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一百九十八
嵗。豳风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阳二阳之月，亦得为正。春秋虽用周正，而祭祀田猎仍用夏时。纷纷之说，总以蔡传不用正朔一语概之为是。而三正之说，其来已久，则为子丑寅之正，亦不必多疑矣。即注疏天地人，亦三正取义之原也。有扈既不遵正朔，又何知三正之义乎？怠弃三正，兼言之宜也。
译岁。《豳风》中的“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阳、二阳之月，也可以算作正月。《春秋》虽然采用周历的正月，但祭祀和田猎仍然沿用夏历的时节。各种纷杂的议论，总认为蔡传中“不使用正朔”这一句话概括得最为恰当。而关于三正的说法，由来已久，那么以子、丑、寅为正月的说法，也就不必过多怀疑了。即使是注疏中提到的天、地、人，也是三正取义的来源。有扈氏既然不遵从正朔，又哪里懂得三正的意义呢？所以说“怠弃三正”，是兼而言之的恰当说法。
蕙田谨案：不遵正朔，何知三正之义？怠弃三正，宜兼言之。洵不磨之论。
尚书大传》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平旦为朔，殷以鸡鸣为朔。不以二三月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防之月为嵗之三正也。」
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已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郑注：所存二王后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礼乐，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谓通天三统】又曰：周以至动，殷以萌，夏以芽【郑注：谓三王之政也，至动，冬至日物始动也】物有三变，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郑注：异时生者，恒异时死】是故周人以日至为正，殷以日至三十日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为正。天有三统，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郑注：统本也】三统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统天下也。是故三统三正也。若循连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也。夏以孟春为正者，贵形也。
蕙田案：此《大传》古本，世多未之见。今考其说，则知注疏之未审矣。其曰「通三统，若循连环」，极足以▯明三正并用精义。
宋书·礼志》髙堂隆曰：「自古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騐》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髙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定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以前检后，为轩辕、髙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髙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
杨氏时曰：「三代正朔，如忠质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
刘氏瑾曰：「夏书有怠弃三正之语，则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来既逺，故豳公创国偏方，亦有十月改嵗之俗也。」
吕氏祖谦曰：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举而用之耳。蔡氏德晋曰：九峯谓三正并建，其来久矣。子丑之建，唐虞之前，当已有之。东莱诗豳风之纪曰：三正通于民俗，尚矣。二说固然，抑又有说焉。昔先王创制显庸，既立为一代之法，而于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废。其焦蓟英六祝陈杞宋之封，皆所以使其子孙各修先代之礼物。至于朝野所奉行，则祭祀备六代之舞，养老具三代之礼，士丧兼三代之祝，鲁用四代之服，器官盖圣人以德化民，惟欲纳之于至善，初不必废弃禁絶前代之典章以自伸也。故三代之时，自伏羲甲律，以至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之律，具存而可考。观于秦政坑焚，操懿兵燹，而杜预所见十律，自黄帝、颛顼，以及夏、商、周、鲁之律，犹在，则其前可知也。夫黄帝调律建子，伏羲、颛顼之律建寅，若神农、少昊诸律，今虽不可考，当必有建丑者。郑康成谓尧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言必有所受。况三正既为累代所迭用，亦复为一朝所兼存，故诰誓臣民并言之而不以为杂，秉笔之史臣，临文之学士，随意书之而亦不以为倍。今考三正之错见于六经者，《周易·临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用周正也。《説卦传》曰：兊正秋也，则用夏正也。《夏书·甘誓》言怠弃三正，是夏并用三正也。《盘庚》若农服田力
译蕙田谨案：不遵循正统的历法，哪里懂得三正的含义？怠慢废弃三正，应当一并陈述。这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论断。
《尚书大传》说：夏朝以孟春月为正，殷朝以季冬月为正，周朝以仲冬月为正。夏朝以平旦为朔，殷朝以鸡鸣为朔。不以二、三月为正的原因，是因为万物不齐，没有合适的统领，所以必须用三防之月作为岁之三正。
又说：王者保存前两代君王的后裔，与自己合为三，用来贯通三统，确立三正【郑玄注：所保存的前两代君王后裔，命令他们郊祭上天，使用天子的礼乐，他们的始祖受命为王，自行使用自己的正朔和服色，这叫做贯通三统】。又说：周朝以“至动”为正，殷朝以“萌”为正，夏朝以“芽”为正【郑玄注：这是指三位君王的政令，至动，指冬至那天万物开始萌动】。万物有三种变化，所以正色有三种，天有三种生三种死【郑玄注：不同时间出生的，通常也在不同时间死亡】。因此周人以冬至为正，殷人以冬至后三十天为正，夏人以冬至后六十天为正。天有三统，地有三王，王只有一种生死【郑玄注：统是根本】。三统，是用来序列生机的；三王，是用来统领天下的。因此有三统就有三正。如果像连环一样循环，周朝之后又重新开始，穷尽则返回根本。夏朝以孟春为正，是重视形体。
蕙田案：这是《大传》的古本，世间大多没有见过。现在考证它的说法，就知道注疏不够审慎了。它说“贯通三统，像连环一样”，极足以阐明三正并用的精义。
《宋书·礼志》高堂隆说：“自古帝王兴起，无论是受禅还是用武力夺取，都改正朔。《易经》说：‘变革，大吉，利于坚守正道，有诚信。改变天命吉祥。’商汤周武的革命，顺应天道，顺从人心，其含义是：‘水火交替主事，就像王者必须改正朔，改变服色一样。’《易·通卦验》说：‘王者必须改正朔，改变服色，以应和天地三气三色。’《尚书》说：‘考察古帝舜，叫重华，建立皇极授予政令，改正朔开始。’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进献玉器用白缯包裹。《尚书传》说：‘舜安定钟磬，论述人声，乃至鸟兽，都在面前变化，所以确定四时，改正尧的正朔。’《诗经》说：‘一之日寒风呼啸，二之日严寒凛冽，三之日修理耒耜。’传文说：‘一之日，是周朝的正月；二之日，是殷朝的正月；三之日，是夏朝的正月。’以前代检验后代，轩辕、高辛、夏后氏、汉朝，都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都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都以十一月为正。《礼记·大传》说：‘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必须端正度量，考核文章，改正朔，改变服色，区别徽号。因此舜、禹虽然继承太平受禅，仍然制定礼乐，改正朔，以应天顺民。’”
杨氏时说：“三代正朔，像忠质一样崇尚循环无端，不可增减。斗纲的端点，连贯营室；织女的纪度，指向牵牛之初，用来纪日月。所以叫星纪，五星起于其初，日月起于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表明三统常合而轮流为首。周据天统，以时而言；商据地统，以辰而言；夏据人统，以人事而言。”
刘氏瑾说：“《夏书》有怠弃三正的话，那么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这三正通于民俗，由来已久，所以豳公开创国家在偏方，也有十月改岁的习俗。”
吕氏祖谦说：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举而用之耳。蔡氏德晋说：九峰说三正并建，由来已久。子丑之建，唐虞之前，当已有之。东莱《诗豳风之纪》说：三正通于民俗，尚矣。两说固然，抑又有说焉。昔先王创制显庸，既立为一代之法，而于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废。其焦蓟英六祝陈杞宋之封，皆所以使其子孙各修先代之礼物。至于朝野所奉行，则祭祀备六代之舞，养老具三代之礼，士丧兼三代之祝，鲁用四代之服，器官盖圣人以德化民，惟欲纳之于至善，初不必废弃禁絶前代之典章以自伸也。故三代之时，自伏羲甲律，以至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之律，具存而可考。观于秦政坑焚，操懿兵燹，而杜预所见十律，自黄帝、颛顼，以及夏、商、周、鲁之律，犹在，则其前可知也。夫黄帝调律建子，伏羲、颛顼之律建寅，若神农、少昊诸律，今虽不可考，当必有建丑者。郑康成谓尧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言必有所受。况三正既为累代所迭用，亦复为一朝所兼存，故诰誓臣民并言之而不以为杂，秉笔之史臣，临文之学士，随意书之而亦不以为倍。今考三正之错见于六经者，《周易·临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用周正也。《説卦传》曰：兊正秋也，则用夏正也。《夏书·甘誓》言怠弃三正，是夏并用三正也。《盘庚》若农服田力
穑，乃亦有秋，是商兼用夏正也。《金縢》秋大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是周亦兼用夏正也。《豳风》言民俗在夏商之交，乃有一之日至四之日及十月改嵗之语，是亦兼用周正也。《左传》叙事用周正，而僖五年晋卜偃以童謡推虢之亡，谓在九月十月之交，是亦用夏正也。《礼记·月令》用夏正，而季秋为来嵗受朔日，亦用周正也。盖周制近者于十二月颁朔，逺着于十一月颁之也。《杂记》引孟献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亦用周正也。《论语》用夏正，“暮春者，春服既成”是也。《孟子》用周正，“七八月旱，则苗稿；及徒杠舆梁成于十一月、十二月”是也。至于《春秋》纯用周正，以史官纪事，当用王朝正朔也。《周礼》纯用夏正，以夏数得天，百王所同。《逸周书》云：“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是夏焉者，是三正并行之明徴也。
译收割庄稼，到了秋天就有收成，这说明商朝兼用夏朝的历法。《尚书·金縢》说秋天庄稼大熟，《尚书·君牙》说夏天暑热多雨，冬天严寒，这说明周朝也兼用夏朝的历法。《诗经·豳风》讲述夏商交替时期的民俗，其中提到从一之日到四之日以及十月改岁的话语，这说明它也兼用周朝的历法。《左传》记事采用周朝历法，但僖公五年晋国卜偃根据童谣推断虢国的灭亡，说是在九月和十月之交，这说明也使用了夏朝历法。《礼记·月令》采用夏朝历法，但季秋时节为来年接受朔日，这也采用了周朝历法。大概周朝的制度是，近处的诸侯在十二月颁布朔日，远处的诸侯在十一月颁布朔日。《杂记》引用孟献子的话：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冬至，可以祭祀祖先，这也采用了周朝历法。《论语》采用夏朝历法，“暮春时节，春装已经做成”就是例证。《孟子》采用周朝历法，“七八月干旱，禾苗枯槁；等到徒杠和舆梁在十一月、十二月建成”就是例证。至于《春秋》纯粹使用周朝历法，因为史官记载史事，应当使用王朝的正朔。《周礼》纯粹使用夏朝历法，因为夏历符合天道，是历代君王所共同遵循的。《逸周书》说：“恭敬地授民农时，巡狩祭享”，仍然沿用夏历，这是三种历法并行不悖的明显证据。
蕙田案：自甲子作，而有嵗月日时。有嵗月日时，即有正朔。正朔者，嵗月日时之首也。《虞书》曰：「正月曰月正，曰上日，曰元日，曰朔旦。」《周礼》曰：「正嵗曰正月，以其为一嵗之首曰正嵗；以其为十二月之首曰正月；以其为正嵗、正月之首日，曰元，曰上，曰朔。」此与《易》称「乾元」同义。所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圣人所以先天而不违，后天而奉若也。古人论三正曰：「三防成著，以成三统。」「三防成著」即资始之意。然其用各有所当焉。黄钟始于子，律元始于冬至，天之统也；灵枢五运六气始于大寒，地之统也；平秩东作以殷仲春，人之统也。蔡氏谓三正迭建，固为得之。其实不止迭建，实并行而不可缺。故泠伦造律则用天正，岐伯论医则用地正，神农教稼则用人正。三者并行，是为不怠弃。若建其一而弃其二，何以罪有扈者曰「怠弃三正」哉？是知迭建者，止就一代之正朔而言。若其奉天道、修人事，则非合三正用之不可。故曰：「怠弃三正，则不惟不奉正朔而已。」
也
易》临卦，至于八月有凶【注：八月阳衰，隂长，故曰有凶】
蕙田案：八月之说有三。蜀才云：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阅八月则成否，否则天地不交，万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唐孔氏从之，而传义去之。至何元子复用其说，谓本卦传云「消不久也」，否泰传皆有道消道长之文，于此卦互见之。文王殷人而从殷正，其说可信。然细观卦义，否泰消长之文，乃二卦自相反对之象。本卦彖云「消不久」，则于二阳必有关会，不得混为消长之说也。程传及紫岩、汉上、草庐、孟敬俱指遯説，谓天正建子之月，一阳始生为复，其二建丑之月，二阳长而为临，其七建午之月，一隂始生为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则二隂长而为遯。遯者，临之正对。临卦六爻尽也。自复至遯凡八月，二阳消矣。临遯反对似得之。然何元子谓卦主临，言自临距遯仅七月，其八月有凶，应于复卦言之，此其说之可疑者也。其一说则谓夏正八月，于卦为观。自一阳复十一月至临十二月，二阳浸长，逼四隂。当此之时，阳势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为观，四隂浸长，逼二阳，则临之二阳至观危矣。序卦相承，临观反对。王秋山谓自六三八变而至观为八月卦，临则二阳长于下，四隂剥于上；观则四隂长于下，二阳剥于上矣。故曰有凶。圣人于此，二阳长而隂消之初，为二阳消而隂长之虑也。盖方盛而虑衰，则盛可久；若既衰而后为之虑，则无及矣。此八变之说，于八月之数合，于八月之时亦合。赵汴水曰：「消不久」之义，专以二阳之消息为主，以临与观反也。临为二阳之长，观为二阳之消，少进一位即为剥，而阳之消不久矣。当临之时，人皆喜阳刚之浸长，而圣人于此际已垂浸消之戒，视剥、复、否、泰言消长于二卦者，其忧深虑逺为尤切。浸长者原始，有凶者要终，言当制于未乱也。解彖传「消不久」之义，于卦中二阳尤有关会。朱子兼存之，来矣鲜。焦弱侯、潘去。华俱从之，惟何元子谓文王《彖》易而从夏正，朱子亦心疑焉。不知古者三正并用，故启数有扈之罪曰“怠弃三正而逸”，《周书》言夏数得天，百王所同，是以六经中皆三正错见，而用夏正居多。即如《易·说卦》云：“兊者正秋也”，亦用夏正也。何独《临》之《彖》不可以夏正言乎？
説卦传：兊，正秋也【疏：兊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
【张氏以寜曰：兊正秋，夏时也。夏时，百王所同，不曰兊正秋，而曰兊孟冬，于理不可也。此与鲁史奉周正朔而书之以纪事者，自不同】
蕙田案：文王于殷时演易，而用夏正；孔子于周时赞易，亦用夏正，此三正通用之证。观承案：说卦以兊为正秋，亦可见夏时之善。所谓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凡天道春秋之序，以建寅为得其正，故《周礼》《春秋》不得不奉时王之正朔；而《诗》《书》《易》《象》，非一代之书，不妨多据夏时为言。所
译蕙田按：自从甲子开始纪年，就有了年、月、日、时。有了年、月、日、时，就有了正朔。正朔，是年、月、日、时的开端。《虞书》说：“正月叫做月正，叫做上日，叫做元日，叫做朔旦。”《周礼》说：“正岁叫做正月，因为它是一年的开端所以叫正岁；因为它是十二个月的开端所以叫正月；因为它是正岁、正月的开端之日，所以叫元，叫上，叫朔。”这与《易经》中称“乾元”的意义相同。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圣人因此能够先于天时而行动却不违背天道，后于天时而行动则顺从天道。古人论述三正时说：“三防确立显著，以成就三统。”“三防确立显著”就是资始的意思。然而它们的应用各有其恰当之处。黄钟律始于子月，律元始于冬至，这是天的统绪；灵枢五运六气始于大寒，这是地的统绪；平定次序、开始耕作在殷历的仲春，这是人的统绪。蔡氏说三正交替建立，固然说得对。其实不止是交替建立，实际上是并行且不可缺少的。所以伶伦制定音律就使用天正，岐伯论述医学就使用地正，神农教导农耕就使用人正。三者并行，才是不懈怠废弃。如果只建立其中一种而废弃另外两种，怎么能怪罪有扈氏“懈怠废弃三正”呢？由此可知，交替建立的，只是就一个朝代的正朔而言。至于奉行天道、修治人事，就必须合用三正。所以说：“懈怠废弃三正，就不只是不奉行正朔而已。”
《易经》临卦，到了八月有凶兆【注：八月阳气衰微，阴气增长，所以说有凶兆】
蕙田按：关于八月的说法有三种。蜀才说：从建丑之月到建申之月，历经八月就变成否卦，否卦意味着天地不交，万物不通，所以说到了八月有凶兆。唐代孔颖达遵循此说，而程颐的《传义》摒弃了它。到了何元子又采用他的说法，认为本卦的彖传说“消不久”，否泰两卦的彖传都有道消道长的文字，在这里互相印证。文王是殷人而遵循殷历，这种说法可信。然而仔细观察卦义，否泰消长的文字，是两卦自相反对的卦象。本卦彖传说“消不久”，那么对于二阳必然有关联，不能混同为消长的说法。程颐的传注以及紫岩、汉上、草庐、孟敬都指向遯卦，说天正建子之月，一阳初生为复卦，其二建丑之月，二阳增长为临卦，其七建午之月，一阴初生为姤卦，到了其八建未之月，则二阴增长为遯卦。遯卦，是临卦的正面对应。临卦六爻穷尽了。从复卦到遯卦共八月，二阳消亡了。临卦与遯卦反对，似乎说得通。然而何元子说卦主是临，说从临卦到遯卦仅七月，其八月有凶，应针对复卦来说，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夏历八月，在卦象上是观卦。从一阳复生的十一月到临卦的十二月，二阳逐渐增长，逼近四阴。在这个时候，阳气正盛。到了八月建酉，卦象为观，四阴逐渐增长，逼近二阳，那么临卦的二阳到观卦就危险了。序卦相承，临卦与观卦反对。王秋山说从六三、六四、六五变化而至观卦为八月卦，临卦则是二阳在下增长，四阴在上剥落；观卦则是四阴在下增长，二阳在上剥落。所以说有凶兆。圣人在这里，二阳增长而阴气消退之初，就为二阳消亡而阴气增长的后果担忧。大概是在兴盛时担忧衰败，那么兴盛可以长久；如果已经衰败后再去担忧，就来不及了。这种八变的说法，与八月的数目相合，与八月的时节也相合。赵汴水说：“消不久”的意义，专门以二阳的消长为主，因为临卦与观卦相反。临卦是二阳的增长，观卦是二阳的消亡，再进一位就是剥卦，而阳气的消亡不久了。在临卦的时候，人们都喜悦阳刚的逐渐增长，而圣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垂示逐渐消亡的警戒，比起在剥、复、否、泰两卦中谈论消长，他的忧虑深远更为深切。逐渐增长是推究其始，有凶兆是总结其终，说的是应当在未乱之时加以制约。解释彖传“消不久”的意义，对于卦中的二阳尤其有关联。朱子兼存两说，来矣鲜、焦弱侯、潘去华都遵循他，只有何元子说文王作《彖》易而遵循夏历，朱子也心中怀疑。不知道古代三正并用，所以启列举有扈氏的罪状说“懈怠废弃三正而安逸”，《周书》说夏历符合天道，是百王所共同遵循的，因此六经中三正交错出现，而使用夏历居多。就像《易经·说卦》说：“兑是正秋”，也是使用夏历。为什么唯独《临》卦的《彖》不可以用夏历来解释呢？
《说卦传》：兑，是正秋【疏：兑位是西方的卦，斗柄指向西方，是正秋八月】
【张氏以宁说：兑是正秋，是夏历时节。夏历，是百王所共同遵循的，不说兑是正秋，而说兑是孟冬，在道理上不通。这与鲁国史官奉行周历正朔而书写以记录事件，自然不同】
蕙田按：文王在殷朝时推演《易经》，而使用夏历；孔子在周朝时赞颂《易经》，也使用夏历，这是三正通用的证据。观承按：《说卦》以兑为正秋，也可以看出夏历的完善。所谓三正交替使用，只有夏历符合天道。凡是天道春秋的次序，以建寅为得其正，所以《周礼》《春秋》不得不奉行当时天子的正朔；而《诗经》《尚书》《易经》《象传》，不是一代的书，不妨多依据夏历来说。所
礼记·大传：「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疏：「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传：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
后汉书·陈宠传》：元和二年，宠奏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二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防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
白虎通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是以舜、禹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防之月也。朔者，苏也，革也。言万物革更，于是故统焉。三防者，何谓也？阳气始施，黄泉万物动防，而未着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芽而白，白者隂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黒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黒也。
论语·顔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
朱子注《夏时》谓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为嵗首也。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为嵗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为人正，商以丑为地正，周以子为天正也。然时以作事，则嵗月自当以人为纪，故孔子尝曰：「吾得夏时焉。」而说者以为《夏小正》之属，盖取其时之正，与其令之善，而于此又以告顔子也。
孔丛子》县子问子思曰：「顔回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若是殷周异政，为非乎？』」子思曰：「夏数得天，尧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应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时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禅于人者，则袭其统；受命于天者，则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变然也。三统之义，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右三正统论
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传：上日，朔日也。疏：毎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嵗日之上也。郑元以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先儒王肃等以为殷周改正易，民视聼，自夏已上皆以建寅为正。孔意亦然】
北史·李业兴传》：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文祖，此时何正？业兴对曰：「此夏正月。」梁武帝问：「何以得知？」业兴曰：「案《尚书》中▯运衡篇云：『日月营始』，故知夏正。」又问：「尧时以前，何月为正？」业兴对曰：「自尧以上，书典不载，实所不知。」梁武又云：「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尧典》，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业兴对曰：「虽三正不同，言时节者，皆据夏时正月。《周礼》仲春二月，防男女之无夫家者。虽自《周书》月亦夏时，尧之日月亦当如此。」蕙田案：李业兴据中▯之文，证正月上日为建寅之月，以月令孟春日在营室故也。考尧时冬至日在虚，则建寅之月日躔当在奎娄已过营室一次，不得云营始也。《晋志》载董巴之言云：「颛帝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律营室也。」颛顼又在唐虞之前，正月日躔去营室尤逺。凡为此说者，皆不通于嵗差之故者也。郑氏谓尧正建丑，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以中候日在营室推之，则建丑为近是。其云三正不同，言时节者，皆据夏时，此诚千古定论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疏：王肃云，
译《礼记·大传》：“确立权力和度量标准，考究礼乐文章，更改岁首和月份，变换服饰颜色。”【疏解：“改正朔”，正指一年的开始，朔指一个月的开始。周朝以子月为岁首，殷朝以丑月为岁首，夏朝以寅月为岁首，这就是改正。周朝以夜半为月初，殷朝以鸡鸣为月初，夏朝以平旦为月初，这就是易朔。】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传》记载：冬天，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附近。梓慎说：“火星在夏历是三月出现，在商历是四月出现，在周历是五月出现。”
《后汉书·陈宠传》：元和二年，陈宠上奏说：“冬至这个节气，阳气开始萌动，所以十二月有兰草、射干、芸草、荔草生长的应验。《时令》说：‘各种生物萌动，安定形体，天以此为岁首，周朝以此为春季。’十二月阳气向上通达，野鸡鸣叫，母鸡孵卵，地以此为岁首，殷朝以此为春季。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生长出来，冬眠的虫子开始活动，人以此为岁首，夏朝以此为春季。三种岁首确立，以贯通三统，周朝以天元为岁首，殷朝以地元为岁首，夏朝以人元为岁首。”
《白虎通》说：君王接受天命，一定要更改月份，为什么呢？是为了表明改朝换代，显示不沿袭前朝。表明是从天那里接受天命，而不是从人那里接受，用来改变民心，革新人们的耳目，以辅助教化。因此舜、禹虽然继承太平盛世，也应当更改，以顺应天意。《春秋瑞应传》说：“恭敬地接受瑞应而称王，更改岁首月份，变换服饰颜色。”《易经》说：“商汤、周武王革命，顺应天意而回应民心。”岁首有三种，为什么呢？根本在于天有三统，指的是三防之月。朔，就是复苏、变革的意思。是说万物在此时变革更新，所以确立统绪。三防，是指什么呢？阳气开始施布，黄泉之下万物萌动，但尚未显著。十一月的时候，阳气开始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都呈红色，红色是盛阳之气，所以周朝为天正，崇尚红色。十二月的时候，万物开始发芽而呈白色，白色是阴气，所以殷朝为地正，崇尚白色。十三月的时候，万物开始破壳而出，都呈黑色，人得以施加功力，所以夏朝为人正，崇尚黑色。
《论语·颜渊问为邦》。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
朱子注释：《夏时》是指以北斗柄在黄昏时指向寅月的月份作为岁首。天在子时开启，地在丑时开辟，人在寅时诞生，所以北斗柄指向这三个时辰的月份，都可以作为岁首，而夏、商、周三代交替使用。夏朝以寅月为人正，商朝以丑月为地正，周朝以子月为天正。然而时节用来安排事务，那么岁月自然应当以人为纪纲，所以孔子曾说：“我得到了夏朝的历法。”而解说者认为这是《夏小正》之类的书，大概是取其时节的正确，以及政令的完善，并以此告诉颜回。
《孔丛子》记载：县子问子思说：“颜回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如果是这样，殷朝和周朝不同的政令，就是错误的吗？”子思说：“夏朝的历法符合天道，是尧舜所共同使用的。殷朝和周朝称王，征伐革命，以顺应天意，因此更改岁首月份，就像说天时改变一样，所以不沿袭前朝。凡是接受禅让于人的，就沿袭其统绪；接受天命于天的，就变革它。这是为了使事情显得神圣，如同天道变化一样。三统的道理，夏朝得其正，所以孔子说：”
右三正统论
《尚书·舜典》：“正月初一，舜在文祖接受尧的禅让。”【传：上日，就是朔日。疏解：每个月都有朔日，这是正月的朔日，所以说上日，意思是说一年中日期之首。郑玄认为帝王改朝换代，无不更改岁首。尧的岁首建丑，舜的岁首建子，此时尚未更改尧的岁首，所以说正月上日。即位后才更改尧的岁首，所以说月正元日。先儒王肃等认为殷周更改岁首以改变民众的视听，自夏朝以上都以建寅为岁首。孔颖达的意思也是如此。】
《北史·李业兴传》：天平四年，出使梁朝。梁武帝问《尚书》中“正月上日受终文祖”，此时是什么岁首？李业兴回答说：“这是夏朝的正月。”梁武帝问：“怎么知道的？”李业兴说：“查看《尚书》中《中候运衡》篇说：‘日月营始’，所以知道是夏正。”又问：“尧的时候以前，哪个月是岁首？”李业兴回答说：“自尧以上，典籍没有记载，实在不知道。”梁武帝又说：“寅宾出日，就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就是二月。这出自《尧典》，怎么能说尧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岁首呢？”李业兴回答说：“虽然三正不同，但谈论时节的人，都依据夏时的正月。《周礼》说仲春二月，防止男女无夫家者。虽然出自《周书》，月份也是夏时，尧的日月也应当如此。”惠田案：李业兴依据《中候》的文字，证明正月上日是建寅之月，因为月令中孟春时日在营室。考察尧的时候冬至日在虚宿，那么建寅之月日躔应当在奎娄宿，已经过营室一次，不能说营始。《晋志》记载董巴的话说：“颛顼以现在的孟春正月为元年，那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律营室。”颛顼又在唐虞之前，正月日躔离营室更远。凡是这样说的人，都不通晓岁差的原因。郑氏认为尧正建丑，此时未改尧正，所以说正月上日。以《中候》日在营室推算，那么建丑比较接近正确。他说三正不同，谈论时节的人，都依据夏时，这确实是千古定论。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疏解：王肃说，
大禹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蕙田案：郑康成及髙堂隆等以为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而《尧典》以二分二至正四仲之月，盖敬授人时，故用人统正，所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者也。然竟谓以寅为正，则夫子告顔渊不当但取《韶》舞而曰「行夏之时矣」。若王肃等谓自夏以前俱以建寅为正，则又不然，《甘誓》明言「怠弃三正」，则不待商周始创改之也。观承案：唐虞建寅，《尧典》经文自有明据，二月东巡，重华继治，亦别无改正之文。夫子毎举夏时为言者，以三代相连，对商周言之，但举夏为便，亦以唐虞已逺，其令或尚踈畧，夏王承之而典制益详。今夏礼虽亡，而尚传《小正》一书，可知夏时最为明备，故时行夏而舞用《韶》，盖各举其盛以为言也。康成「尧正建丑，舜正建子」之云，洵为穿凿无据。夫三正迭建，其来久矣，唐虞以前，岂无子丑为正者？何必断归尧舜耶？
右唐虞夏正朔
书《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只见厥祖【传：此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
【蔡氏沈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为正，故以十二月为正也。乙丑日也，不系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虽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数，盖朝觐会同、颁律授时则以正朔行事，至于纪月之数，则皆以寅为首。或曰：孔氏言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则十二月者，汤崩之年建子之月也，岂改正朔而不改月数乎？曰：此孔氏惑于序书之文也。太甲继仲壬之后，服仲壬之丧，而孔氏曰汤崩奠殡而告，固已误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则于经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则寅月起数，周未尝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记》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建丑月，秦以亥正，则腊为三月云。十二月者，则寅月起数，秦未尝改也。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继书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为正朔，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且秦史制书谓「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夫秦继周者也，若改月数，则周之十月为建酉月矣，安在其为建亥乎？汉初史氏所书旧例也，汉仍秦正，亦书曰「元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不改，亦已明矣。且经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则以十二月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后乎此者「复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盖祠告、复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説，而意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苏氏曰：崩年改元，乱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张氏以寜曰：改正即是改月，商改夏正，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改商正，以十一月为正月；子正以夜半为朔，丑正以鸡鸣为朔，寅正以平旦为朔。乌有改正朔而不改月数之理乎？虞、夏受禅，皆以正月行事；至商、周革命，皆改正朔，以嵗首之一月为正月。人君重居正也，月必书正，犹年必书元。今于嵗首但书冬十二月而不书正，则是商一代皆无正矣，何以号令天下，整齐万国乎？
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传：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五月，三年服阕。疏：周制，君薨之年属前君，明年始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为元年。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为再期，至十二月服阕，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也】
张氏以寜曰：「若以元祀为逾年即位改元之年，则方其改元既已逾年矣。又加以元祀至三祀之二十五月，则为四年而非三祀。孟子明言三年复归于亳，非四年也。而况营桐之举，乃人臣之大变，不得已之事。伊尹固幸其君之终丧，而急迎以归，故不待嵗首正月也。由是以观，《伊训》之元祀，非逾年改元之年，而十二月为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信矣。」
顾氏炎武曰：「胡氏引《伊训》《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为商人不改月之证，与孔传不合
译《大禹谟》记载：“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蕙田按：郑康成及高堂隆等人认为，尧以建丑之月为正，舜以建子之月为正，而《尧典》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作为四季中月的标准，大概是出于敬授人时的目的，所以采用人统之正，这就是所谓的“夏数得天，百王所同”。然而如果终究认为尧舜以建寅之月为正，那么孔子告诉颜渊时，就不应只选取《韶》舞，而说“行夏之时”了。如果像王肃等人所说，自夏以前都以建寅之月为正，那又不对，《甘誓》明确说“怠弃三正”，可见不必等到商周才开始创制更改。观承按：唐虞时期以建寅之月为正，《尧典》经文自有明确依据，二月东巡，重华继位治理，也没有另外改正的文字。孔子每每举夏时来说，是因为三代相连，相对于商周而言，只举夏时比较方便，也是因为唐虞年代久远，其政令或许尚且疏略，夏王承袭它而典章制度更加详备。如今夏礼虽然失传，但尚且流传《小正》一书，可知夏时最为明晰完备，所以时令行夏而舞蹈用《韶》，大概是各自举其兴盛之处来说罢了。郑康成“尧正建丑，舜正建子”的说法，确实是穿凿附会没有依据的。三正轮流建正，由来已久，唐虞以前，难道没有以建子、建丑之月为正的？何必断言归于尧舜呢？
右唐虞夏正朔
《书·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只见厥祖。”【传：这是汤崩后逾月，太甲即位，安顿灵柩并告祭。】
【蔡氏沈说：元祀，是太甲即位的元年；十二月，是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所以以十二月为正。乙丑是日，不系以朔，是因为不是朔日。三代虽然正朔不同，但都以寅月起数，大概朝觐会同、颁律授时则以正朔行事，至于纪月的数目，都以寅为首。有人说：孔氏说汤崩逾月，太甲即位，那么十二月，是汤崩那年建子之月，难道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吗？回答说：这是孔氏被序书的文字迷惑了。太甲继仲壬之后，服仲壬的丧，而孔氏说汤崩安顿灵柩并告祭，本来就已经错了。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在经史中尤其可以考证。周以建子之月为正，而《诗经》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那么以寅月起数，周未曾更改。秦以建亥之月为正，而《史记》记载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在建丑月，秦以亥为正，那么腊为三月。说十二月，那么以寅月起数，秦未曾更改。到三十七年记载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接着记载七月、九月，可知他以十月为正朔，而以寅月起数，未曾更改。况且秦史制书说“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夫秦继周之后，如果改月数，那么周的十月就是建酉月了，怎么会在建亥呢？汉初史氏所书的旧例，汉仍用秦正，也记载说“元年冬十月”，那么正朔改而月数不改，已经很明白了。况且经说“元祀十有二月乙丑”，那么以十二月为正朔，而改元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正因为以正朔行事，所以在此之后的“复政厥辟”，也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大概祠告、复政都是大事，所以都以正朔进行。孔氏不得其说，而意会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安顿灵柩并告祭，因此以崩年改元了。苏氏说：崩年改元，是乱世的事，不容在伊尹而有，不可以不辨明。】
张氏以寜说：改正就是改月，商改夏正，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改商正，以十一月为正月；子正以夜半为朔，丑正以鸡鸣为朔，寅正以平旦为朔。哪有改正朔而不改月数的道理呢？虞、夏受禅，都以正月行事；到商、周革命，都改正朔，以岁首之一月为正月。人君重视居正，月必书正，犹如年必书元。如今在岁首只书冬十二月而不书正，那么商一代都没有正了，凭什么号令天下，整齐万国呢？
《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传：汤以元年十一月崩，到这里二十五月，三年服阕。疏：周制，君薨之年属前君，明年始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为元年。汤以元年十一月崩，到这一年十一月为再期，到十二月服阕，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张氏以寜说：“如果把元祀当作逾年即位改元之年，那么方其改元既已逾年。又加上从元祀到三祀的二十五月，就是四年而不是三祀。孟子明言三年复归于亳，不是四年。况且营桐之举，是人臣的大变，不得已的事。伊尹固然庆幸其君终丧，而急迎以归，所以不等待岁首正月。由此看来，《伊训》的元祀，不是逾年改元之年，而十二月是商的十二月，夏的十一月，确实如此。”
顾氏炎武说：“胡氏引用《伊训》《太甲》十有十二月之文，作为商人不改月的证据，与孔传不合。”
蕙田案：改朔不改月之说，始于胡文定之《春秋传》，继以蔡仲黙之《书传》。先儒援引经传之文以驳之，而卒未有所据，以斥其秦人建亥不改月及《商书》十二月之说者。考顾氏炎武《日知录》谓胡氏引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为证，则不然。《汉书·髙帝纪》春正月，注师古云：“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律之后纪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嵗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叔孙通传》：“诸侯羣臣朝十月。”师古云：“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嵗之礼。”史家追书十月，又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当是建申之月。刘攽云：“案律，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过一两次，今十月而从嵗星于东井，无是理也。”然则五星以秦之十月聚东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当在鹑尾，故太白辰星谓从嵗星也。据此足明记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于追改，遂以秦之十月为汉之十月。夫以七月误为十月，正足为秦人改月之证，而胡氏非矣。此说足以破其秦人不改月之谬。独《商书·伊训》及《太甲中》篇，一云“元祀十有二月”，一云“三祀十有二月”，朔似可以为不改月之证。而世之驳蔡传者，第据孔安国“汤崩逾月改元”之文，以为殷周礼有不同，或又以崩年改元乱世之事，遂诋后出古文未足深信。是二说者，俱未能得其要领，无以折九峰之辨，而息后学之疑。今案《汉书·志》引《伊训》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其下文又释之曰：“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丧，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嵗也。乃知《伊训》所称十二月者，正建子之月，在夏为十一月，在商则为十二月也。《礼》云：“丧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此所云祀于先王者，乃冬至配天之祭，故祭毕称烈祖之成德，克配。上帝以训戒嗣君，而非正朔告庙之祭也。刘歆《三统术》推是年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与《伊训》正合。然则《伊训》之文，正足为殷人改月之证。《尚书》《春秋》纪事之体，本自若合符节。若夫桐宫之放，乃圣人不得已之事。一朝悔悟，便当复辟，何必俟嵗首之月？张敷言有云：「放桐之事，人臣大变。周公之圣，犹被流言。阿衡之心，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当复辟，尤不须于正月也。此足以破胡氏、蔡氏据《太甲》以为殷人不改月之谬矣。
观承案《汉书》元年冬十月，师古注最明，刘攽说亦更详畅。然实本之《北史·髙允传》也，可知古人原无不改月之説，胡氏偶不及检耳。至《汉志》引《太甲》元年十二月，谓正是建子之月，在夏为十一月者，在商则为十二月，尤足为殷人改月之证，破后人不改月之疑矣。
右商正朔
书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注：此周之孟春。疏：知是周之孟春建子之月者，案刘歆三统术，以殷之十二月，武王▯师至明年二月甲子咸刘商王纣，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
【蔡氏沈曰：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案汉孔氏以春为建子之月，盖谓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数，改月数，必以其正为四时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经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数，于《太甲》辨之详矣。而四时改易，尤为无艺，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郑氏笺《诗》“惟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为孟春日，此汉儒氶袭之误耳。且《臣工》诗言“惟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盖言莫春则当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麦将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赐。夫牟，麦将熟，则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审矣。郑氏于《诗》且不得其义，则其考之固不审也。不然，则商以季冬为春，周以仲冬为春，四时反逆，皆不得其正，岂三代圣人奉天之政乎】
朱氏鹤龄曰：蔡传解春为建寅之月，又力辨商周时
译蕙田按：主张改易岁首而不改月数的说法，始于胡文定的《春秋传》，随后蔡仲默的《书传》也沿袭此说。前代儒者援引经传的文字来驳斥他们，但最终没有确凿的依据，来驳斥他们关于秦人建亥而不改月数以及《商书》十二月说的观点。考察顾炎武的《日知录》说，胡氏引用秦人以亥为岁首、不改时月的说法作为证据，这是不对的。《汉书·高帝纪》记载“春正月”，颜师古注解说：“凡是这些月份的称呼，都是太初历改正律历之后，记录历史的人追改的，并不是当时的本来称呼。”以十月为岁首，即称十月为正月，现在这个真正的正月，在当时称为四月罢了。其他月份都与此类似。《叔孙通传》记载：“诸侯群臣在十月朝见。”颜师古说：“汉朝当时仍以十月为正月，所以举行朝岁之礼。”史家追记为十月，又说：“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集在东井。”这应当是建申之月。刘攽说：“查考历法，太白星和辰星离开太阳的度数通常不过一两次，现在十月却跟随岁星在东井，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五星是在秦的十月聚集于东井的。秦的十月，相当于现在的七月，太阳应当位于鹑尾，所以太白星和辰星说是跟随岁星。根据这些足以说明记载历史的文字都是追改的，只有这一件事失于追改，于是把秦的十月当作汉的十月。把七月误作十月，正好可以作为秦人改月数的证据，而胡氏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说法足以破除秦人不改月数的谬论。唯独《商书·伊训》和《太甲中》篇，一处说“元祀十有二月”，一处说“三祀十有二月”，朔日似乎可以作为不改月数的证据。而世上驳斥蔡传的人，只依据孔安国“汤崩逾月改元”的文字，认为殷周礼制有所不同，或者又说崩年改元是乱世之事，于是诋毁后出的古文不足深信。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抓住要领，无法驳倒九峰（蔡沈）的辨析，也不能平息后学的疑惑。现在查考《汉书·律历志》引用《伊训》篇说：“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祭祀先王，广泛资助有牧方明。”其下文又解释说：“说虽然有成汤、太丁、外丙的丧事，但在冬至越过绋祭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这是朔旦冬至的年份。于是知道《伊训》所说的十二月，正是建子之月，在夏历为十一月，在商历则为十二月。《礼记》说：“丧期三年不祭祀，只有天地社稷可以越过绋而行事。”这里所说的祭祀先王，乃是冬至配天的祭祀，所以祭毕称颂烈祖的成德，能够配享上帝，以此来训诫嗣君，而不是正朔告庙的祭祀。刘歆《三统术》推算这一年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与《伊训》完全吻合。那么《伊训》的文字，正好可以作为殷人改月数的证据。《尚书》和《春秋》记载历史的体例，本来就像符节一样吻合。至于放逐太甲于桐宫，乃是圣人不得已的事情。一旦悔悟，就应当恢复君位，何必等到岁首之月？张敷言曾说：“放逐桐宫之事，是人臣的大变。周公那样圣明，尚且遭受流言。阿衡（伊尹）的心情，会怎样呢？”早晨自怨，晚上就应当复辟，尤其不需要等到正月。这足以破除胡氏、蔡氏依据《太甲》认为殷人不改月数的谬论了。
观承按：《汉书》元年冬十月，颜师古的注解最为明白，刘攽的说法也更为详细通畅。然而实际上本于《北史·高允传》，可知古人原本没有不改月数的说法，胡氏偶然没有查检罢了。至于《汉志》引用《太甲》元年十二月，说正是建子之月，在夏历为十一月，在商历则为十二月，尤其足以作为殷人改月数的证据，破除后人关于不改月数的疑惑了。
以上关于商代正朔的论述。
《尚书·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注：这是周历的孟春。疏：知道是周历的孟春建子之月，查考刘歆三统术，以殷历的十二月，武王率师至明年二月甲子消灭商王纣，那十二月就是周历的正月，夏历的十一月。】
【蔡氏沈说：春，是孟春，建寅之月。查考汉代孔氏以春为建子之月，大概是说三代改正朔，必定改月数，改月数，必定以正朔为四时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然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经文又系之以春，所以就把建子之月当作春。改正朔不改月数，在《太甲》中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而四时改易，更是没有准则，冬天不可以当作春天，寒冷不可以当作温暖，本来不需要辨析就很明白了。有人说：郑氏笺注《诗经》“惟莫之春”，也说周历的季春，在夏历为孟春日，这是汉儒沿袭的错误。况且《臣工》诗说“惟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是说暮春就应当治理新田了，现在怎么样呢？然而牟麦将熟，可以承受上帝的明赐。牟麦将熟，那就是建辰之月，夏历季春是确定的。郑氏在《诗经》上尚且不得其义，那么他的考证本来就不审慎。不然的话，商以季冬为春，周以仲冬为春，四时颠倒，都不能得其正，难道是三代圣人奉行的天道政令吗？】
朱氏鹤龄说：蔡传解释春为建寅之月，又极力辨析商周时
月俱不改。愚考《春秋》经传之文【凡十余条，语多不录】而知其说非也。蔡氏谓冬不可为春，十一月不可为正月。夫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林钟初六，吕之首，隂之变也。子者，一阳之生于卦为复，至午而阳极焉；午者，一隂之生于卦为姤，至子而隂极焉。子为星纪之次，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律纪皆以子为首，则何不可以首月令乎？三正迭建，时无失次。夏正用木之著者也，殷周二正用木之防者也，皆阳位也。特孟陬之月尤切民事故，夫子曰「行夏之时」，而岂谓子丑必不可为正哉？秦人改建亥月，盖自以水德代周，且五行木生于亥，故用之。虽事不师古，然改时与月必循三代之旧。本纪元年冬十月，顔师古谓是太初正律以后，史臣追书。蔡氏顾引之以为不改时月之证，其亦踈矣【唐顺之曰：考秦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周之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时正朔已不行于天下，况既亡乎？秦纪所云「冬十月」，恐是周亡之后，因民间私称夏正而书之，此于周改月之説自不相碍，不足以为据也】蔡氏又据《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与《泰誓》「惟十有三年春」，以为皆不改时月，而驳汉孔氏之非。愚谓据此二端，则时月之改尤章章也。夫商人建丑，十有二月，夏正之十一月也。下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先王自契元防以下，厥祖汤也」，商人宗庙之礼不可详考。《祭法》云：「殷人禘喾而郊防祖契而宗汤」，安知不以其月至日？伊尹摄行郊祀配天之礼，因而陈训太甲乎？班固以三统术推之，汤伐桀之嵗在大火房五度，故《左传》曰：「大火阏伯之墟，实配商人」。后十二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训》不言朔，则乙丑非朔日也，此恐误】其日，伊尹祀先王于方明【方明见《仪礼】以配上帝，此其证也。十有三年之春，即《春秋》春王正月之春，谓十一月也。何以明之？《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牧野。一月二，孔氏以为周正建子之月是也。师渡孟津，即大防于孟津也。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十一月。癸亥则十二月之四日也。《国语》引伶州鸠言：“武王克商，嵗在鹑火【周语注：嵗，嵗星也。鹑火，次名。周分野】日在析木，月在天驷，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班固以三统术推之，师方▯为殷十一月戊子日，日在析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房天驷也。后三日得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明日壬辰，晨星始见。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阅建星牵牛至于婺女天鼋之首。至庚申二月朔日也。癸亥陈牧野，甲子合战，与书传无一不符者，此又其证也。蔡氏又引《臣工》诗“莫春来麰”语，以为夏月未尝改，则愚于此有说矣。古者天子受命，凡改元颁律、朝觐会同诸大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分至启闭、民事早晚所关者，未尝不遵《夏小正》之书。东莱吕氏所云“三正通于民俗，周人兼而用之”是也。盖史书记时事则从周正，月令纪嵗功则从夏正。从周正者多出于朝廷政令之施设，从夏正者多出于民间士女之话言。《诗》《书》《三礼》所举夏正，难更仆数，安得援之为不改时月之证乎？信如蔡说，则商周正朔名改实不改，夫子何必云“行夏之时”乎？
译月亮都未曾改变。我考察《春秋》经传的文字【共有十余条，因为话多就不一一录出】，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蔡氏认为冬天不能当作春天，十一月不能当作正月。然而黄钟是初九，是律的首位，是阳气的变化；林钟是初六，是吕的首位，是阴气的变化。子位，是一阳初生，在卦象中为复卦，到了午位阳气就极盛了；午位，是一阴初生，在卦象中为姤卦，到了子位阴气就极盛了。子位是星纪的星次，五星从它的初位开始运行，日月从它的中位开始运行，律历纪年都以子位为首，那么为什么不能以它为首来制定月令呢？夏、商、周三代的正朔交替建立，时节没有错乱。夏正使用木德显著的时候，殷正和周正使用木德萌生的时候，都是阳位。只是孟陬之月（正月）尤其切近民生事务，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难道是说子丑之月绝对不能作为正月吗？秦人改建亥月为正月，大概是因为自己以水德取代周朝，而且五行中木生于亥，所以采用它。虽然行事不效法古制，但更改时节和月份必定遵循三代的旧制。《史记·本纪》记载元年冬十月，颜师古说这是太初改正律历以后，史官追记的。蔡氏却引用它作为没有更改时节月份的证据，这也太粗疏了【唐顺之说：考察秦朝改正朔是在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年，周朝灭亡已经三十六年了。周朝在世时，正朔已经不在天下通行，何况已经灭亡了呢？秦纪所说的“冬十月”，恐怕是周朝灭亡之后，因为民间私下称夏正而记载的，这与周朝改月的说法自然不相妨碍，不足以作为依据】。蔡氏又根据《伊训》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和《泰誓》中“惟十有三年春”，认为都没有更改时节月份，从而驳斥汉代孔氏的错误。我认为根据这两点，时节月份的更改反而更加明显了。商人建丑为正，十二月，就是夏正的十一月。下文说“伊尹祭祀先王，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先王从契、元妃以下，他的祖先是汤”，商人宗庙的礼仪不可详细考证。《祭法》说：“殷人禘祭喾而郊祭契，祖祭契而宗祭汤”，怎么知道不是在特定的月份和日期呢？伊尹摄行郊祀配天的礼仪，因而向太甲陈说训诫呢？班固用三统术推算，汤伐桀的年份在大火星五度，所以《左传》说：“大火星是阏伯的故地，实在配享商人”。后十二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训》没有说朔，那么乙丑不是朔日，这里恐怕有误】，那天，伊尹在方明祭祀先王【方明见《仪礼》】以配上帝，这就是证据。十有三年的春天，就是《春秋》中“春王正月”的春天，指的是十一月。怎么证明呢？《武成》篇说“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牧野。”一月二日，孔氏认为这是周正建子之月，这是对的。军队渡过孟津，就是大防于孟津。从癸巳到戊午，共二十六天，都在十一月。癸亥则是十二月的四日。《国语》引用伶州鸠的话：“武王克商，岁在鹑火【《周语》注：岁，岁星也。鹑火，星次名。周分野】，日在析木，月在天驷，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班固用三统术推算，军队出发时为殷十一月戊子日，日在析木箕七度，当晚月亮在房五度，房即天驷。后三天得到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即斗柄。第二天壬辰，晨星始见。戊午渡孟津。第二天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经过建星、牵牛直到婺女天鼋之首。到庚申是二月朔日。癸亥在牧野布阵，甲子会战，与书传没有一处不符合，这又是证据。蔡氏又引用《臣工》诗中“莫春来麰”的话，认为夏月未曾更改，那么我对此有话说。古时天子受命，凡是改元颁律、朝觐会同等重大政事，都以正朔来施行。至于分至启闭、民事早晚所关系到的，未曾不遵循《夏小正》的书。东莱吕氏所说“三正通于民俗，周人兼而用之”是对的。大概史书记载时事则从周正，月令记载岁功则从夏正。从周正的多出于朝廷政令的施设，从夏正的多出于民间士女的言语。《诗》《书》《三礼》所列举的夏正，难以数尽，怎么能援引它们作为没有更改时节月份的证据呢？如果真像蔡氏所说，那么商周的正朔名义上更改实际上没有更改，孔子何必说“行夏之时”呢？
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注：正月，周之正月。以正月朝日布治于天下，至正嵗又书而悬于象魏，使万民观焉】
小宰正嵗，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狥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注：正嵗，谓夏之正月，得四时之正，以出教令者审也】
宰夫嵗终则令羣吏正嵗会。正嵗则以法警戒羣吏【注：嵗终谓周季冬疏：知是周之季冬者，以正月之吉始和，是周正月布治于天下，至今嵗终考之，是尽一嵗十二月之事故，知非夏之嵗终也。后凡言嵗终仿此】
凌人掌氷，正嵗十有二月，令斩氷三其凌【注：正嵗季冬，大寒氷方盛之时疏：周虽以建子为正，行事则皆用夏之正嵗，若据殷周，则十二月氷犹未坚也】
华氏学泉曰：「周礼正月之吉，或云周正以经文，凌人十二月斩氷断之，则十二月为夏正建丑之月，虽郑氏无能立异说也。既十二月为夏正建丑之月，而正月为周正建子之月，有是理乎？既正月为夏正建寅之月，则嵗终为十二月建丑之月，而正嵗当即正月，而或言正月，或言正嵗，亦通称耳。」
蔡氏德晋曰：正嵗即正月，以其为十二月之首，为正月，以其为一嵗之首，曰正嵗。太宰职正月之吉，悬治象法；小宰职正嵗，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法。明系一时事，可见康成以布治象为建子月，乃悬治象为建寅月，则暗改经文，乃字为正嵗二字。至凌人掌氷政，政字则明改为正，连下嵗字读，皆徒生葛藤耳。蕙田案：《周礼》六官内宫正、内宰、山虞、司马、司爟、司烜、柞氏、薙氏等职，凡言四时者，皆用夏令，则正月亦夏正也。夏正建寅之月，为孟春，三阳渐盛，东风解冻，故云始和。若建子正，天气闭塞而成冬，《豳风·七月》诗「一之日觱▯」，是其时也，安得云始和？康成因此二字不协，遂训为改造之意，殊属牵强。又《月令》在秦人未改朔之先，其序十二月于季冬，则曰：「是月也，数将几终嵗且更始，天子乃与公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嵗之宜。」孟春月则曰：「命相布德和令，与此正同。」
地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注：周正月朔日疏：周礼凡言正嵗者，则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则周之建子正月也】
正嵗，令于教官曰：「各供尔职，修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注：正嵗，夏正月朔日】
小司徒正嵗则帅其属而观教法之象狥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
乡师正嵗稽其乡器
乡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嵗，令羣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宪之于其所治。
州长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正嵗则读教法，如初【注：虽以正月读之，至正嵗犹复读之，因此四时之正重申之】
党正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正嵗，属民读法。
遂大夫正嵗，简稼器，修稼政【注：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邱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
春官太史正嵗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注：中数日嵗朔，数日年，中朔大小不齐，正之以闰，若今作律也】
眂祲，正嵗则行事，嵗终则弊其事【注：占梦以季冬赠恶梦，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以顺民心，弊断也】
夏官大司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县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政象，挟日而敛之。
训方氏，正嵗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
秋官大司冦，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小司冦正嵗率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
士师正嵗，帅其属而宪禁令于国及郊野。
张氏以寜曰「凌人正嵗十有二月，夏季冬也」。遂大夫训方氏「正嵗夏正月也」。小司防士师「先嵗终而后正嵗，眂祲
译《周礼·天官》太宰在正月吉日，当阳气初和时，向邦国、都城及边邑颁布政令。于是将象征治道的法令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治道的象征。经过一段时间后将其收起。【注：正月，指周历的正月。在正月朝日时向天下颁布政令，到了正岁又书写并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
小宰在正岁，率领治官的属吏观看治道象征的法令，摇着木铎巡行宣告说：“不遵守法令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注：正岁，指夏历的正月，因为此时符合四季之正，所以发布教令更为审慎。】
宰夫在年终时，命令群吏进行年终考核。在正岁，则依法警戒群吏。【注：年终指周历的季冬。疏：知道是周历季冬的原因，是因为正月吉日阳气初和，是周历正月向天下颁布政令，到现在年终进行考核，是总结一整年十二个月的事务，所以知道不是夏历的年终。后面凡是说到年终的，都仿照此例。】
凌人掌管冰块，在正岁十二月，命令砍取冰块，数量是凌冰的三倍。【注：正岁季冬，是大寒时节，冰层正厚的时候。疏：周朝虽然以建子之月为正，但行事都采用夏历的正岁，如果依据殷周历法，那么十二月冰还未坚硬。】
华氏学泉说：“《周礼》正月吉日，有人说这是周历，根据经文，凌人在十二月砍冰来判断，那么十二月就是夏历建丑之月，即使郑玄也不能提出不同的说法。既然十二月是夏历建丑之月，而正月是周历建子之月，有这样的道理吗？既然正月是夏历建寅之月，那么年终就是十二月建丑之月，而正岁就应当是正月，有时说正月，有时说正岁，只是通用的称呼罢了。”
蔡氏德晋说：“正岁就是正月，因为它是一年的开始，所以叫正岁。太宰的职掌在正月吉日，悬挂治道象征的法令；小宰的职掌在正岁，率领治官的属吏观看治道象征的法令。明显是同一时间的事情，可见康成（郑玄）认为颁布治道象征在建子月，而悬挂治道象征在建寅月，这就暗中修改了经文，将‘乃’字改为‘正岁’二字。至于凌人掌管冰政，‘政’字则明确改为‘正’，连下‘岁’字读，都是徒生纠缠罢了。蕙田按：《周礼》六官中的内宫正、内宰、山虞、司马、司爟、司烜、柞氏、薙氏等职，凡是说到四时的，都使用夏历，那么正月也是夏历。夏历建寅之月，是孟春，三阳渐盛，东风解冻，所以说阳气初和。如果是建子之月，天气闭塞而成冬，《豳风·七月》诗中说‘一之日觱发’，就是那个时候，怎么能说阳气初和呢？康成因为这两个字不协调，就解释为改造的意思，实在牵强。又《月令》在秦人未改历法之前，其序十二月于季冬，就说：‘这个月，岁数将尽，一年将更始，天子于是与公卿大夫整顿国家典章，讨论时令，以等待来年的适宜举措。’孟春月则说：‘命令宰相布施德政和和缓的政令，这与上文正相同。’”
《地官》大司徒在正月吉日，当阳气初和时，向邦国、都城及边邑颁布教化。于是将象征教化的法令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教化的象征。经过一段时间后将其收起。【注：周历正月朔日。疏：《周礼》凡是说到正岁的，就是夏历建寅正月；直接说正月的，就是周历建子正月。】
在正岁，命令教官说：“各尽你们的职责，修好你们的事务，以听从王命。如果有不端正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注：正岁，夏历正月朔日。】
小司徒在正岁，则率领他的属吏观看教化象征的法令，摇着木铎巡行宣告说：“不遵守法令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
乡师在正岁，核查乡里的器物。
乡大夫在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化法令，退下后颁给自己的乡吏，让他们各自教化所管辖的人。在正岁，命令群吏向司徒考核法令，退下后各自在所管辖的地方公布法令。
州长在正月吉日，各自召集本州的百姓宣读法令。在正岁，则宣读教化法令，如同当初一样。【注：虽然在正月宣读，到了正岁还要再次宣读，因此重申四季之正。】
党正在各季孟月的吉日，召集百姓宣读邦法，以纠察警戒他们。在正岁，召集百姓宣读法令。
遂大夫在正岁，检查农具，修治农政。【注：农政，即孟春月令所说的修治封疆，审察田界道路，善于观察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适宜种植的作物，五谷所生长的情况，以此教导百姓，必须亲自去做。】
《春官》太史在正岁，确定年岁以安排事务，颁给官府及都鄙，颁告朔日给邦国。【注：中数日叫岁，数日叫年，中朔大小不齐，用闰月来校正，就像现在制作律历一样。】
眂祲，在正岁则举行仪式，在年终则结束其事。【注：占梦在季冬赠送恶梦，此正月举行安宅之事，以顺民心，弊断也。】
《夏官》大司马在正月吉日，当阳气初和时，向邦国、都城及边邑颁布政令，于是将象征政令的法令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政令的象征，经过一段时间后将其收起。
训方氏在正岁则颁布，并训导四方，观察新物。
《秋官》大司寇在正月吉日，当阳气初和时，向邦国、都城及边邑颁布刑法，于是将象征刑法的法令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刑法的象征，经过一段时间后将其收起。
小司寇在正岁率领他的属吏观看刑法象征，用木铎宣告说：“不遵守法令的人，国家有固定的刑罚。”
士师在正岁，率领他的属吏在国家及郊野公布禁令。
张氏以寜说：“凌人正岁十二月，是夏季冬”。遂大夫训方氏“正岁是夏正月”。小司寇士师“先年终而后正岁，眂祲”。
逸周书·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基践长，防阳动于黄泉，隂惨于万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阳气亏，草木萌荡，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与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泊舍于十有二辰，终则复始，是谓日月权舆，周正嵗道。数起于时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凡四时成嵗，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气以着时应：春三月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夏数得天，百王所共。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
王氏樵曰：「子月为一嵗之始，犹子时为一日之始，安在子之不可以为春乎？夫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史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律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三代迭建，三正以新民视听。月朔有改，有不改，有改于上不改于下，从民间之便。乃若《春秋》则史官之书，必用时王正朔，而律法要为不可乱。时必与月合，时月必与所书之事合。或者乃必欲旁引曲证，以为周不改时与月，其亦踈且固矣。」
华氏泉曰：六经论《孟》所称，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参错不一。惟《周礼》则断从夏正，《春秋》则断从周正。《汲冡周月解》篇云：夏数得天，百王所同。至于敬授人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故先儒谓商周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时祭享有用夏时之实。《春秋》史官纪事之体，必书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从夏令。
蔡氏德晋曰：或问经文有正月，有正嵗。郑康成以正月为周正，正嵗为夏正。叶秀▯以正月为夏正，正嵗为周正。吴德方以正月、正嵗皆为周正。王昭明以正月、正嵗皆为夏正。果孰为是？曰：昭明之说近是。据《逸周书》授时祭享，犹是夏焉。《周礼》正授时祭享之书，凡四时皆用夏令，则正月用夏正可知。况凌人十二月令斩氷，康成亦以为用夏正矣。十二月既用夏正，正月安得用周正也？
诗》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嵗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传：「蟋蟀九月在堂，聿遂也。」疏：「小明云：嵗聿云暮，采萧获菽，采获亦是九月之事。九月嵗未为暮，而云聿暮者，言过此则嵗将暮耳，谓十月以后为嵗暮也】
张氏以寜曰：「周以十一月为嵗首，故此言九月以后为嵗暮，周正也。」
顾氏栋髙曰：「日月其除，除者，除旧布新。今人以腊月三十日为除夕，是诗明言九月为嵗将，莫十月为嵗除，是以十一月为嵗首之明证也。」
豳风·七月：「一之日觱▯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传：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周四月也】朱子曰：「一之日，谓斗建子，一阳之月；二之日，谓斗建丑，二阳之月也。盖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纪候，故周有天下，遂以为一代之正朔也。」
顾氏栋髙曰：据此，则公刘当夏之时，已自以子月起数，以夏之十一月为正月，以夏之正月为三月矣。一之日，二之日，犹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不曰正，而曰一者，避时王之正朔也。后武王伐商，犹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盖此时未革殷命，犹从旧号，实昉于此。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防，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嵗，入此室处【疏曰：为改嵗者，以仲冬十一月阳气始萌，可以为年之始，故改正朔以建子为正。嵗亦莫止，谓十月为嵗莫是过，十月则改嵗乃大寒，故言改嵗之后觱▯栗烈。大寒之时方始入此室而居之也】
顾氏栋髙曰：「豳风凡
译《逸周书·周月解》记载：当一月太阳到达冬至点，黄昏时昴星宿和毕星宿出现，白昼最短，黑夜最长，阳气在黄泉之下开始萌动，阴气使万物感到凄惨。这个月北斗斗柄指向子位，黄昏时斗柄开始指向北方，阳气亏损，草木萌芽动荡，太阳和月亮都从牵牛星宿的初度升起，向右回旋运行。月亮绕天一周，每经过一个星次就与太阳会合一次；太阳每天运行，月亮绕天一周，依次停留在十二个辰位，终结后又重新开始，这叫做日月运行的初始规律，是周历的正岁法则。数字从一时开始，到十时完成，第一次为首，其道理就是这样。四季构成一年，有春、夏、秋、冬，每季各有孟、仲、季三个月，用来命名十二个月。中气用来标志时节：春季三个月的中气是雨水、春分、谷雨；夏季三个月的中气是小满、夏至、大暑；秋季三个月的中气是处暑、秋分、霜降；冬季三个月的中气是小雪、冬至、大寒。闰月没有中气，北斗斗柄指向两个辰位之间。万物春天生长，夏天繁茂，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是天地的正道，四季的极致，不可改变的道理。夏历符合天道，是历代君王共同采用的。到了商汤，出兵讨伐夏朝，消除百姓的灾难，顺应天命进行革命，改正历法，改变服饰和称号，一文一质，表示不沿袭前朝，以建丑之月作为正月，改变百姓的视听。如果天时发生巨大变化，也是一代的事情。还有我们周王，出兵讨伐商朝，改正历法，改变器械，以垂示三统。至于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巡狩祭祀，仍然沿用夏历。这叫做周历，用来记录政事。
王氏樵说：“子月是一年的开始，就像子时是一天的开始，哪里能说子月不可以作为春天呢？所谓正朔，是十二个月的首月，史官纪年的开始。正月，是十二个月的首月，律官纪年的开始。正朔有更改，三代更替建立，三正用来更新百姓的视听。月朔有更改，有不更改，有在上层更改而在下层不更改，以顺应民间的便利。至于《春秋》则是史官的书，必定使用当时天王的正朔，而律法绝对不能混乱。时节必须与月份相合，时节和月份必须与所记载的事情相合。有的人一定要旁征博引，认为周朝不更改时节和月份，这也太粗疏且固执了。”
华氏泉说：六经中讨论《孟子》所称引的内容，有的使用周正，有的使用夏正，参差不一。只有《周礼》断定采用夏正，《春秋》断定采用周正。《汲冢周月解》篇说：夏历符合天道，历代君王共同采用。至于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巡狩祭祀，仍然沿用夏历。所以先儒说商周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历法的名称，而授予农时和祭祀实际上采用夏时。《春秋》史官纪事的体例，必定记载本朝的正朔，这是尊王的表现。而民间通行的习俗，全都遵循夏历。
蔡氏德晋说：有人问经文中有的说“正月”，有的说“正岁”。郑康成认为“正月”是周正，“正岁”是夏正。叶秀〇认为“正月”是夏正，“正岁”是周正。吴德方认为“正月”、“正岁”都是周正。王昭明认为“正月”、“正岁”都是夏正。究竟谁对呢？回答说：昭明的说法接近正确。根据《逸周书》授予农时和祭祀，仍然是夏历。《周礼》是授予农时和祭祀的书，四季都使用夏历，那么正月使用夏正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凌人在十二月令中砍冰，康成也认为使用夏正。十二月既然使用夏正，正月怎么能使用周正呢？
《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传：‘蟋蟀九月在堂，聿遂也。’疏：‘《小明》云：岁聿云暮，采萧获菽，采获也是九月的事情。九月岁未为暮，却说聿暮，是说过了这个时间岁将暮了，指十月以后为岁暮。’】”
张氏以寜说：“周朝以十一月为岁首，所以这里说九月以后为岁暮，这是周正。”
顾氏栋髙说：“日月其除，除，是除旧布新。现在人把腊月三十日称为除夕，这首诗明确说九月是岁将，十月是岁除，这是以十一月为岁首的明证。”
《豳风·七月》：“一之日觱〇，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传：一之日，是周正月；二之日，是殷正月；三之日，是夏正月；四之日，是夏二月，即周四月。】朱子说：‘一之日，是说斗建子，一阳之月；二之日，是说斗建丑，二阳之月。大概周朝的祖先已经用这个来记录气候，所以周朝拥有天下，就把它作为一代的正朔。’”
顾氏栋髙说：根据这个，那么公刘在夏朝的时候，已经自己从子月起数，以夏朝的十一月为正月，以夏朝的正月为三月了。一之日，二之日，就是说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不说正，而说一，是为了避当时天王的正朔。后来武王伐商，还说“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大概这时还没有革除殷朝的命，仍然沿用旧号，实际上起源于此。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防，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嵗，入此室处【疏曰：为改岁者，因为仲冬十一月阳气开始萌动，可以作为一年的开始，所以改正历法以建子为正。岁也莫止，是说十月为岁暮是过了，十月则改岁乃大寒，所以说改岁之后觱〇栗烈。大寒的时候才进入这个房间居住。】”
顾氏栋髙说：“《豳风》凡
言月者皆夏正，言日者皆周正。此于十月之下，即云穹窒熏防，曰为改嵗，是明言公刘当夏时，已自以十一月为嵗首，不待注疏，而本文已是显然。」
译凡是提到月份的，都采用夏历；凡是提到日期的，都采用周历。在这段文字中，于“十月”之下，紧接着就说“穹窒熏防”，并称之为“改岁”，这明确地说明公刘在夏历时期，就已经自行将十一月作为岁首，不需要依靠注疏，原文的意思已经十分显明了。
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嵗亦莫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嵗亦阳止【笺：十月为阳时，纯坤用事，嫌于无阳，故名此月为阳月】
张氏以寜曰：「首章曰莫止，而三章曰阳止，则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周以夏之十月为嵗莫，以十一月为嵗首也。」
出车，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
张氏以寜曰：「诸诗皆属周正，无异词，独此一章有不合。盖周正虽改，而夏正之迭用已久，故民间之话言犹不能忘，而称道之。」
吕氏曰：「见三正之通于民俗，此皆述民俗之话言，非史官之纪事也。」
十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笺：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张氏以寜曰：「下文云『▯▯震电』，盖八月雷乃收声之时，而震电见焉，亦为变异，此时亦周正也。」
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昔我徃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嵗聿云莫。昔我徃矣，日月方奥，曷云其还？政事愈蹙，嵗聿云莫。采萧获菽。
张氏以寜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艽野之地，其时十二月朔旦，今则已离阅冬寒夏暑，尚未得归，此心之所以忧而且苦也。曰“至者”，据已至彼地而言；“曰徃者”，据在家始▯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之时也。日月方除，除者，除旧布新之谓；日月方奥，奥与厥民隩之义同。周以十一月为嵗首，民寒而聚居于隩，我之始亦自谓其时即归，何至今嵗将莫而尚未得归？至九月采萧获菽，以为卒嵗之用也。盖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徂西，以十二月至于艽野，至明年之九月尚未得归，经阅逾年之久，所以忧也。此诗首尾相应，次序甚明，与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说，则仲春非嵗首，不得以为除旧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则二月气已暖，至九月肃霜而肇寒，亦不得以为离阅寒暑也。
顾氏栋髙曰：张氏此章▯明周正之防，十分精当。若毛传以方奥为二月之初，训为暖，则二月尚未可云暖。郑又据尔雅文，四月为除，尤无当。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暖日，无寒时，又何言载离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萧获菽」为嵗莫九月之事，明以此为周正，则此二月为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周颂·臣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笺：周之莫春，于夏为孟春。诸侯春朝，用孟月，故于周之晚春，遣之勅其车右保介，以时事当归劝农，趋时也。疏：知非夏之季春者，以夏之季春非复朝王之月，故知此为夏之正月也。夏之孟春耕期已逼，故勅其车右以时事归，即耕田是也】
张氏以寜曰：蔡氏《书传》引此以为麰麦将熟，其为夏之莫春三月可知。今考之全篇，止曰「将受厥明」，不曰「来牟将熟」。「将之」云者，未至而预期之辞，见于经传甚多。况其曰「如何新畬，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即《七月》之诗，言于耜举趾；《周官》遂大夫正嵗简稼器，修稼政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祈谷，天子载耒耜，措之于保介之御间，皆夏正孟春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畬，始庤钱镈，不亦晚乎？「将受厥明」乃期之之辞，非即时赋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辞也。则此莫春为夏之正月，信矣。
蕙田案：《诗》三百篇，或用夏正，或用周正，参差不一。盖三正通乎民俗，非如史官编年纪事，必遵时王之制也。张氏以寜解“六月栖栖”、“四月维夏”诸诗，《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俱以为周正，支离牵合，反滋后人之惑，今皆不取。
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疏：王者，革前代，改正朔。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连月，故王处春下。周以楚子为正
译《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菜刚发芽。说归，说归，一年已到了年底。采薇，采薇，薇菜已坚硬。说归，说归，一年已到了十月。”【郑玄笺：十月为阳时，纯阴用事，嫌于无阳，所以称这个月为阳月】
张氏以寜说：“第一章说‘莫止’，第三章说‘阳止’，那么周的十二月，就是夏历的十月。周朝以夏历的十月为岁末，以十一月为岁首。”
《出车》：“春日缓缓，草木茂盛，黄莺鸣叫，采白蒿的人众多。”
张氏以寜说：“各首诗都属周正，没有异议，唯独这一章有不合之处。大概周正虽然改变，但夏正的交替使用已久，所以民间的话言还不忘，而称道它。”
吕氏说：“可见三正通于民俗，这都是叙述民俗的话言，不是史官的纪事。”
《十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郑玄笺：周的十月，是夏历的八月】
张氏以寜说：“下文说‘震电’，大概是八月雷乃收声之时，而震电出现，也是变异，此时也是周正。”
《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莫。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还？政事愈蹙，岁聿云莫。采萧获菽。”
张氏以寜说：“周二月，是夏历的十二月。说自我之徂西，至于艽野之地，其时十二月朔旦，今则已离阅冬寒夏暑，尚未得归，此心之所以忧而且苦也。曰‘至者’，据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据在家始行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行之时。日月方除，除者，除旧布新之谓；日月方奥，奥与厥民隩之义同。周以十一月为岁首，民寒而聚居于隩，我之始亦自谓其时即归，何至今岁将莫而尚未得归？至九月采萧获菽，以为卒岁之用也。盖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行徂西，以十二月至于艽野，至明年之九月尚未得归，经阅逾年之久，所以忧也。此诗首尾相应，次序甚明，与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说，则仲春非岁首，不得以为除旧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则二月气已暖，至九月肃霜而肇寒，亦不得以为离阅寒暑也。”
顾氏栋髙说：“张氏此章阐明周正之防，十分精当。若毛传以方奥为二月之初，训为暖，则二月尚未可云暖。郑又据尔雅文，四月为除，尤无当。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暖日，无寒时，又何言载离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萧获菽’为岁莫九月之事，明以此为周正，则此二月为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周颂·臣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郑玄笺：周的莫春，于夏为孟春。诸侯春朝，用孟月，故于周的晚春，遣之勅其车右保介，以时事当归劝农，趋时也。疏：知非夏之季春者，以夏之季春非复朝王之月，故知此为夏之正月也。夏之孟春耕期已逼，故勅其车右以时事归，即耕田是也】
张氏以寜说：“蔡氏《书传》引此以为麰麦将熟，其为夏之莫春三月可知。今考之全篇，止曰‘将受厥明’，不曰‘来牟将熟’。‘将之’云者，未至而预期之辞，见于经传甚多。况其曰‘如何新畬，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即《七月》之诗，言于耜举趾；《周官》遂大夫正岁简稼器，修稼政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祈谷，天子载耒耜，措之于保介之御间，皆夏正孟春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畬，始庤钱镈，不亦晚乎？‘将受厥明’乃期之之辞，非即时赋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辞也。则此莫春为夏之正月，信矣。”
蕙田案：《诗》三百篇，或用夏正，或用周正，参差不一。盖三正通乎民俗，非如史官编年纪事，必遵时王之制也。张氏以寜解“六月栖栖”、“四月维夏”诸诗，《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俱以为周正，支离牵合，反滋后人之惑，今皆不取。
《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疏：王者，革前代，改正朔。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连月，故王处春下。周以楚子为正】
，则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于春每月书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异，故毎月称王，以别之也】左氏传元年春王周正月【注：言周，以别夏殷】公羊传春者何？嵗之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译那么，周历的二月和三月，都是前代历法的正月。所以在春季每个月都记载“王”。所谓“王二月”，意思是说这是周王的二月，却是殷历的正月；所谓“王三月”，意思是说这是周王的三月，却是夏历的正月。既然存在正朔的不同，所以每个月都称呼“王”，以此来加以区别。《左氏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注：提到“周”，是为了与夏历、殷历相区别。】《公羊传》说：“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为什么要先说‘王’而后说‘正月’？”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胡氏安国曰：案《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嵗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顔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騐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防防矣】
【朱子语类】问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为嵗首，则谓之正月，抑只谓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诗》之月数，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国语》“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为改月，则与《孟子》《春秋》相合，而与《诗》《书》不相合；若以为不改月，则与《诗》《书》相合，而与《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蕙田案：朱子注《诗》及《孟子》皆主改月，此条犹属未定之论。
语类：「某亲见文定公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嵗，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
蕙田案：此驳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极精。
朱子文集》与张敬夫书：“春秋正朔事，比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着时，疑古《史记》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观伊川先生刘质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两字乃鲁史之旧名，又似有所未通。”
蕙田案：史家编年之例，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嵗。书月可不书曰，未有日而不月者也。书时可不书月，未有月而无时者也。以《春秋》之文证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夏五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皆时月并书。谓春夏秋冬，孔子所増加，犹可通也。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三年秋，武氏子来求赙，皆有时而无月。若元年不书春，至二年始书春，三年始书秋，有是例乎？《春秋》之名，孔子以前已有之，则「春」字非孔子所加，审矣。《尚书》系记言之文，与编年者不同，故书月、书时、书日，恒无定例。如《泰誓》、《金縢》书时，不书月；《伊训》、《太甲》、《武成》、《康诰》、《召诰》、《多士》、《多方》、《顾命》、《毕命》书月，不书时。或以为古史时月例不兼书，果尔，则《泰誓》中云「惟戊午」，《牧誓》云「时甲子昧爽」，《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及《诗·小雅》「吉日庚午」之类，皆有日无月，岂得云古人日月亦不兼书乎？孔颖达曰：《春秋》主书动事，编次为文，于日月时年皆具；《尚书》惟记言语，不为编次，故不具。真通儒之论也。朱子因伊川假天时立义之说，故为此论，而又云《春秋》两字乃鲁史之旧名，则已知其不然矣。
又答吴晦叔书：春秋书正，据伊川说，则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书春，则夫子有行夏时之意，而假天时以立义耳。文定引商书「十有二月」、汉史「冬十月」为证，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则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长之时，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将寒成梁之▯，又似并改月号，此又何耶？或是当时二者并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国史，则必用时之正，其比商书不同者，盖后世之弥文，而秦汉直称十月
译这是周王的正月吗？为什么称它为周王的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的意义。
【胡安国说：查《左传》说：“周王正月，周人把建子之月作为岁首，那就是冬季的十一月。”在周朝之前，以建丑之月为正，其史书记载开始即位说‘惟元祀十有二月’，由此可知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建亥之月为正，其史书记载开始建国说‘元年冬十月’，由此可知时节没有改变。建子之月并非春季，这也十分明显了。那么为什么用夏朝的时节来冠于周朝的月份之上呢？圣人告诉颜回治理国家，就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作《春秋》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是体现在行事中的证据。有人说：‘不是天子不议论礼制，孔子有圣人的德行，却没有天子的地位，而更改正朔，可以吗？’回答说：‘有这种说法。’难道不说‘《春秋》是天子之事吗’？用夏朝的时节冠于月份之上，是为后世垂范；用周朝的正朔记录事件，是表示没有天子的地位，不敢擅自专断。这防范得多么严密啊】
【《朱子语类》问：古代更改正朔，比如把建子之月作为岁首，那么称之为正月，还是只称之为十一月？回答说：这也无法考证。比如《诗经》中的月数，就是现在的月份。《孟子》说‘七八月之间干旱’，那是现在的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那是现在的九十月。《国语》说‘夏令说九月修路，十月建成桥梁’，就是《孟子》中的十一月、十二月。如果认为改了月份，那么与《孟子》《春秋》相合，而与《诗经》《尚书》不相合；如果认为没改月份，那么与《诗经》《尚书》相合，而与《孟子》《春秋》不相合。比如秦朝元年以十月为首，末尾又有正月，又似乎没有改月份】惠田按：朱熹注释《诗经》及《孟子》都主张改月，这条论述还属于未定的说法。
《语类》说：“我亲眼见到文定公家中讲述《文定春秋说》：‘孔子用夏朝的时节冠于月份之上，用周朝的正朔记录事件。比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我就不敢相信这样，二百四十二年，孔子只证明了‘行夏之时’四个字。根据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实际上是元，改作春正月。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想要改从建寅之月。’”
惠田按：这是驳斥胡氏“夏时冠周月”的说法，非常精辟。
《朱子文集》与张敬夫的信：“关于《春秋》正朔的事，近来用书籍考证，凡是书写月份都不标注时节，怀疑古代《史记》的体例只是如此。等到孔子作《春秋》，然后用天时加在王月之上，以阐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的意义。而在建子之月加上‘春’字，那么实行夏朝历法的意思，也就在其中了。看伊川先生和刘质夫的意思，似乎是这样。但‘春秋’两个字是鲁国史书的旧名，又似乎有所不通。”
惠田按：史家编年的体例，用日系于月，用月系于时，用时系于岁。书写月份可以不书写日，没有有日而不写月的情况。书写时节可以不书写月份，没有有月而无时节的情况。用《春秋》的文辞来证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夏五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都是时节和月份并书。说春夏秋冬是孔子所增加的，还可以讲得通。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三年秋，武氏子来求赙，都是有时节而无月份。如果元年不书写春，到二年才开始书写春，三年才开始书写秋，有这样的体例吗？《春秋》的名字，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有了，那么“春”字不是孔子所加的，这是确凿的。《尚书》是记录言语的文章，与编年史不同，所以书写月份、书写时节、书写日期，常常没有固定的体例。比如《泰誓》、《金縢》书写时节，不书写月份；《伊训》、《太甲》、《武成》、《康诰》、《召诰》、《多士》、《多方》、《顾命》、《毕命》书写月份，不书写时节。有人认为古代史书时节和月份通常不兼写，果真如此，那么《泰誓》中说“惟戊午”，《牧誓》说“时甲子昧爽”，《洛诰》说“戊辰王在新邑”，以及《诗经·小雅》“吉日庚午”之类，都是有日无月，难道能说古人日月也不兼写吗？孔颖达说：《春秋》主要记录动态事件，编次成文，在日、月、时、年上都具备；《尚书》只记录言语，不进行编次，所以不全部具备。真是通儒的言论啊。朱熹因为伊川假借天时来立义的说法，所以提出这种论述，而又说《春秋》两个字是鲁史旧名，那么他已经知道这样说不通了。
又答吴晦叔的信：《春秋》书写正，根据伊川的说法，只是周朝正朔建子之月，但不是春季却书写春，那么孔子有实行夏朝历法的意思，而假借天时来立义罢了。文定引用商书“十有二月”、汉史“冬十月”作为证据，以说明周朝不改月份，这固然没错。然而用《孟子》来考证，那么七八月是建午、建未之月，是暑雨苗长的时节，而十一月、十二月是建戌、建亥之月，是将要寒冷建成桥梁的时候，又似乎连月份名称都改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或者是当时两者并行，任由人们使用？但《春秋》既然是国史，那么必定使用当时的正朔，它与商书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后世文饰的增多，而秦汉直接称十月
者，则其制度之濶略耳。蕙田案：春秋既是国史，必用时之正，其余散见于他书者，则三正通用，此不易之论也。殷及秦汉亦皆改月，胡氏所引证俱未可信。
译这不过是其制度的大致轮廓罢了。蕙田按语说：《春秋》既然是国史，必定采用当时的正朔，其余散见于其他书籍的记载，则是三种正朔通用，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殷商以及秦汉也都更改过月份，胡氏所引用的证据都不可信。
又前书所谕周正之说，终未稳当。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时则不可改。故书云「秋大熟未获」，此即止是今时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则未有以见夫嵗之大熟而未获。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防意。伊川所谓「假天时以立义」者，正谓此也。若谓周人初不改月，则未有明据。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为证，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犹止于此，则无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陨霜之异证之，恐未足以为不改月之騐也。盖陨霜在今之十月则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则为异矣。又何必史书八月然后为异哉？况鲁史不传，无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书》为据之明且审也。若尚有疑，则不若且阙之之为愈，不必强为之说矣。蕙田案：此书疑周人改月而不改时，与伊川之说略同。考周时列国之史，皆名《春秋》。《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曰：「羊舌肸习于《春秋》」，是晋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曰：「教之以《春秋》」，是楚有《春秋》。既以《春秋》名其书，必无书月不书时之理。《春秋》书「春无氷」，则周以冬为春之证也。孟子称「秋阳以暴之」，则周以夏为秋之证也。如谓月可改，时不可改，周人初不改时，故鲁史亦不书时，而孔子特加以寓行夏时之意，则必加「冬」于「王正月」之上，加「春」于「王三月」之上，然后可也。以建子为春，既非夏时；以夏时冠周月，又非所以从周。汤潜庵所谓「不夏不周之间，孔子何以自处」者，其说简而当矣。《金縢》所云「秋大熟」，自据夏正；《春秋》所书「春王正月」，自据周正。三正通用，由来已久，不必执书以难《春秋》也。
又答林择之书。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则商人但以建丑之月为嵗首，而不改月号。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说考之，则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不改时。以书「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类考之，则古史例不书时。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之云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若如胡传之说，则是周亦未尝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嵗首，月下所书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纷更烦扰，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错乱无章也。愚见如此。而考之刘质夫说，亦云先书「春王正月」，而后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凯《左传》后序载汲冡竹书，乃晋国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嵗首，则又似胡氏之说。可为据此间无竹书，烦为见拙斋扣之，或有此书，借録一两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以为武帝改用夏时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烦子细心考也。
蕙田案：此条辨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极明快。又谓「春秋」二字，鲁史元有之，皆不易之论。然犹不能无疑于「竹书晋正建寅」之说，顾氏。
栋髙尝论之曰：「汲冢书，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为鲁隐之元年正月，其纪年皆用夏正。先儒谓晋封太原，沿唐虞之故俗，理或有之。然看来成周盛时，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所不禁。豳风称一之日、二之日，公刘当夏之时，便已自以子月起数，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时王之尊号。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犹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诗书所称，同一揆也。夏殷时不禁，豳周之用子正，周时独禁，晋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则启之罪状，有扈氏当云怠弃夏正，不当云怠弃三正矣。此言可以释考亭之疑。《汉书》注称汉初所书冬十月，皆史官追改。顾炎武据以证秦汉之亦改月，然朱子亦已见及之，大儒读书细心，非他人所及也。」
赵氏汸周正考，春秋虽修史为经，犹存其大体。谓始年为元年，嵗首为春
译先前信中关于周正的说法，终究不够稳妥。孟子所说的七八月，相当于现在的五六月；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相当于现在的九月十月。这说明周人确实已经更改了月份，但天时节气是不能更改的。所以《尚书》说“秋天大丰收却尚未收获”，这就是指现在的秋季。如果不是酉月、戌月，就无法体现一年大丰收却尚未收获的情况。由此考察，现在《春秋》中的月份数目是鲁国史官的旧文，而四季的次序则是孔子寄托的深意。伊川先生所说的“借天时来确立大义”，正是指这个意思。如果说周人起初没有更改月份，则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胡安国只以商、秦两件事作为证据，以他那样渊博精勤，所选取的尚且仅限于此，那么必定没有其他可考证的了。现在想要用十月降霜的灾异来证明，恐怕不足以作为不更改月份的证据。因为降霜在现在的十月并不奇怪，在周朝的十月才算是灾异。又何必一定要史书记载八月降霜才算灾异呢？况且鲁国史书没有流传下来，无法必定知道它是这样，不如只以孟子、《尚书》为依据，这样更明白审慎。如果还有疑问，不如暂且存疑更好，不必强行解释。
蕙田按语：这封信怀疑周人更改月份而不更改季节，与伊川先生的说法大致相同。考察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都命名为《春秋》。《晋语》中司马侯回答晋悼公说：“羊舌肸熟悉《春秋》”，这说明晋国有《春秋》；《楚语》中申叔时论述教导太子的方法说：“用《春秋》来教导他”，这说明楚国有《春秋》。既然用《春秋》命名史书，必然没有只记月份不记季节的道理。《春秋》记载“春天没有冰”，这是周朝以冬季为春季的证据。孟子说“用秋天的太阳来曝晒”，这是周朝以夏季为秋季的证据。如果说月份可以更改，季节不能更改，周人起初不更改季节，所以鲁国史官也不记载季节，而孔子特意加上寄托实行夏历季节的意思，那么必须在“王正月”之上加上“冬”字，在“王三月”之上加上“春”字，然后才可以。以建子月为春季，既然不是夏历；用夏历季节冠于周历月份之上，又不是遵循周历。汤潜庵所说的“在夏历和周历之间，孔子如何自处”，他的说法简明而恰当。《金縢》所说的“秋天大丰收”，自然是依据夏历；《春秋》所记载的“春王正月”，自然是依据周历。三种历法通用，由来已久，不必固执地用《尚书》来诘难《春秋》。
又回复林择之的信。考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二月来考察，那么商人只把建丑之月作为岁首，而不更改月份名称。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的说法来考察，那么周人把建子之月作为正月，而不更改季节。以《尚书》中“一月戊午，四月哉生明”之类的记载来考察，那么古代史例不记载季节。以程子“借天时来确立大义”的说法来考察，那么是孔子作《春秋》时，特意加上这四个字来系年，显示实行夏历季节的意思。如果像胡安国的说法，那么周朝也没有更改月份，而孔子特意以夏历建寅之月作为岁首，月份下所记载的事情却是周历建子月的事情，从此以后，月份与事情常常相差两个月，恐怕圣人制作的意思不像这样纷乱烦扰，他所制作的也不像这样错乱无章。我的见解如此。而考察刘质夫的说法，也说先书写“春王正月”，然后书写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都是天理，似乎也是认为“春”字是孔子所加。但鲁国史书原本称为“春秋”，那么又似乎原本就有这个字。而杜预《左传》后序记载汲冢竹书，是晋国的史书，却以夏历建寅之月作为岁首，那么又似乎胡安国的说法正确。可以借此机会询问拙斋，如果有这本书，借抄录一两年给我看，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认为是武帝改用夏历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也不知道是否正确。这也更麻烦你细心考证。
蕙田按语：这条辨析胡安国“夏历季节冠于周历月份”的说法，极其明快。又说“春秋”二字，鲁国史书原本就有，都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然而对于“竹书晋历建寅”的说法，仍然不能没有疑问，顾氏。
顾栋高曾经论述说：“汲冢书，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是鲁隐公元年正月，其纪年都用夏历。先儒说晋国封在太原，沿袭唐虞的旧俗，道理上或许存在。然而看来成周兴盛时期，原本并不禁止。不只是周朝，也是通于三代都不禁止。《豳风》称一之日、二之日，公刘在夏朝时，就已经自己从子月开始计数，只是不称正而称一，以避当时天子的尊号。到武王伐商那年，商朝命数未改，还说惟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诗经》《尚书》所称，同一准则。夏殷时不禁止，《豳风》周朝用子正，周朝独独禁止，晋朝用寅正吗？如果三代果真有此禁令，那么启的罪状，有扈氏应当说怠弃夏正，不应当说怠弃三正了。这话可以解释朱熹的疑问。《汉书》注称汉初所书冬十月，都是史官追改。顾炎武据此证明秦汉也更改月份，然而朱熹也已经见到这一点，大儒读书细心，不是其他人能比及的。”
赵汸《周正考》，《春秋》虽然修史为经，仍保留其大体。说开始之年为元年，岁首为春
，一月为正月，加王于正，皆从史文传。独释王正月者，见国史所书，乃时王正朔月，为周月，则时亦周时。孔氏谓月改则春移，是也。后于僖公五年春，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记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又记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皆以周人改时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则循周正；分至启闭之▯，则仍夏时。其经书冬十月雨雪，春正月无氷，及冬十月陨霜杀菽之类，皆为记灾，可知矣。汲冢竹书有《周月解》，亦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犹用夏焉。」其言损益之意甚明。经书冬烝，春狩，夏搜，以此盖三正之义备矣。而近代说者，徃徃不然。夫以左氏去圣人未逺，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战国之际，中国无改物之变，鲁未灭亡，传于当时，正朔岂容有差？《汉书》志据三统术，商十二月乙丑朔，且冬至，即书《伊训》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书辞有序，又言后九十五嵗，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无余分。《春秋》律，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后八嵗为武王伐纣克殷之嵗，二月己丑晦，大寒，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礼记》孟献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说皆与传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术其在立冬、小雪，则曰：「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唐人大衍术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谓殷周不改月乎？陈宠曰：「阳气始萌，有兰、射干、芸、荔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正，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盖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三阳虽有防着，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术家相承之说。所谓夏数得天，以其最适四时之中尔，孰谓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顔子为邦之问，则与作《春秋》事异。盖《春秋》即当代之书，以治当代之臣，子不当易周时以惑民听。为邦为后王立法，故举四代礼乐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当也。如使周不改时，则何必曰“行夏之时”？使夫子果欲用夏变周，则亦何以责诸侯之无王，议桓文而斥吴楚哉？而或者犹以为千古不决之疑，则以《诗》《书》《周礼》《论语》《孟子》所言时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于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国史记，书王正以表大顺，与颁朔告朔为一体，其所书事有当系月者，有当系时者，与他经不同。《诗》本歌謡，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周礼》所书正月正嵗，皆夏正也，诸官制职掌实循二代而损益之，其着时月者，又多民事与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时以存故典，见因革盖非赴告防书定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则又不可论于《春秋》矣。若论语言，莫春亦如《诗》《书》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辞也，不可据以为周不改时。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在《左传》后，则周改月犹自若。《竹书》又记晋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竹书》乃后人用夏正追録旧史，故与《春秋》不同，然亦未尝辄以夏正乱《春秋》之时月也。自啖赵而后，学者徃徃习攻左氏，而王周正月为甚，以其尤害于经，特详着焉。
译一月作为正月，将“王”字加在“正”字之上，这都是依据史官的文字传承。唯独解释“王正月”这一条，是因为看到国史所记载的，乃是当时周王所定的正朔月份，即周历的月份，那么当时也就使用周历。孔氏认为月份改变则季节随之移动，这是正确的。后来在僖公五年春季，记载正月辛亥日初一，太阳到达冬至点。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记载太史说：“在这个月里，太阳过了春分点但还未到夏至点，相当于夏历四月，这叫做孟夏。”又记载梓慎说：“火星在夏历为三月出现，在商历为四月出现，在周历为五月出现。”这些都是因为周人改变了季节和月份，春夏秋冬的顺序，就遵循周历；而分至启闭（节气）的规律，则仍然沿用夏历。经文中记载冬十月下雪、春正月没有冰，以及冬十月降霜冻死豆类之类，都是为了记录灾异，由此可以知晓。汲冢竹书中有《周月解》，也说：“夏历符合天道，是百代君王所共同遵循的。商朝以建丑之月为正，我们也制定周历，以垂示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祀，仍然使用夏历。”其中关于增减损益的意思非常明确。经文中记载冬祭、春狩、夏搜，由此看来，三正的意义完备了。然而近代解说者，往往不是这样。因为左氏距离圣人时代不远，整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直到战国之际，中原没有改变历法的变故，鲁国尚未灭亡，传述于当时，正朔怎么会有差错？《汉书·律历志》依据三统术，商朝十二月乙丑初一，且是冬至，就记载在《伊训》篇中，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初一，伊尹祭祀先王，在冬至日越茀行事。它所引用的书辞有次序，又说九十五年后，十二月甲申初一早晨冬至，没有余分。《春秋》律记载，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初一早晨冬至，八年后是武王伐纣灭殷的年份，二月己丑晦日，大寒，闰月庚寅初一，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初一早晨冬至。《礼记》中孟献子也说：“正月冬至，七月夏至。”这些说法都与传文相合。冬至在商历是十二月，在周历是正月；大寒在周历是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术认为它在立冬、小雪，就说：“在夏历为十月，商历为十一月，周历为十二月。”唐代大衍术推算春秋冬至，也都在正月。谁说殷周不改变月份呢？陈宠说：“阳气开始萌动，有兰、射干、芸、荔等物候响应，天以子月为正，周以子月为春，阳气上通，野鸡鸣叫。鸡孵蛋，地以丑月为正，殷以丑月为春，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正，蛰虫开始活动，人以寅月为正，夏以寅月为春。大概天施于子月，地化于丑月，人生于寅月，三阳虽然有侧重，三正都可以称为春，这也是术数家相承的说法。所谓夏历符合天道，是因为它最适宜处于四时的中间，谁说建子之月不是春呢？至于孔子回答颜回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则与作《春秋》这件事不同。因为《春秋》是当代之书，用来治理当代之臣，孔子不应当改变周历来迷惑民众。为邦是为后世君王立法，所以列举四代礼乐而斟酌其中，本来各有其恰当之处。如果周朝不改变季节，那么何必说‘行夏之时’？如果孔子果真想用夏历改变周历，那么又怎么责备诸侯无王，议论桓文而斥责吴楚呢？然而有的人仍然认为这是千古未决的疑案，是因为《诗》《书》《周礼》《论语》《孟子》中所说的时月不能都相符合的缘故。三正通用于民俗已经很久了，《春秋》本是侯国的史记，书写王正以表彰大顺，与颁朔告朔是一体的，它所记载的事情有应当系于月的，有应当系于季的，与其他经典不同。《诗》本是歌谣，又多言民间事务，所以有时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周礼》所记载的正月正岁，都是夏正，各种官制职掌实际上遵循夏商两代而加以损益，其中记载时月的，又多与民事及巡狩祭祀等沿用夏历的相同，所以仍然使用夏时以保存旧典，显示因袭变革，并非赶赴告朔之书定为统一的一代制度，都可以通说，那么又不可以用《春秋》来论断了。如果论及《论语》，暮春也像《诗》《书》那样言春夏皆通，是民俗的常语，不可以据此认为周朝不改变时月。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在《左传》之后，那么周朝改变月份依然如故。《竹书》又记载晋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是鲁隐公元年正月，《竹书》是后人用夏正追录旧史，所以与《春秋》不同，然而也未曾擅自用夏正扰乱《春秋》的时月。自从啖助、赵匡之后，学者往往习惯于攻击左氏，而以王周正月为甚，因为它尤其有害于经义，所以特别详细地记载于此。”
蕙田案赵氏之论颇为贯串
熊氏朋来曰：孔子所谓行夏之时，见于答顔渊问为邦者然也。至于因鲁史作《春秋》，乃当时诸侯奉时王正朔以为国史，所书之月为周正，所书之时亦周正。经传日月，自可互证，而儒者犹欲执夏时之说以弃之。譬如孔子言车，岂必止言殷辂哉？《小戴记》孟献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已月。《礼记》尚然，况《春秋》乎？证于《左传》可见矣。若拘夏时周正之说，则正月、二月须书冬，而三月乃可书春尔。且如桓四年春正月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书之，即建子之月书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仲冬之狩。桓十四年春正月无氷，若夏正春正月则解冻矣。惟建子之月无氷，故纪异而书。成元年春二月无氷，襄二十八年春无氷，皆可为证。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夏正秋八月而书冬也。若建亥之月，则陨霜不为异，而亦无菽矣。大抵周人虽以夏时并行，《豳诗》《周礼》则然，唯《春秋》鲁史专主周正。阳生于子，即为春；隂生于午，即为秋。学者惑夏时之说，谓至朔同日仅见于传而经无有也。不思经传所书月日参考相同，仅以僖五年经传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见分至之例，故书「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后日月可证者，经书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传书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又书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以六十甲子数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晋有申生之事，越三日即正月辛亥朔，鲁闻晋难必在正月，故经以春书也是年嵗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闰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晋围上阳，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数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两小月，该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时尾度多在卯且后，逼闰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气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谓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谓冬十二月者，以周正书之。以经传日月参考，可无疑矣。或谓昭二十年己卯传亦书「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为始，数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为失闰。案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经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闰当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则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闰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经书「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数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间为己丑者退小尽八个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经传正是相同。观僖五年左氏南至之书，即孟献子所谓正月日至也；观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对孟献子所谓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传称春正月，夏日至而经书秋七月，则春秋所书时月皆用周正，明甚。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説：《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盖仲尼作经始笔也。说者或以为周虽建子而不改月，或以为周改月不改时。其最有据为世所宗者，则以夫子尝欲行夏之时，此以夏时冠周月，益见诸行事之实也。纷纷之论，遂使圣人明白简实之训，反为千古不决之疑。夫子尝曰：「吾从周。」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议礼制度自己出矣。其得为从周乎？夫子患天下之诸侯强，皆不复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诛僭乱，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乱臣贼子之心？《春秋》之法，变旧章者必诛。若宣公之税亩，紊王制者必诛；若郑庄之归祊，无王命者必诛；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犹未至于变易天王
译蕙田按：赵氏的论述颇为连贯。
熊氏朋来说：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见于回答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时，确实如此。至于依据鲁国史书编写《春秋》，是因为当时诸侯奉行周天王的正朔作为国史，所记载的月份是周正，所记载的时节也是周正。经文与传文中的日月，自然可以互相印证，而儒者却仍想坚持夏时的说法来摒弃它。譬如孔子谈论车，难道一定只说殷代的辂车吗？《小戴记》中孟献子的话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这是说冬至在周正的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的秋七月。《明堂位》中所说的孟春，就是建子月；所说的季夏六月，就是建巳月。《礼记》尚且如此，何况《春秋》呢？从《左传》中可以得到证明。如果拘泥于夏时周正的说法，那么正月、二月必须记为冬，而三月才可以记为春。况且如桓公四年春正月在郎地狩猎，周人使用仲冬狩猎，这里用春正月来记载，也就是在建子月记为春。哀公十四年春在西地狩猎，也是用周正的春行仲冬的狩猎。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没有冰，如果是夏正春正月，冰就融化了。只有建子月没有冰，所以记录异常而书写。成公元年春二月没有冰，襄公二十八年春没有冰，都可以作为证据。定公元年冬十月降霜杀死了豆类，这是夏正秋八月却记为冬。如果是建亥月，那么降霜不算异常，而且也没有豆类了。大体上周人虽然并行夏时，《豳诗》《周礼》就是如此，但唯独《春秋》鲁史专主周正。阳气生于子，即为春；阴气生于午，即为秋。学者被夏时的说法迷惑，认为至朔同日仅见于传文而经文中没有。不想经文与传文所书的月日参考相同，仅以僖公五年经传中的正月辛亥至朔月日来说，左氏想要显示分至的体例，所以书写“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后日月可以验证的，经文书九月戊申朔日有日食，传文书八月甲午晋侯包围上阳，又书写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以六十甲子推算，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晋国有申生之事，过了三天就是正月辛亥朔，鲁国听闻晋国灾难一定在正月，所以经文以春书写。这一年岁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闰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晋国包围上阳，是八月十七日。由八月甲午数至九月朔，正好得到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去两个小月，共八十八天，所以十二月朔得到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时尾度多在卯且后，逼近闰月，适宜尚以建戌中气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谓九月十月之交者，是以夏正而言；所谓冬十二月者，是以周正书写。以经传日月参考，可以无疑了。有人说昭公二十年己卯传也书写“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公五年至朔同日为始，数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认为失闰。案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所以经文在此月有辛卯，乃是初七日。闰应当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则正月至七月皆因失闰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经文书“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数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间为己丑者退小尽八个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经传正是相同。观僖公五年左氏南至之书，即孟献子所谓正月日至也；观昭公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对孟献子所谓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传称春正月，夏日至而经书秋七月，则春秋所书时月皆用周正，明甚。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说》：《春秋》书写“元年春王正月”，大概是仲尼作经开始落笔之处。解说者有的认为周虽然建子但不改月，有的认为周改月不改时。其中最有依据为世人所尊崇的，是因为夫子曾经想要行夏之时，这以夏时冠周月，更加显示诸行事之实也。纷纷之论，遂使圣人明白简实之训，反为千古不决之疑。夫子曾经说：“吾从周。”又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议礼制度自己出矣。其得为从周乎？夫子患天下之诸侯强，皆不复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诛僭乱，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乱臣贼子之心？《春秋》之法，变旧章者必诛。若宣公之税亩，紊王制者必诛；若郑庄之归祊，无王命者必诛；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犹未至于变易天王
正朔之甚。使鲁宜郑庄之徒举是以诘夫子，则将何辞以对？岂《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后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时一言，而曲为之说，以为是固见诸行事之騐。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唯《春秋》之言而证之。夫谓《春秋》为天子之事者，谓其时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赏人之功，罪人之罪，诛人之恶，与人之善，盖亦据事直书，而褒贬自见。若士师之断狱，辞具而狱成然。夫子犹自嫌于侵史之职，明天子之权，而谓天下后世且将以是而罪我，固未尝取无罪之人而论断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时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训于后人」，法未及明，训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杀人，比于乱逆之党矣。或曰：「子谓周之改月与时也，何据？」曰：「吾据《春秋》之文也。」夫周不改月与时也，则《春秋》必不书曰「春王正月」。《春秋》而书曰「春王正月」，则其改月与时也，何疑？况《礼记》称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汉志武王伐纣之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师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说，皆足以相为▯明证。周之改月与时，而子意直据夫子《春秋》之笔，有不必更援是以为证者。今舍夫子明白无疑之直笔，而必欲旁引曲据，证之于穿凿可疑之地，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则冬可以为春乎？」曰：「何为而不可？阳生于子，而极于己午；隂生于午，而极于亥子。阳生而春始，尽于寅，而犹夏之春也；隂生而秋始，尽于申，而犹夏之秋也。自一阳之复，以极于六阳之干，而为春夏；自一隂之姤，以极于六隂之坤，而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系。武王、周公其论之审矣。若夫仲尼「夏时」之论，则以其关于人事者，比之建子为尤切，而非谓其为不可也。启之征有扈曰：「怠弃三正」，则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于周矣。曰：「夏时冠周月」，此安定之论，而程子亦尝云尔。曾谓程子之贤而不及是哉？曰：「非谓其知之不及也。程子盖泥于《论语》「行夏之时」，亦推求圣言之过耳。夫《论语》者，夫子议道之书；而《春秋》者，鲁国记事之史。议道自夫子，则不可以不尽；纪事在鲁国，则不可以不实。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且令周虽建子而不改时与月，则固夏时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时」云乎？程子之云，盖亦推求圣言之过耳，庸何伤？夫子书曰：「君子不以人废言。」使程子而犹在也，其殆不废子言矣。
译正朔之制极为严重。假使鲁国适宜让郑庄公之类的人举出此理来诘问孔子，那么孔子将用什么言辞来回答呢？这难道符合《春秋》所体现的忠恕之道，即先治理好自己而后治理他人的本意吗？如今如果一定要拘泥于“行夏之时”这一句话，而曲意为之解说，认为这确实是孔子行事中的确证。又引用孟子“《春秋》是天子之事”以及“罪我者其唯《春秋》”的话来证明它。说《春秋》是天子之事，是指当时天子的法度不能通行于天下，而孔子作《春秋》来阐明它罢了。其中奖赏人的功劳，惩处人的罪过，诛杀人的恶行，褒扬人的善举，不过是依据事实直书其事，而褒贬之意自然显现。就像法官断案，供词具备而案件成立一样。孔子尚且自嫌侵夺了史官的职权，明确了天子的权柄，并认为天下后世将会因此指责他，他从未曾选取无罪之人加以论断，说“我以此向天下阐明法度”，也未曾选取当时天子的制度加以更改，说“我以此垂训后人”，法度尚未阐明，训诫尚未垂立，自己却已陷入杀人的境地，被比作乱逆之党了。有人问：“你说周朝改变了月份和时令，依据是什么？”回答说：“我依据的是《春秋》的文字。”周朝如果没有改变月份和时令，那么《春秋》必定不会记载为“春王正月”。《春秋》记载为“春王正月”，那么它改变了月份和时令，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况且《礼记》称正月和七月有日至，而前汉《律历志》记载武王伐纣那年，周历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宿前一度。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次日己未日，冬至。考察《泰誓》中“十有三年春”、《武成》中“一月壬辰”的说法，都足以相互印证。周朝改变了月份和时令，而你心中只依据孔子《春秋》的笔法，有不必再援引这些作为证据的。现在舍弃孔子明白无疑的直笔，而一定要旁征博引、曲意考证，去那些穿凿附会、可疑的地方寻找证据，这是糊涂到极点了。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冬天可以当作春天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阳气生于子月，而极盛于午月；阴气生于午月，而极盛于亥子月。阳气生发而春天开始，到寅月结束，这仍是夏历的春天；阴气生发而秋天开始，到申月结束，这仍是夏历的秋天。从一阳复始，到六阳乾卦，就是春夏；从一阴姤始，到六阴坤卦，就是秋冬。这是文王所推演，而周公所系辞的。武王、周公对此论述得很审慎了。至于孔子关于“夏时”的论述，是因为它关乎人事，比建子之月更为切近，而不是说它不可改变。启征伐有扈氏时说：“怠弃三正”，那么三正的功用在于夏历，但这并非始于周朝。有人说：“夏历的时令冠以周朝的月份”，这是安定的论点，而程子也曾这样说过。难道认为程子的贤能还达不到这个境界吗？回答说：“不是说他的知识达不到。程子大概是拘泥于《论语》中“行夏之时”的话，也是推求圣人言语的过度罢了。《论语》是孔子议论大道的书；而《春秋》是鲁国记录史事的史书。议论大道出自孔子，就不能不详尽；记录史事在鲁国，就不能不真实。大道并行而不相违背。况且假使周朝虽然建子之月而不改变时令和月份，那么本来就是夏历的时令了，而孔子又为什么说“行夏之时”呢？程子的说法，大概也是推求圣人言语的过度罢了，有什么妨害呢？孔子说：“君子不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他的言论。”假使程子还在世，他大概不会废弃你的言论了。
蕙田案：此据笔削大义立言，极正大。
顾氏炎武日知録：「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末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四月哉生魄」；召诰：「惟三月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三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不言时【朱文公答林择之，亦有古文例不书时之说】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缺一也【或疑夫子特笔，是不然，旧史既以春秋为名，自当书时。且如隐公二年春，公防戎于潜，不容二年书春，元年乃不书春，是知谓以时冠月出于夫子者非也】建子之月而书春，此周人谓之春矣。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熊朋来五经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隂生于午，即为秋。」此之谓天统。未为天子，则虽建子而不敢谓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巳为天子，则谓之正，而复加王以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左氏传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以一字尽之矣。」
汤氏斌春王正月辨：圣人之书明白简易，而后儒推求过甚，遂成不决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类是也。注《春秋》者不下数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论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时者，则汉孔安国、郑康成，至明赵子常、王阳明、贺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时者，则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刘文成也；以周不改时兼不改月者，则宋蔡仲黙、魏华父，至明章本清也。诸家引经据传，自以为确不可易，而予则直以《春秋》本文断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为建酉月，故雨雪为非时；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书？成公元年二月无氷，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无氷，又何异焉？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时，麦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夏之十月菽已获矣，陨霜亦非失时。如此之类甚多，更有可证者：僖公五年，《左氏传》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时之的据也。夫子特书曰“王正月”，而《左传》亦释曰“王周正月”，者盖明其为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于二月、三月亦系之“王”，见丑月为周之二月，寅月为周之三月，非同于殷正，同于夏正也。过此前代无以之为正者，则亦不必书“王”以别之矣。胡氏泥于冬之不可以为春也，故有“夏时冠周月”之说，以为孔子告顔渊以行夏之时，此为见于行事之騐，则又谬甚。如胡氏之说，周改月不改时，是虽以子月为嵗首，而四时之序犹夫夏也。以冬为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时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为孟春，岂可谓行夏之时乎？不夏不周之间，孔子何以自处焉？夫行夏时者，师友平日论道之言，所谓损益百王，垂训万世者也。《春秋》者，圣人尊周室、明王制之书也。王制固未有大于正朔者，孔子为当时诸侯强横大夫陪臣僭乱，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圣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伤？」曰：「所谓天子之事者，谓赏功讨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诸侯耳。非必变易四时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后为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为垂法后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为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乌在其为见诸行事之騐乎？故周不改月，则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为正月；以十一月为正月，则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时，则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为春；以周正月为春，则周之必改时可知也。《左氏》《公羊》《谷梁》皆周人也，于此独不加论焉，亦以为不必论也。使当时以正月为冬，而孔子独书曰「春」，三子能
译蕙田按：这是根据笔削的大义来立论，极为正大。
顾炎武《日知录》说：“《春秋》中时和月同时记载，在古代未曾见过。考察《尚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末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四月哉生魄’；《召诰》：‘惟三月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三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有的只言月不言时【朱文公回答林择之，也有古文例不书时的说法】，其他钟鼎古文大多如此。《春秋》唯独同时记载时和月，是因为它是编年史，有时、有月、有日，大多是义例所要求，不容许缺少的【有人怀疑这是孔子的特笔，这是不对的，旧史既然以春秋为名，自然应当记载时。况且如隐公二年春，公防戎于潜，不容许二年书春，元年却不书春，由此可知认为以时冠月出于孔子的说法是错误的】。建子之月而书春，这是周人称之为春了。《后汉书·陈宠传》说：‘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代熊朋来《五经说》说：‘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这就是所谓的天统。没有成为天子，那么即使建子也不敢称之为正。‘武成惟一月壬辰’就是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天子，就称之为正，又加上‘王’字以区别于夏、殷。‘春秋王正月’就是这种情况。《左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以一字尽之矣。’”
汤斌《春王正月辨》说：圣人写书明白简易，而后儒推求过甚，于是成为无法决断的疑点，像“春王正月”这类就是。注释《春秋》的不下数十家，把“春王正月”四字置之不论的固然有，认为周朝改月兼改时的，则有汉代的孔安国、郑康成，直到明代的赵子常、王阳明、贺景瞻；认为周朝改月不改时的，则有宋代的程伊川、胡康侯，直到明代的刘文成；认为周朝不改时兼不改月的，则有宋代的蔡仲默、魏华父，直到明代的章本清。各家引经据传，自以为确凿不可更改，而我则直接用《春秋》本文来决断罢了。《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是以周正为建酉月，所以雨雪为非时；如果是夏历的十月建亥，雨雪也是常事，有什么值得记载？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这是建丑月；如果是建卯月无冰，又有什么不同？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如果周朝不改月不改时，麦苗怎么会到秋天？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如果是夏历的十月，菽已经收获了，陨霜也不是失时。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更有可以证明的：僖公五年，《左传》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是子月，这又是改月改时的确凿证据。孔子特意书写“王正月”，而《左传》也解释为“王周正月”，这是为了明确它是周天子的正月，不是夏的正月、殷的正月。又在二月、三月也系以“王”，表明丑月是周的二月，寅月是周的三月，不同于殷正，同于夏正。在此之前，前代没有以此为正的，也就不必书“王”来区别了。胡氏拘泥于冬不可以为春，所以有“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认为孔子告诉颜渊行夏之时，这是见于行事的验证，那就又错得很厉害。如果按胡氏的说法，周朝改月不改时，这是虽然以子月为岁首，而四时的顺序还是像夏历一样。以冬为春，是从孔子开始的，以夏时冠周月，不是用来尊周；以仲冬为孟春，难道可以说行夏之时吗？不夏不周之间，孔子怎么自处呢？行夏时，是师友平日论道的话，所谓损益百王，垂训万世。《春秋》是圣人尊周室、明王制的书。王制本来没有比正朔更大的，孔子因为当时诸侯强横、大夫陪臣僭乱，而作《春秋》，却首先改变周天子的正朔。恐怕圣人也有所不敢吧。有人说：“孟子不说过吗？‘春秋天子之事也’，有什么妨害？”回答说：“所谓天子之事，是说赏功讨罪，以表明天子的法度，使诸侯不敢违背天子，大夫不敢违背诸侯罢了。不一定改变四时的顺序，改本朝正朔，然后才是天子之事。”胡氏认为这是垂法后世，我恐怕法度还未可垂，就先犯了为下不倍之戒了。况且这也是空话，哪里在于它见于行事的验证呢？所以周朝不改月，那么孔子必定不敢以十一月为正月；以十一月为正月，那么周朝必定改月可知。周朝不改时，那么孔子必定不敢以周正月为春；以周正月为春，那么周朝必定改时可知。《左氏》《公羊》《谷梁》都是周人，对此唯独不加议论，也是认为不必议论。假使当时以正月为冬，而孔子独自书写为“春”，三子能
蕙田案：此以《春秋》本文证据，最的确。
又案春王正月，当以改时改月之说为正。《左传》曰：“春王，周正月。”杜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是明以周为改月矣。《公羊传》曰：“春者，何？嵗之始也。”何休注：“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是明以周为改时矣。左氏言周正月而属于春，公羊言春而曰嵗之始，其义互见，合诸家之说，参之可以袪胡氏之障矣。
又案史伯璿、陈定宇、张敷言、陈廷敬、蔡德晋诸家著论，以证改时改月之说者甚众，其文繁多，所徴引经传大畧相同，不能悉载。至如魏了翁之《正朔考》，家▯翁之《原夏正》，周洪谟之《周正辨》，吕坤、徐芳之《春王正月论》，则又承胡、蔡之谬，强为驳辨，殊足以疑误学者，概置不録。
春秋隐公三年，左氏传：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麦、禾皆未熟，言取者，盖芟践之。疏：以此传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则知此是七月，故为今之夏，谓今之五月也】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汉书·五行志》：刘向以为周「三月」，夏「正月」也。雷电未可以▯，既以▯，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汪氏克寛曰：或谓《春秋》用夏正月，故「建辰」之月雨雪为异。然茍实「建辰」之月，则震电不必书矣。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氏传书时礼也【注：冬猎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皆夏时也】公羊传：“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逺也。”
张氏以寜曰：「周春正月，夏十一月也。冬曰狩，不以不时书，以讥逺书也。」
五年秋大雩左氏传书不时也
张氏以寜曰：「春秋凡书秋者，周九月，夏七月也。七月雩，故云不时。」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
张氏以寜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时。」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注：《左传》闭蛰而烝，闭蛰系建亥之月，此正月是夏之仲冬月，何为不得烝？非以不时书，为下文五月复烝见渎书也】
张氏以寜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不以不时书。」
夏五月丁丑，烝。《谷梁传》：“烝，冬事也。春夏兴之，黩祀也。”张氏以寜曰：“周五月，夏之春三月也。谷梁皆主夏时，此误也。”
冬十月雨雪【注：今八月也，书失时】公羊传记异也【注：今八月未当雨雪，此隂气太盛，兵象也】
张氏以寜曰：「案《汉书·五行志》：刘向曰：『周冬夏秋，周十月，今八月也。』」
十四年春正月无氷，公羊传记异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当坚氷，无氷，温也】
秋八月御廪灾乙亥尝
胡传《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尝不时也。
张氏以寜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时。」
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注：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溧杀熟麦及五稼之苗疏：直言无麦苗，似是麦之苗，而知麦苗别者，盖此秋是今之五月，麦已熟矣，不得方云麦苗，故知熟麦及五稼之苗皆为水溧杀也】
十七年冬，多麋【注：麋多则害五稼，故以灾书】
张氏以寜曰：「周之冬夏之秋也，故麋多则稼害。」
十八年秋有▯
张氏以寜曰：「汉五行志以为，▯盛暑所生，非自越来。案盛暑为夏之六月，周八月也。六月而生，七月见异而书。」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传》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庙【注：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谓正阳之月。今书六月，而传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阳月也。辛未实七月朔，因置闰失所，误以七月为六月，故左曰“非常”，谓非常鼓之月也】
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注：书于冬者，五谷毕入，计食不足，而后书】
张氏以寜曰：「冬，周十月也。豳风『十月纳禾稼』，故曰『五谷毕入』，计食不足。」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
译蕙田按：这是用《春秋》原文作为证据，最为确切。
又按：“春王正月”这一说法，应当以“改时改月”的观点为正确。《左传》说：“春王，是指周历的正月。”杜预注：“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即子月。”这明确表明周历改变了月份。《公羊传》说：“春，是什么？是一年的开始。”何休注：“春，是天地开辟的开端，养育万物的首要时节。”这明确表明周历改变了季节。左氏说周历正月而归属于春，公羊说春而称为一年的开始，它们的含义互相印证，综合各家的说法，参照起来可以消除胡安国的谬误了。
又按：史伯璿、陈定宇、张敷言、陈廷敬、蔡德晋等人著书立说，用来证明“改时改月”观点的非常多，他们的文章繁多，所征引的经传大致相同，不能全部记载。至于像魏了翁的《正朔考》、家〇翁的《原夏正》、周洪谟的《周正辨》、吕坤和徐芳的《春王正月论》，则是沿袭胡安国、蔡沈的谬误，强行进行驳斥辩论，足以迷惑误导学者，一概不予收录。
《春秋》隐公三年，《左传》记载：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谷【注：四月，是现在的二月；秋天，是现在的夏天。麦子、禾谷都还未成熟，说“取”，大概是践踏收割的意思。疏：因为这条传文下面有八月宋公和去世的记载，所以知道这里是七月，因此是现在的夏天，即现在的五月】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
《汉书·五行志》记载：刘向认为周历的“三月”，是夏历的“正月”。雷电在这个时候还不应该出现，既然已经出现了，那么雪就不应该再降下，这都是违背时节，所以称之为异常。汪克宽说：有人认为《春秋》使用夏历正月，所以“建辰”之月出现雨雪是异常。然而如果真的在“建辰”之月，那么雷电就不必记载了。
桓公四年春正月，鲁公在郎地狩猎。《左传》记载这是不合时宜的礼仪【注：冬天狩猎叫作狩，周历的春夏相当于夏历的冬天，田猎和狩猎都是夏历的时节】《公羊传》说：“冬天叫作狩，常规的事情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鲁公出行太远。”
张以宁说：“周历春正月，是夏历十一月。冬天叫作狩，不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而是因为讥讽出行太远而记载。”
五年秋天举行大雩祭，《左传》记载这是不合时宜的。
张以宁说：“《春秋》凡是记载秋天的，是周历九月，夏历七月。七月举行雩祭，所以说是不合时宜。”
六年秋天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六年秋天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张以宁说：“周历八月，是夏历六月，所以说是不合时宜。”
八年春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注：《左传》说闭蛰之时举行烝祭，闭蛰是在建亥之月，这个正月是夏历的仲冬月，为什么不能举行烝祭？不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是为了下文五月再次举行烝祭显示亵渎而记载】
张以宁说：“周历正月，是夏历十一月，所以不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
夏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谷梁传》说：“烝祭，是冬天的事情。在春夏举行，是亵渎祭祀。”张以宁说：“周历五月，是夏历的春三月。谷梁传都主张夏历，这里错了。”
冬十月下雨雪【注：是现在的八月，记载是因为违背时节】《公羊传》记载这是异常【注：现在的八月不应当下雨雪，这是阴气太盛，是兵灾的征兆】
张以宁说：“查《汉书·五行志》：刘向说：‘周历的冬夏秋，周历十月，是现在的八月。’”
十四年春正月没有结冰，《公羊传》记载这是异常【注：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按常理应当有坚冰，没有冰，说明天气温暖】
秋天八月，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胡安国《春秋传》认为《春秋》使用周历，认为八月举行尝祭是不合时宜的。
张以宁说：“周历八月，是夏历六月，所以说是不合时宜。”
庄公七年秋天，发大水，没有麦子和禾苗【注：周历的秋天，是现在的五月，平地出水，淹死了成熟的麦子和其他五种庄稼的幼苗。疏：直接说没有麦苗，似乎是麦子的幼苗，而知道麦苗另有含义，大概是因为这个秋天是现在的五月，麦子已经成熟了，不能说正在生长麦苗，所以知道成熟的麦子和其他五种庄稼的幼苗都被水淹死了】
十七年冬天，麋鹿很多【注：麋鹿多就会危害五种庄稼，所以作为灾异记载】
张以宁说：“周历的冬天是夏历的秋天，所以麋鹿多就会危害庄稼。”
十八年秋天有〇
张以宁说：“《汉书·五行志》认为，〇是盛暑产生的，不是从越国来的。查盛暑是夏历六月，周历八月。六月产生，七月出现异常而记载。”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牲口祭祀。《左传》说这是不寻常的，只有在正月的初一，邪气尚未发作，发生日食时，才在社坛用币祭祀，在宗庙击鼓【注：正月，是夏历四月，周历六月，称为正阳之月。现在记载六月，而传文说“唯”，是表明这个月不是正阳月。辛未实际上是七月初一，因为设置闰月出错，误把七月当作六月，所以左传说“非常”，是指不是通常击鼓的月份】
二十八年冬天，麦子和禾谷大歉收【注：记载在冬天，是因为五谷都收获了，计算粮食不足，然后才记载】
张以宁说：“冬天，是周历十月。《豳风》说‘十月收纳禾稼’，所以说‘五谷都收获了’，计算粮食不足。”
湛若水说：“周历的冬天，是夏历的八、九、十月。到了收成之
时，而后知麦禾皆无，故曰『大无』也。」
三十一年冬不雨
张氏洽曰：「庄公无闵雨之志，独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阅时而言也。」
译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麦子和稻谷都颗粒无收，所以说“大无”。」
三十一年冬天没有下雨。
张洽说：“庄公没有担忧雨水的诚意，只有酉、戌、亥这三个月没有下雨，所以不能按季节来记载。”
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谷梁传》：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有志乎民者也。
赵氏鹏飞曰：「正月，今之十一月；四月，今之二月。此时不雨，无害于农，而必书者，又见僖公之念雨也。」
三年六月雨
髙氏防曰：「周六月，夏四月，建巳之月，万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则六月之雨尤为可喜。」
僖公五年《左氏传》：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注：周正月，今之十一月，月之一日，冬至也】
张氏以寜曰：「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夏十一月。书『日南至』，不书『冬至』者，周十一月非冬也。」
晋侯围上阳，卜偃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此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注：以星騐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谓夏九月十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顾氏栋髙曰：「卜偃对君之言，乃是夏正。先儒谓晋行夏时，此其证也。」
十年冬大雨雪
张氏以寜曰：「周十月也，孟冬，水始氷，地始冻。书：『大雨雪，寒甚过度也』。」
黄氏仲炎曰：「雨雪，常也。惟大而为害，故书『独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时，故以异书也。」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酉、戌、亥月，夏之八、九、十月也。是时隂结而未凝，故以为异。」
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公羊传》书“不时也【注：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
张氏以寜曰：「汉书五行志，刘向曰：周十二月，今十月，君诛不行，舒缓之应。」
黄氏仲炎曰：「经书陨霜二一，曰陨霜不杀草，一曰陨霜杀菽。盖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霜当杀草而不杀草，异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未当陨霜而杀菽，亦异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是为灾】
宣公十五年秋螽冬蝝生
孙氏觉曰：「蝝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时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时之秋也。螽为灾于夏，而蝝生于秋，一嵗而再见，故谨志之。」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蝝生于冬，物皆已收，而不为灾。」案：秋乃五谷大成之时，安得曰不为灾乎？且生而不为灾，亦无用书矣。
成公元年春二月无氷【注：周二月，今之十二月也。而无氷，书冬温。疏：襄二十八年春无氷，则是竟春无氷。此亦应终一春无氷，而书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书之也。今之十二月寒最甚，此月无氷，是终无氷矣】
七年冬大雩
刘氏敞曰：「谷梁曰：『冬无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
十年《左氏传》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注：周六月，夏四月，麦始熟】
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水氷【注：记寒过节。疏：正月是今之仲冬十一月，时犹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着树为氷，记寒甚之过其节度】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传》用者不宜用也。正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非郊时，故加用之】
吴氏▯曰：九月乃夏时孟秋，建申之月，岂郊之时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礼，故曰用非时之甚也。
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公羊传》：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律过也，再失闰矣【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斗当建戍，而在申，故知再失闰也。疏：经言十二月，而传言十一月，今杜以长律推之，知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若是十二月，当为辰在亥，以申为亥，则是三失闰，不止再失矣】二十八年春无氷【注：前年知其再失，闵顿置两闰以应天正，故此年正月仍复建子，得以无氷为灾而书】
张氏以寜曰：「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氏明以建子为春矣，不书正月，疑脱文。
湛氏若水曰：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子丑之月，气方寒，正凿氷之时，故以无氷见异。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传
译僖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不下雨，夏季周历四月也不下雨。《谷梁传》说：一个季节里记载不下雨，是哀怜缺雨，体现了关心百姓的意愿。
赵氏鹏飞说：“周历正月，相当于现在的十一月；周历四月，相当于现在的二月。此时不下雨，对农业没有危害，但史书一定要记载，又可见僖公对降雨的挂念。”
僖公三年六月下雨。
高氏防说：“周历六月，即夏历四月，是建巳之月，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才能长大。古人在这个月举行雩祭来祈求降雨，那么六月的雨就尤其令人欣喜。”
僖公五年《左氏传》记载：春季，周历正月辛亥日初一，太阳运行到最南端【注：周历正月，即现在的十一月，初一这一天，是冬至】。
张氏以宁说：“这是周历的春季，相当于夏历的冬季。至日，在夏历十一月。史书写作‘日南至’，不写作‘冬至’，是因为周历的十一月不属于冬季。”
晋侯包围上阳，卜偃说：“能攻克。”晋侯问：“什么时候？”卜偃回答：“大概是九月和十月交替的时候吧？”丙子日清晨，太阳在尾宿，月亮在策宿，鹑火宿位于中天，必定是这个时候。冬季十二月丙子日初一，晋国灭掉了虢国【注：通过星象验证推算，知道九月十月之交，是指夏历的九月十月，即周历十二月，夏历的十月】。
顾氏栋高说：“卜偃回答君主的话，使用的是夏历。先前的儒者说晋国实行夏历，这就是证据。”
僖公十年冬季大雨雪。
张氏以宁说：“这是周历十月，即孟冬，水开始结冰，地开始冻结。史书记载：‘大雨雪，是寒冷过度了。’”
黄氏仲炎说：“下雪，是常事。只有大到造成灾害，才记载‘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那一次没有说‘大’，是因为周历的十月，相当于现在的八月，不是下雪的时候，所以作为异常现象记载。”
湛氏若水说：“周历的冬季酉、戌、亥月，相当于夏历的八、九、十月。这时阴气凝结但尚未冻结，所以视为异常。”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降霜但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公羊传》说这是“不合时宜”【注：周历的十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十月】。
张氏以宁说：“《汉书·五行志》中，刘向说：周历十二月，即现在的十月，君主刑罚不执行，这是舒缓的征兆。”
黄氏仲炎说：“经文中记载降霜有两次，一次是‘降霜不杀草’，一次是‘降霜杀菽’。大概周历的十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十月。霜应当冻死草木却没有冻死，这是异常。周历的十月，相当于夏历的八月。不该降霜却冻死了菽，这也是异常。”
文公二年，从周历十二月不下雨，一直到秋季七月【注：周历七月，相当于现在的五月。不下雨，这就构成了灾害】。
宣公十五年秋季蝗虫，冬季蝝虫出生。
孙氏觉说：“蝝是螽的子。春秋的秋季，相当于夏时的夏季。春秋的冬季，相当于夏时的秋季。螽在夏季为灾，而蝝在秋季出生，一年之内出现两次，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左氏传》、《公羊传》都说：“庆幸的是蝝在冬季出生，作物都已收获，不构成灾害。”按：秋季正是五谷成熟的时候，怎么能说不构成灾害呢？况且出生而不构成灾害，也没有必要记载了。
成公元年春季二月没有冰【注：周历二月，相当于现在的十二月。没有冰，记载为冬温。疏：襄公二十八年春季没有冰，那是整个春季都没有冰。这里也应该是一整个春季没有冰，而记载在二月之下，是因为在严寒的月份记载。现在的十二月寒冷最甚，这个月没有冰，说明整个春季都没有冰了】。
成公七年冬季大规模举行雩祭。
刘氏敞说：“《谷梁传》说：‘冬季不应该举行雩祭’，这是不对的。周历的十月，相当于现在的八月，如果长久不下雨，能不进行雩祭吗？”
成公十年《左氏传》记载六月丙午日，晋侯想要吃麦子，派甸人进献麦子【注：周历六月，夏历四月，麦子刚开始成熟】。
成公十六年春季周历正月，下雨结冰【注：记载寒冷超过了时节。疏：正月是现在的仲冬十一月，当时还有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雨落下就附着在树上结成冰，记载寒冷超过了应有的节度】。
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祭。《公羊传》说“用”字表示不应该使用。正月不是举行郊祭的时候【注：周历的九月，夏历的七月，不是郊祭的时候，所以加上‘用’字】。
吴氏说：九月是夏历的孟秋，建申之月，难道是郊祭的时候吗？不占卜日期，不占卜牺牲，却强行使用这个礼仪，所以说‘用’字表示非时的程度非常严重。
襄公二十七年冬季十二月乙亥日初一，发生日食。《公羊传》说：十一月乙亥日初一，发生日食，日辰在申位，是司历官的过错，两次漏置闰月了【注：周历十一月，夏历九月，北斗应当指向戍位，却在申位，所以知道是两次漏置闰月。疏：经文说十二月，而传文说十一月，现在杜预用长律推算，知道乙亥是十一月初一，不是十二月初一。如果是十二月初一，日辰应当在亥位，把申当作亥，那就是三次漏置闰月，不止两次了】。二十八年春季没有冰【注：前年知道是两次漏置闰月，闵公设置两个闰月以顺应天正，所以这一年正月仍然建子，得以将没有冰作为灾害记载】。
张氏以宁说：“这是周历的春季，相当于夏历的冬季。”杜氏明明以建子为春季了，不记载正月，怀疑是脱漏的文字。
湛氏若水说：周历的春季，是子、丑、寅月。子、丑月，寒气正盛，正是凿冰的时候，所以将没有冰视为异常。
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甲戌日初一，发生日食。《左氏传》
》祝史请所用币，平子御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注：正月谓建巳正阳之月，于周为六月，于夏为四月。平子以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言此六月当春分夏至之中，为夏家之四月，是谓孟夏之月】
译祝史请示祭祀所用的币帛，平子阻止他们说：“只有在正月的初一，阴气尚未发作，如果发生日食，这时才有击鼓和用币的礼仪，其他时候则没有。”太史说：“日食就在这个月。太阳刚过春分点而尚未到达夏至点，日月星辰出现灾异，这时百官降低礼物的规格，国君不举行宴饮，躲避日食要经过一段时间，音乐停止而击鼓，祝官使用币帛，史官宣读祷辞。”所以《夏书》说：“日月星辰不汇聚于房宿，乐官击鼓，啬夫策马奔驰，平民奔走。”这就是指正月初一的情况。正值夏历四月，这叫做孟夏【注：正月是指建巳的正阳之月，在周历是六月，在夏历是四月。平子认为六月不是正月，所以太史回答说‘在这个月’，意思是这六月处于春分和夏至之间，是夏历的四月，称为孟夏之月】
二十年《左氏传》：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注：是歳朔旦冬至之歳也，当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时史失闰，闰更在二月后，传特具于此，以正律之矣】
顾氏栋髙曰：「案周若不改时月，岂有春正月冬至之理乎？合之僖五年春秋之用周正，益信。」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左氏传》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注：五月建辰，故曰巳过春分之节】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
顾氏栋髙曰：「案经书夏五月，而传云日过分，仅过春分之节，则周之五月为夏之春三月，亦周正也。」
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公羊传》记异也【注：周十月，夏八月，防霜用事，未可杀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左氏传》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厯过也【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嵗失不置防，虽书十二月，实今之九月，火伏在今十月，九月初尚温，故有螽】
张氏以寜曰：「汉五行志，刘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火星既伏，蛰虫皆毕，天之见异也。』」
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注：冬猎曰狩疏：释天云冬猎曰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称狩也。张氏叙《春秋》正朔辨：古者三正迭用，建寅、建丑、建子皆一代之正朔也。既为正朔，则各以子月、丑月、寅月为正月矣。正者十二月之始，而春者四时之始。月改则春移，阳生子月即为春，隂生午月即为秋。周之正朔在十一月，一阳已复，原可为春。譬之夜半子初，当为明日之始，无可疑也。而说《春秋》者，因夫子行夏时之语，而引《商书》“元祀十有二月”为不改月，《汉书》“元年冬十月”为不改时，顾以左氏有“王周正月”之文，则周但改月而时不改。夫旣不改时矣，是旧史本据夏时而书“冬正月”，夫子反易为春以乱之，千载而下且不知周之正朔为何月何时，又何自知以夏时冠周月，使人钦其善而行之乎？案经：襄公二十八年春书“无永”，若夏时之春则无氷不为异也。僖公十年冬书“大雨雪”，若夏时之冬则大雨雪亦非异也。《左传》昭十七年夏六月，太史曰：“日过分而未至，当夏四月，是为孟夏。”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是则周之正朔改月并改其时之明騐，不待吕氏、熊氏、李氏广引他经书传证之而已，了然也。虽然，正者王之正，则春亦王之春。若但记周之正朔，何不曰“王春正月”乎？而乃冠王于月，特升春于王，则先儒所谓“行夏时”者亦非无因矣。盖王者王之事也，春者天之时也。系之王者，王可得而改；不系之王者，王不可得而改。故先书春而后书“王正月”，明此之为春以其为王之正月耳。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则行夏时之意实于是寓焉，此之谓化工之笔。徒以为记周之正朔则亦考之不详矣。《周礼》又有“正月”“正嵗”之异，则何也？“正月”即王之正月，“正嵗”则夏正之嵗耳。凌人“正嵗十有二月”，令斩氷，如周正之嵗，则十二月未可斩氷矣。夏时遵行已。久故诗书亦兼用夏时，惟春秋及周礼为一王之法，则纯用周正，故别之为正嵗。谓之正嵗，则夏时之正亦可见矣。若春秋而竟以夏时冠周月，则是孔子本欲正诸侯之僭窃者，而反敢先自变乱周之正朔也欤】
礼记·明堂位》：鲁君孟春乘大辂，建弧韣，祀帝于郊；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注：孟春建子之月，鲁之始郊日以至季夏建已之月】张氏以寜曰：建子是十一月而谓之孟春，建已是四月而谓之季夏六月，则春秋建子之为春明矣。
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注：周正月，建子之月；七月日至，夏至日也。献子欲以两至相对。建子冬至，既祭上帝；则建午夏至，亦可禘祖，非也。鲁之祭祀宗庙，亦犹用夏家之法。大祭宜用首时，应禘于孟月于夏，是四月于周为六月。传记礼之所由失】
张氏以寜曰：「建子之月，冬至，而曰正月。日至不曰冬
译二十年的《左传》记载：春季，周历二月己丑日，冬至【注：这一年是朔旦冬至之年，应当说正月己丑朔日，冬至，当时史官漏置闰月，闰月反而在二月之后，《左传》特意在此详述，以校正历法】。
顾栋高说：“查考周朝如果不改变时月，哪有春季正月冬至的道理呢？结合僖公五年《春秋》使用周正的事实，更加可信。”
二十四年夏季五月乙未朔日，发生日食。《左传》中梓慎说：“将要发大水。”昭子说：“是旱灾。”太阳已经过了春分【注：五月对应夏历辰月，所以说已经过了春分的节气】而阳气仍然不能战胜阴气，如果阳气战胜了阴气，必然非常强盛，能不发生旱灾吗？
顾栋高说：“查考经文记载夏五月，而传文说太阳过了春分，仅仅过了春分的节气，那么周朝的五月就是夏历的春季三月，这也是周正。”
定公元年冬季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公羊传》记载这是异常现象【注：周历十月，夏历八月，防霜之气开始起作用，还不至于冻死作物】。
哀公十二年冬季十二月出现蝗虫。《左传》说：火星隐没后冬眠的昆虫都结束了，现在火星还在西方运行，这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了【注：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这一年漏置闰月，虽然记载为十二月，实际上是夏历九月，火星隐没在夏历十月，九月初尚且温暖，所以有蝗虫】。
张以宁说：“《汉书·五行志》中，刘歆说：‘周历十二月，夏历十月，火星已经隐没，冬眠的昆虫都结束了，这是上天显示的异常现象。’”
十四年春季在西郊狩猎捕获了麒麟【注：冬季狩猎称为狩。疏解：《释天》说冬季狩猎称为狩，周朝的春季相当于夏历的冬季，所以称为狩。张以宁在《春秋正朔辨》中说：古代三种正朔交替使用，建寅、建丑、建子都是一代的正朔。既然作为正朔，那么各自以子月、丑月、寅月为正月。正是一年的开始，春是四季的开始。月份改变则春季随之移动，阳气生于子月即为春，阴气生于午月即为秋。周朝的正朔在十一月，一阳已经复生，原本可以作为春季。好比半夜子时初刻，应当是第二天的开始，没有什么可疑的。而解说《春秋》的人，因为孔子实行夏时的说法，而引用《商书》‘元祀十有二月’作为不改变月份的证据，《汉书》‘元年冬十月’作为不改变季节的证据，然而因为《左传》有‘王周正月’的文字，就认为周朝只改变月份而不改变季节。既然不改变季节，那么旧史本来依据夏时记载‘冬正月’，孔子反而改为春来扰乱它，千年之下尚且不知道周朝的正朔是哪个月哪个季节，又怎么知道用夏时冠于周月之上，使人钦佩其善而实行它呢？查考经文：襄公二十八年春季记载‘无永’，如果是夏时的春季，没有冰不算异常。僖公十年冬季记载‘大雨雪’，如果是夏时的冬季，大雨雪也不算异常。《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太史说：‘太阳过了春分而未到夏至，相当于夏历四月，这是孟夏。’梓慎说：‘火星出现，在夏历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这是周朝正朔既改变月份又改变季节的明显证据，不需要吕氏、熊氏、李氏广泛引用其他经书传注来证明就已经清楚了。虽然如此，正是指王者的正朔，那么春也是王者的春。如果只记载周朝的正朔，为什么不说是‘王春正月’呢？反而在月份前冠以‘王’，特别将‘春’提升到‘王’之上，那么先儒所说的‘行夏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大概王者是王者的事务，春是上天的季节。系于王者的，王者可以改变；不系于王者的，王者不能改变。所以先写春而后写‘王正月’，明确这是作为春季是因为它是王者的正月。三种正朔交替使用，只有夏历符合天道，那么实行夏时的意思实际上就蕴含在这里，这叫做化工之笔。仅仅认为这是记载周朝的正朔，也是考察得不详细了。《周礼》又有‘正月’和‘正岁’的区别，为什么呢？‘正月’就是王者的正月，‘正岁’则是夏正之年。凌人‘正岁十二月’，命令砍冰，如果是周正之年，那么十二月还不能砍冰。夏时遵行已久，所以《诗经》《尚书》也兼用夏时，只有《春秋》和《周礼》是一代王者的法度，所以纯用周正，因此特别称为正岁。称为正岁，那么夏时的正朔也可以看到了。如果《春秋》竟然用夏时冠于周月之上，那么孔子本欲纠正诸侯的僭越，反而敢先变乱周朝的正朔吗？】
《礼记·明堂位》：鲁君在孟春乘坐大辂，树立弧韣，在郊外祭祀天帝；在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注：孟春是建子之月，鲁国开始郊祭的日子直到季夏建已之月】。张以宁说：建子是十一月而称为孟春，建已是四月而称为季夏六月，那么《春秋》中建子为春季就明白了。
《杂记》中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冬至，可以祭祀祖先。七月举行禘祭，是献子的主意。”【注：周历正月，是建子之月；七月冬至，是夏至日。献子想要以两个至日相对。建子冬至，已经祭祀了上帝；那么建午夏至，也可以禘祭祖先，这是不对的。鲁国祭祀宗庙，也还是使用夏家的方法。大祭应当用首时，应在夏历四月禘祭，在周历是六月。传记中礼制失传的原因】。
张以宁说：“建子之月，冬至，而称为正月。冬至不称为冬
至，以周十一月不为冬也。建午之月，夏至，而曰七月。日至不曰夏至，以周五月不为夏也。然则《春秋》建子之月，不以为冬，而以为春，亦明矣。」
译到了，因为周历的十一月不算作冬季。建午之月，是夏至，却称为七月。日影到达极处不称为夏至，因为周历的五月不算作夏季。那么《春秋》中建子之月，不把它当作冬季，而当作春季，也就很明白了。
顾氏栋髙曰：「此篇言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为礼之所由失，则禘宜在季夏六月明矣。周之六月，夏之孟夏四月也。祭宗庙宜在首时，禘应于孟月，所谓祭享犹自夏焉。二篇相为表里，而此篇之言证周改时改月，尤明白。」
论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
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
秋阳以暴之【注：秋阳，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阳也】
嵗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注：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朱子曰：「夏令曰十月成梁，盖农功已毕，可用民力，又时将寒沍。」
七八月之间，雨集【注：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
顾氏栋髙曰：「此冬日夏日，当指夏正言。若周之夏日，是夏之二三、四月，岂宜饮水乎？」
右周正朔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蕙田案：赵氏汸、万氏斯大，以殷周曰改正朔，则以所改之月为正月；秦改年始，则仍以夏时纪月，而以十月为年始。是改年始与改正朔有别也。此由不知史迁作本纪在太初正律以后，以夏时追改其月名，非秦史所纪如此，故妄生分别耳。
右秦正朔
封禅书》：髙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
汉书·髙帝本纪》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春正月，羽阳尊懐王为义帝。
顔氏师古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律之后纪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嵗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
天文志：「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律推之，从嵗星也。」
刘氏攽曰：「案律，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两次耳。今十月而从嵗星于东井，非也。然则五星以秦之十月聚东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当在鹑尾，故太白辰星得从嵗星也。」
叔孙通传：「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羣臣朝。十月。」
顔氏师古曰：「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嵗之礼史家追书十月。」
武帝本纪》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以正月为嵗首，色上黄，数用五。
顔氏师古曰：「谓以建寅之月为正也。未正律之前，谓建亥之月为正。今此言以正月为嵗首者，史追正其月名。」
丹铅总録》文选《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织」，下云「秋蝉」，盖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袭秦制，以十月为嵗首，汉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则汉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后时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证，博引经传多矣，独未引此耳。又唐储光羲诗「夏王纪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证。
右汉改正朔
魏志·辛毘传》文帝践祚，毘迁侍中，赐爵关内侯。时议改正朔，毘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
宋书·礼志》：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羣代之美事，为后王法制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餙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
译顾栋高说：“这篇说七月举行禘祭，由献子主持，这是礼制失范的原因，那么禘祭适宜在季夏六月就明白了。周朝的六月，是夏历的孟夏四月。祭祀宗庙适宜在首季，禘祭应合于孟月，所谓祭祀仍然沿用夏历。两篇互为表里，而这一篇的话证明周朝改易季节和月份，尤其明白。”
《论语》：“暮春时节，春装已经制成，成年人五六个，少年六七个，在沂水洗澡，在舞雩台吹风，唱着歌回家。”【注：包咸说：“暮春，是季春三月。”】
《孟子》：“七八月之间大旱。”【注：周朝的七八月，是夏历的五六月。】
“用秋天的太阳来曝晒。”【注：秋阳，是周朝的秋季、夏历的五六月盛阳。】
“十一月徒杠修成，十二月舆梁修成。”【注：周朝十一月，是夏历九月；周朝十二月，是夏历十月。】朱熹说：“《夏小正》说十月修成桥梁，大概农事已经完毕，可以使用民力，而且时节将寒冷冰冻。”
“七八月之间，雨水汇集。”【注：周朝七八月，是夏历五六月。】
公都子说：“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冷水。”
顾栋高说：“这冬天夏天，应当指夏正而言。如果是周朝的夏天，是夏历的二三、四月，难道适宜喝冷水吗？”
右周正朔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初统一天下，改定岁首，朝贺都从十月初一。
惠田按：赵汸、万斯大认为殷周改易正朔，就把所改的月份作为正月；秦改定岁首，仍然用夏历纪月，而以十月为岁首。这是改岁首与改正朔有区别。这是因为不知道司马迁作本纪在太初正律之后，用夏历追改其月名，并非秦史原本如此记载，所以妄生分别罢了。
右秦正朔
《封禅书》：高祖初起兵，在丰地枌榆社祈祷，攻取沛县，成为沛公，祭祀蚩尤，用牲血涂抹鼓旗，于是十月到达灞上，与诸侯平定咸阳，立为汉王，因此以十月为岁首。
《汉书·高帝本纪》：元年冬十月，五星聚集在东井。沛公到达霸上。春正月，项羽尊怀王为义帝。
颜师古说：所有这些月份名称都是太初正律之后记事者追改的，并非当时本来的称呼。以十月为岁首，即称十月为正月，现在这真正的正月，当时称为四月。其他都类似这样。
《天文志》：“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集在东井。用律推演，跟随岁星。”
刘攽说：“按律，太白、辰星离开太阳的度数不能相差一两次。现在十月却跟随岁星在东井，不对。那么五星是在秦的十月聚集在东井。秦的十月，是现在的七月，太阳应当在鹑尾，所以太白、辰星得以跟随岁星。”
《叔孙通传》：“汉七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朝见。十月。”
颜师古说：“汉朝当时仍以十月为正月，所以举行朝岁之礼，史家追记为十月。”
《武帝本纪》：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定历法，以正月为岁首，颜色尚黄，数目用五。
颜师古说：“是说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未正定历法之前，称建亥之月为正月。现在这里说以正月为岁首，是史家追正其月名。”
《丹铅总录》：《文选》《古诗十九首》不是一个人所作，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其中说“玉衡指孟冬”，上面说“促织”，下面说“秋蝉”，大概是汉朝的孟冬，不是夏历的孟冬了。汉朝沿袭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汉朝的孟冬，是夏历的七月。其中说“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则是汉武帝已经改秦历，用夏历之后了。三代改历不改月，古人辨证，广泛引用经传很多，唯独没有引用这个罢了。又唐代储光羲诗“夏王纪冬令，殷人乃正月”，这也是一个证据。
右汉改正朔
《魏志·辛毗传》：文帝即位，辛毗升任侍中，赐爵关内侯。当时议论改易正朔，辛毗认为魏氏遵循舜、禹的统绪，顺应天意民心。至于商汤、周武，以战伐平定天下，才改易正朔。孔子说：“行夏之时。”《左传》说：“夏数为得天正。”何必一定要相反？文帝认为好而听从了他。
《宋书·礼志》：魏文帝虽然受禅于汉，但认为夏数为得天。所以黄初元年诏书说：“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是圣人集合各代的美好制度，作为后王的法制。传曰：夏数为得天。我承袭唐虞的美好，至于正朔，应当依循虞夏旧例。如果区别徽号，不同器械，制定礼乐，改变服色，使用牲币，自然应当随土德之数。每四季的季月，穿黄色，十八日腊祭，用丑牲，用白色。其装饰节旄，自然应当红色，但节幡黄色。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的服饰，应当如汉制。宗庙所穿，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上奏：“根据三正周而复始的道理，国家承继汉氏人正之后，应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色。现在沿袭汉历十三月为正，那么牺牲不得单独改变。现在新建皇统，应当考察古典，前代以顺应天命，而告朔牺牲，一概不改，不足以表明革命的意义。”
魏志·明帝本纪》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县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律，改年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旂。朝会建大白之旗。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嵗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嵗斗建为律数之序。
齐王本纪》：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即皇帝位。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志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
右魏改正朔
唐书·武后本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大赦，改元曰载初，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嵗正月为一月。久视元年十月甲寅，复唐正月，大赦。
旧唐书·武后本纪：「圣厯三年五月癸丑，改元为久视。冬十月甲寅，复唐正朔，改一月为正月，仍以为嵗首。正月依旧为十一月，大赦天下。」
唐书·肃宗本纪：上元二年九月壬寅，以十一月为嵗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
宝应元年，建已月乙丑，复以正月为嵗首，建巳月为四月。
右唐改正朔
五礼通考卷一百九十八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一百九十九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嘉礼七十二
观象授时
蕙田案：王者奉若天道，莫先于敬授人时。尧
正四仲，舜齐七政，周用五纪，其道一也。因寒暑之发敛，节气之早晚，而騐草木禽兽之变，辨作讹成易之期。古圣人所以亮天工而熙庶绩者，其事特重焉。今采《尧典》《诗·七月》《夏小正》《月令》诸篇，存累代之旧章，备因时之善制。自东汉以下，有读时令之仪，杜氏《通典》入之嘉礼，兹亦附见于后云。
书《尧典》敬授人时【传：敬记天时以授人也】
蔡氏沈曰：「人时谓耕获之▯，凡民事早晚之所关也。」
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传：嵗起于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冬寒无事，并入室处，春事既起，丁壮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壮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传：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因谓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壮以助农也，夏时鸟兽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传：秋西方万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夷平也，老壮在田与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传：易谓嵗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顺天常，隩室也，民改嵗入此室处以辟风寒，鸟兽皆生耎毳细毛以自温焉】
朱子曰：「平秩东作之类，只是如今谷雨、芒种之节，▯类。」
又曰：析因夷隩，乃是騐之于人，以审气▯之寒温。与下句「騐之于物，以审时物之变迁」，语意相似。若谓此句为定农事之早晚，则下句为欲定何事耶？大抵命此四官，皆考天时，以作律之事。律正，则可以授民时，治百官，而农桑田役之务，饮食居处之宜，无不得其序。不必于此遽指一事而言也。
【林氏之竒曰：鸟兽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盖万物之防，感天地至和之气，而动作应时，故作律者观此以候天特之早晚。如《礼记·月令》云：鱼上氷，獭祭鱼，仓庚鸣，鸿雁来之类，是《尧典》之遗法也】
【蔡氏沈曰：东作，春月，嵗功方兴，所当作起之事也。盖以律之节气，早晚均次其先后之宜，以授有司也。讹化也，谓夏月时物长盛，所当变化之事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时，所当成就之事也。朔易，冬月嵗事已毕，除旧更新，所当改易之事也】
尚书大传》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
译《魏志·明帝本纪》记载：景初元年春季正月壬辰日，山荏县报告出现黄龙。于是有关部门上奏，认为魏朝承接地统，应当以建丑之月（十二月）作为正月。三月确定律历，改年号为孟夏。四月服饰崇尚黄色，祭祀用的牺牲用白色，军事行动乘坐黑首白马，树立大红色的旗帜。朝廷集会时树立大白旗。春夏秋冬的孟、仲、季月，虽然与正岁不同，但至于郊祀、迎气、礿祀、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颁布宣示时令、中气早晚、恭敬地授予民事，都以正岁的斗建作为律历次序的标准。
《齐王本纪》记载：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日，即皇帝位。十二月，下诏说：“烈祖明皇帝在正月去世，臣子永远怀念忌日的悲哀。现在恢复使用夏正，虽然违背了先帝通三统的道义，这也是礼制所由变改的原因。况且夏正在历数上符合天正，因此以建寅之月（正月）作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之月（十二月）作为后十二月。”
以上为魏朝改正朔的记载。
《唐书·武后本纪》记载：天授元年正月庚辰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载初，以十一月作为正月，十二月作为腊月，来年的正月作为一月。久视元年十月甲寅日，恢复唐朝的正月，大赦天下。
《旧唐书·武后本纪》记载：“圣历三年五月癸丑日，改年号为久视。冬季十月甲寅日，恢复唐朝的正朔，改一月为正月，仍然作为岁首。正月依旧作为十一月，大赦天下。”
《唐书·肃宗本纪》记载：上元二年九月壬寅日，以十一月作为岁首，月份以斗所建之辰命名。
宝应元年，建巳月乙丑日，恢复以正月作为岁首，建巳月作为四月。
以上为唐朝改正朔的记载。
五礼通考卷一百九十八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一百九十九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嘉礼七十二
观象授时
秦蕙田按：王者奉行天道，没有比恭敬地授予人民时令更重要的了。尧校正四仲，舜齐整七政，周朝使用五纪，其道是一致的。依据寒暑的发动与收敛，节气的早晚，来验证草木禽兽的变化，辨别劳作、讹误、成功、改变的时间。古代圣人所以彰显天工而兴盛各项功绩，这件事特别重要。现在采录《尧典》《诗经·七月》《夏小正》《月令》等篇章，保存累代的旧章，完备因时制宜的善制。自东汉以下，有诵读时令的仪式，杜佑《通典》将其列入嘉礼，这里也附见于后。
《尚书·尧典》：恭敬地授予人民时令【传：恭敬地记录天时以授予人民】
蔡沈说：“人时指耕种收获的时节，凡是民事早晚所关联的。”
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传：岁起于东方，开始耕种，称为东作，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冬寒无事，都入室居住，春事既起，丁壮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壮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传：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因谓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壮以助农也，夏时鸟兽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传：秋西方万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夷平也，老壮在田与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传：易谓岁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顺天常，隩室也，民改岁入此室处以辟风寒，鸟兽皆生耎毳细毛以自温焉】
朱熹说：“平秩东作之类，只是如今谷雨、芒种之节，之类。”
又说：析因夷隩，乃是验证于人，以审察气之寒温。与下句“验证于物，以审察时物之变迁”，语意相似。如果说此句为定农事之早晚，则下句为欲定何事呢？大抵任命此四官，都是考天时，以作律之事。律正，则可以授民时，治百官，而农桑田役之务，饮食居处之宜，无不得其序。不必于此遽指一事而言也。
【林之奇说：鸟兽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盖万物之防，感天地至和之气，而动作应时，故作律者观此以候天特之早晚。如《礼记·月令》云：鱼上冰，獭祭鱼，仓庚鸣，鸿雁来之类，是《尧典》之遗法也】
【蔡沈说：东作，春月，岁功方兴，所当作起之事也。盖以律之节气，早晚均次其先后之宜，以授有司也。讹化也，谓夏月时物长盛，所当变化之事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时，所当成就之事也。朔易，冬月岁事已毕，除旧更新，所当改易之事也】
《尚书大传》：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