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第一百二十

译应当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开始，他们的道德功业言论记载在六经之中，流传于万世。如果以伏羲为道的始祖，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则依此顺序依次排列。皋陶、伊尹、太公望都是亲眼见到（圣王）而了解其道的人，周公不仅为天下制定法度，而且《易》、《诗》、《书》所载以及《周礼》、《仪礼》等书，都可以流传给后世。至于后稷确立准则，陈常、契阐明人伦并推行教化，伯夷制定典章，伯益赞颂德行，傅说论述学问，箕子陈述法度，这些人都可以配享于先王。按照这样的次序祭祀，作为天子学校的礼制，也是适宜的。至于孔子兼具祖述、宪章的责任，他作为天下万世的共同祭祀对象，则是从天子下至百姓都应当实行的。

译洪武四年，国子司业宋濂上呈《孔子庙堂议》说：“世间谈论礼制的人，都效法孔子，如果不以古代的礼仪来祭祀孔子，就是亵渎祭祀。亵渎祭祀就是不敬，不敬就不会有福气。为什么现在的人与古人不同呢？古代主人面向西，几案和席位在西边。汉章帝到鲁地祭祀孔子，皇帝面向西两次拜礼。《开元礼》规定，先圣面向东，先师面向南，三献官面向西，还保留着古人的意旨。现在沿袭开元二十七年的制度，将神位改为面向南，这不符合神道崇尚右边的义理。古代用木牌寄托神灵，天子、诸侯的庙里都有木主，大夫用束帛，士用茅草结扎成菆，没有设置偶像的事情。《开元礼》在堂上两根柱子之间设置先圣的神座，先圣的东北方都铺着莞席，崇尚扫地而祭。现在沿袭开元八年的制度，用泥土塑造成肖像，这失去了神灵光明的义理。古代用灌鬯酒、焚烧萧草，在阴阳之间求神。现在用熏香代替，这不是太简略了吗？古代朝见、会同、郊庙祭飨，都设置庭燎，由司烜供给，火师监督，以示严肃恭敬。现在用拿着火炬来代替，这不是太亵渎了吗？古代有道德的人，让他们从事教育，死后被尊为乐祖，在瞽宗祭祀，称为先师。比如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又凡是开始设立学校，一定要向先圣先师释奠，释奠一定要合祭。意思是说，如果本国没有先圣先师，那么所释奠的对象应当与邻国合祭。如果唐虞有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就不合祭了。当时，学者各自祭祀自己的先师，不是自己的老师就不学习，不是自己所学就不祭祀。学校既然废弛，天下不知道所师从的对象。孔子集众圣之大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确实传承了他的道，尊崇他们作为先圣先师，而在天下普遍祭祀，本来就很适宜。如果七十二弟子只限于在国学祭祀，设置他们大概就不违背礼意了。《开元礼》规定，国学祭祀先圣孔子，以颜回等七十二贤配享，各州只配享颜回。现在把主张性恶的荀况，依附王莽的扬雄，宗奉庄老的王莽、王弼，忽视细微行为的贾逵，建立短丧制度的杜预，依附权贵的马融，也列入其中，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古代设立学校，专门用来阐明伦理，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在父亲之前进食，这已经很久了。所以禹不在鲧之前，汤不在契之前，文王不在不窋之前，宋国祖帝乙，郑国祖厉王，还是崇尚祖先。现在回参和伋坐在堂上享用祭品，而他们的父亲排列在廊下进食，颠倒伦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古代士人拜见老师，以蔬菜作为贽礼，所以刚入学的人一定要‘释菜’来礼敬先师，学官按时祭祀都释奠，现在专用春秋两季，这是不对的。释奠有音乐，没有尸；释菜没有音乐，这两种释礼的轻重，以有没有音乐来区分。现在沿袭使用魏汉津所制的大晟乐，这是先儒所说的乱世之音，可以吗？古代释奠释菜，名义虽然存在，但仪注都不可考。《开元礼》仿照《仪礼》馈食篇，条文详细，所谓三献，献后各饮福，就是尸酢主人、主妇及宾客的义理。现在怕麻烦，只有初献得以实行，可以吗？其他如庙制的不适宜，冕服的无章法，器用混杂雅俗，升降不分左右，这类情况很多，即使更替仆人也不能说完。至于建安熊氏，想要以伏羲为道统之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依次排列；皋陶、伊尹、太公、周公以及稷、契、夷、益、傅说、箕子，都是天子公卿的老师，应当按等级祭祀。天子的学校，如果孔子确实兼有祖述宪章的责任，作为通祀，则从天子下达到百姓。如果按照他的话，那么道统更加尊贵，三皇不会混同于医师，太公不会受辱于武夫了。过去周朝设立四代的学校，学校有先圣：虞庠以舜，夏学以禹，殷学以汤，东胶以文王，又各自选取当时左右辅佐成就其德业的四位圣人作为先师，来配享。这本来就是天子设立学校的方法。”皇上不喜欢，贬谪宋濂为安远知县。

惠田按：潜溪这篇议论，认为先圣不宜肖像，荀况、扬雄、王莽、贾逵、杜预、马融不宜从祀，颜回、曾参、子思的父亲不当列于两庑，以及以古圣皇为先圣，其臣为先师，都被嘉靖时张孚敬等人窃取，实在是先生的卓见。至于认为先圣宜东向，用熏香为简略，秉炬为亵渎，七十子当止于国学，大成乐为乱世之音，则是拘泥古礼而失礼，没有顺应时势的大义。

《兖州府志》记载，洪武五年，作文庙建成，皇上于是视察学校，释菜。

《春明梦余录》记载，这一年罢免孟子配享，雷震谨身殿。

王圻《续通考》记载：洪武六年，皇上说：“我听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应当配享如故。”

《明史·钱唐传》记载：洪武二年，诏令孔庙春秋释奠只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钱唐伏阙上疏说：“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所以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说：“古今祀典，只有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然而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

译（孔子）仪态风范为百代帝王之楷模，师表为万世之典范，使得世道虽日益衰微而人类道德准则却不致沦丧，这是孔子的力量所致。孔子以道设立教化，天下人祭祀他，并非祭祀他这个人，而是祭祀他的教化，祭祀他的道。如今如果让天下人读他的书，遵循他的教化，践行他的道，却不能举行对他的祭祀，这不是用来维系人心、扶持世间教化的做法。”（皇帝）都没有听从。过了很久，才采纳了他的建议。皇帝曾经读《孟子》，读到“草芥”、“防讐”等语，认为这不是臣子应当说的话，商议罢免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下诏说如有劝谏的人以“大不敬”论处。唐顺之呈上直言极谏的奏疏说：“臣愿为孟轲而死，死也值得荣耀。”当时朝廷大臣没有不为唐顺之担忧的。皇帝鉴察他的诚恳，没有治他的罪。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也随即恢复，但最终还是命令儒臣删节《孟子》的文字。

译《明史·乐志》记载：洪武六年确定祭祀先师孔子的乐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宁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亚献和终献，奏《景和》之曲；撤去祭品，奏《咸和》之曲；送神，奏《咸和》之曲。

秦蕙田按语：这六章乐章都沿袭了宋代大晟乐府的歌词，前文已经提及。

《明防典》记载：洪武七年仲春上丁日，发生日食，改为仲丁日祭祀。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日，诏令天下普遍祭祀孔子。五月乙丑日，太学建成，向先师孔子行释奠礼。

《礼志》记载：洪武十五年，新建的太学落成。孔庙位于太学东侧，中央是大成殿，左右两侧是两庑，前面是大成门。门的左右排列着二十四座牌坊，门外东侧是牺牲厨房，西侧是祭器库。再前面是灵星门。自从开始修建以来，皇帝多次亲临视察。至此落成，派遣官员致祭。皇帝亲自前往释奠后，又诏令天下普遍祭祀孔子，并颁布释奠仪注。凡是府、州、县学，笾豆用八件，器物、牺牲都比国学减少。三献礼相同，十哲和两庑只行一献礼。祭祀由各该地正官主持。有布政司的地方，则由布政司官员分献；没有布政司的，则由本学儒职及老成儒士充任。每年春秋仲月的上丁日举行祭祀。起初国学主祭派遣祭酒，后来派遣翰林院官员。但祭酒初到任时，必须派遣一次祭祀，见《图书编》。天下各布政司、府、州、县学的释奠仪注，各布政司及府、州、县长官一人行三献礼，或提调官及儒学教授等官行一献礼。斋戒在正祭前三天，献官及陪祭官、执事人等沐浴更衣。散斋两天，致斋一天。省牲在正祭前一天，执事者在宰牲房外设置香案。赞引引导献官穿着常服前往省牲处，赞省牲。执事者牵着牺牲从香案前经过，进入宰牲房宰杀。于是取少许毛血盛在盘中，赞引唱省牲完毕。其余毛血用洁净的器具盛装，待祭祀结束后埋掉。正祭每年春秋二仲月的上丁日，即将行礼时击鼓初严，遍燃庭燎香烛。击鼓再严，乐舞生、执事者各自按次序站在丹墀两旁。击鼓三严，赞引引导各献官到庙门下站立。通赞唱乐舞生各就位，乐舞生各自按次序站在庙庭奏乐的地方。司莭者分别引导到丹墀台阶东西两旁，各自按次序站在舞佾的位置。司莭在东则退到东三班舞生的最前面相对而立，在西则退到西三班舞生的最前面相对而立。通赞指挥执事者各司其职，各执事者也各自按次序进入位置完毕。通赞唱分献官各就位，各赞引引导各分献官到拜位，各赞引退立于东西侧完毕。通赞唱献官就位，赞引引导献官到拜位，赞引退立于献官东西两侧相对而立完毕。通赞唱瘗毛血，执事者捧着毛血从庙中门出去，四配、东西哲从左右门出去，两庑随之将毛血埋入坎中。于是打开俎盖，通赞唱迎神，舞生横拿着籥。麾生举起麾，唱迎神乐，奏《咸和》之曲，击柷开始奏乐。通赞唱：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献官以下都拜完毕。麾生放下麾，乐止，击敔。通赞唱：奠帛，行初献礼。奉帛者各自捧着帛，执爵者各自拿着爵。赞引走到献官面前，唱：诣盥洗所。引导献官到盥洗所，司盥者舀水。赞引唱：搢笏。献官插入笏板，盥洗完毕递上巾。赞引唱：出笏。献官取出笏板。赞引唱：诣酒罇所。引导献官到酒罇所。赞引唱：司罇者举幂，酌酒。执爵者用爵接酒。同捧帛者在献官前行走。先师的帛和爵从中门进入，四配的帛和爵从左门进入，各自在神案旁边面向上方站立。赞引跟随引导献官也从左门进入。唱：诣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麾生举起麾，唱初献乐，奏《宁和》之曲，击柷开始奏乐。赞引引导献官到神位前，唱：跪。献官跪下。唱：搢笏。献官插入笏板。捧帛者转身向西，跪着将帛进献给献官右侧。献官接过帛。赞引唱：奠帛。献官奠帛，将帛交给接帛者，奠在神位前的案上。执爵者转身向西，跪着将爵进献给献官右侧。献官接过爵。赞引唱：献爵。献官献爵，将爵交给接爵者，奠在神位前。赞引唱：出笏。献官取出笏板。赞引唱：俯伏，兴，平身。诣读祝位。读祝者的位置设在堂中香案前。赞引引导献官到祝位。麾生放下麾，乐暂时停止。读祝者跪着取祝文，退立在献官左侧。赞引唱：献官及读祝者都跪下。通赞随唱：众官都跪下，陪祭者都跪下完毕。赞引唱：读祝。读祝者读完，仍将祝文跪着放在祝案上，退到堂西面向上方站立。赞引与通赞同唱：俯伏，兴，平身。麾生举起麾，不唱。乐生接着演奏先前未终的乐曲。赞引唱：诣复圣颜子神位前。引导献官到神位前，唱：跪。搢笏。献官插入笏板。捧帛者跪在献官右侧，将帛进献给献官。献官接过帛。赞引唱：奠帛。献官奠帛，将帛交给接帛者，奠在神位案上。执爵者跪在献官右侧，将爵进献给献官。献官接过

译爵。赞引唱道：“献爵。”献官献爵，将爵授予接爵的人，安放在神位前面。赞引唱道：“出笏。”献官取出笏板。赞引唱道：“俯伏，起身，平身。”赞引唱道：“前往宗圣曾子神位前，礼仪如同在复圣神位前一样。”通赞随即唱道：“行分献礼。”各位赞引分别唱和。引导各位分献官前往各自的位置，一同唱和。前往盥洗的地方，各位赞引引导各位分献官到盥洗处。司盥的人斟水，赞引一同唱和。插笏，各位分献官将笏板插入腰间。盥洗完毕，递上巾帕，赞引一同唱和。取出笏板，各位分献官取出笏板。赞引一同唱和。前往酒樽的地方，引导各位分献官到酒樽处，一同唱和。司樽的人揭开覆盖物斟酒，各位执爵的人用空爵接酒，与捧着帛的人一起走在分献官前面，到达正堂及东西两庑神案旁边的朝位站立等候。正庙的赞引唱道：“前往述圣子思子神位前。”各位赞引随即唱和。前往东哲神位前，各位赞引引导分献官。东哲从左侧门进入，到达神位前，一同唱和。一同跪下，唱道：“插笏。”献官和分献官都插好笏板。东哲的捧帛者转身跪在分献官的右侧，进献帛。献官和分献官都接过帛，赞引一同唱和。奠帛，献官和分献官献帛，将帛交给接帛的人，安放在神位前的案子上。捧爵的人转身进献爵，如同进献帛的礼仪，其余礼仪都与前面相同。赞引唱道：“前往亚圣孟子神位前。”各位赞引随即唱和。前往西哲、东庑、西庑神位前，各位赞引引导各位分献官。西哲、东庑、西庑各位到达神位前，一同唱和。跪下，一同唱和。插笏，献官和各位分献官都插好笏板。东庑的捧帛者转身跪在分献官的右侧，亚圣、十哲以及东西两庑的捧帛者跪在献官和分献官的左侧，进献帛。献官和分献官接过帛，赞引一同唱和。奠帛，献官和分献官奠帛，将帛交给接帛的人，安放在神位前的案子上。捧爵的人转身进献爵，如同进献帛的礼仪。献官和分献官接过爵，赞引一同唱和。献爵，献官和分献官献爵，将爵交给接爵的人，安放在各位神位前面。赞引一同唱和。取出笏板，各位分献官取出笏板。赞引一同唱和。俯伏、起身、平身，赞引一同唱和。回到原位，麾生放下麾旗，敲击敔，音乐停止。各位赞引引导各位献官到原来的拜位站立，执事人员也随即到酒樽处站立等候。通赞唱道：“行亚献礼。”赞引前往献官面前，唱道：“前往酒樽处。”引导献官到酒樽处，赞引唱和。司樽的人揭开覆盖物斟酒，各位执爵的人用空爵接酒，前行到庙门，如同初献礼的礼仪。赞引引导献官从左侧门进入，唱道：“前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麾生举起麾旗，唱道：“亚献乐奏《安和》之曲。”敲击柷开始奏乐。赞引引导献官到神位前，按照初献爵的礼仪行礼完毕。赞引引导献官像之前一样退出到原位，麾生放下麾旗，敲击敔，音乐停止。通赞唱道：“行终献礼。”赞引引导献官。执事人员的礼仪如同亚献礼，麾生举起麾旗唱道：“终献。”乐奏《景和》之曲，敲击柷开始奏乐，行礼后回到原位，都与初献礼相同。只是执爵的人不必走出庙外，都在庙的两侧站立等候撤去祭品。麾生放下麾旗，敲击敔，音乐停止。通赞唱道：“饮福受胙。”进献福酒的人捧着爵上前，进献福胙的人捧着盘子，站在神位的东侧。又命令一名执事人员取正坛的羊肩胙放在盘子里。赞引唱道：“前往饮福位。”饮福位就是读祝位。又命令两名执事人员先站在庙内的西侧。赞引引导献官到饮福位，捧福酒和捧福胙的人转身向西站在献官旁边。先前庙内的两名执事人员走在献官的西侧，与捧爵的人、捧胙的人相对而立。赞引唱道：“跪下插笏。”献官跪下插笏。进献福酒的人跪在献官的右侧，将爵进献给献官。赞引唱道：“饮福酒。”献官接过酒喝完后。西侧接福酒的人跪在献官的左侧接过爵，捧福胙的人跪在献官的右侧，将胙进献给献官。赞引唱道：“受胙。”献官接过胙后。两侧接福胙的人跪在献官的左侧接过胙，从中间的门出去。赞引唱道：“取出笏板。”献官取出笏板。赞引唱道：“俯伏、起身、平身、回到原位。”赞引引导献官到原来的拜位后。通赞唱道：“鞠躬、拜、起身。”拜、起身、平身，各位官员拜完后。通赞唱道：“撤去祭品。”麾生举起麾旗唱道：“撤去祭品。”乐奏《咸和》之曲，敲击柷开始奏乐。执事人员各自在神位前将笾豆稍微移动，又回到原来的位置站立。舞生直立拿着籥和翟，同司莭在东边的人前进站立在东边一班舞生的首位，举起莭朝向天上，分别引导舞生在角道东西两侧站立相对。音乐停止，麾生放下麾旗，敲击敔，舞蹈停止。通赞唱道：“送神。”麾生举起麾旗唱道：“送神。”奏《咸和》之曲，敲击柷开始奏乐。通赞唱道：“鞠躬、拜、起身。”拜、起身、拜、起身、拜、起身、平身，各位官员拜完后。通赞唱道：“读祝的人捧着祝文，进帛的人捧着帛，执事人员各自前往神位前等待。”读祝的人先跪下取祝文，捧帛的人跪下取帛，转身向外站立。通赞唱道：“各位前往瘗埋的地方。”捧帛和祝文的人通过后。赞引唱道：“前往望瘗位。”各位赞引引导献官、陪祭官到瘗埋的地方。赞引唱道：“祝版一帛一段，数到九段等待焚烧完毕。”音乐结束，麾生放下麾旗，敲击敔，音乐停止。赞引和通赞一同唱道：“礼毕。”

译每月初一举行释菜仪式，当天清晨，执事人员各自负责自己的事务，分献官和各位官员分别排列在大成门内，监生排好班次等待献官到来，通赞唱道“排班”，献官及以下人员各就各位，通赞唱道“班齐”，鞠躬拜，起身拜，起身平身，引赞走到献官面前，唱道“前往盥洗处”，献官洗手擦干完毕后，引赞唱道“前往酒樽处”，司樽的人揭开覆盖物斟酒完毕后，引赞唱道“前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跪下献爵，俯伏起身平身，执事人员行事与此相同，引赞唱道“前往复圣颜子神位前”，宗圣曾子神位前，述圣子思子神位前，亚圣孟子神位前，礼仪与此相同，十哲和两庑的分献官一同行礼完毕后，引赞同唱“复位”，引赞引导献官、分献官回到原来拜位站立，通赞唱道“鞠躬拜”，起身拜，起身平身，礼仪完毕。

王圻《续通考》记载，这一年十二月皇帝再次亲临国子监。此前五月丁巳日，皇帝对礼部尚书刘仲质说：“国子监刚刚建成，我将举行释菜礼，让各位儒臣商议礼仪。”商议的人说：“孔子虽然是圣人，但也是臣子，礼仪应当是一奠而再拜。”我认为孔子阐明道德以教化后世，怎么可以用职位来论断呢？从前周太祖进入孔子祠堂将要下拜，左右的人说：“孔子是陪臣，不应当下拜。”周太祖说：“百代帝王的老师，怎敢不下拜呢？”于是再拜。我深深赞赏他的明断，不被左右的话所迷惑。现在我拥有天下，恭敬地祭祀百神，对于先师的礼仪应当更加尊重。刘仲质于是与儒臣商定，皇帝穿着皮弁服，手持玉圭前往先师神位再拜，献爵后又再拜，退下更换衣服前往彝伦堂，祭酒、司业、博士、助教进讲，赐座，侍臣依次坐在东西两侧。讲完后，宣谕学官和诸生后返回。第二天，祭酒率领学官上表谢恩。己未日，派遣官员祭祀先师孔子，以太牢之礼完毕后，祭酒吴颙等人升堂，诸生接受学业。乙丑日，皇帝亲临国子监，拜谒先师孔子，释菜礼成，退下御座听讲，祭酒吴颙等人依次讲完。皇帝对他们说：“中正之道没有超过儒家的，上古圣人不用‘儒’来命名，但德行实际上是儒。后世‘儒’的名号确立，虽然有儒的名号却可能没有其实质。孔子生于周末，亲身践行儒道，确立儒行，建立儒教，率领天下后世的人都想要中正。可惜鲁国的君臣没有能任用他的人，当时只有公父文伯的母亲知道他的贤能，责备她的儿子不能跟随，那么一国的君臣就可羞愧了。你们作为师表，正应当以孔子的道来教化，使诸生都趋向正道，那么朝廷就能得到人才了。”又命令取出《尚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谟》、《洪范》，亲自讲解，反复开导晓谕，群臣听的人无不敬畏喜悦，于是赐宴一整天后返回。丙寅日，祭酒吴颙率领博士龚斆上表谢恩，各自赐给罗衣两套，官民学生许恒等四百三十人，各自赐给春夏布衣。

《阙里志》记载，洪武十五年，太学建成，孔子以下去除塑像，设立木主。

秦蕙田按语：这国子监去除塑像，还没有推行到天下。所以嘉靖年间又推行了。

《明史·礼志》：“洪武十七年，敕令每月初一十五，祭酒以下行释菜礼，郡县长官以下到学行香。”

王圻《续通考》：“洪武十七年议定大成乐。”

《春明梦余录》：洪武二十年，废除武庙，只尊崇孔子。

秦蕙田按语：太公的功劳，怎么能与孔子并列？太祖此举，可以破除千年滥祀的典礼。

《明史·礼志》：洪武二十六年，颁行大成乐于天下。

《明防典》，洪武二十六年，颁行大成乐器于天下府学，令州县按式制造。

释奠仪一：斋戒与祭祀帝王相同。省牲：牛一头，山羊五头，猪九头，鹿一头，兔五只。一、陈设正坛：小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登一只，铏两只，笾豆各十个，簠簋各两个，帛一匹（白色礼神制帛），共设酒樽三个，爵三个，篚一个，在坛东南，面向西。祝文案在坛西。四配位，每位：羊一头，猪一头，登一只，铏两只，笾豆各十个，簠簋各一个，爵三个，帛一匹，篚一个。十哲位东五坛：猪一份，帛一匹，篚一个，爵三个。每位：铏一只，笾豆各四个，簠簋各一个，酒盏一个。西五坛陈设同东庑五十三位，共十三坛，共猪一头，帛一匹，篚一个，爵一个，每坛笾豆各四个，簠簋各一个，酒盏四个。西庑五十二位，共十三坛，陈设相同。一、正祭典仪唱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分献官、陪祀官各就位。赞引引导献官到盥洗处，赞诣盥洗位，插笏，出笏，引至拜位，赞就位。典仪唱迎神，奏乐，乐止。赞四拜，通赞陪祭官同。典仪唱行初献礼，奏乐。执事官捧帛爵到各神位前，赞引导遣官。赞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赞插笏，赞献帛，执事以帛进，奠毕，执事以爵进，赞引，赞献爵，出笏，赞诣读祝位，乐暂止，跪，传赞，众官皆跪，赞读祝，读祝官取祝，跪于献官左，读毕，赞俯伏，兴，平身，赞诣兖国复圣公神位前，插笏，献爵，出笏，诣郕国宗

译在圣公神位前，在沂国述圣公神位前，在邹国亚圣公神位前，礼仪都与前面相同，赞礼官唱“复位”，音乐停止。典仪唱“行亚献礼”，奏乐，执事人员将酒爵献于神位前，音乐停止。典仪唱“行终献礼”，奏乐，礼仪同亚献，音乐停止。典仪唱“饮福受胙”，赞礼官唱“前往饮福位”，跪下，插笏板，执事人员进献酒爵，赞礼官唱“饮福酒”，执事人员进献胙肉，赞礼官唱“受胙”，取出笏板，俯身叩拜，起身，平身，复位，赞礼官唱“两拜”，传赞陪祀官一同行礼。典仪唱“读祝官捧祝文”，掌祭官捧帛和祭品，各自前往瘗埋位。典仪唱“望瘗”，奏乐，赞引官唱“前往望瘗位”，音乐停止，赞礼官唱“礼毕”。分献官礼仪注：分献由翰林院修撰等官二员、国子博士等官二员担任。典仪唱“分献官、陪祭官各就位”，各自两拜，〇读祝完毕，唱“分献官行礼”，赞引，唱“前往盥洗所”，唱“插笏板”，唱“取出笏板”，唱“升坛”，唱“前往神位前”，唱“插笏板”，执事人员将帛进献给分献官，执事人员将酒爵进献给分献官，献毕，唱“取出笏板”，唱“复位”。亚献、终献相同。典仪唱：“望瘗。”各自前往瘗埋位，音乐停止，赞礼官唱“礼毕”。祝文：维洪武某年，岁次某月朔越某日，皇帝派遣具官某致祭于大成至圣文宣王。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祗奉旧章，式陈明荐。以兖国复圣公、郕国宗圣公、沂国述圣公、邹国亚圣公配，尚享。

译《明防典》记载，洪武二十九年，皇帝驾临太学，举行释菜礼，罢黜扬雄、郑玄从祀，进升汉代董仲舒从祀。

《明史·礼志》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因行人司副杨砥的建议，罢黜汉代扬雄、郑玄从祀，增补董仲舒。”

秦蕙田按语：《防典》与《礼志》所载年月不符，留存以待考证。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三十年十月乙未日，重建国子监先师庙落成。

《礼志》记载：“三十年，因国学孔子庙狭窄，命令工部改建。其规制都由皇帝亲自规划。大成殿门各六间，灵星门三间，东西厢房七十六间，神厨、神库都是八间，宰牲所六间。”

《春明梦余录》记载：京师文庙位于城北，国学之左。元太祖在燕京设立先圣庙，以旧枢密院旧址为之。成宗大德十年，京师庙落成。明太祖改为北平府学，庙宇依旧。

《明史·礼志》记载：“永乐初年，在太学之东建庙。”

《春明梦余录》记载：永乐元年八月，派遣官员举行释奠礼，仍改称国子监孔子庙。不久在旧址新建庙宇，中间为庙，坐北朝南，东西两厢，丹墀。西侧为瘗埋之所，正南为庙门。门东为宰牲亭、神厨；门西为神库、持敬门。门正南为外门。正殿初名大成殿。

《明史·成祖本纪》记载：永乐四年三月辛夘初一，在先师孔子处举行释奠礼。

王圻《续通考》记载：永乐四年，皇帝幸学。礼部尚书郑赐说：“宋代制度，谒见孔子穿靴，再拜。”皇上说：“见先师的礼仪不可简略，必须穿皮弁，行四拜礼。”于是进呈视学仪注，即洪武年间所定的制度。

《明防典》记载，永乐八年，颁布文庙圣贤绘塑衣冠令，合乎古制。秦蕙田按语：《阙里志》称，洪武五年，撤去南京塑像，此处仍保留未毁，故有此令。

十九年，北京国子监既定，其南监春祭，命令祭酒行礼，称“皇帝谨遣”。

《明史·礼志》记载：“宣德三年，因万县训导李译的请求，命令礼部考正从祀先贤的名位，颁示天下。”

《明防典》记载，正统元年刊定从祀名爵位次，颁行天下。《明史·英宗前纪》记载：正统二年六月乙亥日，以宋代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孔子庙庭。

《礼志》记载，正统二年，禁止天下在释老宫祀孔子。

《明史·礼志》记载：孔、颜、孟三氏子孙敎授裴侃进言，天下文庙只论传道，以此排列位次。阙里家庙应当端正父子关系，以叙彝伦。颜子、曾子、子思是儿子，配享殿庭。无繇子晳、伯鱼是父亲，从祀廊庑。这不仅名分不正，恐怕神灵也不安。况且叔梁纥早已追封为启圣王，在大成殿西侧建殿，崇祀而颜、孟之父都封公，只有伯鱼、子晳仍封侯。请求追封公爵，与颜、孟之父一起配享启圣王殿。皇帝命令礼部执行，仍议加伯鱼、子晳封号。

秦蕙田按语：这仅在家庙实行，未及国学及府、州、县。

《明防典》记载，正统八年，追封元代吴澄为临川郡公，从祀。《明史·礼志》记载：正统八年，慈利敎谕蒋明请求祭祀元儒吴澄，大学士杨士奇等说应当从祀，听从了。

秦蕙田按语：吴澄的祭祀，在嘉靖九年被罢黜。

《英宗前纪》记载，正统九年三月辛亥初一，新建太学落成，在先师孔子处举行释奠礼。

《景帝本纪》记载，景泰二年二月辛未日，在先师孔子处举行释奠礼。《明防典》记载：景泰六年，奏准因两庑祭品俭薄，增加猪四口，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盐五十斤。南京国子监一体增设。

成化二年，封董仲舒为广川伯，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沈为崇安伯，真德秀为浦城伯。

王圻《续通考》记载：成化四年彭时上奏，认为汉晋之时，道统无传，所幸有专门之师，讲诵圣经，以诏学者，斯文赖以不坠。这些马融、范甯等人，虽学行未纯，也不得废弃。

《明史·礼志》记载，成化十二年，听从祭酒周洪谟的建议，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

祭酒周洪谟于成化十二年七月奏请加孔子封号。先儒罗从彦曾说：“唐代既封先圣为王，袭其旧号可以，加之帝号而褒崇之也可以。所封乃当时天王之王，既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笾十豆各增为十二，六佾之舞增为八佾之舞。且古者鸣球琴瑟为堂上之乐，笙镛柷敔为堂下之乐，而干羽舞于两阶。今舞羽居上而乐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乐者改正。”皇上命令礼官议之。于是尚书邹干说：“洪武中新建南京太学，只用神主，不设塑像，故当时祭酒宋讷奉敕撰文，有像不土，缯祀以神主。百年夷习乃革之。语今北监所有塑像，皆因元旧，不忍撤毁耳。以此观之，冕旒盖因塑像之旧，而笾豆佾舞之数，则祖宗斟酌已有定式，俱当仍旧。惟佾舞居下，则行

译太常寺考正此事。」九月，周洪谟又进言说：「关于孔子封号、冕服、笾豆、佾舞等事，礼部称洪武年间太学只使用神主牌位，塑像并非本朝的制度。臣认为孔子的道不离礼乐，如今想要体现孔子的道，没有比礼乐更优先的了。唐开元年间封孔子为文宣王，给他穿上衮冕，音乐使用天子规格的宫县乐，既然使用了天子的宫县乐，服饰必定要使用天子的衮冕。可见唐代供奉孔子，已经使用了天子的礼乐。现在冕服既已采用天子的礼制，而佾舞却使用诸侯的音乐，从礼的角度看乐则乐不周全，从乐的角度看礼则礼有僭越。孔子是周朝人，应当采用周朝的制度，他所受封的是当时天王之王，而非后世国王之王。何不将十笾十豆增加为十二笾十二豆，将六佾之舞增加为八佾之舞。器物数量既然增加，那么佾舞与冕服就相称了，而音乐也就没有缺憾了。」朝廷批准了奏请，将笾豆增加为十二，六佾增加为八佾，并通行于天下。

译《春明梦余录》记载，成化十三年闰二月丁丑日，释奠礼初次使用八佾舞，笾和豆各十二个。

《明防典》记载，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初一，应当举行释菜礼。恰逢上丁日，命令改在次日举行释菜礼。

《阙里志》记载，弘治元年，孝宗皇帝登基，驾临太学，向孔子释奠。采纳吏部尚书王恕的建议，下诏为先师孔子之位增加币帛，使用太牢祭品，将分献改为分奠。

学士程敏政在弘治元年考正祀典的奏疏略称：先师孔子对天下万世有功有德，其庙庭中配享的人选，必须做到文采与品行兼备，名声与实际相符，对圣门有功且没有违背公议的瑕疵，这才足以符合崇尚德行、报答功绩的本意。如果配享的人选不当，那么不仅先师降临神灵不会顾念享用，更会使典章模范让人不知如何教化，作为弟子的人不知学习什么，世间教化不明，人心不善，这种影响通达天下并施及后世，其关系重大，岂止是一时一方所能比拟的呢？谨分条陈述，冒犯圣览。

一、唐贞观二十一年，才开始让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祀孔子庙庭。当时圣学不明，议论者没有见识，拘泥于注疏，认为释奠先师就像《诗经》有毛公、《礼记》有高堂生、《尚书》有伏生之类，于是把专门从事训诂之学的人视为得到了圣道的传承，并且牵连到马融等人。臣查考历代正史，马融最初应邓隲的征召担任秘书，历任南郡太守，因贪污污浊被免官，剃发流放到朔方，自杀未遂，又不遵守儒者的节操，前面招收学生，后面陈列女乐，为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作《西第颂》来赞美梁冀，被正直的人所羞耻。由此看来，各种丑恶集于一身，五经为之蒙羞。后世却凭他空洞的言论视他为经师，让他配坐于孔子的庙庭。臣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

刘向最初凭借献赋进身，喜好诵读神仙方术，曾经上书说黄金可以炼成，铸造没有验证，被交给官吏治罪应当处死，他的哥哥阳城侯救他才得以免罪。他所著的《洪范五行传》最为错乱驳杂，使箕子经世的宏言流变为阴阳术数家的小技。贾逵凭借献颂担任郎官，不修小节，专门依靠附和谶纬图谶以至于显贵，大概是左道乱政的人。王弼与何晏倡导清谈，所注的《易传》推崇老庄，而范甯追究晋室动乱的根源，认为王弼、何晏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深。何休只有《春秋解诂》一书，贬黜周朝而尊奉鲁国，又注释《风角》等书，将其与《孝经》《论语》并列，大概是异端邪说的流派。戴圣担任九江太守，治理政事多不守法，害怕何武弹劾他而自行免职，后来担任博士，在朝廷上诋毁何武。等到他的儿子宾客因盗窃入狱，何武公正判决使他免于死罪，戴圣却造书谢恩毫不惭愧。先儒说戴圣是礼家的宗师，而他自己身为赃吏，儿子是盗贼，可以作为世人的鉴戒。

王肃在魏国将女儿嫁给司马昭，当时司马昭篡夺魏国的形势已成。王肃作为世家大臣，封兰陵侯，官至中领军。却坐观成败，等到毋邱俭、文钦起兵讨伐贼寇，王肃又为司马师出谋划策，以助成其恶行。如果好人阿谀自己，还是他较小的过错。杜预所著的，也只有《左氏经传集解》，他的大节大概无可称道。如守卫襄阳时，多次馈赠洛阳的重要人物，说是害怕他们为害罢了，并非为了求取利益。讨伐吴国之际，因为砍瘿的讥讽，杀尽了江陵的人。作为官吏不廉洁，作为将领不仁义。

凡是这些人，他们在名教方面获罪不小，而议论者认为他们能守护遗留的经典，辗转传授，以等待后来的学者，并非没有功劳。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守护遗留的经典，像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对于《春秋》，伏胜、孔安国对于《尚书》，毛苌对于《诗经》，高堂生对于《仪礼》，后苍对于《礼记》，杜子春对于《周礼》，可以担当此任。大概秦火之后，只有《易经》因占卜而幸存，而其他经典如果没有这九个人，就几乎断绝了。这是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劳，让他们配祀是可以的。至于马融等人，不过是训诂这九人所传承的内容罢了。况且他们的书在唐代流行，所以唐代得以凑足经师的人数，祭祀他们。现在正值理学大明之后，《易经》采用程朱的注解，《诗经》采用朱子的注解，《尚书》采用蔡氏的注解，《春秋》采用胡氏的注解，又何必取用汉魏以来驳杂而不正的人，让他们安享天下的祭祀呢？

祭祀他们，不只是让学者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也要认识他们这个人，并让他们崇尚结交贤友。臣担心学者习惯他们的训诂文字，对于身心未必有补益，而考察他们奸诈谄媚、淫邪、贪婪、怪异荒谬的行迹，将自甘处于效仿的地步，说先贤也像这样啊。其祸害儒学、损害道统，将有不可胜言的后果。

至于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甯五人，虽然好像没有过错，然而他们的行为也不能窥见圣门，他们的著作也不能阐发圣学。如果这五人得以配祀，那么汉唐以来应当配祀的人还很多。臣愚昧，请求将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八人剥夺爵位停止祭祀，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甯各自在家乡祭祀。后苍在汉初解说礼制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戴圣等都受业于他。大概现在的《礼记》一书，如果没有后氏就不再流传于后世了。请求加封爵位，与左丘明等一体配祀，那么伪儒免除欺世之名，贤者

译接受专门的祭祀，情义与文饰就两全了。孔子弟子见于《孔子家语》的，自颜回以下共七十六人。《家语》一书出于孔氏，应当符合事实，而司马迁《史记》所载多出了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文翁在成都孔庙墙壁上所画的，又多出了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认为这是后人根据所见随意增补的，大概不可依据。臣查考宋代邢昺的《论语注疏》，申枨是孔子弟子，在《家语》中作申续，《史记》中作申党，其实是一个人。如今庙庭从祀申枨，封为文登侯，在东庑；申党封为淄川侯，在西庑，重复且无根据，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公伯寮进谗言陷害子路以阻挠孔子，是圣门中的害虫，而孔子称蘧瑗为夫子，决不是孔门弟子。林放虽然曾问礼，但《家语》《史记》、邢昺注疏、朱子集注都不把他列入弟子行列。秦冉、颜何，怀疑也是因字形相近而产生的错误，如同申枨、申党那样，只是无法考证罢了。臣愚以为申枨、申党的位号应保留一个，公伯寮、秦冉、颜何、蘧瑗、林放五人，既然不在《家语》七十子之列，应停止他们的祭祀。如果蘧瑗、林放二人不可不祭祀，则请求在卫国祭祀蘧瑗，在鲁国祭祀林放，或者附祭于本地的乡贤祠，仍保留他们原有的爵位，以显示优崇贤者的意思，也大致符合名实相符且不违背礼制的原则。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杨砥建议，请求罢黜扬雄，进祀董仲舒。太祖高皇帝赞许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实行。主张此道以教化人心，可以说是很大的功劳。然而荀况、扬雄确实不相上下，而荀况认为人性本恶，认为礼是虚伪的，认为子思、孟子扰乱天下，认为子张、子夏、子游是卑贱的儒者，所以程子有“荀卿过错太多，扬雄过错太少”的说法。如今议论者想要一并罢黜荀况的祭祀，是适宜的。然而臣私下认为汉代儒者没有比得上董仲舒的，唐代儒者没有比得上韩愈的，而还有可议的一位，就是文中子王通。王通的言行，先儒的议论已经很多，大抵认为他僭越经典而不能与董仲舒、韩愈相比。臣请求用程朱的说法来决断。程子说：“王通是隐德君子，论他精纯的地方，大概不是荀况、扬雄所能赶上的。至于续写经典之类，都不是他的所作。”那么程子难道偏袒王通吗？正是因为他言论精纯而知道他不是僭越经典的人。朱子说：“文中子论述治道的地方高妙类似董仲舒，而根本不如他，爽直类似董仲舒，而纯正不如他。”又说：“韩愈《原道》等篇，如果不是王通所能达到的，但最终不免有文人的习气，求取利达的意图，如果纵观古今的变化，付诸事业，恐怕不如王通那样恳切而有条理。至于河汾师道的建立，出于魏晋佛老之后，到现在人们认为很兴盛，那么王通确实是豪杰之士。如今董仲舒、韩愈并列从祀，而王通不参与，怀疑是遗漏的典礼。臣又查考宋代儒者自周敦颐以下九人同列从祀，而还有可议的一位，就是安定胡瑗。胡瑗的言行，先儒的议论已经详细，大抵认为他缺少著述而不能与濂洛诸儒相比。臣也请求用程朱的说法来决断。程子详细论述学制说：“应当建立尊贤堂，以延请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张载、邵雍，使学者得以效法。”朱子《小学书》也详细记载胡瑗的事迹，认为这是百世的法则。臣认为自秦汉以来师道的建立，没有超过胡瑗的。况且程子在胡瑗活着的时候，想让他与张载、邵雍一起居住在尊贤堂，他死后，却不能与张载、邵雍一起配享于宣圣庙，这作为遗漏的典礼或许更严重了。况且宋端平二年议定增加十位贤人从祀，以胡瑗为首，如果认为胡瑗没有著述之功，那么元代的许衡也没有著述，但他的身教之美与胡瑗相当，确实有不可偏废的。臣查考礼制，有道德教化学者的人，死后称为乐祖，在瞽宗祭祀；乡老先生去世则在社祭祀。如果王通、胡瑗两人的师道，百世如新，能加封爵位，使他与许衡并列祭祀于学官，最为合适。这一年礼科右给事中张九功上奏说：“孔子之道与天地大同，从祀的诸贤岂能马虎？如荀况、马融、王弼、扬雄都应当罢黜。现在的儒臣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薛瑄，应当入祀。”命令礼部商议，于是尚书周经等一致说：“扬雄已在洪武时罢黜，而薛瑄曾与元代儒者刘因一起想要从祀，因大学士杨廷和认为他无所著述而停止，其余都有辅翼圣经的功劳，应依旧从祀。”

译蕙田按：这项奏疏当时虽然没有被批准实行，但嘉靖九年所确定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基于此。

弘治四年，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上奏说：“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其中应当罢黜或提升的人选，前代大儒程子和熊去非已经有了定论。但除此之外，还有让人不能不产生疑问的地方。有若先生杨时，是程门的高足弟子，继承了伊洛学派的正宗，抑制邪说、放逐淫辞以承接孟子之道，确实不愧南轩所称道的‘继往开来，吾道南矣’，实际上阐发了晦翁的学说。虽然他在晚年出仕，没能完全听从老师的教诲，但他对新经的驳斥，确实足以捍卫我们的道统。像这样的人如果不列入从祀的行列，我私下里感到困惑。又如临川郡公吴澄，著述虽然不算少，但品行操守却有可议之处。他生长在淳祐年间，在咸淳年间参加贡举，承受宋朝的恩惠已经如此之久；担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历任元朝的官职竟然如此显荣。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竟然还不如洛邑的顽民，哪里敢奢望达到首阳山高士的境界？前人认为他专心致力于圣贤之学，在进退抉择上卓然独立，不知道圣贤对于进退的态度，果真像他那样吗？像这样的人如果还在从祀的行列中，我固然不能不感到困惑。请求敕令提升杨时以上附属于宋朝诸位贤人的位次，将吴澄以下的人斥退到莽大夫的行列中。这不仅符合天下的公论，而且对世道的教化也不无裨益。”

《明史·孝宗本纪》记载：弘治八年七月丁亥日，封宋朝儒者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孔子庙庭。

《礼志》记载：弘治八年，杨时从祀的位次在司马光之后。

大学士徐溥等人说：“各位儒者从祀孔门，没有对道统有功是不可以的。但一定要考证大儒的学说，这样才能符合人心的公论。考察程氏遗书及诸子《伊洛渊源录》所载，关于杨时的行状、墓志等文章，都称赞他修养深远，实践纯固，温和而没有疾言厉色，与明道程子相似。当他学成归来时，程子目送他说：‘吾道南矣。’那么这种道统，难道是容易说的吗？自从两程子继承孔孟不传的统绪，及门弟子中得到道统认可的人，只有杨时一人罢了。大概杨时一传为豫章罗氏，再传为延平李氏，传授给朱子，号称正宗。文定胡氏亲自承受指授，而《春秋》的传承作南轩张氏，上溯渊源，而太极之义阐发心学所浸润的，全都本源于伊洛，使天下的人清楚地知道虚寂不是道，训诂不是学，词华不是艺，那么杨时传道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崇祯、宣德年间，京黼把持国政，将王安石提升到配享孟子的位置，并颂扬他的新经来选拔士人，僭越圣道、背叛经典，长达数十年。杨时入朝，首先请求罢黜他的配享，不让其厕身于宣圣的庙庭，废除他的新经，不让其蛀蚀学者的心术，使天下的人知道邪说应当平息，偏颇的行为应当抵制，淫辞应当放逐，那么杨时卫道的功劳也是不可掩盖的。有人怀疑他出仕隐居的时机，并轻视他的著述功劳，那么朱子说：‘杨时的出仕，只有文定公的话最公正。’说：‘当时如果能听用他的建议，必定能救得一半。’胡文定也说：‘蔡京怎么能玷污他。’那么因出仕隐居而被怀疑的人，是没有考证清楚的过错。杨时正值洛学党禁之后，指示学者以大本所在，体悟之功转相授受，而朱子得以听闻他的指诀，则见于何镐的书。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论述，称赞他年高德盛，而所见益精，则见于《西铭》的序言。总之没有杨时就没有朱子，而杨时的道统，如果不是有德之人，大概不可以轻易议论。那么因著述而被轻视的人，也是没有考证清楚的过错。又查《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为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经将杨时与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峰蔡氏、西山真氏一起加封爵位，列入从祀，因为世变不及遍行天下，这大概接近于礼所说的‘有其举之，莫敢废者’。那么亲自受教于杨时如文定，私淑于杨时如朱张，都在侑食之列；近私淑于朱子，如蔡真远；私淑于朱子，如许吴也在侑食之列。唯独他们的老师有传道、卫道的功劳，可以继往开来，抑制邪说与正道的，反而不在其中。衡量人心，确实是缺典。考证大儒的定论，参考前代的故实，伸张弟子从师之义，安慰后学向道之心。将杨时提升到从祀之列，应当符合公论，奉旨允行。”

蕙田按：这项议定最为允当。

弘治九年，增加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同天子的制度。

王圻《续通考》记载：弘治十四年，国子监管祭酒事礼部右侍郎谢铎说：“学校的设立，都是为了明辨人伦。颜回、曾参、思孟三位配享堂上，而他们的父亲却都列祀于庑下，冠履倒置，有这样的道理吗？为今之计，不如在阙里立庙祭祀叔梁纥，以颜路、曾晳、孔鲤等贤人配享，如同前代大儒熊去非的议论，或许能各自保全其尊位，而神灵安妥。”吴澄亲自作为宋朝的遗臣，厚颜享受元朝的官禄，名节扫地，正应当用春秋大义来约束他，罢黜从祀，前一件事，人们虽然屡次言及但未见施行；后一件事，我也曾言及而未蒙允准。每当奉祀对越之际，辄起皱眉不安之心，心中

译内心不安，却又不得不说出这些话罢了。

译蕙田按：这两项议定之事，都在嘉靖年间得以施行。

《武宗本纪》记载：正德元年三月甲申日，在孔子故里阙里举行释奠礼祭祀先师孔子。《志》记载：嘉靖元年，世宗即位，皇帝驾临太学。

《世宗本纪》记载：嘉靖九年六月癸亥日，设立曲阜孔、颜、孟三氏学。同年冬十一月辛丑日，更正孔庙祀典。定孔子谥号为“至圣先师”。

《礼志》记载：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进言说：“先师的祀典中有应当更正的地方。叔梁纥是孔子的父亲，颜路、曾晳、孔鲤分别是颜回、曾参、子思的父亲。这三位配享于庙庭，而叔梁纥及各位父亲却在两庑从祀。推原圣贤的心意，难道能安心吗？请求在大成殿后另外设立祠堂祭祀叔梁纥，让颜路、曾晳、孔鲤配享。”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张璁又进言说：“圣人尊崇天与尊崇亲人是一样的。现在笾豆用十二，牺牲用犊牛，完全采用祭祀天的仪制，也不是正确的礼制。其谥号、章服都应当改正。”张璁顺着皇帝的意旨说：“孔子应当称为先圣、先师，不应当称王。祭祀的屋宇应当称庙，不称殿。祭祀应当用木主，那些塑像应当毁掉。笾豆用十，乐舞用六佾。配位的公侯伯称号应当削除，只称先贤、先儒。那些从祀的申党、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应当罢除。林放、蘧瑗等六人应当各自在其家乡祭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蔡元定应当从祀。”皇帝命令礼部会同翰林院各位大臣商议。编修徐阶上疏陈述：“更改称号、毁坏塑像是不可以的。”皇帝发怒，贬谪徐阶的官职。于是皇帝亲自撰写《正孔子祀典说》，大意是说：“孔子认为鲁国僭用天子之礼是错误的，难道肯自己僭用天子的礼制吗？”又撰写《正孔子祀典申记》，都交付史馆。张璁于是作《正孔子庙祀典》或问，上奏皇帝。皇帝认为议论详细正确，一并命令礼部集议。于是御史黎贯等人进言说：“圣祖当初更正祀典，天下岳渎诸神都去除了他们的称号，只有先师孔子依旧，实在有深意。陛下怀疑孔子的祭祀比拟祭祀天的礼制，是因为夫子的高深不可及，就像天不能凭借阶梯攀登一样。虽然比拟上天，也不算过分。自从唐代尊孔子为文宣王，已经使用天子礼乐。宋真宗曾经想封孔子为帝，有人议论周代只称王，不应当加帝号，而罗从彦的议论则认为加帝号也可以。至于周敦颐则认为万世无穷地以王礼祭祀孔子，邵雍则认为仲尼以万世为王。那些辩驳孔子不应当称王的，只有吴澄一人罢了。恳请广泛考察众人的言论，务必求得最恰当的时机。”黎贯的疏文中说：“没有比天地更尊贵的，也没有比父亲和老师更尊贵的。陛下敬天尊亲，不应当唯独怀疑孔子的王号是僭越。”皇帝因此大怒，怀疑黎贯借此来斥责他追尊皇考（生父）的不当，诋毁他为奸恶，交给法司会同审讯，剥夺他的职务。给事中王汝梅等人也极力进言不应当去除王号。皇帝都斥责为谬论。于是礼部会同各位大臣商议说：“人们以圣人为至圣，人们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经完备。现在应当在孔子神位上题写‘至圣先师孔子’，去除其王号及‘大成文宣’的称号，将‘大成殿’改为‘先师庙’，‘大成门’改为‘庙门’。那四位配享者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是及门弟子，都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都称‘先儒某子’，不再称公侯伯。遵循圣祖最初在南京国子监制定的规制，制作木主作为神主，仍然拟定大小尺寸，作为定式。那些塑像立即命令撤除，春秋祭祀遵循国初旧制，用十笾十豆，天下各学用八笾八豆，乐舞只用六佾。各学另外设立一座祠堂，中间叔梁纥题写‘启圣公孔氏神位’，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享，都称‘先贤某氏’。至于从祀的贤人，不可不考察他们的得失。申党即申枨，厘去其中一个，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罢除从祀。林放、蘧瑗、卢植、郑众、郑𦋐、服虔、范甯各自在其家乡祭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应当增入，命令全部按照议定施行。又根据行人薛侃的议论，进升陆九渊从祀。起初洪武年间，司业宋濂请求去除塑像设立木主，礼仪乐章多有更改制定，太祖不允许。成化年间，少詹事程敏政曾经说马融等八人应当斥退，给事中张九功推演他的言论，并请求罢除荀况、公伯寮、蘧瑗等人，而进升后苍、王通、胡瑗为礼官，被周洪谟拒绝而作罢。至此因为张璁极力主张，众人不敢违背，毁坏塑像大概采用了宋濂的说法，先贤的去留大致如张九功所言。那进升欧阳修，是因为濮议的缘故。第二年，国子监建成启圣公祠，听从尚书李时的言论，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笾豆牲帛比照四配，东西配位比照十哲，从祀先儒程晌、朱松、蔡元定比照两庑。辅臣代祭文庙，则祭酒祭启圣祠，南京祭酒祭文庙，司业祭启圣祠，于是制定为定式。殿中先师面向南，四配面向东西稍后，十哲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

译子求、子言、子偃、颛孙子师都面向东西方向站立。两廊配祀的先贤有：澹台灭明、宓不齐、原宪、公冶长、南宫适、高柴、漆雕开、樊须、司马耕、公西赤、有若、琴张、申枨、陈亢、巫马施、梁鳣、公晳哀、商瞿、冉孺、颜辛、伯虔、曹恤、冉季、公孙龙、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颜高、商泽、壤驷赤、任不齐、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处、鄡单、奚容蒧、罕父黑、颜祖、荣旂、秦祖、左人郢、句井疆、郑国、公祖句兹、原亢、县成、廉洁、燕伋、叔仲哙、颜之仆、邽巽、乐欬、公西舆如、狄黑、孔忠、公西蒧、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颜哙、先儒、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孔安国、毛苌、董仲舒、后苍、杜子春、王通、韩愈、胡瑗、周敦颐、程颢、欧阳修、邵雍、张载、司马光、程颐、杨时、胡安国、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蔡沈、真德秀、许衡，共九十一人。

译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嘉靖九年厘正祭祀典制，撤去塑像，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木牌，高二尺三寸七分，宽四寸，厚七分，底座高四寸，长七寸，厚三寸四分，红底金字。四位配享的神位木牌，各高一尺五寸，宽三寸二分，厚五分，底座高四寸，长六寸，厚二寸八分。十哲以下凡是及门弟子，都只称先贤某子的神位木牌，各高一尺四寸，宽二寸六分，厚五分，底座高二寸六分，长四寸，厚二寸。左丘明以下称先儒某子的神位木牌，各高一尺三寸四分，宽二寸三分，厚四分，底座高二寸六分，长四寸，厚二寸，都是红底黑字。

《明会典》记载，嘉靖九年规定，南京国子监祭祀用十笾十豆，乐舞各只用六佾。凡是六品以下不陪祭的官员，提前一天到庙里瞻仰拜祭。那些宦官降香的事，也废止了。

明世宗《正孔子祀典说》：我认为孔子的道，是王者的道；德，是王者的德；功，是王者的功；事，是王者的事。只是他的地位不是王者的地位。昨天辅臣少傅张璁再次上疏，请求纠正他的称号、服饰章纹等事，已命令礼部召集翰林诸臣商议纠正。对外只有称号与服饰章纹两件事关系重大，不得不为此陈述。孔子处于周朝衰微之时，知道不能实行王者的道，于是恳切地希望鲁、卫两国能实行王道。这两国的君主竟然不能明晓孔子的道。孔子去世后，后世直到唐玄宗才荐谥为文宣，加上王号。到元朝又增加他的谥号为大成。孔子对于当时的诸侯中有僭越王者之位的，都通过笔削史书而内心诛讨他们，所以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生前如此，他死后却不体察圣人的心意，随意加上他的称号，虽然说是尊崇，其实自己是乱臣贼子一类的人，这是什么心呢？又我圣祖在最初平定天下之时，命令天下在学宫从祀孔子，不许在释老宫观祭祀，又除去塑像，只命令设立木主，乐舞用六佾，笾豆用十，可以说是尊崇孔子，达到极致了，无以复加了。只是保留他的王号，难道对后人没有期望吗？或许当时创制来不及吧？到我皇祖文皇帝开始建立北京国学，沿袭元人的旧制，塑像还存在，大概是不忍心毁坏吧。又到我皇祖考采纳礼官的建议，增加乐舞用八佾，笾豆用十二，牺牲用熟肉，而上拟祭祀天帝的礼仪。孔子假如活在今天，肯安心享受吗？从前不看看鲁国僭越王者的礼仪，难道肯自己僭越祭祀天帝的礼仪吗？如果能体察圣人的心意，决然应当纠正。至于称王，对圣人的伤害太严重了。孔子曾说：“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办不成。”怎么不幸地加在他身上呢？既然用王者的名号横加于孔子，所以使颜回、曾参、孔伋以儿子的身份并列配享于堂上，颜路、曾晳、孔鲤以父亲的身份跟随列于下面，哪有儿子坐在堂上而父亲在下面进食的道理呢？这就是所谓名分不正，都是因为纲领一旦混乱，而百目因此废弛。现在如果不纠正，滋生后世的非道，将看到儿子不尊其父，臣子不尊其君，内部分离外部背叛，哪里说得完呢？

《正祀典申说》：我认为做人臣的尽臣道，所谓尽，是始终生死都这样，不是有所私心。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朱子解释说：“祖父所行的事，不但三年，即使万世也不可改变。”稍有可变的，难道要等到三年吗？大体上成法固然不可改，但对于一切事务不可不急于纠正。我又认为天子不可与匹夫相争辩，但这世这时却不得不辩。昨天所命令商议纠正孔子的祀典，我不懂典籍，且用容易明白的话来说。孔子的谥号，从唐玄宗李林甫的君臣开始。孔子已去世，在秦汉之前，这期间难道没有贤明的君主吗？如汉高祖、唐太宗，都是创业垂统的人，为什么不给孔子加王号？那么不敢拥有虚名来表示尊崇之意，可以知道了。李林甫的请求，玄宗的加封，意必有为。李林甫作为臣子，是什么样的臣子？他的意图或许借尊崇师道来欺骗玄宗吧？玄宗所加的，多么巧妙啊！自秦以后，统治天下的人称皇帝，汉朝才用王号封臣下。玄宗封谥孔子，为什么不用皇帝加给他？是不想与他平起平坐。只是一个王号，还像封拜臣下一样，尊崇之意在哪里呢？大概这个“王”字，不是统治天下的“王”，实是后世王公的“王”。由此武宗假托而加谥，宋徽宗荐十二章服。徽宗的加封，是想掩盖他喜好道教而设此来尊崇罢了。况且用诸侯王的身份荐天子的服饰章纹，诬蔑太严重了。至于雕塑的像，不知孔门弟子是否在孔子死时造之，况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减吗？还是不可呢？用一个圣人而信工匠肆意雕塑，说“这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实是土木之灵罢了。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己之心，则知孔子之心也。又至于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是僭越礼仪太严重了，决然应当纠正。

《日知录》顾炎武说：

译宋理宗宝庆三年，将朱熹从祀孔庙；淳祐元年，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从祀；景定二年，将张栻、吕祖谦从祀；度宗咸淳三年，将邵雍、司马光从祀。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只有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以及蔡沈的《尚书集传》、胡安国的《春秋传》、陈澔的《礼记集说》，才是所谓替代使用其著作，流传于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张栻的《论语解》、吕祖谦的《读书记》，地位又次一等。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也是辅助阐发六经义理的作品。到了明朝嘉靖九年，想要以制定礼制的功劳，来掩盖其亲近宠幸之人的过失，却逞私意妄加议论，随意决定从祀者的去留，这完全违背了古人的防范原则。如果因为一件小事的瑕疵，就废除传承经学的祭祀，那么宰我主张缩短丧期、冉有聚敛财富，也不应当位列十哲之中吗？抛弃汉代儒者保全经典、坚守残缺文献的功劳，却奖赏末流学者谈论人性、天道的学问，于是语录类的书籍日益增多，而五经的义理却荒废于杂草丛中。这自明代人议论从祀之事就开始了。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会遵循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制度吧。

译又说：嘉靖年间将欧阳修列入从祀，是因为大礼议之事，出于皇帝个人的私意；将陆九渊列入从祀，是因为王守仁的缘故，出于臣下个人的私意。这与宋人将荀子、杨雄、韩愈三人列入从祀，以及王安石被封为舒王配享太庙，是同一类做法。

《明会典》记载：嘉靖九年下令，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学校各自建立启圣公祠，正中供奉叔梁纥，题称“启圣公”，孔氏之位，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享，都称“先贤某氏之位”，程珦、朱松、蔡元定从祀，都称“先儒某氏之位”。每年仲春、仲秋的上丁日，派遣国子监祭酒行礼，南京国子监由司业行礼。

刘〇关于四贤从祀的奏疏：浙江布政使司金华府知府等官刘〇等人上奏说：昔日孟子去世后，我们的道统中断，学术断绝，直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才开始延续其传承。朱熹的门人中，黄干是他的杰出代表。朱熹临终时，把深衣、幅巾以及平生的遗书都托付给他，说：“我道统的寄托，全在你身上了。”既然如此，那么继承朱熹的人不就是黄干吗？黄干任临川县令时，婺州金华人何伯慧恰好担任县丞，于是让他的儿子何基拜黄干为师，并告知他圣贤之学，何基恭敬谨慎地接受使命。于是通过黄干的言论，阐明了朱熹的义理，精微的义理和新意层出不穷。既然如此，那么继承黄干的人不就是何基吗？何基传了一代，得到了同郡的王栢，王栢完全探得了何基的奥秘，师道因此再次兴盛。既然如此，那么继承何基的人不就是王栢吗？王栢传了两代，得到了同郡的金履祥，造诣更加精深，如春风和煦，如冰释般融解，训导后学，教诲恳切而不知疲倦。看他所扩充和论述的著作，大概是亲身得到了何基、王栢的传承并加以扩展。既然如此，那么继承王栢的人不就是金履祥吗？金履祥又传了一代，得到了同郡的许谦，许谦致远钩深，以圣人为准则，旁搜博采，以义理为折衷，大概完全掌握了何基、王栢、金履祥的蕴藏并加以充实。既然如此，那么继承金履祥的人不就是许谦吗？这四位先生都亲身承接了黄干的传承，以上延续朱熹的道统，三百多年来未曾列入孔庙从祀。成化年间，按察司佥事辛访也曾上奏，未获批准施行。议论的人说：辅佐弘扬道统，没有比著述更重要的了。何基著有《大学中庸发挥》、《大传》、《易启蒙发挥》、《通书》、《近思录发挥》；王栢著有《读易记》、《涵古易说》、《大象衍义》、《涵古图书》、《书疑》、《诗解说》、《读春秋记》、《论语衍义》、《太极衍义》、《伊洛精义》、《研几图》、《鲁经章句》、《论语孟子通义》、《朱子指要》、《诗可言》、《天文地理考》、《墨林考》、《帝王历数》等书；金履祥著有《论孟考证》，补充了集注所未备之处，《通鉴前编》多先儒所未发，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等书，都阐发圣道，对程朱之学有不少裨益。臣又曾听说，朱子辅佐弘扬道统的功劳，李侗实际上开启了它，罗从彦实际上传承了它。如今杨时已经列入从祀，而罗从彦、李侗却没有，这就像是曾元享受祭祀而祖辈父辈却没有一样。臣希望陛下隆重尊崇儒学先贤，绍续道统，乞请敕令多位官员共同商议，将罗从彦、李侗、黄干、何基等七人加封爵位，使他们从祀，使他们不至于埋没，那么圣道就会增光，治道就会加重。

蕙田按语：此疏上呈后未获施行，所以没有年月可查考。〇传知金华时，正值刘瑾败亡之后，那么也是嘉靖初年。而嘉靖九年厘正祀典，竟然没有涉及此事。看他所议论的，对于朱子后学的道统源流最有关系，附见于此，以等待论定。

《明史·礼志》：圣师的祭祀，始于世宗。供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武王九位圣人，面向南；左边先圣周公，右边先师孔子，东西相对。每年春秋开讲前一天，皇帝身穿皮弁，拜跪行释奠礼，用羹、酒、果脯、帛在文华殿东室祭祀。起初，东室有佛像，皇帝认为不合经义，撤去，于是祭祀先圣、先师，自己撰写祭文，行奉安神位礼。辅臣、礼部尚书及讲官，等行礼完毕后入内拜见。在此之前，洪武初年，司业宋濂建议，想要按照建安熊氏的说法，以伏羲为道统之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依次排列，在天子之学中按等级祭祀，那么道统就更尊贵了。太祖没有听从。到了这时，世宗仿照他的意思施行。十六年，将祭祀移到永明殿，后来行礼如初。此后常派遣官员代祭。隆庆初年，仍在文华殿东室行礼。

《明会典》记载：嘉靖九年初次祭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共十一位。一、提前一天，太常博士捧着祝版到文华殿上，填好御名后，捧出。一、正祭日早晨，太常寺进献笾、豆、祝帛，陈设完毕，等候皇上到来，行礼。一、陈设每位神位前铏一，笾、豆各二，礼神制帛一【白色】。一、正祭当日，皇上身穿皮弁服，从文华殿出来，内赞对引官引导皇上到拜位，奏“就位”，皇上到御拜位，内赞引导皇上到伏羲氏前，奏“搢圭”，奏“上香讫”，到各神位前，都奏“上香讫”，奏“出圭”，奏“复位”，皇上复位，奏“再拜讫”，读祝官启祝，跪，内赞奏“跪”，皇上跪，赞读祝讫，奏“俯伏兴平身”，读祝官安祝退下，奏“再拜讫”，赞焚祝帛，皇上退到拜位之东站立，捧祝帛官出门，奏“礼毕”，内赞对引导皇上出殿，回宫。一、祝文：维

译某年某月朔日，皇帝御名恭敬地禀告先圣先师以及周公、孔子说：“我深知后学的凭借，必定仰赖先圣留下的典籍作为进修的依据。现在于明日【春秋】开讲学，恳请默默运用神妙的智慧，启发我们后学，使诚意正心的功夫不致废弛，或许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可以达成，而圣道永远有恩惠惠及百姓。特意用祭品禀告，希望圣师鉴察。”

译《春明梦余录》：嘉靖十年，因厘正祭祀典制，穿着皮弁礼服拜谒孔庙，使用特祭的帛，举行释奠礼，迎神送神各拜两次，奏乐三次，文舞六佾，配享从祀以及启圣祠分祭，使用酒和肉脯，也派遣官员到南京国子监和阙里致祭，这是听从大学士张璁的建议。

《明史·世宗本纪》：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在孔庙举行释奠礼祭祀先师孔子。

《世宗实录》嘉靖十九年礼部回复关于薛瑄从祀的议论：从祀的典制，是为了尊崇德行、报答功绩，自汉代以来，大儒从祀，历代都不乏其人。正统年间，让宋代的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元代的吴澄从祀；天顺年间，让宋代的杨时从祀；嘉靖九年，又让宋代的陆九渊从祀。而历朝大臣，都曾请求让本朝礼部侍郎薛瑄从祀。查考薛瑄，是山西河津县人，年纪刚成年求学，一见濂洛学派的书，感叹说：“这是学问的正统脉络。”随即烧毁抛弃词赋，以程门居敬、穷理为治学的方法，以孟子复性为治学的功夫。从壮年到老年，造诣纯厚笃实，这在大学士李贤、尚书彭韶、国子监丞阎禹锡等人所撰写的行状碑文中如此记载。薛瑄所著《读书录》十卷，现在看他的书，《格言要论》阐发理道，常有新得，不是体认密切、践履真实的人不能做到。至于他在朝廷立身行事，风范卓越超绝，对名教有功，可以说是豪杰的崛起，圣门的宗裔了。如果朝廷特别加以褒扬显赫，让他从祀，确实足以安慰公众舆论，彰显圣朝的美德。然而有的人议论，认为前代所定的从祀，必定要寻找传释六经的人。先前也曾下诏让儒臣议论薛瑄从祀，但最终很少有成议的，是因为他著述罕见，使人怀疑。我们臣等深切考虑，在汉唐时代求取士人，圣学阻塞，固然应当专门记录他们解释经典的功劳；自从宋代诸儒相继出现，理学大明，之后的儒者虽然论述罕见流传，似乎应当特别选取他们践行的实绩。只是陪坐孔庙，接受美好的祭祀，事情重大礼节隆重，其选择不得不慎重。我们臣等谨查汉代法规，有大事在朝廷，连文学掌故，都将他们的议论上报，号称接近古制。现在祭祀典制是重大事情，必定下诏廷议，集思广益，这在事理上是恰当的。奉旨让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国子监堂官各人上奏议论。诸臣议论上报，认为应当祭祀的二十三人，认为暂且缓议的二人，认为不必祭祀的郭希贤一人。礼部复议薛瑄从祀，起初见于御史弹章，接着详细延及廷议，集合众人的言辞，没有瑕疵议论。而庶子童承叙说：“程朱的高弟如罗从彦、李侗、尹焞、黄干尚未得从祀，近时的儒者如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也应当从祀，舍弃他们选取这个，似乎不够周全。”赞善浦应麒也说：“等待后世。”两位大臣的话，无非是认为议论必定长久之后才能定论，所以聚讼。议论不嫌异同，这是慎重祭祀典制的意思。我们臣等认为薛瑄的造诣，比起宋儒虽然似乎有差距，但实在是本朝理学的倡导者。如果从祀，没有人能超过薛瑄；至于吴与弼等人，也都为一时士论所推许。只是时代相同地域相近，我们臣等难以在他们之间做出高下抉择。众人的言论折中于圣人，议礼本于天子。恳请特别赐予英明决断，以垂范万世。又奉旨尚书霍韬奏章内，想要将宋代臣子司马光、陆九渊议黜从祀。司马光平生所学，只是濮王之议，失父子之伦，委实是昧礼。但如果他公忠鲠亮，勋业伟俊，是宋代一代名臣，无论贤与不贤，都知道尊信，似乎不可以因为一眚之病而否定他。陆九渊资质高明，见道超悟，根据他的学术论议，应当在薛瑄之上。现在议进薛瑄，那么陆九渊似乎难以立即罢黜。我们臣等又奉旨司直吕怀奏章内，想要将道统正传都进庙堂，列在四配之下。十哲四科的贤人，是亲受圣教的，濂洛诸儒似乎难以越居其上。应当照旧祭祀。嘉靖十九年三月初五日奉旨：圣贤道学不明，士习趋向流俗，朕深感遗憾。薛瑄能自我振起，确实可嘉可尚。但公论久而后定，宜等待将来。司马光、陆九渊从祀与四配等位次，具备历代秩祀。又经太祖钦定，照旧不许妄议。

惠田案：霍韬议黜司马光，是为了大礼。他的心术无往而非私了。

《穆宗本纪》：隆庆元年三月癸未朔，在孔庙举行释奠礼祭祀先师孔子。《礼志》：隆庆五年，让薛瑄从祀。

王圻《续通考》：先前户科给事中魏时亮在隆庆元年十月请求录真儒以彰道化，薛瑄、陈献章、王守仁均得圣学真传，宜从祀孔庙。先前给事中赵輄、御史周祖请求让已故礼部侍郎薛瑄从祀，御史耿定向也请求让已故新建伯兵部尚书王守仁从祀，下礼部议覆。五年，十三道御史马三乐等交章请求让薛瑄从祀，于是命薛瑄从祀神主，序于先儒吕祖谦之下。祭酒马自强以从祀告于先师孔子，行释菜礼，通行天下学校。

《神宗本纪》：万历四年八月壬戌，在孔庙举行释奠礼祭祀先师孔子。《礼志》：万

译嘉靖年间，让罗从彦、李侗配享孔庙；嘉靖十二年，又让陈献章、胡居仁、王守仁配享孔庙。

译沈鲤关于从祀的奏疏：臣等汇集众人的议论，加以比较衡量，参与廷议的一共有四十一人。除了注明原有奏疏的人之外，其中注明胡居仁应从祀的有二十五人，注明王守仁、陈献章的各有十五人，蔡清五人，罗伦二人，吕柟一人。对于胡居仁，仍有专门举荐，且没有非议。等到臣等考察他的生平及其论著，也大都渊源出自孔孟，纯粹笃实，当时的名士都极力称赞他，将他比作薛瑄，而他的论著与薛瑄的《读书录》一同流传。这作为孔子的门徒，已经彰明较著，有了一致的定论。至于王守仁的学问在于致良知，陈献章的学问在于主静，都是所谓的豪杰之士。但是参与议事的各位大臣中赞同的只有十之三四，不赞同的已有十之六七，甲可乙否，完全没有一致的定论，以符合皇上旨意。臣等请求暂时缓议，以稍等公众舆论的确定，而后慢慢再议，这也并不晚。至于蔡清、罗伦、章懋、黄仲昭、陈真晟、吕柟、罗钦顺、邹守益，其中有的还没有专门祭祀的，也希望能推广皇上的恩德，在家乡专门祭祀，等到议论确定之日，另行商议从祀之事。

万历二十三年，让宋代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从祀启圣祠。又规定每年仲春、仲秋的上丁日，皇帝在殿上颁布诏令，派遣大臣祭祀先师孔子及配享者。十哲由翰林官，两庑由国子监官各二人分别献祭。每月初一以及每科进士举行释菜礼，司府州县卫学的各提调官行礼。牺牲用少牢，音乐如同太学。京府及附府县学只举行释菜礼。《明会典》配享、十哲、从祀牌位。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先贤闵子，先贤冉子，先贤端木子，先贤仲子，先贤卜子，先贤冉子，先贤宰子，先贤冉子，先贤言子，先贤颛孙子。东庑先贤：澹台灭明，原宪，南宫适，商瞿，漆雕开，司马耕，有若，巫马施，颜辛，曹恤，公孙龙，秦商，颜高，壤驷赤，石作蜀，公夏首，后处，奚容蒧，颜祖，句井疆，秦祖，县成，公祖句兹，燕伋，乐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颜之仆，施之常，秦非，申枨，颜哙。先儒：谷梁赤，高堂生，毛苌，后苍，杜子春，韩愈，程颢，邵雍，司马光，胡安国，杨时，张栻，陆九渊，许衡【旧有堂邑侯颜何，兰陵伯荀况，彭城伯刘向，司空王肃，司徒杜预，今黜中牟伯郑众，良乡伯卢植，荥阳伯服虔，今改祀于乡，莱芜侯曾点，泗水侯孔鲤，改入启圣祠从祀】西庑先贤：宓不齐，公冶长，公皙哀，高柴，樊须，公西赤，梁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泽，任不齐，公良孺，公肩定，鄡单，罕父黑，荣旗，左人郢，郑国，原亢，廉洁，叔仲会，公西舆如，邽巽，陈亢，琴张，步叔，乘。先儒：左丘明，公羊高，伏胜，孔安国，董仲舒，王通，周敦颐，欧阳修，张载，程颐，胡瑗，朱熹，吕祖谦，蔡沈，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旧有寿张侯公伯寮，新息侯秦冉，考城伯戴圣，岐阳伯贾逵，扶风伯马融，任城伯何休，偃师伯王弼，今黜内黄侯蘧伯玉，长山侯林放，高密侯郑玄，新野伯范甯，临川郡公吴澄，今改祀于乡，曲阜侯颜无繇，改入启圣祠从祀，淄川侯申党即申枨，今革存枨】

惠田案：配享从祀，历代都有增减，必须各自根据时世编辑，才便于查考。这《会典》所载神位，大概是嘉靖厘正以后，隆庆又增加薛文清，万历又增加阳明白沙康斋。《会典》综括全局，载于洪武二十六年释奠仪之下，而王圻《续通考》承用之。于是有先已列名，后又复议从祀的；有先前本无名，后又复议罢黜的。四配之父，先列于启圣祠，而后又有以明伦为言的。甚至薛、王、陈、胡都见于洪武祀典，不是太错乱了吗？

王圻《续通考》万历四十一年，提学佥事熊尚文请求祭祀宋儒罗从彦、李侗。礼部覆奏，以程朱比拟孔孟，说孔子有曾子、子思而后，孟子接续其传承；程子得到罗、李而后，朱子衍续其绪。罗、李的功劳与曾子、子思相等，宜将二贤列于宋儒杨时之下，入庙从祀。诏令听从。

《明史·熹宗本纪》：天启五年三月甲寅，在先师孔子庙举行释奠礼。《庄烈帝纪》：崇祯二年春正月丙子，在先师孔子庙举行释奠礼。《春明梦余录》：崇祯六年辛巳八月，再次举行释奠礼。

十四年八月谕旨，朕阅览我圣祖命令儒臣纂辑五经四书大全，其中作述传注引证等项，只有宋儒周子、两程子、朱子、张子、邵子最多，可见理学在宋代大盛，而周程诸子对圣门大有功劳，

译然而将（他们）与周、秦、汉、唐各代的儒者并称为“先儒”，我私下认为不妥当。礼部议定周敦颐、程颢、程颐及“六子”应当称为“先贤”，并请求汉儒董仲舒、隋儒王通也都称为“先贤”。况且宋代配享从祀的儒者多达十八人，如今只有四人，数量太少，应当将吴与弼、罗伦、蔡清、陈真晟、陈琛、吕柟、王艮、章懋、罗洪先、邓元锡、顾宪成等人，暂且等候另行安排。

译《明史·庄烈帝纪》记载：崇祯十四年八月辛酉日，重建太学完成，在孔子庙举行释奠礼。

《表忠记》记载：崇祯十四年，国学重新修缮。皇帝再次亲临视察时，真人张应京跟随，请求赐座。大学士蒋德璟建议斥责他，皇帝没有允许。

《礼志》记载：崇祯十五年，因为左丘明亲自向圣人传授经义，改称他为“先贤”，并将宋代儒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六子，也改称为“先贤”，排位在七十子之下，汉、唐诸儒之上。然而这只是国学更改了排位，阙里的孔庙以及天下的学宫，来不及颁布施行。

以上为明代情况。

秦蕙田按语：孔庙配享的典礼，颜回定于三国魏正始二年，曾参定于唐睿宗太极元年，子思定于宋度宗咸淳三年，孟子定于宋神宗元丰七年。从祀的七十子定于后汉明帝永平五年，左丘明、谷梁赤以及汉魏以后解释经义的人定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先贤定于宋理宗端平二年。其间进退升降，陆续有迁移更改，探求其义理界限，大致有两点：一是传道，二是传经。然而有经与道合一的，也有经与道分离的。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我孔子，孔子删定纂修，集群圣之大成。圣人的门徒中，如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孟子的七篇，都是经与道合一的。自从七十子去世，微言绝迹，大义乖谬，先王之道几乎坠地。幸亏有伏生、高堂生、毛亨、郑玄、孔安国、贾逵等儒者，抱残守缺，得以保全流传于后世，他们的功劳不可磨灭。而其中如董仲舒、王通、韩愈，则又能稍窥大道之要旨，都能并列于祀典，这是经与道分离的情况。道与经本无可分离的道理，然而当时世道变迁，也是出于势所必然。到了前朝，有人因真儒硕学没有著作而怀疑，有人因注疏专家不修实行而被黜退，其意图似乎想要强行将经与道合一。然而不如明嘉靖时礼臣的议论，认为在汉唐之世寻求士人，圣学荒芜，固然应当专门记录他们解释经义的功劳；自从宋代诸儒出现，理学大明，虽然议论很少流传，自然应当特别选取他们践行的实绩，这才是确切的论断。现在依据他们的说法详细考据宋元明诸儒，那些不愧列入传道行列的：宋代则是周敦颐在数千年后崛起，上接邹鲁，而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相继兴起，其渊源所在。程子的门下，由杨时、罗从彦、李侗依次传给朱熹。朱熹的门下，由黄干、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依次传给方孝孺，都是一线宗传。至于薛瑄在河汾振起，王守仁在姚江倡道，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集成，都是真修实悟，以道统为己任，而造诣最高。其他宋代的胡瑗、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真德秀、蔡元定、沈仲默、元之、许衡，明代的曹端、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罗洪先、刘宗周，都是一代真儒，潜心正学。现在看祀典所载，精求博议，大概极其谨慎。然而有的因时代近而公议未信服，有的因后起而推崇未及，是有的。至于名臣如司马光、欧阳修，固然应当斟酌祭祀于帝王之庙，而不必以辟雍的俎豆作为定论。

《五礼通考》卷一百二十

《五礼通考》卷一百二十一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一百二十一

祭祀孔子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传》记载：夏四月己丑日，孔丘去世【注：仲尼已经告老退位，仍然记载“卒”，是因为鲁国的君臣尊崇他的圣德，特别对待他。四月十八日是乙丑日，没有己丑日，己丑日是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错误】。哀公诔文说：“苍天不佑，不肯留一位老人，让孤身一人的我处在位上，孤独忧伤我内心痛苦。呜呼哀哉！尼父无法自我约束【注：憗，且也；屏，屏蔽也；律，法也。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尼父，我无法自我约束。疏：郑众说：“诔是积累生时的德行，以此赐予谥号，主要为其撰写辞藻。”郑玄《礼记》注说：“诔，累也。诔，列举生时的行迹，诵读它来制作谥号。”此传只说诔辞，不说制作谥号。传记群书都不说孔子的谥号，大概只是诔其美行，表示哀伤悼念之情，而赐予谥号罢了，不为之作谥，所以书传中没有称呼。直到汉王莽辅政，尊尚儒术，封孔子后人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君，明确说明以前没有谥号。郑玄《礼记》注说：“尼父因自己的字而为之作谥，谓谥孔父为尼父。”郑玄错读《左传》说“以字为谥”，于是又妄作此解】

《礼记·檀弓》记载：鲁哀公诔孔丘说：“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注：诔其行以为谥也。言孔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