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七
东观汉纪》杜林疏：臣闻营河洛以爲民，刻肌肤以爲刑，封疆画界以建诸侯，井田什一以供民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汉兴，因时宜，趋世务，省繁苛，取实事，不苟贪髙冗之论，是以去土中之京师，就关内之逺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髠钳之轻法，郡县不置世禄之家，农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礼简易从，民无智愚，思仰汉徳，乐承汉祀，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逺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恱谕。后稷近于周，民户知之，世据以兴，基由其祚本与汉异。郊祀髙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乎此。民奉种祀，且犹世主不失先俗，羣臣佥荐鲧，考绩不成九载，乃殛。宗庙至重，众心难达，不可卒改。《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明当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旧制，以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谓「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义。方军师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后汉书·祭祀志》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髙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靣北上。天地、髙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羣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防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醊既送神，燌爼实于坛南已地。
蕙田案：建武中兴，制郊兆于洛阳城南，其地得矣。乃内外坛壝门营从祀之神至一千五百一十四，何其溷也？然此犹曰西京故事也。而天地共席，帝后同牢，则王莽凟乱不经之举。当拨邪反正之初，倘稽考典章，洗除秽恶，后嗣知所遵循，讵不美欤？乃帝既不深考，而在廷诸臣亦无有引伸匡衡之议而救正之者，良由弃经信谶，因陋蹈讹，遂使陈陈沿袭，洎迄后代，竟以合祭为便。安逸豫之身，图锢蔽执持牢不可破，不特礼制就隳，而人主敬天之意荒矣。莽不足责，东京创制之君臣，能不任其咎耶？有天下者，当以经术爲重矣。
汉旧仪》祭天，紫坛幄帏。髙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帷帐，绀席。钩命决曰：「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者，无匹不行。」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觔。案记曰：「天地之牛，角茧栗，而此云五岁，本志用犊是也。」
郑兴传，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爲谶。”帝怒曰：“卿之不爲谶，非之耶？”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樊鯈传，永平元年拜长水校尉，与公卿定郊祀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
蔡邕传》初平二年六月地震，董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隂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乗金华青葢，爪画两轓，逺近以爲非宜。卓于是改乗皂葢车。
后汉书·献帝本纪》：建安元年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七月丁丑，车驾至洛阳，郊祀上帝，大赦天下。
礼仪志：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髙庙、世祖庙，谓之五供。凡斋天地七日。大防，惟天郊越绋而斋。正月天郊，夕牲，昼漏未尽十八刻，初纳；夜漏未尽八刻，初纳【干寳《周官注》曰：纳亨，纳牲，将告杀，谓向祭之晨也】进熟，献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兴，有司告事毕。
蔡邕《礼乐志》：「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中诸食举之乐。郊乐，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之上帝。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文献通考】马氏曰：「西都所谓郊祀、若雍、五畤、甘泉、泰一，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说，而非有古人报本之意。唯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亲郊颇多，而其清心无求者，则领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于洛阳，以髙祖配祀，始稍复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纪志》不载亲郊之歳月，《礼
译《东观汉纪》杜林疏：臣听说，经营河洛地区以造福百姓，施行肉刑以惩戒犯罪，划定疆界以分封诸侯，实行井田制并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以供给民用，这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做法。等到汉朝兴起，顺应时宜，致力于实际事务，废除繁琐苛刻的法令，采取务实的措施，不贪图高深冗杂的言论，因此舍弃了中原地区的京师，迁都至关内的偏远之地；废除了肉刑的重律，采用了髡刑和钳刑的轻法；郡县中不设置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农民缴纳三十分之一的赋税；政令谦卑易于施行，礼制简略易于遵循。百姓无论聪明愚笨，都仰慕汉朝的恩德，乐于继承汉朝的祭祀。汉朝基业特别兴起，并不沿袭尧的旧例。尧距离汉朝久远，百姓不了解也不相信，即使提着耳朵告诫，最终也不会心悦诚服。后稷距离周朝较近，家家户户都知道，周朝凭借此而兴盛，基业由此奠定，其根本与汉朝不同。在郊祀中配享高帝，确实是顺应百姓的愿望，获得了万国的欢心，天下的福报应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百姓奉行宗庙祭祀，况且历代君主都不违背先人的习俗。群臣一致推荐鲧，考察政绩九年不成，才将他处死。宗庙之事极其重要，众人的心意难以通达，不能突然改变。《诗经》说：“不犯错误不遗忘，一切都遵循旧章。”明确应当尊崇使用祖宗的旧制文章。应当依照旧制，以解除天下的疑惑，符合《易经》所说的“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道理。如今军队在外，祭祀可以暂且依照元年郊祭的旧例。
《后汉书·祭祀志》：陇蜀平定后，于是增广郊祀，高帝配享，位于中坛之上，面朝西，以北为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一头牛犊，青帝、赤帝共用一头牛犊，白帝、黑帝共用一头牛犊，总共用六头牛犊。日月、北斗共用一头牛，四方营位及群神共用四头牛，总共用五头牛。凡是演奏音乐，包括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以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每门用十八张席子；外营四门，每门用三十六张席子，总共用二百一十六张席子，都是莞草和竹席，平均每三张席子供奉一位神灵。日月、北斗没有台阶，郭祭既已送神，燔柴的祭肉放置在坛南已地。
惠田案：建武年间中兴，在洛阳城南制定郊祀的坛兆，地点选得很好。然而内外坛壝门及从祀的神灵多达一千五百一十四位，为何如此混杂呢？但这还可以说是沿袭西汉的旧例。而天地共用席子，帝后同牢，则是王莽亵渎混乱、不合常理的做法。在拨乱反正之初，如果考察典章制度，洗除秽恶，后代君主知道遵循什么，难道不美好吗？然而皇帝既不深入考察，而在朝诸臣也没有人引申匡衡的议论来救正，实在是因为抛弃经典而相信谶纬，因循陋习而蹈袭错误，于是使得陈陈相因，直到后代，竟然以合祭为便利。为了安逸自身，图谋禁锢遮蔽，使其牢不可破，不仅礼制毁坏，而且君主敬天的心意也荒废了。王莽不值得责备，东汉开创制度的君臣，能不承担罪责吗？拥有天下的人，应当以经术为重啊。
《汉旧仪》：祭天，紫色坛上设有帷帐。高皇帝配享天，坐在堂下，面朝西。青色帷帐，青色席子。《钩命决》说：“从外面来的，没有主人不停止；从里面出的，没有配偶不行动。”祭天饲养的牛，五年长到三千斤。按《礼记》说：“天地祭祀用的牛，角像茧栗一样小，而这里说五年，本志说用牛犊是正确的。”
《郑兴传》：皇帝曾经问郑兴关于郊祀的事说：“我想用谶纬来决断，怎么样？”郑兴回答说：“臣不研究谶纬。”皇帝生气地说：“你不研究谶纬，是反对它吗？”郑兴惶恐地说：“臣在书上没有学过，而不是反对它。”皇帝的怒气才消解。
《樊鯈传》：永平元年拜为长水校尉，与公卿确定郊祀礼仪，用谶纬来纠正五经的不同说法。
《蔡邕传》：初平二年六月发生地震，董卓拿此事问蔡邕，蔡邕回答说：“地震，是阴气盛极侵犯阳气，臣下超越制度的结果。”今年春天郊祀上天，您奉引车驾乘坐金华青盖车，车轮两侧有爪画装饰，远近都认为不合适。董卓于是改乘皂盖车。
《后汉书·献帝本纪》：建安元年正月癸酉日，在安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七月丁丑日，车驾到达洛阳，郊祀上帝，大赦天下。
《礼仪志》：正月上丁日，在南郊祭祀，礼毕，接着在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祭祀，称为五供。凡是斋戒天地七天。大致情况是，只有天郊祭祀越绋而斋戒。正月天郊祭祀，傍晚宰杀牺牲，白天漏未尽十八刻时，初次纳牲；夜间漏未尽八刻时，初次纳牲【干宝《周官注》说：纳亨，即纳牲，将要报告杀牲，指祭祀的早晨】进献熟食，献给太祝，送神返回，都到燎位。宰祝举火，焚烧柴薪，火燃起来，天子再拜，起身，有司报告事情完毕。
蔡邕《礼乐志》：“汉朝音乐有四种，一是大予乐，掌管郊庙、上陵、殿中各种食举之乐。郊乐，是《易经》所说的先王用来制作音乐以崇尚德行，殷勤进献给上帝。《周官》‘如果音乐演奏六变，那么天神都降临，可以加以礼敬了’【《文献通考》】马氏说：‘西汉所说的郊祀，如雍、五畤、甘泉、泰一，都出自方士祈福的说法，而没有古人报答本源的意思。只有武帝、宣帝为了求仙，成帝为了求嗣，所以三位君主亲自郊祀很多，而那些清心寡欲无所求的，则交给祠官，修习旧例罢了。世祖在洛阳设置郊丘，以高祖配享，开始稍微恢复古人祭天的制度。只是范晔《后汉书》的《纪》《志》没有记载亲自郊祀的年月，《礼
仪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髙庙、世祖庙，谓之五供。』岂每岁行之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尝以岁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祀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则使有司祭天神于南郊，以髙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祗于北郊，以髙后配。然则天地之祭，每歳亲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岂歳以爲常，故不复纪述乎】
译《仪志》说：“正月第一个丁日，在南郊祭祀，礼成之后，依次在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祭祀，这称为五供。”难道每年都是这样进行的吗？《祭祀志》说“建武二年，制定郊祀制度，沿袭元始年间的旧例”。考察元始年间的制度，曾经在每年孟春正月第一个辛日或丁日，亲自到南郊祭祀上天，以大地配享；冬至时则派遣有关部门官员在南郊祭祀天神，以高帝配享；夏至时派遣有关部门官员在北郊祭祀地祇，以高后配享。既然如此，那么对天地的祭祀，每年亲自祭祀的只有一次，命令有关部门官员祭祀的有两次。难道因为每年如此成为常例，所以不再记载叙述吗？
蕙田案：东汉依元始故事，岁凡三祭，合祀天地者一，分祀天地者各一。王莽所谓有合有别也。当时虽行合祭，而分祭之礼固未尝废。后之主合祭者，乃悍然以爲不必分祭，是宗王莽而又失之矣。
右后汉郊礼
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右蜀汉郊礼
魏志·文帝本纪》黄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宋书·礼志》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祗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魏志《明帝本纪》：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爲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髙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有虞帝舜配。
文献通考》马氏曰：此以郊与圜丘爲二处，用郑▯之说。其时康成所注二礼方行，王子雍虽著论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说。然魏晋而后，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徳，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谓配天者，以爲周祀天于圜丘以喾配，谓之禘祀；五帝于郊以稷配，谓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于明堂以文王配，谓之祖祀；五神于明堂以武王配，谓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后可以举事。是以魏文帝之时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时复逺取舜以配圜丘，然后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葢拘于康成支离之说，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后，又复上取之遥遥华胄以足之，然后可以行礼耳。
蕙田案：郑氏所立天之名号非一，然并无「皇皇帝天」「皇皇后地」之号。魏氏用郑▯之说，爲二天二地，而所立名字又不经，若此异哉？
魏志·蒋济传》初，侍中髙堂隆论郊祀事，以魏爲舜后，推舜配天。济以爲舜本姓嬀，其后曰田，非曹之先，以追诘隆。
注：济立郊议，称曹腾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故陈思王作武帝诔曰：“于穆武王，胄稷允周。魏非舜后，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谬妄。又难郑▯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徳，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济曰：“夫虬龙神于獭，獭自祭其先，不祭虬龙也。麒麟、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虎也。如▯之说，有虞以上，豺獭之不若耶？”蕙田案：“邾出陆终，是爲曹姓。曹叔振铎，则爲姬姓。碑文、家传自相背谬。况腾本常侍，嵩爲养子。《曹瞒传》言夏侯氏子，虽无明证，要之本非曹姓，又何足辨乎？”
通典》髙堂隆表云：「案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鱼豢议：「昔后稷以功配天，汉出自尧，不以尧配天，明不绍也。且舜已越数代，武皇肇创洪业，宜以配天。」
蕙田案：《通典》言髙堂隆表与《蒋济传》不合，不知何据？岂“武帝”二字本作“虞舜”，而刻本误欤？鱼豢议亦不见正史，豢作《魏略》，恐是着撰私议，非当官议礼之词也。
宋书·礼志》自正始以后，终魏代不复郊祀。」
右魏郊礼
宋书·礼志》：「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
三国志·吴主传》注《江表传》曰：羣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征，逺国慕义，天意人事，前后备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
译蕙田按：东汉依照元始年间的旧例，每年举行三次祭祀，其中合祀天地的有一次，分别祭祀天地的各有一次。这就是王莽所说的有合祭也有分祭。当时虽然实行了合祭，但分祭的礼仪原本并没有废除。后来主张合祭的人，却悍然认为不必再举行分祭，这是效法王莽却又失之偏颇了。
以上为东汉郊祀礼仪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章武二年十月，刘备下诏命丞相诸葛亮在成都营造南北郊坛。
以上为蜀汉郊祀礼仪
《三国志·魏书·文帝本纪》记载：黄初二年春正月，在明堂郊祀天地。《宋书·礼志》记载：黄初二年正月，在明堂郊祀天地。当时魏国定都洛阳，而神祇的兆域、明堂和灵台，都沿袭了汉朝的旧制。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日，郊祀武皇帝，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皇帝，以配享上帝。此时，两汉郊祀的制度尚且完备，魏朝对其增减损益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三国志·魏书·明帝本纪》记载：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日，在洛阳南委粟山营造圜丘。十二月壬子日冬至，开始祭祀。下诏说：“从前汉朝初年，承接秦朝焚书灭学之后，搜集残缺的典籍，以完备郊祀之礼。自从甘泉、后土、雍宫、五畤以来，神祇的兆位大多没有经典记载，并且因为兴废无常，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四百多年间，废除了禘礼。古代所更迭设立的制度，于是就有了缺失。曹氏世代相传，出自虞舜，如今祭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称圜丘所祭为皇皇帝天，方丘所祭为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天郊所祭为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享。地郊所祭为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享。在明堂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以配享上帝。”十二月壬子日冬至，开始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虞帝舜配享。
《文献通考》马氏说：这是将郊祀与圜丘视为两处，采用了郑玄的说法。当时郑康成所注的《周礼》《仪礼》正在流行，王子雍虽然著论攻击他，但人们并未尊崇他的学说。然而魏晋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多起自平民，他们的祖辈没有可以配享上天的功德，不像虞、夏、商、周四代那样。而郑康成所说的配享上天，认为周朝在圜丘祭祀天以喾配享，称为禘祀；在郊外祭祀五帝以稷配享，称为郊祀；又在明堂祭祀五帝及五人帝以文王配享，称为祖祀；在明堂祭祀五神以武王配享，称为宗祀。这三项祭祀，必定都要有祖先可以配享，然后才能举行。所以魏文帝时有郊祀而没有祖先配享，直到明帝时又远取舜来配享圜丘，然后才以武帝配享郊祀，以文帝配享明堂。大概是拘泥于郑康成支离破碎的说法，所以配享上天的祭祀一定要等到世代久远之后，又再向上追溯遥远的显赫祖先来凑数，然后才能行礼罢了。
蕙田按：郑氏所设立的天之名称不止一个，但并没有“皇皇帝天”“皇皇后地”这样的称号。魏朝采用郑玄的说法，设立二天二地，而所立的名称又不合经典，像这样怪异吗？
《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记载：起初，侍中高堂隆讨论郊祀之事，认为魏朝是舜的后代，推举舜配享上天。蒋济认为舜本姓妫，其后代姓田，并非曹氏祖先，以此追问高堂隆。
注：蒋济设立郊祀议论，称曹腾碑文说：“曹氏族出自邾。”魏武帝作《家传》，自称“曹叔振铎之后”。所以陈思王作《武帝诔》说：“伟大的武王，是稷的后代，确实属于周族。魏朝并非舜的后代，却强行祭祀非本族的祖先，降黜太祖，不配享正天。”这些都是荒谬虚妄的。又驳斥郑玄注《祭法》说：“虞舜以上崇尚德行，从夏朝以下逐渐使用姓氏。”蒋济说：“虬龙比獭神异，獭只祭祀自己的祖先，不祭祀虬龙。麒麟、白虎比豺仁厚，豺只祭祀自己的祖先，不祭祀麒麟、白虎。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虞舜以上的人，难道还不如豺獭吗？”蕙田按：“邾出自陆终，是曹姓。曹叔振铎，则是姬姓。碑文、家传自相矛盾。况且曹腾本是常侍，曹嵩是养子。《曹瞒传》说他是夏侯氏之子，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根本就不是曹姓，又有什么值得辩驳的呢？”
《通典》高堂隆上表说：“查考古典，可以让武帝配享上天。”鱼豢议论说：“从前后稷因功德配享上天，汉朝出自尧，却不以尧配享上天，明显是不继承的意思。况且舜已经隔了好几代，武皇帝开创宏大基业，适宜配享上天。”
蕙田按：《通典》所说高堂隆上表与《蒋济传》不合，不知依据什么？难道“武帝”二字原本作“虞舜”，而刻本有误吗？鱼豢的议论也不见于正史，鱼豢作《魏略》，恐怕是著书时的私议，并非当官议礼的正式言辞。
《宋书·礼志》记载：“自正始以后，直到魏朝结束，不再举行郊祀。”
以上为魏朝郊祀礼仪
《宋书·礼志》记载：“孙权起初定都武昌，后来迁都建业，没有设立郊坛。到了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祀南郊。其地就是现在秣陵县南十余里的郊中。”
《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说：群臣因为孙权没有举行郊祀，上奏议论说：“近来吉祥的征兆屡次出现，远方的国家仰慕仁义，天意人事，前后都聚集齐备，应当修习郊祀以顺应天意。”孙权说：“郊祀应当在土地的中心，现在不是那个地方，在哪里施行这个礼仪呢？”再次上奏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王者以天下为
家。昔周文、武郊于酆、镐，非必土中。」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酆。」权曰：「文王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
译家。从前周文王、周武王在酆京、镐京举行郊祀，并非一定要在土地中央。”孙权说：“武王讨伐纣王，在镐京即位，所以在那里举行郊祀。文王尚未成为天子，却在酆京设立郊祀，这是哪部经典记载的？”又上奏说：“臣查阅《汉书·郊祀志》，看到匡衡奏请将甘泉、河东的郊祀迁至酆京。”孙权说：“文王生性谦让，处于诸侯的地位，显然没有举行郊祀。经传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匡衡是世俗儒者的主观臆说，并非典籍的正统义理，不能采用。”
【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之奏，追贬匡衡，谓之俗儒。凡在见者，莫不慨然，以为统尽物理，逹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说云：『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命便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棫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明文。匡衡岂俗而枉之哉？文王虽未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弃殷，乃眷西顾。泰伯三让，以有天下。文王为王，于义何疑？然则匡衡之奏，有所未尽。按世宗立甘泉、汾隂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据经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隂黄帝祭天地之处，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汉治长安，而甘泉在北，谓就干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于南宫，此既误矣。祭汾隂在水之脽，呼为泽中，而衡云东之少阳，失其本意。此自吴事，于传无非恨无辨正之辞，故矫之云】
蕙田案：志林之言过矣。后稷肇祀，何必郊坛之祀？薪之槱之，何关燔燎之薪？皆经无明文，而强爲牵合者也。且权果自比文王，则犹汉之方伯，何以告天？即位既云歴数在躬，则犹周之镐京，何以必择土中？其说本爲纰缪。但山阳未崩，而黄龙改号，权之僭妄，内懐不安，郊祀不举，犹可谓一隙之明。奈何反以相訾议乎？
宋书·礼志》何承天曰："案权建号，继天而郊，享有阙，固非也。末年虽一南郊，而遂无北郊之礼。环氏《吴纪》：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郊，坚配天也。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
右吴郊礼
晋书·武帝本纪》：泰始二年春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冬十一月，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
宋书·礼志》：晋武帝泰始二年诏定郊祀，羣臣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圜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冬至，帝亲祠圜丘于南郊。自后，圜丘、方泽不别立。
【文献通考》按：以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肃之说，武帝肃外孙也，故祀礼从其说】
蕙田案：王、郑说郊不同，断以王氏之说爲是。泰始所行，后世所可法也。
图书集成》案：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诸葛绪上言：『知士祭酒刘喜等议：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晋礼，天郊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宣兆议礼：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无配地，文魏以先后配，不合礼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断。今晋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晋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诏，郊天大事速议爲定。』」
晋书·乐志》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爲之词，祀天地五郊，夕牲歌：『天命有晋，穆穆明明，我其夙夜只事上灵，常于时假，迄用其成。于荐▯牡，进夕其牲，崇徳作乐，神祗是听。』」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宣文烝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乐殷荐灵祚景祥神祗降假享福无疆
飨天地五郊歌《天祚有晋，其命惟新，受终于魏，奄有黎民，燕及皇天，懐和百神，丕显遗烈之德之纯。享其▯牡，式用肇禋。神祗来格，福禄是臻。时迈其犹，昊天子之祐享有。晋兆庶戴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时。不显不承，于犹绎思。皇极斯建，庶绩咸熙。庶防夙夜，惟晋之祺。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抚宁四海，保有康年。于乎缉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礼纪。作民之极，莫匪资始，克昌厥后，永言保之
译《志林》说：“吴主纠正驳斥关于郊祀的奏议，追贬匡衡，称他为俗儒。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不感慨的，认为吴主穷尽事理，通达事宜。但考察典籍，却更加不通。毛氏的说法说：‘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所以国都设在邰，命令便事奉上天。所以《诗经》说：‘后稷开始祭祀，众人没有罪过悔恨，一直延续到今天。’意思是自后稷以来，都能祭天，就像鲁人郊祀一样。因此《棫朴》篇的创作，有堆积燎祭薪柴的内容。文王在酆地郊祭，经典中有明文。匡衡难道是庸俗而歪曲它吗？文王虽然还没成为天子，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讨伐崇国、平定黎国，祖伊奔去报告，上天已经抛弃殷商，于是眷顾西方。泰伯三次让位，从而拥有天下。文王称王，在道义上有什么可疑的？那么匡衡的奏议，有所未尽。考察世宗建立甘泉、汾阴的祠庙，都出自方士的话，不是依据经典。方士说甘泉、汾阴是黄帝祭天地的地方，所以孝武帝沿袭它，于是建立二畤。汉朝治理长安，而甘泉在北边，说是就乾位而匡衡说。武帝住在甘泉，在南宫祭祀，这已经错了。祭祀汾阴在水边的高地，称为泽中，而匡衡说是东方的少阳，失去了本意。这自是吴国的事，在传文中无非遗憾没有辨正的话，所以矫饰说。”
蕙田按：《志林》的话过分了。后稷开始祭祀，何必是郊坛的祭祀？堆积薪柴，何关燔燎的薪柴？经典中没有明文，而强行牵强附会。况且孙权如果真自比文王，那么就像汉朝的方伯，凭什么告天？即位既然说历数在身，那么就像周朝的镐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土中？他的说法本来就很荒谬。只是山阳公还没死，而黄龙改号，孙权僭越妄为，内心不安，不举行郊祀，还可以说有一点明智。怎么反而用来互相诋毁议论呢？
《宋书·礼志》何承天说：“考察孙权建立国号，继承天命而郊祭，享有缺失，本来就不对。末年虽然一次南郊，但从此没有北郊的礼仪。环氏《吴纪》：孙权想尊崇严父配天的道义，追尊父亲孙坚，尊号为吴始祖。按此说法，那么孙权末年所郊祭的，是孙坚配天。孙权死后，三位继任君主直到吴朝结束都不郊祭，那么孙权就没有配帝的礼仪了。”
以上关于吴朝郊礼
《晋书·武帝本纪》：泰始二年春二月丁丑，郊祭宣皇帝，以配天。冬十一月，合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的祭祀，合于二郊。
《宋书·礼志》：晋武帝泰始二年诏定郊祀，群臣议论：“五帝就是天，王气时代不同，所以名称不同。虽然名称有五个，其实是一个神。”明堂南郊，应该除去五帝的座位。听从了。二月丁丑，郊祭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关官员又议论上奏：“古代丘郊不区别，应该合并圜丘、方泽于南北郊，重新修立坛兆。”那二至的祭祀，合于二郊。皇帝又听从了。完全依照宣帝所用的，王肃的议论。当月冬至，皇帝亲自祭祀圜丘于南郊。从此，圜丘、方泽不再分别设立。
《文献通考》按：以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肃的说法，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所以祭祀礼仪听从他的说法。
蕙田按：王肃、郑玄关于郊祭的说法不同，断定以王肃的说法为是。泰始所实行的，后世可以效法。
《图书集成》按：晋《起居注》说：“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诸葛绪上言：‘知道士祭酒刘喜等议论：帝王各自尊崇祖先所自出。大晋礼仪，天郊应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宣兆议论礼仪：王者郊祭天，以他的祖先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中没有配地的，文魏以先后配，不合礼制。周朝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定论。现在晋朝郊祭天，应当以宣皇帝配，明堂应当以文皇帝配。’有关官员上奏：‘大晋初建，各种事务未定，暂且依照魏朝诏令，郊祭天是大事，迅速议论决定。’”
《晋书·乐志》泰始二年诏：“郊祭明堂礼乐，暂用魏朝仪制，遵循周朝开始称殷礼的道义，只是改乐章而已。让傅〇作词，祭祀天地五郊，夕牲歌：‘天命有晋，穆穆明明，我其夙夜只事上灵，常于时假，迄用其成。于荐〇牡，进夕其牲，崇徳作乐，神祗是听。’”
祭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宣文烝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乐殷荐灵祚景祥神祗降假享福无疆
飨天地五郊歌《天祚有晋，其命惟新，受终于魏，奄有黎民，燕及皇天，懐和百神，丕显遗烈之德之纯。享其〇牡，式用肇禋。神祗来格，福禄是臻。时迈其犹，昊天子之祐享有。晋兆庶戴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时。不显不承，于犹绎思。皇极斯建，庶绩咸熙。庶防夙夜，惟晋之祺。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抚宁四海，保有康年。于乎缉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礼纪。作民之极，莫匪资始，克昌厥后，永言保之
。》
天郊飨神歌《整泰坛礼皇神》精气感，百灵宾。蕴朱火燎，芳薪紫烟逰冠青云。神之体，靡象形，旷无方，幽以清。神之来，光景昭，听无闻，视无兆。神之至，举歆歆，灵爽协动余心。神之坐，同欢娱，泽云翔化，风舒嘉乐。奏文，中声八音谐，神是听。咸絜齐并，芬芳烹牷牲，享玉觞。神恱飨，歆禋祀祐大晋，降繁祉。作京邑广四海，保天年穷地纪。
译天郊飨神歌《整泰坛礼皇神》
精气感应，众神来集。
蕴藏朱火焚烧，芳香的柴薪升起紫色烟雾，缭绕于青云之上。
神的本体，没有固定的形象，广阔无边，幽深而清静。
神的降临，光影昭明，听不到声音，看不到迹象。
神的到来，举荐馨香，神灵感应，触动我的心怀。
神的安坐，共同欢乐，恩泽如云飞翔化育，和风舒展带来美好的乐音。
演奏雅乐，中正之声八音和谐，神灵聆听。
全都洁净齐备，芬芳地烹煮纯色牺牲，献上玉杯美酒。
神灵喜悦享用，歆享祭祀，保佑大晋，降下繁多的福祉。
建立京城，广及四海，保全天命，穷尽大地之纪。
宋书·礼志》：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十年十月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往者众议除明堂上帝，攷之礼文，正经不通。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宣帝以神武剏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坐【挚虞议见明堂门】挚虞传：「虞为光禄勲、太常卿，时懐帝亲郊，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礼仪弛废，虞考正旧典，法物灿然。」
宋书·礼志》：「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晋书·礼志》：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恒、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立南郊于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三月辛卯，帝亲郊祀，享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时尚未立北坛，地祗众神共在天郊。
明帝本纪》太宁三年秋七月诏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兴以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详处。」
礼志，成帝咸和八年正月，制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泰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从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亲奉。
顾和传》康帝即位，将祀南北郊，和议以爲车驾宜亲行，帝从之。
通典祝文称嗣天子臣某
晋书·王彪之传》：「时当南郊，简文帝爲抚军，执政访彪之，应有赦不？答曰：『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谓非宜。何者？黎庶不逹其意，将谓郊祀必赦，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遂从之。」
蕙田案：「彪之论郊不宜赦，诚为正当。」
礼志，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桓▯，走之。己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反。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郊天极尊，非天子不祀，无使皇舆不得亲奉。”从之。
宋书·礼志》：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诏议郊祀，祠部郎徐邈议：「圜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辨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爲安。」
晋书》礼志：“郊庙牲币璧玉之色，虽有成文。秦世多以骝驹，汉则但云犊，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牲。蕙田案：《晋书》载记中，于刘曜记其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于石勒记其南郊有白气自坛属天；于苻坚记其起明堂，缮南北郊，以其祖洪配天，伯健配上帝；于慕容超记其南郊将登坛，有兽如马状，类防色赤，集于圜丘之侧。须臾大风，天地荩昏，行宫羽仪皆振裂。于赫连勃勃记其刻石颂功德，有云‘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僭制纷然，并登简册。其尤甚者，列传末卷，桓▯簒位详録燎祭告天之文，张昌畔逆，亦存郊庙服色之制。盖史以纪事，虽逆节犹宜备书；若礼以行义，非正典不容滥及。今并从削黜，其明堂、宗庙、社稷仿此。”
右晋郊礼
宋书·武帝本纪》永初二年春正月辛酉，祠南郊，大赦天下。
少帝纪：永初三年五月癸亥，即皇帝位。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明年正月己亥，改元景平。辛巳，祀南郊。
礼志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书令亮等奏曰：「臣闻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宪章天人，自昔之所同。虽因革殊时，质文异世，所以本情笃教，其揆一也。伏惟髙祖武皇帝，允协灵祗，有命自天，宏日靖之勤，立蒸民之极。帝迁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元化遐通。陛下以圣哲嗣，徽
译《宋书·礼志》记载：太康三年正月，皇帝亲自到郊外祭祀，皇太子、皇弟、皇子全部侍奉祭祀，这不符合以前的典章制度。
十年十月，皇帝下诏说：“《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用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用来配享上帝。而《周礼》说：‘祭祀上天，遍祭上帝’，又说：‘祭祀大地，遍祭四方名山大川’。四方名山大川不是大地，那么明堂中的上帝就不能等同于上天。过去众人议论要废除明堂中的上帝，考察礼制文献，正统经典并不通晓这种说法。况且《诗经》序言说：‘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始于后稷’，所以推举后稷来配享上天。宣帝凭借神武开创基业，已经配享上天，如果再让先帝配享上天，在义理上也不妥当。应当恢复明堂以及南郊五帝的座次。”【挚虞的议论见明堂门】《挚虞传》记载：“挚虞担任光禄勋、太常卿时，当时怀帝亲自到郊外祭祀，自从元康年间以来皇帝不再亲自郊祀，礼仪松弛废弛，挚虞考证订正旧有的典章制度，法物仪制鲜明整齐。”
《宋书·礼志》记载：“愍帝在长安，还没来得及建立郊祀和宗庙就失败了。”
《晋书·礼志》记载：元帝渡江后，太兴二年，才开始商议建立郊祀的礼仪。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论说：“应当等到回迁都城洛阳后，才去修筑。”司徒荀组依据汉献帝在许都时就立即建立郊祀的先例，认为自然应当在这里修筑供奉。骠骑将军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恒、中书侍郎庾亮都赞同荀组的意见。事情于是施行，在巳地建立了南郊。其制度都由太常贺循所制定，大多依据汉朝及晋初的礼仪。三月辛卯日，皇帝亲自到郊外祭祀，配享的礼仪，完全依照武帝初次郊祀的旧例。当时还没有建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同在天郊祭祀。
《明帝本纪》记载：太宁三年秋七月，皇帝下诏说：“郊祀天地，是帝王的大事。自从中兴以来，只有南郊未曾祭祀，北郊以及四季五郊的礼仪都不再设立。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记载在祭祀典章中，应当依次祭祀的，全部废弃而没有举行。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旧例详细处理。”
《礼志》记载：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规定天郊祭祀时，五帝的辅佐神，以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泰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总共六十二位神祇从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日，在南郊祭祀，皇帝亲自奉行。
《顾和传》记载：康帝即位，将要祭祀南北郊，顾和议论认为车驾应当亲自前往，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通典》祝文称嗣天子臣某
《晋书·王彪之传》记载：“当时将要举行南郊祭祀，简文帝担任抚军将军，执政者询问王彪之，是否应当大赦？王彪之回答说：‘中兴以来，郊祀往往伴随大赦，我的意见常认为这不合适。为什么呢？百姓不理解其中的意思，将会认为郊祀必定大赦，凶恶愚昧之徒又会生出侥幸之心。’于是听从了他的意见。”
惠田按语：“王彪之议论郊祀不应当大赦，确实非常正当。”
《礼志》记载：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伐桓玄，桓玄败走。己卯日，在南郊祭告义功。这一年，皇帝蒙尘流亡江陵，没有返回。第二年，应当举行郊祀，朝廷议论认为应当依照《周礼》，由宗伯代理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自说：“郊祀上天极其尊贵，不是天子不能祭祀，不要让皇帝不能亲自奉行。”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宋书·礼志》记载：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下诏商议郊祀事宜，祠部郎徐邈议论说：“圜丘郊祀，经典中没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宣皇帝曾经辨析过这个义理，并检核圣人的典籍。到了中兴时期，更加深入探究，从而确定了南北二郊，这确实不是异端学说可以轻易更改的。我认为沿袭旧制最为稳妥。”
《晋书·礼志》记载：“郊庙祭祀所用的牺牲、币帛、璧玉的颜色，虽然有成文的记载。秦朝大多使用骝驹，汉朝只说用牛犊，没有辨别其颜色。东晋南北郊同样使用某种牺牲。”惠田按语：“《晋书》载记中，在刘曜的传记中记载冒顿配享上天，刘渊配享上帝；在石勒的传记中记载南郊时有白气从祭坛连接到天上；在苻坚的传记中记载他修建明堂，修缮南北郊，以其祖父苻洪配享上天，伯健配享上帝；在慕容超的传记中记载南郊将要登坛时，有兽像马的样子，类似獐子，颜色赤红，聚集在圜丘旁边。不一会儿大风刮起，天地昏暗，行宫的羽仪都被吹裂。在赫连勃勃的传记中记载他刻石颂扬功德，有‘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的话。僭越的礼制纷杂众多，都登上了史册。其中尤其严重的，在列传末卷，桓玄篡位详细记录了燎祭告天的祝文，张昌叛乱，也保留了郊庙服色的制度。大概史书用来记载事迹，即使是逆贼也应当完备记录；但如果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非正统的典籍不容许滥加涉及。现在都一并删削，其明堂、宗庙、社稷的记载也仿照此例。”
右晋郊礼
《宋书·武帝本纪》记载：永初二年春正月辛酉日，祭祀南郊，大赦天下。
《少帝纪》记载：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日，即皇帝位。秋九月丁未日，有关部门上奏：“武皇帝配享南郊，武敬皇后配享北郊。”第二年正月己亥日，改元景平。辛巳日，祭祀南郊。
《礼志》记载：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书令亮等人上奏说：“臣听说推崇德行、明确祭祀，是历代帝王的良法美典；效法天道人事，自古以来都是相同的。虽然因时变革有所不同，质朴与文饰因时代而异，但根本在于真情实感、敦厚教化，其准则是一致的。仰惟高祖武皇帝，顺应神灵，天命所归，宏大的日光安定天下，确立了百姓的根本。帝德迁善明德，光辉照耀四方，太和之气宣发覆盖，元气教化远播。陛下以圣哲之资继承大统，徽”
道孚万国，祭礼久废，思光鸿烈，享帝严亲，今实宜之。髙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祗之配，虽礼无明文，先代旧章，每所因循。魏晋故典，足为前式。谓武敬皇后宜配北郊，盖述懐以追孝，跻圣敬于无穷，对越两仪，允洽幽显者也。」明年孟春，有事于二郊，请详依旧典。诏可。文帝本纪：元嘉二年正月丙寅，车驾祠南郊，大赦。四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六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祠南郊。十二年正月辛未，车驾亲祠南郊。十四年正月辛卯，车驾亲祠南郊，大赦。
译道孚万国，祭礼久废，思光鸿烈，享帝严亲，今实宜之。髙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祗之配，虽礼无明文，先代旧章，每所因循。魏晋故典，足为前式。谓武敬皇后宜配北郊，盖述懐以追孝，跻圣敬于无穷，对越两仪，允洽幽显者也。」明年孟春，有事于二郊，请详依旧典。诏可。文帝本纪：元嘉二年正月丙寅，车驾祠南郊，大赦。四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六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祠南郊。十二年正月辛未，车驾亲祠南郊。十四年正月辛卯，车驾亲祠南郊，大赦。
乐志：「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歌。诏御史中丞顔延之造歌诗。」
天地郊夕牲歌，夤威宝命，严恭帝祖，表海内岱，系唐胄，楚灵鉴濬，文民属叡，武奄受敷锡，宅中拓宇，亘地称皇，罄天作主，月竁来宾，日际奉土，开元首正，礼交乐举，六典聨事，九官列序，有牷在涤，有洁在俎，以▯王衷，以答神祜。
天地郊迎送神歌。维圣飨帝，维孝飨亲。皇乎备矣！有事上春，礼行宗祀，敬达郊禋。金枝中树，广乐四陈。陟配在京，降徳在民。奔精照夜，髙燎炀晨。隂明浮烁，沈禜深沦。告成大报，受厘元神。月御按节，星驱扶轮。遥兴逺驾，燿耀振振。
天地飨神歌。营泰畤，定天衷，思心叡谋，筮从建表，蕝设郊宫，田烛置权火，通歴元旬，律首吉，饰紫坛，坎列室，中星兆六宗，秩干宇，宴地区，谧大孝，昭祭礼，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陈器，备礼容，形舞缀，被歌钟，望帝阍，耸神跸，灵之来，辰光溢洁粢，酌娱太一，明煇夜华晢，日祼既始，献又终，烟芗鬯报，清穹飨宋德，胙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文帝本纪：二十六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
孝武帝本纪，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朔，车驾亲祠南郊，改元，大赦。
礼志：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寻旧仪，庙祠至尊，亲奉以太尉亚献；南郊亲奉以太常亚献。又庙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则不灌，而郊初灌同之。于庙送神又灌，议仪不同于事，有疑辄下礼官详正。」太学博士王祀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以吉礼事鬼神祗，禋祀昊天，则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亚献。又《周礼》外宗云：『王后不与，则赞宗伯。』郑▯云：『后不与祭，宗伯摄其事。』又说云：『君执圭瓒祼尸，大宗伯执璋瓒亚献。』中代以来，后不庙祭，则应依礼大宗伯摄亚献也。而今以太尉亚献。郑注《礼》月令云：『三王有司马，无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弥久，宗庙崇敬，摄后事重，故以上公亚献。」又议：「履时之思，情深于霜露；室户之感，有懐于容声。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处。郑注《仪礼》有司云：『天子诸侯祭于祊，而绎，绎又祭也。』今庙祠阙送神之祼，将移祭于祊，绎明在于留神未得，而杀礼郊庙祭殊，故灌送有异。」太常丞朱膺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事神爲上职，总祭祀而昊天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袁崧《汉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掌赞天子，无掌献事。』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明此官必预郊祭。』古礼虽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亚献，汉仪所行。愚谓郊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掌赞天子事，不容兼又寻灌事。」《礼记》曰：「祭求诸隂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乐三阕然后迎牲，则殷人后灌也；周人先求诸隂，灌用鬯达于渊泉，既灌然后迎牲，则周人先灌也。此谓庙祭，非谓郊祠。案《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祼将之事。」郑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庙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渊儒注义炳然明审，谓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则宜无灌。诏可。
孝武帝本纪，孝建三年正月辛丑，车驾亲祀南郊。大明二年正月辛亥，车驾祠南郊。
礼志：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魏世值雨，髙堂隆谓应更用后辛；晋代顾和亦云更择吉日；徐禅云：「晋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礼官议正，并详若得迁日，应更告庙与不？博士王燮之议称：「遇雨迁郊，则先代成议。」礼传所记辛日有征。《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齐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择元辰，祈谷于上帝。」注曰：「元日，谓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载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谷
译《乐志》记载：“元嘉二十二年，南郊祭祀开始设立登歌。下诏御史中丞颜延之创作歌诗。”
天地郊夕牲歌：虔诚敬畏宝贵的天命，严肃恭敬地祭祀帝祖，彰显海内泰山的地位，承继唐尧的后裔，楚地神灵鉴察深远，文德教化民众归于圣明，武功广布恩赐，居于中原开拓疆域，横跨大地称帝，穷尽天意为主宰，月宫宾客到来，日边进奉土地，开创纪元端正时历，礼仪交接音乐奏响，六典联合办事，九官排列有序，洁净的牺牲在涤器中，洁净的肉食在俎上，以此表达君王的心意，以此报答神灵的福佑。
天地郊迎送神歌：圣王享祭天帝，孝子享祭祖先。皇恩完备啊！在初春举行大典，礼仪施行于宗庙祭祀，敬意通达于郊外祭天。金枝树立在中央，盛大的音乐陈列四方。升天配享在京师，降下恩德在百姓。奔涌的精气照耀夜空，高高的燎火燃烧清晨。阴明浮动闪烁，深沉的禜祭深埋地下。宣告大功完成的大报，接受神灵赐予的福泽。月神驾车按节而行，星神驱策扶着车轮。遥远的兴起与远行的车驾，光辉灿烂，威严整肃。
天地飨神歌：营造泰畤，安定天意，深思圣明的谋略，占卜顺从建立标志，在郊宫设置蕝石，田间点燃权火，通晓历法元旬，律吕首吉，装饰紫色祭坛，坎位排列室屋，中星兆示六宗，秩序干宇，宴飨地区，静谧大孝，昭明祭礼，供奉牺牲之日，亲自展现丰盛，具陈祭器，完备礼仪容貌，形体舞蹈连接，披挂歌钟，仰望帝门，耸立神驾，神灵到来，辰光溢满洁净的粢盛，酌酒娱乐太一，明亮的光辉夜晚华彩，日祼既已开始，献祭又已终结，烟香鬯酒回报，清穹享宋德，胙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文帝本纪》：二十六年正月辛巳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
《孝武帝本纪》：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日初一，皇帝亲自祭祀南郊，改元，大赦天下。
《礼志》：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日，有关部门上奏：“本月十五日南郊祭祀，遵循旧仪，宗庙祭祀至尊，亲自奉献以太尉亚献；南郊亲自奉献以太常亚献。又在宗庙祭祀开始时，用酒灌地，送神时不灌，而郊祭初灌与之相同。在宗庙送神时又灌，议论礼仪不同于事务，有疑惑就交给礼官详细纠正。”太学博士王祀之议论说：“查考《周礼》大宗伯以吉礼侍奉鬼神祗，禋祀昊天，就是现在的太常。以郊祭天，太常亚献。又《周礼》外宗说：‘王后不参与，就辅助宗伯。’郑玄说：‘皇后不参与祭祀，宗伯代理其事。’又说：‘君主执圭瓒祼尸，大宗伯执璋瓒亚献。’中代以来，皇后不宗庙祭祀，就应当依礼大宗伯代理亚献。而现在以太尉亚献。郑注《礼》月令说：‘三王有司马，无太尉。’太尉，是秦朝的官职。大概世代久远，宗庙崇敬，代理皇后事务重大，所以以上公亚献。”又议论说：“顺应时节的思念，情深于霜露；室户的感应，怀念容声。不知道神灵所在，求之不以一处。郑注《仪礼》有司说：‘天子诸侯祭于祊，而绎，绎又祭也。’现在宗庙祭祀缺少送神的祼，将移祭于祊，绎明在于留神未得，而杀礼郊庙祭殊，所以灌送有异。”太常丞朱膺之议论说：“查考《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事神为上职，总祭祀而昊天为首。现在太常就是宗伯。又袁崧《汉百官志》说：‘郊祀之事，太尉掌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掌赞天子，无掌献事。’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明此官必预郊祭。’古礼虽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亚献，汉仪所行。我认为郊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掌赞天子事，不容兼又寻灌事。”《礼记》说：“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乐三阕然后迎牲，则殷人后灌也；周人先求诸阴，灌用鬯达于渊泉，既灌然后迎牲，则周人先灌也。此谓庙祭，非谓郊祠。查考《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祼将之事。’郑注说：‘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庙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渊儒注义炳然明审，谓今之有灌相承为失，则宜无灌。诏可。
《孝武帝本纪》：孝建三年正月辛丑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大明二年正月辛亥日，皇帝祭祀南郊。
《礼志》：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日初一，有关部门上奏：“本月六日南郊皇帝亲自奉献到达，当时有时下雨。”魏世遇到雨，高堂隆说应该改用后辛；晋代顾和也说重新选择吉日；徐禅说：“晋武帝时代，有时用丙，有时用己，有时用庚。”让礼官议论纠正，并详细如果得以迁日，应该再告庙与不？博士王燮之议论称：“遇到雨迁郊，则先代成议。”礼传所记辛日有征。《郊特牲》说：“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注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齐戒自新也。”又《月令》说：“乃择元辰，祈谷于上帝。”注说：“元日，谓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载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说：“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谷
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则郊祭之礼，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晋代或丙，或己，或庚，并别有义。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禅，斯则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夘，始并圜丘、方泽二至之祀，合于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圜丘。是犹用圜丘之礼，非专祈谷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享，既行夏时，虽得迁郊，谓宜犹必用辛也。徐禅所据，或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庙，作▯于祢宫。」郑▯注曰：「受命，谓告之，退而卜也。」则告义在郊，非谓告日。今日虽有迁，而郊礼不异。愚谓不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议案：「先儒论郊，其议不一。」《周礼》有冬至日圜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谷于上帝。郑氏说：「圜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喾配，所谓禘也；祈谷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谓郊也。」二祭异时，其神不同。诸儒云：「圜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体言之，谓之圜丘。」名虽有二，其实一祭。晋武舍郑而从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无常辛。然则晋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禅议也。江左以来皆用正月，当以传云：三王之郊，各以夏正。晋不改正朔，行夏之时，因以首歳，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礼，过时不举，今在孟春郊，时未过，值雨迁日，于礼无违。既以告日而行事，不从禋祀重敬，谓宜更告。髙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为北郊可不以辛也。尚书何偃议，郑▯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礼》凡国大事，多用正歳。《左传》又启蛰而郊，则郑之此说诚有据矣。众家异议，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盖曲学之辨，于礼无取。固知《谷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谓肤浅也。然用辛之说，莫不必同。晋郊庚巳，参差未见前征。愚谓宜从晋迁郊，依礼用辛。右丞徐爰议，以爲郊礼用辛有碍迁日，礼官祠曹攷详已备。何偃据礼不应重告，愚情所同。寻告郊尅辰于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斋养牲在涤，无缘三月，谓毛血告牷之后，虽有事碍，便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参议。宜依经遇雨迁用后辛，不重告。若杀牲荐血之后值雨，则有司行事。诏可。
译梁说：“从正月到三月，都是举行郊祭的时节。”在十二月的下辛日占卜正月的上辛日，如果不吉，就在正月的下辛日占卜二月的上辛日，如果不吉，就在二月的下辛日占卜三月的上辛日。由此可知，郊祭的礼仪，没有不使用辛日的。晋代有时用丙日，有时用己日，有时用庚日，这都是另有含义。武帝在十二月的丙寅日于南郊接受禅让，这就不能使用辛日了。又泰始二年十一月的己夘日，开始将圜丘、方泽二至的祭祀，合并到南北二郊；三年十一月的庚寅日冬至，在圜丘祭祀天郊。这还是使用圜丘的礼仪，并非专门祈求五谷的祭祀，所以也不能使用辛日。现在的郊享，既然实行夏历，虽然可以迁移郊祭日期，我认为仍然必须使用辛日。徐禅所依据的观点，或许是不恰当的。又查《郊特牲》说：“在祖庙接受天命，在祢宫制作祭器。”郑玄注说：“接受天命，是指告知祖先，退下后占卜。”那么告知的含义在于郊祭，并非指告知日期。今天虽然迁移了日期，但郊祭的礼仪没有不同。我认为不应该再次告知。曹郎朱膺之的议案说：“前代儒者议论郊祭，观点不一。”《周礼》有冬至日在圜丘的祭祀，《月令》孟春有向天帝祈求五谷。郑玄说：“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帝喾配享，这就是所谓的禘；祈谷祭祀五方之帝，以后稷配享，这就是所谓的郊。”两种祭祀时间不同，所祭的神灵也不同。其他儒者说：“圜丘的祭祀以后稷配享，取其所在之处，称之为郊，从形体来说，称之为圜丘。”名称虽然有两个，实际上是一种祭祀。晋武帝舍弃郑玄而听从其他儒者，所以郊祭使用冬至日。既然使用冬至日，按理就没有固定的辛日。那么晋代中原不使用辛日郊祭，就像徐禅所议的那样。东晋以来都使用正月，应当是因为传文说：三王的郊祭，各自使用夏历正月。晋朝不改正朔，实行夏历，因此以岁首，不使用冬日，都使用上辛日，这是近代的成例。祭祀的礼仪，过时就不举行，现在在孟春郊祭，时间还未过，遇到下雨迁移日期，于礼没有违背。既然已经告知日期而举行事务，如果不从禋祀中体现重敬，我认为应该再次告知。高堂隆说：九日南郊，十日北郊，这就是北郊可以不使用辛日。尚书何偃议，郑玄注《礼记》，引用《易说》：三王的郊祭，一律使用夏历正月。《周礼》凡国家大事，多使用正岁。《左传》又说启蛰而郊，那么郑玄的这个说法确实有依据了。众家异议，有人说三王各自使用其正朔郊祭上天，这大概是偏颇学问的辩论，于礼没有可取之处。固然知道《谷梁传》三春皆可郊祭之月，真是所谓肤浅。然而使用辛日的说法，没有不是一致的。晋郊使用庚巳，参差未见前例。我认为应该跟随晋朝迁移郊祭，依照礼仪使用辛日。右丞徐爰议，认为郊祭使用辛日有碍于迁移日期，礼官祠曹考详已经完备。何偃依据礼仪不应该再次告知，我的想法与他相同。推究告知郊祭日期于今，应该改变告知事项而已。下一个辛日十日，显然斋戒养牲在涤，无缘三月，认为毛血告牷之后，虽然有事碍，便应该有司行事，不容许迁移郊祭参议。应该依照经典遇到下雨迁移使用后辛，不再次告知。如果杀牲荐血之后遇到下雨，则有司行事。诏令认可。
蕙田案：遇雨迁郊，于礼无征，因迁重告，尤为烦凟；不迁不告，自是正谊。郊以至日，理无常辛，语尤破的。又案：参观《纪志》所载，是年正月丙午朔，辛亥正六日也。盖是日实不值雨，故得亲奉成礼。徐爰议云：「遇雨迁用后辛，若杀牲荐血之后值雨，则有司行事。」明是悬拟之词，并非事实。《通志》撮此二语，直云「遂迁日有司行事」，以本日亲奉之祭指为迁日，而又不亲奉，误矣。
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逺古蔑闻。《礼记》燔柴于大坛，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禋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光武绍祚，定二郊，洛阳南北。晋代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已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脩逺谓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
孝武帝本纪：大明四年正月辛未，车驾祀南郊。六年正月辛卯，车驾亲祀南郊。
礼志，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诏曰：“朕载新宝命，仍离多难，戎车遄驾，经略务殷，禋告虽备，弗获亲祀。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谒上帝。有司奏检，未有先准。黄门侍郎徐爰议：‘虞称肆类，殷述昭告，盖以创世成功，德盛业逺，开统肇基，必享上帝。汉、魏以来，聿遵斯典。谨寻晋武郊以二月，晋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谓宜下史官，考择十一月嘉吉，车驾亲郊，奉谒昊天上帝，髙祖武皇帝配飨，其余祔食不关今祭。’诏可。
明帝本纪《泰始四年正月己未，车驾亲祠南郊，大赦。六年正月乙亥，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
礼志：世祖崩，前废帝即位，以郊旧地为吉祥，移还本处。后废帝纪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车驾亲祠南郊。明堂礼志：南郊，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朝，御太极殿幄坐，着绛纱襮，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众官悉坛东就位。太祝吏牵牲入，到榜禀。牺令跪白，请省牲，举手曰「腯」。太史令绕牲，举手曰「充」。太祝令牵牲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进馔，郎施馔，牲用茧栗二头，羣神用牛一头，醴用秬鬯，借用白茅、▯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苍玉，蒯席各二，不设茵蓐。古者席藁，晋江左用蒯。车驾出，百官应斋及从驾填街，先置者各随申摄。从事上水一刻，御服龙衮、平天冠，升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攒。太祝令跪执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兴，羣臣皆再拜伏。治礼曰「兴」。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诣罍盥。黄门侍郎洗爵，跪授皇帝，执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兴。次诣太祖配天神座前，执爵跪奠如皇天之礼，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进皇帝，再拜伏，饮福酒讫。博士、太常引帝从东阶下，还南阶。谒者引太常升坛亚献，谒者又引光禄升坛终献，讫各降阶还本位。太祝送神，跪执匏陶酒以灌地，兴直南行出坛门。治礼举手白，羣臣皆再拜伏。皇帝盘治礼曰「兴」。博士跪曰「祠事毕」，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当坛东阶，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醴、爵、酒、黍饭诸馔物，登柴坛施设之。治礼举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发。太祝令等各下坛，坛东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坛火，半柴倾。博士仰白事毕。皇帝出便坐，解严。天子有故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其亚献，犹终献，太常、光禄勲也。自魏以来，多使三公行事，乗舆罕出矣。魏及晋初，仪注虽不具存，所损益汉制，可
译蕙田按：遇到下雨就迁移到郊外，在礼制上没有依据；因为迁移而重新告祭，尤其显得烦琐亵渎；不迁移也不重新告祭，这才是正确的义理。郊祀定在冬至日，道理上并没有固定的辛日，这话尤其切中要害。又按：参照《纪志》所载，这一年正月丙午是初一，辛亥是第六天。大概这一天实际上没有下雨，所以能够亲自奉行成礼。徐爰的议论说：“遇到下雨就迁移到后面的辛日，如果在杀牲献血之后遇到下雨，就由有司代为行事。”这明显是凭空推测的话，并非事实。《通志》摘取这两句话，直接说“于是迁移日期由有司行事”，把当天亲自奉行的祭祀说成是迁移日期，而且又不亲自奉行，这是错误的。
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议论说：“郊祀的位置，远古没有听说。《礼记》说‘在大的祭坛上焚烧柴薪，是祭祀上天’。在南郊划定祭坛，是就着阳位。汉朝初年，甘泉、河东，禋祀和埋祭的位置容易改变，最终也迁移到长安的南北。光武帝继承帝位，确定南北两个郊祀，在洛阳的南北。晋代渡过长江，全部在北郊。等到讨论郊祀祭坛的位置，议论纷纷，不一致。又因为南面道路狭窄，没有讨论开辟，于是在东南已地创立了丘坛。皇宋承受天命，因而没有改变。况且在居民中间，不是所谓郊外的意思。现在圣明的图谋重新营造，旧的规章全部革新，南面的驿站开辟了道路，阳位的路途遥远，认为适宜迁移郊祀到正午方向，以确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都同意徐爰的议论，于是将郊祀祭坛迁移到秣陵牛头山，西边正对着宫中的正午方向。
《孝武帝本纪》：大明四年正月辛未，皇帝车驾祭祀南郊。六年正月辛卯，皇帝亲自祭祀南郊。
《礼志》：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下诏说：“我刚刚承受宝命，接连遭遇多难，战车迅速驾起，经略事务繁忙，虽然禋祀告祭的礼仪完备，但不能亲自祭祀。现在九州既已安康，各种祭祀都按次序进行，应当遵循前代的典章，到郊外拜谒上帝。有关部门奏请查检，没有先例标准。黄门侍郎徐爰议论说：‘虞代称为肆类，殷代叙述昭告，大概是因为开创基业成功，德行盛大事业深远，开创统绪奠定基业，必定要享祭上帝。汉、魏以来，都遵循这个典章。我仔细寻究，晋武帝在二月郊祀，晋元帝在三月禋祀，有非常的喜庆，必定有非常的典礼，不能拘泥于常规祭祀，限定在正月上辛。我认为适宜命令史官，考察选择十一月的吉日，皇帝车驾亲自到郊外，拜谒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享，其余附祭的不涉及今天的祭祀。’下诏同意。”
《明帝本纪》：泰始四年正月己未，皇帝车驾亲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六年正月乙亥，初次制定：每隔两年祭祀一次南郊，每隔一年祭祀一次明堂。
《礼志》：世祖去世，前废帝即位，因为郊祀旧地吉祥，迁移回原处。后废帝纪元徽三年正月辛巳，皇帝车驾亲自祭祀南郊。《明堂礼志》：南郊，皇帝散斋七天，致斋三天，掌管清洁的官员也这样。致斋的那天早晨，皇帝在太极殿帷帐中坐，穿着绛色纱袍，黑色介帻，通天金博山冠。在郊祀前一天傍晚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众官都在坛东就位。太祝吏牵着牺牲进入，到达榜禀。牺令跪下禀报，请求省视牺牲，举手说“肥壮”。太史令绕着牺牲，举手说“充实”。太祝令牵着牺牲到厨房，用两个陶豆酌取毛血，其中一个奠在皇天神座前，另一个奠在太祖神座前。郊祀那天黎明前八刻，太祝令进献食物，郎官布置食物，牺牲用茧栗二头，群神用牛一头，甜酒用秬鬯，借用白茅、〇酒一器，器具用匏陶，用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玉璧用苍玉，蒯席各二张，不设茵蓐。古代用草席，晋朝南朝用蒯席。皇帝车驾出来，百官应斋和随从车驾的填街，先前安置的各随申摄。从事上水一刻，皇帝穿着龙衮、平天冠，登上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攒。太祝令跪着拿着匏陶酒灌地。皇帝再拜，起身，群臣都再拜伏地。治礼说“起身”。博士、太常引导皇帝到南阶，脱鞋，登上祭坛，到罍盥。黄门侍郎洗爵，跪着授予皇帝，执樽郎授予爵，酌取秬鬯，授予皇帝，跪着奠在皇天神座前，再拜起身。接着到太祖配天神座前，拿着爵跪着奠如皇天的礼仪，南面北向一拜伏地。太祝令各酌取福酒，合放在一个爵中，跪着进给皇帝，再拜伏地，饮完福酒。博士、太常引导皇帝从东阶下，回到南阶。谒者引导太常登上祭坛亚献，谒者又引导光禄登上祭坛终献，完毕各自下阶回到原位。太祝送神，跪着拿着匏陶酒灌地，起身直向南走出坛门。治礼举手禀报，群臣都再拜伏地。皇帝盘治礼说“起身”。博士跪着说“祭祀完毕”，就燎。博士、太常引导皇帝到燎位，在坛东阶，皇帝南向站立。太祝令用案奉着玉璧、牺牲、甜酒、爵、酒、黍饭等各种食物，登上柴坛布置。治礼举手说“可以燎”，三人拿着火炬上火点燃。太祝令等各自下坛，坛东西各二十人拿着火炬投到坛火中，半柴倾倒。博士仰头禀报事情完毕。皇帝出来到便坐，解除警戒。天子有故则由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亚献，终献，是太常、光禄勋。自魏以来，多让三公行事，皇帝很少出来了。魏及晋初，仪注虽然不完全存在，所损益的汉制，可
蕙田案：此篇所云，盖东晋至宋初旧礼。至孝建中，则亚献改用太尉，而非太常矣。降神不以秬鬯灌矣。以其无年次可编，故《宋志》总载于后，非谓终宋代如此也。读者详之。
右宋郊礼
五礼通考卷七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八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八
圜丘祀天
齐书·礼志》：髙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祀，来年正月宜南郊。」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征》曰：『二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髙祖配天。』魏髙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爲前式。」
蕙田案：殷祭与郊，自是两事，何先后之可议？裴、孔得之，王俭则仍谶纬之习，词稍支矣。其郊配之议，则不可易。
俭议又云：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云：用辛日者，为人君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骍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曰：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歴，郊庙用牲，一依晋宋牺牲之色，率由旧章。蕙田案：郊日用辛，较之或丁或己，固有据矣，但不知其为祀天祈谷之日，而非古人冬至南郊之正也。齐并二郊为一祭，用辛日于建寅之月，所谓义在报天事，兼祈谷，两失之矣。
建元二年春，正月辛丑，车驾亲祀南郊。
乐志：「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庙雅乐歌辞，旧使学士博士撰搜简采用，请敕外凡肄学者，普令制立，参议太庙登歌，宜用司徒褚渊，余悉用黄门郎谢超宗辞。超宗所撰，多删顔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删纂雅乐，诏付外详，竟不行。」
羣臣出入，奏肃咸之乐。夤承宝命，严恭帝绪，奄受敷锡，升中拓宇，亘地称皇，罄天作主。月域来宾，日际奉土，开元首正，礼文乐举，六典聨事，九官列序【此下除四句皆顔辞】
牲出入，奏引牲之乐。皇乎敬矣，恭事上灵，昭教国祀，肃肃明明。有牲在涤，有洁在俎，以荐王衷，以答神祜【此上四句顔辞】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望夜，髙燎伫晨，荐豆呈毛血，奏嘉荐之乐。我恭我享，唯孟之春，以孝以敬，立我蒸民。青坛奄霭，翠幕端凝，嘉俎重荐，兼籍再升，设业设簴，展容玉庭，肇禋配祀，克对上灵【此一篇増损谢辞】
迎神奏昭夏之乐，惟圣飨帝，唯孝飨亲【此下除四句】礼行宗祀，敬达郊禋；金枝中树，广乐四陈【此下除】月御案节，星驱扶轮；遥兴逺驾，曜曜振振。告成大报，受厘元神。
皇帝入坛东门，奏永至之乐。紫坛望灵，翠幙伫神。率天奉贽，罄地来宾。神贶并介，泯祗合祉。恭昭鉴享，肃光孝祀。威蔼四灵，洞曜三光。皇德全备，大礼流昌。皇帝升坛，奏登歌辞。报唯事天，祭实尊灵。史正嘉兆，神宅崇祯。五畤昭鬯，六宗彛序。介丘望尘，皇轩肃举。
皇帝初献，奏文德宣烈之乐。营太畤，定天衷，思心绪谋，筮从【此下除二句】田烛置爟火，通大孝昭国礼，融【此一句改余皆顔辞，此下又除二十二句】
次奏武德宣烈之乐。功烛上宙，德耀中天。风移九域，礼
译秦蕙田按：本篇所记载的，大概是东晋至南朝宋初的旧礼。到了宋孝建年间，亚献就改用太尉，而不是太常了。降神也不再使用秬鬯来灌地了。因为这部分内容没有年份次序可以编排，所以《宋志》将其总括记载在后面，并不是说整个宋代都如此。读者请详加审察。
以上为宋郊礼
五礼通考卷七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八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八
圜丘祀天
《南齐书·礼志》记载：高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关官员上奏说：“郊祀和殷祭的礼仪，尚未详知郊祀应在哪一年举行，又该以哪位祖先配享郊祀？殷祭又应在何时举行？未举行郊祀之前，能否先举行殷祭？”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商议说：“今年七月适宜举行殷祭，来年正月适宜举行南郊祀。”殿中郎司马宪商议说：“南郊祀不设配享，飨祠之礼如旧。”右仆射王俭上奏说：“《礼记·王制》说：‘天子先举行祫祭后举行时祭，诸侯先举行时祭后举行祫祭。’《春秋》记载鲁僖公二年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举行禘祭。从此以后，五年举行两次殷祭。《礼纬·稽命征》说：‘两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经书和记中所论述的禘祫与时祭，其言辞已经非常详尽。起初并不以先殷祭后郊祀为嫌忌。至于郊祀配享这一重大事务，是由帝王开创基业的踪迹所决定的。杜林商议说：‘汉朝基业特别兴起，不沿袭尧的旧制，适宜以高祖配享上天。’魏国高堂隆商议以舜配享上天，蒋济说：‘汉朝时的奏议，认为尧已经禅让给舜，不能成为汉朝的祖先；舜也已经禅让给禹，不能成为魏国的祖先。现在适宜以武皇帝配享上天。’晋、宋两代沿袭前制，就成为了先例。”
秦蕙田按：殷祭与郊祀，本来就是两件事，有什么先后可以商议的呢？裴昭明、孔逷的意见是正确的，王俭则仍然沿袭谶纬的习气，言辞稍显迂曲。至于郊祀配享的商议，则是不可改变的。
王俭又上奏说：关于郊祀的日期和牺牲的颜色，异议纷纷。《郊特牲》说：郊祀使用辛日，是周代开始郊祀时的做法。卢植说：辛，意思是自我更新洁净。郑玄说：使用辛日，是因为君主应当斋戒自我更新洁净。汉魏以来，郊祀日期有的用丁日，有的用己日，但使用辛日常常居多，考察典籍依据，使用辛日是恰当的。《郊特牲》又说：郊祀的牺牲和币帛适宜使用正色。缪袭依据《祭法》说：天地祭祀使用赤色小牛，是周代所崇尚的。魏代以建丑月为正月，牺牲适宜崇尚白色。《白虎通》说：三代君王祭天，都使用夏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夏正符合天的数理。魏代使用不同的朔日，所以牺牲颜色不同。现在大齐受命，以建寅月为正月，郊庙祭祀使用的牺牲，一律依照晋宋牺牲的颜色，遵循旧章。秦蕙田按：郊祀日期使用辛日，比起使用丁日或己日，固然有依据，但不知道这是祀天祈谷的日期，而不是古人冬至南郊的正日。齐代将二郊合并为一祭，在建寅之月使用辛日，所谓义理在于报答天恩，兼及祈求谷物，两方面都失当了。
建元二年春，正月辛丑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
《乐志》记载：“建元二年，有关官员上奏郊庙雅乐歌辞，过去由学士博士撰写搜集简选采用，请求敕令外朝凡是研习学问的人，普遍让他们制定确立，参议太庙登歌，适宜使用司徒褚渊的词，其余全部使用黄门郎谢超宗的词。谢超宗所撰写的，大多删改颜延之、谢庄的词作为新曲，全部更改了乐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认为应当召集英才儒士删纂雅乐，诏令交付外朝详议，最终没有实行。”
群臣出入，演奏肃咸之乐。虔诚承受宝贵的天命，严肃恭敬地继承帝业，广泛接受并布施恩赐，升中于天开拓疆域，横跨大地称帝，穷尽上天作为主宰。月域之内的宾客前来朝见，日际之地的臣属奉献土地，开启元年开始正朔，礼仪文章音乐并举，六典联合办事，九官排列次序【这四句以下除了四句都是颜延之的词】
牺牲出入，演奏引牲之乐。皇天啊恭敬啊，恭敬地侍奉上天神灵，昭明教导国家祭祀，严肃而光明。有牺牲在涤器中清洗，有洁净的肉在俎上，用来进献君王的诚意，用来报答神灵的福佑【这四句以上是颜延之的词】升配在京师，降德在百姓，奔精望夜，高燎伫晨，进献豆器呈上毛血，演奏嘉荐之乐。我恭敬我进享，正值孟春，以孝以敬，养育我的百姓。青坛弥漫雾气，翠幕端正凝重，嘉美的俎器重重进献，兼用籍田再次升献，设置业架设置簴柱，展露仪容在玉庭，开始禋祀配享，能够对上神灵【这一篇增删了谢超宗的词】
迎接神灵演奏昭夏之乐，只有圣人才配享天帝，只有孝子才配享祖先【这四句以下除了四句】礼仪施行宗庙祭祀，恭敬传达郊祀的诚敬；金枝在中间树立，广乐在四方陈列【这四句以下除了】月御按照节度，星驱扶持车轮；遥远兴起远驾，光辉振动。告成大报，接受神灵的恩赐。
皇帝进入坛的东门，演奏永至之乐。紫坛仰望神灵，翠幕伫立神灵。遵循上天奉献礼物，穷尽大地宾客来临。神灵的恩赐一并到来，泯除灾祸合并福祉。恭敬昭明鉴察享祭，严肃光耀孝祀。威严笼罩四灵，洞照三光。皇德完备，大礼流传昌盛。皇帝登上坛，演奏登歌辞。报答唯有事天，祭祀实在尊崇神灵。史官端正吉兆，神灵安居崇高祯祥。五畤昭示鬯酒，六宗常规次序。介丘仰望尘埃，皇轩严肃举动。
皇帝初献，演奏文德宣烈之乐。营造太畤，安定天心，思心绪谋，筮从【这两句以下除了两句】田烛放置爟火，通大孝昭国礼，融【这一句改其余都是颜延之的词，这以下又除了二十二句】
接着演奏武德宣烈之乐。功业烛照上宙，德行照耀中天。风气移易九域，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