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十二

译考察古代训诫，祭祀用玉以十二为定数，大概是因为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时，封山的玉牒长十二寸，圜丘的笾豆排列十二列，天子用镇圭在外守卫，宗后用大琮在内守卫，它们的长度都是一尺二寸。又有一种祼圭长一尺二寸，王者用来祭祀宗庙。如果人君亲自举行郊祭，登上祭坛酌酒献祭，身穿大裘，插着大圭，行稽首奠酒之礼而手持一尺二寸的大圭，神位前献上九寸的璧，达不到礼制中宗庙祼圭的数量，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情感又怎能安适呢？那么灵恩的议论，道理并没有失误。」

译《文献通考》记载，先前皇帝下诏在冬至日于南郊举行祭祀，有关部门奏称冬至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前一天，皇帝初次在南郊祭祀，不应临近月末，于是改用十六日。甲子日，十三日皇帝在崇元殿住宿斋戒，次日穿戴通天冠、绛纱袍，手持镇圭，乘坐玉辂，从明德门出发，群臣在两侧侍立，仪仗队在前开道，前往太庙。五更时分，朝享礼成，天亮后乘坐车辂前往南郊，在帷宫中斋戒。皇帝初次前往太庙，乘坐玉辂。左谏议大夫崔颂代理太仆，皇帝详细询问仪仗名物的名称，崔颂应对详尽敏捷，皇帝非常高兴。十六日，皇帝穿戴衮冕，手持玉圭，在圜丘合祭天地，以皇弟开封尹担任亚献，兴元尹赵光美担任终献。将要登上祭坛时，有关部门铺设黄褥作为道路，皇帝说：“我怀着洁净的诚心侍奉上天，不必如此。”命令撤去黄褥，然后回宫。将要乘坐金辂时，环顾左右问道：“按照典故可以乘坐步辇吗？”回答说没有妨碍，于是乘坐步辇。壬申日，因南郊祭祀礼成，在广政殿举行盛大宴会，称为“饮福”，从此成为惯例。

五代以来，宰相担任大礼使，太常卿担任礼仪使，御史中丞担任仪仗使，兵部尚书担任卤簿使，京府尹担任桥道顿递使。宋朝制度中，大礼的顿递沿袭旧制，而大礼使有时由亲王担任，又专门以翰林学士担任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有时由其他官员充任【这一年司徒兼侍中范质担任南郊大礼使，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陶谷担任礼仪使，刑部尚书张昭担任卤簿使，御史中丞刘温叟担任仪仗使，皇弟开封尹赵光义担任桥道顿递使】。太平兴国元年才开始铸造五使的印信。石林叶氏说：“南郊五使，唐代制度非常详细，查阅《会要》，只见到长庆年间后有以太常卿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大礼使的记载，不知道礼仪使与大礼使有何区别。以宰相为大礼使，兵部尚书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兵部尚书为卤簿使，开封尹为桥道使，大概是后唐的制度，所以本朝沿用，只是将太常卿改为礼仪使罢了。太常卿并不常设，而中丞、兵部官员若有缺额，则惯例以学士及其他部门的尚书、侍郎代替。大礼使掌管赞礼相礼，卤簿使掌管仪仗护卫，桥道使掌管顿递，礼仪使掌管祭品，仪仗使没有专门治理的事务，只是督察各官府不符合礼仪的行为而已。”真宗东封泰山、西郊祭祀时，曾专门任用辅政大臣，天禧年间后废止，到元符初年才下诏同时任用执政大臣，于是著为法令。

《宋史·乐志》建隆年间南郊祭祀八首乐曲：

降神曲《髙安》：神灵降临在国都南方，此时正值阳气上升，以此祈求帝王的福佑，从而达成百姓安康。豆笾鼎俎等祭器，金石丝竹等乐器，礼仪施行，音乐奏响，皇朝的国运没有穷尽。

皇帝升降曲《隆安》：皇帝升降台阶，步伐舒缓从容，登上祭坛严肃恭敬。仪容庄重得体，符合礼仪规范。

奠玉币曲《嘉安》：美好的玉器和币帛，用来沟通神明。神明不享用物品，而是享用至诚之心。

奉俎曲《丰安》：笙镛等乐器齐备奏乐。用未成年的牛犊作为牺牲，于是迎接芬芳的祭品以献给上天。

酌献曲《禧安》：红色的云纹酒爵，金龙的酒勺，从酒樽中舀取，这就是清酌。

饮福曲《禧安》：洁净这五种酒，斟满那六个酒尊，至诚之心至此达到，遵循礼仪更加敦厚，以此带来大福，永远昌盛后代，多次盛世相继，帝王的道统受到尊崇。

亚献、终献曲《正安》：说天极高，但其听闻却很低微，听到音乐而欣喜德行，带来福佑。

送神曲《髙安》：忽然而来，忽然而去。云车遥远，天门洞开。

徐松案：皇帝亲自南郊祭祀始于干德年间，而乐章制定于建隆年间，所以史书仍沿用旧称。况且三年之中，或许有派遣官员祭祀的情况，也需要奏乐。又案《宋志》：鼓吹乐中另有《南郊导引》、《十二时奉禋歌》等乐曲，都是祭祀前后所奏，但语言如同词曲，音节靡靡柔弱，礼仪上不采纳，所以不全部收录。

《和岘传》：干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丁丑日冬至，有关部门再次请求祭祀昊天上帝。皇帝下诏让和岘商议其礼仪。和岘认为祭祀的意义在于戒除烦琐频繁，请求罢免。开宝四年南郊祭祀，和岘建议望燎位通爟火。

《太祖本纪》：“开宝元年十一月癸夘日，冬至，在南郊举行祭祀，改年号，大赦天下。十恶、杀人、官吏受贿者不予赦免。十二月甲子日，举行庆贺。自开封尹、兴元尹、宰相、枢密使以及各道藩侯，都加封勋爵，等级不同。”

《礼志》：“开宝元年十一月南郊祭祀，因为燎坛稍远，听不到告燎的声音，开始使用爟火，让光明远照，通达至祭祀场所。”

《梁周翰传》：开宝二年，将要南郊祭祀，于是上疏说：“陛下再次南郊祭祀，上帝必定广施赦宥。我认为天下极大，其中有恩泽尚未遍及，礼制尚未涵盖的地方，应当推广扩大。当今赋税收入极多，加上科变之物，名目不一，调发供应，不免加重百姓困苦。况且西蜀、淮南、荆、潭、广、桂等地，都已成为王土。陛下如果能以这三方所得的利益，减免各道的租赋收入，那么大概就能均布恩德而宽缓民力了。”

徐松案：二年不南郊祭祀，应当是元年或四年的误写。

开宝四年十月甲申日，下诏：“十月后犯强盗、窃盗者，南郊大赦不予赦免。”十一月己未日，冬至，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十二月癸亥日初一，赐予南郊

译官职、器物、赏赐各有等级差别。丁夘日，举行庆贺仪式。开封府尹光义、兴元府尹光美、贵州防御使徳昭、宰相赵普，都增加了食邑。己巳日，内外文武官员依次晋升勋位和爵位。

译《玉海》记载：开宝四年七月甲子初一，下诏冬至时在郊外祭祀天地；十一月戊午日，亲自到太庙祭祀，开始使用绣衣卤簿；己未日，在圜丘合祭天地。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开宝九年春正月庚辰日，下诏到西京举行郊祀。三月庚寅日，下大雨。夏四月己亥日，雨停天晴。庚子日，在圜丘举行祭祀。〇登上五凤楼，颁布大赦令。

《长编通考》说：恭敬地考察太祖南郊祭祀共四次，从宿斋、朝享、仪礼到颁布赦令，都遵循旧例。只有开宝四年开始使用绣衣卤簿。此前大驾卤簿的衣服旗帜，只用五色绘画，至此全部改为刺绣。开宝九年，因为江南平定，天下统一，用来向上天报告并表达谢恩，于是前往西京。在四月于南郊举行祭祀。先前连续十多天大雨，等到前往斋宫的那天，天气晴朗。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密集，都互相说：“我们年轻时遭遇战乱，没想到今天又能看到太平盛世。天子的仪仗卫队都相对感动流泪。”

又考察卤簿共有四个等级：大驾、法驾、銮驾、黄麾仗。大驾用于郊祀、籍田、在玉清昭应景灵宫进献祭品。

《文献通考》记载：梁太祖开始在汴州建都，但郊坛却在洛阳。开平二年十一月，在南郊祭祀，皇帝从东京到洛阳行礼，从石桥准备仪仗直到郊坛。开平三年正月，任命河南尹张宗奭为南郊大礼使。后唐庄宗同光二年，皇帝在南郊祭祀。起初，梁均王准备在洛阳郊祀，听说杨刘失守而停止，其仪仗器物都还在。至此，张全义请求皇上尽快前往洛阳，拜谒宗庙完毕后即在南郊祭祀，皇上听从了。那么梁、唐举行郊祀都在洛阳。宋朝初年在国城南薰门外建造郊坛。开宝九年，下诏说：“定鼎洛阳，是我的西都。在太坛烧柴祭天，是国家大事。现在江南平定，天下统一。恭敬地顺应神灵，用来报告并表达谢恩。于是眷顾西方，郊坛尚存。将整顿车驾按时巡行，亲自到阳位表达诚心。我现在前往西京，在四月于南郊举行祭祀。适宜命令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由此看来，太祖亲自郊祀共四次，只有这一年是在洛阳举行的。然而凡是郊祀必定在冬至之月，只有这一年是在四月，这其实是举行大雩之礼，大概本来就不是常典。皇帝因为洛阳原本就有郊坛，这一年又有迁都洛阳的意思，所以趁着西行而特别举行此礼。

《太宗本纪》记载：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丙申日，在圜丘祭祀天地，颁布大赦令。登上乾元殿，接受尊号。丙午日，因郊祀对内外文武官员加恩。《礼志》记载：从建国初以来，南郊四次祭祀，以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共七次祭祀，都由四位祖先轮流配享。太祖亲自郊祀四次，都以宣祖配享。太宗即位，这七次祭祀只由宣祖、太祖轮流配享。这一年，亲自祭祀天地，开始奉太祖配享。

《太宗本纪》记载：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辛亥日，在圜丘祭祀天地，颁布大赦令，接受尊号，内外文武官员加恩。

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巳日，在圜丘祭祀天地，颁布大赦令，改年号，中外文武官员晋升官阶各有差别。

《礼志》记载：雍熙元年冬至，亲自郊祀，听从礼仪使扈蒙的建议，恢复由宣祖配享。

《扈蒙传》记载：起初，太祖接受后周禅让，追尊四代祖先，亲自郊祀，以宣祖配享上天。等到太宗即位，礼官认为：“舜郊祀喾，商郊祀防，周郊祀后稷，这是王业所依赖的。如果像汉高祖的太公，光武帝的南顿君，虽然有帝父的尊贵，却不参与配享上天的祭祀。”所以从太平兴国三年六月再次郊祀，都由太祖配享，于礼制是恰当的。太宗准备东封泰山，扈蒙定议说：“严父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请求以宣祖配享上天。”自从雍熙元年停止封禅改为郊祀，就实行了这个礼仪。有识之士认为不对。

雍熙四年正月，礼仪使苏易简说：“亲自祭祀圜丘，以宣祖配享，这就符合圣人大孝之道，成就严父配享上天的仪礼。太祖皇帝光大宏图，恭敬地登上大宝，以圣传圣，流传无穷。查考唐永徽年间，以高祖、太宗共同配享上帝，希望将来亲自祭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共同配享。其他常祀祈谷、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请获准。淳化三年，将在冬至郊祀前十天，皇子许王去世。有关部门说：“许王去世在尚未接受誓戒之前，按照礼制天地社稷的祭祀不停止。”下诏让尚书省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奏道：“因为许王去世致哀，距离郊祀礼仪只有十天。”又下诏停止十一月之后五天的朝参，况且皇上已经穿丧服，百官都应当入宫慰问。有关部门又在十二、十三日接受誓戒。按照法令，接受誓戒后不得吊丧问疾。现在如果皇帝已经停止朝参而尚未穿丧服，就违背礼文；百官已经接受誓戒而进入宫中慰问，又违背法令。况且许王身为藩王亲属，在兄弟中望重亲贤，在朝廷中为大宗继承人，突然去世，朝野同哀。推想圣上之情，岂能忍受追念？在愁惨之际，举行对越上天的仪式，臣等实在担心上帝不会歆享，下民会因此困惑。况且祭天之礼，一年有四次，载于礼经，没有等级差别。请求来年正月上辛日合祭天地，皇上听从了。

《文献通考》记载：淳化三年，礼仪使说：“皇帝亲自郊祀，旧例在京师并距离圜丘十里内的神祠以及所经过的桥道，都”

译派遣官员进行祭祀，却唯独遗漏了太社、太稷、文宣王、武成王等庙宇。现在请求从皇帝离开宫前的那一天起，派遣官员进行祭祀。”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译《宋史·太宗本纪》：淳化四年正月辛夘日，在圜丘祭祀天地，以宣祖、太祖配享，实行大赦。

《真宗本纪》：至道二年正月辛亥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对内外实行大赦，对文武官员加恩。

《礼志》：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关官员上言：“冬至在圜丘祭祀，孟夏举行雩祭，夏至在方丘祭祀，请奉太宗配享。上辛日祈谷，季秋在明堂祭祀，奉太祖配享。上辛日祭祀感生帝，孟冬祭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享。至于皇帝亲自郊祀，奉太祖、太宗一同配享。”皇帝下诏批准。

《真宗本纪》：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日，在圜丘祭祀天地，以太祖、太宗配享，实行大赦，接受尊号。五年十一月壬寅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实行大赦。

景德二年十一月丁巳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实行大赦。

《乐志》咸平年间皇帝亲自郊祀的八首乐曲：

降神曲，调式为髙安。圜丘在何处？位于国都的南面。礼敬神灵合祭，国运开启无边无际。祖先神灵降临，笾豆排列成行。礼仪庄严肃穆，降下的福泽丰盛。

皇帝升降曲，调式为隆安。礼仪完备，音乐成就乾健之德，天行帝容庄重和乐，佩玉发出铿锵鸣响。

奠玉币曲，调式为嘉安。确定位置，谨慎祭祀以告神明，美好的玉帛，以诚心奉献。

奉俎曲，调式为丰安。牺牲纯正，俎器陈列，进献给上帝，昭示报答深厚的恩德。

酌献曲，调式为嘉安。盛大报答上帝。盛德上达听闻，甜酒洁净，谷物芬芳。

饮福曲，调式为禧安。祭祀上帝，在圜丘九州贡献力量。礼仪在郊外施行，百神各司其职。神灵降临思慕，享用我的明德。上天监察明显，大福昭示赐予。

亚献、终献曲，调式为正安。羽籥舞罢，干戚舞止。接待神灵恭敬，赐予恩惠无边。

送神曲，调式为髙安。神灵车驾降临思慕，随风而起如云飞。神灵驾驭归去，天空清朗露水干。

《礼志》：景德三年，卤簿使王钦若上言：“汉朝以五帝作为天神的辅佐，现在位于第一龛；天皇大帝位于第二龛，与六甲、岳渎之类同席；帝座、天市之尊，现在与二十八宿、积薪、腾蛇、杵臼之类同在第三龛，卑下的君主与尊贵的臣子混杂，非常不便。”如果认为北极帝座本来不是天帝，只是天帝的居所，那么北极在第二龛，帝座在第三龛，也是高低不相当。又太微垣缺少左右执法星；子星之下缺少孙星、望令星。司天监参验后，皇帝下诏礼仪使、太常礼院、司天监检定此事。礼仪使赵安仁上言：“查《开宝通礼》：元气广大称为昊天，据远处看苍然称为苍天；人所尊贵的莫过于帝，寄托于天，所以称为上帝。天皇大帝就是北辰、耀魄宝，自然是星辰中的至尊。《易经》说：‘日月依附于天，百谷草木依附于土。’又说：‘在天形成象，在地形成形。’这是说明星辰象并非天，草木并非地。那么天以苍昊为体，不列入星辰的行列。”又《郊祀录》记载坛第二等祭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位排在行位之前，其余内官诸位以及五星、十二辰、河汉，共四十九座，整齐排列都在十二陛之间。唐代建中年间，司天冬官正郭献之奏道：“天皇、北极、天一、太一，按照天宝敕令都应升为第一等。”贞元二年皇帝亲自郊祀，以太常寺的议定下诏恢复遵循开元礼，并定为制度。《郊祀录》又记载：“坛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座，都在前面。”《开元礼义》罗云说：“帝有五座：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并非直接指天帝。又得到判司天监史序的状文：“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陈中，其神叫耀魄宝，即天皇是星；五帝才是天帝。”北极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一星叫北辰，第一主月为太子，第二主日为帝王，第三为庶子，第四为嫡子，第五星为天之枢，大概北辰所主的并非单一，又与帝座不同。太微垣十星有左右执法、上将、次将之名，不能一一列举，所以总称太微垣。《星经》旧载孙星，而坛图只有子星，辨别其尊卑不可同位。私下认为坛图旧制都有明确依据，天神定位难以提升，希望依照星经，全部以旧礼为定。王钦若又上言：旧史天文志都记载：北极北辰，是最尊贵的。又勾陈口中一星，叫天皇大帝。郑玄注《周礼》，说祭天者，冬至在北极祭天皇。后魏孝文帝禋祭六宗，也将天皇五帝升列。查《晋天文志》，帝坐光润，则天子吉祥，威令施行。既然名叫帝坐，就是天子所占，列在下位，未见其可。又赵安仁议定：以子孙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正逢高禖之庆，以广维城之基，如果因为前代缺文，便认为合礼，实在恐怕圣朝盛典，尤其未适中。皇帝下诏天皇北极，特别升为第一龛，又在子星位设置孙星，帝坐如故。王钦若又上言：帝坐只有三个，紫微、太微的已列第二等，只有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查《晋志》，大角及心中星，只说

译宋真宗端坐，实际上与皇帝端坐的仪制并不相同。下诏特别将神位升置于第二龛。以往郊祀祭坛的神位牌版，都由主管部门题写署名，真宗命令王钦若重新制作。到了这时，王钦若捧着牌版来到便殿，祭坛上的四位神位，涂上朱红色漆，书写金字，其余的都涂黑漆，第一等神位书写金字，第二等神位书写黄字，第三等及以下的神位书写朱字，全都存放在漆匣中，上面覆盖着黄色的丝巾。真宗走下台阶观看，随即交给主管部门。又根据新确定的祭坛图，五方帝、五岳、中镇、河汉应合列在第三等。

译大中祥符四年，职方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上言：“依据礼制，冬至日在圜丘祭祀天神，由相关官员代理主持，以六百九十位天神作为从祀。如今只设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共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的神位都没有设置。况且太昊、勾芒只在孟夏的雩祀、季秋的大享中涉及，现在却在冬至日祭祀他们，恐怕不合适宜。”翰林学士晁迥等人上言：“查考《开宝通礼》，圜丘由官员代理祭祀时，祭祀昊天上帝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众星，总共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上帝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总共十七位。方丘祭祀皇地祇配帝、神州、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共七十一位。如今司天监所设置的圜丘、雩祀、明堂、方丘，都只有十七位，这就是说方丘有岳渎作为从祀，而圜丘没有星辰，反而用人帝作为从祀。希望按照孙奭的请求，以《通礼》中的神位为准，如果有需要增加的部分，依照后来的诏令奏请批准。”

《真宗本纪》：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丙寅日，下诏：“天地坛除执事人员外，擅自靠近者斩首。”壬申日，恭敬地答谢天地。

天禧元年正月辛丑日初一，改年号，前往玉清昭应宫，进献上玉皇大帝的宝册和衮服。辛亥日，在南郊答谢天地，大赦天下。皇帝驾临天安殿，接受册封尊号。三年十一月辛未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

《礼志》：乾兴元年，真宗驾崩，下诏让礼官确定郊祀配享的帝王。于是请求在祈谷祭及祭祀神州地祇时，以太祖配享；在雩祀及祭祀昊天上帝及皇地祇时，以太宗配享；祭祀感生帝时，以宣祖配享；祭祀明堂时，以真宗配享。皇帝亲自祭祀郊丘时，以太祖、太宗配享。奏请获得批准。

又乾兴元年九月，太常丞、同制礼院谢绛上言：“我看到本院与崇文院检讨官详细审定，决定以宣祖配享感生帝。我私下寻思，宣祖并非受命开创帝统，在义理上或许不妥当。唐朝武德初年，圜丘、方丘、雩祀都以景帝配享，祈谷、大享都以元帝配享。太宗初年，奉高祖配享圜丘，明堂、北郊由元帝配享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在圜丘祭祀高祖，在明堂祭祀太宗，同时让感生帝作为主祭，又把景帝、元帝称为祖，万代不迁，停止配享以符合古义。我认为景帝最初受封，是唐朝的始祖，大概与宣帝不相等。宣祖对于唐朝来说，相当于元帝。唐朝拥有天下，仅仅过了三代，而景、元二祖已经停止配享。宋朝受命，自从太祖到现在已有四位圣君，而宣祖的配享尚未停止，恐怕不符合以往典章的本意。请求依照永徽年的旧例，停止宣祖的配享，仍然采用太宗的旧例，在明堂宗祀真宗，同时让感生帝作为主祭。如果依据郑玄的说法，那么说：‘五帝轮流称王，王者根据所感应的帝别祭祀，在南郊尊崇祭祀，以祖先配享。’现在如果不采用武德、永徽年的旧例，请求让太祖兼配，正好符合郑玄的说法。详究郑玄的意思，不是受命始封的祖先，不得配享，所以引用周朝后稷配享灵威仰的道理作为证明。只有太祖开始创建基业，亲身接受符命，配享感生帝，道理非常明白。如果担心祭祀日期相互冲突，应当让太宗配享祈谷，太祖配享雩祀，也不失尊严的防范。我认为宣祖的庙不仅不迁，而且轮流配享，在古代是可疑的。礼制规定祖有功，宗有德，但只要不是受命的祖先，亲尽就必须毁庙，何况配享呢？”翰林承旨李维等人上议案：“《礼祭法正义》说：‘郊祭在夏正，建寅之月，在南郊祭祀感生帝，这是尊崇祭祀的文辞。’我私下认为感生帝的祭祀比祈谷礼的等级稍轻，宣祖比太祖的功业不同。现在让太祖配享祈谷，宣祖配享感生帝，称情立文，在礼制上是协调的。”下诏听从所定的方案。其祭祀仪程，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太史在坛上北方设置帝位，面向南，席用稿秸；配帝位在坛上东方，面向西，席用蒲越。配位奠币，演奏《皇安》之乐，酌献演奏《肃安》之乐，其余如同祈谷祭祀上帝的仪程。

惠田案：郑玄注以南郊祭祀感生帝，后世沿袭此说。孟春上辛日祭祀感生帝以祈求谷物。唐朝既祭祀感生帝，又在圜丘祈谷。将祈谷与祭祀感生帝分为两种祭祀，所以附在圜丘条内，不列入祈谷。

《仁宗本纪》：天圣二年十一月丁酉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上尊号。赏赐百官诸军加等。

《礼志》：仁宗天圣二年，下诏加真宗谥号。皇上对辅臣说：“郊祀是重大事务，我想在禁中练习仪程。让礼官起草具报。”郊祀前三天，将谥册宝奉于太庙；次日，在玉清昭应景灵宫荐享。宿于太庙，享祭完毕，前往青城。到达大次，到更衣坛，改穿衮冕行事。

《文献通考》：旧例，每三年皇帝亲自郊祀一次，不亲自郊祀就代之以其他礼仪，庆赏与郊祀相同，而五使都是辅臣，不以官职高低决定。天圣二年，翰林学士统领仪仗，御史中丞统领卤簿，开始按官职次序任用。

《仁宗本纪》：天圣五年十一月癸丑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在防庆殿祝贺皇太后。丁巳日，恭敬地答谢玉清昭应宫。十二月辛未日，加恩百官。甲戌日，下诏辅臣在南郊恩例外再更改一子官。《礼志》：答谢玉清昭应宫，礼仪完毕。祝贺皇太后，比照籍田劳酒仪，大致如同元防。

译他恭敬地谢恩说：“臣某谨遵旧典，郊祀大礼已成，内外同心，不胜欢欣。”皇帝宣答说：“皇帝德行具备孝道与恭敬，大礼已成以配享祖先，万国称颂，欢欣喜悦之情更加深厚。”皇帝再次拜谢后返回内廷，枢密使以下官员称贺。阁门使宣答，枢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称贺，酒过三巡，返回内殿。接受命妇的祝贺，司宾从殿侧的幕次引导内命妇在殿庭向北站立。尚仪奏请皇太后就座，司宾唱赞再拜，引导班列之首从西阶升殿，称封号妾某氏等说：“郊祀再次举行，福泽普遍均沾，凡在皇恩照耀之下，不胜欣喜。”下殿再拜，尚宫承接皇太后旨意，从东阶下殿，称皇太后圣旨，又再拜。司宾宣答说：“大礼已成，欢欣喜悦之情甚深。”大家都再拜。接着外命妇祝贺如同内命妇的礼仪，退下后都前往别殿祝贺皇帝，只是不致辞，也不宣答。《文献通考》记载，天圣五年十一月癸丑日，郊祀时用翰林学士宋绶代理太仆陪同玉辂，皇上询问仪仗物品的典故，宋绶对答敏捷流畅，于是让宋绶召集群官编撰《天圣卤簿图记》进呈。礼仪使请求郊祀后前往玉清昭应宫和景灵宫，下诏在郊祀前祭祀景灵宫，近臣奏告玉清昭应宫，选择吉日恭敬谢恩。大礼使王曾请求节省庙乐，皇帝说：“三年一次祭祀，不敢怕劳苦。”三献礼结束后，增加礼生七人，各自引导本宝，太祝升殿撤去祭品三天，又在长春殿斋戒，谢恩玉清昭应宫。

译沈括《笔谈》记载：皇上亲自前往郊庙祭祀时，册文都写着“恭敬地进献岁祀”，先祭祀景灵宫，称为朝献；其次祭祀太庙，称为朝享；最后才在南郊祭祀。我在编纂郊祀礼制时，曾参与讨论，常常怀疑这个次序。如果先祭祀的更为尊贵，那么郊祀就不应在太庙之后；如果后祭祀的更为尊贵，那么景灵宫就不应在太庙之前。探究这种次序的来源，大概是有沿袭的。查考唐代的旧例，凡是祭祀上帝，百神都参与，派遣使者祭告；只有太清宫、太庙由皇帝亲自前往。它们的册祝都写着“选取某月某日在某地举行祭祀，不敢不告”，对宫庙称为奏告，其余都称为祭告。只有祭祀南郊，才算是正式的祭祀。到了天宝九年，才下诏说：“告，是上级对下级说的词，今后太清宫应称朝献，太庙称朝飨。”从此就失去了奏告的名称，册文都把它当作正式的祭祀。

徐乾学《礼记集注》案语：《尚书·汤诰》说：“敢昭告于上天神后。”《尚书·武成》说：“告于皇天后土。”《天宝诏》认为“告”是上级对下级说的词，于是改去了“奏告”的名称，这大概是迷惑了吧。又查《笔谈》这一条，可以补正史的缺漏。

杨氏又回答说：“我查考卜郊受命于祖庙，在祢宫制作〇。疏引《礼器》‘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作为证据。《礼器》注说：‘鲁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郊祀上帝，先祭祀頖宫，是告后稷。’所谓有事，就是告祭。郊祀的事非常重大，又尊崇祖先以配享上天，所以先告于祖先而受命，然后在祢宫卜日。从此以后，散斋七天，致斋三天，斋戒以神明其德，将要以此对上天的超越。这是古礼如此。”太祖皇帝干德六年十一月初次举行郊祀，在此之前十三日在崇元殿宿斋，第二天前往太庙。五鼓朝享，礼毕，天亮时乘坐玉辂前往南郊，在帷宫斋戒。十六日举行郊祀礼。五鼓在太庙朝享，天亮时乘车前往南郊，在帷宫斋戒，又过两天才郊祀。这是不拘泥于古礼，根据义理而制定的，深得古人告祭于太庙的意思，又不失致斋的严肃。后来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有的失去了中道。仁宗天圣二年八月，太常礼院说：“南郊应当举行荐告之礼，希望降下所用的日期。”诏令将来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太庙同日行礼。五年后，礼仪使刘筠上奏说：“天圣二年南郊的制度，皇帝从大安殿一天之内多次行礼，万乘之尊升降劳累，百官奔走不及。请求将来南郊礼毕，另定日期前往玉清昭应宫、景灵宫行恭谢之礼。”刘筠的请求，大概是想要避免一天频繁行礼的劳累。然而荐告，是郊祀前的礼仪；恭谢，是郊祀后的礼仪。刘筠想要把郊祀前的荐告之礼改为郊祀后的恭谢之礼，大概也是因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不是礼制的正统，不想直接指出其缘故，所以用委婉的言辞来表达意思。景祐五年十月，侍讲贾昌朝说：“朝庙之礼，本是告以配天，享侑的意思，符合旧典，应当奉行。那景灵宫朝谒，大概是沿袭唐代太清宫的旧例，违背经训，固然可以改革。希望将来朝庙前不举行此礼，等到郊礼毕，前往景灵宫谢成，如下元朝谒的仪制。希望尊崇祖先事奉上天，礼简诚至。”贾昌朝的说法，就是刘筠的说法。然而刘筠的议论委婉而明白，不如贾昌朝的话严厉而正确。

岳珂《愧郯录》说：我先前辩说南北郊，妄意礼的大者与常礼不同，折衷古今，以等待博学的人。等到考据元丰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吕升卿所上奏的，那么先庙后郊，当时也有议论的人，反复其论，可以说非常恰当，但最终没有被采用，大概是有什么不便吧？现在虽然想要大力推行，也不可能了。我因此发表其余的议论。吕升卿的话说：“近来因为郊祀致斋之内，不应当前往景灵宫及太庙朝享，于是具奏。听说只罢去景灵宫各处朝谒，而天兴殿及太庙朝享如故。我认为郊丘之祀，国家大事，有天下者没有比享帝更重要的。我历考载籍，没有听说为祀天致斋，却在其中先享宗庙的。只有唐代天宝之后，采用田同秀的话，立老子庙，号曰太清宫，这一年将要举行郊祀，以二月辛夘先亲自享祭，祠用青词，馈用素馔。甲午又亲享于太庙，丙申才在南郊祭祀。终唐之世，奉而行之，不知道它的错误。虽然论者认为失礼，然而考其初致斋之日，乃辛夘享于太清宫，至丙申，将近五天，才得以雍容休息以见上帝。现在陛下致斋三天，其中一天在大庆殿，而用两天三次行礼。古之大祀，没有不斋三天而敢与神明交的。所以经说：‘斋三天，一天用之，还恐怕不敬；两天伐鼓，做什么？’大概先王对于祭祀之斋如此谨慎。现在陛下在天兴殿行礼，才斋一天罢了，那去太庙与郊宫，前祀的一天都用过了。说是一天之斋，尚且不全。用一天之斋以修大祀，未见其可，况且”

译难道不是整日吗？用来供奉宗庙，斋戒的时间就不够；用来侍奉上帝，斋戒的仪节就不专一。陛下恭敬严肃，敬畏谨慎，每三年举行一次大礼，本意是承受无尽的福佑，但那些负责斋戒的人竟然如此，恐怕不符合昭明侍奉神明的本意吧。现在太庙每年有五次大祭，都遵循古制，又在郊祀时重新举行遍享之礼，这叫什么名目呢？议论的人说：“宗庙的礼仪未曾亲自执行，所以借郊祀之机恭敬地展示荐献。”臣说：“不是这样。唐太宗时，马周曾说：‘陛下自从即位以来，宗庙的祭祀未曾亲自参与，我私下揣度圣上的心意，是因为皇帝一旦出行，耗费没有节制，所以忍痛压抑孝思以便利于百姓，于是让唐史不记载皇帝进入太庙。’这怎么向后人展示呢？叶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况且君主对于宗庙的祭祀，本来应当在岁时亲自修持，那些不亲自祭祀的，大概是后世的失礼行为。今天一定要借郊礼来执行，那么道义上尤其不可行了。所谓‘借’，就是不专一的意思。七代圣神，庄严地供奉在清庙之中，朝廷不仅不讲求岁时亲自执行的礼仪，反而借机来祭祀，这不是臣所听说的。臣愚以为，现在的郊礼应当沿袭旧例，在大庆殿斋戒两天，直接前往行宫，至于宫庙的亲享，一并请求停止。或者车驾一定要到太庙，就请求只告祭太祖一室，以体现侑神作主的意思，撤去乐舞，以尽尊天斋戒的道义。至于天兴朝的享祭，请求不再举行，请依照新颁布的朝防，等到礼毕后恭敬谢恩。伏请从今日起，另外修定太庙亲自祭祀的制度，每年五次大享，皇帝亲自参加其中一次。仍希望从今年腊月的享祭开始，在明年举行春祠之礼，禴祭和烝尝之礼从次年起依次完成。每次举行庙享的时候，就停止景灵宫一个月的朝谒之礼。庙享斋戒，请求在内殿出入如同常仪。这样就能使祀天和享亲两者都得当了。

珂按：先祭庙后祭郊，苏文忠公苏轼曾经引用《尚书·武成》证明这是周礼，但我一直怀疑这是把变礼当作常礼了。升卿说古代的大祀，没有不斋戒三天就敢与神明交接的。考证《武成》：“四月丁未日，在周庙祭祀；过了三天庚戌日，举行柴望大告。”《武成》虽然是礼的变通，但必定经历三天后才柴望，那么升卿的话难道不是明确的证据吗？然而我认为升卿所说的庙享每年五次大享而只亲临一次，是减损礼仪，不是完备礼仪。举行庙享的时候，就停止景灵宫一个月的朝谒之礼。庙享既然与景灵宫交替使用，而且斋戒在内殿出入如同常仪，这是常礼，不是大礼。天地是大祭，祖宗也是大祭，隆重的礼仪和完备的器物不可偏废。其形势必定要像仁宗祫享的制度，才符合礼仪的适宜。嘉祐年间举行祫享，代替了三年一次的郊祀，乘辂车斋戒，戴冕旒行事，在宫门赦免罪犯，都是郊祀的制度。前在元年于大庆殿恭谢，后在七年于明堂大享，那么四年的祫享正好在三年之中。如果按照升卿的话，就是用常礼祭祀祖宗而用大礼祭祀天地。如果每年进入太庙，又每三年出郊祀天，礼仪有隆有杀，知道这必定行不通。明白这一点，就更明白南北郊不可以同时并举了。分郊而祭，舍弃升卿的说法，那么太庙、原庙的享祭，不知道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存在，就先在南郊祭祀，先在北郊祭祀。祖宗的祭祀两次，而天地的祭祀一次。祖宗三年遍祭，天地六年遍祭。以卑逾尊，不可以。如果废除，那么原庙、恭谢的制度，就可以如升卿所说，而太庙不可以缺乏享祭。享祭不可以减损礼仪。这又要在什么时候增加这一郊祀呢？其疏漏其繁多，将在这里更加没有统绪了。

译马氏说：三年一次亲自到南郊祭祀，而所祭祀的共有三次：第一天祭祀原庙，第二天祭祀太庙，第三天前往圜丘行礼。这种礼仪始于唐代，宋代沿袭了它。杨氏所引用的刘筠、贾昌朝的说法，认为前两天的享庙是告祭。岳氏所引用的吕升卿的说法，认为前两天的享庙是正祭。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是告祭，那么礼仪就太过隆重；如果是正祭，那么礼仪就没有名目。大概登极、立太子、册立皇后、上祖宗徽号之类，都是典礼中重大而稀罕的事情。至于三年一次郊祀，则是事奉天帝的常规礼仪。如今登极等告祭未曾亲自举行，唯独在三年郊祀时亲自举行告礼，这就是所说的太过隆重。春禴、夏禘、秋尝、冬烝，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都是历代相承的宗庙大祭。如今这些祭祀未曾亲自举行，唯独在三年郊祀之前，特别创立一种祭祀，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名目。大概近代以来，天子亲自祭祀，礼仪繁复，仪仗盛大，赏赐丰厚，所以必须三年才能举行一次。而郊祀所涉及的，只有天地百神以及配享的祖先而已，与宗庙无关，所以必须假借告祭的说法，来施行亲自祭祀宗庙的礼仪。在事务上虽然简便了，但说它合乎礼仪则未必。

蕙田按语：贾昌朝的话简明而概括，杨氏称赞他非常恰当。吕升卿的说法尤为详细严谨，岳氏的余论未见明快。只有说宗庙享祭五次而亲临一次，是减省礼仪，不是隆重礼仪，这一观点依据正大，可以弥补吕氏的不足。马氏的说法最为透彻精辟。

《宋史·礼志》记载：天圣六年，开始修筑外壝，周围用短墙围起来，设置棂星门。亲自郊祀时，在青城立表，表有三重壝。

《仁宗本纪》记载：天圣八年十一月戊辰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在防庆殿祝贺皇太后。十二月癸未日，加恩百官。

《渑水燕谈录》记载：建国初期，南郊青城长期占用民田，妨碍百姓耕种。而且其中的暖殿，只是用木头搭建的简易房屋，皇帝所居之处，不足以防备意外。天圣年间，魏余庆上奏，请求以优厚的价格支付费用，收购民田，免除租税，建造七间瓦殿，皇帝批准了奏请。

景祐元年冬十月乙亥日，创作郊庙的景安、兴安、祐安乐曲。景祐二年五月庚子日，商议南郊升侑上帝，以太祖固定配享，太宗、真宗轮流配享。十一月乙未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

《礼志》记载：景祐二年郊祀诏书规定，太祖、太宗、真宗三庙万世不迁。南郊以太祖固定配享，太宗、真宗轮流配享，亲自祭祀都侑祭常祀。圜丘皇地祇配以太祖，祈谷雩祀神州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享如旧。

《文献通考》记载：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日郊祀，三位圣君一同侑祭。在此之前，皇上亲自创作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裁成颂体，告知神明。诏令宰臣吕夷简等人分别创作乐章，参用于群祀。

礼院说：《周官》记载朝日，祭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解说者认为祭祀昊天上帝也是如此。大次在坛壝外，如同更衣幄；小次在坛侧，现在尚未实行。查考魏武帝祠庙令：降神完毕，下阶到蕞处站立，等待奏乐结束，似乎没有差错。烈祖祭祀迟缓，不能迅速结束，所以我坐着等待乐曲结束，送神后才起身。那么武帝坐着等待容须，另外设置近次，与《周官》的意义相符。请求在皇帝版位稍东设置小次，每次献祭完毕下坛，如同在殿中就小次，等待终献撤豆，再回到版位。其后有关部门又说：郊庙的樽罍数量都依据古制而不充实。三酒五齐、明水、明酒，有关部门沿袭称为看器。郊庙天地配位，只有祠祭酒的分量，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只用一樽酌献，一樽饮福。应当诏令酒官依法制造齐酒，分实罍，有关部门取明水对明酒，实于上樽。礼官认为郑氏注《周礼》五齐三酒，只引用汉代酒名比拟，而没有制造方法，于是仍旧使用祠祭酒一等。坛殿上下樽罍，有关部门不设空器，都按照唐制，以井水代替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献饮福旧用酒二升的，各增加二升；从祀神位用旧升数，实诸樽罍。

岳氏《愧郯录》记载：我任职中朝时，多次代理官员主持祠祭，每次看到樽彛的设置，五齐有名而无实，只在将事时从天府取具，大概只有一种公醖罢了。听容台吏说，樽幂之下大多为空，只有一个樽仅放置杯勺以供祭祀。后来我又代理光禄丞，得以先祭赞，查看酒馔；又代理太官令，亲自酌酒实爵，得以窥见其中，果然如所说。那么起初准备酒馔时，执事者徒然再唱酒齐的名目而已，由此验证其名目不同而实质相同。曾经读《周礼正义》，颇怀疑醖法不明，古制难以恢复。查考《通鉴长编》，元丰六年十月甲申日，光禄卿吕嘉问说：“光禄掌管酒醴祠祭樽罍，沿袭用法酒库三色法酒，以代替《周礼》所说的五齐三酒，恐怕不足以称颂陛下崇祀之意。最近在法酒库内酒坊，以醖酒法式考之，礼经五齐三酒，今醅酒共齐：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拨醅瓮而浮蚁涌于面，现在称为拨醅，难道就是所谓的泛

译这是齐吗？接取拨醅，其下齐汁与滓相将，今谓之醅芽，岂其所谓醴齐耶？既取醅芽置篘其中，其齐葱白色入焉，今谓之带醅酒，岂其所谓盎齐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变而微赤，岂其所谓醍齐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夏十五日，外拨开醅面观之上清下沈，岂其所谓沈齐耶？」今朝廷因事而醖造者，盖事酒也；今逾嵗成熟烝醖者，盖昔酒也。同天节上夀照所供腊醅酒者，皆冬醅夏成，盖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谓齐也。是知齐者因自然之齐，故称名；酒者成就而人功为多。故享神以齐，养人以酒。窃恐典礼如此。又《司罇彛》曰：「醖齐缩酌，盎齐涗酌。」依经传则泛齐、醴齐以事酒和之，用茅缩酌；其盎齐、醍齐、沈齐则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缩酌。如此则所用五齐不多，而供具亦甚易。盖醖酒料次不一，此五种者成而皆自然。伏望圣断，以今之所造酒与典礼相详审，或不至差谬。乞自今年郊庙共奉。上批嘉问论证似有理趣，今宗庙所实罇彛酒齐未备就。且如其说，用之于理无害。然则当时盖尝施用，而又前乎庆厯，后乎大观，皆经讲明。具珂后记，弥文祲容，交举并修，要必不废。特建炎南渡之后，有司失其职耳，非故事也。祖宗毖祀，存古之意最为严重，是说其有稽焉。又曰：庆厯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吕公绰言：「案《开元礼》《崇祀录》，昊天上帝、皇地只六罇：太罇为上，实以泛齐；着罇次之，实以醴齐；牺罇次之，实以醍齐；壶罇次之，实以沈齐；山罍为下，实以三酒。配帝着罇为上，实以泛齐；牺罇次之，实以醴齐；象罇次之，实以盎齐；山罍为下，实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实于上罇。五方、北极、天皇大帝、神州地只大明、夜明，太罇实以泛齐；五星、十二辰、河汉，象罇实以醍齐；中官壶罇，五方山林川泽蜃罇，并实以沈齐；外官概罇，五方丘陵坟衍原隰散罇，并实以清酒；众星散罇，实以防酒，皆用明酒，各实于上罇。宗庙每室设斚彛、黄彛，着罇之上罇，皆实以明水；黄彛实郁鬯，着罇实以醴齐。又司烜氏以鉴取明水于月，郑康成云：『鉴类取水者，世谓之方诸，取月之水，欲得隂阳之洁气也。』臣谨以古制考五齐三酒，即非难得之物，将来郊庙祭享，宜诏酒官依法制齐酒，分实罇罍，仍命有司取明水对明酒，实于上罇，或隂鉴、方诸之类未能猝辨，请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议而奏曰：「比郊庙祠祀，坛殿上下所设罇罍，唯酌献、饮福二罇实以祠祭酒，余皆徒设器而不实以五齐三酒，明水明酒，诚于礼为缺。然五齐三酒，郑康成注《周礼》，唯引汉时酒名拟之，而无制造之法。今欲仍旧用祠祭酒一等，其坛殿上下罇罍，有司不得更设空器，其明水明酒并以井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献饮福旧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从祀神位并用旧升数，实诸罍罇，配以明水明酒。」从之。既曰从其请，则自庆厯以来，虽欲用之而不能。详其法矣，此元丰吕嘉问之请，所以有为而发也。还考元丰元年七月二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齐荐诸神，以三酒酌诸臣，其用不同。今罇虽具，均以法酒实之，而无清浊厚薄之异，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实也。再详五齐，郑氏以为醴味与酒味异，其余四齐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齐者，至恭不尚味，而贵多品也。若三酒，则人所饮也。事酒为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醖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于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库内酒坊，以见造到逐色酒实之，从之。则三酒当时尚未备，五齐固可从而知。不知公弼之奏已后复曾讲明否？礼文之所言，乃在嘉问奏论五年之先，则遐想中间酒齐醖法之不讲，亦云久矣。珂前记空罇似出有司之吝。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下释奠，并祭社稷风雨师等，合用罇齐酒醴。政和中仪曹曹洪考三礼图，罇受五斗之制，遂每罇用其数。以一歳计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

译白白浪费。如今在京师举行释奠礼，正配位每樽设酒二升，从祀位每位设酒五合。请求命令各路州军依照此例执行，那么在承平年间，樽中的酒就已经不满溢了。庆历年间公弼的言论，有关部门沿袭旧习称之为“看器”，那么即使把樽里的酒全部倒空，本来也不足为怪。宣和年间的有关部门尚且懂得节俭，如今祠祭却不像这样，樽中本来都有酒可以装满，只是事先封好瓶罐，以便让负责祭祀的人均分，连台皂（低级官吏）也没有遗漏。这是上面不吝惜费用，而下面却私自取用，是非常不可取的。

译秦蕙田按：岳氏论述酒醴，非常确切，比郑玄强多了。

《宋史·乐志》景祐年间亲祭南郊，三位圣祖一同配享，有两首乐歌：

奠币，广安。千年开启国运，两位先帝在天，美好的祭坛一同配享。亿万万年。

酌献，彰安。皇家的基业缔结构建，帝王的福祚灵长，亲自进献郁鬯酒，子孙保持昌盛。

常祀有两首乐歌：

太祖配位，奠币，定安。恭敬地承受宏大的天命，威震四方。配享祭祀上帝，德行深厚，光辉流传。

酌献，英安。诞生承受灵符，开创伟大的基业，配享洁净的尊酒，永远兴隆万代。

《仁宗本纪》宝元元年九月戊申，下诏凡是祭祀事务中已经接受誓戒却失于恭敬防范的人，不因赦令而宽恕。十一月戊申，朝拜祭祀景灵宫；己酉，祭祀太庙及奉慈庙；庚戌，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

宝元二年秋七月丁巳，下诏宗室遇到南郊祭祀及乾元节恩赏，允许一个儿子授官，其余五年后授官。

庆历元年十一月甲子，朝拜祭祀景灵宫；乙丑，祭祀太庙、奉慈庙；丙寅，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改年号。十二月丙子，加恩百官。

《礼志》庆历元年，判太常寺吕公绰说：“历代郊祀配位没有侧向的，真宗给辅臣看封禅图时说：‘曾见郊祀昊天上帝不坐正位，大概是因为皇地祇次之。现在修筑登封上帝，应当处于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应当比照郊祀而斜着放置。’后来有关部门不理解先帝以告成报功、酌情适宜从变的意思，每次郊祀仪范既引用祥符年间侧置的文字，又记载西向北上的礼仪，临时选择一种，未曾考定。于是下诏南郊祖宗的配位，都以东方西向为定。”

《吕公绰传》判太常寺兼提举修祭器，吕公绰因为郊庙祭器未完备，制度多违背礼制，请求全部重新制造。又因为每年大中小祠共六十一，禘祫两次，裸献兴俯玉帛尊彝菁茅醯醢钟石歌奏，编集为郊祀总仪，呈上。说古代天地宗庙日月五方百神的祭祀，都有尊罍，五齐三酒分别盛在其中，加上明水明酒以通达阴阳之气。现在有关部门只设置尊罍，而酌酒用一尊，不符合礼神的意思，应当依照周礼盛放齐酒，取火于日，取水于月，借助天地的洁气。又说祖宗配郊，应当正位，现在侧向，不足以显示尊严。

《礼志》：“庆历三年，礼官余靖说：‘祈谷祭祀感生帝，同一天，其礼仪应当不同，不能都用四圭有邸，颜色崇尚赤色。’于是确定：祈谷、明堂，用苍璧尺二寸；感生帝，用四圭有邸；朝日，用日圭；夕月，用月圭；都是五寸。从祀神州，不用玉；报答社稷，用两圭有邸。祈谷不用玉。”

《仁宗本纪》。庆历四年春正月辛卯，太常礼仪院呈上新修礼书及庆历祀仪。十一月壬午，冬至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七年十一月戊戌，冬至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皇祐五年八月壬戌，下诏南郊以太祖、太宗、真宗一同配享。十一月己巳，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

《王洙传》：“皇祐五年，在南郊举行祭祀，劝皇上使用新乐。不久议论者多非议，最终不再使用。”

《胡宿传》：皇祐五年正月，景灵宫火灾。这年冬至，南郊以两位皇帝一同配享。第二年大旱，胡宿说：“五行中火，对应礼。去年火，现在又旱，其应在礼。这大概是郊丘并配的错误。”于是建议：“并配不符合古制，应当像起初那样用迭配。”

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下诏南郊以太祖配享为定制。《礼志》：嘉祐六年，谏官杨畋论述水灾是由于郊庙不顺，礼院也说：“面对天地，神没有两个主人。”唐朝开始用三位祖先同配，后来就废除了。皇祐初年三位圣祖一同配享，后来恢复迭配，不久又并配作为定制。虽然出于孝思，但颇违背经典。当时有关部门失于讲求，下两制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说：“推崇尊贵以享祭，是帝王的极致之义。但是尊贵不可以亵渎，所以郊祀没有两个主人。”现在三位先帝一同配享，想要以此尽孝，却恰恰是亵渎吗？享祭上帝不是为了安抚神灵吗。请依照礼官的议论。七年正月，下诏南郊以太祖定配。

《王珪传》。在此之前，三位圣祖一同配享南郊。王珪说：“三位先帝一同配享，是为了尽孝，却亵渎了享祭上帝。”于是，专门以太祖配享于郊。

五礼通考卷十二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十三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十三

圜丘祀天

《宋史·英宗本纪》：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辛巳，加恩百官。

《宗晟传》：治平年间将举行郊祀，却下雨，有人议论改行祫享。英宗询问宗晟，回答说：“陛下初次郊祀，是见上帝的盛大礼仪，岂敢改期占卜？至诚感动神灵，在于陛下的精意而已。”皇帝嘉奖采纳。等到郊祀时，雨停了。

《文献通考》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享。旧例，皇帝将到版位，祠官回班。面向皇帝须就位，才又侍臣跪读册，到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