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首第一

译唉，我没能赶上那个时代，在其中行揖让进退之礼。唉，多么兴盛啊！」

译程子说：“具备麟趾、关雎那样的意旨，然后才能推行周官的法度。”有人问：“《周礼》有错误遗漏吗？”程子说：“很多。周公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也在其中。必须让懂得的人观看，可以判断是非。”《礼记》中有圣人的格言，也有俗儒乖谬的学说。乖谬的学说本来不能混淆格言，只是因为学者不能辨别，就像珠玉混杂在泥沙中一样。圣人的文章自然与学习写文章的人不同，譬如自然造化生物，剪裁绘画虽然似乎相似，终究不如自然造化所生成的，自有一种生机。《礼记》中的《儒行》《经解》极有害于义理。又说：“《儒行》这一篇，如同后世游说之士所写的夸大话，看孔子平日的言语，有像这样的吗？”《礼记》中除了《中庸》《大学》《乐记》最接近道，学者深思自得；《表记》也接近道，其言论端正。张载说：“《周礼》是恰当的书，然而其中必定有末世增添的内容，如盟誓诅咒之类，必定不是周公的本意。大概盟誓诅咒兴起于王法不行，人无处伸冤，所以求助于神明，这就是所说的国家将要灭亡，听信神明。”天官的职掌，必须胸怀宏大，才能看得懂。因为其规模极大，如果此心想要事事钻牛角尖，穷究凑合，此心如此之大，必定不能得到。《周礼》中只有太宰的职掌难懂，大概没有那样大的心胸，包罗记住，这边忘了那边，那混杂天下的事务，应当像捕捉龙蛇、搏斗虎豹那样，用心力去看，才可以。其他五官就容易看懂，只是一个职掌罢了。

周谞说：礼经残缺很久了。世上所传的，叫《周礼》，叫《仪礼》，叫《礼记》。其中只有《周礼》是太平盛世的成法，《仪礼》又次之，《礼记》是杂录先王的法度，而且多有汉代儒生附会防备的弊病。这是学者所应当精心选择的。

吕大临说：“冠礼、婚礼、射礼、乡饮酒礼、燕礼、聘礼，是天下通行的礼节。《仪礼》所记载的，称为礼，是礼的根本。《礼记》所记载的，称为义，是训释礼的根本意义罢了。”《周礼》直接想要使没有一样东西不得其所，所以它的书中没有一句话不是仁。

晁公武说：“西汉诸儒得到古文礼，共五十六篇。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成为《仪礼》。《服传》一卷，是子夏所作。”

杨时说：《周官》这本书，是先王治理天下的事务，不可不研究。朱熹说：《周礼》是周公遗留的典籍。胡安国父子认为王莽让刘歆撰写此书，恐怕不是这样。《周礼》是周朝兴盛时期圣贤制作的书籍。《周礼》一书，周公之所以立下许多条理规范，都是从广大的心中流出的。《周官》遍布精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熟练透辟的书籍。讲述制度的书，只有《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说是周公亲笔写成，固然不可以，但大纲却是周公的意思。天官的职掌，是总管五官的，如果其心不大，如何包得下许多事？况且冢宰内从王的饮食衣服，外到五官的杂事，从大到小，从本到末，千头万绪，如果不是扩大其心的人，安排应付，事情到了面前尚且安排不下，何况事先布置，思患预防，这需要多少精神，所以记住这边忘了那边。佛教只合将那心顿时放下无用处，才动步便疏脱，所以吾儒贵在穷理致知，便须事事物物都理清楚。胡宏以《周礼》为非周公致太平之书，说如天官冢宰却管什么宫闱之事，其意只是看见后世宰相请托宫闱、交结近习以为不可，殊不知这正是人君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岂可以后世的弊端而一并废弃圣人的良法美意呢？又如王后不当交通外朝的说法，他也是惩戒后世的弊端，要知道《仪礼》中也分明自载此理在。至于女祝掌管凡内祷祠祈禳之事，使后世有此官，那么巫蛊之事从哪里来呢？比闾族党的法度，正是周公建立太平的基本，但这就像棋盘相似，棋盘摆定后，棋子才有放置处。从前曾妄意此书大纲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下的百姓无不被其恩泽，又推广到鸟兽草木，没有一样不得其所罢了，不这样不足以称为裁成辅相参赞天地。《周礼》一书，好广大精密，周家的法度在这里。《仪礼》是礼的根本，而《礼记》是其枝叶。《仪礼》是经；《礼记》是传。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婚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然而《仪礼》记载其事，《礼记》阐明其理。读《礼记》不读《仪礼》，许多理都没有安顿处。《礼记》只是解释《仪礼》，如《丧服小记》便是解释《丧服传》，推之诸篇皆然。问《仪礼传》《记》是谁作？回答说：传是子夏作，记是子夏以后人作。汉代河间献王得到古礼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观之处，但当时君臣之间有所不懂，遂至没有传，所以先儒说圣经不亡于秦火而毁于汉儒，其说法也好。现在《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都不

译存于其中的，不过是一些小规模的朝聘、燕享之礼。自汉代以来，凡是天子的礼仪，都是将士人的礼仪加以增补而形成的。汉代河间献王所得到的《礼》有五十六篇，其中包含了天子与诸侯的礼仪，所以班固说这比推演士人的礼仪来制定天子诸侯的礼仪要好。班固撰写《汉书》时，这些礼仪尚存，不知是在哪个朝代哪一年丢失的，实在可惜。《仪礼》并非古人预先写成这样一本书，起初只是根据义理兴起，渐渐沿袭施行得很好，直到情感与文饰极其细密、极其周详完备的地方，圣人看到这种意旨很好，所以记录成书。只看古人君臣之间，如君主亲临臣子的丧礼，坐着抚拍胸口，要戴上丧带并跳跃哭踊，今天的事情到了生死关头，却漠不关心，不像路人一样，恩义在哪里呢？《仪礼》过去与六经、三《礼》并行，直到王安石才开始废除，其后虽然恢复了春秋祭礼，但《仪礼》终究被废弃。如今士人读《礼记》而不读《仪礼》，所以不能看清本末。世人说《礼记》是汉代儒生所作，不对。汉代儒生最纯正的没有谁比得上董仲舒，董仲舒的文章最纯正的没有谁比得上《天人三策》，哪里有过《礼记》中的语句呢？如《乐记》所说的“天高地低，万物分散殊异，而礼仪制度就施行了；水流不息，合同而化，而音乐就兴起了”，董仲舒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礼仪有常经有变通，常经是恒常不变的，变通是恒常的变通。前代儒者认为《曲礼》是变礼，大概“曲”有委曲的意思，所以认为是变礼，然而“毋不敬，安定辞，安民哉”这三句话，称之为变通可以吗？前代儒者认为《仪礼》是经礼，然而其中也自有变通，又不可一概而论。问孔子为什么向老聃问礼？回答说：起初怀疑有两个老聃，后来思考，老子曾担任柱下史，所以知道礼仪的节文，因此孔子向他请教。老聃虽然知道礼仪，然而他的意思是认为不必完全施行，施行反而多事，所以想要灭绝它。《礼运》所说的“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话也有这个意思。《汉书·艺文志》诸子杂记，自一百三十一篇以下，与经文本不相混杂，怀疑现在也多见于本篇后的记述以及二戴的《礼记》、《孔子家语》等书中，只是不可考证其来源罢了。陈君举在《周礼》中说周代的制度，三公位居冢宰，那么冢宰就是与君王坐着谈论大道的。现在考察其属官，小宰掌管外治，凡是与君王左右亲近熟悉的官员，都归他管辖；内宰掌管内治，凡是与王后左右亲近熟悉的官员，都归他管辖；而其他没有职业。凡是像这样的，作《格君心》四篇。第一篇说：“凡是烹饪、田猎、薪柴之事，医药之事，酒浆之事，帷帐次舍之事，非常卑贱冗杂，非常烦琐细碎。必须使用命士，都必须由冢宰任命。如果君王有巡狩田猎之事，那么大仆以下凡是仆驭的官员；有祭祀之事，那么大祝以下凡是巫祝的官员；有宴乐之事，那么大师以下凡是声乐的官员。他们使用命士，每官多达四十人，往往都由大夫统领，而隶属于卿。至于宿卫，如果不是宫中的群吏，就是宫伯的士、庶子，所谓手持矛戈、站立在台阶旁的，都是穿着冕服衣裳的人，不像后世只以兵士宿卫。”过去周公作《立政》，大概急切于任用贤人，而将虎贲、缀衣、趣马、携仆列在左右，在常伯三事之下。常伯三事都是大臣，名位尊贵，看待趣马、缀衣等非常不平等，而周公一概而论，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大臣进见有节度，敷陈奏对有常规，而朝夕与君王宴饮的，就是这些人，必须用士人担任，那么一定是公卿亲自选拔、亲自考核，如果不是命士，那么选拔考核不出自朝廷，其进用杂乱而群枉就会到来。因此分属六卿，而冢宰的治理特别详细。《尚书》说：“过去在文王武王时，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以早晚承奉辅佐君王，由此选拔。”当周公教导世子时，鲁公的儿子伯禽、卫康叔的儿子牟、齐太公的儿子伋，都侍奉成王。伯禽、牟、伋大概是宿卫的国子。后来能成为显赫的诸侯，而成王与他们相处，就互相观摩而向善，益处更多。后来诗人讽刺皇父说：“皇父是卿士，家伯是冢宰，仲允是膳夫，蹶是趣马，艳妻煽动方处。”以这几个人，都随从于女谒。由此看来，君王所与宴饮私处的，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太子看到德行，而成王成为贤君；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女谒盛行，而褒姒的祸乱就发生。自此后世子的贤与不贤，都系于此。周朝的兴亡，跟随于此，怎么可以不谨慎呢？第二篇说：厨房之事、酒浆之事、衣裘之事，只有君王和王后，有司不敢防备。既然不防备了，而必须由大臣统领，为什么呢？那些卑贱的有司，确实不应该以苛细推究校量至尊。只有大臣以道辅佐君主，独自能与君主可否相是非，因此统领他们。富有四海，而一人的奉养，即使没有节制，一年花费多少？况且与大臣一起自我防范检点，希望过错不中九式的法度。虽然有司不敢议论，而大臣尽规谏，所以资助启发开导，成就敬畏之心。第三篇说：曾读《关雎》，知道三代以上，后妃是天下极优的选拔。后妃母仪天下，常好像谦逊不足配至尊的意思。当时，夫人嫔若干人，世妇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职奉侍君王，所以共同宾客祭祀，蕃育子孙的官员完备了。后

译正感到哀怜，遥想那幽深偏僻的地方，还有被遗落的贤人，应当与君子相配，寻找却得不到，于是半夜睡不着，翻来覆去叹息，希望或许能得到他们。我应当拿出琴瑟钟鼓的供奉，与他们一同欢乐然后才感到满足。后妃的德行像这样，那么后宫的政事，一概听从后妃的处置，有什么不行的呢？于是从内小臣以下，凡是宦官；九嫔以下，凡是女官；下至于女奴，懂得祝祷的，懂得文书的，懂得裁缝的，必定归属大臣管理。那么人数的增减，职掌的设立与废除，俸禄的多寡，赏赐的疏密，都要禀承朝廷的命令然后才执行，并且让内宰得以考核她们的功绩而奖勤罚懒。如果违反有关部门的禁令，即使是天子也不能私自施恩，因此私下的请托不能通行，而内政得以修举。古人所说的端正家庭，大概就是这样，而不是琐碎拘谨的样子。命令出自后宫，却在侵扰混乱之后才去比较是非，在放纵松弛之余才去争夺给予与剥夺，这确实是末节了。汉代太尉杨秉纠察中常侍，而尚书诘问他三公统领外朝，怎么能越权奏报近臣？大概内政不听命于公卿已经很久了，难怪后世多有动乱啊！第四点说：周代的学政，不单独说王世子，而嫁女儿给诸侯，没有王姬的特殊礼法。大概天子的嫡子、庶子，命士与公卿大夫的儿子一同在学宫按年龄排序。王姬的车马服饰，虽然不依附于她的丈夫，但《肃雝》这首诗说：“齐侯的儿子，平王的孙子”，那就是遵循丈夫的次序。只有王和后自身修养非常谦卑，才能以谦下待人为家法。只有能谦下待人，然后才能长久拥有天下。自从秦人实行尊崇君主、贬低臣下的法令以来，没有疑惑的，后世怀疑《周礼》也就不足为奇了。

译马氏廷鸾说：“《仪礼》这部书，在奇异深奥的言辞中蕴含着精微的义理和玄妙的道理，在细微曲折的仪节中明确地辨别着等级次序。它不仅希望人们能好好地生活，而且希望人们能好好地对待死亡；不仅对冠礼、婚礼、朝聘、乡射等礼仪要求严格，尤其对丧礼和祭礼要求严格。后世的人只是认为它推演士的礼仪而通达于天子，因而把它当作残缺不全、无法考证的书。慢慢观察它，一个士的礼仪，天子的士与诸侯的士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以此类推向上，本来是有可以详细考知的内容的。”

熊氏朋来说：“《仪礼》是经文，《礼记》是传文。儒者常这样说，认为《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与《仪礼》中的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射礼、燕礼、聘礼相互作为经传。刘氏又补上了《士相见》、《公食大夫》两篇义，作为这两篇经文的传文。等到阅读《仪礼》，士冠礼从记载《冠义》以后，就是冠礼的传文了。士昏礼从记载士昏礼凡行事以后，就是昏礼的传文了。乡饮酒礼从记载乡朝服而谋宾介以后，就是乡饮酒礼的传文了。乡射礼从记载大夫与则公士为宾以后，就是乡射礼的传文了。燕礼从记载燕朝服于寝以后，就是燕礼的传文了。聘礼从记载久无事则聘焉以后，就是聘礼的传文了。公食大夫礼从记载不宿戒以后，就是公食大夫礼的传文了。觐礼从记载几俟于柬厢以后，就是觐礼的传文了。士虞礼从记载虞沐浴不栉以后，就是士虞礼的传文了。特牲馈食礼从记载特牲以后，就是特牲礼的传文了。士丧礼中士处通寝以后附在既夕礼的部分，就是士丧礼的传文了。既夕礼中启之昕以后，就是既夕礼的传文了。汉儒称既夕礼就是士丧礼的下篇，所以这两篇传文合为一篇。《丧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的传文，而记载公子为其母以后，又另外作为丧服的传文，其传文也有传文，这说明在子夏以前就有这些传文了。十七篇中只有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没有传文，有传文的有十三篇。然而冠礼的传文中有孔子说，其文字与《郊特牲》所记载的冠义完全相同，其余各篇只有既夕礼的解说略微见于《丧大记》的首章，丧服的传文与《大传》中的几处文字相似，其余的传文自然与小戴的冠昏等六义不同，为什么二戴不把礼经中所有的传文都作为传文呢？十三篇之后各有传文，必定是出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大概是孔子审定礼仪而门人记录它，所以子夏为丧服作传，并把这些记录也作了传文。《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愉等语，不知道是《乡党》用了《聘礼》的话，还是《聘礼》用了《乡党》的话？大体上礼经多出于七十二子之徒所记录的。查考朱子《乡党集注》引用晁氏说：定公九年孔子在鲁国任职，到十三年前往齐国，其间没有朝聘之事，怀疑使摈执圭两条，只是孔子曾经说礼仪如此，又引用苏氏说：‘孔氏遗书杂记曲礼，不一定是孔子的事情。’可以看出古《仪礼》之书，是圣门弟子因为记录了孔子的言语。”

湛氏若水说：“《仪礼》中有有经文而没有传文的，如《公食大夫》、《士相见》。有有传文而没有经文的，如《郊特牲》、《诸侯衅庙》、《迁庙》、《公符》、《投壶》。有经文中包含传文的，凡是《仪礼》中称为‘记’的就是这样。有传文中包含传文的，如《玉藻》中有深衣，《明堂》中有月令。”

童氏承叙说：“有人说高堂生所传授的只是士的礼仪，其余大多散佚。又说古礼对于今天没有什么用处，即使是韩愈也这样说。礼，就是理。先王用它来承接天道，来治理人情。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沿袭的是根本，增减的是末节。符合义理并且协调，那么先王所未有的，可以根据义理创立。所以后苍有推演而通达于天子的说法。然而现在看它，冠礼、婚礼、相见礼，是士的礼仪；乡饮酒礼、乡射礼，是大夫的礼仪；燕礼、射礼、觐礼、聘礼、公食大夫礼，是诸侯的礼仪；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是诸侯士的礼仪；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礼，是诸侯卿大夫的礼仪；丧服则通行于天下，难道只说是士的礼仪吗？礼没有根本就不能确立，没有文采就不能施行。即使是夏商之际也不能没有文采，到了周朝才完备。孔子说：‘虞夏的文采不能胜过质朴，商周的质朴不能胜过文采。’这是思考根本。然而文采的衰败已经很久了，它在今天应该没有什么用处。至于其根本固然没有泯灭，所以根据它的文采追溯它可以知道，根据它的根本拓展它可以实行，这不比连同它的文采一起亡失更好吗？”

王氏志长说：“六官治理教化、礼仪、政事、刑罚、军事，上下四方覆盖包容严密，如同天地四方的六合，缺一不可。大到六乡、六遂、六军，小到六牲，都是六官合起来才具备，如同六出的花，六瓣具备然后花才形成，缺一不可。一职修明可以扶正倾危，拨乱反正；六职修明则天下太和，万物顺遂。”又说：“《周官》万物各归其位，如同天地的化育。大到星辰垂示教化，河岳效法灵异；小到草木的一花一实，鸟兽的一羽一毛，无不相对成文，”

译并不是对每件事都刻意雕琢。」又说：「《周礼》中有必然不能恢复的制度，比如后妃、夫人与代表神主的尸进行献酒酬答，天子与诸侯国君在送迎时作揖谦让，就是如此。至于宫室与府库合为一体，国王与后世子的行动都有法式规范，寓兵于农，以贤能选拔人才，任用宦官、府史、胥徒等职，控制诸侯和四方蛮夷，后世舍弃这些就无法治理国家。」又说：「《周官》中有原本兼管而不另设官职的，有因官职相连不得不兼管的，有平时不设、遇事才设、事情完毕就撤销的，都是让官员发挥其所长，利用其余力，所以事务治理得好而功效不受妨碍，官职设立了而俸禄不浪费，这就是它的好处。」

译徐氏干学说：文中子极力称赞《周官》，认为王道极盛正是如此。大概他连做梦都想实行它。唐太宗读《周礼》，也感叹它真是圣人的著作。然而汉代刘歆辅佐王莽，颇加遵用以进行改革，结果失败；宋代王安石尤其推崇它，奉诏献上他所撰写的三经义疏并颁行。而自从王安石主持《周官》已采用新法，想要一一对应恢复古制，却又失败了。于是人们都替《周官》避讳，认为它不是正经。程伊川则认为有《关雎》《麟趾》那样的意旨，就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这是不易的言论。张横渠认为天官的职掌，必须心胸宏大才能读懂。如果不扩大心胸去体悟，却想在事理上穷究凑合，就知道这是困难的。朱晦庵说：《周礼》是周公建立太平盛世的著作，都是从广大心中流露出来的。又对孝宗说：《周礼》天官冢宰一篇，是周公辅佐成王垂示后世的大法，极为深切。想要知道三代君主正心诚意的实学，验证于此，大概尊信就是如此。然而汉武帝曾作十论七难，来排斥它，不设立学官。而何休诋毁它是战国阴谋，这是错误的。

宗元按：十论、七难，是林硕所作，不是汉武帝，此处有误。

万氏斯大说：“《仪礼》一书，与《礼记》互为表里。考究仪节文辞，则《仪礼》完备；谈论义理，则《礼记》精微。在圣人那里，是将我们心中的义理逐渐著述为仪节文辞；在后人那里，必须通达其仪节文辞，然后才能明白其义理。所以读《礼记》而不知道《仪礼》，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以上关于礼经作述的大旨

孔氏颖达说：“《周礼》见于经籍，名称不同的，有七处。查考《孝经说》说：‘经礼三百’，这是第一处；《礼器》说：‘经礼三百’，这是第二处；《中庸》说：‘礼仪三百’，这是第三处；《春秋说》说：‘礼经三百’，这是第四处；《礼说》说：‘有正经三百’，这是第五处；《周官》外题称为《周礼》，这是第六处；《汉书·艺文志》说：‘周官经六篇’，这是第七处。这七处都说三百，所以知道都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概数说三百罢了。至于《仪礼》的区别，也有七处，而有五个名称：一是《孝经说》、《春秋》及《中庸》都说‘威仪三千’；二是《礼器》说‘曲礼三千’；三是《礼记》说‘动仪三千’；四是称为《仪礼》；五是《艺文志》称《仪礼》为《礼古经》。凡这七处五个名称，都承接在三百之下，所以知道就是《仪礼》。之所以说三千，是因为履行《周官》五礼的区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多，所以有三千。不是说篇目有三千，只是事项的区别有三千条罢了。或许一篇一卷，就有数条事项。现在流传于世的，只有十七篇而已。”

吕氏大临说：“《礼器》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那么曲礼，就是威仪的意思，都是礼的细节。布帛有经线，一成就不可以改变，所以经礼象征它。经礼三百，大概像祭祀、朝聘、燕飨、冠婚、乡射、丧纪等礼，其节文不可改变的有三百。布帛有纬线，其纹路曲折有变化而不能固定，所以曲礼象征它。曲礼三千，大概大小、尊卑、亲疏、长幼并行兼举，屈伸损益不能固定的有三千。现在所谓的《仪礼》，是经礼，其篇末称记的，是记载礼的变通节次，就是曲礼。《礼记》所载，都是孔子门人所传授的书，杂取于遗编断简的，都是礼经的变通节次。”

叶氏梦得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是一，而曲礼是十。经礼是常道，犹言制度的总纲；曲礼是变通，犹言文辞的条目。所以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先王之时，都有书与法，藏在有司官掌管，士人学习它，有司守护它，称为执礼。《周官》太史掌管邦国的六典礼，居其一。其中说大祭祀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调事务。祭祀之日，执书以位次常。大防同朝觐，以书协调礼事。将币之日，执事以诏王。小史大祭祀，读礼法，或者读以喻众，或者执以行事。到了周朝衰微，而二者都亡失了，只有孔子独自知道，所以也称为执礼。现在《礼记》首载曲礼，这不是其书与法的正本，汉儒杂记其所闻而编纂罢了。所以说曲礼曰，以表之，如毋放饭，毋流歠。孟子也说，那么孟子还来得及见到其大略吗？所谓经礼，不再听闻。

朱子说：“《经礼》《威仪》《礼器》，作《经礼》《曲礼》，而《中庸》以经礼为礼仪。郑玄等都说：经礼就是《周礼》三百六十官，曲礼就是现在的《仪礼》。冠婚吉凶其中事仪三千，因为它有委曲威仪，所以有两个名称。只有臣瓉说：《周礼》三百，只是官名罢了。经礼指冠婚吉凶，大概以《仪礼》为经礼。而近世叶梦得说：经礼是制度的总纲，曲礼是文辞的条目。先王之世，二者大概都有藏书于有司，祭祀朝觐防同，则太史执之以莅事，小史读之以喻众，而卿大夫受之以教万民，

译保氏用来教导国子的，也就是这本书。我认为《礼》篇的三种名称中，“礼器”最为优胜，诸儒的说法中，郑玄的观点最为精当。因为《周礼》是制定治理、设立法规、设置官职、分配职责的书，对于天下没有不涵盖的，礼典固然在其中，但并非专门为礼而设。所以《汉书·艺文志》设立其经部的类目，只称为《周官》，而不称为《周礼》，自然不应该拿其中的官职名称来充当《礼》篇的名称。更何况其中有的一个官职兼管多种礼仪，有的几个官职共同处理一件事，也难以计算官职的数量来凑足《礼》篇的数量。至于《仪礼》，其中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燕礼、射礼、朝礼、聘礼，各自成为经礼的大类目，也不容许专门用“曲礼”来命名。只是“曲礼”这一篇如今未见，哪本书更接近呢？而三百、三千的数量，又将用什么来凑足呢？我又曾考证过，经礼确实是现在的《仪礼》，现存十七篇，而在其他书中可见的逸篇，还有《投壶》《奔丧》《迁庙》《衅庙》《中霤》等篇，那些不可见的，又有古经增多的三十九篇，以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还有河间献王所辑录的礼乐古事，多达五百余篇，倘若其中还有逸篇，大致用春官所颁布的五礼类目来概括，那么起初确实应当有三百多篇无疑。所谓的曲礼，都是礼仪中细微的条文和小节，如现在《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等篇所记载的，侍奉父母、侍奉长辈、起居饮食、容貌辞气的方法，制作器物、备办物品、宗庙宫室、衣冠车旗的等级，凡是用来施行于经礼之中的，其篇目的总数虽然不可知，但逐一分析，也应该不下三千多条。如果有人说专门把经礼当作常礼，把曲礼当作变礼，那么像冠礼中不用醴酒而用酒，杀牲而有折俎，如果是孤子行冠礼而母亲不在之类，都是礼的变通，却从未不在经礼篇中；而坐如尸、立如齐、不要撒饭、不要大口喝汤之类，虽然在曲礼之中，却不能称为变礼，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译王氏应麟说：《三礼义宗》说：《仪礼》十七篇，吉礼三篇，凶礼四篇，宾礼三篇，嘉礼七篇，军礼都已亡佚。《礼器》注称《曲礼》为今礼，即指《仪礼》而言；而《仪礼》疏说《仪礼》也名叫《曲礼》【晋代荀崧也这样说】。朱文公遵从《汉书》臣瓒的注解，认为《仪礼》就是经礼，而《曲礼》都是细微的文饰和小节，如同现在的《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所说的“威仪三千”那样。

敖氏继公说：“《记》中有这样的话：‘礼经三百，曲礼三千。’所说的经礼，就是《仪礼》十七篇这一类。它的数目多达三百，难道是将王朝与诸侯国的礼合在一起计算的吗？至于所说的曲礼，则是在经礼之外的，如《内则》、《少仪》所记载的那一类就是。”

郝氏敬说：仪不能作为经，就像经不能作为仪一样。经，是万世常行的准则；仪，是随时增减变通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是经。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这是仪。它们都用来节制和修饰这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三代沿袭不变，而仪的增减变化就可以知道了。

姜氏兆锡说：“三千这个数目，如果按篇数来寻求，恐怕数目不足以充数。有人认为是经礼是礼的大原则，曲礼是其中的小原则。曲礼与经礼并非截然分开的两项，曲礼就在经礼之中，分为两个名称，只是一纲一目的关系，如同《大学》所说的三纲领、八条目。但不能专门把变礼当作曲礼。况且如《仪礼》现存十七篇，是经礼，其中关于威仪的条件，却有许多就是曲礼。只有经礼是纲领，包容了这些内容，所以经礼每礼自为一篇，而曲礼也包含在其中。”

右经礼威仪之别

五礼通考卷首第一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首第二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礼经作述源流下

《汉书·艺文志》：《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设置博士。颜师古说：“就是现在的《周官礼》，亡失了冬官，用《考工记》来补充】。《周官》四篇。

河间献王：修习学问喜好古书，所得到的书都是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

《后汉书》贾逵作《周官解诂》。

《儒林传》中兴时期郑众作《周官》经，后来马融作《周官》注，传授给郑玄，郑玄作《周官》注。郑玄原本习小戴礼，后来用古经核对它，取其义理深长的，所以成为郑氏之学。

郑玄序说：“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儿子大司农仲师【名众】、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都作《周礼》解诂。”又说：“我私下观察这几位君子的文章，回顾省察竹帛上的浮辞，他们所变易的，明显如黑暗见到光明；他们所弥缝的，完全如符契相合后又分开。这可以说是雅正通达、广博揽纳的人了。”两位郑氏，是同宗的大儒，现在赞颂并辨析他们，希望能成就这家世所传授的学问。

马融《周官注》说：“秦法与《周官》相反，所以秦始皇特别憎恶，想要灭绝它，搜求焚烧它。”直到孝惠帝才废除挟书之律，开辟献书之路。既然从山岩屋壁中出土，进入秘府，五家之儒都没有见到。到孝成皇帝时，达才通人刘向、刘歆校理秘书，才开始排列次序，著录于目录，然而亡失了冬官一篇，用《考工记》来补足。当时众儒并出，共同排斥认为它不是真的，只有刘歆独自识得其年代，尚且防备事务在于广览博观，晚年才知道这是周公致太平的遗迹，遗迹全在这里。无奈遭遇天下仓促，兵革并起，弟子死丧，仅有门人河南缑氏杜子春还在。永平初年，年纪将近九十，能通晓其诵读。郑众、贾逵前往受业。郑众、贾逵洪雅博闻，又用经书记载互相证明来解释。贾逵的解释行于世，郑众的解释不行。我六十岁，任武都太守，郡小事务少，于是叙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都完成了。只念前业未毕的，只有《周官》。六十六岁，眼昏意倦，自力补之，称为《周官注》。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它的人大半。所以林孝存认为，武帝知道《周官》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所以作十论七难，来排弃它。何休也认为，是六国阴谋之书。只有郑玄遍览群经，知道《周礼》是周公致太平的遗迹，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所以《周礼》大行。后王之法，《易》说：“神而化之，存乎其人”，说的就是这个。秦蕙田案：元代儒者吴澄说，《周官》六篇缺冬官，汉《艺文志》序列于礼家，后人命名为《周礼》。文帝召老乐工，因此得到春官大司乐的篇章。景帝子河间献王好古学，从女子李氏那里购得《周官》五篇。武帝于是藏于秘府。哀帝命刘歆校理秘书，始著录于目录，用《考工记》补之。隋志说是河间献王所补，未详孰是。

《隋书·经籍志》：汉时有李氏得《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