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二十六

译任城王：高祖表面上宣称向南讨伐，实际上意在谋划迁都。他在明堂的左侧斋戒，下诏给太常卿王谌，让他用《易经》占卜南伐之事。占卜的卦象是革卦。

译世宗本纪记载：延昌三年冬季十二月庚寅日，下诏建立明堂。

礼志记载：熙平二年三月癸未日，太常少卿元瑞上奏说：“我仔细查考，圣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享圜丘，道穆皇后刘氏配享方泽；以太宗明元皇帝配享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享地祇。又以显祖献文皇帝配享雩祀。太宗明元皇帝的宗庙既然已经毁坏，上帝、地祇的配享祭祀已有定式。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和军事。宗庙配享的事情重大，我不敢独自决断。请求召集群臣共同商议，然后上报。”灵太后下令说：“按照请求办理。”于是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人商议说：“我们认为崇尚道德、尊崇功绩，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在郊祀和社稷祭祀中尊崇文王，是周朝美好的典制。仰思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之姿继承帝业，平定祸乱，恩德救济百姓，功绩遍及四海，应当配享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圣顺应天命，革新魏朝道统，刑罚搁置不用而战胜残暴，功绩如同天地，应当配享明堂。”太后下令说：“按照商议的结果施行。”起初，世宗永平、延昌年间，想要建造明堂，但议论的人有的说建五室，有的说建九室。到了这时再次商议，下诏依照五室建造。等到元义执政后，于是改营建九室。恰逢世道混乱，没有建成。宗庙配享的礼仪，最终也没有设立。

李谧传记载，李谧阅览《考工记》《大戴礼记》《盛德篇》，认为明堂的规制不同，于是撰写《明堂制度论》说：“我私下不自量力，依据道理探求义理，以寻求真相，于是借助《礼传》，考证训诂注释，广泛采纳先贤的言论，广泛搜求通儒的说法，衡量其是否得当，参酌其同异，舍弃其短处，吸收其长处，推演义理考察图样，以折中其真谛。岂敢必定完善，姑且也算符合表达志向罢了。”“凡是论述明堂规制的人，虽然众多，但比较其大致情况，只有两条途径而已。主张五室的，则以《周礼》《考工记》为依据，这是郑康成一派所坚持的；主张九室的，则以《大戴礼记》《盛德篇》为源头，这是蔡伯喈一类人所持守的。这两部书，虽然不是圣贤所作，但是是先贤中见识广博、通达的人。只是各自记载所听到的，未能完全正确，可以说是已经尽善尽美，但还没有达到完美无缺。而先儒不能考证其是否得当，就各自肯定自己习用的，最终互相非议诋毁，这难道是通达之士的确切论断吗？”“小戴氏传授《礼事》四十九篇，称为《礼记》，虽然未能完全正确，但大多得其真谛，与前贤相比，也没有愧色。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的意义，所以我采集这两家的说法，参酌《月令》，认为明堂五室，是古今通行的准则。其中的主室，称为太庙；在太室东边的，称为青阳；在太室南边的，称为明堂；在太室西边的，称为总章；在太室北边的，称为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称为左右个，共有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室和个的形状，现在的殿前，就是它的遗像。个，就是寝宫的房。只是明堂与寝宫，用途既不同，所以房和个的名称，也随着事情而变化。现在粗略地书写其形象，以表明我的浅陋之意。对照图样考察议论，大致可以验证了。”“所以检核五室，则义理在《考工记》中明确；比较户牖，则数目与《盛德篇》相合；考察用途，则事情在《月令》中显著。探求闰月，符合《周礼》与《玉藻》，既与夏、殷相同，又与周、秦相符，虽然违背众儒，或许真理就在这里。”“《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用九尺的筵来度量，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室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我认为记载在五室上是正确的，而在堂的长宽上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应当以道理推演，使其符合古今的情理。”“明堂，大概是用来告朔、颁布时令、尊崇文王、祭祀五帝的地方。然而营造的规范，自然应当因地制宜创制。所以五室，符合五帝各居一室的义理，而且四时的祭祀都依据其方位的正位，又听朔布令，都符合其月份的时辰，探求古义，我认为这是恰当的。郑康成是汉末的通儒，后学所尊崇，他正确解释五室的位置，说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而四维之室，既违背了正位，施令听朔，各失其真谛，左右之个，弃而不顾，反而用美好的说辞来文饰，用巧妙的言辞来装饰。说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然依据五行，应当从其用事之交，出自哪部经典？可以说是攻于异端，言论错误而广博，疑惑误导后学。《礼记·玉藻》说：‘天子在南门外听朔，闰月则关闭左门扉，站在其中。’郑玄注说：‘天子的宗庙和路寝，都像明堂的规制。明堂在国都的南面，每月到其时的堂而听朔。事毕返回路寝住宿，也像这样。闰月不是常月，在明堂门下听朔，回到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郑玄注说：‘有的举王寝，有的举明堂，互文见义，以说明其规制相同。’其规制相同的言论，都出自郑注。那么明堂与寝宫，就不能不同了。而《尚书·顾命》篇说：‘迎接子钊在南门之

译外，延入翼室。”这所谓的翼室，就是路寝了。下文说：“大贝装饰的贲鼓在西房，悬挂的竹矢在东房。”这就是路寝有左右厢房，在经史中有所记载的。《礼记·丧大记》说：“国君夫人死于路寝，小敛时，妇女在房中结髽、系带、披麻。”郑玄注说：“这大概是诸侯的礼仪，在房中系带披麻，则房在西南方。”天子与诸侯的左右厢房，在注疏中有所记载。论述路寝则明确其左右厢房，谈论明堂则缺失其左右厢房，这种同一制度的说法却相互矛盾。通儒的注疏，为何如此呢？致使主张九室说的人奋笔争锋，难道不是因为对室的位置安排不当吗？《礼记》说：“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占地二筵。”将五室置于这堂上，即使让鲁班、公输般构思，王尔规划，也不能让三室不占据南北位置。那么三室之间，便占据了六筵之地，而室墙之外，仅仅剩下四尺五寸的堂面。哪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在室门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呢？如果说是为了节俭而简陋，那就太过分了。论其堂宇则偏狭而不合制度，求之道理则不合人情，这是第一个不合理之处。我恐怕郑玄的学者，如果只求必胜，竞相产生异端，互相诋毁。说二筵者，乃是室的宽度，南北则狭窄。所以我详细论述说：如果东西二筵，那么室门之外为丈三尺五寸了。南北门外也如此，那么三室之中南北仅各丈二尺而已。《礼记》说：“四房两夹窗。”如果是三尺的门，二尺的窗，窗门之间仅盈一尺。绳枢瓮牖之室，荜门圭窦之堂，尚且不是这样。假如还想稍微扩大，那么四面之外宽窄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的制度就不通了。验证各种途径，略无算数。况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那么户牖之间不超过二尺。《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说：“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这不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况且如果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那么户之两颊仅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何况户牖之间呢？这是第二个不合理之处。又复以世代验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这是第三个不合理之处。又说：“堂崇一筵，便基髙九尺。”而壁户之外仅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这是第四个不合理之处。又说：“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又说“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这是第五个不合理之处。以此验之，记者之误，抑可见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髙三尺也。”我说《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自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且又堂之修广仅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出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我说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为一室有四户之牕，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未必思其九室之为误更修而广之，假其法象，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我今省彼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逺恶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赏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

译蕙田按：后世讨论明堂制度，没有比魏代更盛的，而当时议论的人，没有超过李谧、贾思伯两人的。他们说法中恰当可取的，都记载在前卷，这里再详细录出，用来昭示那一代的朝廷议论。只是奇怪他们所考订的制度，与五室、九室都能融会贯通，查考《考工记》、《月令》，也恰好两相符合，而所持论点却都是五室而非九室，为什么呢？大概当时主张五室的人多，而九室又不见于经典，所以采取这种调和的看法吧？哪里知道五室各有夹房，夹房就是左右个，而右个就是左个，已经算是九室了。却刻意回避九室的名称，偏主张五室，致使纷争不定，这也太拘泥了。他辨析郑玄的注解，却极其明白透彻。

《贾思伯传》：当时议论建造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奏议论说：“查《周礼·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殷人的重屋，周人的明堂，都是五室。’郑玄注说：‘这三者，有的举宗庙，有的举王寝，有的举明堂，互相说明，以表明它们的制度相同。’如果这样，那么夏、殷时代就已经有明堂了。唐、虞以前，其事未曾听闻。戴德《礼记》说：‘明堂共有九室，十二堂。’蔡邕说：‘明堂是天子太庙，飨宴功臣、养老、教学、选士，都在其中。九室十二堂。’查戴德撰写的《礼记》，世间并未通行，况且九室十二堂，其规制恐怕难以得其适中。《周礼》营建都城，左祖右社，明堂在国都之南，那就明显不是天子太庙了。那么《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都称为庙的，应当是因为天子暂时配享五帝罢了。又《王制》说：‘周人在东胶养老国老。’郑玄注说：‘东胶就是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经·大雅》说：‘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玄注说：‘宫指辟雍宫。’所以辅助君王养老则崇尚和乐，辅助祭祀则崇尚恭敬，又不在明堂，这是明证。查《孟子》说：‘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打算毁掉明堂。\"’如果明堂是太庙，就不应该有毁不毁的疑问。况且蔡邕论述明堂制度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征坤卦的防数；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征乾卦的防数；方六丈，径九丈，象征阴阳九六之数；九室象征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征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征二十八宿；外广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气。’查这些都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则，而唯独室象征九州，为什么呢？如果立五室以象征五行，难道不更恰当吗？像这样，蔡氏的论述并非通典，九室的说法或许不可采纳。我私下寻究，《考工记》虽然是补阙之书，但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没有说它不对的，相比后出的著作，不也更好吗？况且《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都说是五室，以及徐、刘的论述与《考工记》相同的也很多。朝廷如果独自隔绝古今，自创一代制度，那是我所愿的。如果遵循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弃殷周成法，袭用近代妄作，况且损益的极致，止于三王，后来的疑议，难以准信。郑玄说：‘周人明堂五室，是五帝各有一室，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设立室，施行于今，虽然有所不同，那是时论如此。寻究郑玄此论，并非不当。查《月令》也没有九室的文字，推原其制度设置不违背五室。其青阳右个，就是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就是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就是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就是青阳左个。这样则室还是五室，而布政十二个月。五室的道理，我认为可以依循。其方圆高广，自然依当时度量。戴氏九室的说法，蔡子庙学的议论，子干灵台的说法，裴逸一屋的论述，以及诸家纷纭，都不采纳。学者认为他的议论好。

蕙田按：思伯的说法，大致与李谧相同。他说九室的制度不违背五室，又说右个就是左个，可以算是独特见解，阐发了李谧所未及之处。当时议论的人不一，只有这两篇议论最恰当，其余不值得观看。

《封懿传》：清河王怿上表修明堂辟雍，诏令百官集会议论轨制【懿的族孙】议论说：《周官》匠人职说：‘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度是一样的。’查周与夏殷损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没有变革，明显五室的意义，符合天数了。所以郑玄又说：‘五室，象征五行。’那么九阶效法九土，四户通达四时，八窗通八风，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大法，治理国家的恒常范式。如果上面圆下面方，以效法天地；通水环绕宫室，以节制观者；茅草覆盖白土作为质地，装饰红色缀白色作为门窗，都是典籍所详细记载，制度明白的意义。在秦代，焚灭五典，毁黜三代，变更先圣，不依从旧宪。所以吕氏《月令》出现九室的意义，大戴《礼记》著十二堂的议论。汉朝承袭秦法，也未能改变，东西两京都建九室。所以《汉官仪》、《白虎通》、蔡邕、应劭等都称九室象征九州，十二堂象征十二辰。室用来祭天，堂用来布政，依天而祭，所以室不超过五；依时布政，所以

译明堂不应超过四室。州与辰的布局，不是可以效法的；九室与十二室的制度，其用途何在？如今圣朝想要尊崇大道、训导百姓，完备礼仪以教化万物，应当以五室为准则，作为长久的制度。至于像庙学相混杂、台沼相杂糅这类嫌疑，袁准等人已经加以论辩纠正了，遗留的论述都在，不再需要记载。朝廷将开始营建明堂，广泛召集儒生学者，商议其制度，关于九室与五室的争论长久不能确定。伟伯【轨的长子】于是搜检经书纬书，呈上《明堂图说》六卷。

译蕙田按：封轨的议论说“室用来祭祀，堂用来颁布政令，非常正确”。但是既然说“室不超过五间”，又说“堂不超过四间”。用四间堂来颁布十二个月的政令，已经包含了九间室在内了。却又说“九间室和十二个月，它们的用途在哪里呢”？这岂不是违背事理吗？

《袁翻传》记载，当时修建明堂辟雍，袁翻议论说：“唐尧虞舜以上的事，难以详尽知晓；夏商以后，大概可以推知。查考《周官·考工记》所记载的，都是记录当时的事，详细论述了夏商的名制，难道会有错乱吗？由此可知明堂五室，夏商周三代是相同的，配合天帝象征运行，道理就明白了。等到《淮南子》和吕氏的著作，与《月令》文字相同，虽然颁布政令、分班时节，有堂和室的分别，但推究其体例，却没有九间室的证据。后来正义残缺隐没，明堂九室，出自《戴礼》，汉代沿袭了它。汉代想要确立一代的法度，所以郑玄说：‘周人的明堂五室，是每位天帝一间室，符合五行的数目。’当时的说法显然如此，原本的制度确实存在，这是周代五室，与现在不同，这是汉代与周代不同。汉代为九室，大致可以知道了。但就这个制度而言，我仍然有些困惑。为什么呢？张衡《东京赋》说：‘于是营造三宫，颁布教化、分班常法，重屋的宗庙，四通八达九间房。’这是明堂的文字。而薛综注释说：‘房就是室，是说堂后有九间室。’堂后九间室的制度，不是有很大差异吗？裴頠又说：‘汉代设立四维的室，不能使它们各自占据其方位，即使它们的形象可以画图，也不能通晓其居住使用的体例。’这是设置虚设的器物。深知汉代只是想要削除周代的典章，损害抛弃旧制，改变事物创立新制，所以不再拘泥于典籍。况且郑玄对三礼的训诂，以及解释五经异义，都竭尽思虑穷究神妙，所以道理深远。阅览他的明堂图义，都有启发人的意思，明确得难以驳倒，确实足以扶植阐明幽深之理，不使周公的旧法失传。蔡邕增减汉代制度，章句繁杂，既违背古制又背离新制，又不能改变郑玄的精妙了。魏晋的史书，也有明堂祭祀五帝的记载，但不记录其初始的制度，又没有明确可以效法的标准。观察现在的基址，或许还有模糊的痕迹，高低宽窄，与《戴礼》颇为不同，怎么能凭心意压抑内心，就认为九室可以明确呢？况且三雍在不同地方，又违背卢植、蔡邕的道理，进退没有依据，怎么能贯通经义？晋朝也因为穿凿附会难以明白，所以有一间屋的议论，都不是经典的正义，都是凭心意妄作。皇朝既然承受天命，历数得到统一驾驭，自然应当考察古制效法上天，效法文武之道，追随周孔，述而不作，明堂五室，请求与周制相同，郊祀三雍，请求依照旧地，希望有所辅助经诰，不失去典章刑制。”

蕙田按：袁翻专门主张五室之说，对于《月令》的文字就不能贯通了。汉代制度的错误，在于被公玉带的话所迷惑，不在于室有九间。

《李业兴传》记载，李业兴说：“我昨天看见明堂四根柱子的方形屋子，完全没有五间或九间的室，应当是裴頠所制定的。明堂上圆下方，裴頠只是除去屋顶罢了。现在这里上面不圆，为什么呢？”朱异说：“圆方的说法，经典中没有文字，为什么奇怪于方形？”李业兴说：“圆方的言论，出处很明确，是你自己没看见。见《卿录梁主孝经义》也说上圆下方，你的话岂不是自相矛盾？”朱异说：“如果这样，圆方究竟出自哪部经？”李业兴说：“出自《孝经援神契》。”朱异说：“纬书之类的书籍，哪里用得着相信？”李业兴说：“你如果不信，灵威仰、叶光纪之类，经典中也没有出处，你相信不相信？”朱异不回答。

蕙田按：魏朝自从迁都邺城以后，就没有明堂了。所谓宗庙祭祀高祖，大概也是空话，而没有见于施行。只是其前后议论建立的文献，散见于各传，说法很多。现在综合记录与制度有关的，其余都删去。

《肃宗本纪》记载，正光五年九月，诏令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率领诸将向西讨伐。皇帝亲临明堂为萧宝寅等人饯行。

蕙田按：根据这个记载，那么魏氏的明堂应当已经重建。

右后魏明堂

《隋书·礼仪志》记载，后齐采纳《周官·考工记》为五室，北周采纳《汉三辅黄图》为九室，各自保存其制度，但最终都没有建立。

《音乐志》记载，齐朝在明堂祭祀五帝，乐歌辞。

祭祀前一天晚上，杀牲。群臣从门进入，演奏《肆夏》。国家崇尚祭祀，严肃恭敬有闻于天。荒远和华胥之地都来归附，使我们的君主快乐。冠冕瑞玉排列有序，禽帛恭敬陈列。群臣效法先王，威仪从容。执礼者辨别物品，司乐者考订乐章。遵循法度没有失坠，美好而有光辉。

太祝令迎接神灵，演奏《髙明乐》，《覆焘舞》辞。祖先的德行光照国家，图谋昌盛恭敬上帝，礼敬四方，开辟紫宫，深邃华阙，龙兽奋起风云发出飞朱雀，跟随威武，携带日月，系带雷雨，照耀宇内，充满区中。眷顾帝道，感化皇风，帝道安康，皇风鼓荡，祭品陈列，椒糈进献，神灵安宁，辅助五精，归附福禄，幸临闾亭。

太祖配享演奏《武德乐》《昭烈舞》辞【五方天帝演奏《髙明乐》《覆焘舞》辞同迎气】我只有我的祖先，自天而降的命令，道义被归仁，时运困顿开启圣明，气运聚集千年，授命万姓，平定凶恶掩盖暴虐，匡扶倾颓辅助正道，经历经营，庶土安宁，九功融洽，七德兼备，丹书入告

译玉帛前来进献，甘露涌出甘泉，白云浓郁聚集，河水清澈，声教遍及四方，舟车往来畅通，仁德施加于有形之物，教化融洽无远弗届，对严父的尊崇最为厚重，配享天地的地位极为宏大，既然保佑了这首颂歌，天下百姓所依赖的，牺牲出入时奏响《昭夏》乐章，孝子享祭不匮乏，精诚洁净临近年岁，洗涤牢牲委积充盈，毛色纯正的牺牲，以此用来祭祀，言语承接神灵歆享，威严仪容肃穆，怎敢不恭敬呢，装饰并省视祭品，无论是牛还是羊，明察的神灵有所观察，保佑这万方土地

译荐献毛血，演奏《昭夏》，唱辞如下【群臣出奏《肆夏》，进献熟食时群臣入奏《肆夏》，同上《肆夏》唱辞】：我〇宗祭祀，恭敬地献上至诚，鞠躬如在神侧，侧耳倾听无声无息。荐献的色泽纯正，呈现的香气芬芳。有洗涤有洁净，唯愿神明保佑。五方神灵来至，一人多福，明德唯有馨香，深远不已。

进献熟食，皇帝入门，演奏《皇夏》，唱辞如下【皇帝升坛演奏《皇夏》，唱辞相同】：象干向上构建，仪巛向下奠基。聚集神灵尊崇祖先，永远表达孝思。室内陈列簋豆，庭院罗列舞列。早晚敬畏威严，保持此贞吉。舞蹈贵在夜间，歌唱重在升降。于是百福降临，唯愿享用回应。

皇帝初献，演奏《髙明乐》，《覆焘舞》唱辞。跨越几筵，打开窗户，礼敬上帝，感念皇祖。酌酒唯求洁净，洗涤以清荐，心意恳切通达神明。

皇帝祼献，演奏《髙明乐》，《覆焘舞》唱辞。帝精降临，应和明德，礼仪尽善义理展现，流布福祉于邦国。既受多福，实赖孝敬，祭祀竭尽诚意，承受上天休美之命。

皇帝饮福酒，演奏《皇夏》唱辞。恭敬祭祀礼盛，宣扬英明谋略，灿烂层景，广泽同深泉。上灵汇聚百福，群神归附万年。月轨皆登山岫，日域尽浮川流。瑞鸟飞〇扈，潜鳞跃翠涟。皇家承受宝历，两地复参天。

太祝送神，演奏《髙明乐》，《覆焘舞》唱辞。青阳奏发，朱明歌西，皓唱〇防。大礼罄尽，广乐成奏，神心悦乐将远征。装饰龙驾，高举凤旍，指向阊阖，休憩层城。出温谷，迈炎庭，跨西汜，过北溟。忽万亿，耀光精，比电骛与雷行。嗟叹皇道，怀万灵，巩固王业，震动天声。

皇帝还便殿，演奏《皇夏》唱辞。文物完备，声明有章。登荐唯肃，礼法超越前王，鬯齐云终。折旋告磬，穆穆旈冕，蕴诚毕敬。屯防按部，銮跸回途，暂留紫殿，将及清都。蕙田案《礼仪志》，既然说齐、周都不立明堂了。唯独在后齐乐章中，郊丘迎气之外，另有祠明堂乐歌如右。难道是制定了乐，而实际上并未施行吗？

右齐周明堂

《隋书·礼仪志》高祖平定陈国，收罗杞梓，郊丘宗祀典礼粗略具备，唯独明堂未立。开皇十三年，下诏命议之。礼部尚书牛〇、国子祭酒辛彦之等定议。后检校将作大匠事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〇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

牛〇传。〇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元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元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〇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比。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者。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大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让升降

译（前文省略），也显得狭隘了。依据此说来解释，比较接近事实。如果不这样，查考刘向《别録》以及马宫、蔡邕等人所见的文献，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隂阳》、《泰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书，都论述古代明堂的事情，这些书都已经失传，无法考证其真伪。现在所谓的《明堂月令》，郑玄说是吕不韦所著《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礼学家抄录合并而成。蔡邕、王肃说是周公所作，《周书》中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就是这一篇，各自都有证明，文字太多不再记载。束晳认为是夏代的历法之书，刘瓛说吕不韦召集儒者，探寻圣王关于月令的事迹而记录下来，吕不韦怎么能独自写成这篇记述呢？现在考察不能全部称为《周书》，也不能立即断定是秦代的典制，其中混杂有虞、夏、殷、周的法律，都是圣王仁爱宽恕的政治。蔡邕详细地作了章句，又论述说：“明堂，是用来宗祀祖先，以配享上天的地方。夏代称为世室，殷代称为重屋，周代称为明堂。东面称为青阳，南面称为明堂，西面称为总章，北面称为玄堂，中间称为太室。圣人面南而听政，向着光明而治理天下，君主的位势，没有比这更端正的了。所以虽然有五个名称，但主要称为明堂。制度的数量，各自有所依据：堂方一百四十四尺，是坤卦的倍数；屋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是乾卦的倍数。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是阴阳六九的变化，而且圆盖方覆，是九六的道理。八扇门象征八卦，九间室象征九州，十二个宫室应和日辰，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是用四门八窗乘以九宫的数字。门都设在外面而不关闭，向天下表示不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的实数。二十八根柱子分布在四方，是四方七宿的象征。堂高三尺，应和三代正统，四面五种颜色，各自象征五行。水宽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节气，在外面象征四海，这是王者的大礼。看它模范天地，象征阴阳，必定符合古文的义理，不是凭空捏造的。现在如果只取《考工记》，不参照《月令》，青阳、总章的名称，就无法称呼；九月享祭上帝的礼仪，就无法使用。汉代两京所建的明堂，与此说法完全相同。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城焚烧，典章制度灭绝。魏代三方未平，没有听说兴建。晋代侍中裴頠议论说：‘尊崇祖先配享上天，其义理明显，但庙宇的制度，理据未分，应该直接建一座大殿来尊崇严父的祭祀，其余琐碎的，全部废除。’宋齐以来，都遵循这种礼仪，这是因为世间缺乏通儒，当时没有深思熟虑的术士，前代君王的盛事，因此不再施行。后魏代都，所建的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屋檐不覆盖地基，房间相通如街，穿凿之处太多，终究无可取之处。等到迁都洛阳，更加营建，五九纷争，最终未能建成。宗祀配享的事情，因此没有依托。现在皇上的谋略远播，教化遍及海外，正要建立大礼，流传无穷。臣等不因为平庸虚妄，不敢承担议论的界限。现在检查明堂必须五室的原因是什么？《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受天命，建立五府，赤色称为文祖，黄色称为神升，白色称为显纪，黑色称为元矩，青色称为灵府。郑玄注说：五府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况且三代相沿，多有增减，至于五室，确实不变。室用来祭天，天确实有五方，如果立九室，四方就没有用处。布政视朔，自然依据其时辰。郑司农说：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的位置，不说居室。郑玄也说每月在其时的堂上听政。礼图画像，都在堂的偏侧，所以需要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的原因是什么？《孝经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通，布政的宫殿。《礼记·盛德篇》说：明堂四门八窗，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也说：上圆下方。郑玄赞同，所以需要圆方。明堂必须重屋的原因是什么？查考《考工记》夏代说九阶，四旁两夹门窗，堂占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殷周不说的，明显与夏制相同。殷代说四阿重屋，周代继承其后，不说屋制，也完全可以知道相同。殷人重屋之下，本来没有五室的文字。郑注说：五室，也是根据夏代知道的。明显周代不说重屋，因为殷代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天子的明堂。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天子礼乐，鲁国的太庙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又说：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的庙饰。郑注：复庙就是重屋。根据庙既重屋，明堂也不怀疑了。《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说：前堂称为太庙，中央称为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也说：太室太庙，太室之上的屋。《周书·作洛篇》说：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都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说：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依据《黄图》所载，汉代的宗庙都是重屋。这距离古代还近，遗法尚在，所以需要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的原因是什么？《礼记·盛德篇》说：

译“明堂，是用来彰显诸侯尊卑等级的。”外围的水域称为辟雍。《明堂阴阳录》说：“明堂的规制，四周环绕着水流，向左旋转以象征天象，内部有太室，以象征紫宫。”这是明堂设有水流的明确记载。然而，马宫、王肃认为明堂、辟雍、太学是同一处所；蔡邕、卢植也认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是实质相同而名称不同。蔡邕说：“明堂，取其宗庙祭祀的清净貌，就称为清庙；取其正室，就称为太室；取其堂，就称为明堂；取其四门的教学功能，就称为太学；取其四周水流环绕如辟雍，就称为辟雍，其实它们是一回事。”那些认为它们不同的说法，《五经通义》说：“灵台用来观测云气，明堂用来颁布政令，辟雍用来养老和教学，这三者是不同的。”袁准、郑玄也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历代所疑惑的，怎么能轻易断定呢？现在根据《郊祀志》说：“想要修建明堂，却不了解它的规制。”济南人公玉带，献上黄帝时的明堂图，是一座没有墙壁的殿堂，用茅草覆盖，水流环绕宫墙，天子依从了它。由此说来，明堂的由来就很早了。汉章帝元和二年，在洛阳分别修建了明堂、辟雍、灵台，都在不同的地方。然而明堂也有墙壁，水流环绕，李尤的《明堂铭》说：“流水洋洋”就是证明。因此需要辟雍。帝王做事，必定效法古代，现在建造明堂，必须以礼经为根本，形制依据周代的法则，度数取自《月令》，遗漏缺失的地方，参考其他书籍，希望使得详尽地阐明沿革的道理。那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据《考工记》、《孝经》的说法，堂宽一百四十四尺，屋顶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宽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八门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面五色。依据《周书·月令》论述殿墙方形，在内水环绕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据泰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都有法则象征，足以尽诚于上帝，敬配祖宗，教化布政，为后世树立典范。臣等学问不深，不考据古制，擅自陈述所见，是否适宜，恭听裁夺。皇上认为时事初创，来不及制作，最终搁置没有实行。

译蕙田按：《明堂议》稽考古代制度，最为详尽完备。其所采纳的五室、圆方、重屋等说法，都是正确的。大概因为将左右两个偏室视为堂的一部分，所以不再提及九室。其实没有有堂而无室的道理，说了五室，九室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至于被谶纬之说以及公玉带、蔡邕的言论所迷惑，认为必须建成辟雍那样的形制，那就是错误的了。

大业年间，宇文恺又建造明堂，讨论到样式，上奏朝廷。隋炀帝将他的议论下发讨论，只下令在霍山采伐木材并兴建都城、发动徭役，明堂的制度于是被搁置。整个隋朝，祭祀五方上帝，不在明堂进行，常在季秋时在雩坛上祭祀。所用的币帛，各自对应其方位。人帝各位于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位于太昊之南，面向西。五官神位于庭院，也各自对应其方位。牺牲用十二头小牛。皇帝、太尉、司农在青帝及太祖前举行三献礼，其余官员协助奠酒。在堂下祭祀五官神，举行一献礼，有燎祭。其省视牺牲、进献熟肉的礼仪，如同南郊祭祀的仪制。

《宇文恺传》记载：自从永嘉之乱以来，明堂制度废绝。隋朝统一天下，打算恢复古代制度，议论者纷纷，都不能决断。宇文恺广泛考证群籍，上奏《明堂议》，上表说：“臣听说，在天形成星象，房宿和心宿是布施政令的宫位；在地形成形体，景午居于正阳之位。观察云气、告祭月神，顺应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金口木舌，向兆民发布政令；玉瓒黄琮，庄严地举行宗庙祭祀。何曾不庄重地对待朝廷？难道能穷尽妙思于规划摹画之中？凝望冕旒，使百姓如子来般归附于法度。伏惟皇帝陛下，执掌权衡与符契，驾驭辩才与天干，成就五德与三统，恢复上古圣王的教化，驱除凶恶与暴虐，发扬下武的功业。使百姓异心归一，驱策一代人同归于一域。多么安康啊！多么安康啊！百姓无能名状其德。因此使得天符地宝，涌出醴泉、降下甘霖，创造物资以养育众生，澄清本源、返归质朴。九州清平静谧，四方削平统一，承袭我朝衣冠，统一其文化轨制。苍茫的上天，陈列珪璧以示敬意；肃穆的清庙，感念霜露之诚。正定金奏九韶、六茎之乐；确立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于是占卜瀍水之西，谋划在洛阳建都，辨别方位形势，仰禀神明之谋，开辟土地、疏通河流，为民树立准则。并且遵循先贤之言，表奏设立明堂。于是诏令下臣，观测星象、推算吉日。于是采集崧山的秘简，披阅汶水的灵图，向残存的典籍访求通义，购买散逸的《冬官》。总集众家言论，编成一家之言。昔日张衡制作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绘制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演扩展，希望轮奂有序。然而关于经构的防制，议论者殊途：有的以绮井为重屋，有的以圆楣为隆栋，各自凭臆说，事情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互发明。”议论说：“臣恺谨按《淮南子》说：‘昔日神农治理天下，甘雨按时而降，五谷繁茂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月省视考核，年终献贡，按时尝新谷，在明堂祭祀。’明堂的制度，有屋顶而无四面墙，风雨不能侵袭，燥湿不能伤害，迁延而入。臣恺认为上古质朴简略，初创典章刑制。《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奉天命，设立五府以尊崇天、重视象。赤色叫文祖，黄色叫神斗，白色叫显纪，黑色叫玄矩，青色叫灵府。’注说：‘唐虞的天府，夏的世室，殷的重屋，周的明堂，都是一样的。’《尸子》说：‘有虞氏叫总章。’《周礼·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堂长二七，宽是长的四分之一。’注说：‘修，指南北的深度。夏代以步为度，现在堂长十四步，其宽增加长的四分之一，那么明堂宽十七步半。臣恺按：三王时代，夏代最为古老，从质朴趋向文饰，按理应逐渐趋向宽大。为何夏室反而大，殷堂相比之下小？从道理上讲，恐怕不是这样。《记》说：堂长七，宽四。如果夏代以步为度，那么应长七步。注说：现在堂长十四步，乃是增加了《记》文的数字。殷周二代堂长独无‘加’字，便是其义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二字，为何殷代无加‘寻’之文，周代缺增‘筵’之义？研核其旨趣，或许不是这样。校勘古书，并无二字，这是桑间俗儒，凭主观增减。《黄图》议论说：夏后氏增加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此为两序之间。马宫之言，只论堂的一面。据此为准绳，三代堂基都是方形，得以成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都说下方。郑玄注《周官》独为此义，不仅与古制违异，也违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不妥。《尸子》说：殷人阳馆。《考工记》说：殷人重屋。堂长七寻，堂高三尺。四阿重屋。注说：其长七寻，五丈六尺。仿夏周则其宽九寻，七丈二尺。又说：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凡二筵。《礼记·明堂位》说：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说：复庙即重屋。注《玉藻》说：天子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礼图》说：在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高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是君之象。《大戴礼

译《尚书》说：明堂，古代就有，共有九间屋子，一间屋子有四扇门八扇窗，用茅草覆盖屋顶，上面圆形下面方形，外面的水沟叫璧雝。红色的装饰连缀着门，白色的装饰连缀着窗。堂高三尺，东西长九仞，南北宽七筵。它的宫室方圆三百步。凡是百姓患病，六畜瘟疫，五谷灾荒，都产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产生于明堂不修葺。所以有天灾，就修葺明堂。《周书·明堂》说：堂方圆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台阶宽六尺三寸。屋子在内部，方圆一百尺。室内方圆六十尺。门高八尺，宽四尺。《作洛》说：明堂、太庙、露寝，都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释说：重亢是层层叠叠的栋梁，重廊是层层叠叠的屋舍。《礼图》说：秦朝的明堂有九间屋子，十二个台阶，各自有所居处。《吕氏春秋》说：有十二个堂，与《月令》相同，都不论述尺丈尺寸。臣恺按：十二个台阶虽然与礼制不合，但一个月对应一个台阶，并非没有道理。《思黄图》说：堂方圆一百四十四尺，效法坤卦的边界，方形象征大地。屋顶圆形，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效法乾卦的边界，圆形象征天空。屋子九宫，效法九州。太室方圆六丈，效法阴数的变化。十二个堂，效法十二月。三十六扇门，效法极阴的变化之数。七十二扇窗，效法五行所行的日数。八条通道，象征八风，效法八卦通达上天。台直径九尺，效法乾卦以九覆盖六。高八十一尺，效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根柱子，象征二十八星宿。堂高三尺，土阶三等，效法三统。堂四面朝向，五种颜色，效法四时五行。殿门距离殿七十二步，效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长度的三分之二。墙高不遮挡目光的照射。窗高六尺，外面加倍。殿墙方形，在水内，效法地阴。水在四周环绕在外，象征四海。圆形效法阳。水宽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节气。水内直径三丈，应合觐礼。汉武帝元封二年建立明堂，汶上明堂没有屋子，其外面大致依照这个制度。泰山通议，现在失传无法辨别。元始四年八月建立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的制度如仪。一个殿垣四面，门有八观。水外周堤土高四尺，和泥筑作三十天。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开始郊祭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及先贤百官卿士有益者，于是按次序祭祀他们。亲自搀扶三老五更，袒露手臂割牲，跪着进献，因而颁布时令宣示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全都奉贡助祭。《礼图》说：建武三十年建造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效法天，下方效法地。十二个堂效法日辰，九间屋子效法九州。屋子八扇窗，八九七十二，效法一季之王。屋子有两扇门，二九十八扇门，效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释《汉官》说：古代清庙用茅草覆盖，现在用瓦覆盖，瓦下借茅草以保存古制。《东京赋》说：于是营建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唯水泱泱。薛综注释说：复重廇覆，是说屋平覆重栋。《续汉书·祭祀志》说：明帝永平二年祭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处各在其方，黄帝在未位，都像南郊的位次。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稍退西面，各用一头牛，奏乐如南郊。臣恺按《诗经》说：我将祭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据此则具备太牢之祭，现在说一头牛，恐怕与古制不同。自晋以前，没有鵄尾，其圆墙璧水，完全依照本图。晋起居注裴頠议论说：“尊祖配天，其义明显，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只需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概去除。”臣恺按：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缺重楼，又无璧水，空堂违背五室之义，直殿违背九阶之文，非古欺天，多么过分？后魏在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孤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墼累，极成〇陋。后魏乐志说：“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说：“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朞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对飨，鼎爼簠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

译祭祀之事。周、齐两代，缺失而未加修葺，大飨的典礼，因此无所依托。自古明堂的图样只有两本，一是宗周时期，刘熈、阮谌、刘昌宗等人所作的三幅图，大致相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所作的礼图，有原本但不详撰人。臣广泛探寻经传，旁搜子史，研究各种说法，总括撰成现在的图样。其样式用木头制作，下方为方形堂屋，堂屋有五个房间，上方为圆形观阁，观阁有四个门。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恰逢辽东战事，事情未能施行。他当年在任上去世，撰写的《明堂图议》两卷、《释疑》一卷，流传于世。

译秦蕙田按语：宇文恺所绘的图纸未能得见，根据上述记载，他的意见大概与牛〇的议见相同。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隋文帝开皇年间，将作大匠宇文恺依照《月令》制作明堂的木制模型，献给皇帝。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安业里内划定地基，打算隆重建造，但各位儒生争论不休，最终商议决定停止建造。〇皇帝在位时，宇文恺再次献上明堂木样，并附上议状。恰逢迁都大兴土木，事情又未能完成，直到隋朝灭亡。每年季秋举行大享祭，常在雩坛设祭。

《唐书·礼乐志》记载：“隋朝没有明堂，季秋大享祭常在雩坛举行。”

以上为隋代明堂的情况。

《五礼通考》卷二十六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二十七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二十七

明堂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武德初年，季秋在明堂祭祀五方天上帝，以高祖配享，牺牲用青色牛犊二头，五位人帝和五官神一同配享，用各色牛犊十头。”《唐书·礼乐志》记载：“武德年间，季秋在明堂祭祀五方天帝，以高祖配享。”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祭，天子亲自祭祀，若不能亲祭，则由有关部门代理。五方天帝在明堂大享祭，太尊盛泛齐，着尊盛醴齐，牺尊盛盎齐，山罍盛酒，各二尊。五位人帝在明堂配享，用着尊盛醴齐，各二尊。祭祀用四圭有邸，配享皇帝的币帛，都用青色。五方天帝的笾八，豆八，簋一，簠一，防一，俎一。五位人帝的笾四，豆四，簋一，簠一，俎一。

《旧唐书·礼仪志》记载：隋代季秋大享祭，常在雩坛设祭。高祖受禅即位，来不及创制礼仪。太宗平定天下后，命令儒官商议明堂制度。贞观五年，太子中允孔颖达认为各位儒生的议见违背古制，上奏说：“臣查阅前诏，依照礼部尚书刘伯庄等人的议见，认为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又查阅后诏说，从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检阅六艺、群书、百家、诸史，都称基座上为堂，楼上为观。未曾听说重楼之上而有堂名。《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不说明楼明观。其义理是一致的。又明堂效法天象，圣王示以节俭，有时剪蒿为柱，葺茅为盖。虽然古今制度不同，不能永远如此，但仍依循大典，只在于朴素。因此席用干草，器用陶匏，用茧栗之牲以贵诚服，穿大裘以训俭。如今如果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察古文献，实在令人疑虑。查《郊祀志》，汉武帝明堂的制度，四面无墙壁，上面覆盖茅草，在上座祭五帝，在下防祀后土。臣认为上座正是基座上，下防只是基座下。既然说无四壁，不知刘伯庄如何能上层祭神，下面有五室？况且汉武帝所为，多采用方士之说，违背经义正道，不可效法。又卢宽等人议说：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认为古人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朝觐祭祀都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狭窄，乘辇相仪，接神不敬。步行前往则劳累，拖曳圣躬，侍卫在旁，百官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不敢固执愚见，以求己长。伏以国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群臣详议。”侍中魏征议曰：“稽考古训，参酌旧图，其上圆下方，〇庙重屋，百虑一致，异轸同归。等到当涂膺箓，来不及举行此礼，典午聿兴，无所取则。裴頠认为诸儒持论，异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适从。遂乃以人废言，只建一殿。宋、齐即仍其旧，梁、陈遵而不改。虽然严配有所，祭享不匮，求之典则，道实未〇。夫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臣等亲奉德音，令参大议，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覩事资通变，若据蔡邕之说，则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为，则又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议，非无用舍，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有则象，又事多故实。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人神不杂，礼亦宜之。其高下广袤之规，几筵尺丈之制，则并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议未决。

秦蕙田按语：祭祀与听政有堂室之分，无上下之别。魏征说下室布政，上堂祭天，人神不杂，这是错误的。至于说高下广袤，几筵丈尺，自我而作，何必师古，可谓通达之见。

贞观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曰：“明堂之制，自古昔以来，求之简牍，全文莫覩。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徒以经礼湮亡，今之所存，传记杂说，理实芜昧。然《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门、雉门，据此一涂”