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九十八

译手班辟，低头伏地。大鸿胪、大行令、九傧传令说：“起身，回到原位。”于是皇帝登上堂屋洗手，侍中捧着酒杯跟随皇帝上前拜谒，赞享官唱道：“嗣曾孙皇帝恭敬地再次拜谢。”上前献上酒，然后退后走到昭穆的座位次序，献上酒，儿子为昭，孙子为穆，各自父子相对。完毕后，退后向西面坐下，坐姿如同乘坐车驾时的坐姿，赞享官唱道：“奉上高祖赐予的长寿。”皇帝起身再次拜谢，随即在席上用太牢的左体肉赐给皇帝，如同祭祀时半夜入内行礼，天亮时献上九杯酒后，群臣都拜谢，于是赐给胙肉。皇帝出来随即更衣，中诏宣布罢朝，随从人员应当跟随。

译马氏说：查考《西汉书》未曾提及禘祫之祭，只有《汉旧仪》记载其制度颇为详细，另外《韦元成传》记载众儒生因议论毁庙而涉及禘祫，他们的说法都记载在这里。然而把禘当作五年一次的殷祭，把禘当作祭祀天帝，把禘当作合祭群庙，韦元成、刘歆等人所说的已经如此，郑康成只是沿袭他们的错误罢了。刘歆“大禘则终王”的说法，是每代帝王一世才举行一次禘礼，这又与五年一次的说法不相符合。

蕙田按：祫祭时太祖面向东，穆庙神主面向北，昭庙神主面向南，这是室内的位次。高祖面向南，穆庙神主面向东，昭庙神主面向西，这是堂上的位次。古代礼制的变化从此开始。到高祖的帷帐设在堂上西北角，太牢祭品中间分开左边为帝右边为后，这又是非礼之礼了。而受胙、赐胙以及九巵作为九献，则还接近古礼的意思。

《汉书·平帝本纪》：元始五年春，正月，在明堂举行禘祭。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一百二十人，宗室子弟九百多人，被征召协助祭祀。礼成后，增加户口，赐予爵位及金帛，提升官秩补任官吏，各有差别。

蕙田按：西汉禘祫的制度，正史中没有记载。《韦元成传》称五年举行殷祭，隔年举行祫祭，他所引用的都出自《春秋传》，并非禘祫的正义。根据《汉旧仪》，只说祫祭，未提及禘祭。到后汉张纯说汉代旧制，三年一次祫祭，毁庙的神主合祭于高庙，现存庙的神主未曾合祭，这是当时的祫祭，也与《公羊传》大祫的含义不同了。又说元始五年才开始举行禘祭，是此前只有祫祭。禘祫之礼，整个西汉都没有确定制度。

《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在洛阳建立高庙，四季祫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依照旧制。

《文献通考》：建武十八年，皇帝驾临长安，诏令太常在髙庙举行禘礼，排列昭穆次序，父亲为昭，面向南；儿子为穆，面向北。

《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十六年，有诏询问张纯关于禘祫之礼为何不施行。不久，张纯上奏：‘礼制规定，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堂合祭于太祖。五年两次殷祭。旧制三年一次祫祭，毁庙神主合祭于高庙，现存庙神主未曾合祭。元始五年才开始举行禘礼，父亲为昭面向南，儿子为穆面向北，父子不并坐，而孙子跟随祖父。禘的意思是谛，谛定昭穆尊卑的意义。在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端正尊卑的意义。祫祭在冬十月，五谷成熟，所以骨肉合饮食。祖宗庙未定，暂且合祭，现在应当及时确定。言语在张纯传中。’皇帝难以再立庙，于是以合祭高庙为常例。后来在三年冬祫、五年夏禘的时候，只是陈列毁庙神主罢了，称之为殷。太祖面向东，惠帝、文帝、武帝、元帝为昭，景帝、宣帝为穆。惠帝、景帝、昭帝三位皇帝在非殷祭时，不祭祀。’”

《张纯传》：建武二十六年，皇帝诏令张纯说：“禘祫之祭，很久不举行了。三年不修礼，礼必败坏；三年不作乐，乐必崩坏。应当依据经典，详细制定其制度。”张纯上奏说：“礼制规定，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春秋传》说：‘大祫是什么？是合祭。’毁庙与未毁庙的神主，都登堂合祭于太祖。五年两次殷祭。汉代旧制，三年一次祫祭，毁庙神主合祭于高庙，现存庙神主未曾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才开始举行禘祭。又前十八年，亲自驾临长安，也举行此礼。《礼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所以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禘的意思是谛，谛定昭穆尊卑的意义。禘祭在夏四月，夏是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端正尊卑的意义。祫祭在冬十月，冬是五谷成熟，物备礼成，所以合聚饮食。此典废弃，至今已有八年，认为可以按礼施行，及时确定议定。”皇帝听从了他。从此禘祫于是确定。蕙田按：《祭祀志》称三年冬祫，五年夏禘，只陈列毁庙神主，这是张纯奏定后，虽然三年五年的期限，冬祫夏禘的时间，比以前稍有不同，但未毁庙的神主仍未合祭。

《章帝本纪》建初七年八月饮酎高庙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诏书写道：“祖考来享明哲之祀，我末小子资质又菲薄，仰思先帝深厚的恩情，先前修禘祭以尽孝敬，我得以知晓昭穆的次序，寄托对远祖的思念，今年大礼再次举行，加上先帝的座位，悲伤感怀，乐以迎来，哀以送往，虽然祭祀亡者如在，却空虚不知如何裁度，或许能享祭吧，岂能没有克慎肃雍之臣、辟公之相，都助我依依之情。”现在赐公钱四十万，卿减半，以及百官执事各有差别。

蕙田按：《公羊传》“毁庙神主陈列于太祖，未毁庙神主都升堂合祭于太祖”，称之为大祫。汉代制度只让毁庙神主合祭，未毁庙神主不合祭，义理无所裁度。后汉张纯也不能纠正。又禘祫虽有冬夏之分，祭祀之时都只陈列毁庙神主，仍将禘祫相混，名义虽分而实际未异。

右汉禘祫

三国《蜀志》

译《先主传》记载：章武元年夏季四月，大赦天下，更改年号，合祭高皇帝以下历代祖先。

译《魏志·齐王本纪》记载，正始六年冬十一月，举行祫祭太祖庙的仪式。《通典》记载，魏明帝太和六年，尚书王肃以《曾子问》中“祫祭只在太祖庙举行，群庙之主都随之，而不提及禘祭”为由，认为禘祭不合食。王肃回答说：“我认为禘祭和祫祭都是殷祭，群庙之主都应当合祭，举出祫祭，那么禘祭的情况也就可知了。”袁准在《正论》中说：“以前的儒者有的认为禘祫相同，有的认为不同。然而祫祭涉及坛墠，禘祭涉及郊宗石室，这是所及范围远近的递减区别。”《大传》说：“礼制规定，不是王者不举行禘祭，诸侯不举行禘祭，这是相对于天子的降等。”如果禘祭和祫祭是同一套制度，那么诸侯也不得举行祫祭，不仅仅是不得举行禘祭。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去世，到太和六年三月，有关部门认为今年四月举行禘祭，告知王肃商议说：“现在应当根据皇后去世的年份来计算。按照《春秋》记载，鲁闵公二年夏在庄公庙举行禘祭，当时还在丧服之中，等到二十五月大祥之后，就举行禘祭而不再举行禫祭，所以讥讽其速度太快。去年六月武宣皇后去世，二十六日下葬除服即吉，四时的祭祀都亲自参与。现在应当计算从开始除服那天的天数，像这样的礼制必须等到禫月才举行禘祭。”赵怡等人认为皇帝去世二十七月之后才能举行禘祭和祫祭。王肃又上奏说，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各在其庙祭祀则没有不同，四时常祀不得称为殷祭，以粢盛百物丰盛完备为殷祭的。孝子尽心侍奉亲人，在四时表达敬意，按时备物不可以不周全，没有理由多年俭省祭祀亲人，然后才一次丰盛饮食。所谓殷祭，是因为祖宗神位并陈，昭穆次序都排列，所以称为殷祭。如果认为毁庙之主都祭祀称为殷祭，那么毁庙之主祭于太祖，而六庙单独在其前，这不合宜，不符合事理。最近尚书以《曾子问》“祫祭只在太祖，群主都随之，而不提及禘祭”为由，认为禘祭不合食。我回答说禘祭和祫祭都是殷祭，群主都合祭，举出祫祭则禘祭可知。《论语》中孔子说：“禘祭从既灌之后，我就不想看了。”之所以特别举行禘祭，是因为禘祭是大祭，想要观看其盛大景象。禘祭和祫祭都是大祭，单独举出禘祭则祫祭也可知。在《礼记》中以祫祭为大，在《论语》中以禘祭为盛，进退之间不知哪种说法正确。汉光武帝时谈论祭礼，认为禘祭是毁庙之主都合祭于太祖，祫祭只是未毁庙之主合祭而已。郑玄认为禘祭是各在其庙，推究其缘由，夏商时期的夏祭称为禘，然而其殷祭也名为大禘。《商颂·长发》是大禘之歌。到了周代，改夏祭为礿，以禘仅为殷祭之名，周公以圣德采用殷代礼制，所以鲁人也遂以禘为夏祭之名。因此《左传》所说的禘于武宫，又说烝尝禘于庙，这是四时祭祀而非禘祭。郑玄此说错了。至于经文中所说的禘，则是殷祭的意思。郑玄依据《春秋》与大义相违背【按太和八年采用王肃议】。袁准说：“祫祭涉及坛墠，禘祭涉及郊宗石室，这是所及范围远近的递减区别。”《大传》说：“礼制规定，不是王者不举行禘祭，诸侯不举行禘祭，这是相对于天子的降等。”如果禘祭和祫祭是同一套制度，那么诸侯也不得举行祫祭。那么禘祭大而祫祭小，称祫祭为殷祭，比四时大祭都大。《国语》说：“禘郊不过茧栗，烝不过把握。”说明禘祭最大，与郊祭相同。《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祫祭毁庙之主，陈列于太祖，未毁庙之主都升合祭于太庙。”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禘祭涉及坛墠，则毁庙也，都祭祀毁庙，只是所及不同。所及不同，毁与未毁则相同。”这是论者所困惑的。郑玄认为不同是对的，认为禘祭不及毁庙则是错的。刘歆、贾逵认为毁与未毁相同是对的，不区别禘祫远近则是错的。

惠田按：王肃所说的禘祭，是毁庙之主都合祭于太祖，这是以祫祭为禘祭。祫祭，只是未毁之主合祭而已，这是以时祫为大祫。他的说法都不对。他驳斥郑玄各在其庙的说法，则是正确的。

右三国禘祫

《晋书·武帝本纪》：太康十年，太庙建成，于是举行祫祭，大赦天下。

《礼志》：“升平五年十月己夘，举行殷祀。因为皇帝去世，皇后不奏乐。”《通典》：“东晋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去世。十月，举行殷祭。兴宁三年二月，哀皇帝去世。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去世【废帝海西公之后】十月，举行殷祭【此哀皇帝在周之内，庾氏既去之后，举行殷祭】大元二十一年十月，应举行殷祭。那年九月，孝武帝去世。到隆安三年，国家大吉，才遵循殷祭之事。元兴三年夏，应举行殷祭。太常博士徐干等人商议：‘应用孟秋，进用孟冬时。’”

《宋书·礼志》：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白衣领尚书左仆射孔安国上启说：“元兴三年夏，应举行殷祠。去年三月，皇帝车驾返回。那年四月，夏应举行殷祭，而太常博士徐干等人商议说：‘应用孟秋。’台省随即校核自泰和四年以来相承，都用冬夏。徐干等人既然伏应孟冬，回复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商议：‘现在虽然已经祔祭之后，得以烝尝，而无殷荐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举行殷祭，烈宗以”

译同年九月驾崩，直到隆安三年国家举行大吉之礼，才修治殷祭。又按礼制，有丧事则废除吉祭，在寝宫祭祀新主。如今不设单独的寝宫，既然已在宗庙附祭，所以四季的烝尝之祭用来寄托追念远祖的情思，三年一次的禘祭用来习练昭穆的次序，其义理本来各不相同。三年丧期结束，就与太祖合食，遇到应祭之时就举行殷祭，不必拘泥于限定三十个月的说法。当时内台常以限定的月数成为旧例。就像所说有丧事可以举行殷祭，隆安初年果然因丧事而废除了。月数的多少，又导致迟缓或急促失于中道。至于应当寝祭却去修治，心意所未能明白。」安国又上奏范泰说：「如今既然附祭，于是就在宗庙祭祀，所以四季的烝尝之祭照常进行。此言殷祭与烝尝之祭其本源不同，附祭之后可以亲自主持烝尝之祭，而不能亲自主持殷祭。」太常刘瑾说：「章皇后丧期未满一年，不应祭祀。臣查考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驾崩，同年七月安葬，十月举行殷祭。兴宁三年二月，哀皇帝驾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去世，当时为皇后，七月安葬，十月举行殷祭。这在哀帝丧期再周之内。庾夫人安葬之后两次殷祭，策文现存于宗庙。又文皇太后于隆安四年七月驾崩，陛下追述先帝遗意，亲自服重丧，五年十月举行殷祭，在再周之内不因丧事而废弛祭祀。如今因小君的哀痛，而范泰更说不能举行大礼。」臣查考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年，用三十个月就举行殷祭，都见于注记，这是依照礼制五年再行殷祭，而范泰所言不实。责难臣下乃以圣朝所用迟缓急促失于中道，范泰作为宪司，自应明辨是非。群臣所上奏议不被允许，就应当责备其失奏弹劾，却怠慢稽留，遂非忘旧，请求免去范泰、刘瑾的官职。丁巳日下诏：「都保留官职但脱去朝服。」

译初元兴三年四月，不能举行殷祭并加以进用。十月计算常规期限，那么义熙三年冬天，又应当举行殷祭。如果重新起算，就应当使用来年四月。领司徒王谧议论说：“有非常的喜庆，就有非常的礼仪。殷祭旧例标准不差。至于义熙的喜庆，自古经典没有第二个。虽然说是恢复正统，道理等同于接受天命。我认为顺应时运更新，应当从这里开始，宜使用四月。”太常刘瑾议论说：“殷祭没有固定的月份，考察时节表达敬意。况且礼仪的本意崇尚简省。去年十月祭祀，虽然在日期上有偏差，但情义和典制完备，宜仍然以此作为正期。”徐干议论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经传典籍，没有补行殷祭的记载。”著作郎徐广议论说：“推寻先前的事情，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祭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殷祭。如果依照常规向前推三十个月，就应当使用四月。当时大概有缘故而改在冬天。从太元元年十月殷祭，依照常规三十个月，就应当使用二年四月。这是追溯计算从辛未年十月以来，合计六十个月而再次殷祭。”何劭甫注释《公羊传》说：“祫祭从先君开始，以积数为限。从僖公八年到文公二年，知道是祫祭。像这样顺应开端居于起始，承接源头承接水流，统领防范的节度，是深远地因循宗族根本。”往年有缘故推延改期，不是常规制度。宁康、太元前事可以依循，虽然年份有间隔远近的不同，但追溯计算的道理相同。我认为遵循恢复常规次序，是为了推究归正的道理。左丞刘润之等议论说：“太元元年四月应当殷祭，而礼官失误，于是使用十月，本来不是正期。既然以失误作为开始，就应当以恢复初始的四月作为开始，应当使用三年十月。”尚书上奏听从王谧的议论。

通志博士陈舒上表说：“三年一闰，五年祭，八年又殷祭两头，如果四个实际年份不满三年，又十一年殷祭，十四年殷祭，总共间隔包含两个闰月则十年四次殷祭，与礼仪五年两次殷祭，其意义相合。”博士徐禅议论说：“《春秋左氏传》说：‘每年祫祭及坛墠，年终禘祭及郊宗石室。’许慎称旧说曰：‘终者，是说孝子三年丧期终了，就在太庙禘祭以迎入新死者。’徐邈议论：礼仪五年两次殷祭，总共六十个月，分中每三十个月殷祭。”大学博士曹述初辩难说：“三年丧期，实际是二十五个月，那么五年何必六十个月？礼仪天子特礿三时都祫祭，禘祫虽然有固定的年份，而文字没有固定的月份【案：明堂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就是现在的四月七月日至；孟献子禘祭其祖，就是现在的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就是现在的六月】徐邈回答说：“五年两次殷祭，象征两次闰月，不取三年丧期。祫祭三时都可以的，大概是丧期终了就吉，而祫祭服制终了没有常规，所以祫祭随所遇，只有春天不祫祭，所以说特礿，不是殷祭的常规。礼仪大事有时日，所以烝尝依时节，何况祫祭重大没有固定月份呢！”现在依据徐邈议论，每三十个月应当殷祭【贺循祫祭图：太祖东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蕙田案以上晋

通典：宋制，殷祭都等到吉礼才举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上奏傅亮议论：“权宜制度等到吉礼，圣代适宜。”

《宋书·礼志》文帝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论说：“祠部下达十月三日殷祭，十二日烝祀。谨案禘祫的礼仪，三年一次，五年两次。《公羊传》所说的五年两次殷祭。在四时之间，《周礼》所说的凡四时之间的礼仪。大概经历岁月节月没有固定，天子诸侯先后不同。礼仪称天子祫尝，诸侯烝祫。有田就祭，无田就荐。郑玄注：天子先祫祭，然后时祭；诸侯先时祭，然后祫祭。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时，荐以仲月。那么大祭四祀，其月份各异。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诸侯孟月尝，仲月祫。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谷梁传》说：‘着祫尝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左传》说：‘礼也。’又《周礼》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尝稻，晋春烝，曲沃齐十月尝太公，这都是孟仲区别不共的明文。凡祭祀必先卜日，用丁巳，如果不从，进卜远日。卜未吉，岂能两件事推期而往，道理尤其可知。推寻殷烝祀重祭荐礼，轻的尚且不同月，重的反而相同？况且祭祀不想要频繁，频繁就亵渎。现在隔旬频繁享祭，恐怕在礼仪上烦琐。自经纬坟诰，都没有一月两献。先儒旧说，都说不同朔。晋代相承，不知其原。国事之重，没有比祭祀更大的。我见识肤浅，私下认为只有疑惑，请详细告知。下议搁置，没有回复。”

蕙田案此言不宜一月两祭是

孝武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上奏依旧。现在元年十月，是殷祭的月份。领曹郎范泰参议，依照永初三年例，须再周之外，殷祭寻祭再周。来年二年三月，如果以四月殷，则还在禫内。下礼官议。正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礼仪三年丧期毕，然后祫于太祖。又说三

译三年丧期未满不举行祭祀，只有天地、社稷的祭祀可以越过丧服之礼照常进行。况且不经过禫祭就举行祭祀，在《春秋》中受到讥讽。考究古代礼制，丧服期限未结束，本来就没有献酒享祭的道理。自从汉文帝以来，一切都依从权宜之制，宗庙祭祀和朝见聘问，没有不穿吉服的。虽然祥祭、禫祭的名目空存，却没有素缟丧服的变更，冬祭、秋祭等荐献祭祀，与平日没有区别。既然大祭的礼仪既无不同，难道唯独因为内心忧戚而成为阻碍吗？太学博士徐宏提议：三年的丧期，虽然依从权宜之制，但在再祥祭后满周年，仍然穿着素缟丧服，尚未算是纯粹的吉礼，不应用来祭祀。认为来年四月不宜立即举行大祭，十月才合适。太常丞臣朱膺之提议：《虞礼》中说“中月而禫”，在这个月里吉祭还未能配享。认为二十七月已经禫祭，祭祀应当在四时祭祀的日子，此时还未用妃嫔配享，是因为哀痛尚未遗忘。由此推论，未禫祭不得祭祀。又《春秋》记载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郑玄说闵公内心恐惧祸难，致力于自尊自大，以压制灾祸，总共二十二个月就除去了丧服，又没有举行禫祭。没有举行禫祭，说明在禫祭期内不得举行禘祭。考察王肃等在魏朝所说的话：现在权宜保留古礼，等待三年丧期结束，按照旧说，三年丧期结束，遇到禘祭就举行禘祭，遇到祫祭就举行祫祭。郑玄说禘祭在孟夏，祫祭在孟秋。现在沿袭使用十月，如徐宏所上奏。《公羊传》的文字，如果有所怀疑，也是因为鲁闵公设置丧服，因而讲述丧服的纪制罢了，何必完全允许戴素冠可以举行吉禘？纵然《公羊传》有不同说法，官府应以礼制为准，也要求酌情适宜。郎中周景逺参议：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报傅亮的意见：权宜之制即穿吉服，治理世事应当如此。宗庙大礼，应当依从古典，这就是皇宋开国以来的成例准则。认为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的意见，在来年十月举行大祭是合适的。皇帝下诏批准。

译蕙田按：这是说在禫祭期间不宜举行殷祭。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日，有关官员上奏：“四月应当举行殷祠，如果因事务繁忙未能举行，是否可以改在孟秋举行？”领军长史周景远议论道：“查《礼记》说：‘天子举行祫禘、祫尝、祫烝’，依照礼文，夏、秋、冬三季都举行殷祭，不仅仅是在冬、夏两季。晋义熙初年，仆射孔安国上奏议论：‘自泰和四年以来，沿袭的殷祭，都只在冬、夏两季举行。’安国又上奏：‘从永和十年到现在五十多年，每隔三十个月就举行殷祠。’博士徐干依据礼制驳斥安国，徐干又引用晋咸康六年七月举行殷祠的先例，说明并不专用冬、夏两季。当时晋朝虽然没有采纳徐干的议论，但徐干依据礼制和咸熙年的旧例，安国无法驳倒他。现在如果来年四月未能举行殷祠，改在孟秋举行，于礼制没有违背。参议依据礼制有证据，认为在孟秋举行是合适的。”皇帝下诏批准。

蕙田按：以上关于宋代的记载。

《南齐书·高帝本纪》：建元元年十月己卯日，皇帝亲自举行殷祀太庙。《武帝本纪》：永明五年夏四月，皇帝亲自举行殷祀太庙。十年十月甲午日，皇帝亲自举行殷祀太庙。

蕙田按：以上关于南齐的记载。

《通典》：梁武帝起初采纳谢广的议论，三年举行一次禘祭，五年举行一次祫祭，称为殷祭。

《文献通考》：梁代制度，三年举行一次禘祭，五年举行一次祫祭。禘祭在夏季举行，祫祭在冬季举行，都以功臣配享。其仪制大体与南郊祭天相同。

尚书左丞何佟之议论道：“禘祭在初夏举行，万物尚未成熟，所以在秋冬举行小祫祭，那时万物都已成熟，其礼制更为重大。司勋所列功臣有六类，都在大烝祭时祭祀，可知祫祭尤为重大，才涉及他们。近代禘祭和祫祭都不涉及功臣，违背了典章制度，应当改正。”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

蕙田按：以上关于梁代的记载。

陈代制度，五年举行两次殷祭，殷祭即大祫祭，是合祭。

蕙田按：以上关于陈代的记载。

《北魏书·高祖本纪》：太和十五年八月乙巳日，皇帝亲自确定禘祫之礼。

《礼志》：太和十三年正月壬戌日，高祖下诏说：“《礼记·祭法》称‘有虞氏禘祭黄帝’，《大传》说‘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始祖’，又说‘不称王不禘’。《论语》说：‘禘祭从既灌开始’，《诗·颂·长发》有‘大禘’，《尔雅》说‘禘，是大祭’。夏、殷四时祭：礿、禘、烝、尝。周代将禘改为祠。《祭义》称‘春禘秋尝’，也是夏、殷的祭礼。《王制》称‘犆礿、祫禘、祫尝、祫烝’，其礼传的文字如此。郑玄解释：‘禘，是天子祭圜丘’，又说‘禘，是宗庙的大祭，也称禘’。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祫祭是将群毁庙之主合于太庙，合而祭之；禘祭则增加百官配食者，审慎谛视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禘祫。鲁礼三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圜丘、宗庙大祭都称禘，祭祀有两个禘，是很明显的。王肃很少谈禘祫，称天子、诸侯都在宗庙禘祭，不是祭天的祭祀。郊祀后稷不称禘，宗庙称禘。禘祫是一个名称，合而祭之故称祫，审慎谛视故称禘，不是两个祭祀的名称。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总而互举之，故称五年两次殷祭，不说一次禘一次祫，断然可知。礼文大略，诸儒的说法都具备于此。卿等就可以议论其是非。”尚书游明根、左丞郭祚、中书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回答说：“郑氏的意思，禘是大祭的名称。大祭圜丘称为禘，是审慎谛视五精星辰；大祭宗庙称为禘，是审慎谛视其昭穆。圜丘常合，不说祫；宗庙时合，所以说祫。这就是宗庙祫禘并行，圜丘只有一禘。应当在宗庙都举行禘祫之礼。二礼不同，所以名称不同。依照礼制，春祭犆、礿，秋祭尝，冬祭烝，则祫不在三时，都举行禘祫之礼。”中书监高闾、仪曹令李韶、中书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回答说：“禘祭圜丘的禘，与郑义相同；其宗庙禘祫之祭，与王义相同。与郑义相同的，认为有虞禘黄帝，黄帝不是虞在庙之帝，不在庙，不是圜丘而是什么？又《大传》称‘禘其所自出之祖’，又不是在庙之文。《论语》称‘禘自既灌’，事似据《尔雅》称‘禘，大祭也’。《颂·长发》‘大禘’，是殷王之祭，这些都不是诸侯之礼。诸侯无禘礼，只有夏、殷夏祭称禘，又不是宗庙之禘。鲁行天子之仪，不敢专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在宗庙，因先有祫，遂生两名。据王氏之义，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总为再殷祭，明不异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于一时，止于一时者，祭不欲数，数则黩。一岁而三禘，愚以为过数。帝曰：‘尚书、中书等’，据二家之义，论禘祫详矣。然于行事取衷，犹有未允。闾等以禘祫为名义同，王氏禘祭圜丘事与郑同，无所间。然尚书等与郑氏同，两名两祭并存并用，理有未称。俱据二议，一时禘祫，而阙二时之禘”

译事情难以顺从。先王制定礼制，对内顺应人子的亲情，对外协调尊卑的秩序。所以天子设七座宗庙，诸侯设五座宗庙，大夫设三座宗庙，数目用尽就拆除，将神主牌位藏于太祖庙中，每三年举行一次合祭。世系终结就拆除，以显示有始终的道理。每三年合祭一次，以表达追念远祖的深情。禘祭和祫祭本是一次祭祀，将其分为两次，缺乏依据。拆除的宗庙每三年合祭一次，又不能涵盖四季，在礼制上是缺失的。七座宗庙四季常祭，祫祭则每三年一次，又不能涵盖四季，在情理上是简略的。王肃认为禘祫是一次祭祀，王肃的观点更为长远。郑玄认为圜丘祭是禘祭，与宗庙大祭名称意义相同，现在互相采纳郑玄和王肃的观点，将禘祫合并为一个名称。如果采纳王肃的观点，禘是祭圜丘大祭的名称，上下通用。如果采纳郑玄的观点，若按次数则过于频繁，每五年一次禘祭，将祫祭改为禘祭。每五年一次禘祭，则四季都进行禘祭，以符合当今的情理。禘祭则依照礼文，先举行禘祭而后进行四季祭祀，便于立即施行，载入法令，永远作为世代的法则。

译惠田按：把圜丘当作禘祭，这是郑玄的臆测之说。明根等人用“审谛五精星辰”来解释，是歪曲事实。始祖所从出的祖先，并不单独立庙，只是在始祖庙中举行禘祭罢了。高闾却说不在宗庙，那不是在圜丘又在哪里呢？更是歪曲事实了。遵从郑玄的说法固然不对，遵从王肃的说法，也未必正确。诏书说禘祭和祫祭既然是同一种祭祀，却把它们分开成为两种，是没有根据的。然而禘祭和祫祭作为两种不同的祭祀，有经传明确的文字可以作为依据，把它们指为同一种祭祀，都是那些胡乱议论的人混淆视听罢了。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书丞孙惠蔚上奏说：“我听说国家重大的礼仪，没有比明祀更尊贵的；祭祀中最大的，没有超过禘祭和祫祭的。这是用来严敬祖先、尊崇宗庙，追思奉养、继承孝道，合祭神灵，审谛昭穆次序，迁毁宗庙有固定的制度，尊卑等级有确定的体制。因此只有王者创制，作为建国的典章；孔子述作确定，作为不可更改的法则。等到秦朝焚烧诗书，宏大的典籍泯灭；汉朝兴起寻求，拾掇遗留的文字。淹中所得的经书，孔安国获得，只有卿大夫士馈食祭的篇章，而天子诸侯享祭宗庙的祭祀，禘祫的礼仪全部亡失。曲台记，戴圣所记述，然而多记载尸灌的意义，牺牲献祭的数量，至于行事的法则，备物的体制，几乎没有完备的。现在考证依据，只有《王制》一卷，《公羊传》一册。考察这两本书，来寻求它们的界限。其余的经传，虽然偶尔有片段的记载，至于作为标准，没有可以依据的。因此两汉的渊深儒者，魏晋的硕大学者，都依据这些文献，作为朝廷的典章。然而持论有深浅，涉及义理有精粗，所以使得传记虽然统一，而探求本意却乖违错乱。谨按《王制》说：‘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郑玄注说：‘天子诸侯丧期结束，合先君的神主于祖庙而祭祀，叫做祫。后来因此成为常例。鲁礼三年丧期结束而在太祖庙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禘祭。’从此以后，五年两次大祭，一次祫祭一次禘祭。《春秋》《公羊传》鲁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在太庙举行大事，传文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大祫是什么？是合祭。’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前，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合食于太祖。五年两次大祭。何休说：‘陈列，是就陈列在太祖前，太祖面向东，昭面向南，穆面向北，其余的孙子跟随祖父父亲叫昭，儿子叫穆。’又说：‘殷是盛大的意思。’指三年祫祭，五年禘祭。禘祭所以不同于祫祭，是因为功臣都祭祀。祫是合的意思，禘是谛的意思。审谛无所遗失。考察记传的文字，何休、郑玄关于禘祫的义理，大致可以听闻。那么三年丧期结束祫祭太祖，第二年春天遍祭群庙，这是礼的正统，古道的做法。又按魏朝旧事，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驾崩，到五年正月，积累二十五个月为大祥。太常孔羡、博士赵怡等认为禫祭在二十七月，到那年四月，依礼应该祫祭。散骑常侍王肃、博士乐祥等认为禫祭在祥月，到那年二月，应该祫祭。虽然孔羡、王肃意见不同，六人制度各异，至于丧期结束的祫祭，第二年的禘祭，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陛下永远思念孝道，因心即礼，取郑舍王。禫祭在此月结束，下月中旬，礼应大祫六室神主，升食太祖。第二年春天享祭，遍祭群庙。从此以后，五年为常。又古代祭祀法则，时祭和祫祭并行，天子先祫后时，诸侯先时后祫。这在古代是恰当的，在现在则繁琐，况且礼有升降，事有文节，适应时势的制度，圣人不违背。在祫祭的月份，应该减少时祭以从简省。然而大礼久废，群议或许不同。以我看来，道理在于没有怪异。为什么呢？丧期结束，两次大祭开始，禘祫的正统，实在在于此。如果停止而缺漏，只举行时祭，七位圣君不闻合享，百官不见盛事，凭什么宣扬美好的名声，垂范后代呢？皇朝等同三代，治理超越古代，却让美好的典章缺漏于前人，宏大的美德渐失于往志。这是礼所不允许，情所不许可的。请交给礼官集议确定仪注。”诏书说：“礼贵在遵循古制，何必更改制作？况且先代圣人遵循历代恒定的典章，岂是我愚昧昏暗所应该改革的？况且礼祭的议论，是国家最重大的，先代硕儒议论或许不统一，可以交给八座五省、太常、国子监参议确定后上报。”七月，侍中录尚书事北海王元祥等说：“奉诏集议，一致认为禘祫的设置，前代旧典，孙惠蔚所陈述的有道理。旧议请求依前克制敬享清宫，那请求省时祭，道理实在应该如此。但寻求解释注解，下逼列国，兼有时奠的敬事，难以随便省去。请求移到仲月选择吉日，重新上报，制度可行。”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驾崩，肃宗即位。三月甲子，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应该在太祖庙祫祭。现在世宗宣武皇帝神主虽然入庙，然而烝尝时祭还在别室，至于殷祫，应该保存古制。”按礼，三年丧期结束，在太祖庙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禘祭。又按杜预也说：“卒哭而除服，三年丧期结束而禘祭。”魏武宣后在太和四年六月驾崩，那个月已经除服，除服即吉，四时行事，然而还未禘祭。王肃、韦诞都认为现在除服即吉，所以特举行时祭，至于祫禘，应该保存古礼。高堂隆也同王肃意见，于是停止殷祭。仰寻

译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驾崩，当年十月在宗庙举行祭祀。景明二年秋季七月在太祖庙举行合祭，第三年春季在群庙举行祔祭，也是过了三年才举行合祭。我仔细参照古代礼制以及晋、魏两代的议论，并结合景明年间的旧例，我认为今年秋季七月的合祭应当停止，适宜等到年终之后再举行合祭与祔祭。皇帝下诏说：“太常援引古今事例，都有证据可以依据，准奏。”冬季十二月丁未日，任城王元澄、尚书崔亮上奏说：“我们查考《礼记·曾子问》记载：‘诸侯集体朝见天子，如果因为丧事不能完成礼仪，应当停止。’孔子说：‘四种情况：太庙失火、日食之后的丧事、雨水浸湿礼服导致仪容失当，就应当废止。’我们认为，元旦万国朝贺，应当属于诸侯集体朝见的含义。如果祔祭因为丧事而废止朝贺，孔子应当说五种情况，却只说了四种，这说明不废止朝贺。”郑玄在《礼注》中说：“鲁国的礼制，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合祭；第二年春季在群庙举行祔祭。”又查考郑玄《郑志》所检鲁礼，《春秋》昭公十一年夏季五月，夫人归氏去世；十三年五月举行大祥祭，七月解除禫祭，鲁公在平邱会见刘子及诸侯；八月归氏的灵柩未能赶上合祭；冬季鲁公前往晋国。这就明确表明十四年春季举行合祭；明确表明十五年春季才举行祔祭。经文说：“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左传》说：“在武公庙举行祔祭。”我们查考《明堂位》说：“这是鲁国遵循的王礼。”丧期结束后举行合祭与祔祭，似乎有推迟的道理。详细考据古代礼制，没有因为祭祀而废止元旦朝贺的先例。礼制说：“吉事应当靠近吉日，如果不吉利，就重新占卜，为期三十天。”查访摄太史令赵翼等人列举说明正月二十六日祭祀也是吉利的，请求将祔祭移到中旬十四日，时祭移到二十六日，仍然称为春祔，又不是推迟的意思。这样祭祀就没有疏怠的讥讽，元旦朝贺有顺应常轨的美好。既然已经形成丧礼，适宜立即宣布施行。我们私下揣度，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军事，君主的举动必定被记载，恐怕留给后人讥笑，于是征引古籍，私下感到不安。我们学问欠缺，不通经义，见识不能考证古制，只是充任枢机要职，对可行与否必定陈述，冒昧陈述我们的看法，恭候您裁定。灵太后下令说：“可以依照你们的主张执行。”

译胡寅说：宗庙祭祀，奠祭重于禘祭和祫祭。然而自汉代以来，众儒者的议论纷纭交错。确实如同聚众争讼，无法得其要领，如果混同施行，没有通达事理的真儒依据经书训诂来折中裁定，怎能破除古人的昏昧，向后人昭示明白的道理呢？众儒者说：天子行禘祭，诸侯行祫祭，大夫行享祭，庶人行荐祭，这是尊卑的等级。之所以知道天子行禘祭，是因为礼书上说“礼制规定非王者不行禘祭”，由此得知。之所以知道诸侯行祫祭，是因为鲁国作为诸侯国应当用祫祭，但因被赐予天子礼乐，所以《春秋》中有禘祭而无祫祭，而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意思是诸侯不应当用禘祭。禘祭和祫祭，不过是合祭的名称罢了。天子有自己所出的帝，作为东向的至尊，其余宗庙按昭穆次序合食于前，这就叫禘祭。诸侯没有自己所出的帝，就合群庙的神主在太庙合食，这就叫祫祭。至于祭祀的时间和祭品，则视其所能用的规格而增减隆杀。以此判定禘祭和祫祭，难道还不清楚吗？《通考》马氏说：考察将禘祭和祫祭视为同一种祭祀而名称不同，认为禘祭是合祭祖先，审慎辨别昭穆次序的说法，是汉儒的观点。近代众儒者大多不以为然，只有胡寅（致堂）遵从这一说法。然而既然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祭其祖先所出的帝，以其祖先配享，却随即断言：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向君主省视于祫祭，及其高祖，其文意似乎也共同讲述一种祭祀。天子则称为禘祭，所谓“不王不禘”而祭祀则及于其祖先所出的帝。诸侯则不可以言禘祭，而所祭止于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祭，必有功劳被君主知晓，允许其行祫祭，则在祫祭时可及于高祖。大概都是合祭祖先，而因君臣的缘故，所及范围有远近，所以名称不同。因此鲁国的禘祭，其实就是祫祭。如果《大传》文中诸侯之下更有一个“祫”字，则其义理尤其明白。

惠田按：众儒者认为禘祭和祫祭都是合祭，这是聚讼产生的原因。但胡氏仍主张禘祭和祫祭都是合祭，而马氏又在《大传》文中诸侯之下添入“祫”字，强行让经文顺从自己，难以让人心服。又按：以上所述为北魏。

《隋书·礼仪志》：后齐的禘祫之礼如同梁朝制度，每次祭祀用一太牢，皇后参与。

惠田按：以上所述为北齐。

后周的禘祫之礼，则在太祖庙举行，也以皇后参与其仪，与后齐相同。

惠田按：以上所述为北周。

右南北朝禘祫之礼。

隋朝三年一次祫祭，在孟冬月迁移神主，未迁移的神主合食于太祖之庙。五年一次禘祭，在孟夏月，其迁移的神主各自在迁移的庙中受祭，未迁移的神主各自在其庙中受祭。禘祫之日则停止时享，而在庙廷陈列各种瑞物及征伐国家所获的珍奇物品，以及让功臣配享。

惠田按：以上隋朝禘祭，各于其庙，仍是郑玄的错误。

《旧唐书·礼仪志》：“三年一次祫祭，在孟冬月；五年一次禘祭，在孟夏月。”《唐书·礼乐志》：“祫祭、禘祭，是大祭。祫祭是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祭是审慎辨别其尊卑。”这是祫祭和禘祭的意义，而制定礼制的人失掉了它。至于年数不同，祖宗失位，而议论者不知遵从谁。《礼》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传》说：“五年两次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应当祫祭，而有司怀疑其年数。太学博士史元璨等人议论，认为新君丧期结束而祫祭，第二年而禘祭。从此之后，五年再次祭祀。大概后一次禘祭距前一次禘祭五年，而祫祭常在禘祭后三年，禘祭常在祫祭后二年。鲁宣公八年禘祭僖公，大概是二年丧期结束而祫祭，第二年而禘祭，到八年而再次禘祭。昭公二十年禘祭，到二十五年又禘祭。由此可知。议论者认为元璨等人的话有经书依据，于是遵从他们。

睿宗去世，开元六年丧期结束而祫祭，第二年而禘祭。从此之后，禘祭和祫祭各自按年计算，不相通数。共七次祫祭，五次禘祭。到二十七年，禘祭和祫祭并在同一年。有司发觉其不对，于是议论认为一禘一祫，五年两次殷祭，应当通数而禘祭后设置祫祭的年数远近，两种说法不同。郑玄采用高堂隆，先三而后二；徐邈先二后三，而徐邈认为两次禘祭相隔六十个月，中间分三十个月，设置一次祫祭。这最为得当，于是采用他的说法。由此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间，符合两次殷祭的意义，而设置祫祭的先后则不同。

《韦韬传》，开元时迁任太常。高宗上元三年，将举行祫享，议论者认为礼纬说三年祫祭，五年禘祭。公羊家说五年两次殷祭，两家互相矛盾，众儒者不能决断。太学博士史元璨议论说：“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去世，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说：这是祫祭，则三年丧期结束，新君的第二年应当祫祭，第二年应当禘祭。群庙又宣公八年禘祭僖公，宣公八年都有禘祭，则后一次禘祭距前一次禘祭五年。这就是新君的第二年祫祭，第三年禘祭。此后五年两次殷祭，则第六年应当祫祭，第八年禘祭。昭公十年齐归去世，十三年丧期结束，应当祫祭，为平邱之会。冬天，公如晋，到十四年祫祭，十五年禘祭。传曰：有事于武宫，是对的。到十八年祫祭，二十年禘祭，二十三年祫祭，二十五年禘祭。昭公二十五年”

译在襄宫举行祭祀，这是正确的。那么在大祭之后三年举行合祭，再过两年举行大祭，这符合礼制。”于是议定。后来睿宗守丧期满，在宗庙举行合祭，到开元二十七年，大祭五次，合祭七次。这一年，縚上奏说：“四月已经举行过大祭，孟冬又举行合祭。礼仪过于繁密，请求将夏季的大祭作为大祭的源头。”从此沿袭这一做法，五年举行两次祭祀。

译《通典》记载，开元六年秋季，睿宗皇帝守丧期满，在太庙举行合祭。此后沿袭此制，每三年举行一次合祭，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各自计算年份，不相通算。到开元二十七年，总共经历了五次禘祭、七次合祭。这一年夏季禘祭结束后，冬季又应当举行合祭。太常寺议论说：“禘、祫两种礼仪，都属于盛大的祭祀。合祭是指将祖先神主合祭于祖庙，禘祭是指审定尊卑次序，表达先君恩泽下及的慈爱，成就众子孙奉养亲人的孝心。这些事不同于常规祭祀，是适时举行的。而祭祀不宜过于频繁，频繁就会亵渎；也不宜过于稀疏，稀疏就会懈怠。所以王者效法天道，制定祭祀典章。冬祭、秋祭象征四季，禘祭、合祭如同闰月。天道的大成，宗庙效法它，所以每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

谨按《礼记·王制》郑玄注，《周官·宗伯》都记载：“国君继位，守丧三年期满，在太祖庙举行合祭；第二年，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一次合祭，一次禘祭。”汉代以前的古制，贞观以后，都采用这种礼仪，认为三年有一个闰月，天道完备，所以如此。这就是说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通算其次数，一次禘祭、一次合祭，交替进行。如今太庙的禘祭、合祭，各自计算年份，两方面都不通算，有时连年频繁合祭，有时同一年再次排序，有时一次禘祭之后接连举行两次合祭，有时五年之内突然有三次盛大祭祀。效法天道、象征闰月的期限既违背了法度，五年两次盛大祭祀的数目又不相同。对照礼制条文，颇为违背失当。既然效法天道的法度已有定论，考察古礼如此显著，禘、祫两次祭祀应当通算，这就明确了。现在请求以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年四月举行禘祭，到辛巳年十月举行合祭，到甲申年四月又举行禘祭，到景戌年十月又举行合祭，到己丑年四月又举行禘祭，到辛卯年十月又举行合祭。从此每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循环往复。

又关于禘、合的学说，并非只有一家，五年两次盛大祭祀的条文既然互相沿袭，效法天道、象征闰月的道理大致也相同。而禘祭之后设置合祭，或近或远，盈缩的数目有两种方法。郑玄、高堂生主张先三年后两年，徐邈的议论则主张先两年后三年。谨按郑氏所叙述的先三年之法，约略依据“三合五禘”的条文，认为甲年既然举行禘祭，丁年应当举行合祭，己年又举行禘祭，壬年又举行合祭，甲年又举行禘祭，丁年又举行合祭，循环往复，以此相承。合祭之后距离禘祭十八个月而近，禘祭之后距离合祭四十二个月而远，分析不均，粗略于计算了。假如追求异端，将合祭置于秋季，那么前三十九个月，后二十一个月，虽然稍有改善，仍然偏颇。我依据原文，都说象征闰月，两个闰月相距则平分了。两次盛大祭祀的次序为何不等呢？况且又分三等之言，本是举出总数，三周有半，实为整三年，在此设置合祭，不违背文义了，何必拘泥于三正呢？大概千虑一失，是通儒的蔽病。徐氏的议论与此不同，研究反复周密审慎，最为凭据标准，以两次禘祭相距六十个月，中间平分三十个月，设置一次合祭。如果甲年既然举行禘祭，丙年冬季合祭，己年夏季禘祭，辛年冬季合祭，有象征闰月的法度，毫厘不偏。三年一次合祭的礼仪，既无违背，五年两次盛大祭祀的制度，疏密数目又均匀。比较诸儒，义理确实更长。现在请求依据此法确定两次盛大祭祀，先推算祭祀月份，循环往复，当时都以其议论为允当。《开元礼》

惠田案：《开元礼》禘祫仪，同时享仪，其注中仪节不同之处，录如下。其余详见时享门。

陈设：合祭在庙堂上下每座设置彝尊，斚彝一、黄彝一、牺罇二、象罇二、着罇二、山罍二，在堂上都在神座之左。献祖、太祖、高祖、高宗的罇彝在前楹间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的罇彝在户外南向。壶罇二、太罇二、山罍四在堂下阶间北向，西为上。禘祭则用鸡彝、鸟彝，其余同合祭。摄事时簋、簠、俎、铏与正数减半。

享祭之日，天未明五刻，太庙令穿着其服饰，在户外布置昭穆之座，自西序以东。皇八代祖献祖宣皇帝，皇六代祖太祖景皇帝，皇高祖神尧皇帝，皇祖高宗天皇太帝座，都在北厢南面。皇七代祖懿祖光皇帝，皇五代祖代祖元皇帝，皇曾祖太宗文武圣皇帝，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座，在南厢北向。每座都设置黼扆、莞席、纷纯、藻席、画纯、次席、黼纯，左右几省牲器。膟膋肠间脂，合祭、禘祭祝史在郁鬯中洗肝，其余同圜丘仪。

晨祼。太庙令率领其属吏在庙庭大阶之西陈列瑞物。上瑞在前，中下依次排列。以及伐国所得宝器，上次先后亦然。都借以席，摄事不陈列瑞物宝器。天未明二刻，在东陛之东陈列腰舆。每室各二，都西面北上。立定后，赞引引导太庙令、太祝、宫闱令率领内外执事者，以腰舆自东陛升，到献祖室入，开塪室。太祝、宫闱令捧出神主，各置于舆，出到座前，奉神主置于座完毕。依次捧出懿祖以下，如献祖仪。稍退，摄事同。

馈食。合祭乐终，八节止。诸座皆然。合祭、禘祭祝辞说：“晷度环周，岁序云及，永怀追慕，伏增远感。”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合，芗萁嘉蔬，嘉荐

译泛齐，肃穆和乐，明察献祭，恭敬地备办合祭之礼。其余字句均与禘祭相同。祝辞说：“恭敬地进献禘祭之事，太祖以下皆称臣。”

译祫祭与禘祭时，由功臣配享。

在祭祀之日天未亮一刻钟，太庙令在太庙庭院布置功臣的神位。吏部尚书、追赠司空、郧国公殷开山，光禄卿、渝国公刘政防，开府仪同三司、淮安靖王李神通，礼部尚书、追赠司空、河间元王李孝恭。

以上配享高祖庙庭，位于太阶东侧，稍偏南，面朝西，以北边为尊位【以下各段均同此格式】。

司空、追赠太尉、梁国文昭公房龄，特进、追赠司空、郑国文贞公魏征，洛州都督、追赠尚书左仆射、蒋国忠公屈突通，开府仪同三司、追赠司徒、申国文献公高士廉。以上配享太宗庙庭，稍偏南，面朝西，以北边为尊位。

司空、太子太师、追赠太尉、英国贞武公李勣，中书令、追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马周，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北平县公张行成。

以上配享高宗庙庭，稍偏南，面朝西，以北边为尊位。

侍中、谯国公桓彦范，侍中、平阳郡公敬晖，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濮阳郡公张柬之，特进、博陵郡公崔元暐，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恕己。

以上配享中宗庙庭，稍偏南，面朝西，以北边为尊位。

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追赠司空、许国文贞公苏瓌，尚书左丞相、太子少保、徐国公刘幽求。

以上配享睿宗庙庭，稍偏南，面朝西，以北边为尊位。

各神位都在座首设置牌位【牌位上分别题写官爵姓名】。每个神位左侧设置两个壶樽，面朝北，元酒在西边，加上勺和巾盖，将爵放在樽下。在终献的罍洗东南方设置盥洗用具，面朝北。太庙令与良醖令按常规用酒醴装满樽。堂上陈设祭品完毕后，太官率领进献祭品的人出来，捧着祭品进入，祝官在座左侧迎接并引导，分别陈设在神位前。太官等人退出，祝官回到樽旁。亚献即将结束时，赞引引导献官前往罍洗处洗手，洗爵后前往酒樽处，执樽的人举起巾盖，献官斟酒，各位助奠者也都斟好酒。赞引引导献官前进，到达首座前，面朝东放下爵。赞引引导献官回到原位，在献官进献奠酒时，各位助奠者各自在神位前进献奠酒。回到樽旁，在堂上撤去豆，祝官进到首座前撤去豆，回到樽旁。

《通典》记载：天宝八载闰六月五日敕令：文王时期的禘祫之礼，是为了确立次序；质朴与文饰的变化，大概要顺应时势。我朝宗系本于仙宗，事业承继圣祖，盛世累次兴盛，已赐予无疆的福佑，合祭登神，思考不合于古制的典礼。从今以后，每次禘祫祭都在太清宫圣祖前设位，确立正位以彰显升配之礼，恭敬顺应天象；下以尽到防恭之诚，不违背至道。近来每逢禘祫祭，就暂停时享，事情虽然适宜于权宜，但礼仪或许亏损了必备之项。以后每逢禘祫祭，常规祭祀不得废止，用素馔三种，焚香代替三献。

胡寅说：唐朝并非李聃的后裔，却以李聃为祖，孝子慈孙，岂能忍心这样做？假如李聃果真是祖先，也不是所自出的帝王，不得参与合食之享。况且不是其祖先却加在祖考之上，这是有两姓的宗庙。这是李唐典礼的大失误，而当时没有一人进言。君主喜好阿谀而臣子进献谄媚，所以即使以他人为祖，最终也不能知晓，又何况其余的事呢？

《册府元龟》记载：建中二年二月，恢复肃宗神座于寝宫。此前宝应二年西戎侵犯京师，焚烧了建陵的寝室，至此才开始创建恢复。十月癸卯日祫享太庙，开始奉献祖神主出行参加祫礼。起初宝应二年元宗、肃宗神主祔庙，开始将献祖、懿祖神主迁往西夹室。这时礼仪使于休烈认为国丧已毕，将举行祫享，因太祖已即位，应当面朝东，献祖、懿祖尊属于太祖，如果一同祫享，那么太祖就不能居正位。于是将二神主永远封闭在西夹室。至此有司也认为国丧已毕，应当举行祫礼。于是太常博士陈京建议，请求依据魏晋以来祫礼奉二主出同祫享，与太祖并列昭穆，而空出东向之位。又说如果认为二祖同享，是说太祖失去了尊位，就请求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庙祫享。诏令下达尚书省杂议，礼仪使颜真卿请求依照蔡谟等人的议论。到祫享之日，奉献祖神居东面之位，自懿祖、太祖到各位祖宗，遵循左昭右穆的行列。当时宰臣百官都同意颜真卿的议论，奏章留在宫中未发出。将到祫享时，颜真卿又奏请从蔡谟的议论定为准则，皇帝听从了。

《通典》记载：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陈京上疏说：“今年十月祫享太庙，应当合享迁庙的献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义，毁庙的神主陈设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合食于太祖。那么太祖之位在西而面朝东，其下子孙昭穆相对，南北为别，没有毁庙迁主不享的条文。征引这种礼仪，自周室以来，而国朝祀典应当与周不同。周以后稷配天，太庙为始封之祖，而下才立庙，庙毁主当迁的，所以太祖东向之位保全其尊而不疑。然而今年十月祫享太庙，伏请依据魏晋旧事为比照，那么构筑别庙。东晋以征西等四府君为别庙，到禘祫之时，就在太庙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别庙登高皇、”

译太皇、征西等四位府君按照亲疏次序排列。臣认为，如果国家采用这种礼义，就应当分别为献祖、懿祖建立宗庙，在禘祭和祫祭时祭祀他们，以加重对亲人的尊崇，那么太祖在太庙中就能居于东向之位，以保全其至尊的地位。臣认为，德明、兴圣两位皇帝过去已经建立了宗庙，到了禘祫祭祀的时候，通常使用享礼，现在将别庙的制度改为在兴圣庙中藏匿附祭为宜。”皇帝下诏让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上议说：“臣认为，太祖景皇帝凭借受命开始封国的功绩，处于百代不迁的宗庙之中，配享上天，这是极其尊严的。况且到了禘祫祭祀的时候，暂时居于昭穆之位，委屈自己以表达孝敬，奉养祖宗，遵循按年龄辈分排列的礼仪，弘扬尊崇祖先的道理，这实在是太祖明神淳淳教诲的本意，也是用来教化天下，引导人们遵循孝悌之道。请求依照晋代蔡谟等人的建议，将献祖的神主安放在东向之位，从懿祖、太祖到各位祖宗，遵循左昭右穆的排列次序。”

译《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上奏说：“禘祫之礼，殷周时期因为迁庙的祖先都在太祖之后，所以能够合祭且次序井然，尊卑没有差错。等到汉高祖受命建立汉朝，没有始祖，便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是高帝的父亲，因为地位尊于太祖，所以不在昭穆合祭的行列中。魏武帝创业，魏文帝受命，也以武帝为太祖，他的高皇、太祖、处士君等都属于尊位，不在昭穆合祭的行列中。晋宣帝创业，晋武帝受命，也以宣帝为太祖，他的征西、颍川等四位府君也属于尊位，不在昭穆合祭的行列中。我大唐承受天命，历代圣君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的世数既然接近三昭三穆之内，所以皇家太庙只有六个室位。那尧农府君、宣光二祖，地位尊于太祖，亲尽即迁，不在昭穆的数目之中，这在礼志中已有记载，可以照此执行。开元年间增设九庙，献、懿二祖都在昭穆之中，因此太祖景皇帝未能居于东向的尊位。现在二祖已经迁出，九室次序井然，那么太祖的地位又怎么能不正呢？我认为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迁，却居于昭穆之位；献、懿二祖亲尽迁庙，却居于东向之位。考察以往的成例，实在令人不安。请求下达百官共同商议，敕令依从。”

《陈京传》记载，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献、懿二祖亲尽迁庙，却仍居于东向之位，这是不合礼制的祭祀，神灵不会享用，希望下达群臣商议。”于是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人上言：“谨按晋代孙钦的议论：太祖以前，虽然有神主，禘祫之礼所不及；所及的是太祖之后未毁的，以及已升藏于二祧的，所以即使百代也能及到。献、懿二祖在始封之前，亲尽神主迁出，上拟三代，则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则是《春秋》所说的‘陈于太祖’。汉代商议罢除郡国庙时，丞相韦玄成议论说：‘太上皇、孝惠帝亲尽应当毁弃，太上皇的神主应当埋于园中，孝惠帝的神主迁至高庙。太上皇在太祖之前，神主埋于园中，不及禘祫。’献、懿二祖与此相当，孝惠帝迁至高庙在太祖之后，而及禘祫，世祖与此相当。魏明帝迁出处士的神主，安置在园邑，岁时由令丞奉荐。东晋将征西等祖迁入西，除去同谓之祧，都不及祭祀。所以唐初直到开元年间，禘祫之礼仍然虚设东向之位。等到设立九庙，追尊献、懿二祖，但在祝告三祖时不称臣。至德年间再次制作九庙，于是不再为尧农府君主立神主祭祀，不及祭祀。广德年间，才开始让景皇帝当东向之位，因为献、懿二主亲尽，罢除祫祭而藏匿神主。颜真卿引用蔡谟的议论，再次进献神主居于东向，懿昭景穆不记录，蔡谟的议论晋代未曾采用，而唐代作为一王之法，难道可以效法吗？臣等认为尝禘郊社，神灵没有两个至尊，埋藏、毁弃、迁出、藏匿，各自以义理决断。景皇帝已经居于东向，一日改易，不可称为礼，应当恢复将献、懿二主藏于西室。根据本祭法，远庙为祧，去祧而设坛，去坛而设墠，坛墠有祷祭无祷止的意义。太祖得以正位，无所屈从。”

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议论说：“天子以受命之君为太祖，诸侯以始封之主为祖，所以自太祖以下，亲尽迭毁。等到秦代毁灭学术，汉代无暇顾及礼制，晋代失礼宋代沿袭，所以有连五庙的制度，有虚设太祖之位的做法，而且不列昭穆，不是所说的有序；不建立迭毁，不是所说的有杀；连五庙，不是所说的有别；虚设太祖位，不是所说的一尊。这就是礼制废弛的原因。”传曰：“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祭祀用天子的礼仪，但神主仍用士的规格。”现在献、懿二祖在唐代未受命时，犹如士人，所以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礼祭祀他们，而不敢让他们居于东向之位。现在如果改变他们，岂不是扰乱先帝的次序吗？周朝拥有天下，追封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礼对待他们。祭祀时亲尽而毁。汉朝拥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礼，及祭祀时，亲尽而毁。唐家追封献、懿二祖以天子之礼，及祭祀时，亲尽而毁，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迁出的神主藏于后稷之庙，那是周未受命时的祧吗？先王迁出的神主藏于文、武之庙，那是周已受命时的祧吗？所以有二祧，用来区别庙宇。现在自献祖以下，犹如先公；自景祖以下，犹如先王。请求另建庙宇来安置二祖，这样实行周道，恢复古制，是方便的。

工部郎中张荐等人请求自献祖以下，全部列入昭穆，虚设东向之位。司勋员外郎裴枢说：“礼制，因为亲爱亲人，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庙；敬重宗庙，所以收聚族人；收聚族人，所以宗庙庄严；宗庙庄严，所以社稷重要。太祖之上再追尊，那么尊崇祖先的意义就违背了；太庙之外另设祭庙，那么社稷就不重要了。”汉代韦元成请求将神主埋于园中，晋代虞喜请求将神主埋于庙两阶之间。虞喜依据《左氏传》自我证明说：“先王每日祭祀祖考，每月祭祀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祫及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是为郊宗之祖。”虞喜请求在夹室中设立石室来安置他们。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夹室是用来安置太祖之下的，不是太祖之上的，藏匿神主的地方，没有卑处在正尊居旁的道理。如果建立石室于

译园寝，安置迁主，采纳汉晋旧制，祫祭与禘祭通常合为一祭，庶几符合《春秋》变革之正道。当时，裴京以考功员外郎的身份又进言说：“兴圣皇帝是献祖的曾祖父，是懿祖的高祖父，以曾孙的身份附祭曾祖和高祖的宗庙，这是人情大顺之事。”京兆少尹韦武说：“祫祭是大合祭，禘祭是序次迁主。在祫祭之年，通常让献祖面向东坐，率领懿祖而后按昭穆次序排列，以极尽亲爱之情；等到禘祭时，太祖的席位设在西侧，众位神主列于左右，这样对太祖没有降尊，献祖也没有厌弃。”当时众儒生依据《左传》中“子齐圣不先父食”的说法，请求迎接献祖神主面向东坐，太祖暂时回到穆位。同官县尉仲子陵说：“所谓‘不先父食’，是左丘明批评文公逆祀，儒生怎么知道夏代后世数不足时，说禹不先于鲧呢？”魏晋始祖通常较近，始祖之上都有迁主。引用《閟宫》诗，那么永远封闭也可以；因虞主而埋于园寝也可以；沿袭远祖迁主而筑宫也可以；以太祖实际地位卑微而虚设其位也可以。然而永远封闭与埋于园寝，是臣子所不安心的；如果虚设正位，那么太祖的尊贵就无时不在申请。将献祖、懿祖二祖迁至德明、兴圣庙是顺理成章的。有人说：二祖别庙不合礼制。况且德明、兴圣二庙在禘祫之年都有荐享，这已经是分食了，为何唯独怀疑二祖呢？国子四门博士韩愈驳斥众议，自己申述观点说：“一说是献祖、懿祖二主应当永远藏在夹室，我认为不可。况且礼制规定祫祭时毁弃的神主都合食，现在藏在夹室，等到祫祭时难道不吃太庙的祭品吗？如果二祖不参与，就不能称为合祭了。二说是两主应当毁弃而埋掉，我认为不可。天子七庙，一坛一墠，迁主都藏在祧庙，即使百代也不毁弃，祫祭时太庙享祭。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弃埋掉的议论，经书中没有记载。唐朝建立九庙，用周制推演，献祖、懿祖还在坛墠，可以毁弃埋掉而不禘祫吗？三说是二祖的神主应当各自迁往陵墓，我认为不可。二祖在太庙享祭二百年，一日迁走，恐怕眷顾犹豫，不会立即在下国享祭。四说是应当奉神主附祭兴圣庙而不禘祫，我认为不可。礼制说祭如在，景皇帝虽然是太祖，对于献祖、懿祖的子孙来说，现在让儿子面向东坐，废除父亲的祭祀，不可作为典范。五说是献祖、懿祖应当在京师别立庙，我认为不可。凡是礼制有降有杀，所以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逐渐疏远的祭祀越发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非议它，认为不应当取已毁弃的庙，既已藏起的神主，又筑宫来祭祀，现在的议论正相同，所以我都认为不可。古时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都自为帝，又世数已远，不再祭祀，所以始祖得以面向东坐。景皇帝虽然是太祖，对于献祖、懿祖的子孙来说，当禘祫时，献祖居东向位，景祖从昭或穆，这是祖以孙尊，孙以祖屈，神道人情不相远。又常祭多，合祭少，那么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与其伸孙尊，废祖祭，不如顺乎礼制。又上禘祫议证十四篇。皇帝下诏尚书省召集百官、国子儒官明确决定可否。左司郎中陆淳奏案礼及诸儒议，恢复太祖之位是正确的。太祖位正，那么献祖、懿祖二主应当有所安置。现在议论者有四种：曰藏夹室，曰置别庙，曰各迁于园，曰祔兴圣庙。臣认为藏夹室则享献无期，不符合周人藏二祧之义；置别庙议论始于曹魏，礼制没有传承，司马晋议论而未采用；迁往各园扰乱宗庙制度；只有祔兴圣庙禘祫一祭，庶几符合礼制。皇帝犹豫未决。

译权德舆关于迁移太庙的议论：礼仪有五种，经典中没有比祭祀更重的了。祭祀被称为百事顺遂，实际上能接受它的福佑。所以说：万物根本在于天，人的根本在于祖先。凭借太祖始封的重任，应当享有大祭时面向东边的尊贵地位，百代不迁移，向下统辖昭穆次序。这是孝子奉献祭祀的极致制度。周朝从后稷十六代到武王，毁弃旧庙迁移神主，都是太祖之后的事情，所以排列昭穆次序，共同进食没有嫌疑。汉朝太上皇的神主埋葬在园寝，不久设置别庙，这是属于尊崇。所以周、汉两朝太祖的地位端正。从魏到隋，则空出这个位置。魏明帝初年，因为太皇别庙没有建成，所以暂时设置对祫之祭。后来有关部门确定七庙的制度，太祖以下作为昭穆二祧。很快到了三位少帝，国运转移到晋朝，不把兄弟作为代数计算。所以元帝向上继承武帝，简文帝向上继承元帝。到了安帝时，后征西到京兆四位府君迁移完毕，还没有赶上大祭。国运转移到宋朝，起初永和中，怀疑四位府君所藏之礼，下诏让公卿广泛议论。范宣请求特别建造一间屋子，韦〇请求屋子腐朽才停止。蔡谟也请求改建别室，没有展开的应当进入太庙，让征西府君面向东边。议论最终没有实行。宋、齐、梁、陈、北齐、周、隋，都空出这个位置，等待太祖。都因为国运短暂，这个礼仪没有施行。那么从魏朝以下，太祖排列在昭穆的位置，不是通行的惯例。武德年间，建立亲庙四座，从宣简公以下。贞观年间，建立七庙六室，从〇农府君以下。开元年间，才开始制定九庙，追尊献祖、懿祖。所以从武德到开元，太祖在四庙、七庙、九庙的数目中，那么面向东边的空缺，又不是惯例。广德二年，将要赶上大祭，有关部门认为两位祖先亲尽应当迁移。太祖九室已经完备，那年冬天举行祫祭。于是让太祖正位面向东边，把两位神主藏在夹室。共十八年，建中二年冬天祫祭，有关部门错误地引用蔡谟征西的议论，让献祖居于面向东边的位置，懿祖为昭，太祖为穆。这确实是违背常理、颠倒错乱的大错误。议论的人有的引用《春秋》：“禹不先于鲧，汤不先于契，文王武王不先于不窋”作为证据。况且汤与文王武王都是太祖之后，道理上没有可疑之处。至于禹不先于鲧，怎么知道解说的人不是启与太康的时代，而左丘明因此记录它呢？先前有关部门认为两位神主藏在夹室不合适，那么可以缺大大祭；如果不恭敬，那么可以处于面向东边的位置，那么不可以。所以贞元七年冬天，太常上奏，请求让百官共同议论，下诏批准他的奏章。八年春天，有于颀等十六份奏状。到了十一年，又下诏尚书省集会。议论有陆淳、宇文〇两份奏状，前后不同，有七家的说法。至于藏在夹室、空出面向东边的位置、远远迁移到园寝、分享禘祫、如币玉虞主，而占卜埋葬肤引越来越多，都失去了礼仪的本意。臣等仔细讨论，只有安置在别庙以及附祭于德明、兴圣两种说法，最为可靠。德明、兴圣的庙，还是别庙，等于新建立，这又容易施行。认为德明皇帝在舞羽的时候，与稷契功劳相同。契的后代成为殷朝，将近五百年；稷的后代成为周朝，超过八百年。德明光辉流传无穷，开启皇运于后，景福灵长，与天地相准。又献懿两位祖先对于兴圣皇帝，是曾祖和远祖，如同周人附祭于先公的祧庙一样。这也是符合礼仪的。阐明尊崇祖先的道理，端正大祭的意义，礼仪文饰祭祀典章，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凡是议论相同的有七份奏状，一百多人，其中名儒礼官，讲解贯通详细熟练。臣现在担任宗伯副职，职业所守典礼是主管，研考古今，竭尽愚见，岂敢用可疑的文字虚妄的说法，冒犯陛下严肃恭敬重视艰难的心情。那夹室等五家不安的说法，恭敬地详细条列上奏。希望圣明的思虑裁断选择。

藏在夹室

右边是太祖以下毁弃庙宇神主所藏的地方。现在如果把两位祖先的神主同在夹室，当禘祫的时候，代祖元皇帝以迁移神主共同进食，而两位神主留在夹室，神灵依靠在哪里呢？或者神主有祈祷就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像大祭怎么样？有人说每次禘祫时就享于夹室，像共同进食怎么样？这是不可以的。

空出面向东边的位置

右边从魏晋，才有太祖以上府君，来准备亲庙。从太祖以下昭穆已经排列，太祖以上亲尽都迁移，然后端正面向东边的位置，表明不迁移的重任。从魏到隋，都因为国运短暂，或者迁移离开多，所以这个礼仪没有施行，所以空出面向东边的位置。从武德后，贞观亲开元，增加庙数，太祖尊贵地位压抑而没有施行，所以空出面向东边的位置。现在九庙已经完备，代祖已经迁移，而议论空出面向东边的位置，那么没有这个惯例，这是不可以的。

园寝

右边汉魏太上皇处士居住在园寝的制度，靠近京城，所以在迁移神主上没有异议。现在两位祖先园寝都在赵州，法驾撰写仪制，路途遥远，这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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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尊崇祖先敬重宗庙，至当没有第二个。审查禘合享，王者所先。议论的人请求常常让献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间交替居于面向东边的位置。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当祫的时候，太祖固然排列昭穆了。当禘的礼仪，献祖依靠在哪里呢？从古以来，没有这个义例。这是不可以的。

埋葬

右边议论的人引用古者尊贵祖先命令收敛币玉藏在两阶之间，又埋葬虞主在庙门外道路左边，认为这类那神主命令币玉的人既已反告，那么没有用处了；那

译虞主用桑木制作，是因为在练祭之后就没有其他用途了。不忍心让它遭受污秽，所以将其收敛收藏，撤除后埋入地下。这哪里像栗木神主那样依附神灵，即使庙宇毁坏也常存不毁的制度呢？这是不可行的。况且两阶之间和门外道路左侧，都是祖庙所在。现在却将神主下葬于子孙的庙中，在情理上讲得通吗？这又是不可行的。此前已详细列举周朝、汉朝太祖居东向，魏晋以后虚设东向，以及贞元八年十一月两次防议中十八状内夹室等五家认为不妥的说法，如前所述，恭敬地记录并上奏听闻。恭敬地奏报【昌黎集四门博士韩愈献议，现在先列举众人意见的不当之处，然后阐明自己的观点：第一，认为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永远藏在夹室中，我认为不可。祫祭就是合祭，毁庙的神主都应当合食于太祖。献祖、懿祖二位就是毁庙的神主，现在虽然藏在夹室中，到了禘祫祭祀的时候，难道能不让他们合食于太庙吗？名义上叫合祭，而二位祖先却得不到祭祀，不能称之为合祭了。第二，认为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毁坏并埋葬，我又认为不可。恭敬地查考《礼记》：天子设立七座庙，一座坛，一座墠，那些毁庙的神主都藏在祧庙中，即使百代也不毁坏，祫祭时就陈列在太庙中享用。从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坏埋葬的议论，事情没有经典依据，终究不能施行。现在国家德泽深厚，创立九庙，按照周制推演，献祖、懿祖二位还在坛墠的位置上，何况要毁坏埋葬而不进行禘祫祭祀呢？第三，认为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各自迁往他们的陵墓所在地，我又认为不可。二位祖先在京师受祭，列于太庙，已经两百年了，现在一旦迁移，不仅会让人心生疑虑，恐怕二位祖先的灵魂眷恋犹豫，不会立即在下国享用祭品。第四，认为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附祭于兴圣庙而不进行禘祫祭祀，又认为不可。传书说：祭祀时就像祖先真的在一样。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在亲属关系上却是献祖、懿祖的子孙。现在想要确立他作为儿子居东向的位置，废除他作为父亲的大祭，固然不能作为典范了。第五，认为献祖、懿祖二位应当分别在京城另立庙宇，我又认为不可。礼制有所降低，情感有所减弱，所以离开庙宇称为祧，离开祧称为坛，离开坛称为墠，离开墠称为鬼，逐渐远离，祭祀越发稀少。从前鲁国设立〇宫，《春秋》批评它，认为不应当取已经毁弃的庙宇，既已收藏的神主又再建宫室来祭祀，现在所议论的与此完全相同。又即使违背礼制立庙，到了禘祫祭祀时，合食则禘祭没有位置，废除祭祀则在道义上讲不通。这五种说法，都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广泛采纳前人的言论，寻求折中的办法，认为殷朝的祖〇王，周朝的后稷，在太祖之上，都各自为帝。又因为他们的代数已经久远，不再祭祀他们，所以太祖得以正居东向之位，子孙跟随昭穆的行列。礼制所称的，大概是为了记录当时的适宜，并非〇于后代的法则。〇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先于父亲受祭。’这是说儿子为父亲委屈。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献祖、懿祖来说是子孙。在禘祫祭祀的时候，献祖应当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应当跟随昭穆的行列。祖先因为孙子的尊贵而屈居，孙子因为祖先而委屈，探求神灵的意旨，难道远离人情吗？又平常的祭祀很多，合祭很少，那么太祖所委屈的祭祀最少，所伸展的祭祀最多。这在伸展孙子的尊贵，废除祖先的祭祀方面，不也很顺理成章吗】

译朱子《韩文考异》说：韩愈的本意，是认为献祖作为始祖，他的神主应当安放在第一室，百代都不迁移。懿祖的神主，则应当迁移到太祖的西夹室，而太祖以下的祖先依次排列在各室。四季的常规祭祀，只有懿祖不参与，而献祖、太祖以下各自在各自的室中受祭，各室自有其尊位，互不降等压制。这就是所说的所伸张的祭祀常常占多数。而在禘祫大祭时，只有献祖居于东向的主位，而懿祖、太祖以下都按昭穆次序排列，南北相对面向前方。这就是所说的祖因孙而尊，孙因祖而屈，所屈从的祭祀常常占少数。韩愈的礼学精深，大概是其他儒者所不及的，所以他所议论的独自深得孝子慈孙报答根本、追念始源，不忘自己生命来源的本意，真可以作为万世的通用法则，不仅仅适用于一时。程子认为不可随意观看的，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吧？但他的文字简练严谨，读者或许不能立刻明白，所以我私下推演以尽述他的本意。

观承按：韩愈的议论最为精当，朱子之所以极力推崇他，原因在此。然而说韩愈的本意是以献祖为始祖，他的神主应当居第一室，百代不迁，则未见其必然如此。观看韩愈的《请迁元宗庙议》，专门以景皇为太祖，比拟周朝的后稷，那么献祖、懿祖都在祧迁之列，由此可知。但他认为禘祫都是合祭，而禘祫的区别则没有阐明其义理，这直接沿袭唐代的制度而没有考究古制以纠正它，也是所说的时代不同于殷周，礼制随之变化。蕙田按：韩愈的议论已在《陈京传》中出现，因为其中过于简略，所以又附上他的全文。

《唐书·礼乐志》记载：礼制中的禘祫大祭，太祖位于西边而面朝东，他的子孙列为昭穆，昭位朝南而穆位朝北，即使是已毁庙的神主，都拿出来排列在昭穆之中。殷周兴起时，太祖年代久远，而群庙的神主都排列在他之后，所以这种礼制容易明白。汉魏以来，兴起突然，而且上世谱系不详，所以开国君主为太祖，而年代较近已毁庙的神主都在太祖之上，于是禘祫不能像古代那样。而汉魏的制度，太祖以上已毁庙的神主都不参与合祭。唐朝兴起，以景皇帝为太祖，而年代较近，在三昭三穆之内，到禘祫时便空出东向之位，而太祖与群庙排列在昭穆之中。代宗即位，附祭元宗、肃宗，而将献祖、懿祖迁移到夹室，于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以端正其位而面朝东，而献祖、懿祖不参与合祭。建中二年，大学博士陈京请求为献祖、懿祖建立别庙，到禘祫时则祭祀。礼仪使颜真卿议论说：“太祖景皇帝居于百代不迁的尊位，而在禘祫时暂时居于昭穆之位，委屈自己以奉养祖宗，是可以的。”于是引用晋代蔡谟的议论，让献祖居东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分别为昭穆。从此议论纷纷。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议论，认为太祖百代不迁，献祖、懿祖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之位，是不对的，请下达百官议论。工部郎中张荐等人的议论与颜真卿相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说：“颜真卿所用的是晋代蔡谟的议论。蔡谟有‘禹不先鲧’的说法，虽然有其言论，当时并未采用。献祖、懿祖二祖应当藏于夹室，以符合祭法，远庙为祧，而坛墠有祈祷则祭祀，无祈祷则停止的意义。”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说：“《周礼》有先公的祧庙，迁移的神主藏于后稷的庙中，那是周朝未受天命时的祧庙吗？又有先王的祧庙，迁移的神主藏于文武的庙中，那是周朝已受天命时的祧庙吗？现在献祖、懿祖如同周朝的先公，请修建别庙以安置他们。”司勋员外郎裴枢说：“在寝园建立石室，以藏神主，到禘祫之年则祭祀。”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都说：“迁移神主到德明、兴圣庙。”京兆少尹韦武说：“祫祭则献祖东向，禘祭则太祖东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陆淳说：“议论的人很多，不过三种而已：一是恢复太祖的正位，二是并列昭穆而空出东向之位，三是祫祭则献祖东向，禘祭则太祖东向，轮流居东向之位，而恢复太祖的正位，这是正确的。然而太祖复位，则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有所归属：一是藏于夹室，二是置于别庙，三是迁移到园寝，四是附祭于兴圣庙。然而藏于夹室，则没有享献的期限；置于别庙，则不符合礼经的文字；迁移到园寝，则扰乱宗庙的仪制。只有附祭于兴圣庙是正确的。”到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献议：五十七封奏章付都省集议。户部尚书王诏等五十五人请求迁移懿祖附祭兴圣庙，议论于是确定。从此太祖开始恢复东向之位。

《旧唐书·陈京传》：贞元十九年，将要举行禘祭，陈京上奏：“禘祭大合祖宗，必须尊崇太祖，端正昭穆之位，请诏令百官议论。”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请求奉献祖、懿祖的神主附祭德明兴圣庙。鸿胪卿王权申衍说：“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所以《诗·清庙》章说：‘祭祀文王’，所以不提及太王、王季。那么太王、王季以上都附祭后稷，所以清庙得以祭祀文王。太王、王季的尊贵，是私礼；附祭后稷庙，不敢以私夺公。古代先王迁移庙主，按昭穆合藏于祖庙。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附祭兴圣庙，那么太祖东向得其尊位，献祖、懿祖的神主回归得其所。”

译当时主张将二祖附祭于兴圣庙的言论占了十之七八，天子仍然犹豫不决，未能最终定夺。到了这时，群臣逐渐明确地进言，指出二祖本是追尊的祖先，并非有受命开创基业的宏大功业。又因权根援引《诗经》《礼记》加以佐证，皇帝心里豁然开朗。于是决定将二祖迁至兴圣庙，凡是举行禘祭、祫祭时一同享祭。下诏增广兴圣庙两室的祭祀日期，因薄庙尚未建成，张绘在室内设置神主，在庙墙之间供奉兴圣、德明二帝的神主。庙建成后举行附祭，从此景皇帝便面向东方。自从博士提出建议，过了二十年才做出决定，众儒生再也没有异议。皇帝赏赐张绘绯色官服和银鱼袋。

译《文献通考》记载，贞元十二年举行祫祭太庙，按照近例，祫祭以及皇帝亲自拜祭郊坛时，命宦官引导传国玉玺到祭坛，以昭示武功。到了这时，皇上认为传国玉玺是重大事务，由宦官引导不合适，于是命令一位礼官从内库监管并引导玉玺到太庙。

《册府元龟》记载，开成四年三月己卯日，皇帝驾临紫宸殿，宰相杨嗣复上奏说：“太庙依照礼制，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现在正值禘祭之时，让皇帝的宗庙也应当举行禘祭。臣查考让皇帝原本封为宁王，是玄宗皇帝的亲哥哥。玄宗皇帝平定内乱后，宁王能够谦让帝位，玄宗皇帝感激他，追赠他尊贵的名号。后来恢复设置宗庙进行享献禘祫，与九庙相同。到了上元二年，杜鸿渐上奏停止平时的享祭，但禘祫仍然保留。现在玄宗、肃宗的神主已经迁回夹室，让皇帝仍然禘祫不断，这在礼制上是不妥当的。”李班说：“宗庙事务重大，近来臣不敢轻易议论。让皇帝至今仍然举行禘祫，确实不符合礼制。杨嗣复所论述的非常恰当，现在请求下达给礼官商议。”皇帝说：“好。”四月，王起上奏：“让皇帝宗庙之事，上个月二十四日已下达诏书，太常寺委派三卿及博士共同详细商议，听取奏报。臣等又认为让皇帝追尊位号，恩惠出于一时，另外设立宗庙祭祀，不涉及正统，既然不在昭穆禘祫的范围之内，也没有子孙献享的仪式。亲尽则疏，年代久远应当变革。杜鸿渐所议定的在禘祫之月每月举行一次祭祀，大概是因为时间近、恩情深，不可立刻遗忘的缘故。现在睿宗、玄宗既已迁出太庙，又文敬等七位太子中，也有追赠奉天、承天皇帝称号的，应当停止废弃，那么让皇帝的宗庙就不应独自保留。臣等参详，恳请依照中书门下所上的状文，就予以废除。”

《文献通考》记载，昭宗大顺元年，将要举行禘祭，有关部门请求将三位太后的神主附祭于太庙。三位太后是：孝明太皇太后郑氏【宣宗的母亲】、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的母亲】、正献皇太后韦氏【文宗的母亲】。三位太后去世时，都制作了神主，但因有缘故不应当进入太庙。当时礼官建议，一并安置在别庙，每年举行五次享祭，三年一次禘祭，五年一次祫祭，都在本庙举行仪式，没有奉神主进入太庙的记载。到了这时，战乱离乱之后，旧有的典章散失，礼院依据《曲台礼》，想要将三位太后附祭。太常博士殷盈孙献议反对【议论见后妃宗庙门】。

以上为隋唐禘祫之事。

《文献通考》记载，后唐长兴二年四月，在太庙举行禘享。

周显德五年六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在此之前，议论政事的人认为皇家宗庙没有需要迁出的神主，不应当举行禘祫之礼。国子司业聂崇义认为前代宗庙追尊而未毁弃的，都有禘祫，另外援引九条旧例作为证据，说：“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去世，到五年二月举行祫祭，第二年又举行禘祭，从此以后五年为常例。况且魏以武帝为太祖，到明帝才三代而已，没有毁弃神主而举行禘祫，这是证据一。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确定十月三日举行殷祭，其太学博士议论禘祭说：‘查考禘祫之礼，三年一次，五年两次。宋从高祖到文帝才三代，没有毁弃神主而举行禘祫，这是证据二。’梁武帝采用谢广的建议，三年一次禘祭，五年一次祫祭，称为殷祭，禘祭在夏季，祫祭在冬季。况且梁武帝是受命的君主，仅仅追尊四庙就举行禘祫，由此可知祭祀是追养之道，随着时节变化，孝子感念而思念亲人，所以在首时进献，在仲月祭祀，中间穿插禘祫，按昭穆次序排列，这是礼制的常理，与宗庙是否完备无关，这是证据三。唐礼贞观九年将要附祭高祖于太庙，国子司业朱子奢请求依照礼制建立七庙，当时建立了六庙就举行禘祫。现在查检《防要》及《通典》并《礼阁新仪》，都记载此礼，并与实录相符，这是宗庙尚未完备而举行禘祫，这是证据四。贞观十六年四月己酉日，光禄大夫宗正卿纪国公段纶去世，太宗非常悲伤，为此不上朝，将要出去临丧，太常奏称禘祫祭致斋不得哭泣，于是停止，这明确表明太宗之时宗庙尚未完备，确实举行禘祫，这是证据五。贞观二十三年，从九成宫返回，迎神主于太极殿西阶，日中举行虞祭之礼，有关部门请求依照典礼将神主附祭宗庙，高宗想要将神主留在内寝，早晚供养，表达生前的敬意，下诏停止附祭之礼。英国公李勣等人上表坚决请求说：‘私下认为祖功宗德，是饰终的明典；文昭武穆，是严配的明训。现在停止附祭宗庙，顺从哀情，直接依据典章，违背礼制太过严重。又国家丧期过后而宗庙停止平时祭祀，超过一个月之后必须举行大祫。以唐礼九庙来看，自太宗以上才够七庙，没有毁弃神主，将要举行大祫，这是证据六。’贞观十六年四月癸丑日，有关部门说将要举行禘祭，依照今礼祫享功臣都可以配享。在庙廷禘享则不配享，请求召集礼官学士等商议。太常卿韦挺议论说：‘禘祭和平时享祭，功臣都应当不参与。所以《周礼》六功之官，都只在大烝时参与。大烝就是祫祭。梁初误将功臣列入禘祭，左丞驳议，武帝允许并依照执行。降及周、隋，都遵循此礼。私下认为五年两次禘祭，符合天道，一大一小，是通达之人的雅论。小的则人臣不参与，大的则兼及

译有功。如今礼仪中禘祭无功之臣，确实是因为礼制不可轻易改变。”太宗下诏改令以遵从礼制，所载论述详尽，通晓历代典章，援引依据十分明确。又在贞观年间，屡次陈述禘祫之礼，这是第七个证据。高宗上元三年，有关官员在太庙举行祫祭，只有七室，尚未有迁主。《通典》《政要》以及《礼阁新仪》，都明确记载此礼，这是第八个证据。中宗景龙三年八月，皇帝将要祭祀南郊，打算让韦皇后协助举行郊祀之礼。国子司业郭山等人议论说：“本朝旧礼，圜丘分别祭祀天地，只有皇帝亲自拜祭，并没有皇后协助祭祀的条文。至于时享以及禘祫，也没有协助祭祀的事情。”如今依据中宗时代，国子祭酒等人列举禘祫的文献，称这是本朝旧礼，又明确太宗、高宗的宗庙都实行禘祫，这是第九个证据。奏疏呈上后，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译《宋史·聂崇义传》记载：显德五年，朝廷准备在太庙举行禘祭，进言的人认为宗庙没有祧室，不应当举行禘祫之礼，聂崇义援引旧例，上奏陈述意见，最终朝廷采纳了聂崇义的建议。

右边是关于后唐、后周禘祫礼的记载。

《五礼通考》卷九十八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九十九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九十九

禘祫

《宋史·礼志》记载：宗庙三年举行一次祫祭，在孟冬月；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在孟夏月。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礼院李宗讷等人进言说：“僖祖被称为曾高祖，太祖被称为伯父，文懿、惠明、简穆、昭宪四位皇后都被称为祖妣，孝明、孝宪、孝章三位皇后都被称为伯妣。查考《尔雅》中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以及世祖的区别，由此看来，只有父母才能称为考妣。现在请求僖祖只称庙号，顺祖以下就依照《尔雅》的条文。”此事交给尚书省商议。户部尚书张齐贤等人进言说：“《王制》规定天子七庙，是指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前代有时有兄弟相继继承皇位的情况，也会移动昭穆的排列。因此《汉书》说‘过继给别人做后嗣的人，就当作他的儿子’，这是为了尊崇本祖而重视正统。又说：‘天子斩衰之服止于期年，怎么能在宗庙中有伯父的称呼呢？’唐代及五代有所称呼的，大概是礼官的失误，不是正统的经典。请求从今以后在太庙有事祭祀时，太祖以及各祖室都称孝孙、孝曾孙、嗣皇帝。那《尔雅》中关于考妣、王父的文字本来不是为宗庙而言的，历代既然没有采纳，现在也不可行。”诏令交给礼官商议。礼官议论说：“查考《春秋正义》中关于鲁僖公升位的事说：‘礼制规定，父子昭穆不同，兄弟昭穆相同。’这说明兄弟继承皇位同为一代。又如鲁隐公、鲁桓公相继继承，都应当处于穆位。又如《尚书·盘庚》中有‘商及王’，《史记》说阳甲到小乙兄弟四人相继为君，所以不称嗣子而说‘及王’，明确表明不继承兄长的统绪。又如唐代中宗、睿宗都处于昭位，敬宗、文宗、武宗昭穆同为一世。恳请僖祖室只称庙号，皇后称祖妣；顺祖室称高祖，皇后称高祖妣；翼祖室称曾祖，皇后称曾祖妣；祝文都称孝曾孙。宣祖室称皇祖考，皇后称皇祖妣，祝文称孝孙；太祖室称皇伯考妣；太宗室称皇考妣。每次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都称孝子。其他别庙的称谓也请求依照此例。”诏令都省再次集议说：“古代祖有功，宗有德，都是先有实际功绩而后确定名分。现在太祖受命开创基业，太宗继承大宝，那就是百世不祧的庙了。哪有祖宗的庙已经分了二世昭穆的位置，反而算作一代的呢？如我们臣下的议论，礼制规定过继给别人做后嗣的人就当作他的儿子，以端正父子之道，以确定昭穆之义，那就毫无疑问了。如果一定要同为一代，那么太宗就不能自己算作一世，又怎么能成为宗呢？如果不能成为宗，又怎么能成为百世不祧的主祭者呢？《春秋正义》也没有说昭穆不可以不同，这又不可以作为证据。现在如果排列为六世，以一昭一穆来说，那么上面没有毁庙的嫌疑，下面有善继的美德，于礼制是大顺，于时势是合宜，有什么嫌疑而说不可呢？翰林学士宋湜进言说：‘三代以下，兄弟相继，大多昭穆异位，没有见过的。’现在详细考察都省的议论，皇帝在太祖室称孙，我私下有疑问。诏令礼官再次商议。礼官进言说：‘查考《祭统》说：‘祭祀有昭穆，是用来区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次序，而没有混乱的。’《公羊传》说：‘公孙婴齐作为兄长归父的后嗣，春秋称之为仲婴齐。’何休说：‘弟弟没有为兄长做后嗣的道理，因为会扰乱昭穆的次序，失去父子的亲情，所以不说仲孙。’明确表明不把儿子当作父亲的孙子。晋朝贺循议论兄弟不合于继承位次的昭穆，说：‘商人六庙，亲庙四座，加上契和汤共六座，近来有兄弟四人相继为君的情况，难道就应当向上毁掉四座庙吗？这样四世的亲尽，就没有祖祢的神灵了。’温峤议论兄弟相继藏主夹室的事，说：‘如果以一个皇帝为一世，那么就应当不能祭祀祢庙，竟然不及庶人的祭祀了。’兄弟同世，于恩情既顺，于道义也无违背。元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于穆位，德宗也以中宗为高伯祖。晋朝王导、荀崧议论：‘大宗没有儿子，就立支子，又说为人后者为之子，没有兄弟相互做后嗣的条文。所以舍弃至亲选取远属，大概是因为兄弟一体，没有父子之道吧。’私下认为七庙的制度，百王都遵循，至于祖有功、宗有德，就是百世不迁的庙。父为昭、子为穆，就是千古不变的经典。现在议论的人引用《汉书》说：‘为人后者为之子’，却不知道弟弟不为兄长做后嗣，儿子不为父亲的孙子，《春秋》的深意，父称为昭，子称为穆，《礼记》的明文。又查考太宗享祀太祖二十二年，称为‘孝弟’，这是不可改变的制度，又怎么可以追改呢？唐元宗称中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