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二十四

译夏代的时候，殿堂长二七，即南北十四步，宽是长的四分之一，即东西十七步半，那么一个殿堂的长不超过八丈四尺，宽不超过十丈五尺。堂上有五间室，中央一间室，长四步，宽四步四尺，四角四间室，长三步，宽三步三尺，那么南北三间室不超过六丈，东西不超过七丈。每间室之间，长不超过一丈八尺，宽不超过一丈八尺，加上三间大室所增加的不超过一尺。竟然不说宗庙的室，是用来安顿神灵的，是君王用来举行祼礼的地方，在一丈八尺的地方就可以吗？

译惠栋按：堂的长度是二七，这里的“堂”字是相对于“室”而言的。堂的内部是室，室的外部是堂。堂的长度和宽度并不包含室。自从郑玄注解说：“堂上有五室”，就是指堂和室的基址，总称为堂，而室在堂之上，这是不对的。王氏大概也是沿袭了郑玄的意思，所以认为这种说法不可取。

李谧说：“郑玄解释五室的位置，说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个角落。然而四个角落的室，既偏离了正位，发布政令、听政朔日，都失去了其中正。左右两侧的偏室，被抛弃而不顾，反而用美好的言辞来文饰。说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五行从它们用事相交的地方，出自哪部经典？可以说擅长异端邪说，言论错误却广博，迷惑误导后学。”

李觏说：“既然用五室来象征五行，那么木、火、金、水当令之时，应当在东、南、西、北的正位，为什么把它们放在四个角落？还说木室兼有水，火室兼有木。如果一定要这样，那么中央的室又兼有什么呢？这种说法确实不可采用。”

惠栋按：这两种说法辩驳郑玄注“四室在四隅”的注解非常正确。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那么方位就不端正，而《大戴礼记·夏小正》中那些绝对讲不通的地方也就无法解释了。

九级台阶【注：南面三级，其他三面各两级。疏：贾逵、马融等人都认为是九级台阶，郑玄不采纳，是因为比较周、殷两代，夏人宫室低矮，应当是一尺高的堂对应九级台阶，在义理上说不通，所以认为是旁边有九级台阶。郑玄知道南面有三级台阶，是因为《明堂位》说：“公在中阶之前，面朝北，以东为上；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边；面朝西，以北为上；诸伯的国家，在西阶的西边，面朝东，以北为上。”所以知道南面有三级台阶。知道其余三面各有两级，是因为《大射礼》说：“从北阶上去。”又《杂记》说：“从侧阶上去。”《奔丧》说：“从东阶上去。”由此可知，四面都有台阶】四周有夹窗【注：窗，辅助门户以采光，每室四户八窗。疏：说四周，是指五室，每室有四户，四户的旁边都有两个夹窗，那么五室就是二十户，四十窗】白盛【注：蜃灰，盛的意思是成。用蜃灰粉刷墙壁，用来装饰完成宫室】门堂是正堂的三分之二【注：门堂，门侧的堂，其尺寸取法于正堂。如果堂如上制，那么门堂南北长九步二尺，东西宽十一尺四寸。《尔雅》说：“门侧的堂叫做塾】室是正堂的三分之一【注：两室与门各占一份。疏：这些室是在门堂之上建造的。说各占一份，是指两室与门各占一份】

【陈祥道说：这些室，不是三四步四三尺的室，而是门堂的室。门堂的长度九步二尺，那么两室的南北长度计算其长，就是四步四尺。假设堂上南北长十四步，门堂占三分之二，把十四步分成三份取其二，就是九步二尺；室占三分之一，分成三份取其一，就是四步四尺。门堂的宽度十一尺四寸，那么两室的東西宽度计算其宽，就是五步五尺。假设堂上东西宽十七步半，门堂占三分之二，把十七步半分成三份取其二，就是十一尺四寸；室占三分之一，把十四步分成三份取其一，就是四步六尺】

【王昭禹说：居住有堂，处所有室，升降有台阶，出入有门。担心光线不充足，设置夹窗以采光；担心不洁净，用白盛来装饰。夏后氏如此，那么商、周的制度也是这样】

殷人重屋，堂长七寻，堂高三尺，四阿重屋【注：重屋是王宫正堂，如大寝。其长七寻五丈六尺，仿照夏、周，那么其宽九寻七丈二尺。五室各两寻，崇是高的意思，四阿像现在的四柱屋，重屋是复笮。疏：虽然说是仿照夏、周，经文说堂长七寻，那么宽九寻，如果周代说南北七筵，那么东西九筵，这是偏仿照周法而言，仿照夏代，七九偏据周代，夏后氏南北窄东西长，也是仿照的缘故，所以能兼说仿照夏代。四阿像现在的四柱屋，是因为《燕礼》说设洗当东霤，那么这四阿就是四霤。说重屋是复笮，是因为《明堂位》说复庙重檐，郑玄注说重檐是重承壁材，那么这复笮也是重承壁材，所以叫做重屋】

【陈祥道说：阿，是屋的弯曲；重，是屋的重复。四隅的阿，四柱复屋，那么上圆下方，就可以知道了。图说：在室的四阿都做成重屋】

惠栋按：重屋，是指上下两层檐霤，像楼的制度，其实不是楼。现在庙寝都是这样。郑氏说重承壁材，郑锷沿袭他说：重檐是为了深密，似乎檐的外面又接檐，这是不对的。

周人明堂，度量九尺的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注：明堂，是明政教的堂。周代用筵度量，也是王者相互更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那么夏一尺了。相互参差的数字，禹低矮宫室，说的就是这一尺的堂。与这三者，有的举宗庙，有的举王寝，有的举明堂，互相说明以表明其制度相同。疏说：表明其制度相同，是指当代三者其制度相同，不是说三代】

译制度是相同的。】

李觏说：“郑玄注释这三处时，有时举出宗庙，有时举出正寝，互相参说来表明它们的制度相同。他又在注释《玉藻》时说：‘天子的宗庙和路寝都如同明堂的制度。’我私下认为这不是正确的。如果路寝设有四季的方位，那么天子自然可以坐在路寝听政，哪里需要远远地前往明堂呢？如果认为因为尊严国体，应当借祭天的宗庙来听政，那么事情结束后返回，又回到路寝，居住在当季的厅堂，这又有什么用呢？宗庙的祭祀，堂室只要一面就足够了，四方之堂，未曾听说有什么设施布置。既然说明堂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是用来尊崇先祖的，却把自己的正寝与它们制度相同，大概不符合尊崇先祖、侍奉天帝的本意。郑玄的这种说法，都是主观臆断。莫非是郑玄看到世室有五个房间，已经用五行来推演，而明堂的文献中又提到五个房间，寻求解释却未能得到，等到看到重屋之下，完全没有房间数量的记载，于是便巧言辩解，说它们的制度都相同呢？”

译陈氏《礼书》说：郑康成认为明堂、太庙、路寝实质不同但形制相同，这难道是对的吗？诸侯的宗庙见于《公食大夫礼》，只有东西房、东西夹室罢了。天子的路寝见于《尚书》，也只有东西房、东西夹室，再加上东序、西序、东堂、西堂罢了。那么太庙、路寝就没有五室十二堂了。李氏谧说：路寝有左右房，见于《顾命》；诸侯的左右房见于《丧服大记》，妇人在房中髽带麻。郑玄的注解说路寝，就明确指出有左右房；说明堂，就省略了左右房。这种形制相同的说法，自相矛盾。大儒的注解，怎么会这样呢？

孙蕙田按语：郑玄的注解互相推说，以证明它们形制相同，这是不对的。大概宗庙和路寝有堂室，而没有中央的太庙、太室；明堂有左右个，而没有宗庙路寝的东西夹室。宗庙路寝有南面的堂室，而没有青阳、总章、玄堂这三个侧面。明堂在都宫之内有四门，堂室只有一区；宗庙路寝则在都宫之内并没有四门。七庙就有堂室七区，五庙就有堂室五区。它们的名称不同，形制也截然不同。李氏、陈氏驳斥郑玄，非常正确。

陈氏祥道说：夏代称之为世室，殷代称之为重屋，周代称之为明堂，它们的名称虽然不同，实质是一样的。所谓世室，不是宗庙；所谓重屋，不是路寝，因为它们都有所谓的堂。既然说了夏后氏的世室，又说堂长七寻，那么重屋不就是明堂吗？明堂，是王者的堂。有堂就有室，有室和堂就有屋了。叫世室，是从室的角度说的；叫重屋，是从屋的角度说的；叫明堂，是从堂的角度说的。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增减虽然不同，制度本来没有两样。从它们不同的地方看，夏代用步度量，殷代用寻度量，周代用筵度量；从它们相同的地方看，五室九阶在下面相同，四户八窗在旁边相同，四阿重屋在上面相同。从经典记载中互相印证来看，夏周是五室，那么殷代就可以知道了；殷人是四阿重屋，那么夏周就可以知道了；夏后氏九阶，四旁两夹窗有门，堂中有室，那么商周就可以知道了。四隅的阿，四柱重屋，那么上圆下方，也就可想而知了。用夏后氏的堂，长十四寻，宽增加长的四分之一，周人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观察就知道商人重屋堂长七寻，宽九寻，是很明显的。有的用四加一，有的用七加二，这就是所谓不沿袭前代礼制。总之，五室以象征五行，四户以象征四季，八窗以应和八节，上圆下方以效法天地的形状，这是三代明堂的大致情况。

孙蕙田按语：凡是书籍谈论制度，必定对近代的详细而对远古的简略。现在《礼记》唯独对夏代详细而对殷周简略，大概其大体格局，夏后氏已经确定，殷人只是加重屋，周代用筵度量罢了。加重屋，那么室已经高，而不像夏代那样低矮。用筵度量，那么其制度数目有别罢了。陈氏不采纳注疏的说法，而阐发三代制度相同，与蔡邕等人的说法相合，现在采纳他的观点。

唐氏仲友说：“三代的制度虽然不同，其实都是明堂。夏代堂长十四步，那么四面之堂都长七步了。宽是长的四分之一，那么东西九步，南北七步了。东西虽然九步，其中两步使得四堂的长相等了。四旁两夹窗是八窗，而四门是室中的制度。殷代称之为重屋，开始有了重屋。堂高三尺，记载它沿袭夏代。唐尧虞舜极其节俭，尚且土阶三尺。夏代的堂只高一尺，这证明郑康成的说法是臆测了。四阿所以成为上圆，重屋所以成为四阿。堂各居十二辰的位置，而说堂也在两隅，这是前代儒者的错误。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是举每堂的长而言，而说五室十二堂总在九筵七筵之内，这又是前代儒者的错误。”

孙蕙田按语：唐氏的解释及驳正之处都很精当。但是既然说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是举每堂的长而言；而夏堂又说四面之堂都长七步，那么又将堂长十四步分属两面，似乎不妥。正不如后一种说法直截了当。

又按语：如果按照郑玄、贾公彦的说法，那么世室的堂长八十四尺，宽一百五尺，重屋长五十六尺，其宽应当七十二尺，明堂长六十三尺，宽八十一尺。然而三代制度由质朴而趋向文饰，为什么夏后氏宽而殷周反而狭窄呢？郑玄、贾公彦也知道不通，所以注解说“令堂长十四步”，疏解说“知道用步没有正文，所以郑玄用假设的话来说”。既然《礼记》正详细叙述营造，却用假设的话吗？那么后来的学者，固然难以拘泥于注疏的度数，而强求其符合了。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注：大寝东堂北偏。疏：左个是明堂北偏，而郑注云‘大寝者，欲明明堂与太庙路寝制同，故兼明于明堂听朔，竟次还太庙，次还路寝也。’然而郑玄说东堂，就知道听朔都在堂，不在五角之室中】”

方氏慤说：“青阳，是少阳的称呼。春天为少阳，所以所居的堂以此命名。然而这个堂，中有太庙，左右个处在它的两旁，所以孟月居左，仲月居中，季月居右，各自遵循其类别。”

译称为太庙，是因为在此举行盛大的祭祀的缘故。称为左个，是因为它位于左侧的缘故。称为右个，是因为它位于右侧的缘故。由此推知，秋季和冬季、夏季的情况也是如此罢了。

译仲春之月，天子居住在青阳太庙【注：东堂正对着太室】

【陆佃说：《尔雅》说：“房间有东西厢房叫做庙”，所谓的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太庙，因为它们位于正中且有左右厢房，所以这样称呼。如果太室没有左右厢房，所以称为太庙。太室以及青阳等，都属于太庙】

季春之月，天子居住在青阳右个【注：东堂南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住在明堂左个【注：太寝南堂东偏】

仲夏之月，天子居住在明堂太庙【注：南堂正对着太室】

季夏之月，天子居住在明堂右个【注：南堂西偏】

中央属土，天子居住在太庙太室【注：中央室疏：周人的明堂有五个房间，都宽两筵，没有大小之分。现在中央室称为太室，是因为中央是土室，土是五行之主，尊崇它所以称太。按照夏代的世室，四面房间都是南北三步，东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东西四步四尺，那么周代的明堂也应该土室在中央，比四角的房间大。只是文献记载不全罢了】惠栋按语：疏文用夏代世室来比拟周代明堂，说文献记载不全，那么尺寸制度恐怕特别难以考证，也不必拘泥了。

孟秋之月，天子居住在总章左个【注：大寝西堂南偏】

仲秋之月，天子居住在总章大庙【注：西堂正对着太室】

季秋之月，天子居住在总章右个【注：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住在玄堂左个【注：北堂西偏】

仲冬之月，天子居住在玄堂太庙【注：北堂正对着太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住在玄堂右个【注：北堂东偏】

方慤说：总章，是阴气成就的称呼。红色和白色构成章纹，是文采的成就。秋季成就之时，其章纹总汇了。所以所居住的堂，名字以此而定。明，是南方的方位；玄，是北方的颜色。夏天称为明堂，就知道冬天称为幽；冬天称为玄堂，就知道夏天称为朱。有的说方位，有的说颜色，互相完备。所以夏天就居住在明堂，冬天就居住在玄堂。至于太庙，是左右个的中间；太室，又是太庙的中间。所以中央属土时居住在那里。古代不仅明堂中有太庙，而且太庙也被称为明堂。《左传》所说的“不登于明堂”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在这里祭祀神灵，所以称为庙；因为有时在这里处理政务，所以称为堂。庙和堂的名称，都可以通称。所以天子就在明堂听朔，诸侯就在太庙听朔，而鲁国的太庙则比照天子明堂的规制。个，就是《左传》所说的“置馈于个”。解释者说是东西厢房。

观承按语：明堂的规制，古已有之。黄帝时叫合宫，唐尧时叫衢室，虞舜时叫总章，夏禹时叫世室，商汤时叫阳馆。大概都是朝会诸侯、听朔颁布政令的地方，不是天子的常居之所。到了周代叫明堂，并且在这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那么更是严父配天、对越森严的地方，而不是可以常居的。《月令》说：“天子居青阳，居明堂，居总章，居玄堂”等等，分案月份而居，难道一定要整月居住吗？况且每个房间名称不同，而统称为明堂，是取向往光明出来治理的意思。如果居住必须依从方位，方位都向外，那么一年十二月，只有仲夏一个月，人君能正其南面之位。如果是玄堂，那么臣子反而南面，而君主反而北面，即使其他月份也不符合向明之义。天子的居住，春天面东而夏天面南，固然没有妨碍。如果秋天面西而冬天面北，那么西风萧条，北风惨烈，又哪里符合时令的适宜呢？儒者固然重视考古，但也不可拘泥于古。我私下认为明堂的规制，从五室而有九室，从九室而有十二堂，不过是如朱熹所说，各随其时方位以开门，而符合十二月的时令，这就够了。其实天子总坐在明堂，以朝会颁布命令。看《明堂位》所列的位置，五服群辟，四夷九采，各有东西南北的固定位置，其君主则只是背靠斧依而南面站立，可知《月令》的文字尤其不可拘泥。

《玉藻》篇说天子穿玄端礼服，在南门之外听朔，闰月则关闭左门扉，站立在门中【注：南门指国门，天子的宗庙和路寝都如同明堂的规制，明堂在国都的南面，每月就其时的堂而听朔，事情完毕返回路寝住宿，也如此。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在明堂门中听其朔，还处在路寝门终月。】疏文说南门指国门，《孝经纬》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又《异义》中淳于登说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所以知道南门也是指国城南门。说天子的宗庙和路寝都如同明堂的规制，查《考工记》说夏后氏世室，郑玄注说指宗庙；殷人重屋，注说指正寝；周人明堂，郑玄说三代各举其一，说明其规制相同。又《周书》也说宗庙、路寝、明堂其规制相同。又查《明堂位》太庙，天子明堂，鲁国的太庙如同明堂，那么知道天子太庙也如同明堂。既然太庙、路寝如同明堂，那么路寝的规制上面有五个房间，不能有房，而《顾命》有东房、西房，又郑玄注

译《乐记》说文王的庙是按照明堂的体制建造的。查考《觐礼》，朝见诸侯是在文王的庙里，而《觐礼》的传文说凡是等候在东厢的，郑玄回答赵商说成王去世时在西都，文王迁都到丰镐，只建造了灵台、辟雍罢了，其余的还是诸侯的体制，所以知道这《觐礼》所设的衣物有夹室有房室。周公摄政制定礼乐，才在王城建立明堂，像郑玄这样说，是成王去世时路寝还像诸侯的体制，所以有左右房室。《觐礼》在文王的庙里，而传文说凡是等候在东厢的，这是传文的人说法错误罢了。有人说文王的庙不像明堂的体制，只有东房、西房，所以鲁国的太庙像文王的庙，《明堂位》说君主穿着卷冕站在东阶，夫人戴着副祎站在房中就是这样。《乐记》注解说文王的庙像明堂的体制，有“制”字是错误的。然而西都宫室既然像诸侯的体制，查考《诗经·斯干》说“西南其户”，郑玄笺解说路寝的体制像明堂，是宣王的时候在镐京而说路寝体制像明堂，那么西都宫室像明堂了。所以张逸怀疑而提问，郑玄回答说：周公在土中制定，《洛诰》说“王入太室祼”，是《顾命》成王去世在镐京，承袭先王的宫室罢了。宣王承袭乱世，又不能像周公的体制，像郑玄这样说，那么成王去世时因袭先王旧宫室，到康王以后所营造的依照天子体制。到宣王的时候承袭乱世之后，所营造的宫室还依照天子体制。路寝像明堂了，不再能像周公的时候先王的宫室了。如果这样，宣王之后，路寝体制像明堂。查考《诗经·王风》右招我由房，郑玄回答张逸说：路寝房中所用的男子，而路寝又有左右房室。刘氏说：是说路寝下面的燕寝，所以有房室。熊氏说：平王微弱，路寝不再像明堂了。《异义》明堂体制，现在《戴礼》说礼《盛德》记说：明堂自古就有，共有九室，室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用草盖屋顶，上圆下方，用来朝见诸侯。它外面水名叫辟雍。《明堂月令》书说：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宫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讲学大夫淳于登说明堂在国的南面，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而祭祀它，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门，布政的宫室。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那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的庙，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东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用茅草盖屋顶。谨案现在礼古礼各自以其义解说，没有明文可以知道。〇之闻也。《戴礼》所说的虽然出自《盛德》记，及其下面明显与本章不同，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乎秦相吕不韦所作，春秋时解说者所增益，不是古制。四堂十二室，字误，本书说九堂十二室。淳于登的话取义于《援神契》，《援神契》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说：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门，布政的宫室，在国的南面。帝者谛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在太微于辰为己，所以登这样说。现在解说立明堂于丙巳，由此而来。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数。如郑玄这样说是对的，明堂用淳于登的说法。礼《戴》说：明堂辟雍是一。古《周礼》《孝经》说以明堂为文王庙，又僖五年，公既视朔，遂登观台。服氏说：人君入太庙视朔，告朔，天子叫灵台，诸侯叫观台，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说：明堂祖庙，都与郑玄说法不同的。查考《王制》说：小学在公宫南面的左边，大学在郊外。又说：天子叫辟雍，辟雍是学，不得与明堂同为一物。又天子宗庙在雉门之外，《孝经纬》说：明堂在国的南面。又这里说听朔于南门之外，是明堂与祖庙别处，不得为一。孟子说：齐宣王问说：“人都说我毁明堂。”孟子回答说：“那明堂，是王者的堂。王想行王政，就不要毁它了。”是王者有明堂，诸侯以下都有庙，又知道明堂不是庙。因此，郑玄都不采用具于《郑駮异义》。说“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的，《月令》：孟春居青阳左个，仲春居青阳太庙，季春居青阳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处，是每月就其时之堂。说“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的，路寝既然与明堂同制，所以知道反居路寝也像明堂，每月异所。反居路寝谓视朔之一日也，其余日

译即便是在燕寝之中，上朝时则通常位于路门之外】

译蕙田按：郑玄的注解说太庙、路寝与明堂制度相同，考察经典，大多不相符合，其错误非常明显，具体可见前面李氏、陈氏的说法。此疏列举郑玄的义理颇为详细，现在梳理他的说法：对于《尚书·顾命》中的“东房西房”，他说“成王去世时在镐京，继承先王的宫室，仍沿用诸侯的制度”；对于《觐礼》中的“东厢”，他说“是记载人的错误，或者说那是文王的庙，不如明堂的制度”；对于《诗经》中的“西南其户”，他说“宣王在动乱后营建的宫室，又依循天子的制度，路寝如同明堂”；对于《王风》中的“右招我由房”，他又说“平王防备微弱，路寝不再如同明堂”。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路寝如同明堂的制度，仅在宣王时出现过一次，而成康时期、东迁以后，都如同诸侯的制度了。制定礼乐制度的是成王、周公，难道成王时因陋就简，而宫室制度一定要等到后王才改作吗？况且《诗经》所说的“筑室百堵，西南其户”，也是泛泛地说宣王宫室众多，西向、南向的不止一处，并非特指路寝。如果执意将其作为路寝如同明堂的证据，那么明堂九室也应该有百堵了。这是因文辞而损害了本意，可以吗？种种迁就支离、随意曲解的说法，都是遁词罢了。只有认为辟雍不与明堂是同一事物，明堂与祖庙分别设立的说法是正确的。

【叶氏说：《礼记·月令》有春季居住在青阳、夏季居住在明堂、秋季居住在总章、冬季居住在玄堂、中央居住在大室的记载，解说者大多怀疑吕氏的说法是虚妄的。等到看到《周礼》有闰月诏告君王居住在门的记载，就知道先王每个月各有固定的居所，顺应时节颁布政令，都由此产生。周朝祭祀四方，圭币尚且仿效其颜色；祭祀五帝郊兆，必定依据其方位。难道在居住上唯独没有取法之处吗？大概明堂有五室，室有三门：居住在青阳、总章、玄堂、太室，都是明堂。君王南面而立，向明而治，所以总称为明堂】

蕙田按：《月令》、《玉藻》是明堂颁布政令、听朔以及左右个，都在南门外这一事实的确证。

《明堂位》：天子背靠着斧扆，面向南方站立【注：负的意思是背，斧扆是画有斧形纹饰的屏风，在户牖之间，在前面立着。疏：户牖之间叫做扆，在明堂中央太室的户牖间】。三公在中阶之前，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边，面向西方，以北为上。诸伯的国家，在西阶的西边，面向东方，以北为上。诸子的国家，在门内东边，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诸男的国家，在门内西边，面向北方，以东为上。九夷的国家，在东门之外，面向西方，以北为上。八蛮的国家，在南门之外，面向北方，以东为上。六戎的国家，在西门之外，面向东方，以南为上。五狄的国家，在北门之外，面向南方，以东为上。九采的国家，在应门之外，面向北方，以东为上。四塞世代告至的，到此为止，这是周公明堂的位置【注：九采，是九州掌管贡职的长官，正门叫做应门，二伯率领诸侯进入，牧官居外而纠察他们。四塞指夷服、镇服、蕃服，在四方作为屏障的，新君即位才来朝见。《周礼》侯服每年见一次，甸服每两年见一次，男服每三年见一次，采服每四年见一次，卫服每五年见一次，要服每六年见一次，九州之外叫做蕃国，每世见一次。疏：这应门不是路门外的应门，《尔雅·释宫》说正门叫做应门，李巡说宫中向南的大门叫应门，应是当的意思，因为当朝正门所以叫应门。只是天子宫内有路寝，所以应门内有路门，明堂既然没有路寝，所以没有路门以及以外的诸门，只有应门罢了】

《逸周书·明堂》大维：商纣暴虐，将鬼侯做成肉干来宴请诸侯，天下人以此为患。四海百姓欣喜拥戴文王、武王，因此周公辅佐武王讨伐纣王，平定天下。攻克纣王六年，武王去世，成王继位年幼，未能践履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临天下，平息动乱六年，天下大治。于是会集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的位置：天子的位置，背靠着斧扆，面向南方站立，率领公卿士侍立在左右。三公的位置，在中阶之前，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边，面向西方，以北为上。诸伯的国家，在西阶的西边，面向东方，以北为上。诸子的位置，在门内东边，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诸男的位置，在门内西边，面向北方，以东为上。九夷的国家，在东门之外，面向西方，以北为上。八蛮的国家，在南门之外，面向北方，以东为上。六戎的国家，在西门之外，面向东方，以南为上。五狄的国家，在北门之外，面向南方，以东为上。四塞的国家，世代告至的，在应门之外，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这是宗周明堂的位置。明堂是明确诸侯尊卑的地方，所以周公建立它，在明堂明确诸侯的位置，制礼作乐，颁布度量衡，天下大为信服。万国各自进献其方物，七年将权力归还给成王。

蕙田按：《礼记》《逸周书》是明堂、朝见诸侯以及有四门、应门这一事实的确证，其朝位详见宾礼门。

明堂，是明确诸侯尊卑的地方【注：在此朝见，用来端正仪节辨别等级】

太庙，是天子的明堂【注：庙如同天子的制度。疏：周公太庙的制度类似天子的明堂】

译李觏说：郑玄认为鲁国施行天子的礼仪，鲁国的太庙既然像明堂，那么周朝的太庙也像明堂了。这是说鲁国的大庙如同周朝的太庙吗？为什么不称太庙、天子太庙，而说成明堂呢？这大概是因为鲁国施行天子的礼乐，飨祭上帝、告朔听政，应当仿效周朝。然而因为身为臣子不敢建立天子政教的殿堂，所以在周公的庙里大致模拟明堂的形制，以完备其礼仪。并不是周朝的宗庙像明堂。

译蕙田按：这一条是郑玄所依据的，用来作为太庙与明堂制度相同的证据。哪里知道鲁国本来就没有明堂，只是在宗庙中僭越地模仿了明堂的形制呢？并不是说鲁国的宗庙直接就是明堂的制度，而明堂的制度竟然与太庙相同。李氏的话，可以纠正郑玄的错误。

《春秋》文公二年，《左传》记载《周志》说：“勇猛就会伤害上级，不能登上明堂。”【杜预注：明堂，就是祖庙。用来防止功绩、序次德行，所以不义的人不能升登。】

蕙田按：杜预把明堂解释为祖庙，毛病与蔡邕相同。

《大戴礼记·盛德篇》说：“明堂，古代就有。共有九室，每一室有四个门，八个窗。总共三十六个门，七十二个窗。用茅草覆盖屋顶，上面圆形下面方形。明堂，是用来明确诸侯尊卑的。外面的水池叫作辟雍，南方的蛮、东方的夷、北方的狄、西方的戎。《明堂月令》说：红色的装饰在门上，白色的装饰在窗上。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面圆形下面方形。九室十二堂，每室四个门，每个门两个窗。它的宫墙方圆三百步，在近郊。近郊是三十里。有人认为明堂是文王的宗庙。朱草每天长出一片叶子，到十五天长出十五片叶子，十六天一片叶子落下，终了又重新开始。周朝时恩德润泽和谐，蒿草茂盛高大，把它作为宫室的柱子，名叫蒿宫。这是天子的路寝。不斋戒就不居住在这屋里，等待朝会在南宫，揖让朝会完毕从南门出去。”

【《文献通考》】《大戴礼记》说：“明堂，古代就有。”《淮南子》说：神农时代，在明堂祭祀。明堂有覆盖，在四方。又汉武帝时，有人献黄帝明堂图，或许始于此时。共有九室，每室有四个门，八个窗，三十六个门，七十二个窗，用芧草覆盖屋顶，茅草取其洁净的本质。上面圆形下面方形。明堂，是用来明确诸侯尊卑的。外面的水池叫作辟雍。《韩诗》解释说：辟如同璧玉，雍像水，不说开，说辟，是取辟有德的意思；不说水，说雍，是雍和的意思。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是说四海之君在祭祀时，各自按照方位排列在水池外面。《明堂月令》在明堂之中，施行十二个月的政令。红色的装饰在门上，白色的装饰在窗上。缀，就是装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记载使用九室，说的是〇文。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面圆形下面方形。九室十二堂，每室四个门，每个门两个窗。它的宫墙方圆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解释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韩诗》解释说明堂在南方的七里郊外，然而三十里之说没有根据。再次提到方圆以及门窗的数量，也显得烦琐重复。有人认为明堂是文王的宗庙。明堂与文王宗庙不同之处，有的说法错误。朱草每天长出一片叶子，到十五天长出十五片叶子，十六天一片叶子落下，终了又重新开始。《孝经援神契》说：“朱草生长在蓂荚旁边，像嘉禾，长成萐莆，生出蓂荚，尧时在台阶旁生长，用来记录朔日。朱草可以吃，王者慈爱仁厚就生长，它的形状没有记载。周朝时恩德润泽和谐，蒿草茂盛高大，把它作为宫室的柱子，名叫蒿宫。”《晏子春秋》说：“明堂的形制，下面的潮湿气上不去，上面的寒暑气进不来。木工的雕刻，是向百姓显示节制。然而有的用蒿草做柱子，是表示其俭朴的本质。这是天子的路寝，不斋戒就不居住在这屋里。路寝也是这种形制。”

蕙田按：《文献通考》引用《大戴礼记》传注混杂，不分大小字。朱子集中论述九为洛书，说“近来读《大戴礼记》，又得到一个证据”。郑玄注“明堂”说“象〇文”，就是指这个注而言。然而注《大戴礼记》的是卢辩，不是郑康成。朱子也记错了。

《五经异义》：淳于登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陈氏《礼书》、《大戴礼记》、《白虎通》、韩婴、公玉带、淳于登、桓谭、郑康成、蔡邕等人，论述明堂很多。只有淳于登认为在国都的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他的说法大概有所传承吧？为什么呢？听朔一定在明堂，而《玉藻》说：“听朔在南门之外。”那么明堂在国都的南面，可以知道。成王时，诸侯、四夷之君，都排列在四门之外朝见，寝宫之间有这种形制吗？那么明堂在国都之外，可以知道。

蕙田按：《大戴礼记》说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韩诗》解释说明堂在南方的七里郊外。颜师古说：《周书》叙述明堂有应门、雉门的形制，由此知道是王者常居的地方。而且门有皋库，认为应该靠近宫中，这是不对的。考察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只有应门是治朝的门。《明堂位》所说的应门，是明堂宫墙的门，在庙门之外。天子在此朝见，所以取治朝之门的名字，不是五门中的应门。颜氏竟然把它作为明堂在宫中的证据吗？《大戴礼记》说在近郊三十里，那就太远了，每月听朔、发布政令就不方便。只有淳于登与《韩诗》的说法相近。陈氏《礼书》说大概有所传承，不是虚妄的。

《逸周书·作雒》于是安置五宫：太

译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这五座宫室，都具备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惷常，并绘制了内阶、黝阶、堤、唐、山廧的图案。应门、库台以及黝阃，也都如此。

译《白虎通》说：明堂上圆下方，有八扇窗户、四扇门，是颁布政令的宫殿，位于国都的南面。上圆取法于天，下方取法于地。八扇窗户象征八方，四扇门取法于四时。九间房屋取法于九州，十二个座位取法于十二月。三十六扇门取法于三十六雨，七十二扇窗户取法于七十二风。

蔡邕在《明堂月令》中说明堂的制度，各种数目都各有取法。堂基方形，边长一百四十四尺，这是坤卦的策数。屋顶圆形，直径二百一十六尺，这是乾卦的策数。太庙明堂方形，边长三十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这是阴阳九六的变化。圆形的屋顶覆盖在方形的基座上，体现了六九的道理。八扇门象征八卦，九间房屋象征九州，十二个宫室对应十二辰。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是用每间房屋四扇门、九扇窗户乘以九间房屋的数目得出的。门都设在外面而不关闭，表示天下不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这是黄钟九九相乘的实数。二十八根柱子排列在四方，也是二十八宿的象征。堂高三尺，以对应三统。四面乡的颜色不同，象征五行。外围宽广二十四丈，对应一年二十四节气。四周环绕着水，象征四海。这是王者的大礼。

《三辅黄图》说：周代的明堂，明堂是用来端正四时、推行教化、天子颁布政令的宫殿。黄帝时叫合宫，尧时叫衢室，舜时叫总章，夏朝叫世室，殷朝叫阳馆，周朝叫明堂。先前儒者的旧说，其制度各不相同。有的说明堂位于国都的南面。《大戴礼记》说：明堂有九间房屋，一间房屋有四扇门、八扇窗户，总共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用茅草覆盖屋顶，上圆下方。《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扇窗户、四扇门。《考工记》说：明堂有五间房屋，称九间房屋，是取象于阳数；八扇窗户，是阴数，取象于八风。三十六扇门，取六甲的数目，六六三十六。上圆象征天，下方象征地，八扇窗户就是八扇窗户。四扇门，象征四时四方。五间房屋，象征五行。都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先前儒者只是凭自己的意思解释罢了。《礼记·明堂位》说：在明堂的位置朝见诸侯，天子背靠着斧扆，面向南站立，明堂，是用来明确诸侯尊卑的地方。制定礼乐，颁布度量衡，天下臣服，就知道明堂是颁布政令的宫殿了。又《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那么周代有明堂，是很明显的。

《家语》说：孔子参观明堂，看到四门墙壁上，有尧、舜、桀、纣的画像，各自有善恶的样子，废兴的警戒。

蕙田按：四门墉，是庙墙的门和墙。

《北史·李孝伯传》李谧《明堂之制论》：论述明堂制度的人虽然很多，但考察其大概，只有两条途径而已。主张五间房屋的，以《周礼·考工记》为本，这是郑玄一派所坚持的；主张九间房屋的，以《大戴礼记·盛德篇》为源，这是蔡邕一类人所持的。我采集两家的说法，参酌《月令》，认为明堂五间房屋，是古今通行的制度。其中位于中央的房屋，叫太庙、太室；太室东边的房屋，叫青阳；太室南边的房屋，叫明堂；太室西边的房屋，叫总章；太室北边的房屋，叫玄堂。四面房屋，各有夹房，叫左右个，共有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房屋和夹房的形状，现在的殿前，就是它的遗像。个，就是寝宫的房。只是明堂和寝宫，用途不同，所以房和个的名称，也随事情而改变。所以考察五间房屋，道理在《考工记》中明确；核对门和窗户，数目与《盛德篇》相合；考察用途，事情在《月令》中显著。寻求闰月，与《周礼》和《玉藻》相合，既与夏殷相同，又符合周秦，虽然违背众儒，或许就在这里了。《考工记》说：“周代明堂，用九尺的筵来度量，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间房屋，每间房屋二筵。”房屋内用九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我认为《考工记》在五间房屋上是对的，而在堂的长宽上是错的。《盛德篇》说：“明堂共有九间房屋，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上圆下方，东西九仭，南北十筵，堂高三尺。”我认为《盛德篇》在门和窗户上是对的，在九间房屋上是错的。

蕙田按：《北史·李永和》著论共两千多字，大概主张《考工记》五间房屋的说法。但其制度四间房屋，位于太室东西南北的中间，与郑玄四角不同。又说四面房屋各有夹房，叫左右个，则又与《月令》《大戴礼记》相合。而讲解“个”字尤其精当。至于说《考工记》在五间房屋上是对的，而在堂的长宽上是错的；《盛德篇》在门和窗户上是对的，在九间房屋上是错的，则大错了。其全文载于后，并著有辨说。这里摘录附在《大戴礼记》诸书之后，作为五间房屋即九间房屋之义的开端。

《北史·贾思伯传》考察《月令》也没有九间房屋的记载，推究其制度设置不违背五间房屋。青阳右个，就是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就是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就是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就是青阳左个。这样则房屋还是五间，而颁布政令十二次。五间房屋的道理，认为可以依据。蕙田按：思伯的议论最精当，可以平息五间房屋九间房屋分争的言论。《通考》《工大戴》异制之邮，朱子说即

译根本在于此，完整的论述见后文。

译陈氏《礼书》说：“夏代的世室，商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那么礼制逐渐变得文饰了。夏代用步来度量，商代用寻来度量，周代用筵来度量，那么厅堂逐渐变宽了。夏代只说厅堂的长宽而不说高度，商代只说厅堂的长而不说宽，说四阿（屋顶四角）而不说室，周代说厅堂的长宽高而不说四阿，它们的说法大概都是互相补充完备的。”《月令》说：“中央是太室，东边是青阳，南边是明堂，西边是总章，北边是玄堂，都分左右个。”加上太庙，就是五室十二堂了。《明堂位》说：“前面中间有台阶，东边是阼阶，西边是宾阶，旁边有四门，而南门之外又有应门，那么南面有三个台阶，东、西、北各两个台阶，共九个台阶【《考工记》五室九阶】。四时的气：春天叫青阳，夏天叫朱明，秋天叫白藏，冬天叫玄英。那么青色是春天的颜色，春天是阳气之中，所以春天的厅堂以此命名。总聚是万物的聚集，章是文采的完成，所以秋天的厅堂以此命名。明是万物相互显现，玄是万物回归本原，所以冬夏的厅堂以此命名。左右的厅堂叫个，因为它们介于四隅的缘故。中间的厅堂叫太庙，因为盛大的祭享在这里举行。古代鬼神所在的地方都叫庙，像《士虞礼》把殡宫称为庙，那么盛大的祭享在这里举行称为太庙是可以的。”蕙田按语：陈氏这一条最为完备，五室加上左右个四室，也就是九室了。四面太庙左右个各有一个厅堂，合起来就是十二个厅堂，正好与大戴《礼记》九室十二堂的体制相符。

朱子说：“论述明堂体制的不一，我私下认为应当有九室，像井田的体制。东边的中间是青阳太庙，东边的南边是青阳右个，东边的北边是青阳左个。南边的中间是明堂太庙，南边的东边即东边的南边是明堂左个，南边的西边即西边的南边是明堂右个。西边的中间是总章太庙，西边的南边即南边的西边是总章左个，西边的北边即北边的西边是总章右个。北边的中间是玄堂太庙，北边的东边即东边的北边是玄堂右个，北边的西边即西边的北边是玄堂左个。中间是太庙太室，凡是四方太庙不同方位，它们的左个右个则是青阳的右个就是明堂的左个，明堂右个就是总章的左个。总章的右个就是玄堂的左个，玄堂的右个就是青阳的左个。只是随着当时的方位开门罢了。太庙太室则每季十八天，天子居住在那里。古人制定事务多用井田的遗意，这恐怕也是。”又说：“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间九架的屋子。”

蕙田按语：朱子论述九室体制，非常明晰。但后一说称三间九架屋子，正是说九室，象征洛书的形状罢了。但只说室而不说堂，还算是未完备。必须结合《礼书》五室十二堂参看，其体制才详细。

杨氏又说：“明堂，是说王者居住以发布政令的厅堂。王者所居，不是说王者的常居。疏家说：‘明堂在国都南面丙巳之地。’其体制必定凛然、森严肃穆、清净，王者朝见诸侯、发布教令的时候而后居住在那里。而且也可以在这里事奉天祖、交接神明而无愧。解说的人竟把明堂当作宗庙，又当作大寝，又当作太学，那么不用辩说就知道其错误了。只有《考工记》说明堂五室，《大戴礼》说明堂九室，两说不同。前代想建立明堂的，有的说五室，有的说九室，往往困惑于两说，不知如何决断，于是停止。我认为五室取五方的意义。九室则是五方之外而必备四隅。九室的体制，比五室更为完备。”

蕙田按语：明堂体制，五室九室见于《考工记》《大戴礼》。太室太庙，左右个见于《月令》。四门应门见于《明堂位》，南门之外见于《玉藻》。自汉代以来，注疏家及历代诸儒言论，如同聚讼。现在考察其体制，外面是宫墙，里面是庙墙，中央一室叫太室，太室南面叫明堂太庙，太室东面叫青阳太庙，太室西面叫总章太庙，太室北面叫元堂太庙，这是五室，《考工记》所说五室是也。太庙前面有堂，两旁各有夹室，介于四隅，其形状如个。东边的北边叫青阳左个，东边的南边叫青阳右个，即南边的东边叫明堂左个，南边的西边叫明堂右个，即西边的南边叫总章左个，西边的北边叫总章右个，即北边的西边叫元堂左个，北边的东边即东边的北边叫元堂右个。左右个，四方各二，而室只有四，合太庙及太室五室为九室，《大戴礼》所说九室是也。左右个前面各有堂，与太庙之堂合，《考工记》说：“夏代厅堂长二七，宽四修一；殷代厅堂长七寻，高三尺；周代厅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高一筵。”左右个室一而堂二，合太庙之堂而三，《大戴礼》所说十二堂者是也。中间一室在此享祀，所以叫太庙。左右个犹如庙寝的东房西房。不说房而说个，四阿之屋，介于四隅，象形以取义。四隅之堂都在室外，接四角为之。经传说：“五室者，举其正室之居中者；言九室者，合四隅之

译“左右个”；说十二室，是从堂推及室，四面各三间。”四堂是就堂的整体而言，十二堂是就室的分别而言，其实是一回事。堂有九级台阶，南面三级叫中阶，西阶和东阶三面各两级，东西方向叫侧阶，北面叫北阶。庙墙的门有四个：叫南门，是明堂的门；东门，是青阳的门；西门，是总章的门；北门，是玄堂的门。南门外面有宫墙的门叫应门。门都有堂有室，门侧的堂就像左塾右塾一样。门里面是庭院，庭院的深度等于三个堂的深度。墙壁用蜃灰粉刷，成为白色。堂室的形制，上面圆下面方，四面有檐角的重屋，用茅草覆盖，用彩绘的椽子。上面圆的是九室的屋子，在上一层，蔡邕所说的通天屋就是它。下面方的是圆屋下面。四面有檐角作为角，在四个角落，就是室外十二堂的屋子。室有四个门，八扇窗；室外与堂相通的，有十二个门，二十四扇窗；室内与室相通的，也有十二个门，二十四扇窗。一个门和窗兼通两室，如果分开每室各自计算，就是三十六个门，七十二扇窗。其尺寸的规定，夏代用步来度量，商代用寻来度量，周代用筵来度量。夏代堂的长度二七为十四步，宽度增加长度的四分之一为十七步半；室长三步四尺，根据郑玄的注，四室每间长一丈八尺，宽二丈一尺；中央室长二丈四尺，宽二丈八尺。殷代堂长七寻为五丈六尺，宽九寻为七丈二尺。周代堂东西九筵为八丈一尺，南北七筵为六丈三尺；室二筵为一丈八尺。堂高一筵为九尺，长短宽窄各自因时而变，其制度本来不能详细得知。明堂，是君王的堂。先王每月各有居所，顺应时节颁布政令，都从这里出发。室有九间而居所却有十二处，朱熹说：“左个右个，只是随着当时的方位开门，所谓居所并不是固定居所。而且居住在室而听政于堂，室只有一个而堂有两个，春天向东，夏天向南，秋天向西，冬天向北。门窗随时开启关闭，截然不同。用九室在堂上施行十二个月的政令，有什么不可以呢？”听朔既各自在每月的方位，那么闰月居住在门，也应当随着四季更替，不专门在明堂的门了。古代天子的祭祀，在庙中进行；大的朝觐会同，也在庙中进行。而季秋飨帝，既不能在庙中行事，诸侯朝会助祭，又应当端正其仪节，区分其等级威仪。所以明堂的朝位，公侯伯子男五服近者站在门内，蛮夷戎狄列在门外，采服又在他们外面。《礼记》说：“用来表明诸侯的尊卑，说的就是这个。”《尚书》说：“周公位居冢宰，端正百官。”《诗经序》说：“周公建成洛邑，朝见诸侯，于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大概成王居丧，周公位居冢宰，而百官总领自己听从他。等到建成洛邑，辅佐成王朝见诸侯，《诗经序》说朝见诸侯于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那么朝见不在庙而在明堂，可以知道了。然而考察它的名称，夏代叫世室，就取义于宗庙；殷代叫重屋，就取义于栋宇。大概夏代降低宫室用茅草覆盖屋子，或者是旧制；殷人改用重屋，所以叫它重屋吗？周代叫明堂，大概兼有朝庙的用途。圣人南面而听治天下，面向光明。而《易经》说：“离，是光明，南方的卦。”明堂的意义，大概取自这里。《白虎通》《蔡邕》的话，虽然不无附会，也可以想见圣人制作的精妙意图了。

译又查考，上方圆形即九室，下方方形即十二堂。有人怀疑这种形制难以营建。乾隆癸酉年，我恰好陪同祭祀，见到少司空长白三公名和三，精通营造。我问他说：“考据古代明堂的形制，应当是这样吗？”他说：“可以。”并说现在大高殿后面有一座殿，上圆下方，是明朝嘉靖年间建造的。古代法度中有这样的形制，于是论断确定。附录诸儒辨析明堂、太庙、灵台、辟雍、路寝。

异名同事，蔡邕《明堂论》：明堂，是天子的太庙，用来尊崇礼制【世室，殷人称为重屋，周人称为明堂，东面称为青阳，南面称为明堂，西面称为总章，北面称为玄堂，中央称为太室，易曰离者】其【明也，是南方的卦象，圣人面南而听治天下，向着光明而治理，人君的位置，没有比这里更端正的了，所以虽然有五个名称，而以明堂为主】祖【也，其中正中都称为太庙，谨慎地承奉上天顺应时节的命令，昭示美好的德行，宗祀的礼仪，显扬前代的功绩，百官的辛劳，兴起养老敬长的道义，彰显教】以【防诲之学，朝见诸侯，在其中选拔造士，以明确制度，活着的人凭借才能而至，死去的人论其功绩而祭祀，所以是大教的宫】配【而四学具备，官职完备，譬如北辰居于其所，而众星环绕它，万象辅佐它，政教由此产生，变化由此而来，明】上【一统也，所以说明堂事的大义深远，取其宗祀的样子，则称为清庙，取其正室的样子，则称为太庙，取其尊崇】帝【则称为太室，取其堂则称为明堂，取其四门的学则称为太学，取其四面环绕的水，圆如璧，则称为辟雍，翼名而同】者【事，其实是一样的，以周清庙论之，鲁太庙都是明堂，鲁在太庙禘祀周公，明堂犹如周在清庙宗祀文王明】也【堂也，《礼记·檀弓》说：‘王斋戒禘祀于清庙明堂。’《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天子称为明堂。’又说：‘成王年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理天下，在明堂朝见诸侯，制礼作乐，颁布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夏【因为周公有大功劳于天下，命令鲁公世世在太庙禘祀周公，以天子的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舞，所以异】【鲁于天下也，取周清庙的歌，在鲁太庙歌唱，表明鲁的太庙，犹如周的清庙，都是为了昭示文王周公的德行以】后【示子孙也，《礼记》古大明堂之礼说：‘膳夫辅助礼仪，日中出南闱，见九侯，反问于相，日侧出西闱，视五国】氏【之事，日入出北闱，视帝节猷，《尔雅》说：‘宫中之门称为闱，王居明堂之礼，又别阴阳门，东南称门，西北】曰【称闱，所以《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那么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知掌教国子与《易传保傅，王居明堂之礼，参相发明为学四马。又《王世子》篇说：‘凡大合乐，则遂养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开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学始之于养老，由东方岁始也。又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习于东序。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学正诏之于东序。又说：‘大司成论说在东序。’那么诏学皆在东序。东序，东之堂也，学者聚焉，故称诏太学。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礼记·太学志》说：‘礼士大夫学于圣人、善人，祭于明堂；其无位者，祭于太学。’《礼记·昭穆篇》说：‘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即所以显行国礼之处也。’太学，明堂之东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内。《月令》记说：‘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环四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礼记·盛德篇》说：‘明堂九室，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说：‘天子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乐记》说：‘武王伐殷，荐俘馘于京太室。’《诗·鲁颂》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京镐，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也，与诸侯泮宫俱献馘焉，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礼记》说：‘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孝经》说：‘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译践行孝道的人称之为明堂，践行悌道的人称之为太学，所以《孝经》将它们合为一个义理，并引用镐京的诗歌来阐明这一点。凡此种种，都是明堂、太室、辟雍、大学在名目上相通、在义理上相合的道理。叶氏在《时礼经防》中引用《考工记》匠人的话说：“夏代叫世室，殷代叫重屋，周代叫明堂。”郑玄认为世室是宗庙，重屋是正寝，三代各自举出一例，是为了说明它们的制度是相同的。

按：《孝经》记载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明堂既然是宗祀的地方，那么也就是宗庙了。有明堂就有大室。《尚书》说：“王进入太室进行灌礼。”孔安国认为太室就是清庙，清庙也就是明堂，那么也就是太室了。《月令》中五室所居的中央，都称为太庙，那么也就是太庙可以知道了。古人建立都城，左边设立祖庙，位于雉门的左侧，这是天子七庙的制度；而明堂位于南门之外，有五庙的寝宫，那么明堂如果不是祖庙，就是寝庙了。夏官中的仆掌管五寝，郑玄认为这是五庙的寝宫是正确的，又引用天子七庙，只有祧没有庙，那么就不对了。先王先公的庙，祧是由守祧掌管的，不是仆。明堂有五室，所以有五寝。明堂的名称不见于《周礼》，而见于《考工记》，意在当时或许称为寝庙吧？天子十二月有固定的居所，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那么太史告知王居住在门中度过整月。解说的人认为在明堂门中听朔，退下后处在路寝门中。《玉藻》说：“天子在南门之外听朔。”这是说明堂在南门之外，每月都在这里听朔。又说：“闰月就关闭左边的门扇，站在其中。”那里说“立”，是闰月听朔就站在明堂门中；这里说“居”，是听朔退下后就居住在路寝门中。像这样，那么明堂与路寝的门是相通的，所以知道它是寝庙了。世室称为宗庙，重屋称为正寝，是同样的制度。】

译袁凖正确论述了明堂、宗庙、太学的意义，认为它们本来各有其用途而相互替代。儒者将它们合为一体，选取《诗经》《尚书》中散逸的文字，以及经典中相似的语句，加以推演引申，考察人情事理，却偏离得很远了。宗庙之中，是人们表示恭敬的地方，幽深隐蔽、清净肃穆，是鬼神居住的地方，却让众多学子居住在那里。在宗庙中举行飨射之礼，人鬼之间轻慢亵渎，死生交错，囚犯被割去耳朵，伤口流血，以此献祭鬼神，这不符合事理。茅草屋顶、彩绘椽子，是最质朴的东西，却建立日月之象，乘坐玉辂，置身其中，这与宗庙的性质不相类。宗庙是鬼神的居所，却在人鬼居住的室内祭天，这不是合适的位置。王者有五个门，宗庙位于其中一门之内。如果在宗庙内设立三个靶位，又让辟廱设在里面，人物众多，不是宗庙所能容纳的。陈氏《礼书》和《大戴礼记》说明堂有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公玉带说是一殿居中，用茅草覆盖，用水环绕，设置复道，用楼相通。蔡邕说明堂、太庙、辟廱是实质相同而名称不同，难道真是这样吗？宗庙位于雉门之内，却在其中进行教学和饮射，就无法容纳安置。学者在鬼神的宫殿中学习，在人鬼的室内享祭天神，这就失之亵渎。袁凖曾经驳斥过这种观点，认为说明堂、太庙、辟雍同实异名，是不对的。他们大概是因为鲁国的太庙有天子宫明堂的装饰，晋国的明堂有功臣登堂享祭的事情，才产生了同实异名的说法。这是不知道诸侯有太庙而没有明堂，只是鲁国放大了其制度，晋国放大了其名称罢了。

唐仲友说：“古人认为辟雍、太庙、明堂制度相同而名称不同，这种说法起源于《大戴礼记》说外面有水环绕的是辟雍，又说有人认为这是文王的庙，又说这是天子的路寝。蔡邕等人沿袭这种说法，都是考察得不详细罢了。路寝不在郊外，明堂不可以作为学宫，太庙不可以作为明堂的制度，不用讨论就很明白了。《大戴礼记》所记载的混杂了三个朝代的礼制，同时保留了‘或者’的说法，因此也不能用确定的言辞来观察。古代的辟雍位于中央，而四学位于其四方，太室上部圆形，那么水就有辟雍的形象。五室称为太室，在这里祭祀文王，复庙重檐，茅屋表示节俭，这就有清庙的制度。外面的四堂以及其户牖、路门，也符合路寝。常居的地方称为路寝，就像宗庙称为太庙一样。四堂以及五室都有太庙的名称，古人简朴质直，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词语，并不是说明堂就是常居的寝宫、太祖的庙宇。世室、重屋、明堂制度相同而名称不同，而郑玄将它们分开；明堂、辟雍、清庙制度有相同之处，但实际地点不同，而蔡邕将它们合而为一。历代不建造明堂，以及议论不能决断，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杨复说：“蔡邕所论述的，将太庙、灵台、辟雍、明堂合为一个区域，这是失之杂乱。”

蕙田按语：太庙是祖庙，也称为清庙。《诗经》说‘于穆清庙’，《左传》说‘清庙茅屋’，《礼记》说‘清庙之瑟’，注解说：‘清，是肃然清静的称呼。’太室是庙中的正室，《尚书》说‘王入太室祼’，就是这样，都是祖庙。《周礼》说‘宫人掌管王六寝的修缮’，郑玄注解说：‘六寝是指路寝一个，小寝五个。’《玉藻》说‘君主日出时视朝，退下后到路寝听政’，路寝是君王处理政事的地方。太学是教育国子的学校，《周礼》说‘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集合国中的子弟教育他们’。《王制》说‘天子称为辟雍’，《诗经》说‘镐京辟雍’，就是这样。太庙位于王宫的左边，雉门的外面，库门的里面，是四季祠礿、烝、尝以及禘祫祭祀的地方，而不是南门之外听朔、朝觐、大享帝、严父配天的明堂。路寝在路门之内，是天子的正寝。太学、辟雍在西郊，与明堂有什么关系？蔡邕却将它们混为一谈，袁凖驳斥他，是对的。蔡邕又用鲁国太庙、天子明堂以及《周礼》‘师氏守王门，保氏守王闱’来论证，不知道诸侯有太庙，没有明堂，鲁国只是僭越礼制而仿效其制度罢了。‘师氏、保氏居虎门，守王闱’，这是王宫中的小学，不是太学，更不是辟雍，何况明堂呢？《大戴礼记》有人说这是文王的庙，但明堂是享祭帝的地方，文王是配享，而不是文王的庙。袁氏等人辨析得非常正确。

又按语：郑康成注解说：‘有时举宗庙，有时举王寝，有时举明堂，互相提及以说明它们制度相同。’疏解说：‘夏代举宗庙，那么王寝、明堂也与宗庙制度相同；殷代举王寝，那么宗庙、明堂也与王寝制度相同；周代举明堂，那么宗庙、王寝也与明堂制度相同。’说制度相同，是指当代三者制度相同，不是说三代制度相同。那么郑玄、孔颖达的意思，本来是将宗庙、寝庙、明堂分为三处，他们的说法很明确，与蔡邕牵强附会合为一处不同。叶氏反而摘取郑玄的话作为合一的证据，这也是阅读不仔细了。

附先儒辨析蔡邕、聂崇义四室之角，又为四室。

李觏说：“《盛德记》说有九室，蔡伯喈等人传述。连接四室的角，又做成四室。聂崇义误以为是秦人明堂图，这是对的。考察秦代实际上没有明堂，后儒看到《月

译《吕氏春秋》中吕不韦所写的篇章里有关于居住在明堂的文字，我怀疑这是秦国的明堂。然而那四室的角落又各设四室，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是为了象征五行以祭祀五帝，那么五室就足以完备了，哪里还需要其余的呢？如果是为了配合十二时辰，那么四个角落各设两室，就会重叠在同一方位上。考究其意义，反复推敲都觉得不妥当。这种说法不可采用。

译附录先儒辨正郑玄注《月令》之错误

李觏说：“《月令》中有一太室、四庙、八左右个，总共十三位。”郑玄注：“青阳左个，就是大寝东堂的北偏处。”《正义》认为，既然说是东堂，就知道听朔都在堂上，不在四角的室中。况且称为庙与个的，应当各自有一位，怎么能在同一堂上毫无界限阻隔，却可以称为庙与个呢？大概郑康成既然坚持明堂为五室，如果在这十三位上又设界限阻隔，那么实际数量就很多，与他自己的意见相违背，所以曲解文辞，认为三位同在一堂，实际上并不损害五室的记载罢了。这种说法不可采用。

惠田按：郑氏既然把四室安排在四角了，在这里却说大寝东堂北偏。所谓大寝，不就是太室吗？如果指太室，不仅名称不合，而且东堂北偏对于太室在东北的正位有什么意义呢？这北偏之地，是郑康成解释《考工记》时已知五室的位置与《月令》不合，所以提出明堂与大寝制度相同的说法，用来牵强附会《月令》的地域，因此在这里直接注为“大寝东堂”，却不知道这是行不通的。李氏以三位同在一堂来驳斥他，尚且属于似是而非，没有深入探究其病根所在。

附录辨正李泰伯《四角置室不能各在其辰之上》。

【李觏说：唐代李林甫等人注《月令》，只知道十三室各自在其对应的时辰方位上，而不考虑建立的地方。况且太室既然居于中央，如果其余的室连接太室来建造，那么四面各可放置一室，四角空缺处，又各可放置室，仍然不能使它们各自在其对应的时辰方位上。其余四室，又安置在哪里呢？后魏时，李谧作《明堂制度论》，说太室四面各为一室，那么四角空缺处，各方二筵，二筵之地，就作为两便房。基址既然狭窄，况且地形是斜角，不知放在哪里？又怎么能使它们各自在其对应的时辰方位上呢？况且四面之室，既然以二筵为一个时辰，左右之个，难道以二筵为两个时辰吗？】

惠田按：李氏想让一室对应一个时辰，所以以四角之室不能各自在其对应的时辰方位上为疑。哪里知道九室的左右，个都以两面随着当时方位开门？对于十二时辰本来无不具备呢？看朱子的论述，就完全没有阻碍了。

附录先儒辨正李泰伯明堂定制

【李觏明堂定制说：“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说东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每室二筵，是说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从东到西可建造五室，从南到北可建造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就是太室了。想连接太室南边作其余房屋，就不能使十二位各自正对其时辰，应当在东南西北四面各空出方二筵之地，四角相交处又各空出方二筵之地，周围贯通作为太庙，而太室正居中央。所谓太庙太室，是说这太庙之中有太室。太庙之外，当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与太庙相通。所谓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大庙。当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画方一筵地作为室，所谓左个、右个。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太庙前面各为一门，出于堂上，门旁夹两窗，所谓八窗四门。”聂崇义《明堂图》其制度有十二阶，应当也是取自《礼记外传》说：“明堂四面各五门，南门之外既有应门，那么就不能没有皋库、雉门了。明堂，是四时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门，那么其余三面都有五门了。”】

唐仲友说：“李泰伯说南北七筵，东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的长度不等，一不可。用其半，那么三筵有半，仅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时，登歌钟磬彝尊在堂上，从筵之内为地三丈一尺，怎么容纳得下呢？况且王者在这里听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来祭，而以长度三丈一尺的堂来面对，不也太简陋了吗？二不可。营造之法，长度、宽度、高度，大致须相称。以长度三丈一尺的堂，而高度九尺，不也太髙了吗？三不可。王者会朝诸侯，正在明堂，唯独使南北狭窄，这是什么意思？四不可。窗户门设在堂前的楹柱，那么诸侯之位应当在哪里容纳呢？门窗设在堂的四面，二筵之中还可以酌献跪起吗？五不可。九阶记载于《考工记》，必定是十二阶。朝止于应门，而必定虚设皋库，不也多余吗？六不可。”

惠田按：唐氏驳斥李氏的说法，恰当，但还有未完备之处。李说之谬误，没有比中央方十筵之地，从东到西共五室，从南到北共五室，九室四庙，共十三位更严重的了。自认为本于《礼记·月令》，却不知道与《考工记》《大戴礼记》的制度截然不同不可合，而且并非《月令》本意，最为不可。

附录辨正金华唐氏明堂制度

【唐仲友说：在国都的南面，画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在中间

译选取长宽各二十四筵的方形区域，用来建造五座正室，每座正室长宽各三筵，中间空出十六筵的面积。在正室的两侧开设窗户，总共八扇窗。在子午、卯酉方向空出两筵的宽度，开设四扇门，这整体被称为大庙。以中央及四个角落作为五座正室，纵横排列计算则为九室。比堂基高一筵，便形成一级台阶，用以通向明堂。大庙正室之外，东西两侧各空出四筵，南北两侧各空出两筵。占地面积长十筵，宽十四筵。南北方向的堂，宽十四筵，长七筵，高一筵。三间在前，四间在后，用来设置门户和窗户。上面建造重屋，横向排列六根柱子，构成五间房屋。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偏室，前面正对三根柱子，形状如同“个”字。每两根柱子之间开设两扇窗户和一扇门。太庙前面宽敞，总共一个堂有九十八扇窗户。东西方向的堂也是如此。四个堂共有八个偏室，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太庙有一扇门，每面各有两个台阶，与太室的台阶合起来共九个台阶。堂的四个角落建成四阿式屋顶。每个堂都有门，门和堂各自配有室。外面设有应门、雉门，并建立两座观楼。

译蕙田按：唐氏所说的，横向六楹，前面直向三楹，其规制都是穿凿附会，令人无法理解。至于说“室比堂高，一筵为一阶，以通达明堂，一堂有九十八扇窗户，雉门设置两座观楼”等，都不待辩白就知道是错误的。记录这些，是为了显示关于明堂的不同说法很多。

附辨明堂有坛墠

【王炎《文献志》】明堂的制度，《考工记》本来曾经论述过。夏代有世室，是宗庙的制度；殷代有重屋，是路寝的制度；而周代有明堂，其制度是一堂五室。郑康成说：“有时举宗庙，有时举路寝，有时举明堂，交互言说以表明它们制度相同。”康成的话固然不足以作为证据，而《考工记》所记载的也不可以完全相信。不可以完全相信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有堂室而没有坛墠，那么严父配享天帝，就应当在宫室之中了。先王的权制，不仅仅是在郊丘禋祀上帝，祭祀日月星辰，化育四郊，祭祀四方望祭山川，都是筑坛而不建屋。汉文帝建造庙宇，在渭阳祭祀五帝，五帝是五位人帝，在庙中祭祀，人们尚且议论其不合礼制，何况祭祀天帝这样尊贵的对象，竟然就在宫室中行事，而说是周公制定的吗？所以说《考工记》所记载的不可以完全相信。《考工记》是先秦的古书，尚且难以完全相信，那么各家不同的说法纷纷出现，就可以知道了。因此，不如在经书中寻求，《周礼》《仪礼》是周公制定的经书。《周礼·司仪》说将要会合诸侯，就筑坛三成，宫旁设一门，这是明堂的说法。然而简略而不详细，《仪礼》所载则详细。诸侯朝见天子，建宫四门，筑坛，在上面放置方明，并设立六王。上圭下璧，是祭祀天帝；圭璋琥璜，是祭祀四方。于是拜日礼月，祭天焚烧柴薪，这就是明堂的坛，用来祭祀神灵以结盟。结盟之后，王设置几案就座，诸侯的车驾不进入王门，奠放圭缫于上位，这就是明堂的宫，用来昭明诸侯以举行朔会。其盟会昭告于明神，所以称为明堂。郑康成说：“王巡守到达方岳，诸侯尚未防备，也建造此宫以接见他们。”康成虽然知道方岳建造此宫，却不知道此宫就是明堂。这个说法，我在《孟子》中有证据。齐国在泰山脚下，宣王之时明堂尚存。赵岐说：“泰山下的明堂，本是周天子东巡守朝见诸侯的地方。”这个说法，我在班固的文章中有证据。汉武帝东封泰山时，泰山东北山脚有古时明堂遗址，那么宫坛虽不存在，但其遗址尚存。虽然如此，郑康成、赵台卿知道巡守殷同时有明堂，却未能阐明朝见诸侯、祭祀五帝的意义。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大概就是在坛上祭祀；辅佐成王背倚屏风以朝见诸侯，大概就是在宫中朝见。由此说来，明堂的制度与其祀典，就清楚得像指掌一样明白了。

蕙田按：明堂的堂室制度，以及泰山的明堂，经书中本来就有明确的证据。《觐礼》所说的，大概是指巡狩方岳尚未建立明堂的情况，所以筑坛墠以行礼。所谓建宫四门，必定是帷宫的门，而王设置几案就位，也必定是指氊案、王邸的大次，就像后世的帐殿一样。怎么可以据此作为明堂的制度呢？而且说盟会昭告于明神，就称为明堂，这太浅陋了。至于祭祀天帝筑坛而不建屋，朱子说：“筑坛祭祀，所以称为天；在屋下祭祀而以神祇祭祀，所以称为帝。”那么明堂正取不筑坛的意义。王氏牵强附会《周礼》筑坛三成，《仪礼》建宫筑坛的说法，是错误的。

右明堂制度

《礼记·月令》：季秋之月，大享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陆佃说：大享帝，尝，是大饮烝尝，尝新谷而已。烝，是进献众物，所以季秋大享，明堂尝新谷，也称为尝。十月农工完毕，天子、诸侯与其群臣在太学饮酒，进献众物，也称为烝。说到牺牲，那么鼎爼告洁，粢盛告丰，可知。方慤说：雩是为了祈求，飨是为了报答。祈求必定在仲夏，是因为阴生于午，而万物盛之始。报答必定在季秋，是因为阳穷于戌，而岁功之终。雩于帝，然后为大雩；飨于帝，然后为大飨。尝，是宗庙的秋祭，特以秋祭的牺牲告备于天子，是因为在物成可尝之时，尤其重视的缘故。尝如此，那么大飨就可以知道了】

《孝经》子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注：说以父配天之礼始于周公。明堂，是天子布政的宫室。周公因在明堂祭祀五方上帝，于是尊文王以配享】

《诗》周颂《我将》序曰：祀文王于明堂也。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程子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冬至祭天，而祖配享，因为冬至是气之始”

译万物由上帝赋予形体，而人由父亲赋予形体。因此在季秋时节祭祀上帝，并以父亲配享，这是因为季秋是万物成熟的时候。」有人问：「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宗庙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上帝就是天，天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分开祭祀呢？」朱子说：「在露天筑坛祭祀，所以称为天；在屋宇之下祭祀，并以上帝的神灵来祭祀，所以称为帝。」

译《吕氏读诗记》说：在明堂祭祀上帝，以文王配享，所以这首诗虽然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却必须先说祭祀上天，然后才说祭祀文王。“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说的是祭祀上天；“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说的是祭祀文王。

朱子《诗集传》中陈氏说：“古代在圜丘祭祀上天，清扫地面进行仪式，器具使用陶器和匏器，牺牲使用小牛，礼仪极其简朴。圣人的心意，认为这样不足以报答根本，所以在季秋之月举行大享的礼仪。天就是帝，在郊外称天，是为了尊崇它，所以以后稷配享。后稷年代久远，在郊外配享后稷，是为了尊崇后稷。在明堂称帝，是为了亲近它，所以以文王配享。文王是亲近的祖先，在明堂配享文王，也是为了亲近文王。尊崇所当尊，亲近所当亲，周代的道统就完备了。那么郊祀是古礼，而明堂是周代的制度，是周公根据义理创设的。”

王炎《文献志》说：在郊外祭祀上天，在宗庙祭祀祖先，这是夏、商、周三代通行的礼仪。在明堂享祭上帝，就不是在郊外享祭祖先；在宗庙享祭祖先，就不是在郊外享祭上天。这是夏、商两代所没有的，周代才开始实行。所以孔子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武王讨伐商朝归来后，在明堂祭祀以教导百姓懂得孝道。这种礼仪施行于朝觐、耕藉、养老等典礼之前，体现了严父配天的意义。”孔子不把它归于武王而归于周公，大概是因为明堂的礼仪，武王主持并实行了，但其制度则是周公阐明其义理而制定的。这在《周颂》中，“思文后稷配天”的乐章，就是郊祀的乐章；“我将祀文王于明堂”的乐章，就是明堂祭祀的乐章。万物根本在于天，人的根本在于祖先，尊崇祖先以表明有根本，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而周朝的王业实际上是由文王完成的，如果在郊外配享上天，就不能将两位太祖的尊崇放在宗庙中；如果在宗庙中举行烝尝之祭，又不足以彰显文王的功德。因此在明堂宗祀以配享上帝，这是义理上应当如此，礼仪由此产生，并不是偏厚于父亲。懂得这一点，周公制礼的意义就明白了。

杨氏复说：“在郊外祭祀配享上天，在明堂配享上帝，天和上帝是一样的。祭祀上帝的礼仪，也如同郊祀一样。《月令》中有大享的记载，《我将》这首诗中有‘维羊维牛’的话，那么明堂的礼仪更加完备。所以程子说：‘其礼仪必定按照宗庙的礼仪来享祭。’朱子也说：‘在屋下祭祀而以神祇之礼祭祀，大概指的就是这个。’”

濮氏一之说：“文王的祭祀，既不敢与后稷在郊外相同，又没有委屈天神在宗庙中祭祀的道理，所以特别在明堂尊崇其祭祀。这可以说是曲尽周全了。”

何氏楷说：“胡致堂说：文王已经有宗庙了，在季秋享祭上帝，而奉文王配享。不能在七庙中单独在一座庙里举行大礼，所以迎请神主到明堂，以配享上帝。祭祀上帝必须在明堂，因为帝出于震位而主宰万物，就像面向光明治理天下一样。武王即位，追尊文王，周公制定礼仪，推本于文王的功绩，所以以文王配享上帝而在明堂祭祀，这是义理上的类比。”

陈氏《礼书》说：“明堂的祭祀，相对于郊祀而言是文饰，相对于宗庙而言是质朴。所以郊祀只是清扫地面铺上稿秸罢了，明堂则有堂有筵。郊祀只用特牲罢了，明堂则用羊用牛。然而郊祀有燔燎，而明堂本来也有升烟。汉武帝明堂礼仪结束后，在堂下焚烧，这是古代遗留的制度。从汉代到唐代，有的祭祀太乙五帝【汉武帝】，有的单独祭祀五帝【汉明帝】，有的除去五帝的座位，统称为昊天上帝【晋武帝时议定除去明堂五帝的座位，统称为昊天上帝，各设一个座位而已，后来又恢复了五帝的位置】，有的合祭天地【唐武则天在明堂合祭天地，唐中宗沿袭此制】，有的配享祖先，有的配享群祖【汉武帝祭祀明堂，高皇帝配享；汉章帝祭祀明堂，以光武帝配享，后来又以太祖、大宗、世宗、中宗、世祖、显祖配享，各用一大牢】。其服饰，有的用衮冕【东晋武帝】，有的用大裘【梁代礼仪】。其献祭，有的用一献，有的用三献【梁代朱异说：祭祀明堂改穿大裘，又因为崇尚质朴不应行三献之礼，请求停止三献，只行一献；隋代在雩坛行三献礼】。况且明堂的制度，变化无常，与《考工记》的说法不同，都是一时的制度，这是对的。”

附先儒辨析郑玄注《礼书》中明堂祭祀五帝之说。

【《月令》中大享帝，郑玄注说大享，是遍祭五帝。《曲礼》说：大享不问卜，指的就是这个】

【陈氏《礼书》说：《孝经》说严父配天了。又说祭祀上帝，天就是昊天上帝。上帝则是五帝与天。明堂不祭祀昊天上帝，不能称为配天。五帝不参与，不能称为配上帝。如果把上帝当作昊天上帝吗？而《周礼》说旅祭上帝，封土旅祭四望。这么说上帝就不止一位。如果明堂只祭祀昊天上帝吗？而《考工记》说明堂有五室，那么五室就不止一位】

应氏镛说：春天祈求谷物，夏天大雩求雨，秋天大享，都主要为了百姓，所以《噫嘻》这首诗把春夏都作为向天帝祈求谷物，而秋天大享和冬天圜丘祭祀则都是表达报答。郑氏唯独把祈求谷物当作祭天，而把大雩、大享都当作祭五帝，难道是因为祭祀频繁而接近亵渎吗？“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

译衍。」程子说：「为人子女的不可一天不见父母，为人君主的不可一时不见天。」这固然不是担心祭祀过于频繁且亵渎神灵。杨氏又说：「《我将》这首诗两次提到天，天就是帝，帝就是天，由此可知周人在明堂祭祀天，并非总合祭祀五帝，这是很清楚的。又如在孟春举行大雩祭，在季秋举行大享祭，郑玄的注解说这是合祭五天帝并以五人帝配享，这种合祭五帝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译蕙田按：明堂祭祀上帝，仅仅是祭祀上天。程子、朱子的言论，深刻地把握了其中的界限。关于五帝的说法，始于郑氏、应氏、杨氏的辨析，这是正确的。陈氏在《礼书》中说，祭祀五帝与上天，仍然采用郑氏“六天”的说法，在明堂的五室中祭祀六天，这也难以强行说通。

附辨注疏：“武王配五人神于明堂下”。

《祭法》说：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注：“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称为祖和宗。祖和宗是通用的说法。”又说：“《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月令》春季说：‘其帝为太皥，其神为勾芒。’夏季说：‘其帝为炎帝，其神为祝融。’中央说：‘其帝为黄帝，其神为后土。’秋季说：‘其帝为少昊，其神为蓐收。’冬季说：‘其帝为颛顼，其神为玄冥。’孔颖达疏说：‘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称为祖和宗。祖和宗是通用的说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明堂《月令》五时都有帝及神，而且《月令》季秋有大飨帝的仪式，所以知道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所以知道是在明堂。《郊特牲》孔疏说：‘五时迎气及雩祭，则以五方人帝配享。九月大飨五帝，则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享。’以文王配享五天帝，就称为祖；以武王配享五人神，就称为宗。崔氏说：‘都在明堂之上。’祖和宗是通用的说法，所以《祭法》说：‘祖文王。’文王称为祖；《孝经》说：‘宗祀文王于明堂。’这是文王称为宗。文王既然如此，那么武王也有祖和宗的称号，所以说‘祖宗通言’。”王氏肃说：“古时候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和宗本来就是不毁弃庙宇的名号，并不是指配享于明堂。如果确实如郑玄所说，那么经文应当说‘祖祀文王于明堂’，而不能说‘宗祀’。宗，就是尊的意思。周人既然在宗庙中尊其为祖，又尊其祭祀，谁说在明堂中尊其为祖呢？郑玄引用《孝经》来解释《祭法》，却不明白周公的本意，完全不符合孔子的义理界限。”

杜氏《通典》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享上帝，是指祭祀昊天上帝。先儒的解释不同，如果说是祭祀五帝，那么天帝都坐在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享。五官之神坐在庭院中，以武王配享。通称为祖和宗，所以说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为父，配享于上；武王为子，配享于下。按照他们的论述，并非通达的道理。只是五神都生前为上公，死后为贵神。生存的时候，帝王享会都必须升堂；现在死后成为贵神，却唯独配享于下，委屈了武王的尊贵，等同于下坐的意义，这是不恰当的。

陈氏《礼书·祭法》说：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氏说：禘、郊、祖、宗，是指祭祀以配享。他的说法认为，让五帝坐在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享；让五神坐在庭院中，以武王配享。然而古时候祖有功而宗有德，是说在宗庙中尊其为祖和宗，并不是说配享于明堂。《月令》中的五人帝、五人神，是用来配享四郊的。他们参与明堂的祭祀，在经文中没有记载。况且将五神降位在庭院中，让武王配享，这难道是尊父的意思吗？

唐氏仲友说：文王配享上帝，周朝的子孙未曾改变。《孝经》称之为“严父”，是就周公而言的。《乐记》说“在明堂祭祀而百姓知道孝”，是就武王而言的。如果是成王以后，那么也就只是祖而已。德行如文王那样才可以配享上帝，文王既然配享上帝，那么武王即使没有配享也可以。郑玄说“以文武配享”，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他的说法认为“《祭法》中的禘、郊、祖、宗都是配天之祭”，也是考察得不详细。禘、祖、宗，是宗庙的祭祀；郊，是配天之祭。郑氏注《大传》“祖之所自出”，说是祭祀感生帝，不值得相信。虞、夏禘祭黄帝，殷、周禘祭喾，这才是祖之所自出。《长发》是大禘的诗，而叙述“契至于阿衡”，其为禘祭昭穆之祭，有什么可疑？禘不是郊祭，那么祖宗就不是明堂，这是确定的。

蕙田按：诸儒辨析注疏，明堂之神有五人，帝五人，神最为透彻明白。总之，注疏的毛病，在于认为明堂大飨是祭祀五帝，所以支离穿凿，竟到了这种地步。不知道《礼书》为什么也有祭祀五帝的说法，也是考察得不精细罢了。

附辨陈氏成王应宗祀武王

《陈氏礼书》：宗祀文王，那就是成王。成王不祭祀武王而祭祀文王，大概是因为当时成王尚未除服，武王尚未立庙，所以只宗祀文王而已。这就是说周公是那个人。

司马氏光说：我私下认为，孝子的心，谁不想尊崇他的父亲呢？圣人制定礼制，作为极限，不敢逾越。所以祖己训诫高宗说：“祭祀不要过分亲近。”孔子与孟懿子论孝，也说：“按照礼制祭祀。”那么侍奉亲人的人，不是以多次祭祀为孝，贵在符合礼制罢了。前汉以高祖配享上天，后汉以光武配享明堂。由此观察古代的帝王，如果不是建立邦国开拓疆土以及开创天下的人，都

译没有配享上天的典制。所以即使是周朝的成王、康王，汉代的文帝、景帝、明帝、章帝，他们的德行功业并非不美好，然而他们的子孙不敢推尊他们配享上天，是为了避讳祖宗的缘故。《孝经》说：“尊崇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了，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孔子认为周公有圣人的德行，成就了太平的功业，制定礼乐，而文王恰好是他的父亲，所以引用他来证明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大的，只是回答曾子的提问罢了。并不是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应当让父亲配享上天，然后才算是孝。近代在明堂祭祀的人，都让自己的父亲配享五帝，这是误解了《孝经》的意思，违背了先王的礼制，不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

译有人问朱熹说：“《我将》这首诗，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乐章。《诗传》认为，万物成形于上帝，人成形于父亲，所以在季秋祭祀上帝于明堂，而以父亲配享，取的是万物成形之时。这是周公根据义理创立的，并非古制。不知道周公之后，是用文王配享呢，还是用当时国君的父亲配享呢？”朱熹说：“各位儒者正持这两种意见，至今没有定论。看来只能以文王配享。况且周公所制定的礼制，不知道是在武王时期，还是在成王时期？如果是在成王时期，那么文王就是他的祖父，这也自然可以明白。”又问：“继承周朝的人该怎么办？”朱熹说：“只能以有功的祖先配享。”问：“周公在郊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这种说法如何？”朱熹说：“这是周公创立的一个法度，像这样将文王配享于明堂，永远作为定例；以后稷配享于郊祀，推究起来自然可以明白。后来有人妄用‘严父’的说法扰乱了它。”

蕙田按：《礼书》说成王丧期未满，武王尚未立庙，所以只宗祀文王。那么成王丧期结束后，应当改以武王配享上帝吗？康王、昭王之后，也各自以他们的父亲配享吗？这大概是拘泥于《孝经》中‘严父’的说法，而失去了应有的界限。明堂宗祀的礼制，虽然由周公制定，但实际实行是从武王开始的。武王自身有开创之功，而他的父亲又是文王，所以能够推尊他的父亲以配享上帝。后来的君王既然没有武王的功绩，而其父亲的德行又或许不如文王，那么哪里可以援引‘严父’的例子呢？况且‘严父’的说法，在周朝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周的王业由文王完成，而配享于天的却是后稷。不能在郊祀文王以配天，所以特别在明堂祭祀他以配享上帝，这是圣人变通权宜的做法。如果文王可以配享于圜丘，又何必创立这种礼制，来彰显‘严父’的意义呢？后世既然没有像后稷那样遥远的始祖可以配享于天，而开创之君也已经配享于圜丘，那么本来就不必征引古义，而拘泥于《孝经》的文字了。

附辨《礼书》，认为《丰年》诗中的秋冬报祭是指明堂及郊祀。

【陈氏《礼书·诗序》说：“《丰年》诗中的秋冬报祭，那么秋报是指季秋在明堂的祭祀；冬报是指冬至在郊外的祭祀。先明堂而后郊祀，是因为礼制由内及外；先严父而后祖先，是因为礼制由亲及尊。”】

蕙田按：秋冬报祭，郑玄笺注说是“尝祭和烝祭”。郑玄对此的解释与《噫嘻》《载芟》《良耜》不同，是因为诗中明确说“烝畀祖妣”，知道是祭祀于宗庙，而不是祭祀外在的神灵。《礼书》认为是明堂及郊祀，是不对的。至于冬至郊祀上天，是一年中的正祭，虽然也可以称为大报，但说“由内及外，由亲及疏”，是牵强附会的。

《礼记·乐记》：“在明堂祭祀，百姓就知道孝道。”【注：文王的庙宇作为明堂的规制】

《祭义》：“在明堂祭祀，是用来教导诸侯孝道的。”

蕙田按：在明堂祭祀，就是所说的在明堂宗祀文王。《孝经》认为这是周公创立的，而这里归之于武王，为什么呢？周公制定它，武王实行它，所以并称是为了通达孝道。注解说以文王的庙宇当之，是错误的。

右边关于明堂飨帝宗祀的内容。

孟子记载齐宣王问说：“人们都说我拆毁明堂，拆毁它好吗？”孟子回答说：“明堂，是王者的殿堂。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就不要拆毁它。”【注：明堂指泰山下的明堂，本是周天子东巡狩朝见诸侯的地方。齐国侵占土地而得到了它。疏证说：《地理志》说齐国南部有泰山，《史记·封禅书》说舜二月东巡狩到达岱宗，岱宗就是泰山，于是会见东方的诸侯。又说这座山是黄帝经常游历的地方，自从占卜受命以来，帝王没有看到符瑞显现而不前往泰山的。说泰山下的明堂本是周天子东巡狩朝见诸侯的地方，查《礼记·明堂位》说：明堂，是用来明确诸侯尊卑的地方。从前殷纣王扰乱天下，把诸侯做成肉干来宴请诸侯，所以周公辅佐武王伐纣，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天子之位六年，在明堂朝见诸侯，七年把政权还给成王。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命令鲁国世代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那么泰山下的明堂就是周公朝见诸侯的地方，大概鲁国封地内有泰山，后来曾被齐国征伐，所以齐国南部有泰山。文中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应当居住在泰山。”注解说：泰山黄帝有合宫在其下，可以建立明堂的规制。《礼器》说：鲁国人将要祭祀上帝，必须先祭祀頖宫；齐国人将要祭祀泰山，必须先祭祀配林。那么泰山在齐国就明白了。查周制明堂说：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席为尺度，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两筵。贾公彦解释说：明堂，是阐明政教的殿堂。又夏代以步为尺度，殷代以寻为尺度，周代以筵为尺度，这是王者阐明政教的意思。周堂高九尺，殷堂三尺，以一相参的数字，而降低宫室，那么夏堂高一尺了。又上面的注解说：堂上有五室，象征五行，以宗庙规制如同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的座位，都效法五行。因为五行先起于东方，所以东北的堂为木，其实兼有水；东南为火室，兼有木；西南为金室兼有火；西北为水室】

译室内有金子；因为中央太室有四堂和四角的房间，也都设有堂，这才知道义理确实如此。贾逵解释《太史》中关于闰月下义时说：明堂、路寝以及宗庙都有五室十二堂，门就是如此。四角的堂昏暗，在太室外连接四角建造，那么五室南北只有两筵，东西各两筵，有六尺才符合其尺度，如果听朔都在当时的堂进行，不在木、火等室居住。如果是闰月，就关闭门，站在左扇门的中间听朔。

译杨氏又说：“这又是帝王巡狩的地方，建有明堂用来朝见诸侯，施行政教，并非国都中的明堂。”

辅氏广说：“《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封禅泰山，泰山东北山脚，古代已有明堂。”

蕙田按语：孙氏疏解明堂，仍然沿袭郑玄五室说的错误，辨析见前文。

以上为方岳明堂部分。

《大戴礼记·盛德篇》说：“凡是人民患病，六畜瘟疫，五谷受灾，是由于天道不顺，明堂不修葺所致。所以遇到天灾，就要修葺明堂。”《素问》序言：“黄帝坐在明堂之上，临视八方极远之地，考察建立五帝之制。”《晏子春秋》说：“明堂的规制，土墙不加装饰，木料不加雕刻，以此向百姓展示知道节制。”

荀子《强国篇》说：“即使在边塞之外建造明堂，用来朝见诸侯，大概也是可以的。”

《尸子·君治篇》说：“黄帝称之为合宫；有虞氏称之为总章；殷人称之为阳馆；周人称之为明堂。这些都是用来彰显其善政的名称。”周公践履东宫，在明堂祭祀，暂代天子之位。明堂在左侧，所以称为东宫。

《吕氏春秋》说：“周代的明堂，外门不关闭，以此向天下展示不藏私。周代的明堂，兵器放在后面，以此体现崇尚德行、轻视武力。屋顶用茅草覆盖，柱子用蒿草捆扎，土台阶只有三级，以此体现节俭。”

《淮南子·主术训》说：“从前神农治理天下，甘霖适时降下，五谷繁茂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月按时考核，年终献上报功，按时品尝新谷，在明堂祭祀。明堂的规制，有屋顶而没有四壁，风雨不能侵袭，寒暑不能伤害，人们从容进入。周文王在明堂全面观察得失，遍览是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都记载在明堂。成王、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的规制，观察存亡的轨迹，看见成败的变化。”

《泰族训》说：“从前五帝三王执政施教，设立明堂的朝会，施行明堂的政令，用来调和阴阳之气，用来协调四时的节令，用来避免疾病的灾祸。”

《白虎通》说：“在明堂礼敬三老，以此教导诸侯孝顺；在太学礼敬五更，以此教导诸侯悌敬。”

《文中子·问易篇》说：“难道要穷尽天下人的心意吗？黄帝有合宫的听政，尧有衢室的询问，舜有总章的咨询，都是议论的意思。汇聚天下的谋略，兼取天下的智慧。”

《通典》说：“黄帝在明堂拜祭上帝【有的称为合宫】。明堂的规制，中间有一座大殿，四面没有墙壁，用茅草覆盖，引水环绕宫墙形成圆形道路，上面有楼，从西南进入，名叫昆仑，天子从这里进入以拜祭。”

蕙田按语：这就是《汉书》中公玉带的事情。

唐尧虞舜在五府祭祀五帝：青色称为灵府，赤色称为文祖，黄色称为神计，白色称为明纪，黑色称为元矩。五府的规制不详。

蕙田按语：这就是郑玄注说的内容。

《路史》说：“帝尧居住在明堂，屋檐不加雕饰，土台阶不加粉饰，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淡泊宁静。建立七庙，设立五府，用来享祭先祖，并配享五帝。”《三礼图》说：“明堂，是颁布政令的宫室。周代制度为五室，秦代为九室，十二个台阶，各自有所居处。”

《玉海》说：“孔子谈论宗庙祭祀，祭祀之事因此彰明；孟子谈论施行王政，政事因此彰明；《礼记》谈论朝见诸侯，朝见之事因此彰明。先王的祭祀，酒称为明水，食物称为明粢，衣服称为明衣，都是使之神圣。位于国都的南面，天子居其中，行政教而神明显著，所以称为明堂。”

以上为明堂附录部分。

《五礼通考》卷二十四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二十五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二十五

明堂

《汉书·武帝本纪》：建元元年秋七月，商议建立明堂，派遣使者乘坐安车，车轮包蒲草，带着束帛和加璧，征召鲁地的申公。

《郊祀志》：汉武帝刚即位时，特别敬重鬼神的祭祀。汉朝兴起已经六十多年了，天下安定。士大夫们都希望天子封禅，改正历法制度。而皇上倾向儒术，招揽贤良赵绾、王臧等人，凭借文学才能担任公卿，想要依照古制在城南建立明堂，用来朝见诸侯。起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等事宜，尚未完成。窦太后不喜欢儒术，派人监视赵绾等人的奸利之事。查办赵绾、王臧，赵绾、王臧自杀。所有兴办的事，都被废止。

《武帝本纪》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夘日，登泰山封禅，降下坐在明堂【臣瓒说：《郊祀志》起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山脚，古代有明堂的地方，就是这里所坐的。第二年秋天才建造明堂】。《儿宽传》：从东边封泰山回来，登上明堂，儿宽上寿说：“我听说三代改制，继承前代并有所因循，近来圣统废绝，陛下发愤，契合天地之意，祖立明堂，开辟辟雍，在泰山宗祀，六律五声，幽深地赞助圣意，神乐四方汇聚，各有方位象征，以辅助美好的祭祀，作为万世的法则，天下非常幸运。”将要建立大元根本瑞应，登岱宗报告，发出福祉开启门户，以等待景运到来。癸亥日，宗祀之日，宣扬重光上元甲子肃穆和乐，永远享受光辉充塞天文，灿烂地显现象数，日光昭示降下符应。臣儿宽捧着酒杯再拜，上千万岁的寿。皇帝下诏说：“恭敬地举起您的酒杯。”

《史记·封禅书》：起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