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八十

译打算等待七百年的国运更替之后才做安排，希望向上能依据晋、宋两代的制度，旁侧能符合人心所向。」于是八座官员上奏说：「臣听说在禅让受命之后，开创制度、变革时代的君主，何尝不推崇亲爱亲属的道义，笃行尊敬尊长的准则？奉养祖宗，在郊外和宗庙表达敬意，自从道义背离了孔子的故里，学术毁灭于秦朝的宫廷，儒雅之风既已衰微，经典文献也湮没失传。虽然两汉编纂续修绝学，魏晋崇尚这种文化，但宗庙的制度，典章散失，人们习惯于片面之说而竞相争辩，持浅陋之见而兴起异端。从过去到现在，经历了许多年代，大致说来，只有两派观点。推崇郑玄的，就陈述四庙的制度；阐述王肃的，就引用七庙的文献。贵贱混杂无法分辨，是非纷乱不能确定。陛下至高的德行自然流露，孝思没有穷尽，确实应当确立一代的规范，作为万世的准则。臣奉承圣明的旨意，讨论往代的记载，记载七庙的实在很多，称颂四祖的大概很少，比较它们的得失，明显可见。《春秋》《谷梁传》以及《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尚书》说：「七世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至于荀子、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等人，有的学问推崇为硕儒，有的才识被称为博物，商讨比较古今，都认为是这样。所以他们的文章说：「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七座。」晋、宋、齐、梁都依据这个义理，设立亲庙六座。这难道不是国家的盛典，不可磨灭的美善功业吗？如果违背群经的明确文字，顺从累代的可疑议论，背离王肃的笃实论断，尊崇郑玄的旧学，那么天子的礼仪就会向下逼迫人臣，诸侯的制度就会向上僭越王者，这就不是所说的尊卑有序，名位不同了。况且礼仪源于人情，除非天降灾祸，最大的孝道没有比尊崇亲人更重要的，深厚的根本没有比严正配享更优先的。数目限于四庙，不是崇尚众多的道理；祭祀延及七世，符合更加隆重的用心。由此知道德行深厚的人光辉流传，是可以长久的崇高义理；德行浅薄的人流于卑下，是确实不可改变的优良典范。臣等参与商议，请求依据晋、宋的旧例，设立亲庙六座。至于祖宗的制度，遵循旧典，希望继承宗庙的道义在礼仪确定的时刻兴起，尊崇祖先的义理在孝道治理的日子成就。皇帝下诏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译蕙田按：子奢论述七庙之事，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驾崩，准备举行崇祔之礼。礼部尚书许敬宗上奏说：“〇农府君庙应当按次序毁弃。查考旧有仪制，汉代丞相韦〇成认为毁弃神主后应埋入地下，但万国宗庙祭祀有所由来，一旦埋入地下，事情并不妥当合适。晋代博士范宣打算另外建立庙宇，供奉征西等神主，安置其中，与埋入地下相比，颇合情理。此事没有典故依据，也不足以依循。又有人议论说毁弃的神主应藏于天府，祥瑞所藏之处，本不是这个意思。如今谨慎衡量，除去祧庙之外，还有坛墠祈祷所及之处，私下认为这样处理较为适宜。当今庙制与古代不同，共用基址而分设室屋，以西方为首。若在西侧夹室之中，仍然处于尊位，祈祷则祭祀未断绝，遵照旧有仪制进行敬享，情理实在可知。〇农府君庙属于远亲，按旧章礼仪应当按次序毁弃。臣等参议，将神主迁移供奉，藏于夹室，本意在于敦厚教化，在礼法上是〇，请依从此议。”当年八月庚子日，太宗文皇帝神主祔入太庙。

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入太庙。从这时开始，将宣皇帝神主迁移至夹室。

《唐书·武后本纪》记载：垂拱四年正月甲子日，增加七庙，在神都建立高祖、太宗、高宗庙。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垂拱四年正月，又在东都建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季祭祀，如同京庙的仪制，另外建立崇先庙，以祭祀武氏祖先。则天皇后不久又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建立崇先庙的室数，司礼博士、崇文馆学士周悰迎合旨意，请求建立崇先庙为七室，将皇室太庙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上奏说：“臣私下查考秦汉时期皇太后临朝称制，并依据礼经正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百代君王不变的道理，万代常行的法度，没有越礼违古而擅自裁断仪注的。如今周悰另外引用浮泛议论，广泛陈述异说，只推崇临朝权宜之仪，不依循国家常度，将崇先庙升为七室，将国家宗庙降为五室。臣听说皇图广开，实在尊崇宗社之尊；帝业〇基，实在等同山河之固。伏念天步多艰，时逢厄运，代天治理万物，自古有之。伏惟皇太后亲自承受托付，忧劳百姓，采纳孝慈之请，垂示矜抚之怀，实在可以说是光显大谋，恢弘圣业。那崇先庙的室数，应当符合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当随意改变。臣的愚直之见，都依循正礼，周悰的请求，实在违背古仪。”则天皇后因此暂且停止。

蕙田按：贾大隐的议论辞严义正，卓越不可磨灭。

《唐书·武后本纪》记载：嗣圣七年【即武后天授元年】九月丙戌日，在神都建立武氏七庙。十月，改唐太庙为享德庙，以武氏七庙为太庙。

《礼乐志》记载：“天授二年，则天皇后既已革命，在东都称帝，改制太庙为七庙室，供奉武氏七代神主，祔入太庙，改西京太庙为享德庙，四季只祭祀高祖以下三室，其余四室令有关部门关闭门户，废止享祀之礼，又改西京崇先庙为崇尊庙，其享祀如同太庙之仪。

蕙田按：武氏的罪过，此为最大。

《中宗本纪》记载：神龙元年正月丙午日，中宗复位。五月壬午日，将武氏神主迁移至崇恩庙。乙酉日，在东都建立太庙。八月乙亥日，将孝敬皇帝祔入东都太庙。皇后在庙中谒见。十一月壬午日，中宗及皇后在太庙享祀，大赦天下。壬寅日，皇太后驾崩，废除崇恩庙。

《礼乐志》记载：“起初，唐朝建立东西二都，而东都无庙。则天皇后僭号称周，在东都建立周七庙，以祭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庙为享德庙。神龙元年，中宗复位，将武氏庙主迁移至西京，作为崇尊庙，而以东都武氏故庙为唐太庙，祔入光皇帝以下七室，亲自享祀。于是东西二都都有庙，岁时并享。”

蕙田按：东西二都立庙，并享不符合礼制。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神龙元年正月，改享德庙，依旧为京太庙。五月，将武氏七庙神主迁移至西京的崇尊庙，在东都新建太庙。太常博士张齐贤建议说：“昔日荀子说，拥有天下者祭祀七代，拥有一国者祭祀五代。那么天子七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所以《尚书》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祭法》称王立七庙一坛一墠，《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合为七，无不尊崇始封之君称为太祖。太祖之庙百代不迁，祫祭之礼，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合食于太祖之室。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商的〇王，周的后稷就是这样。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只是商自〇王以后十四代至汤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后十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间代数既远，迁庙亲庙都出在太祖之后，所以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后汉高祖受命无始封祖，即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帝之父立庙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是因为尊于太祖的缘故。魏武帝创业，文帝受命，也以武帝为太祖，其高祖

译太皇处士君等人都是亲属中的尊长，不在昭穆次序合祭的行列中。晋宣帝开创基业，武帝接受天命，也就以宣帝为太祖，其征西府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等人也都是亲属中的尊长，不在昭穆次序合祭的行列中。从那时以来，直到周、隋两代，宗庙的制度遵循这一礼制没有改变，所以宇文氏以文皇帝为太祖，隋朝以武元皇帝为太祖。我朝承受天命，世代光辉延续，景皇帝最初封为唐公，实际上就是太祖，中间相隔的代数既然很近，排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所以皇家太庙只有六室。那神农府君、宣光二帝地位高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合祭的数目中。如今皇权重新确立，孝思不安，奉二月十九日敕令，七室以下依旧尊崇。又奉三月一日敕令，既然设立七庙，必须尊崇始祖，迅速命令详细审定。我查阅礼经，始祖就是太祖，太祖之外没有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为始祖，不符合礼经。有人引用《白虎通义》说，后稷是始祖，文王是太祖，武王是太宗。以及郑玄注解《诗·雍序》说，太祖指文王。以此作为论据的人，他们的说法不对吗？为什么呢？他们所说的礼，是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所以称文王为太祖罢了，不是祫祭群主合祭的太祖。现在的议论者，有人想立凉武昭王为始祖，非常不可行。为什么呢？过去在商周，稷禹开始受封，汤武兴起，福泽源于稷禹，所以以稷禹为太祖，就是皇家的景皇帝。凉武昭王功业不广，后主失国，疆土没有传承，景皇开始受封，确实奠定了天命的基础。现在舍弃封唐的盛大功业，推崇西凉的远祖，考察前代古制，确实违背典礼。魏氏不以曹参为太祖，晋氏不以殷王卬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陈隋不以胡公杨震为太祖，那么皇家怎么可以以凉武昭王为太祖呢？汉朝东京，大议郊祀，多认为周郊祭后稷，汉应当郊祭尧。诏令下达给公卿议论，议论者大多赞同，皇帝也认为正确。杜林正式议论，独自认为周室兴起，福泽源于后稷，汉业特别兴起，功绩不源于尧，祖宗旧例应当因循，最终听从了杜林的议论。又传说：“想知道天上的事，问长人，因为他接近。”武德贞观之时，君主圣明臣子贤能，距离凉武昭王，大概也接近现在了。当时不立的，必然不可以立，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既然年代渐渐久远，才又立他，这不是三祖二宗的本意，实在恐怕景王失职而震怒，武昭虚位而不回应，不是社稷的福气。宗庙事情重大，禘祫礼制崇高，先王用它来观察德行。有人不知道它的说法，既灌之后，孔子不想观看。如今朝命更新，应当谨慎礼制，祭祀如同神灵存在一样，不可欺骗。请按照敕令将太庙增加为七室，享祭宣皇以完备七代，那始祖不应当另外尊崇。太常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又议论说：“谨案《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这是典籍的明文，古今的通制。皇唐考察前代典范，详细采纳历代帝王，尊崇建立宗庙神灵，遵循这个典制。但是开基的王，受命的君，王迹有浅深，太祖有远近。汤文福泽基础，稷契是太祖，代数远出在昭穆之上，所以七庙可以完备。如果夏继承唐虞，功绩不源于鲧；汉除去秦项，力量不依赖尧；以及魏晋经图，周隋拨乱，都是功绩隆盛于近代，祖业不远。受命开始受封的君主，不离开昭穆的亲缘，所以初立宗庙，很少听说完备的制度。太祖以功绩，建立昭穆以亲缘，尊崇有功，百代而不迁；亲尽七代而当毁。有的因为太祖代数浅，庙数不完备，又在昭穆之上，远立应当迁出的君主，勉强遵循七庙的文字，深深违背迭毁的制度。皇家千年开启黎明，百代光辉延续，景皇帝深厚德行，奠基唐代，代数还近，称号虽然尊崇为太祖，亲缘尚列于昭穆，而且面临六室的位置，未申七代的尊崇。因此知道太庙应当六座，不应当有七座，所以先朝只有宣、光、景、元、神尧、文武六代亲庙。文帝去世，神主升附于庙室，因为宣皇帝代数应当满，按照礼制又迁出。现在只有光皇帝以下六代亲庙，不是天子之庙数，不应当有七座。本来由于太祖有远近的不同，所以初建有多少的区别。敬惟三后临朝，代多儒雅，神祊事情重大，礼岂能虚存？规模可以沿袭，道理难以变革。宣皇既然不是始祖，又庙无祖宗的称号，亲尽既迁，他的庙不应当重新建立。如果礼终运往，建议又尊崇，实在违背王制的文字，不合先朝的防范。请依照贞观的旧例，不改变三圣的宏规，光崇六室，不亏古义。当时有制令，宰相更加详细审定。礼部尚书祝钦明等奏言：博士三人各自分为两议，张齐贤认为始祖同于太祖，不应当再祖；昭王刘承庆认为王制三昭三穆，不应当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请依照张齐贤，以景皇帝为太祖；依照刘承庆，尊崇六室。制令听从了。不久有制令，以孝敬皇帝为义宗，升附于太庙。那年

译八月，将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义宗孝敬皇帝的神位，隆重地附祭于东都太庙，亲自举行献祭的礼仪。

译蕙田按：张齐贤论述唐太祖的观点，非常正确；但他认为地位尊崇于太祖祖先的人不在合食之列，则是不明事理。因为时享所供奉的七庙是定制。太祖之外，三昭三穆，只论亲疏不论功德。祫祭的礼仪，是毁庙所合食的对象。太祖之外，凡是称为祖的，不拘太祖前后，都能参与合食，也是只论亲疏不论功德。因为世数有近有远，古今有时宜，礼因义而起的，应当如此。如果像汉、魏以后属尊不合食的惯例，怎么能称为祫祭呢？刘承庆等人六庙的说法，自然也是权宜之计；至于让孝敬帝升祔以凑足数目，则是不合礼制的。

观承按：属尊不合食的惯例，非常荒谬。这是因为不知道礼因义而起的缘故。所以唐人关于禘祫的争论纷纭，应当以韩愈的议定为得当，合乎情理。

景龙元年正月丙戌，恢复武氏庙陵，设置令、丞、守户。

《旧唐书·礼仪志》：“神龙二年，皇帝返回京师，太庙从此也崇享七室，仍然改武氏崇恩庙。第二年二月，又命令崇恩庙完全依照天授年间的时享祭祀。当时武三思掌权，密令安乐公主劝谏中宗，所以有此制度。不久又特别命令武氏崇恩庙的斋郎选取五品官员的儿子充任。太常博士杨孚上奏说：‘太庙斋郎从前只选取七品以下官员的儿子，现在崇恩庙斋郎既然选取五品官员的儿子，那么七庙斋郎作何等级？’皇上说：‘太庙斋郎也依照崇恩庙设置。’杨孚上奏说：‘崇恩庙是太庙的臣属，太庙是崇恩庙的君主，以臣属比照君主，尚且是僭越叛逆；以君主比照臣属，天下人疑惑恐惧。孔子说：‘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不成，事情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百姓无处安放手足。’所以君子命名必定可以言说。恳请陛下不要惑于邪说，作为祸乱的开端。’这件事于是停止。

蕙田按：杨孚的上奏，与贾大隐可以称为两绝。

《唐书·睿宗本纪》：景云元年七月乙亥，废除崇恩庙。十月癸卯，将义宗移出太庙。

《礼乐志》：“中宗驾崩，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认为：‘义宗是追尊的皇帝，不宜列入昭穆，而他的葬处在洛州，请求在东都另立别庙。’于是有关部门在京庙按时享祭，神主藏在夹室。因此祔中宗而光皇帝不迁，于是成为七室了。”

《旧唐书·礼仪志》：景云元年，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上奏说：“依照礼制，大行皇帝山陵之事结束后，就应当祔庙。那太庙第七室，先前祔了皇兄义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的神主。我认为义宗未曾登上帝位，驾崩后追尊。神龙初年，才特别命令迁祔。《春秋》的道理，国君即位未超过一年的，不合列入昭穆序列。又古代祖宗各自别立庙。孝敬皇帝恭陵既然在洛州，希望于东都另立义宗之庙，迁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令有关部门按时享祭，则不违背先前的规定，又符合古训。人神和谐，进退适宜，在此神主，希望入夹室安置。恳请陛下以礼决断，恩制听从。”等到安葬后，祔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赵氏神主于太庙，那义宗就在东都从善里建庙享祀。

《韦凑传》，开元初年，韦凑升任将作大匠。诏令恢复孝敬皇帝庙号义宗。韦凑上奏说：“传文说，必须正名。礼制，祖有功，宗有德，其庙百世不毁。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汉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历代称宗的，都是平定海内，德泽可尊，列于昭穆，称为不毁。孝敬皇帝未曾南面称帝，况且另立寝庙，没有称宗的道理。”于是停止。

蕙田按：废除崇恩庙，移出义宗，都非常正确。

《唐书》玄宗本纪：开元四年六月，太上皇驾崩；十一月丁亥，将中宗迁往西庙。

《旧唐书·礼仪志》：开元四年，睿宗驾崩，举行祔庙之礼时，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等人上奏议论说：“谨查孝和皇帝在庙七室已满，现在睿宗大圣真皇帝是孝和的弟弟，刚到仲冬，礼制应当祔迁。但兄弟入庙，古代就有，递迁之礼，昭穆必须端正。谨查礼论，太常贺循议论说：‘兄弟不相为后，所以殷的盘庚不序于阳甲，而上继于先君；汉的光武不嗣于孝成，而上承于元帝。’又说：‘晋惠帝无后，怀帝承统，怀帝自继于世祖，而不继于惠帝，那惠帝应当同阳甲、孝成，别出为庙。’又说：‘如果兄弟相代，则共是一代，昭穆位同，等到应当迁庙时，不可兼毁二庙。’这大概是礼的常例。荀卿子说：‘有天下者事七代，谓从祢已上也。尊者统广，故恩及远祖。如果旁容兄弟，上毁祖考，这就是天子有不得全事于七代的道理了。’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后嗣，请求同殷的阳甲、汉的成帝，出为别庙，时祭不亏，大祫之时，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庙，上继高宗，则昭穆永贞，献祼”

译长序。制定礼制之初，下令将仪坤庙作为中宗庙，不久又在太庙西侧重建中宗庙。蕙田按：兄弟之间不互为继承人的情况，是指兄弟在昭穆辈分上相同，同处一庙而分室居住，附祭时一同附祭，迁祧时一同迁祧，只是不扰乱世系的次序罢了，并不是说不互为继承人，就不能同享于宗庙。陈贞节等人竟然有另立别庙的提议，可以说是没有通晓礼制了。」

译《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五年正月癸夘日，太庙四室倒塌，将神主迁至太极殿，皇帝穿素服避开正殿，停止上朝五天。己酉日，在太极殿祭祀。十月戊寅日，将神主附祭于太庙。

《礼乐志》：“开元五年，太庙四室倒塌，将神主奉安于太极殿。天子穿素服，避开正殿，停止上朝三天。当时皇帝将要巡幸东都，于是先在太极殿谒见神主，然后才出发。”

《陈贞节传》：开元五年，太庙倒塌，天子将神主安置在太极殿，营造新庙，穿素服避开正寝三天，不上朝，但仍巡幸东都。伊阙男子孙平子上书说：“正月太庙毁坏，这是提升二帝地位的验证。《春秋》记载，国君去世，哭丧完毕就附祭，附祭后制作神主，单独祭祀神主，在太庙举行冬祭、秋祭和禘祭，现在这些都违背了礼制。鲁文公二年，将僖公排在闵公之上，后来太室倒塌，《春秋》记载这场灾祸，解释说：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哥哥，但曾做过闵公的臣子，臣子排在君主之上，这叫失礼，所以太室倒塌。况且哥哥做弟弟的臣子，尚且不能提升，弟弟曾做过哥哥的臣子，反而可以提升吗？庄公去世，闵公在位两年就举行禘祭，《春秋》认为不对。何况先帝夏天去世，而太庙冬天就举行禘祭，不是太急促了吗？太室是尊贵的地方，如果说鲁国从此衰败，废掉周公的祭祀，现在太庙毁坏，恐怕也将衰败，废掉先帝的祭祀吧？陛下没有祭祀孝和皇帝，先祭祀太上皇，先祭臣后祭君，过去提升兄弟在上，现在弟弟先于哥哥祭祀。过去太室倒塌，现在太庙毁坏，与《春秋》完全相同，不可不考察。武则天篡夺国家，孝和皇帝中兴有功，现在宫内神主另设祠堂，不能列入世系，已经太薄情了。功劳不可抛弃，君主不可凌驾，长辈不可轻视。况且臣子继承君主，就像儿子继承父亲，所以大禹不先于鲧，周朝不先于不窋，宋、郑两国不因帝乙、厉王不贤，仍然尊崇他们，何况是中兴之君呢？晋朝太康年间，宣帝庙地基下沉，梁柱折断，又过了三年太庙殿地基下沉直到泉水，重新营造，梁柱又折断，上天所谴责的，一定不是因为腐朽而倒塌。晋朝不顺应天意，所以导致动乱。我认为应该将孝和皇帝的神主迁回太庙，何必违背礼制，与鲁、晋一样呢？”皇帝对他的言论感到惊奇，下诏让有关部门重新商议。陈贞节与博士冯宗质疑他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兄弟不在其中。殷朝从成汤到帝乙，十二位君主，其中父子相承的有六位，《干凿度》说：殷朝的帝乙，是六世王，那么兄弟不算一世。殷朝六庙，亲庙四座，加上成汤共六座，殷朝兄弟四位君主，如果算作一世，那么上面毁掉四座庙，就没有祖庙和父庙了，这一定不对。古代从父庙到祖庙，虽然轮流毁迁，但三昭三穆从未缺失。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儿子，就立支子，又说：做别人后嗣的人就成为他的儿子，没有兄弟互为后嗣的，所以舍弃至亲，选取远亲。父子叫继承，兄弟叫接续，兄弟不进入太庙是很早的规定。假如有兄弟相继继承统绪，告祭时不能称嗣子、嗣孙，而是称伯考、伯祖，还有什么统绪呢？殷朝十二位君主，只有三祖三宗，说明兄弟各自有别庙。汉朝光武帝列七庙，而惠帝不在其中。文武子孙昌盛，文帝是汉朝太宗，晋景帝也是文帝的哥哥，景帝绝嗣，不列入太庙。等到告谥时，光武帝称景帝为从祖，现在说晋武帝超越尊崇他的父亲，而庙宇毁坏。不久，汉朝迎出惠帝，而享国长久吗？七庙、五庙，区分天子、诸侯。父子相继，是一个统绪。昭穆排列有序，重视继承。礼制规定，兄弟相继，不能称嗣子。说明睿宗不视孝和为父，必然上继高宗，在太庙中配享，那么在礼制上可以有两个穆位吗？礼制所不允许的，却让天子旁继伯父，抛弃自己的正统吗？孝和皇帝中兴，另建园寝，百世不毁，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孙平子随意引用僖公逆祀作为类比，却不知道孝和皇帝升迁新寝，圣真皇帝刚附祭太庙，从未有一天排在上面。”皇帝告诉宰相，召孙平子与博士详细辩论。博士们前面的言论杂乱无章，孙平子援引经书辩驳，条理分明，陈贞节等人不能使他屈服。苏颋，右博士，所以孙平子获罪贬为都城尉。然而众儒生因为孙平子孤高挺拔，被礼官压制，感到不平。皇帝也知道他正直，很久没有决定，但最终没有将中宗神主复归太庙。

惠田按：孙平子的议论，汉魏以来儒者论礼，都没有涉及。史书称他援引经书辩驳，条理分明，无人能屈，难道不是理直气壮的人可以特立独行，而众儒生为他不平吗？由此也可见人心之大公。最终获罪贬官，而中宗不能复归太庙，可惜啊！

《姚崇传》：皇帝将要巡幸东都，而太庙房屋自行倒塌。皇帝问宰相宋璟、苏颋，两人同答说：“三年丧期未满，不可以巡幸。倒塌压毁的变故，是上天用来示警告诫的。陛下应该停止东巡，修养德行以回应上天的谴责。”皇帝拿此问姚崇，姚崇回答说：“臣听说隋朝取用苻坚的旧殿，来营造太庙，唐朝沿袭它。况且山有腐朽才会崩塌，何况木头积年自当蛀蚀呢？只是倒塌与出行相会，不是因为出行而倒塌。况且陛下因为关中歉收，运输粮饷告劳，因此巡幸东都，这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自己。百官已经戒备，供应准备齐全，请车驾按原定期限出行。旧庙难以修复，何不奉安神主，安置在太极殿，另造新庙，以表达诚心奉行大孝的德行呢。”皇帝说：“你的话正合朕意。”赐绢二百匹。

译下诏让有关部门按照崇的建议办理。《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开元十年正月，皇帝下制书说：“我听说王者顺应时势来设立教化，根据事理来制定礼法，以变通沿革来适应时宜为根本，以取舍得当来契合时机为先决条件。所以礼制的增减之道有所不同，质朴与文饰的运用也因此产生差异。况且最高的德行称为孝，因此能通达神明；重大的事务称为祭祀，因此能安定宗庙。国家掌握天命，历经多代光辉繁盛，四方因继承光明而顺从，七代可以观照德行。我继承伟大的基业，恭敬奉行先帝的宏图，深切怀念昭明之事，没有不忧虑祭祀的。曾经阅览古代经典，咨询旧有的制度，远看夏、殷两代情况不同，近看晋、汉两朝道统有异，虽然礼制的文饰不尽相同，但严肃恭敬之心并无二致。我认为，确立爱心从亲近亲人开始，这是教导人们和睦；确立敬意从尊敬长辈开始，这是教导人们顺从。由此可知，我遵循礼制，依托亲情，有时教化因道义而存在，有时礼制随时代而变化，将要根据时宜来创制新法，怎么能沿袭古制而限制当今呢？况且恩情因辈分递减而疏远，庙宇因毁弃迁移而废弃。虽然效法古训，礼制并不违背，但永远思念孝道，情感上却觉得不足。常规的祭祀就停止了，难道是推崇爱心而礼制完备吗？有祈祷才祭祀，难道是因为德行盛大而流传久远吗？那些祧室的祖先牌位应当另立为正室，使得亲近的祖先不致尽数毁弃，疏远的祖先不致全部祧迁。庙宇因神主容貌而存在，宗庙因尊贵而立，使得四季按时进献祭品，不因毁弃神主而间断；百代不再迁移，不仅仅局限于最初的庙宇。这就是所谓变通以合乎礼制，行动而得其中正，严配之典，能够推崇庄严和美的风范。况且兄弟相继继承皇位，古代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如今中宗的神主还安置在别处，详细考究旧例，皇帝心中不安，应移入正庙，以彰显大典。于是创立九室，应当让有关部门选择吉日告知并迁移。”

译《通志》记载：“开元十年增设九座宗庙，将中宗的神主迁入正庙，并创立九室。后来的制度规定：献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这九位是太庙的九室。”

《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一年五月乙丑日，将中宗神主重新安奉于太庙。八月戊申日，追尊宣皇帝庙号为献祖，光皇帝庙号为懿祖。

《礼乐志》记载：“开元十一年，下诏让宣皇帝重新附祭于正室，谥号为献祖，同时谥光皇帝为懿祖。又将中宗神主迁入太庙附祭，于是太庙成为九室。皇帝准备亲自参加附祭仪式，却遇到下雨，未能成行，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代为行事。”【注：《礼乐志》这一段记载的是开元十年的事，但与本纪中十一年的记载相同，因此并列在此】

《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一年四月，将中宗神主迁入太庙附祭。八月，尊奉八代祖先宣皇帝的庙号为献祖，光皇帝的庙号为懿祖，开始将他们附祭于太祖的九庙之中。

《礼仪志》记载：开元十一年春，玄宗回到京师，下诏说：“尊崇建立宗庙，是礼仪中最重要的事情，追念祖先并举行祭祀，没有比这更体现孝德的了。如今确立尊位，祖先不再按次序迁出，永远考虑庄严的配享，使用洁净的祭品，殿堂建筑崇高，神灵接受灌祭和奠礼。回顾我微薄的德行，得以承受祭祀，如果不亲自参与，怎能表达诚敬之心？适宜在八月十九日，恭敬地参拜九室。”于是追尊宣皇帝为献祖，重新列入正室；追尊光皇帝为懿祖，并将中宗神主迁入太庙。等到将要亲自参加附祭时，恰逢下雨而停止，于是命令主管部门代为行事。京城的中宗旧庙，就将其拆毁；东都的旧庙，开始将孝敬皇帝的神主迁入附祭。从善里的孝敬皇帝旧庙，也下令拆毁。

惠田按语：周代的制度是七座宗庙，加上文王、武王两座不迁的世室，共为九座，所以有九庙的说法。然而称为世室，终究还不是庙。将中宗重新安奉于庙中，是对的，但加上九庙的名称，是为什么呢？况且所谓的九庙，只是九间屋子罢了，实际上是一座庙。将亲庙与功德庙混为一谈，扰乱昭穆次序与世代顺序而定为九座，衡量古代礼制，相差太远了。

《文献通考》胡寅说：范祖禹曾说：“《尚书》说：‘七代祖先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那么天子七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果祖先有功德而其庙不毁，就不受世代数量的限制，商朝的三位先公，周朝的文王、武王就是如此。那么在三昭三穆之外，仍然足以尊崇有功的祖和有德的宗了。唐明皇开始设立九庙，所依据的是什么？那些先觉的君子，都认为汉儒‘祖有功、宗有德’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们说：子孙对于祖考没有选择侍奉的道理，所以天子只有七庙罢了。有远祖庙可以迁祧，不担心数量过多；有大祭可以合祭，不担心缺乏祭祀。现在既然认为九庙是错误的，而有功德的庙不毁，那么九座又怎么能穷尽呢？文王、武王固然开创了周朝，以功绩而论，成王、康王亲身实现太平，刑罚搁置不用，又怎么可以毁掉他们的庙呢？所以宗庙的礼仪，是由子孙因不忘祖先而建立的，不忘是仁。有的七庙，有的五庙，有的三庙，这是礼。至于有没有功德，不是子孙应当通过附祭或迁祧来加以尊崇或贬抑的。命名为幽王、厉王，也不是子孙应当回避掩饰而迁改的。一切断然依据先王的礼制，不敢在其中增减，这才是礼的极致。‘七代祖先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意思是吉凶善恶都由此来观察罢了。”

朱熹说：“古人七庙，恐怕是有功德的祖先不迁出。胡氏认为这样，那么就是子孙可以取舍他们的祖先。然而他在论述续谥法时，又说谥号是天下公义，不是子孙可以私相决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宗庙也是如此。”

《唐书·韦縚传》记载：开元年间，韦縚升任太常卿。唐朝兴起以来，礼仪文饰虽然具备，但制度时常错乱缺失，不合规范。到了显庆年间，许敬宗建议：“笾豆以多为贵，宗庙祭祀超过天的数量，请规定大祀用十二，中祀用十，小祀用八。大祀、中祀的簠簋俎爼都各用一套，小祀不用俎。”皇帝下诏同意。二十三年，敕令认为用笾豆进献祭品未能完备物品，应当诏令礼官学士一起商议上报。韦縚请求宗庙的笾豆都增加为十二。又说：“郊祭的玉爵容量只有一合，容量小显得简陋，应当增大它。”兵部侍郎张均、职方郎中韦述商议说：“礼，天所生的，地所长的，如果可以进献的，没有不在其中的。圣人知道孝子的情感深厚，而物类无限，所以制定节制，使物品有品类，器物有数量，贵贱等级递减，不得相互超越。周代的制度，王食用六种，谷物膳食用六种牲畜，饮用六种清酒，美味用一百二十种，珍品用八种，酱用一百二十瓮，而用四笾四豆供祭祀。这祭祀与宾客的丰盛与简省，不能相同于旧制了。况且喜好私人的饮食，随着时代变迁，所以圣人一概用礼来约束。虽然平生所喜欢的，不符合礼就不进献；所厌恶的符合礼，也不去除。屈建命令去掉祥祭中的菱角，说：‘祭祀典章有规定，不进献珍奇，不陈列众多奢侈，这就是礼之外的食物，前代不进献。’现在想要把甘甜肥浓的食物都充作祭品，如果超过旧制，哪里会有尽头呢？即使笾豆增加，也不能完备。如果说用现在的珍馐，生前所喜爱的，求神没有固定方式，那么簠簋可以去掉，而盘盂杯案应当使用了；韶濩之乐可以抵毁，而箜篌笙笛应当演奏了。况且自从汉朝以来，陵墓有寝宫，岁时朔望，进献日常饮食，本来可以尽孝子之心。至于

译宗庙的祭祀礼仪，不可以改变古制去顺从俗例。有关部门所沿袭的制度，是一升的爵和五升的散，礼仪中凡是宗庙祭祀，地位尊贵的人使用爵，地位卑贱的人使用散，这是以爵为小、以散为大，来显示节俭。请求依照旧制。”

译《文献通考》记载：二十三年正月，皇帝下诏说：“在文宗庙进行祭祀，务必做到丰盛洁净。礼制的沿革，必须合乎人情。笾豆等祭品的进献，有时可能无法备齐所有物品。应当命令礼官和学士详细商议，具表上奏。”太常卿韦縚上奏说：“宗庙的祭奠，每座祭位上的笾豆各增加十二个。另外，酒爵的制度完全太小，仅容不下合一升，拿持起来非常困难。请稍微令其宽大一些，交付尚书省召集众官详细商议。”太子宾客崔沚议论说：“祭祀的兴起，始于太古。人们所食用的东西，必定先要恭敬地献祭。在没有火化之前，人们茹毛饮血，所以有毛血之类的祭品。在没有酒曲酿造之前，人们捧水而饮，所以有清水之类的祭奠。延及后来的君王，祭品逐渐完备，制作酒醴，严格挑选牺牲，以产生馨香，以达到丰盛洁净，所以有三牲八簋的丰盛，五齐九献的隆重。然而，神道极其微妙，可以存在却无法测知。祭礼极其恭敬，可以完备却不可废弃。因此，毛血、腥爓、清樽、牺象，无不全部陈列在明亮的祭品之中。但是，祭品贵在新鲜，味道不崇尚防腐。虽然物品完备，仍然存有节制。所以礼书上说：‘上天所生，大地所长，只要可以进献的，没有不全部存在的。’这是完备物品的情理。又说：‘三牲的祭肉，八簋的实物，美好的物品完备了。昆虫的异类，草木的果实，阴阳之物，完备了。’这是节制的条文。铏、俎、笾、豆、簠、簋、尊、罍，里面盛放的都是周代当时的饮食。它们的用途通用于祭祀和宴请宾客，而周公制定礼制，都与毛血、清酒一同进献给祖先。晋中郎卢谌，是近代懂得礼制的人。他撰写家庙祭礼，都采用晋代的日常食物，不再纯粹使用旧有的文献。那么，当时的饮食，在祭祀中不可缺失，这是明显的。这是改变礼的文饰而通达其情理。我国家以礼制确立训导，根据时势制定规范，考据前代的图史，查考周汉的旧仪。清庙按时祭祀，礼制的饮食全部陈列，采用周制，而古式得以保存。园寝进献食物，当时的膳食全部设置，遵循汉法，而珍味达到极致。各地进贡来祭，是为了致送远方的物品。有新鲜的必定进献，是顺应时令。苑囿之内，亲自耕种所收获的；搜狩之时，亲自射中所中的。没有不割取新鲜、选择美味，进献之后才食用，这是竭尽诚敬。像这样已经至极，还能增加什么呢？只应当重申诏令，祭祀时如同神灵在场，不要有简慢懈怠，增加勉励以诚敬之心。那些进献的珍馐，有时鲜美，考察祠典，有所遗漏略去的，都详细选择名目，编入法令，根据适宜而进献，以同类相从，那么新鲜肥美的都在其中了。不必增加笾豆的数量。至于祭器，随物品的适宜而定。所以大羹是古代的食物，盛放在防防中。防防是古代的器物，和羹是当时的饮食，盛放在铏中。铏是当时的器物，也有古代的食物而盛放在当时的器物中，所以毛血盛放在盘中，清酒盛放在尊中。没有进献当时的饮食而追用古代器物的，因为古代质朴而当今文饰，便于行事。虽然增加笾豆十二个，不足以尽天下美好的物品，而放置在清庙中，有加倍的名声，接近奢侈了。又根据《汉书·艺文志》，墨家流派出于清庙，所以崇尚节俭，由此看来，清庙不崇尚奢侈是旧有的传统。太常所请求的，恐怕不可实行。又说酒爵完全太小，必须增加宽大。我私下根据礼文，有以小为贵的，进献用爵，贵在它小。小得不符合制度，是恭敬但不合礼，这是有关部门失传了，本来可以随着失传而纠正，不需要等待商议后再改革。不知道现在的制度依据什么标准，请求同时详细考察古式，根据文献而行事。皇上说：‘享祀确实思念丰盛洁净，不符合法制的，也不可使用。’于是再次命令太常增加品味。韦縚又请求每室增加笾豆各六个，每四季品种不同，以当时新鲜的水果及珍羞一同进献。皇帝批准了。又斟酌进献的酒爵，皇上命令用药汁一升，符合古义，而多少适中。从此常依照此法实行。二十四年，皇帝下诏宗庙祭享的笾豆应当增加獐、鹿、鹌鹑、兔子、野鸡等食材，夏秋供应腊制，春冬供应新鲜，仍然命令有关部门在祭祀前十天具数申报尚书省，按照定额由殿中供应。

《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二十九年，建立玄元皇帝庙。天宝二年，加号玄元皇帝为‘大圣祖’，咎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改西京玄元宫为太清宫，东宫为太微宫。八载闰六月丙寅，拜谒太清宫，加上玄元皇帝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增加祖宗帝后的谥号。

《肃宗本纪》记载：至德二载九月癸卯，收复京师，从灵武返回。十一月庚子，制作九庙神主，在长乐殿告享。

《礼乐志》记载：安禄山作乱，宗庙被贼人焚毁。肃宗收复京师，在光顺门外设次，面向宗庙哭泣，停止朝会三天。

《严郢传》记载：严郢补任太常协律郎，守卫东都太庙。安禄山作乱，严郢取神主秘密藏在家中。至德初年，平定洛阳，有关部门得以奉迎神主还庙。严郢被提拔为大理司直。

乾元元年四月辛亥，将神主附祭于太庙。

《礼乐志》记载：‘代宗宝应二年，将献祖、懿祖迁出祧庙，附祭玄宗、肃宗。从此以后，常为九室。’

《代宗本纪》记载：大历十四年，将玄元皇帝迁至夹室，附祭代宗于太庙。

《礼乐志》记载：代宗去世，礼仪使颜真卿议论：太祖、高祖、太宗都不毁弃，而代祖玄元皇帝应当迁出，于是迁出玄元皇帝而附祭代宗。《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大历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将要附祭

译礼仪使颜真卿上奏议论说：“《王制》规定，天子设立七座宗庙，其中三座昭庙、三座穆庙，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七座。另外《礼器》中说：‘有以多作为尊贵的，天子设立七座宗庙。’还有伊尹说：‘七代祖先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这是经典中明确的证据。七座宗庙之外，则称为去掉祧庙改为坛，去掉坛改为墠。所以历代儒者制定轮流毁弃宗庙的礼仪，都认为亲尽应当毁弃。考虑到太宗文皇帝是七代祖先，高祖神尧皇帝是国家开创基业、万代所继承的始祖。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最初封于唐，根本都在不毁弃的典制之中。代祖元皇帝地位并非开创统绪，亲缘已在七座宗庙之外。代宗皇帝即将升祔，元皇帝的神主按礼应当祧迁。有的议论者认为祖宗的名号难以轮流毁弃。过去汉朝接近古制，不敢因私情而废公义，所以前汉十二位皇帝中称为祖宗的只有四位而已。到了后汉逐渐违背经义，子孙以推崇美誉为先，自光武帝以下都有庙号，那么祖宗的名号没有不建立的。安帝听信谗言害死大臣，废黜太子，等到去世，没有上奏尊崇为宗。后来自建武以来没有毁弃的，于是用陵号称为宗。到了桓帝失德，还有宗号，所以初平年间左中郎蔡邕认为和帝以下功德没有特殊而有过失，不应称为宗，其余非宗的追尊三代，都上奏毁弃。由此可知，祖有功，宗有德，保存至公的道义，不是其人就不居此位，这大概是三代立礼的根本。自东汉以来，这种道义就衰微了。魏明帝自称烈祖，议论者认为这是逆理自称祖宗，所以近代这个名号都作为庙号，没有子孙即位而不称祖宗先王的。以此说明，就不能只凭这两个字作为不合祧迁的证据。假使传位百代，难道可以上崇百代作为孝吗？请求依照三昭三穆的道义，永远作为通行的典制。”

译《日知录》顾炎武说：汉惠帝听从叔孙通的建议，在各郡国多设立原庙。汉元帝时，贡禹认为这不符合古礼。永光四年，朝廷下诏让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他们依据《春秋》的大义，认为父亲不在旁系子孙的住宅受祭，君主不在臣仆的家受祭，天子不在诸侯之地受祭，于是诸侯请求不再修缮原庙。奏章获准，因此废除了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园寝，都不再祭祀。北魏明元贵嫔杜氏，是魏郡邺人，生下了世祖拓跋焘，等到拓跋焘即位，追尊她为穆皇后，配享太庙，又在邺城设立后庙。高宗时，相州刺史高闾上表请求修缮后庙，下诏说：“妇人出嫁后成就于夫家，按理不应单独祭祀。阴必须配合阳，才能成就天地。未曾听说有莘国为太姒设立专门的飨礼，这不过是先王一时感念所立，并非经世长远的制度，就可以停止祭祀。”由此可见，古人废除祖宗的庙宇而不认为这是忌讳。王莽尊元帝庙号为高宗，成帝为统宗，平帝为元宗，后来中兴的皇帝都去掉了这些庙号。东汉和帝庙号穆宗，安帝庙号恭宗，顺帝庙号敬宗，桓帝庙号威宗。桓帝尊母亲梁贵人为恭怀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贵人为敬隐皇后，顺帝尊母亲李氏为恭愍皇后。献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将蔡邕议论说：“孝和帝以下的政事多有弊端，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继位的皇帝殷勤，各自只想褒扬尊崇自己的至亲罢了。臣下懦弱，没有人能坚持正道。根据礼制，和、安、顺、桓四位皇帝不宜称宗。另外，恭怀、敬隐、恭愍三位皇后，都不是正嫡，不符合称后的资格，都请求除去尊号。”皇帝下诏说：“可以。”唐高宗太子李弘追谥为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开元六年，将作大匠韦凑上言说：“按照礼制，他不应该称宗。”于是停止了义宗的庙号。由此可见，古人除去祖宗的庙号而不认为这是忌讳。后世浮夸的文辞日益盛行，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唐德宗刚即位时，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说：“上元年间，政令出自后宫，开始增加祖宗的谥号；玄宗末年，奸臣窃取权柄，列圣的谥号增加到了十一字。考察周朝的文王、武王，说文王就不称武，说武王就不称文，难道是盛德所不能兼备的吗？大概是因为称颂其最突出的德行罢了。所以谥号多并不算是褒扬，少也不算是贬损。如今列圣的谥号太广，超过了古制，请求从中宗以上都采用最初的谥号：睿宗称为圣真皇帝，玄宗称为孝明皇帝，肃宗称为宣皇帝，以节省文辞崇尚质朴，正名以敦厚根本。”皇上命令百官集议，儒学之士都赞同颜真卿的意见。只有兵部侍郎袁傪凭借军功进奏，说陵庙中的玉册、木主都已经刻好，不可轻易更改，事情于是搁置。他不知道陵中玉册所刻的正是最初的谥号，从此宗庙的规模扩大，谥号的繁多，沿袭到后世，遂成为旧典，而臣下不敢议论了。称宗的泛滥，始于王莽的三宗；称祖的泛滥，始于曹魏的三祖。这正是唐王彦威所说的“不可以为训”啊。

《文献通考》记载：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礼仪使上言说：“东都太庙缺少木主，请求制造以附祭。”起初，武则天在东都设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到中宗以后，两京太庙四季都进行祭祀。至德年间战乱之后，木主大多亡失残缺未能附祭，于是议论纷纷，而大体上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说“必须保留庙宇，遍立群主的木牌，按时祭祀”；第二种说“建立庙宇设立木主，保留但不祭祀，如果皇帝有时巡视，就在那里祭祀”；第三种说“保留庙宇，埋葬木主，皇帝如果东巡，就装饰斋车，奉京师群庙的木主前往”。议论都没有决断而作罢。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归崇敬上疏，认为东都太庙不应该设置木主。仔细考察典礼，虞祭用桑木，练祭用栗木，重新制作栗木主就埋葬桑木主。这是因为神没有两个主人，就像天没有两个太阳，土没有两个君王一样。如今东都太庙，是则天皇后所建，用来放置武氏的木主。中宗去掉了木主而保留了庙宇，大概是为了准备皇帝巡幸或迁都的地方。况且殷人屡次迁都，前八后五，前后迁都十三次，不可能每个都城都另外设立神主。议论的人有人说，东都的神主已经曾经迎奉而祭祀，怎么可以一朝就废除呢？况且虞祭就设立桑木主而迎奉祭祀，练祭就设立栗木主而埋葬桑木主。难道桑木主不曾迎奉祭祀就埋葬它吗？另外，所缺失的木主不可再制作，制作不合时宜，不符合礼制。

《唐会要》记载：天宝末年，两京倾覆，神主亡失。肃宗收复京城后，只在上都建庙制作木主，东都太庙被毁为军营，九室神主失亡。大历年间，开始在民间找到它们，于是寄放在太清宫，不再附祭。自建中到会昌年间，议论不一：有人认为东西两京都应该有庙，而旧有的木主应当埋葬，空出庙宇等待巡幸，就载着木主而行；有人认为应当把神主藏在夹室；有人说：“周朝在丰、洛有庙，是因为迁都才立庙，如今东都不因迁都而立庙，是不对的。”又说：“古代载着木主出行的，只有新迁的一个室的主，没有载着群庙木主的。”到武宗时，全部废除了各种议论，下诏让有关部门选择日子修缮东都庙。不久武宗去世，宣宗最终把太清宫的木主附祭到东庙。

惠田按：归崇敬“神无二主”的说法，可以决断千古之

译疑惑。如果依照这个制度，唐室怎会有东都的主器丢失而寄放在太庙的情况呢？既然宗庙已经毁坏，那么将主器埋藏起来就可以了。当时的各位大臣很少懂得礼制，因此众说纷纭，令人迷惑。等到宣宗时，最终才修复宗庙并祔入主器，真是可惜啊。

译《唐书·礼乐志》记载：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议，认为太祖百代不迁，而献祖、懿祖亲尽应迁出宗庙，却仍居东向之位，这不对，请求下达百官商议。工部郎中张荐等人的意见，与颜真卿相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说：“颜真卿采用的是晋朝蔡谟的议论。蔡谟主张禹不排在鲧之前，虽然有这样的言论，当时并未被采用。献祖、懿祖应当藏于夹室，以符合祭祀的法度，远庙作为祧庙，而坛墠有祈祷则祭祀，无祈祷则停止。”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说：“《周礼》中有先公的祧庙，迁出的神主藏于后稷的庙中，那是周朝未受天命时的祧庙吧？又有先王的祧庙，迁出的神主藏于文王、武王的庙中，那是周朝已受天命时的祧庙吧？如今献祖、懿祖如同周朝的先公，请求修建别庙来安置他们。”司勋员外郎裴枢说：“在寝园建造石室，用来藏神主，到了禘祫之年则祭祀。”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回答说：“将神主迁至德明、兴圣庙。”京兆少尹韦武说：“祫祭时献祖居东向，禘祭时太祖居东向。”左司郎中陆淳说：“议论的人很多，不过三种情况而已。一是恢复太祖的正位，二是并列昭穆而虚设东向之位，三是祫祭时献祖居东向，禘祭时太祖居东向，交替居东向而后恢复太祖的正位，这是对的。然而太祖恢复正位，那么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有所归属。一是藏于夹室，二是置于别庙，三是迁于园寝，四是附祭于兴圣庙。然而藏于夹室，就没有享献的日期；置于别庙，就不符合礼经的文字；迁于园寝，就扰乱了宗庙的礼仪；只有附祭于兴圣庙才是对的。”到贞元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呈上五十七份议论，交付尚书省集议。户部尚书王绍等五十五人请求将懿祖迁出附祭于兴圣庙，议论于是确定。从此太祖才恢复东向之位。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贞元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迁献祖、懿祖神主，暂附祭于德明、兴圣庙的幕殿。二十四日，在太庙享祭。从此，景皇帝开始居东向之尊位，元皇帝以下依照左昭右穆的排列了。二祖的新庙建成，皇帝下诏说：“奉迁献祖、懿祖神主，端正太祖景皇帝之位。告祭的礼仪，应当委任重臣，适宜让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代理太尉，告祭大清宫；门下侍郎、平章事崔损代理太尉，告祭太庙。”又下诏说：“国家的大事，在于明洁的祭祀。王者孝享，没有比禘祭更重的，所以尊崇祖先而端正昭穆。我承继历代圣人的美德，承受上天的眷顾，奉持牲帛二十五年。永远思惟宗庙的位次，禘尝的次序，日夜恭敬战栗，不敢独自专断。因此延访公卿，考察参照古礼，广泛考证群臣的议论，至于再三。恭敬地选择吉日，奉迁献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附祭于德明、兴圣皇帝庙。太祖景皇帝端正东向之位，适宜让有关部门遵循礼仪，务必极其精严，恭敬严肃祭祀的典章，再次深感警惕。咨询你们内外臣民，应当都知晓我的心意。”

秦蕙田按语：献祖、懿祖附祭兴圣庙的事，详见禘祫门，因为关系到庙制，附载其大概。

《唐书·礼乐志》记载：德宗去世，礼仪使杜黄裳上议，认为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应当迁出，于是迁出高宗而附祭德宗，大概是将中宗、睿宗作为昭穆了。

秦蕙田按语：兄弟不能作为昭穆。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永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将要附祭。礼仪使杜黄裳与礼官王泾等请求将高宗神主迁至西夹室。他们的议论说：“自汉魏以来，沿革不同。古时候，祖有功，宗有德，都是不毁弃的名号。自东汉、魏、晋，直到陈、隋，逐渐违背经意。子孙以推崇美誉为先，光武帝以下，都有祖宗的称号。所以到了迭毁的时候，亲尽礼也迭迁。国家九庙的尊崇，都遵循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功德如同周朝的后稷。高祖神尧皇帝，国朝首祚，万叶所承，功德如同周朝的文王。太宗文皇帝，应天靖乱，垂统立极，功德如同周朝的武王。周人郊祭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圣唐郊祭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都在不迁的典制中。高宗皇帝如今在三昭三穆之外，称为亲尽。新主入庙，礼法合于迭迁，藏于西第一夹室。每到禘祫之月，合食如常。于是将高宗神主迁出藏于西夹室，附祭德宗神主。”

元和元年七月，顺宗神主附祭。有关部门怀疑是否要迁毁。太常博士王泾建议说：“礼经，祖有功，宗有德，都是不毁弃的名号。只有三代实行。汉、魏以来，虽然称为祖宗，亲尽则迁，无功也毁，不能实行古之道。昔日夏后氏十五代祖颛顼而宗禹，殷人七代祖契而宗汤，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圣唐德厚流广远，效法殷周，奉景皇帝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都在百代不迁的典制中。所以代宗升祔，迁出代祖；德宗升祔，迁出高宗。如今顺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称为”

译亲属关系已尽，将神主迁至太庙的夹室，这是符合礼制的。有人进谏说，因为武则天太后曾改朝换代，中宗复位后复兴了唐朝，所以中宗不在迁藏神主的例规之内，臣私下对此并不理解。

从前高宗驾崩，中宗奉遗诏，从储君之位登上皇位。武则天太后临朝听政，废黜中宗为庐陵王。圣历元年，太后下诏重新立中宗为皇太子。恰逢太后高寿延年，统治时间长久，奸臣擅权，扰乱了法纪。敬晖、桓彦范等五位大臣，都是唐朝旧臣，匡扶王室，辅佐中宗继承大统。这可以说是儿子继承父亲的基业，是中宗先得到后又失去；母亲授予儿子帝位，是中宗失去后又重新得到。二十年间，两次成为皇太子，再次登上皇帝之位。失去帝位在自己，重新得到帝位也在自己，这可以说是具有革命中兴的意义，确实特殊。

又用周朝和汉朝的先例来推论：周幽王被犬戎所灭，周平王东迁，周朝不把平王视为中兴之主，不将他的神主迁入太庙正殿，这是第一个例子；汉吕后专权，吕产、吕禄掌权，汉文帝从代王府即位，汉朝不把文帝视为中兴之主，不将他的神主迁入太庙正殿，这是第二个例子；霍光辅佐昭帝、宣帝，（此处原文似有脱漏，意指霍光辅政时期亦不视为中兴），这是第三个例子。

臣认为，中宗孝和皇帝，对于当今圣上来说是第六代伯祖父，尊位并非正统，神主也已亲属关系尽。况且参照周、汉的旧例，这与中兴功德之主不同，将神主奉迁至夹室，本来就没有疑问。」

当月二十四日，礼仪使杜黄裳上奏说：「顺宗皇帝的神主已经升附太庙，在告祭迁庙之后，就应当依次迁移。中宗皇帝的神主现在处于三昭三穆之外，按照礼制应当安置在太庙西侧第一间夹室。每逢禘祭、祫祭之日，照常合食。于是将中宗的神主迁至西夹室，将顺宗的神主附祭其中。」

有关部门先前因为山陵工程即将完工，商议迁庙的礼仪。有关部门认为中宗是中兴之君，应当百代不迁。皇帝下诏询问宰相，宰相召见史官蒋武询问此事。蒋武回答说：「中宗在神龙元年，在高宗灵柩前即位，当时年纪已经壮大了。等到母亲篡夺皇位，暗中转移了皇统，依靠张柬之等人共同谋划，国运才得以再次恢复。这大概等同于反正，恐怕不能称为中兴之君。凡是并非自己失去，而自己重新得到的，称为中兴，汉光武帝、晋元帝就是如此。自己失去，依靠他人重新得到的，晋孝惠帝、晋孝安帝就是如此。现在中宗与惠、安两位皇帝的事情相同，就不能作为不迁的神主。有关部门又说：五位大臣有再次安定社稷的功劳，现在如果迁移中宗的神主，那么五位大臣将永远断绝配享的例规。」蒋武说：「凡是配享的功臣，每逢禘祭、祫祭之年，才合食于太庙，平时就没有享祭的礼仪。现在迁移中宗的神主，而在禘祭、祫祭之年，被毁庙的神主都陈列在太庙，这样五位大臣配食的情况与以前是一样的。」有关部门无法回答。

译元和十五年四月，礼部侍郎李建上奏：“请给已故皇帝上谥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定为宪宗。”在此之前，淮南节度使李夷简曾上奏议论说：“帝王确立宗庙，祖是表彰有功绩的，宗是表彰有德行的。已故皇帝平定剪除叛乱，屡次建立武功，庙号应当称为祖。陛下应当由内廷决断，不要相信那些拘谨狭隘的书生。”于是皇帝下诏让公卿大臣与礼官商议是否可行。太常博士王彦威上奏议论：“已故皇帝的庙号不适宜称为祖，适宜称为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当月，礼部上奏：“依据贞观年间的旧例，迁出宗庙的神主安放在夹室西墙，南北共三间：第一间，是代祖的神室；第二间，是高宗的神室；第三间，是中宗的神室。”臣认为山陵安葬之日临近，睿宗皇帝的神主迁出宗庙的期限已到，夹室西墙三间神室之外没有安置神室的地方。依据《江都集礼》，古代迁出宗庙的神主安放在太室北墙中间。现在请求在夹室北墙以西为上，设置安放睿宗皇帝神主的石室。皇帝批准了。

《唐书·王彦威传》记载：王彦威被任命为博士。宪宗去世，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上言：“已故皇帝功高，适宜称为祖。”穆宗将这一议论下发讨论。王彦威上奏：“古代开始受封的称为太祖，从太祖往下，则是祖表彰有功绩的，宗表彰有德行的。所以夏人祖颛顼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晋以后，致力于推崇美好，除了始祖之外，都建立了列祖的议论，这是衰乱时代的乱象，不可以作为准则。唐朝遵循周礼，以景皇帝为太祖，祖神尧而宗太宗，从高宗以后都称为宗，作为成法。如果不这样，太宗使天下升平，高宗平定内乱，肃宗收复两京，都是拨乱反正，尚且不称为祖。现在应当依据三代的制度，废除魏晋的乱法，已故皇帝的庙号适宜称为宗。”皇帝批准。《旧唐书·礼仪志》记载：长庆四年正月，礼仪使上奏：“谨案《周礼》天子七座宗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七座。荀卿子说：‘拥有天下的祭祀七代，拥有一国的祭祀五代。’由此可知天子上祭七座宗庙，是典籍中的通例，祖功宗德不在其数。本朝九座宗庙的制度，效法周礼的文辞。太祖景皇帝开始被封为唐公，开创天命，义理同于周朝的后稷。高祖神尧皇帝创业开始，由隋变为唐，义理同于周朝的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顺应时势，建立华夏，义理同于周朝的武王。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亲尽的祖，虽然有功德，按礼应当迁出宗庙，在禘祫之年，则一同合祭。”皇帝批准。

《册府元龟》太和四年四月记载：礼仪使上奏拆修太庙西夹室迁移神主五位，得到大卜署令的文书，选择四月二十四日吉利。那天先将室内先迁出的五位神主移出进入幕殿，随即开始拆修，到五月五日完工，六日将神主移入室内，皇帝下诏依从。

开成五年，礼仪使上奏：“谨案，天子七座宗庙，祖功宗德，不在其中。本朝制度，九座宗庙九间神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创业受命，是有功的主，百代不迁。现在文宗元圣昭献皇帝升祔，有时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亲尽的祖，按礼应当迁出宗庙。每到禘祫之时，合祭如常。”皇帝批准。

《唐书·武宗本纪》记载：会昌五年十月，在虎牢关建造昭武庙。《唐会要》记载：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李德裕上奏：孟州汜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获王世充、窦建德的地方。关城东峰有高祖、太宗的塑像，在一堂之中。威灵都畏惧于轩台风云，疑心还于丰沛。请求依照汉代郡国立庙的旧例，再建造一座庙，号称为昭武庙。皇帝批准。

惠田案：昭武庙不合礼制。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会昌五年八月，中书门下上奏，东都太庙九座神室的神主，共二十六座。自从安禄山叛乱后，征用太庙作为军营，神主被弃置在街巷，有关部门暗中收集，现在在东都宫内，新造的小屋之中。那太庙的房屋都在，可以修缮。太和年间，太常博士议论，认为东都不应当设置神主，皇帝东巡时，就载着神主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缮。希望命令尚书省召集公卿以及礼官、学官详细议论，如果不打算再设置，必须有收藏的地方；如果应当设置，希望用所拆毁的大寺木材修缮建造。既然是宗室官员居守，便希望让他担任修缮东都太庙使，负责修缮。奉皇帝敕令，适宜依从。

会昌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郑路等上奏：东都太庙宫神主二十座，去年三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析上奏完毕。伏奉本月七日敕令：此礼至重，必须遵循典故，适宜命令礼官、学官一同议论上奏。臣现在与学官等详细议论完毕，谨具分析如下：献祖宣皇帝、宣庄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则天皇后、中宗大圣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以上十二座亲尽迭毁，适宜迁往太庙附祭于兴圣庙，在禘祫之年才一同祭祀。东都没有兴圣庙可以附祭，伏请暂且权且安放在太庙夹室。未题写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然没有题写号位的文字，难以施行祝告之礼。现在与

译礼官等人商议，恳请在迁奉神主之日，只将旧主埋藏在旧太庙宫内的空闲之地。恭敬地斟酌事理，或许能符合适宜的做法。皇帝下诏批准。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上奏议论说：礼制的建立，根本在于诚敬；宗庙的设置，实在在于尊严。既然说是进献诚敬，就应当统一标准。从前周朝在东西两地设有宗庙，也可以考察其缘由。只是因为占卜洛邑之初，必须营建，又因为迁都尚未决定，所以商议两地都保留，斟酌实际情况，并非为了追求广博，祭祀的法度是明确的。我们考虑东都的太庙废弃已经很长时间，如果商议增修，稍微违背了前代的训诫。为什么呢？东都最初在天后、中宗时期建立寝庙，事情出于一时，并非贞观、开元时期的法度。前后沿袭不废的，也是遵循镐京的成例。《礼记》说：“祭祀不宜频繁，频繁就会烦琐。”天宝年间，两京都遭受寇乱，西都的宗庙形制依旧，东都因此散失消亡。由此可知九庙的神灵，不愿意享受烦琐的祭祀。自从建中年间没有修缮之后，又经历了很多年。现在如果宗庙形制更新，就必须每个室都有神主。旧神主虽然还在，大半应当迁祧，如果一定要用几筵来存放，就是所谓应当迁祧却不迁祧。孔子说：“当七庙、五庙时，没有空虚的神主。”这是说宗庙不能没有神主。旧神主如果有留存的，新庙就应当新制添加。谨查《左传》说：“祔祭和练祭时制作神主。”又《戴记》说：“虞祭时设立几筵。”如果超过时限才制作，就是以凶事干扰吉事，新制添加既不合典礼，空虚的宗庙又不合礼仪。考察礼制条文，进退都没有依据。有人说：汉朝在郡国设置宗庙，共有一百多处，现在只在东西两地立庙，有什么不安的呢？当时汉朝承接秦朝焚烧典籍之后的局面，不了解典故，至于宗庙制度，随意而行。等到元帝、成帝之间，贡禹、韦玄成等人相继出现，果然有正确的言论，最终听从了毁除的建议，足以知道汉朝初年不依据礼经，又怎么能作为效法的准则呢？有人说：几筵不能再次设立，寝庙有什么妨碍修建呢？等待皇帝车驾巡视时，就合乎所载的神主。探究其始终，又可以议论。最近皇帝下诏参详，本意是想收回旧神主，神主既然不立庙，怎么可以安置呢？假使皇帝巡视九州，难道一一都立庙吗？我认为宗庙不可修建，神主应当埋藏，或者埋藏在塪室，或者埋藏在两阶之间，这是万代常行不变的道理。那年九月，皇帝下诏让段瓌等详细议论，东都不可立庙。李福等人另呈奏状，又有不同意见。国家制度，必须合乎典礼，证据不统一则难以建立，应当一并让他们到都省当面议论，必须归于恰当。工部尚书薛元赏等人议论：我们认为建中年间，公卿奏请修建东都太庙，当时的议论主要有三点：第一，必须有宗庙，完备地设立神主，按时祭祀的日子，由其他官员代理；第二，建庙立主，保存而不祭祀，皇帝车驾巡视时，就在那里祭祀；第三，保存宗庙，埋藏神主。臣等设立这三项议论，参酌礼经理由，应当保存宗庙，不应当设置神主。谨查《礼记·祭义》说：“建国设立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礼记》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宗庙为先。”由此知道王者建立邦国设置都城，必须先建宗庙社稷。况且周武王受命，最初建都于丰，成王相宅，又在洛邑占卜，每年在新邑举行烝祭，在太室册封周公。所以《尚书》说：“戊辰日，王在新邑举行烝祭，王进入太室行祼礼。”成王后来又在丰邑立庙，虽然建成洛邑，未曾长久居住。等到平王，才决定东迁，那么周朝在丰镐都有宗庙是明确的。又查《曾子问》：“宗庙有两个神主，”孔子回答说：“天没有两个太阳，土没有两个王，尝、禘、郊、社，尊贵没有两个至上，不知道这是合乎礼制的。”从前齐桓公制作两个神主，孔子讥讽他，认为是伪主，由此知道两个神主不能同时设立，也是明确的。圣王建立社稷以厚植根本，设立宗庙以尊崇祖先，所以京城必须有宗社。现在国家确定周秦的两地，作为东西两都，开辟九条大道并建立宫阙，设置百官并严加拱卫，取法天象，号称京师。既然庄严帝王的居所，难以空虚神位，如果没有宗庙，怎么能称为皇都呢？然而依附于人者神在其中，诚敬者祭祀诚敬，不是外在到达必由内心发出，理当亲近恭敬，用来与神明交通，神位应当存在于两都，宗庙可以共同建立，诚敬难以专属于两次祭祀，神主不应当同时设立。有人说礼制说七庙五庙没有空虚的神主，这是说不可没有神主。所以天子巡视，也有所尊崇，装饰斋车装载，迁奉神主随行。现在如果修庙埋主，那么东都太庙九室都空虚，既违背经义，必须征引其说法。臣又深入探究礼意，因此得以详尽议论。所说的七庙五庙没有空虚的神主，是说正在享祭的宗庙不可空虚。现在两都，虽然各有宗庙，禘祫享献，这都是亲自奉祀于上京，神主几筵，不可空虚陈设于东庙。况且礼制说：只有圣人能祭祀天帝，孝子能祭祀亲人。汉朝韦玄成议论废除郡国祭祀，也说：在京城立庙，亲身承事，四海之内，各自以其职务来祭祀。人情礼意，如此明显。两个室既然不共同居住，两个庙岂能共同附祭？只是所建都的国家，正在享祭的宗庙，既然没有空虚的室，就符合经义。议论者又想设置神主不享祭，以等待巡视。从前鲁国制作僖公的神主，不在虞祭练祭的时候，春秋记载并讥讽。合祔的神主制作不合时宜，尚且被议论。现在如果设置不合祔的神主，不

译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违背经典、逾越礼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哪有九室合祭的主祭者，却存在放置神主而不祭祀的记载？两座宗庙最初由周公创立，两个神主受到孔子的讥讽。自古以来的制度，都以周公和孔子为典范，旧有的典章制度仍然存在，足以清楚地证明。臣之所以说东都的宗庙应当保存神主，不应当放置（而不祭）。现在将要修建宗庙，确实不违背典礼。那现在在太防宫中的六个神主，请等到东都修建太庙完毕后，备办礼仪迎接安置在西侧的夹室中，封闭起来而不祭祀，以彰显陛下对祭祀的恭敬，以表明圣朝尊崇祖先的道义。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议论，根据礼院的奏章认为，东都太庙既然已经废弃，不可以再修，现在在太防宫的神主，请求埋葬在寄放的地方，这违背了经书的训诫，不敢随声附和。臣之所以另外呈递议状，请求修缮附祭的神主，并依照典礼，同时也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的事情相同。臣与公卿等人重新商议，都认为宗庙固然应当修缮，神主不可以埋葬，这就与臣等另外呈递的议状意思相同。只是众人的议论仍然犹豫，东西两座宗庙各自设立神主，恐怕涉及宗庙有两个主祭者的含义。请求修缮宗庙的空室，把太防宫所寄放的神主藏在夹室之中。考虑到六个神主的神位中有不迁出的宗庙，现在使用迁移宗庙的仪式，仍然不符合礼制。臣等仍然不敢签署众人的议状，大概是因为存有疑惑。太学博士直〇文馆郑遂等七人议论说：讨论国家的大事，必须以正道为根本，以经典为基础，以达到中庸之道。圣朝以弘扬孝道为先，以符合礼制为贵，在典章训诫中寻求，在适中中考察。宗庙有必须修缮的记载，神主没有可以放置（而不祭）的道理。为什么呢？正经正史，两都的宗庙可以证明。礼制称天子不占卜太庙的处所，选择日子占卜建国的地方，那么宗庙就可以知道了。废弃宗庙的说法，恐怕不适宜。恭敬地考察《诗》《书》《礼》三部经典以及汉朝的正史，两都都设立宗庙，而安置神主的制度早已实行，怎敢不清楚地证明而去除文饰？援引经文的依据，不改变先前的见解。东都太庙应当务必修缮尊崇，而旧有的神主应当埋葬，请在太防宫所藏的地方。皇帝在洛阳有事，就奉斋车载着神主前往。太常博士顾德章议论说：“礼制虽然依据人情，但要阐明其要点，实在在于适中。如果超过礼制而过多追求，反而亏损了诚敬。”考虑到神龙年间，天命有所归属，将武氏宗庙迁移到长安，就在原地设立太庙。直到天宝初年，又不因为建都而设立。议论说：“中宗在东都设立宗庙，不违背旧有的典章，考察其用意不也是错误的吗？”又说：“东都太庙直到睿宗、〇宗，仍然供奉而不改变，大概是因为曾经尊崇供奉，不敢擅自废弃。现在废弃已经很长时间，还遵循这无人举行的典章。”又说：“虽然贞观初年，草创来不及，难道可以说这件事不是开元的法度吗？”恭敬地考察确定《开元六典》敕令说：“处理政务的闲暇，综合古今，以《周官》为法度作为唐代的典章。阅览其本末，千载一朝。《春秋》所说的考察古代的方法，实行可以长久，不就是这样吗？”此时东都太庙存在，《六典》序言两都宫阙，西都具备太庙的位置，东都则只序言而不论述，足以明白事情出于一时，又怎么能说是开元的法度呢？又说：“三代礼乐没有比周朝更盛的，先前议论的时候，应当大小都取法于周。迁移而设立宗庙，现在设立宗庙不因为迁移，有什么美好的不能效法呢？”又说：“迁移国家的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君子将要营造宫室，宗庙为先。”恭敬地考察《六典》永昌年间，武则天以东都为神都，随后逐渐增加建造宫室百官机构，于是完备了。现在的宫室百官机构，是武氏改命所完备的。上都已经建国设立宗庙，不应当引用这句话。又说：“东都洛阳祭祀孝宣等五帝，长安祭祀孝成等三帝，以此作为设立宗庙的例子，那么又不对了。当时汉朝两处有宗庙，所祭祀的皇帝各自不同。现在东都建立宗庙制作神主，与上都完全相同，一概而论，错误得很严重。”又说：“现在如果东洛恢复太庙，有关部门在同一天侍奉祭祀，以此作为数量，实在不理解。”恭敬地考察天宝三载。诏书说：“从前四季在太庙有事，两京在同一天。从今以后，两京各自应当选择日子。记载在祭祀典章中，可以详细得知。况且建立宗庙制作神主，是为了祭祀神灵，而说存在而不祭祀，出自哪部经典？当七庙、五庙没有空着的神主，却想要建立空的宗庙，法度出自哪部典章？先前说宗庙形貌如故的，就是指建中年间就有而言，认为这是国家的先务。先前说非时不制作神主的，是说现在有神主，不可以因为非时而制作。如果江左至德年间，神主都散失灭亡，不可以拘泥于例子。”有人说：“废弃神主的埋葬，请在太防宫。”恭敬地考察：“天宝二年敕令说：‘古代制定礼制，祭祀用天亮，意义兼取于崇尚幽暗，情实缘于已经去世。我圣祖澹然常在，为道的宗师，既然不同于有尽的期限，应当展露事奉生者的礼制。从今以后，每到圣祖宫有昭告，应当改用卯时。’现在想要把神主埋葬在宫中所，就与这道敕令完全违背。”又说：“神主不应当埋葬，请求藏在夹室。”恭敬地考察：“前代藏神主，颇有不同。至于夹室的仪用，是为了排列昭穆。现在宗庙制度既然不符合礼制，那么就没有禘祫的记载。”又说：“君子将要营造宫室，以宗庙为先，那么建国营造宫室，而宗

译宗庙必须设立。东都既然已有宫室，而太庙不合却不营建。凡以此推论，其义理便占上风。而西周、东汉都称为两都，其各自拥有宗庙的证据，在经史中昭然若揭。」又得以极尽思辨于扬防：「《诗经》说：『墨线拉得直，用木板固定，建造宗庙庄严有序。』《大雅·瓞》说的是丰邑宗庙的建造。又说：『肃穆清静的宗庙，庄重和敬的显赫辅佐。』洛邑建成后，用来主持文王的祭祀。这首诗说的是洛邑的宗庙。」「《尚书》说：『成王到达洛邑后，举行冬祭，用一头红牛祭文王，用一头红牛祭武王。』又说：『在太室行灌礼，康王又居住在丰邑，命令毕公保卫治理东郊。』难道没有宗庙就可以举行冬祭？不是都城却设立保卫治理的官员？那么《尚书》所说的东西两地的宗庙也就明确了。」「等到后汉占卜洛邑，西京的宗庙也依然存在。建武二年，在洛阳立庙，而成帝、哀帝、平帝三位皇帝在西京受祭。十八年，皇帝亲自到长安行禘礼，当时五室列于洛都，三帝留在京庙，行幸的年份与合食祭祀的日期相冲突，不供奉斋车，又怎能完成此礼？」「由此可知两庙，是周人的成法，载奉神主出行，是汉家的通制。有人认为应当虚置一都的宗庙不可，而引用七庙没有虚主的话。礼制说一都的宗庙室不虚主，并不是说两都各有宗庙就不能虚置。联系出征的言辞，更明白载奉神主的用意。因。」事而言，礼制确实相互统属，不像诗人那样可以断章取义。古人寻求神灵所在的地方不止一处，供奉神灵的心意没有两样，所以废弃桑木神主，重新制作栗木神主。既然事理容易明白，这是其一。有人又引用《左氏传》筑郿的凡例，说有宗庙先君神主的叫都，而建立建主的论点。考察鲁庄公二十八年冬天筑郿，《左传》为筑发凡例，谷梁讥讽利用薮泽之利，公羊称避免凶年造邑的嫌疑。三传异同，《左氏》为短。为什么呢？当春秋二百年间，鲁国一共筑城二十四邑，只有郿一邑称筑城，那二十三邑难道都有宗庙先君的神主吗？执此为建主的开端，又不是通论。有人又说：废弃的埋藏的，为什么在太防宫所藏的地方适宜舍弃？所以依据新前已列了。考察埋藏神主的位置有三处，或在北窗之下，或在西阶之间，这是宗庙的事。那些不应当立的神主，只随其所以埋藏。神主埋藏吗？应当立的宗庙，这就不是这样了。以所在而言，那么太防宫所藏的地方，与汉代的寝园没有区别。历代以来，建一都的多，两都的少。现在国家尊崇东西两都的宅第，极尽严奉的典礼，而以各庙为疑，合以建都故事来相质正，就是周汉。现在详议所征引，究其年代，大都是一都的时候，难道可以拟议？又有谁敢献酬于其间？详考经防，古人谋划寝宫必及于宗庙，没有设寝宫而不立宗庙的。国家承隋氏的弊端，草创未暇，后虽建于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后当干戈宁戢的年份，文物大备的朝代，历经十一圣不议废弃，难道不是因为事出于一时，宗庙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除吗？现在洛都的制度，上自宫殿楼观，下及百官之司，与西京无异。銮舆到来时，虽然厮役之贱，必归其所理。难道先帝的神主独无其所安吗？此时，虞主尚埋，废主宜然。有人以马融、李舟二人称寝无伤于偕立，庙不妨于暂虚，是则马融、李舟可法于宣尼矣。以此拟议乖当，则深或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者，谨案二百四十年间，惟郿一邑称筑，如城郎费之类，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谓之尽有宗庙理则极非。或称圣主有复古之功，简防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遭时为法，因事制宜，此则改作有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职，但合一一据经变礼从时，则须俟明诏也。凡不修之证，略有七条：庙立因迁一也，已废不举二也，庙不可虚三也，非时不造主四也，合载迁主行五也，尊无二上六也，六典不书七也。谨案：文王迁丰立庙，武王迁镐立庙，成王迁洛立庙，今东都不因迁而欲立庙，是违因迁立庙也。谨案《礼记》曰：“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今东都太庙废已八朝，若果立之，是违已废不举也。谨案《礼记》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今欲立虚庙，是违庙不可虚也。谨案《左传》：“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记》又曰：“过时不祭，礼也。合礼之祭，过时犹废；非礼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时作主，是违非时不作主也。谨案《曽子问》：“古者师行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迁庙主行，载于斋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皇氏云：“迁庙主者，载迁一室之主也

译。”如今想要装载群庙的神主出行，这是违背了只装载迁庙神主的礼制。谨查《礼记》说：“天没有两个太阳，土没有两个君王，在尝、禘、郊、社等祭祀中，尊贵没有两个至上者。”如今想要在两都建立宗庙制作神主，这是违背了尊贵没有两个至上者的原则。谨查《六典》序言：“两都的宫阙及庙宇”，此时东都有庙却没有记载，这是违背了《六典》不书写的原则。遍考书籍传注，都不符合修建的规定。逐渐考察武德、贞观年间，正是制定法度垂示典范的时候，礼乐文物完备，儒学贤才齐聚，如果可以修建营造，不应议论不及。《礼记》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天的体性是动的，地的体性是静的。”这说明乐可以制作，礼难以改变。伏惟陛下诚明承载万物，庄重恭敬地治理天下，对祖宗的孝心深切，事情追求根本，应当再次召集商议，以便确定正确的做法。臣实在职司所在，怎敢不条陈明白以回答。德章又有上中书门下及礼院详议的两份奏状，一并附在后面。第一份说：“伏见八月六日敕令，想要修建东都太庙，命令臣等商议。此时已有议状，按照礼制不合再修建。尚书丞郎以下三十八人，都共同签署奏状。德章官在礼寺，实在愧对职守。”当圣上严敬祭祀之时，防相公崇尚古制、摒弃浮华之日，如果国家的祭祀典章，违背礼文，岂止是受到旷废官职的责罚，私下担忧给清明时代留下羞耻。所以恳切再三，将不言而又言。昨者意见不同的理由，都可以指陈：一是认为有都城的名称，就应当建立宗庙；二是想要崇修庙宇，以等待皇帝巡幸。殊不知宗庙不合放置空虚的神主，只装载一个神主。谨查贞观九年诏书说：“太原之地，开创王业，事情等同于丰、沛，道义等同于宛、谯。按照礼制来说，必须商议建立宗庙。”当时秘书监颜师古议论说：“臣旁观祭祀典章，遍考礼经，宗庙都在京师，不在下土另外设置。从前周朝的丰、镐，实在是因为迁都，乃是因事方便营建，并非说一时另外建立。太宗允许他的奏议，当天就停止了。由此来说，太原难道没有都城的称号吗？太原那时尚且废除，可知东都不应建立。况且庙室刚刚新建，就须有神主，神主既然已经藏埋，不是空虚又是什么？所以有都城就建立宗庙的说法，不攻自破。”又查曾子问：“古代军队出行，一定带着迁庙的神主出行吗？”孔子说：“天子巡狩，一定带着迁庙的神主出行，装载在斋车上，说的是必有尊长。如今取七庙的神主出行，就错了。”皇氏说：“迁庙神主，只装载新迁一室的神主。未祧的神主，没有装载出行的记载。”假使等待皇帝巡幸，自然可以修建一室，商议构建九室，有什么依据？宗庙是尊贵的祭祀，是重大的事情，至尊至重，怎能以可疑的文献定论？言论如果不合经典，就是擅自议论。近来敕令防：“凡是商议事情，都必须一一依据经典，如果没有经典记载，任凭用史书证明，如果经史都没有依据的，不得随意而言。”那么建立东都宗庙，正经史都没有依据，果然听从臆测之说，岂不是前后相违？第二份说：宗庙的设置，在于诚敬。纵观典礼，两都则不诚，所以不是因为迁都，不可另外建立庙宇。《礼记》说：“天没有两个太阳，土没有两个君王，在尝、禘、郊、社等祭祀中，尊贵没有两个至上者。”又说：“凡是祭祀有废除的，没有人敢举行；有举行的，没有人敢废除。”那么东都太庙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如果商议增修，稍微违背前志。为什么呢？圣历、神龙之际，武后开始恢复明辟，中宗取其庙易置太庙，本意是权宜巩固人心，不是长久之制。伏以所存神主，既然请求祧藏，如今庙室新建，就须有神主。神主不合时宜，不造庙寝，又没有空虚的议论。如果修复以等待皇帝巡幸，只装载一个神主，记载在方册中，可以详细得知。又引用经典中的义理。有几类，或者是弟子的话语，或者是他人的言论。如今庙不可空虚，尊贵没有两个至上者，不合时宜不造神主。应当装载一个神主，出行都是大圣祖及孔子亲自阐明的，比之常据，不可同途。又丘明修《春秋》，都以君子定褒贬。陈泄冶因忠获罪，晋文公以臣召君。在这几条中，又称君子，将评价得失，特别以孔子的判断为准。传曰：“危疑之理，须圣言以明也。”或者认为东都不同于其他都城，地有坛社宫阙，想要商议构建修缮，似乎没有妨碍。这是斟酌于心意，不是说是经典依据。只是遍讨今古，没有坛社立庙的证据，用来作为说法，实在不安。谨上自殷周，旁稽故实，除了因为迁都之外，没有另外建立宗庙的记载。制曰：“自古议礼，都斟酌人情。必须稷嗣知几，贾生达识，才可以发挥大政，润色皇猷。其他管窥，大概不足数。公卿的议论，实在可以施行。德章所陈述的，最为浅近，怎能苟且申述独见，妄有异同？事情贵在适中，礼宜从众。宜令有司择日修崇太庙，以留守李石充使勾当。”六年三月，择日既定，礼官既行，旋即因为武宗驾崩，此事遂止。

译孙蕙田按语：德章的议论详尽确切，可以说深通礼制了。

唐文宗开成六年五月，礼仪使上奏说：“武宗昭肃皇帝祔入太庙，并合并祧迁的宗庙。臣认为，自从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继即位，已经历了三朝，昭穆的位次与承袭前代不同。值得怀疑的事情有四：第一，兄弟昭穆位次相同，不互为继承者；第二，已经祧迁的祖先神主又回到旧庙；第三，宗庙数量有限，没有后嗣的祖先神主应当移出安置在别庙；第四，兄弟既然不互为继承者，昭位代表父道，穆位代表子道，那么昭穆位次相同，就不应该处于不同的位置。根据《春秋》文公二年僖公位次上升，何休说：‘跻，就是上升。’意思是向西上位。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在南方西上位，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应当同在北方西上位。孔颖达也引用这个义理来解释经文。又贺循说：‘殷朝的盘庚不排列阳甲，汉朝的光武帝上继元帝，晋元帝、简文帝都采用这个义理。’毁弃宗庙，大概是因为昭穆位次相同，不能同时毁弃两座宗庙的缘故。《尚书》说：‘七代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况且殷朝兄弟相继，有达到四位皇帝不及祖父父亲的，哪里还能说七代？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现在既然兄弟相继，同为一代，纠正前代的失误，就应当把代宗的神主重新祔入太庙。有人怀疑已经祧迁的神主不应该再进入太庙，查考晋代元帝、明帝时期，已经迁走了豫章、颍川的神主。等到简文帝即位，因为他是元帝的儿子，所以又把豫章、颍川两座神主放回宗庙。又查考本朝中宗已经祔入太庙，到开元四年才移出安置在别庙，到开元十年设置九庙，中宗的神主又祔入太庙，那么已经迁出的神主重新进入，也可以没有疑问。第三，宗庙有固定的数量，没有后嗣的祖先神主移出安置在别庙，查考魏晋初年多同在一座宗庙，大概取法上古清庙一宫，尊崇远离神灵的义理。从后来晋武帝所立的宗庙，虽然说是七位神主，但实际上是六代，大概因为景帝、文帝同在一座宗庙的缘故。又查考鲁国设立姜嫄、文王的宗庙，不计算昭穆，是为了尊崇尚功德。晋元帝上继武帝，而惠帝、怀帝、愍帝三帝时，贺循等众儒生议论认为应当另外设立宗庙，因为亲疏远近义理疏远，都城迁移不同，在道理上没有嫌疑。现在因为文宗去世才六七年，武宗刚刚复土，就急忙移入别庙，不齿于祖宗，对于主管部门来说，不应当议论。第四，增加宗庙的室数，查考《礼论》晋太常贺循说：‘宗庙以容纳神主为限度，不拘泥于固定的数量。’所以晋武帝时宗庙有七位神主六代，到元帝、明帝时宗庙都有十室，等到穆帝、简文帝时都达到十一室。从后来虽然迁出旧的祔入新的，大体以七代为标准，而不限制室数。臣认为江左的大儒通晓深奥的道理，事情有明确的依据，固然可以施行。现在如果不施行，是议论更以迭毁为制度，那么就应当上不及高祖曾祖未尽的亲缘，下有忍心违背臣子恩义的道理。现在全面查考古今，参校经史，上请恢复代宗神主于太庙，以保存高祖曾祖的亲缘；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于太庙东间，增加两室，实行九代十一室的制度，以保全臣子恩敬的义理，大概符合大顺的适宜，得到变礼的正道，折中古今的纷乱交错，确立众疑的准则，使因心广孝，永远照亮皇明的德行，昭示德行侍奉神灵，不亏损于圣代。”皇帝下诏说：“宗庙事情重大，实在需要参详，应当命令尚书省、两省、御史台、四品以上官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会议论后上报。”尚书左丞郑涯等上奏议论说：“礼经垂示法则，没有比严配更重的，必须参酌损益的道理，才符合典礼的条文。况且有明确的征验，是资于折中的。自从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都以兄弟考之前代，礼制有显明的依据。现在仔细详查礼院所奏，并上稽古文，旁采史书，符合通变，确实适宜。臣等商议，请依照礼官所议，听从。”孙蕙田按语：古代七庙兄弟同庙而异室，后世一庙兄弟异室而同昭穆。所谓礼以义起，九代十一室不能非议。

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畴上言：“上月十七日，享祭德明兴圣庙，德庙直候论状称：‘懿祖室在献祖室之上，当时虽然认为正确，便依照行事。臣审察献祖为懿祖之昭，懿祖为献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极殊。现在宗庙到了违背伦常的地步，不立即陈奏，尚且苟且，罪不容诛。’仍然下诏修撰朱俦、检讨王皥精心详查，得到报告称：‘天宝二年制，追尊咎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十年立庙，到贞元十九年制，听从给事中陈京、右仆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的议论，认为禘祫是祖宗以序的祭祀，凡有国家者必尊太祖。现在国家以景皇帝为太祖，太祖之上施于禘祫，不可为位，请接德明、兴圣庙，共成四室，祔迁献、懿二祖。’仔细查寻朱俦等所报，即当时表奏，并献居懿上，这一年以还不当失序，四十余年，理难寻诘。恳请圣鉴，即垂诏敕，具礼迁正。”当月，朱俦又上奏说：“臣奉本月十三日诏，以臣所奏献、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礼官集议闻奏。臣上月十七日缘遇太庙祫享，太祖景皇帝以下群主，”

译依据贞元十九年将献祖、懿祖附祭于德明庙，共设四室，按照原诏令各自在本室举行享礼的规定。我审知献祖应当居于懿祖之上，这样昭穆次序才端正。当时亲眼见到献祖的神位反而位于懿祖之下，后来广泛校勘图籍，确实发现存在差错，于是敢于上奏。如今奉诏令应让礼官集议后上奏。」臣得到奉礼郎李冈、太祝柳仲年、协律郎诸葛畋、李潼、检讨官王皥、修撰朱俦、博士闵庆之等七人的奏状称：「谨查高祖神尧皇帝本纪及皇室图谱，以及武德、贞观、永徽、开元以来诸种礼仪，载入法令首篇的，都记载献祖宣皇帝是神尧的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尧的曾祖。以高祖和曾祖来辨别，那么献祖是懿祖的父亲，懿祖是献祖的儿子。即博士任畴所奏说的祭祀次序颠倒并非虚言。臣等恳请立即颁布诏令，完备礼仪将神位迁移归正。」于是施行。宣宗即位，迎接太清宫神位附祭于东都太庙，在举行祫祭、禘祭时全部取出神位，共同在太祖神位前合食。

译《唐书·礼乐志》记载：唐宣宗收复河湟二州七关后，将功劳归于顺宗、宪宗，并为他们追加谥号。博士李稠请求重新制作神主牌位，改写上新的谥号。右司郎中杨发等人商议认为，古代已经祔入太庙的神主，没有重新制作、追加谥号、追尊的礼制，这样做是不合礼法的。始于武则天时期，尚且没有改变神主、改写谥号的先例。应当用新的谥号和宝册向陵庙禀告，这样就可以了。当时宰相认为，士大夫家族的宗庙，都是直接在旧神主上改写新谥号，于是就在旧神主上改写了新的谥号。

《册府元龟》记载：杨发担任左司郎中。大中三年十二月，宣宗追尊顺宗、宪宗的谥号。礼院上奏说：“太庙中的神主已经题写了旧谥号，请求重新制作神主并重新题写。”皇帝下诏让礼官商议。杨发与都官郎中卢搏进献意见说：“臣等查考旧典，栗木神主升祔太庙之后，在礼制上没有重新制作的条文，也没有追加尊谥、改题神主的先例。追溯远古，从未有过这样的记载。周朝为太王、王季、文王追加谥号，只是因为要符合称王的制度，于是加上了王的称号，未曾听说改换谥号、更换神主。况且礼乐制度最为完备、礼法值得称道的，莫过于两汉，但也没有这样的事。光武帝中兴汉室，定都洛阳，派遣大司马邓禹入关，奉迎高祖以下十一位帝后的神主祔入洛阳宗庙，这大概是因为神主不适合重新制作。自魏晋直到周隋，虽然历代都有放纵无度的君主，也有通晓礼制、讲求学问的士人，却未曾听说有追加谥号、追尊、改换神主、重新题写的记载，史册中也没有记录。现在议论的人只引用东晋重新制作郑太后神主的事作为证据。臣等认为，郑太后原本是琅琊王妃，去世后已祔入琅琊王府的宗庙，后来因为儿子贵为皇帝，将要祔入太庙，贺循请求重新制作新神主，改题皇后的称号，完备礼仪后祔入太庙，当时采用了这个做法。臣等认为，诸侯宗庙的神主与天子宗庙的神主长短不同，如果用王妃八寸长的神主配享至高无上的皇帝，礼制上似乎不相称。谄媚的臣子贪图迎合君主的私意，这种不合礼制的做法导致神主被重新制作，比照晋朝的事例，在义理上绝对是不适宜的。况且宣懿太后并非穆宗的皇后，实际上是武宗的母亲，因为儿子的尊贵而祔入别庙，正是合乎礼制的，祭祀享用并无亏损。现在如果让她配享至尊，题写神主称为太后，因为儿子而正得其宜。现在如果重新制作新神主，题写时去掉‘太’字，那么在穆宗升天后，臣下追致作嫔的礼仪，就会亵渎扰乱正经，实在让在职官员震惊。臣当时位列朝班，知道这种做法谬误乖戾。因为汉律规定擅自议论宗庙事务的，以大不敬论处，而且当时没有诏书下达让群臣商议，于是沉默不敢说话。现在又想再次采用东晋的谬误礼制，污秽亵渎圣朝的大典，既然陛下屈尊下问，臣怎敢不尽言。谨查国朝先例，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武德元年五月，在长安备用法驾，迎请宣简公、懿王、景皇帝的神主祔入太庙，既然说到从旧庙奉迎，足以说明必定是奉迎旧神主。追加谥号、追尊的礼制，自古本来没有这样的事，武则天太后摄政之后，才屡次出现。从此之后，多次使用这种礼制，遍查国史，并没有重新制作、重新题写的记载。如果先例中有这样的事，没有不记录在史册中的。臣等愚昧的意见，认为只应当将新的谥号和宝册禀告陵庙，停止重新制作神主的先例。有开元初年太常卿韦縚，因为高宗庙中题写武后神主为‘天后圣帝武氏’，韦縚上奏请求削去‘天后圣帝’的称号，另外题写为‘则天顺圣皇帝’。后来武氏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但不知道当时是削去旧题字，还是重新制作神主？也不知道用的是哪一代的典礼，这些疑惑之处，决断在于陛下的圣意。以臣所见，只将新的谥号和宝册禀告陵庙，正是适宜的。重新制作、重新题写，恐怕违背礼制的本意。当时宰相覆奏，直接在神主上改题，而通晓礼制的人认为这是错误的。”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中和元年夏四月，有关部门请求祭祀太祖以下十一室，皇帝下诏让公卿商议礼仪。太常卿牛丛与儒生一同商议此事。有人说：“君王巡狩，带着迁庙的神主出行，如果没有迁庙的神主，就祝史捧着币帛皮珪，向祖祢禀告，然后带着神主出行，载在斋车上，每到一处就祭奠。”现在不是巡狩，而是失去了对宗庙的守护。既然失去了对宗庙的守护，就应当停止宗庙的祭祀活动。牛丛对此有疑问。将作监王俭、太子宾客李匡乂、虞部员外郎袁皓建议各不相同，等到左丞崔厚担任太常卿，于是商议设立行庙。以僖宗幸蜀时道宫元殿的前架幕帐作为十一室，又没有神主，题写神版位置来行事。通晓礼制的人认为这是错误的，认为停止祭祀就可以了。第二年才特别制作神主，祔入行庙。

光启三年二月，皇帝从兴元返回京城，因为宫室尚未完备，暂时驻扎在凤翔。礼院上奏说：“皇帝回宫，应当先谒见太庙。现在宗庙被焚毁，神主失落，请求依照礼例修奉。”礼院进献意见说：“查考《春秋》记载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传文说：‘新宫，是宣公的宗庙。哭了三天，是合乎礼制的。’查考国史，开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庙四室被摧毁，当时神主都在，迎奉到太极殿安置。僖宗穿着素服避开正殿。宝应元年，肃宗回到京师，因为宗庙被贼人焚毁，在光顺门外设立帷帐，面向宗庙哭泣。遍查先例，没有百官奉慰的礼仪。然而皇上既然穿着素服避开正殿，百官奉慰也合乎情理。仔细遵循先例，比照参详，恐怕需要宗正寺具奏宗庙焚毁及神主失落的事由。皇帝穿着素服避开正殿，接受慰劳完毕后，停止朝会三天，下诏委托少府监选择日期依照礼制重新制作列圣神主。这样才似乎合适。只是采伐栗木需要等到十一月，渐渐担心时间太晚。修奉使宰”

译宰相郑延昌详细陈述了意见，中书门下上奏说：“考虑到前年冬天接连发生令人震惊的事件，随即皇帝巡行视察，主管宗庙祭祀的官员，因情况紧急仓促行事。因为皇帝移驾凤翔，当时不敢上奏。如今皇帝即将回宫，各项典礼都应按常制举行，清庙再次修缮，孝思之情都已具备。恳请颁布敕命，让有关部门参考详查典礼并加以修奉。”皇帝下诏说：“朕凭借浅薄的德行继承皇位，不能上承天命的福佑，下正人伦纲纪，战乱在边境县邑兴起，车驾两次越过藩镇边界，宗庙受到惊扰，四季祭祀废缺，恭敬地修治典礼，加倍感到悲痛摧折。应当交由有关部门办理。”又，修缮太庙使、宰相郑延昌上奏说：“太庙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间十一架，工程业绩极大，计算材料开支费用不少。况且宗庙制度向来如此，难以随意增减。现在不知是依照原来的材料预算进行修奉，还是另有商议，请下达给礼官详细讨论。”太常博士殷盈孙上奏议论说：“如果依照原来的材料预算，难以迅速完成，况且国库刚刚空虚，必须借助变通之礼。我私下认为至德二年，因为新修的太庙尚未建成，将新造的神主暂时安置在长安殿，便举行享告之礼，如同宗庙的仪制，等到庙宇建成，才进行迁祔。现在京城除了充作大内和正衙外，没有其他殿宇。听说先前有诏令，打算让少府监的大房暂时充作太庙，那房只有五间。因为十一室在五间之中，陈设狭隘狭小，请求再接续修建成十一间，以具备十一室荐享的场所。那三太后庙，就在少府监取西南屋三间，以备三室。”关于告享场所的敕令，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译古代唐室宗庙制度

《五代史·梁本纪》记载：太祖开平元年，追尊皇高祖朱黯，庙号肃祖；曾祖朱茂琳，庙号敬祖；祖父朱信，庙号宪祖；父亲朱诚，庙号烈祖。

惠田按语：以上为后梁的情况。

《唐本纪》记载：庄宗同光元年，追尊曾祖朱执宜庙号懿祖，祖父朱国昌庙号献祖，父亲朱温庙号太祖。连同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共为七庙。

同光二年正月丁卯日，七庙神主从太原抵达，附祭于太庙。《文献通考》记载：同光二年，太常礼院上奏：“国家初建时，已在北都设立宗庙，如今收复天下，迁都洛阳，应恢复本朝宗庙。查考礼制，没有设立两座宗庙的记载，请求废除北都的宗庙。”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惠田按语：礼制中没有设立两座宗庙的说法，这一观点非常正确。

应顺元年，中书门下上奏：太常寺认为先帝陵墓安葬完毕后，应将其神主附祭于太庙。如今太庙现供奉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献祖、太祖、庄宗。先帝升附之礼，按例应迁出献祖以下的神主。尚书省集议后听从了这一建议。当时议论的人认为，懿祖因受赐姓氏于懿宗，以支庶身份继承大宗，按例应以懿祖为始祖，其次为昭宗也可以。不必以神尧（高祖）为祖，以太宗为宗。如果依照汉光武帝的做法，则应在代州设立献祖以下的亲庙，而唐室的宗庙依旧按礼制执行，这也是可以的。然而议定谥号的人忘记了咸通年间的懿宗，又尊称懿祖，父子都称“懿”，在情理上讲得通吗？将朱邪氏三代与唐室四庙连排昭穆次序，是不合礼制的。主张迁庙的人不知道朱氏受姓于唐，既然已迁出懿宗，现在又轮到献祖。按礼制推论，首先应迁出昭宗，其次迁出懿祖是可以的。而懿祖如同唐代的景皇帝，怎么可以迁出呢？

惠田按语：以上为后唐的情况。

《晋本纪》记载：天福二年，追尊高祖石璟庙号靖祖，曾祖石郴庙号肃祖，祖父石昱庙号睿祖，父亲石绍雍庙号献祖。

《文献通考》记载：天福二年，中书门下上奏：“皇帝抵达京城，尚未建立宗庙，有关部门请求设立高祖以下四代亲庙，至于始祖一庙，不敢轻易议定，命令都省百官集议。”御史中丞张昭议论说：“臣阅读十四代史书，考察两千年的旧例，观察各家的宗庙，都没有‘始祖’这一称呼。只有殷、周两代，以稷、契为太祖。《礼记》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郑玄注解说：‘这是周代的制度。七座庙，指太祖后稷以及文王、武王和四代亲庙。’又说：‘殷人六庙，指契和成汤以及二昭二穆。’夏后氏设立五庙，不立太祖，只有禹和二昭二穆而已。根据《王制》和郑玄的解释，即殷、周以稷、契为太祖，夏后氏没有太祖，也没有追谥始祖的庙。自殷、周以来，历经十代，都是在亲庙之中，以有功者作为太祖，没有追崇始祖的先例。详细引用古今事例，恐怕言辞繁琐，这里只陈述要点。汉代因为高祖之父太上皇没有社稷之功，不立庙号，高帝自己作为高祖。魏国因为曹公辅佐汉朝近三十年，才封于魏，所以作为太祖。晋国因为宣王辅佐魏国有功，立为高祖；因为景帝始封于晋，所以作为太祖。宋世祖先官职门第卑微，虽然追崇帝号，刘裕自己作为高祖。南齐高帝之父位至右将军，生前没有封爵，不能作为太祖。梁武帝之父萧顺之辅佐齐室，封侯，位至领军、丹阳尹，虽然未在梁朝受封，也作为太祖。陈武帝之父陈文赞，生前没有名位，因为武帝对梁室有功，赠侍中，封义兴公，等到武帝即位，也追尊为太祖。周闵帝因为父亲宇文泰辅佐西魏，经营王业，始封于周，所以作为太祖。隋文帝辅佐周室有大功，始封于隋，所以作为太祖。唐高祖神尧，祖父李虎为周大柱国，隋朝追封唐公，所以作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拥有帝位，也设立四庙，朱氏祖先没有名位，虽然追册四庙，不立太祖，朱温自己作为太祖。这就是前代追册太祖，不出亲庙范围的成例。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汉魏的制度，没有功德，不得立为祖宗。殷周受命，因为稷、契在唐虞之际有大功，所以追尊为太祖。自秦汉之后，礼制并非如此，即使祖有功，仍须是亲庙。现在粗略陈述往例，以作证明。秦自称造父之后，不以造父为……始祖；汉自称唐尧、刘累之后，不以尧、累为始祖；魏自称曹参之后，不以参为始祖；晋自称赵将司马卭之后，不以卭为始祖；宋自称汉楚元王之后，不以元王为始祖；齐、梁都自称萧何之后，不以萧何为始祖；陈自称太丘长陈寔之后，不以寔为始祖；元魏自称李陵之后，不以陵为始祖；后周自称神农之后，不以神农为始祖；隋自称杨震之后，不以震为始祖；唐自称皋陶、老子之后，不以皋陶、老子为始祖。只有唐高宗则天武后临朝，改唐称周，便设立七庙，仍追册周文王姬昌为始祖。这大概是当时依附的党徒，不熟悉旧例，武后设立姬姓宗庙，违背常理已极。曲台（指礼官）之人，至今讥笑。臣远观秦、汉以下直到周、隋，”

译礼乐制度、衣冠服饰、典章制度、文物典制，没有比唐朝更昌盛的。武德年间议定宗庙制度之初，英才相继出现，如温彦博、魏徵、颜师古、虞世南等人，通晓古今；封伦、萧瑀、薛收、杜如晦等人，精通礼仪制度，宪章法度必定有师承依据。追尊先王、先母的礼仪，起源于周代。根据《史记》和《礼经》记载：“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基业，凭借一次军事行动而拥有天下，被尊为天子，在宗庙中享受祭祀。”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德行，追尊太王、王季为王，用天子的礼仪祭祀先公。又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根据这些记载来说，周武王虽然祭祀七代祖先，但追尊为王号的，只有四代而已。所以自东汉以来，国家初建时，大多尊崇四座宗庙，是遵循周代的制度。况且商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汉朝习用秦朝的仪典，无需广泛征询意见，应当简约地采用已确立的制度。请求依照隋朝、唐朝建国之初的做法，创立四座宗庙，推举四代祖先中名位最高者作为太祖，恭敬地议定并上报。皇帝下诏令尚书省集议后奏报，于是仿照唐朝旧制，追尊四代祖先入庙。

译秦蕙田按：张昭的议论，颇为通达古今事变，并非拘泥于礼制。

《五代史·晋本纪》：出帝天福七年十一月庚子日，将高祖的神位附祭于太庙。

秦蕙田按：以上为后晋之事。

《五代史·汉本纪》：天福十二年【后汉虽已建国，但追续天福年号为十二年】，追尊高祖刘湍庙号为文祖，曾祖刘昻庙号为德祖，祖父刘僎庙号为翼祖，父亲刘琠庙号为显祖。以汉高祖刘邦为高祖，光武帝刘秀为世祖，都不迁出太庙。《文献通考》记载：天福十二年【当时汉高祖已即位，但仍沿用天福年号】，太常博士段颙奏请设立高、曾、祖、祢四亲庙，再向上追尊远祖光武帝为百代不迁的庙，居于东向之位。吏部尚书窦贞固等人议论道：“古代在四亲庙之外，祖有功、宗有德的不拘定数。现在除了四亲庙外，再请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庙。”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宋史·窦贞固传》：窦贞固在后晋时，被任命为刑部尚书。汉高祖进入汴京，窦贞固与礼部尚书王淞率领百官在荥阳朝见。汉高祖驻马慰劳询问，很久才结束。当初营建宗庙时，皇帝认为自己的姓氏源自汉朝，于是袭用汉朝国号，尊奉光武帝为世祖，连同亲庙共为五庙。下诏让群臣议论，窦贞固上言说：“查考《王制》，天子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士立一庙。《正义》说：‘周朝制度立七庙，是指太祖以及文王、武王的祧庙与四亲庙。’又说：‘七庙是依据周朝而言，有那样的人就立七庙，没有那样的人就立五庙。’到光武帝中兴，以及魏、晋、宋、齐、隋、唐，有的立六庙，有的立四庙，大概是因为建国之初未满其数。礼说：‘德行深厚者，光辉流传广远。’这就是天子可以祭祀六世的义理。现在陛下平定天下，重兴汉朝基业，广泛寻求典礼，用以端正宗庙。恳请设立高、曾、祖、祢四亲庙。以及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另立始祖，在四庙之外，不拘定数，所以有的立五庙，有的立七庙。现在请尊奉高帝、光武皇帝为世祖，效法文王、武王不迁的制度，采用历代六庙的规制，或许符合典礼。”汉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议论的人认为天子建国，各自从其兴起之处，尧从唐侯兴起，禹生于大夏，就是这样。立庙都尊奉其有功的祖先，商的契，周的后稷，汉的武帝，晋的三庙，就是这样。汉高祖起于晋阳，却追嗣两汉，仅仅因为同姓就作为远祖，非常不合义理。窦贞固又以四亲等同平民，上合高帝、光武帝，失之更远了。只是援引设立亲庙是可以的，其余都不合礼制。

《文献通考》马氏说：“后唐、后晋、后汉都出自夷狄。庄宗、明宗既然舍弃自己的祖先而尊奉唐朝的祖先了。等到石敬瑭、刘知远崛起而登上帝位，都想以华夏后裔自居，所以在四亲之外，必定寻求所谓的始祖而尊奉他。张昭的话，议论正确而辞藻宏伟。到后汉初年，段颙、窦贞固之流，曲意谄媚依附，甚至上尊高帝、光武帝作为六庙。然而史书所载出自沙陀部的说法，固然不可掩盖，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秦蕙田按：以上为后汉之事。

《五代史·周本纪》：广顺元年五月辛未日，追尊祖父、父亲为皇帝，祖母、母亲为皇后。高祖刘璟，谥号为睿和，庙号为信祖。祖妣张氏，谥号为睿恭。曾祖刘谌，谥号为明宪，庙号为僖祖。祖妣申氏，谥号为明孝。祖父刘蕴，谥号为翼顺，庙号为义祖。祖妣韩氏，谥号为冀敬。父亲谥号为章肃，庙号为庆祖。妣王氏，谥号为章德。

《文献通考》：广顺元年，有关部门议论设立四亲庙，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五代史·周本纪》：广顺三年十二月戊申日，四庙神位从西京到达，在西郊迎接，附祭于太庙。乙亥日，在太庙祭祀。

《宋史·聂崇义传》：聂崇义，在周显德年间，多次升迁为国子司业，兼任太常博士。在此之前，世宗因为郊庙祭器只是由有关部门沿袭制造，年代渐久，没有规范样式，于是命令聂崇义检讨摹画上报。四年，聂崇义上报，于是命令有关部门改造。

《五代史·周本纪》：显德五年夏四月，庚申日，将五室神位附祭于新庙。

秦蕙田按：以上为后周之事。

以上为五代宗庙制度。

《五礼通考》卷八十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八十一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八十一

宗庙制度

《宋史·礼志》：太祖建隆元年，有关部门请求设立宗庙，皇帝下诏让群臣议论。兵部尚书张昭等人奏道：“谨查尧、舜、禹都立五庙，大概是二昭二穆与其始祖。商朝建国，改立六庙，大概是昭穆之外，祭祀契与汤。周朝立七庙，大概是亲庙之外，祭祀太祖与文王、武王。汉朝初年立庙，全都不合礼制。魏、晋开始恢复七庙制度，江左相承不改。然而七庙的室，隋文帝只立高、曾、祖、祢四庙而已。唐朝沿袭隋制，立四亲庙，梁氏而下不改变其法。考察古代之道，这是折中。恳请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庙室。”奏报获准。判太常寺窦俨奏道：“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