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二百三十五

译国家不超过三军，那些拥有六军的，不过是像天子那样轮流使用六乡和六遂的兵力罢了。《陈氏礼书记》说：制定国家制度为一千辆兵车。古语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然而赋税虽然达到一千辆兵车的规模，但军队不超过三军。三军就是五百辆兵车罢了。大概五百辆兵车，是由三个乡所出的；一千辆兵车，是由全国境域所出的。

译蕙田按：这一条剖析了邦国常规赋税与全部征发两种方法，极为清楚明白。知道了这一点，那么包咸的谬误就可以破除，关于《鲁颂》中两种说法的疑惑也可以决断了。

【唐氏仲友说】学者看见《周礼》中司徒建立邦国疆界与武官划分土地等级的规定，与孟子颁布俸禄的制度不相符合，因此说《周礼》不是周公制定的制度。为《周礼》辩护的人又强行解释说：“周朝九州方圆，纵横七千里。周公改变了商汤的制度，即使是小国土地也方圆百里。”这都是没有深入考据的缘故。《费誓》说：“鲁国人分为三郊三遂。”《左传》说：“完整的国家不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诸侯中最大的拥有三军也可以。”那么大国拥有三军，出自三郊三遂，这符合周朝的定制了。《牧誓》说：“武王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由司徒、司马、司空辅佐。”那么大国拥有三军，由三位卿作为统帅，一军的战车为一百二十五辆，这符合商朝的定制了。商朝和周朝诸侯的军制既然相同，划分土地的制度怎么会不同呢？周朝的九服就是大禹的五服，哪里能看到所谓七千里的说法呢？周公辅佐武王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而所封立的有七十一国，划分土地的制度如果远远超过商朝，大的相差二十四倍，小的也相差三倍，哪里容得下呢？后儒不能理解，就说：“这是兼有附庸国，确实如此。”却不思考方圆百里的土地，按九宫格划分去掉中间一份，是六万夫的土地，全部按每家出一人征发为兵，六万人尚且不足三郊三遂七万五千人的数目，战车六百辆也不足千辆的数目。所谓的园圃、住宅、士人、商人、官府、赏赐、牛马、牧养等田地，以及卿大夫公子的采邑，在哪里安置呢？每家既服役一人耕种百亩，又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没有其他余地，车马、牛只、干戈等军用物资从哪里出呢？百亩的分配按中等农户计算，足够七人食用，征收十分之一则十人供养七人，这是古代庶人在官府依次获得的俸禄。六万夫的赋税只够中等农户六千人食用而已。三乡的官吏有九千四百六十人，从哪里供给呢？还不足以供养乡遂的官吏及其百官众多人员，府史胥徒的俸禄，宗庙朝廷的礼仪，王国的朝贡，四方邻国的邦交，从哪里取用呢？方圆百里的土地不足以作为公侯的封国，非常明显。何况方圆七十里只有二万九千四百夫的土地，方圆五十里只有一万五千夫的土地，它们不能作为诸侯的封国，就更加明显了。那么子产、孟子的话不对吗？回答说：“这两位怎么可以指责呢？”只是古人的言辞简略而互相参照，详细考据，没有不相符合的。古代建国，有军有赋，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这军，出自国家的郊外。天子万乘，诸侯千乘。这赋，出自完整的国家。从军的角度说，方圆百里具备三军，方圆七十里具备二军，方圆五十里具备一军。往上推，方圆二百里具备六军。从赋的角度说，方圆千里具备万乘，方圆二百一十里具备千乘。通军与赋来说，方圆千里的国家有兵车一万九百乘。往下推，方圆百里的国家相当于四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五十里具备一军，又五十里为一遂，合计兵车二百五十乘。剩下的方圆五十里一定出赋五十乘，军赋合计三百乘。这是男爵的国家。由此往上推，方圆七十里具备二军，又方圆七十里具备二遂，大约相当于一同，合计兵车五百乘。加上一同定出赋百乘，军赋合计六百乘。这是伯爵的国家。方圆百里具备三军，又方圆百里具备三遂，合计兵车七百五十乘。加上二同半定出赋二百五十乘，军赋合计千乘。这是公爵的国家。伯爵二同则方圆一百四十一里，公爵一同半则方圆二百一十一里，子爵下同于男爵，侯爵上同于公爵，这就是说分土只有三种。除此之外就是附庸了。山川、土田，虽然未必都是其所有，都在封疆之内了。现在的颛臾，从前先王让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在邦域之中。这是附庸在封疆之内的证据。居常与许，恢复周公的疆域。这是土田在封疆之内的证据。占有龟蒙，于是平定大东；占有凫绎，于是平定徐宅。这是山川在封疆之内的证据。封疆之内，附庸、山川、土田都在其中。然而都不是出军制赋的土地，所以地方七百里只限于革车千乘。那么举封疆来说，虽然七百里还可以，何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呢？所以在天子那里说千里，是兼军赋而言；在诸侯那里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单独举军制而言。在天子那里说万乘，是按赋法通算；在诸侯那里说千乘，是兼军赋而言。在诸公那里说五百里，在诸侯那里说四百里，在伯那里说三百里，在子那里说二百里，是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在诸侯男那里说百里，是单独指出军赋的封疆。所有这些，都是简略而互相参照，看似不同却相通，哪里曾有丝毫抵触呢？而且先王对于诸侯，难道封疆一定就无所劝惩吗？庆贺则增加，责备则削减，都在封疆之中了。这是周公的定制，而成王扩大鲁国到七百里，那么康王，周公

译这样说，并不是周公的礼制所能拘束的。在齐国有赐予履地的记载，在卫国有划定疆界土地的记载，在韩侯那里有完全接受北方国土的记载。山川、土地、附属小国，有的得到全部，有的得到一部分，这都是封疆的常例。这与《武成》篇和孟子的言论，大概互为表里、相互印证了。

译蕙田按：唐氏认为百里不足以作为公侯的封地，他的说法非常确当。其余的都是凭主观臆断立论，没有依据。万井的田地，却说能出兵六万，这与井田制不相符合，这是第一个错误。《载师》九等田地，去掉其二，保留其七，把畿内的制度当作邦国的制度，这是第二个错误。天子远郊百里，公远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乡、二乡、一乡在其中，三军、二军、一军由此产生。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计算为五百乘；二军二万五千人，计算为三百三十三乘，余二十五人；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计算为一百六十六乘，余六十二人。十之五，那么百里之地，是天子的六军所出的地方，却认为是大国三军所出的地方，这是第三个错误。又向上推算，方圆二百里具备六军，不知道方圆二百里就是十二军了，这是第四个错误。大国土地总共不超过五百里，却以百里为郊，次国以七十里为郊，小国以五十里为郊，这与郑玄解释《聘礼》完全不合，这是第五个错误。千里之中出兵万乘，经文有明文记载；天子远郊百里之内六军千乘，注疏有确凿依据。现在改为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万九百乘，有什么依据呢？这是第六个错误。

《诗经》大雅“公刘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传：三单相袭也笺：邰是后稷上公的封地，大国的制度，三军以其余卒为羡，现在公刘迁到豳，百姓开始跟随他，丁壮男子刚好满三军的数额，单者没有羡卒也疏：知道后稷是上公的封地，因为《公羊传》说：‘王者之后称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后，因为有大功而改封于邰，明显是大国公爵，公刘是他的曾孙罢了，所以知道仍然是大国，应当设三军。’《地官·小司徒》说：‘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以其余的为羡，羡是指家中的副丁。’现在说‘其军三单’，就是单而没有副，所以知道公刘迁到豳，百姓开始跟随他，人数还不多，丁壮男子刚好满三单的数额，没有多余的羡卒，所以称‘单’。以《周礼》来说，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那么跟随公刘迁徙的人，家庭不满这个数目，所以通取羡卒才满三军。大国三军也是周制，却说公刘的时候已经设三军，是因为三代损益，事情多有沿袭。《甘誓》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说：‘嗟！六事之人’，这是夏时天子六军的将领都任命为卿，其法度与周相同。’当时大国也立三卿，就知道也设三军，而周制沿袭它罢了。夏殷大国百里，周则大国五百里，大小悬殊，而军数得以相同，是因为周的军赋都出于乡，每家出一人，所以乡为一军，诸侯三军，出其三乡而已，其余公邑采地不用于军。如果夏殷之世，则通计一国之人作为军数，所以这里说‘丁壮男子刚好满三军’，是通一国之人总计的。大国百里为方一里者万，为田九万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当一半之，得四万五千家，以三万七千五百家为三军，尚余七千五百，举大数，所以能为三军。次国七十里，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为田四万四千一百，半之得二万二千五十家，二军当用二万五千，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羡卒充之，举大数，也能成为二军。小国五十里，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为田二万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家，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满一军，举大数，也能成为一军，这样计算，夏殷国地虽狭，也能成为三军了】

蕙田按：大国地方百里，见于《王制》。郑康成因为这与周制不合，解释为夏殷之制，这也是臆说，在经文中初无明证。孔颖达依此，因而说周大国三军出于三乡，夏殷大国三军出于一国，但出赋之法重于近，轻于远，三代应当都同此。如孔颖达所言，那么夏殷的赋税比周独重。况且大国不过百里，只用二而当一算之，竟无三分去一于法，尤其不合。又其中或有应以六家受十三夫者，或有应除去三十六，存六十四者，其治洫治浍，也应当除去。孔颖达的说法，殊不能通。我私下认为夏殷的大国，其地百里，其赋三军，二者必有一谬。一定要遵从郑玄，则未免强为之说矣。

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传：天子六军笺：周王往行，谓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为师，今王兴师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礼。五师为军，军万二千五百人疏：二千五百人为师，夏官序官文礼，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现在周王不以军而兴师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礼故也。如果像周礼夏官序，则五师为军，军万二千五百人也。郑的此言未是定

译说。郑志记载：赵商问，此笺引《常武》“整我六师”，宣王之时不称六军而称六师，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回答说：师是众人的通称，所以人们多这样说。想要表明其大数，才说军罢了。这正回答了《常武》“六师”的问题，却没有申述此笺的意思，是他自己持守疑惑。又临硕一并引用诗中三处“六师”的文句，来诘难《周礼》。郑玄解释他们说：春秋时的军队，即使有数万之众，都称师。《诗》中的“六师”是指六军的师，这也是把它当作六军的意思。军称为师，乃是通常的称呼，不应当在这里独自设立不同的说法。应当是所注的内容广泛，来不及修改罢了。蕙田按：师和军固然属于通称，但当时文王未曾做天子，未必有六军，所以郑玄以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六师共一万五千人来解释。孔颖达的辨析也很确核，只是没有领会郑玄的意思罢了。

译观承按：文王未曾拥有六军，固然不能称为“六师”；然而文王未曾成为天子，先前也不能称为“周王”了。这大概是追封为王之后颂扬赞美之诗，所以不妨称王、称六师罢了。《诗》是咏唱的歌文，并非记载史实的史书，其中典礼固然不是凭空妄语，但也有铺张夸张之处，这自然是行文的灵活方法。如果一定要字字推敲，句句实填，那么处处都会成为阻碍的地方就太多了。就像“六师”，如果固执地按“师”字来解释，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六师也只有一万五千人，这是一军之外，只余二千五百人，而且不满两军的数量，其兵力也显得非常单薄弱小了。诗人何必极力称颂它呢？

《尚书·费誓》：“鲁人三郊三遂”【疏：“三郊三遂”，是说鲁国的三军。《周礼·司徒》：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司马法》：一万二千五人为一军。小司徒说：‘凡是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这是每家出一人，一乡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出自六乡，那么诸侯大国三军，也应当出自三乡。《周礼》又说：一万二千五人为一遂。遂人的职掌说：‘按岁时稽查人民，简阅兵器，以征发役使。’那么六遂也应当出六军。乡是正军，遂是副军。郑众说：六遂之地，在王畿百里之外。那么王畿百里为郊，乡在郊内，遂在郊外。《释地》说：‘城邑之外称为郊。’孙炎说：‘邑，就是国都。’假设百里之国，距离国都十里为郊，那么诸侯的制度，也应当是乡在郊内，遂在郊外。这里说‘三郊三遂’的，‘三郊’是指三乡。大概是让三乡的百姓分布在四郊之内，三遂的百姓分布在四郊之外。乡靠近郊，所以用郊来指代】

陈氏《礼书》郑氏《释聘礼》说：周制天子畿内千里，远郊百里，以此类推，那么上公远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减半。

郑氏锷说：乡遂的制度，上公的国家有三乡三遂，侯伯的国家有二乡二遂，子男的国家有一乡一遂。大宗伯在都家、乡邑颁布祭祀。大司马简阅稽查乡民，以用于邦国。那么邦国也有乡遂，是明显的了。

《春秋》成公元年疏：“诸侯出兵，先尽三乡三遂，乡遂不足，然后总征境内之兵。”

《春秋》庄公十六年，《左氏传》：周王派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军作为晋侯【注：曲沃武公于是兼并晋国，僖王因此就地任命他为晋侯，小国所以只有一军。疏：桓公八年传称曲沃武公灭翼，那年冬天，周王命令虢仲在晋国立晋哀侯的弟弟缗，到这时才兼并它。《晋世家》说：曲沃武公兼并晋国，已经即位三十七年了。从桓叔封于曲沃到武公灭晋，共六十七年。《周礼》小国一军，晋土地虽然大，因为刚兼并晋国，所以用小国之礼任命他】蕙田按：这虽然是一军，未必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

《春秋》闵公元年，《左氏传》：晋侯设立两军，晋侯率领上军，太子申生率领下军【注：晋原本只有一军】

《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传》：晋侯废除新军，是合乎礼的。成国不过拥有天子军队的一半，周朝有六军，诸侯中大的有三军就可以了。于是知道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去世，彘裘也年幼，都还不能立为新军主帅。新军没有主帅，所以废除它【注：荀防、士鲂去世，他们的儿子都年幼，不能担任卿，所以新军没有主帅，于是废除它。疏：《周礼》大宗伯以九仪之命端正邦国的法度，五命赐给法则，七命赐给国家。郑玄说：法则之地未成为国家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赐给方圆百里、二百里、三百里的土地，方圆四百里以上为成国。如郑玄所说，成国只有公与侯，伯虽然与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称为成国。成国才能拥有天子军队的一半，未成国则不能】

蕙田按：以上三条，都是春秋时期邦国的军队，接近《周礼》的，所以列在这里。

又按：以上邦国乡遂的军队

《汉书·刑法志》：地方一里为井，十井为通，十通为成，成方圆十里。十成为终，十终为同，同方圆百里。十同为封，十封为畿，畿方圆千里。有税有赋，所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是十六井。有一匹戎马，三头牛。四丘为甸，甸是六十四井。有四匹戎马，一辆兵车，十二头牛，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干戈齐备，这叫做乘马之法【师古说：税，是田租；赋，是说征收财物。郑氏说：甲士在车上】

蕙田按：成与甸是一种制度。成通治洫甸，根据出赋，所以并举之。然而这一段本是班氏撮述古代军赋的大要。现在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是邦国郊外的制度，偏举一端来说。古代军赋，虽然乡遂每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国国中每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临阵对敌，都是一车七十五人，而七

译家中一个人的制度与他相同，所以举出他来说明。其余的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

译《论语》中“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注：马融说：《司马法》规定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一成出兵车一乘。那么千辆兵车的赋税，其土地面积为一千成，国土面积约为三百一十六里有余。只有公、侯的封地才能容纳这样的规模，即使是大国征发的赋税也不会超过这个数目。包咸说：千乘之国，就是方圆百里的国家。古代实行井田制，方圆一里为一井，十井为一乘，方圆百里的国家正好对应千乘。马融依据《周礼》，包咸依据《王制》，孟子的说法令人疑惑，所以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疏：关于“一千成土地面积为三百一十六里有余”的解释，是因为方圆百里的一块地，相当于方圆十里的一块地的一百倍；方圆三百里的一块地，是方圆百里地的三倍，三乘三等于九，即相当于九块方圆百里的地，合起来就是九百块方圆十里的地，可出兵车九百乘。计算下来，距离千乘还差一百乘，即还差一块方圆百里的地。将这块方圆百里的地分成六份，每份宽十六里，长一百里，将其拉长连接起来，就是长六百里、宽十六里。将其对折，每边长三百里，用来填补前面三百里的缺口，南边和西边就变成了方圆三百一十六里。然而西南角还缺一个方圆十六里的正方形，一个方圆十六里的正方形，相当于二百五十六个方圆一里的正方形。之前将方圆百里的地分成六份，剩余四百个方圆一里的正方形，现在用二百五十六个方圆一里的正方形填补西南角，还剩余一百四十四个方圆一里的正方形，再将其分割填补到三百一十六里两边的空缺处，每边就不足半里了，所以说三百一十六里有余。说“只有公、侯的封地才能容纳它”，根据《周礼·大司徒》记载：诸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诸侯的封地方圆四百里，诸伯的封地方圆三百里，诸子的封地方圆二百里，诸男的封地方圆百里。千乘之国的土地面积为三百一十六里有余，伯、子、男从方圆三百里以下，都无法容纳，所以说只有公、侯的封地才能容纳它。《坊记》说：制定国家的规模不超过千乘。《明堂位》说：封周公于曲阜，土地方圆七百里，兵车千乘。包咸说：千乘是百里之国，包咸认为古代大国不超过百里，每十井为一乘，即方圆一里的十块地为一乘，那么方圆一里的百块地为十乘。根据开方计算的方法，方圆百里的一块地，等于一百块方圆十里的地，每块方圆十里的地，等于一百块方圆一里的地，其赋税为十乘，一百块方圆十里的地，其赋税就是千乘，所以说正好是千乘。马融依据《周礼·大司徒》的记载，诸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侯方圆四百里以下。包咸依据《王制》说：“凡四海之内，九州，每州方圆千里，每州建立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七个，方圆十里的国家六十五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总共二百一十个国家。”《孟子》说：“天子的制度，土地方圆千里，公、侯都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男方圆五十里。”

贾公彦说：“一成出兵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这是天子畿内邦国的法规。郑玄注《论语》‘治理千乘之国’，也引用《司马法》，那是畿外邦国的法规。那里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兵多。这里士十人，徒二十人，相比畿外甲士多，步兵少，内外有别的原因。”

【陈氏《礼书》说：《易经》说：震惊来自内部。《王制》说：公、侯的田地方圆百里。《孟子》说：诸侯不到方圆百里，不足以守护宗庙的典籍。周公封于鲁，太公封于齐，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在百里之内。《春秋传》说：列国一同。《明堂位》说：鲁国兵车千乘。《坊记》说：制定国家不超过千乘。《论语》说：治理千乘之国。大概诸侯土地不超过百里，兵车不超过千乘。用开方计算的方法，方圆十里的地等于一百个方圆一里的地，方圆百里的地等于一万个方圆一里的地，方圆一里的百块地，其赋税为千乘；方圆一里的一万块地，其赋税也是千乘】

【又说：周朝三等国家，从土地来说，公、侯方圆百里，是大国；伯方圆七十里，是次国；子、男方圆五十里，是小国。军队的多少，取决于土地的广狭。公、侯的田地都是方圆百里，那么都有三军】

何楷说：“包氏注《论语》，直接说古代井田制方圆一里为一井，十井为一乘，百里之国正好千乘。鲁成公实行丘甲制，而《春秋》讥讽他。丘，是十六井，用十六井出一个甸的赋税，尚且不可以，现在却让十井出一个乘，其暴虐又超过了成公。难道古代有这样的制度吗？”

惠栋案：大国三军兵车五百乘，如果按土地征发赋税，则可得千乘。千乘征发赋税的方法，则服从防范。注：《左传》所引《司马法》所谓甸六十四井出兵车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是马融、郑玄注《论语》引用的，想要显示邦国疆域的实际数目，所以将甸改为成，其实是一样的。《孙子兵法》说：“兴师十万，每天耗费千金，怠于操劳的人有七十万家。”大概说的是七家赋出一兵。现在用此法推算，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余二夫。现在只出七十五人，那就是七家又十分之五强出一人。此说本无可疑，自从何休注《公羊传》‘初税亩’说：‘圣人制定井田之法，十井

译共同出兵车一乘。」包咸沿袭此说，也认为十井为一乘。百里之国的军赋应当是一千乘。何元子对此进行辨析，认为如果让十井出一甸的赋税，那么这种暴虐程度就超过成公时的丘甲制了。这个说法最为精当，然而后来的儒者仍然对此说感到困惑，这是因为关于邦国疆域的各种说法参差错杂、互不相合。《王制》说：“公侯的封地是方圆百里，伯是七十里，子男是五十里。”《孟子》说：“诸侯的封地是方圆百里，不到百里不足以守护宗庙的典籍。”周公受封于鲁，是方圆百里，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地只取百里。太公受封于齐，也是方圆百里，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地只取百里。如今考证《王制》所说的内容，郑康成认为夏朝实行五等爵位，三等受地；到了殷朝，将爵位变为三等，把子男与伯合并为一，其受地也保持三等不变。这一点《白虎通》有详细的论述。武王攻克商朝后，恢复增加子男爵位为五等，其受地则与夏、殷的三等同。《尚书·武成》所说的“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就是这个意思。齐鲁的封地都在武王时期，《孟子》所说的“土地并非不足却节俭于百里”，大都是依据最初的制度而言。贾公彦在《职方氏》的疏中申述郑康成的意思，认为当时九州的疆界尚窄，到了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致太平，制礼完成，武王想要扩大九州的疆域，于是五等爵位按照五等受地。那么《周礼·大司徒》说：“凡是建立邦国，诸公的封地是方圆五百里，诸侯的封地是方圆四百里，诸伯的封地是方圆三百里，诸子的封地是方圆二百里，诸男的封地是方圆百里。”就是如此。马融认为一千乘的土地是三百一十六里有余，又说“只有公侯的封地才能”容纳，即使是大国军赋，也不会超过这个限度。这几句话最值得玩味。大概《左传》说不过半天子的军队，《坊记》说不过一千乘，所谓“不过”，是说军赋以此为限，并非土地只有三百一十六里，所以说大国也不会超过。《史记》说：周朝封伯禽于鲁，土地方圆四百里。《明堂位》则说因为成王想要扩大鲁国在天下中的地位，所以封周公于曲阜，土地方圆七百里。然而说到鲁国的军赋，也不过革车一千乘而已。如果孟子回答北宫锜说：“周朝分封爵位和俸禄，公侯都是方圆百里，伯是七十里，子男是五十里。不到五十里的，不能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赵岐注解说：“诸侯方圆百里，象征雷震。”这是把夏制当作周制，他说：“我也曾听说过大概，”这是传闻约略之词，而不是典籍的明确依据。可知王与之说：孟子见到战国争雄，土地广袤，于是援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制度，来抑制当时并吞无厌的野心。像现在的偏远州县，何止百里？《周礼》所载并不过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大概一千乘的土地是一千成，那么就有九万井有余，这已经是九百多里了，还能说是百里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子产到晋国献捷，晋国人责备他为什么侵犯小国。子产回答说：“从前天子的土地是一圻，列国的土地是一同。现在大国多数超过一圻了，如果不侵犯小国，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这也是救时的言论，并非核实之论。至于先儒想要把不同的说法统一为相同，说法越多就越错乱。一是陈君举的说法，认为《周礼》封地方圆五百里，是周围五百里，直径只有一百二十五里；方圆四百里，直径只有一百里；方圆三百里，直径只有七十五里；方圆二百里，直径只有五十里；方圆百里，直径只有二十五里。他自己认为这个说法与《王制》相合。朱子辨析说：“原文说方圆千里之地用来封公，则有四位公；用来封侯，则有六位侯；用来封伯，则有七位伯；用来封子，则有二十五位子；用来封男，则有一百位男。其土地已有定数。君举的说法如何能通？”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一是陈用之的说法，认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正封的实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则兼有所统辖的附庸。然而方圆五百里则是方圆百里的二十五倍，难道公的正封只得到方圆百里的一个，而附庸反而得到二十四个吗？方圆四百里则是方圆百里的十六倍，难道侯的正封只得到方圆百里的一个，而附庸反而得到十五个吗？推而广之到伯、子、男，都不能通。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现在的说法关于一千乘，一概以马融、郑康成及朱子的言论为准，其余说法都不采纳。

译孔子说：“仲由啊，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可以让他管理那里的军赋。”

子路说：“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夹在几个大国之间，再加上外有军队侵犯，接着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百姓勇敢，并且懂得道义。”

《礼记·坊记》：“建立国家的规模不超过千辆兵车【注：古时方圆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车一乘，这是兵赋的制度。成国的军赋为千辆兵车疏：《左传》说‘成国的军队不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意思是满千辆兵车就是成国，这是公侯的封地。案：千辆兵车的军赋，土地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有余。案：《周礼》规定公的封地五百里，侯的封地四百里，这就超过了千辆兵车。说‘不超过千辆兵车’，意思是土地虽然超过，但兵赋只有千辆兵车。所以《论语》注说：‘即使是大国，军赋也不超过这个数’】

孟子：“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注：千辆兵车，指兵车一千辆，说的是诸侯】

《诗经·鲁颂·閟宫》：“公室的兵车千辆，红缨绿绳，两矛重弓【传：‘大国的军赋是一千辆兵车。’疏：‘《明堂位》说：‘封周公于曲阜，土地方圆七百里，革车一千辆。’现在恢复旧制。《司马法》：‘方圆十里，出兵车一乘。’计算鲁国方圆七百里，兵车应该很多，却说一千辆，是因为《坊记》说：‘建立国家不超过千辆兵车。’那么土地虽然广大，以千辆兵车为限，所以说‘大国的军赋是一千辆兵车’。《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计算一千辆兵车有七万五千人，这就是六军了。与下文‘公徒三万’的数字不合，是因为两件事不同。《礼》：‘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地官·小司徒》说：‘凡是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这是每家出一人，一乡为一军，这是出兵的正常制度。天子六军既出自六乡，那么诸侯三军就出自三乡。下文说‘公徒三万’，是指乡里所出，不是那千辆兵车的军队。这里说‘公车千辆’，是指按土地出兵，不是那三军的事。两件事不同，所以数字不相合。之所以一定有这两种方法，是因为圣王治理国家安定，不忘危险，所以命令各地都有出兵制度。如果听从王伯的命令，那么侯国的大小出兵三军、二军；如果前方敌人不服，用兵未止，就尽全国境内都让从军，所以又有这种按土地出兵的方法。但乡里出兵是正法，所以每家出一人；按土地出兵则非常法，所以每成出一车。因为是非常法，所以优待它】

公室的士兵三万，贝壳头盔红边，众士兵行列整齐【笺：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大国三军，共三万七千五百人。说三万，是举整数。疏：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大国三军，都是夏官序文。举整数，是说略去七千五百，只说三万。这样笺认为僖公当时确实有三军。回答临硕说：鲁颂‘公徒’说三万，是三军的大数。又认为这是三军，是因为周公受七百里封地，明知当时遵循上公制度，具备三军数量。这里叙述‘恢复周公的疆域’，所以此笺以三万为三军，说它恢复旧制。又因为凡是举大数都举接近的，如果是三万七千五百，大数可为四万。此颂赞美僖公，应该夸大其事，不应减少数字说三万。所以回答临硕认为这是二军，因为不安，所以两种解释都有。现在用《春秋》检验，则僖公没有三军。襄公十一年经书‘作三军’，说明以前没有三军。昭公五年又书‘舍中军’，如果僖公有三军，那么建立时应当记载。从文公到襄公又减为二军，那么舍弃时也应当记载。《春秋》的体例，军赋事重，‘作’‘舍’都记载。在僖公时代没有‘作’‘舍’的文字，就知道当时没有三军。郑玄认为周公、伯禽时代应当有三军，僖公能恢复周公的疆域，遵循伯禽的法度，所以以三军解释。其实当时只有二军】

《周礼·大司马》正义：“大国三军，上公为大国，鲁是侯爵，而《颂》说‘公徒三万’。注：‘大国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三万是举整数。’然而在僖公时，其实只有二军，所以襄公十二年作三军，说明以前没有三军。作诗的人，举盛时而言。如果这样，鲁公伯禽之时则有三军，鲁语季武子为三军，叔孙昭子说：‘不可，现在我是小侯。’说明大侯之时有三军。郑玄回答林硕为二万，大数者以实言之。”

【何氏楷说】千辆兵车的制度，很少能明白的。先儒都根据《汉书》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十为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车千辆。然而《王制》《孟子》都说大国百里，哪里来的三百一十六里？等到考察《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与《左传》《孟子》不合，因此反复寻绎，更以《诗》‘公车千辆’的制度求之

译然后才知道《周礼》确实没有错误，而众儒凡是解释“千乘”时，未曾点出的原因，是什么呢？查《大司徒职》说：“凡是建立邦国，用土圭测量土地，来划定疆域。”公爵的土地，疆域方圆五百里，其中供自己使用的占一半；侯爵的土地，疆域方圆四百里，其中供自己使用的占三分之一；伯爵的土地，疆域方圆三百里，其中供自己使用的占三分之一；子爵的土地，疆域方圆二百里，其中供自己使用的占四分之一；男爵的土地，疆域方圆百里，其中供自己使用的占四分之一。郑玄解释说，公爵受封土地广阔，赋税物资多，只留下一半就足以供给国家日常开支和积蓄之用，用另一半作为剩余贡品献给天子；侯爵、伯爵受封土地稍少，那么赋税也少，所以三分之二留作自用，用三分之一作为剩余贡品献给天子；子爵、男爵受封土地更少，赋税更少，所以留四分之三自用，也用四分之一作为剩余贡品献给天子。大国贡赋重，是正当地位；小国贡赋轻，是爱护他们。根据这种说法，那么所谓“其食者”，是指天子享用那土地的收入罢了。现在就依照这种方法用诸侯的土地来推算，计算疆域方圆四百里作为田地，应当有十六万井，除去山林园囿、城郭沟渠之类，大致去掉三分之一，实际应当剩下十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将其分为三份而将一份贡给天子，还剩下两份，应有六万六千一百零五井，这就是留作本国使用的。用丘甸法来合算，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是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是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由此累积计算，那么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到六万四千井就应当出千乘了。此外剩下的二千一百多井，还应当出车三十多乘，而经传只以千乘之国来说的，是举整数罢了。司焉法《汉书》，寻求这种说法而得不到，于是增加“同十为封”一条，以求符合千乘的数目，但其实没有这种制度】

译蕙田按：何休用方圆四百里的甸区来推算六十四井出一辆兵车的制度，恰好得出千乘之数，自认为是独创的收获，却不知道丘甸的制度本来有两种算法：有一种是甸出一辆兵车，这是根据六十四井实际缴纳赋税的情况来说的；有一种是成出一辆兵车，这是根据旁边增加一里用来治理沟渠的情况来说的。何休忘记了旁边增加的成，只按照甸来计算，他的立论怎能说是详尽呢？至于“食者半，食者参之，一食者四之一”，是指向天子缴纳的贡赋而言，与军赋本来不相干，强行牵强附会，也不可采纳。

【戴震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大概是一辆车和士卒共三十人，千乘正好是三万人，分开说就叫做士、叫做徒，合起来说就都是公徒。武王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齐侯派公子无亏率领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大概是不说步兵而只举甲士，其数目也相合。杜预注《春秋》作丘甲，说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辆，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他的说法引用《周礼》，而掺杂了汉代《刑法志》的内容。《刑法志》也本于《司马法》，然而《司马法》与《周礼》有相合的地方也有不相合的地方，相合的才可以依据，不相合的不可执着用来确定《周礼》。郑玄依据《司马法》甸出一辆兵车，每辆车士卒共七十五人的说法，认为千乘是阖境所出的，五百乘是常征所用的，计算应有三万七千五百人，举成数所以说三万，他的说法不对】

蕙田按：引用《司马法》文字的不止一处。其中说：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百亩为夫，三夫为屋，三屋为井，十井为通，通为匹。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十通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辆，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辆，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辆，士千人，徒二千人。这是郑玄《小司徒》注所引用的，《小雅·甫田》笺也采用它。其中说：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这叫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辆，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戈盾具备，叫做乘马。这是服虔《左传》注所引用的，见于《小雅·信南山》正义。所谓通、成等，是从治理沟渠的角度来说的；所谓丘、甸等，是根据实际缴纳赋税的角度来说的。两者互相阐明实质，就是同一种方法，无可怀疑。唯独一车三十人，一车七十五人，这两种说法不同。郑玄注《论语》“道千乘之国”，也引用《司马法》，但只想显示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零，所以不引丘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车七十五人，参合两文为一则。《小司徒》正义说：郑玄注《论语》是畿外邦国的制度，甲士少，步兵多。这里“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兵少，内外有别，所以如此。可见《司马法》本来有两种方法，贾公彦的话很明白。看郑玄在《论语》注中，服虔、杜预在《春秋左氏传》中所说的，都是邦国的事，都引用七十五人的说法，唯独在《小司徒》畿内的事则引用三十人的说法，足以知道贾说的精妙了。现在《鲁颂》正是邦国的事，戴震用都鄙的事来解释，是不对的。又古代每辆车士徒共七十五人，这是定法。孔颖达在《书·牧誓》正义、《礼记·坊记》正义、《春秋·成公元年》正义中，都说征课出兵的数量与临阵对敌的数量不同。征调的士兵到达后，临时分配，车虽然在那里，人却分散了，先前配车的人不必再归属原来的车。这样即使七十五人，也恰好与军法相合，也不必符合原来征调的士兵。如果是三十人的制度，自属原来征调的，显然不是军法。至于武王所用的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这是《孟子》的文字。戴震据此，说一车甲士十人。《书序》又作三百人，孔传说“虎贲”就是甲士，也就是百夫长。孔颖达疏解，又说一车士徒共百人，而甲士只有一人，都不对。革车之外，又有虎贲，两者本来不相干。至于公子无亏所率领的，杜氏明确说“车甲的赋税异于平常”，当时卫国被狄人灭掉，戴公在曹国建庐，派人职守，不是寻常征战的事可比，拿它作为证据，更不足以依据。

《汉书·刑法志》：十井为通，十通为成，成方十里。十成为终，十终为同，同方百里。十同为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这是诸侯中最大的。这就叫千乘之国。

蕙田按：以上是邦国境内的军赋

何休《公羊传》注：“古时候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人，下卿各两人，司马事务简省，上下卿各一人，上士辅佐上卿，下士辅佐下

译卿。”《公羊传》疏：“隐公五年的注解说：‘按照礼制，天子拥有六军，方伯拥有二军，诸侯拥有一军。’作为王官之伯，其地位应当是天子的半数，却拥有三军。鲁国作为州牧，也只有二军。只设置司徒、司空作为将领，下面各有两位小卿，辅助他们处理政务。司马的事务较为简省，大概只是总体监管罢了，所以只有一位小卿辅助他。知道古代只有司徒、司空掌管具体事务，是因为《诗经》说：‘于是召见司徒，于是召见司空’，没有提到司马，所以知道司马的事务简省，只是总体监管罢了。那么，司徒卿一人，其下属大夫二人；司空卿一人，其下属大夫二人；司马卿一人，其下属大夫一人。这就是所说的诸侯制度，即三卿五大夫。王氏与之说：‘《王制》说大国三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三卿，其中二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其国君任命；小国二卿，其中一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其国君任命。’经文写成‘二卿都由国君任命’，注疏认为这是错误，大概是因为想要担任将领的人，都出自天子所任命的卿，以此来表明兵制虽然完备于邦国，但兵权不属于私人，这是圣人统御诸侯、防患于未然的深远用意。”

译薛氏衡说：晋悼公时期，魏绛担任司马，张老担任侯奄，铎遏防担任上军尉，籍偃担任司马，让他们训练士兵和战车，杜预注解说军将都是受命为卿，这还保留着先王的遗意。

杂说：军制有隆重与简略的区别，而军帅没有隆重与简略的区别。军制有隆重与简略的区别，是为了明确等级名分；军帅没有隆重与简略的区别，是为了爱护百姓。所以即使是一军，也任命卿来统领，这是重视百姓的表现。《春秋》对于将领地位低微而军队众多的情况，就加以讥讽。圣人是不忍心让士兵去与敌人拼杀的。情况就是这样。

惠田按语：以上论述的是邦国的军将制度。

《礼记·坊记》：“家富不过百乘。”【疏文：“家富不过百乘”，指的是诸侯的卿所获得的采邑。所以《左传》说：‘只有卿具备百个邑，土地方圆百里。’直接说‘只有卿有百邑’，却不知道天子、诸侯、公、卿、大夫采邑的大小。查考郑玄对《大司徒》的注解说：‘方圆百里的国家，共有四个都；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共有四个县；方圆二十五里的国家，共有四个甸。’又说：‘享有采邑食禄的人，都占其中的四分之一。’解说者据此认为公享有百里，卿享有五十里，大夫享有二十五里。那些诸侯的卿大夫，传文中说‘卿具备百邑’；《论语》说‘百乘之家’，这是依据诸侯臣属的采邑，那么公的孤卿、侯伯的卿与天子的公相同，都是方圆百里；公的卿与侯伯的大夫相同，都是方圆五十里；公的大夫与侯伯的下大夫相同，都是方圆二十五里。至于子男的土地，只有方圆二百里以下，他们的卿的采邑就不能再达到方圆百里了。查考《易经·讼卦》的注解说：‘小国的下大夫采邑方圆一成，其赋税为三百家。’只有这一条记载，对于子男的中等和大型采邑没有提及。查考郑玄对《论语》‘伯氏骈邑三百’的注解说：这是齐国下大夫的制度，那么似乎公、侯、伯的制度下大夫只有三百家，但这是因为春秋时齐国强盛，臣子众多，所以伯氏只享有三百家的邑，与礼制不同。这些都是皇氏的说法。熊氏认为‘卿具备百邑’，郑志认为邑方圆二里，与百乘不同，又因为诸侯臣属赐地没有定规，得到地的卿有百乘，下大夫则得到方圆十里的‘成’】。

《孟子》：“百乘之家。”【注：“百乘之家”，是指大国的卿享有采邑，有兵车百乘的赋税。比如齐国的崔氏、卫国的宁氏、晋国的六卿等。】

《汉书·刑法志》：十个“成”为“终”，十个“终”为“同”，“同”方圆百里，一个“同”方圆百里，总共有万井，除去山川沼泽、城池邑居、园林道路三千六百井，实际出赋税的有六千四百井，马四百匹，这是卿大夫采邑最大的情况，称为百乘之家。

惠田按语：以上论述的是邦国卿大夫家的军制。

右边论述的是邦国的军制。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预注：《周礼》规定四个邑为一个丘，丘有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个丘为一个甸，甸有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这是甸所出的赋税，现在鲁国让丘来出这些赋税，讥讽其加重赋敛，所以史书予以记载。疏文：郑玄注《小司徒》引用《司马法》说：一个成出革车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十个成为一终，千井出革车十乘，甲士百人，徒卒二百人；十个终为一同，万井出革车百乘，甲士千人，徒卒二千人。这与这里的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不同，是因为《小司徒》辨别的是王畿内都鄙的地域。郑玄所引的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是指公卿大夫在王畿内采邑的制度，而这里说的是诸侯邦国出兵的方法，所以不同。一乘甲兵，是甸所出的赋税，现在鲁国让丘来出，甸的赋税就比常规增加了四倍。】

《左氏传》：因为齐国的威胁所以作丘甲。【注：前年鲁国向楚国乞求军队，想要用来讨伐齐国，楚军没有出动，所以恐惧而作丘甲。疏文：《左氏》经传都只说作丘甲，加重赋敛这件事，传文中没有明文记载，而知道是为丘作甸甲，是因为传文说因为齐国的威胁所以作丘甲，考虑到有齐国的威胁而多制作甲兵，就知道是加倍制作了。《初税亩》说“初”，这里不说“初”，是因为这是为了防备齐国的威胁，暂时这样做，并不是最终沿用的制度，所以不说“初”。那么筑城防备危难，不合时宜也不讥讽，这里也是防备危难却讥讽的原因，是因为鲁国是大国，甲兵本来就多，僖公时期，颂诗说“公车千乘”，昭公时的搜阅，传文称“革车千乘”，其甲兵足以抵御敌人，却又加重赋敛，所以讥讽它。】

颜师古《汉书注》：“丘，是十六井。只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个丘为一个甸，甸是六十四井。才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罢了。现在却让丘出甸的赋税，违背了常规制度。”

李氏景齐说：“成公作丘甲，《春秋》讥讽他。大概常规赋税是在一个甸征收，而鲁国在一个丘征收，那么军赋就极重了。”

杜氏佑说：鲁国自从禽父被封在曲阜，到僖公能够恢复周公的疆域。其诗说：“公车千乘”，解说者认为这是大国的赋税。又说“公徒三万”，解说者认为这是大国的军队。所以知道三军是鲁国的旧制，那说三万，是举整数【实际是三万七千五百人】。宣公奢侈过度，初税亩，十分之二征税，已经增加了民税。等到成公谋划讨伐齐国【元年】，作丘甲，每个丘各出一甲。

译又增加百姓的赋税，规定每一丘出步兵二十四人、甲士一人。每三甸增加一辆兵车，兵车的赋税已不再是《司马法》的旧制了。

译陈氏《礼书》说：周礼规定，九户人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包含十六井，需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一甸，甸方圆八里，共六十四井，需出长毂战车一辆，戎马四匹，牛十二头，披甲战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又，方十里为一成，出一辆长毂战车。古人有时把“甸”称为“乘”，有时把“乘”称为“甸”。以“甸”为“乘”，如《周礼》中稍人掌管丘乘的政令，《礼记》中“为社丘乘粢盛”即是此意。以“乘”为“甸”，如卫良夫“乘衷甸两牡”即是此意。大概“乘”是甸的赋税，“甸”是乘的土地。甸方圆八里，是从土地面积来说的；成方圆十里，是连同治理沟洫来说的。其实二者是一致的。现在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出甲士一人，这样一甸之中共有百人当兵。谷梁传认为甲不是人人所能制造的，杜预认为每丘出的赋税是甸赋的四倍，这都是错误的。

郑氏伯谦说：“宣公初税亩，是在公田之外，又对私田的亩数实行十分之一的税收，然而赋役制度尚且完好。到了成公实行作丘甲，则是每三甸增加一辆兵车的赋役，这就不再是《司马法》的旧制了。”

蕙田按语：杜佑《通典》说，丘甲就是每丘出甲士一人，既然出了甲士，就有二十四名步兵跟随，实际上是出二十五人，即一“两”的人数。三丘共出七十五人，为一辆战车的人数，即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四丘为一甸，那么就有百人当兵了。如果按杜预的说法，一甸增加二百二十五人；如果按杜佑的说法，一甸增加二十五人。凡是三甸增加一辆战车，在各种说法中，这两种说法都比较合理，现在也无法确定取舍哪一种。陈氏祥道、郑氏伯谦以及近时的吴氏鼐，都跟随杜佑的观点。

【吴氏鼐说：一甸六十四井，四周各加一里，就成为一百井。除去山川林麓三十六井，实际出赋的是六十四井。八家同井，六十四井共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是七家出一兵。为什么叫“甲”呢？五伍为一甲，以一甲统领，共三甲成为一辆战车。不说“乘”而说“甲”，是因为甲用来统领士卒，是车马器械的总持，所以不叫“乘”而叫“甲”。作“丘甲”，是把甲系于丘，让每丘作一甲。如果按甸赋，那么一丘所出的只有十八人罢了。破坏甸赋而按丘赋，那么一甸之中就有百人当兵了。五百一十二家出百人，是五家出一兵，这不是古制。】

蕙田按语：吴氏把“山陵林麓”改为“山川林麓”，又以此当作郑氏治理沟洫的数额。不知道山陵林麓占三分之一除去，是根据大概而言的。如果仔细推算，那么应当在一百井之内除去三十六井，保留六十四井才符合。但因为这个数额与郑氏出税治理沟洫的数额相符，所以后人常常误认。所以郑氏在一成之内除去治理沟洫确定出税等说法，本来就是已经除去了山陵林麓，然后才采用这种方法的。现在又想在这里再次除去山陵等，而治理沟洫的劳力反而不计及，那就疏漏了。又，古人说税赋都不除去公田，因为公田就是赋税。除去公田来计算赋税，就是加赋了。吴氏“五百一十二家”等说法，也是不对的。又，吴氏把《周礼》的五伍改为两，改为五伍为甲，丘出二十五人，甸出百人。这种说法出自《通典》，现在暂且保留在这里。又说按甸赋则一丘出十八人，又超过十分之七。吴氏说“十八人是取其大概而言”。

观承按语：四丘出甲，是专门就甲士三人而言，还有步兵七十二人，合计七十五人成为一辆战车。大概一丘不能单独出一甲，合并四丘为一甸，才能共同出三甲。如果按杜预的说法，让一丘已出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成为一辆战车，那么四丘为一甸，可以得到甲士十二人，步兵二百八十八人，有四辆战车了。鲁国虽然加赋，也必定借端逐渐增加，怎么能突然增加数倍？一甸忽然出四甸的赋税，即使民力也怎么承受得了？只有杜君卿（杜佑）的说法稍微合理可信。大概四丘出三甲，现在让一丘出一甲，那么四丘为一甸而得到四甲，是一辆车之外剩余甲士一人，步兵二十四人，合并三甸而多出一辆车，可以增加一辆战车了。这是巧取于民的手段，三分之中增加一分，大变了旧时车赋的常制。《春秋》记载说：“作丘甲”，以此来讥讽它。这样解释，那么“丘甲”二字也就有着落了。

《公羊传》说：作“丘甲”，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让百姓制作铠甲【注：甲，铠甲。讥讽开始让百姓制作铠甲。古时有四种人：一是德行才能居于官位叫士，二是开垦土地种植谷物叫农，三是心灵手巧制成器物叫工，四是流通财物买卖货物叫商。四种人不互相兼任，然后财用充足】。《谷梁传》说：是制作。丘制作铠甲。丘制作铠甲，是国家的事。丘制作铠甲，是不合正道的。丘制作铠甲为什么不合正道？古时建立国家，百官具备，农工都有职务侍奉上级。古时有四种人：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铠甲不是人人所能制作的，丘制作铠甲，是不合正道的【注：丘，十六井。让一丘的百姓都制作铠甲】。

译蕙田按：关于制作丘甲这件事，杜预的注解与《公羊传》《谷梁传》不同，然而仔细考证，似乎应当采纳杜预的说法。因为《左传》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既然说是为了防备危难，自然必定会增加兵力。如果依照《公羊》《谷梁》的说法，只是增加铠甲而不增加兵力，这不符合防备危难的本意。况且所谓“人人制作铠甲”的说法，也太迂腐荒谬，必定没有这样的事。当时的鲁国君臣虽然愚昧，但如果铠甲堆积得像丘山一样高，而国家却不增加赋税，难道不可笑吗？颜师古的说法与杜预相同。

译鲁襄公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国设立三军。【杜预注：增立中军。疏：《左传》昭公五年记载“舍中军”，说明这一年设立中军，而昭公五年废除中军，因此知道鲁国原本只有上、下两军，现在增立中军。】《左传》记载，季武子打算设立三军。【注：鲁国原本没有中军，只有上、下两军，都隶属于国君。有战事时，三卿轮流率领军队出征讨伐。季氏想要独占民众，所以借设立中军的名义，借机改革制度。疏：《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封周公于曲阜，方圆七百里，那时必定有三军。《诗经·鲁颂·閟宫》歌颂僖公能恢复周公的疆土，说“公徒三万”，那么僖公复古也制定了三军。大概从文公以来，霸主的命令是军队多则贡赋多，所以减少为两军，并不是鲁国人口不足以组成三军。如果这样，昭公五年废除中军记载在经文中，从前如果减少一军也应该记载，而经文没有记载，是因为设立三军和废除中军都是改变常规、削弱公室，季氏专权擅改，所以史官特意记载。如果国家自行衡量强弱，军队或减或增，国史不需要记载。为什么呢？僖公复古开始有三万人，那么以前就没有三万人了。僖公设立三军也没有记载，何必奇怪废除不记载呢？苏氏也说，僖公时确实有三军，自文公以后废除一军，不是因为本来就没有所以废除才不记载。《周礼·小司徒》说，凡是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所以每家出一人，一乡为一军。天子六军出自六乡，那么大国三军出自三乡，其余公邑采地的民众不在三军之内。季武子现在设立三军，就不同于此了。把鲁国隶属于国君的民众都分为三份，也叫三军，其军队的民众不止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什么呢？鲁国全境隶属于国君的民众难道只有一万二千五百家吗？明显不是这样。由此说来，这设立三军与礼制中的三军名同而实异。】季武子告诉叔孙穆子说：“请设立三军，各家征收自己军队的赋税。”【注：征，赋税。三家各自征收自己军队的赋税。】穆子说：“政令将落到你身上，你必定不能承受。”【注：政，霸国的政令。礼制规定大国三军，鲁国是大国制度，贡赋必定沉重，所以担心不能承受。】武子坚持请求。穆子说：“那么就此盟誓吧。”于是他们在僖闳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正月设立三军，把公室分为三份，各家占有一份。三子各自毁坏自己的车乘。【注：把国家的民众分为三份，各家占有一份。又各自毁坏自己的车乘，分配以凑足三军。】季氏让他的车乘人员，率领服役的邑地归附季氏的免除赋税，不归附季氏的加倍征收赋税。【注：让军乘之人率领服役的邑地归附季氏的免除公家赋税，不归附季氏的则让公家加倍征收赋税，设置利弊想要驱使民众归附自己，民众躲避加倍征收，所以都归附季氏。】孟氏让一半人做臣仆，有的做儿子，有的做弟弟。【注：取其子弟的一半。把车乘之人分为四份，三份归公，取一份。】叔孙氏让所有人都做臣仆。【注：全部取走子弟，让他们的父兄归公。】不这样做就不罢休。【注：制军分民如果不这样，三家就不会放弃旧制而改作，这是三家盟誓的根本言论。疏：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为四，季氏全部取走四份，叔孙氏取两份，孟氏取一份。大概把国民分为十二份，三家占七份，国君占五份。】《谷梁传》说：“作，是设立的意思。古时天子有六师，诸侯有一军，设立三军不合礼制。”【注：昭公五年经文说“舍中军”，传文说“贵复正也”，那么鲁国有两军，现在说设立三军，是增置中军罢了。鲁国是次国，在这里很明显。释曰：鲁国是周公之后，地方七百里，而说次国，是依据春秋时的情况而言的。】

蕙田案：《谷梁传》关于军制的说法与《大司马》的文字相违背，范甯的辨析已见前文。它说设立三军是增置中军，也与《左传》、杜预的说法相合。

《公羊传》说：“三军是什么？是三卿。”【注：为军队设置三卿官职。疏：《公羊传》认为王官的方伯，应该占天子的一半，所以有三军。鲁国是州牧，只合有两军，由司徒、司空率领而已。现在又增加司马的军队，凑满三军，所以记载并讥讽。隐公五年注：礼制，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又说：鲁国人以前只设置司徒、司空作为将领，下面各有两个小卿辅助其政事。司马的事简省，大概只是总监而已，所以只有一个下卿辅助。现在又设置中军司马率领，也设置两个小卿辅助其政事，所以说为军队设置三卿官职。】设立三军，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古时只有上卿、上士、下士。【注：这是说古制司马官职的数量。古时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简省，上下卿各一，上士辅助上卿，下士辅助下卿，足以治理。襄公委任强臣，国家内乱，战争四起，军职不供，不追究根源，反而增加司马设立中卿官职，超越王制，所以议论它。】蕙田案：《公羊传》及注疏论及诸侯军将，那么它的说法已采于前文。它论及襄公立中军之官，则是不对的。如果这样，那么所谓设立三军，是说不过增加司马以下的一个大夫吗？军队不增加而增加将领，意义何在？是说增加一个官职，就应当增加一军吗？土地没有开拓，却忽然增加一军，又从哪里出来呢？况且这件事原本是为了三家想要独占公室的民众而做的，大概是把全境的民众，擅自加以分析。《左传》有明文，杜注及疏更为精确。现在反而说襄公的意思，多设大夫官职超越王制，与《左传》大相矛盾，不可采纳。

昭公五年春季，周历正月，废除中军。

译《左传》说：废除中军，是使公室地位卑微。【注：罢免中军后，季孙氏称左师，孟氏称右师，叔孙氏则直接用“叔孙”作为军名。疏：鲁襄公十一年初次设立三军时，将国民分为十二份，三家占据七份，公室占据五份，国民并非全部归属公室，公室地位已经卑微了。如今废除中军，将公室分为四份，三家各自拿走他们的税赋，减少自己的税赋来进贡给公室，国民不再归属公室，公室地位更加卑微了。设立三军是使公室地位卑微的开端，废除中军是使公室地位卑微的极致。当初说“作三军”，现在不说“舍三军”，是因为当初说“作”，是因为旧制只有两军，现在增加一军，人数不足，所以全部打散重新编组成三军，所以说“作三军”。这里只是废除中军的民众，将其归属上、下两军，上、下两军依旧不动，所以只说“舍中军”。鲁哀公十一年齐国军队攻打鲁国，传文中称孟孺子泄率领右师，冉求率领左师，季氏的家宰。又说叔孙武叔退兵后搜索战车，没有其他称呼，可知是用“叔孙”作为军名。】在施氏那里毁坏中军，在臧氏那里完成此事。【注：季孙氏不想亲自参与商议，命令这两家召集各位大夫，发起废除中军、安置人员的计策，又借此获取美好的名声。】当初设立中军时，将公室分为三份，各家各占一份，季氏全部征收其赋税，叔孙氏让子弟臣服于公室，孟氏只取子弟的一半。【注：当初设立时，三家各有一支军队，家属季氏没有向公室缴纳赋税，叔孙氏将父兄归附公室，孟氏又将子弟的一半归附公室。】等到废除中军时，将公室分为四份，季氏挑选两份，两位子孙各占一份，都全部征收赋税，然后进贡给公室。【注：季氏挑选拿走两份，两位子孙各拿一份，那么国民就全部归属三家，三家只是随时向公室进贡罢了。】

《谷梁传》说：废除中军，是推崇恢复正统。【注：鲁国是次等诸侯国，旧制只有两军，鲁襄公十一年设立三军，如今废除它，所以说恢复正统。】惠田按：大国设三军，次等诸侯国设两军，小国设一军，这是《周礼》的定制。鲁国初封时是大国，后来削弱降为次等诸侯国，那么它的国家本来可以设三军，也可以设两军，所以郑康成在解释《鲁颂》时也用了两种方法。至于设立三军，乃是三家想要独占公室的民众，所以制定这种制度，将全国民众统一分为三份罢了，与大司马的三军制度无关，说法见《正义》。然而当初设立三军时，公室还有民众；等到废除中军时，民众都归属三家，公室没有民众了。这与《周礼》的两军制度有什么关联呢？而《谷梁传》反而认为是恢复正统，把权臣专权的事情指为复古反正的功劳，是多么愚蠢啊？

译《公羊传》说：“舍去中军是什么意思？是恢复古制【注：善于恢复古制】。那么为什么不说是三卿【注：两师解释说是三卿，因此以此为难】？五军也有中军，三军也有中军【疏：襄公十一年增设司马的职务，重新任命将军，这正是设置中军；而经文不说中军，正是因为五军也有中军，如果说作中军，恐怕会被误解为五军中的中军，所以改说三军；如果按实际情况说，正是作中军，所以到舍去时又说‘中军’了】。

蕙田按：认为舍去中军是恢复周礼两军的制度，最为荒谬，辨析已见前文，牵涉到官制，尤其没有意义。

【陈氏《礼书·春秋传》说：完整的国家不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诸侯大国三军就可以了。鲁国是周朝的诸侯，土地方圆百里，《诗经》称公室的军队有三万，这是大国三军的数量。《春秋》襄公十一年作三军，昭公五年舍去中军，那么鲁国的三军大概是在僖公之后变动的，到襄公时又恢复作三军，到昭公时又舍去。《国语》说：季武子要作三军，叔孙穆子说：‘不行，如今我们是小诸侯，处在大国之间，修缮贡赋来供给随从，还担心有讨伐，如果做出元侯那样激怒大国的行为，恐怕不行吧？’季武子不听，于是作中军。从此齐国和楚国交替讨伐鲁国，襄公、昭公都朝拜楚国。由此看来，鲁国在《春秋》时期，尊奉侍奉齐楚都来不及，那么它的国家等级只是次国而已，作三军是不合正道的。所以《春秋》书‘作’来讥讽它。等到舍去中军，《公羊传》说：‘舍去中军，是恢复古制。’《谷梁传》说：‘恢复正道。’它们的说法是对的】

蕙田按：陈氏的说法不对，辨析见前文。

昭公八年秋天在红地举行大搜【杜注：革车千乘，不说大，是因为经文缺失。红，是鲁国的地方】。《左氏传》：秋天在红地举行大搜，从根牟到商卫，革车千乘【注：根牟，是鲁国东界；商，是宋国地方，鲁国西境。说千乘，表明是大搜，并且显示鲁国军队数量众多】。

胡氏安国说：昭公八年，在红地大搜，从根牟到商卫，革车千乘。所以邾国人告诉吴国说：‘鲁国赋税八百乘，邾国六百乘，大概是竭尽所能了。’考察《春秋》，记载大搜五次，都在昭公、定公时期。自从在红地大搜之后，接着在蒲地【十一年】、昌间【二十二年】大搜，又在比蒲两次【定公十三年、十四年】。唯独不同于其他国君的是，可见昭公、定公在位时，国君不能拥有国家，权力被大夫夺取；大夫不能专断政事，被陪臣控制。各自倚仗兵威来逞强，借大搜的名义，暗中挑选材力可任的人，来培植私党，使国人不敢轻视，最终无法控制。大概是哀伤公室削弱，痛恨臣下恣意横行。直到哀公十二年，实行田赋，又分夫田来赋税，军旅的征发，完全改变了丘乘的制度，百姓没有余力了。

哀公十二年《左氏传》：季孙想用田赋【注：丘赋的制度，根据田地财产共同出一匹马，三头牛，现在想分别田地和家财，各为一赋，所以说田赋。疏：《司马法》四丘为甸，有四匹马，十二头牛，这是一辆革车，现在用田赋，贾逵认为想让一井之间出一丘的税，并另外出一匹马，三头牛，这样一丘之内有十六井，出的马牛比平常多十六倍，杜预认为这样百姓无法供给，所以改变，旧制丘赋一马三牛，现在分别田地和家资各为一赋，计算一丘百姓的家资出一马三牛，田地所收再出一马三牛，是加倍于平常】，派冉有向孔子询问。孔子说：“我不知道。”多次催促说：“您是国家的老臣，等待您行动，怎么能这样？您不说话。”孔子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要合乎礼制，施予要厚道，做事要适中，征收要微薄，这样用丘赋也就足够了【注：丘十六井出一匹马，三头牛，这是赋税的常法】。如果不合乎礼制而贪婪无厌，那么即使实行田赋也将不够，况且您季孙如果想依法行事，周公的典章在那里，如果想苟且行事，又何必询问呢？”季孙不听。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实行田赋。《谷梁传》哀公十二年春天，实行田赋【注：古时九夫为井，十六井为丘，丘赋的制度，根据田地财产共同出一匹马，三头牛，现在分别田地和家财各出此赋。疏：井方圆一里，九夫，邑方圆二里，四井，三十六夫，丘方圆四里，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甸方圆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军赋的制度，丘出一匹马，三头牛，甸出一辆长毂，四匹马，十二头牛，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现在实行田赋是不合正道的】。古时公田什一税，实行田赋是不合正道的【注：古时五口之家受田百亩，为官田十亩，这是私得十分而官税其一，所以叫什一，周朝叫彻，殷朝叫助，夏朝叫贡，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通法，现在却抛弃中平之法而田财并赋，说它赋税百姓太严重了。疏：凡受农田都是私田百亩，公田十亩，但因为公田私田都是公家所授，所以总说公田什一，那么以田的什一及家】

译拿出财物来缴纳。马牛的赋税，是正规的制度。鲁国使用田地和财物，各自缴纳赋税，这不符合正规制度。《周礼》中规定有七人、六人、五人三个等级。范氏只说：五口之家，受田一百亩，其实六人、七人之家也受田一百亩，这与《周礼》并无不同。所谓官田十亩，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井田一里见方，相当于九夫之地，由八家共同耕种，各家受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总共八百八十亩，剩余二十亩作为住宅用地，那么每家分得二亩半，这样每家受田总共一百十二亩半。所谓公田十一，是举出完整的数据来说明纳税情况。周代称为“彻”，殷代称为“助”，夏代称为“贡”，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夏代计算五十亩而向公家缴纳五亩，殷代计算七十亩而向公家助耕七亩，周代计算一百一十亩而向公家彻收十亩，十分之一税率，是天下通行的法则。范氏的说法与先儒不同，先儒都说什一税，只是十份中取一份罢了。

译蕙田按：关于使用田赋这一条，应当以杜预的说法为正确。贾逵所说的“想要让井田产生丘税”，这必定是没有的事，不必辩驳。范甯解释《谷梁传》说“分别其田地和家产各自出赋”，与杜预的说法相合，他的说法是正确的。至于他说“周朝时一家受田一百一十二亩半，夏朝计算其五十亩向公家贡纳五亩，殷朝计算其七十亩向公家助耕七亩，周朝全部计算一百一十亩向公家彻取十亩”，如果这样，那么“就是贡法和助法为十分中取一，而彻法为十分外取一，合计为二十一中取二”，这就不是通称为十分取一的意义了。这与郑玄的说法不合，不可采纳。其辨析已在前文详细列出。

《公羊传》：使用田赋，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开始使用田赋【注：田，指一井之田；赋，指征收其财物。说使用田赋，就像如今汉朝征收民钱以田地为标准一样。不说井，是因为城郭里巷也有井，担心全部征收。礼制规定向民众征收公田不超过十分之一，军赋十井不超过一辆战车。哀公在外羡慕强大的吴国，耗尽国家储备，所以再次使用田赋超过十分之一。】疏：《家语·正论篇》说：“季康子想以一井田出赋的法令。”《鲁语下》篇说：“孔子对冉求说：‘田一井，出稯禾、秉刍，正米不超过这个数。’”那两篇文章都论述此经使用田赋的事，而说一井，所以知道如此。又凡是说田的，指开垦土地之处；说井的，只是方里的名称。如果说用井赋，则担心城郭里巷之内只要有一井之处都全部征收，所以说“不说井，是因为城郭里巷也有井，担心全部征收”。说“军赋十井不超过一辆战车”，何休认为公侯方圆百里，查考各种典籍常有千乘的意思，如果不十井为一乘，则不合。郑玄说：“公侯方圆百里，井十则赋出一辆革车”，义理也通于此】

蕙田按：《公羊传》在“用田赋”上只加了一个“始”字，本无明文，何休忽然改为“按人口率出钱”的事，没有依据，恐怕不对。至于他所说的“十井不超过一乘”，其说法与包咸相同，尤其荒谬，其辨析已在前文详细列出。况且“衍沃之地九夫为井”，那么“井”的名称所以不同于宫室、道路等类，正是因为它全部是田地，现在反而说城郭里巷也有井，而疏文申述其义说：“凡是说田的，指开垦土地之处；说井的，只是方里的名称。”这谬误太严重了。又由此推知，本来用“井赋”，担心全部征收所以，说“田赋”，尤其迂曲。又按以上鲁国改变军制。

《管子·中匡篇》：从前圣王治理他的民众，把国都分为三部分而把鄙野分为五部分。分国都三部分怎么做？制定国都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国君率领十一乡，高子率领五乡，国子率领五乡。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个帅。分鄙野五部分怎么做？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

《文献通考》：齐桓公问管仲实行霸业使用军队的方法，传曰：“公想要整顿卒伍，修缮甲兵，大国也将修缮，而小国设防，则难以迅速得志。”于是建立内政而寄托军令。把国都分为三部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工商各三，二者不服从戎役】士乡十五【韦昭说此士是军士，士十五乡合计三万人，这是三军，农野居住而不亲近，不在都邑的数目中，则下文说五鄙是】分国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卿，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建立内政而寄托军令。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此作为军令。五家为轨，所以五人为伍，轨长率领他们【平时为轨，出征为征，所谓寄托政令】十轨为里，所以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领他们【小戎是兵车，《诗》说“小戎俴收”】四里为连，所以二百人为卒，连长率领他们。十连为乡，所以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领他们。五乡一个帅，所以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率领他们。国君率领其一【工商之乡隶属公】国子率领五乡，高子率领五乡。三军所以有中军的鼓，有国子的鼓，有高子的鼓。春天以搜猎振旅，秋天以狝猎治兵。因此卒伍在里整顿，军旅在郊整顿。内教既已承令，不要迁徙。夜战声音相闻，足以不混乱；昼战目光相视，足以相识。凡三军教士三万人，车八百乘【周制戎车一乘步兵七十二人，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如今齐车一乘五十人，一万人为军，以齐法参周制，车增加三百乘，徒兵减少三万人；吴子说齐桓招募士五万人，未详】如乡之法制，五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制定野鄙之政，此以下与郊内之政不同】十邑为卒

译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设立五大夫，各自负责治理一个属。设立五正【即长官】，各自负责听取一个属的汇报。因此，五正听取大夫的治理情况，五属大夫听取县帅的治理情况，县帅听取乡帅的治理情况。从邑积累到五属，共有四十五万家，按照每家九人出一名士兵的比例，得到甲士十万；每九十家出一辆战车，得到战车五千辆，可以组成四支三军【长勺之战时，齐桓公自称有甲士十万、战车五千辆，大概是因为当时疆域辽阔，并非齐国原有的制度】。如果按照遂国的制度，根据全国的人口总数依次征发，战车的比例约为六分之一，士兵的比例约为十分之三，大致是依据周制变化而趋向轻便【当时地广人稀，参用王畿的制度】。

译【苏氏说】我曾经阅读《周官》和《司马法》，得知了军队编制中十与五的比例。后来阅读管夷吾的著作，又了解到管子变革周朝制度的原因。大抵王者用兵是出于不得已，并非为了战胜敌人。所以他们的制度，关键在于不可战败罢了。至于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不决胜就无法确立霸业，所以他们的制度在于必须取胜。繁复曲折的制度，是为了做到不可战败；简单直接的制度，是为了做到必胜。周朝的编制，一万二千五百人组成一军，一万中有二千二百，一千中有五百，这些数字是奇数且不整齐，因此可以知道它之所以繁复曲折的原因。现在看天度三百六十，平均分配到十二个时辰，得到三十，这是正数；五日四分之一，这是奇数。如果天度没有奇数，那么千年的日期，即使是妇人和孩童都可以坐着计算。正因为奇数且不整齐，所以高明的历法也不能完全穷尽。圣人知道是这样，所以设立章、会、纪、元，来穷尽它的数目，来穷尽它的变化。《司马法》说：五人组成一伍，五伍组成一两，一万二千五百人组成一军，二百五十人中，取十分之三作为奇数，其余十分之七作为正数。四个奇数和四个正数，八种阵法就产生了。用一万二千五百人平均分配到八种阵法中，应当有奇数且不整齐的情况，所以多设置曲折，来穷尽它的数目，来穷尽它的变化。钩连盘曲，各有条理。所以夏、商、周三代兴起，治理兵农军赋，都经过几十年或上百年才能在天下得志。自从周朝灭亡，秦汉的阵法不再沿用三代的制度。后来只有诸葛亮懂得其遗留的制度，认为可以使用，用来夺取天下。然而相持几年，魏国人不敢决战，而孔明最终也没有取得丝毫功劳。难道八阵是先王用来做到不可战败，而不是用来追逐利益、争胜的吗？至于管仲的治兵制度，可以说截然分明且容易理解了。把国家分为三部分来建立三军，五人组成一轨，轨有长官；十轨组成一里，里有司；四里组成一连，连有长官；十连组成一乡，乡有良人；五乡设一帅，万人组成一军。国君率领其中一军，高傒和国懿仲率领另外两军，三军共三万人。像贯穿绳索，像画棋盘，疏朗通达，即使有智者也无法施展巧计。所以法令简单统一，百姓有余力去效死力。从前我曾读《左氏春秋》，认为左丘明最喜欢兵法。大概三代的制度，到了列国时期还有保存的，以小小的郑国，鱼丽、鹅鹳的阵法就见于其书中。等到管仲时，阵法很少被概括提及，为什么呢？大概管仲想要用较短的时间使天下臣服，所以变革古法《司马法》，采用这种简略速胜的军队，因此没有人能看到他的阵法。后来吴国和晋国在黄池争夺霸主地位，王孙雄教夫差用三万人压制晋军营地而战，百人组成一行，百行组成一阵，行列和阵法都贯通，没有隐蔽，击鼓进军，勇敢和怯懦的人都响应。三军都喧哗，晋军大惊，最终得以得志。由此看来，不简单直接，就不能决胜。深思后世人不明白繁复与简略的适宜之处，导致战败。而三代的什伍数目，以及管子用来治理齐国军队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全采用，但其中接近繁复曲折的用来固守，接近简单直接的用来决战，那么差不多就可以做到不可战败且有所必胜了。

《周礼》小司徒正义：“管子作《内政寄军令》，说在乡五家为比，用来经营农事，由比长统领；在军五人为伍，由伍长统领；在家，闾胥统领一闾；在军，两司马统领；在家为族师，在军为卒长；在家为党正，在军为旅师；在家为州长，在军为师帅；在乡为大夫，在军为军将。”这是管子与《周礼》制度相同。

惠田案：以上关于齐国变革军制。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左氏传》：“晋军七百辆战车，韅靷鞅靽【注：五万二千五百人】”

成公二年《左氏传》：臧宣叔到晋国乞求援军，主事的是郤献子。晋侯答应给七百辆战车。郤子曰：“这是城濮之战时的赋税兵力。因为有先君的英明和先大夫的严肃，所以获胜。现在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力。请给八百辆战车。”答应了【注：七百辆战车，五万二千五百人；八百辆战车，六万人】

昭公十三年《左氏传》：晋国建成虒祁宫，诸侯朝见后回去，都有二心。叔向说：“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七月丙寅日，在邾南治兵。甲车四千辆，羊舌鲋代理司马，于是联合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向晋国申诉。晋侯不见，鲁公派叔向来辞谢说：“寡人有甲车四千辆，即使以无道的方式行事，也必定令人畏惧【注：四千辆战车，三十万人。疏：计算四千士卒，组成二十四军。当时晋国只设立三军，那么甲车四千辆属于三军罢了。它的军队难道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吗】”

惠田案：诸侯国出兵之多，没有超过这个的。联合诸侯举行好会，而出兵的数量，比宣王讨伐玁狁，又增加了一千辆战车。其僭越太严重了。下面的传文说：“鲜虞人听说晋军全部出动，大概全国都动员起来，这是虐政的极致。”

《文献通考》，晋曲沃武公兼并翼城，僖王派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庄十六年】献公十六年开始设立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用来灭耿，灭霍，灭魏。

译惠公在韩地战败后设立州兵制度【僖公十五年】。惠公俘获晋国的吕甥，对众人说：“征发赋税、修缮甲兵来辅佐年幼的君主，甲兵越多，或许会有益处吧？”众人信服，晋国于是设立州兵。五党为一州，一州有二千五百家，按每家出兵五人计算，则有一万二千五百人，这是古制。孔颖达说：“《周礼》中乡大夫在岁时登记夫家的众寡，辨别可任使者，州长则不这样做。现在因为州长管辖的人少，督察容易精细，所以让州长管理。”

文公在被庐阅兵，设立三军【僖公二十七年】。郤縠统领中军，郤溱辅佐他；狐毛统领上军，狐偃辅佐他；栾枝统领下军，先轸辅佐他。两军时以上军为尊，三军时以中军为尊。城濮之战时征发战车七百乘【五万二千五百人】。查考楚国蒍启疆说：“晋国十家九县有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留守四千。”而平公在邾南治兵，甲车四千乘，那么晋国全国大概也是五千乘，使用七百乘是沿用齐国的制度。

后来设立三行来抵御狄人【僖公二十八年】。荀林父统领中行，屠击统领右行，先蔑统领左行。完整的国家不过三军，现在又设置三行是为了避开天子六军的名称，而实际上却是六军【查考《吴子》说晋文公开始设立前行四万以达成其志向，即指三行】。清原阅兵后于是设立五军【僖公三十年】。大概文公虽然增设了三行，自己知道这是僭越，所以废除它，改为上下新军。襄公在夷地阅兵【文公六年】，裁撤两军以恢复三军的制度。景公在邲之战【宣公十二年】，三军各增设大夫一人，则仍如同三行。

到了鞌之战【成公二年】，郤克请求战车八百乘，开始设立六军。为了奖赏鞌之战的功劳【上中下各增设新军，成为三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都成为卿，僭越更改了天子的制度。像这样，厉公在鄢陵之战时罢免了新上军【成公十六年】。悼公起初尚且只有四军【襄公八年】，楚国攻打郑国，子展说：“四军没有缺额。”后来新军没有统帅，国君让他的什吏率领他的卒乘官属跟随下军，第二年于是裁撤了新军【襄公十四年】。传文说：“这是合乎礼的。”完整的国家不过天子军队的一半，大概自从文公僭越天子制度，到悼公才加以改革。

译陈氏在《礼书》中论述《春秋》庄公十六年的事，周王命令曲沃伯率领一军作为晋侯，后来晋国设立三行，增加了上、中、下三行，相当于六军的规模，这说明世道衰微、礼制废弛，诸侯僭越天子，这并不奇怪。

吕氏祖谦说：“曾经听说过周王室的军队制度吗？一军的编制，有一万二千五百人。大国的三军，国土方圆百里，其人口仅够组建三军；次国的二军，国土方圆七十里，其人口仅够组建二军；小国的一军，国土方圆五十里，其人口仅够组建一军。土地有限，则人口有限；人口有限，则军队有限。即使想要僭越奢侈，也会因缺乏人力而受困，无法施展了。”对于诸侯，如果典礼超越节度，应当责问；宫室改变规格，应当责问；乐舞超过数量，应当责问。唯独军队制度，有时不必责问。如果王纲在上得以举正，侯度在下得以修明，大国不侵犯小国，强国不欺凌弱国，土地有固定的范围，人口有固定的数量，军队有固定的编制。即使想要像晋国那样僭越，怎么可能做到呢？晋国之所以能够僭越拥有六军，恰逢周王室政治失序之时，向南吞并、向北吞噬，以扩张其国土，增加土地必然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必然增加军队。原野空旷则风势强劲，河水上涨则船只高耸，国家强大则兵力众多了，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既然允许其兼并扩张，却又指责其军队制度僭越，这就像多给了人钱财却指责其奢侈，多纵容人饮酒却指责其醉酒一样。

何氏楷说：“夏商周三代以前，爵位有五个等级，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男方圆五十里。土地小容易控制，力量弱容易驱使。周公开始扩大封地，扩大其疆域：公侯方圆五百里，伯方圆三百里，子男方圆百里。然而当时仍然认为五百乘兵车，是由三乡所出，一千乘兵车是由全境所出。兵制的变化，开始败坏于齐国的内政，每家出一人；接着败坏于晋国的州兵，每家出五人。长勺之战，桓公自称带甲士兵十万，兵车五千乘。楚国大夫蒍启疆说晋国十家九县长载九百人，其余四十县留守四千人。叔向也说寡君有兵车四千乘，那么兵制比古代增加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蕙田按：王国和邦国，内外都有区别，分为两种制度。邦国国都之中，也是每家出一人，郊外和遂地之外，则是甸地出一乘兵车。详见《鲁颂正义》。后来春秋时期，诸侯有军队达到五军的，兵车达到四千乘的，为什么呢？一是兼并了弱小国家，一是将按土地出兵的方法，普遍施行于境内，所以如此。

又按《管子·内政》，贾公彦认为其与《周礼》制度相同，大概每家出一人，施行于三乡，原本没有不可行的，并不异于《周礼》。只有桓公自称五千乘，那就奢侈僭越得很厉害了。

又按以上论述晋国改变军制。

《春秋》昭公四年，《左传》记载：郑国子产实行丘赋【注：一丘为十六井，应当出一匹马，三头牛。现在子产另外征收田赋，如同鲁国的田赋。疏：服虔认为子产实行丘赋，是征收这一丘的田赋，使其出一马三牛，恢复古法而已。丘赋之法很久不施行了，现在子产恢复古法，百姓认为他贪婪，所以诽谤他。按：春秋时代，战争频繁兴起，郑国在晋楚之间，尤其处于剧烈冲突之中，正应当重于古法，不应废除古法。如果以前不实行此法，难道完全没有赋税吗？所以杜预认为现在子产在牛马之外，另外征收田赋，即征收家资，使其出牛马，另外征收田赋，使其出粮食，是一丘出两丘的税】

蕙田按：这是郑国改变军制。

《文献通考》记载：楚国自从若敖、蚡冒时期，披荆斩棘，以开辟山林。武王开始建立军政，设立荆尸阵法以讨伐随国，授予师孑以确立阵法【庄公四年，楚武王设立荆尸阵法，授予师孑，以讨伐随国。按：宣公十二年，随国国君评论楚国的军队说‘荆尸而举’，杜预说‘荆，是楚国；尸，是阵。楚武王开始更改此为阵法，于是以此命名。孑，是枪一类的兵器，也是楚国阵法所利于使用的。大概阵法中有利于长兵器的，有利于短兵器的。弓矢利于远战，是长兵；孑是短兵。大概楚国参用孑作为阵法】成王国土方圆千里，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子玉请求出战，成王发怒，少给他军队，只有西广、东宫与若敖的六卒跟随他，大概都不是正规的军制，也不是古法【杜预注说：六卒，是子玉宗族的军队，六百人，说不全部用来补充。当时子玉已经担任令尹，却请求出战，大概是想增加兵力。若敖的六卒，是子玉的家兵。看宣公四年，楚灵王与若敖氏在皋浒作战，敢于与国君作战，那么兵力强大就可以知道了】穆王在晋文公、晋襄公称霸之后，楚国更加强大，当时则有严密的环卫之属【文公元年传，潘崇掌管环列之尹，杜注：宫卫的官员，列兵环绕王宫。又宣公十二年传，内官按次序当夜以待不虞，注：官当同环列之尹，都君子王马之属，所以亲近保卫王出入共之】厥貉之会，陈、郑及宋受役于司马，以田孟诸，当时则有右盂、左盂、两甄之制【文公十年会于厥貉，宋国引导楚王在孟诸打猎，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杜注：盂，是田猎阵名。将猎张

译两甄，所以设置两位左司马。大概期思公复遂一人担任右司马，位于中央，那么两位左司马就构成了两甄。两甄也就是两翼。楚庄王称霸强大，自战胜庸国以来，没有一天不告诫国人，并训导他们民生不易；在军中，没有一天不整顿军需，并反复警示胜利不可保持。等到邲之战时，军备已经完备。这始于楚武王，完备于楚庄王，但史传记载并不详细。三军作为正军，二广作为亲军，游阙作为游兵。一广有一卒，一卒有两偏。在阵型上分为左右二拒。调遣士卒的方法，是商、农、工、贾不荒废其本业，士卒和睦，不干扰军务。行军的典制是：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依据所举的旗物而行动，军政无需告诫就已完备。行军的次日，辎重才到达。

译正规军队行军一日，大概是因为楚军有法度，如果辎重与主力部队距离太远，就有被敌人截击的危险；如果距离太近，那么重兵一旦混乱，主力部队也会溃败。后世用兵，先攻击辎重而取胜的情况很多，大概是因为辎重与主力部队不是太近就是太远，由此可知楚军辎重与大军相距一日路程是得当的。所有这些，都是军政管理中的善举。

至于共王时期，公子婴齐组建简选之师，装备组甲和练袍，这都是创立的名目。康王任命蒍掩为司马，开始对平坦肥沃的土地实行井田制，对低湿沼泽之地进行放牧，统计车辆、登记马匹，从而确定了车兵、步兵以及铠甲盾牌的数量。灵王扩张领土，使陈、蔡两国不再成为独立的城邑，征收千乘赋税，于是设立了五帅。平王简选中原诸侯国和东方各国的军队，以及都城和外围都邑的军队，训练精熟且有法度。

至于戍守的士兵，就像申、息两邑的子弟；城邑的士兵就像都邑的君子；校人则像王马的属官。他们设置水军来防备吴国的侵犯，但最终没能实现志向，所以说：“吴国利用的是木船，我们利用的是皮革。”

译秦蕙田按：这是楚国改变军制的情况。

以上是春秋时期诸侯国军制变革的内容。

《五礼通考》卷二百三十五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二百三十六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军礼四

军制

《文献通考》记载：秦国自从非子作为附庸国开始，到秦仲时才逐渐强大。秦仲的孙子襄公兴兵讨伐西戎，以救援周王室，于是拥有了岐山、丰水一带的土地。他整治车马，备齐兵器铠甲，武备已经完备。到了秦穆公称霸西戎时，才开始设立三军。殽之战中，三位统帅率领战车三百辆。鲁定公五年，秦国的子蒲、子虎率领战车五百辆救援楚国，兵力更加强盛。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孝公任用商鞅制定变法的法令，规定百姓编入什伍组织，有军功的人各自按等级授予爵位；因私斗的人各自按罪行轻重受刑。宗室成员如果没有军功评定，不得列入属籍。实行十年后，百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凡是作战，斩获敌人首级一个，就赐爵一级，都凭战功来担任长官。《汉书·刑法志》记载：春秋之后，大国消灭弱国，吞并小国，合为战国，逐渐增加讲武的礼仪，将其作为戏乐，用来互相夸耀。而秦国将这种活动改名为角抵，先王的礼仪淹没在淫乐之中了。雄杰之士运用权谋诈术，互相倾轧颠覆。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都能擒获敌人、建立胜绩，流传著作于典籍。在这个时候，齐愍王凭借技击使国家强大【孟康说：兵家的技巧，技巧是指训练手脚，熟练使用器械，积累机关术，以确立攻守的胜利】，魏惠王凭借武卒使国家兴盛【师古说：奋，兴起】，秦昭王凭借锐士取胜【师古说：锐，勇猛锋利】。世人正争相追求功利，游说之士以孙武、吴起为宗师。只有荀子反对他们说：孙武、吴起崇尚势利而看重变诈，施行于暴乱昏庸的国家，君臣之间有隔阂，上下离心，所以可以变诈。仁人在上位，被下属敬仰，就像子弟保卫父兄，如同手脚护卫头目，怎么抵挡得住呢？魏国的武卒，穿着三属之甲【服虔说：制作大甲三属，覆盖全身；苏林说：兜鍪，盘领，髀禈；如淳说：上身一件，髀禈一件，踁缴一件，共三属。属，连接】，手持十二石的弩，背负五十支箭，把戈放在箭上，头戴头盔腰佩剑，携带三天的干粮【师古说：个，枚；胄，头盔；头戴头盔腰佩剑，是戴着头盔又佩剑】，中午时分急行军百里。通过考核的，免除其户赋，给予其田宅的便利【师古说：中试，指考核符合标准；复，指免除赋税；利田宅，指给予便利的田宅】。像这样的气力，几年后就会衰退，这是危害国家的军队。秦国人生活的环境狭隘险固，驱使百姓残酷严厉【师古说：陿，地小；阨，险固；酷，重辱；烈，猛威】，用威势胁迫他们，用险境困住他们【郑氏说：秦国土地多险隘，将百姓困在险隘之中】，用赏赐庆贺来惯坏他们，用刑罚来引导他们，使百姓想要从君主那里获取利益，除了作战没有别的途径。军功与赏赐相互增长，斩获五个披甲敌人的首级，就能免除五家的徭役【服虔说：能斩获五个披甲敌人的首级，就能免除五家的徭役】，这是最有成效的，所以能在天下取胜。然而这些都是为了求取赏赐、追逐利益的军队，是庸俗之人买卖性命的手段罢了，没有安定制度、崇尚节义的道理。所以虽然土地广阔、兵力强大，却常常担心天下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压制自己。如果秦国凭借四代连胜的优势，占据河山的险阻，任用白起、王翦等豺狼之徒，施展其爪牙，擒获六国以兼并天下，穷尽武力、极尽诈术，士民不归附，最终沦为奴隶的百姓反而成为仇敌，像狂风一样兴起、像云气一样聚合，果然共同压制秦国，这就最糟糕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收缴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销毁后铸成钟鐻和十二个金人，每个重千石。

《文献通考》记载：秦始皇兼并天下，划分三十六郡，各郡设置材官，讲武的礼仪被废止，改为角抵。当时向北修筑长城，动用四十多万人；向南戍守五岭，动用五十多万人。骊山、阿房宫的劳役，各动用七十多万人。兵力不够用，于是征发谪戍之民。后来里门左边的百姓，刚被征发，陈胜、吴广就起事了。

【易氏说：秦始皇向北修筑长城，向南戍守五岭，又有骊山、阿房宫的劳役，兵力不够用，于是先征发里门左边的人，称为闾左之戍，还没来得及征发右边的人，秦二世就即位了，又调遣材士五万人保卫咸阳，百姓无法生活，天下骚动，陈胜、吴广就起事了。这时楚军有百万之众，而秦国征发近县来不及，于是赦免骊山的徒隶、奴产子来攻打盗贼，等到关东盗贼更加猖獗，又征发关中士卒来攻打他们，而章邯三年带兵，损失已十多万，坑杀投降的楚军又有二十多万。沛公进入函谷关，秦国于是灭亡。推究秦国灭亡的原因，都起因于军备废弛，而依赖仓促应战，汉高祖鉴于这个弊端，在郡国和京师的军备严整，而且内外有相互制约的态势，这是汉法的优点】

秦蕙田按：秦国得到天下，其意图在于销毁兵器而不使用，等到盗贼兴起而无法应对，就又尽数征发百姓为兵，这两种做法都不对。而其根源在于商鞅废除了周礼。周代的制度，乡遂、采地、邦国调发兵力的多少不同，但从没有超额征发、尽发所有士兵的事情。秦国自从商鞅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