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二十一

译《左传》中孟献子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顺利。”因此，在惊蛰时节举行郊祀，郊祀之后才开始耕作。

译《家语·郊问》记载，鲁定公问孔子说：“我听说郊祀的礼制各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郊祀，是迎接长日（冬至）的到来，隆重地报答上天并以太阳为主祭，以月亮配享。所以周朝开始举行郊祀时，月份定在冬至那天，日期定在上辛日。到了惊蛰之月，又向天帝祈求谷物丰收。这两项，是天子的礼制。鲁国没有冬至大郊的仪式，比天子的礼制有所降低和删减，所以不同。”【王肃注：祈，就是祈求。为农业向天帝祈求谷物。《月令》说：孟春之月，就在初一这天向天帝祈求谷物，并没有仲冬大郊的事。至于祈谷与天子相同，所以《春秋》传文说：‘郊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丰收。’因此惊蛰时举行郊祀，郊祀之后才开始耕种。而学者们不知道推究经典礼制的宗旨，只知肤浅地妄加解说，甚至颠倒神祇，改变日期，迁移祭位，实在令人痛心。】

惠栋按语：《周礼》中圜丘的祭祀，是在冬至那天，而不是在月份上。《家语》说“月份定在冬至”，正与孟献子所说“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的意思相同。先儒认为这是王肃伪造的，大概没有冤枉他。在王肃的意思里，是想驳斥郑玄将冬至与上辛合为一天的谬误，却不知自己也有语病。

《周颂·噫嘻》的序言说：春夏向天帝祈求谷物丰收。【注：祈，就是祷告、祈求。《月令》说：孟春向天帝祈求谷物，夏天则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求雨，是这样吗？《噫嘻》这首诗，是春夏向天帝祈求谷物丰收时的乐歌。说的是周公、成王之时，春郊、夏雩，以祷告祈求甘霖，从而成就谷物结实，为此祭祀天帝。诗人叙述这件事而作了这首歌。经文陈述播种耕田的事，是重视谷物而为之祈祷，告诫人们劝勉农业，所以作者因祷祭之事而叙述农事。】

【李迃仲说：凡是祭祀，惊蛰时举行郊祀，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礼记·月令》说：孟春初一，向天帝祈求谷物；仲夏之月，大雩祭天帝，用盛大的音乐。祈谷实在春天，就趁着百姓播种而在惊蛰之时举行郊祀；夏天则担心旱灾，而在龙星出现之时举行雩祭。这都是为了向天帝祈求谷物丰收。】

惠栋按语：祈谷在孟春，祈雨在孟夏，两次祈求不同，时间也不同。《噫嘻》的《诗》序说春夏向天帝祈求谷物，这是骑墙的看法，足以证明小序的浅陋。如果把祈雨就当作祈谷，实在想牵强附会为一，更加支离破碎了。郑玄笺注加上“是欤”二字表示怀疑，还没有害处。孔颖达和李氏却肯定地说，是不对的。这首诗应当是祈谷之后祭祀社稷的歌，而且已经在康王时代，那么成王主位在祢宫，祈谷的郊祀先在祢宫占卜，所以承接在成王庙占卜吉利而言。噫嘻！我伟大的父亲成王，已经昭示感通于你们大神了。现在只祈求率领当时的农夫，来播种百谷等等。所以这是祈谷之后祭祀社稷的诗，也就不是祈谷上帝的正祭了。周人祈谷的郊祀与冬至的郊祀，只同唱《思文》罢了。苏辙的解释则专门认为是雩祭的诗，然而诗中并没有祈雨的意思。诗虽然贵在含蓄，恐怕郊庙乐章不会作这种歇后语吧。有人又用开头的“噫嘻”二字作为雩祭吁嗟的证据，也是曲解。《臣工》一篇，两次说“嗟嗟”，难道也能说是雩祭吗？

《诗·周颂·噫嘻》：成王已经昭示感通，你率领当时的农夫，播种百谷，迅速发动你们的私田，直到三十里，也从事你们的耕作，一万对耦耕。

【李氏说：苏颂说‘民力已经用尽了，所不足的只有雨水罢了’，这个说法可以说完全表达了诗人的意思。《噫嘻》这首诗，是春夏向天帝祈求谷物丰收时的乐歌。这首诗所说的，是播种百谷，说一万对耦耕，只说从事于田亩，完全没有祈谷的意思，认为人事在这里已经尽到了。至于百谷顺遂成熟，不是人力所能为，是天意，所以在这里祈求谷物。详细观看这首诗，经文有尽而意无穷，可以一唱而三叹。严粲说：祈谷之后，就亲自耕种，天帝借地，所以说‘率领当时的农夫’来张本。说‘迅速发动你们的私田，不及公田’，是为百姓祈求。何楷《世本古义》说，占卜郊祀则受命于祖庙，而在祢宫作龟卜。《郊特牲》注说：‘在祢宫作龟卜，是先告祖受命，又到祢庙占卜。’《明堂位》说：‘孟春乘大路，在郊外祭祀天帝，配以后稷。’《左传》说：‘惊蛰而郊，郊而后耕。’那么鲁国的郊祀本来就在夏历的孟春了。古代一年郊祀两次，冬至的郊祀是为了报答根本，建寅之月的郊祀是为了祈求谷物。建寅之月的郊祀用占卜，而冬至的郊祀不用占卜。大概从礼文来看，《郊特牲》说：‘郊祀用辛日。’周朝开始郊祀的日子以冬至为准，《家语》也说：‘周朝开始郊祀，月份以冬至为准，日期用上辛。’所谓‘开始郊祀’，是相对于建寅之月的郊祀而言，日期不取冬至日，而定用上辛日。由此可知冬至的郊祀不用占卜。《月令》说：‘孟春之月，天子就在初一这天向天帝祈求谷物，于是选择吉日，天子亲自载耒耜，亲自耕种帝借。’甲乙丙丁等称为日，子丑寅卯等称为辰。元的意思是善，日必须占卜，辰必须选择。根据《春秋》说占卜郊祀的，都是祈谷的郊祀，由此可知只有建

译在寅日于郊外祭祀，是用于占卜的。我之所以断定《噫嘻》这首诗是歌颂祈求谷物和占卜郊祀之事的，是因为诗篇中专门谈论劝勉农事，而且章节开头有周成王昭告祖先的语句，这明确表明此诗作于周康王时期，是为主持在祖庙进行龟卜而言的。如果不是这样，周朝自从后稷以农事开国以来，如果想要告诫农官，为什么不直接在始祖的庙里以始祖为辞，反而要取法成王呢？《诗序》以及蔡邕的《独断》也都说这是“春夏在上帝面前祈求谷物”时所唱的歌。这种说法世代相传，必定不是没有根据的。现在看诗中虽然谈论耕种之事，却完全没有一句提及祈求谷物，只有章节开头的两句话，因为涉及在祖庙进行龟卜，才与孟春祈求谷物相关联罢了。然而孟春、仲夏虽然都有祈求谷物的仪式，但礼仪各不相同。仲夏举行大雩祭，上帝使用盛大的音乐来祈求谷物，实际上并没有在祖庙进行龟卜之事，《诗序》不应该兼及夏季而言，怀疑是传说的错误，或者是“夏”字多余了。

译蕙田按：圜丘祭祀，只取冬至之日，不必选用辛日。选用辛日的，只有祈谷的郊祀。何氏说冬至的郊祀不取冬至之日，而确定使用上辛日，大概是被《孔子家语》所迷惑，这是不对的。他说鲁国的郊祀在夏历的孟春，建寅之月的郊祀用占卜，冬至的郊祀不用占卜。以及《春秋》中记载占卜郊祀的，都是祈谷的郊祀，这些说法都明确无误，不可更改。

以上关于经传中祈谷郊祀的论述。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释放了牺牲，但仍然进行了三次望祭。【注：不吉，就是不吉利。占卜郊祀不吉利，所以释放牺牲。“免”就是释放的意思。《防记》说：“凡是祭祀，在启蛰时进行郊祀。启蛰是周历的三月。现在在夏历四月占卜郊祀，是因为传文列举节气有早有晚，只要春分还没过，仍然可以进行郊祀，所以四月可以占卜郊祀。”说四次占卜郊祀，大概是因为三月每旬占卜一次，到四月上旬再占卜一次，这才成为四次占卜。】《左传》说：“这是不合礼制的。”【注：诸侯不得郊祀上天。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郊祀成为鲁国的常规祭祀。《防记》说正月，是指周历建子之月，与传文中“启蛰而郊”的月份不同。《礼记》是后世儒者所作，不能用来驳斥《左传》。】仍然进行三次望祭，也是不合礼制的。礼制规定，常规祭祀不占卜【注：必定在适当的时候】，只占卜牺牲和日期【注：占卜牺牲和日期，以知晓吉凶。】牛占卜日期后称为牺牲【注：既然得到了吉日，牛就改名叫牺牲】。牺牲备齐后才占卜郊祀，这是上面怠慢的表现。望祭是郊祀的次要部分，如果不郊祀，也就没有望祭的必要了。《公羊传》问：“为什么有时说三次占卜，有时说四次占卜？”回答说：“三次占卜是合礼的，四次占卜是不合礼的。”问：“三次占卜为什么合礼，四次占卜为什么不合礼？”回答说：“求取吉利的道理在于三次。”【注：三次占卜合礼，是指这是鲁国的礼制。如果是天子的郊祀，则不占卜，因为那是常规事务。但因为鲁国的郊祀不是常规，所以占卜它，吉利就进行，不吉利就停止。】禘祭、尝祭不占卜，郊祀为什么占卜？回答说：“占卜郊祀是不合礼的。”【注：礼制规定天子不占卜郊祀。】问：“占卜郊祀为什么不合礼？”回答说：“鲁国郊祀本身就不合礼。”【注：因为鲁国郊祀不合礼，所以才占卜。】问：“鲁国郊祀为什么不合礼？”回答说：“天子祭祀天，【注：郊祀是用来祭祀天的，天子所祭祀的没有比郊祀更重的】诸侯祭祀土，【注：土指社稷，诸侯所祭祀的没有比社稷更重的。这是想要说明鲁国郊祀不合礼的意思。】天子有方望之祭，无所不通，诸侯的山川如果不在其封地内，就不祭祀。”【注：所以鲁国郊祀不合礼。正是因为它所主管的范围狭小，所以不得祭祀天地。】《谷梁传》说：“夏四月，不合时宜。”【注：郊祀是春季的事务。】“四次占卜不合礼。”【注：郊祀是春季的事务，四次占卜就进入夏季了。】

董仲舒说：“鲁国为什么进行郊祀？是因为周公的缘故。不在冬至之日进行，是为了避开天子的规格。每旬占卜一次，是为了远离怠慢。必须更换三个旬期，礼制在三次就尽了。”啖助说：“天子在冬至祭祀上帝，又在夏历的孟春在郊外向上帝祈求谷物，所以称为郊祀。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特别在孟春向上帝祈求谷物，也称为郊祀。郊祀都使用辛日，所以在二月占卜三月的上辛日，不吉利就占卜中辛日，再不吉利就占卜下辛日，这就是所说的‘吉事先选近日’。如果占卜三个旬期都不吉利，就不进行郊祀。”

赵匡采说：“郊祀，是用来侍奉上帝的。鲁国为什么进行郊祀？是因为周公的缘故。不在冬至之日进行，是为了避开天子的规格。占卜使用夏历，是在农耕开始的时候。”叶梦得说：“冬至之日，在地上圜丘祭祀天，这是周朝的正统礼制，不可改变。孟春建寅之月的郊祀，大概是祈求谷物的祭祀罢了。鲁国虽然得以进行郊祀，但不能与天子相同，所以沿袭周朝郊祀的日期，以上辛日三次占卜都不吉利，到建寅之月就停止，于是就不进行郊祀。《春秋》中记载得很清楚，那么鲁国的郊祀大概就是周朝祈求谷物的郊祀而已。所以《左传》说‘启蛰而郊’。”

李廉说：“鲁国郊祀使用孟春，为什么呢？鲁国没有冬至大郊的祭祀，特别在孟春祈求谷物作为郊祀。根据《家语》以及《明堂位》、《左传》来讨论，那么孟春是正确的。”

又说：“郊祀使用占卜，为什么呢？”古代大事都决定于占卜。《公羊传》认为天子的郊祀，因为是常规事务所以不占卜，鲁国郊祀不是常规，所以占卜它。《左传》认为常规礼制不占卜，只占卜牺牲和日期。考察周朝祭祀五帝，前期太宰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那么天子也占卜。但所占卜的不过是日期和牺牲罢了。《春秋》所记载的，也是占卜日期和牺牲。

汪克宽说：“《左传》、《家语》都说鲁国在启蛰时进行郊祀。朱熹说夏历的孟春，在汉代太初历以前，启蛰是正月的中气。然而啖助说用周历的二月占卜三月，并且辩驳《谷梁传》用周历的十二月占卜正月是不对的。现在考察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更改占卜牛的事，都在正月。大概成王所赐予的只是祈求谷物的郊祀，乃是夏历的孟春。啖助所说的从二月下旬开始占卜直到三旬结束，是礼制的正统。《谷梁传》所说的从十二月下旬开始占卜，是礼制的末流失误。所以子服惠伯说：‘鲁国将在十月的上辛日有事于上帝。’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的注疏以孟春为周历的正月，《郊特牲》的注疏崔氏、皇氏采用王肃的说法，又认为鲁国在冬至郊祀天，在建寅之月又郊祀以祈求谷物，都是因为鲁国郊祀不合时而导致的错误。《圣证论》引用《谷梁传》说鲁国只进行一次郊祀，有时用子月，有时用寅月。大概鲁国郊祀不合时宜，有时僭越天子冬至的日期而失误得太早，有时超过启蛰的节气而失误得太晚。有人说占卜从建子之月开始，又说郊祀不是祈求农事，这就与程子冬天祭祀圜丘、春天祈求谷物的说法不同了。”

译华氏《泉春秋疑义》说：天子在冬至日祭祀上帝，又在夏季的第一个月（孟春）在郊外向上帝祈求丰收，所以称为“郊”。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特别在孟春向上帝祈求丰收，也称为“郊”。郊祭都使用辛日，所以在二月占卜三月的上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占卜中辛日，再不吉利就占卜下辛日。如果占卜这三个旬日都不吉利，就不举行郊祭。凡是祭牲必须饲养两头，一头用来祭祀上帝，一头用来祭祀后稷。如果上帝的祭牛出现变故，就改占卜后稷的祭牛来代替，另外再找一头牛作为后稷的祭牛。如果占卜后稷的祭牛不吉利，以及后稷的祭牛又死了，也都不能举行郊祭。凡是不举行郊祭的，都要占卜是否免除祭牲，占卜免除祭牲吉利就免除，不吉利就只是不举行郊祭罢了，不敢免除。拴系祭牲留待明年准备祭牲时占卜使用，尚未成年的祭牲称为“牛牲伤”，也称为“牛”。又说：这是记载郊祭的开始，根据《孔子家语·郊问》，这是成王所赐、伯禽所受的，其为祈求丰收的郊祭，在启蛰之月，是很明显的。鲁国作为诸侯而举行郊祭，已经是非礼了，其末流的过失，更加严重。有的僭越使用冬至日的郊祭，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改卜祭牛，都在春季正月。有的超过启蛰的节气，僖公三十一年、襄公十一年以及定公、哀公改卜，都在四月、五月。更严重的，成公十七年记载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祭，就是如此。鲁国举行郊祭很久了，隐公、桓公、庄公、闵公时期没有记载。先儒认为圣人不敢无故斥责君父的过错，所以趁着变异而记载不及时、过时、占卜郊祭不从、五次占卜、四次占卜以致亵渎、举行郊祭以致废卜、郊牛受伤、鼷鼠咬食郊牛，来记录异象，记载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三望，以表示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记载这些，都是直书其事而让过错自然显现。至于宣公三年王防未除就占卜郊祭，哀公元年先公未过小祥就举行郊祭，忘记哀痛而追求吉庆，违背礼制、冒犯上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那么比较这些事来观察，邪恶就明显了。

译惠田按：董仲舒、赵岐以下的儒者论述鲁国在孟春正月举行郊祀是为了祈求谷物丰收，论述得很详细。但这并非始于这些儒者。《左传》中“启蛰而郊”的说法，才是确切的依据。而《公羊传》中“鲁国郊祀不合礼制”以及《谷梁传》中“四月郊祀不合时宜”的说法，其义理正相吻合。这三位传主的言论，必定有所传授，比《孔子家语》和《礼记》中的记载要优越得多。

又按：鲁国的郊祀始于僖公。《春秋》虽然不敢无故记载郊祀，但若有缘故而记载，都在僖公之后。华氏认为鲁国郊祀已久，都是因为无故，不敢直言斥责君父的过错，恐怕不够确切，详见后文“鲁僭越郊祀”条内。

宣公三年春天，周历正月，郊祀用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没有举行郊祀，但仍然举行了三望之祭【注：牛不称为牺牲，是因为还没有占卜日期】。《左传》说：三年春天，不举行郊祀却举行望祭，都不合礼制。望祭是郊祀的附属礼仪。不举行郊祀，也就没有望祭的必要了【注：例证在僖公三十一年，此处再次发传是因为嫌恶牛死与占卜不吉的情况不同】。《公羊传》说：为什么不再次占卜？饲养牺牲，饲养两头牛进行两次占卜，祭天的牺牲不吉利，就牵来祭稷的牺牲再占卜。祭天的牺牲在涤宫，三月祭稷的牺牲，只看是否齐备。郊祀为什么一定要祭稷？因为王者一定要用祖先配享。王者为什么一定要用祖先配享？因为从内部发出的没有匹配就不能施行，从外部到来的没有主人就不能停止。《谷梁传》说：“之口”，是舒缓的措辞。伤，是牛自己造成的。改卜牛，牛死了，才不举行郊祀，这是事情的变故。乃，是表示事情出乎人力的措辞【注：牛自己伤口，不是防备灾害的方法，不符合王礼，所以用舒缓的措辞来说。牛无故自己伤了口，换牛改卜，又死了，才废除郊祀，这是事情的变异，讥讽宣公不恭敬导致天变】。

胡安国传：乃不郊，是因为郊祀的牛口受伤，改卜牛而牛又死了，否则就会举行郊祀了。按照礼制，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周人告知鲁国防陵之地发生变故，史册已经记载但尚未安葬。在郊祀祭天，哪里是合适的时候呢？有人说不能因为王事废掉天事，合乎礼吗？《春秋》详细记载，其义理自然显现。

【张元德说：这是通过事情的变故，来阐明鲁国郊祀不合礼制。在僭越礼制的行为中，又有忘记哀悼而从事吉礼的罪过。《春秋》之所以特别记载，原因在此。家铉翁说：这是鲁宣公除去防陵之丧开始郊祀，而上天显示谴责】

成公七年春天，周历正月，鼷鼠和防虫吃了郊祀牛的角，改卜另一头牛，鼷鼠和防虫又吃了它的角，于是免除这头牛。夏天五月，不举行郊祀，但仍然举行了三望之祭。《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是急促的措辞；这是有司的过错。郊祀的牛每天检查斛角就知道受伤，检查的方法已经用尽了。之所以防备灾害的方法没有用尽【注：有司检查牛就立即知道受伤，是检查的方法用尽，不能防灾御患，致使牛受伤，所以不记载日期，以显示有司的过错。斛，形容角球球然的样子】。改卜牛，鼷鼠和防虫又吃了它的角，这是有后续事件的措辞。其舒缓的措辞，是说事情出乎人力，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所以免除有司的过错【注：前面已经吃过，所以说继；到这里又吃，才知道国家没有贤君，是天灾罢了，不是有司的过错，所以说以此赦免】。乃免牛，乃，是表示事情出乎人力的措辞。免除牺牲，给它穿上黑色上衣、浅红色下裳，有司穿着元端礼服捧着送到南郊，免除牛也是如此。免除牺牲不说“不郊”，免除牛也是如此【注：郊祀用牺牲，现在说免除牺牲，那么不郊祀就明显了。如果说免除牛也不郊祀，而经文又记载“不郊”，大概是为了三望起头。说当时既不郊祀却仍然三望，表明失礼】。

【刘向说：防是小虫，性喜盗窃，鼷又更小。牛，是大牲畜，祭天尊重它。角，是兵器的象征，在上，代表君威。小小的鼷鼠防虫，吃至尊的角。季氏执掌国政，伤害君威，这是象征】

十年夏天四月，五次占卜郊祀，都不吉，才不举行郊祀【注：占卜常祀，不郊祀都不合礼，所以记载】。《公羊传》说：说“乃不郊”是什么意思？没有免除牺牲，所以说“乃不郊”。《谷梁传》说：夏天四月，不合时宜【注：郊祀应在三月】。五次占卜，是强求。乃，是表示事情出乎人力的措辞【吴澄说：二月下旬第一次占卜，三月上旬第二次占卜，三月中旬第三次占卜，不吉就应当停止而不郊祀了。却在三月下旬第四次占卜，又在四月上旬第五次占卜，五次占卜不吉之后才不郊祀，亵渎神灵太严重了】

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公羊传》说：“用”是什么意思？“用”是不应该用。九月不是应该举行郊祀的时候。郊祀用正月的上辛日。有人说：用了才举行郊祀【注：周历的九月，是夏历的七月，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又不是郊祀的时候，所以加“用”字。鲁国郊祀广泛占卜春三月，说正月，是因为看见百王正所应当用的。三王的郊祀都用夏正，说正月，是《春秋》的制度。正月是岁首，上辛犹始新，都取其首先的意思。日者明，用辛例不郊祀则不记日】。《谷梁传》说：“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大概不可以吧”【注：郊祀，是春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传曰：四月不合时宜。现在说可以，是为了阐明秋末的不可以，所以以夏之始为犹可】。九月举行郊祀，“用”是不应该用。宫室没有设置，不可以祭祀；衣服没有修整，不可以祭祀；车马器械没有齐备，不可以祭祀；有司一人没有尽到职责，不可以祭祀。祭祀，是进献时节，进献敬意，进献美好，不是享

译味道啊【注：徐邈说：宫室指的是郊祀所用的斋宫，衣服车马也是指郊祀所用的器物，意思是说如果有一项缺失就不能举行祭祀，怎么能在九月使用郊祀呢】

译吴氏澄说：九月是夏历的孟秋，即建申之月，哪里是举行郊祀的时候呢？不占卜日期，不占卜牺牲，却强行使用这种礼仪。所以说：使用不合时宜的礼仪，是最大的不敬。

鲁襄公七年夏四月，三次占卜郊祀，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免除牺牲。【注：牺牲已经选定后，又占卜郊祀，这本身就不合礼。防止牺牲已经准备好，却又占卜郊祀，这与鲁僖公的情况一样，都受到讥讽。】《左氏传》记载：孟献子说：“我到现在才知道有占卜筮问这回事。郊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顺利。所以惊蛰时举行郊祀，郊祀后才开始耕作。现在既然已经耕作，却还要占卜郊祀，占卜结果不吉是理所当然的。”《谷梁传》说：夏四月，是不合时宜的。三次占卜，是合乎礼制的。“乃”字，表示出乎人之意料的语气。

【汪氏克宽说：公羊、谷梁、啖氏都认为三次占卜合乎礼制。朱熹也说四次、五次占卜失礼。然而《春秋》四次记载占卜郊祀，只有这一年记载了三次占卜，之所以记载，大概是因为三次占卜虽然合乎礼制，但占卜郊祀应在三月。现在记载在四月，且三次占卜都不吉，这是过时而不敬，导致龟甲违背意愿，所以记载以讥讽，讥讽的是不合时宜，而不是讥讽其亵渎。】

鲁襄公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占卜结果不吉，于是没有举行郊祀。【注：这年四月四次占卜，与鲁僖公三十一年记载相同，大概也是三月占卜了三次，四月又占卜了一次。只说没有举行郊祀，不说免除牺牲、免除牛，大概是不按照礼仪免除，而是直接让它们回到原本的牧场，所以不记载。高氏某说：鲁国不应当举行郊祀，郊祀本身就不合礼。现在不举行郊祀，不是因为知道它不合礼，而是因为占卜不吉。直接记载不举行郊祀，就不再免除牺牲了。】

鲁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小鼠咬食郊祀用的牛，牛死了，改卜新的牛。夏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祀。【注：五月是不合时宜的。】《公羊传》：为什么不说明被咬食的地方？因为是被漫无目的地咬食。《谷梁传》：不敬，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赵氏匡乘说：我早年曾经奇怪小鼠咬食郊祀用的牛导致死亡。上元二年，因为躲避战乱住在会稽，当时有水旱瘟疫之苦，到第二年发生牛灾，有小鼠能咬食牛，才损伤其皮肤，却没有不死的。】

【高氏某说：鲁国郊祀应当在孟春，现在因为改卜牛在涤三月，所以到五月才举行郊祀。】

【汪氏克宽说：不记载占卜郊祀，徐彦注说：“说郊祀就知道占卜了吉日，可以推知正月改卜牛，如果在涤三月，那么应当在四月举行郊祀，现在五月举行郊祀，大概是因为占卜四月郊祀不吉，又占卜五月，一定是龟甲显示吉利后才举行郊祀。”所以只记载改卜牛，不记载占卜郊祀。经文对于占卜郊祀不吉，就记载以讥讽亵渎；占卜吉利，就只记载郊祀过时，以讥讽其怠慢。曾经考证《史记》说：“定公十四年，鲁国郊祀没有将燔爼分赐给大夫。”现在《春秋》不记载十四年郊祀，那么郊祀不见于经文的就很多了。只有在其失礼之中，又失礼的才记载，以示贬斥，从而看出鲁国郊祀的僭越。】

鲁哀公元年，小鼠咬食郊祀用的牛角，改卜新的牛。夏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祀。《谷梁传》：这是概括郊祀的变故并加以阐述。在变故之中，又有言论。小鼠咬食郊祀用的牛角，改卜新的牛，记载的是不敬。郊祀用的牛每天检查，量角就知道受伤，检查的方法已经尽善尽美。郊祀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祀的时节。夏四月举行郊祀，是不合时宜的。五月举行郊祀，是不合时宜的。夏之初，可以承接春；以秋之末，承接春之始，更加不可以了。九月举行郊祀，“用”字表示不应当用。郊祀占卜三次，是合乎礼制的；四次，是不合礼制的；五次，是强求。占卜免除牺牲，吉利就免除，不吉利就不免除。牛受伤不说受伤，因为伤是牛自身造成的，所以措辞缓和。完整的叫“牲”，受伤的叫“牛”，未成牺牲的叫“牛”。牛是一样的，所以称为牛的原因不同。有变故而不举行郊祀，所以占卜免除牛。已经是牛了，为什么还要占卜免除它呢？礼制与其失去，宁可有尝，把它置于上帝面前，所以占卜后才免除，不敢专断。占卜不吉，怎么办？不免除，安置它，拴着等待。六月上甲日，开始准备牺牲，然后左右侍奉。【注：庀，具备。等待后面的牺牲，然后左右侍奉前面的牛，在我使用它，不再需要占卜，因为已经有新的牺牲了。《周礼》司门掌管授予管钥，以开启关闭国门，而祭祀的牛牲拴在那里。那么未左右侍奉时，监门者饲养它。】您所说的，是牺牲的变故，却说“我概括郊祀的变故并加以阐述”，为什么呢？我在六月上甲日开始准备牺牲，十月上甲日开始拴牺牲，十一月、十二月，牺牲虽然有变故，不阐述。【注：牺牲有变故，就改卜牛，以不妨碍郊祀，所以不说其变故。注中前文说“子”的，是弟子问谷梁子的话，而说“我”的，是弟子叙述谷梁子自我之意。】等到正月才说牺牲的变故，这就是概括郊祀享道的原因。重视其时节，尊崇其礼仪，其饲养牺牲虽然小，不备也可以。您不记载三月占卜郊祀为什么呢？郊祀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祀的时节。我在十二月下辛日占卜正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在正月下辛日占卜二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在二月下辛日占卜三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不举行郊祀了。【注：想要郊祀而占卜不吉，所以说“不从”。郊祀必用上辛日，取其新洁莫先。四月就不合时宜了。】

【李氏廉说：《春秋》记载郊祀，只有这些，所以谷梁在这里详细阐述。其言论有得有失。】

译高氏说：鲁国不应当举行郊祀，所以上天显现灾异来警示它，却改换占卜用牛，这是违背天意的。况且鲁公身着丧服，便擅自行天子之礼来拜见上帝，可以吗？

译林氏之奇说：“《春秋》中关于郊祭和望祭的警戒意义，三传及诸儒的解说，都没有真正理解，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懂得追求小礼而忽略了大礼的缘故。经文中记载郊祭的有九次，都是因为有事由才记载，不是因占卜不吉利而废除郊祭，就是因牺牲死亡受伤而废除郊祭，又有不等占卜吉利就特别举行郊祭的，即使牛死亡受伤也一定要举行郊祭的。因占卜不吉利而废除郊祭的，就像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公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那样。因牺牲死亡受伤而废除郊祭的，就像宣公三年正月、成公七年正月那样。不等占卜吉利就特别举行郊祭的，就像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举行郊祭那样。牛虽然死亡受伤也一定要举行郊祭的，就像定公十五年正月、哀公元年夏四月那样。先儒的解说，不过是责怪他们屡次占卜以及饲养牺牲不谨慎罢了，不知道圣人记载郊祭，是厌恶他们违背大礼的重大过错，至于屡次占卜的亵渎、饲养牺牲的怠慢，并不是《春秋》所责备的重点。学者想要防范圣人所警戒的，首先应当判断鲁国是否应当举行郊祭，还来不及顾及那些细微之处。孔子哀伤周朝的衰微，礼乐出自诸侯之手，他谈到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时，就有‘周公其衰’的感叹，哪里会有天子郊祭上天，诸侯也郊祭；天子望祭山川，诸侯也望祭；天子禘祭祖先所从出的始祖，诸侯也禘祭；如果诸侯也可以这样做，那么圣人就不会以礼乐出自诸侯之手为哀伤了。自从孔子去世以后，汉代儒者不懂道理，只看到《春秋》记载鲁国祭祀多用天子之礼，才开始妄设周王赐予礼乐的说法，所以诸儒不认为鲁国郊祭是错误的，舍弃了违背大礼的重大过错，去追究那些不合小礼的细微之处。鲁人既然僭越窃取礼乐，罪过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即使没有四次五次占卜亵渎礼制的过错，就可以举行郊祭吗？不可以。又假如饲养牺牲一定谨慎，不至于死亡受伤，就可以举行郊祭吗？不可以。鲁人举行郊祭和望祭是没有合适时机的，哪里值得讨论那些细微之处呢？然而周王在冬至举行郊祭，而鲁国在启蛰时举行；天子四次望祭，而鲁国只有三次，名义上是推迟时间、降低规格，但窃取郊祭和望祭的名号，已经有罪了。譬如商人戴着师儒的帽子，庶民穿着卿相的衣服，看他们的容貌服饰，就知道他们越过了本分、违反了制度。我认为《春秋》所记载的警戒意义，正是以有事由而不举行郊祭的为幸运，无事由而举行郊祭的为重大罪过。季氏在泰山举行旅祭，孔子说：‘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明白道理吗？泰山之神如果有知，必定不会享用季氏的祭祀，何况上帝可以被谄媚呢？’难怪到了三次、四次、五次占卜都不顺从，鼷鼠屡次啃食牺牲。那牛的情况可见，天心不享用祭祀。鲁人曾经不知道得罪了上天，虽然屡次占卜不顺从，却仍然举行三次望祭。虽然牛死亡而改期占卜，牛死亡严重的甚至到了举行郊祭的地步，可知僭越比拟之心不能自己停止。下破坏王制，上违背天心，罪过是很大的。圣人发愤作《春秋》，记载那些因变故而不举行郊祭的，仅仅如此。其余那些不占卜不顺从、牛死亡受伤却肆意僭越的，又不知有多少呢。深深体味圣师的警戒说：‘仍然举行三次望祭’、‘说于是免除牺牲’，其意义深远啊！其用意微妙啊！学者应当思考。”

上面是《春秋》记载鲁国祈谷郊祭的内容。

《诗经·鲁颂·閟宫》：“于是任命鲁公，使他在东方做诸侯，赐给他山川、土田和附庸。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举着龙旗主持祭祀，六根缰绳整齐排列。春秋四季不懈怠，享祀没有差错。伟大的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用纯红色的牺牲来享祀，既享祀又适宜，降下的福泽已经很多。周公是伟大的祖先，也赐福给你。”【毛传：“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指的是僖公。郑笺：‘承祀，指视察祭祀事务。春秋，是说四季。忒，变化。皇皇后帝，指天。成王因为周公功劳大，命令鲁国郊祭天，也配祭君主祖先后稷。所用的牺牲也是纯色牛，与天子相同。天也享用它，适宜它，多给予它福泽。这皇祖，指的是伯禽。】

【《诗缉》曹氏说：“司常说日月为常，王建立交龙旗为旂，诸侯建立它。僖公虽然僭越郊祭天的礼制，但还是用龙旗主持祭祀，不建立大常旗，还不敢完全僭越天子之礼。而《明堂位》却说‘日月之章’，那就更过分了。李氏说：‘《礼记》中的书，如《礼运》认为鲁国不应当郊祭禘祭，如《明堂》《祭统》认为鲁国应当郊祭禘祭，差异如此，应当遵从《礼运》的说法。’伊川曾经说：‘解说的人认为周公能做人臣不能做的功劳，所以得以使用人臣不得使用之礼。人臣哪里有不能做的功劳呢？假如功业超过周公，也是人臣应当做的。天下的事，不是人臣做又是谁做？由此看来，就知道赐予鲁国礼乐的，不是成王做的。《春秋》记载郊祭很多，大体是讥讽其僭越。《春秋》认为是僭越，而《诗》却认为是美，就知道所美的并非真正的美。左氏说：‘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说：‘礼是说先帝而后稷。’先帝而后稷，周足以称为礼，然而不知道诸侯使用郊祭禘祭，果真可以称为礼吗？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次占卜郊祭不顺从，于是免除牺牲。以四月之时占卜郊祭，足以见其非礼。占卜达到四次，尤其见其非礼，哪里在于‘春秋匪解’呢？哪里在于‘享祀不忒’呢？诗人的话，大体失之于夸张。】

《礼记·明堂位》：成王因为周公

译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劳绩，周王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所以鲁君在孟春正月乘坐大辂车，车上挂着弧韣和旂，旌旗有十二旒，绘有日月的图案，在郊外祭祀天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制。

译新安王氏说：周天子有冬至日的郊祭，用来报答根本；有惊蛰日的郊祭，用来祈求谷物丰收。他祭祀上天所用的车是玉路，旗帜是用绘有日月的常旗。鲁国僭用天子的礼仪，也不敢完全相同，所以只有祈谷的郊祭，没有冬至日的郊祭。在孟春正月于郊外祈谷之后才耕作，那么孟春就是建寅之月，而不是建子之月。不敢乘坐天子的玉路，又不肯乘坐同姓诸侯的金路，所以乘坐殷代的大路，旗帜上画着日月。天子树立的旂旗，画着交龙；同姓诸侯树立的常旗，有十二条旒；旂旗则只有九条旒。现在不敢完全使用天子的旂旗，所以在旂旗上画日月图案，并缀上十二条旒。这些都是使用天子礼仪而不敢完全相同。

《祭统》说：从前，周公旦对天下有功劳。周公去世后，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功劳，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给鲁国隆重的祭祀。外祭就是郊祭和社祭【疏：诸侯常规祭祀只有社稷及以下，鲁国的社祭与郊祭连文，说明具备天子的礼仪】。程子说：“世俗儒者议论鲁国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认为周公能做人臣，不能做他的功业，那么可以用人臣的礼，不得用天子的礼乐，这是不知道人臣的道理。处于周公的位置就做周公的事，由他的位置而能做的，就是应当做的。做儿子的道理也是这样，只有孟子知道这个义理。大概儿子自身能做的，都是应当做的。”

《礼器》说鲁国人将要在上帝那里举行祭祀，一定先要在頖宫举行祭祀【注：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郊祀上帝，与周朝相同。先在頖宫祭祀，是告祭后稷。告祭他，是因为将要配享上天，先表示仁爱。頖，是郊外的学校。《诗经》所说的頖宫。字有的写作郊宫】

【陈氏说：说祭祀的礼仪有次第，由卑下到达尊贵的，頖宫是诸侯的学校。鲁国郊祀以后稷配享，先在頖宫告祭后稷，然后才在郊外祭祀】

《郊特牲》说。郊祭使用辛日，周朝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

附各位儒者辨析郑氏认为冬至郊祭上天是鲁国礼仪的观点。

【《郊特牲》】周朝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郑玄注：“郊祭上天的月份而日到达至点，这是鲁国的礼仪。”三位王的郊祭，都使用夏历正月。鲁国因为没有冬至祭天子圜丘的事，所以在建子之月郊祭上天，表示先有事。使用辛日，凡是为人君，应当斋戒自新。周朝衰微礼仪废弛，儒者看到周朝的礼仪都在鲁国，因而推演鲁国的礼仪来说周朝的事。知道鲁国礼仪，是因为《明堂位》说：“鲁君孟春乘坐大辂，载着弧韣旂，十二条旒，日月图案，在郊外祭祀上帝。”又《杂记》说：“正月日到达至点，可以有事于上帝。”所以知道冬至郊祭上天，是鲁国的礼仪。说“三位王的郊祭，都使用夏历正月”，是证明天子的郊祭一定使用夏历正月。鲁国既然降于天子之下，不敢郊祭上天，与周朝同月，所以使用建子之月而郊祭上天，想要表示在天子之前有事】

王氏肃说：“《郊特牲》说：‘周朝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周礼》说：‘冬至祭天于圜丘’。知道圜丘与郊祭是一回事。说开始郊祭，是因为冬至阳气初动，是天的开始。相对于启蛰，又将郊祭，所以说开始。《孔子家语》说：‘定公问孔子郊祭的事，孔子回答他’，与此《郊特牲》文相同，都认为是天子郊祭的事。郑玄认为迎长日，说是夏历正月。郊祭上天日到达至点，郑玄认为是冬至之日，说长日到达上面，而胡乱解释，又移动其开始郊祭的日到达至点到下面，不符合其义理。郑玄又说：‘周朝衰微礼仪废弛，儒者看到《周礼》都在鲁国，因而推演鲁国的礼仪来说周朝的事’。如果儒者是愚人，就不能记住这个礼仪；如果不愚，不能混淆周朝和鲁国。”

叶氏梦得说：“《明堂位》说：‘鲁君孟春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郑氏认为孟春是建子之月，季夏是建巳之月，大概使用周历，不对。《郊特牲》说：‘郊祭，是迎长至之日。’又说：‘郊祭使用辛日，周朝开始郊祭日到达至点。’郑氏认为证以《易说》，说三位王的郊祭都使用夏历正月，是建寅之月，迎长日是建卯之月，昼夜平分而日长，以日到达至点为鲁国礼仪，也不对。左氏说启蛰而郊，怎么得到孟春是建子？孟春是建寅，那么所谓季夏六月，是建未之月。《郊特牲》以郊祭为迎长日之至，下面说郊祭使用辛日，周朝开始郊祭日到达至点，正是为了区别鲁国礼仪，而郑氏反之，强行以建卯为日到达至点，先儒喜好诬蔑太厉害了。《杂记》说：‘孟献子说：正月日到达至点，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到达至点，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是献子做的。’大概说鲁国不得郊祭日到达至点，所以仲孙蔑想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朝郊祭祖，所以记录其失误，何与六月之禘有关？凡是周朝的政事，大抵都使用夏历，大概天时有不可乱的，所以周官每以正岁区别之。《易说》说三位王的郊祭都使用夏历，是建寅，也没有根据。郑氏取以为证，徒以成其说罢了。郑氏本来不明白郊祭禘祭的区别，所以以冬至之祭为大禘，以祈谷为正郊，他的话之所以纷纷。虽然《诗经》的《雍》与《长发》，也

译难道得到了正确的做法吗？」

蕙田按语：周朝开始举行郊祀时，是在冬至这一天，先前的儒者认为周朝开始郊祀是在冬至，恰好逢到辛日，所以后来便一直使用辛日。我认为这正是为了说明周朝的情况，以区别于鲁朝。意思是说，鲁朝郊祀之所以使用辛日，是因为周朝的先王创立祭祀典制，那冬至开始郊祀天的日子，恰好遇到辛日，所以鲁朝僭越礼制举行郊祀，不敢与冬至同日，而使用辛日。这就是叶石林所说的“正是为了区别于鲁朝”，而郑玄的观点却与此相反。

译附辨郑玄、王肃关于鲁国一郊与二郊的不同见解

《郊特牲》孔颖达疏：鲁国的郊祭，师说不同。崔氏、皇氏采用王肃的说法，认为鲁国在冬至日郊祭上天，到了建寅之月，又郊祭以祈求谷物丰收，所以《左传》说“启蛰而郊”，又说“郊祀后稷以祈农事”，这是两次郊祭。如果依照郑康成的说法，则与此不同。鲁国只有一次郊祭，不与天子郊祭上天的月份相同，转而占卜三个正月的上辛日，所以《谷梁传》说“鲁国在十二月下辛日占卜正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在正月下辛日占卜二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在二月下辛日占卜三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停止”。所以《圣证论》中马昭引用《谷梁传》来回答王肃的诘难，意思是鲁国只进行一次郊祭就停止。有时在建子之月郊祭，那么这一天就是冬至以及宣公三年正月郊祭牛口受伤的时候；有时在建寅之月郊祭，那么《春秋》《左传》所说的“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就是这种情况。只是《春秋》记载的是鲁国的礼制，没有建丑之月的郊祭。如果杜预不信《礼记》，不采纳《公羊传》《谷梁传》，那么鲁国只有在建寅之月郊祭上天以及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

惠栋按语：鲁国没有冬至的郊祭，而有祈谷的郊祭，说鲁国只有一次郊祭是可以的；而郑玄认为冬至有一次郊祭，则是不对的。鲁国有祈谷祭，又有雩祭，说鲁国两次祭天是可以的；而王肃认为冬至已经郊祭，建寅之月又郊祭，则是不对的。

《杂记》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注：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在正月冬至之后郊祭上天，也以始祖后稷配享。防：正月，是周历建子之月。日至，是冬至。有事，指南郊。周朝以十一月为正】

惠栋按语：这条记载与《左传》中献子的言论不合，详见前文《左传》注防。

又按：《春秋》只记载了僖公八年七月禘祭，到宣公九年献子才出现在经文中，所以说献子之时不记载七月禘祭。总之，《杂记》所记载的是讥讽献子改变鲁国礼制的原因，或许是当时暂时施行而不常行，或许是献子曾有此言而鲁国并未实行，尚不能确定。存疑以待考证。

哀公十三年，《左传》：景伯对太宰说：“鲁国将在十月上辛日有事于上帝和先王，到季辛日结束。何世有职焉？”【注：在祭事中有职司。防：七月辛丑盟誓，囚禁景伯后返回。现在景伯称十月，应当是指周历的十月。周历的十月，不是祭上帝和先公的时候。况且祭礼终朝而毕，没有从上辛日到季辛日的事。景伯因为吴国信鬼，都用虚言来恐吓吴国罢了】

惠栋按语：十月不是郊祭上帝的时候，上辛、季辛，兼及先王而言，也不对。注防已经驳斥了，固然不能作为典要。

《礼记·礼运》：孔子说：“我观察周道，幽王、厉王损害了它。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的。周公的德行衰微了。杞国的郊祭，是祭禹；宋国的郊祭，是祭契。这是天子之事守。”【注：非，犹失也。周公道衰，是说鲁国子孙不能奉行周公之道。天子之事守，是说先祖法度广大，子孙所当遵守。防：杞国郊祭禹，宋国郊祭契，大概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孙应当保守的。案《祭法》，夏郊祭鲧，殷郊祭契，与此不同者，因为鲧、契德行浅薄，所以改郊祭禹、契，大概是时王所命】

惠栋按语：夏、殷禘祭郊祭祖宗的制度，详见《祭法》。后世从何变更？防说“时王所命”，大概是臆说罢了。玩味这段文义，大概是说杞、宋的郊祭，因为禹、契有大功而有天下，两国实承其后，所以得以修其法守，以见周公虽有大功而不有天下，鲁国不得援引二王之后为比。不是说杞、宋的郊祭改用禹、契配享。《左传》记载晋侯祀鲧之事，仍说“夏郊”，那么郊祭鲧的制度，时王并未更改，这足以证明防说的错误了。

魏书房景先《五经疑问》问：“《公羊传》说王者之后郊祭上天，说神不谬享，帝无妄尊，介丘偏祀，犹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岂可纳废飨之防？唐虞已往事无斯典；三后已降，始见其文。揖让之胄，礼不上通。昏瘉后烬，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干无二统。纯风既诐，元牡肆尊，礼不虚革。庶昭义问。”

附诸儒论鲁僭越郊祭始末

程子曰：“说者以为周公能为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礼。夫人臣岂有不能为之功哉？使功业过于周公，亦人臣所当为之。天下之事，非人臣为之而谁为之？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张子曰：“鲁用天子之礼乐，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后待鲁，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乐道之心，则善矣。伯禽不当受，故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者，谓周公必不享其祀。”

【罗泌《路史》董子之说曰：“成王之使鲁郊，盖报德之礼也。”然则仲舒亦以为成王之与之矣？是不然。礼之有天子、诸侯，自伏

译自周公以来，这一制度未曾改变。成王是周朝显赫的君主，大概也是谨慎对待礼制的。然而却扰乱了礼制，那么成王就是被迷惑了。这正是刘原父认为让鲁国举行郊祀的，一定不是周成王的原因；大概是平王以下，本来也就没有完全知晓这些情况了。起初，鲁惠公派遣宰让向天子请求郊祀和宗庙的礼仪，桓王派遣史角前往，惠公却挽留了他。史角后来留在鲁国，于是有了墨翟的学说，鲁国正式使用郊祀，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鲁惠公挽留史角，这意味着周王室没有授予他郊祀的权利。没有授予而鲁国使用郊祀，这是鲁国自行使用的。从前有楚国人请求大号，周人不答应，楚国人却自称大号，那么鲁国举行郊祀和禘祭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两观、大辂、万舞、冕璪，这些不是都源自于此吗？如果成王已经授予鲁国郊祀的权利，那么惠公就不会去请求了。

译陈氏说：诸侯举行郊祀和禘祭，是东周迁都后的僭越礼制。所以说：秦襄公开始自称诸侯，建立西畤祭祀白帝，僭越的端倪就显现了。身为藩属臣子，却在郊祀中陈列天子之礼，君子对此感到恐惧。平王以前是没有这种事的。记载礼制的人认为成王赐予鲁国康叔那样的待遇，周公根据卫祝鮀的话说：周公辅佐王室，治理天下，与周室和睦，分给鲁公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殷民六族，以彰显周公的德行，赐予土地、陪臣、祝官、宗伯、卜官、史官、完备的器物、典籍册命、官吏和彝器，那么成王任命鲁国的礼制不过如此。隐公为仲子建造宫室，向众仲询问羽舞的数目。周公阅来鲁国聘问，宴享中有昌歜、白黑、形盐，周公认为这些是完备的器物，推辞不敢接受。卫武子来聘问，宴享时赋《湛露》和《彤弓》，武子不答赋说：诸侯朝见天子，于是赋《湛露》；诸侯抵御天子所愤怒的敌人，并献上报功，于是赐给彤弓。假如记载礼制的话能够适用，郊祀禘祭兼用四代，服制官职齐全，祝鮀不应不及，何况鲁国实行天子之礼已经很久了。隐公为什么开始询问羽舞的数目？周公阅为什么推辞完备器物的宴享？卫武子为什么讥讽《湛露》和《彤弓》呢？由此可见鲁国僭越不久，上自天子的宰辅，下到兄弟之国的卿大夫，只要有见识的人都怀疑奇怪并谦逊推辞，而鲁国人没有一句话提及成王的赐予，来自我辩解。

《文献通考》蒋氏说：鲁国不能使用天子的礼乐，是成王过度赐予，而伯禽接受了，这是不对的。认为伯禽接受是不对的，而成王时期礼制尚未崩坏，本来不应有这种过度赐予的事情。解说的人又接着解释说：赐予的不是成王，是周朝末代君王赐予的。从前鲁惠公派宰臣向天子请求郊庙之礼，天子派史角前往制止。如果成王时期鲁国已经举行郊祀，那么惠公何必请求？惠公的请求，大概是从平王以后开始的。这种说法是对的。从现在来说，圣人观察周道而哀伤幽王、厉王，论述郊祀禘祭而衰微，周公重视祭祀赐予鲁国，难道是盛世贤君的事吗？它出自衰世的天子和诸侯无疑。所以圣人以鲁国之事为耻，而不及杞、宋的郊祀。杞国的郊祀，是保存禹的后代；宋国的郊祀，是保存商的后代。这应该以禹、契配天，周朝的祭祀没有断绝。鲁国以周公配天，对于周公来说，能不感到愧对后稷、太王、王季、文王吗？

马氏端临说：考察先儒论述鲁国郊祀的非礼，他们的论点正确。然而就认为不是出自成王的命令，只是汉儒看到《春秋》所记载鲁国祭祀多僭越天子之礼，才开始妄设周朝赐予礼乐的说法。到了蒋氏甚至直接认为是出自惠公的请求，那么我不敢认同。大概春秋时期，虽然诸侯没有不向上僭越的，然而如果不是像楚国以及吴越那样，地处蛮荒，自我放逐于礼义之外的人，那么也不敢公然以天子的制度自居。即使是五霸兴盛时期，晋侯请求隧葬，楚子询问鼎的大小，像襄王及王孙满尚能引正义来责备他们，没听说晋楚的君主立刻就用隧葬而求鼎。僭越郊祀的事，比请求隧葬询问鼎更严重了。惠公在平王时期，王室虽然衰弱，其衰败不至于像后来那样严重，鲁国又素来是奉行周礼的国家，孔子曾经称赞它一变就可以达到大道，谁说惠公在这个时候敢以僭越郊祀为请求？天子派史角制止他而不听从，鲁国从此僭越郊祀，那么惠公的暴横无君，超过晋文公、楚庄王了，决不是这样。横渠认为成王的意思，不敢以臣下对待周公，所以以二王之后的待遇对待鲁国，而命令使用礼乐，只是伯禽不应当接受这个，说得对。又说：所谓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比如音乐用宫悬，舞蹈用八佾，用天子祭祀祖先的礼乐，用在周公的庙里，称为尊崇周公是可以的。至于郊祀后稷以配天，禘祭祖先所从出的始祖，而用始祖配享，那就不是诸侯所应当僭越的。而且郊祀禘祭所祭祀的，不曾涉及周公，那么怎么能说是报答周公的勋劳而尊崇他呢？因为祖先的勋劳而允许子孙僭越天子的礼乐来祭祀他，已经不对了。何况所祭祀的是天子的太祖，而本来不是有勋劳的臣子呢？不知道成王凭什么名义赐予他，伯禽又凭什么名义接受他？孔子说：“杞国的郊祀，是禹；宋国的郊祀，是契。”这是天子之事，是守成的。我曾经因此考察论述，礼制的衰败，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所由来的是逐渐的。大概周朝封杞、宋，因为它们是两个前朝王者的后代，让它们修治礼物，作为王室的宾客，来奉祀禹、契，而禹、契是天子的祖先，不可以用诸侯的太祖来祭祀，所以允许它们使用天子的礼乐，然而只是允许它们使用天子的礼乐祭祀禹、契的庙，未必允许它们郊祀上天。夷王以后，君主衰弱臣子强大，上级侵凌下级僭越。杞、宋因为它们用天子的礼乐在禹、契的庙里，而禹、契是配天的祖先，于是并僭越实行郊祀上帝的礼。这是孔子所以有“天子之事守之”的感叹的原因。至于鲁国，周公本来不是配天的祖先，而稷、喾的祭祀原本不曾废除，不需要借助鲁国的郊祀禘祭。却因为它可以用天子的礼乐在周公的庙里，而并效仿杞、宋的过分，那就太不像话了。“明堂位”首先说“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祭祀

译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又说“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牺牲用白色的公牛，牺牲的象饰云云”。从这两句话来看，可见当时只允许鲁国使用郊祀和禘祀的礼乐来祭祀周公，并未允许它直接举行郊祀和禘祀的祭典。后来竟然发展到禘祭喾、郊祭稷、祭祀上天、配享祖先，全都采用天子的制度，所谓“小偷小摸不知收敛，最终发展到破门而入、制造偶像”，这不仅是最终发展到用人祭祀，也是起初谋划不善，从而引发了这一后果。《左传》记载宋公在楚丘宴请晋侯，请求使用《桑林》之乐。荀防推辞，荀偃、士匄说：“诸侯中的鲁、宋两国，在这里观察礼仪。鲁国有禘祭之乐，宾客祭祀时使用它；宋国用《桑林》之乐宴请君主，不也可以吗？”由此可知，鲁、宋两国不仅僭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郊禘，即使在宴享宾客时，也使用它了。

译杨慎说：成王任命君陈时，谆谆告诫要遵循周公的谋略训诫。谋略训诫中最重要的，没有比上下尊卑的分别更重大的了。难道成王任命伯禽时，首先就废弃了这一原则吗？况且周襄王时期王室衰微到了极点，尚且不允许晋文公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墓道，怎么能说成王不如襄王呢？何况伯禽的贤能，虽然不如周公，但远远胜过晋文公，他难道肯接受这种逾制的待遇吗？《礼记》又说：成王、康王赐予鲁国重祭之礼，成王已经赐予了，康王又增加了什么呢？这大概是他们无法掩盖自己的虚伪罢了。那么鲁国僭越礼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回答说：记载在《春秋》和《鲁颂》中。《春秋》桓公五年记载“大雩”，雩祭的僭越始于桓公。闰二月记载“禘于庄公”，禘祭的僭越始于闵公。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四卜郊”，郊祀的僭越始于僖公。《鲁颂·闵宫》第三章，开头说“于是任命鲁公在东边做诸侯，赐给他山川、土地、附庸，没有特殊的典制”，下面却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以至于享祀没有差错，伟大的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大概鲁国自从伯禽以下十八代，从僖公开始才有郊祀，而诗人歌颂它，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这不是出自成王的赐予。鲁国的君臣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于是借成王、伯禽的名义来堵住天下人的嘴。鲁国那些浅陋的儒生阿谀奉承，于是作《明堂位》来掩饰他们的过错，真是肆无忌惮到了极点。

何楷《世本古义》愚案：平王派史角到鲁国晓谕停止郊庙之礼，这件事见于《竹书纪年》，在平王四十二年。这与《吕氏春秋》所说鲁惠公向周天子请教郊庙之礼，派史角前往回报的情况相吻合。那么在平王时期，鲁国实际上未曾进行郊祀。看孔子作《春秋》，始于隐公，历经桓公、庄公、闵公三位君主，都没有记载郊祀。直到僖公三十一年才记载“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杀了牺牲，仍然进行三望之祭”，而《鲁颂》也歌颂僖公的郊祀。那么郊祀始于僖公，这是确凿的证据。从惠公、隐公以下，都不敢使用郊祀，而僖公为什么敢首创呢？我曾经思考这个问题，找到了原因。《駉》的序言说：“僖公能够遵循伯禽的法度，鲁国人尊崇他。”于是季孙行父向周天子请示，史克作了这首颂诗。孔氏只看到行父在文公六年才出现在《春秋》中，而史克在文公十八年才出现在《左传》中，就认为他们都是文公时代的人，却不知道僖公和文公相隔很近。行父的父亲季友死于僖公十六年，行父作为鲁国世袭卿大夫，虽然防备着，应当立即继承其位。而且僖公在位三十三年，而占卜郊祀还在三十一年，推测在此之前行父一定曾经向周天子请示，而周天子允许了，所以僖公于是开始郊祀，而史克为他作颂。序言所说的“请命作颂”，正是指郊祀而言，而《左传》偶然遗漏了这件事，正依靠这个序言来弥补它的缺失，也是一件痛快的事。又考证孔颖达著《左传正义》在隐元年“春王正月”传下有云：“鲁僖公的时候，周王每年二月东巡狩到达岱宗举行柴祭，季孙行父为此向周天子请示，太史克为此作颂。”孔氏的这种说法必定有所依据。现在考证僖公的时候在周，则是惠王、襄王，而两位王都没有东巡，只有僖公二十八年襄王有在河阳狩猎的事，而僖公常常朝见天子，正在《春秋》记载鲁国“四卜郊”之前，这才恍然大悟说：行父的请示就在这个时间。因为僖公多次跟随天子征讨，于是成为望国，又谨守臣子的礼节，再次朝见天子，这应当也是襄王心中赞赏的，所以趁着晋文公请求墓道之后，借惠公先前朝见的机会，稍微改变说法说：“我不敢请求冬至的郊祀，以比拟天子，只希望得到祈谷的郊祀，略微区别于其他诸侯国罢了。”适宜襄王重视他的意愿，于是曲意顺从了他。那么说鲁国郊祀始于僖公，确实是可信的。

蕙田案：先儒论述鲁国僭越郊祀，义理最正确的，没有超过程子、张子的；考订证据，以罗氏、陈氏、蒋氏、马氏、杨氏、何氏为最。现在用《礼运》的文辞来推演，那么末世僭越比拟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何元子直接断言始于僖公的论断，似乎更加直截了当。《通考》马氏尤其斟酌得当，符合事理。为什么呢？成王命令鲁国世世代代祭祀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虽然其文字出自《戴记》，先儒也多怀疑它。然而像马氏所说的那样，终究不敢说这件事一定没有。大概报功崇德的意思很隆重，不这样不足以自我满足，却不知道这是僭越的开始。自从周幽王、周厉王伤害周道，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天下诸侯的心就动摇了。因此惠公因为鲁国向来使用天子的礼乐，于是有宰让请求郊庙之礼的事，然而王派史角制止他，也像不允许晋文公请求墓道一样。大概这时王室势力虽然弱，但朝廷典章未变，而诸侯也没有敢公然冒犯王章的。因此王朝列国的贤公卿大夫，如王孙满拒绝楚子问鼎，周公阅推辞备物之享，〇武子不回答湛露彤弓，大概还是辞严义正，其气势足以震慑僭越奸邪之人的魂魄。何况鲁国号称秉礼，周公的恩泽尚未衰微，而说惠公竟然俨然使用天子的郊禘，尚且有所不敢。这郊禘不合礼法，所以孔子有“周公之道衰微了”的感叹。如果说成王的赐予，

译伯禽受封时，就立即举行郊祀和禘祭，这种说法尤其是不对的。关于鲁国使用郊祀，马氏认为杞国、宋国因为是天子的后裔，僭越使用礼乐，从而涉及郊祀，鲁国也因为他们使用天子的礼乐，一并效仿杞、宋的过分行为。所谓挖墙洞的小偷如果不加以制止，最终就会发展到破门而入、制作俑人，不止是发展到用人殉葬。这种衰败并不是朝一夕造成的，这本来就是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桓公五年就记载了求雨，闵公二年就记载了禘祭。到了僖公多次跟随霸主征讨，于是成为望国，行父向祖先请示，史克在后来作颂，到三十一年时卜问郊祀的事见于《春秋》和《閟宫》颂，并且为皇祖设下防范的辞令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这明确指出了这种礼制始于僖公，是僭越成为定例的一大证据。不然，为什么僖公之后记载郊祀不断，而隐公、桓公、庄公、闵公以及僖公三十年以前却没有一笔提及呢？如果说鲁国僭越举行郊祀已经很久，视为常事，不记载，只有卜问不吉利、牛有变故，以及当时出现大异象时才记载，难道以前卜问一定吉利而鼠类一定不伤害牛吗？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鲁国僭越举行郊祀，其开端始于成王，其苗头由于鲁惠公，其蔑视礼制完成于僖公，这是无可怀疑的。然而鲁国仍然不敢完全模仿天子冬至的祭祀，而是将其用于祈求谷物丰收。所以《左传》有“启蛰而郊”的说法，《诗经》有“春秋匪懈”的诗句，《谷梁传》有“四月不时”的言论，不敢使用冬至的那一天，而日期一定用辛日，辛日一定要卜问。所以《谷梁传》有“转卜三正”的说法，《礼记》、《孔子家语》也有使用辛日的记载，纷纷附会。《易说》于是说“三王的郊祀，一律使用夏历正月”，而王肃于是认为鲁国的郊祀有两种。郑氏认为“圜丘是禘祭，孟春是郊祭”，天子郊祀上天的大礼，被鲁国的礼制所扰乱，长久处于分离纠缠不清的状态中。现在遵从先儒的说法，将鲁国的郊祀附在祈求谷物丰收之后，并再次申述鲁国僭越举行郊祀的始末如下。

译宗元按：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程子的议论固然严正，但要以张载的说法为平允。因为成王的赏赐，是在周公去世之后才有的，那么周公生前未曾使用过这些礼乐。周公是大圣人，确实是百世的师表，成王尊师崇圣的心意，特意在周公身后加以隆重，以彰显他的德行，这难道不是善举吗？就像孔子身为平民，至今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大家都认为适宜，那么成王的赏赐就不算违礼，即使伯禽遵从君命而接受，也不算过分。只是后世遍及群庙，而且鲁君也安然使用，那就是僭越了。况且所谓天子礼乐，不过是像笾用十二个、舞用八佾之类，并不是允许他郊祭上天、举行大禘之礼，直接等同于天子。孔子感叹周公之道衰微，也是专指鲁国的郊祭和大禘而言，由此可知成王所赐的，对于周公的典制来说尚未衰微。有的人甚至说成王当初未曾赏赐，那是鲁人假托，并非实事，这就未免是主观臆测了。马贵与的议论极得情理之安，而杨升庵、何元子又用《春秋》和《鲁颂》加以证明，断定鲁国的郊祭和大禘是从僖公开始的，这难道不是今人收留古人遁辞吗？

以上经传论鲁国郊祭

《汉书·成帝本纪》：建始二年正月辛巳日，皇上开始在长安南郊举行郊祀。

蕙田按：圜丘正祭在冬至举行，不用辛日；孟春郊祭上天用辛日，是祈谷的礼仪。然而汉代只有这一种郊祀，并不区分圜丘和祈谷。

《南齐书·武帝本纪》：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日，皇帝车驾祭祀南郊，大赦天下，改年号。

《礼志》：“武帝永明元年，尚书令王俭上奏说：‘查《礼记·郊特牲》说：‘郊祭，是迎接长日到来，报答上天而尊奉太阳。’《易》说三王的郊祭，都用夏历正月。卢植说：‘夏历正月至冬至之后。’传文说：‘启蛰时郊祭，说的就是这个。’那么圜丘和郊祭各自举行，互不妨害。郑玄说：‘建寅之月，昼夜平分而白天变长。’王肃说：‘周朝在冬天祭天，在正月于圜丘祭天，又祭天以祈求五谷丰登。’《祭法》说：‘燔柴于太坛，就是圜丘。’《春秋传》说：‘启蛰时郊祭，就是祈谷。’仔细推寻礼传两处的文字，各有其义。卢植、王肃两说，如同符契相合。’”

蕙田按：这条论述先郊后春，已在《圜丘门》中见过，现在选取其中论述祈谷的几句话，附记在这里。

《文献通考》梁武帝即位那年，正月，皇帝在万寿殿致斋。在上辛日举行仪式。

《隋书·礼仪志》梁武帝天监三年，左丞吴操之上奏说：“传文说：‘启蛰时郊祭，郊祭应在立春之后。’尚书左丞何佟之议论说：‘现在的郊祭，是报答去年的功德，而祈求今年的福佑，所以选取岁首的上辛日，不拘泥于立春的前后。’周朝在冬至，于圜丘大报上天；夏历正月又郊祭，以祈求农事，所以有启蛰的说法。自从晋太始二年，将圜丘、方泽合并于南北二郊，就知道现在的郊祭，礼仪兼有祈谷和报功，不能局限于一种途径。”皇帝说：“圜丘自然是祭天，先农就是祈谷，只是就阳位而言，所以在郊外。冬至之夜，阳气始于甲子，既然祭昊天，适宜在冬至；祈谷时可以依循古制，必须启蛰，在一个郊坛，分为两次祭祀。从此冬至称为祀天，启蛰名为祈谷。”

蕙田按：祈谷之祭，三代以后很久不举行了。西汉的五畤、泰畤，天帝没有区分，正祭尚未举行，哪有祈祭？成帝虽然设立长安南北郊，旋即废止又恢复，最终改为合祭。后汉正月祭南郊，当时用孟春，却是正祭。魏朝沿袭，晋武帝泰始二年，将圜丘、方丘合并于南北郊，二至的祭祀合于二郊。齐王俭所说的，意义在于报答上天之事，兼有祈谷，既然不全是为了祈农，何必等待启蛰？那么防止作为祀天的正祭，特别因为它用正月，所以说事兼祈谷，实际上并非祈谷。梁武帝说：阳气起于甲子，既然祭昊天，适宜在冬至；祈谷必须启蛰。从此分为两次祭祀，遂成为后世祈谷的开始。

《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四年春，正月辛亥日，皇帝车驾亲自祭祀南郊，赦免天下。

《隋书·礼仪志》：“天监五年，明山宾说：‘天地并尊，三朝发始相同，以此日二郊为宜。’”

《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八年春正月辛巳日，皇帝车驾亲自祭祀南郊。十年春正月辛丑日，皇帝车驾亲自祭祀南郊。十二年春正月。

辛卯日，皇帝车驾亲自祭祀南郊。十四年春正月辛亥日，皇帝车驾亲自祭祀南郊。十六年正月辛未日，皇帝车驾亲自祭祀南郊。下诏说：“朕面对屏风思考治理，政道尚未明了，昧旦勤劳，屡次迁移星纪。现在太皥御气，勾芒首节，升中就阳，禋敬得以展现，务必承受天休，布施和泽。尤其贫困之家，不收今年三调。那些没有田业的人，所在地方酌情赋给。如果百姓有产子，即依格优免。孤老鳏寡，不能自存，都加以赈济。”普通二年春正月辛巳日，皇帝车驾亲自祭祀南郊。下诏说：“春司御气，恭敬报祀，陶匏克诚，苍璧礼备。思随干覆，布

译于是建造了这座亭子来养育万物。」夏历四月乙卯日，改建南郊和北郊。丙辰日，下诏说：「敬顺昊天，观测天象没有违背，亲自拿着农具，尽力表示敬意，向上与星鸟相合，向下教导百姓农时，使东方耕作有序，其义理不在于南方。前代沿袭旧制，有违背礼制的地方，可以在东方选择肥沃的田野，具备这千亩之地，或许能符合旧有的典章。」

译蕙田按：武帝将祈谷祭改在孟春举行，而本纪中记载皇帝亲自郊祀，都在正月的上辛日。观察天监十六年、普通二年的诏书，明确以勾芒神为首节，平定东方秩序为辞令，那么这是祈谷祭就非常清楚了。这说明当时将冬至和孟春分为两次祭祀，而以孟春为重。

普通四年春正月辛卯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

大通元年春正月辛未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

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三年春正月辛巳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五年春正月辛卯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

大同三年春正月辛丑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五年春正月辛未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

太清元年春正月辛酉日，皇帝乘车驾临祭祀南郊。

蕙田按：梁武帝在正月上辛日亲自祭祀南郊，共十五次，都是祈谷祭，因为另外没有冬至的祭祀，所以圜丘门一并收录了这些记录，这里只保留其概要。陈代的郊祀制度与此相同。

《陈书·高祖本纪》：永定二年春正月辛丑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文帝本纪》：天嘉元年春正月辛酉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三年春正月辛亥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五年春正月辛巳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废帝本纪》：光大元年春正月辛卯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

《宣帝本纪》：太建元年春正月辛丑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三年春正月辛酉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五年春正月辛巳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七年春正月辛未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

蕙田按：陈代沿袭梁代制度，也是祈谷祭。

《隋书·礼仪志》：后齐的南北郊祭，每年各一次，都在正月上辛日。南郊在国都南面设坛，周长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有一道台阶，设三道围墙。内围墙距离祭坛二十五步，中围墙与外围墙之间的距离同内围墙与祭坛的距离，四面各开一门。又在外围墙之外设大营，周长二百七十步，营沟宽一丈，深八尺，四面各开一门。又在中围墙之外设燎坛，位于向阳之地，周长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有一道台阶。在祭坛上祭祀所感应的帝灵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享，礼仪使用四圭有邸，币帛颜色各随方位之色。上帝及配帝各用赤色公牛一头，燎祭仪式同于圜丘。《北齐书·武成帝本纪》：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日，皇帝从晋阳返回。辛巳日，祭祀南郊。

《北周孝闵帝本纪》：元年春，正月辛亥日，祭祀南郊。

《武帝本纪》：保定元年春正月甲寅日，在南郊祭祀感生帝。天和元年三月丙午日，祭祀南郊。二年春正月初，确立郊丘坛壝的制度。南郊在国都南面五里处设坛，高一丈二尺，周长四丈，围墙周长一百二十步，内围墙周长为其一半。祭祀南郊在正月上辛日，以始祖献侯莫那配享。在坛上祭祀所感应的帝灵威仰。三年春正月辛丑日，祭祀南郊。

建德二年辛丑日，祭祀南郊。

《隋书·礼仪志》：隋高祖受命后，议定祭祀典礼。南郊在国都南面太阳门外，道路西面一里处，距离皇宫十里。祭坛高七尺，周长四尺。孟春上辛日，在坛上祭祀所感应的帝赤熛怒，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享。礼仪使用四圭有邸，牺牲用赤色小牛两头。

《高祖本纪》：开皇四年春正月辛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十三年春正月壬子日，亲自祭祀感生帝。

蕙田按：隋代制度既有圜丘祭，又有南郊祭所感应帝，这是采纳郑玄的说法。凡是孟春亲自祭祀的，无疑是祈谷祭。

《礼仪志》：大业元年孟春祭祀感帝，改由高祖文帝配享。《旧唐书·礼仪志》：高祖武德初年制定法令，孟春辛日祈谷，在南郊祭祀感帝，以元帝配享，使用青色小牛两头。

《文献通考》：高宗显庆二年，下诏南郊祈谷，祭祀昊天上帝，废除感帝祠。

《唐书·礼乐志》：高宗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议论说：“六天的说法出自纬书，而南郊圜丘本是一回事。认为它们是两种事物，郊祭和明堂本来都是祭天，而郑康成都认为是祭太一。《五帝传》说：‘凡是祭祀，在启蛰时进行郊祭，郊祭之后才耕作。’所以郊祭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而郑康成认为周代祭祀苍帝灵威仰，以后稷配享，从而祈谷，这都是错误的言论。因此全部摒弃郑康成的说法，而南郊祈谷祭昊天上帝。”

《萧德传》记载其子萧子儒，字文举。议论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春秋启蛰时进行郊祭，郊祭之后才耕作。所以郊祭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春夏祈谷于上帝，都是祭天。”将感帝列入其中，尤其是不合考证。请求在郊祭和明堂祭祀中，废除六天的说法，只祭祀昊天上帝。皇帝下诏说：“可以。”

蕙田按：显庆年间废除感帝祭祀的议论，出自许敬宗，所以君子不因人的缘故而废弃正确的言论。等到查阅列传，才知道是萧子儒的议论。

《唐书·礼乐志》：“干封元年，下诏祈谷祭恢复祭祀感帝。”

《旧唐书·礼仪志》：干封初年，下诏依旧祭祀感帝。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上奏说：“显庆新礼，废除了感帝的祭祀，后来改为祈谷，祭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享。查考旧礼，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享。现在既然奉诏依旧祭祀感帝，那么是将祈谷改为感帝，并以高祖配享吗？高祖依照新礼已经配享圜丘昊天上帝，如果再配享感帝，”

译只怕违背了古代礼制。查考《礼记》，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的意义，如今如果禘祭和郊祭让同一位祖先配享，恐怕没有依据。”皇帝听从了。

译蕙田按：显庆年间，摒弃郑玄的学说，废除感帝祭祀，这是很好的。干封年间，却又恢复了这一做法。郑氏的学说，深入人心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唐书·礼乐志》记载，开元年间，起居舍人王仲丘议论说：“查考《贞观礼》，在祈谷时祭祀感帝；而《显庆礼》则祭祀昊天上帝。《春秋传》说：‘郊祀之后才耕作。’《诗经》说：‘噫嘻，春夏两季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礼记》也说：‘在正月上旬的辛日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然而郑玄却说：‘天的五帝轮流称王，王者兴起，必定感应其中一位，因此另外祭祀并尊崇他。’所以在夏历正月，在南郊祭祀所感应的帝，以祖先配享，借此祈求谷物丰收。因此周朝祭祀灵威仰，以后稷配享，借此祈求谷物丰收。那么祈谷并非祭祀的本意，而是因为以后稷配享罢了。这并非祈谷的本义。祈谷本来是为了祭天。然而五帝是五行的精华，是生长九种谷物的根本。应当在祈谷时祭祀昊天上帝，同时兼祭五帝。”

《王仲丘传》记载：开元年间，王仲丘上言说：“《贞观礼》规定正月上旬的辛日在南郊祭祀感帝，《显庆礼》规定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祈求谷物丰收。我认为《诗经》说‘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说‘上辛祈谷于上帝’，那么上帝应当就是昊天上帝。郑玄说：‘天的五帝轮流称王，王者必定感应其中一位而兴起，所以在夏历正月在郊外祭祀所感应的帝，以祖先配享，借此祈求谷物丰收。’感帝的祭祀，贞观年间已经使用了。请求在祈谷的祭坛上，遍祭五方帝。五帝是五行的精华，九种谷物的根本。请求两种礼仪都采用，皇帝下诏同意。”

蕙田按：王仲丘主张两种礼仪都采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八年三月敕令：“近年收成不好，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如今春事刚开始，农桑令人担忧。向上帝祈求，福泽下土。或者举行郊祀之礼，以表达诚恳祈求之心。应当命令左常侍元行冲代理侍中，祭祀南郊。”《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开元二十年，重新编撰新礼，祭祀天一年有四次。正月上旬的辛日祈求谷物丰收，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高祖配享，五方帝从祀。昊天上帝和配享皇帝的笾豆等数量与冬至相同，五方帝的太樽、着樽、牺樽、山罍各一个，笾豆等数量也与冬至相同。”

蕙田按：开元礼中，皇帝正月上旬辛日祈求谷物丰收的仪注，附详于圜丘祀天门下。

《旧唐书·肃宗纪》记载：天宝六载正月戊子日，亲自祭祀圜丘，礼成，大赦天下。

《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建中元年春正月辛未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

《宪宗本纪》记载：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元和二年正月己丑日初一，皇帝亲自献祭太清宫、太庙。辛卯日，在郊丘祭祀昊天上帝，当天返回皇宫，登上丹凤楼，大赦天下。此前临近大礼之时，阴雨连绵十天，宰相请求改期，皇帝说：“郊庙祭祀事情重大，斋戒已有日期，不可轻易更改。献祭之时，景物晴朗，人心喜悦。”

《礼仪志》记载：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穆宗问礼官：“南郊祭祀是否已经占卜日期？”礼院上奏：“根据礼令，祭祀都要占卜。自从天宝以后，凡是想要郊祀，必定先朝拜太清宫，第二天飨宴太庙，又第二天祭祀南郊，沿袭至今，并不占卜日期。”皇帝听从了。等到第二年正月，南郊礼成，有关部门没有设置御榻，皇帝站立接受群臣庆贺；等到登楼仪仗退下，百官又不在楼前庆贺，于是皇帝在兴庆宫接受庆贺。这两处缺失礼仪，是有关部门的过错。《唐书·穆宗本纪》记载：长庆元年正月辛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改年号。

《旧唐书·穆宗本纪》记载：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日初一，皇帝亲自献祭太清宫、太庙。当天，法驾前往南郊，太阳周围出现珥状光晕，宰相在前方庆贺。辛丑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当天返回皇宫。登上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长庆。内外文武官员及退休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陪位的无官职人员，赐勋两转。凡是因大礼需要，移动仪仗宿卫、登楼兵仗的将士，在普遍恩赏之外，赐勋阶有差别。仍按旧例，赐钱物二十万四千九百六十端匹。礼成，群臣在楼前称贺。仪仗退下，皇帝到兴庆宫朝拜太后。

《唐书·敬宗本纪》记载：宝历元年春正月辛亥日，在南郊举行祭祀。《武宗本纪》记载：会昌元年春正月辛巳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改年号。五年正月辛亥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在南郊建造仙台。《宣宗本纪》记载：大中元年正月甲寅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改年号。七年春正月戊申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

《懿宗本纪》记载：咸通四年春正月庚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

《僖宗本纪》记载：干符二年春，正月辛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

蕙田按：唐代皇帝亲自郊祀，以十一月和正月相间进行，十一月祭祀圜丘，正月祈求谷物丰收。以前的各位皇帝，十一月的祭祀多于正月；以后的各位皇帝，则只有正月较多。这也是因为畏惧寒冷和劳累吗？现在将正月的祭祀归入祈谷、圜丘门下，不另行记载。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正月上旬的辛日，

译在南郊祭天祈求五谷丰登，乐章共八首【贞观年间由褚亮创作，现今仍在沿用】

译降神用豫和【歌词同冬至圜丘】；皇帝行用太和【歌词同冬至圜丘】；登歌奠玉帛用肃和【贞观礼祠感帝用此词，明庆以后歌词同冬至圜丘】：履艮斯绳，居中体正，龙运垂祉，昭符启圣，式事严禋，聿懐嘉庆，惟帝永锡时皇休命。

迎爼用雍和：殷荐乘春，太坛临曙，八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歆，徳馨斯饫，祝嘏无易，灵心有豫。皇帝酌献，饮福酒用寿和【歌词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玉帛牺牲，申敬享；金丝鏚羽，盛音容。庶俾亿龄提景福，长欣万防洽时邕。武舞用凯安【歌词同冬至圜丘】；送神用豫和【歌词同冬至圜丘】。

《五代史·梁本纪》：开平三年春正月辛卯，在南郊举行祭祀。《册府元龟》：乾化二年正月庚辰，有关官员以正月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祈求谷神，任命丞相赵光逢代理太尉主持祭祀。

《宋史·礼志》：乾德二年正月，有关官员进言：“正月第一个辛日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帝，现在既奉赤帝为感生帝，一天之内，两处都进行祭祀，似乎过于频繁。况且同时并祀，按礼制是不适宜的。昊天上帝从祀，请求不设赤帝座。”皇帝听从了。

雍熙四年，礼仪使苏易简进言：“常规祭祀祈求谷神，以宣祖配享。”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关官员进言：“正月第一个辛日祈求谷神，奉太祖配享；正月第一个辛日祭祀感生帝，奉宣祖配享。”

惠田按：这又将祈求谷神与祭祀感生帝分为两事，大概祈求谷神也是祭祀昊天上帝。

淳化至道年间，太宗也在正月亲自举行祈求谷神的祭祀，完全依照圜丘的礼仪。

真宗景德三年，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进言：我见到诏书，来年正月第三个辛日祈求谷神，到十日才立春。查《月令》，正月元日注为祈求谷神在郊外祭祀昊天上帝。《春秋传》说：“启蛰而郊，郊而后耕。”大概是春气初至，农事方兴，在郊外祭祀昊天上帝以祈求嘉谷，所以应当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后。自从晋太始二年，开始使用第一个辛日，不选择立春的先后。齐永明元年，立春前在郊外祭祀，议论想要改期。王俭说：“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都在立春前在郊外祭祀，于是没有改期。”吴操之说：“应当在立春后。”那么左氏所记载的，是三代常法；王俭所说的，是后世变礼。来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求谷神，这就沿袭了王俭的末议，违背了左氏的明文。希望以立春后的第一个辛日举行祈求谷神的礼仪，于是诏令有关官员详细审定各种祭祀。

天禧元年十二月，礼仪院进言：根据诏书，来年正月十七日祈求谷神前二日，奏告太祖室。因为每年正月十五日朝拜玉清昭应宫，景德四年以前，祈求谷神只使用第一个辛日；其后使用立春后的辛日。大概当时没有朝拜宫观的礼仪。王俭启奏说：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又宋武朝有关官员奏，魏代郊天遇到下雨，改用第二个辛日；或者正月上辛，事情有相妨，都允许互换使用。在礼典中，本来也没有嫌隙。起初，祈求谷神都亲自祭祀上帝，从熙宁到靖康，只有有关官员代理祭祀而已。

乾兴元年，礼官请求孟春第一个辛日祈求谷神，以太祖配享，奏请批准。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礼院进言祈求谷神以太宗配享。

《乐志》，景祐上辛祈求谷神，仁宗御制二首。

太宗配位，奠币，仁安：天祚有开，文徳来逺。祈谷日，辛侑神礼展。

酌献绍安：于穆神宗，惟皇求命，荐醴六尊，声歌于咏。

《礼志》庆历三年，礼官余靖进言：“祈求谷神祭祀感生帝，同日其礼应当不同，不可都用四圭有邸，颜色尚赤。”于是确定祈求谷神用苍璧，三尺三寸；感生帝用四圭有邸。

《文献通考》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求谷神，庆历用犊一，羊二，豕二，正配簠簋爼各增为二。前一日，太祝读祝，视祭玉，其余如冬至代理祭祀。三献终，礼生引司天监罍洗升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币爵并行一献，〇拜复。元丰中，礼官进言：庆历大雩宗祀的仪式，都用犊、羊、豕各一，只有祈求谷神均祀昊天上帝只用犊一。请求依照雩祀大享明堂牲牢仪，用犊、羊、豕各一。

《宋史礼志》神宗元丰四年十月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进言：“最近诏令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其余从祀群神全部罢免。现在祈求谷神还遵循旧制，都群神从祀，恐怕与诏旨相违背。请求孟春祈求谷神只祭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享，其余从祀群神全部罢免。”皇帝听从了。大观四年二月礼局议：“以立春后上辛祈求谷神，诏令今年孟春上辛在丑，次辛在亥，遇丑不祈而祈于亥，不合礼制。”于是没有实行。

《徽宗本纪》，大观四年四月，立感生帝坛。

政和祈求谷神仪，前期降御札，以来年正月上辛祈求谷神祭祀上帝。前祀十日，太宰读誓于朝堂，刑部尚书涖之；少宰

译在太庙斋房宣读誓辞，由刑部侍郎主持。皇帝散斋七天，致斋三天。祭祀前一天，皇帝身穿通天冠、绛纱袍，乘坐玉辂前往青城祭祀太阳。从斋殿身穿通天冠、绛纱袍，乘车到达大次，换上衮冕手持玉圭，进入正门，宫架响起仪安之乐。礼仪使奏请开始行礼，宫架响起景安之乐。皇帝亲临，降康之舞跳至六成停止，太常官升烟。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洗手后登上祭坛，登歌响起嘉安之乐。皇帝插好大圭，手持镇圭，走到上帝神位前，面向北将镇圭放在缫借上，手持大圭，俯身叩拜后起身，又奏请插好大圭，跪着接受玉币，放置完毕后，走到太宗神位前，面向东放置玉币，礼仪同上。登歌响起仁安之乐。皇帝走下台阶，有关部门进献熟食。礼仪使奏请皇帝手持大圭，登上祭坛，登歌响起歆安之乐。皇帝走到上帝神位前，斟酒献祭，手持酒爵祭酒，读完册文后，奏请皇帝再拜，走到太宗神位前斟酒献祭，礼仪同上。登歌响起绍安之乐。皇帝走下台阶进入小次，文舞退出，武舞进入，宫架响起容安之乐。亚献斟酒献祭，宫架响起隆安之乐，神保锡羡之舞。终献礼仪相同。礼仪使奏请皇帝走到饮福位，宫架响起禧安之乐。皇帝接受酒爵，又奏请再拜。有关部门撤去祭品，登歌响起成安之乐。送神，宫架响起景安之乐。皇帝走到望燎位，礼毕返回大次。

译《图书集成》记载，绍兴十四年祈谷祭开始具备乐舞，采用政和年的仪制。《宋史·礼志》说：南宋南渡以后，四次祭祀中，两次在南郊圆坛举行，两次在城西惠照院斋宫举行。绍兴十四年才开始具备乐舞，采用政和年的仪制，增加了笾豆的数量。宋朝祭祀天帝的共有四次：孟春祈谷，孟夏大雩，都在圜丘举行，或者另外设立祭坛；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只有冬至的郊祀，是三年举行一次，合祭天地。

《乐志》记载绍兴祈谷乐三首：

降神、盥洗、升坛、还位，以及向天帝奠玉币、奉祭品，都与圜丘祭祀相同。向太宗位奠币，用《宗安》曲。庄严的思文之德，能够配享天帝。选择吉日完成，遵循严密的护卫。恭敬地进献明诚，肃穆地陈列礼币，享用这吉利的洁净祭品，祈求恩赐降临后代。向天帝位酌酒献祭，用《嘉安》曲。三阳开泰开始更新，万物依赖初始。精诚向天祈祷，愿天听近。愿雨水均匀，田野欢喜，粮食堆积如山，以完备各种礼仪。向太宗位酌酒献祭，用《徳安》曲。上天赐予勇智，确实只有太宗，功业隆盛德行深厚，与天帝同等崇高。礼仪庄严配享，诚心通达精微，愿他赐予福祉，年年丰收。

《明史·礼志》记载，祈谷祭，明朝初期未曾举行。世宗时更改了两位祖先配享的礼仪，因为众臣坚决请求，才允许在大祀殿祈谷，奉两位祖先配享。嘉靖十年开始在孟春上辛日于大祀殿举行祈谷礼，礼成后，皇帝心中终究认为不妥，告诉张璁说：“自古以来只有以祖配天，现在两位祖先一起配享，绝对不能成为后世的法度。”此后大报与祈谷，只奉太祖配享。不久亲自制定祝文，更改仪注，改用惊蛰节气，礼仪比照大祀减少用帛，减去十一，不设从坛，不焚烧柴火，定为定式。祈谷坛，大享殿就是大祀殿。永乐十八年建造，在此合祀天地。其规制为十二楹，中间四楹装饰金色，其余施以三彩。正中设立石台，在上面设置上帝、皇地祗的神座。殿前为东西廊房三十二楹，正南为大祀门六楹，连接步廊与殿廊相通。殿后为库房六楹，用来储存神御之物，名叫天库，都覆盖黄琉璃瓦。后来大祀殿改换为青琉璃瓦。坛后种植松柏，外壝东南开凿水池共二十处，冬月伐冰藏于凌阴，以供夏秋祭祀使用，全都依照太祖旧制。到嘉靖二十一年撤去大祀殿，仿照古明堂，名叫大享。每年春季举行祈谷礼。隆庆元年礼官说：“先农祭就是祈谷的遗意，应该在先农坛举行祈谷，大享礼也应该废止。”皇帝下诏同意。后来到了崇祯朝又恢复举行。

王圻《续通考》记载，嘉靖十年确定祈谷礼。

一、提前五日，皇上前往牺牲所视察牺牲。提前一日，告庙及返回，参拜都如同大祀的礼仪。告词说：“明日恭敬视察祈谷牺牲仪制，参拜辞别。”次日视察牺牲，返回后，命令大臣轮流视察，如同常规礼仪。

一、提前四日，太常寺奏报祭祀，谕令百官斋戒三日。皇上亲自填写告文，在文华殿请太祖祝版。

一、提前三日，皇上前往太庙，请太祖配享神位，用脯醢、酒果行再拜一献礼。祝文说：“维嘉靖某年岁，某甲子，某月某朔，某日，孝元孙嗣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太祖髙皇帝说：‘今月某日启蛰之时，恭敬在圜丘祭祀上帝，为民祈谷，谨请皇帝侑神。伏惟鉴知。’”

一、提前二日，太常卿同光禄卿奏报省牲，如同常规礼仪。一、提前一日，皇上在文华殿亲自填写祝版，于是告庙。告辞说：“孝元孙嗣皇帝某，明日恭敬前往南郊，举行祈谷礼，谨到祖宗列圣帝后神位前，恭敬预先告知。”夜二鼓时，礼部尚书、侍郎导引，太常卿捧请神版，奉安于坛位，都如同大祀的礼仪。

一、陈设上帝位，牛犊一头，玉用苍璧一块，帛一块，青色登一个，簠簋各两个，笾十二个，豆十二个，苍玉爵三个，酒尊三个，篚一个，祝案一个。配帝位相同，只是不用玉。

一、正祭当日，皇上穿常服乘车到昭亨门右，下车，导引官引导皇上到大次，穿戴祭服，从左门进入，到陛上行祭礼，如同大祀的礼仪【只是不焚烧柴火】。皇上返回到庙参拜，致辞说：“孝元孙嗣皇帝某，恭敬前往南郊祈谷礼成，亲身到祖宗列圣帝后神位前，谨行参拜。”完毕返回宫中。

一、祝文，维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嗣天子臣某，恭敬告于皇天上帝说：“时令正值启蛰，农事将兴，于是借此时辰，恭敬祈求洪大的造化。谨率领臣僚，以玉币、牺牲、齐酒、粢盛庶品，备此明洁，恭敬在圜丘祭祀上帝。仰希垂鉴，赐福众民，使五谷都能丰收，普天下都依赖。奉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峻德成功统天大孝髙皇帝侑神，尚享。”

《明史·乐志》记载：嘉靖十年确定祈谷乐章。

迎神《中和之曲》。臣惟穹昊兮，民物之初；为民请命兮，祀礼昭诸备筵。率职兮，祈洪庥；臣衷防〇兮，悃恳诚摅。遥瞻驾降兮，霁色辉欢迎鼓兮，迓龙舆。臣愧菲才兮，后斯民；愿福斯民兮，圣恩渠。

奠玉币，《肃和之曲》。

译百姓勤勉尽职啊，专心从事农桑。工匠谨慎细致啊，加固桑田的田埂。恭敬奉献玉帛啊，连同豆笾等祭器。仰望祈求伟大的教化啊，赐予我们丰收的年景。

译进献俎豆，演奏《咸和》之曲；鼎中烹煮，香气馨香，菜肴精美，防止酒味浑浊。天帝垂降享用，以此感到欣喜；百姓蒙受福泽，以此获得安宁。

初献，演奏《寿和》之曲。礼仪庄严，初献开始进行。百官趋步跄跄，佩玉发出清脆声响。臣谨进献玉制酒觥。天帝心中欣喜鉴察，预示年岁丰收亨通。

亚献，演奏《景和》之曲。举起第二杯酒，致上清醇的美酒，再次斟满，奉献于前。仰望天帝的音容，喜悦而肃穆，臣感激圣恩，内心确实恳切。

终献，演奏《永和》之曲。三次献酒，一片诚心防止祭祀不洁。礼仪宣告完成，天帝鉴察依凭于此。百姓沐浴恩德，年岁丰收无灾。臣叩拜首，竭诚祈祷。

撤去祭品，演奏《凝和》之曲。三次献酒周全，肃整仪容。恭敬地撤去俎豆，不敢迟疑。愿留下福泽，宏大而说：“雨和晴，顺时应时。”

送神，演奏《清和》之曲。祭祀礼仪宣告完备，天帝鉴察彰显。臣的情意上达，感激昊天。天帝威严地驾车，返回天庭。臣蒙受恩眷，怎能忘记？祥风瑞气，弥漫坛场。百姓遍及天下，都获得丰收安康。

望燎，演奏《太和》之曲，遥望天路。长久地远离那辽阔的天空，去往上方。束帛投入火中，升腾闻达。诚恳通达，恩泽绵长。音乐终了九次奏乐，神人和谐。臣与天下百姓，感激恩光。

《世宗本纪》：嘉靖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日，在圜丘祈求谷神，开始命令武定侯郭勋代理祭祀。

《礼志》：十一年，惊蛰节气，皇帝生病不能亲自祭祀，于是命令武定侯郭勋代替。给事中叶洪进言：“祈求谷神的大报祭祀，名称不同，但郊祭天帝是一样的。祖宗没有不亲自郊祭的。成化、正德年间，如果有变故，宁可推迟到三月，这是因为郊祭礼仪重大，不应该由臣子代理。请求等待圣体痊愈，另选吉日行礼。”皇帝没有听从。十七年春正月壬寅日，皇帝在大祀殿祈求谷神。十八年，改在皇宫内的元极宝殿举行，不再配享祖先，于是成为定制。

隆庆元年，礼部大臣进言：“亲自祭祀先农，于是耕种籍田，就是祈求谷神的遗意。现在两种祭祀都在春天并行，未免烦琐频繁。况且元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祭，出入不便。废除祈求谷神，只在先农坛行事。”皇帝听从了。

《庄烈帝本纪》：崇祯十四年春正月辛巳日，在南郊祈求谷神。《春明梦余录》：祈求谷神使用孟春上辛日的礼仪。明朝初年使用二月上戊日祭祀先农，不举行祈求谷神。即使嘉靖年间，也一再举行而后废除。崇祯辛巳年正月初五日，上辛日再次举行。有规定祈求谷神，除了不分散斋戒、不在郊斋宫住宿、不朝拜亥时正三刻停止、只升一盏灯外，其恭敬视察坛位、笾豆、牺牲，如同圜丘的仪制。行奏祭着，改在正月初一日。乐章奏舞，命令太常寺勤督乐舞生，预先演习。

十五年正月，举行祈求谷神礼仪，上辛日就在初一，辛未日，礼部认为朝贺不便，奏请改十一日辛巳为中辛，获得批准，改在中辛日行礼。

崇祯壬午年，蒋德璟上疏请求亲自举行祈求谷神礼仪。记载壬午年正月初五日，皇上穿常服前往太庙，因为亲自前往南郊视察牺牲，预先在太祖及列祖神御前告知，仍然钦派礼部左侍郎王锡衮、右侍郎蒋德璟、詹事黄景昉充当上香导引官。初六日，派遣勋臣等恭敬代替视察牺牲。初七日，皇上驾临皇极殿，太常寺奏报祭祀。初八日开始斋戒三日。初八日天亮，皇上穿常服乘车前往太庙门西，下车到庙门帷帐内，穿戴祭服前往太庙告请太祖配享神位，行礼完毕，出来到帷帐内换上皮弁服，回驾皇极殿。太常寺、光禄寺官员奏报省视牺牲。初九日大雪，皇上亲自享祭太庙，礼仪完毕。臣蒋德璟随即偕同王、黄二公冒雪出南郊住宿太常别院。这天午后，太常官员捧着苍玉帛匣、香盒同神舆亭进入皇极殿内，司礼监官员捧着帛同安设在御案之北。初十日天亮，皇上驾临皇极殿，太常卿捧着祝版从中左门进入安设在御案上，皇上亲自填写御名完毕，太常卿捧着安设在舆中。司礼监官员进献玉帛，皇上亲自装在各匣内安设完毕，太常寺官员依次奉安舆中。太常卿随即捧着香盒在香亭右侧跪下，皇上三次上香，行一拜三叩头礼完毕，转向东西向站立。锦衣卫官员旗手抬舆亭从中门出去，太常卿随即前往大享殿神库奉安。皇上于是前往太庙，因为亲自前往南郊举行祈求谷神礼仪，预先在太祖及列祖神御前告知，行礼完毕回宫。这天早上，蒋德璟偕同王、黄二公及太常少卿高倬穿戴吉服冒雪到大享殿、皇干殿演习礼仪，就在北天门内等候皇上到来。未时，锦衣卫官员备法驾，设板舆于皇极门下正中。皇上穿常服驾临皇极门，太常卿奏请圣驾前往南郊在大享殿举行祈求谷神礼仪。皇上登上舆车，掌卫官员跪奏起舆，从午门、端门、承天门、大明门、正阳门前往南郊坛内西天门至神路迤西。臣蒋德璟偕同王、黄二公及高少卿面驾序立，行叩头礼完毕，分两旁等候皇上降舆。臣蒋德璟等引导皇上从大享南门左门进入，太常卿党崇雅跪迎同引导皇上到丹陛。太常卿引导皇上从大享殿左门进入恭敬视察神位。臣蒋德璟等先前往东陛前等候，皇上视察神位完毕，太常卿引导皇上从东陛下来，臣

译冯保等人一同引导皇上到神库，查看笾豆等祭器；到神厨，查看牺牲。太常卿逐一奏报完毕后，又同臣冯保等人引导皇上，依旧从大享殿南门出去，向西缓缓登上车驾前往斋宫。陪祀的各官员免除朝参。当日雪势特别猛烈，引导往返不过数千步，而神库门路非常深滑，皇上也放慢脚步、俯身小心行走，众臣则快步跟随。到一更时分，臣冯保等三人穿戴祭服，前往皇干殿，行一拜三叩头礼。王公上香，请神。冯保与黄公引导，太常官员依次捧着昊天上帝正位、高皇帝配位的神版，前往大享殿安放完毕。臣等三人随即快步到大次等候皇上。亥时一盏灯亮起，万盏灯同时明亮，灿烂如繁星。皇上穿着常服乘车，冒着大雪，从斋宫东门出去，到神路西侧下车。引导驾车的官员引导皇上到大次。冯保等三人及太常卿复命。皇上手持玉圭说：“朕知道了。”过了一会儿，穿戴祭服出来，引导驾车的官员引导从大享殿南门左门进入，行祈谷礼，用十二拜，如同大祀的仪制。祭祀完毕，皇上出来到大次，换回常服，不返回斋宫，就径直从西天门回到太庙参谒，按前面的仪制完毕后，回宫。孙承泽说：查《月令》记载，孟春时节天子在元旦向上帝祈谷，注解说以上辛日在郊外祭天。《春秋传》说：“惊蛰时祭天，祭天后才耕作。”《郊特牲》说：“祭天用辛日。”注：凡是作为君主，应当斋戒自新。卢植、蔡邕说：“祭天属阳，所以用日；耕耤属阴，所以用辰。”孔颖达说：“甲乙丙丁等称为日，子丑寅卯等称为辰。元是善的意思，元日祭天用辛，元辰耕作用亥。”黄道周说：“春日甲乙，则不知道是否确实是上辛日。”明初在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洪武十年废止了这些，只以正月上辛日在大祀殿合祭天地，并将日月星辰、山川等神都包括在内，其礼仪很简省，其敬意很专一。嘉靖九年废止了合祭，而分为圜丘、方泽、朝日、夕月四郊。其大祀殿则在孟春上辛日祈谷。十年又改为惊蛰日祈谷，二十四年又将大祀殿改为大享殿，然而祈谷礼不再举行。崇祯十四年恢复祈谷礼，用上辛日；十五年用中辛日。

译蕙田按：关于祈谷的礼仪，在经传中可见的，只有《月令》和《左氏春秋》。后世祭祀上天以祈求谷物丰收，从梁朝天监年间开始，最终又与圜丘祭天的礼仪混淆。到了宋朝，才开始区分明确。嘉靖年间重新举行，但皇帝未能亲自参与。庄烈帝（崇祯帝）在国家局势艰难之日奋然亲自举行，这大概也是出于对百姓疾苦不得不为之的深切关怀吧？

以上为历代祈谷礼

《五礼通考》卷二十一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二十二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

大雩【附祭水旱祈雨祈雪祈晴及祷雨杂仪】蕙田按：《月令》说“大雩帝”，《左传》说“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就是《诗经·颂》中所说的“春夏祈谷于上帝”。这种礼仪，天子和诸侯都有。然而天子所祭祀的是上帝，所以称为“大”；诸侯只祭祀境内的山川，不称为“大”。《春秋》记载鲁国“大雩”，是鲁国僭越礼制。孟夏举行大雩，即使没有水旱灾害，也照常举行，这是礼仪的常规。如果国家遭遇大旱，那么无论夏秋都可以举行雩祭；到了冬天则不举行雩祭，所以《谷梁传》说“冬天没有举行雩祭的道理”。《春秋》记载“大雩”有二十一次，记载“雩”是为了记录灾害，记载“大”是为了标记僭越。然而古代圣王遇到灾害感到恐惧，为百姓向天请命，在水旱灾害时，没有不祭祀的神灵，又不止于祭祀上帝而已。《周礼》将搜索鬼神作为应对荒年的十二项政令之一。后世不知道恐惧修省，反省自身罪过，反而有焚烧女巫、迁移集市的事情，这真是舍本逐末了。汉朝没有雩祀，但旱祭不止一种；到了齐梁时期才有雩坛，而所祭祀的有五种：天帝、五人帝，都不符合古义。唐朝有正雩，有旱祷；宋朝将雩帝列为大祀；明朝嘉靖时期有雩祭，虽然不完全符合古制，但也接近了。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传》“龙见而雩【注：龙见，指建巳之月，苍龙星宿的主体，黄昏时出现在东方，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而长大，所以祭祀上天，为百谷祈求甘霖。疏：正义说：天官东方之星宿全为苍龙星宿，见指黄昏时出现。雩的意思是远，为百谷远求甘霖，远指预先为秋收做准备，言其意深远。传中有言雩，而经书“大雩”的，贾逵说：称大，是为了区别于山川之雩，大概因为诸侯祭祀山川，鲁国得以祭祀上帝，所以称大。《月令》说：“大雩帝，用盛乐。”这是祭祀上帝称“大雩”。这“龙见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记在仲夏章的，郑玄说：雩祭正当在四月，凡是周朝秋五月之中而旱，也修雩祀以求雨，因此将正雩著录在此月，这是错误的。杜预认为《月令》是秦法，不是周典。颍子严认为龙见即是五月，《释例》说：《月令》一书出自吕不韦，其意欲为秦制，不是古典。颍氏据此，认为龙见在五月，五月之时，龙星已经过了可见的时候，这是强行牵强星宿以附会吕不韦的《月令》，依据不当，既已不安，又自违《左氏传》称“秋大雩”，书不时，这秋就是颍氏的五月，而忘了其不时之文，而欲以雩祭来说《月令》不得与传合。郑玄礼注说：雩的意思是吁，言吁嗟哭泣以求雨。郊祭和雩祭都是祈谷，为何独独雩祭是吁嗟？旱灾而修雩，言吁嗟可以。四月常雩，此时未旱，何当言吁嗟？贾逵、服虔以雩为远，所以杜预从之】

钦定《春秋传说彚纂》说：“以远解释雩，本于孔颖达疏。贾逵、服虔都没有这个意思。杜注说万物待雨，又说远为百谷祈膏雨，似乎以雨解释雩。远字不是他所立的义。《尔雅》说雩是号祭，那么《谷梁传》吁的意思就近似。古今文字或从类，或谐声。雩字从雨，而声近吁；若远，则雩无取焉。”

陈氏《礼书》《尔雅》说：雩，号祭也。郑氏说：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请，那么《尔雅》、郑氏的说法是对的。杜预以雩为远，错了。

蕙田按：杜氏以雩为远礼，书从郑氏，非之是也。然而必引女巫歌哭而请为证，则未的。盖邦之大烖，必大旱而雩乃足当之。若四月龙见而雩，其时旱灾未成，未可遽以歌哭释之。彚纂之义，发前人所未发矣。

《诗经》周颂《噫嘻》序说：“春夏祈谷于上帝也。”

蕙田按疏解见祈谷门

《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命乐师修鼗鞞鼔，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竾簧，饬钟磬柷敔【注：为将大雩帝，习乐也】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注：阳气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兴云雨者也。众水始所出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祭谓为坛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鼗鞞至柷敔皆作，曰盛乐。凡它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