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二百二十

译侯朝

蕙田按：《周易·比卦》的象辞说，先王以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周礼》中大宗伯用宾礼来亲近邦国，宾礼中最重要的，没有比朝见更在先的。朝见的别名有朝、觐、宗、遇。《舜典》说，于是日接见四岳和群牧；又说，于是接见东方的诸侯；又说，群后四次朝见。《禹贡》说，长江和汉水朝见宗庙后流入大海。只有“遇”礼在古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以上三者推断，那么朝、觐、宗、遇的名称，在虞夏之前本来就已经存在了。前代儒者认为，夏代的“宗”礼依附于春冬两季，“遇”礼依附于秋季，所以经传中多言朝觐，而很少提及宗遇。又若从对文的角度来说，那么朝、觐、宗、遇在时间和礼仪上是有区别的；若从散文的角度来说，则都称为朝。所以《觐礼》中诸侯在朝见之前，都在朝堂接受馆舍，那么觐见也称为朝。《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夏五月，鲁公在王所朝见；冬，鲁公在王所朝见。那么宗见与遇见也称为朝。《仪礼》中只有《觐礼》一篇，现在广泛引用诸经传的文字来补充它，统称为朝，不再区分名目。

译《周礼·春官·大宗伯》规定，用宾礼来使诸侯国亲近依附。【注：亲近，是指使他们相亲附。宾礼的种类有八种。郑氏锷说：天子对于诸侯，从名分上说则是君臣，从情理上说则是宾主。所以先王不单纯以君臣之义来对待他们，而是用宾礼来使他们亲近，他们怎么会不亲近我们呢？】

春季朝见称为“朝”，夏季朝见称为“宗”，秋季朝见称为“觐”，冬季朝见称为“遇”。【注：这是以诸侯朝见天子为叙述角度。六服之内的诸侯，四方按季节依次前来，有的春季朝见，有的夏季宗见，有的秋季觐见，有的冬季遇见，名称不同礼仪各异，轮流遍行。朝，就是早晨的意思，希望他们来得早；宗，是尊重的意思，希望他们尊崇天子；觐，是勤勉的意思，希望他们勤于天子之事；遇，是偶合的意思，希望他们像不期而遇那样到来。】

郑氏锷说：“朝和宗在朝廷举行，时间选用春夏，位置安排是诸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解说者认为这是万物交接的时候，用来象征生发之气。君主在堂下接见他们，用来沟通上下的情感。觐和遇在宗庙举行，时间选用秋冬，位置安排是一律面向北。解说者认为这是万物分别的时候，用来象征肃杀之气。君主在堂上接见他们，用来端正君臣的名分。”《礼记》说：“觐礼不下堂而接见诸侯，如果下堂接见诸侯，就是天子失礼了。”从周夷王以后，大概朝礼因为要出迎宾客所以下堂，觐礼因为不迎宾客所以下堂。朝见时，天子站在宁处，宁是门和屏之间，用来象征阳气向外布散；觐见时，天子站在扆处，扆是户和窗之间，用来象征阴气向内收藏。这又是朝和觐的区别。

《周礼·秋官·大行人》掌管重大宾客的礼仪以及重大客人的仪节，用来使诸侯亲近。【注：大宾指要服以内的诸侯，大客指孤卿。】春季朝见诸侯来谋划天下的事务，秋季觐见来比较各国的功绩，夏季宗见来陈述天下的谋略，冬季遇见来协调诸侯的思虑。【注：这是以天子接见诸侯为叙述角度。图、比、陈、协都是考核政绩的词语。天子春季接见诸侯就谋划事务的可行与否，秋季接见诸侯就比较功绩的高低，夏季接见诸侯就陈述谋略的是非，冬季接见诸侯就合并思虑的异同。六服之内的诸侯按照朝见的年份，在四季中轮流这样遍行。《司马法》说：春季以礼仪朝见诸侯，谋划共同的事务；夏季以礼仪宗见诸侯，陈述共同的谋略；秋季以礼仪觐见诸侯，比较共同的功绩；冬季以礼仪遇见诸侯，谋划共同的思虑；按时以礼仪防见诸侯，施行共同的政令；殷祭以礼仪宗见诸侯，发布共同的禁令。】

【易氏祓说：这就是大宗伯所说的宾礼。大宗伯详细说明了宾礼的名称，大行人又详细说明了命令诸侯的实际内容。然而宗、遇、防、同，有时也总称为朝觐。《曲礼》说：‘天子站在扆前，诸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这叫朝。’郑氏认为夏宗依附于春，这谋划事务、陈述谋略，都是为了责求开始；冬遇依附于秋，这比较功绩、协调思虑，都是为了考核终结。所以《曲礼》言朝觐，经文也多以朝觐为主。至于防同的发布禁令、施行政令，又趁着朝觐的时候举行其礼仪，所以经文也称其为‘大朝觐’。这朝觐、宗遇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先王行礼的意图是一致的。】

《礼记·曲礼》：天子站在扆前，诸侯面向北而朝见天子，这叫觐。天子站在宁处，诸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这叫朝。【注：诸侯春季朝见称为朝，在朝廷接受挚礼，在宗庙接受享礼，这是生发之气的文饰；秋季朝见称为觐，一律在宗庙接受，这是肃杀之气的质朴。朝见，位于内朝而依次前进；觐见，位于庙门外而依次进入。天子面向南站在扆或宁处接受朝见。夏宗依附于春，冬遇依附于秋。春秋时期，齐侯慰问鲁昭公，以遇礼相见，取的是简易略省之意。觐礼现在尚存，朝、宗、遇的礼仪现在已失传。】疏：查考《宗伯》，春季称为朝，夏季称为宗，秋季称为觐，冬季称为遇。如果通称的话，都叫朝觐。礼书上说：“诸侯前来朝见，都在朝廷接受馆舍。”又说：“乘坐墨车，装载龙旗，带着弓袋才去朝见。”又《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夏季五月经文说：“公朝见天子。”可知朝是通称，只是朝、觐、宗、遇的礼仪不同罢了。天子站在扆前，这是秋季在宗庙接受觐礼。诸侯来朝，到达近郊，天子派大行人穿着皮弁拿着玉璧去迎接慰劳他们，诸侯也穿着皮弁跟随使者进入。天子赐给馆舍，诸侯接受馆舍，听从天子的命令。在朝见那天日出之前，诸侯的上介在庙门外接受馆舍，同姓诸侯面向西以北为上，异姓诸侯面向东以北为上。等到朝见那天天亮时，诸侯穿着裨冕先在祭车前行释币礼，主持天子穿着衮冕在宗庙，站在扆前面向南而立，不迎接宾客。诸侯从庙门外的位置，天子派上摈引导诸侯，诸侯进入庙门右边坐下，放下圭玉并再拜。之所以放下圭玉，是因为卑者见尊者，放下礼物而不直接授予。摈者命令他们登上西阶，亲自授予诸侯，于是他们坐下拿起圭玉，升堂，天子接受玉，这就是天子站在扆前的时候。天子接受玉后，诸侯下阶，面向东北再拜稽首，摈者延请他们，让他们升堂完成拜礼，这就是面向北称为觐的时候。之所以都面向北，是因为觐遇在秋冬，阴气收敛，所以不向外布散。天子站在宁处，这是指春夏接受朝见的时候。说是天子在路门外的大朝接受朝见，在门外站在宁处等待诸侯到来。天子站在宁处后，诸侯依次前进，诸公在西边，诸侯在东边而朝见天子，这是阳气的文饰，所以

译这是依据文义而进行分布的。崔氏说：诸侯在春夏两季前来朝见，各自乘坐他们的命车到达皋门外陈列介者。天子的车当时在大门内，传达辞命完毕后，天子便乘车出大门，下车，就像升朝的时候，王只迎接公，从诸侯以下的人则跟随进入，不再另外迎接。进入到达文王庙门，天子换穿朝服，站在路门之外。诸侯更换穿着朝服，手持贽礼进入，在应门行礼。所以王在宁处等待诸侯，按次序前进。所以说“序进”，是指进入应门。诸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如果按照熊氏的解释，那么朝见时没有迎接的礼仪，只有享礼中有迎接诸侯的礼仪。

译惠田按：熊氏的说法更为合理。

《王制》说：天子没有战事，与诸侯相见，称为朝见。考察礼仪，端正刑罚，统一德行，以尊崇天子。【注：事，指征伐】

《乐记》说：朝见和觐见之后，诸侯才知道如何尽臣子之责。

《祭义》说：朝见和觐见，是用来教导诸侯尽臣子之责的。

《经解》说：“朝觐之礼，是用来明确君臣之义的。聘问之礼，是用来使诸侯互相尊敬的。”如果聘问和朝觐之礼废弛，那么君臣的名分就会丧失，诸侯的行为就会恶劣，背叛和侵凌的祸乱就会兴起。

《中庸》说：朝见和聘问按时进行，给予的赏赐丰厚而接受的贡品微薄，这是用来安抚诸侯的。【疏：厚往，指诸侯回国时，天子用厚重的财物回报他们；薄来，指诸侯进献贡品，让他们进献得轻薄一些】

朱熹《章句》解释《王制》：每年进行一次小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每五年进行一次朝见。厚往薄来，指的是宴饮赏赐丰厚，而纳贡微薄。

《孟子》说：诸侯朝见天子，称为述职。述职，就是陈述所担任的职务。

朱熹《章句》解释：述，是陈述；述所职，就是陈述他所受领的职务。

诸侯朝见天子称为述职。一次不朝见，就贬降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封地；三次不朝见，就出动六军去讨伐他。

《五经异义》记载公羊学的说法：诸侯四季朝见天子以及互相聘问，都称为朝。因为朝见时行礼，结束后在路上相遇，称为遇。古《周礼》的说法：春天称为朝，夏天称为宗，秋天称为觐，冬天称为遇。许慎按：礼仪中有觐。《诗经》说：韩侯入觐。《尚书》说：江汉朝宗于海。由此可知朝、觐、宗、遇的礼仪，应遵从《周礼》的说法。郑玄驳斥说：这些说法都有相似之处，但不能代表古昔的制度。按《觐礼》说：诸侯在朝见之前，都住在朝堂。朝是通称。

以上关于朝、觐、宗、遇名义的论述。

《尚书·舜典》说：每五年天子巡守一次，群后四次朝见。【传：各自在四方山岳之下朝见，共有四处，所以称为四朝。尧舜之道相同，舜摄政时如此，尧时也可推知】

郑康成说：巡守之年，诸侯在四方山岳之下朝见；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批次来京师朝见，每年轮遍一方。

朱熹说：“五年之内，天子巡守一次，诸侯来朝四次。大概巡守的次年，东方诸侯来天子之国朝见；又次年，南方诸侯来朝；又次年，西方诸侯来朝；又次年，北方诸侯来朝；再次年，天子再次巡守。这样天子与诸侯虽有尊卑之分，但一来一往，礼仪无不回应。所以上下沟通，远近和谐。”

惠田按：这是唐虞时期朝觐的期限，群后四次朝见。郑氏认为每年一朝，朱子、蔡氏认为每四年一朝。以情理推究，朱、蔡的说法更为合理。大概唐虞以前，诸侯有万国，各地远近不同，必定每年分四季轮流来朝，这是率领天下人奔波劳苦。又《郑志》回答孙皓问说：“唐虞之礼，每五年巡守一次；夏殷之礼，天子大概每六年巡守一次。诸侯闲暇时朝见天子。”孔颖达认为夏殷时期诸侯分为五部，每年一部来朝见天子。那么舜时的四朝，其制度也应当大致相同。只是舜时将诸侯分为四部，四年轮遍；加上巡守之年，为五年一朝。夏殷将诸侯分为五部，五年轮遍；加上巡守之年，则为六年一朝。孔传将四朝解释为巡守，在方岳之下朝见，不是指来京师朝见。按上文“东巡守”说：“肆觐东后”，已经体现了在方岳之下的朝见，此处不应重复出现。孔氏的说法恐怕不对。

观承按：朱子这条解释非常明白，下面“大行人之岁一见，二岁一见，三岁一见”等语，也是这个例子。大概说“岁一见”的，是巡守次年的第一年；“二岁一见”“三岁一见”的，也是第二年、第三年，不是说每一年、每二年、每三年都见一次。

《周官》说：每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传：五服指侯、甸、男、采、卫，每六年朝见一次，会聚于京师】又六年，天子于是巡守，在四岳考察制度。【传：周制每十二年巡守一次，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所以称为时巡，在四岳之下考察端正制度礼法，如同虞帝巡守一样】诸侯各自在方岳之下朝见，大明黜陟之法。【传：觐见四方诸侯，各自在方岳之下朝见，大明考察政绩黜陟的方法。疏：此篇讲述六卿职掌，都与《周礼》相符，那么六年五服一朝，也应是《周礼》之法，而《周礼》大行人规定诸侯各按服数来朝，没有六年一朝之事。《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说：“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解释《左传》的人认为三年一朝，六年一会，十二年而盟，事与《周礼》不同，称为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曾留意，不知差异从何而来。估计那六年一会与此六年五服一朝相当，再会而盟与此十二年王乃时巡诸侯各朝于方岳，也相当。叔向盛陈此法以威慑齐人使之结盟，如果周朝没有此礼，叔向妄说，齐人应当以言辞拒绝，为何畏惧而恭敬顺从呢？且说自古以来未曾失礼，那么当时还在施行，不能说是前代之法，胁迫当时之人，明显可知周朝有此法，只是礼文不全】

译你所说的“大行人”所言的“见”，都是指进贡物品，或许可以借着进贡的机会相见，何必一定要说凡是“见”的都是国君亲自朝见呢？派遣使者进贡物品，也应该是可以的。《大宗伯》说“时见叫做防，殷见叫做同”，时见和殷见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年限，时见叫做防，何必不是再次朝见而称为防呢？殷见叫做同，何必不是再次防而结盟呢？周公制定礼制，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难道是成王说错了话，叔向胡乱议论吗？计算六年一次的大集会，应该是六服都来，但这段文字只提到五服，孔颖达认为五服是指侯、甸、男、采、卫，大概是因为要服路途遥远，且外部受到四夷的威胁，不一定常常能够按时到达，所以宽泛地说而不将其计入其中。苏轼说：一朝是指完成朝见，朝见的疏密远近是根据距离来决定的，六年之内遍访五服，就是完成朝见。

译《周礼·秋官·大行人》：“王畿方圆千里，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服，每年朝见一次。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再往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注：要服，即蛮服。这六服距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于此。他们朝贡的年份，四方各占四分之一，顺应四季而来，有的春朝，有的夏宗，有的秋觐，有的冬遇】九州之外，称为蕃国，每代朝见一次【注：九州之外，是夷服、镇服、蕃服。《曲礼》说：“那些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即使强大也称子。”《春秋传》说：“杞伯，因为行夷礼，所以称子。”那么九州之外，他们的君主都是子、男，没有固定的朝贡年份。父亲去世儿子继位，等到新王即位，才来一次】

惠田按：这是成周朝觐的期限。周公制定礼制，将天下分为六服，而根据道路远近，确定朝见的疏密。侯服每年朝见，甸服每两年朝见，男服每三年朝见，采服每四年朝见，卫服每五年朝见，要服每六年朝见。计算六年之内，侯服朝见六次，甸服朝见三次，男服朝见两次，采服、卫服、要服都朝见一次。而六服中应当朝见的都遍到了，所以说“六年五服一朝”。《尚书》列举大纲，《周礼》细分条目，其实没有两种方法。到了十二年，天子巡守，诸侯都在方岳之下朝见，那么侯服朝见十二次，甸服朝见六次，男服朝见四次，采服朝见三次，卫服朝见三次，要服朝见两次，而六服的朝见期限完成一个周期。《尚书》说“又六年天子于是巡守”，《周礼》说“十二年天子巡守殷国”，也是同一种方法。《周礼》说六服，《尚书》为什么只说五服，不数要服呢？先王的制度，重视内部而简略外部，所以《武成》说“邦甸侯卫”，而《酒诰》及《康王之诰》也说“侯甸男采卫”，不及要服。孔颖达的疏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竟以“五服一朝”为诸侯亲自朝见，《周礼》所说的“见者”为派遣使者入贡。查《大宗伯》“春见、夏见、秋见、冬见、时见、殷见”，凡是说“见”的都是诸侯亲自朝见天子，不能以派遣使者来对应。孔颖达的疏错了。苏氏解释“六年五服一朝”最明快。

观承按，成周朝觐的期限，与唐、虞、夏、殷不同的，唐、虞分四年，夏、殷分五年，成周分六年。所以唐、虞说“群后四朝”，夏、殷说“五服一朝”，成周说“六服一朝”。如果在六年之内，侯服朝见六次，甸服朝见三次，男服朝见两次，那就不是“六服一朝”了。而且疏密不均到极点，而侯、甸、男三服，不免有国君路途遥远的辛劳，恐怕不能作为定论。应该并存以等待后来者。

《礼记·王制》：诸侯对于天子，每年一次小聘，每三年一次大聘，每五年一次朝见【注：比年，每年。小聘，派遣大夫。大聘，派遣卿。朝见则国君亲自前往。然而这大聘与朝见，是晋文公称霸时所制定的。虞夏的制度，诸侯每年朝见。周朝的制度，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自按照其服数来朝见。】疏：昭三年《左传》：郑子太叔说：“文公、襄公称霸时，他们的政令不烦扰诸侯，命令诸侯每三年一次聘问，每五年一次朝见。”所以说晋文公称霸时所制定。而晋文公称霸时也应该有每年大夫的聘问，但子太叔简略而不说。这也依据传文，直接说大聘与朝见，不说每年小聘。查《左传》三年聘问，五年朝见，是诸侯互相朝见的法则。现在此经文说“诸侯对于天子”，那么文公、襄公的制度，诸侯朝见天子与互相朝见相同。又郑玄驳异义：《公羊》说“每年一次小聘，每三年一次大聘，每五年一次朝见”，认为是文公、襄公的制度。记录《王制》的人，记载文公、襄公的制度，不是虞夏及殷法。熊氏有时认为这是虞夏法，有时认为是殷法，文义杂乱，不再相当，曲为解释，其义不对。说虞夏的制度，诸侯每年朝见，查《尚书·尧典》说：“每五年一次巡守，群后四朝。”郑玄注说：“巡守之年，诸侯在方岳之下朝见，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见京师，每年遍到是也。”查《孝经》注：诸侯每五年一次朝见天子，天子也每五年一次巡守。熊氏认为虞夏制法，诸侯每年朝见，分为四部，四年又遍，总是每五年一次朝见天子，乃巡守所以说诸侯每五年一次朝见天子，天子也每五年一次巡守。查郑玄注《尚书》：四方诸侯分来朝见京师，每年遍到，那么不是五年才遍。又《孝经》的注，多与郑玄义乖违，儒者怀疑不是郑玄注，现在不取。熊氏的说法不对。虞夏的制度，只有每年朝见的文字，其诸侯互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则无文字，不可

译这是正确的。《春秋》文公十五年《左传》记载：“诸侯每五年互相朝见两次，以修明王命。”这是古代的制度。查考《郑志》：孙皓问道：“诸侯每五年互相朝见两次，不知这符合什么典礼。”郑玄回答说：“古人依据当时的情况来阐述前代的言论。唐尧虞舜时期的礼制，是五年一次巡守。夏、殷时期，天子大概是六年一次巡守，诸侯轮流朝见天子，那些不朝见天子的诸侯，在朝见完毕后，互相朝见，每五年互相朝见两次，似乎是这样的制度，典礼的细节无法详细得知，就像郑玄所说。”根据《郑志》的说法，夏、殷时期的天子六年一次巡守，这期间诸侯分为五部，每年一部来朝见天子。朝见完毕后返回封国，那些不朝见天子的诸侯，在朝见完毕后互相朝见。诸侯中后一年不朝见天子的人，前往朝见天子后返回。前一年朝见天子的人，今年既然不朝见天子，又去朝见那些朝见完毕后互相朝见的诸侯，这就是互相朝见两次。按照郑玄的意思，这是夏、殷时期的礼制。而郑玄又说虞、夏时期的制度，诸侯每年朝见。因为夏与虞相同，这与《郑志》相违背，是因为“群后四朝”的文字出现在《尧典》中。《尧典》是虞、夏时期的书，所以连带提到夏，其实是指虞。所以《郑志》说唐、虞时期的礼制，五年一次巡守。现在知道诸侯每年朝见，只指唐、虞时期。至于夏、殷时期朝见天子以及互相朝见的礼制确实如此，但朝见天子以及互相聘问则没有记载。说到“周之制”以下，《周礼》大行人“文”

译吴氏澄说：《尚书》记载“五年一次巡守，四方诸侯四次朝见”，意思是说在不是巡守的年份，每年有一方诸侯来朝见，循环往复。这样就是各方诸侯每五年朝见天子一次。

蕙田按语：这是晋文公称霸时的制度，五年朝见一次，大概是取法唐尧虞舜的制度；每年小聘，三年大聘，则是《周礼》中邦交的正统法则。孔颖达说：周王室衰微后，政令出自霸主，霸主不敢自同于天子，因为担心古代明王的旧制过于烦扰诸侯，不敢依循使用，所以设立这种制度以简化礼仪。

《春秋》昭公十二年，《左传》记载：“明王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间隔几年朝见，以讲习礼制；再次朝见后举行会盟，以显示威仪；再次会盟后缔结盟约，以彰显昭明。”【注：每年聘问以修习其职业，三年朝见一次，以端正爵位等级，遵循长幼秩序；六年举行一次会盟，以训导上下准则，节制财用；十二年举行一次盟约，以昭示信义。总共八次聘问，四次朝见，两次会盟，天子巡守一次，在四方山岳之下盟誓。】疏解：《尚书·周官》说：“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天子巡守考察四方山岳的制度，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大明黜陟。如果按照那篇文字，六年五服诸侯同时朝见天子，就是这里所说的“再朝而防”。这篇传文与《尚书》完全吻合，杜预说巡守时在方岳盟誓，暗中与那篇文字义理相符，明确这是周代典籍的旧法。然而《周礼》的文字没有记载这种制度，《大行人》篇说：“侯服每年进贡祭祀物品，甸服每两年进贡嫔妃物品，男服每三年进贡器物，采服每四年进贡服饰物品，卫服每五年进贡材木物品，要服每六年进贡货物。”先前注释《周礼》的儒者，都认为那是六服诸侯各自按照服数来朝见，这与传文无法吻合，先代通达的儒者也没有解释。古书亡佚，不能完备知晓。然而《尚书·周官》是成王的号令之辞，《尚书》所说的必定是正统法则，左氏又与它相合，言语必定不虚妄。《周礼》又是明文记载，不得不相信。大概成王周公之时，就已经有这两种制度了。又《周礼》每年进见一次，只说进贡物品，何必进见者就是亲自朝见？各自计算道路远近，或许应当派遣使者进贡罢了。先儒认为那是朝见，没有明确证据。《大行人》又说：“十二年天子巡守殷国。”巡守之年，《周礼》与《尚书》六年一朝相同，《尚书》何必违背礼制？又《大宗伯》说：“时见称为防，殷见称为同。”郑玄认为时见没有固定日期，诸侯有不顺服的，天子将有征讨之事，集合诸侯而命令行事。十二年天子如果不巡守，则六服全部朝见，称为殷见。郑玄认为时见没有固定日期，出自郑玄自己的意思，没有明文可以依据。殷见就是这里的“再防而盟”，时见应当是这里的“再朝而防”，未必像郑玄所说时见是没有固定日期。大概这篇传文及《尚书》是正统礼制，《大行人》每年进见一次，是派遣使者进贡物品，不是亲自朝见。现在这上面的聘问朝见会盟，虽然认为是诸侯对天子的礼仪，诸侯相互朝见，也应当如此。那昭明于神明的，虽然是天子对诸侯的礼仪，然而王官的方伯及霸主，也得以诸侯身份举行盟誓。所以晋国作为盟主，以此告知齐国，让齐国接受盟誓。必定知道这朝聘文字兼指诸侯的，因为《释例》引用明王的制度：“八聘四朝”，说是文公襄公的制度，因而简化为：三年聘问，五年朝见，以诸侯为文。明确每年聘问间隔朝见，兼指诸侯相互朝见。知道盟誓之年朝见会盟都举行的，因为传文说：“再朝而防”，所以知道盟誓之年朝见会盟不废除。又说：“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不说再次聘问以施行朝见”，所以知道朝见之年不行聘问之礼。

【《王制》孔颖达疏】昭公十三年《左传》说：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间隔朝见以讲习礼制，再次朝见后举行会盟以显示威仪，再次会盟后缔结盟约以彰显昭明。贾逵、服虔都认为这是朝见天子的法则，崔氏认为这是朝见霸主的法则，郑康成认为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礼仪，所以《异义》说：《公羊传》说诸侯每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朝见天子；《左传》说十二年之间八次聘问四次朝见，两次会盟一次盟誓。许慎谨慎地考察：《公羊传》说的是虞夏制度，《左传》说的是周礼。传文说：三代不同物，明确古今说法不同。郑玄驳斥说：三年聘问，五年朝见，是文公襄公的霸制，周礼《大行人》诸侯各自按照服数来朝见，那诸侯每年聘问间隔朝见之类的说法没有出处。晋文公只是强盛诸侯罢了，不是所说的三代不同物。这是郑玄认为每年聘问间隔朝见文字没有出处，不采用其义理。说晋文公只是强盛诸侯罢了，怎么能制定礼制而说是三代不同物呢？这是反驳许慎的话。

盛氏世佐说：这是诸侯的邦交，所以晋国作为霸主而叔向举此告知齐国。每年聘问就是每年小聘，间隔朝见是说朝见没有定期，只在王事闲暇之时施行。成公十三年传文说：世道治平的时候，诸侯在天子事务闲暇时相互朝见，也是这个意思。朝见既然没有定期，那么会盟盟誓取节于朝见的也就都没有定期了。朝见会盟之类都不设立期限，是为了宽待诸侯，使得他们能够根据远近亲疏来制定节度。所谓明王的制度，大概就是这样。

译如注中所说，那么十二年之间政令繁杂、期限紧迫到了这种地步，这难道是周代典籍中的旧法吗？况且这与《尚书》《周礼》都不相符，而注疏家却强行附会，过错太大了。《尚书》说：“六年五服一朝”，意思是六年之间诸侯来朝见的都遍到了。这个含义正好与大行人所说的六服诸侯各自按照服数来朝见相符合。《尚书》只说五服，是因为没有计算要服。汪克宽说：侯服之外，圣人虽然制定了服制，命令边远属国世代见一次天子，但不一定要求他们前来，不像五服那样一到五年各自按照所贡之物来朝见。考察《武成》篇只说邦、甸、侯、卫，《酒诰》和《康王之诰》也只说侯、甸、男、采、卫，而没有包括蛮夷镇蕃。在这里不必辨别服制的差异，自然就能明白其说法是一致的。惠栋按语：这是周初朝见方伯的制度，崔氏认为这是朝见霸主，这是正确的。自从贾逵、服虔、杜预等儒者认为是朝见天子，又提出十二年八聘四朝、再防一盟的说法，孔颖达于是用《尚书》的文句来附会，认为再朝而防对应六年，五服一朝；再防而盟对应十二年，巡守甚至把间朝解释为三年一朝，那么古代没有这种制度，只有《周礼》中男服三年一见比较接近，但舍弃侯、甸、采、卫而单独举出男服，也没有这样的道理。盛世佐引用“诸侯闲于天子之事，则相朝”来证明间朝的含义，可以说是阐发了前人未曾发现的见解。

译《国语·周语》记载：“先王的制度，王畿之内为甸服【注：邦内指天子王畿千里之地，《商颂》说：‘王畿千里，是百姓安居之所。’《王制》说：‘千里之内称为甸。’京城位于中央，所以《夏书》说：‘五百里为甸服’，古今是一致的。从商朝以前，连同王畿内共分为五服；武王灭殷，周公实现太平，沿袭大禹的辅佐，除去王畿，重新将天下划分为九服，千里之内称为王畿，王畿之外称为侯服，侯服之外称为甸服。如今谋父劝谏穆王时称‘先王之制’，仍把王畿称为甸服，是因为甸是古称，世俗所习惯。所以周襄王对晋文公说：‘从前我们先王拥有天下时，划定方圆千里作为甸服。’就是这个意思。《周礼》也将蛮服称为要服，足以相互印证】；王畿之外为侯服【注：邦外，即王畿之外，方圆五百里的地方，称为侯服。侯服即侯圻。意思是诸侯中较近的，每年一次来朝见】；侯服和卫服之间为宾服【注：这是总称。侯，指侯圻；卫，指卫圻。意思是自侯圻到卫圻，中间共有五圻，每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这是中原的边界，称为宾服，经常以服贡和朝见的方式侍奉天子。五圻分别是：侯圻之外叫甸圻，甸圻之外叫男圻，男圻之外叫采圻，采圻之外叫卫圻。《周书·康诰》中的‘侯甸男采卫’就是这个意思。关于这些服数的说法，各家纷纭不同，只有贾逵的说法比较接近】；蛮夷之地为要服【注：蛮，指蛮圻；夷，指夷圻。《周礼》说卫圻之外叫蛮圻，距离王城三千五百里，是九州的边界。夷圻距离王城四千里。《周礼·行人职》说‘卫圻之外称为要服’，这里说‘蛮夷要服’，那么夷圻的朝贡或许与蛮圻相同。要，意为要结好信而服从】；戎狄之地为荒服【注：戎狄距离王城四千五百里到五千里。四千五百里为镇圻，五千里为蕃圻，在九州之外的荒远之地，与戎狄习俗相同，所以称为荒。荒，是荒忽无常的意思】。甸服负责日祭【注：供给每日的祭祀。这是采地之君，他们朝见没有固定次数】；侯服负责月祀【注：供给每月的祭祀。尧舜及周朝的侯服都是每年朝见】；宾服负责时享【注：供给四季的享祭。享，即献。《周礼》说甸圻两年朝见一次，男圻三年朝见一次，采圻四年朝见一次，卫圻五年朝见一次，他们朝见时都带着所贡之物协助在宗庙祭祀。《孝经》所说的‘四海之内各自以其职责来祭祀’，指的就是这个】；要服负责岁贡【注：供给每年的贡赋，要服六年朝见一次】；荒服负责王事【注：王事，即侍奉天子。《周礼》说九州之外称为蕃国，世代朝见一次，各自以其珍贵的宝物作为见面礼。《诗经》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日祭【注：日祭是祭祀祖考，称为上食，接近汉代也是这样】；月祀【注：月祀是祭祀曾祖、高祖】；时享【注：时享是祭祀二祧】；岁贡【注：岁贡是祭祀坛墠】；终王【注：终，指垂终，即朝见嗣王以及新君即位时来朝见】。这是先王的训诫。

《鲁语》说：“礼，是用来端正民心的。因此先王制定诸侯的制度，让他们五年中四次王事天子，一次相互朝见【注：贾侍中说，王事指侍奉天子。每年聘问以记录业绩，隔年朝见以讲习礼仪。五年之间，四次聘问天子而一次相互朝见，是因为将要朝见天子前，先相互朝见。唐尚书说，先王指尧。五年一次巡守，诸侯四次朝见。郑玄认为参照《尧典》，意义也相近。但这里想用礼来端正君主，应该采用周制。《周礼》中原地区共有五服，远的五年朝见一次。《礼记》说：‘诸侯对于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指的就是这个。晋文公称霸时，也取法于此礼】”

惠田按语：《国语》论述朝见期限的有两条，周语中祭公谋父所说，是周朝的制度；鲁语中曹刿所说，是唐虞的制度。

【陈氏《礼书》说：《周官》的制度，根据土地来区分服制，根据服制来制定朝见，根据朝见来纳入贡赋。那么远的不会疏远，近的不会频繁，不疏远不至于懈怠，不频繁不至于疲敝。侯服每年朝见一次，甸服两年朝见一次，男服三年朝见一次，采服四年朝见一次，卫服五年朝见一次，要服六年朝见一次。那么侯服每年朝见，甸服每两年朝见，男服每三年朝见，采服每四年朝见，卫服每五年朝见，要服每六年朝见。而在要服朝见的年份，五服都朝见京师，那么侯服共朝见六次，甸服共朝见四次，男服、采服、卫服各朝见两次。《尚书》说：‘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包括要服，是因为在应当朝见的年份而不计算在内。’又六年天子按时巡守，就跟随天子巡守，各自在方岳会合。晋国叔向说：‘明王的制度，每年聘问以记录业绩，隔年聘问以讲习礼仪，再次聘问而会合以示威严，再次会合而结盟以彰显昭明。’先儒认为隔年朝见在第三年，再次朝见在第六年，再次会合在第十二年，而再次朝见、再次会合的年份恰好与《尚书》相符。那么叔向所说的明王制度乃是周制。然而周朝三年一朝，只是男服的礼仪。叔向的话特别为男服而发，为什么呢？考查《周礼》，诸侯春天入贡，秋天献功，这就是岁聘。服制的朝见有年份，方域的朝见有时节，这就是间朝。朝见有固定的年份，而会盟没有固定的日期，所以有事才

译协同举行盟会。那么，同在朝廷上朝见，又另行举行盟会，这在防备上就显得疏漏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两次朝见后举行防会，两次防会后举行盟会”，并不是说防会必定在第六年举行，盟会必定在第十二年举行。然而，如果六年之内都在京师朝见，那就与因有大事而举行防会的情况不同了。《大宗伯》篇中关于殷頫的记载说：“视。”郑玄认为殷頫是指在一服朝的那一年，因为朝见的诸侯较少，诸侯便派遣卿大夫以盛大的礼仪进行众聘。一服朝发生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贾公彦认为甸服在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见，男服在三年、六年、九年朝见，采服在四年、八年朝见，卫服在五年、十年朝见。这样一来，元年、七年、十一年甸服、采服、卫服都不朝见了。所以知道一服朝是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然而观察康王即位时，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各自手持土块作为祭品，全都进献并陈述告诫，那么天下的诸侯没有不全部朝见的。从此以后，侯服每年朝见一次，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直到每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朝见一次的，都是以元年为起始，未曾听说元年只有一服朝见。又《行人》篇说：“殷頫用来”消除邦国的邪恶，大概是因为邦国有邪恶，诸侯才派遣其臣子实行众頫之礼，那么众頫也没有固定的期限，这就是郑玄、贾公彦立论的错误所在。

译蕙田按：《尚书》中“五服一朝”的说法，与《周礼》中“侯服每年朝见一次”以下的规定，本来没有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孔颖达的疏注却强行加以区分。《左传》记载“每年聘问、隔年朝见、两次朝见后举行会盟、两次会盟后订立盟约”，这与《尚书》中“六年一朝”的说法，并非同一套制度，而孔疏却强行将它们合并。陈用之试图调和这两种说法，认为在要服朝见的那一年，五服诸侯全都到京师朝见，然而六服诸侯全部朝见，只有在十二年天子不巡守时才存在。经文说“六年五服一朝”，是指六服诸侯从近到远，六年之内轮遍，并不是说五服诸侯全都朝见。况且男服与采服、采服与卫服，相距各五百里，其远近程度不同，所以有三岁、四岁、五岁的期限限制。现在如果按照陈用之的说法，那么在六年之内既有应当朝见的期限，又有全部朝见的期限，采服虽然说是四岁朝见，卫服虽然说是五岁朝见，实际上却与男服三岁朝见等同了，这难道就是所谓“根据地理远近来区分服制，根据服制来制定朝见制度”的意思吗？陈氏又驳斥郑康成“元年一服朝”的说法，引用《尚书·康王之诰》来证明，他的论述非常辩驳有力。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六年一朝，十二年一巡守，论述六服诸侯的朝见期限，应当从巡守的次年开始计算。郑氏所说的“元年一服朝”，正是指巡守的次年，甸服来朝，这是十二年中的第一年，并不是把它当作即位的元年。六服分年朝见，是礼制的常规，所以可以用年来计算；因为即位而五服全部朝见，不是礼制的常规，不可以用年来计算。陈氏却将它们等同看待，这是不对的。

观承按：《尚书》中“五服一朝”的说法，与《周礼》中“侯服每年朝见一次”以下的规定本来没有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论断最为精辟，由此可知孔疏的错误了。那么《鲁语》中“四方诸侯五年中四次朝见天子、一次相互朝见”的说法，正是所谓的“五服一朝”。而《周礼》却说“六年五服一朝”，这是因为荒服、镇服、蕃服统属于要服，在第六年来朝，而五服诸侯则在第五年就已经轮遍朝见了。这第六年本是夏、殷时期巡守的年份，然而时世不同、事务变化，有不能一概而论的情况，所以又过了六年天子才进行一次巡守。这样看来，五服诸侯已经朝见了两次，而不只是朝见一次，这是《周礼》与夏、殷制度不同的地方。

附带论述四方诸侯春季朝见、夏季宗见、秋季觐见、冬季遇见的期限。

【《周礼》大宗伯贾公彦疏：六服之内，指的是要服以内，侯、甸、男、采、卫、要等服，分四季前来。春季，东方六服应当朝见的年份，全都来朝见；夏季，南方六服应当宗见的年份，全都来宗见；秋季，西方六服应当觐见的年份，全都来觐见；冬季，北方六服应当遇见的年份，全都来遇见。大行人贾公彦疏：根据马融的意思，六服当面朝见，各自分为四部分。假设侯服分为四部分，东方的在春季朝见；南方的在夏季宗见；西方的在秋季觐见；北方的在冬季遇见。南方的侯服也是如此，西方、北方也都如此。甸服以外的，也都如此。因此韩侯作为北方诸侯而言入觐，因为他位于北方，按方位划分属于西畔，所以说觐见。郑玄回答《志》说：朝觐是四季通用的称呼，所以《觐礼》也说朝见。如果这样，郑玄不与马融相同。看这个注，似乎采用马融的意思，郑玄既然不与马融相同，现在所解释的“四方各四分”，是指四方诸侯的服制，每服各分为四部分，趋向四季而来。或者春季朝见，依据王城东方的位置；或者夏季宗见，依据王城南方的位置；或者秋季觐见，依据王城西方的位置；或者冬季遇见，依据王城北方的位置】

【《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六服各自按照服制的数量来朝见，都应当按方位分为四部分，随着四季而来。郑玄注《大行人》说：“朝贡的年份，四方各分为四部分，趋向四季而来。”这是分别各自为四方。靠近东方的在春季朝见，靠近南方的在夏季宗见，靠近西方的在秋季觐见，靠近北方的在冬季遇见。所以韩侯是北方诸侯而靠近西方，所以称韩侯入觐。郑玄说：“秋季朝见天子叫觐。”又郑玄注《明堂位》说：“鲁国在东方，朝见必定在春季。”鲁国在东方靠近东边，所以如此。由此说来，那么侯服朝见的，东方在秋季，南方在冬季，西方在春季，北方在夏季。因为他们靠近京师，举出这一隅，其余自然可以全部知晓】

【王氏与之说：我按，古人分封诸侯，有人民，有社稷。如果按春季，那么东方诸侯都来；夏季那么南方诸侯都来。最终不幸有趁机起事的，如昆夷、玁狁那样的祸难，谁来抵御外侮呢？空出一方，同时全部聚集，断没有这种道理。如果放纵他们自便，不朝见京师，万一有专权难制的事，如唐代的藩镇，又拿什么来制驭诸侯呢？要知道王者想要亲近诸侯，必定设立可以亲近的礼仪。或者不能在春季朝见，就可以在夏季宗见；或者不能在秋季觐见，就可以在冬季遇见。只要在六年之内，不能不一次来到天子处。不然，巢本是南方国家，巢伯来朝，为什么叫“朝”而不叫“宗”？韩本是北方国家，韩侯入觐，为什么叫“觐”而不叫“遇”？要知道古人设立朝觐、宗遇的礼仪在春夏秋冬之间，以显示四季都有来朝见天子的日子，而礼仪在其中并没有轻重之分】

蕙田按：六服相对于王畿而言，就以王畿的东西南北为四方；相对于每一方而言，又各自别为四方。假如侯服在王畿东方的，将其分为四部分，以靠近甸服的为东方，靠近王畿的为西方，

译靠近南边的诸侯属于南方，靠近北边的诸侯属于北方，其余东、西两方也都依照这个原则划分。遇到应当朝见天子的年份，各方诸侯各自按照所属的时节前来，那么每个方向朝见天子的诸侯，在春、夏、秋、冬四季中只占其中的四分之一。如果遇到外敌入侵，就不难抵御和击退敌人。郑玄在注解《大行人》篇时说：“在朝贡的年份，四方诸侯各占四分之一，按照四季依次前来。”这正好与马融的说法相吻合。贾公彦的疏证特意加以区分，这是错误的。

译右朝觐之期

《周礼·考工记·玉人》：天子手持瑁，长四寸，用于朝见诸侯【注：称玉为瑁，是说德行能覆盖天下。四寸，是方正以显尊贵，手持卑小之物以显谦卑为贵。疏：查《书传》说，古时圭必有瑁，表示不敢专断直达的意思。天子手持瑁去朝见诸侯，见面时便用瑁覆盖诸侯的圭。注解说：君恩覆盖臣下，臣才敢进见，这就是覆盖瑁的事。查孔颖达注《顾命》说，说瑁是用来覆盖诸侯圭的，以齐同瑞信，是方四寸吗？刻纹不说覆盖天下，意义包含两方面，所以注解有差异。此处的瑁是依据朝见诸侯时所持之物。《诗经·殷颂》说：接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结定其心，如旌旗之旒。注解说：小球长尺二寸，大球长三尺，与下国结定其心，像旌旗的旒。那是依据天子与诸侯盟会，所以说结定其心，所以手持镇圭而不持瑁】

《尚书大传》：古时圭必有瑁，说下位必有上位覆盖，不敢专断直达。天子手持瑁去朝见，诸侯见面时便用瑁覆盖。所以瑁圭，是天子与诸侯作为瑞信的凭证。瑞信，就是隶属关系。没有过错的诸侯，可以收回圭返回自己的国家；有过错的诸侯，则扣留其圭。能改正过错的，归还其圭；三年圭不归还，就削去部分爵位；六年圭不归还，就削去部分土地；九年圭不归还，土地就全部削尽。这就是所谓诸侯对于天子的关系。合乎道义就隶属，不合乎道义就不隶属。

陈氏《礼书》：上覆盖下称为瑁，下覆盖上也称为瑁。”《易经》说：“覆盖天下的道理。”《诗经》说：“覆盖下土，是上覆盖下。”《说文解字》说：“覆盖地而生。”《农书》说：“土长覆盖橛，是下覆盖上。”瑁圭称为瑁，只是覆盖下位而已。四寸是用来覆盖四方的，斜刻是用来检验群瑞的。天子手持它去朝见诸侯，那么子男的璧也在检验之列，其详情不可考证。诸侯朝见天子，手持瑞圭，插着象牙笏板，等到整理瑞圭时就用瑁来检验。大概各自手持所插的笏板，《礼记》说：“朝见天子，不放下笏板。”就是这样。孔颖达说：“瑁圭，是王与诸侯朝觐时所持的，小球长尺二寸，大球长三尺。是王与诸侯盟会所持的。”然而《诗经》说“接受小球大球”，那么小球，是蒲璧、谷璧之类；大球，是桓圭、躬圭之类。而天子授予它们，就不是二尺与三尺的圭了。颖达的话，难道不是被《诗经》传说的说法迷惑了吗？

又说：“《尚书》说：太保捧着介圭，上宗捧着同瑁。”《诗经·崧高》说：“赐你介圭，作为你的宝物。”《韩奕》说：“拿着介圭入朝觐见王。”《尔雅》说：“介，大。”又说：“圭，长尺有二寸，称为玠。”王的镇圭长三尺，那么尺有二寸，是用来赐给诸侯的。诸侯的圭长不超过九寸，赐给尺有二寸的，让他们当作宝物而已。《尚书》“于介圭”，是说太保捧着；“于瑁”，是说上宗捧着。《尚书》的“介圭”，就是大圭。王朝日手持镇圭，插着大圭；朝见诸侯时则手持瑁圭，而不插大圭，那么太保就捧着它。这就是承与奉不同的原因。孔安国认为《尚书》的介圭是王的守圭，长尺二寸；毛氏认为《崧高》《韩奕》的介圭是公的守圭，长九寸；郑氏认为《崧高》的介圭是所赐的圭，长尺二寸，认为《韩奕》的介圭是用于享王的。然而王与公的守圭叫镇圭、桓圭而已，不称为介。其义理应当遵从郑氏的说法。

惠田案：以上是天帝所执的圭

《春官·大宗伯》：公手持桓圭，侯手持信圭，伯手持躬圭，子手持谷璧，男手持蒲璧【注：公是二王之后及王的上公，双植称为桓。桓是宫室的象征，用来安定上位。桓圭大概是以桓为刻饰。圭长九寸。信应当是身的声音之误。身圭、躬圭大概都是以人形为刻饰。纹路有粗细繁简的区别。希望他们谨慎行事以保全自身。圭都长七寸。谷用来养人。蒲做席子用来安人。两种玉大概或以谷为饰，或以蒲为刻饰。璧都直径五寸。不执圭的是未成国的。】疏：这里所说的执持，是指朝见时。说双植称为桓的。桓是指像房屋的桓楹。因为宫室在上需要桓楹才安定。如果天子在上需要诸侯卫守才安定。所以说安定上位。说桓圭大概是以桓为刻饰的。因为没有正文依据所以说大概。郑玄破信为身。古时舒、申字都写作信。所以这里的人身字也误写为信。身圭、躬圭都以人形为饰。如果不以粗细繁简为区别，那么身、躬有何区别而分别呢。所以知道纹路有粗细繁简的区别。陈氏《礼书》：桓强立不挠而以安上为任。所以公圭刻饰为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候外而蔽内。屈者卑足以长人而已。所以侯伯的圭刻饰的子不足以长人而可以养人。所以璧刻饰以谷。男不足于养人而可以安人。所以璧刻饰以蒲。圭是天之用。璧是天之体。尽其用者必尽其体。得其体未必尽其用。这就是圭璧不同的原因。然而王的三公八命，其服饰为七章的鷩冕，其执持为七寸的信圭。及大射时王穿鷩冕。所以公降服为毳冕。

译降等穿着毳冕时，就只手持躬圭罢了。这就是礼制中所说的曲折而递减。《周易》说：“艮其身”，是止于自身。《尔雅》说：“身”就是“我”，“躬”就是“身”。大概弯曲身体称为躬，伸展身体称为身。所以说信圭，那么身的含义就可以知道了。郑玄将“信”改为“身”，未必一定正确。桓谭的《说文》写作“巘”。

译典瑞官手持桓圭，侯手持信圭，伯手持躬圭，其玉饰皆用三种颜色、三重纹饰；子手持谷璧，男手持蒲璧，其玉饰皆用两种颜色、两重纹饰，以此在朝见、宗见、觐见、遇见、防见、同见时朝见天子。

秋官大行人规定，上公的礼仪，手持九寸的桓圭，玉饰长九寸；诸侯的礼仪，手持七寸的信圭，玉饰长七寸；诸伯手持躬圭，诸子手持五寸的谷璧，玉饰长五寸；诸男手持蒲璧。

小行人确立六瑞：王使用瑱圭，公使用桓圭，侯使用信圭，伯使用躬圭，子使用谷璧，男使用蒲璧。

惠田按：“镇”与“瑱”在古代通用。

陈氏《礼书》说：《大宗伯》记载六瑞，从王以下都称“执”；《小行人》确立六瑞，从王以下都称“用”。那么，“执”是从执行礼仪的人而言，“用”是从天子而言。执圭是为了行礼，用圭是为了合符。宗伯和典瑞官、大行人官都称“执”，唯独《小行人》称“用”。这说明行礼并非小行人专门掌管，而是专门掌管合符之事。如果不用于行礼和合符，就珍藏并守护它，这就是玉人所说的“守之”的原因。《觐礼》记载，侯氏进入大门右侧，坐下放置圭，拜礼，拿起圭登阶，传达使命。天子接受圭，侯氏下阶，赞礼者引导他登阶，完成拜礼，然后退出。大概在这个时候，将玉安放在崇坫之上，这就是《明堂位》所说的“崇坫康圭”。至于坛壝宫中的礼仪，则是诸侯登阶接受天子的玉，天子将玉授予宰官。贾公彦说：“坛上没有坫，应当参照聘礼侧身授予宰官玉的说法，这种说法或许正确。”

《考工记·玉人》说：九寸的命圭，称为桓圭，公守护它；七寸的命圭，称为信圭，侯守护它；七寸的命圭，称为躬圭，伯守护它。子守护谷璧，男守护蒲璧。没有提及的，是文献缺失。古书有的说五寸的命圭，称为躬圭。杜子春说：应当是七寸。我认为五寸是璧的记载错乱留存下来的。

《礼记·礼器》说：“圭璋特。”

《杂记》中“赞大行”说：公的圭九寸，侯伯的圭七寸，子男的璧五寸，宽三寸，厚半寸，顶端削尖，左右各削去一寸半，是玉制的。玉饰用三种颜色、六重纹饰。疏解释说：“博三寸”，是指圭宽三寸。“厚半寸”，是指圭和璧各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是指圭和璧顶端削尖，削去左右角各一寸半。“玉也”，是说五等诸侯的圭璧虽然长短不同，但都是用玉制成的。“藻”，是指用皮革包裹木板来衬垫玉的，三种颜色是朱、白、苍，六等即六行。意思是画上三种颜色，每种颜色为两行，所以是三采六等。三采六等，用朱、白、苍三种颜色画两行。按《聘礼》记载说：“朝见天子，圭与玉饰都是九寸，玉饰三寸六等，朱、白、苍，朱、白、苍。”既然重复说朱、白、苍，是一种颜色为两等，相间而成六等。如果五等诸侯都是一采为一就，《典瑞》说：“公侯伯都是三采三就，即一采为一就，所以三采三就。”其实每种颜色有两就，三采就是六等。《典瑞》又说：“子男都是二采再就，二采指朱、绿，二采所以两就。”其实每种颜色有两就，二采就是四等。《典瑞》又说：“瑑圭璋璧琮玉饰都是二采一就，用于俯聘。”这是说卿大夫每种颜色只有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与诸侯不同。至于天子，《典瑞》说：“玉饰五采五就，也是一采为一就，五采所以五就。”其实每种颜色有两就，五采就是十等。

陈氏《礼书》说：玉用玉饰衬垫，而玉饰的长度，参照玉的颜色以象征德的纹样，以象征纹样的完成。君子将贞刚的本质存于内，而以柔顺衬垫于外，又有纹样，然后才可以行礼。天子五采五就，颜色不超过五种。公侯伯都是三采三就，递减两级。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也是二采，是因为礼制穷尽则相同。玉饰有的写作藻，冕服玉饰用丝织品制成，那么圭的玉饰也是如此。郑氏与杜预都说用皮革制成，没有依据。玉饰可以下垂可以弯曲，那么宽度比玉宽。郑氏说各自参照玉的大小，也没有依据。《杂记》赞行人说：公的圭九寸，侯伯的圭七寸，子男的璧五寸，宽三寸，厚半寸，顶端削尖，左右各削去一寸半，是玉制的。玉饰三采六等，然而子男手持璧，那么宽度和削尖的是公侯伯的圭而已。子男的玉饰二采再就，那么三采六等的是公侯伯的玉饰而已。郑氏说：作此赞的人弄错了，他的说法是对的。那么圭和玉饰都有丝带来

译系在上面的丝带，就是《聘礼》中所说的“皆元纁”，那长度为尺、作为装饰的丝带就是它。璧玉上的丝织品大概也是这样，《春秋传》中所说的楚康王两次拜谢都压住璧玉的纽结，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译辨别注疏，以有借、无借作为缫借的标准。

《礼记·曲礼》孔颖达疏说：“凡是手持玉器的时刻，必定有藻饰来承托玉器。如果是在尽显装饰、展现美好的时候，必定让藻饰垂在两端，使其向下垂落，这叫做‘有借’。当时持玉的人，就脱去身上的外服，以显露里面的裼衣，所以说‘有借’就是‘裼’。如果是事务质朴充实美好的时候，承托玉器的藻饰不让它下垂，而是弯曲拿在手中，这叫做‘无借’。当时持玉的人，就掩上外服，覆盖住裼衣，这叫做‘无借’就是‘袭’。这是说持玉的人，在朝见聘问行礼时，有时裼露，有时覆盖。说‘圭璋特而袭’，是指上公向周王进献，用圭配马，向王后进献，用璋配皮。皮和马既不上堂，上面只有单独的圭璋。圭璋既然是宝物，不可以裸露显现，必定用东西覆盖它，所以说‘圭璋特而袭’。说‘璧琮加束帛而裼’，是指侯、伯、子、男向天子进献，用璧配帛，向王后进献，用琮配锦。既然有帛和锦承托在玉器上面，只用轻细的东西覆盖来裼露，所以说‘璧琮加束帛而裼’。这说明不只是人有裼袭，玉器也有裼袭的意义。这是皇氏的说法。熊氏认为，上面说明宾和介两个人为裼袭，‘圭璋特’以下，又说明宾和主各自为裼袭。说朝见时用圭璋特，宾和主都袭；行享礼时用璧琮加束帛，宾和主都裼，这也是对的。那借玉的藻饰，郑玄注《觐礼》说：‘缫是用来借玉的，用皮革包裹木版，长宽各自如同玉器的大小。天子就用五种颜色画在上面，诸侯用三种颜色，子、男用两种颜色。卿大夫也用两种颜色。’所以《典瑞》说：‘天子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说：‘瑑圭璋璧琮缫都是二采一就。’熊氏说：‘五采五就，是指每种颜色两行算作一就，所以是五就。三采三就，也是每种颜色两行算作一就，所以是三就。二采二就，也是每种颜色两行算作一就，所以是再就。二采一就，是因为卿大夫地位低，两种颜色虽然分别，但只有一行共为一就。’知道是这样的，因为《杂记》和《聘礼》记载三采六等，就知道天子诸侯每种颜色分为二等。这是周代的法度。那殷代以上，则《礼说含文嘉》说：‘天子、三公、诸侯都用三帛来荐玉。’宋均注说：‘那殷礼的三帛，是指朱、白、苍象三种正色。那五帝的礼荐玉，用一种颜色的帛。’所以郑玄注《虞书》三帛，高阳氏的后代用赤缯，高辛氏的后代用黑缯，其余用白缯。其余是指尧舜时的诸侯。’既然用彩色画在皮革上包裹木版，前后垂挂。又有五种颜色的组带作为系绳，那组带上以玄色为天，下以黄色为地，长一尺。无事时用来系玉，有事时垂下作为装饰。所以《聘礼》记载都是玄纁色，系绳长一尺，绚组。’注说：‘彩色成为花纹叫做绚’，是对的。那裼袭的意义，藻借有两种：一种是用皮革包裹木版并画上色彩，一种是绚组垂挂。如果是木版的藻借，则常有。现在说‘无’，是根据不垂挂而言。那垂挂藻饰的时候，就必须裼；弯曲藻饰的时候，就必须袭。查《聘礼》：‘宾客到达，主人在庙门外，贾人面向东坐着，打开匣子取出圭，垂下缫饰不站起来就交给上介。’注说：‘不说裼袭，是因为地位低贱不裼。因为贾人地位低贱，所以不说裼，明白地位尊贵的人垂下藻饰应当裼。’又说：‘上介不袭拿着圭，弯曲缫饰交给宾客。’注：‘上介不袭，是因为盛大的礼仪不在自己身上，明白弯曲缫饰应当袭。’又说：‘宾客袭拿着圭，又说公袭受玉，当时圭都弯曲藻饰，所以宾客和公拿着玉都袭。’这是弯曲藻饰的时候都袭，那么所谓‘无借’，就是袭。《聘礼》又说：‘宾客退出，公把玉交给宰，裼降立。’这是授玉之后才裼。又说：‘宾客裼拿着束帛加璧进献。’这是有借则裼。凡是朝见和聘问，宾客和主君行礼都弯曲而袭，到了行享礼的时候都裼。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聘礼》行聘则袭，受享则裼。凡是享礼时玉器都没有借藻，所以崔灵恩说：‘初享圭璋特，所以有藻，其余则是束帛加璧，既然有束帛，就不需要藻。’

陈氏祥道说：“玉器有用缫作为借的，有用束帛作为借的。有借就裼，无借就袭，特指施于束帛罢了。聘宾袭拿着圭，公袭受玉；到了享礼则宾客裼，拿着束帛加璧。大概聘礼特用玉，而其礼严峻；享礼借以帛，而其礼简略。这就是袭裼不同的原因。先儒以垂缫为有借，屈缫为无借，这种说法不对。”

陆氏佃说：无借就像圭璋特那样。经文说缫，又另外说借，那么借就不是缫了。借就像璧以帛、琮以锦之类，所谓公降袭受玉于中堂，这是无借的玉器，即束帛加璧裼了【朱熹说：查郑玄的说法两义词太简略，指代不分明。疏家所引皇氏、熊氏才开始以垂屈来解释，但熊氏所说的‘现在说无者根据垂之也’，乃与经文及皇氏并己说上下文都相反，怀疑其‘据’字之下当脱一个‘不’字，现在已擅自补上了。至于圭璋璧琮的意义，那么皇氏失误而熊氏正确。但《周礼·典瑞》说：璧

译琮和缫都是两色一就，而熊氏也自称是借用韦衣版的说法，那么二者都有“借”，却又引用崔灵恩的话说：璧琮既然已有束帛，就不需要藻，这似乎也存在矛盾。我怀疑璧琮虽然有用藻，但折叠起来应当视为无借，只是因为加在束帛之上，所以遵循有借的惯例而拿着它露出裼衣罢了。陈氏、陆氏只是采纳郑玄后面的说法并采用熊氏的含义，似乎也有道理，然而现在不敢断定谁对谁错，所以全部记载他们的说法，以等待明白的人来评判。

译刘氏彛说：“这是指朝聘的时候。‘借’是承托的意思，并不是说缫、圭、璋、璧、琮、琥、璜都是玉。手持璧、琮、琥、璜时，与帛、锦绣、黼一同升堂，这就是所说的‘有借’而袒裼，礼仪稍轻，崇尚文采。手持圭、璋时，单独直达，这就是所说的‘无借’而穿外衣，礼仪正庄重，崇尚质朴。袒裼与穿外衣取决于是否有承托之物，不取决于是否有缫。”

马氏晞孟说：“玉有用缫作为承托的，有用束帛作为承托的。用缫作为承托，是用来装饰的；用束帛作为承托，是用来捧持的。有承托就袒裼，无承托就穿外衣。”这种说法，只适用于以束帛为承托的情况。考察《聘礼》，在聘问的时候，宾客穿外衣手持圭，国君穿外衣接受玉，他们穿外衣而不袒裼，是因为没有束帛作为承托的缘故。等到享礼的时候，宾客袒裼捧着束帛加上璧，他们袒裼而不穿外衣，是因为有束帛作为承托的缘故。后世的学者，把有承托当作垂缫，把无承托当作屈缫；其中更甚者，又有圭璋单独进献而穿外衣的说法。然而《聘礼》中又有“贾人取圭垂缫，宰执圭屈缫，上介执璋屈缫”，凡是这些，说垂缫、屈缫是可以的，说是有借、无借，就不对了。《周官》小行人“圭以马，璋以皮”，皮、马虽然不是上堂之物，它们作为承托，也是束帛这一类罢了。说圭璋单独进献而穿外衣，也是不对的。

杨氏复说：缫有两种，贾公彦的疏已经详细说明了。然而既说缫又说借，是因为承玉、系玉两种，都含有承托玉器的意义，所以说借。但“借”字又有一种含义，《曲礼》说：“手持玉器，有承托的就袒裼，无承托的就穿外衣。”所谓无承托，是指圭璋单独进献，不加束帛，当手持圭璋的时候，那人就穿外衣。所谓有承托，是指璧琮加在束帛之上，当手持璧琮的时候，那人就袒裼。《曲礼》所说的，专门针对圭璋单独进献而穿外衣、璧琮加束帛而袒裼这一条而言。前代儒者却把手持圭而垂缫当作有承托，手持圭而屈缫当作无承托。这就不对了，陈氏、陆氏的话，足以破除前代儒者千百年的疑惑了。然而怎么知道前代儒者的说法不对，而陈氏、陆氏的说法对呢？我仔细推究经文，袒裼与穿外衣是一件事，垂缫、屈缫又是另一件事，不能混合为一种说法。当刚开始接受君命的时候，贾人打开玉匣取出玉，垂缫授予宰，宰手持圭屈缫，从国君左边授予使者，使者垂缫接受命令完毕，授予上介，上介接受玉垂缫授予贾人。这时授受共四次易手，有垂屈的记载，而没有袒裼穿外衣的礼仪。等到主国行聘礼，宾客在庙门之外，贾人打开玉匣取出玉，垂缫授予上介，上介不穿外衣，屈缫授予宾客。经文明说上介不穿外衣，是有垂屈的记载，而没有袒裼穿外衣的礼仪。等到宾客主人三揖三让，登堂，宾客穿外衣手持圭，国君在堂中与东楹之间侧身穿外衣接受玉，等到国君侧身授予宰玉，然后袒裼下堂站立。这是主宾授受时穿外衣，授给宰玉后则袒裼。当主宾授受的时候，曾不见垂屈的记载。回去复命后，国君面向南，卿进见使者，使者手持圭垂缫，面向北，上介手持璋屈缫，站在他的左边，又有垂屈的记载，而没有袒裼穿外衣的礼仪。大概圭是聘礼中重要的，主宾在堂中东楹之间授玉，是礼仪的正统。当授给贾人、授给上介时，都是模拟进行的礼仪，以及赞礼者的事务，所以辨别垂屈以彰显其文采。宾客主人在堂中与东楹之间授玉，是礼仪的正统，所以辨别袒裼穿外衣以表达敬意。等到回去复命，又在国君面前以垂屈为文采，而不以袒裼穿外衣为礼仪，难道不是因为玉是为聘礼设置的，复命也不是礼仪的正统吗？两种含义不同，各有其适宜之处。自从郑氏的说法开始有偏差，熊氏、皇氏从而附和附会，经文的意旨才开始混乱。经文灿烂如日月星辰在天上，又怎么能最终让它混乱呢？

蔡氏徳晋说：“《聘礼记》说：凡手持玉器无承托的就穿外衣，《曲礼》说：手持玉器，有承托的就袒裼，无承托的就穿外衣。玉如果是圭、璋、璧、琮、琥、璜都是这样。借，是承托的意思。小行人的职掌：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皮、马不上堂，所以圭、璋单独进献，无所承托，这就是所谓无承托的。如果璧、琮、琥、璜加在帛、锦绣、黼之上而升堂，帛、锦绣、黼在璧、琮、琥、璜之下，如同物体有承托，这就是所谓有承托的。考察《聘礼》：手持圭行聘礼，宾客主人皆穿外衣，这就是所谓无承托的穿外衣。聘礼结束后行享礼，束帛加璧，宾客主人皆袒裼，这就是所谓有承托的袒裼。朝礼想必也是这样，那么有承托、无承托是针对玉而言，袒裼、穿外衣是针对人而言，本文自然明白。而所谓的借，是指帛、锦绣、黼之类，不是缫借的借。自从郑康成注‘借’为缫，孔仲达疏引皇氏、熊氏的话，把《聘礼》‘垂缫’当作有承托，‘屈缫’当作无承托。不知道缫可以说‘垂’‘屈’，不可以说‘有无’。况且《聘礼》说：‘上介不穿外衣，屈缫授予宾客。’既然屈缫了，却说上介不穿外衣，那么认为屈缫者穿外衣可以吗？又说：‘宾客袒裼捧着束帛加璧行享礼。’按《周礼·典瑞职》：‘璧琮缫借，二采二。’就是璧琮虽

译有缫，而在献享之时，还不知道它是弯曲还是下垂，于是将“垂缫”解释为裼，可以吗？皇氏又说，不仅人有裼袭，玉也有裼袭。圭璋既然是宝物，不可以裸露显现，必定要用东西覆盖包裹它。璧琮既然有帛、锦来承托玉，只用轻细之物防止覆盖来作为裼。说玉也有裼袭，尤其属于牵强附会。胡邦衡反而承袭使用这种说法，认为裼袭是指执玉的人，并不是说玉有缫来借用的，而是通过袒露裼衣来显露其美；没有缫来承托的，就用东西覆盖包裹它，不暴露出来。难道是说人自己裼袭，这岂不是是非颠倒了吗？有借、无借中的“借”，是指束帛的借，不是缫借的借。裼、袭是一件事，“垂缫”“屈缫”又是另一件事，不容混淆。吕与叔、刘执中、马彦醇、陈用之、陆农师、杨信齐、敖君善等人辨析得很详细了。郝仲舆却将它们合并为一种说法，并且将裼、袭专门归属于玉，说“借是用彩色丝织品包裹玉，所谓的缫”。单独称为“裼”，重复称为“袭”。玉有缫就赤手连同它的缫一起拿着，这就是所谓的“裼”。玉没有借就用衣服重重地遮盖着手拿着，这就是所谓的“袭”。有借而又袭，则握持不牢固；无借而裼，则手上的汗渍会污染它。郑玄将裼裘袭裘解释为裼袭，是不对的。裼袭从裘衣来说，才是确定的解释。郝氏为什么反过来，做出这种杜撰牵强的解释呢？更奇怪的是，《聘礼》中的裼袭本来是指人说的，郝仲舆全部列举出来归之于玉，用遮盖手叫“袭”，袒露手叫“裼”等来解释。到了解释不通的地方，就割裂句读来伸张他的说法，比如“裼降立”就把“裼”字归到上句，“公侧授宰玉裼”成一句；比如“宾裼句奉束帛加璧享”句，就把“宾裼”连到下句，“奉束帛加璧享”成一句。至于“宾裼迎大夫贿用束帛乃还玉礼毕，故宾不复袭”，因为“束纺劳赠还玉之卿”，郝氏就把“宾裼迎”作为一句，连上节“还璋如初入”来解释，说“如初入与受圭相同，宾裼迎与受圭不同”，“圭必须呈给宾客看，用朝服遮盖手来承接它；璋不呈给看，所以不袭而徒手连同缫一起接受它”，那么割裂牵强就太严重了。然而他的说法终究不通，大概因为把“裼袭”指玉来说，怎么能说“裼迎”“袭迎”呢？

译蕙田按：以上所述为诸侯所执持的圭璧。

右边是圭璧。

《礼记·曲礼》记载：执持玉器时，如果有附加的饰物（如藻采），就袒露裼衣；如果没有附加饰物，就穿着袭衣。【注：借，指藻采。裼与袭，是文饰与质朴的相互变化。有藻采为文饰，袒露裼衣以显露美好，也属于文饰；无藻采为质朴，穿着袭衣以充实美好，也属于质朴。圭璋单独执持时穿着袭衣，璧琮加上束帛时袒露裼衣，也是这个道理。】疏解：裼与袭的区别在于，凡是贴近身体的衣服有袍、襗之类，其外有皮裘，夏天则穿葛衣，葛衣上面有裼衣，裼衣上面有袭衣，袭衣上面有日常穿着的礼服，如皮弁之类。遮盖而不打开称为袭，如果打开皮弁及中衣，左臂袒露出裼衣，称为裼。

【《聘礼》贾公彦疏解：凡是服饰四季不同。假设冬天有皮裘衬身，还有单衫，又有襦裤。襦裤上面有皮裘，皮裘上面有裼衣，裼衣上面又有上服、皮弁、祭服等。如果夏天穿细葛布和粗葛布，细葛布和粗葛布上面有中衣，中衣上面又有上服、皮弁、祭服等。如果是春秋两季，则穿夹衣褶衫，夹衣褶衫上面加上中衣，中衣上面加上上服。】

【《左传》疏解：“礼仪规定，皮裘上面有衣服，称为裼衣。裼衣上面，才有朝见和祭祀的正服。皮裘上面有两层衣服。袭则是两层衣服都重叠穿着，裼则是袒露正服，显露裼衣。”】

《玉藻》记载：穿着皮裘而不袒露裼衣，不得进入公门。【注：穿着皮裘应当袒露裼衣。疏解：皮裘上面有裼衣，裼衣上面有袭衣，袭衣上面有正服，只是根据是否显露裼衣来区分差异，如果穿着皮裘而不袒露裼衣，就不得进入公门。】

没有文饰，就不袒露裼衣。【注：袒露裼衣，主要在于有文饰的事情。疏解：根据《聘礼》，使者行聘之时，主要在于恭敬，不在于文饰，所以穿着袭衣行聘，这是没有文饰的事情，不袒露裼衣。等到行享礼之时，主要在于文饰，所以袒露裼衣。】

穿着衣服袒露裼衣，是为了显露美好；穿着衣服穿着袭衣，是为了充实美好。【注：充，就是覆盖的意思。所恭敬的对象如果不是君主，就穿着袭衣。疏解：凡是恭敬有两种体现，一是父亲，二是君主。父亲是天性至极，以质朴为敬，所以子女在父母面前不敢袒露裼衣。君主不是血缘亲属，以文饰为敬，所以臣子在君主面前就袒露裼衣。《聘礼》中行聘礼，传达君命也穿着袭衣，那是因为聘礼与享礼相对，聘礼质朴而享礼文饰，想要文饰与质朴相互变化，所以裼袭不同。】执持玉器，穿着袭衣。【注：重视宝物祥瑞。疏解：凡是执持玉器可以穿着袭衣，所以《聘礼》中执持圭璋致聘就穿着袭衣。如果执持璧琮行享礼，虽然是玉器却袒露裼衣。这里执持玉器或许允许不是聘享时的寻常执玉，那么也穿着袭衣。】

没有事情就袒露裼衣，不敢充实（覆盖）美好。【注：指已经致送玉器之后。】

《表记》记载：孔子说：“裼与袭不互相沿袭，是希望百姓不互相轻慢。”【注：不互相沿袭，是因为有时以裼为敬，有时以袭为敬。礼仪盛大的以袭为敬，如执持玉器等；礼仪不盛大的以裼为敬，如接受享礼就是如此。】

蕙田按：裼袭的意义，历来没有阐明，是被注疏各家混淆了。现在用经文来证明，《檀弓》说：“练祭时，穿练衣，黄色里子，浅红色边缘。鹿皮裘横缝，长长的袖子，袒露裼衣是可以的。”这是说裼专门针对袖子而言，而不是另有裼衣、袭衣。《玉藻》说：“君子穿狐青皮裘，豹皮袖口，用黑色绡衣来袒露裼衣；羔皮裘豹皮装饰，用黑色衣服来袒露裼衣。”绡衣、缁衣，是礼服。皮裘上面加上礼服，而裼则是稍微卷起袖子，以显露皮裘的美好。又说：“大裘不袒露裼衣，犬羊皮裘不袒露裼衣。吊丧时穿着袭衣，尸体穿着袭衣，执持玉器穿着袭衣。君主在时就袒露裼衣，没有事情就袒露裼衣。”这是说皮裘以袒露裼衣为常态，而在致哀致敬的时候则穿着袭衣，大概是一件衣服既可以裼也可以袭，不是裼为一件衣服，袭又是另一件衣服。又说：“皮裘的裼，是显露美好；衣服的袭，是充实美好。”服，是皮裘上面的衣服；裘，就是衣服里面的皮裘，互文以见义。卷起袖子则美好充实于内，袒露袖子则美好显露于外。所以行礼之时，应当裼就裼，应当袭就袭，顷刻之间变化而不互相沿袭。详见蔡氏之说。

蔡氏德晋《袒裼袭记》：古人衣服的形制，贴身则以布为衬，身上穿单衫，在祭服里面称为明衣，《论语》说斋戒必有明衣，布就是如此。但行礼都应当穿明衣，不只是祭祀如此，所以皇氏说朝服也先用明衣衬身，从《士丧礼》明衣裳用布推断，可见一斑。在闲居时称为泽，《秦风》说“岂曰无衣，与子同泽”，郑玄笺注：泽，是防衣，靠近污垢。朱熹注：泽，是里衣，因为它亲肤靠近垢泽，所以称为泽，这是对的。单衫外面有襦衣，内则穿不帛襦裤。张横渠说襦是现在的袄子，裤是现在的裤子，这是对的。襦衣外面，地位低的人有袍，《秦风》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玉藻》说粗麻絮为袍，梅诞生以袍为长襦，这是对的。地位高的人则有皮裘，贾洺州说冬天衬身单衫，又有襦裤，襦裤上面有皮裘，这是对的。皮裘外面有正服，正服者，行礼时穿礼服，闲居时穿深衣。《论语》说缁衣羔裘，缁衣，是朝见君主的正服，《郑风》说“缁衣之宜兮”，就是如此。《玉藻》说早晨穿玄端，晚上穿深衣，是深衣为闲居的正服。但古人穿衣的节度，其变化有三种，叫袒，叫裼，叫袭。袒者，卷起衣袖而露出臂膀。裼

译“裼”，是卷起正服的袖子而露出里面的皮衣。“袭”，是穿着复衣，或者在已经袒露之后穿上复衣，或者在已经裼露之后穿上复衣。在衣服上叫作“袒”，在皮衣上叫作“裼”，所以“裼”有“袒”的含义。吕与叔说：“袒露叫作裼，不袒露叫作袭”，这是对的。袒露有左袒和右袒之分，举行礼仪事务时左袒，刑罚之人则右袒。裼露则左右都裼露，所以《大射仪》、《士丧礼》都只说左袒，《觐礼》中侯氏待罪时说右肉袒，而《聘礼》中讲裼袭，却不分左袒右袒。袒露有只是卷起正服的袖子而露出里面内衣的，《乡射礼记》所说的袒露纁色襦衣、袒露朱色襦衣就是这种情况。有连同内衣的袖子一起卷起而露出胳膊的，这就是所谓的肉袒。裼露则只是卷起正服的袖子以露出皮衣而已。《玉藻》说：“国君穿着狐白皮衣，用锦制的裼衣覆盖在上面”，意思是狐白皮衣上加穿锦制的礼服，而袖子必须卷起以露出皮衣。又说：“皮衣的裼露，是为了显露其华美；衣服的袭穿，是为了充实其华美。”袭是遮盖的意思。礼服的袖子卷起，那么皮衣的华美就显露在外面；不卷起而遮盖住皮衣，那么皮衣的华美就充实在里面。又说：“君子穿着狐青皮衣，豹皮袖口，用绡制的衣服覆盖在上面。”孔颖达疏引用熊氏的说法说：“指的是六冕及爵弁。”绡，是绮类织物。六冕及爵弁都是礼服的正装，用这些作为裼衣？那么郝仲舆说古代的裼衣就是冬天的礼服，难道不可信吗？《檀弓》说：“曾子穿着袭裘去吊唁，子游穿着裼裘去吊唁。”已经小敛之后，子游快步走出，穿着袭裘系着丧带进入。大概皮衣上面是礼服，卷起袖子而露出皮衣，叫作裼袖；不卷起而遮盖住皮衣，叫作袭裘。应当裼露以行礼的时候，就裼露而不能袭穿；应当袭穿以行礼的时候，就袭穿而不能裼露。《表记》所说的“裼袭不相因也”。凡是已经袒露的必定要袭穿，袒露不可以长久；裼露的不一定袭穿，而已经袭穿的必定要裼露。敖君善说：“朝祭的衣服以裼露为常，所以当盛大礼仪时袭穿以示恭敬，而盛大礼仪结束后裼露而恢复常态。”结合《大射》《士丧》《聘礼》《曲礼》《檀弓》《玉藻》的文献来考察，那么袒、裼、袭的含义就可以看清了。

译又解开衣襟，露出内里的裘皮。古人冬天穿裘皮，在裘皮外面加上正式礼服，这正服有“裼”和“袭”两种穿法。“裼”是将两袖微微卷起，以显露裘皮的美观；“袭”则是放下所卷起的袖子罢了。然而先前儒者关于裼袭的论述，纷乱错杂，统计其谬误共有十六处，都可以援引经传来纠正。

有一种说法认为裘皮外面的衣服有两层，裼衣一层，袭衣一层，这是郑康成、贾洺州、吴草庐、敖君善、郝仲舆、梅诞生、万充宗的观点。有一种说法认为裘皮外面的衣服有三层，裼衣一层，袭衣两层，正服三层，这是孔仲达、方性夫、陈可大、林次崖、徐伯鲁的观点。古人裘皮外面只有正服，孔子说“缁衣羔裘”，“缁衣”是指朝见国君时的正服。《玉藻》说“君子穿狐青裘豹袖，用素色绡衣来裼它”。孔颖达疏引熊氏的说法，认为六冕及爵弁的颜色都是礼服的正色。因为裼而露出裘皮，称为裼衣，也叫裼裘；因为袭而遮盖裘皮，称为袭衣，也叫袭裘。其实裘皮外面只有一件正服，怎么能有的分为两层，有的分为三层呢？这是第一个错误。

古人不把裘皮当作正服，所以在裘皮上面加上正服。《玉藻》说“国君穿狐白裘，用锦衣来裼它”，就是《秦风》所说的“锦衣狐裘”，锦衣之上未曾再有别的衣服。郑康成却说锦衣之上还有上衣，狐白裘之上的上衣是皮弁服。贾洺州说裘皮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如皮弁祭服之类。孔仲达则说，裘皮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袭衣，袭衣上有常穿的衣服，即皮弁之类。如果郑康成、贾洺州以袭衣为正服，那么裼衣有什么用呢？如果孔氏认为正服在裼衣、袭衣之外，那么裼衣、袭衣又有什么用呢？况且裘皮里面有袍泽之类的内衣，裘皮外面有正服，而中间又有裼衣、袭衣两层，那就重叠臃肿得很了，怎么能胜任周旋百拜的礼仪呢？《诗经》说“衣锦褧衣，锦褧裳”，那是妇人的服饰，也不是用来裼裘的。郑氏却依据它来证明裼袭的制度，不是过于支离附会了吗？这是第二个错误。

郝仲舆说，古人的裼衣就是冬天的礼服，又说裘皮外面的裼衣就是朝祭服，不是在裼衣之外又穿朝祭服。万充宗说，《玉藻》“君在则裼”，臣子见国君必定穿朝服，那么裼衣就是朝服。《聘礼》“既聘而享，宾主必裼以将事”，那么裼衣就是礼服。推而广之，凡是裘皮外面的裼衣都是礼服了。这种说法自然不能成立。裼衣既然是礼服，必定穿在外面，怎么可以再穿其他衣服来遮盖它呢？孔子缁衣羔裘，没听说还有什么衣服来遮盖缁衣。《玉藻》“素绡衣以裼之”，没听说还有什么衣服来遮盖素绡衣。郝氏却说：“裼衣上面再穿就是袭”，又说：“裼衣外面再用衣服遮盖就是袭”，这是有事表示变化。万氏则说：“经书没有详细记载裼衣的制度，怀疑就是深衣。”衣裳相连，整体深邃，穿它来遮盖，大概是裼衣。又说：“加深衣就叫袭，不加深衣就叫裼。”深衣是闲居服，《玉藻》所谓“朝元端，夕深衣”，“深衣”所谓“善衣之次”。郑康成也说深衣是用来衬礼服的，怎么能反而加在礼服上面呢？《聘礼》行聘之时，宾主都袭；既聘而享，宾主都裼。如果按万氏的说法，《聘礼》盛大，宾主尊严之际，反而穿深衣；享礼稍简，反而穿礼服，这是深衣反而比礼服尊贵，怎么能说是“善衣之次”呢？万氏又解释“大裘不裼”，说：“郊祀时王穿大裘，用衮衣来裼它，衮衣外面再穿深衣覆盖，这就叫充美。”郊祀大典，衮衣盛服，反而加深衣来覆盖它，不是太过简略了吗？这是第三个错误。

正服只有一种，而裼袭则随时制宜。《表记》说：“裼袭不相因者”，意思是先前裼而遇到应当袭的时候就袭，先前袭而遇到应当裼的时候就裼，未曾因为相因而改变。孔仲达《曲礼》疏却说：“去掉身体上的外服，以显露里面的裼衣，所以叫裼。”万充宗说：“去掉袭衣叫裼，加上袭衣叫袭。”郝仲舆说：“单衣叫裼，重叠遮盖叫袭。”应子和说：“交错更换叫裼，层层叠叠覆盖叫袭。”又说：“裼袭制宜不同，一时若有不同的事，必定换服从事，不以袭衣而因袭为裼，不以裼衣而因袭为袭。”如果按诸儒的说法，那么应当裼时必定脱去袭衣，应当袭时必定再穿上袭衣。不考虑《聘礼》中，国君在侧，袭衣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裼衣降立授受，片刻不下堂，不入次，在哪里换衣服呢？射礼诸礼说“袒袭”的，都是忽然袒忽然袭，怎么能在行礼的地方忽然脱衣忽然穿衣呢？这是第四个错误。

吕与叔说：“袒叫裼，不袒叫袭。”大概裼有袒露的意思，所以经传常把“袒裼”连用。《诗经》“袒裼暴虎”，《内则》“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就是这样。但袒有两种礼仪，左袒刑人，右袒而裼则左。右皆裼，所以大射士礼言左袒，觐礼言右袒，而聘

译礼书中关于“裼”的记载，并没有提到左右之分。郑康成在《大射》的注中说，袒露的人要解开左边的衣袖；又在《聘礼》的注中说，凡是袒裼的人，都是解开左边。孔仲达在《曲礼》的疏中说，左边袒露露出里面的裼衣，叫做“裼”，所以郑氏认为“裼”就是左边袒露。敖君善在《聘礼》的注中说，“裼”是偏解开上衣，露出裼衣。按照郑、孔、敖三家的说法，那么“裼”也像“袒”一样有左右之分，而礼仪中只取左边袒露。为什么左右袒露在经史中都有记载，而左右裼露在经史中却都没有记载呢？况且“裼”是为了露出皮裘，为什么只露左袖而不露右袖呢？这是第五个错误。

“袒”和“裼”的区别在于：在皮裘之上叫做“裼”，在衣服之上或直接在身体之上都叫做“袒”。在身体上的“袒”，是脱下衣服露出手臂，所谓“肉袒”；在衣服上的“袒”，是脱下外衣露出里衣，所谓“袒朱襦”、“袒纁襦”。“裼”则只是脱下外衣以露出皮裘罢了。孔仲达、陈可大却说，无论是皮裘还是葛布，上面都有裼衣和袭衣两件衣服。既然裼衣和袭衣只用于皮裘，怎么能兼及葛布来说呢？这是第六个错误。

《玉藻》说：“皮裘加裼衣，是为了显露美观；衣服加袭衣，是为了充实美观。”说“裼”是指皮裘的美显露在外面，说“袭”是指皮裘的美充实于里面，“裼”言皮裘，“袭”言衣服，是互相参照而言的。《檀弓》中曾子、子游的吊唁，本来就说到了裼裘、袭裘。万充宗却说，对于“裼”说是“裘之裼”，裼衣在皮裘外面；对于“袭”说是“服之袭”，袭衣在衣服外面。哪里知道说“裘之裼”是举皮裘来表明外面有衣服，说“服之袭”是举衣服来表明里面有皮裘呢？于是断定袭衣在衣服外面，这是第七个错误。

“见美”、“充美”本来是指皮裘的美而言，郑康成却说，袒露而有衣叫做“裼”。孔仲达说，袭衣上面有常穿的衣服，如皮弁之类，掩盖而不打开叫做“袭”，打开皮弁和中衣，左边袒露露出裼衣叫做“裼”。又说，“裘之裼”是指裼衣上面虽然加了其他衣服，但有开露裼衣而看见裼衣的美；“服之袭”是指所加的上衣掩盖袭衣而覆盖裼衣的美。敖君善也说，“袭”是说穿上上衣，看不见裼衣。羔裘、麑裘之类可以说美，但缁衣、素衣之类哪里值得说美呢？况且把“见美”、“充美”当作裼衣的美，那么裼、袭就在衣服而不在皮裘，为什么还说裼裘、袭裘呢？这是第八个错误。

古人衣服的领制，只有《深衣》篇中说“曲袷如矩以应方”，郑注说“袷”是交领。古时候方领像现在小儿衣服的领子。吴草庐却有礼服直领、深衣曲领的说法，又说：“裼裘，是裼衣外面的上服，挺直其领而露出裼衣；袭裘，是裼衣外面的上服，弯曲其领而掩盖裼衣。”林次崖、徐伯鲁推崇他的说法，又说皮裘外面的衣服有裼、袭及正服三层，裼与袭全在第二层。袭衣有直领、曲领两种不同，只根据应当的情况来穿着。如果按照吴氏的说法，袭衣就是正服，而有直领、曲领两种，那么行礼时或裼或袭，必须更换衣服才能进行。如果按照林氏、徐氏的说法，袭衣有直领、曲领两种，而其外面还有正服，那么裼与袭必须先脱去正服，更换袭衣，然后再穿上正服，不是更加迂腐滞涩吗？况且直领、曲领的区别，经史中也没有明文可以依据。这是第九个错误。

各位儒者虽然把裼、袭当作两件衣服，却没有谁能说出两件衣服的不同形制。宣城的梅诞生才开始说：“裼衣是半袖单衣，加在皮裘之上；袭衣是有袖全衣，加在裼衣之上。”按照他的说法，那么行礼时忽然裼忽然袭，而袭衣也必然忽然脱忽然穿。况且行礼有裼的时候、有袭的时候，这说明裼与袭都是礼服，用礼服而只有半袖，可以吗？况且半袖的说法，也属于没有根据。这是第十个错误。

“裼”是为了显露皮裘的美，即使认为是显露裼衣的美，也必须是袭衣上面没有正服，裼衣才能显露出来。方性夫却说：袭衣上面有正服，所谓裼衣，并不是没有袭衣，因为露出裼衣所以叫做裼；所谓袭衣，并不是没有裼衣，因为用袭衣掩盖所以叫做袭。袭衣且不说，以裼衣来说，袭衣既然掩盖裼衣于内，正服怎么能露出裼衣于外呢？如果这样，按照孔仲达打开皮弁及中衣，左边袒露露出裼衣的说法，那么袭衣与正服都开露，以看见裼衣，那么想要看见裼衣的美，只有一件正服就够了，何必有袭衣呢？那么想要看见皮裘的美，也只有一件正服就够了，何必有裼、袭两件衣服呢？有裼、袭两件衣服，必须三层都袒露，才能看见皮裘的美；没有裼、袭两件衣服，只袒露正服，也足以看见皮裘的美。然而这两件衣服，不确实是多余的吗？这是第十一个错误。

裼裘的方法，不过是卷起两袖，《檀弓》说“鹿裘袪裼之可也”，袪，是袖口。意思是鹿裘外面的衣服，微微卷起以露出鹿裘的袖口就可以了。万充宗说，吊唁中的袒露，是卷起衣袖而露出手臂；袭则是掩盖它。我却认为凡是袒与裼，都是卷起衣袖，不只是吊唁中的袒露而已。贾洺州却说，裼是袒露衣襟前面，上服露出裼衣。万充宗又说，古人礼服都是直领，没有衣襟，皮裘上衣，裼衣胸前，皮裘颜色自然微微露出，像袒露一样，这都是主观臆测的说法。郑康成、孔仲达既然把裼当作左边袒露，在《聘礼》注中又认为裼是脱去上衣，露出裼衣。《曲礼》疏又说，去掉身体上的外衣，露出里面的裼衣，那么似乎裼是脱去袭衣。又说，打开皮弁及中衣叫做裼，那么裼又似乎开露前襟，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看法。陆稼书说，袭裘不进入公门，孔疏说裼袭只是根据露裼衣不露裼衣来区别，却不说明什么样的露法，想来或者是脱去而露出，或者是袒露而露出，或者是挺直其领而露出，其形制原本就不统一，这又是心中没有定见。

译在两种说法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举行大礼时自有一定的制度，不可以反复无常地改变说法，这是第十二个错误。士人在丧礼中袒露左臂，贾公彦认为袒露左袖。孟子袒露身体，朱熹注解说露出臂膀。古人的袒露方式就是这样罢了。直到佛教徒才开始有偏袒右肩的说法。梅诞生说袒露是偏脱衣服，那么佛教徒的袒露就不是古人的袒露了。他又说凡是单独说“袒”只是去掉外衣而露出裼衣，说“袒裼”则是连裼衣也去掉而露出皮肤，这种说法接近正确，但还不够完备，应当说：说“裼”是去掉裼衣而露出皮衣，说“袒裼”则是连皮衣也去掉而露出皮肤，如果单独说“袒”则只是去掉衣服而露出皮肤，这样义理才完备，而“去掉”这个词的使用仍然不能没有毛病，这是第十三个错误。衣服有袒露和覆盖，见于《射礼》及《丧虞礼》；皮衣有裼露和覆盖，见于《聘礼》，正可以相互参考以明白其义理。《士虞礼》说钩袒，敖继公说向外卷起袖子以露出臂膀，这正是袒露的方法，也就是裼露的方法。万充宗却说裼衣和覆盖不得与袒裼相混淆，丧虞射礼中的袒袭与裼袭不同，又与袒裼不同，也不可混淆，而认为先儒注解裼袭都不免与袒裼混淆是毛病，岂不是喜欢强行割裂而没有恰当之处吗，这是第十四个错误。《檀弓》说练祭时穿练衣，黄色内衬，浅红色边缘，鹿皮裘横长的袖子，裼露它是可以的。大概丧期到一年而练祭，那时有功衰作为礼服，以象征吉时，元端有练衣作为便服，以象征吉时，深衣练衣的形制，黄色为内衬，浅绛色为边缘，冬天用鹿皮做皮衣，而袖子横长，衣服穿在身上是纵向的，袖子在衣服上是横向的。未练祭之前，袖子都短，到这时就变长了。卷起袖子裼露它，是因为鹿皮裘外面加了练衣，就卷起练衣的袖子以露出鹿皮裘的袖子，如果鹿皮裘上加了功衰，功衰的袖子短，也露出鹿皮裘的袖子。陈用之所谓“裼露受服以显现鹿衣之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鹿皮裘上面只加一件衣服，行礼时加功衰，闲居时加练衣。孔颖达把练衣当作中衣，而说这时外面有功衰，里面有练衣，中衣里面又有裼衣，裼衣里面有鹿皮裘，仍然是三重衣服的说法，这是第十五个错误。古人的衣服里面有衬里，贴身单衫及襦裤都是贴身衣。贴身衣上不可以直接加穿朝祭之服，所以必须有中衣来间隔。春秋时以深衣为中衣，夏天以葛布为中衣，冬天就直接以皮衣为中衣。大概穿在贴身衣和礼服的中间，称为中衣，并没有固定的制度。孔颖达却把覆盖的衣服当作中衣，那么中衣就在皮衣外面。《玉藻疏》又引用皇侃的话，说夏天则在中衣上面加葛布，葛布上加朝服；冬天则在中衣上面加皮衣，皮衣上加朝服。那么中衣又在皮衣里面，都不知道是什么衣服，这是第十六个错误。这十六个错误的解释，各自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各自认为别人是错误的，如果不综合辨析，不迷惑于此，必然迷惑于彼，而裼袭的意义几乎就隐晦不清了。

译蕙田按：礼制条文在经传中有明确依据，却被诸儒的不同说法所混淆的，没有比袒、裼、袭的意义更严重的了。年轻时我与同窗诸生对此感到困惑。雍正乙巳年春天，于是大家共同广泛考证经文，详细查考各种说法，很久之后才豁然贯通，迎刃而解。搜集资料方面，吴鼎出力最多，这两条说法则是蔡氏所写。纷乱的丝线理清了，遮蔽视线的障碍顿时打开。总共花了三个月才确定下来。唉！读经难道容易吗！

右裼袭

五礼通考卷二百二十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二百二十一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宾礼二

天子接受诸侯朝见

《周礼》春官冢宰下属的司服：公的礼服，从衮冕往下，如同王的礼服；侯、伯的礼服，从鷩冕往下，如同公的礼服；子、男的礼服，从毳冕往下，如同侯、伯的礼服；孤的礼服，从希冕往下，如同子、男的礼服；卿、大夫的礼服，从元冕往下，如同孤的礼服【注：从公的衮冕到卿、大夫的元冕，都是朝见聘问天子以及助祭的礼服；诸侯互相朝见聘问，都穿皮弁服】

蕙田按：注见吉礼

夏官司徒下属的弁师掌管王的五冕，都是玄色冕冠，红色内衬，延纽，五彩缫，十二就，都是五彩玉，十二个，玉笄，红色纮。

诸侯的缫斿九就，瑉玉三采，其余如同王的事。缫斿都就，玉填，玉笄。

诸侯及孤、卿、大夫的冕，各自按照他们的等级制作，并掌管其禁令。

蕙田按：注见吉礼

【杨复说：上公衮冕缫九斿，前后九旒，旒九玉，缫三采，朱白苍；侯伯鷩冕缫七就，前后七旒，旒七玉，缫三采；子男毳冕缫五就，前后各五旒，旒五玉，缫三采】

秋官司寇下属的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注：冕服，是戴着冕所穿的衣。九章，是从山龙以下；七章，是从华虫以下；五章，是从宗彛以下】《礼记》玉藻：诸侯裨冕以朝【注：朝见天子。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

陈氏礼书：古时候诸侯将要前往王都，就穿着裨冕出门，巡视朝见直到汤沭之邑，就斋戒进入拜见。而王驾着斋马，乘着斋车，按照他们的等级作为送迎的节度。其致敬朝见之事如此，那么侯氏裨冕，王衮冕，在朝与在庙有什么区别呢？《曲礼》说：“天子靠着斧依站立，诸侯北面朝见，叫觐。天子在宁站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叫朝。”郑氏说：“春朝在朝接受挚礼，在庙接受享礼，是生气文；秋觐在庙一并接受，是杀气质。”夏宗依春，冬遇依夏，又因为觐礼王穿衮冕。司服王视朝穿皮弁服，就说在庙接受朝见就穿冕服，在朝接受朝见就穿皮弁。然而皮弁服是王日常视朝的礼服，不是接受诸侯朝觐的礼服。大行人的职责，统说朝觐之礼：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接着说在庙中将币，那么在未将币之前，在朝接受朝见，没听说不用冕服的。又节服氏掌管祭祀朝觐，衮冕六人。维王之太常，维王之太常者，跟随王的礼服，而春朝秋觐都如此。谁说王在朝与在庙其服不同呢？有人说：“冕服是祭服，用在庙中可以，在朝廷中不可以。”这是不对的。《大车》诗说周大夫听男女之讼，就穿毳衣。礼诸侯亲迎就穿元冕，王养老就冕而总干，耕借就冕而秉耒。是祭服有不用于庙的。又司服王飨射就穿鷩冕，射人三公北面执璧，孤东面执皮帛，卿西面执羔，大夫西面执鴈。诸侯在朝也北面。郑氏说：“飨射，是飨食宾客与诸侯射。射人不说士者，这是与诸侯之宾射，士不参与。”那么与诸侯之宾射固在朝了。王穿鷩冕，三公执璧，那么毳冕而诸侯也穿冕服可知。康王既尸天子，诸侯入应门奉圭以进，既事王乃释冕。这是在朝冕服之事。汉制百官贺正月，天子穿通天冠。张衡《东京赋》说：“通天冠佩玉玺。”韦彤说：“通天冠朝防之正服，犹古之皮弁也。”自晋以来，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庙、元防、临轩，介帻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緑里，加于通天冠上，衣画而裳绣，为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盖古者受朝，未尝不以祭服。汉失其制，至晋以来，诸儒考正，乃复旧典。本朝之制亦然。近者元防用汉仪服，通天冠，绛纱袍，恐非古也。

蕙田按：觐礼，天子衮冕，负斧依，那么天子接受诸侯朝，也穿衮冕其服。那么玄衣纁裳，素带朱里，终辟佩，白玉元组绶，朱韨赤舄。诸侯之冕服，玄衣纁裳，素带终辟佩，山玄玉，朱组绶，朱韨赤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