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三

译一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这叫做让百姓推举贤才，让他们出外担任民众的长官；让百姓推举能人，让他们在内治理政务。

译州长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就全面考核州里的情况，以协助乡大夫决定人员的废退与进用。

遂大夫各自掌管其遂的政令，每三年举行大比时，就率领属吏举荐民众中的贤能者，表彰有功绩的人，聚集负责地方治理的官吏。

李景齐说：六遂以农耕为主，遂大夫所掌管的不过教导百姓耕种之事，举荐贤才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大概大司徒用乡三物教导万民并举行宾兴之礼，接着将教化施于邦国都鄙，那么教化施于六遂也是可以推知的。田野之中，没有不可取的人才，有遂大夫随之举荐，固然不至于使人才老死在深谷岩穴之下而不能进用。

惠栋按：古代在乡里选拔士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乡里升荐到司徒，由司徒升荐到大学，学业完成后才加以任用。《王制》所说的“造士”就是这种情况。另一种是每三年举行大比，举荐贤能之人，直接通达于天子，不再让他们进入国学。《周礼》所说的“宾兴”就是这种情况。六遂的学校，与乡里的学校相同。

《礼记·王制》说：命令乡里评定秀士，升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评定选士中的优秀者，升荐到学校，称为俊士。升荐给司徒的人不再被乡里征发徭役，升荐到学校的人不再被司徒征发徭役，称为造士。

陈祥道说：“司徒掌管大军旅、大田役，治理众庶的政令。乡师辨别可以任用的人，国中的贤者、能者，都免除徭役，被司徒征发的，只有大军旅、大田役而已。升荐给司徒的人，是乡师所免除徭役的；升荐到学校的人，又是司徒所免除徭役的。”

大乐正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进呈给天子，并升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评定官员的才能，评定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天子，从而确定他们的品评。品评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如果有战事，就命令大司徒教导士人乘车穿甲的礼仪。

陈《礼书》说：在一乡中优秀的，称为秀士；符合选拔标准的，称为选士；俊士，是因为其德行敏捷；造士，是因为其才能已成；进士，是因为将要进用。选士升荐给司徒，不再被乡里征发；俊士升荐到学校，不再被司徒征发。俊士也称为造士，大概学问达到这个程度，才能已成、德行敏捷，不能用一个名称来概括了。传曰：“十人称为选，百人称为俊。”这是论述其大致的情况。古代的六卿，他们分工任职，未曾不互通；他们联合办事，未曾不分开。司徒掌管邦

译教化方面，司徒掌管国家的政教，从未不与司马分工合作。一旦有战事，司徒便用兵车铠甲来训练士兵；选拔造士时，司马则负责辨别官员的才能，从未不互通配合。《周官》中记载，大司马下属的司士说：“根据德行来告谕爵位。”这就是司马辨别官员才能的意思。

译刘氏彞说：古代乡学教育平民，国学教育贵族子弟。乡学选拔升进的人称为选士，不过被任用为乡遂的官吏，而选拔任用的权力在司徒。国学选拔升进的人称为进士，则被任命为朝廷的官员，而爵位俸禄的权力在司焉。这是乡学教育选拔的不同，所以成为编户平民与世家贵族的区别。然而平民的仕途进身，也有两条途径：可以成为选士的，司徒试用是其一；进入国学则选拔的方法与国子相同，是其二。

蕙田按：选士、俊士，专门指乡学选拔升进的人，而说到进士，则国子以及乡里的优秀人才都包含在内。

《文王世子》：“凡在郊学议论的人，【注：语指在郊学议论。疏：郊，指西郊。周代以虞庠为小学，在西郊。天子亲自视察西郊的学校，而在西郊的学校考核议论，因为西方是成就之地。或者遍布四郊】一定要选取贤能、收敛才俊，有的因德行而进用，有的因事功而举荐，有的因言论而选拔，【注：大乐正议论造士中的优秀者，升进给司马称为进士，说的就是这里】各种技艺都要告诫他们，【注：曲艺指技能，誓指谨慎。都让他们谨慎地练习自己的技艺】以等待再次议论。【注：又语指后来再次议论。疏：又语指后来再次议论的日子，比如春天等待秋天。】三次议论中有一次表现好的，【注：三次议论中有一次善举就选取，因为有各种技艺不必全部完美】就提升他的等级，【注：提升到众学者之中。疏：等，指辈类。】按照他的次序，【注：又按照他的技艺排列次序】称为郊人，疏远他们，【注：等待官职空缺时，用来替代，疏远他们是指不称为俊选，而称为郊人，轻视技艺。疏：称为郊人，因为他们还在郊学。】直到在成均以及在上尊取得爵位。【注：天子在虞庠饮酒，则郊人也酌取上尊的酒互相酬答。疏：上尊，指堂上的酒尊。凡是饮酒的礼仪，尊贵的人酌取堂上的尊，卑贱的人酌取堂下的尊。现在郊人虽然卑贱，也能酌取堂上的尊，所以荣耀他们。】

吴氏澄说：乡学的优秀之士，已经升进给司徒，成为选士的人，在天子视察学校饮酒的时候，能够取爵于堂上的尊，互相酬答。又升进太学，成为俊士的人，则称为成均之士。各种技艺虽然已经提升等级，但还在郊学，未能与国学的人并列，这是疏远他们于成均，并且未能与升进给司徒的人一样取得上尊的爵位。

钦定义疏：“祭祀的上尊，用来尊崇神灵。所以旅酬即使是宾客，也不能取用上尊。燕饮的上尊，用来尊崇宾客。乡饮酒礼当宾客兴起的时候，则升进给司徒的人，才能用上尊。哪有天子在成均饮酒，而郊人也取上爵互相酬答的道理？”像郑氏所说的那样，这郊，是四郊的乡学，先议论他们而举荐其中的贤者、才者而升进他们。如果医卜射御有一项可取，就告诫他们，定期考试春秋，都在议论秀士之后进行。不是春天又等待秋天，秋天又等待春天。像孔氏所说的那样。

蕙田按：以上，是国学、乡学选拔升进的士人。

《射义》：“古代天子的制度，诸侯每年向天子进献贡士，天子在射宫测试他们。他们的仪容体态符合礼，节奏符合乐，而且射中多的，能够参与祭祀；他们的仪容体态不符合礼，节奏不符合乐，而且射中少的，不能参与祭祀。多次参与祭祀而君主有庆贺，多次不参与祭祀而君主有责让；多次有庆贺而增加土地，多次有责让而削减土地。所以说：射箭，是射向诸侯。【注：岁献，指进献国事的文书以及计偕的物品。三年贡士。旧说认为：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疏：诸侯岁献，指诸侯每年向天子进献国事的文书以及进献计偕的物品。贡士于天子，指诸侯三年一次向天子贡士。天子在射宫测试他们，指天子在射宫中测试这些贡士，而射中多的能够参与祭祀，这叫大射。说三年贡士，因为经文贡士的文字连在岁献之下，恐怕每年贡士，所以说三年贡士。知道是三年，根据《书传》说：古代诸侯对于天子，三年一次贡士，一次合适称为好德，两次合适称为贤贤，三次合适称为有功。有功的人天子赐给衣服弓矢，再次赐给秬鬯，三次赐给虎贲百人，号称命诸侯。不说增加土地，是因为文字不全。《书传》又说：贡士一次不合适称为过，注说：指三年时；两次不合适称为敖，注说：指六年时；三次不合适称为诬，注说：指九年时。一次贬黜爵位，再次贬黜土地，三次贬黜土地完毕，注说：总共十五年。郑玄因此知道是三年贡士。】”《汉书·食货志》：“其中有优秀特异的人，从乡学移到庠序；庠序中特异的人，从国学移到少学。诸侯每年向天子进献少学中特异的人，在太学学习，称为造士。行为相同才能相当，就用射箭来区别，然后授予爵位任命官职。”

蕙田按：以上诸侯所贡的士人，也是在诸侯的学校议论他们的优秀而贡举。

陈氏傅良说：古代选拔士人，先国子，次俊造。国子，不只是王人的意思。《礼记》说：“群后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前往那里。”那么诸侯之子也在其中了。现在见于经典，师氏住在虎门，教育国子，那么宿卫王宫的士庶子宫伯所

译这是统领者的职责。大司乐在成均教导国子，这些国子被称为胄子，他们是常年在校学习的。其余那些不常年在校、只是名字登记在学士名册上的人，则在每年春秋两季到学校集会，他们的名籍属于诸子，教导他们的是大胥和小胥。由此看来，列国国君的儿子与在周朝任职的人是一样的，护卫王宫，一同进入成均学习，一同隶属于学士名册。从中选拔人才加以任用，哪里还有内外的区别呢？传说鲁公的儿子伯禽、卫康叔的儿子牟、齐太公的儿子伋，都侍奉成王，而宣王想要得到能够训导诸侯的国子，樊穆仲以鲁侯作答，大概可以从中看出端倪。还认为这样不够广泛，那么乡里有宾贤，邦国有贡士，这就叫做俊造。大概是用三百六十种官职轮流招揽四方的人才，从而广泛地选拔当时最优秀的人。因此天下没有遗漏的人才，而王室也没有世袭官职的弊端。

译右取士

《汉书·高帝本纪》十一年诏书说：“贤士大夫中肯跟随我一起治理天下的，我能让他们尊贵显赫。”御史大夫昌将此诏令下达给相国，相国酂侯又下达给诸侯王，派遣他们到相国府登记品行义节，年龄到了却不说，发觉就免职；年老体弱多病的，不派遣。《文帝本纪》二年十一月晦日发生日食，诏令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十五年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的人，皇上亲自策问，采纳他们的言论。

蕙田按语：这是天子亲自策问士人的开始。

《景帝本纪》后二年诏书说：“人不担心他不富有，担心他不知足。只有廉洁的士人欲望少容易满足。现在规定家产达到十算以上才能做官【应劭说：古代痛恨官吏贪婪，限制家产十算才能做吏，十算即十万钱。颜师古说：訾读同赀】廉洁的士人家产不一定多，有市籍的不能做官，没有家产也不能做官。我很怜悯他们。家产四算就能做官，不要让廉洁的士人长久失去职位，让贪婪的人长期获利。”

《武帝本纪》建元元年，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上奏：“所举荐的贤良，有的研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的言论，扰乱国家政事，请求全部罢免。”奏请被批准。

元光元年，初次命令郡国各举荐孝廉一人。

元朔元年诏书说：“我深切告诫执事官员，兴起廉洁、举荐孝子。现在有的甚至整个郡不推荐一个人，这是教化不能下达，而积善行德的君子被阻塞不能上达听闻。二千石以上的长官，是人伦的纲纪，将用什么来辅佐我照亮幽暗隐微之处，劝勉百姓，推崇乡党的训导呢？况且举荐贤才受上赏，遮蔽贤才受显戮，这是古来的道理。你们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商议，不举荐的治罪，有司上奏商议。”诏书命令二千石举荐孝廉，是为了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不举荐孝子、不奉行诏令，应当以不敬论处；不考察廉吏、不能胜任，应当免职。奏请被批准。

马氏端临说：“汉代郡国荐举人才，贤良方正与孝廉两科并行。然而贤良这一科，文帝与武帝时，每次对策都有百余人，又征召到公车署上书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而孝廉的选拔，文帝的诏书说万家之县，没有应诏的人；武帝的诏书说整个郡不推荐一人。大概贤良科稍有文采学识的人就可以充数，而孝廉科不是有实际德行可见的人，不容许错误举荐的缘故。”又说：“汉高祖、汉武帝两道诏书，都是为了举荐贤才设立的。其防备在于认为人才的遗失，罪责在公卿遮蔽贤才，以至于立法来论处他们的罪。后世之法严格处罚错误举荐而限制其途径的，是有的，但没有严格处罚不举荐而责成其推荐的。大概古代所称的贤能之士，都是不求闻达的人；而后世对于荐举的人，都是善于奔走钻营的人，所以法律相反如此。国家对待士人的心意固然淡薄，而士人不自重，实在令人感慨。”

元狩六年，诏令派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巡天下，举荐独行的君子，征召到皇帝所在之处。

元封五年，诏令州郡考察官吏百姓中有茂才异等，可以担任将相及出使绝远国家的人。

《昭帝本纪》始元元年，派遣原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巡视郡国，举荐贤良。五年，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荐贤良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六年，诏令有司询问郡国所举荐的贤良文学关于百姓疾苦的情况。

元凤元年，赏赐郡国所选品行义节好的人，如某郡韩福等五人帛，每人五十匹，派遣回去并诏书说：“我怜悯你们因官职之事劳苦，务必修习孝悌以教化乡里。”

《宣帝本纪》本始元年诏令：内郡国各举荐文学高第一人。四年，郡国发生地震，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

地节三年诏令，内郡国各举荐贤良方正可以亲近百姓的人，令郡国各举荐孝悌有品行义节在乡里有声望的人，各一人。

元康元年，诏令博士举荐官吏百姓自身端正，通晓文学，明白先王之术，能宣扬探究其意旨的人，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四年，派遣大中大夫强等巡视天下，举荐茂才异伦之士。

神爵四年，令内郡国各举荐贤良可以亲近百姓的人，各一人。

黄龙元年，诏书说：“举荐廉吏，确实想要得到真正的人。六百石的官吏，位在大夫，有罪要先请示，俸禄向上通达，足以表现其贤才。从今以后，不得举荐。”

《元帝本纪》初元二年二月，发生地震。诏令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荐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永光元年，诏令丞相、御史举荐质朴、敦厚、谦让、有品行的人，光禄勋每年依此科第评定郎官和从官【颜师古说：起初命令丞相、御史举荐这四科人来提拔使用，而现任郎官及从官，又命令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评定其等级高低】二年三月，发生日食，令内郡国各举荐茂才异等、贤良直言之士一人。

建昭四年，派遣谏议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巡视天下，举荐茂才特立之士。

《成帝本纪》建始元年，诏令三辅内郡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三年十二月朔日，有

译发生日食。皇帝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以及将军、列侯。

让中二千石官员以及内郡和诸侯国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才，到公车署报到。

译河平四年，推举敦厚有品行、能直言进谏的人士。

鸿嘉二年，下诏推举敦厚有品行道义、能直言进谏的人。

永始三年，派遣太中大夫嘉等人巡视天下，与各部刺史推举敦朴谦让、有品行道义的人各一名。

元延元年，有彗星出现在东井星宿。下诏让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依据经义应对，并与内郡国推举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名，北边二十二郡推举勇猛、通晓兵法的人各一名。

《哀帝本纪》：建平元年下诏，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国相推举孝顺悌敬、敦厚、能直言、通晓政务、从卑微处延请、可亲近百姓的人，各一名。

元寿元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下诏让公卿大夫、将军、列侯、中二千石，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各一名。

《平帝本纪》：元始元年五月初一，发生日食。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推举敦厚、能直言进谏的人，各一名。二年推举勇武有节操、通晓兵法的人，每郡一名到公车府报到。

《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建武六年九月晦日，发生日食。公卿推举贤良方正各一名。七年三月晦日，发生日食。下诏让公卿、司州牧推举贤良方正各一名，派遣到公车府报到。

《汉官目录》：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日，下诏让三公推举茂才各一名，廉吏各两名。光禄勋每年推举具备四种德行的人各一名，考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每年考察廉吏各一名，廷尉、大司农各两名。带兵将军每年考察廉吏各两名，监察御史、司隶、州牧每年推举茂才各一名。

《后汉书·章帝本纪》：建初元年三月，下诏说：“乡里推举，必须积累功劳。如今刺史、郡守国相不能辨别真伪，茂才、孝廉每年数以百计，既然并非才能显赫，却要把政务交给他们，这很没有意义。每次回想前世推举人才，有的出身于田野，不依赖门第资历，通过言辞陈述，则文章值得采纳；通过实际考核，则政绩有非凡之处。文质兼备，我非常赞赏。现命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士，各一名。”五月初，推举孝廉郎中宽宏博识、有谋略、能担任典城职务的人，以补充相国职位。五年二月初一发生日食，下诏让公卿以下推举直言极谏、能指出我过失的人，各一名，派遣到公车府，我将亲自阅览询问。要以隐居岩穴的人为先，不要选取浮华之人。

《汉官仪》：建初元年十二月诏书：“征辟士人分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其二曰经学明达、品行修养，能胜任博士；其三曰通晓法律，足以决断疑难，能依据章法覆问，才能胜任御史；其四曰刚毅多谋略，遇事不迷惑，明智足以洞察奸邪，勇敢足以决断，才能胜任三辅令。”都注重孝顺悌敬、清廉公正的品行。从今以后，审查四科征辟以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必实际考核，如果任职者不称职，不熟悉官署事务，就按举荐者故意不实的法律惩处。

《后汉书·丁鸿传》：和帝时，大郡人口五六十万，推举孝廉二人；小郡人口二十万，并有蛮夷的，也推举二人。皇帝认为这不均衡，让公卿会议讨论。丁鸿与司空刘方上奏：“凡是按人口比例推举的科目，应当有等级差别。蛮夷混杂，不能计入人口数。从今以后，郡国每二十万人口，每年推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一百万，五人；一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两年推举一人；不满十万，三年推举一人。”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和帝本纪》：永元五年三月下诏说：“选举良才，是施政的根本。区分品行才能，必须依靠乡里；而郡国推举官吏，不加选择。所以先帝明确告诫各地，令试用其职务，才能入选。又有德行特别优异，不需要经过试用的人，另外写明情况上报，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未曾奉行，随心所欲，司州刺史，终究没有纠察。如今刚蒙受赦令，暂且再次申诫，以后有违犯者，显明其惩罚。”六年下诏让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士各一名，昭示岩穴之士，发掘幽微之人，派遣到公车府，皇帝亲自策问，选拔补充郎吏。

《安帝本纪》：永初元年三月，发生日食。下诏让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推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通晓政术、达知古今、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名。五年三月，下诏让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推举贤良方正有道术、通达政化、能直言极谏的人士，各一名。以及孝行与众人卓异的人，一并派遣到公车府，朕将亲自阅览。

建光元年，命令公卿、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推举有道之士，各一名。

《顺帝本纪》：延光四年，命令郡国守相任职未满一年的，一律可以推举孝廉吏。下诏让公卿、郡守、国相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士，各一名。

阳嘉元年初，命令郡国推举孝廉，限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诸生通晓章句，文吏能写牋奏

译于是才能符合选拔标准。其中如果有才华出众、品行特异的人，像颜渊、子奇那样，就不受年龄的限制。

译《左雄传》记载：左雄上奏说：“郡国推举的孝廉，是古代贡举的人才，出仕则治理百姓，宣扬协调风化教化。如果他们对世事一无所知，就无法发挥作用。孔子说：‘四十岁而不迷惑’，礼制称四十岁为壮年可以任职。请求从今以后，孝廉年龄不满四十岁的，不得被察举。都要先到公府，儒生测试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文吏考核公文奏章，副本送到正门，以检验虚实，以观察特殊才能，以美化风俗。有不遵守科令的，依法治罪。如果有才能出众、品行特异的人，自然可以不拘泥于年龄。”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文献通考》记载阳嘉二年，张衡说：“自从开始举荐孝廉到现在已经两百年了，都先考察孝行，品行有余力，才开始学习文法。辛卯年的诏书，以能通晓章句、处理案卷为限制，即使有极孝的人，也不符合标准。这是抛弃根本而追求末节。曾子擅长孝道，但实际上迟钝，文学不如子游、子夏，政事不如冉有、季路。现在想要让一个人兼备这些，如果外表看起来可观，内在一定有欠缺，这就违背了选举孝廉的本意了。”

《后汉书·黄琼传》记载：黄琼担任尚书令，认为以前左雄所上的孝廉选拔，专门任用儒生和文吏，在取士的道理上，还有遗漏，于是上奏增加孝悌和能够处理政务的人为四科，事情最终得以施行。

范晔评论说：汉朝初期诏令举荐贤良方正，州郡察举孝廉秀才，这也是贡举人才的方法。中兴以后，又增加了淳朴有道、仁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淳厚等类别。荣耀的途径既然宽广，不满的情绪难以裁断。从此窃取名声、伪装服饰，逐渐形成争竞的风气。权贵之门，请托求取，频繁兴起。自从左雄掌权，限制年龄、测试才能，虽然有些不周密，但也确实因时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等人，拘泥于旧法，互相诡辩驳斥。最终，循名责实的人委屈了自己的短处，计算实际效果的人展现了成效。所以左雄在尚书任上，天下没有人敢随意选拔。十几年间，被称为选得人才，这也是注重实效的证明吗？徐乾学说：考察孝廉的举荐，始于西汉。曾经考证元朔年的诏书说：“深切诏令执事官员，兴廉举孝。现在有的甚至全郡不推荐一人。”他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商议：“不举荐的，治有关官员的罪。”奏议说：“不举荐孝子，是不奉诏，应当以不敬论处；不察举廉吏，是不胜任，应当免职。”详细观看这段文字，那么孝和廉，应当是各自为一科。萧望之、薛宣、黄霸、张敞等人，都因为察举廉吏补任长史、丞职。只有王吉、京房、师丹、孟喜都因为举孝廉担任郎官。刘辅举孝廉担任襄贲令。东汉则合并为一科了。西汉只从郡国奏举，没有测试文章的事情。到了东汉则儒生测试家法，文吏考核公文奏章，与后世的科举之法没有不同了。西汉未曾限制年龄，到了东汉则年龄四十岁以上才开始被察举。黄琼说左雄所上的孝廉选拔，专门任用儒生文吏，在取士的方面，还有遗漏。于是上奏增加孝悌和能够处理政务的人为四科。就知道当时虽然以孝廉命名科目，但未曾要求他们孝行廉隅的实质，这也是失去设立科目的本意了。虽然如此，汉代各科虽然以贤良方正为最重，但得人的盛况没有比得上孝廉的，这也是后世所不能及的。

马端临说：“西汉举荐贤良文学，就让他们对策；而孝廉则没有对策的事情。大概所谓贤良文学，是取他们的忠言嘉谋足以辅佐国家，崇论宏议足以安定时局，所以不通过对策来测试，就无法尽展他们的才能。如果孝廉则是取他们的品行，而不是依靠他们的议论。现在也跟随而有测试，那么所谓孝廉，如何能写在篇章上呢？何况左雄所说，儒生测试家法，文吏考核公文奏章，那么又是文章的浮靡者，距离贤良所对策的还远得很，又怎么能说是孝廉呢？左雄又说：‘郡国孝廉，是古代贡举的人才，出仕则安定百姓，宣扬协调风化教化。如果他们对世事一无所知，就无法发挥作用。我认为真正孝廉的人，哪有不通晓事理像面对墙壁一样的道理？而以家法公文应选的人，又怎么能立即允许他们从事学习古法入官的事情呢？’然而史书记载左雄设立这个法律之后，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都因为谬误举荐被免职；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以拜为郎中。从此州牧太守畏惧战栗，不敢轻易举荐，就知道当时孝廉这一科，滥竽充数特别严重。在文墨小技上尚且不能精通，更不用说他们的实际行为了。科目以孝廉命名，而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可想而知。王安石诗说：‘文章始于隋唐，进取归于统一。怎知鸿都门学的事，竟然用来衡量人物。’唉，由来已久，不是始于隋唐的。”

秦蕙田按语：左雄限制年龄测试士人的方法，这是由荐举变为考核测试的开端。以孝廉的名义举荐，而所收罗的不过是儒生文吏，那些真正孝悌的人反而不能参与。难怪胡广、张衡、黄琼等人纷纷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在当时选举冒滥，自然不得不通过考核测试来严格筛选。范蔚宗所说的“因时制宜”，可以说很公正了。

观承按语：限制年龄测试士人的方法，似乎不符合乡举里选的本意。然而古代敷奏明试，原本就是并行的。况且荐举岂能完全公正？即使真的无私，而所举荐的孝廉，却是未曾读书识字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处理政务、立于朝廷吗？那么举荐之后进行测试，自然是不可少的。

顺帝本纪：

译汉安元年，下诏命大将军、公卿推举贤良方正、能够探究深奥道理的人，各一人。

译《冲帝本纪》：建康元年，下诏让三公、特进、列侯、九卿、校尉推举贤良方正、隐居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本纪》建和元年诏书：大将军、公卿、校尉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人。又下诏让大将军、公卿、郡国推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建和三年诏书：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以及九卿、校尉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元嘉二年，下诏让公卿、校尉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人。

延熹八年下诏让公卿、校尉推举贤良方正，延熹九年下诏让公卿、校尉、郡国推举至孝之人。

《灵帝本纪》：建宁元年五月朔日，发生日食。下诏让公卿以下官员以及郡国守相，推举有道之士，各一人。

《献帝本纪》：建安五年，下诏让三公推举至孝之人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各推举一人。

惠田按语：两汉征辟举荐的名目，有茂材异等、贤良方正、孝廉、文学高第，还有质朴敦厚、谦让有德行，以及至孝、笃行、有道、独行等各种名目。大体上，西汉时期选拔人才，以贤良方正科最为兴盛；东汉时期选拔士人，以孝廉科最为兴盛。西汉察举孝廉，有时整个郡不推荐一人；到了东汉，规定郡国每年举荐孝廉，根据户口多少来定名额，而贤良方正等科目，如果没有特别诏令，不能经常举荐。顺帝采纳左雄的请求，限定孝廉年龄在四十岁以上，通晓经文章句、能撰写公文奏章的人，才能应选，又在公府进行考试，在端门进行复核，以核实虚滥不实的情况。大概东汉举荐孝廉，与唐宋的进士科大致相同，只是郡国守相必须考察其实际品行，依据乡里评议后再举荐，不像后代那样投书自荐。现在人们称举人为孝廉，大概源于此。

《文献通考》记载：西汉举荐贤良文学的有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杜钦、严助、朱云、王吉、贡禹、魏相、盖宽饶、孔光、谷永、杜邺、何武、辕固、黄霸、朱邑；东汉举荐贤良文学的有鲁丕、申屠刚、苏章、李法、爰延、崔骃、周燮、刘瑜、荀淑、皇甫规、张奂、刘淑、刘焉；西汉举荐孝廉的有路温舒、龚胜、鲍宣、京房、赵广汉、张敞、尹翁归、王尊、盖宽饶、刘辅、萧望之、薛宣、冯遂、朱博、杜邺、王嘉、师丹、孟喜、黄霸、尹赏、王吉、京房、平当；东汉举荐孝廉的有马棱、魏霸、韦彪、冯豹、贾琮、郑弘、周章、张霸、桓典、桓鸾、刘平、江革、周磐、第五伦、钟离意、寒朗、朱穆、徐防、张敏、胡广、袁安、翟酺、霍谞、陈禅、庞参、陈球、桥元、黄宪、杨彪、张纲、王龚、种暠、陈球、杜根、刘陶、李云、傅燮、盖勋、张衡、左雄、李固、杜乔、吴祐、延笃、段颎、陈蕃、李膺、刘祐、宗慈、巴肃、范滂、尹勋、蔡衍、羊陟、陈翔、檀敷、刘儒、贾彪、符融、郑太、荀彧、皇甫嵩、朱隽、刘虞、公孙瓒、袁术、许荆、第五访、刘矩、刘宠、阳球、刘琨、张兴、包咸、杨仁、董钧、服虔、颍容、许慎、高龚、刘梁、高彪、刘茂、张武、戴封、雷义、王烈、谢夷吾、李郃、公沙穆、华佗；西汉因父任入仕的有苏武，因父任为郎；刘向，因父任为辇郎；孔光之子孔放为侍郎；董恭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人；萧育，因父任为太子庶子；史丹九个儿子都因史丹的任为侍中；汲黯，因父任为太子洗马；史丹、冯野王都因父任为太子中庶子；伏湛，因父任为博士弟子；辛庆忌，因父任为右校丞；杜延年因三个儿子补任军司空、虎贲诸郎，都是父死子代【以上为父任】；霍去病任霍光为郎；杨恽，因忠任为郎；爰盎之兄爰哙任爰盎为郎中【以上为兄任】；侯霸，因族父任为太子舍人；赵兼，淮南王的外甥，因宗族关系任为郎【以上为宗家任】；元始二年，龚胜、邴汉请求退休的策书中说：“让他们上报儿子或孙子以及同父兄弟的儿子一人，所上报的儿子都任命为郎”【以上为致仕任】；东汉因父任入仕的有桓郁、桓焉、周勰、耿秉、马廖、宋均、黄琼、袁敞、黄琬、臧洪、何休；西汉时以试吏入官的有路温舒、卫青、公孙弘、张汤、杜周、王阳、陈万年、于定国、龚胜、丙吉、赵广汉、尹翁归、张敞、王尊、孙宝、何并、薛宣、朱胜、朱邑、赵禹、王温舒、尹齐、减宣、严延年、尹赏、楼护、王吉、鲍宣、焦延寿；西汉以博士入官的有贾谊、董仲舒、疏广、薛广德、彭宣、贡禹、韦贤、夏侯胜、辕固、后苍、韩婴、胡母生、严彭祖、江公；以太常掌故入官的有晁错；以博士弟子入官的有息夫躬、儿宽、终军、朱云、眭弘、萧望之、匡衡、马宫、翟方进、何武。

译王嘉、施讐、房鳯、召信臣。东汉凭借博士身份入仕的人有：蔡茂、承宫、郎顗、曺襃、卢植、戴凭、欧阳歙、牟长、扬伦、魏应。西汉凭借家资担任郎官的人有：张释之、司马相如；通过捐献财物获得官职的人有：卜式、黄霸、杨仆。

译蕙田按：两汉入仕的途径，除了征辟和举荐之外，有的出自掾吏，有的出自任子荫庇。西汉时期，由吏职升至公卿高位的人很多，当时儒生与吏员区分并不明显，即使是贤能儒雅之人，也不嫌弃以吏职作为进身的阶梯。东汉初年，吏职的地位逐渐降低，而才能出众的人多通过征辟举荐入仕。所以丁邯以孝廉身份担任尚书郎，虽然遭受杖责，也不肯应诏任职。到了唐宋时期，将吏胥视为杂流，称为流外出身，而士大夫中以刀笔吏起家的人，大概寥寥无几了。荫叙之法，即是周代世禄制度的遗意，历代沿袭不废，但这也不是鼓励学习、选拔贤才的正道。现在都不在《通考》此条中记载，以显示两汉仕进的大致情况。至于博士弟子升迁的办法，另见学校门。

以上为两汉取士的情况。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初次规定郡国人口满十万的，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人才，不受户口限制。三年，下诏说：“现在的计考，就是古代的贡士。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如果限制年龄然后取士，那么吕尚、周晋就不会显名于前世了。命令郡国所选之人，不要拘泥于老幼，儒生通晓经术，吏员通晓文法，到任后都加以试用。有关部门纠察，如果不实，就要治罪。”

《通典》：“魏文帝时，尚书陈群认为朝廷选用人才不尽其才，于是创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都设置中正，来评定选拔。由州郡中有见识、能鉴别人才的人担任，区别人物，评定高下。”

杜佑说：九品制度，州郡各设大、小中正，各自任用本地人担任各府公卿及台省郎吏，由德行充实、才能盛大的人担任，区别所管辖地区的人物，定为九等。如果有言行修养显著的人，就提升等级，或者从五品升为四品，从六品升为五品。如果道义有亏缺，就降低等级，或者从五品降为六品，从六品降为七品。因此吏部不能审定核查天下的人才士庶，所以委托中正评定等级，凭借它来授官，说是为了避免乖戾及法度弊端。但中正只能了解门第阀阅，不再辨别贤愚，所以刘毅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南朝直到梁、陈，北朝直到周、隋，选举之法虽然互相损益，但九品及中正直到开皇年间才废止。

《晋书·武帝本纪》：泰始四年，下诏让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五年，下诏让州郡举荐勇猛秀异之才。《刘毅传》：刘毅认为魏朝设立九品，是权宜之计，未见得到人才，而且有八种损害，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建立政事的人，以量才授官为根本，而量才授官有三种困难：人物难以了解，这是第一；爱憎难以防止，这是第二；真假难以辨明，这是第三。现在设立中正，评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掌握君主般的威福，夺取朝廷的权势，爱憎由心决定，真假由自己判断，依附的人必定通达，守道的人困顿憔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怠慢君主、欺罔时世，实在是祸乱的根源，损害政事的道理之一。设置州都，是取州里的清议，大家都信服，用来镇压异同，一言定议不认为是一个人的事，了解一州的人才，一个人不审慎，就坐罪他。如果这样，自孔子以上，没有不犯错的，那么都不堪胜任，为何独独责备中等人呢？让是非的议论横行于州里，嫌隙仇怨结于臣下，损害政事的道理之二。本来设立等级的体制，是说人伦有序，像贯鱼一样依次排列。现在的中正，坐享私利，使得优劣易地，首尾倒错，推崇尊贵奇异的人才，使其处在九品之下，负载不肖之人，越位在成人之首，损害政事的道理之三。委托一国之重任，而没有赏罚的防范，堵住一国之口，培植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忌，那些受委屈的人抱怨积怨，独自不蒙受天地无私之德，而长期被邪人的铨选所蒙蔽，损害政事的道理之四。一国之士，多的有千数，中正知道与不知道，将要评定品状，必定采集台府的声音，接纳流言的毁谤，任用自己的就有不识之弊，听信接受的就有彼此之偏，爱憎夺其人事，扰乱其法度，损害政事的道理之五。凡是设立品级设置状语，是求人才以治理事物，不是虚饰名誉相为好丑。现在在限当报时，虽然职位高，还依附卑品，无绩于官而品级高，叙位是抑制实功而推崇虚名，上夺朝廷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损害政事的道理之六。凡是官职不同事务，人不同才能，现在品级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如果状语得其实，尚且品状相妨，何况现在九品所疏远的就削其长处，所亲近的就饰其短处，徒结白论以为虚誉，那么品级不考量才能，百官何以治理，损害政事的道理之七。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现在的九品，所下的不彰其罪，所上的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惩劝不明，那么风俗污浊，天下人焉得不懈怠德行而锐于人事，损害政事的道理之八。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我认为应该废除，疏奏，优诏答复。后来司空卫瓘等也共同上表应该省九品，复古乡议里选，皇帝最终没有施行。

马端临说：魏晋以来，虽然设立九品中正之法，但仕进之门，则与

译两汉的选官制度其实是一致的。有的由公府征召，有的由郡国荐举，有的由曹掾积累资历而升迁，有的由世家子弟承袭而任用，大抵不出这四三种途径。然而各位贤人的议论，大多想要废除九品中正制，罢免中正官，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乡举里选，是采集众多人的毁誉议论；而九品中正制，是把评判的权力寄托在一人之口。况且两汉时期，如公府征辟掾属，州郡选拔曹僚，都是自荐举而自行试用，如果任用的人不称职，不仅损害选拔者的明察，而且失去辅佐的助力，所以最终不敢完全徇私。而中正法实行后，评论的人自是一人，提拔任用的人自是一人，评论所不允许的，负责提拔的人不敢违背他的话；提拔任用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负责评论的人本来不承担罪责，体制脉络各不相关，所以徇私的弊端无法革除。又必定限于九品，专门由一人评定，其方法太拘束，其意图太狭隘，其痕迹太明显，所以趋附权势的人来不及举荐贤才，如刘毅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是这样。畏惧灾祸的人不敢憎恶奸恶，如孙秀担任琅琊郡吏，向清议请求品第，王戎的堂弟王衍，王衍将要拒绝，王戎劝他给孙秀定品，等到孙秀得势，朝中士人有怨恨的人都被害，只有王戎、王衍独免，就是这样。快意恩仇的人得以放纵，如何劭刚死，袁粲去吊唁何劭的儿子何岐，何岐以生病为由推辞，袁粲说：“今年一定要给婢女定下品第”，就是这样。又如陈寿遭遇父亲丧事且有病，让婢女捣药，客人告诉了乡里，乡里认为这是贬损，因此陈寿多年沉滞不得升迁。谢惠连受到宠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在守父丧期间，赠送给他十余首五言诗，因此被废黜不得参与荣选。尚书仆射殷景仁喜爱他的才华，于是向文帝禀告说：“我小时候就见过这篇文章，而评论的人说是谢惠连写的，其实不是。”文帝说：“如果这样就应该让他通选。”元嘉七年，谢惠连才担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阎缵父亲去世，继母不慈爱，阎缵恭敬侍奉更加谨慎，而继母厌恶他更甚，于是诬陷阎缵偷盗父亲时的金宝，向官府控告，于是被清议贬斥十余年，阎缵孝顺谨慎不懈怠，继母后来心意化解，再移告中正，才得以恢复品第。从这三件事来看，其法律很严格，然而也太拘束。大概人的品行稍有亏缺，一旦列入品目，就永远无法洗刷涤除，那么天下就没有完美的人了。何况中正所评定的未必都恰当呢？本来不如采集于无心之见的乡评，来询问其品行，用可见的职业来试用，从而检验其才能，完全像两汉的方法一样。

译又说：任子入仕的制度，始于汉代，而其制度在唐代尤为完备。汉唐史书的列传中，凡是凭借门荫入仕的人，都详细记载。唯独魏晋南北朝的史书不记载门荫之法，列传中也不记载凭借门荫入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两汉时期入仕的途径，有的是通过辟召，有的是举孝廉；到了隋唐则专门通过科举取士，所以汉唐凭借门荫入仕的人，都不属于科举与辟召的范畴。自魏晋以来，开始以九品中正制作为取士的方法，而九品中正所选拔的人，大体上多以世家大族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自魏晋以来，做官的多是世家子弟。等到南北分裂，历时三百年，用人之法大多取自世族。如南方的王、谢家族，北方的崔、卢家族，虽然朝代更替、鼎革变迁，他们依然凭借门第自傲。上位者也依据他们的门第来任用他们。所以当时南方人有“三公之子傲视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轻视令长之室”的说法。北方人也有“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说法。往往当时做官的人，有的是通过辟召，有的是举孝廉，虽然与两汉没有不同，但所谓通过辟召、举孝廉的人，都是贵族子弟。那些出身单家独户、平民百姓而显贵的人，大概很少见。当时既然都尊崇世族而轻视孤寒之士，所以不至于像后世那样夸耀寒门起家而鄙薄门荫入仕。而史传中不记载凭借荫叙入官的人，大概是为了表明当时即使通过其他途径登上仕途、担任清要职位的人，也都是世家子弟。

顾炎武说：“古代圣明的君王用来端正百官的，既已制定官刑，警戒在位者；又设立闾师，设置乡校，在州里保留清议，以辅助刑罚的不足。将其推行到郊野遂邑，记载在礼经中。划分井田疆界，称颂于《毕命》。两汉以来，还遵循这一制度。乡举里选，必先考察其生平。一旦玷污清议，终身不被齿列。君子有畏惧刑罚之心，小人有知耻向善之风。教化在下层形成，而上层不严苛；舆论在乡里定论，而百姓不犯法。到了魏晋，虽然设立九品中正制多失实，但其遗意未亡。凡是被纠弹并交付清议的人，就终身废弃，等同于禁锢。直到宋武帝篡位，才下诏说：‘有触犯乡论清议、贪污淫盗的，一概洗除，与之重新开始。’此后凡遇到非常之恩赦的文告，都有此语【齐梁陈的诏书都说：‘洗除先前注记的当日乡论清议’，必定有记注的名目】然而乡论的污点，竟烦劳诏书为之洗刷，难道不是三代的直道还存在于这里吗？百姓畏惧人多议论，还见于变风之日呢？”

惠田按：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以至于毁誉失实，爱憎任情，刘毅论述得很详细。然而考察晋宋诸史所载，因内行不谨被清议者很多，可知士大夫尚以孝悌廉节为重，有三代直道的遗风。又如宋文帝时，舍人王宏受皇上宠爱，皇上对他说：“你想做士人，得去王球那里坐坐，才能判定。如果去拜访王球，可以称病去就座。”等到王球举扇说：“如果不得这样。”王宏回来依事启奏，皇上说：“我就没有这样的人。”齐世祖时，纪僧真得宠，曾请求说：“臣逢圣明时代，阶荣至此，无所须求，只向陛下乞求做士大夫。”皇上说：“这由江斆、谢某决定，我无法置意，你可以自己去拜访他们。”纪僧真承旨去拜访江斆，登榻坐定，江斆回头命令左右说：“把我的床移远些，远离客人。”纪僧真丧气而退，告诉世祖，世祖说：“士大夫本来就不是天子所任命的。流品的清浊，天子不能主宰，而取凭于一二人之口，那么当时九等的高下原有公论。而所谓大小中正，也必定选择名德之士授予，并非都失实。”汉代孝秀的举荐得士最多，然而当时也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谣谚，毁誉的失实，难道只是九品中正制吗？

《通典》：东晋元帝制扬州，每年举荐二人，各州各一人。当时因为天下丧乱，务求存慰勉励，远方的孝秀不再策试，到京即除官署职。既经略粗定，于是下诏试经，有不中格的，刺史、太守免官。此后孝秀莫敢应命，有送至京师的，都以疾病推辞。

太兴三年，尚书孔坦议，请普遍延长五年，允许其讲习，于是下诏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

马端临说：孝廉诸科，自东汉以来，都有策试之事。以文墨小技而定其优劣，已不足以称其科名了。今观东晋之事，则应举者皆是不能试之人，且以孝廉自名，而必迟以五年，待其讲习，乃能豫于试，不也有腼面目乎？然而观惠帝永宁初，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智识之士钳口韬笔，非荣此行，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会是岁，三王举义，惠帝复祚，以国有大庆，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试，接以为恨。然则上下相蒙，姑息具文，其来久矣，宜其皆欲侥幸于不试也。

宋制，丹阳、吴会、会稽、吴兴四郡，每年举荐二人，其余

译各郡各推举一人。凡是州里选拔的秀才、郡里选拔的孝廉，到达京城后都要进行策问考试。天子有时亲自临场监考，以及公卿大臣所举荐的人，都隶属于吏部，根据才能排序并加以任用。凡是举荐的得失，各有相应的赏罚。举荐失误的人，其本人将被增加禁锢的年限。

译宋文帝元嘉年间，规定年满三十岁才能做官。宋孝武帝即位后，做官不再区分年龄长幼。《宋书·恩幸传》评论说：“汉末战乱，魏武帝开创基业，军中情况紧急，权宜设立九品官人法，大概是为了评定人才的优劣，并非指世家大族的高下。因此互相防范，遂成为定法。从魏到晋，没有人能改变。州都、郡正根据才能评定人品并推举，世家子弟的升降，大概很少。只是凭借世袭资历，用来互相凌驾。州都、郡正这些世俗之士斟酌时势，评定品级的高低，随事迎合。刘毅所说：‘下品中没有高门，上品中没有贱族。’岁月变迁，这种风气逐渐笃厚。凡是士族，没有不是二品的。从此以下，就成为卑贱的庶民。周、汉的制度，是用智者役使愚者，台阁参差，用来形成等级。魏晋以来，是用贵人役使贱人，士人与庶民的类别，明显有区别。”

齐朝尚书都令史骆宰议论策试秀才的等级，五问都答对为上等，答对四问或三问为中等，答对两问为下等，一问都不答对不给等级。谢超宗认为：“片言可以断案，寸语可以折服众人，鲁史褒贬，孔论兴言，都不需要繁复才能裁断。表达事理深刻，分析道理精当，难道一定要写满文书才切合道理吗？不是担心回答不完问题，是担心用平常的文章不新奇。一定要使一种通论峻切端正，难道不如五种通论而平常与它们都新奇？一种也应当采纳。”皇帝下诏听从骆宰的意见，因而沿袭宋代限制年龄的制度。然而乡举里选，不考核才能品德，所进取的，以官职、婚姻、门第为先，于是使得甲族二十岁就能登门做官，后门三十岁才能试吏，所以有增加年龄、伪装面貌来谋求进身的人。那时士人都厚结姻亲援手，奔走请托，逐渐形成习俗。

梁初没有中正制度，年满二十五岁才能入仕。天监年间，又规定凡是九流常选，年龄未满三十，不通晓一经的，不得做官。如果有才能如同甘罗、颜回，不限年龄。到天监七年，州设置州重，郡设置郡崇，乡设置乡豪，各一人，专门负责搜求推荐，不再有膏粱子弟与寒素之士的隔阂。普通七年，下诏凡是州每年推举二人，大郡推举一人。

敬帝太平二年，又命令各州设置中正，依旧放榜选举，都必须由中正押送上报，然后酌情授予官职，不然就不授予。

《文献通考》：武帝天监年间，沈约上疏说：“近来从汉代开始，本来没有士人与庶民的区别，如果不是做官，不到京师，罢免公卿牧守，都回到乡里，小人瞻仰，形成风俗。而且学校遍布，传授经业，学业优秀而做官，始于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才到文学功曹，积累岁月，才得以察举。人才秀异，才被公府征辟，迁升为牧守，入朝做台司。汉代得人才，在这里最盛。现在的士人，都聚集在京师，其中有守土不迁的，被看作愚贱。而且当今士子繁多，大概以万计，常担心官少才多，没有地方安置。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不像汉代取人的例子。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超过这个，乃是雕虫小道，不关乎理乱一切得失。以此求才，只是空话罢了。”鸿胪卿裴子野又评论说：“书说‘贵贵’，是因为他们接近君主。天下没有生来就贵的人，所以道义可尊，不选择负贩，如果不是那个人，何取代族？周衰礼坏，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继，及非夫嗣嫡，还等家臣，而且徒步匹夫见礼侯伯，式闾拥篲，无绝于时。其后四方豪势之家，门客千数，卑身折节，比食同袍，虽相倾倚，也形成风俗。直到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士庶虽分，而无华素之隔。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高士犹厕清涂，降及季年，专称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令互争铢两，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祸作，非所以敦退让，厉德兴化之道也。”

陈朝沿袭梁制，凡是年龄未满三十不得入仕，只有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曾为挽郎的，可以未壮而仕。后魏州郡都有中正，掌管选举，每在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等级居中的，上表叙述。正始元年冬，才罢免各郡中正。

《魏书·韩麒麟传》子显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所以有贤良方正之称。现在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只检查其门望，不再弹劾坐罪。这样，就可以别贡门地，以叙士人。何必假冒秀孝之名？有人说代无奇才，不如取士于门。这也错了。难道可以因为代无周召，就废宰相而不置吗？只应当比较其寸长铢重者，就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隋书·礼仪志》后齐每次策试秀孝，中书策试秀才，集书策试贡士，考功郎中策试廉良。天子穿常服，乘舆出，坐在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中有脱误、书滥、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

《通典》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凡是州县都设置中正。周武帝平齐

译诏令山东各州推举通晓经义且干练理政的人才：上等县推举六人，中等县推举五人，下等县推举四人。宣帝大成元年，下诏各州推举才识高深、学问广博的人为秀才，各郡推举精通经术、品行端正的人为孝廉，上等州和上等郡每年推举一人。隋文帝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贡举三人，工商业者不得入仕做官。〇皇帝开始设立进士科。

译蕙田按：自魏晋以来，虽然设有秀才、孝廉等科目，但郡国的察举和吏部的选拔，大抵都依据中正官评定品第的高低。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重视门第阀阅而轻视孤寒之士，被推举的人不一定贤能，被弃置的人也不一定不贤。到了隋朝，才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设立了进士科，士人都可以自行投递文书谋求进身，州郡不再考察他们的平日品行，于是乡举里选的方法就再也无法恢复了。

以上论述魏晋至隋朝的取士制度。

《唐书·选举志》记载：唐代的制度，选拔士人的科目，大多沿袭隋朝的旧制，但其大体要点有三类。从学校馆舍出来的，称为生徒；从州县出来的，称为乡贡，都升送到主管部门来决定去留。科目的名称，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又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科的区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礼（原文“三〇”疑为“三礼”之误）。这是每年常设的常规选拔。由天子亲自下诏选拔的，称为制举，用来等待非凡的人才。参加选拔的人，不从学校馆舍出来的，称为乡贡，都带着文书自行在州县报名。考试结束后，长官用乡饮酒礼会集属僚，设置宾主，陈列祭器，备齐乐器，牺牲用少牢，吟唱《鹿鸣》诗，借此与老人按长幼次序叙谈。已经到达的人，都登记姓名，列出到齐情况，签署保证，连同保人及居住地，才由户部集中审阅，并交由考功员外郎进行考试。凡是秀才科，测试方略策问五道，以文理通顺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个等级，达到标准即为及第。凡是明经科，先进行帖经，然后口试经文大义十条，回答时务策三道，也分为四个等级。凡是开元礼科，通晓大义百条，策问三道者，破格授予官职；大义通晓七十条，策问通晓两条者及第；散试官能通晓的，依照正式员额任用。凡是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传》、《谷梁传》各三十条，策问都是三道，大义通晓七条以上，策问通晓两条以上为及第；白身（无官职者）视同五经科，已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同学究一经科。凡是史科，每门史书问大义百条，策问三道，大义通晓七条，策问通晓两条以上为及第；能通晓一部史书的，白身视同五经、三传科，已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同学究一经科；三部史书都通晓的，加以奖赏提拔。凡是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晓一经以及《孝经》、《论语》，并能背诵经文十遍者，授予官职；通晓七遍者，给予出身资格。凡是进士科，测试时务策五道，帖经一部大经，经策全部通晓为甲第；策问通晓四道，帖经通过四条以上为乙第。凡是书学，先口试通晓，然后笔试解说《文字林》二千条，通晓十八条为及第。凡是算学，记录大义本条作为问答，明确数字推演方法，详细阐明术理，然后才算通晓。测试《九章算术》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题通晓六题，记录遗漏三条，分为三等。数字帖经读十题得九题为及第。测试《缀术》、《缉古》记录大义作为问答者，明确数字推演方法，详细阐明术理，没有注释的符合数字推演方法没有失误。义理然后才算通晓，《缀术》七条，《辑古》三条，十题通晓六题，记录遗漏三条，分为三等，数字帖经读十题，得九题为及第。落选经书者，即使通晓六题也不及第。凡是崇文生（原文“〇文”疑为“崇文”之误）考试，一部大经，一部小经，或两部中经，或《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一部，或时务策五道。经史都测试，策问十道。经书通晓六条，史书及时务策通晓三条，都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晓六条为及第。

蕙田按：隋朝大业年间设置进士科，用策问进行考试。唐初也沿袭这一制度。高宗永隆二年，下诏进士测试杂文两篇，通晓文律然后测试策问。所谓的杂文，就是诗赋之类。天宝十一载，下诏进士帖经，通晓之后然后测试文、诗、赋各一篇，文通晓之后然后测试策问。这样看来，进士这一科，永隆以前只有对策；天宝以前有策问和诗赋；天宝以后有帖经、有策问、有诗赋，没有专门测试策问和帖经的情况。《志》中所说“进士测试时务策、帖一大经，经策都通晓为甲第者”，是不正确的。又进士测试有杂文，始于高宗时代，而解说者说隋朝用诗赋选拔士人，也是错误的。《志》记载算学一条，似乎有重复讹误之处，《文献通考》也相同，等待考证。

《通典》记载：起初，秀才科等级最高。贞观年间有被举荐而没有及第的人，连坐其州长官，因此秀才科被废除。士族所趋向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而已。秀才科长期废除，明经虽然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只有丁第，进士只有乙科而已。其中进士大致千人中及第的有一百一二，明经加倍，及第的有十一二。其制度，诏举人不设常科，都标明科目而搜索人才。考试的日子有时在殿廷，天子亲临观看。考试结束后，将名字糊在中，考核文策高的，特别授予美官，其次给予出身。应诏的人多则两千人，少则不下千人，所录取的百分之一才有一人。

蕙田按：这说明唐代已有糊名之法，但只施行于制科，而明经、进士则没有。

顾炎武说：《旧唐书·杜正伦传》，杜正伦在隋朝仁寿年间，与兄长杜正元、杜正藏都以秀才科及第。唐代

译汉代推举秀才，每州不过十余人，正伦一家就有三位秀才，被当时的人称道赞美。唐代《登科记》记载，从武德到永徽年间，每年进士有时多达二十余人，而秀才只有一两人（《旧唐书·职官志》说秀才科自唐代以来就没有人了）。杜佑《通典》说：起初秀才科等级最高，考试方略策五条，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个等级。贞观年间有被推举却未考中的人，连坐其州长官，因此秀才科被废除（《新唐书》记载高宗永徽二年才停止秀才科）。读书人所追求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罢了。显庆初年，黄门侍郎刘祥道上奏说：国家统治四海，至今已有四十年，百姓和官员中没有推举秀才，未必是今人不如古人，难道是荐贤的方法没有到位？怎能号称人才众多，却缺少这类人？请求从六品以下官员乃至山野隐士，特别颁布诏令，再次仔细搜访。唐人对于秀才，重视到如此程度（“秀才”一词出自《史记·贾生传》：“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公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儒林传》中公孙弘等人的议论说：“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这是秀才名称的由来）。唐玄宗御撰《六典》说：凡是贡举的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不遗漏俊才的是秀才，通晓两经以上的是明经，明晓时务、精熟一经的是进士。张昌龄，本州想以秀才推举他，昌龄认为当时废除秀才科已久，坚决推辞，于是以进士身份参加贡举并考中。这说明秀才的名号，是参加进士科的人所不敢担当的。又《文苑英华·判目》中有说：乡试进士到省试，请求改试秀才，考功司不听，只能申诉而已。赵岊判词说：文章技艺的小善，是进士的能力；应对问对不停，是秀才的名目。这又是进士请求改试秀才而不可得的情况。现在用生员来冒用这个名称，为什么呢（《容斋三笔》说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后确实是贡举科目中最高的，而现今世俗却把它作为互相轻视的称呼）。明朝初年曾推举秀才（洪武十五年征召秀才数千人），如《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任命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童权为某州府知府，都赐予冠带。十年二月丙辰，任命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任命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就是这些例子。也曾推举孝廉（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任命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就是这些例子。这些是征辟举荐的名号，不是用于科举科目的人。现在俗称为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是不对的。

译洪迈《容斋随笔》说：唐代设立的科举科目繁多杂乱，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其实与其他科目是一样的。张九龄凭借“道侔伊吕”科策论获得高等第，根据《登科记》和《会要》考证，大概是先天元年九月，唐玄宗刚即位时，宣劳使所举荐的各科目共九人：经邦治国科、材可经邦科、才堪刺史科、贤良方正科各一人，藻思清华科、兴化变俗科各两人。那道侔伊吕科的策问非常平庸，只说振兴教化、治理国家，必须等待得到贤才，寻求贤才、审慎任官，没有比得上推荐更重要的，想要远循汉魏的法规，恢复州郡的选拔制度，担心州郡长官的明察不能必然鉴识人才，其次涉及越骑、佽飞等武职，都出自京畿地区，想要在要服地区均分井田，在革车地区遵循丘赋制度，以及安定百姓、重视粮食、编户从事农桑等事务，完全不及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大道，那么他对待伊尹、吕尚这样的贤才的规格也就太狭隘了。张九龄在神龙二年考中材堪经邦科，原本没有记载，估计也是这类情况。

秦蕙田按语说：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登科记》的，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清亷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达于吏理可使従政科、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词殚文律科、词标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业科、文艺优长科、絶伦科、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长才广度沈迹下僚科、拔萃科、疾恶科、才膺管乐科、道侔伊吕科、龚黄科、材堪经邦科、才高位下科、抱器怀能科、茂材异等科、良材异等科、文儒异等科、文以经国科、藏名负俗科、藻思清萃科、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科、悊人竒士逸沦屠钓科、文史兼优科、文词雅丽科、博学通议科、博学宏词科、文辞秀逸科、风雅古调科、词藻宏丽科、智谋将帅科、武足安边科、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高材未达沈迹下僚科、多才科、王霸科、高蹈邱园科、乐道安贫科、讽谏主文科、经学优深科、军谋越众科。而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代制举的名称，大多有八十六种，那么《登科记》所记载的，还有未尽之处。”

《唐书·选举志》记载：高宗永徽二年，开始停止秀才科。

上元二年，增加对贡士的《老子》策问，明经科两条，进士科三条。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说：“明经科大多抄写义条，进士科只背诵旧策，都没有实际才能，而主管部门为了凑足人数让他们及第。”于是下诏从今以后，明经科试帖十题中答对六题以上，进士科试杂文两篇，通晓文律的，然后才试策问。

《通典》记载：武后载初二年二月，在洛城殿策问贡士，几天才结束，在殿前考试贡士，从此开始。

马端临说：“武后所考试的各路贡士，大概像后世的省试，并不是在省试之外再有殿试。唐代自开元以前，考试士人未归属礼部，由考功员外郎主持。武后自负文才，所以在殿陛之间亲自做考功员外郎的事。”

秦蕙田按语说：《通考》记载此事作天授元年，考证正史，武后在载初二年九月改元天授，那么策试贡士在改元以前，《通典》是正确的。

长寿二年后，武后亲自制作《臣轨》两篇，命令贡举人学习，停止考《老子》。神龙二年二月，下诏贡举人停止考《臣轨》，依旧学习《老子》。

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新注《老子》完成，下诏天下每年贡士，减少尚书《论语》策问，而增加《老子》。

《唐书·选举志》记载：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被举人诋毁，皇帝认为员外郎声望轻，于是将贡举移交给礼部，由侍郎掌管，礼部选拔士人从此开始。

《文献通考》记载开元二十五年敕令说：“进士以声韵为学问，大多不明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夫，很少穷究义理。从今以后，明经科问大义十条，回答时务策三首；进士科试大经十帖。”

天宝六载，皇帝想要广泛寻求天下士人，命令通晓一门技艺以上的都到京师。李林甫担心草野之士对策时斥责他的奸恶，建议说举人多卑贱愚昧，恐怕有俚俗之言污浊圣听，于是命令郡县长官精心考试训练，具名送省，由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试，选取名实相符者上报。等到考试时，都用诗赋论来考，于是没有一人及第。马端临说：“根据唐代《登科记》考证，这一年进士二十三人，风雅古调科一人，不知为什么说没有一人及第。”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又有秀才举。当时因为进士逐渐难考，而秀才本科没有贴经及杂文的限制，反而比进士容易。主考官因为这个科目废除已久，不想提拔奖赏，应试者大多落第。三十年来没有登第者。到天宝初年，礼部侍郎韦陟才奏请，有适合此科的人，才命令长官特别考核。那些常年举送的人，都停止。

顾炎武说

译《册府元龟》又记载，唐代宗时期，杨绾任礼部侍郎，请求设立五经秀才科，此事被搁置而未实行。然而《旧唐书·儒学传》中记载冯伉在大历年间初年考中五经秀才科，这说明该科曾经实行过，但随即又被废止了。

译《文献通考》记载：唐肃宗乾元初年，中书舍人李揆兼任礼部侍郎，上言说主考官选拔士人，大多不考察实际才能，只是严加防范，索取书策，却不知才能不足的人，即使身处文史的领域，也不能铺陈其辞藻，这深深违背了求取贤才的本意。等到考试进士那天，在庭院中放置五经、诸史以及《切韵》原本于床上，然后引见贡士，对他们说：“大国选拔士人，只致力于得到人才，经籍都在这里，请随意查找检阅。”

徐松按语：根据这条记载，那么唐代进士考试诗赋，是不允许携带《切韵》的。然而白居易文集中有这样的话：“礼部进士惯例允许使用书策，并且可以通宵达旦。能够通宵，那么思虑必定周全；使用书策，那么文字就不会出错。”这说明唐代考试进士并没有禁止携带书籍的规定，难道李揆主持贡举之后，才把它作为惯例吗？

又按语：“搜索怀挟之例”，唐代才开始有。

《唐书·选举志》记载：唐代宗广德元年，贾至任侍郎，提出建议说：“今年正值饥荒歉收，举人前往尚书省应试的，在两都进行考试。”在两都考试举人，从此开始。

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言说：“进士科起源于隋朝大业年间，那时还只考策问。高宗朝，刘思立增加进士杂文，明经填帖，所以考进士的人都诵读当代的文章，而不通晓经史；考明经的人只死记帖括。又允许投牒自荐，这不符合古代圣王虚心求贤的本意。请求依照古制考察孝廉，那些在乡里孝顺友爱、守信重义、廉洁知耻并且通晓经书的人，由县推荐给州，州测试他们所通晓的学问，再送到尚书省。从县到省，都不允许自己投牒自荐。那些到任状、保辨、识牒等手续，都停止。所学习的经书只取大义，听任通晓各家学说。每问经书十条，对策三道，都通晓的为上等，吏部授予官职。经义通八条、对策通二道的为中等，给予出身；下等的罢免回家。那些明经、进士以及道举都停止。”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翰林学士，回答说：“举进士已经很久了，废除它恐怕会失去他们的学业。”于是下诏明经、进士与孝廉并行。

徐松按语：孝廉科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废止。

起初，礼部侍郎的亲属朋友移交给考功员外郎考试，称为别头试。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上奏废止，议论的人认为是对的。元和十三年，礼部侍郎庾承宣上奏恢复考功别头试。太和三年，高锴任考功员外郎，选拔士人有不当之处，监察御史姚中立又上奏停止考功别头试。太和六年，侍郎贾餗又上奏恢复。

徐松按语：唐代的别头试，就是现在所说的回避卷。

元和年间，明经停止口试经义，改考墨义十条，五经取通晓五条，明经通晓六条。那些曾经犯法以及担任州县小吏的人，即使文章可以采纳，也不予举荐。起初，开元年间，礼部考试完毕，送到中书门下详细复核。后来中途废止。元和十三年，侍郎钱徽所举荐的人送交复核，大多没有中选，因此被贬官。而举人的杂文又送到中书门下。长庆三年，侍郎王起上言说：“旧例，礼部已经放榜，中书门下才开始详细复核，现在请求先详细复核然后再放榜。”议论的人认为王起虽然避嫌，但却失去了贡举的职责。太和八年，宰相王涯认为礼部选拔士人，却先以榜文示知中书门下，这不是至公之道，从今以后一律委托有关官员，把所考的杂文、籍贯、三代名讳送到中书门下。徐松按语：唐代进士放榜完毕，把试文送到两省详细复核，就像现在的乡试、会试试卷送到兵部磨勘，并不是另外命题复核考试。

在此之前，进士考试时，考赋以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暂代主持贡举，于是用箴、论、表、赞代替诗赋，而都考策三道。太和八年，礼部又废止进士“议论”，改考诗赋。唐文宗从宫内出题来考试进士，对侍臣说：“我担心文风浮薄，昨天亲自出题，所考的成绩稍好。”于是下诏礼部每年录取登第者三十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不必凑足这个数目。这时，文宗好学嗜古，郑覃凭借经术位居宰相，深深痛恨进士浮薄，屡次请求废止进士科。文宗说：“敦厚浮薄，各色各样都有。进士科取人已经两百年了，不能突然废止。”因此得以不废止。唐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其厌恶进士。起初，举人已经及第，排列成行通报姓名到主考官府第谢恩，其制度是：依次站在西阶下，以北为上，面向东；主人坐在东阶下，面向西。各位学生拜见主考官，主考官回拜，然后按年龄次序谢恩，于是登上台阶与公卿观看的人一起就坐。酒过数巡，然后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到这时，李德裕上奏说：“国家设科取士，却结党营私、背离公义，自称为门生。从今以后只允许一次拜见主考官就停止。那些期集、参谒、曲江、题名都废止。”

徐松按语：门生的名称，起源于两汉，指所师从学习的人，不是指所举荐的士人。然而东汉孝廉对于举主的丧事，甚至有穿丧服三年的，比照心丧，那么谢恩私门，汉代已经这样了。唐代士子开始把主考官称为座主，而自称门生，中叶以后，遂成门户之习。到这时，李德裕当权，才议定进士及第后只允许一次参谒主考官，不得在私宅聚集参谒。大概座主门生的禁令，实际上始于此时。

《唐国史补》记载：进士被当时社会崇尚已经很久了。因此俊才实在其中。由此

译而考中者，终身成为文人。所以争名逐利常为时俗所困。科举考试的地方称为举场，通称考中者为秀才，投递名帖称为乡贡，考中称为进士，互相推重敬称为先辈，一同考中称为同年，主考官称为座主。京兆府考试后提升的，称为等第；外地府不经过考试而推荐的，称为拔解【然而拔解也需要预先托人写诗赋，并非自我推荐】将要考试时各自互相担保，称为合保；群居在一起作赋，称为私试；拜访权贵，称为关节；抬高声望，称为还往。考中后，在慈恩寺塔上列出名字，称为题名；在曲江亭子大宴，称为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之后，也称关宴；宴会后同年各自前往，也称离会】登记入选，称为春闱；没考中却吃得醉饱，称为打眊燥；匿名造谣诽谤，称为无名子；退下来继续学习，称为过夏；带着学业出来，称为夏课【也称秋卷】夹带书籍进入考场，称为书策。这些是大概的情况。

译马端临说：查考韩愈《赠张童子序》中说，天下凭借通晓两经而参加科举的人，能够升入礼部的，每年不少于三千人，称为乡贡；又选拔其中可以进用的人，归属吏部，每年不到二百人，称为出身。然而查看《登科记》所载，即使是唐朝盛世，每年礼部录取的进士及诸科，也没有达到五七十人的，这与韩愈所说的不符。又开元十七年，限制天下明经科取士及第，每年不超过百人；又太和年间的敕令，进士及第不得超过四十人，明经不得超过一百一十人。然而《登科记》所载逐年录取人数如此，那么原本就未曾超过百人，本来就不必为此设限。又明经及第者的姓名，尤其稀少，现在说不得超过一百一十人，那就是每科曾经超过这个数目了。难道《登科记》所载不全而难以凭信吗？《唐史摭言》记载，华良入京参加京兆解试，没有考中，写信责备考官说：“圣唐拥有天下，将近二百年，考中进士科的有三千多人，以此证明，那么每年录取的不超过二十人。”《登科记》没有错误。

右唐取士

《文献通考》梁太祖开平元年敕令：“近年举人在秋季推荐时，不亲自参加考试的称为拔解，今后应当禁止。”又敕令礼部贡院：“每年录取的明经及第，不得超过二十人。”

干化元年，任命尚书左仆射杨涉主持贡举，这不是常规做法。开元时，由礼部侍郎专门主持贡举，其后有时由其他官员统领，多用中书舍人及诸司四品清资官。只有会昌年间，任命太常卿王起主持贡举，当时他也兼任检校仆射。五代时，有时由兵部尚书，有时由户部侍郎、刑部侍郎担任，不再专门由礼部侍郎主持了。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敕令：“今年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人，令翰林院复试。提升王徽、桑维翰居第一、第二，降符蒙正为第四。今后礼部所试，委托中书门下仔细详查复核，奏报皇帝。”

三年，工部侍郎任赞上奏，请求各地举人如果不是家在远方、水陆阻隔的，在各处选择宾从官僚中艺学精博的一人，各自在本籍地一律分明比试，如果不是通晓赡博，不许妄自发给文解。

明宗长兴三年，敕令：“今后落第举人，有关部门已经收纳家状的，次年便赴贡院应试，并免除再次索取文解。”

长兴四年礼部贡院上奏新立条件如下：一、九经五经呈帖由之时，试官书写通不之后，有不及格者唱落后，请放置笔砚，将所纳帖由分明，却令自阅。或者试官错书通，不当与改，正如怀疑者，便允许请本经当面校对。如确实是错，即更于帖由上署名而退。一、五科常年驳榜出多，称屈塞，今年并明书所对经书墨义。云第几道不第几道，粗第几道通，任将本经书疏照证。如考试官去留不当，允许将状陈诉，当再考较。如合黜落，妄有披述，当行严断。一、今年举人有抱屈落第者，允许将状披诉于贡院，当与重试。如贡院不理，即诣御史台论诉。请自试举人日，令御史台差人受举人诉屈文状，并引本身勘问所论事件。或知贡举官及考试官以下，敢受货赂，升擢亲朋，屈抑艺能，阴从请托，及不依格去留，一事有违，请行朝典。一、怀挟书策，旧例禁止。请自今后入省门，搜得文书者，不计多少，准例扶出殿。将来两举一，遥口受人回换试处及抄义题帖书时诸般相救，准例扶出。请殿将来三举一。艺业未精准格落下，耻见同人，妄扇屈声，拟为将来基址。及他人帖对过场数多者，便生诬玷，或罗织殴骂者，并当收禁牒送御史台，请赐敕鞫。如知贡举官及考试官事涉私徇情屈塞艺士，请行朝典。若虚妄者，请严行科断牒送本道重处，色役仍永不得入举〇，同保人亦请连坐，各殿三举。奉敕宜依。又奏准会要贡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近来直临锁院前赴应天门外朝见，今后请令举人复赴正仗如旧法。或以人数不少，请只取诸科解头一人就列，其余续到者俟齐日别令朝见。奉敕依。

叶梦得说：“唐末礼部主持贡举，有得到程文优秀者，即以自己登第时的名次处之，不以甲乙为高下也，谓之〇衣钵。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后，得范鲁公质，遂处以十三。其后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于鲁，与凝皆同世，以为异也。”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敕令礼部贡院：“于引试之前，精加考校，逐〇去留。无艺者，虽应举年深，不得饶借〇数。有艺者，虽遭黜落，并许陈诉。只不得街市、省门故为喧竞，及投无名文字讪毁主司。如有故违，必行严断，配流边远，同保

译考生将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不得接受他人的推荐和请托，必须将试题和考生的姓名详细密封，上报朝廷。那些违规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又规定，今后考生必须取得本籍贯的解送文书，如果籍贯所在地路途阻隔，只允许在京城和东都两地给予解送文书。

译世宗显德二年下诏说：国家设立贡举机构，是为了选拔俊秀杰出的人才，务必考察文章与品行，以此决定科举的名次。近来听说近年以来，多有滥竽充数者，有的凭借资历年限而考中，有的依靠权势关系而获得出身。今年所贡举的考生，考试时务必详细审查，如果发现错误疏漏，必须决定去留。其中李覃、何曮、杨徽之、赵邻防等四人，应当准许及第。其中严说、武允成、王汾、闾丘舜卿、任惟吉、周度、张慎防、王翥、马文、刘选、程浩然、李进等十二人，技艺学问不够精熟，都应当黜落，暂且让他们刻苦学习，等待下次再考。礼部侍郎刘温叟，在选拔人才时失职，颇为因循守旧，根据他的过错本应加以谴责贬谪，现在尚且表示宽恕，特别予以宽容。刘温叟免予治罪，今后贡举公事，仍命令有关部门详细陈述条理上奏。

当年五月，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仪上奏说：进士请规定今后省试试卷，限定缴纳五卷以上，其中虽然有诗、赋、论各一卷，其余雅文歌篇也都允许一同缴纳，只是不得有神道碑志文之类。帖经和对义，都必须实际考核，通三以上为合格。将来再复试，考试结束后，那些不及格的人，根据文艺优劣定为五等。选取文字乖舛、词理纰缪最严重的为第五等，停考五举；其次的为第四等，停考三举；依次稍优的为第三等；第一等都允许次年赴举。所停考的举数，都在所试卷子上用朱笔书写，封送中书门下，请求下达指令。以及追究发解试官、监官等的罪责。其他各科举人，如果符合解送条件却不解送，不符合解送条件却解送的，监官、试官为首要责任人，勒令停职，由举送长官上奏裁决。监官、试官如果接受贿赂，以及今后进士如果有请人代写文章应举的，允许他人告发，将其发配到本处服杂役，永远不得做官。同保人如果知情，停考四举；不知情，停考两举。接受请托代写的人如果现任官职，停职；选人停考三举，举人停考五举，其他各色人等根据情节轻重定罪，朝廷听从了这些建议。窦仪又上奏请求依照唐穆宗时考试及第进士的做法，先具姓名和杂文申送中书，请奏覆核完毕，下达当司与诸科一齐放榜。

显德五年，右谏议大夫知贡举刘涛在东京考试士子，放榜后率领新及第进士刘坦等十五人来赴行在，将他们所试的诗赋进呈，皇上认为他们的辞藻多有错误，命令翰林学士李昉复试，黜落郭浚、赵保雍等七人，刘涛因此获罪，被责罚降官。

马氏端临说：五代五十二年间，其中只有梁和晋各停贡举两年，是因为下诏以举子学业不精的缘故。至于朝代更替，战乱纷扰的年份，贡举本来就没有废止。然而每年所取的进士，最多的也仅及唐代盛世的一半。国土分裂，人士流离，本来也不奇怪是这样。但是三礼、三传、学究、明经等科，唐代虽然也有，但每科所取很少。而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等科中选的人动辄以百人计算。大概是因为帖书、墨义，在太平时期鄙薄这种学问而不学习，国家轻视这种科目而不取。所以只以攻诗赋中进士举的人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做士人的往往从事于帖诵的末流，习而能文的人本来就很罕见。国家也暂且把这作为士子进取的途径，所以所取的人数反而比盛唐时多几倍。宋初诸科取人 also 多于进士，大概也是承袭五代弊端的缘故。

右五代取士

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三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嘉礼四十七

学礼

《宋史·选举志》记载：宋初礼部贡举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都在秋季取解，冬季集于礼部，春季考试，合格及有名次的，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是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是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是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是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是三传一百一十条；凡是《开元礼》、三史各对三百余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是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防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校，而判官监之，试纸由长官印署当面发给。试中格者，评定甲乙，具所试经义，用朱笔书写通否，监官、试官署名其下。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帖由都随解牒上之礼部。有笃疾废疾者不得贡，贡不应法及校试不以实者，监官、试官停任，受赂则论以枉法，长官奏裁。凡是命士应举，称为“锁防”，试所属先以名闻，得防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