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六

译一人不得赦免，男子守卫边疆戎狄，禁令规定不得出五库，不得进餐，防范礼仪没有节制，用微薄物资来考察，礼仪没有音乐，宫室没有帷帐，嫁娶不按时节，宾客旅人设位有赏赐，大匡解维。周王居住在程地三年，遭遇上天的大荒年，制作大匡来诏令牧守其方，三州的诸侯都顺从，王于是召见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在大庭朝见，询问疲弊病困的缘故，政事的失误，刑罚的乖戾，哀乐的过分，宾客的兴盛，用度的耗费，以及关市的征税，山林的匮乏，田宅的荒芜，沟渠的危害，怠惰的过错，骄横顽劣的暴虐，水旱的灾害，说：“我没有德行，政事不合时宜，国家疲弊病困，不能互相匡正，二三子尚且帮助我，官员考核其职责，乡里询问其人，根据他的耆老和他的总害，慎重询问其缘故，不要隐瞒你们的实情，等到某日在宗庙报告，有不听从命令的，有常法不赦免。”王已经发布命令，入食不举，百官质方不食，饔及期日质。明王穿麻衣上朝，朝中没有彩衣官，考核其职责乡里，询问其利益，根据谋划其灾害，广泛匡正于众人，不敢有违背，诘责退却骄横顽劣，方不服，慎重惟怠惰，什伍相保，动劝防居，事节时茂，农夫任户，户尽夫出，农廪分乡，乡命受粮，程课物征，躬竞比藏，藏不粥，籴籴不加，均赋洒其弊，乡正保贷，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财殖足食，克赋为征，数口以食，食均有赋，外食不瞻，开关通粮，粮穷不转，寡不废，滞不转留，戍城不留，足以守，出旅分均，驰车送逝，旦夕运粮，于是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均行众从，积而勿，以罚助均，无使之穷，平均无乏，利民不，无播蔬，无食种，以数度多少，省用祈而不宾，祭服漱不制，车不雕饰，人不食肉，畜不食谷，国不乡射，乐不墙合，墙屋有补无作，资农不败务，非公卿不宾，宾不过具，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庶人不独葬，伍有植送，往迎来亦如之，有不听从命令的，有常法不违背。

译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大宗伯用凶礼来哀悼邦国的忧患，其类别有五种，即死亡、瘟疫、灾祸、围困战败、寇乱。因此，古代所谓的凶礼，不仅仅针对死亡，在五服亲属之外，那些本不在防范范围内的忧患，也由此而兴起。《礼记》说：年成不好，天子穿素服、乘素车，吃饭时没有音乐。又说：年成不好，就穿布衣、插笏板。《周书》说：大荒年，君王穿麻衣上朝，朝堂中没有穿彩衣的人。这是应对瘟疫的服饰。《司服》篇说：大瘟疫、大荒年、大灾祸，穿素服。注解说：大灾祸，指水火为害，君臣穿素服，戴白冠。像晋国伯宗为梁山崩塌而哭，《春秋》记载新宫火灾，哭三天，这是应对灾祸的服饰。《礼记》说：国家失去重要的县邑，公卿大夫士戴厌冠在太庙哭泣。又说：军队有忧患，就穿素服在库门外哭泣。大司马如果军队没有成功，就戴厌冠捧着主车。《春秋》传记载：秦穆公在殽地战败，穿素服在郊外驻扎，面向军队哭泣，这是应对围困战败的服饰。至于《曲礼》说：大夫士离开国家，穿素衣素裳，戴素冠，去掉边缘装饰，穿素鞋，乘毛色杂乱的马。《孟子》说：三个月没有君主，就举行吊唁。而季孙的会盟中，荀跞戴练冠穿麻衣，这是因君臣不幸而哀悼的情况。秦穆姬迎接晋侯，脱去丧服换上衰绖。卫侯思念子鲜，脱去丧服终身哀悼，这是因兄弟不幸而哀悼的情况。楚国灭掉江国，秦伯降低服饰等级走出住处；越国围困吴国，赵孟降低饮食规格，这是因盟国不幸而哀悼的情况。先王制定服饰的方法，本来就不是单一的一种。《礼记》有话说：没有丧服的哀悼，用来安抚万邦。

右荒礼通论

《礼记·王制》：冢宰制定国家用度，一定要在年终，五谷都收获后，然后制定国家用度【注：制国用，就像现在的度支经用，杪是末尾的意思】。用地的多少，看年成的丰歉【注：小国大国，丰年凶年，各自根据当年的收入，制定用度的多少，多不超过礼制，少则有所削减】。以三十年的通融，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注：通融三十年的比率，应当有九年的积蓄，出指应当供给的费用】。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紧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国家不像国家了。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以三十年的通融，即使有凶旱水涝，百姓也没有饥色，然后天子吃饭时每天奏乐【注：菜色，吃菜的颜色，百姓没有吃菜的饥色，天子才每天奏乐陪食】

【马晞孟说：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成为百姓，是因为有财产。如果没有财产，就会离散到四方去了。所以说：没有三年的积蓄，就不像国家了。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推而广之到二十七年，必定有九年的粮食。以三十年来说，是举整数而言。解说者认为三十年为一世，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到三十年的通融，这是人力的作用。即使有凶旱水涝，这是天灾。人力完备，就可以应对天灾。大概君王与百姓同患难，所以即使有水旱，而百姓在下面没有饥色，然后天子吃饭时每天陈列美味备礼，并用音乐陪食】

【应镛说：这并不是说水旱也不废除音乐。是说既然有三十年通融的制度规模，即使有凶灾而百姓不受害，那么平常时候就可以每天奏乐了。大概即使是一顿饭的时间也不忘记百姓。至于偶尔遇到凶年，即使有准备，又怎敢用音乐呢】

【丘濬说：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成为百姓，是因为有食物。耕种虽然出自百姓，而食物则聚集在国家。在无事的时候，丰收的年份，百姓自己吃自己的食物，本来不依赖国家。不幸遇到水旱灾害，凶荒的年份，百姓每天的饮食不充足，所以供养他们的是国家。国家又没有积蓄，百姓将依赖什么呢？百姓饥饿到死且离散，那么国家就空虚了，还怎么成为国家呢？因此国家没有六年九年的积蓄，虽然不是完整的国家，但还足以成为国家。至于没有三年的积蓄，那么国家就不像国家了。国家不像国家，不是说没有土地，而是没有食物来聚集百姓罢了。因此耕种三年，必定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必定剩余三年的粮食；以至三十年的长久，剩余达到十年之多，那么国家就没有不足的忧患，百姓有剩余的食物。一旦遇到凶荒，百姓有所依靠而不离散，有所食用而不死亡，而国家根本就安固了。虽然如此，治理国家的人不是不想积蓄以备凶歉，然而一年的产出，仅够供给一年的花费，怎么办？回答说：几口人的家庭，十金的财产，如果有智谋的人，尚能经营以度日，积聚以备患，何况拥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的人呢】

蕙田按：荒礼在已经荒年的时候补救，不如在未荒的时候防备。备荒的方法，重视农桑，崇尚节俭，修筑水利，广泛开垦，都是其中的事。而积蓄储备，是百姓的大命脉。古人设置常平仓、义仓，作为水旱灾歉的防备。后来谈论备荒的人，没有不由此出发的，所以把它作为荒礼的首要。

观承按：尧汤时的水旱，圣世也难以避免。这是司徒辅佐君王安抚万民，而荒政十二条，反而居于保息六本、六俗之前。然而如果不以三十年的通融来制定国家用度，

译即使想要储备九年的粮食，哪里能够得到呢？如果等到遭遇凶年饥荒才开始施行十二项政令，又凭借什么作为资用呢？所以，冢宰制定国家的用度，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这尤其作为安定安抚万民的根本。而地官之所以也统属于天官，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译《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为魏文侯制定“尽地力”的政教，又说：“粮食价格太贵，会伤害百姓；太贱，会伤害农民。百姓受伤害就会流离失所，农民受伤害国家就会贫穷。所以价格太贵和太贱，其危害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百姓不受伤害，而让农民更加勤勉耕作。”现在一个成年男子带着五口人，耕种一百亩田地，每年每亩产粮一石半，共得粟一百五十石，扣除十一税十五石，剩余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吃粮一石半，五人全年共消耗粟九十石，剩余四十五石。每石粟值三十钱，共得钱一千三百五十，扣除社、闾、尝新、春秋祭祀等费用三百钱，剩余一千零五十钱。每人每年穿衣费用约三百钱，五人全年共需一千五百钱，不足四百五十钱。若不幸遭遇疾病、丧葬等费用以及上缴赋税，又不在上述计算之内。这就是农民常常陷入困境，没有勤勉耕种的意愿，从而导致粮价涨到极高的原因。因此，善于平抑粮价的人，必定仔细观察年成的上、中、下三等丰歉：上等丰收年，每亩产粮四石，剩余四百石；中等丰收年，每亩产粮三石，剩余三百石；下等丰收年，每亩产粮加倍，剩余一百石。小饥荒时，每亩产粮一百石；中饥荒时，每亩产粮七十石；大饥荒时，每亩产粮三十石。所以上等丰收年，官府收购三成粮食并储存一成，中等丰收年收购两成，下等丰收年收购一成，使百姓刚好够用，粮价平稳就停止收购。小饥荒时，发放上等丰收年收购的粮食；中饥荒时，发放中等丰收年收购的粮食；大饥荒时，发放上等丰收年收购的粮食并出售。所以即使遇到饥荒、水旱灾害，粮价也不会昂贵，百姓也不会流散，这是取有余补不足的方法。在魏国实行这一政策，国家因此富强。

惠田按语：常平仓的名称始于汉代，但其法则源自李悝。防备荒年的政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马贵与所说的：“农民辛勤耕作获得的盈余，由上级制定其轻重，适时收购和发放，使百姓不因粮价太贵或太贱而受害，这才是仁者的用心。”

《宣帝本纪》记载，五凤四年春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设立常平仓，用来供给北边，节省转运漕运的费用，被赐爵关内侯。

《食货志》记载：宣帝即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因擅长计算，能谋划功利，得到皇帝宠信。五凤年间，他上奏说：“按照旧例，每年从关东漕运谷物四百万斛供给京城，需要士兵六万人。应当在三辅、河东、上党、太原郡收购谷物，足以供给京城，这样可以节省关东漕运士兵过半。”天子采纳了他的计策。耿寿昌于是奏请命令边郡都修建粮仓，在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以利于农民；粮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名叫常平仓。百姓觉得便利。

《元帝本纪》记载：初元五年四月，废除常平仓。

《后汉书·刘般传》记载：“显宗想要设立常平仓，公卿议论者大多认为便利，刘般回答说常平仓外表有惠民的名声，内里实际上侵害百姓，豪强借机作奸犯科，小民不能得到公平，设立它并不便利。”皇帝于是作罢。

《通典》记载，后汉明帝永平五年设立常平仓。

惠田按语：范晔的《后汉书》记载明帝因刘般的话而罢置常平仓，而杜佑的《通典》记载在永平五年设立粮仓，大概是后来终究还是设立了。《册府元龟》将刘般的对策系于永平十一年，查考永平五年已经设立粮仓了，怎能过了五六年后才说商议设立呢？怀疑不是这样。

《晋书·食货志》记载：泰始四年，设立常平仓，丰收时收购，歉收时出售，以利于百姓。

《通典》记载，永明年间，天下米谷布帛价格低廉，皇上想要设立常平仓，收购积聚作为储备。六年，下诏拿出上库钱五千万，在京师购买米、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一千九百一十万，南齐州出二百万，各自在郡所收购粮食。南荆河州出二百万，购买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出五百万，购买米、胡麻；荆州出五百万，郢州出三百万，都购买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出二百万，购买米、布、蜡；司州出二百五十万，西荆河州出二百五十万，南兖州出二百五十万，雍州出五百万，购买绢、绵、布、米，让台传在各地进行买卖。

《魏书·食货志》记载，太和十二年，下诏群臣寻求安定百姓的方法。有关部门上言，请求从州郡常调中分出九分之二，从京都度支年度用度的结余中，各自设立官吏，丰年收购储存在粮仓；歉收时加上私粮的一成，出售给百姓。这样，百姓必定努力耕种以购买官绢，积蓄钱财以换取官粟。年成好时经常积蓄，年成坏时直接供给。另外设立农官，从州郡户口中取出十分之一，作为屯田民，根据水陆适宜情况，确定顷亩数量，用赃赎杂物购买牛，分配给他们让他们尽力耕种一夫之田，每年责成缴纳六十斛。免除他们的正课，以及征戍杂役。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中，粮食就会积蓄而百姓充足了。皇帝阅览后认为很好，不久就施行了。从此公私丰足，虽然时有水旱，也不成灾害。

惠田按语：这是秘书监李彪所上的建议。

《孝文帝本纪》记载，太和二十年十二月，设立常平仓。

《通典》记载：隋文帝开皇三年，在陕州设立常平仓，在京师设立常平监。唐武德五年，废除常平监。

永徽六年，在京东西市设立常平仓。

《册府元龟》开元二年九月诏书说：天下各州今年稍微丰收，粮价完全低廉，或许担心伤害农民。常平的法度，从古代就开始实行，如果杜绝欺诈隐瞒，利益确实很多。应当命令各州在时价基础上加两三钱进行和籴，不得强制征收，并且互相交付领取，不允许拖欠。蚕

译麦子到了成熟的时节，谷米的价格必然昂贵，此时就应当下令减价出售。豆类等适合储存的粮食，成熟时也应照此办理，根据时机的变化进行买入和卖出，务必以利于百姓为原则。江岭、淮浙、剑南等地，地势低洼潮湿，不适合储存粮食，不在此列。常平仓所需要的钱物，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拨付并上奏报告，同时委派长官专门负责，在官员改任时依次交接。况且天灾流行，历代国家都有发生，如果没有粮食储备的准备，必然会导致饥荒的忧患。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关乎风俗教化，应当根据当地的丰歉情况，劝导督促百姓。如果还没有备足三年的粮食，就先储备一年的口粮，每家另外设立粮仓和地窖，除非是养蚕忙碌或农事紧要的时节，不允许动用这些储备。仍然委派刺史和按察使进行核查监督，不得容许弄虚作假。

译蕙田按：《礼经》记载“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的粮食，剩余一年的储备。百姓之所以缺乏粮食，大多是因为在丰收之年不知道爱惜，随意出售，没有终年的储备。一旦遇到饥荒，便束手无策，坐困愁城。百姓愚昧无知，实在令人怜悯惋惜。〇宗诏县令劝勉督促百姓，每家分别建造仓窖，储存一年的粮食。除非是蚕事繁忙或农忙紧要之时，不允许动用。这为百姓生计所做的考虑，极为深远。这正是开元初年政治之所以良好的原因。

《文献通考》记载开元七年敕令：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以及荆、扬、襄、防、绵、益、彭、蜀、资、汉、剑、茂等州，都设置常平仓。其本金，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次籴买粮食，将本金和利息与正仓账目一同申报。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十六年十月敕令：鉴于今年普遍丰收，谷价极低，必定担心损害农民利益，因此加价籴买粮食，以充实仓库。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不担心断粮。这对公私双方来说，或许也是便利之事。命令各地用常平本钱以及当地物资，在时价基础上每斗加价三钱籴买。百姓有出售粮食的，作为籴买事务，必须双方自愿，不得限定数量强行配购。完成后，将所用的钱物以及籴买的粮食数量，申报主管部门。并命令上佐一人专门负责办理。”

《册府元龟》记载天宝四年五月诏书说：“听说今年收获小麦比常年加倍，稍微出现丰年谷贱的情况，就担心损害农民利益，在处理这件事时，需要通盘考虑救济，应当命令河南、河北各郡长官，提取当地常平钱，在时价之外另外加价三五钱，酌情籴买大麦，储存于义仓，也应当照此办理，并委派采访使负责办理，核实清楚数量，一次性记录奏报。各道粮食储备较少的地方，各自根据当地适宜情况，如果适合储存，也照此处理。”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上奏：‘每州常平仓及库使司商量设置本钱，根据当地米物的时价，价格低时加价籴买，价格高时减价出售。’”

建中元年七月敕令：所谓常平，就是经常使谷价保持一致，大丰收时不因此降价，大饥荒时不因此涨价，即使遇到灾荒，百姓脸上也没有饥色。从今以后，如果米价昂贵时，应当酌情拿出官米十万石，每石酌情交给两市商人低价出售。

建中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说：“我认为旧制设置仓库储存粮食，名叫常平。战争兴起以来，这件事荒废了，有时遇到凶荒，百姓流散饿死，互相残食的惨状不可胜数。古代的平准法，让万户的城邑，必定有万钟的储备；千户的城邑，必定有千钟的储备。春天用来供给耕种，夏天用来供给耘田，即使有大商人富人家，也不能豪强掠夺我们百姓，这就是因为能够实行轻重之法。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允许京城两市设置常平，官府籴买盐米。虽然经历近年雨水稀少，米价没有暴涨，这是眼前的明证，确实需要推广。当前兴兵之时与太平时期情况不同，必须同时储备布帛以备不时之需。臣现在商量，请求在两都以及江陵、东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自设置常平轻重本钱，多的达百万贯，少的达数十万贯，根据适宜情况，酌情确定多少。只储存斛斗、匹段、丝麻等，等到物价昂贵时就降价出卖，物价低廉时就加价籴买，权衡轻重，以利困苦的百姓。”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赵赞于是条奏各道重要都市防所，都设置官吏查验商人财货，计算钱每贯税二十，天下出产的竹木、茶漆都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用来充作常平本钱。当时国家用度逐渐扩大，常规赋税不足，所征税收也随时间耗尽，最终不能成为常平本钱。蕙田按：赵赞提议征收商税来充作常平的本钱，后来常平制度不能恢复，而商税的额度却不能废除，并且比以前日益增加。

观承按，自古弊法大多依附于良法才能开始施行，后来则失去了良法的本质而只保留了弊端。不仅仅是赵赞提议征收商税这一件事，这就是孔子厌恶开始制作俑人的原因。

元和元年正月，制书：年岁有丰歉，谷价有轻重，为了防备水旱灾害，在于权衡聚敛的方法。全国州府每年所征收的地丁税内，应当取十分之二，平均充作常平仓及义食，并各自选择稳妥便利的地方收贮，适时出售，务必在于救济百姓赈贷。应当迅速奏报。

《册府元龟》记载后唐天成二年六月，中书舍人张文宝请求恢复常平仓。四年九月，左补阙张昭远上奏：“今年秋天物价极低，百姓根据田地亩数被细分配钱物，名目繁多，都低价出售以供给官府，极大地损害了农业。既然不能减免放贷储存，请求加价折算缴纳粮食，稍微对百姓有利。又自本朝以来，为防备凶年，州府设置常平仓，饥荒年份用来赈济贫民。请求在全国最丰收的地方折算缴纳粮食以仓库储存，依照常平法出纳，那么国家常有粮食而百姓不匮乏。”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复。

《宋史·食货志》记载淳化三年，京畿大丰收，分派使臣在四城门设置市场，加价籴买，空虚近处的仓库储存，命名为常平。年岁饥荒时，就降低价格卖给百姓。

《玉海》记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分派使臣，拿出常平仓的粟麦在京城，开设八个市场，减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六年，将两赤县的仓库并入在京常平仓。

《文献通考》记载天禧四年诏令荆湖、川峡、广南都设置常平仓。《宋史·食货志》：景德

译宋神宗熙宁三年，有言事者请求在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等地都设立常平仓，根据户口多少，酌情留用部分上缴朝廷的钱款，从二三千贯到一二万贯不等，命令转运使在每个州选择清廉干练的官员主持此事，归司农寺管辖。三司不得随意挪用。每年夏秋两季，根据市场价格适当加价收购粮食，卖出时减价也照此办理。减价幅度不得超过本金，而沿边州郡不设置常平仓。皇帝下诏让三司集会商议，请求按照所奏实行。于是增设司农寺的官吏，创建仓库和账籍，度支司另外设立常平案。大致规定万户每年收购一万石粮食，户数再多也只限于五万石。如果三年以上没有卖出，就收回充作粮仓储备，换上新粮。遭遇灾荒的州郡，收购粮食每斗不超过一百钱。后来皇帝又下诏，负责官员在原定数额之外多收购一倍以上的，都计入劳绩。

译景祐年间，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上奏说：“本路人口一百五十万，而常平仓的钱粮只有四十多万，遇到灾荒不足以救济百姓，希望由我自行筹划，增加到二百万，其他部门不得挪用。”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后来又下诏规定，天下的常平仓钱粮，三司、转运司都不得挪用。没过几年，常平仓积蓄有余，而军粮不足，于是命令司农寺拿出常平仓钱一百万缗，帮助三司供给军费。久而久之，挪用的数额很多，而积蓄的存粮几乎没有了。

从景祐初年，京城附近地区发生饥荒，朝廷下诏拿出常平仓的粮食借贷给中下等户，每户一斛。庆历年间，发放京西常平仓的粮食救济贫民，而聚敛财富的人有的增加旧价购买粮食，想要以此收买人心。皇祐三年，朝廷下诏告诫他们。淮南、两浙体量安抚使陈升之等人上奏说：“遭受灾害的州县请求购买常平仓的粮食，命令在原价上增加十文、十五文，这完全不符合体恤百姓的本意。”于是下诏规定只按原来的收购价出售。五年，下诏说：“近来湖北地区收成不好，发放常平仓粮食来救济饥民，听说司农寺又督促索取，这难道是朝廷救济百姓的本意吗？全部免除。”

蕙田按语：仁宗将常平仓的官粮挪作救济借贷之用，是为了拯救疲惫的百姓。后来那些谈论利益的人，担心官方的本钱不足以救济，而常平仓的额度有剩余，于是青苗取息的议论就出现了。

《仁宗本纪》记载，嘉祐七年十月，下诏内藏库、三司共同拿出一百万缗钱，帮助购买天下常平仓的粮食。

《食货志》记载：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奏说：“各路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粮，粗略计算可达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征收和散发没有得其适宜，所以利益没有广泛惠及。现在打算用现有的粮食，遇到物价高时略微低于市场价出售，遇到物价低时略微高于市场价收购，可以融通转运司的苗税及钱粮，就地方便转换的也允许兑换，仍然用现有的钱依照陕西青苗钱的例子，愿意预先借贷的发给，随着税收缴纳，粮食一半作为夏料，一半作为秋料。其中有请求领取实物，或者缴纳时物价昂贵愿意缴纳钱的，都听从他们的方便。如果遇到灾荒，允许延期到下一季丰收时缴纳。这不仅足以应对凶荒之患，百姓既然接受了借贷，那么兼并之家就不能趁着新旧粮食不接之际来索取加倍利息。又常平仓、广惠仓的物品，收藏积滞，一定要等到年成歉收、物价昂贵时才出售，所惠及的不过是城市中的闲散之人。现在贯通一路的有无，物价高时发放，物价低时收购，以扩大积蓄，平抑物价，使农民有精力去及时从事农事，而兼并之家不能趁其危急。凡此都是为了百姓，而官府不从中获利，这也是先王散施恩惠、兴办利事以补助耕种和征收的本意。”打算根据各路钱粮的多少，分别派遣官员提举，每州选择通判、幕职官一员掌管转移出纳，并且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等有了头绪再推广到各路。那广惠仓除了酌情留给老弱疾贫之人外，其余都采用常平仓的转移方法，下诏批准。不久条例司又上奏说：“常平仓、广惠仓的条例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访问民间大多愿意支取借贷，请求普遍下达各路转运司施行。”当时商议设置提举官，当时天下常平仓钱粮现存一千四百万贯石，下诏各路各设置提举官二员，由朝官担任，管勾一员，由京官担任，或者共同设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共四十一人。

马端临说：“青苗钱之所以成为百姓祸害的原因有三：一是征收钱款，二是收取利息，三是强制摊派。现在看条例司的请求说：‘随着租税缴纳斗斛，如果因为物价昂贵，愿意缴纳钱的听任’，那么并不是专门想要征收钱款。说：‘凡此都是为了百姓，官府不从中获利’，那么并不是收取利息。说：‘愿意领取的听任’，那么并不是强制摊派。大概在建议之初，姑且用这些美好的言辞来迷惑皇上，而迎合众议；而在施行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蕙田按语：常平仓是为了平抑谷价，使没有太贱太贵的祸患，让农民不至于两受其害罢了，从来没有计算盈余作为利益。青苗钱的名称，起源于唐代，与《周礼》中旅师春颁秋敛的方法大致相似，不同的是用钱而不用粮食。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实行，又附会《泉府》《国服》中关于利息的说法，认为可以抑制兼并而充实国家用度。却不知道百姓从官府借钱，有等待的辛苦，他们还钱给官府，有催逼的烦扰，一定不如向豪强之家借贷方便，那么兼并之家仍然不能抑制。百姓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危害，催逼既急，人户必然导致逃亡。逃亡既多，官物必然多有损失，那么国家用度仍然不能充裕。假借散施恩惠的名义，却成了残害百姓的举动，白白使常平仓的良法美意，一举而荡然无存，这是谁的过错呢？

《神宗本纪》记载，熙宁三年正月，下诏各路散发青苗钱，禁止强制摊派。五月，下诏边境州郡不发放青苗钱。

《食货志》记载：三年，判大名府韩琦上奏说：“臣遵照散发青苗的诏书，务必在于惠及小民，不让兼并之家趁急索取加倍利息，而官府不从中获利。现在所立的条例，却从乡户第一等以下，都规定借钱数额，第三等以上更允许增加借贷。坊郭户有物业可以抵押的，也依照乡户的例子支借。况且乡村上等户和坊郭有物业的人，向来是兼并之家，现在让他们多借，借一千令缴纳一千三百，这就是官府自

译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与最初的诏令完全违背。又规定虽然禁止强行摊派，但必须让上等户作为甲首来担保。百姓愚昧，不考虑长远，请求贷款时很容易，到了缴纳时却很难，所以自从法令颁布以来，上下都惶恐疑惑，都认为如果不强行摊派，上等户一定不愿意申请。近来下等户和无业的客户，虽然有时愿意申请，但必然难以催缴，将来必定会有动用刑罚督责催索，以及强迫相关书吏、典押、耆户、长同保均摊赔偿的祸患。去年河朔地区丰收，米价每斗不过七八十文钱，如果趁此时大量收购，等到米价昂贵时再卖出，不仅符合古代制度且没有损失，百姓也能得到实惠，也足以收取盈余。现在各粮仓正在收购粮食，而提举司却急忙停止，意图将这笔收购资金全部转为青苗钱，那么三分的利息就可以作为自己的功劳，哪里还顾得上体恤百姓长远的祸患？如果说陕西曾经实行过这种方法，官府有所收益而百姓认为便利，那是转运司因为军粮储备不足，恰逢从冬到春，雨雪及时，麦苗茂盛，确定能够成熟，暂时实行一下是可以的。现在却设立官职机构，作为每年常行的法令，并且收取三分的利息，这难道是陕西权宜之计所能比拟的吗？况且最初的诏令只是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等待有了头绪才推广到其他路。现在三路尚未汇总情况，就急忙在所有路设置使者，这不是陛下忧怜百姓、祖宗恩惠下民的本意。请求全部罢免提举官，只委任提点刑狱官，依照常平法的旧例施行。」皇帝下诏将韩琦的奏章交给制置条例司。条例司分条列举韩琦的奏章，并详细分析其说法的不正确之处。韩琦又上疏说：「制置司大多删去了我原奏中的关键语句，只列举大概，用偏颇的言辞曲意辩难，并且引用《周礼》中‘国服为息’的说法，来掩饰其谬误，对上欺骗圣明的听闻，对下愚弄天下百姓。我认为《周礼》是周公制定的太平盛世之法，一定没有剥削百姓以获取利益的道理，只是汉代儒者的解释或有不同。《周礼》规定园囿二十税一，只有漆林征收二十税五，郑康成于是约略此法，说从官府借贷金钱，如果接受园囿之地借贷一万钱，出息五百。贾公彦扩大此说，说这样那么近郊十一税的，一万钱一期限出息一千；远郊二十税三的，一万钱一期限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的百姓，一万钱一期限出息二千。这样就必须是漆林的住户借贷，才出息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现在发放青苗钱，凡是春季借贷一万钱，半年之内就令缴纳利息二千；秋季再发放一万钱，到年终又令缴纳利息二千。这就是借贷一万钱的人，不问远近，一年令出息四千。《周礼》最远的地方只出息二千，现在青苗法收取的利息超过《周礼》一倍。制置司说，比起《周礼》收取的利息已经不算多，这是欺骗圣明的听闻，并且认为天下人不能分辨。况且古今情况不同，《周礼》所载有不可施行于今天的，这类事情不止一件。如果说泉府这一职务现在可以施行，那么制置司为何只举出注疏中借贷取息这一件事，来诋毁天下的公论呢？郑康成又注解说，王莽时借贷以经营产业的，只计算所获利润收取利息，不超过年利十分之一。贾公彦疏解说，王莽时虽然根据本金多少确定，等到催缴时，只看利润多少。假如一万钱一年获利一万钱，催缴一千；获利五千，催缴五百；其余都根据利润催缴十分之一。如果获利更少，那么缴纳的利息更薄。比起现在青苗法收取的利息尤其宽缓少。而在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至唐代，再没听说有借贷取息的法令。现在制置司遇到尧舜这样的君主，不用二帝三王之道向上辅助圣明的政治，反而借贷取息更超过王莽时，这是天下人不得不指责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辩明的。况且现在天下田税已重，本来就不是《周礼》十分之一税的法度，更有农具、牛皮、盐曲、鞋钱等十多项，称为杂钱，每年夏秋缴纳官府，又用绢帛、粮食低估，令百姓用这些杂钱折纳。又每年散发官盐给百姓，称为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绢帛等，这类不可全部列举，都是《周礼》田税十分之一之外额外征收的物品，取利已厚，伤害农民已深。为何又引用《周礼》‘国服为息’的说法，说发放青苗钱取利是周公太平盛世已试验过的法度，这是诬蔑玷污圣典，蒙蔽迷惑圣明的听闻，老臣怎能不叹息而痛哭呢。制置司又说常平旧法也卖给坊郭之人，坊郭有资产的住户未曾零星购买常平仓的粮食，这大概是想多借钱给坊郭有产业的人以期望收取更多的利息，妄称《周礼》，以为没有都城和郊野的限制，来掩饰其曲说，请陛下详察。起初，群臣进读迩英阁完毕，皇帝问：「朝廷每更改一件事，满朝哗然，为什么呢？」司马光说：「青苗法收取利息，平民这样做，尚且能蚕食下等户，致使他们饥寒流离，何况官府法度的威严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愿意的就取，不愿意的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昧的百姓知道借债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危害，不只是官府不强迫，富人也并不强迫。」皇帝说：「陕西实行很久，百姓不认为有弊病。」司马光说：「我是陕西人，看到它的弊病，没看到它的利益。朝廷起初不允许，有司尚且能因此害民，何况法令允许呢？」当时，争论青苗钱的人很多。翰林学士范镇说：「陛下最初的诏令说‘公家无所利

译关于青苗法，如今提举司按户等发放钱款，都要求收取三分的利息，舆论纷纷，都说自古以来没有天子开设市场放贷的先例。百姓虽然极其愚昧，也不可不畏惧。”后来因为建议不被采纳，便辞官退休。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执行，呈递文书自我弹劾说：“如今小民贫困匮乏，愿意借贷的人往往很多。就像小孩子看到饴糖蜂蜜，谁不伸手指争抢着吃？但是父母急忙制止他们，担心积聚甘甜足以引发疾病。所以乡里长老告诫同乡，父兄教诲子弟，没有不把借贷当作不善持家的。现在官府自己放贷，用便利诱导，用威刑督责，这不是王道之举。况且正月发放夏料，五月发放秋料，而征收也在当月。百姓拿到钱就立即交息纳还，实际上没有获利，这是让百姓一旦领取青苗钱，终身乃至世世代代，一年两次缴纳利息，这就另外成为一种赋税，用来祸害百姓了。”因此被贬为南康军盐酒税官。

译苏辙传：王安石担任执政官，与陈升之共同主持三司条例司的事务，苏辙担任其下属。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与他争论时多相抵触。王安石拿出青苗法的文书，让苏辙仔细商议，说：“如果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要怀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让他们支付二分利息，本意是救济百姓，不是为了谋利。然而，在发放和收回的过程中，官吏借机作恶，即使有法律也不能禁止。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难免胡乱使用。等到他们交还钱款时，即使是富户也难免超过期限。像这样，恐怕鞭打责罚必定会被使用，州县的事务将不胜其烦了。”唐朝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不曾有过借贷，有人指责他，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不是国家的福气；让官吏倚仗法律督促责罚，不是百姓的便利。我虽然不曾借贷，但四方丰收歉收、物价贵贱的情况，我知道从未超过当时，有低价必定买入，有高价必定卖出，因此四方没有物价过分贵贱的弊病。何必使用借贷呢？”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法罢了。现在这种法律依然存在，只是担心不加以修明。您如果真心关怀百姓，推行并实行它，那么刘晏的功绩就可以立刻期待实现了。”王安石说：“你的话确实有理，应当慢慢思考。”从此过了一个月不再谈论青苗法。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上奏请求数千张度僧牒作为本钱，在陕西漕司私下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回，这与王安石的意图相合。于是青苗法得以推行。

司马光传：“皇帝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如果真能罢免制置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我也受赐很多。现在说青苗法危害的人，不过是说使者搅动州县，造成今天的祸患罢了；而我所担忧的，在于十年之后，而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是由于勤劳和懒惰不同，懒惰的人常常缺乏，所以必定依赖他人。现在拿出钱借贷给百姓而收取利息，富人不愿意借，使者以多发放为功劳，一律强制分配，担心他们拖欠，必定让贫富互相担保。穷人无法偿还，就流散到四方；富人无法离开，必定被要求代为偿还几家的债务。春天计算秋天结算，辗转日益增加，穷人既已穷尽，富人也变穷，十年之后百姓就没有存活的了。又完全分散常平钱谷，专门实行青苗法，将来如果想恢复，将从哪里取得？富户既已穷尽，常平法已废，加上战争，接着是饥荒，百姓中瘦弱的必定死在沟壑，强壮的必定聚集成为盗贼，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蕙田案：当时谈论青苗法的人很多，选取其中对利弊论述最为切中要害的记载下来。

《文献通考》熙宁七年七月，皇帝因为各路旱灾，常平司未能赈济，告知辅佐大臣说：“天下的常平仓，如果把一半的钱散发出去收取利息，另一半减价卖出，使两者像秤杆和秤锤那样相互依存，不能偏重一方，百姓必定受赐。”从此下诏各路州县，根据已支取和现存的钱谷总数，常留一半之外，才允许发放。

蕙田案：这时官吏以发放收取利息为功劳，留在官府的钱谷不过十分之一二，尚且不足以减价卖出的用途，何况议论赈济呢？所以有一半散发利息、一半减价卖出的诏令，用来调停。

九年，下诏司农寺：从今以后，两次被搁置常平钱的百姓，不再允许支借钱粮。皇帝说：“天下的常平钱谷，十之七八散在民间，又连年灾伤，搁置的达到一半。只致力于多发放计算利息作为功劳，不考虑督索的艰难，岂止是损失官物，而且百姓遭受鞭打的一定很多。”

十年，提举两浙路常平上言：灾伤连年，人口减少。凡是九年以前逃亡绝户的，已经请领青苗钱粮，现有住户有应当分摊填补的，请求等到丰收之年再清理缴纳。此外还有整甲绝户，输纳偿还不足，或者同甲内死亡绝户，只存留一两个贫户，难以分摊缴纳的，再请求制定法律，皇帝听从了。

元丰元年，下诏常平仓钱粮应当缴纳钱，而愿意缴纳谷物或金帛的，官府制定中等价格，显示百姓物品不足以抵钱者，补足钱；钱不足以抵物品者，退还其余价值。又允许百姓用金帛换谷物，而有司稍微增加金帛的价值。况且钱粮应当发放或卖出，都使用。九年诏书通取留一半之余。元祐元年二月，下诏提举官历年积蓄的钱粮财物，全部作为常平仓钱物，委托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按照常平仓法。左正言朱光庭上言：“天下的青苗钱除了支取外，现存的钱数尚多，请求全部用来收买粮食，可以存留谷物。凡是遇到丰年就加价收买，遇到荒年就减价卖出，大饥荒就借贷，等到丰年归还，不再收取利息。”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章说：“常平法，公私两利，这是三代的良法。以前有因为州县缺乏常平收买本钱，即使遇到丰年也没有钱收买；又有官吏怠慢，厌恶收买卖出的烦琐，即使遇到丰年也不肯收买；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市场上谷物的实际价格，只相信行商和囤积之家通同作弊。当收成之时，农民需要钱，急于卖出之时，故意压低估价，一律让官府收买，不能全部进入囤积之家，直到过时，囤积之家仓廪盈满，才突然加价卖给官府。因此农民卖出谷物只得到低价，官府收买谷物常用高价，厚利都归于囤积之家。又有官吏虽然想趁时收买，而县申报州，州申报提点刑狱，提”

译防刑狱司向司农寺申报，等待指令，等到回复时，往往拖延数月，已经错过农时，导致粮价翻倍昂贵。因此，州县常平仓中的粮食，有的存放多年，市场价格终究不及当初收购的价格，无法卖出，堆积腐烂，这是法律因人的破坏而失效，并非法律本身不好。」四月，皇帝下诏再次确立常平钱谷发放、收取利息的方法，限定在二月或正月发放一半作为额度，民间丝麦丰收时，随夏税先缴纳所应缴的一半，愿意一并缴纳的，只收取一分利息。左司谏王岩叟、中丞刘挚、右司谏苏辙等人接连上奏章反对。右仆射司马光上奏请求约束州县强行摊派青苗钱，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诏书经过中书省审核，中书舍人苏轼上奏说：「臣看到免役法已经全部废除，而青苗一事却唯独沿袭旧制稍作增减。熙宁年间的法律本不允许强行摊派，但其危害却达到如此地步，现在虽然再次禁止强行摊派，其危害依然存在。过去州县并行仓法，在接收粮食时，损耗十分之二三。现在既然废除了仓法，难免会有索取，那么损耗十分之五六，是必然的趋势。此外，官吏在发放青苗钱时行为不端，必定让酒务设置鼓乐、歌舞艺人，或者公开拍卖酒牌，农民甚至有空手而归的。只要每次发放青苗，酒税就暴涨，这是臣亲眼所见而为之流泪的。二十年间，因为欠青苗钱而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缢的人不可胜数，朝廷忍心再次实行吗？臣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的指令，以发放一半为额度，与熙宁之法几乎没有区别。而本月二十日的指令，还允许人户自愿，难免于设法欺骗百姓，便利一时的不合理私利，而不考虑日后催缴的祸患。这三者都不是好方法，相差无几。现在已经实行常平买卖之法，在惠及百姓之外，官府也稍有利益，这样就足够了，何必要用二分利息来招致无穷的怨恨？臣虽然极其愚笨，也深深为朝廷惋惜。请求特别下达指令，青苗钱粮以后不再发放，所有已经领取的，等到丰收时分成五年十期，随两税缴纳。或者请求圣上怜悯多年收取利息已多，将第四等以下人户全部免除，使农民从此得以喘息，也避免后世有所讥议。」司马光恍然大悟，带病入朝应对，青苗钱于是停止，不再发放。

译《宋史·食货志》绍圣二年，户部尚书蔡京首先进言：“奉诏筹划财利，请求检阅防备熙宁、丰年间青苗法的条约，参酌增减，确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岳说：“自从元祐年间罢免提举官后，钱粮被其他部门侵吞借用，所剩无几，请求追回发放，随夏秋税偿还缴纳，不设立定额，自然没有强迫百姓、损失财物的祸患。”奉议郎郑仅、朝奉郎郭时亮、承议郎许几、董遵等都进言：“青苗法最有利于百姓，希望禁止强迫摊派，只收取一分利息。”诏令一并送交详定重修敕令所。三年，旧欠常平钱粮的农户，仍然允许请领发放。

《文献通考》政和八年，御笔手诏：“常平仓的敛聚与散发，法令对天下的利益非常广泛。而近年来，各路亏欠短缺，甚至还未散发就急忙收取，严重违背了神宗制定法令的本意。命令常平司严格遵守条令，敛聚与散发必须合乎时节，违者以大不恭论处。”

宣和五年，诏令州县每年支发常平钱粮，多是权势人家请求以及胥吏欺诈冒领，命令天下州县每年散发钱粮完毕后，立即公布请领人的数目，超过一个月再行敛聚，这样知道是欺诈冒领的人得以申诉。《玉海》记载：常平的政策，设有提举官，从熙宁年间开始建立，崇宁元年六月合并归入提刑司。常平的财物所存仅一二成，仍以亿万计。崇宁一年八月癸丑初一，恢复各路常平官。十月壬戌，诏令翰林学士叶梦得等人讨论常平法条，详细取法青苗敛散之法，永远不再施行。

绍兴八年冬，李光进言：“常平法本源于耿寿昌，岂能因为王安石而废除？”九年，恢复提举官，让他掌管这项政务。

《文献通考》绍兴九年，皇上告诫宰相和执政大臣说：“常平法不允许挪作他用，只用于适时赈济饥荒，从百姓那里收取的，还要返还给百姓。”

王圻《续通考》记载：淳熙四年尚书省进言：信州常平义仓米，原申报账目管理九万三千余石，这次提举司申报有六万八千余石，等到盘点粮食，只得到一万二千九百余石，都是虚报的数字。提举官李唐到任已近两年，并不检查，导致缺米，耽误赈济。知州赵师严、通判李桐，是乾道三年到任的人，所由账目隐蔽虚妄。诏令李唐特别降两级官职罢免，赵师严、李桐各降两级官职，不得由中书省除授。

《文献通考》庆元四年，臣僚进言：州县征收苗米，按法律义仓米应当当日支拨，却因循用于州府开支，不再拨还农户。缴纳苗米稍及数额，惯例多折纳价钱，其带征的义仓钱并不允许拨还，这是因缴纳苗米而失去防备义仓的情况。至于如绍兴府农户在行在省仓送纳湖田米，其应纳的义仓多不催理，这是因湖田纳粮而失去防备的情况。如淮浙盐亭户纳盐以折二税，其应纳的义仓多是不曾拘催，这是因纳盐而失去防备的情况。常平失于兑换，导致陈腐损耗，这是仓库陈腐的弊端【常平米只允许递留一年，用新纳的秋苗换易支遣】。常平专法，主管官调任无拖欠失防，才批准离任，现在公然兑换借用，表面自我弹劾，再不补还，这是州县兑换移用的弊端。常平和籴应当专门设置仓廪，现在州县多因受纳而收到后多出拨归常平仓，赚取差价，这是收籴官吏的弊端。各种没收的官产以及户绝、僧道田卖得的钱数以及亡僧衣钵钱，按法律应当拘入常平，州县侵吞极少拨正，这是出卖官产的弊端。至于吏胥的俸禄，应当在免役钱内支给，而所催役钱在州府，则由主管官应副，人情在县佐作为公用，已催之数既不用来供给支遣，又于坊场钱内拨支，未曾入以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请常平钱，却诡名借请，或原本不是差出而妄作缘故。至于吏胥自有定额，现在守倅视常平钱米为他司钱物，吏额日增，请给日广，常平司委而不问。若夫借请在法二分克纳，现在或一概借欠，动辄数百千，例不扣除，这些弊端不一而足。如果不为之堤防惩革，则储蓄日渐减少，荒政无备。请求明诏各路提举常平官讲求措置，亟除前弊，责令逐州每季将本州及属县收支常平义仓等钱米逐项细数申报常平司，不得泛言总数，然后参照条法逐一审核，稍有失收失支，勒令填纳，或有情弊，必置于法。

《金史·食货志》常平仓，世宗大定十四年曾制定制度，诏令中外实行。其法不久废除。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请求恢复设置，敕令省臣详议上报。省臣说：“大定旧制，丰年则增加市价十分之二以籴入，俭年则减少市价十分之一以售出，平年则停止。之所以丰年增加价格以收购，是担心物贱伤农；俭年减少价格以售出，是担心物贵伤民。增加与减少以平抑粟价，所以称为常平，不是说让天下的百姓专门依赖于此。现在天下人口众多，如果打算按人口使余存一年的储备，则不仅数量多难以办理，又担心出不及时而导致腐败。况且又有官吏强迫摊派的弊端，实在不是长久之计。”

译如果按照各郡县核实户口，以每月每人支给三斗为标准，每人只储备三个月的口粮，数量就已经达到千万，也足以平抑物价、救济灾荒、防备饥荒了。如果命令各处除了官兵三年的口粮之外，能够充作三个月口粮的免除采购，不足的等到丰年再采购，这样或许可以长久实行。”然而立法之初，贵在必须执行。于是命令提刑司和各路计司兼管此事，郡县官吏中阻挠执行的予以纠举，能够推行的加以提拔任用。如果中都路遇到年成歉收的地方，则依照常平法将粮价降低三分之一出售。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些建议。三年八月，皇帝下诏规定常平仓丰年采购、荒年出售，对有关部门执行勤惰的褒奖和惩罚制度，普遍告知各路。对于执行敷衍马虎的，由提刑司纠察上报。皇帝又对宰相说：“各地的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何况偏远县份的百姓哪里肯长途跋涉，直接到州府去买卖粮食。可以在各县设置粮仓，命令州府县官兼管提控。”于是制定制度，距离州城六十里以内的县使用州仓，六十里以外的则特别设置。原来计划储备三个月的户口口粮，担心数量太多导致损耗，改为命令：两万户以上的储备三万石，一万以上的储备二万石，一万以下五千以上的储备一万五千石，五千户以下的储备五千石。河南、陕西屯驻军队的县不在此列。州县原有粮仓的照旧，没有的就新建。郡县官吏卸任时，所采购的粮食如果没有损坏，在一个月内交割并出具凭证，如果没有共同管理的官员，也准许向上交割。超过期限的，委托州府和提刑司派遣官员催督监交。当地年成丰收而采购粮食不足定额十分之一的，在原有等级内降职，由提刑司体察核实，直接上报尚书省，届时酌情决定罢黜或升迁。九月，下诏规定设置常平仓的地方，由州府官员提举，县官兼管此事，根据采购粮食的多少约定升降作为永久制度。五年九月，尚书省上奏：“明昌三年开始设立常平仓，确定了永久制度。天下常平仓总共五百一十九处，现存积粮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多石，可以供给官兵五年的口粮；存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以供给四年的使用。而现存钱款总共三千三百四十三万贯有余，仅够支用两年以上。现存钱款既少，而且近年稍微丰收，但米价仍然昂贵。如果再次预先采购，恐怕物价飞涨，对百姓不利，不便实行。”于是下诏暂时停止中外常平仓的平价采购，等到官府钱款有盈余时再举行。

译《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代在路、府设立常平仓。世祖至元六年开始确立这一制度，丰年米价低廉，官府加价收购；歉年米价昂贵，官府减价出售。于是至元八年，将和籴的粮食以及各河仓拨给的粮食储存在其中。至元二十三年制定铁法，又将铁税收入用来购买粮食储存。

武宗本纪至大二年九月，诏令府、州、县设立常平仓，以调节物价。丰年收购粟、麦、米、谷，等到青黄不接之时，参照当时市价，减价出售，以遏制物价暴涨。十月，御史台官员进言：“常平仓本意是为了利民，然而年成不好，仓促建立，必定反而害民，废除它才合适。”

文宗本纪记载，天历二年十月，命令各地官府设置常平仓。顺帝本纪记载，至正三年，诏令设立常平仓。

《明防典》嘉靖六年规定：由抚按二司督促责成地方官员设法多积蓄米谷，以备救荒。同时仿效古人平籴、常平之法，春季发放赈济给贫民，秋季收成后抵偿归还官府，不收取利息。如果现存米谷数量较少，就将库藏官钱以及问罪赎罪的折银，趁着秋收时委派贤能官员一员购买，比市价略微增加二三文。府以一万石、州以四五千石、县以二三千石为标准，明确建立簿籍供查考。年成荒歉时减价出售给穷民，同时禁止奸猾豪强隐瞒实情、虚报名额多买以牟取暴利，一旦事发从重治罪。

《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初年，皇帝命令地方官员设法多积蓄米谷，仍仿效古代常平法，春季赈济贫民，秋季收成后归还官府，不收取利息。府积蓄一万石，州四五千石，县二三千石作为标准。后来又规定十里以下地区积蓄一万五千石，以此类推，八百里以下地区直至十九万石。此后积蓄的粮食全部平价出售以救济贫民，储备逐渐减少。隆庆年间，大郡不过六千石，小邑仅千石。时间久了，数量更加减少，科罚也更加轻微。神宗时，上等州郡仅积蓄三千石，而小邑有的仅百石。地方官员沿袭旧例只作形式，朝廷屡次下诏申诫，大多是用虚数欺骗蒙蔽而已。

《广治平略》记载，隆庆初年，陕西巡按御史王君赏上奏，请求放宽积谷的规定。他说：“近来地方官员积谷的数量，虽然已经减半，但州县大的数万石，小的数千石，即使把百姓治罪也无法凑足，应当再减少定额。”当时知州尹际可等人积蓄粮食未达到数额，按例应当降职调离。吏部进言：“地方官员积谷备荒，虽然也是急务，但与正赋相比，轻重自然不同。况且这些资金都出自赃罚抵赎及其他设法筹集的收入，应根据地方贫富、狱讼繁简来区别对待，不能预先规定定额。如果一定要各地凑足数额，只是徒然开启地方官员作威作福、制造事端的借口，反而失去了救济百姓的初衷。”皇帝批准了。

惠田按语：这是论述州县积谷弊端的言论。

《荒政考略》记载：万历五年，山西巡抚靳学颜请求设置常平仓，兵部覆议请求用防秋客兵的银两，以及盐税六万两，发给各府县购买粮食，又修复社仓。

王圻《续通考》记载：神宗二十九年十二月，户部覆议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奏题：乡官陈长祚、林鸣盛倡导义举，在官府建立常平仓，在民间劝设义仓，又有义廪，以倡导缙绅崇尚义气。等到知州车大任等官员，都给予记录嘉奖。陈长祚等人酌情增加服饰等级，以鼓励崇尚义气。皇帝认为很好。《广治平略》记载：万历以后，郡国的府库全部收入内帑，常平之名于是废止。天启年间，蔡懋德议定常平遗法，以扩大储蓄，请求发放国库余金作为本金，每年在产米价贱时，委派廉洁干练的丞簿收积，到来年照市价出售，必定有少许利息，逐年逐渐增加，以备荒歉。如果发生荒歉，官府与百姓交易，必定应当减价出售。不知道减价的名义，只会导致哄抢争夺，哪里比得上稍微收取少许利息，多储存新米？米多了价格自然降低，平价出售人们就不争夺。这样不是更方便吗？大概贵在设法使米有余，不在于减省锱铢来显示恩德。而当事官员以国库资金匮乏为由，虽然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

惠田按语：以上为常平仓的内容。

《通典》记载：北齐河清年间，命令各州郡另外设立富人仓。刚设立时，根据所管辖的中下等户口数量，储备一年的粮食，每当该州谷价低廉时，酌情割取当年的义租充入【北齐制度每年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谷价贵时低价出售，价贱时再用所籴之物，依价籴入储存。

惠田按语：义仓的名称，始于长孙平及戴胄。然而北齐制度，在垦租之外，另外征收义租，以备水旱，又在隋唐以前了。义租，是从百姓那里征收，不是公家的正赋。缴纳到郡仓，不如储存在本乡社，其征收发放尤其方便。

《隋书·文帝本纪》：“开皇五年五月甲申，诏令设置义仓。”

《食货志》：“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上奏说：‘古代三年耕种而剩余一年的积蓄，九年劳作而有三年的储备，即使水旱为灾，百姓也没有饥色，都是因为劝导有方，积蓄预先准备的原因。去年大旱，关内没有收成，陛下哀怜百姓，胜过对待婴儿，运输山东的粮食，设置常平官，打开仓廪，普遍加以赈济赏赐，粮食少的人，没有不丰足富裕的，巨大的恩德，前代未曾相比。那些强宗富室，家道有余的，都竞相拿出私财，互相救济赡养。

译这就像风吹草伏，顺从教化而自然如此。但治理国家的道理，必须确立固定的制度。于是上奏命令各州的百姓和军人劝导督促本乡社，共同建立义仓。在收获的时候，根据所得的收成进行劝导督促，拿出粟和麦到本乡社，建造仓窖储存起来，随即委派乡社官员掌管账目检查校核，每年收取积蓄，不要让粮食受损败坏。如果年成不好，本乡社有饥荒的人，就用这些粮食赈济供给。从此各州的储备堆积如山。

译长孙平传记载，长孙平被任命为度支尚书，他看到天下州县多遭受水旱灾害，百姓生活困顿，便上奏请求民间每年秋季每家缴纳粟麦一石以下，根据贫富等级有所差别，储存在街坊巷弄，以应对灾荒之年，这被称为义仓。

《食货志》记载，当时义仓的粮食储存在民间，多有耗费损失。开皇十五年二月，皇帝下诏说：“原本设置义仓，只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百姓却不思长远之计，轻易耗费损失，导致日后匮乏断绝。又北境诸州，与其他地方不同，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等州，所有义仓中的杂粮，都收纳到本州。如果有人因旱灾歉收粮食不足，先供给杂粮及陈年的粟米。”

开皇十六年正月，又下诏将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的社仓，都安置在当县。二月，又下诏社仓按照上、中、下三等税收标准，上户不超过一石，中户不超过七斗，下户不超过四斗。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德元年九月四日，设置社仓。

惠田按语：社仓设立于武德元年，那么唐初沿袭隋朝制度并未废除。不久后有戴胄的建议，大概是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消亡，有关部门奉行不力所致。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说：“水旱凶灾，前代圣人也不能避免。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这是礼经明确告诫的。如今平定战乱之后，户口凋敝残破，每年缴纳的租税未能充实，仓库随时支取供给，仅够供应当年。如果有凶灾，将用什么来赈济抚恤？所以隋朝开皇年间制定制度，天下百姓按等级缴纳粟米，称为社仓，直到文帝时期得以没有饥荒。到了大业中期，国家用度不足，全部借贷社仓的物资来充作官府费用，所以到了末年无法支给。现在请求从王公以下，一直到众百姓，计算所开垦田地的庄稼顷亩，到秋季成熟时根据现有的禾苗，合理劝课，全部令其缴纳粟米。产稻麦的地方，也同此税，各缴纳到所在地设立义仓。如果年成不好，百姓饥荒，当地州县随意取用供给。”太宗说：“既然为百姓预先储备，由官府掌管，以备凶年，不是我额外横征暴敛，有利于百姓的事，非常可喜。应当下达有关部门商议制定条令制度。”户部尚书韩仲良上奏：“王公以下，开垦田地每亩缴纳二升，那些粟麦粳稻之类，各自依据土地储存在州县，以备凶年。”太宗批准了。从此天下州县开始设置义仓，每当有饥荒就开仓赈济。《唐书·食货志》记载：“尚书左丞戴胄建议，从王公以下，计算开垦田地秋季成熟所在设立义仓，年成凶歉时用来供给百姓。”太宗认为很好，于是下诏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适宜种植，地广人稀的地方按所种征收，地狭人多的地方根据青苗簿督促征收，田地损耗十四成的免除一半，损耗十七成的全部免除。没有田地的商人，以其户等分为九等，缴纳粟米从五石到五斗不等，最下等的户及夷獠不征收。年成不好时用来赈济百姓，或者借贷作为种子，到秋季偿还。

永徽二年六月敕令：“义仓依据土地收税，实在劳烦，应当令按户出粟，上上户五石，其余各有差别。”

《册府元龟》开元四年五月敕令说：“天下百姓都有正条正租，州县义仓，本来是为了防备饥荒赈济。如果因为官府事务便挪用，再用正仓填补。近年以来，每三年一次，用百姓义仓造米，远距离运送交纳，还强迫百姓私出脚力钱。这就和正租一样，一年两次打脚力，雇佣男丁卖女儿，折舍卖田，力量穷尽计策用尽，于是逃窜，势不得已，情状实在可怜。从今以后，如果不熟少的情况，任由有关部门临时具奏，听候进止。那些脚力钱都用官物充抵。”

惠田按语：隋朝义仓设立在当社，最为接近百姓。其后移到州县，官吏得以侵吞挪作他用，百姓交纳的痛苦，更不必说了。贞观初年，制度不修明长孙平的议论，而沿袭隋末旧例，虽然对赈济有益，但累及百姓必然很多。此敕所载，固然是其流弊，也是因为立法未尽完善。

开元二十年二月，制书说：“义仓原本设置，与众人共有，将用来救济这些人，岂只是蓄积在我王府？从今以后，天下各州，每设置农桑令，各县审查责成贫户考虑粮食及种子，根据其口粮借贷义仓，到秋熟后，照数征纳，希望耕种者都能从事农业，吝啬的人知道劝勉。”

《资治通鉴》贞元十年，陆贽上言，请求用税茶钱设置义仓，以预备水旱。其大略说：“古代称九年、六年的储备，是率土臣民共同谋划的，固然不是只丰盈公家仓库，不及编户百姓。近来有关部门奏请税茶，每年大约得钱五十万贯，原敕令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凶饥。现在用来蓄粮，正好符合前旨。”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长庆四年三月，制书说：“义仓的制度，由来已久。近年所在地方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百姓坐视委弃沟壑。寻求言论其弊端，职责就在于此。应当令各州录事参军专门主管，如果因为长官逼迫制约，即允许驿表上闻。考满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无欠少，与减一选；如欠少者，量加一选；欠数过

译数量过多，户部上奏禀报，按等级进行处罚。」

译《册府元龟》记载：唐文宗太和九年二月，中书门下上奏说：“常平义仓，原本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以便及时赈济抚恤。各州府不详细审察事理，有的申报朝廷等待裁决，有的上奏等候指示。从今以后，凡是遭受水旱灾害的地方，首先依据贫困下等户以及鳏寡孤独无法自给的人，立即开仓，按照元和元年的敕令分等级进行赈贷，完毕后详细申报数目给有关部门。如果水旱灾害特别严重，米麦价格飞涨，也按照元和元年的敕令，或者减价出售，待丰收时再买入填补。委托各道观察使，分别下达给各州，共同让官吏知晓。”

开成元年八月，户部上奏说：“凡是各州府设置的常平义仓，恳请从今以后，不论公私田亩，另外每亩缴纳粟一升，逐年增添储备到义仓中。征收的负担极轻，事情必定能够通达救济。时间稍长，自然会导致仓库充盈。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永远断绝百姓流亡的忧虑。”皇帝下诏批准。

徐松案：这是在义仓定额之外，另外征收每亩一升的粟，名义上称为备灾，实际上是加重赋税，难怪不久就停止了。

开成四年七月，沧景节度使刘约上奏，请求用义仓的粟米赈济遭受水灾的百姓。皇帝下诏说：“本来设置义仓，只是防备水旱灾害，先赈济后上奏。”敕令有明文规定，刘约的上奏，已经太迟了，应当迅速赈济抚恤。

唐宣宗在会昌六年即位，五月大赦的节文规定，常平义仓的粮斛已经出自百姓。太和中，又在定额之外，每亩摊派一升，称为防备灾害。所征收的常平义仓正额，都没有商量。听说这类赋税在各州县，都是双重征收，已经困苦的人，怎能承受重敛？从今以后，应当停止征收太和中每亩摊派的数额，仍然命令所在地的长官明确告示，以杜绝奸诈欺骗。徐松案：这里所停止的，就是开成元年户部所奏的提议，却认为是太和年间的事，不知哪个正确。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大中六年四月，户部上奏说：“各州府的常平、义仓粮斛，原本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赈贷百姓。如果有灾害，州府地处偏远，申报往返等到批复时，百姓已经流亡。从今以后，各道遭受灾害干旱，请求委托所在地的长官，派遣清廉强干的官员审察核实。如果确实有水旱灾害的地方，就允许先从贫困下等无法自给的户中发放借贷。”皇帝批准。

《册府元龟》记载：后唐长兴元年五月，右司郎中卢道奏请设置常平义仓，以储备凶年。

后汉乾祐二年，太子詹事曹威上言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有时水旱成灾，虫蝗危害庄稼，既然没有九年的积蓄，怎能救济万民的饥荒？天灾流行，古今历代都有，而前代即使遇到灾荒歉收，也没有导致百姓流亡，大概是因为分担灾害抚恤百姓，向来有储备。臣请求依照古法设置常平仓，请在天下京都州府租赋五斛斗上，每斗另外缴纳一升，单独仓库储存。如果遇到凶灾的地方，拿出借贷给贫民；丰年就缴纳本金，希望百姓生聚永远和谐，安抚怀柔。”

徐松案：曹威所称的常平仓，就是唐代的义仓。

《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太祖承受五代战乱之后，海内多事，义仓逐渐废弛。乾德初年，下诏各州在各县设置义仓，每年缴纳两税，每石另外缴纳一斗。百姓饥饿想要借贷充作种子和食物的，县里登记造册申报州府，州长官就按人口借贷完毕，然后上奏皇帝。

《文献通考》记载：乾德元年，下诏说：“多事之后，义仓逐渐废弛，年成稍有歉收，就失去预先的准备，应当命令各州在所属各县各设置义仓，从令官所征收的两税中，每石另外税一斗，储存起来以储备凶年歉收，供给百姓。”

徐松案：本纪记载设置义仓，在乾德三年，与此不同。

乾德三年，下诏百姓有想要借义仓粟米充作种子和食物的，命令州县立即按人口发放，计算数目上报，不要等待批复。义仓不足以应当发放公廪的，上奏等待批复。乾德四年，下诏说：“各州义仓用来赈济匮乏断绝，颇听说重叠输送，未免劳烦，取消它。”

《宋史·食货志》记载：明道二年，下诏商议恢复义仓，没有成功。景祐年间，集贤校理王琪请求恢复设置，命令五等以上户随夏秋两税每斗，另外缴纳一升，水旱减税则免除缴纳。州县选择便利的地方设置仓库储存，隶属于转运使。计算一个中等郡县正税年收入十万石，那么义仓可以得到五千石，推广开来，利益就广大了。况且兼并之家占有田地常常广阔，那么义仓的收入常常多；中下之家占有田地常常狭小，那么义仓的收入常常少。等到水旱赈济，那么兼并之家未必等待这个来救济，中下之民实际上先受到恩赐了。事情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议论的人意见不同而停止。庆历初年，王琪又上奏这个建议，仁宗采纳了，命令天下设立义仓，下诏上三等户缴纳粟米，不久又废止。后来贾黯又进言，希望仿照隋代制度设立民社义仓，下诏讨论他的说法，各路根据情况决定可否，认为可行。有的说赋税之外双重供输，有的说恐怕招致盗贼，有的说已有常平仓足以赈济，有的说设置仓库烦扰。于是贾黯又上奏说：“臣曾经担任尚书刑部，看见天下每年判决死刑多达四千余人，其中盗贼占十分之六七，大概是愚民迫于饥寒，因而水旱灾害，冤枉遭受重刑。所以臣请求恢复民社义仓，以储备凶年。现在各路所陈述的都是妄议。如果说赋税之外双重供输，那么义仓的意思，是教导百姓储积，以储备水旱，官府立法，不是为了自己获利。实行久了，百姓一定乐于缴纳。如果

译（有人）说担心招来盗贼，盗贼贪图的是轻便的财物，而不是粟麦。如今乡村富户有储存数万石粟麦的，没听说有被抢劫的忧虑。况且盗贼兴起，根本原因是贫困。臣提出这项建议，是想让百姓有积蓄，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不担心缺乏粮食，这样人人就会爱惜自己而重视守法，这正是消除盗贼根源的办法。如果说有常平仓足以赈济，那么设置常平仓，原本是为了平抑谷价，使没有极贵极贱的伤害。如果遇到灾荒，开仓赈济，既失去了它本来的用意，费用又出自国库。如今国家用度颇为匮乏，积蓄不厚，近年并非没有常平仓，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流离失所、饿死，进而成为盗贼，这说明常平仓确实不足以依靠来赈济。如果说设置仓廪征集木材，恐怕会有烦扰，那么如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都是从百姓那里征集，难道唯独对义仓害怕烦扰吗？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完成事业，不可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端。希望由朝廷决断并推行。”然而当时受众人议论牵制，最终没有实行。

译通略熙宁二年正月初，齐州知州王广渊、唐州知州赵尚宽、同州知州高赋上奏设立义仓，于是皇帝下诏三司研究修复社仓，并谋划长久之法，使百姓乐于缴纳而不受扰害。到了这时，王广渊将其方法呈报上来。权知陈留县苏涓也说：“臣统领京畿属县，谨为天下倡导劝勉百姓设立义仓，以预备水旱灾害。第一等户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二斗，第五等一斗。麦也如此。村有社，社有仓，仓设看守者，由乡老负责缴纳，县里负责登记造册。年成丰裕则酌情定量缴纳，年成歉收则取出储存的粮食。时间久了，又制定借贷之法，使新旧粮食交替，多寡不一。又制定通融之法，使彼此互相补充。”皇上说：“陈留是京畿辅邑，听任其施行之余，访查利弊。”《玉海》记载，熙宁二年七月，神宗想要恢复义仓，权知王安石主张青苗法，于是说：“百姓有剩余粮食，却让他们缴纳官府，不是好办法。”于是停止。熙宁末年，王古任司农簿，上奏恢复施行，仍听任就近缴纳到县仓。从此义仓并入县仓了。

《宋史·食货志》记载，熙宁十年，下诏开封府界先从丰收的京畿县份设立义仓法。第二年，提举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说：“义仓之法，每二石缴纳一斗，已经非常轻了。请求今年夏税开始时，全部令其施行。”下诏准许，仍将义仓隶属于提举司。京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的义仓，以今年秋料开始。百姓缴纳赋税不足一斗的，免除缴纳。将此法颁布于川峡西路。

元丰八年罢免各路义仓。

绍圣元年，下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全部恢复设立义仓。从次年开始，减免赋税二分以上的，免除缴纳所储存的粮食，专门用于赈济。擅自移用者，依法论处。在此之前，各路遭受灾害，截留拨用上供的年度定额米斛数量很多，导致京城年度经费短缺。命令京东、江南、两浙、荆湖路的义仓谷各留三分，其余全部起运赴京，补还截留拨用的数量。宣和六年，下诏罢免。

惠田按：义仓的储存，既然说专门用于赈济，却又起运以补充年度供应缺额，这与因灾害截留拨用的米粮，恩出自上有什么不同呢？义仓本不是公家的财物，却也被取入公家，这是特别吝惜赈恤之举，巧取豪夺以欺骗百姓啊。大概自熙宁、元丰以来，所谓的义仓，名义上是备荒，实际上是加赋罢了。

《荒政考略》记载，绍兴三年，下诏说：“义仓的设立，是为了防备凶荒，最为良法。州县奉行不善，逐渐失去祖宗的本意。如果遇到水旱，拿什么赈济？可令监司检视实数，补还侵吞损失。”

《文献通考》记载，绍兴二十八年，赵令詪说：“州县义仓米积久陈腐，请求出售。等到水旱灾荒，不拘检查减免，及七分便允许赈济。”沈该上奏：“按法律，义仓只允许赈济，如果出售，恐怕失去初衷。”于是命令出售三分之一，积攒价钱，次年籴入拨还。

王圻《续通考》记载：乾道八年，户部杨倓上奏：“义仓按法律只充赈给，不许他用。现在各路常平义仓米斛，访闻都是擅自侵用，从来未曾稽查考校。请求下达各路常平官，限半月，委派逐州主管官索取五年实际发放支取的数目，仍说明逐年有无灾害检查及取用过若干，并现有数目，实际计算若干，目今在何处储存管理，结具保明文书账目，稽查施行。”听从了他的建议。

林駉《常平义仓论》：常平之法，始于何时？自李悝已有平籴之说，到寿昌才开始制定常平之法，这是它的开始。后来在元帝时罢免，在显宗时恢复，随罢随复，没有定制。到了我朝淳化二年，京师设场，有了它的法度；景德三年，各路设仓，有了积蓄。然而增价籴入，分命使臣；减价粜出，专命司农，随时遣用，没有定职。到熙宁以来，提举常平的官员才开始确定。祖宗开始设立常平时，拿出内库的储备作为籴本，颁发三司的钱来救济常平。粮食充裕之时，百姓缺钱，官府就增价籴入；饥荒之日，百姓缺食，官府就减价粜出。为何将籴本作为青苗钱，出卖广仓以求二分利息？伐桑换钱，官库丰厚了，百姓贫困怎么办？卖田输官，公家获利了，私家受害怎么办？这是常平救荒的实政败坏了。义仓之法，始于何时？自隋代开始设立于乡社，到唐代改设于州县，这是它的开始。后来在永徽时松弛，在神龙时败坏，随罢随复，也没有定制。到了我朝乾德初创，不久罢免；元丰恢复，不久也罢免。等到绍圣恢复以石输五升，大观又以石输一斗，直到今天义仓输官的法度才确定。古人开始设立义仓，出自民间，进入民间，丰歉有救济，缓急有权宜。命名为义，则寄托至公之用；设立于社，则有自便之利。为何社仓转而县仓，百姓开始不参与而成为官吏的移用；县仓转而郡仓，百姓更加疏远而成为军国之资。官府知道其征收，不知道其散发；百姓看见其收入，没有看见其支出。这是义仓的

译实际的政令已经废弛了。自中兴以来，朝廷讲求并阐明荒政，常平仓的钱粮，专门委托一个部门管理，而没有防备疏漏的弊端。建州百姓骚动不安，在长滩设置仓长，已经有了社仓的遗意。天下难道有难以革除的弊端吗？如今常平义仓的储备，虽然有好名声，本来却没有实际的好处。只有州县官吏侵吞借贷的祸患，而支取拨发甚至有拖延的忧虑。城邑近郊，尚且可以稍微救济；乡野小民，困苦地从事劳作。他们哪里知道长官和差吏是什么样的人？一旦粗劣的食物断绝，又怎么能得到扶持？从百里之外去市场买米，来救活那些饥饿将死的人吗？这有与没有，道理是一样的。唉！谁知道还有更严重的呢？常平仓出自官府，义仓出自百姓。出自官府的，官府自己征收，官府自己支出，其弊端虽然不足以利于百姓，也不至于害苦百姓。出自百姓的，百姓实际出资，官府实际征收，其弊端不但百姓没有供给，而且官府也害苦了他们。公文如星火般紧急，被指认为常规赋税；箩头斛面，层层盘剥以获取利润。唉，可叹啊！我认为对百姓不必给予太多，只要不索取就足够了；对百姓不必给予太多利益，只要不伤害就足够了。平时夺取他们衣食的本钱，一旦灾荒只给他们微薄的救济。丰年不替百姓准备储备之地，荒年才想到啼饥号寒的百姓，有什么益处呢！宁愿做不搜刮民财的尹铎，不愿做矫诏擅自开仓的汲黯；宁愿做催征赋税政令拙劣的阳城，不愿做开仓赈饥的韩韶。那么富裕百姓的实际政令，就隐藏在常平义仓之外了。从前邵先生说过：“各位贤能若能宽缓一分，百姓就受一分恩赐。”有官职责任的人，请努力吧！蕙田按语：林氏论述宋朝常平义仓的弊端，最为明确切中。

译《宋史·食货志》记载，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上言说：“乾道四年，百姓粮食匮乏，我请求府衙，获得常平米六百石用于赈济借贷。百姓夏天从仓库领取粟米，冬天则加上利息折算成米偿还。此后每年随收成情况收敛和散发，若收成歉薄就免除一半利息，若发生大饥荒就全部免除利息。经过十四年，用所得利息米建造了三间仓房，并将原本六百石的数目归还给府衙，现存贮米三千一百石，以此作为社仓，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收取三升损耗米。因此，在一乡四五十里的范围内，即使遇到灾年，百姓也不缺粮食。”请求将此法推行于各仓司。当时陆九渊在敕令局，看到后感叹道：“社仓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年，官府不再推行，所以远方的人不知道。”于是将其编入赈恤条例。凡是借贷的人，十家编为一甲，甲中推举一人作为甲首，五十家则选择一位通晓事理的人作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向下传达并编排甲户。其中有逃兵以及品行不端的人，以及有税钱、衣食不缺的人，都不编入甲户。那些应当编入甲户的人，又询问他们愿意与否，愿意的人开具家中老少人口若干，大口借一石，小口减半，五岁以下不参与。请甲首额外申请一倍，社首审订虚实，取得每个人亲笔书写的手书，持往本仓，再审查没有弊端，然后排定次序。甲首附在都簿上记载某人借了多少石，依照正簿分两次发放，初次在播种下田时，第二次在耘耨时。秋收还谷，不超过八月三十日必须还清，潮湿、劣质、不实者受罚。嘉定末年，真德秀任长沙帅，推行此法，灾年饥荒，很多人依赖它。然而事情久了就产生弊端，有的被挪用导致无粮可给，有的催逼拘禁与正税无异，良法美意，都因此丧失。

《玉海》记载，乾道四年戊子年，建州人大饥荒。朱熹居住在崇安，向郡府请求，获得粟米六百斛赈济百姓。这年冬天丰收，百姓愿意用粟米偿还官府，于是留在乡里，并将名册上报给府衙。第二年夏天，又请求仿照古法建立社仓，用来储存粮食。每年一次收敛和散发，既缓解了百姓的急难，又能换存新粮，让愿意借贷的人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小饥荒则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则全部免除。建造三间仓房，始于乾道七年五月，完成于八月。建成后，朱熹为此作记。淳熙八年，朱熹将前往左浙，取来崇安已实行的事宜，向朝廷上奏，请求推广颁布到各道。十一月二十八日，命令户部详议。十二月二十二日，听从了他的请求。从此婺州、越州、镇江、建昌、表潭等许多县邑都推行了此法。

朱熹《建宁府崇安县五夫杜仓记》。乾道戊子年春夏之交，建州人大饥荒。我居住在崇安的开耀乡，知县诸葛廷瑞写信来嘱托我，以及乡里的长者左朝奉郎刘如愚说：“百姓饥荒了，何不劝告豪民拿出储藏的粟米，降低价格来赈济他们。”刘侯与我奉书行事。乡人正庆幸不至于饥饿，而浦城发生盗贼，距离边境不到二十里，人心大震，储藏的粟米也将耗尽。刘侯与我担忧此事，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写信向县府和州府请求。当时敷文阁待制信安人徐嚞知州事，当天命令有关部门用船装载六百斛粟米逆流而上运来。刘侯与我率领乡人走了四十里，在黄亭步下接收，回来登记依靠粮食生活的大小人口若干人，按比例领取粟米，百姓得以没有因饥荒动乱而死，无不喜悦欢呼，声动邻近县邑。于是浦城的盗贼不再跟随响应，而束手就擒了。到了秋天，徐公奉祠离去，直敷文阁东阳人王淮继任。这年冬天丰收，百姓愿意用粟米偿还官府储存，乡里百姓家将要用车载运归还给官府，而王公说：“年成有凶有丰，不可预先预料，以后如果粮食艰难，难道又要重复以前的劳苦？不如留在乡里，将名册上报给府衙。”刘侯与我既已奉行教导，到了第二年夏天，又向府衙请求说：“山谷中的小民没有积蓄，新旧粮食未能接续，即使是丰年也不免借高利贷向豪强买粮，而官府的粟米积聚在不用的地方，以后将腐烂不能再吃。希望从今以后，每年一次收敛和散发，既缓解了百姓的急难，又能换存新粮，让愿意借贷的人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又可以抑制侥幸，扩大储蓄。如果不愿意的不要强迫，年成不幸小饥荒则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则全部免除，以此来惠济鳏寡，堵塞祸乱根源，这是很大的恩惠。请求定为条例。”王公报告全部施行如章。不久王公又离去，直龙图阁仪真人沈度继任。刘侯与我又请求说：“粟米分散储存在民家，对于看守和出纳不便，请求仿照古法建立社仓来储存，不过拿出捐出一年的利息，应该可以办到。”沈公听从了，并且命令用六万钱帮助工程。于是得到籍坂黄氏的废地而召集工匠测量材料，始于乾道七年五月，完成于八月，建造了三间仓房、一座门、围墙、看守房无一不具，负责监督工程的是贡士刘复、刘得舆，乡人刘瑞。建成后刘侯去江西幕府任职，我又请求说：“刘复与刘得舆都对此仓有力，而刘侯的儿子将仕郎刘琦，曾辅助他父亲在此，他的族子右修职郎刘玶，也廉洁公平有谋略，请求让他们一起出力，府衙根据我的话，全部用书信礼聘他们。这四个人于是就职，正一起讲求仓的利弊，并且制定条约。恰逢丞相清源公出任此地，入境询问风俗，我与各位因此得以将所制定的条约向公请教。公认为方便，就发出教令，让……”

译把它挂在门楣之间，用来给后来的人看。从此，粮仓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都有法度，可以长久维持而不败坏。您只须看看成周时的制度，县和都城都设有储备粮，以应对灾荒。而隋唐所谓的社仓，也是接近古代的良好办法。现在这些制度都废弃了，只有常平仓和义仓还保留着古法的遗意。然而它们都储存在州县官府，所恩惠的不过是城市中的懒惰游荡之徒，至于那些住在深山长谷、辛勤耕作却需远距离运输粮食的百姓，即使饥饿到濒临死亡，也无法得到救济。而且它们的法规过于严密，使得那些为了避免麻烦、畏惧法令的官吏，看着百姓饿死也不肯开仓放粮，往往保持封条完好，互相交接，甚至有的几十年都不曾查验，一旦实在不得已才开仓，粮食已经化为尘土无法食用了。鉴于国家爱民之深，其考虑难道会不及于此吗？然而却没有改变，难道不是因为乡里社仓不能都有可信赖的人吗？如果完全听任他们行事，就担心他们会谋取私利而损害公义；如果严格管理出入，等同于官府，那么核查就会更加严密，上下互相隐瞒，其危害必定比前面所说的更严重，因此感到困难而顾不上处理。现在幸好几位长官相继任职，他们爱民且深谋远虑的心意，都超出了法令之外，又都不轻视我们，认为我们不足以担当重任，所以我们才能做到这样。在几年之间，大家互相扶持，向上劝说向下教化，终于能为乡里立下这无穷尽的良策。这难道是我们独自的能力所能做到的吗？希望后来的君子，看到我们遭遇的艰难如此，不要谋取私利损害公义从而招致上级的怀疑，而上级也不要用小节来拘束他们，像那几位长官的心意一样，那么这粮仓的好处，难道只限于一时吗？那些观察并效仿的人，也将不只限于一个乡罢了。因此写下这事情的始末，刻在石头上以告知后来的君子。

译朱子《婺州金华县社仓记》。淳熙二年，东莱吕伯恭先生从婺州来屏山之下拜访我，观看社仓发放和回收粮食的政令，感慨叹息说：“这是《周官》中委积的法度，隋唐义廪的制度。然而您的粮食取自官府，而各位贤人的际遇难以遇到。我将回去嘱托乡里的士人朋友，共同纠合经营，使乡里有赈济的储备，而公家没有一升一合的费用，不更好吗？”然而吕伯恭先生回去后，随即登上朝廷，带着病回家，不到三年就去世了，于是未能实现。他去世的那年，浙东果然发生大饥荒，我因此得以列入推举人选，奉行荒政，巡视到达婺州，婺州的人狼狈辗转死去的已经很多了。我因此私下感叹，认为如果吕伯恭先生的志向得以实行，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不久尚书把我在社仓事上的奏章下达给各道，招募百姓有愿意实行的听凭他们，百姓大多仰慕跟从，但不久我也罢官回家，又未能有所作为。这时吕伯恭先生的门人潘叔度，感念这件事而深深有意，并且想到他家自从先父时就致力于赈济，乐于施舍，每年捐献金帛不计其数，却唯独没有听说参与这件事。于是慷慨地告诉他的长辈，拿出家中粮食五百斛来做这件事，在金华县婺女乡安期里的第四十一都，按时敛散，规划详细完备。一都的人依赖他，而他积蓄的深厚和施舍的广泛，大概还没有停止。一天写信来说：“这是我父师的志向，母亲兄长的恩惠，而您所建立的。虽然我有幸能完成它，但世俗的人不能不怀疑。您难道可以不为我写一篇文章来解释吗？”我认为有生命的人，没有不是同体的，只有君子没有私心来伤害它，所以他爱人利物的心是无穷的。只是穷困而在下位，那么禹稷的事情有不是他本分所能做的。但如果他家有余而推及给邻里乡党，那么本来是我们圣人所允许的，而没有违背不越出本位的告诫。况且叔度做这件事，只是因为他坟墓房屋所在的地方，而近及十保之间，以继承先志，以悦亲心，以顺师指。而且在此之前，又已经有天子命令下达四方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再说世俗之所以对此有顾虑，不过是用王安石青苗法来说罢了。以我观察前贤的论述，而以今天的事情验证，那么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本来不是不善。但它发放时，用金而不用谷；它管理时，用县而不用乡；它任职时，用官吏而不用乡人士。君子实行它，用聚敛急切的心意，而不用恻隐惠利的心。所以王安石能在一个县实行，而不能在天下实行。程子曾经极力论述它，而最终不免后悔。那是太过分而有激愤，我既然在叔度的请求下推辞，所以详细记载它的本末，而又附上这个意思。婺州人多有叔度同门之士，一定有能观察叔度所做的事是善的，而对青苗法之说没有怀疑的，那么大概可以推广君师的恩泽，而使周围千里之地，永远没有瘦弱死亡的百姓了。难道不是又很美好吗！

朱子《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建阳南边的里，叫招贤的有三个，地接顺昌、瓯宁的边界，非常狭窄多阻碍，而风俗尤其刚强勇猛。往年兵乱之后，坏人没有完全清除，稍微遇到饥荒，就互相挺立，群起肆虐，大概不到几年就发生一次，虽然随即被消灭，没有活口。然而善良的百姓和良善的家族，在片刻之间，已经受不了惊扰了。绍兴某年，年成恰好大歉收，奸民处处聚集饮酒赌博，呼啸呼喊好像要重蹈前事，里中人大为恐惧。里中的名士魏元履向常平仓使者袁复一陈述，得到若干斛米来借贷，于是民心大安，奸计自然挫败。等到秋天将要回收，魏元履又请求，得以在长滩筑仓，马厩旁边，以便输送的人，并且为日后凶荒做准备，不用多次麻烦官府。从此年成稍微不好，就报告而发放。像这样几年，三里的人才得以吃饱安居，免于震扰夷灭的祸患，而公私远近无不暗中受到他的恩赐。大概魏元履年少好学，有大志，自从做平民，而他所以惠及别人的已经这样。蒙受他恩惠的人，虽然知道这样但未必知道为什么这样。后来魏元履去世后，官吏负责这件事的人不能像魏元履那样勤劳恭敬，于是粮食腐烂在仓库，而百姓在室内饥饿。将要发放时，上下请托贿赂作为费用，已经不可计算了。官吏来来往往，又不按时，而出纳之际，暗中欺骗公开夺取，没有弊端不有。大概百姓所得，糠秕占一半，而偿还用精米。计算等候丢失等各种费用，往往超过一倍，所以借贷的人困苦。而良民在凶年恐惧，还像从前一样。淳熙十一年，使者宋若水听说这件事，并且知道邑人宣教郎周明仲的贤能，就把魏元履的事移书嘱托他，并且下达本台所受的某年某月某日的制书，让他奉行从事。大概每年夏天借贷而冬天回收，并且收取二分利息。实行三年，而三里之间人情复安，像魏元履无恙时。二分的利息每年更加广泛。周明仲已经增修它的房屋，又将稍微振作其余，以逐渐波及旁边近处。大概他的恩惠所及，将要日增月衍，而没有

译知道它的极限所在。周君因为我在这些事情上曾经出过力，前来请求我写篇文章作为记载。我和元〇早年同出一位老师门下，交游情谊非常深厚，既追思感怀他留下的事迹，又赞赏周君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并最终取得成功，于是我不推辞地写了这篇记述。

这样看来，我又想到从前元〇既然做了这件事，而我也在崇安做过类似的事。我的规模大致仿效元〇，只是每年借贷收取少量利息这一点有所不同。元〇常常批评我不该效法荆舒（指聚敛之臣）聚敛财富的余弊，谋划此事；而我也常常担忧元〇储存的粮食长久存放会迅速腐烂，惠及的范围既狭窄，恐怕也不能持久。我们在闲暇时日讨论，在酒杯从容之间，时常互相指责讥讽，却始终不能使对方屈服。旁听的人拍手观看取笑，也无法判定谁是谁非。

到了现在，宋侯周君终于采用了我所请求的办法，成就了元〇的志向，而取得的成效就像这样。于是议论的人就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却不知道元〇的话虽然粗略，但他忠厚恳切的情意，洋溢着一股三代王政的余风，哪里是我一时为了便利事务的说法所能比得上的呢？当时争论，大概是我把它当作戏言，而后来请求必定要规定利息有年限以免除，还是因为不忘我朋友的遗教。因此一并写下来给后人看，使人们对于元〇当时的心意有所领会，那么对于宋侯周君今天的做法，就能有所坚守而不败坏了。

译《朱子常州宜兴县社仓记》起初我居住在福建崇安，曾因百姓饥荒向郡守徐公嚞请求救济，得到米六百斛用于借贷，并借此建立了社仓。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积存的米达到五千斛，每年在乡里中收取和发放，于是没有遭受荒年的祸患。中间我蒙受恩召入朝应对，便将此事上报，皇帝下诏施行，但各道都没有响应。只有福建帅赵公汝愚、使者宋君若水，能够推广这种方法到几个县，然而也不能推及远方。绍熙五年春天，常州宜兴县大夫高君商老实开始在他的县推行社仓，在善拳、开宝等乡，一共建立十一座仓，合计存米二千五百多斛。选择县中贤能的人，承议郎赵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等二十多人，来掌管社仓，并写信来嘱托我作记。我心里答应了他，但还没来得及写。恰逢这一年浙西发生水旱灾害，常州百姓饥荒尤其严重，饿死的人遍布道路，但唯独宜兴获得小丰收，而借贷所惠及的人尤其依赖于此。但我仍然担心借贷的人不能偿还，高君的恩惠将会有所穷尽。第二年春天，高君将离任离去，于是又与赵、周各位都写信来催促我写文章，并且说去年冬天，百姓背着米来缴纳的人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查看借贷名册，没有一升一合不缴纳的。我于是更加高兴高君的恩惠将能长久地惠及百姓，又高兴百姓信任爱护他们的上级而不忍心欺骗他们，就为他们记下其中的缘由。但我又担心时间久了不能没有弊端，于是又借此告诫他们说：“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能自行治理的法律，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最高论断。古代圣王的时代，让百姓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积蓄，所以积累三十年就有十年的积蓄，百姓不因荒年饥馑而受苦，这可以说是万世的良法了。其次就是汉代所谓的常平仓，现在固然也在实行，它的法令也不曾不好。然而考察古代，三年丰收的太平盛世大概并不常有，而验证现在，常平仓只有法令、簿册、钥匙等形迹尚存罢了。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没有人来守护它，那么法律就成了空文而不能自行运转。何况所谓的社仓，把可食用的粮食聚集在乡里荒僻的地方，主管的不是一般的官吏，驾驭的不靠流放的刑罚。如果不是经常得到像高君那样聪明仁爱的长官，又得到像今天这几位那样忠信明察的士人，同心协力，谨慎地管理收支而杜绝奸诈欺骗，那么这种方法难以维持，不用等到将来就能看见了。这也是我亲身尝试过的，所以一并写下来告诫后来的君子。

陆氏九渊说：“社仓固然对农民有利，但如果年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那么这种利益可以长久。如果不是常年丰收的土地，一旦遇到歉收年份，就只有发放而没有回收。来年缺少种子粮食时，就没有东西来赈济了。不如同时设立一个平籴仓，丰收时买入粮食，使没有粮价过低损害农民的祸患；短缺时卖出粮食，以挫败富户囤积居奇抬高价格的计谋。把买入的粮食分成两份，每份存留一份，以备歉收年份，弥补社仓的不足，实在是长久之利。”

丘氏濬说：朱子的社仓之法固然很好，但乡里社众不能都得到像朱熹那样的人来主持，也不能都得到像刘如愚父子那样的人来辅助。朱熹自己曾说他在几年之间，左提右挈，上劝下教，为乡里立下这无穷的后计。那么建成这个社仓，大概也不容易啊。那么这种方法不能实行吗？回答说：朱熹确实说过乡里社众不能都有可任用的人，如果完全听任他们作为，就担心他们谋取私利而损害公义；如果严格检查收支，那么查核细密，上下互相逃避，其危害又比官府更严重了。

蕙田按语：隋代的义仓设立在社中，所以也叫社仓。唐初还沿用这个名称，史书上所说的社仓，就是义仓。熙宁以后，义仓征收归官府，百姓已经不能参与，于是士大夫讲求社仓的遗法，在乡里另立仓廪，社仓与义仓才开始分开成为两种。社仓的方法，由乡中长老主持，不由官吏管理；储存在乡里保甲，不在郡县。借贷时，没有守候克扣的弊端；缴纳时，没有追呼征比的烦扰，可以说尽善尽美了。然而社首不都是可任用的人，民间不能没有侵吞拖欠的弊端。想用官法约束，那么公私双方难免烦扰；想听任他们作为，那么上下或许会互相防备。这正是朱子当时屡次说“有治人，无治法”的原因，而后世沿袭这种方法的人，多出自一乡一邑的善士，而不能遍及天下。

观承按语：常平仓、社仓之外，如韩琦的广惠仓，周忱的济农仓，也都对百姓有益，可以相辅而行。但总之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如果真的得到合适的人，即使是青苗法、差役法，也不会立刻使百姓受苦；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是常平仓、义社仓，又何尝不会连累百姓呢？这“有治人，无治法”，虽然是老生常谈，实则是千古不变的真知灼见。朱子当时，所以屡次这样说吗？

王圻《续通考》：淳熙十一年核查各路州县义仓米斛，按法律规定应随正税缴纳，只请求赈济粜卖。现在收成在即，应当商议指挥。诏令各路提举常平官分别下达所属州军，仰随乡里丰歉情况，依照条例缴纳，不得侵占挪用。等到年终，具报旧存和新收数目申报尚书省。

《宋史·光宗本纪》：绍熙二年正月，命令两淮实行义仓法。《食货志》

译庆元元年，下诏由户部右曹掌管义仓。

译《文献通考》记载，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进言说：“近年有臣僚提议，计算义仓的收入数额，除了附郭县直接向州府缴纳外，其余各县设置数额自行收纳。这不仅革除了州郡侵占挪用的弊端，也节省了灾年转运的劳苦。当时州仓随田赋一起缴纳，合并为一张凭证。如今正税输往州府，义仓输往县里，这就成了两次缴纳，两张凭证了。当时防止雀鸟损耗、官吏士卒的索求，全都倚仗正税来办理，而义仓不参与。如今交给县里，既然没有正税，只有这一项，损耗和索求，又不能避免了。于是有臣僚提议，让人户义仓依旧随正税，方便地在州府合并为一张凭证缴纳，但州县又出现了侵占挪用的弊端。我听说绍兴初年，台谏官员曾请求通算一县的数额，截留下户缴纳的田赋米粮在本县缴纳。开禧初年臣僚的请求，也是如此。大概截留下户的税米，来补充一县的义仓，其余上户则随正税输往州府。州府得以补偿被截留下户的数额，那么州府不会怨恨；县里得到这些米粮另行储存，以备赈济，使穷苦百姓不至于缺粮，那么县里不会感到困扰。一举而有三利，这是上策。只有附郭县的义仓，则向州府输送，依照旧制。至于属县的义仓，则由县令和县丞共同主管，每年年终，县令县丞汇总各乡的收入数额上报给知州和通判。知州和通判汇总各县的收入数额上报给提举常平官。提举常平官汇总一路的数额上报给朝廷。县令县丞调任，必须在印纸上批注，考核其盈缺，以此评定政绩优劣。”朝廷采纳了此议。

王圻《续通考》记载：绍定六年二月，郎官王定上奏，义仓被官吏侵吞损耗。皇上说：“这本来就是百姓寄存在官府，专门为了防备水旱灾害，务必令其觉察。”

《宋史·食货志》记载：景定五年，监察御史程元岳上奏：“随田赋附带缴纳义仓米，是法令。如今除了稻米和糯米附带缴纳义仓米外，又有所谓的‘外义’，即绢、布、豆。哪有绢、布、豆可以附加义仓米的道理？即使违法附加义仓米，那么绢附加绢，布附加布，豆附加豆，尚且可以说得通。州县一心盘剥，一切按田赋附加一分义仓米。更严重的，赦免恩泽已经免除，两税义仓米依旧追索。贫民下户所欠不过升合之数，却像星火般紧急催逼，费用不知增加了几百倍。导致破家荡产，卖儿卖女，怨叹之声不忍听闻。希望严厉督促监司，只允许随稻米附带缴纳义仓米，其余全部罢免。如有沿袭旧习危害百姓的，加重处罚。”朝廷采纳了此议。徐松案语：宋代义仓，第一次设立于干德年间，第二次设立于庆历年间，都未久便废置。熙宁以后，才开始常设。虽然在元祐初年罢废，但在绍圣初年又恢复，沿袭到南宋南渡后，弊端日益严重。百姓缴纳给官府的，既被公私侵吞损耗，无法作为水旱灾害的储备；官府向百姓征收的，又多违背条例巧取豪夺，不胜其竭泽而渔之苦。于是便民的法令，竟成了害民的举措了。

王圻《续通考》记载：淳祐三年八月，诏令重申严禁郡国社仓科配的规定。

黄震《社仓记》：咸淳七年，我暂代抚州职务，恰逢当年大饥荒，依靠抚州贤能的士大夫共同讲求赈济借贷，因此有很多关于社仓事务的议论。临川县李君德杰首先来信说：“乡里有李令君捐献粟米六百石作为倡导，将要建成社仓，希望借此风气激励其他人。”我回复说：“社仓法令的美好值得羡慕，确实非常显著；社仓弊端的痛苦值得忧虑，也确实严重。”我前年担任广德县丞，看到社仓原本利息二分，而仓官竟收取加倍的利息，州县辗转侵吞，社仓有时连一石储备都没有。其法令以十户为率，一户逃亡，九户赔偿，逃亡的人越多，赔偿的人越苦，久而久之为了防止逃亡，有时坐守仓库展期利息而最终不贷出本金，有时临近秋天贷出钱款而白白收取利息，百姓无法忍受，甚至有人自缢。大家都说这是朱文公的法令，不敢议论改变。我说不是要改变法令，而是挽救弊端罢了。于是向朝廷请求说：“法令出于黄帝、尧舜，尚且讲究变通；法令立于三代盛王，必须有所增减。哪有法令本于先儒，却不可以为之挽救弊端，使法令本于先儒，坐视其弊端而不救，这难道是先儒对后人的期望吗？”朝廷批准了。后来又考虑到临川官府事务繁杂，不如听从民间的便利。又向朝廷请求说：“朱文公社仓法令旨在减息以救济百姓，王安石青苗法也旨在减息以救济百姓，而利害相反的原因，是青苗法由官府推行，社仓由乡里主持罢了。所以我孝宗皇帝颁布朱文公法令于天下，令民间愿意遵从的听任，官府不得干预。”广德社仓由官府创设，所以弊端不一，请求依照本法令全部归还给民间，朝廷又批准了。我于是得以用一年多的精力经理改革，用利息购买田产六百亩，由承贷人户认息，并且使常年不贷出，只有荒年才贷出而不收取利息，所有费用都取自六百亩官田的租税。事情刚完成我就离任，不知道近来情况如何，至今仍然念念不忘。这是我亲历广德的情况如此。至于其他州县有社仓的，听说弊端往往如此，简直说不完。等到来到抚州社仓，幸好都是乡里自行设置，如同朱文公最初设立的本法一样，倚仗美名谋取厚利的人，也已经不少。我正为此惊恐畏惧，为何……

译怎敢再让官府插手社仓的事务呢？大抵百姓借贷都源于贫困，借贷时容易归还，（到）时（期）则难以归还，借贷时虽然被视为恩惠，催讨时却可能招致怨恨，如果稍微变通一下方法，筹集资金购买田地，丰年积聚租谷，荒年赈济分发，不仅不收取利息，甚至也不收回本金，大概这样有利而无害。以上都是我回答李君的说法，但我不敢确信这样做是对的。不久，金溪李沂再次带着社仓法来，让我作记。等到查阅核实事情的始末，发现这完全是李氏一家自谋生计的办法，而依法只收取两成的利息，不借官府之势，不向众人募集粮食，所以能至今没有弊端，造福百姓极为广泛。设置社仓像这样，确实能像朱文公那样救济他人了。然而，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能自动治理的法度，好的法度容易消亡，流弊难以防范。李君能像朱文公一样，更希望李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像李君一样。于是抄录我先前回答李君的说法送给他。在此之前，郡中新丰的饶景渊也曾因社仓的事请求我作记，他的办法收取的利息比朱文公的更轻，借贷而拖欠的人就除去名册而不追讨偿还，事情更加简便而百姓更加安定，一并写下来送给他。

译蕙田按：淳祐年间的诏书，以及黄东发的记载，都说明社仓虽然是好办法，但如果主持的人选不当，其流弊难免如此。

《辽史·食货志》：统和十三年，下诏在各道设置义仓。每年秋社时，百姓根据收获情况，每户出粟米，储存在仓中。社司登记名目，遇到荒年，就发放以救济百姓。

《元史·食货志》：义仓，也是至元六年才开始确立制度。每社设置一个仓，由社长主管。丰年，每个成年男子纳粟五斗，驱丁纳二斗，没有粟米的允许缴纳其他杂物。歉收年份就供给社民。于是二十一年，新城县发大水；二十九年，东平等地饥荒，都发放义仓粮食赈济。皇庆二年，再次重申这项命令。元朝赵天麟再次提议设置义仓。防止隋朝开皇五年，长孙平奏请命令军民在社中共同设立义仓，收获之时，根据所得，各自拿出粟麦储存在社中，社司检查，不让损坏。社中遇到饥荒，就用来赈济。到了隋朝末年，公私粮仓积蓄可供五十年之用，这是长孙平的功劳。等到至元六年有规定，每社设立一个义仓，社长主管。每逢丰收年，每个成年男子纳粟五斗，驱丁纳二斗，没有粟米的允许缴纳其他杂物。官府不得拘禁、检查、借贷或强行支取。后来遇到歉收年份，就供给社民食用。社长明确设立收支账簿，不致损耗。从此以来二十多年，至今如此。然而社仓大多有空缺匮乏的地方。近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蝗虫遮天，饥荒不断，四方百姓轮流受苦，辗转流离就食，老弱不能远行，饿死的人很多。那隋朝设立义仓而富裕，现在设立义仓却贫困，难道是现在的百姓不如隋朝的百姓吗？臣试着陈述一下。现在的条款让义仓按丁口纳粟，意图是在饥荒时，按丁口发放以取得均衡。又条款让驱丁减半，那驱丁也是人，尊卑虽然不同，口腹没有区别。到了饥荒之日，驱丁难道可以只吃一半吗？又按丁口出纳，那么妇女不纳，难道不吃吗？又同社村居没有田地的人，难道可以坐着看而独自不纳吗？丰年粮食多得像狼藉一样，乞丐上门还给他们，何况一社之人到了荒年，难道应该分彼此吗？这大概是当时大臣议法违背了陛下的本心。希望陛下普遍颁布明诏，详细告知农民，凡一社设立社长、社司各一人，社下各家共同挖掘建造仓窖一所作为义仓。凡子粒成熟之时，缴纳则根据田产顷亩的多寡而聚集。凡缴纳惯例常年，每亩粟大约一升，稻大约二升。凡大有年，听任互相劝督而增加数量缴纳。凡水旱螟蝗，听任互相免除。凡同社丰歉不均，应当免除歉收者应当缴纳的数量。凡饥馑不得已之时，发放则根据口数的多寡而散发。凡发放惯例，每口每天一升，储备多每口每天二升，勒令作为定例。凡社长、社司掌管义仓，不得私用。凡官府不得拘禁、检查、借贷，以及允许缴纳其他杂物，都有前诏在。这样，那么不仅共同赈救，而且义风也行了。

《明史·食货志》：正德年间，江西巡抚林俊曾经请求建立常平及社仓。嘉靖八年，于是命令各抚按设置社仓。命令百姓二三十家为一社，选择家道殷实而有行义的一人作为社首，处事公平的一人作为社正，能书算的一人作为社副。每月初一、十五集合，分别户为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别。每斗加耗五合，上户主管其事。年饥，上户不足的酌情借贷，丰年还仓。中下户酌情赈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每年一次核查。仓空虚罚社首出一年的米。这方法很好，然而其后无力实行。

《广治平略》，嘉靖年间，侍郎王廷相说：“备荒的政策，没有比古之义仓更好的。如果立仓于州县，那么穷乡到仓，十天等待死亡。应当贮存在里社，定为规式。一村之间，约二三百家为一社，每月一次。按上中下户捐粟多寡，各贮于仓，而推有德者作为社长，善处事、能计算者副之。如果遭遇凶年，则按户而散，先中下者，后及上户。上户责之偿还，中下者，免除。凡给贷，悉听于民，只令登记册籍，以备有司稽考。那么既无官府编审之烦，也无奔走道路之苦。”听从了他。

蕙田按以上义仓

《宋史·食货志》：周显德年间，设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年歉，减价出以惠民。

《宋会要》淳化五年十月令诸州惠民仓故谷遇籴稍贵减价粜与贫民人不过一斛

《宋史·食货志》：咸平年间，库部员外郎成肃请求福建增置惠民仓，于是下诏各路申明淳化惠民之制。

嘉祐二年，下诏天下设置广惠仓。起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卖之。枢密使韩琦请求留勿卖，募人耕种，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年终具出纳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

译我则像以前一样卖东西。四年，下诏改设司农寺。州里选派两名官员主管收支。每年十月，派遣官员查验应当领取米的人，将名字登记在簿册上。从十一月开始，每三天发放一次，每人发米一升，老弱的人减半。到次年二月停止，如果有剩余才轮到各县，根据县的大小平均发放。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译《神宗本纪》记载，熙宁四年春季正月，王安石请求将天下的广惠仓田产出售，作为三路及京东地区的常平仓储备，朝廷原本同意了他的请求。

《哲宗本纪》记载，元祐三年正月，恢复设立广惠仓。

《玉海》记载，正月二日，下诏恢复设立广惠仓，这是采纳了侍讲范祖禹的建议。二月十二日，拨付广惠仓资金三万缗。

绍圣元年九月，废止广惠仓。

《食货志》记载：哲宗虽然下诏恢复广惠仓，不久章惇掌权，又将其废止。出售其田产依照熙宁年间的法令执行。

《孝宗本纪》记载，乾道五年，恢复设立成都府的广惠仓。

《宁宗本纪》记载，庆元元年五月，下诏各路提举司设立广惠仓。

《广治平略》记载：明太祖出身民间，历经艰难困苦，尤其深切关怀百姓疾苦。洪武元年下令各地轮流设立预备仓，各自进行粮食买卖和收储，以备灾荒，选择当地年高且诚实可靠的人进行管理。随后命令户部运送二百万贯宝钞前往各州府县储备粮食，如果一个县，就在境内划定四个地点，在居民聚集混杂的地方设置粮仓。百姓家中有多余的粮食愿意兑换宝钞的，允许运到粮仓交纳，按照当时的价格偿还其价值。官府储存粮食并加锁封存，就近让富裕人家看守。如果遇到灾荒年份，就开仓赈济，希望百姓没有饥饿的祸患。后来又命令尚未完备的地方都推行此法，并召集天下的老人到京城随朝听候差遣，命令挑选其中有才能的人携带宝钞前往各地，协同当地官府购买粮食作为储备。

《杭州府志》记载：明朝的预备仓，起初名叫老人仓。洪武初年，命令天下州县乡都各自酌情设置粮仓，选择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主持，所以命名为“老人仓”。其办法是，每逢丰收年份，县官劝谕各乡粮食充足的人家拿出不同数量的米谷，储存起来，官府登记其数量。荒年时，允许本乡的下等户借贷，秋收后按原数归还官府，定为法令，具有古代义仓的遗意。

王圻《续通考》记载，宣德元年六月，巡按湖广御史朱鉴上言：“洪武年间，各府州县都设置了东、西、南、北四个粮仓，用来储存官粮，多的有一万余石，少的有四五千石。粮仓由富裕人家看守，遇到水旱饥荒，用来借贷给贫民。如今各地官府认为这不是紧急事务，粮仓废弃松弛，赎罪粮食和罚金被隐瞒据为己有，深深辜负了朝廷仁爱百姓的意图。请求命令府州县修缮粮仓，谨慎储存积粮，按时借贷发放，仍然命令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巡按御史进行巡察，违反者治罪。”皇上告诫户部说：“这是祖宗的好法令和美好用意，这是因为守令不得其人，才导致废弃松弛。你们户部难道就没有过错吗？就按照御史所说的去做，违反者由按察司监察御史弹劾奏报。”

《广治平略》记载，南直隶巡抚周忱奏定济农仓的办法。南畿苏州等郡田税最重，贫民缴纳官府税款以及耕作多向富家举债，而加倍缴纳利息，以至于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不足以偿还，于是百姓更加逃亡，而租税更加亏空。周忱思考救济的办法，防止朝廷允许用官钞平价购粮，并且劝借储存粮食以等待赈济。周忱与各郡共同谋划并大力推行。苏州获得米三十万石，松江、常州各有不同，分别储存在各县，命名其粮仓为“济农”。在此之前，各府应当缴纳的秋粮，粮长和里胥多向百姓厚取而不立即缴纳给官府，逃避拖欠的累积多年。周忱想要彻底革除这些弊端，于是立法在水边设置场地，选择人总收并转运。小民直接送到场地，不经过里胥之手，既免除了劳民，又节省费用六十万石收入济农仓。于是苏州获得米四十余万石，加上各场地储存的盈余以及先前平价购粮所储，总共六十余万石有余。松江、常州两郡次之。从此不仅救济农业，凡是运输有亏欠损失的，也在这里借贷，部纳秋粮时如数归还官府。如果民夫修筑圩岸、疏浚河道缺乏粮食的，按人口供给。选择廉洁公正、有威望且贤能的县官掌管账籍，主管出纳。每年插秧时节，在中下二等户内查验其种田多少，平均分配供给，秋收后偿还官府。

《明防典》记载，正统五年奏准，各处预备仓，凡是侵盗私用、冒借、亏欠等项粮储，查追完足，免除治罪。其侵盗证据确凿，不服赔偿的，按土豪及盗用官粮论罪。

《广治平略》记载，成化年间，敕令藩宪说：“以往州县设立预备四仓，是为了广储粮食，防备旱涝，作为百姓的依靠。近来长久废弃松弛，应当核实现有储蓄有无多寡的数量，仍然尽量将各处在官的赃款赎米作为储备。如果不敷使用，听任在存留粮食内借拨，或者在各里上中等户中劝助，以充实其防守粮仓的人，在附近里分中征调殷实且有品行的人。主人到来，通同官吏虚报实放，构成侵盗的，按律论处。卫所地区也是如此。”《明防典》记载，成化九年命令直隶保定等府州县，两考役满的吏典在预备仓缴纳米一百石，起送吏部，免除其办事考试，就拨京考二百五十石，免除其京考冠带办事一百七十名，就于本府拨补。三考满日送部，免除考试冠带办事，都依次选用。其一考三个月以内无缺额的，缴纳米八十石，允许在外凑足两考。

治十年奏准，凡三年一次查盘预备仓粮，除义民情愿纳粟、囚犯赎罪纳米外，但有空闲官地佃收租米及赃罚纸价引钱，不系起解支剩无碍官钱，尽数籴米，三年之内不

译足原数俱免住俸〇究

正德二年，命令云南巡抚、巡按会同三司掌印等官员，查勘各库藏所积存的物资，除军前支用的银两物品外，其余可以变卖以及官地、湖地等项可以召人佃种、〇租的，全部设法籴买米谷运入仓库，专门储备用于赈济。又议定批准各司、府、州、县、卫所问刑衙门，凡是有条例规定应当缴纳米粮的，每石折谷一石五斗，收贮在各预备仓中。

译《明史·食货志》记载，预备仓的设立，是太祖选拔年高德劭的百姓，运送钞币购买粮食，以备赈济灾荒，并立即让他们掌管此事。天下州县大多有所储备，后来逐渐废弛。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时，修明其政令。周忱巡抚南畿时，另外设立济农仓，其他人做不到这一点。正统年间，加重侵吞盗取仓粮的罪责，甚至将罪犯的妻子发配充军。并且规定，缴纳谷物一千五百石的人，敕令奖励为义民，免除本户的各种杂役。凡是赈济饥荒发放的粮食一石，等到丰收年份，需缴纳稻谷二石五斗归还官府。○天顺三年，规定州县十里以下的地区积储一万五千石，二十里以下的地区积储二万石，卫所千户所积储一万五千石，百户所积储三百石。考核期满之日，稽查其储粮的多少，以此作为政绩优劣的标准。达不到定额三分之一的，扣除俸禄；超过定额六分以上的，降职调离。十八年，下令赎罪赃款和罚金都用来购买谷物存入仓库。正德年间，下令囚犯缴纳纸张的，将其折价八成作为米粮存入仓库。军官有犯法的，缴纳谷物以抵立功。起初，预备仓都设有仓官，到这时废除，命令州县官及掌管粮食的官员统领此事。嘉靖初年，谕德顾鼎臣进言说：“成化年间，每年将留存下来的余粮存入预备仓，遇到缓急情况有所准备。如今秋粮仅够兑运，预备仓中没有一粒米，一遇到灾荒，就奏请留用其他粮食以及劝谕富民借出谷物来应付旧例。恳请紧急恢复预备仓的粮食储备，以宽裕民生。”

蕙田按语：明初的预备仓，有的出自民间输纳资助，类似于隋代的义仓；有的出自官仓盈余，类似于宋代的广惠仓。后来凡是囚犯的赃款赎金，吏员的捐纳职务，都取用来存入预备仓，理应使其储备日益丰富，没有水旱饥荒的祸患了。嘉靖初年，顾鼎臣却有“预备仓没有一粒米”的奏章，这是因为官府中切实奉行法令的人少，而公私侵吞渔利的人多啊。

又按语：以上所述为惠民仓、广惠仓、预备仓、济农仓等。

右为备荒之政

《周礼》地官司徒下属的司稼，巡视田野观察庄稼，根据年成的好坏来制定征收赋税的法度【注：征收法度，指丰年按正常标准征收，凶荒之年则减征，就像如今十分中损伤二三成，实际减半征收。疏：意思是秋收时观察庄稼的好坏，就知道年成的好坏，根据这丰歉来制定征收赋税的法度。所谓如今十分中损伤二三成，实际减半征收，是郑玄举汉代的法令来类比义理。汉代时十分之内损伤二分三分，剩余七分八分在，就在七分八分中作为实收，仍然减去一半，不在另一半中征税，因为凶荒所以优待百姓，是可以的】

【陈氏傅良说：预先观察庄稼，然后调整征收赋税的法度。如果不预先观察庄稼，如何调整法度？这得到了刘晏的正传。此法每当四方发生水旱灾害，就能预先知道，然后制定赈救收敛的政策】

蕙田按语：《周礼》田税的制度，虽然有常例，但又任命司稼这一官员，巡视庄稼的好坏，以知晓年成的好坏，小幅度损耗就减征，大幅度损耗就免除。龙子所说的“施肥耕田还不足，就必然要从盈余者那里取足”，这是夏代衰乱时的政令，而周初没有这种情况。后世检勘灾伤分数的方法，实际上出于此。

《后汉书·和帝本纪》永元五年二月诏书说：“去年秋麦收成少，担心百姓粮仓不足，上报特别贫困不能自给自足的人口数量。过去郡国上报贫民，以衣物锅釜作为资产，而豪强从中获取厚利。诏书核实，想要有所增益，而长吏不能亲自过问，反而征召聚集，让百姓失去农作时机，愁苦扰民。如果再有人犯此禁令，二千石官员先获罪。”

殇帝本纪，延平元年七月，敕令司隶校尉部刺史说：“近来郡国有的发生水灾，妨害秋庄稼，朝廷独自承担罪责，忧虑惶恐，而郡国想要获得丰收的声誉，虚饰夸耀，于是掩盖灾害，多报垦田面积，不计算流亡人口，竞相增加户口，掩匿盗贼，让奸恶之人不受惩罚，任用官员不按次序，选举不合宜，贪婪苛刻惨毒，延及平民。刺史垂头塞耳，阿私偏袒，不畏天，不惭于人。假贷之恩，不可多次依赖。从今以后，将纠察其罪罚。二千石长吏，各自核实所受的损害，免除田租刍藁。”

《旧唐书·代宗本纪》：大历十二年冬十月乙巳，京兆尹黎干上奏，水灾损坏田地三万一千顷。度支使韩滉上奏，损坏的不多，加上渭南令刘藻曲意附和韩滉，也说辖区内田地没有损坏。派遣御史赵计检阅渭南田地，也附和韩滉说没有损坏。皇上说：“水旱灾害普遍，不应该只有渭南免除。”又命令御史朱敖检阅，渭南损坏田地三千顷。皇上叹息说：“县令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没有损坏也应该称说有损坏，有损坏却不闻不问，难道有隐瞒的意思吗？”刘藻、赵计都被贬官。

《册府元龟》元和六年十月制书说：“今年京城附近田地因水旱受损的地方，至今没有听闻，检阅核实尚未确定。又遭遇霖雨所损，越来越多妨碍农收，担心导致劳扰。各县勘验核实有未完成的地方，应让主管部门根据原来的诉状，便给予破损认定，不必再命令检阅核实。那些未经申诉的，也应给予同样的处分。”

《燕翼贻谋录》民间诉讼水旱灾害，旧时无限制，有的秋天诉讼夏旱，有的冬天诉讼秋旱，往往在收割之后，欺罔官吏，无从核实，拒绝则不可，听信则难信。所以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诏令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岭南管内州县诉讼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为限。从此遂成为定制。

译《宋史·食货志》记载：天禧初年，朝廷下诏规定，各路必须等到庄稼成熟时才奏报丰收，或者已经奏报丰收却遭遇非时灾害的，必须立即上报，违者将严惩不贷。在此之前，百姓申诉水旱灾害，夏季在四月，秋季在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峡、广南等水田地区不得过期，过期则官吏不予受理。县令、县佐受理申诉后，立即分派人员巡视检查，禀报州府派遣官员复查，三司根据情况确定减免税赋的比例，也有朝廷特别增加免赋数额，以及允许暂缓缴纳应输税赋的情况。京畿地区则特别派遣官员复查。太祖时期也曾派遣官员前往外州巡视检查，但这并非固定制度。灾害严重到有免除复查的情况，到了此时又因为复查烦扰百姓，只派遣官员到田间查看，随即确定减免数额。范祖禹封还臣僚关于浙西赈济事的奏状，臣私下详细考察臣僚所言，朝廷已赐米百万，钱二十余万，州县也依照条令开仓放粮煮粥救济，百姓即将稍得喘息。臣私下认为，煮粥救饥是最下策，百姓聚集吃粥，疫病必将兴起，饥困已极，死者必然众多，这是灾害的极点，正当忧虑，怎能便认为是稍得喘息？又说小民习惯于骄纵虚夸，以少报多，这种弊端已久。臣私下认为，常年小有旱涝，被诉灾伤，侥幸之民或许容有此情况，如今浙西灾害极大，百姓已流散乞食，迫于死亡，反而怀疑他们习惯于骄纵虚夸而不加相信，何其残忍？又说请求下诏让监司、州县详细具报灾伤分数，赈贷行遣的次第，各自申报奏请，并惩处其中特别严重的。臣私下认为，朝廷任用侍从之臣作为一路钤辖，又选派监司前往，尚未到达边境，尚未实施措施，朝廷既不信任钤辖司的话，又约束监司、州县如此，臣担心官吏束手无策，上下观望，各自只求苟且免罪。奏报灾伤分数超过实际，赈济用物稍多，这是较小的过错，正当宽略不问以救人命，如果因此惩处一人，那么从此官府必将坐视百姓死亡而不救。又臣僚说人言异同，不可不察，请求下诏钤辖、提转及苏、湖等五州，各令开具逐州水灾所及凡几县、几村，有无漂荡庐舍、溺死人口，以及高田无水与水退可耕之地，各约若干，并令如实申报奏请，不得相互勾结稍涉谬妄，请求重行降黜。臣看见近日浙西申报奏请，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苏、湖、秀等州城市都遭受水浸，田地无法播种，庐舍漂荡，百姓弃田卖牛散走乞食。臣认为朝廷听闻此情，应当让官府如救焚拯溺，还恐怕来不及。如今如果下达此令，逐县村必须派人抄录庐舍人口田土数目，饥荒之际，此类行遣必为烦扰，一事不实，即担忧受罚，全境皆死，未必能免罪。如此则赈济成为闲慢之事，百姓更加无救。又说近日另外派遣使者支拨斛斗百万，现钱度牒约二十万，不算不多。如果现在尚未播种，今秋无收，那么将来赈济的期限很远，所差去的官员应当相度事体，措置一有失当，其害非轻。如今所差去的官员，与临时派遣的使者不同，如果将来赈济期日长远，这是本司职事，在那里自当承担责任，应当暂且委任他们措置，不必约束，以免疑惑观望。臣私下认为，如今水潦方降，秋田殊无希望，如果如臣僚所言，令秋无收，本路必更奏请，朝廷也应当接续应副，那么前日所赐未足为多。常平仓本无给散之法，只有广惠仓允许赈济，不足时才允许通支常平放税及五分处，仍不得超过所限数额的两倍。浙西钤辖司近方奏乞不限石斗，尚未降下朝令，又奏夏田元未放税，以此观之，官府守法只有赈救不及之事，必无过当之理。臣僚又说，请求让赈济官府措置稍大事件，都申报取朝廷指挥，其急切不可待报者，虽然一面施行，也必须便具画一奏知，所贵朝廷察其中平缓急未便可以救止。臣看见英宗时，臣叔祖范镇出知陈州，辞行之日，英宗宣谕：“陈州累年灾伤，卿到彼悉心赈抚。”臣镇至州，正值春种，即发常平仓贷民种粮，提刑司奏劾官吏，诏释不问。陈州至京不数日可以往返，然而尚且不先奏而行，恐怕不及于事。神宗时西京大水，派遣郎官一人，御药院内侍一人赈恤，多方救济，北京亦然，朝廷未曾先为条约以防之。如今两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如果必须申奏，等到得到回复，已经后时，虽然急切允许一面施行，如果官府畏避，事无大小，一皆奏请，不敢专行，那么此法岂不为害？臣看见浙西钤辖转运司前后申报奏请，累年灾伤，今岁大水，以至结罪保明，奏乞斛斗度牒。又说父老言，四十年无此水灾。近奏苏州饥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饥疫更甚于熙宁时。又湖州奏，贫人入城死者相继，遗弃男女，官府收养。据此则灾伤轻重，也可知道了。如今详细考察臣

译竂所说的大意，只是认为朝廷赏赐的钱粮不少，担心灾荒损伤不至于像奏章所说的那样严重，所以想要考察虚实，惩罚责问那些虚妄不实的人。然而臣的愚见，私下认为朝廷已经赏赐了一百二十万钱粮，恩德深厚，又选派监司前往，不必再另外派遣专使。现在监司刚刚出城，钱粮才到达本路，就下达这道命令，约束百姓，必定会让人们认为朝廷看重爱惜钱粮，轻视抛弃人命。一百二十万的数目已经让人嫌多，将来缺粮的日子还远，又还有什么指望呢？所吝惜的是财物，所失去的是人心。况且本路有钤辖司、转运司、提刑司、发运司，互相监督，而转运司主管财务，不愿意多花钱，所以自祖宗以来赈济事务都委托给提刑司，大概是担心转运司吝惜物资吧。监司和州县遇到荒年饥馑，都是不得已才上报朝廷，又怎么肯在没有灾荒的地方赈济不饥饿的百姓，耗费散失仓库粮食，白白损失租税，来招致无法完成任务的罪责呢？现在只应当告诫督促官府，多想办法，拯救人命，放宽约束，责求成效，或许能让剩余的百姓早日安居。只有发放赈济没有法度，白白耗费官仓粮食，赈救不及，贫弱百姓卖粮反而获利，兼并者处置不当，这些才应当加以约束。然而这是监司使者的职责，朝廷也难以远距离规划安排。如果监司人选得当，这些弊端自然减少，即使真的存在，人们口耳相传，又怎么能掩盖得住？台谏足以通过传闻进行弹劾，朝廷足以考察核实，也不算晚。现在先下达这道命令，只能牵制扰乱他们的作为罢了。恳请圣上以远方百姓的性命为念，不要以官府赈济过度为忧。臣僚所说的话，恳请不再施行。

译蕙田按：臣僚们所说的，大致是担忧上报灾情的不实，想要派遣人员核实真实数目，又命令官府赈济，先上奏后执行。祖禹这份奏状，逐条分析，字字都切中要害。至于说官府守法，只有赈救不及的事情，必定没有过度赈济的道理，这确实是千古名言。

《文献通考》记载：淳熙十年，在此之前，户部尚书曾怀申请，对于妄报灾伤、侥幸减免税租的人，允许他人告发，依照条令定罪，并没收其一半田地作为赏赐。到了这时，江东转运副使苏谔上奏，诈称灾伤，只是为了图免本年的一料税租，定罪给赏，已经适中，难以拘没其田地，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蕙田按：小民妄报灾伤，固然不能保证一定没有，但惩罚得太重，即使灾伤确实存在，谁还敢陈诉呢？名义上是为了杜绝侥幸，实际上却是想让民间疾苦不能上达天听。马氏指责曾怀是刻薄贪婪的小人，是适宜的。

朱熹给星子等县商议荒政的书信：一、检放（核查灾情减免赋税）的恩惠，载在法令之首，已经谨慎遵奉施行。现在请求负责此事的同僚，少带随从，从严切戒约，发给粮米钱物，不得纵容需索骚扰。又必须不惮劳苦，逐一亲自到地头查看，不可端坐在宽敞凉爽的地方，只依据乡保撰写的文书。又必须依公检定荒熟分数，切不可将荒地算作熟地，也不可把熟地算作荒地。其间若有疑似之处，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宁可分明地多加优恤，不可纵容随行胥吏接受其计嘱，另作情弊。

奏救荒画一事件状：臣日前曾上奏各州雨水晴旱的情况，曾有贴黄奏禀，请求诏令州郡依照条令受理旱灾账目及早差官检放。因为田稻既然已经干损，在尚未收获之际，便进行检踏，那么荒熟的情况就明白易知，不仅官府不得扰民，也使奸民无由侥幸。所以法令规定诉旱自有三个期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这是想要公私两便。近来官吏不曾考究法令条文，只据传闻说诉旱到八月三十日截止，于是到了九月才检踏早田，那么不仅田中无庄稼可看，至于根查也不复可见了。于是将旱损早田一切不再检踏蠲免，穷民受苦，无处告诉。而那些狡猾有钱贿赂官吏的人，则乘此暗昧之机以熟为荒，瞒官作弊，都不可得而稽考。去年本路各州大抵都是这样。请求降下指挥札付转运司及本司，遍发文书给各州县，迅速受理旱状，眼下差官检踏早田荒熟分数。其中晚稻田，等到八月接受状子后依次检踏，如有奉行违慢、后时失实之处，允许两司按劾上报，庶几穷民将来能沾实惠。

《金史·章宗本纪》：明昌二年四月戊子日，制定法令：各部内发生灾伤，主管官员应当上报而不报以及妄报的，杖责七十；检视不以实报的，罪同此。因而有伤人命的，以违制论处；导致冤枉征免的，坐赃论处；妄告的，户长坐诈罪，不以实报，罪计赃，重的从诈匿不输法论处。《食货志》：明昌二年二月，敕令：从今以后，百姓有诉水旱灾伤的，立即委派官员按视其实情，申报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会同所属检毕，才允许翻耕。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正月，谕令：“从今以后，管民官员，凡有灾伤，过时不申报，以及按察司不立即巡视的，都治罪。”

《明防典》：凡是报勘灾伤，洪武十八年令：灾伤去处，有司不奏报，允许本处耆宿连名申诉，有司极刑不饶。永乐二十二年令：各处灾伤，有按察司的地方，由按察司委派官员；直隶地方，由巡按御史委派官员会同踏勘。

《广治平略》：永乐五年，皇帝听说河南饥荒，而有司隐瞒不报。又有说雨旸时若、禾稼茂实的。等到派人查看，百姓所收有十不及五的，有十不及一的，也有拾草实为食的。于是急忙命令发粟赈济。逮捕那些官员，全部置于法。仍然榜示谕告天下有司：“从今以后，民间水旱灾伤不报告的，必罪不宥。”

《荒政考略》：洪熙元年诏曰：“各处遇有水旱伤灾，所司即便从实奏报，以凭宽恤。不得欺隐坐视民患。”

《明防典》：成化十二年令，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踏勘灾伤，系民田的，会同布政司官；系军田的，会同都司官。正德十一年令，灾伤处所及时委派官员踏勘，夏灾不得过六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若所司报不及时，风宪官徇情市恩，勘有不实的，听户部究治。

神宗九年题准：地方凡遇重大灾伤，州县官亲诣勘明申呈抚按，巡抚不待勘报速行奏闻，巡按不必等候部覆，即将勘实分数作速具奏，以凭覆请赈恤。至于报灾之期，在腹里地方仍照旧例，夏灾限五月，秋灾限七月内；沿边如延宁甘固宣大山西蓟密永昌辽东各地方，夏灾改限七月内，秋灾改限十月内。俱要依期从实奏报。如州县卫所官申报不实，听抚按究治。如巡抚报灾过期或匿灾不报，巡按勘灾不实。

译如果有奏报迟延的情况，一并听从该科指名追究；又如果有上报时有灾、上报后无灾，或上报时灾情重、上报后灾情轻，或上报时灾情轻、上报后灾情重的情形，巡按御史要查明实情，如实具奏，不得拘泥于巡抚原来的奏疏，致使灾民不能得到实际的实惠。

译右边是检勘灾伤的记载。

《周礼·春官·典瑞》：“珍圭用来防备凶荒。”【注：珍圭，是君王派遣使者时所用的瑞信节符。君王派人慰问遭受凶荒的国家，就授予使者珍圭，让他拿着前往，传达君王的命令。防备，指打开府库，进行赈救。】

【易氏祓说：“珍有贵重的含义，赈救时拿着它作为信物。”】

《周礼·秋官·小行人》：“如果国家遭遇凶荒，就命令他人提供财物进行赈济。”【疏：《宗伯》说‘荒礼哀悼凶札’，这里说‘国家凶荒就赈济’，前者是指君王自己减损用度，后者是指命令他人提供财物进行赈济。】

《唐开元礼》赈抚诸州水旱虫灾【赈抚藩国水旱附】

皇帝派遣使者赈抚诸州水旱虫灾，由本司下发通知，相关礼仪由负责部门随职供给办理。在使者到达之前，所在地的长官先命令召集所属的僚佐以及正长老人。本司先在办事大门外的右侧设置使者的便次（临时住所），坐南朝北；又在大门外的右侧设置使者的位置，坐东朝西；大门外的左侧设置长官以下及所属部门的位置，分两排坐北朝南，以西为上。在办事庭院稍北的地方设置使者的位置，坐南朝北；在使者位置以南三丈处设置长官的位置，坐北朝南。所属的僚属则位于长官之后，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每等官员位置不同，分两排坐北朝南相对而立。为首的正长老人则位于其南，分两排坐北朝南，以西为上。使者到达，相关部门迎接引入便次，长官及所属人员严肃以待。正长老人等排列在大门外的南侧，分两排坐北朝南，以西为上。到了时候，使者以下各自穿着礼服，所在地的长官及所属僚佐也各自穿着公服。行军司马引导长官以下出来到门外位置站立，司功参军引导使者出来到门外位置站立，持节的人站在使者的北侧，两名史官相对举着制书案，排列在使者的南侧，都稍退一步坐东朝西。行军司马唱赞拜，长官及在位的人都跪拜。拜完后，行军司马引导长官等人依次先进入，站在门内的右侧，分两排坐西朝东。司功参军引导使者进入，幡旗在前引导，持案的人跟随。使者到庭院中间的位置站立，持节的人在使者东南侧坐西朝东。行军司马引导长官以下都进入到庭院中间的位置站立定，持节的人脱下节衣，持案的人将案送到使者面前。使者取制书，持案的人退回复位。使者说“有制书”，行军司马唱赞再拜，长官及诸在位的人都再拜。使者宣读完制书，行军司马又唱赞再拜，长官及诸在位的人都再拜。行军司马引导长官上前到使者面前接受制书，退回复位完毕。功曹参军引导使者以下出来回复门外位置。行军司马引导长官及诸在位者各自出来到门外位置，如前。行军司马引导使者以下返回便次，长官退下，正长老人等任其散去【藩国赈抚同诸州礼仪，其国王供应侍从及出入馆舍饮食之类则如常，只是省略宴饮友好的环节】。

《宋政和五礼新仪》，派遣使者赈抚诸州水旱虫灾。使者将要到达，所在地的长官预先召集本州官属及乡老等。相关部门先在长官办事大门外设置使者便次，又在门外设置使者位置，坐东朝西。长官以下位置坐北朝西。又在庭院望阙处设置长官以下位置，分两排设置使者位置在长官的左侧。使者到达，相关部门引导到便次，各自穿着公服。赞者先引导长官以下站在门外位置，又引导使者就位站立。两名史官以案奉诏书，站在使者的南侧。赞者说：“拜！”长官以下都再拜。赞者引导长官以下依次先进入，到庭院中间位置。史官捧诏书案前行，使者跟随进入，到庭院中间位置。赞者唱赞使者插笏，取诏书，执笏，将诏书加在笏上。史官以案退下。使者说“有诏”。赞者说：“拜！”长官以下都再拜。使者宣读完诏书，长官以下都再拜。赞者引导使者及长官各稍上前，相对俯伏跪插笏。使者将诏书授予长官完毕，各自执笏。长官将诏书加在笏上，各自俯伏起身。赞者说：“再拜！”长官以下都再拜。赞者引导使者返回便次，长官以下退下。

右边是派遣使者存恤的记载。

《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六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七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凶礼二

荒礼

《周礼·地官·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注：荒，指凶年。郑司农说：救饥的政令有十二种。】

【郑氏锷说：金穰（丰收），水毁（水灾），木饥（饥荒），火旱（旱灾），有时无法逃避，所依赖而不恐惧的，是有救荒的政令。用来聚集百姓，那么即使荒年也不会流徙。史氏浩说：大司徒划分土地封给诸侯，测量土地授予万民，应当在赋敛之前，首先涉及荒政。聚集百姓的教化，显示先王本来以体恤百姓为主。】

第一种叫散利【注：郑司农说，散利是贷出种子和粮食。疏：指在丰年积聚，荒年散发，积聚而能散发，使百姓受益。说贷出种子粮食，指百姓没有的从官府贷出，有的作为种子，有的作为食用，到秋天成熟后归还官府。从公家方面说是散发，从百姓方面说是借贷。】

【李氏说：对家庭的赋税，就减轻；对山泽的禁令，就解除；对关市的检查，就取消。这些用来充实一年收入作为国家经费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