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十一
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六也。家语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谓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七也。卢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八也。王肃云：『禘谓于五年大祭之时，』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于圜丘。十也。臣干谓禘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诗礼经传文义昭然。臣见礼记·祭法及礼记·大传、商颂·长发等三处，郑▯注或称祭昊天，或云祭灵威仰。臣精详典籍，更无以禘为祭昊天于圜丘及郊祭天者。审如禘是祭之最大，则孔子说《孝经》为万代百王法，称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喾于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经俱无其说。圣人所以不言，轻议大典，亦何容易，犹恐不悟。」今更作十难，其一难曰：周颂「雍禘」祭太祖也。郑▯笺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颂云：「长发，大禘也。」▯又笺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颂，其文互说，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详览典籍，更无异同。惟郑▯笺《长发》乃称是郊祭天。详▯之意，因此商颂禘如《大传》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庙」，《尔雅》「禘，大祭」，虽云大祭，亦是宗庙之祭，可得便称祭天乎？若如所说，大禘即云郊祭天，称禘即是祭宗庙，又《祭法》说「虞夏商周禘黄帝与喾」，《大传》「不王不禘」，「禘上俱无大字」，▯何因复称祭天乎？又《长发》文亦不歌喾与感生帝，故知《长发》之禘，而非禘喾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经众史及鸿儒硕学，自古立言著论，序之详矣，俱无以禘为祭天，何弃周孔之法言，独取康成之小注，便欲违经非圣，诬乱祀典，谬哉！其二难曰：《大传》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者」。此说王者则当禘其谓，《祭法》「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喾」，「不王则不禘」，「所当禘其祖之所自出」，谓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喾，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无宗庙，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只，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说，非但于父在母亦然。《左传》子产云：「陈则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称出于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也。」及诸侯之禘，则降于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诸侯及其太祖」，此之谓也。郑▯错乱，分禘为三：注《祭法》云「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一也；注《左传》称「郊祭天以后稷配灵威仰」，笺《商颂》又称「郊祭天」，二也；注《周颂》云「禘，大祭大于四时之祭而小于祫，太祖谓文王」，三也。禘是一祭，元析之为三，颠倒错乱，皆率胸臆，曾无典据，何足可凭！其三难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魏晋已还千余岁，其礼遂阙。又郑▯所说，其言不经，先儒弃之，未曾行用。愚以为错乱之义，废弃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难曰：所称今三礼行于代者，皆是郑▯之学，请据郑学以明之。曰：虽云据郑学，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之庙，以配天，复与郑议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庙。▯云：此《周礼》也，七庙者，太祖及文武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据郑学，夏不以鲧及颛顼、昌意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为例，其义又异。是爰稽邃古洎今，无以人臣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喾次妃简狄，有娀氏之女，吞▯鸟之卵，因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于商。故《诗》曰：「天命▯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谓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为帝喾妃，出野履巨迹，歆然有孕，生稷。稷长而勤于稼穑，尧闻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于邰，号曰后稷。
译（前文列举了六点理由），第六点，《家语》说：“凡是四代帝王在郊外祭祀，都是用来配享上天的”，其中所说的“禘”，都是五年举行一次的大祭，并没有说是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第七点，卢植说：“禘是祭祀的名称，禘就是帝，因为事奉尊贵的明帝，所以称为禘”，也没有说是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第八点，王肃说：“禘是指在五年大祭的时候”，也没有说是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第九点，郭璞说：“禘是五年举行的大祭”，也没有说是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第十点，臣干认为禘是五年在宗庙举行的大祭，《诗经》《礼记》经传的文义非常明确。臣看到《礼记·祭法》及《礼记·大传》、《商颂·长发》等三处，郑玄的注解有时称祭祀昊天，有时说祭祀灵威仰。臣仔细详查典籍，再也没有把禘当作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及郊祀上天的说法。如果确实像郑玄所说禘是最大的祭祀，那么孔子解说《孝经》作为万代百王的法则，称赞周公的大孝，为什么不说是禘祀帝喾于圜丘以配享上天，反而说是郊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呢？因此五经都没有这种说法。圣人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轻易议论大典，也不是容易的事，还恐怕人们不能领悟。”现在再提出十个难题，第一个难题说：《周颂》中的“雍禘”是祭祀太祖。郑玄笺注说：“禘，是大祭太祖文王。”《商颂》说：“《长发》，是大禘。”郑玄又笺注说：“大禘，是祭祀上天。”商周两代的颂歌，其文义互相说明，有的说禘太祖，有的说大禘，都是五年在宗庙举行的大祭。详细阅览典籍，没有其他的说法。只有郑玄笺注《长发》时说是郊祀上天。仔细推究郑玄的意思，因为《商颂》中的禘如同《大传》所说“大祭，就像春秋大事于太庙”，《尔雅》说“禘，大祭”，虽然说是大祭，也是宗庙的祭祀，怎么能就称为祭祀上天呢？如果像他所说，大禘就是郊祀上天，称禘就是祭祀宗庙，那么《祭法》说“虞夏商周禘黄帝与帝喾”，《大传》说“不王不禘”，“禘”字上面都没有“大”字，郑玄为什么又说是祭祀上天呢？而且《长发》的文辞也没有歌颂帝喾和感生帝，所以知道《长发》中的禘，并不是禘帝喾以及郊祀上天，这是很明显的。殷周两代五帝的大祭，群经众史以及鸿儒硕学，自古立言著论，论述得很详细，都没有把禘当作祭祀上天，为什么抛弃周公孔子的法言，独自采纳郑玄的小注，就想违背经典、非议圣人，诬乱祭祀典章，真是荒谬啊！第二个难题说：《大传》称“礼制规定，不是王者就不能禘，王者禘其祖先所由出的神，用其祖先配享，诸侯只及于太祖”。这是说王者应当禘其祖先所由出的神，《祭法》说“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帝喾”，“不王则不禘”，“所当禘其祖之所自出”，意思是虞夏出自黄帝，殷周出自帝喾，用近祖配享而祭祀。祖先所由出的神既没有宗庙，就是来自外部的，所以同天地神祇一样，用祖先配享而祭祀。“所由出”的说法，不仅对于父亲，对于母亲也是如此。《左传》中子产说：“陈国是我们周朝所由出的。”这能称为出于太微五帝吗？所以说：“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诸侯的禘，则降于王者，不能祭祀祖先所由出的神，只及于太祖而已，所以说“诸侯及其太祖”，就是这个意思。郑玄错乱，把禘分为三种：注解《祭法》时说“禘谓祭昊天于圜丘”，这是第一种；注解《左传》称“郊祭天以后稷配灵威仰”，笺注《商颂》又称“郊祭天”，这是第二种；注解《周颂》说“禘，大祭大于四时之祭而小于祫，太祖谓文王”，这是第三种。禘是一种祭祀，原本分析为三种，颠倒错乱，都是凭胸臆臆断，毫无典据，怎么值得凭信！第三个难题说：虞夏殷周以前，禘祖先所由出的神，其义理非常明确。自从汉魏晋以来一千多年，这种礼制就缺失了。而且郑玄所说的，其言论不合常理，先儒抛弃它，未曾实行运用。我认为错乱的义理，废弃的注解，不足以端正大典。第四个难题说：所称现在通行的三礼，都是郑玄的学说，请依据郑学来阐明。回答说：虽然说是依据郑学，现在想要以景皇帝为始祖之庙，用来配享上天，却又与郑玄的议论相违背。为什么呢？《王制》说：天子有七庙。郑玄说：这是《周礼》，七庙者，是太祖及文武的祧庙与亲庙四座。殷代则是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依据郑学，夏代不以鲧及颛顼、昌意为始祖，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想要引用稷、契为例，其义理又不同。因此考察远古直到今天，没有以人臣为始祖的，只有殷代以契，周代以稷。稷、契者，都是天子元妃的儿子，感应神灵而生。从前帝喾的次妃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儿，吞下燕鸟的卵，因而生了契。契长大后辅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于是任命契做司徒，百姓既已和睦，于是封于商。所以《诗经》说：“天命燕鸟，降而生商，居住在殷土广大无边。”说的就是这个。后稷者，其母是有邰氏的女儿，叫姜嫄，是帝喾的妃子，到野外踩了巨大的脚印，欣然怀孕，生了稷。稷长大后勤于稼穑，尧听说后举荐为农师，天下得到他的利益，有大功，舜封于邰，号曰后稷。
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谓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间，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职则播百谷，敷五教；禹让功则平水土，宅百揆。故《国语》曰：「圣人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契为司徒而人辑睦，稷勤百谷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孙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难曰：既尊郑说，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于郑义可乎？其六难曰：众难臣云，上帝与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训众，则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虽训众，出于《尔雅》，及为祭名，《春官》训陈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则季氏旅于泰山，可得便是四镇耶？其七难曰：所云据郑学，则景皇帝亲尽庙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错乱，祖宗夫始祖者，经纶草昧，体大则天，所以正元气，广大万物之宗尊，以长至阳气萌动之始，日俱祀于南郊也。夫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扫地而祭，质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犊，诚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至尊至质，不敢同于先祖，礼也。故《白虎通》曰：“祭天岁一者，何？天至尊至质，事之不敢亵黩，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今国家一岁四祭之黩，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阙怠亦甚矣。黩与怠，皆礼之失，不可不知。夫亲有限，祖有常，圣人制礼，君子不以情变易。国家重光，累圣歴祀百数，岂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当时通儒议功度德，尊神尧克配彼天，崇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为日已久。今欲黜神尧配含枢纽，以太宗配上帝，则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岂礼意乎？非止神只错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称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尧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为郊祀宗祀无以加焉。其八难曰：“欲以景皇帝为始祖，既非造我区防，经纶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汉始祖髙帝，魏始祖武皇帝，晋始祖宣帝，国家始祖神尧皇帝。同功比德，而忽升于宗祀圜丘之上，为昊天匹，曾谓圜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难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为始祖，晋武帝炎以宣帝懿为始祖者，夫孟德仲达者，皆人杰也，拥天下之强兵，挟汉魏之微主，专制海内，令行草偃，服衮冕陈轩，悬天子决事于私第，公卿列拜于道左，名虽为臣，势实凌君。后主因之而业帝，前王由之而禅代，子孙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难曰：“所引商周魏晋既不当矣，则景皇帝不为始祖明矣。我神尧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于涂炭，则夏虞之勲不足多；成帝业于数年之间，则汉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为始祖，汉以髙帝为始祖，则我唐以神尧为始祖，法夏则汉，于义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庙，事之大者，莫大于斯。曾无按据，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前奉诏，令诸司各据礼经定议者，臣干忝窃朝列，官以谏为名，以直见知，以学见达，不敢不罄竭以裨万一。昨十四日，具以议状呈宰相，宰相令朝臣与臣论难。所难臣者，以臣所见独异，莫不腾辞飞辩，竞欲碎臣理，钳臣口，剖析毫厘，分别异同，序坟典之凝滞，指子传之乖谬。事皆归根触物不碍，但臣言有宗尔，岂辩者之流也？又归崇敬、薛颀等援引郑学，欲芜祀典，臣为明辩，迷而不复。臣辄作十诘十难，援据坟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眞，严配不失其序，皇灵降祉，天下蒙赖。臣亦何顾不蹈鼎镬？谨敢闻达，伏增悚越。议奏不报。
译唐尧、虞舜、夏禹之间，都有美好的德行，踩踏着帝王的足迹而欣喜，于是生下了儿子，这就是在邰地建立家室的意思。舜、禹拥有天下，后稷、契在他们中间，衡量功劳比较德行，他们处于次要地位。舜授予职事，后稷播种百谷，契推行五常之教；禹推让功劳，平定水土，安顿百官。所以《国语》说：“圣人制定祭祀，将法度施用于百姓的就祭祀他，为公事勤劳至死的就祭祀他。”契担任司徒使人民和睦，后稷勤劳于百谷而死，都列在前代的祭祀典制中，他们的子孙拥有天下，能不尊崇并祖祭他们吗？
第五难说：既然尊崇郑玄的说法，小德配享少帝，于是让后稷只配享一位帝，尚且不能完全配享五帝，现在让景皇帝单独配享昊天上帝，符合郑玄的义理吗？
第六难说：众位难臣说，上帝与五帝是同一的，所引用的《周礼·春官》中祭祀天、旅祭上帝，祭祀天、旅祭四望，“旅”训为众，那么上帝就是五帝。臣说不是这样，“旅”虽然训为众，出自《尔雅》，但作为祭名，《春官》中“陈”的注疏有明文规定。如果像所说的那样，旅祭上帝便成了五帝，那么季孙旅祭泰山，难道就能说是四镇吗？
第七难说：所谓依据郑玄之学，那么景皇帝亲尽，庙主应当祧迁，却想要配祭天地，错乱了。始祖，是治理草创时期，体大如同天，所以正元气，是广大万物的尊宗，在冬至阳气萌动之初，与日一起在南郊祭祀。万物的起始，是天；人的始祖，是日；日的起始，也是天。扫地而祭，是质朴；器具用陶匏，是本性；牺牲用犊牛，是诚心；在南郊立坛，是就阳位。至尊至质，不敢与先祖相同，这是礼。所以《白虎通》说：“祭天一年一次，为什么？天至尊至质，侍奉它不敢亵渎，所以趁着岁中阳气始达而祭祀它。”现在国家一年祭祀四次，亵渎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上帝、五帝的祭祀，于是缺漏懈怠也严重了。亵渎与懈怠，都是礼的缺失，不可不知道。亲属有极限，祖先有常制，圣人制定礼制，君子不因情感而改变。国家重光，历代圣君祭祀百次，难道不知道景皇帝始封于唐，当时通儒议论功劳衡量德行，尊崇神尧配享彼天，推崇太宗配享上帝。神有定主，为时已久。现在想要废黜神尧配享含枢纽，让太宗配享上帝，那么紫微五精上帝是佐助，以子先于父，难道符合礼意吗？不仅神只错位，也使祖宗次序混乱，如何能上称皇天，符合祖宗的心意呢？至于神尧的功劳，太宗的德行，感通皇天上帝，臣认为郊祀宗祀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第八难说：“想要以景皇帝为始祖，既然他不是开创我区划、治理草创之主，所以不像夏的始祖禹，殷的始祖契，周的始祖稷，汉的始祖高帝，魏的始祖武皇帝，晋的始祖宣帝，国家的始祖神尧皇帝。同等功劳比较德行，却突然升于宗祀圜丘之上，作为昊天的配偶，难道说圜丘不如林放吗？”
第九难说：“昨天所说的魏文帝曹丕以武帝曹操为始祖，晋武帝司马炎以宣帝司马懿为始祖，孟德、仲达，都是人杰，拥有天下的强兵，挟持汉魏的微弱君主，专制海内，令行禁止，穿着衮冕陈列轩车，悬挂天子在私第决断事务，公卿在路旁列拜，名义上虽然是臣，势力实际上凌驾于君主。后主因此而成帝业，前王由此而禅代，子孙尊崇并祖祭他们，不也可以吗？”
第十难说：“所引用的商、周、魏、晋既然不恰当，那么景皇帝不是始祖就明白了。我们神尧从群雄中崛起，廓清隋室，拯救生灵于涂炭，那么夏、虞的功勋不值得多提；在数年之间成就帝业，那么汉祖的功劳不值得比较。夏以大禹为始祖，汉以高帝为始祖，那么我们唐以神尧为始祖，效法夏、汉，在义理上有什么嫌疑？现在想要变革皇天的祭祀，更改太祖的庙位，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竟然没有依据，多么浅陋？心中不愧，不怕天吗？以前奉诏，让各部门各自依据礼经定议，臣干忝列朝班，官职以谏为名，以直率被知晓，以学问被通达，不敢不竭尽所能以补万一。昨天十四日，将议状呈给宰相，宰相让朝臣与臣辩论。难臣的人，因为臣所见独特，无不飞扬辞藻，竞相想要粉碎臣的道理，钳制臣的嘴，剖析毫厘，分别异同，叙述坟典的凝滞，指出子传的乖谬。事情都归根触物不碍，只是臣言有宗旨罢了，难道是辩者之流吗？又归崇敬、薛颀等援引郑玄之学，想要芜杂祀典，臣为他们明辩，他们迷惑而不复。臣于是作十诘十难，援引坟籍，昭然可知，希望郊禘之事得其真，严配不失其序，皇灵降福，天下蒙受恩惠。臣也何顾不蹈鼎镬？谨敢闻达，伏增悚越。议奏不报。”
蕙田案：黎干议，非受命之君不得为太祖，自是三代以后可行之礼，其辩禘非祭天，援引发挥极为明确。至答第六难，「旅上帝」是祭五帝云，「若如所言，季氏旅于泰山，可便得是四镇耶」？答第七难云：「岁一祭天」，尤见千古卓识，惜时不用。
观承案，礼诸侯不得祖天子，故商周俱以契稷为太祖，而不祖帝喾，则始祖不必其为受命之王也。黎干谓景皇非受命之君，不得为太祖者，于理未安。韩子曰：「国朝九庙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为唐公，肇基天命，义同周之后稷。而以髙祖拟文王，太宗拟武王，此定论也。」况重以髙祖己有定制乎？禘郊宗祖，虽兼论功德，然实重水源木本之义。商周之契稷为始祖，固是功德兼隆，亦以其为始封之君也。礼以时为大，三代而下，始祖不必皆如契稷之贤圣，然天下岂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谓创业之君可自为始祖？此上不必有太祖乎？朱子曰：「祖一名而有二庙，稷为太祖，始封之祖也；文王亦为祖，受命之祖也。」唐人正当准此，而以景皇为始封之祖，髙祖为受命之祖耳。干之余议颇明，辨此条则不可据。其谓以髙祖配郊，以太宗配明堂，则礼以义起，尚似可通。葢商人禘喾，固以始祖契配，及郊则又配防，而不以契与周之禘郊皆配稷者不同，此则三王不相袭礼，而法周亦不妨监殷者夫。
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于唐髙祖，实受命之祖，百神受职，合依髙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阳。代宗疑之，诏百寮会议。太常博士独孤及献议曰：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为太祖；继太祖已下六庙，则以亲尽迭毁。而太祖之庙，虽百代不迁，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则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汉氏崛起丰沛，丰公、太公无位无功，不可以为祖宗，故汉以髙皇帝为太祖，其先细微也，非足为后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王业，建封于唐，髙祖因之以为有天下之号，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迁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髙祖，犹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髙祖创业当跻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尊汉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业，同丰公、太公之不祀，反古违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庙号太祖，髙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礼也。若配天之位既异，则太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尊祖报本之道，其坠于地乎？汉制，擅议宗庙，以大不敬论。今武德、贞观宪章未改，国家方将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间，恐非所宜。臣谨稽礼文，参诸往制，请仍旧典，竟依归崇敬等议，以太祖配享天地。代宗纪广德二年二月癸酉，上亲荐献太清宫。乙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即日还宫。
礼仪志，广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礼仪使杜鸿渐奏：「郊太庙大礼，其祝文自今已后，请依唐礼，板上墨书，其玉简金字者一切停废。」如允臣所奏，望编为常式。勅曰：「宜行用竹简。」
通典》永泰二年，礼仪使太常卿杜鸿渐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只请以太祖景皇帝配飨；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请以髙祖配飨；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请以太宗配飨；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请以肃宗配飨。」臣与礼官学士凭据经文，事皆明着，德音详定，久未施行。勅防依。
册府元▯大厯五年冬十一月庚寅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七年冬十一月辛卯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视朝。八年冬十一月辛丑日，长至，不视朝，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十一年冬十一月丙辰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受朝贺。十三年冬十一月丁夘日，长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视朝。
旧唐书·代宗本纪》大厯十三年十一
译蕙田按：黎干认为，不是受命称王的君主不能尊为太祖，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后可以推行的礼制；他辨析“禘”祭并非祭天，引经据典、阐发义理极为明确。至于他回答第六个难题，说“旅上帝”是祭祀五帝，并反问“如果像您所说，季氏在泰山举行旅祭，难道就能算是四镇之祭吗？”；又回答第七个难题说“每年祭天一次”，这尤其显示出千古不遇的卓越见识，可惜当时没有被采纳。
观承按：礼制规定诸侯不能以天子为祖，所以商朝和周朝都分别以契和稷作为太祖，而不以帝喾为祖，这说明始祖不一定必须是受命称王的君主。黎干说景皇帝不是受命称王的君主，因此不能尊为太祖，这在道理上是不妥当的。韩愈说：“本朝九庙的制度，效法周朝的文制，太祖景皇帝起初被封为唐公，开创基业，承受天命，其义理与周朝的后稷相同。而以高祖比拟文王，太宗比拟武王，这是定论。”何况高祖已有定制呢？禘、郊、宗、祖，虽然兼论功德，但实际上更重视水源木本的意义。商朝的契和周朝的稷作为始祖，固然功德显赫，也因为他们是最初受封的君主。礼制以顺应时势为最重要，三代以后，始祖不一定都像契、稷那样贤圣，但天下难道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吗？能说创业之君可以自己作为始祖，上面就不需要有太祖吗？朱熹说：“‘祖’这个名称有两个庙，稷是太祖，是始封之祖；文王也是祖，是受命之祖。”唐人正应当参照这个原则，以景皇为始封之祖，高祖为受命之祖罢了。黎干的其他议论颇为明白，但辨析这一条则不可依据。他认为以高祖配享郊祀，以太宗配享明堂，这是礼制因义理而兴起，似乎还可以讲通。因为商人禘祭帝喾，固然以始祖契配享，等到郊祭时又配享鲧，而不以契配享，这与周朝禘、郊都配享稷的情况不同，这是三王礼制不相沿袭，而效法周朝也不妨碍借鉴殷商的做法。
广德二年春夏大旱，进言的人说：太祖景皇帝被唐高祖追封，实际上是受命之祖，百神各司其职，应当依据高祖的礼制，现在不能配享天地，所以神灵不降福，导致阳气失调。代宗对此产生怀疑，下诏让百官集会商议。太常博士独孤及上奏议说：礼制规定，君王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以其祖先配享。凡是受命始封的君主，都作为太祖；继太祖以下的六座庙，则因亲尽而轮流毁弃。而太祖的庙，即使百代也不迁移，这就是五帝三王尊崇祖先、敬奉宗庙的原因。所以夏朝受命于神宗禹，而夏后氏以颛顼为祖、以鲧配享郊祭；继承禹而取代夏的是商汤，而殷人以冥配享郊祭、以契为祖；革命建立周朝的是武王，而周人以稷配享郊祭、以文王为祖。这就明白地表明，自古以来必定以最初受封的君主配享昊天上帝。只有汉朝兴起于丰沛，丰公、太公没有地位也没有功绩，不可以作为祖宗，所以汉朝以高皇帝为太祖，这是因为其祖先地位卑微，不足以作为后代的法则。我想太祖景皇帝凭借柱国的重任，辅佐周朝、匡助魏国，开创王业，受封于唐，高祖借此作为拥有天下的名号，这是上天所命定的。这也像契受封于商，后稷受封于邰，禘、郊、宗、祖的地位，应当在百代不迁的典制中。郊祭配享太祖，宗祭配享高祖，就像周朝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一样。现在如果认为高祖创业应当提升其祭祀地位，这是抛弃三代的良法，尊崇汉朝的末制，贬黜景皇帝的大业，等同于让丰公、太公不被祭祀，违背古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过失吗？追尊景皇庙号为太祖，高祖、太宗，是为了尊崇他们的礼节。如果配享上天的地位已经不同，那么太祖的称号就应当废除，祭祀不修，庙宇也应当毁坏，尊崇祖先、报答本源的道理，难道要坠落于地吗？汉朝制度，擅自议论宗庙，以大不敬论处。现在武德、贞观的宪章尚未更改，国家正将恭敬地从事祭祀，调和神人关系，在禘、郊之间，恐怕不宜改变。我谨慎地考察礼文，参考以往的制度，请求依照旧典，最终依据归崇敬等人的议论，以太祖配享天地。代宗在广德二年二月癸酉日，亲自到太清宫进献祭品。乙亥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当天返回皇宫。
《礼仪志》记载，广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礼仪使杜鸿渐上奏：“郊祭和太庙的大礼，其祝文从今以后，请求依照唐礼，在板上用墨书写，那些玉简金字的全部停止废除。”如果批准臣的奏请，希望编定为常式。皇帝下诏说：“应当实行使用竹简。”
《通典》记载，永泰二年，礼仪使太常卿杜鸿渐上奏：“冬至祭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祀皇地祇，请求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谷祭祀昊天上帝，孟冬祭祀神州，请求以高祖配享；孟夏雩祭昊天上帝，请求以太宗配享；季秋大享明堂祭祀昊天上帝，请求以肃宗配享。”臣与礼官学士依据经文，事情都很明确，德音详细审定，长久未能施行。皇帝下诏说：依照。
《册府元龟》记载，大历五年冬十一月庚寅日，冬至，命令有关部门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七年冬十一月辛卯日，冬至，命令有关部门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皇帝不临朝听政。八年冬十一月辛丑日，冬至，皇帝不临朝听政，命令有关部门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十一年冬十一月丙辰日，冬至，命令有关部门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皇帝不接受朝贺。十三年冬十一月丁卯日，冬至，命令有关部门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皇帝不临朝听政。
《旧唐书·代宗本纪》记载，大历十三年十一月
蕙田案：自广徳二年至此，中隔十三年不举郊祭。《册府元▯纪有司行事者五，而旧书但载此年，盖以明其有疾不视之故。祀既不亲，故毋庸黩载也。
德宗本纪，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上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时，河中浑瑊，泽潞李抱真，山南严震，同华骆元光，邠宁韩游瓌，鄜坊唐朝臣奉诚，康日知等大将，侍祠郊坛。毕，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
崔纵传：贞元元年，天子郊见，为大礼使。岁旱，用屈纵撙裁文物，俭而不陋。
礼仪志，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亲祀南郊，有司进图，勅付礼官详酌。博士栁冕奏曰：「开元定礼，垂之不刋；天宝改作，起自权制。此皆方士谬妄之说，非礼典之文，请一准开元礼。」从之。
蕙田案：五礼条目仪节，至唐贞观礼，渐复于古。逮开元礼成，郊祀之典尤善。乃不久而天宝自为坏之。栁冕之奏，允惬人心矣。
德宗本纪六年九月己卯，诏：“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太庙，行从官吏将士等，一切并令自备食物。其诸司先无公厨者，以本司阙职物充；其王府官度支，量给廪物。其仪仗礼物，并仰御史撙节处分。”十月己亥，文武百寮、京城道俗抗表请上徽号。上曰：“朕以春夏亢旱，粟麦不登，朕精诚祈祷，获降甘雨，既致丰穰，告谢郊庙。朕倘因禋祀而受徽号，是有为为之，勿烦固请也。”十一月庚午，日南至，上亲祀昊天上帝于郊丘，礼毕还宫，御丹凤楼宣赦，见禁囚徒，减罪一等。立仗将士及诸军兵，赐十八万段匹。
礼仪志》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上问礼官：“亚献、终献合受誓戒否？”吏部郎中栁冕曰：“准《开元礼》，献官前七日于内受誓戒，辞云：‘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今以皇太子为亚献，请改旧辞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从之。
唐书·德宗本纪》贞元九年十一月乙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册府元▯贞元九年十一月癸未》帝朝献太清宫，毕事宿斋于太庙行宫。甲申，朝于太庙，毕事斋于南郊行宫。乙酉日，南至，帝郊祀。初，帝以是岁有年，蛮夷朝贡，思亲告郊庙，于祀事尤重慎。及将散斋，谓宰臣曰：「在祀散斋，归正寝，摄心奉祀，不可闻外事，其常务勿奏。」乃斋于别殿。及命皇太子、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日，命妃媵辞于别所。故事，祈坛、宫庙内及殿庭，帝步武所及，皆设黄道褥，坛十一位，又施赤黄褥。将有事，皆命彻之。又故事，设御史版位于郊庙，或借以褥。及是，防禋拜首于地，有司奉祠者莫不惕励。
通典《贞元十三年勅》：「郊坛时祭燔柴瘗埋并依天宝十三年制，自今以后摄祭南郊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斋所具羽仪卤簿公服引入，亲受祝版，乃赴亲斋所。」
唐书·韦武传》：「是时帝以反正告郊庙，大兵后典章苟完，执事者时时咨武，武酌宜约用，得礼之衷，羣司奉焉。」
李纾传奉诏为郊庙乐章，论譔甚多。
蕙田案：传文在德宗时，而《乐志》絶无其辞。《意志中云：“不知所起者，或制于开元以下欤？”
文献通考》长庆三年，太常礼院奏：郊坛祠祀，遇大雨雪，废祭。其礼物条件如后：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礼，无焚毁之文，请于太常寺勅库收贮。而其小祀，虽非御署，准此，玉币、燎柴、神酒、燎币、醴齐，并榛栗、脯醢及应行事烛等，请令郊社署各牒充次祭支用。牲牛、参牲，既未行祭礼，无进胙、赐胙之文，请比附《礼记》及祠令「牲死则埋之」例，委监祭使及礼官于祠所瘗埋。其小祀不全用牢牲，旧例用猪羊肉，亦准此。粢盛、瓜葅、笋葅，应己造成馔物，请随牲瘗埋。行事官明衣绢布等，准式既祭前给讫，合充洁服，既已经用，请便收破。公卿已下明房油、暖幕炭，应齐宿日所破用物，请收破，防依永为定式。
旧唐书·敬宗本纪》：宝歴元年正月乙己朔，辛亥，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
唐书·文宗本纪》太和三年十一
译蕙田按：从广德二年到这一年，中间隔了十三年没有举行郊祀。《册府元龟》记载有司行事有五次，而《旧唐书》只记载了这一年，大概是为了说明皇帝因患病不临视的缘故。既然祭祀不亲自参与，所以不必繁琐记载。
《德宗本纪》：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皇帝亲自到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当时，河中节度使浑瑊、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山南节度使严震、同华节度使骆元光、邠宁节度使韩游瓌、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奉诚军节度使康日知等大将，侍奉祭祀于郊坛。礼毕，返回皇宫。皇帝登上丹凤楼，大赦天下。
《崔纵传》：贞元元年，天子举行郊祀，崔纵担任大礼使。当年大旱，崔纵裁减礼仪用品，节俭而不简陋。
《礼仪志》：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亲自到南郊祭祀，有司进呈仪注图样，皇帝下诏交付礼官详细斟酌。博士柳冕上奏说：“开元年间制定的礼制，流传至今不可更改；天宝年间改动的礼制，是出于权宜之计。这些都是方士荒谬虚妄的说法，不是礼典的正文，请求一律依照开元礼制。”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蕙田按：五礼的条目仪节，到唐代《贞观礼》时，逐渐恢复古制。等到《开元礼》编成，郊祀的典章尤其完善。然而不久之后，天宝年间自行将其破坏。柳冕的奏议，确实合乎人心。
《德宗本纪》：贞元六年九月己卯，下诏：“十一月八日在南郊太庙举行祭祀，随行官吏将士等，一切食物都令他们自备。那些各衙门原先没有公厨的，用本衙门空缺职位的俸禄物品充抵；王府官员的度支费用，酌情供给粮食。仪仗礼物，都命令御史裁减节制处理。”十月己亥，文武百官、京城僧道百姓上表请求为皇帝加上尊号。皇帝说：“朕因为春夏大旱，粟麦歉收，朕诚心祈祷，才降下甘雨，既已得到丰收，便到郊庙告谢。朕如果因为祭祀而接受尊号，是有求而为之，不必再坚持请求了。”十一月庚午，冬至日，皇帝亲自到郊丘祭祀昊天上帝，礼毕返回皇宫，登上丹凤楼宣布大赦，会见囚犯，减罪一等。立仗将士及各军士兵，赏赐十八万段匹绢帛。
《礼仪志》：贞元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南郊举行祭祀。下诏让皇太子担任亚献，亲王担任终献。皇帝问礼官：“亚献、终献是否应该接受誓戒？”吏部郎中柳冕说：“依照《开元礼》，献官在前七天于宫内接受誓戒，辞令说：‘各自发扬职责，如果不供职事，国家有常刑。’现在让皇太子担任亚献，请求将旧辞改为：‘各自发扬职责，严肃奉行常仪。’”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唐书·德宗本纪》：贞元九年十一月乙酉，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
《册府元龟》：贞元九年十一月癸未，皇帝朝献太清宫，礼毕在太庙行宫宿斋。甲申，朝拜太庙，礼毕在南郊行宫斋戒。乙酉日，冬至，皇帝举行郊祀。起初，皇帝因为这一年丰收，蛮夷朝贡，想亲自到郊庙告谢，对祭祀之事尤其重视谨慎。等到将要散斋时，对宰相说：“在祭祀散斋期间，回到正寝，收敛心神奉行祭祀，不可听闻外事，那些日常事务不要上奏。”于是皇帝在别殿斋戒。等到命令皇太子、诸王执行祭祀时，都让他们接受誓戒。有一天，命令妃嫔在别处辞行。按旧例，祈坛、宫庙内及殿庭，皇帝脚步所到之处，都铺设黄道褥，坛上十一位，又铺设赤黄褥。将要举行祭祀时，都命令撤去。又按旧例，在郊庙设置御史版位，有时借以铺设褥子。到了这时，防止在祭祀时拜首触地，有司奉行祭祀的人无不警惕勉励。
《通典》：贞元十三年下诏：“郊坛时祭的燔柴、瘗埋都依照天宝十三年的制度，从今以后，摄祭南郊太尉行事，前一天在致斋所准备好羽仪卤簿公服引入，亲自接受祝版，然后前往亲斋所。”
《唐书·韦武传》：“这时皇帝因为平定叛乱告祭郊庙，大战之后典章制度苟且完备，执事的人常常咨询韦武，韦武斟酌适宜，节约用度，符合礼制的中道，各衙门都奉行他的意见。”
《李纾传》：奉诏撰写郊庙乐章，论述撰写的很多。
蕙田按：传记文字在德宗时期，而《乐志》完全没有这些歌词。《乐志》中说：“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或许是在开元以后制定的吧？”
《文献通考》：长庆三年，太常礼院上奏：郊坛祠祀，遇到大雨雪，废除祭祀。其礼物条件如下：皇帝签署的祝版，既然没有举行祭礼，没有焚毁的条文，请在太常寺敕库收贮。而那些小祀，虽然不是皇帝签署，也依照此例，玉币、燎柴、神酒、燎币、醴齐，以及榛栗、脯醢和应当行事的蜡烛等，请命令郊社署各发文书充作下次祭祀支用。牲牛、参牲，既然没有举行祭礼，没有进胙、赐胙的条文，请比照《礼记》及祠令中‘牲死则埋之’的例子，委派监祭使及礼官在祠所瘗埋。那些小祀不全用牢牲，旧例用猪羊肉，也依照此例。粢盛、瓜葅、笋葅，应当已经做好的食物，请随牲一起瘗埋。行事官的明衣绢布等，依照式例在祭前已经发给，应当充作洁服，既然已经使用，请便收破。公卿以下明房的油、暖幕的炭，应当斋宿日所破用的物品，请收破，以防依永为定式。
《旧唐书·敬宗本纪》：宝历元年正月乙巳初一，辛亥，亲自到南郊祭祀昊天上帝，礼毕，登上丹凤楼，大赦，改元。
《唐书·文宗本纪》：太和三年十一
月甲午，有事南郊，大赦。崔宁传子黯，开成初为监察御史，奏郊庙祭事不防。文宗语宰相曰：“郊庙之礼，朕当亲之。但千乗万骑，国用不给，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闻主者不防，祭器敝恶，岂朕事神蠲洁意耶？”公宜勅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条以闻。
译甲午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典，实行大赦。崔宁将官职传给儿子崔黯，崔黯在开成初年担任监察御史，上奏说郊庙祭祀之事缺乏防备。文宗对宰相说：“郊庙的礼仪，我本应亲自参与。只是因为千乘万骑的仪仗耗费巨大，国家财力不足，所以才让有关部门代为祭祀。但在那一天，我端正衣冠，坐着等待天亮。现在听说主管官员缺乏防备，祭器破旧低劣，这难道符合我侍奉神灵、保持洁净虔诚的本意吗？”你们应当命令有关部门，传达我的这番心意。崔黯于是详细列出条目上报朝廷。
旧唐书·王播传：弟起，太和九年判太常卿，充礼仪详定使。创造礼神九玉，奏议曰：“邦国之礼，祀为大事。珪璧之议，经有前规。谨按《周礼》，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珪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黑璜礼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元云：‘禋，烟也。’为玉币祭讫，燔之而升烟以报阳也。今与《开元礼》义同，此则焚玉之騐也。又《周礼》掌国之玉镇大宝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则收玉之证也。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礼神，一则燔之。礼神者，讫事却收；祀神者，与牲俱燎。’则灵恩之义，合于礼经。今国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经据古，礼神之玉则无。臣等请下有司，精求良玉，创造苍璧、黄琮等九器，祭讫则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从之。
武宗本纪》会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五年正月辛亥，有事于郊庙，礼毕，御承天门，大赦天下。
旧唐书·武宗本纪：会昌四年十二月，勅：郊礼日，近狱囚数多，案款已成，多有翻覆。其两京天下州府见系狱囚，己结正及两度翻案伏款者，并令先事结断讫，申。
唐书·宣宗本纪》：大中元年正月甲寅，皇帝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门，大赦，改元。
蕙田案：新书作甲寅，旧书作戊申。据旧书云，此月戊戌朔，则十一为戊申。通考作十七日，与甲寅合，不知孰是。
旧唐书·宣宗本纪》：大中五年，勅两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后三年内，不得杀牛。如郊庙享祀合用者，即与诸畜代。
蕙田案：牛本不应妄杀，而独此三年何耶？计此三年中，亦未尝一举郊庙之祭，则代牛之制，亦不知其以何畜也。
旧唐书·懿宗本纪》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上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门，大赦，改元。四年正月庚午，上有事于圜丘，礼毕，御丹凤楼，大赦。
唐书·昭宗本纪》：龙纪元年十一月丁未，朝献于太清宫；戊申，朝享于太庙；己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旧唐书·昭宗本纪：龙纪元年十一月己丑朔，将有事于圜丘。辛亥，上宿斋于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时两军中尉杨复恭及两枢宻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钱珝、李绰等奏论之曰：「皇帝赴斋宫，内臣皆服朝服。臣检国朝故事及近代礼令，并无内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厯圣祚中兴，祗见宗祧，克承大礼，皆禀髙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旧经。轩冕服章，式遵彛宪。礼院先准大礼使牒称，得内侍省牒要知内臣朝服品秩。礼院己准礼令报讫。今参详近朝事例，若内官及诸衞将军，必须制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随资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事存传听，且可俯从，然亦不分明着在礼令。乞圣慈允臣所奏。」状入至晚不报。钱珝又进状曰：「臣今日己时进状论内官冠服制度，未奉圣防。伏以陛下防事郊禋，式遵彛范，凡关典礼，必守宪章。今陛下行先王之大礼，而内臣遂服先王之法服。来日朝献大圣祖，臣赞导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违制度，是为非礼，上渎祖宗。臣期不奉勅，臣谬当圣代，叨备礼官，获正朝仪，死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状入，降朱书御札曰：「卿等所论至当事，可从权，勿以小瑕遂妨大礼。」于是内四臣遂以法服侍祠。甲寅，圜丘礼毕，御承天门大赦。
唐书·殷侑传》孙盈孙为太常博士，龙纪元年，昭宗郊祀，两中尉及枢宻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孙奏言：“先代令典，无内官朝服侍祠，必欲之，当随所摄资品，虽无援据，犹免僭逼。”诏可。
旧唐书·孔纬传：十一月，昭宗谒郊庙，两中尉、内枢宻请朝服。纬奏曰：「中贵不衣朝服助祭，国典也。陛下欲以权道宠内臣，则请依所兼之官而为之服。」天子召諌官，谓之曰：「大礼日，近无宜立异，为朕容之。
译《旧唐书·王播传》记载：王播的弟弟王起，在唐文宗太和九年担任判太常卿，兼任礼仪详定使。他创制了祭祀神灵的九种玉器，上奏议论说：“国家的礼仪中，祭祀是最重大的事情。关于玉圭、玉璧的使用，经典中已有先例。谨按《周礼》记载，用苍璧祭祀天，用黄琮祭祀地，用青圭祭祀东方，用赤璋祭祀南方，用白琥祭祀西方，用黑璜祭祀北方。又说：‘四圭有邸，用来祭祀天；两圭有邸，用来祭祀地；圭璧，用来祭祀日月星辰。’这九种器物，都是祭祀神灵的玉器。又说：‘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郑玄解释说：‘禋，就是烟。’意思是玉帛祭祀完毕后，将其焚烧，使烟气上升以回报阳气。现在这与《开元礼》的意义相同，这就是焚烧玉器的证据。又《周礼》掌管国家的玉制镇宝器物，如果在大祭结束后就收藏起来，这就是收藏玉器的证据。梁代崔灵恩撰写《三礼义宗》说：‘凡是祭祀天神，各有两块玉，一块用来礼敬神灵，另一块则焚烧。礼敬神灵的玉，祭祀结束后收回；祭祀神灵的玉，与牺牲一起焚烧。’那么崔灵恩的解释，符合礼经。现在国家郊祭天、地、神所用的玉，通常都遵循经典依据古制，唯独礼敬神灵的玉没有。臣等请求下令有关部门，精心寻求优质玉石，创制苍璧、黄琮等九种器物，祭祀结束后将其收藏。那些焚烧的玉则依照常例。”皇帝听从了建议。
《武宗本纪》记载：会昌元年正月辛巳日，在郊庙举行祭祀，礼成后，登上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年号。会昌五年正月辛亥日，在郊庙举行祭祀，礼成后，登上承天门，大赦天下。
《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会昌四年十二月，下诏说：郊祭之日，近来监狱囚犯数量众多，案情已经查清，却多有翻供。两京及天下州府现羁押的囚犯，已经结案定罪以及两次翻供后再次服罪的，都要求在祭祀前结案判决完毕，并上报。
《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元年正月甲寅日，皇帝在郊庙举行祭祀，礼成后，登上丹凤门，大赦天下，改年号。
惠田按语：《新唐书》记载为甲寅日，《旧唐书》记载为戊申日。根据《旧唐书》所说，这个月戊戌日初一，那么十一日就是戊申日。《通考》记载为十七日，与甲寅日相符，不知哪个是正确的。
《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五年，下诏两京及天下州府，从大中五年正月一日以后三年内，不得杀牛。如果郊庙享祀需要用的，就用其他牲畜替代。
惠田按语：牛本来就不应该随意杀害，而唯独这三年是怎么回事呢？估计这三年中，也没有举行一次郊庙祭祀，那么替代牛的制度，也不知道是用什么牲畜了。
《旧唐书·懿宗本纪》记载：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日，皇帝在郊庙举行祭祀，礼成后，登上丹凤门，大赦天下，改年号。咸通四年正月庚午日，皇帝在圜丘举行祭祀，礼成后，登上丹凤楼，大赦天下。
《唐书·昭宗本纪》记载：龙纪元年十一月丁未日，朝献于太清宫；戊申日，朝享于太庙；己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
《旧唐书·昭宗本纪》记载：龙纪元年十一月己丑日初一，将要在圜丘举行祭祀。辛亥日，皇帝在武德殿宿斋，宰相百官穿着朝服就位。当时两军中尉杨复恭以及两枢密使都穿着朝服侍奉皇帝。太常博士钱珝、李绰等人上奏议论说：“皇帝前往斋宫，宦官都穿着朝服。臣查阅本朝旧例以及近代礼令，并没有宦官穿着朝服助祭的条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历，圣祚中兴，恭敬拜见宗庙，能够继承大礼，都遵循高祖、太宗的成制，必定沿袭虞、夏、商、周的旧经。车服仪制，应当遵循常宪。礼院先前根据大礼使的公文称，得到内侍省公文要求知晓内臣朝服的品秩。礼院已经根据礼令回复完毕。现在参详近朝事例，如果宦官及诸卫将军，必须制作冠服，就各自依照所兼任的正官，随资品依照令式穿着本官的服饰。事情存在传闻，暂且可以顺从，然而也没有明确记载在礼令中。乞求圣恩允许臣的奏请。”奏状呈入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复。钱珝又进奏说：“臣今日巳时进奏议论宦官冠服制度，尚未奉到圣旨。伏惟陛下防备郊禋之事，遵循常范，凡是关系到典礼，必定遵守宪章。现在陛下实行先王的大礼，而宦官却穿着先王的法服。明天朝献大圣祖，臣赞导皇帝行事，如果侍臣服饰违背制度，这就是非礼，上渎祖宗。臣如果不奉诏，臣谬当圣代，侥幸担任礼官，得以纠正朝仪，死也值得。即使像脂膏泥滓一样卑微，也是心甘情愿。”奏状呈入，皇帝降下朱笔御札说：“卿等所议论的非常恰当，可以权且听从，不要因为小瑕疵而妨碍大礼。”于是四位内臣就穿着法服侍奉祭祀。甲寅日，圜丘礼成，皇帝登上承天门大赦天下。
《唐书·殷侑传》记载：孙盈孙担任太常博士，龙纪元年，昭宗郊祀，两中尉及枢密使都穿着宰相服饰侍奉皇帝，孙盈孙上奏说：“前代令典，没有宦官穿着朝服侍祠的规定，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应当随其所摄取的资品，虽然没有依据，也能避免僭越逼迫。”皇帝下诏同意。
《旧唐书·孔纬传》记载：十一月，昭宗谒见郊庙，两中尉、内枢密请求穿着朝服。孔纬上奏说：“宦官不穿朝服助祭，是国家典制。陛下想要用权宜之道宠幸宦官，就请依照他们所兼任的官职来制作服饰。”天子召见谏官，对他们说：“大礼之日，近来不宜标新立异，为我宽容他们吧。”
唐书·哀帝本纪》：天祐二年七月卜郊，九月乙酉改卜郊，十一月庚午三卜郊。
旧唐书·哀帝本纪：天祐二年五月庚午，勅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制礼衣祭服，宜令宰臣栁璨判祭器，宜令张文蔚、杨涉分判仪仗车辂，宜令太常卿张廷范判。六月辛夘，太微宫使栁璨奏：前使裴枢充宫使日，权奏请▯元观为太清宫，又别奏在京▯道观为太清宫，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南禋，先谒圣祖庙，▯道观既未修葺，▯元观又在北山，若车驾出城，礼非便稳。今欲只留北山上老君庙一所，其▯元观请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行事。从之。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栁璨记事，欲拆北邙山下▯元观，移入都内，于清化坊取旧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宫，准备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縁延资库、盐铁并无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军诸衞张全义指挥工作讫。优诏嘉之。九月乙酉，勅：先择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备物之间有所未办，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十一月丙辰，全忠自正阳渡淮而北，至汝隂，全忠深
悔此行无益。丁夘至大梁时，哀帝以此月十九日亲祠圜丘，中外百司礼仪法物己备。戊辰，宰相已下于南郊坛习仪，而裴迪自大梁▯言：「全忠怒蒋元晖、张廷范、栁璨等谋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元晖、栁璨大惧。庚午，勅曰：「先定此月十九日亲礼南郊，虽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来年正月上辛，付所司。」十二月庚戌，勅：「朕以谬荷丕图，礼合亲谒郊庙，先定来年正月上辛用事。今以宫闱内乱，播于丑声，难以慙恧之容入于祖宗之庙。其明年上辛亲谒郊庙，宜停。」
五代史·梁本纪：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为蒋元晖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惧，改卜郊。十二月，王遣人告枢宻使蒋元晖与何太后私通，杀元晖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积善宫。天子下诏，以太后故停郊。
孔循传，循与蒋元晖有隙。哀帝即位，将有事于南郊，循与王殷【即蒋殷冒王氏】谗于太祖曰：「元晖私侍何太后，与张廷范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时梁兵攻夀春，败归，帝遣裴迪劳军。太祖见迪，怒甚。迪还，哀帝不敢郊。
蒋殷传：「哀帝方卜郊，殷与蒋元晖有隙，因谮之太祖。言元晖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诸侯助祭者，以谋兴复。」太祖大怒，哀帝为改卜郊。
蕙田案：读《旧唐书》、《五代史》所载，则《新唐书》罢郊之原委曲折，了然矣。
右唐郊礼
五代史·梁本纪：太祖开平二年正月己亥，卜郊于西都。《文献通考》：梁太祖开平二年十一月，自东京赴洛都，行郊天礼。自石桥备仪仗，至郊坛。
册府元▯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请郊天谒庙，命有司择日备仪，因先布告岳牧方伯。于是太常礼院选用四月二十四日有事于南郊。壬寅，应郊祀大礼，仪仗、车辂、卤簿、法物、祭器、乐悬各令所司修饰，以河南尹张宗奭充都防，集诸司法物使。三月，帝以魏博、真定助修西都宫内工役方兴，礼容未备，其郊天谒庙宜于秋冬别选良日。七月，诏曰：“祀典之礼，有国之大事也。如闻官吏慢于展敬，礼容牲馔有异精防，宜令御史疏其条件以闻。”详定礼仪使奏得太常礼院状，选用今年十一月己丑冬至有事于南郊。勅令于来年正月内选日，礼院奏选来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夘亲祭南郊，可之。诏以左千牛衞上将军胡规充南郊仪仗使，金吾衞将军赵麓充车辂法物使。是月冬至，命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蕙田案：史但言卜而不言郊，据《通考》则似十一月郊，而总数梁郊处此，又不列葢是十一月赴洛，而明年正月始郊也。《通考》下文云：「以张宗奭为大礼使，故事皆以宰相为之」，则本是摄祭而非亲奉，观《元▯纪事，始晓然矣。
五代史·梁本纪三年正月辛夘，有事于南郊，大赦。《文献通考》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张宗奭为南郊大礼使【故事，皆以宰相为之，今用河南尹充，非常例也】
册府元▯开平三年正月乙
译《唐书·哀帝本纪》记载：天祐二年七月占卜郊祀日期，九月乙酉日重新占卜郊祀日期，十一月庚午日第三次占卜郊祀日期。
《旧唐书·哀帝本纪》记载：天祐二年五月庚午日，皇帝下诏命有关部门确定今年十月九日在郊外和山丘举行祭祀，修缮制作礼服祭服，应命宰相柳璨主管祭器，应命张文蔚、杨涉分别主管仪仗车辂，应命太常卿张廷范主管。六月辛卯日，太微宫使柳璨上奏说：前任宫使裴枢担任宫使时，曾临时奏请将〇元观作为太清宫，又另外奏请将京城的〇道观作为太清宫，至今尚未有制度安排。考虑到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自举行南郊祭祀，要先拜谒圣祖庙，〇道观既然没有修缮，〇元观又在北山，如果车驾出城，礼仪上并不方便稳妥。现在打算只保留北山上的一座老君庙，将〇元观拆入都城，在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举行仪式。皇帝听从了。丙午日，朱全忠上奏说：得知宰相柳璨的记录，想要拆除北邙山下的〇元观，移入都城内，在清化坊利用旧昭明寺的基地建置太微宫，准备十月九日南郊祭祀。因为延资库、盐铁使都没有财力，让我商量，我已经发公文给判六军诸卫张全义指挥施工完毕了。皇帝下诏嘉奖他。九月乙酉日，皇帝下诏说：先前选定十月九日在郊外和山丘举行祭祀，但准备物品之间有所欠缺，应改为十一月十九日。十一月丙辰日，朱全忠从正阳渡过淮河向北，到达汝阴，朱全忠深深后悔此行没有益处。丁卯日到达大梁时，哀帝因本月十九日要亲自祭祀圜丘，中外百官的礼仪法物已经齐备。戊辰日，宰相以下官员在南郊坛练习礼仪，而裴迪从大梁〇说：“朱全忠愤怒蒋元晖、张廷范、柳璨等人谋划延长唐朝国运而想要郊祭上天并改元。”蒋元晖、柳璨非常恐惧。庚午日，皇帝下诏说：先前确定本月十九日亲自祭祀南郊，虽然已定下吉日，但改期占卜也有先例，应改为来年正月上辛日，交给有关部门。十二月庚戌日，皇帝下诏说：我因承受皇位，礼仪上应当亲自拜谒郊庙，先前确定来年正月上辛日祭祀。现在因为宫闱内乱，传出丑声，难以带着羞愧的脸色进入祖宗的庙堂。来年上辛日亲自拜谒郊庙，应停止。
《五代史·梁本纪》记载：天子占卜在南郊祭祀上天，朱全忠愤怒，认为蒋元晖等人想祈求上天以延长唐朝国运。天子恐惧，改期占卜郊祀。十二月，朱全忠派人告发枢密使蒋元晖与何太后私通，杀死蒋元晖并焚烧尸体，于是弑杀何太后于积善宫。天子下诏，因为太后的缘故停止郊祀。
《孔循传》记载，孔循与蒋元晖有嫌隙。哀帝即位，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孔循与王殷【即蒋殷冒用王氏姓氏】向太祖进谗言说：“蒋元晖私下侍奉何太后，与张廷范等人侍奉天子郊祭上天，希望延长唐朝国运。”太祖大怒。当时梁军攻打寿春，战败归来，皇帝派遣裴迪慰劳军队。太祖见到裴迪，非常愤怒。裴迪回来，哀帝不敢举行郊祀。
《蒋殷传》记载：“哀帝正要占卜郊祀，蒋殷与蒋元晖有嫌隙，因此向太祖进谗言。说蒋元晖等人教唆天子占卜郊祀，祈求上天并等待诸侯助祭，以此图谋复兴唐朝。”太祖大怒，哀帝因此改期占卜郊祀。
秦蕙田按语：阅读《旧唐书》、《五代史》所载，那么《新唐书》中罢免郊祀的原委曲折，就清楚了。
以上关于唐代郊祀礼仪。
《五代史·梁本纪》记载：太祖开平二年正月己亥日，在西都占卜郊祀。《文献通考》记载：梁太祖开平二年十一月，从东京前往洛阳，举行郊祭上天的礼仪。从石桥准备仪仗，到达郊坛。
《册府元龟》记载：开平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请求郊祭上天拜谒宗庙，命令有关部门择日准备礼仪，因而先向岳牧方伯布告。于是太常礼院选用四月二十四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壬寅日，应对郊祀大礼，仪仗、车辂、卤簿、法物、祭器、乐悬各令有关部门修饰，任命河南尹张宗奭为都防，集合各司法物使。三月，皇帝因为魏博、真定协助修缮西都宫内工程正兴起，礼仪容貌尚未齐备，那郊祭上天拜谒宗庙应在秋冬另选良日。七月，下诏说：“祭祀典礼，是国家的大事。听说官吏怠慢于表达敬意，礼仪容貌、牺牲饮食有异于精洁防范，应令御史疏列其条件上报。”详定礼仪使奏得太常礼院状，选用今年十一月己丑日冬至在南郊举行祭祀。下诏令在来年正月内选日，礼院奏选来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卯日亲自祭祀南郊，批准了。下诏任命左千牛卫上将军胡规为南郊仪仗使，金吾卫将军赵麓为车辂法物使。当月冬至，命令宰臣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
秦蕙田按语：史书只说占卜而没说郊祀，根据《通考》则似乎十一月郊祀，但总数梁郊在此处，又不列出，大概是十一月赴洛阳，而明年正月才开始郊祀。《通考》下文说：“任命张宗奭为大礼使，旧例都以宰相担任”，那么本是代理祭祀而非亲自奉祀，观看《元龟》记载，才明白了。
《五代史·梁本纪》记载：开平三年正月辛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文献通考》记载：开平三年正月，任命河南尹张宗奭为南郊大礼使【旧例，都以宰相担任，现在用河南尹充任，不是常规】
《册府元龟》记载：开平三年正月乙
酉》诏曰：「初宅雒都将行郊祀，应岳渎名山大川及诸州有灵迹封崇圣祠，各宜差官吏精防祭告。」是月，礼仪使奏请皇帝宿斋三日，庚寅亲飨太祖，辛夘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是日降雪盈尺，及升坛而止。
译《酉》皇帝下诏说：“当初定都洛阳，即将举行郊祀大典，对于应祭祀的名山大川以及各州有灵异迹的封禅圣祠，都应当派遣官吏精心防守并祭告。”当月，礼仪使奏请皇帝斋戒三日，庚寅日皇帝亲自祭祀太祖，辛夘日皇帝在圜丘亲自祭祀昊天上帝。当天降雪深达一尺，等到登上祭坛时雪就停了。
册府元▯开平四年九月丁亥朔，车驾幸陜府，命宰臣于竞赴西都，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五代史·梁本纪末帝贞明三年冬十二月己巳，如西都卜郊。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夘，至自西都。
梁家人传将册妃张氏为后妃，请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
赵犨传，是时梁将刘鄩等与庄宗相拒澶魏间，兵数败。岩【犨子】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犹未郊天，议者以为朝廷无异藩镇，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虽失，天下幸安，愿陛下力行之。”敬翔以为不可，曰：“今府库虚竭，箕敛供军，若行郊禋，则必赏赉，是取虚名而受实▯也。”末帝不听，乃备法驾，幸西京。而庄宗取杨刘，或传晋兵入东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郓濮矣。京师大风拔木，末帝大惧，从官相顾而泣，乃还东都，遂不果郊。
蕙田案：赵犨传文详述不郊之故，与本纪互相足也。朱温忌昭宣之郊，而胁之使罢。及其闇奸大位，仅周一纪，而卜郊不果，恰相对照。天道好还，可畏哉！
唐本纪庄宗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张全义传：初，梁末帝幸洛阳，将祀天于南郊而不果，其仪仗法物犹在。全义因请幸洛阳，曰：“南郊仪物已具。”庄宗大恱，加拜太师、尚书令。明年十一月，幸洛阳而礼物不具，因改用。来年二月，然不以前语责全义。张宪传：庄宗幸东都，定州王都来朝。庄宗命宪治鞠▯，与都击鞠。初，庄宗建号东都，以鞠▯为即位坛。于是宪言：“即位坛王者所以兴也，汉鄗南、魏繁阳至今尚在，不可毁。”乃别治鞠▯，未成。庄宗怒，命两虞候亟毁坛以为▯。宪叹曰：“此不祥之兆也。”
蕙田案：五代史文未有言告天即位者，然宪以鄗南、繁阳为比，则知亦有告天，史文畧耳。
唐本纪：明宗长兴元年二月乙夘，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李愚传：明宗祀天南郊，愚为宰相，冯道、赵凤草加恩制，道鄙其词，罢为太常卿。
蕙田案：五代衰乱如此，而一举郊祀，必推恩赉，此宋世所以惮行而归于合祭，或终于废祭。盖相承旧习，所从来逺，而不知其适为败礼之根原也。
辽史·太宗本纪》防同三年七月，晋遣使请行南郊礼，许之。四年三月，晋以许祀南郊，遣使来谢，进黄金十镒。蕙田案：敬瑭之立，在天显十一年，至是当为六年，请之未行，至明年而殂矣，故《晋纪》无郊天事。
册府元▯周太祖广顺三年十月戊申》内出御札曰：「王者应运开基，子民育物，罔不承天事地，尊祖敬宗。燔柴于泰坛，用昭干德；瘗玉于方泽，以答坤灵。朕受命上元，宅心下土，时己歴于三载，渐至小康。礼未展于二仪，深亏大典。宜叶蓍▯式陈笾豆，庶展吉蠲之礼，用倾昭事之忱。朕以来年正月一日，于东京有事于南郊。宜令所司各备仪注，务从省约，无致烦劳。凡有供需，并用官物，府县不得因便差配。诸道州府不得以进奉南郊为名，辄有率敛，庶禆严静，以奉郊禋。中外臣僚，当体予意。」《文献通考》广顺三年九月，太常礼院奏准勅定郊庙制度：「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圜丘四成，各髙八尺一寸，下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十有二陛，每节十二等。燎坛在泰坛之丙地，方一丈，髙一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请下所司修奉，从之【时周太祖将拜南郊，故修奉之】
五代史·周本纪》：太祖显徳元年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吴杨行宻世家隆演卒乃立溥。明年二月，改元顺义，赦境内。冬十一月，祀天于南郊。
南唐徐知诰世家：升元三年四月，昪郊祀上帝于圜丘。《宋史·南唐世家》：昪立七年，卒，景袭位，改元保大，郊祀天地。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宋史·西蜀世家》：「汉祖起并门，中土蝗旱连歳，昶益自大，行郊祀礼。」
五代史·南汉刘隠世家》：大宝二年，鋹祀天南郊。
宋史·南汉世家》：刘隠卒，弟陟袭
译《册府元龟》记载：开平四年九月丁亥初一，皇帝车驾前往陕府，命令宰相于竞前往西都，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
《五代史·梁本纪》记载：末帝贞明三年冬十二月己巳日，前往西都占卜郊祀事宜。四年正月，未能举行郊祀。己夘日，从西都返回。
《梁家人传》记载：将要册封妃子张氏为皇后，请求等到皇帝郊祀天地之后进行，但皇帝最终未能举行郊祀。
《赵犨传》记载：当时梁将刘鄩等人与庄宗在澶州、魏州之间对峙，军队屡次战败。赵岩（赵犨之子）说：“古代的君王，必定要郊祀天地。陛下即位以来，尚未郊祀上天，议论的人认为朝廷与藩镇没有区别，像这样怎么能让天下畏惧尊重？如今河北虽然失守，但天下幸好安定，希望陛下努力施行。”敬翔认为不可，说：“如今府库空虚枯竭，搜刮民财供给军队，如果举行郊祀，就必定要赏赐，这是追求虚名而承受实祸。”末帝不听，于是准备法驾，前往西京。而庄宗夺取了杨刘，有的传言晋兵已进入东都，有的说扼守汜水，有的说攻下了郓州、濮州。京城大风拔起树木，末帝非常恐惧，随从官员面面相觑哭泣，于是返回东都，最终未能举行郊祀。
蕙田按语：赵犨传的记载详细叙述了未能郊祀的原因，与本纪互相补充。朱温忌惮昭宣帝郊祀，胁迫他停止。等到他篡夺帝位，仅仅一年，占卜郊祀却未能实现，恰好形成对照。天道好还，真是可畏啊！
《唐本纪》记载：庄宗同光二年二月己巳初一，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张全义传》记载：起初，梁末帝前往洛阳，打算在南郊祭祀上天却没有成功，那些仪仗法物还在。张全义因此请求皇帝前往洛阳，说：“南郊的仪物已经齐备。”庄宗非常高兴，加封他为太师、尚书令。第二年十一月，前往洛阳但礼物不齐备，于是改用其他。第二年二月，却没有用以前的话来责备张全义。《张宪传》记载：庄宗前往东都，定州王都来朝见。庄宗命令张宪整治鞠场，与王都击鞠。起初，庄宗在东都建号，把鞠场作为即位坛。于是张宪说：“即位坛是君王兴起的地方，汉朝鄗南、魏朝繁阳至今还在，不可毁坏。”于是另外整治鞠场，尚未建成。庄宗发怒，命令两虞候赶快毁坏坛场作为鞠场。张宪叹息说：“这是不祥的征兆。”
蕙田按语：《五代史》文中没有说告天即位的，但张宪以鄗南、繁阳作为类比，就知道也有告天仪式，只是史文简略罢了。
《唐本纪》记载：明宗长兴元年二月乙夘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改年号。
《李愚传》记载：明宗在南郊祭祀上天，李愚担任宰相，冯道、赵凤起草加恩诏书，冯道轻视其文辞，罢免李愚为太常卿。
蕙田按语：五代衰乱如此，而一旦举行郊祀，必定要推恩赏赐，这就是宋朝畏惧施行而归于合祭，或者最终废除祭祀的原因。大概是沿袭旧习，由来已久，却不知道这恰恰是败坏礼制的根源。
《辽史·太宗本纪》记载：会同三年七月，后晋派遣使者请求举行南郊礼，允许了。四年三月，后晋因为允许祭祀南郊，派遣使者来谢恩，进献黄金十镒。蕙田按语：石敬瑭即位，在天显十一年，到这时应当是六年，请求后没有施行，到第二年他就死了，所以《晋纪》中没有郊祀上天的记载。
《册府元龟》记载：周太祖广顺三年十月戊申日，内出御札说：“君王顺应天命开创基业，养育百姓万物，无不承奉上天侍奉大地，尊崇祖先敬奉宗庙。在泰坛焚烧柴薪，用来昭示乾德；在方泽埋藏玉帛，用来报答坤灵。朕承受天命，居心下土，时间已经历了三年，逐渐达到小康。大礼尚未在天地之间展现，深深亏欠大典。应当顺应蓍草之占，陈列笾豆，希望展现洁净吉利的礼仪，用来倾尽昭事上天的心意。朕将于来年正月一日，在东京南郊举行祭祀。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各自准备仪注，务必从简节约，不要导致烦劳。凡是有供应需求，都使用官物，府县不得借机差派征敛。各道州府不得以进奉南郊为名，擅自征收赋税，希望有助于严肃安静，以奉祀郊禋。中外臣僚，应当体察我的意思。”《文献通考》记载：广顺三年九月，太常礼院奏准敕令确定郊庙制度：“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圜丘有四层，每层高八尺一寸，下层宽二十丈，第二层宽十五丈，第三层宽十丈，第四层宽五丈，有十二条陛道，每节十二等。燎坛在泰坛的丙地，方形一丈，高一丈二尺，上面朝南开门，宽六尺。”请求下达有关部门修奉，听从了【当时周太祖将要拜祭南郊，所以修奉】。
《五代史·周本纪》记载：太祖显德元年正月丙子初一，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改年号。
《吴杨行密世家》记载：隆演去世于是立溥。第二年二月，改年号顺义，赦免境内。冬十一月，在南郊祭祀上天。
《南唐徐知诰世家》记载：升元三年四月，昪在圜丘郊祀上帝。《宋史·南唐世家》记载：昪即位七年，去世，景袭位，改年号保大，郊祀天地。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记载：“武成元年正月，在南郊祭祀上天，大赦天下，改年号。”
《宋史·西蜀世家》记载：“汉祖起于并门，中原蝗灾旱灾连年，昶更加自大，举行郊祀礼。”
《五代史·南汉刘隐世家》记载：大宝二年，鋹在南郊祭祀上天。
《宋史·南汉世家》记载：刘隐去世，弟弟刘陟袭位
蕙田案：五代十国，▯剖豆分，谁当正统？要以郊祀重。钜真人未出，则余分闰位，不容尽废，故总附唐末，不复加区别云。
右五代郊礼
五礼通考巻十一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十二
刑部尚书秦惠田撰
吉礼十二
圜丘祀天
宋史·太祖本纪》：干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南郊，大赦，改元。百官奉玉册，上尊号。
礼志干德元年，始有事于南郊。自五代以来，丧乱相继，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是，诏有司讲求遗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是歳十一月十六日，合祭天地于圜丘。初，有司议配享，请以禧祖升配。张昭献议曰：「隋、唐以前，虽追立四庙，或六七庙，而无徧加帝号之文。梁、陈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齐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圜丘，以皇考配；唐贞观初，以髙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积累勲伐，肇基王业，伏请奉以配享。」从之。
南郊坛制，梁及后唐郊坛皆在洛阳。宋初始作坛于东都南薰门外，四成，十二陛，三壝。设燎坛于内坛之外，丙地，髙一丈二尺。设皇帝更衣大次于东壝东门之内，道北，南向。
干德元年八月，礼仪使陶谷言：「飨庙、郊天两日行礼，从祀官前七日皆合于尚书省受誓戒。自来一日之内受两处誓戒，有亏防洁。今拟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礼，望依礼文，于八日先受从享太庙誓戒，九日别受郊天誓戒。其日请放朝参。」从之。自后百官受誓戒于朝堂，宗室受于太庙。祭之日，均用丑时，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刻。前二日，遣官奏告配帝之室。仪鸾司设大次、小次及文武侍臣、蕃客之次。太常设乐位、神位、版位等事。前一日，司尊彛帅其属以法陈祭器于堂东。仆射、礼部尚书视涤濯告洁。礼部尚书、侍郎省牲。光禄卿奉牲告充、告备。礼部尚书视鼎镬，礼部侍郎视腥熟之节。祭之旦，光禄卿率其属取笾豆簠簋实之，及荐腥，礼部尚书率其属荐笾豆簠簋。户部、兵部、工部尚书荐三牲之腥熟俎。礼毕，各彻而有司受之以出。晡后，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御史按视之，奏「中严」，外办。以礼部侍郎请解严，以礼部郎中赞者设亚、终献位于小次之南，宗室位于其后。设公卿位于亚、终献之南，分献官位于公卿之后，执事者又在其后，俱重行西向，北上。其致福也，太牢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以羊左肩七个，犆豕以左肩五个。有司摄事，进胙皆如礼。太尉展视以授使者，再拜稽首。既享大宴，号曰「饮福」。自宰臣而下至应执事及乐工、驭车马人等，并均给有差，以为定式。是歳十一月日至，皇帝服衮冕，执圭合祭天地于圜丘。还，御明徳门楼肆赦。
凡郊坛值雨雪，即斋宫门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设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给明衣。
凡常祀天地宗庙，皆内降御封香，仍制漆匮，付光禄、司农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缄署礼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内出香，遂为定制。
聂崇义传吏部尚书张昭等奏议曰：「案崇义称祭天苍璧九寸圆好，祭地黄琮八寸无好，圭璋琥并长九寸。自言周显徳三年与田敏等案《周官》玉人之职及阮谌、郑▯旧图载其制度。臣等案《周礼》玉人之职，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之文，即无苍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尔雅》肉倍好之说，此即是注璧羡度之文，又非苍璧之制。又详郑▯自注《周礼》不载尺寸，岂复别作画图，违经立异？又配合羡度、肉好之言，彊为尺寸，古今大礼，顺非改作，于理未通。又据尹拙所述礼神之六玉，称取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长尺二寸，以法十二时；祭地之琮长十寸，以效地之数。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圆外曰璧，圎中方外曰琮。』崇义非之，以为灵恩非周公之才，无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补六玉阙文，尤不合礼。臣等以灵恩所撰之书，
译蕙田按：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分裂，谁才是正统？主要看郊祀（祭天）这一重大典礼。因为真正的正统君主尚未出现，所以那些残余的、过渡性的政权，也不能完全废弃，因此都附在唐朝末年之下，不再加以区分。
以上为五代郊祀之礼。
《五礼通考》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十二
刑部尚书秦惠田撰
吉礼十二
圜丘祀天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干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日，在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大赦天下，改换年号。百官捧着玉册，为皇帝上尊号。
《礼志》记载：干德元年，开始在南郊举行祭天大典。自从五代以来，战乱相继，典章制度大多散失。到了这时，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寻访遗存的典籍，遵循旧有的典故，以符合恭敬谨慎的心意。这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圜丘合祭天地。起初，有关部门商议配享（配享于天帝的祖先），请求让宣祖配享。张昭提出建议说：“隋、唐以前，虽然追立四座庙或六七座庙，但没有普遍加上帝号的记载。梁、陈在南郊祭祀天皇，以皇考配享；北齐在圜丘祭祀昊天，以神武帝配享；隋朝在圜丘祭祀昊天，以皇考配享；唐朝贞观初年，以高祖配享圜丘；后梁太祖郊祭上天，以皇考烈祖配享。恭敬地想，宣祖皇帝积累功勋，开创王业，恳请奉他配享。”皇帝听从了。
南郊祭坛的规制，后梁及后唐的郊坛都在洛阳。宋朝初年，开始在东都（开封）南薰门外建造祭坛，分为四层，有十二条台阶，设三道围墙。在内坛之外设置燎坛，位于丙地，高一丈二尺。在东围墙东门之内、道路北侧，设置皇帝更衣的大次，坐北朝南。
干德元年八月，礼仪使陶谷上言：“飨庙、郊天两天举行典礼，从祀官员在前七天都应当在尚书省接受誓戒。向来一天之内接受两处誓戒，有损于防备和洁净。现在拟定十一月十六日举行郊礼，希望依照礼文，在初八日先接受从享太庙的誓戒，初九日另外接受郊天的誓戒。那一日请免除朝参。”皇帝听从了。此后，百官在朝堂接受誓戒，宗室在太庙接受。祭祀当天，都使用丑时，秋夏以一刻为准，春冬以七刻为准。前两天，派遣官员奏告配享帝王的庙室。仪鸾司设置大次、小次以及文武侍臣、外国使节的次舍。太常寺设置乐位、神位、版位等事务。前一天，司尊彛率领其属员依法在堂东陈列祭器。仆射、礼部尚书视察洗涤洁净情况。礼部尚书、侍郎省视牺牲。光禄卿奉上牺牲，报告充足、完备。礼部尚书视察鼎镬，礼部侍郎视察生熟之节。祭祀当天早上，光禄卿率领其属员取笾豆簠簋装满食物，以及进献生肉，礼部尚书率领其属员进献笾豆簠簋。户部、兵部、工部尚书进献三牲的生熟俎。礼仪完毕，各自撤去，由有关部门接收后送出。傍晚之后，郊社令率领其属员扫除。御史巡视，奏报“中严”，外面准备就绪。由礼部侍郎请求解除警戒，由礼部郎中赞者设置亚献、终献的位置在小次之南，宗室位于其后。设置公卿的位置在亚献、终献之南，分献官员位于公卿之后，执事的人又在其后，都排成两行向西，以北为上。至于致福，太牢用牛左肩臂臑折成九块，少牢用羊左肩七块，特猪用左肩五块。有关部门摄事，进献胙肉都依照礼仪。太尉展视后交给使者，再拜稽首。祭祀完毕后举行大宴，称为“饮福”。从宰相以下到所有执事以及乐工、驾驭车马的人等，都分别给予赏赐，作为定例。这一年十一月冬至，皇帝穿着衮冕，手持玉圭，在圜丘合祭天地。返回后，登上明德门楼颁布赦令。
凡是郊坛遇到雨雪，就在斋宫门、望祭殿望拜。祭祀当天不设登歌，祀官穿着公服行事。中祀以上，都发给明衣。
凡是常规祭祀天地宗庙，都由宫内降下御封香，仍然制作漆柜，交给光禄寺、司农寺。每次祠祭，命令判寺官封缄署押礼料，送到祭祀场所。凡是祈祷告祭，也从宫内发出香，于是成为定制。
聂崇义传记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议说：“查聂崇义称祭天用苍璧九寸圆好，祭地用黄琮八寸无好，圭璋琥都长九寸。自称周显德三年与田敏等查考《周官》玉人之职及阮谌、郑玄旧图所载其制度。我们查考《周礼》玉人之职，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以及璧羡度尺，好三寸作为度数的记载，并没有苍璧黄琮的制度。又引用注疏中有《尔雅》肉倍好的说法，这就是注释璧羡度的文字，又不是苍璧的制度。又详查郑玄自注《周礼》不载尺寸，难道又另外画图，违背经义标新立异？又配合羡度、肉好的说法，强行规定尺寸，古今大礼，顺从而非更改，在道理上不通。又根据尹拙所述礼神之六玉，称取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都长尺二寸，以法十二时；祭地之琮长十寸，以效地之数。又引《白虎通》说：‘方中圆外曰璧，圆中方外曰琮。’聂崇义非议它，认为灵恩没有周公的才能，没有周公的地位，一朝撰述，便补六玉阙文，尤其不合礼。我们认为灵恩所撰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