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七十八

译韩信攻打楚国，萧何镇守关中，建立宗庙和社稷。”

蕙田按：汉朝初年没有追封先王并建立宗庙的事情，何况当时天下尚未平定呢？相国萧何所建立的，应当是沿用秦朝的旧制，而保留其制度规范罢了。

译《汉书·高祖本纪》：十年秋八月，命令诸侯王都在各自的国都建立太上皇的宗庙。

惠田按语：这是郡国建立宗庙的开始，从此西汉宗庙的礼仪错误沿袭，因而难以纠正了。

又按语：史书没有记载京师建立宗庙的事，难道是因为萧何所建的宗庙而奉安神主来祭祀吗？郡国建立宗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所以特别记载下来。

《史记·高祖本纪》：十二年四月，群臣都说：“高祖从细微处兴起，拨乱反正，平定天下，作为汉朝的太祖，功劳最高。”于是尊奉高祖的谥号为高皇帝。命令郡国诸侯各自建立高祖庙，按岁时进行祭祀。

孝惠五年，思念高祖的悲乐之情，在沛县以沛宫作为高祖的原庙。高祖所教导的一百二十名歌儿，都让他们演奏吹奏之乐，后来有人缺额，就立即补充。《汉书·礼乐志》记载：“起初，高祖平定天下后，经过沛县，与老朋友、父老乡亲共同欢乐，醉酒中悲喜交加，作了《风起》这首诗，命令沛县的一百二十名童儿学习并歌唱。到了孝惠帝时，以沛宫作为原庙，都让歌儿练习吹奏来相和，常以一百二十人为定员。”

《叔孙通传》：四年，皇帝为了在东面朝见长乐宫的太后【孟康说：在长乐宫朝见太后】以及偶尔前往【颜师古说：不是大朝会的时候，中间偶尔小谒见】，多次清道戒严烦扰百姓【颜师古说：妨碍他们的往来】，于是建造复道，正在武库南面施工【如淳说：建造复道时，刚开始在武库南面施工；颜师古说：复，音方目反】。叔孙通趁机请求私下进言说：“陛下为什么自己建造复道？高帝的衣冠每月出游高庙【服虔说：拿着高庙中的衣冠，每月初一出游于众庙，然后又返回；应劭说：每月初一出高帝的衣冠，配备法驾，名叫游衣冠；如淳说：高祖的衣冠藏在宫中的寝殿，三月出游其道，正好经过现在所建复道的下方，所以说乘宗庙道上行；晋灼说：《黄图》记载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寝殿在桂宫北；服虔说衣冠藏在庙中，如淳说在宫中，都不对；颜师古说：各家的说法都不恰当，认为是从高帝陵寝取出衣冠出游于高庙，每月一次，汉代制度就是这样，后来的学者不明白其意，认为是在月出之时夜间出游衣冠，差得太远了】，子孙怎么能乘宗庙之道上行呢？”惠帝害怕地说：“赶快拆毁它。”叔孙通说：“人主没有过错之举，现在已经动工，百姓都知道了。希望陛下在渭北建立原庙【原，重也，先前已有庙，现在再建，所以说重】，让衣冠每月出游，以扩大宗庙大孝的根本。”皇帝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建立原庙。

【胡寅说：天子七庙，表达诚敬就足够了，却又建立原庙，说能扩大大孝的根本，这是叔孙通的妄言。他说：‘人主没有过错之举，有七庙，又建原庙，难道不是过错之举吗？’况且衣冠出游，在礼法上有什么依据？《中庸》记载宗庙之礼，陈列宗器，设置裳衣，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在庙中；不是在别的时节，是在祭祀之时。现在让死者的衣冠每月出游，于礼法而言太轻慢了。那么叔孙通用来劝谏皇帝的话，没有一句得当，还不如皇帝因为多次清道烦扰百姓而建造复道做得对。如果后世有在原庙上隆重而在太庙上简略的，就是叔孙通的话开启的。杨复说：叔孙通既劝谏汉惠帝建造复道，又请求将复道作为原庙，以扩大大孝的根本。凭一时的率尔之言，立下千万世不易的制度。他说想要扩大大孝的根本，不知道宗庙之轻从此开始。宗庙之礼，贵在庄严，而不想要轻慢。人主侍奉宗庙的心，想要专一，不想要分散。既有宗庙，又有原庙，那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心就有所分散了。宗庙的体制极其庄严，原庙的体制几乎轻慢。人情常畏惧庄严而安于轻慢，那么亲祀的礼仪反而转移到原庙。所以宗庙之礼虽然重要，反而成了虚文。如李清臣所说‘略于七庙之室，而祠于佛老之侧，穷工木之巧，殚金碧之彩，作于盛暑，累月而后成，费以十钜万，礼官不议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为木主而为之象，不为禘祫烝尝之礼，而行一酌之奠之礼’。又如杨时所说‘舍二帝三王之正礼，而从一缪妄之叔孙通’。还有更让人心中不安的是，圣明相继，仁孝爱敬到了极点，通乎神明，而宗庙之礼未曾亲祀，只派遣大臣代理举行时享，这难道是仁圣的本心吗？大概既有宗庙，又有原庙，那么心就分散而不专一。末节既然有所重视，那么根本必然有所轻视，这是形势使然】

惠田按语：原庙尤其不合常理，开启后世渎神毁礼弊端的人，叔孙通实为始作俑者。胡氏、马氏论述得很审慎。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高庙在长安县西北十三里渭南。

《三辅黄图》：高祖庙在长安西北故城中。《关辅记》说：“秦庙中的四枚钟，都在汉高祖庙中。”《三辅旧事》说：“高庙的钟重十二万斤。”

《文献通考》引汉旧仪：高庙占地六顷三十亩四步，堂上东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祭祀之日立九旗，堂下撞击千石钟十枚，声音传百里。寝庙，是象征生前有衣冠。

译穿着鞋袜，手扶几案和拐杖，每天早晚四次进食，睡在床上，用帷帐遮蔽。考察宗庙的情况，朝廷举行重大礼仪，分封拜授诸侯王，以及酎金之礼。考察宗庙位于北城墙外，游览时穿着衣冠，品尝各种水果。

译《汉书·文帝本纪》记载：文帝四年秋九月，修建顾成庙。【服虔说：庙在长安城南。文帝修建时，回头看见城池，所以以此命名。应劭说：文帝为自己修建庙宇，制度低矮狭小，如同顾盼之间便建成，犹如文王灵台不费时日而成，所以叫顾成。贾谊说：让顾成庙成为天下的太宗庙，与汉朝一同永无止境。如淳说：生前就建立庙宇，如同《尚书》中的顾命。景帝庙号德阳，武帝庙号龙渊，昭帝庙号徘徊，宣帝庙号乐游，元帝庙号长寿，成帝庙号阳池。颜师古说：因为回头看见城池就以此命名，在义理上没有什么可取的，而且《尚书》原本没有“城郭”的字样，应劭的说法比较接近。】

《景帝本纪》记载：元年冬十月，下诏说：“大概听说古代祖先以有功绩者为祖，以有德行为宗，制定礼乐各有缘由。歌唱是用来发扬德行的，舞蹈是用来彰显功绩的。高祖庙在祭祀时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在祭祀时演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治理天下，打通关隘桥梁，不区别远方；废除诽谤罪，去掉肉刑；赏赐老人，收养抚恤孤儿寡妇，以成全众生的生活；减少嗜好欲望，不接受进献；犯罪的人不株连妻儿，无罪的人不侵夺其利益。废除宫刑，放出宫女，重视断绝人的后代。我虽然不聪明，不能全部记住。这些都是上古时代所不及的，而孝文皇帝亲自实行了。德行深厚比肩天地，恩泽遍及四海，没有不获得福分的，光辉如同日月。但是庙乐却不相称，我非常担忧。请为孝文皇帝庙设立昭德之舞，以彰显美好的德行，这样祖宗的功德才能施及万世，永远无穷。我非常赞赏。请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详细制定礼仪并上奏。丞相周亚夫等人上奏说：‘陛下长远思虑孝道，设立昭德之舞，以彰显孝文皇帝的盛德，这都是我们愚昧所不及的。我们恭敬地议论：世间的功绩没有比高皇帝更大的，德行没有比孝文皇帝更盛的。高皇帝庙适宜作为帝王的太祖庙，孝文皇帝庙适宜作为帝王的太宗庙。天子应当世世代代在祖宗庙献祭，郡国诸侯应当各自为孝文皇帝设立太宗庙。诸侯王、列侯的使者应当侍奉祭祀天子所献祭的祖宗庙。’请求向天下宣布。皇帝下诏说：‘可以。’”

惠田案：关于太祖、太宗的议论是……

中四年春三月，修建德阳宫。

《史记·正义·括地志》记载：德阳宫，是汉景帝的庙，在雍州咸阳县东北二十九里。自己建造的，忌讳不说庙，所以说宫。

《武帝本纪》记载：建元六年春二月，辽东高庙发生火灾；夏四月，高园便殿起火。【颜师古说：凡是说便殿、便坐的，都不是正式的大处，而是为了就便安适。园，是在陵墓上建造的，既有正寝来象征生前的正殿，又设立便殿作为休息闲宴的地方。解说的人不明白其意，竟然解释为便殿、便室都是正式的名称，这是大错特错了。查阅石建、韦贤、孔光等人的传记，其义理可知。便读如本字。】皇帝素服五天。

《文献通考》记载：董仲舒回答说：“《春秋》的道理，是列举往事以阐明未来。考察《春秋》，鲁定公、哀公时，季氏的恶行已经成熟，而孔子的圣德正盛。凭借盛圣来改变成熟的恶行，季孙虽然权重，鲁君虽然势轻，其形势是可以成功的。所以定公二年，两观发生火灾；哀公三年，桓宫、厘宫发生火灾；四年，亳社发生火灾。两观、桓厘庙、亳社这四者，都不应当建立，上天都焚烧了不应当建立的东西，以警示鲁国，想要它去除乱臣而任用圣人。现在高庙不应当建在辽东，高园殿不应当建在陵旁，按礼也不应当建立，与鲁国所发生火灾相同。天灾如同言语，陛下看看亲戚贵属在诸侯中，偏离正道最严重的，忍着杀了他们，就像我焚烧辽东高庙一样；再看看近臣在国中处于旁侧及尊贵而不正派的，忍着杀了他们，就像我焚烧高园殿一样，然后才可以这样说。在外面而不正派的，虽然尊贵如高庙，尚且焚烧它，何况诸侯呢？在里面而不正派的，虽然尊贵如高园殿，尚且焚烧它，何况大臣呢？这是天意。”

【真德秀说：仲舒对策谈论天人相互感应之际，认为天心仁爱，人君想要制止混乱，又说人君所作所为的美恶极点，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这些都是药石般的至理名言。至于火灾的对策，则牵强附会得很厉害。况且又引导君主进行诛杀，与之前所说的崇尚德行不崇尚刑罚，是多么自相矛盾啊！亲戚的骄横僭越，近臣的专横，难道没有方法来裁制吗？难道一定要诛杀才痛快吗？史书称仲舒在家推说其意，草稿尚未上奏，主父偃偷了他的书奏上。皇帝召来诸儒观看，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他老师的书，认为非常愚蠢，于是将仲舒交给官吏，判处死刑，皇帝下诏赦免了他。仲舒于是再不敢谈论灾异。后来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皇帝想起仲舒之前的言论，派吕步舒持斧钺审理淮南王的案件，依据《春秋》义理专断于外，不再请示。回来报告后，皇帝都认为是正确的。史书又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迹象显现，公卿寻找端绪审理，最终其党羽被处死的有数万人。谋反的不过数人，而被处死的却如此众多，难道不是仲舒之前的言论有激发皇帝残忍之心吗？】马氏说：高庙不应当建在辽东，高园殿不应当建在陵旁，这是正确的议论。《春秋》桓宫、僖宫发生火灾，孔子在陈国听说……

译火，说：“大概是桓公、僖公吧？”《公羊传》也说：“已毁坏的宗庙不应当再重建，所以发生火灾。”如果引用这个作为对策，革除宗庙重复设置以防备怠慢、不合礼制的现象，以彰显尊位不能有两位君主的道理，那么就不会流传到元帝、成帝时期，乐于因循守旧而害怕改革，从而导致众议纷纷了。现在舍弃应当说的话而涉及其他，这难道不是不合适的吗？

译宣帝本纪记载，本始二年夏五月，下诏说：“我凭借微薄的身体继承祖宗基业，日夜思念孝武皇帝亲身践行仁义，选拔贤明将领讨伐不服从者。匈奴远遁，平定氐、羌、昆明，南越及百蛮归顺风向，款待边塞前来进贡。建立太学，修治郊祀，确定正朔，协调音律，封禅泰山，堵塞宣房决口，符瑞相应，宝鼎出土，白麟捕获。功德茂盛，无法全部宣扬，而庙乐尚不称职。请商议奏报有关官员。”奏请应当加尊号。六月庚午日，尊孝武庙为世宗庙，演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代献祭，武帝巡狩所到的郡国，都建立庙宇。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赐牛酒。

《文献通考》记载，当时下诏让列侯、二千石、博士商议，群臣在庭中盛大议论，都说：“应当遵照诏书。”长信少府夏侯胜独自说：“武帝虽然有驱逐四夷、扩大疆土的功效，但多杀害士兵民众，耗尽民力财力，奢侈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失所，死亡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有的地方人民相食，积蓄至今未恢复，对百姓没有恩德，不应当为他立庙乐。”公卿共同诘难夏侯胜说：“这是诏书。”夏侯胜说：“诏书不可盲从。人臣的道义，应当直言正论，不是苟且迎合心意顺从旨意。”议论已出口，即使死也不后悔。于是丞相丙吉、御史大夫魏相弹劾夏侯胜非议诏书，诋毁先帝，大逆不道，以及丞相长史黄霸纵容夏侯胜，不举发弹劾，一起下狱。有关官员于是请求尊孝武庙为世宗庙，演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代献祭，以彰显盛德。武帝巡狩所到的郡国共四十九个，都建立庙宇，如同高祖、太宗一样。

元康元年夏五月，建立皇考庙。

元帝本纪记载，永光四年冬十月乙丑日，罢除在郡国的祖宗庙。韦贤传记载：起初，高祖时命令诸侯王都城都建立太上皇庙。到惠帝尊高祖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皇帝所曾幸临的郡国各建立太祖、太宗庙。到宣帝本始二年，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巡狩所到之处也建立庙宇。凡郡国的祖宗庙六十八座，合计一百六十七所。而京师从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在陵旁建立庙宇，共一百七十六座。又园中各有寝殿、便殿，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计，共三十所。到元帝时，贡禹上奏说：“古时天子七庙，现在孝惠、孝景庙都亲尽，应当毁除。以及郡国庙不符合古礼，应当正定。”天子认为他的议论正确，未及施行，而贡禹去世。永光四年，于是下诏先商议罢除郡国庙。说：“我听说明王治理天下，因时制宜，因事制宜。过去天下初定，远方未宾服，因曾经亲近而建立宗庙，大概是为了建立威严消除祸端，统一民心的最大权宜之计。现在依靠天地神灵，宗庙福佑，四方统一，蛮夷进贡，长久遵循而不定令，疏远卑贱共同承奉尊祀，恐怕不是皇天祖宗的本意。我很恐惧。”传书不也说吗：“我不参与祭祀，就像没有祭祀一样。”他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商议，丞相韦贤、御史大夫郑弘、太子太傅严彭祖、少府欧阳地余、谏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都说：“臣听说祭祀不是从外而来的，是由内心产生于心的。所以只有圣人能享祭天帝，孝子能享祭亲人。在京城建立庙宇，亲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的大义，是五帝三王所共同不变的道理。”《诗经》说：“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士。”诸侯臣等愚以为宗庙在郡国，应当不修。臣请求不再修。”奏报获准。于是罢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都不奉祠，只设置吏卒看守。

《文献通考》记载，永光四年，御史大夫贡禹奏请罢除祖宗皇后位，只坐祭皇帝而已。

惠田按：罢除郡国庙是

永光五年冬十二月乙酉日，毁除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建昭元年冬，罢除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韦贤传记载，罢除郡国庙后月余，又下诏说：大概听说明王制礼，立亲庙四座，祖宗之庙万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彰显亲亲。我获承祖宗之重，惟大礼未备，战栗恐惧，不敢自专。他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商议，韦贤等四十四人奏议说：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祭义》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

译杀祭以示有终。周朝之所以设立七座宗庙，是因为后稷开始受封，文王、武王受命称王，因此这三座庙不毁，加上四座亲庙共七座。没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的，都应当在亲尽时毁掉。成王继承两代帝王的基业，制礼作乐，功德茂盛，宗庙仍然不世世保留，只是以行为定谥号罢了。礼制规定宗庙在大门之内，不敢远离亲人。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平定天下，应当作为帝王的太祖之庙，世世不毁；继承后辈亲尽的，应当毁掉。现在宗庙分散在不同地方，昭穆次序混乱，应当进入太祖庙并按昭穆次序排列，符合礼制。太上皇、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的庙都亲尽，应当毁掉；皇考庙亲未尽，保持原样。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认为，孝文帝废除诽谤罪、废除肉刑，亲身节俭，不接受进献，犯罪者不株连家属，不私占利益，放出美人，重视断绝人类繁衍，赏赐长老，收养抚恤孤儿寡妇，恩德深厚与天地等同，恩泽施及四海，应当作为帝王的太宗之庙。廷尉忠认为，孝武帝改正历法、更换服饰颜色、抵御四方夷狄，应当作为世宗之庙。谏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认为，皇考庙排在昭穆之上，不符合正礼，应当毁掉。于是皇上重视这件事，犹豫了一年才下诏说：听说帝王祖有功而宗有德，这是尊尊的大义；保留四座亲庙，这是亲亲的至恩。高皇帝为天下诛杀暴乱、平定混乱，受命称帝，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孝文帝作为代王，吕氏作乱，海内动荡，然而群臣百姓没有不全心归附的，但他仍然谦让，坚决辞让后才即位。消除秦朝的暴政痕迹，兴起三代的风气，因此百姓安宁，都获得福泽，恩德没有比这更盛的。高皇帝作为汉太祖，孝文帝作为太宗，世世承继祭祀，传承无穷，朕非常高兴。孝宣皇帝作为孝昭皇帝的后继者，在道义上是一体的。孝景帝庙和皇考庙都亲尽，应当纠正礼仪。〇成等人上奏说：“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座庙轮流毁掉。现在高皇帝作为太祖，孝文帝作为太宗，孝景帝作为昭，孝武帝作为穆，孝昭帝与孝宣帝都作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皇、孝惠帝庙都亲尽，应当毁掉。太上皇庙主应当埋藏在陵园，孝惠帝作为穆主，迁到太祖庙寝园，都不再修缮。”奏请得到批准。议论者又认为：“《清庙》这首诗，讲述交神的礼仪，没有不清静的。现在穿着衣冠出游，有车马骑兵的众多，风雨的气息，这不是所说的清静。祭祀不宜频繁，频繁就会亵渎，亵渎就不恭敬。应当恢复古礼，四季在庙祭祀，各寝园日月间的祭祀，都可以不再修缮。”皇上也没有改变。第二年，〇成又说：“古代制定礼制，区分尊卑贵贱。国君的母亲，如果不是嫡妻不得配享，就进献于寝宫，死后就停止。陛下亲身尽孝，秉承天心，建立祖宗，确定轮流毁庙，排列昭穆，大礼已经确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祠园，应当按礼不再修缮。”奏请得到批准。

译惠田案：〇韦玄成奏请废除寝园，这难道不是认为天子只有五座宗庙吗？

五年夏季六月庚申日，恢复戾园。秋季七月庚子日，恢复太上皇的寝庙、园原庙，以及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的园寝。

《郊祀志》记载：元帝喜好儒学，贡禹、韦玄成、匡衡等人相继担任公卿。贡禹提出建议：“汉朝宗庙的祭祀大多不符合古代礼制。”元帝认为他说得对。后来韦玄成担任丞相，商议废除郡国的宗庙，从太上皇、孝惠帝起，各处的园寝宗庙都废除了。后来元帝病重，梦见神灵谴责废除各庙祠的事，于是又恢复了。

《韦玄成传》。韦玄成去世。匡衡担任丞相。元帝病重。梦见祖宗谴责废除郡国宗庙的事。元帝的小弟弟楚孝王也做了同样的梦。元帝下诏询问匡衡的意见。想要恢复这些庙宇。匡衡极力陈述不可恢复。元帝病了很久没有好转。匡衡惶恐地到高祖、孝文帝、孝武帝的庙里祷告说：“嗣曾孙皇帝恭敬地继承宏大的基业，早晚不敢安逸，思念培育美好的功业，以彰显祖宗的伟大功绩。所以行动和接待神灵，必定依据古代圣人的经典。过去有关部门认为以前因为皇帝所到之处而建立宗庙，是为了维系天下人的心，并不是为了尊崇祖先、严肃对待亲人。现在依靠祖宗的灵验，四海之内，没有不亲近依附的。宗庙适宜只设在京师，由天子亲自供奉，郡国的宗庙可以停止不再修缮。皇帝恭敬严肃地遵循旧礼，尊重神明，随即向祖宗禀告而不敢有失。现在皇帝生病身体不适，于是梦见祖宗用宗庙之事来告诫。楚王的梦也有其顺序。皇帝悲伤恐惧，随即下诏臣匡衡恢复修缮建立。我仔细考察上古帝王继承祖先的大义，都不敢不亲自参与。郡国的官吏地位卑贱，不可以让他们独自承担祭祀。又祭祀的意义以百姓为根本，近来连年收成不好，百姓贫困匮乏，郡国宗庙没有条件修缮建立。礼制规定凶年则不举行岁祭，因为认为祖先神灵会不高兴。因此不敢恢复。如果这确实不符合礼义，违背祖宗的心意，罪责全在臣匡衡，应当承受灾祸，遭受重病，死在沟渠之中。皇帝至孝严肃谨慎，应当蒙受保佑福泽。希望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并享用祭品。皇帝的孝心，恳请赐予皇帝长寿无边，让所患疾病日渐痊愈恢复常态，永远保有宗庙，天下人非常幸运。”又向被毁坏的宗庙告谢说：“过去大臣认为往昔帝王继承祖宗的美好典章，取法于天地。天有五行之序，人有五服之亲。天子奉行天命，所以顺承其意而尊崇其制度。因此禘祭、尝祭的制度没有超过五庙的。受命于天的君主亲自承接天命，万世不坠。继位的君主以下五庙而迁往上代，陈列太祖，每隔一年举行合祭。其道顺应天道，所以福禄永远终结。太上皇不是受命之君且亲属关系已尽，理当迁出。又认为孝道没有比严肃对待父亲更大的，所以父亲所尊崇的，儿子不敢不继承；父亲所区别对待的，儿子不敢用同样的礼节。公子不得为母亲立庙，如果是继母，则在儿子一代祭祀，到孙子一代就停止，这是尊崇祖先、严肃对待父亲的道理。每天四次进献食物的寝庙，以及园庙间或祭祀的，都可以废除。”

元帝思念哀悼恐惧，不敢完全听从。只想到高皇帝圣德茂盛，受命广大，恭敬遵循古法，顺承天心，子孙本支，赐福无穷。确实认为迁庙合祭是长久之计，高皇帝的意愿，怎敢不听从。就在今天迁出太上皇、孝惠帝、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寝庙，用来彰显祖宗的德行，顺承天人的秩序，奠定无穷的基业。现在皇帝还没有受到这种福泽，却有不能履职的疾病。皇帝愿意恢复修缮建立以承继祭祀。臣匡衡等人都认为礼制不允许这样做，如果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意愿，罪责全在臣匡衡等人，应当承受罪过。现在皇帝病情尚未平复，下诏中朝大臣详细陈述恢复被毁宗庙的文辞。臣匡衡和中朝大臣都再次认为：天子的祭祀，道义上有决断，礼制上有继承，违背统制，不可以供奉先祖。皇天不保佑，鬼神不享用。六艺所记载的，都说这样做不当，没有依据来撰写文辞，事情如果失去宗旨，罪责就在臣匡衡，应当深受灾祸。皇帝应当厚蒙福祉，吉祥之气日渐兴起，疾病平复，永远保有宗庙，与天同久。众生百神有所归附休息，各庙都相同。匡衡长久地陈述，元帝的病连年不愈，于是全部恢复之前废除的寝庙园寝，都按照原来的样子修缮祭祀。起初元帝确定迭毁礼，只尊崇孝文庙为太宗，而孝武庙亲属关系未尽，所以没有毁坏。元帝于是再次申明说：“孝宣皇帝尊崇孝武庙称为世宗，损益的礼制，我不敢有所更改。其他都按照旧制，只有郡国宗庙最终废除了。”

《容斋随笔》：匡衡平生谄媚阿谀，专门依附石显以获取高位，但这一节却独自依据经典坚守礼制，他祷告宗庙的文辞，几乎与《金縢》中的祝册相似，而不被后世所称述，汉史又没有记载在他的本传中，憎恶他而知道他的善行是可以的。

《元帝本纪》：竟宁元年春季三月癸未日，恢复孝惠皇帝的寝庙园寝，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寝园。五月，毁坏太上皇、孝惠帝、孝景皇帝的宗庙，废除孝文太后、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的寝园。《韦玄成传》，匡衡上奏说：“先前因为皇帝身体不舒服，所以恢复了之前废除的祠祀，最终没有蒙受福泽。考察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园寝，亲属关系未尽；孝惠帝、孝景帝的宗庙亲属关系已尽，适宜毁坏。以及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的祠祀，请求全部废除不再供奉。”奏请获准。

《成帝本纪》：河平元年秋季九月，恢复太

译太上皇的寝庙和陵园。

《韦玄成传》记载：起初，在高后时期，担心臣下随意非议先帝的宗庙、寝园及官员，因此制定法令：“敢有擅自议论的人，处以弃市之刑。”到了元帝改革制度，废除了这条法令。成帝时，因为无子嗣继承，在河平元年，恢复了太上皇的寝庙和陵园，世代奉祀。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依旧在太上皇的寝庙中享用祭品。又恢复了禁止擅自议论宗庙的法令。

译《平当传》平当担任给事中，自从元帝时期，韦玄成为丞相，奏请废除太上皇的寝庙和园陵。平当上书说：“我听说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在三十年之间，道德和谐融洽，制定礼乐，灾害不发生，祸乱不兴起。如今圣汉受命称王，继承基业，已经二百多年，勤勉不懈怠，政令清明了，然而风俗尚未和谐，阴阳尚未调和，灾害屡次出现。大概根本的大道没有确立吧？为什么德化与吉祥的征兆长久不应验呢？祸福不会凭空而来，必定有原因导致它们到来。应当深入探究其中的道理，而致力于修治根本。从前帝尧南面治理天下，首先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以亲近九族，从而使教化遍及万国。《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最尊贵；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孝子善于继承他人的志向，周公既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功业，又制作礼乐，修治尊敬父亲配享上天的事情，知道文王不想让儿子凌驾于父亲之上，所以推举并排列次序，上溯到后稷，让他配享上天。这是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高的了。高皇帝以圣德受命拥有天下，尊崇太上皇，就像周文王武王追尊太王、王季一样。这是汉朝的世祖，后代子孙应当尊崇奉祀，以光大盛德，这是孝的极致。《尚书》说：‘端正地考察古制，建功立业，可以长久延年，流传于无穷。’”皇上采纳了他的言论，下诏恢复太上皇的寝庙和园陵。

《文献通考》马氏说：太上皇是亲缘关系已尽，因为他是高帝的父亲所以不毁弃；悼皇考是私亲，因为他是宣帝的父亲所以不毁弃。虽然不符合礼制的正统，还可以说勉强可以。至于武哀王，是高帝的哥哥；昭哀后，是高帝的姐姐。本来应当各有后裔奉祀他们的坟墓祭祀，现在却设立寝园与各位皇帝相同，让天子世世代代祭祀他们，不合常理尤其严重了。高帝的姐姐却称后，在义理上尤其不通。

《图书集成》哀帝建平元年，确定迭毁的礼仪，仍然以孝武帝为世宗庙。

《韦玄成传》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诏书，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诏书，孝武皇帝为世宗。损益的礼仪，不敢有所变更。臣愚以为，迭毁的次序，应当按时确定，不是法令所能规定的，擅自议论宗庙的意思。”臣请求与群臣杂议，奏请批准。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都认为：“继祖宗以下的五座庙，在迭毁之后，即使有贤能的君主，也不能与祖宗并列；子孙即使想要褒大显扬，而设立他，鬼神也不会享用。”孝武皇帝虽然有功业，亲缘关系已尽应当毁弃。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论说：“我听说周室衰微后，四夷同时侵犯，猃狁最强，就是现在的匈奴。到宣王时讨伐他们，诗人赞美并歌颂说：‘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说：‘啴啴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所以称为中兴。等到幽王时，犬戎来讨伐，杀死幽王，夺取宗庙器物，从此之后，南夷与北夷交相侵犯，中国不绝如缕。《春秋》记载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山戎，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发左衽了。’因此舍弃桓公的过错，而记录他的功劳，作为霸主的开端。等到汉朝兴起，冒顿开始强大，攻破东胡，擒获月氏，兼并他们的土地，地广兵强，成为中国祸害。南越尉佗统领百越，自称皇帝，所以中国虽然平定，仍有四夷的祸患，况且没有安宁的年份，一方有急，三面救援，于是天下都动荡，而遭受其害。孝文皇帝厚以财物贿赂与之结和亲，仍然侵暴不止甚至更甚，兴起军队十余万众，进驻京师及四边，每年发动屯兵防备，虏掠为患很久了，不是一代逐渐形成的。诸侯郡守联合匈奴及百越以为叛逆的，不止一人。匈奴所杀郡守都尉，掠夺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怜悯中国疲敝劳苦，没有安宁的时候，于是派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等，南灭百越，设立七郡；北攘匈奴，降服昆邪十万之众，设立五属国，建立朔方，以夺取其肥沃之地；东伐朝鲜，设立玄菟、乐浪，以断绝匈奴的左臂；西伐大宛，兼并三十六国，结交乌孙，建立炖煌、酒泉、张掖，以隔绝婼羌，撕裂匈奴的右肩。单于孤独遥远遁逃于幕北，四方边境无事，开拓远方疆域，设立十余郡，功业既定，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划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同心同谋，兴立制度，改正朔，改变服色，设立天地之祠，建立封禅，区别官号，存留周朝后裔，确定诸侯的制度，永远没有叛逆争夺之心，至今累代依赖它。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的基础也。中兴之功，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高帝建立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为武。世宗，这是孝宣帝所以发出德音的原因。《礼记·王制》及《春秋·谷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天子七日而殡

译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日后停灵，五个月后下葬。”这是丧事中尊卑的次序，与宗庙的数量相应。其文说：“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诸侯有五座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五座。”所以德行深厚的人影响流传久远，德行浅薄的人影响流传短暂。《春秋·左氏传》说：“名位不同，礼制的规格也不同。从上到下，每降一级减少两个。”这是礼制。七，是正规的法数，是可以常定的数目。宗不在这些数目之中，因为宗是变通的。如果有功德，就尊奉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目。所以在殷朝，太甲被称为太宗，太戊被称为中宗，武丁被称为高宗。周公作《无逸》的告诫，列举殷朝三位宗庙来劝勉成王。由此说来，宗没有固定的数目。那么用来劝勉帝王广施功德的意义就广博了。从七座庙的角度来说，孝武皇帝的庙不应当毁弃；从所尊奉的宗的角度来说，也不能说他没有功德。《礼记·祀典》说：“圣王制定祭祀的原则，是：对百姓有功绩的就祭祀他，以辛劳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拯救大灾难的就祭祀他。”我私下观察孝武皇帝，功德兼备。凡是异姓的人，尚且还要特别祭祀他，何况是先祖呢？有人说天子只有五座庙，没有明确的文献依据；又说中宗、高宗是尊奉他们的道而毁弃他们的庙，名与实不符，这不是尊崇德行、看重功绩的意思。《诗经》说：“甘棠树茂盛，不要砍伐，那是召伯休息过的地方。”思念那个人还爱惜他的树，何况尊奉他们的道却毁弃他们的庙呢？迭毁的礼制，自有常法，没有特殊的功绩和德行，本来就以亲疏关系相互推替。至于祖宗的次序，多少的数目，经传没有明确的文字，这是至尊至重的事，难以用可疑的虚说来确定。孝宣皇帝召集公卿的议论，采用众儒的谋略，既然已经确立为世宗的庙，建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的功业像那样，孝宣皇帝尊崇确立他像这样，不应当毁弃。皇上阅览了他们的议论并听从了。下诏说：“太仆。”舜中垒校尉刘歆的议论可行。刘歆又认为礼制随着关系的疏远而递减，所以《春秋》外传说：“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墠则岁贡；大禘则终王。德行盛大而恩泽广布，亲近亲属的递减，越远就越尊贵，所以大禘最为隆重。”孙子处在祖父的位置，正当昭穆，那么孙子常与祖父相互替代，这是迁庙的递减。圣人对于他的祖先，出于真情，礼制没有不顺应的，所以没有毁庙。自从贡禹建立迭毁的议论，惠帝、景帝以及太上的寝园被废弃成为空屋，失去了礼制的本意。《贡禹传》：“贡禹上奏想要罢免郡国的庙，确定汉朝宗庙迭毁的礼制，都没有施行。他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去世。贡禹去世后，皇上追思他的议论，最终下诏罢免郡国的庙，确定迭毁的礼制。”

译《汉书·平帝本纪》记载：元始四年夏天，尊奉孝宣帝庙为中宗，孝元帝庙为高宗，世代献祭。

蕙田按语：汉朝承袭秦朝的弊端，七庙的典制不修，昭穆的礼制不完备。其中尤其不合经义的，是原庙、寝园和郡国庙，混乱繁杂，三代的礼制因此完全丧失了。元帝锐意复古，贡禹起初有毁庙及罢除郡国庙的议论，而韦玄成等人最终完成了这件事。到了刘歆提出“建宗不在七庙数中”的说法，而后“三昭三穆”的次序才确定下来。汉廷经术的功效，在此非常巨大。然而有的可行而不行，有的废除后又再恢复，最终使得宗庙大礼在整个汉代没能得到纠正，可惜啊。

观承按语：秦汉之际，是古今的一大变局。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几乎被扫荡殆尽。然而秦朝拥有天下，不过十多年，汉朝就承袭了它。那时距离古代尚近，如果能考寻遗迹，以恢复三代的制度，也不难。原庙、寝园、郡国庙，固然不符合经典，但宗庙的制度尚存，只要去除那些不合宜建立的，那么庙制自然可以恢复。匡衡、贡禹、韦玄成、刘歆这些人，议论确凿，已渐渐有复古的迹象。可惜东汉明帝、章帝二位皇帝，正当经学大盛之时，新皇帝升祔，不另外立庙，沿袭同庙异室的制度，而七庙从此未能恢复了。

右侧为汉庙制

《文献通考》记载：当时，王莽担任安汉公，想要谄媚太皇太后，凭借斩杀郅支单于的功劳，奉尊元帝庙为高宗太后。太后驾崩后，应当依礼配享祭祀。王莽改号太后为“新至文母”，将其与汉朝隔绝，不让她得体面地配享元帝。毁坏孝元帝庙，另为文母太后建立庙宇，只保留孝元帝庙的旧殿作为文母的斋室。建成后命名为“长寿宫”，因为太后还在世，所以不称为庙。王莽在长寿宫摆设酒宴，邀请太后。太后到达后，看到孝元帝庙被废撤涂地，太后惊泣说：“这是汉家的宗庙，都有神灵，为什么要治理而毁坏它？况且如果鬼神没有知觉，又何必建庙呢？如果鬼神有知觉，我不过是人的妃妾，怎么适宜在帝王的殿堂陈列饮食呢！”饮酒不欢而散。

汉朝军队起兵，王莽厌恶高庙的神灵，派遣虎贲武士进入高庙，持剑四面提击，用斧头毁坏门窗，用桃汤和赭鞭鞭洒屋壁，让轻车校尉居住其中。

《王莽传》记载：王莽地皇元年，望气术士多言有土功之象。王莽又见四方盗贼众多，想借此自安，能建立万世基业，于是下诏说：“我受命遭遇阳九的厄运，百六的防备，府库空虚，百姓匮乏，宗庙未修，暂且在明堂太庙合祭。日夜深思，不敢安宁休息，深深考虑吉祥昌盛，没有比今年更好的了。于是占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只有玉食赐予我。又占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也只有玉食赐予我。将亲自筑造。”于是就在长安城南营建，占地百顷。九月甲申日，王莽立载巡视，亲自举筑三次。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持节以及侍中、常侍、执法杜林等数十人。将作崔发、张邯对王莽说：“德行盛大者文饰繁复，应当推崇其制度，宣示海内，并且让万世之后无以复加。”王莽于是广泛征召天下工匠，各种图画以望法度计算，以及官吏百姓以义入钱谷助工的，络绎不绝于道路。拆毁城西苑中的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以及平乐、当路、阳禄馆等十余处，取其木材瓦片来建造九庙。当月大雨六十多天。命令百姓入米六百斛为郎，那些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这五庙不毁。六曰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曰元城孺王尊祢穆庙，八曰平阳顷王戚祢昭庙，九曰新都显王戚祢穆庙。殿宇都是重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多，其他庙宇减半。用铜做薄栌，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耗费数百巨万，死去的卒徒数以万计。地皇三年正月，九庙盖成，纳入神主。王莽谒见大驾，乘六马，以五彩毛为龙文，衣着角长三尺，华盖车元戎十乘在前。于是赐给治庙的司徒、大司空钱各千万，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侯。封都匠仇延为邯淡里附城。

右侧为汉庙附

《后汉书·世祖本纪》记载：建武二年正月壬子日，在洛阳起建高庙。当月，赤眉军焚烧西京宫室，发掘园陵。大司徒邓禹进入长安，派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入高庙。

《祭祀志》记载：建武二年正月，在洛阳立高庙。

《邓禹传》记载：邓禹南行至长安，军队驻扎在昆明池，大飨士卒，率领诸将斋戒，选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取十一帝神主，派遣使者奉送到洛阳，于是巡行园陵，设置吏士奉守。

《三辅故事》记载：光武帝到长安，宫阙烧尽，迁都洛阳，取十二陵合为高庙，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别治长安，主管祭祀事务，称为高庙。

译中元元年，选择吉日刻写玉牒，书写完毕后装入函匣，收藏于金匮之中，并用玺印封缄。乙酉日，派遣太尉代理行事，以特殊礼仪向高庙报告。太尉捧着金匮向高庙报告，将其藏于庙室西壁石室中，高祖神位室的下方。

译《明帝本纪》记载：“中元二年，有关官员奏请为光武皇帝上尊号，称为‘世祖’。”《祭祀志》记载：“明帝即位，因为光武帝拨乱反正、中兴汉室，另外为他建立宗庙，尊号为‘世祖’。因为元帝在光武帝的宗法序列中属于‘穆’，所以虽然光武帝的宗庙不属于常规宗庙序列，也不予毁弃。后来这便成了惯例。”

《文献通考》记载东汉制度：高庙令一人，俸禄六百石，负责看守宗庙，掌管巡查和清扫，没有丞官。世祖庙令一人，俸禄六百石，如同高庙令的设置。

汉代仪制规定，皇帝的牌位，高九寸，前方后圆，周长一尺；皇后牌位高七寸，周长九寸，木材使用栗木。

《明帝本纪》记载：永平十八年八月，明帝留下遗诏，不要修建寝庙，将牌位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超过百日之后，只在四季设立祭奠，安排几名官吏和士卒，负责供给和清扫，不再开辟神道。敢有擅自兴作的人，按擅自议论宗庙制度的法律处理。《章帝本纪》记载：永平十八年八月，章帝即皇帝位。十二月癸巳日，有关官员上奏说：“孝明皇帝圣德深厚广博，辛劳至日偏西，亲自穿着洗过的衣服，饮食没有两样珍馐。恩泽遍及四方，远方之人仰慕教化，僬侥、儋耳等部族，叩关自来归附。讨伐鬼方，开通西域，威灵广泛覆盖，没有谁不归服。以百姓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完备三雍的教化，亲身奉行养老的礼仪，创作登歌和正雅乐，广泛贯通六艺，不分昼夜。聪明深邃，记载在图谶之中。至高的德行所感化，通达于神明。功业光辉照耀四海，仁风流传千载。然而他深怀谦让，自称不德，不修建寝庙，扫地而祭，废除每日祭祀的法度，简化送终的礼仪。于是将牌位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天下人听说后，没有不悲伤凄怆的。”陛下至孝，奉顺圣德。臣愚以为，更衣室在中门之外，地点特别。应当尊奉宗庙号为‘显宗’，四季禘祫祭在光武帝的殿堂，平时的祭祀都回到更衣室，共同进献武德舞，如同孝文帝祫祭高庙的先例。皇帝下诏说：“可以。”

《祭祀志》记载：明帝临终遗诏，遵循节俭不修建寝庙，将牌位藏在世祖庙。章帝即位，不敢违背，因为更衣室略有区别，上尊号为“显宗”，平时在更衣室祭祀，四季合祭于世祖庙。此事记载在《章帝本纪》中。

《东观书》记载，章帝刚即位时，赐给东平宪王刘苍的信说：“我日夜伏案思念，先帝亲身践行九德，对应八政，勤劳谦卑克制自己，始终的尺度，可比拟三宗，确实有其美德。现在迫于遗诏告诫，不修建寝庙，臣子悲痛郁结。大家认为，虽然在更衣室，仍应有宗庙的尊号，以匹配功德。宗庙极其重要，我年幼无知，日夜忧惧。先帝每当有阐述典义之事，未曾不延请大王来定夺中道，希望大王详尽明示，我才敢安心。”公卿们的议论驳难，现在都一并送上。如果有可以扶危持颠的意见，应当不要隐瞒，希望能有所秉承，请大王不要拘束。太尉熹等人上奏：“礼制规定，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应当上尊号为‘显宗’，四季祫祭于世祖庙，如同孝文帝在高庙的礼仪。”奏请进献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刘苍上言：“从前孝文庙的乐舞叫昭德舞，孝武庙的乐舞叫盛德舞，现在都合祭于高祖庙，昭德、盛德舞不再进献，与高庙共用乐舞。现在孝明皇帝的牌位在世祖庙，应当与世祖庙共用盛德乐舞，没有地方施展。如果自立宗庙，应当制作乐舞的，不应与世祖庙的盛德舞同名。如果不改作乐舞，应当进献武德舞。”皇帝又回复说：“有关官员奏请上尊号为显宗，牌位藏在更衣室，不敢违背遗诏而在世祖庙合祭，乐舞都如大王所议。正月十八日开始祭祀，仰见屋椽，俯视几案，渺小的我，哀惧战栗，无所依托，爱护并劳烦大王，是所期望的。”

《章帝本纪》记载，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日，章帝留下遗诏，不修建寝庙，完全依照先帝的法制。

《和帝本纪》记载，章和二年二月壬辰日，和帝即皇帝位。三月辛酉日，有关官员上奏：“孝章皇帝推崇宏大的基业，德化普遍融洽，垂念黎民，留心农事，文德加于殊俗，武功畅达四方，告诫世人，没有谁不归服。巍巍荡荡，没有谁与之比肩。”《周颂》说：“在庄严清静的宗庙，肃穆雍容显赫相承。”请求上尊庙号为“肃宗”，共同进献武德舞。皇帝下诏说：“可以。”四月丙子日，拜谒高庙；丁丑日，拜谒世祖庙。

《祭祀志》记载：章帝遗诏不修建寝庙，宗庙制度如同先帝先例。和帝即位，不敢违背，上尊号为肃宗。后来的皇帝继承尊号，都将牌位藏于世祖庙。朱熹说：“汉朝继承秦朝的弊端，不能深入考察古代制度，各位皇帝的宗庙各自在一处，不能合并为都宫以排列昭穆。贡禹、韦玄成、匡衡等人，虽然想要纠正，但最终不能完全符合古制，随即也废弃了。”后汉明帝又想遵循节俭自我抑制，遗诏不修建寝庙，只将牌位藏在光武庙中的更衣别室。章帝也如此，后世便不敢增加，而公私宗庙都采用同堂异室的制度。从此以后，历经魏晋隋唐，其间并非没有奉先思孝的君主、据经守礼的大臣，但都不能有所裁正，致使太祖的地位低于孙子，反而偏僻地处于一隅。既无法显示其为七庙之尊、群庙之神，又压抑祖先，而不能自成体系。

译宗庙的主位。从人情常理来看，生前居住在九重宫阙之中，穷尽壮丽之美，死后祭祀却只在一室之内，不过几丈见方，甚至没有地方容纳鼎俎等祭器，因而减少祭祀的规格，孝子顺孙的心意，应当也会感到不安。丘濬说：“古代天子设立七座宗庙，各自独立为室，自汉明帝以后，才开始实行同堂异室的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千百年，一旦改变它来恢复古制，大概也是很难的。如果一定要斟酌古今的制度，究竟怎样才合适，既能适应当今的需要，又不违背古人的本意呢？”臣私下认为，应当采用周代宗庙都宫的制度，七座宗庙各自为一室，太祖的庙居中，分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的另外分出，作为世室，如同刘歆的说法。兄弟相继为君的合为一世，但各自为一室，每年四次祭祀，如同《周礼》所说的祠、禴、尝、烝。春季的祠祭采用犆祭（单独祭祀），夏、秋、冬三季采用祫祭（合祭），如同《王制》的说法。春季祠祭在每年孟春，从初一斋戒开始，第四天祭祀太祖庙，隔一天祭祀一座庙，前一天去省视，祭祀完毕后随即进行绎祭，历经十四天，遍祭七座庙室，每座庙室各自祭祀，那么群庙的主位各自都能彰显其尊贵，而不会因太祖而显得不足。至于夏季的禴、秋季的尝、冬季的烝，则提前在各庙告知按时祫祭的意思，到祭祀那天各自迎接主位，在太祖庙合食而已，已迁出的庙室不参与，那么主持祭祀的人不劳累，实行起来也不困难。所谓的大祫、大禘，解说的人说五年一次禘祭，三年一次祫祭，这不是古制。大儒程颐有言：“立春祭祀先祖，冬至祭祀始祖”，朱熹认为祭祀先祖类似祫祭，祭祀始祖类似禘祭。两位儒者的言论虽然是作为臣子而发的，但衡量道义是相合的，推广上去，似乎也可以实行。请在每年立春之日举行大祫之礼，凡是已毁庙、未毁庙的主位都合食于太祖庙。大禘之礼则在冬至之日举行，在始祖的庙，并且推尊始祖所由出的帝，让始祖配享。后世的君主多是崛起于微末，未必都像夏商周三代那样世系有所依据，功业有所积累。所谓的始祖，就是创业之君。始祖所由出的帝，是根据所能知晓的情况来确定的。请以宋朝为例，就在光宗的时代来论述。所谓的始祖，就是太祖。太祖是宋朝创业之君。太宗、仁宗两位皇帝有功德不迁出，作为两座世室。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六座庙室为亲庙。此前的顺祖、翼祖、宣祖三位，真宗、英宗两位，都在三昭三穆之外，亲尽而迁出。所谓的僖祖，是太祖的高祖，开国之初就追封为亲庙，所能知晓的只到此为止。自此以上更不可考，这就是太祖所由出的帝，应当另外建一座庙来藏其主位，而将顺祖、翼祖、宣祖三位附祭其中。遇到举行禘礼，就请僖祖的主位出来到太祖庙祭祀，而以太祖配享。大祫祭则太祖正坐东向之位，而凡是已毁庙、未毁庙的主位都合食于太祖庙，如同常礼。这样那么太祖的名号既与庙制相称，也不失其追尊崇祀僖祖的心意。至于祭天享帝，则只以太祖配享。这样那么尊尊亲亲各自得到适宜，古礼或许差不多可以在今天实行了。这虽然不完全符合古人的制度，但古人的本意或许也能大致得到体现。《传》说：“不是天子不议论礼制”，但我是什么人，竟敢妄加议论？不过是陈述所听到的来比拟前代的制度，不敢认为今天就可以实行。臣冒死谨言。蕙田按语：东汉明帝、章帝的庙制，是古今的一大变革。五帝不沿袭前代的音乐，三王不袭用前代的礼制，时移事异，确实有不能完全符合古人的形势。从后来看来，大概如同封建井田那样难以恢复。朱熹依据经典来立论，是尊祖敬宗的大义；丘濬权衡变通来定规，也是斟酌古今的深意。

译宗元按：礼制以顺应时势为最重要，只要根本制度不丧失，稍微顺应时势，也没有妨碍。朱子也说，后世若有圣贤出现，必定另有规划，不会拘泥于前人的固定模式。然而宗庙制度不同于封建和井田制，封建和井田制必须统筹天下才能确定规则，古今形势不同，一时确实难以挽回。如果宗庙制度只是在一地营建，虽然不免劳民伤财，但花费尚不至于不可估量。后世如景灵宫、玉清宫之类，不惜耗费千万金钱，只需挪移一座宫殿的费用来建造七庙，还有剩余。

《殇帝本纪》延平元年三月甲申，尊孝和皇帝庙号为穆宗。《安帝本纪》延平元年八月，即皇帝位。九月庚子，谒高庙；辛丑，谒光武庙。

《祭祀志》殇帝出生三百多天，邓太后摄政，因为还是婴儿的缘故，不在宗庙立祀，只在陵寝祭祀罢了。

《安帝本纪》延光四年四月己酉，将孝安皇帝葬于恭陵，庙号为恭宗。

《祭祀志》安帝因为听信谗言害死大臣，废黜太子，等到去世时，没有上奏尊他为宗。后来因为自建武以来没有毁庙的先例，所以一直常规祭祀。于是用他的陵号称为“恭宗”。《顺帝本纪》：“建康元年八月，遗诏不起寝庙。”

《祭祀志上》顺帝的尊号称为敬宗。

《东观书》说：“有关部门上奏说：孝顺皇帝秉承圣哲，兴隆帝业，考察天道效法古制，恭敬奉行宏大功业，宽厚和睦，宣扬恩德至极，自身节俭，以尊崇大道。遗诏留下简约的规约，顾念天下，衣服不制作新的，玩好之物不加修饰，陵墓缩减规模，不起建寝庙，遵循前代制度，恭敬谨慎地对待终礼。有始有终。《孝经》说：‘爱敬之心尽于侍奉双亲，而道德教化施加于百姓。’《诗经》说：‘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是百姓的准则。’臣请求上尊号曰敬宗庙，天子世世代代献奉藏主祫祭，进献武德舞，如同祖宗旧例。”露布上奏，皇帝批准。

《质帝本纪》永嘉元年正月，迎皇帝入南宫，即皇帝位。甲申，谒高庙。乙酉，谒光武庙。五月丙辰，下诏说：“孝殇皇帝即位超过一年，君臣礼仪已成。孝安皇帝承袭帝业，而前世却让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后次序颠倒，失去了应有的顺序，这不是供奉宗庙重器、垂范无穷制度的做法。从前鲁定公追正祭祀顺序，《春秋》称赞他。现令恭陵次于康陵，宪陵次于恭陵，以排列亲疏次序，作为万世法则。”

《周举传》周举被征召为大鸿胪。等到梁太后临朝，下诏认为殇帝庙次应当在顺帝之下。太常马访上奏认为应当遵照诏书。谏议大夫吕勃认为应当依照昭穆次序，先殇帝，后顺帝。诏书下达公卿周举议论说：“《春秋》记载鲁闵公无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便将僖公排在闵公之上。孔子讥讽他，记载说：‘在太庙有事，将僖公升格’。传文说：‘这是逆祀’。等到定公纠正了顺序，经文说：‘从祀先公，作为万世法则’。现在殇帝在先，按次序是父；顺帝在后，按亲疏是子。先后的义理不可更改，昭穆的次序不可扰乱。”吕勃的议论是正确的。太后下诏听从了他。

《桓帝本纪》：本初元年，迎皇帝入南宫，即皇帝位。秋七月辛巳，谒高庙、光武庙。

《祭祀志》冲帝、质帝都年幼，梁太后摄政，依照殇帝的旧例在陵寝祭祀。凡是祠庙祭祀完毕，三公分别祭祀。

《灵帝本纪》：建宁元年二月辛酉，上孝桓帝庙号，曰威宗。庚午，谒高庙。辛未，谒世宗庙。

《祭祀志》桓帝无子嗣，灵帝以河间孝王曾孙解渎侯的身份即位。灵帝时，京都四季所祭祀的：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的后三陵。总共用十八太牢，都有副手协助。所以高庙三主亲尽之后，也只在大祭之年奉祠。

《决疑要注》：毁庙的主牌藏在庙门外，西窗之中有石函，名叫宗祏。函中有笥，用来盛放主牌。亲尽则庙毁，毁庙的主牌藏在世祖之庙。一世为祧，祧仍然四季祭祀。二世为坛，三世为墠，四世为鬼，祫祭才祭祀。有祈祷也祭祀，祫祭在世祖之庙。祈祷则迎出主牌，陈列于坛墠而祭祀。事情完毕还藏回原室，迎送都清道戒严，这是礼制。

蕙田按：坛墠之礼，仍是《祭法》的错误。

《献帝本纪》初平元年冬十一月，有关部门上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都请求除去尊号。”皇帝裁定说：“可以【注：和帝号穆宗，安帝号恭宗，顺帝号敬宗，桓帝号威宗。和帝尊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贵人曰敬隐皇后，顺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祭祀志》：灵帝去世，献帝即位。初平年间，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认为和帝以下功德没有特殊之处而有过错，不应为宗；以及其余非宗者追尊的三后，都上奏毁去。四季所祭祀的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共七庙【注：袁山松书载蔡邕议论说：‘汉朝继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使用

译《周礼》规定，每位皇帝去世后，就建立一座宗庙，不限于七座，不排列昭穆次序，也不确定轮替毁弃的规矩。元帝时期，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首先提出大义，请求依照典礼制度。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都因为功德盛大而作为宗庙保留，不予毁弃。孝宣帝追尊孝武帝，历称其为世宗，中正大臣夏侯胜等人仍然坚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应列为宗庙。到了孝成帝时，议论仍然没有定论，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依据经传义理，认为不可毁弃，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古人考据慎重，不敢偏私自己的君主父亲，像这样达到了极致。后来遭遇王莽之乱，光武帝受命中兴，庙号称世祖；孝明帝圣德聪明，政绩堪比文宣，庙号称显宗；孝章帝至孝淳厚，仁恩博大，庙号称肃宗。比照前世，符合礼制的适宜。自这以后，政事多有弊端，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继位的皇帝殷勤，各自只想褒扬尊崇至亲罢了。臣下懦弱，没有人能坚持夏侯胜那样的正直。如今圣朝尊重古制恢复礼法，以求其中正，确实符合礼议。元帝在第八代，光武帝在第九代，所以以元帝为考庙，尊崇并奉祀他。孝明帝尊崇追述，也不敢毁弃。孝和帝以下的穆宗、威宗等称号，都省去，每五年在太祖庙再次举行殷祭和祫祭，以遵循先代典制。议定后于是施行。

译《文献通考》中马氏说：西汉都城郊祀的制度，沿袭秦代五畤的旧制，从未有过祭天的礼仪；东汉都城宗庙的制度，历代帝王都称为“宗”，从未有过祧迁（将远祖神位迁出太庙）的法度。这两个过失，因为沿袭已久，无法革除纠正。然而祭天的礼仪，直到王莽时才确定；七庙的法度，直到董卓时才确定。大概是因为权奸擅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再犹豫顾忌，所以反而能够矫正累代的过失。然而礼仪虽然稍微端正，国家却快要灭亡了，怎能不令人感慨！

马氏又说：蔡邕所确定的制度，高祖庙为一祖二宗，加上近代的四位皇帝，共为七庙，他的说法似乎合理。但他认为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四位皇帝功德没有特别之处，而且有失误，上奏毁去他们的庙，那么所谓的近代四位皇帝，就成了光武帝、明帝、章帝、灵帝。考察古代所说的天子七庙，是从太祖以及祖有功、宗有德的后代开始，其下的四代，就是当代君主的曾祖父、祖父、父亲。这四代，不因为有功德而保留，也不因为有过失而废除。现在以献帝来说，灵帝是他的父亲，桓帝是他的祖父，安帝是他的曾祖父，和帝是他的高祖。现在舍弃高祖、曾祖、祖父三代，而让他的父亲接续第五代的祖先，在义理上有什么恰当的呢？当时这个议论虽然提出，董卓和献帝都没有参与。然而东汉自和帝以后，皇统屡次断绝，安帝以清河王的儿子身份入继和帝，顺帝、桓帝以河间王的孙子身份入继安帝，灵帝以河间王的曾孙身份入继桓帝。直到灵帝才有亲生儿子作为献帝，这样献帝所谓的父亲，是亲生父亲；所谓的高祖、曾祖及祖父，是所继承的大宗。自从安帝、顺帝以来，既然入嗣大位，就用不合礼制的方式尊崇自己私亲的父母，而蒙昧了“两统二父”的道理，往往对大宗和私亲，暗中有所厚薄。蔡邕难道也是习惯听到当时的指责，暗中谄媚依附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所祧毁的，都是所继承的大宗，而竟然让灵帝上继章帝，起初不过问世次相隔遥远的问题呢？这难道能算是懂礼的人吗？

蔡邕《独断》中关于宗庙制度的记载：古学认为君王的居所，前面有庙，后面有寝，死后就在前面建庙象征朝廷，后面建寝象征居室。庙用来安放神主，排列昭穆次序，有衣冠、几杖、象征生前的器具，总称为宫。《月令》说：“先在寝庙进献祭品。”《诗经》说：“公侯的宫室。”《颂》说：“寝庙高大相连，说的是它们相连。”这些都是它的文献依据。古代不在墓地祭祀，直到秦始皇在墓侧建寝宫起居，汉朝沿袭而不改变，所以现在陵墓上称为寝殿，有起居、衣冠、象征生前的设备，都是古代寝宫的意思。在西都时，高帝以下，每位皇帝各自单独立庙，每月准备法驾，出游衣冠，又未确定迭毁（轮流毁弃）的礼仪。元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于是根据经义加以纠正，废除出游衣冠，毁去先帝亲尽的庙。高帝为太祖，孝文帝为太宗，孝武帝为世宗，孝宣帝为中宗，祖宗庙都世代奉祀，其余惠帝、景帝以下都毁去，五年举行一次殷祭，就像古代的禘祫祭。殷祭则涉及所有毁去的庙，不是殷祭则只祭祀祖宗而已。光武帝中兴，建都洛阳，于是将高祖以下到平帝合为一庙，将十一位皇帝的神主藏在其中。元帝对于光武帝是父亲，所以虽然不是宗而不毁。后代遵循继承，于是常奉祀。光武帝举天下之力再次受命，恢复汉室基业，另起庙，称为世祖。孝明帝遗诏遵循节俭，不起建寝庙，将神主藏于世祖庙。孝章帝不敢违背，此后遵循继承，将神主藏于世祖庙，都如孝明帝的礼仪，而园陵都各自起建寝庙。孝明帝称为“显宗”，孝章帝称为“肃宗”，此后沿袭前例，孝和帝称为“穆宗”，孝安帝称为“恭宗”，孝顺帝称为“敬宗”，孝桓帝称为“威宗”。只有殇帝、冲帝、质帝三位少帝，都因为未满一年，不列于宗庙，四季只是在陵上祭祀寝宫而已。现在洛阳各陵，都在晦日、望日、二十四节气、伏日、社日、腊日以及四季、四次上饭时，由太官送用祭品，园令、食监掌管省视。在亲陵所在，宫人随着鼓漏整理被枕器具、盥洗水、陈列严整的器具，天子在正月五日全部供给完毕，然后上原陵，依次周遍，公卿百官都跟随。四姓小侯、诸侯家的妇女，凡是与先帝先后有瓜葛的，以及诸侯王、大夫、郡国计吏、匈奴朝见者、西国侍子，都聚集在尚书官属处，在西阶下，先帝神座后，大夫计吏都在轩下，报告其郡谷价，四方灾异想要，都让先帝魂神全部听闻。于是就在亲陵各赐计吏而遣散他们。正月上丁日，祭祀南郊，礼毕，依次祭祀北郊、明堂、高祖庙、世祖庙，称为五供。五供完毕，依次上陵。四季宗庙，用牲十八太牢，都有副手。西庙五主：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高帝为高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宣帝为中宗，他们的庙都不毁。孝元帝功薄，应当毁。光武帝恢复天下，属于元帝为子，以元帝为父，庙列于祖宗后嗣，因继承遂不毁。东庙七主：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光武为世祖，明帝为显宗，章帝为肃宗，和帝为穆宗，安帝为恭宗，顺帝为敬宗，桓帝为威宗，庙都不毁。

译少帝在位未满一年就驾崩，都不进入宗庙。以陵寝作为宗庙的有三位：殇帝的康陵、冲帝的怀陵、质帝的静陵。追尊为皇后的有三位：章帝的宋贵人称为敬隐后，葬在北陵，是安帝的祖母；清河孝德皇后，是安帝的母亲；章帝的梁贵人称为恭怀后，葬在西陵，是和帝的母亲；安帝的张贵人称为恭愍后，葬在北陵，是顺帝的母亲。两座宗庙共十二位神主，加上三位少帝、三位皇后，所以使用十八头太牢作为祭品。汉朝不讲求禘祭和祫祭，每五年举行两次大祭。那么西庙中的惠帝、景帝、昭帝都另外立祠祭祀，成帝、哀帝、平帝三位皇帝因为不是光武帝所继承的后嗣，神主藏在长安，所以高庙在四时祭祀时都在东庙进行。京兆尹侍奉祭祀，穿着衣冠，乘坐车驾，太常按照陵庙的礼仪进行祭祀。顺帝的母亲原本说姓李，也有人说姓张。

译蕙田按：蔡邕《独断》序言中，对两代帝后宗庙寝宫的记载最为详尽，附录保存下来以备考证。

以上为东汉宗庙制度

《五礼通考》卷七十八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七十九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七十九

宗庙制度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章武元年夏季四月，大赦天下，更改年号，建立宗庙，合祭高皇帝以下历代祖先。

注：臣裴松之认为，先主虽然自称出自孝景帝，但世代久远，昭穆次序难以辨明。既然继承汉朝帝位，不知以哪位皇帝作为始祖，来建立亲庙。当时英贤辅佐，儒生任职，宗庙制度必定有法度章程，但记载缺漏简略，实在令人遗憾。

《通鉴纲目》记载：昭烈帝章武元年，夏季四月，建立宗庙合祭，祭祀高皇帝以下历代祖先。

【尹氏起莘说：昭烈帝刚取得蜀地，汉朝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又正值凝聚人心的开始，《纲目》记载此事，大概与光武帝即位第二年记载在洛阳建立宗庙社稷的意思相同】

蕙田按：《宋书·礼志》说：“昭烈帝继承帝位而起，未能辨明继承哪位皇帝作为父庙，也没有祖宗的称号。刘禅面缚投降魏国，北地王谌在昭烈帝的庙中哭泣，那么昭烈帝的庙是另外设立的。我认为诸葛亮说：‘将军是帝室的子孙’，所以昭烈帝是汉朝皇帝的后裔无疑。合祭高皇帝以下，那么实际上有可以称为祖宗的名号。如果不是朱熹《纲目》正名定分，那么大统从何而明呢【《一统志》说：昭烈帝庙在成都府城南二里】

又按以上为蜀汉部分

《晋书·礼志》记载：《王制》规定，天子设七庙，诸侯以下各有等级差别，礼仪条文很详细。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将河北十二郡封给魏武帝，封为魏公。同年七月，开始在邺城建立宗庙，自以诸侯之礼设立五庙。后来虽然进爵为王，也没有改变。延康元年，文帝继承王位，七月追尊皇祖为太王，夫人称为太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接受禅让，又追尊太王为太皇帝，皇考武王为武皇帝。《三国志·魏书·文帝》黄初四年注引《魏书》说：辛酉日，有关部门奏请建造两座庙，建立太皇帝庙，大长秋特进侯与高祖合祭，亲尽后按次序毁弃，特别建立武皇帝庙，四季祭祀，作为魏太祖，万代不毁。

《三国志·魏书·明帝本纪》记载：太和三年，起初，洛阳宗庙尚未建成，神主在邺城庙中。十一月，庙刚建成，派太常韩暨持节迎接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的灵位从邺城。十二月己丑日到达，奉安神位入庙。

《晋书·礼志》记载：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夫人吴氏为高皇后，都在邺城庙中。庙中祭祀的是文帝的高祖处士【沛国谯人曹萌】、曾祖高皇【萌的儿子曹腾】、祖太皇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单独一庙。百代不毁，那么所祭祀的止于亲庙四室。那年十一月，洛阳京城庙建成，就将亲尽的处士神主迁出，安置在园邑。派行太传太常韩暨、宗正曹恪持节，迎接高祖以下神位，共一庙，仍然只有四室而已。

《三国志·魏书·明帝本纪》记载：景初元年夏季六月，有关部门奏称：“武皇帝拨乱反正，作为魏太祖，音乐使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作为魏高祖，音乐使用《咸熙之舞》；皇帝制作兴治，作为魏烈祖，音乐使用《章武之舞》。三祖的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依次毁弃，如同周朝后稷、文武庙祧的制度。”

《晋书·礼志》记载：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关部门才重新奏定七庙制度，说：“大魏三位圣人相继，成就帝业。武皇帝开创宏大基业，拨乱夷险，作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作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宜作为魏烈祖。在太祖庙北设立两座祧庙，左边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右边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的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依次迁移，完全如同周朝后稷、文、武庙祧的礼仪。”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孙盛说：谥号用来表彰德行，庙用来保存容貌，都是在死后才确立的。所以推究始末，以昭示百世。没有当年就预先制定祖宗名号，未终就预先自尊显贵的。过去华乐因厚敛受到讥讽，周人因预凶违背礼仪。魏国的群司，在这里失去了正道】

蕙田按以上为魏国部分

《三国志·吴书·孙亮传》太平元年春季，注引《吴历》说：正月，为孙权立庙，称为太祖庙。

《宋书·礼志》记载：孙权不立七庙，因为父亲孙坚曾担任长沙太守，只在长沙临湘县立了孙坚的庙而已。孙权既然不亲自祭祀，只是依照后汉奉南顿的故事，让太守祭祀。孙坚的庙又被尊称为始祖庙，而不在京师。又用百姓发掘吴芮墓所得木材做屋顶，以前未曾听说过。在建业为兄长长沙桓王孙策立庙，在朱雀桥南。孙权去世，儿子孙亮继位。第二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