都是一样的。

绍兴十四年，皇帝亲自考试正奏名，王容第一。当时皇帝策问士子不完全由有关部门决定，这次王容原本第三，被皇帝亲自提拔为榜首。翰林学士洪迈上言：“贡举令规定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现在经义、论、策一道有长达三千字的，赋一篇多达六百字。在短暂的时间下，只贪图多写，累牍连篇，怎么能精妙？应当让他们各自遵守格式，以回归浑朴淳厚。”

朱熹《贡举私议》：古代大学的教化，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核方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返为大成。现在乐经亡佚，而礼经残缺，二戴之礼已经不是正经，又废除了其中一经作为教化，已经不能完备。而治经的人大多舍弃难的而追求易的，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至于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涵盖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的变化，都是不可缺少的，而学者一旦怎能全部通晓？如果把应当读的书，按年分配，使他们各自用三年通读其中的三四分之一。凡易、诗、书为一科，在子年、午年考试；周礼、仪礼及二戴记为一科，在卯年考试；春秋及三传为一科，在酉年考试。义各两道，诸经都兼考。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按年附考。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律历、地理为一科，依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两道。又让治经的人各自守家法，答义的人必须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以己意决断。有关部门命题，必须依据章句。这样则士子没有不通的经史，而都能用于世了。

光宗初年，因为省试时春天尚浅，天气还冷，于是推迟到二月朔日。殿试在四月上旬。

绍熙元年，仍按射不合格者罢黜，赐帛。

柯氏《宋史新编》宁宗初年，韩侂胄禁伪学，负责考核的人移檄，令自署非伪学才允许考试；文章稍涉道学的，就黜落。

《宋史·选举志》庆元四年，因为经义多用套类，父子兄弟相授，导致天下士子不务实学，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六经出题，各于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合为一题，以杜绝挟册抄袭的计谋。

徐松案：明代制度，春秋取经事相类者二事为一题，谓之合题，大概源于此。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述主考官三弊：一是沮斥词赋太甚，既暗中削减分数，又多置下等；二是假借春秋太过，各处解榜多置首选；三是国史、实录等书禁民私藏，只有公卿子弟因父兄得以窃窥冒禁抄写，而有关部门却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寒士无由尽知。命令从今以后诗赋纯正者置于前列，春秋唯卓异者置高等，其余当杂定策题，则必须明白指问。

旧制，秋贡春试都设置别头试，以待举人之避亲者。自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都牒送。只有临轩亲试，谓之天子门生，虽父兄为考官，也不避。嘉定元年，开始因议臣有请，命令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免差充考校。徐松案：唐代别头试只有礼部试有之，宋代则秋贡春试都设置别头试，以待举人之应回避者，只有廷试则否。至此，命令京朝官有亲姻赴廷对者，免其差充考官，则制度更严密了。

柯氏《宋史新编》理宗朝科目之弊曰：“换卷，易号，卷子出外，誊录灭裂。”宝庆二年诏防戢焉。徐松案：科举之弊，大率尽此数端，而宋末固已有之。

理宗曾阅累朝名臣奏议，独善程颢、颐兄弟所论取士之法。景定五年，诏三省参酌，于进士举之外，崇经术，考德行，立为一代之典。当时贾似道当国，也徒为空言而已。度宗即位，似道复立法，凡试士置籍，书其乡贯、姓名、年代、妻室于科举条制，结勘无碍，方许纳卷。覆试之日，

译裸身搜查怀藏之物，边境战事正紧急，却漫不经心不予重视，反而用科举考试来牵累士人，有识之士对此嗤之以鼻。

译秦蕙田按：宋理宗时期，科举制度的弊端达到了极点。士人的奸诈虚伪日益滋生，主管官员的防范日益严密。而朝廷任命来主持评卷的人，又往往不是合适的人选。当时有“缪种流传”的说法，史志中记载的科举条例极为详尽完备。大体上只有防弊的名义，没有选拔人才的实效。现在都略去不记。

《宋史·选举志》记载：宋理宗嘉熙三年，臣僚上奏说：“词科实际上是代替君王发言，长久不选拔人才，日益废弛，大概是因为考试太严格，所以学习的人少。现在打算除了博学宏词科按照旧制三年考试一次外，再降低等级设立科目，只考文辞，不要求记忆知识。命题只分两类，主持考试必须有出身的人，在礼部递交状纸，呈献自己的作品，如同考试教官的例子。每年附在铨选考场进行考试，只取合格者，不必拘泥名额。中选者授予堂除教授，已经是教官资历以及京官不愿担任教授的，京官减少磨勘年限，选人晋升一级。将来北门、西掖、南宫、舍人的职位，则选择文墨超卓的人任用。这个科目去掉‘宏博’二字，正式称为词学科。”朝廷听从了。淳祐初年废止，景定二年恢复嘉熙年的制度。

以上为宋代选拔人才的情况。

《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嘉礼四十八

学礼

《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六年，下诏开设贡举。

《兴宗本纪》记载：重熙五年十月，在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和《幸燕诗》为题，在朝廷上考试进士，赐予冯立、赵徽等四十九人进士及第，于是大宴群臣。皇帝亲自考试进士从此开始。

秦蕙田按：《辽史》没有记载选举制度，所以其设立法规制度无法详细得知。然而通过各位皇帝的本纪考察，还大概可以看出。它的科目有时每年举行一次，有时隔一年，有时隔两年，有时隔三年，起初没有定期。统和年间设立科目之初，每年放取的进士不过一二人，或者四五人。道宗以后，进士多的有一百多人，少的也有七八十人，也没有定额。

《金史·选举志》记载：金朝设立科目，都沿袭辽、宋的制度，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的制度。海陵王天德三年，废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真进士。起初只考策论，后来增加考论，所谓策论进士。明昌初年，又设立制举、宏词科，用来等待非凡的人才。所以金朝选拔人才的科目有七种。其中考词赋、经义、策论中选的人，称为进士；考律科、经义中选的人，称为举人。

秦蕙田按：唐宋时期，凡是考中进士及诸科的人，都可以称为举人。举人，是州郡所推荐的人，如同到吏部谒选的人，称为选人罢了，并不是作为出身的名称。金朝时，考词赋经义的称为进士，考律科中选的称为举人。于是举人遂成为固定的名称，然而与后世的举人也有区别。

凡是诸进士举人，从乡试到府试，从府试到省试，以及殿试，四次考试都中选，就授予官职；到廷试五次被黜落，就赐予及第，称为恩例。又有特别命令及第的，称为特恩。恩例，只考核文章的高下确定等第，不再黜落。凡是词赋进士，考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考所治一经的义、论、策各一道。它的设立，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当时因为急切想要得到汉族士人，来安抚新归附的人，起初没有定数，也没有定期，所以二年二月、八月，共实行了两次。五年，因为河北河东初降的职员多空缺，因为辽宋的制度不同，下诏南北各自按照向来所习的学业选拔人才，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下诏南北选各自以经义、词赋两科选拔人才。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开始增加殿试的制度，而更改确定考试期限为三年，合并南北选为一，废止经义策试两科，专门以词赋选拔人才。贞元元年，确定贡举程试的条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令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开始确定为三年开科一次。大定四年，敕令宰臣：“进士文章优秀就录取，不要限制人数。”十八年，对宰臣说：“文士有偶然考中魁选的，不问操行履历就授予翰苑的职位，如赵承元，我听说他没有士人的品行，果然败露。从今以后榜首，先访察他的乡行，可以录取就授予应奉，否则按常规调任。”十九年，对宰臣说：“历来御试赋题，都是士人曾经拟作过的。以前我自选一题，出乎人们意料，所以中选的多是名士，而庸才不及。由此可知题目难则名儒也能擅长，题目易则庸流容易侥幸。”平章政事唐古安礼奏道：“臣前日说士人不把策论放在心上，正是因为这个。应该各自通考，选文理俱优者。”皇上说：“并回答时务策，观察他的议论才能自然可见。你们商议一下。”二十二年，对宰臣说：“汉族进士魁例授予应奉，如果品行不符合名声，不习制诰之文的，就授予外任。”二十八年，恢复经义科。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言事者说举人四次考试，而乡试似乎为虚设，固然应当罢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