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五

译多产则马驹羸弱，马驹能进食便侵夺母马的草料，母马更加瘦弱，饲养马匹的士卒有罪责而无利益，因此马驹出生后就令其嗅灰而死。后来官府知道有此弊端，于是商议给养马驹的士卒，酌情给予赏赐钱串，但所赐钱物没有约束，士卒仍沿袭前弊。现在仔细揣度衡量，国家所购买的战马价格最低的，每匹不下二十千钱，往来的资给赏赐又在此数之外，这是高价从外夷购买而低价在国内抛弃，不合情理。国家即使暂时无暇挑选母马分别蓄养，也应当减少购买马匹的一半，直接将这笔钱赐给畜养马驹的将卒，增加为每月供给，等到他们缴纳马匹时就停止，这样财物不出国境而马匹就能繁殖增多。大概两万匹母马，马驹能收获一半，一年也可获得一万匹，况且母马又生马驹，十几年间，马匹必定加倍。

译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制定了牧监赏罚的法令。外监的马匹一年内，以十分为比例，死亡超过一成的，负责官员罚扣一个月俸禄，其余按等级决杖处罚。牧养数量多而死亡少的，给予不同等级的赏赐。凡是生下马驹一匹，从兵校以下，赏赐绢一匹。当时，内外坊监及各军的马匹，共有二十多万匹，饲养马匹的兵校有一万六千三十八人。每年京城马坊需要草六十六万六千围，麸料六万二千二百四石，盐、油、药、糖九万五千多斤石。各州军不在其列。左右骐骥六坊监，只留马两千多匹，都在春季出外放牧，孟冬时节则挑出瘦弱病马，在栈皂中饲养。其中供皇帝乘骑的马，只有备用的在那里。

《文献通考》记载，天禧初年，宰相向敏中说：“国家马匹的数量，比先朝多出一倍，耗费大量草料粮食。如果命令群牧司按数额出卖，散给民间，遇到紧急情况再征调，就像外厩一样。”这年秋天，于是下诏将十三岁以上的配军马，估价出卖。王应麟按语说：“开国之初，马政必然严格；太平之后，马多必然改变。法度节省初始费用而变为卖马，马政因此多有变故了。”

《宋史·兵志》记载，凡是牧监在黄河南北的，天禧之后，灵昌监被黄河决口冲毁。到了乾兴、天圣年间，军队长久没有实战，议论的人大多认为牧马费用广大而没有补益，于是废除东平监，将它的土地赋给百姓。五年，废除单镇监；六年，废除洛阳监。于是河南各监都废除了，将马匹全部送到河北。

王应麟按语：开国之初，习惯于军旅，总是把马政看得很重，设置监牧，马匹必然繁殖众多。等到太平日子久了，上下安适，百姓不懂军事，往往认为马多没有补益，而专门吝惜费用，于是牧监逐渐废除。等到需要马匹的时候，马匹不够用，一切苟且的政策实行，而马匹更加损耗，百姓更加困苦。这是汉、唐、宋、明的痼疾，前后一个辙。

《名臣奏议》记载，仁宗四年，知谏院余靖上奏，大致说：“我仔细考察《诗经》《尚书》以来，中原养马繁殖的旧事，才知道不仅仅出自戎狄。秦的祖先叫非子，住在犬丘，喜欢马和牲畜，善于繁殖饲养。周孝王召他主管汧渭之间的马匹，马匹大量繁殖。犬丘是现在的兴平，汧渭是现在的秦陇州界。《周官》中校人的职责：春天执驹以养血气，夏天攻持以防蹄齧。卫文公住在河边，以此建立国家，而诗人歌颂他说：‘騋牝三千’，不说公马而说母马，那么母马是繁殖的根本。卫国是现在的卫州。诗人又歌颂鲁僖公能遵循伯禽的基业，也说：‘駉駉牡马’。鲁国现在属于兖州。《左传》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就是现在的镇定并代，都是那个地方。《月令》季春之月，于是合累牛腾马，让母马在牧场游动；仲夏之月，让母马离开群体，于是拴住公马，这也是秦人的马政。汉代的太原有家马厩，一个马厩一万匹，又楼烦、元池都出名马，就是现在的并、岚、石、隰界。武帝出兵攻打匈奴，官私马十四万匹，在汉代的马匹中是最多的了。唐代以沙苑监最适宜养马，就是现在的同州。又考察唐代从贞观到麟德，中原马四十万匹。开元年间设置七坊四十八监，一半在秦陇、绥、银，就知道自古以来牧马的政策，修明在于人，不在于地。现在的同州及太原、巴东、相、卫、邢、洛都有马监，其余州军牧地七百多处。请求命令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中的一员，前往牧监旧地，考察水草，挑选繁殖，四处放牧，完全依照《周官》《月令》的方法，务必让马匹繁殖，另外设立赏罚，以明确劝勉和禁止，希望几年之后，马匹积蓄繁盛。”

仁宗皇祐五年，中书舍人丁度说：“祥符、天圣年间，牧马达到十多万。后来议论的人认为天下无事，不可白白耗费，于是废除八监。然而还有秦、渭、环、阶、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岚军，每年买马两万二百匹，补充京畿、边塞的缺口。自从西部边境用兵四年，所收的马只有三万匹。马少地闲，马监确实可以罢免。如果贼平马归，则不可缺少。现在河北、河东、京东西、淮南都登记丁壮为兵，请求让民间蓄养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两个丁口，仍然不计资产来提升户等，那么缓急有备，而国家马匹就繁殖了。”言论没有实行。

嘉祐年间，韩琦请求清查各监牧地，留作牧养之外，听任下户耕种，派遣都官员外郎高访等清查河北，得到闲田三千三百五十顷，招募佃户每年大约得到谷十一万七千八百石，绢三千二百五十匹，草十六万一千二百束。群牧司说：各监牧地，间有水旱，每个监牧放之外，每年收割白草数万束，以备冬饲，现在全部赋给百姓。将来监马增多，以及有水旱，没有地方转移放牧，下诏派遣左右厢提防官考察，除了先前被侵吞已清查出的土地，暂时给予租佃，其余委托群牧司审度存留，有闲土就招募耕种。五年，群牧司说：凡是牧一匹马，往来践踏吃草占地五十亩，各监既然没有余地，难以招募耕种，请求

译存留的情况依旧。广平废监先前赋给百姓的土地，也请求收回。于是下诏规定，河北京东牧监管辖的草地，从今以后不得任由人们申请射猎，违犯者按违反制度的罪名论处。

译《文献通考》记载，至和二年，欧阳修上奏略说：“如今的马政，都沿袭唐代的制度。但如今马匹数量的多少，与唐代不同，其中的利弊很多，无法一一列举。至于唐代的牧地，都与马的习性相适宜。西边从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开始，向外延伸到河曲的旷野；内部包括岐州、豳州、泾州、宁州；东边连接银州、夏州，再向东直到楼烦，都是唐代养马的地方。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这些地方有的沦陷于戎狄，有的已经变成民田，都无法再得到。只听说如今河东路岚州、石州之间，荒山很多，以及汾河旁边，草地也很广阔。那里的草柔软、水甘甜，最适宜牧养。过去河东军的马匹，常在这里放牧。如今马匹数量极少，空闲的土地极多。这里是唐代楼烦监牧的地方，可以设立一个新的监牧机构。我认为追溯踪迹去寻找，那么天池三个监牧的土地，还希望可以得到。另外，我往年因为奉命出使河东，曾经经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州的东边，看到那里未耕种的土地很多。而河东一路山川深邃险峻，水草很好，那地方高寒，一定适宜马的习性。以及京西路唐州、汝州之间，长期荒废的土地，数量很多。请求再下达命令给河东、京西转运司，派遣官员就近在管辖范围内访求草地，如果适宜设立新的监牧机构，那么河北各监牧机构中土地不适宜养马的地方，就可以商议废除。”

《宋史·兵志》记载，神宗熙宁元年，手诏给文彦博等人说：“当今马政不修，官吏没有显著的成效，难道是任职时间短而才能未尽吗？为什么监牧机构这么多，官吏这么多，而缺乏人才这么严重呢？过去唐代任用张万岁三代掌管群牧，恩信施行于下属，所以马政修举，后世称他们为能吏。如今上自提总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然不是经过选拔，而且调动迅速，称为‘假道’，想要让官员熟悉业务而尽其所能，是不可能的。对于现在的计策，应当简选勤劳有才能的人，按次序晋升，从坊监而上直到群牧都监，都考核他们的功绩而依次晋升，以此作为对任职者的鼓励。”于是枢密副使邵元请求用牧马剩余的田地修习农业，来资助牧养的利润，而群牧司说：“马监草地四万八千多顷，如今以五万匹马为比率，一匹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剩余的田地没有妨碍，应当暂时保持原样；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剩余良田一万七千顷，可以赋税给百姓以收取草料和粮食。”听从了。不久枢密院又说：“旧制以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年间开始增设群牧使副都监判官，来统领马厩牧养的政务，主管官虽然职位重，未曾亲自巡察，不能周全地了解牧畜的利弊，因此马匹不繁殖。如今应当分设官局专门负责。”于是诏令河南北分设监牧使，让刘航、崔台符担任，又各设置都监一员。在河阳的是孳生监，凡是外部的各监都分属两使，各自条陈应当实行的措施。各官吏如牧田县令佐，都委托监牧使举荐弹劾，专门隶属于枢密院，不隶属于群牧制置。当时皇上正留意牧监土地，然而各监牧田都宽绰，被人冒占，所以议论的人争相请求收取其剩余资源来辅助草料和粮食，言利的人乘此机会，开始以增加赋税收入为要务。二年诏令核查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顷，而如今的籍册五万五千多顷，数量都隐匿在民间。从此请求将牧地赋税给百姓的人纷纷出现，而各监牧机构随即废除。这一年天下应在的马匹总共十五万三千六百多匹。

《文献通考》记载，熙宁五年，废除太原监。七年，废除东平原、武监，而合并淇水两监为一。八年，于是废除河南八监，只保留河苑一监，而两监牧司也罢免。河苑监先前隶属于陕西提举监牧，至此又隶属于群牧司。

河北察访使曾孝宽说：庆历年间曾经诏令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以备不时之需由官府购买，请求参考施行，而户马法从此开始。自从各监牧废除，依赖市场买马，而义勇保甲的马匹又由官府供给，议论的人常担忧国马不充足。元丰三年春，因为王拱辰的请求，于是诏令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户，各计算资产买马：坊郭家产达到三千缗，乡村五千缗；如果坊郭乡村总共达到三千缗以上的，各养一匹马，增加一倍的马匹也如此，最多到三匹为止。马以四尺三寸以上，牙齿以八岁以下为界限，牙齿达到十五岁则重新购买如初。提举司登记在册，于是各道各自以其数量上报。先前熙宁年间曾命令德顺军蕃部养马，皇帝问其利弊，王安石回答：“如今坊监用五百缗才得一匹马，如果委托给熙河蕃部，决不至于花费巨大。蕃部以畜牧为生，而且那地方适宜养马，确实便利。”不久因为得到劣马、病死、亡失而责罚赔偿，蕃部苦于此事，那法令随即废除。至此，环庆路经略司又说：“已经诱劝各蕃部令其养马。”诏令查验核实及格的每匹马支给五缣，鄜延、秦凤、泾原路照此办理。养马的命令再次实行，蕃部也养马了。

《宋史·兵志》记载，保甲养马，从熙宁五年开始。先前，中书省、枢密院在皇帝面前议论此事，文彦博、吴充说：“国马不可缺乏，如今法令马死了要责罚赔偿，恐怕不是百姓……”

译愿意。”王安石认为：“命令下达后，京畿地区递交文书申请的人家已达一千五百户，这决不是出于强迫。”他的主张更加坚定。五月，皇帝下诏：开封府界各县的保甲愿意养马的，听任他们，仍从陕西购买的马中挑选供给。熙宁六年，曾布等人奉诏上呈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家产丰厚愿意养两匹的听任，都由监牧现有的马匹供给，或者官府给钱让他们自行购买，不得强行摊派。开封府界养马总数不超过三千匹，除了追捕盗贼之外，超过三百里的有禁令。在开封府界的，免除缴纳二百五十束草料，额外发给钱和布；在五路的，每年免除折变缴纳的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用来应对马匹病死或拖欠赔偿的情况。保户的马死了，由保户独自赔偿；社户的马死了，由社户赔偿一半。每年一次检查马匹的肥瘦，禁止苛刻留难，共十四条。先在开封府界颁布，五路则委托监司、经略司、州县重新斟酌。于是保甲养马制度在各地推行了。

译《文献通考》记载，当时河东骑兵部队有马一万一千多匹，每年轮班戍守边疆，大约十年轮换一次。议论的人认为这样耗费粮草且马匹多有损失，于是实行了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接着兵部上奏说，河东正规军马九千五百匹，请求暂时停止官府供给，用义勇保甲的马五千匹来填补空缺，合计一万匹作为定额，等到正规军马不足五千匹时，才开始重新供给分配。此事下达给中书省和枢密院商议，枢密院认为车马骑兵是国家的大计，不应当仅仅因为一时节省费用就轻易议论废除或设置。况且官府养一匹马，每年花费钱二十七千；百姓养一匹马，只是免除折变和缘纳钱六千五百，折算成米缴纳其价值为钱十四千四百多，这些都出自百姓，决不是百姓所愿意的。如果草料供应不及时，或者不善于调教训练，在紧急时刻就无法应用。况且减少骑兵五千匹，那么将来应当减少正规军人数九千九百人，又减少分数的马三千九百四十匹，边防事务依靠什么来防备？如果保留官军马匹如旧，逐渐让民间方便地牧养，不必以五千匹为限额，在道理上是可行的。而中书省认为官府养一匹马，按中等价格计算为钱二十三千，招募百姓养马可以节省杂费八万多缗，而且使得通过缴纳草料粮食来换取官职的人无法谋取厚利。计算前两年官马死亡的数量是保甲马的两倍，而保甲有马可以练习作战抵御盗贼，公私两利。皇帝最终听从了枢密院的议论，河东骑兵部队得以没有减损，而百姓养马不至于非常困苦，这是由于皇帝独自决断审慎的缘故。

元丰六年，提举河东路保甲的王崇极力上言，请求让本路保甲十分中取二分，用来教习骑兵作战。每匹官给钱二十五千，令其购买一匹马。限额五千匹，应当得到马六千九百一十八匹，折合钱十七万二千九百五十缗。下诏用京东盐息钱供给，命令王崇极上报所购买的马匹数量。于是保甲都兼营购买马匹了。

元丰七年，京东提刑霍翔请求招募百姓养马，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于是下诏京东西路保甲免除教阅，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每匹马给钱十千。限定京东十年，京西十五年数量就足够了。设置提举保马官，京西由吕公雅担任，京东由霍翔担任，都掌管这件事，而废除了乡村先前按物力养马的命令。凡是养马的户免除保马役，所有养马的免除大小保长的税租支移。每年春季夫役催税，甲头盗贼备赏，保丁巡宿，共七件事。于是京东西路的户马改为保马了。

《宋史·兵志》记载：吕公雅又命令每都每年购买二十匹马，将原本限定的十五年缩短为二年半。京西不产马，百姓贫困缺乏，更加不能承受。下诏按照原来的命令，稍微增加其数量。吕公雅于是请求每都每年购买八匹马，限定八年，山县限定十年。霍翔又上奏，本路马匹已经达到一万匹，请求命令各县弓手各养一匹马，用来赎买丢失马匹的罪责。哲宗即位，议论新法不便的人，以保甲最为紧急。于是下诏说：“京东西保马期限极宽，有关部门不致力于遵循遵守，于是导致烦扰。先帝曾经亲手下诏诘问责备，现在又未能遵守。那两路购买马匹的年限，都按照原来的诏书。”不久又下诏，将两路保马分配给各军，剩余的数量交给太仆寺，不堪支配的，斥退还给民户，而责令官府赔偿。霍翔、吕公雅都因罪被罢免，而保马法于是废止。

马端临说：“熙宁五年所实行的是户马；元丰七年所实行的是保马。都是将官马的责任推给百姓，让他们守护饲养。户马，则是免除他们的科赋；保马，则是免除他们的征役。法令实行之初，百姓都乐于顺从，起初并非官府压迫逼迫。那乐于顺从的说法，出自建议者的口，未必有那样的事实。然而当时赋役一定繁重，所以如果有一项官役而得以自己免除，那么也就不暇详细考虑，回顾而顺从地跟随。等到时间久了，马匹死亡的，赔偿不计其数；奉行法令的官吏，务求苛刻严峻，于是成为百姓的大害了。”

秦蕙田按语：户马保马，这是命令百姓养马的弊政。马端临的议论，极中当时议论者的隐衷。

元祐初年，议论兴复废置的监牧以恢复旧制，于是下诏库部郎中郭茂恂前往视察陕西、河东应当设置的监牧。不久又下达给河北、陕西转运、提点、刑狱司，巡视黄河、渭水以及晋地之间的牧田，上报情况。当时已经废除了保甲，教习骑兵而将户马归还给百姓。于是右司谏王岩叟上言：“军队所依赖的是马匹，而能够繁殖马匹的是牧监。从前废除监牧之初，有识之士都知道十年之后，天下应当缺乏马匹，不久不到十年，弊端已经显现，这非常不利于国家。请求收回户马三万，恢复设置监牧如旧。监牧事务委托给转运官，而不专门设置使者。现在郓州的东平、北京的大名、元城、卫州的淇水、相州的安阳、洺州的广平监，以及瀛州、定州之间的棚塞草地，疆界划分依然存在，使臣牧卒大半还在，稍微加以招集，那么转眼之间，措施就可以确定，而百姓免除缴纳钱款的祸害，国家收取牧马的利益，难道不是得当的计策吗？又何况废除监牧以来，将牧地赋税给百姓的，危害多端。如果恢复设置监牧而将土地收归官府，那么百姓感恩戴德，如同卸下重担了。”从此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监都恢复了原状。熙宁年间，合并天驷四监为二，而左右天厩、坊也废除了。至此恢复左右天厩、坊。绍圣初年，

译当权者又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废置，而当时的议论又发生了变化。太仆寺上言说：“京城附近的牧田，在已被占佃之外，还剩下三千多顷，建议恢复京城内十个孳生马匹的监。”两年之后，分配土地牧马的政策得以施行。在此之前，任县知县韩筠等人建议说：“凡是授予百姓一顷牧田，就为官府牧养一匹马，并免除其租税，县里登记马匹的高矮、老壮、毛色，每年查验一次，丢失的责令赔偿。”已经佃种牧田的人，依照上述规定养马。邢州知州张赴上报了这一说法，并且说：“授予一顷土地为官府牧养一匹马，比起陕西沿边弓箭手既要养马又要戍守边疆的情况更为优越。”枢密院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说：“熙宁年间废除各监将土地分配给百姓，每年收取的缗钱多达一百多万。”元祐初年未曾讲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只是致力于废除元丰、熙宁年间的政策，夺回已被佃种的田地，恢复旧有的监，桑树、枣树、水井、房屋大多被毁伐，监牧官吏耗费巨大，牧卒骚扰百姓，棚井强制摊派带来的危害不止一种。大概自从恢复监牧以来，臣僚屡次陈述公私两方面的危害，如果沿袭元祐年间仓促变更的法度，长久下去弊端将会更加严重。况且左右厢今年登记马匹一万三千多匹，能够配给军队使用的没有多少，只有沙苑的六千匹马，比其他监的马要好。现在张赴等人所陈述的授田养马，既免除租税，又不要求孳生繁殖，而不愿意的人也没有强制压迫。又限定马匹的尺寸，那么无论缓急都可以使用这些马了。于是下达太仆寺，所有监牧的州县都实行这一政策。当时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说：“分配土地牧马，其最初始于邢州守令的请求，未曾下达监司详细考量。各路各有利害关系，既不可知。百姓居住与田地相距较远的，难以就近耕种牧养。一顷土地，价值不多，而丢失赔偿的价钱高达四五十千，必定不是人情所愿意的。”言论最终没有被采纳。四年于是废除了淇水、单镇、安阳、洛阳、原武监，罢免提防所及左右厢，只保留东平、沙苑两个监。曾布自述这件事说：“元祐年间重新设置监牧两厢，所养的马只有一万三千匹，而不堪使用的超过一半。现在既然用租钱在陕西设置十个蕃落指挥，养马三千五百匹，又有人户愿意养的也有数千匹，而所保留的两个监各可牧养一万匹马。马的数量多于旧监，而节省的官吏费用不止一项，近世的好法未能达到。”当时三省都称赞说好。后来沙苑又恢复陕西买马监牧司，而东平监仍然被废除。大观元年，尚书省上言说：“元祐年间设置监马不繁殖，而费用巨大。现在沙苑号称马匹最多，然而占据牧田九千多顷，草料粮食官府每年花费缗钱四十多万，而牧马只达到六千匹。从元符元年到二年，丢失的有三千九百匹，而且平时不训练，不符合使用要求。用九千顷的土地，四十万缗的费用养马却不适用，又丢失如此之多，利害关系明显可见。现在用九千顷的土地，计算其贫瘠去掉三分之一，还得到良田六十顷。按价值计算，一顷为钱五百多缗。用一顷招募一匹马，那么百姓得到地利，马得到饲养，可以继承先帝寓兵于农的意思。”请求下达永兴军路提防刑狱司及同州详细考量后上报，等到见到实际利益，那么六路新边闲田应当依次推行。当时熙河路兰湟牧马司又请求同时招募愿意养母马的人，每收三匹小马，将两匹归官府，一匹作为赏赐，诏令实行。四年又罢免京东西路分配土地牧马，恢复东平监。政和二年，诏令各路重新实行分配土地牧马，又罢免东平监。

译《名臣奏议》，熙宁五年，枢密使文彦博上论监牧的奏疏说：马匹设有牧场，由来已久了。《禹贡》记载莱夷地区从事畜牧，周代官制中牧田设置在远郊之地。周宣王是中兴之主，于是有《考牧》之诗；鲁僖公遵循伯禽的法度，于是有《在坰》之颂。大概是因为马匹日出而作，这样才能顺应物性而繁殖生长。汉朝和唐朝的盛世，苑囿和监牧机构确实繁多。自祖宗以来，修举这项事务非常认真，七八十年间搜求使用没有断绝。熙宁元年，陛下创设南北监牧，让官员设立职位振作职责，其制度更加严密。如果有不足之处，自然应当增补修治。而近来议论的人大多不深入探究事情的始末，不详细推究利害，竟然想把牧地分配给农民，征收他们的租税；把国家的马匹分散给编户齐民，责成他们繁殖马匹。这就不考虑所分配的土地无论肥沃贫瘠都可以耕种吗？所征收的租税无论年成好坏都能得到吗？又不知道每户分配一匹马，拴系饲养，都能繁殖生长吗？既然不能繁殖生长，那么以后还能接续吗？有人说监牧的马匹，大多瘦弱，既然不能齐力难以胜任披甲的重装骑兵。况且马匹既然繁殖众多，必然有劣马和良马，根据才能使用它们，所得到的良马也不少。张万岁主管牧政时，马匹最为众多，以至于马价仅值一匹绢。如果计算马匹的价值，难道都是良马吗？又说因为牧马所耗费的费用，几乎无法估量，按年月计算，只有损失没有益处。我曾经说计算河北监户每年从牧地获得的租税，可以充作官吏士兵的费用，所不足的也没有多少。只有河南各监的收入还少，逐渐增加土地收益，也可以自给自足。像这样那么依赖度支供给的不多，所收取的马匹收益也不少。大抵两万匹马，每年繁殖六次，得到一万两千匹小马。三年之中，即使损失一半，还能得到六千匹。劣马和良马混杂，每匹马价值十五千，这是每年获得九万贯。这从小处计算所得也不少。现在如果采纳一时浮浅的议论，那么废除它很容易；将来想要恢复祖宗的制度，那么兴办它就很困难。坊、监、廏、库、棚、庌、井、泉、官廨、营房，是七八十年经营成就的。如果废除之后，荡然一空，再想恢复，功力和费用更大。就像以前废除茶法，后来议论想要恢复旧制，但园户凋残，场务破坏，议论的人虽然众多，最终没能恢复。如果一定要采纳废除或设置的言论，就请求委派臣僚广泛寻求利害，然后审慎处理，利处百倍才改变，这样才没有后悔。

蕙田按语：关于分配土地牧马的弊端，在这篇奏疏中已经说尽了。

蔡京被罢免政事之后，新掌权的人又议论说这样做不便。宣和二年，下诏废除政和二年以来分配土地牧马的法令，收回现有的马匹供给军队，所有牧田以及设置监牧的地方都恢复旧制，又恢复了东平监。各监的兴废不一，只有沙苑监没有被废除。六年，又下诏设立赏格，凡是牧马总数一路达到三千匹，州达到一千匹，县达到三百匹的，其提点刑狱、知州、知县各升迁一官，超过一倍者再减少磨勘年限。于是各路应募牧马的人家，有八万七千六百多户，马匹有二万三千五百匹。既然按照上述诏令推赏，而兵部尚书和侍郎也因为兼管八路马政而升迁。然而北方发生战事，马政也紧迫了。靖康元年，左丞李纲说：“自祖宗以来，选择陕西、河东、河北水草丰美、高凉之地设置监牧，共有三十六处，近年废除殆尽。民间杂养马匹以充差役，官吏为了应付文书而塞责，于是马匹没有再好的了。现在各军缺马的大多，应当恢复旧制，权衡时势的适宜，搜括天下的马匹酌情给予补偿。”不到十天，数万匹马还可以备齐。然而当时已经不能完全实行他的建议了。

归氏有光说：“前代史书谈论牧政的，只有宋朝最详细，而户马、保马、余地、牧马成为后世的祸害。大概从熙宁、元丰变法开始，直到崇宁、宣和年间，小人在位，屡次反复变更，始终没有善政，而宋朝随之灭亡。渡江以后，稍微设置监牧，但江南多水田，后来三衙遇到暑月，在苏州、秀州放牧，成为百姓的大患。郢州、鄂州之间，也设置监牧，但都不能使用，而战马全部依赖四川、陕西、广西三边。”

凡是收购马匹，戎人驱赶马匹到边境，总共数十百匹为一券。一匹马预先给钱一千，官府供给草料粮食继续饲养直到京城，有关部门出售它们，分给各监，称为券马。边境州县设置买马市，蕃汉马匹编组成队，派遣殿侍护送赴京，或者就地配给军队，称为省马。陕西广锐、劲勇等军互相结社，每次买马官府给价之外，社众又凑钱增加，称为马社。战事兴起登记民间马匹而购买以供给军队，称为括买。宋朝初年买马，只有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招买马匹，只有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各蕃部。到雍熙、端拱年间，则有麟府、丰岚州、岢岚、火山军、唐龙镇、浊轮砦；陕西则有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则有灵、绥、银、夏州；川峡则有益、文、黎、雅、成、茂、防州、永康军；京东则有登州。自从赵德明占据河南，其收购马匹只在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后来设置买马市则又只限于环庆、延、渭原、奉、阶、文州、镇戎军而已。

蕙田按语：这是宋朝买马的法令。

《文献通考》提举茶马李杞说：卖茶换马，固然为一

译处理此事，请求由提举茶事官同时兼任买马事务。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此后，群牧判官郭茂恂上言说：接受诏令，规定专门用茶叶购买马匹，用布帛购买粮食，并将茶马两件事合并为一个机构。臣听说，过去用茶叶购买马匹时，同时也使用金银布帛，也是听任其便利行事。近年事务机构既然分开，才开始专门使用银、绢和钱。钱不是蕃部所想要的，况且茶和马两件事，实际上相互依存。于是皇帝下诏，专门用雅州的名山茶作为交换马匹的物资。从此，进贡的番马逐渐增多。过了很久，买马司又罢免了兼管茶事的职责。自从李杞提出建议，开始由提举茶事官兼任买马事务。此后，这两个职务有时合并有时分开，并不统一。

译蕙田按：这是宋朝的茶马之法，茶马交易最为妥善，明代实行此法极有成效，其源头便出于此。

宋高宗渡江以来，不再有国家马匹。绍兴二年，才开始命令设置牧监。后来将牧监设在饶州，由知州和通判统领。选择官田作为牧地，又设置提举官。不久废除。绍兴四年又在临安府余杭县的南荡设置牧监。皇上说：“辅臣进呈奏章，说广马几乎像是代北所产。春秋时期各国不相往来，所用的马匹都是从本国境内获取。申公巫臣出使吴国，教吴国人射箭驾车，那么即使没有马匹，也自有马匹。如今一定要到产马的地方去寻求，那就是马政不修了。”绍兴十九年夏天，下诏规定五百匹马为一个监，公马一匹配母马四匹。监分四个群，每年产驹达到三分之一以及死亡超过二分之一的，有赏罚。在此之前，四川地区购买的马匹，每年交付镇江军中饲养放牧。到皇上因为未见繁殖的数量，每年分给江上各军。后来又设置牧监于郢州和鄂州之间，公母马一千多匹。十多年间，才生下三十匹小马，而且又不可用，于是停止。所以凡是战马都依赖四川、陕西、广西三个边境地区。

《马政志》记载：宋朝初期购买马匹，每年仅得到五千多匹。天圣年间，少数民族部族进献的马匹达到三万四千九百多匹。嘉祐以前，原州、渭州、德顺军三年购买马匹达到一万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马每年设置一万五千匹。元丰四年，下诏专门用雅州名山茶来交换马匹。从此少数民族进献的马匹逐渐增多。崇宁四年，下诏说：“神宗皇帝励精图治，经营熙河路茶马司，致使国家马匹法制完备。后来监司想要侵夺其利益来资助购买粮食，所以茶利不专一而马匹不足额。近来虽然重新订立条约，命令茶马司总管运茶换马的职责，还担心有关部门贪图眼前近利，不顾长远深害。三省要谨慎遵守已行的法令，不要擅自改变元丰年间的成法。”从此提举茶事兼管买马，其职责才开始统一。大凡宋朝购买马匹分为两类，一类叫战马，产于西陲，健壮可用于行军布阵，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的就是这类。另一类叫羁縻马，产于西南各蛮族，短小不符合标准，黎州、叙州等五州所产的就是这类。绍兴三年，在邕州设置机构，提举从罗殿、自杞、大理等蛮族购买马匹。然而自杞等蕃族本来没有马匹，大概又是从南诏购买。南诏就是现在的大理国。大理地区连接西戎，所以马匹很多，虽然在广南进行互市，其实还是西马。

归有光说：宋朝自熙宁变法以前，虽然苑马之政也未称善。世间害马的有三件事：一是选派官吏，二是法令繁多，三是更换牧地。官吏不适合管理马匹，这是害马的第一点；法令不适合马匹，这是害马的第二点；地方不适合马匹，这是害马的第三点。古代有豢龙氏，周官服不氏掌管饲养猛兽并驯服它们，马不是异兽，必定有能驯服它的人，非世袭官职不可。羌族孩童项戴发髻赤脚，跟随水草畜牧，马与人意思相通，并非有书生文学法度道理。法令多次变更，马与人都不自在，怎么能使其生存？何况把它们放在贫瘠狭窄无法放牧的地方，或者在种植禾稻的田地，沟渠田埂界限分明，奔跑腾跃无法施展，这不是适合它们奔跑旷野的天性。从前北魏兴起于代北，所以马匹特别兴盛，即使唐代的马匹未必能比得上。所以说：马在陆地上居住就吃草喝水，高兴时交颈相摩，愤怒时分背相踢，这是马的真性。

政和《五礼新仪》：仲春祭祀马祖，仲夏享祭先牧，仲秋祭祀马社，仲冬祭祀马步，都选择吉日。马祖、先牧、马社、马步的祭坛，各宽九步，高三尺，四面有台阶，一道围墙二十五步。中兴以后，在绍兴三十一年于行在昭庆寺设位举行祭祀。

蕙田按：马政没有比宋朝更繁杂的，也没有比宋朝更败坏的。牧监是畜牧的正道。宋朝初期通过监牧使马匹繁殖，于是因承平日子久了，用马的人少，就担心费用太多，而更改制度。没几年间，马匹就消耗殆尽，而军事用马又紧迫，于是各种权宜苟且的法令实行，户马、保马、给地牧马，加重百姓负担更加严重，而马政大坏。虽然想恢复旧时监牧的利益，却不可能了。南渡后，虽然设置监牧马，但风土不宜，马匹不大量繁殖，于是专门依靠购买马匹，而马政就不堪问津了。

右宋

《辽史·食货志》记载：起初，太祖担任达喇府额尔竒木，鉴于耀尼氏单弱，于是安抚各部，严明赏罚，不随意征讨，顺应百姓的利益而使其获利，群牧繁殖兴盛，上下供给充足。等到即位，讨伐河东，攻下代北郡县，获得牛羊驼马十万多头。枢密使耶律色珍获得马匹二十多万，分牧在水草便利的地方，几年间增加的数量不可胜数。从太祖到兴宗，将近两百年，群牧的兴盛如同一天。天祚帝初年，马匹还有数万群，每群不少于千匹。祖宗旧制，常挑选南征马数万匹，牧养在雄霸隙地之间，以备燕云紧急；又挑选数万匹，供给四时游猎，其余则分地放牧，法令非常完善。到了末年，屡次与金作战，番汉战马损失十之六七，虽然增加价格数倍，终究无处购买，于是冒犯法令购买官马从军。各群牧私卖日益增多，田猎也不够用，于是被金所败，抛弃众人迁徙，直到灭亡。松漠以北的良马，都被达实林牙所有。

金

译《金史·太宗本纪》记载，天会三年七月，下诏在南京地区清查官宦豪强所牧养的马匹，按照等级进行征取，然后分发给各军队。

译兵志。天德年间，设立迪河、鄂尔多、阿尔本、富僧额、永安、沃济五个群牧所，都沿用辽代的旧名，各自设置官员来管理。又从各类人中，挑选家资富足、丁口众多以及品官家的子弟、明安、穆昆、佛宁军与司吏家的余丁及奴仆来放牧，称之为群子，分别放牧马、骆驼、牛、羊，为他们制定繁殖增加、损耗减少的刑罚与奖赏制度。后来逐渐增加其数量为九个。契丹作乱，于是丧失了五个。世宗设立七个牧所，叫特们、图们、阿都齐、布沙堪、额勒本、和啰噶、伊啰斡。大定二十年，重新确定群牧官详衮、托迪扎布，以及群牧人繁殖增加、损耗减少的赏罚标准。二十一年，敕令各牧所三岁以上的马，交给女真人放牧，当时派遣使者查验核实马的数量，如有缺额就杖责其官员，并令牧人赔偿。二十八年，经过长期的繁殖，马匹达到四十七万。明昌五年，分散骟马，命令中都、西京、河北、东西路根据百姓的家产能力分别饲养，又命令其他路百姓养马者死后，从前四路所养的马中给予替换，如果想使用则全部送交官府。这是金代的马政。然而每当有重大差役，必定向百姓征调，以及取用群牧官多余的马匹来供给战士。

元政典：元朝兴起于朔方，习俗擅长骑射，因此凭借弓马的优势夺取天下。世祖中统四年设立群牧所，其牧地东越担罗，北逾和哩图们，西至甘肃，南到云南等地，共十四处。从上都、大都以至约尼伯、叶济兰格尔，周围万里，没有不是牧地的。马群有的千百匹，有的三五十匹。左腿烙以官印号火印的马，牧人叫哈齐、哈喇齐，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职。从夏天到冬天，根据各地的适宜情况，逐水草而行。十月各自到达本地，朝廷每年在九月、十月派遣守官乘驿马巡视，比较马匹的多少，有产驹的就烙印查验收取，除去现有的数目，制作蒙古、回回、汉字文册上报。其总数大概不可知。幸至上都太仆卿以下都跟随先驱，马出建德门外，选取肥壮可取乳的马随行，淘汰瘦弱不堪的马归还马群。从天子以及诸王百官，各自用脱罗毡设置撒帐作为取乳室。车驾返回京师，太仆卿预先派遣使者征调五十鄂玛堆马来到京师，鄂玛堆是承乳车的名称。到达后，让在朝中担任卿大夫的哈齐、哈喇齐亲自喂养。每鄂玛堆母马四十匹，每匹母马官府供给草一束，豆八升，驹一匹供给草一束，豆五升。豆价贵则供给减半，用小稻充作草粟。每旬从度支寺领取供给，官员也以旬到闲廏查验肥瘦。凡御位下、正宫位下、随朝诸色目人及甘肃土番等处草地内及江南腹里诸处应有系官孳生马、牛、骆驼、骡、羊防数之处十四道牧地，各设置千户、百户等名目。

右辽金元

《明史·兵志》：明代制度，马的隶属，内厩的叫御马监，由宦官掌管，牧养在大坝，大概是仿照周礼十二闲的意思。在官府牧养的马，属于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及各军卫，即唐代四十八监的意思。在民间牧养的马，南边是直隶应天等府，北边是直隶及山东、河南等府，即宋代保马的意思。那些叫备养马的，始于正统末年，选马供给边镇，边镇马匹充足而寄牧在防甸的。官牧供给边镇，民牧供给京军，都有孳生的驹。官牧的土地叫草场，或者作为军民佃种叫熟地，每年征收租税辅助牧人购买马匹。牧养的人叫恩军，叫队军，叫改编军，叫充发军，叫抽发军。苑马分三等：上苑一万，中苑七千，下苑四千。一个男子牧马十匹，五十个男子设置圉长一人。凡是马的肥瘦登记损耗，记录其毛色齿龄而时常省察。三年太仆寺卿偕同御史印烙，卖掉瘦劣的马以转购边卫、营堡、府州县军民壮骑。操练的马则由行太仆寺卿掌管。边镇用马不足，又用茶与蕃部交换，用货物在边地购买。那些民牧都根据丁口田地授予马匹，开始叫户马，后来叫种马。每年征收驹，种马死亡，孳生不及数目就赔偿补充。这是其大概情况。起初，太祖定都金陵，命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六州六府、滁和二州百姓牧马。洪武六年，在滁州设立太仆寺，统属于兵部。后来增加滁阳五牧监，统领四十八群，已为四十监，随即罢免，只保留天长、太兴、舒城三监。在汤泉、滁州等地设置草场，又命令飞熊、广武、英武三卫五军养一匹马，马每年生驹一匹，每年解送京师。不久将监牧归有司，专门命令民间牧养，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马一匹，免除其徭役。太仆官督理，每年正月至六月报定驹，七月至十月报显驹，十一月、十二月报重驹。年终考核马政，用法律治理府州县官吏。凡是公马叫儿，母马叫骒，一儿四骒为一群，群头一人，五群群长一人。三十年，设立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确定牧马草场。永乐初年，在北京设立太仆寺，掌管顺天、山东、河南旧设的为南太仆寺，掌管应天等六

译府二州。四年，在陕西、甘肃设立苑马寺，统领六个监，每个监统领四个苑。又在北京、辽东设立两个苑马寺所，统辖并视同陕西、甘肃。十二年，命令北畿百姓按丁口养马，选拔闲散官员，教他们畜牧。百姓十五丁以下养一匹马，十六丁以上养两匹马。因事被发配边疆的人，七户养一匹马，可以免除罪责。不久因为寺卿杨砥进言：北方人户五丁养一匹马，免除其田租的一半。蓟州以东到南海等卫的戍守军队之外，每名士兵饲养种马一匹。又规定南方养马的条例，凤阳、庐州、扬州、滁州、和州五丁养一匹，应天、太平、镇江十丁养一匹，淮安、徐州起初养马也按丁口为比率。十八年罢免北京苑马寺，全部由百姓放牧。洪熙元年，命令百姓放牧两年，征收一匹驹，免除一半的草料粮食。从此马匹日益繁殖，逐渐散养到邻近省份。济南、兖州、东昌百姓养马，是从宣德四年开始的。彰德、卫辉、开封百姓养马，是从正统十一年开始的。不久也先入侵，夺取马匹两万匹，寄养在京城附近，充作团营骑兵操练，而把原来的种马全部给永平等府。景泰三年，命令儿马十八岁，骒马二十岁以上免除征收驹。成化二年，因为南方不产马，改为征收银两。四年开始建立太仆寺常盈库，储存备用马价。这时百姓渐渐苦于养马。六年吏部侍郎叶盛进言：以前每年征收一匹驹而百姓不感到困扰，是因为放牧土地广阔，百姓得以谋生。自从豪强庄田逐渐增多，养马逐渐不足。洪熙初年改为两年征收一匹驹，成化初年改为三年征收一匹驹，马匹愈发减少，百姓愈发贫困。然而马匹终究不可缺少，于是恢复两年征收一匹驹的制度，百姓更加不堪。请求敕令边镇随俗制宜，凡是能够买马足以供给边军、军民两利的事，便宜处置。当时马文升巡抚陕西，又极力论述边军赔偿马匹的累赘，请求命令屯田卒中田多地少而不领马的，每年输纳银一钱以助赔偿。虽然都准许实行，但百姓的困苦不能缓解。继马文升巡抚陕西的萧祯请求裁撤行太仆寺，兵部覆奏说：洪武、永乐时设立行太仆寺及苑马寺，凡是茶马、番人贡马都收归寺苑放牧，常达数万匹，足以供给边用。正统以后北方敌人屡次入侵抄掠，马匹于是日益损耗。进言的人每每请求裁撤，这是吝惜小费而忘记大计。于是敕谕萧祯，只让他加意督察。而北畿自从永乐以来马匹日益滋生，就责令百姓放牧，百姓年满十五岁就养马。太仆少卿彭礼认为户口丁数有限而征收驹马无穷，请求确定种马定额。恰逢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上奏实行他的请求，于是确定两京太仆寺种马儿马两万五千匹，骒马四之二年纳驹，定为法令。当时是正德六年。正德十五年冬，尚书刘大夏推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杨一清上奏说：“我朝因为陕西右边适宜放牧，设立监苑，跨越两千多里，后来都废除了，只保留长乐、灵武两个监。现在放牧土地只有几百里，然而供给西边尚且没有不足，只是苦于监牧人员不当，放牧没有方法罢了。两监六苑：开城、安定、水泉便利，适宜作为上苑，放牧万马；广宁、万安为中苑；黑水草场逼窄，清平地狭土瘠，为下苑。万安可放牧五千，广宁四千，清平二千，黑水一千五百。六苑每年供给军队之外，可常放牧马三万二千五百匹，足以供给三边使用。然而想要扩大繁殖，必须多蓄种马，适宜增加满一万匹。两年一驹，五年可以补足前数。请求支取太仆寺马价银四万二千两，在平庆、临巩购买种马七千匹。又养马恩队军不足，请求编入流亡百姓及问遣回籍者，并且参照恩军例，凡发配边卫充军的，改令各苑放牧马，增加为三千人。又请求相度地势筑城通商，种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回厩。马既得安，敌人来也可以收保。”孝宗正重视边防，刘大夏掌管兵部，杨一清所奏立即实行。升任总制，仍督马政。各监草场原额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顷，存留的已不及一半。杨一清核查，得到荒地十二万八千余顷，又开垦武安苑地二千九百余顷。正德二年上报朝廷。等到杨一清离任，不久又废除。当时御史王济进言：“百姓苦于养马，有一匹孳生马就害死它，有定驹贿赂医生隐瞒的，有显驹坠落马的，马亏欠不过纳银二两。既已孳生已报官而又倒毙，不过纳银三两。孳生不死则饥饿，马日益瘦削无济实用。”现在种马地亩人丁每年征收有定额，请求以其额数令百姓买马而种马孳生，县官不参与，兵部同意他的话。此后每有奏报，就引用王济的话：“县官不参与种马事，只向百姓责求驹，是遗母求子。”起初边臣请马，太仆寺以现有马匹供给，自从改征银两马日益少，而请马的人相继不断，给价十万买马一万匹，边臣不能市良马，马多死。太仆卿储巏为此进言，请求仍给马。又指陈各边种马盗卖私借的弊端，话虽切直不能听从，而边镇给发日益繁多。延绥三十六营堡自正德十一年开始，十年间发太仆银二十八万有奇，买补四万九千余匹，宁夏、大同、居庸关等处不在其中。到正德七年，于是开纳马例，

译共有十二条。九年，再次动用太仆寺的银两，在山东、辽东、河南以及凤阳、保定等府购买马匹一万五千匹。嘉靖元年，陕西苑马寺少卿卢璧分条陈述马政，请求督促追缴拖欠款项，明确印烙标记，培训兽医医药，均衡土地差役，以解决眼前危机，而开辟牧场、广泛蓄养马匹作为长久之计。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此后议论马政的人很多，大多是根据具体事情提出主张，只是补救一时罢了。二十九年，鞑靼入侵，太仆寺马匹短缺，再次实行正德年间纳马授职的旧例，只是稍作增减。到了四十一年，于是开放例规，甚至允许捐马授予官职。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武金说，设立种马专门是为了繁殖备用，既然备用马已经另外购买，那么种马就可以节省下来。现在备用马已有三万匹，应当命令每匹马折银三十两解送太仆寺，种马全部卖掉交给兵部，每匹马十两，那么山东、河南十二万匹马可以得到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并且还能收取草豆银二十四万两。御史谢廷杰说，祖制所定的关系军机大事不可废除，兵部赞同谢廷杰的话。但当时内库匮乏，正分派使者搜刮天下的拖欠赋税。穆宗批准了武金的奏疏，交下部议，兵部请求饲养和出售各占一半，皇帝听从了。太仆寺拥有银两，是从成化年间开始的，只有三万余两。等到种马卖得的银两日益增加，这时通贡互市所储存的也不少了。等到张居正担任辅政大臣，极力主张全部卖马的提议，从神宗九年开始，上马每匹折银八两，下马每匹五两，又折征草豆地租银越来越多，用来供给团营买马及各边镇的请求。然而一匹骟马往往要花费三十金，而州县却进贡劣马，其价值只有几金，并且仍然寄养在马户家中，害民程度不亚于从前。又因为国家有兴建工程或赏赐，往往借支太仆寺的银两，太仆寺的库银更加消耗。十五年，太仆寺卿罗应鹤请求禁止借支。二十四年，诏令太仆寺拨付陕西赏功银，太仆寺官员说，以前库中积蓄四百余万两，自从东西两役兴起，仅剩下四分之一，朝鲜用兵百万积蓄全部空虚，现在所存的只有十余万两。况且本寺寄养马匹的年度定额是两万匹，今年征收折色则马匹的派征很少，而东征调拨兑换尤其多，突然有警备，马匹和银两都枯竭，如何应对？奏章交下部议未能有所改革。崇祯初年，核查户部、兵部、工部借支太仆寺马价达到一千三百余万两，大概自从神宗以来，马政大坏，而边疆牧养废弛，愈发不堪问津。不久，辽东督师袁崇焕因为缺马，请求在两京州县寄养的马中，折价三千匹购买。西边太仆寺卿涂国鼎说：“祖宗命令百姓养马，专门供给京营骑操防守都城，不是为了边疆。后来改为折银，无事时容易换马得钱，有警时出银买马，仍然是为了京师备御的意思。现在折银已经很多，供给各镇，如果连这些马也全部折银，万一发生变故，怎么办？”皇帝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拒绝了袁崇焕的请求。考察明代马政，法度长久废弛，探究其始盛终衰的原因，大致是由于草场的兴废。太祖既在大江南北设立草场，又划定北方边疆牧地：从东胜以西到宁夏、河西、察罕诺尔，以东到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到大宁、辽东直到鸭绿江，又向北千里而南到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经紫荆、居庸、古北直到山海卫荒闲平野，不是军民屯种的，听任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私自占据。永乐年间，又在畿甸设置草场，不久因为顺圣川到桑干河一百三十余里水草丰美，命令太仆寺千骑令怀来卫卒百人分牧，后来增加到一万二千匹。宣德初年，又在保安州设置九马坊。于是兵部奏报马匹大量繁殖，按毛色不同命名。其毛色有二十五等，其品种有三百六十种。此后庄田日益增加，草场日益缩减，军民都困于孳养。仁治初年，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寺卿王霁、给事中韩祐、周旋、御史张淳都请求清查核实，而周旋说香河等县的土地被权贵占据，霸州等地都有仁寿宫皇庄，请求罢除以增加牧地，虽然批准施行但占佃已久，最终不能清理。南京各卫牧场也久已废弃，兵部尚书张蓥请求恢复，御史胡海说恐怕遗留地利，于是停止。京师团营官马一万匹，与旗手等卫上直官马都分置草场，每年春末马匹非听用者，由坐营官领下场放牧，草豆停止支给，秋末回给事御史阅视，马死军逃者上报。后来上直马不出牧，而骑操马仍每年出牧如例。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以边警为借口，奏请免除，征收各场租以充公费，余下的存入太仆寺买马，于是营马专门仰赖司农岁费，费用达到十八万，户部为此困窘，而草场更加废弃，议论者争相以租佃取利，蔓延到神宗时，弊端败坏到了极点。茶马司，洪武年间设立在川陕，听任西番纳马换茶，赐予金牌信符以防欺诈伪冒，每三年派遣朝廷大臣召集诸番合符交易，上马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以私茶出境者罪死，即使是勋戚也不宽贷。末年换马达到一万三千五百余匹，永乐年间禁令稍弛，换马减少，于是命令严管边关茶禁，派遣御史巡督。正统末年罢免金牌，每年派遣行人巡察，边民冒禁私贩者多。成化年间定差

译御史一人，持皇帝诏令专门管理。〇治年间，大学士李东阳进言说，金牌制度被废除，私茶盛行，地方官府又屡次用劣质茶供给番族，番人心中怨恨，往往用瘦弱的马来应付，应当严厉命令陕西官府张贴榜文招抚晓谕，恢复金牌制度，严格收缴优质茶叶，适当增加马价，那么得到的马匹必定繁多。等到杨一清督理苑马寺时，于是命令他同时管理盐茶事务，杨一清重申旧制禁止私贩和种植官茶，四年间换得马匹九千多匹，而茶叶还积压四十多万斤，灵州盐池增加赋税五万九千，储存在庆阳、固原的仓库里用来买马供给边防。又担心以后没有专职官员，制度最终会被废除，在正德初年请求让巡茶御史兼管马政，太仆寺、苑马寺的官员听其提调指挥，朝廷批准了。御史翟唐每年收茶七十八万多斤，换马九千多匹，后来法律又松弛了。嘉靖初年，户部请求张贴榜文禁止私茶，凡是茶引都由南户部印发，府、州、县不得擅自印刷。三十年，下诏给番族发放勘合，但最初的制度终究没能恢复。马市，始于永乐年间，在辽东设立三个马市，两个在开原，一个在广宁，各自距离城池四十里。成化年间，巡抚陈钺再次上奏实行，后来直到神宗初年没有废止。嘉靖年间，在大同、陕西边境开设马市，宣府、大同等地相继实行。隆庆五年，俺答上表称贡，总督王崇古买马七千多匹，价格为九万六千多，其价格辽东用米、布、绢支付，宣府、大同、山西用银子交易。此外有进贡马匹的，用钞币额外赏赐。当初太祖从江左起兵，最急需的就是马匹，屡次派遣使者到各地购买，正旦、元日、寿节等节日，内外藩封将帅都用马作为礼物，外国土司、番部按时入贡，朝廷每次都厚加赏赐，用来招引、安抚的手段极其完备。文帝致力于远略，派遣使者到极远的地方，外国来朝见的很多，但最急需的不是马匹。从此以后，习惯于太平，驾驭的权力丧失，马匹没有外部增加，只依靠繁殖，每年的赋税沉重，加上官吏侵吞渔利，牧政荒废，军民都陷入困境了。大概明朝自宣德以后，祖制逐渐被废除，军旅方面尤其严重，而马政就是其中之一。

译归有光《马政议》：我私下认为，古代的马匹只由官府饲养，那些由百姓饲养的马匹，官府起初并不参与管理。《司马法》规定，一甸之地出产长毂车、牛和马，以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的军备，这都是寓兵于农的措施，一旦有事就征调使用，官府并不过问。只有那些由官府饲养的马匹，如《周礼》中校人、牧圉等职官，以及《月令》所载的饲养方法，其饲养之法完备详尽，这才是官府自己饲养的马匹。周朝时既然已经饲养马匹，而百姓的马匹官府并不参与，因此百姓各自尽力饲养自己的马匹，无不尽心竭力，所以一旦有事征发，车马无不齐备。汉代的苑马就是周代校人饲养的王马，而民间私养的马匹官府不过问，都能自行繁殖，所以街巷都有马匹，桥姚之地因此聚集马匹千匹。等到汉武帝出兵时马匹不足，才开始有借母马归息的法令，这也是战时应急的措施，并非长久沿用的制度。秦汉以来，唐代马匹最为兴盛，都是天子亲自设置的监牧，其劳扰不及百姓，而马匹却如此兴盛。我朝设置苑马，就是继承这种遗意，然而在两京畿辅、河南、山东等地编户养马，又兼用宋代保甲之法，大概不仅由官府饲养，又由百姓饲养。如今监牧的马匹未见繁殖，民间牧养的马匹又日益损耗。且以如今畿辅郡县养马的情况来说，马匹既然隶属于官府，百姓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财产；官府既然委托给百姓，官府认为这不是官府专管的事，马匹怎能不败坏呢？从立法之初就知道弊端必然导致今日的局面。况且天下有治理得好的人，没有治理得好的法度，如果能依照旧制并任用贤能以求实效，也未尝不可以借助其用。如今保马法既不能改变，而在其中又不能坚守旧制，往往多次纷乱更改，追随末流而不探究本源，越变越败坏，必定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才停止，这是今天天下之事都如此，并非只有马政如此。我曾考察洪武初年的制度，如今有司提调孳牧，江南十一户共养一匹马，江北五户共养一匹马，以丁口多的家庭为马头，专门饲养一匹马，其余令其津贴，以备倒毙损失时购买补充，每两年缴纳一匹驹马。又设立群头、群长，设置官印，与守令分治百姓，有牧马草场，又免除其粮草的一半，每加优待防范，使有司能够责成实效而推行，常使百姓得到养马的利益，那么马匹又何愁不繁殖呢？如今反而不能修明旧制，只因为法度的弊端而急于改变，那么天下哪里会有好法度呢？让百姓养马，国家的本意，原本只是想得到马匹而已，而有所谓本色、折色，这是为什么呢？要求百姓养马，又要求他们缴纳银两，这样那么收取银两就可以了，又何必养马呢？于是百姓不专心养马，而以缴纳银两为急务。牧地原本是与百姓养马的，却征收其子粒，又有增加，子粒如此，那就等同于田税了，又何必责成马户呢？于是百姓不专心养马，而以缴纳子粒为急务。养马的人，考核其驹马是可以的，不使用其驹马，却让他们购买俵马，于是百姓不专心养马，而以购买俵马为急务。折色的提议，原本是因为江南、应天、太平等地，不是产马之地，变通处理，虽然改征银两也可以，却移到河北，如今又变卖种马而征收草料。推究如今改变者的意图，专门想要求百姓轮纳银两，而不是要求百姓养马。官府既然不从事养马，而只图眼前的利益，百姓又恣意奸伪，而为利己的打算，有驹马不报而上缴，以欺骗隐瞒，不肯以驹马备用，而只愿以银两购买俵马，甚至有的杀害怀孕母马，断绝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互欺骗。卫文秉心深沉，致使騋牝马三千；鲁僖公以思无邪，致使马匹众多。如果官民一心为利而相互欺骗，怎能期望马匹繁殖呢？如今的议论者，又正每天出新意，认为变卖一半马匹未尽，因而想全部卖尽种马，而只以折色征解，略不考虑祖宗立法的深意，令人叹息。河北之人，骁健良马，是冀州所产，古人所以说此地王不能没有，霸不能没有。如今将冀州的良产全部抛弃，一旦国家有事，西边的马匹可以供畿内使用吗？古语说：“改变后不如从前，更易而多败者，也不可恢复。”如今想讲明马政，必须完全恢复洪武、永乐旧制，江南折色可以，畿辅、河南、山东的折色不可以。草场的旧额可以清理，子粒不可以征收。官吏的侵渔可以罢黜惩罚，而管马官、群长、兽医不可以省去。实行马复令，使百姓得以宽缓其力，百姓知道养马的利益，那么即使是官马也当作自己的马了。又修明金牌制度，通关互市，更加得到好马，另外赋给百姓作为种马，而有司加强督视，洪武、永乐旧制还可以恢复。大概修明茶马贸易而渥洼的良马就到了，放宽草地而坰牧的马匹繁殖了，防范编户恣意刍牧而乌倮、桥姚的财富达到了。所以说：车骑，是天下的武备。它之所以壮大神京、防备后患，难道只是浅浅的吗？况且古代相卫、邢、洺都有马监，就是如今的畿辅之地。如果使全部核查官民所耕佃牧马草场，全部拿出与那些群不垦者，都设立〇堆作为监牧之地，而全部归于苑马。宋代户马、保马之法虽然可以罢废，何必拘泥于沿袭其末流而每天从事纷更呢？蕙田案：归氏此议利弊显然，可惜未能见于行事。

王圻《续通考》：太祖定都金陵，马祖

译先牧太仆庙。洪武二年建立，祭祀马祖先牧、马步、马社之神。起初下令在后湖筑坛，祭祀马祖等神。礼官上奏说：“《周官》中牧人掌管天马之类，春季祭祀马祖，夏季祭祀牧人，冬季祭祀马步。马祖，是天驷星。《孝经》说：‘云房为龙马’，先牧，是开始养马的人；未曾听说马社，是开始骑马的人。《世本》说：‘相土制作了乘马’。马步，是指危害马匹的神灵。隋朝沿用周朝制度，在四季的仲月祭祀。唐朝、宋朝沿袭此制，认为春秋两季的仲月，甲戌日、庚日为宜。”于是派遣官员行礼，设立四座祭坛，用羊一只、猪一只、币帛一束，颜色为白色，笾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壶尊各一，使用当时的乐舞。献官斋戒，穿公服行三献礼。祝文说：“维神，始于天地之初，而在世间管理牧养，使马匹繁衍生长，驾驭乘坐，马厩安置得当。历代建立国家，平定祸乱，都依赖战马，百姓因此安定。我自从起义以来，多依靠马匹，摧毁强敌，大有功劳。考察古制，遵循礼仪，隆重祭祀，以此报答根本，彰显神功。谨以制币牲齐，陈列明荐，尚享。”此后规定在春秋仲月的十五日，派遣兵部官员每年祭祀，成为常例。

译《明史·礼志》记载：洪武四年，蜀王明升进献良马十匹，其中一匹白马，身长一丈多，无法给它加上鞍具和笼头。太祖说：“上天降生的非凡之物，一定有神灵掌管它。”于是命令太常寺用少牢之礼祭祀马祖，用四百斤沙袋压住马身，让人骑着它在御苑中游玩。过了很久，马逐渐驯服，皇帝骑着它在清凉山举行夕月祭。等到回来时，皇帝非常高兴，赐名这匹马为“飞越峰”。又命令太常寺祭祀马祖。洪武五年，将各种神祇合并在一个祭坛上，每年只在春季祭祀。永乐十三年，在北京莲花池建立北京马神祠，南京的马神则由南太仆寺主管。

《孝宗实录》记载：弘治九年三月，下诏修缮通州马神祠。祠庙位于通州的北面，地名坝上安徳乡。起初，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在此地作战，觉得有神灵相助，于是下诏建造马神祠。过了很久，祠庙荒废了。到了这时，顺天府尹彭礼等人修缮了它。

《明会典》记载：嘉靖三十八年，因为先牧庙建于永乐年间，年久失修，于是进行了修缮。

归有光说：天文中的辰星是马的精气，龙与马气息相通。古代的圣人，如果不通晓天地万物的道理，谁能做到这样呢？因此制定祭祀礼仪，国家因此得到福佑，万物都昌盛。我观看秦、赵的史籍，从伯益担任虞官辅佐舜帝，调教驯服鸟兽开始。后来费昌、仲衍世代担任御者，立下功劳，被列为诸侯。而造父得到周穆王的宠幸，获得了骥、温骊、骅骝、騄耳这四匹骏马，献给穆王。穆王让造父驾车，向西巡游会见西王母，因快乐而忘记回家，此时徐偃王造反。造父为穆王驾车，一天奔驰千里赶回。造父因此被封在赵城。后来奄父为周宣王驾车，而非子因为善于养马，周孝王将他封在犬丘。难道是因为伯益担任虞官，所以子孙世代善于驾车，能使马匹安宁吗？上古的圣贤，都与万物神灵相通，不能用后世的思维去揣测。穆王和造父的事情真是奇特啊。社神祭祀勾龙，稷神祭祀后稷。像造父、非子这样的人，难道就是现在所说的先牧吗？太仆是秦朝的官职，主管奉车，又掌管马匹事务。我想秦朝的制度大概有所依据，或者是《周礼》散佚而不完备？不然，为什么前世的御者都能善于养马？太仆的职权兼管奉车与马匹，其起源在古代，显然不是秦朝才有的官职。

右明

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五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六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凶礼一

荒礼

秦蕙田按语：阴阳的灾气，历代国家都有，即使是尧、汤那样的盛世，也不能没有水旱灾害，所依靠的只有荒政来救济罢了。《周礼》大宗伯凶礼的条目，将荒礼排在防礼之后，大概是王者看待天下如同一个家庭，四海之内如果有百姓没有受到恩泽，就像疾病痛痒切身一样，一定要寻求保全他们的方法，这就是所说的“吉凶与民同患”。然而，荒灾发生后去救济，不如在荒灾发生前就做好准备，所以备荒的政策是首要的。等到灾害已经形成，就有检勘以及派遣使者慰问抚恤的命令。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条目精详，巨细无遗。后代谈论救荒的人，大体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现在以此作为纲领，而将史实附在后面。其他如劝人分粮、迁移百姓、流通财物的方法，都见于经传且可以在后世施行，所以附在十二荒政之后，防止百姓流离失所的要略大致都在这里了。

《周礼》春官大宗伯用荒礼哀悼凶札【注：荒，指人物遭受灾害。《曲礼》说：年成凶荒，粮食歉收，君主的膳食不祭肺，马不喂谷物，驰道不打扫，祭祀时不悬挂乐器，大夫不吃精米，士饮酒不奏乐。札，读作截，指瘟疫】

天官大宰用九种方式均衡节制财用，第三种是防备荒年的方式【注：荒，指凶年。王昭禹说：荒年的礼仪有散发利益、施予恩惠来救济贫困者】

小宰用官府的六种联合方式协调邦国治理，第三种是防备荒年的联合事务【注：荒，指年成不好，谷物歉收。王昭禹说：大司徒在大荒年时命令邦国迁移百姓、流通财物，而小行人在国家凶荒时命令赈济委积，这些都是荒年的联合事务】

《春秋》襄公二十四年《谷梁传》：五谷歉收称为大饥，一种谷物歉收称为嗛【注：嗛，不足的样子】两种谷物歉收称为饥，三种谷物歉收称为馑，四种谷物歉收称为康【注：康，空虚】五种谷物歉收称为大侵【注：侵，伤害】大侵的礼仪，君主吃饭不兼用两种美味，台榭不涂饰，侯廷道路不打扫，百官只发布命令而不制作器物，鬼神只祈祷而不祭祀，这就是大侵的礼仪。

《逸周书》：籴匡解成，年年谷物充足，宾客祭祀用盛大的礼仪，驯服钟鼓，绝弃美义，【注：此处原文可能有误或脱漏，暂依字面直译】皂隶牲畜节约制度，余子致力于技艺，宫室城郭修缮完备以供使用，有嘉莱于是日满年俭，谷物不足，宾客祭祀用中等盛大的礼仪，只使用钟鼓，不服美。三牧五库补充摄位，凡美的都不修缮，余子致力于农事于是纠察秩位。年饥则勤劳而不接待宾客，举祭用薄乐，没有钟鼓，凡美的都禁止，书不早，群车不雕刻，攻战兵器不制作，民利不【注：原文脱漏】征，应当让商旅来救济穷乏，听闻跟随卿大夫下卖塾分助有匡以绥无者，于是救济困顿。大荒只有祈祷没有祭祀，国家不称颂音乐，企不满壑，刑罚不修缮，舍用振穹，君主亲自巡视四方，卿【注：原文脱漏】告籴，余子倅运，开口同食，百姓不藏粮，曰有匡禆，百姓畜养只有牛羊于民大疾惑，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